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古希腊的主要文化成就，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罗马；希腊；建筑；雕刻

古罗马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8世纪—公元前6世纪，古罗马帝国在经历了六百多年的不断发展与扩张后，终于成为了强盛的伟大帝国。它于公元前146年征服了希腊本土，而遗憾的是它的艺术比起他政治上的成就要暗淡许多。正如古罗马著名诗人贺拉斯所言：“被俘的希腊反使蛮族主人成为俘虏，她把艺术带给了粗野不文明的拉丁姆。”

由于古罗马艺术主要承袭了希腊艺术的风格，所以美术史常常把古希腊、罗马艺术并称。但它同时也受意大利土著文化伊达拉里亚文化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特色和创造。古罗马艺术和希腊艺术的不同点又在于：古希腊艺术追求的是理想的，简朴的，强调共性的艺术表现，给人以典雅精致的感觉。而古罗马艺术讲究的是实用主义，享乐的，强调个性的艺术表达，给人以宏伟壮丽的气息。古罗马和希腊对于艺术表现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一种和谐的理想美。它的突出成就集中体现在人像（包括神像）雕刻，特别是人体雕刻上。古罗马的雕刻，其成就集中体现在肖像雕刻上，其特点是既写实而又个性化。与古希腊相比，罗马艺术更倾向于实用主义、在内容上追求享乐与世俗，形式上追求宏伟壮丽，人物表现强调个性，与古希腊追求”和谐”不同，古罗马总的美学思想追求是：”崇高”。它的美术成就主要表现在建筑、雕刻、绘画上。与希腊文化的开天辟地不同,罗马文化不是文明的奠基人,但它却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建设者,它把希腊文化的辉煌以及由希腊文化发展出的理性回归到质朴,这点当然与罗马的发展历程是分不开的。

首先，在建筑艺术方面，罗马人发明了由天然的火山灰、砂石和石灰构成的混凝土，在券拱结构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罗马人将券拱结构与希腊的柱式艺术进行了创新式的结合，在对希腊建筑继承与批判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的发展了自己的建筑风格。将古罗马更为华丽的艺术风格显现在了建筑物上。

其次，在雕刻艺术方面，公元前6世纪以后的几百年中，古希腊科学、文学、艺术的名家辈出成就辉煌。当时，一些统治者除致力于内部的政治稳固和对外的武力扩张外，还十分开明的提倡发展美术和文艺，所以雕塑艺术是这个时期灿烂的文化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且希腊雕刻的题材大部分取自于对神话的膜拜或是对体育竞技的赞扬。求实的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敬神，那样神重于人，而是更重视自己在艺术中的地位。当罗马的统治者、贵族认识到通过肖像的传播可以炫耀个人的权威，制造个人崇拜的时候，他们变把肖像的雕刻变成了歌功颂德的一种最佳表现手段了,这是罗马肖像雕塑发达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所以我们常会觉得古罗马雕刻艺术带有贵族气息，而希腊雕刻的题材大部分取自神话或体育竞技。虽然古罗马雕刻很大程度上是在继承了希腊雕刻遗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在肖像雕刻方面却有独特的贡献，这与罗马人崇拜祖先遗容的传统风俗是分不开的。罗马人和希腊人一样虔诚的崇拜神明，不同的是，古罗马信仰多神教，相信祖先的灵魂常降临家庭享受祭祀，并保佑家庭成员。有地位的贵族家庭中总设置房间保存祖先的遗容。这遗容是从死者面部翻制的蜡模面具，或是根据面具制作的雕像。这种肖像酷似真人，没有艺术的创造性，不过它却奠定了罗马肖像特别注重人物面部细节刻画的特点。所以，罗马雕刻艺术带有贵族气息，人物雕像大多以贵族、帝王为主。缺乏希腊雕刻中那种丰富的想象力，对力量和动态美的刻划，人物大多陷于凝神沉思中。人物形象虽不及希腊生动、秀丽、而更多严竣、矜持的神情，但强调真实和个性。古罗马雕塑对西方的雕塑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是西方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现实主义在雕塑艺术中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古罗马艺术和希腊艺术的形成和发展都与它们社会历史、民族特点和自然条件密切扣关。虽然罗马和希腊都是奴隶制国家，又都是半岛国家，但发达的航海技术和自由贸易的形成促使希腊社会发展成为不同于后来古罗马的和谐世界，使得希腊人的那种“外向型扩张”的浪漫主义气质得以被当时的艺术家表现的淋漓尽致。而罗马人主要依靠农业为生，在同自然的斗争中培养了对客观事物冷静思考和求实精神，所以务实是罗马人的风格，这就决定了罗马人的艺术观是求实、写实，缺乏幻想和想像力。罗马人对于艺术实用性的看重，对于创造性的轻视，使它始终缺少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高精度的模仿希腊艺术，无意中也使的希腊艺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所以，我们常说古罗马艺术是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除了对希腊文化的传承之外，罗马也同时接受吸收了埃及、伊特鲁斯肯、以及西亚文化等多种民族风格。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种族繁多的帝国中，其视觉艺术风格的复杂多样可见一斑，绝非风格单纯一致的埃及艺术或阶段分期鲜明的希腊艺术所能比拟。古罗马艺术与希腊艺术共同奠定了西方文明的基础，古罗马艺术对希腊艺术的直接继承和发展，使得它们共同成为西方文明的摇篮。

参考文献：

[1]彼得·阿克罗伊德 (Peter Ackroyd)、冷杉、杨立新.古代罗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01出版

篇2

[关键词] 古希腊罗马神话　价值　西方艺术

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宛如天真烂漫的孩童，其中有着丰富的想象、鲜活的直觉和幼稚的思维；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又如历经沧桑的智叟，其中饱含着对普遍人性及人类命运的追问和探索。进入现代，神话被重新审视，其精神内涵重新进入观者的内心，神话的现代价值被挖掘。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成为各个时代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后人对这些素材的每一次创造性使用，都为古老的神话和传说注入新的活力，使之散发出绚烂多彩、永不褪色的光芒，体现出永恒的精神价值。

一、西方艺术的源泉

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是西方艺术的源头之一，是西方文化史上一个伟大的成就。谢林把神话看成是艺术的必要条件和原始材料，它是艺术作品得以生长的土壤，“神话即是世界，而且可以说，即是土壤，惟有植根于此，艺术作品始可吐葩争艳、繁茂兴盛。”后世艺术家根据许多被古代希腊人神化了的英雄传说和史实演绎出惊心动魄的史诗与悲剧，创作出具有永恒魅力的造型艺术珍品。直到今天，欧美的戏剧、诗歌、雕塑、绘画等等文化活动都在滔滔不绝流传于世的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汲取新的营养，成为文艺再创造的重要源泉。

源自奥维德短篇故事集《变形记》中菲洛米拉变成夜莺的故事多次出现在西方文学作品中，如济慈的《夜莺颂》科勒律治的《夜莺》马修阿诺德的《菲洛米拉》，史文朋的《伊蒂拉丝》等。雅典公主普罗克妮远嫁北方国家色雷斯，国王特柔斯应妻子要求回雅典将妹妹菲洛米拉接来团聚，归途中爱上菲洛米拉。示爱遭拒后，特柔斯将她并割去了她的舌头。最终菲洛米拉在神灵的帮助下化为夜莺。菲洛米拉被特柔斯割舌而复仇的故事最早出现在索福克勒斯的剧作《特柔斯》中。现代派诗人艾略特在《荒原》也用到夜莺的形象“那儿有夜莺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歌声充满了荒漠，她还在啼叫，世界如今还在追逐，唧格，唧格’叫给脏耳朵听。”英国剧作家韦滕贝克重新创作改编为话剧《夜莺之爱》，受到世界各地观众的喜爱，中国儿艺也上演过该剧。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被称为现代派小说巨著，它的结构蓝图就是奥德修斯的故事。乔伊斯不仅将奥德修斯的拉丁名直接用作小说的名字，在结构上也与之完全吻合。奥德修斯第一部分写奥德修斯之子台勒马克斯寻找多年未归的父亲，第二部分写奥德修斯的颠沛流离：第三部分写合家团圆。这恰是尤利西斯的布局，小说讲的是三个都柏林人的在1904年6月16日这一天里的活动。三个人一个叫布罗姆，一个是他的妻子莫莉，一个是年轻人斯蒂芬。全书以斯蒂芬外出为始，继以布罗姆赶路寻妻，最后以二人同莫莉会面为结束。不仅如此，小说中的很多场景也是史诗中场景的变异，如小说中的土耳其浴室是食莲岛的变异，史诗中的阴曹地府转换为都柏林郊区的土墓，而心地狭窄的种族主义者“公民”与布罗姆的冲突简直就是奥德修斯与独眼世俗斗智斗勇的现代翻版。由此可见，尤利西斯就是以古代神话为原型，寻求远古世界与现代世界的契合。

古代希腊罗马神话不仅为西方文艺作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来源，而且也丰富了西方各语言，因为文学、艺术作品极大地促进了语言中反映神话的成分出现，另一方面，神话中的诸神、人物和事件很多己泛化成单词留在了语言的词汇中，成为后人写作或交际中常常引用的词语。许多英语习语也来源于古希腊罗马神话，不了解这些习语的文化内涵就很难正确解释词义。古希腊神话英雄赫刺克勒斯读书时遇见享乐女神(PIeasure)和善德女神(virtue)，前者向他许诺舒适和欢乐后者向他许诺创造和成功。赫刺克勒斯选择了后者，这便是习语HercuIes’choice(赫刺克勒斯的选择)的由来，现指“放弃享乐，主动吃苦而得到的回报”。在“享乐”和“美德”两种幸福中如何选择也已成为人类共同的命题。

古希腊罗马神话历来是艺术家创作的源泉。文艺复兴以来，许多绘画大师以古希腊罗马神话为主题的创作已成为传世的不朽之作，如安东尼奥・波拉约洛的油画《阿波罗与达芙妮》就描绘了达芙妮为躲避阿波罗的追求，变成月桂树的情景。在彼德・保罗-鲁本斯的名画《帕里斯的裁判》中，帕里斯要把金苹果送给维纳斯、朱诺和密涅瓦三位女神中最美的一个。英国威廉・埃蒂的《海洛与勒安德耳》描绘了勒安德耳与阿佛洛狄武的祭司海洛之间的动人爱情故事：勒安德耳在暴风雨中淹死，海洛悲痛欲绝，从塔上跳下，临死前两人挣扎着拥抱。

除绘画作品以外，雕塑和雕刻艺术中也融入了神话。在英美国家涌现出了大量以神话为创作题材的作品。以壁画为例：画在杯子、盘子、瓶子上的古人绘画很多以神话人物为主题，如海伦、阿加门农、亚马逊人、阿喀琉斯、赫克托耳、奥德修斯等等。这些作品丰富了英美人的生活。

古希腊罗马神话是西方音乐艺术创作的丰富土壤。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音乐是极富魅力的，阿波罗不仅是太阳神，也主管音乐。半神半人的底比斯国王安菲翁用琴声的魔力修筑了底比斯城堡。缪斯是分别掌管文艺和科学的九位女神的统称，而“音乐”一词还是由缪斯演化来的，足见在古希腊罗马人眼中，音乐是与人类追求真和美的活动密切相关的。以神话故事或其中的神为主题、背景的音乐作品数不胜数。俄耳甫斯和欧律狄刻的故事是音乐家们所喜爱的主题。他们的爱情故事体现出古希腊罗马神话的人性特征，所以被西方音乐家近百次地谱写成歌剧。

隐喻是古希腊罗马神话成为西方艺术源泉的媒介。现代语言学认为隐喻是一种认知手段，是人类思维的一种方式。神话是原始时期人类使用隐喻式思维的结果。从人类学和人类艺术产生的本原的角度看，隐喻思维在艺术中的表现尤为显著，而意象则是隐喻艺术思维的核心。古希腊罗马神话丰富的意象组成意象群，形成象征，进而成为西方各种门类艺术取之不竭的源泉。

二、西方精神的隐喻

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还是民族精神乃至整个西方精神的隐喻。在西方精神中，古希腊精神乃其历史的重要渊源和起点，它作为西方古代精神的主体而代表着西方精神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西方精神之库中的自然精神、浪漫精神、自由精神、神秘精神、理性精神、科学精神和思辨精神等，都可以在古希腊精神中找到其雏形和根源。恩格斯说“没有希腊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有现代的欧洲”。古希腊精神几乎完整地出现在古希腊神话和传说里。

西方人对自由和个人价值的追求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罗马神话中。整个一部古希腊罗马神话，除少数神祗和传说如普罗米修斯 及其故事外，行为的动机都不是为了民族集体利益，而是满足个人对生命价值的追求：或为爱情、或为王位、或为财产、或为复仇：他们的“冒险”，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健美、勇敢、技艺和智慧，是为了得到权力、利益、爱情和荣誉。阿喀琉斯正是这种民族精神的最充分的代表。阿喀琉斯曾被预言，若在家中终老一生可得幸福长寿，若上战场则会建立不朽英名却必夭亡于战场。面对荣誉与生命，阿喀琉斯毫不犹豫披上战袍奔赴战场。当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强夺阿喀琉斯的女奴时，他愤而拔剑，在女神雅典娜的劝说下才退让一步，没有让阿伽门农血流五步，但他却拒不出战，任希腊大军节节败退，只有在好友战死，阿伽门农亲自上门道歉后他才重新披挂上阵。他那丰厚热烈的情感、无敌无畏的战斗精神、捍卫个人尊严的意识，特别是明知战场上等待他的是死神也决不肯消极躲避的人生价值观念都是典型希腊式的。

古希腊罗马神话里有关“金苹果”的争夺则是另一个颇具象征意味的传说，这里的“金苹果”代表着古希腊人对、财欲、物欲、权力欲、个人荣誉等等生活欲望的追逐，他们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东西往往是全力以赴，犹如飞蛾扑火一般拼命，即便自己死掉或招致灾难也在所不惜，而由此带来的纷争与杀戮便具有了一种盲目的性质。联想到国际时事，有些西方国家的国家政策或许与此文化传统有关。

三、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古希腊罗马神话和传说也是后世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古希腊罗马神话中许多千古流传的故事既富有情趣又极其深刻，许多故事都寓意颇丰、发人深省，包孕着不朽的现代性内涵，通过浓缩成生动的比喻和成语，广泛融入我们的社会文化生活，譬如斯芬克司之谜、俄狄浦斯情结、不和的金苹果、阿喀琉斯的脚踵、潘多拉的盒子、赫拉克勒斯选择人生道路、西绪福斯受罚从地狱永远向陡峭的山崖上推石头、从大地母亲获取无穷力量的安泰俄斯的故事等等。

古希腊神话认为，人类的不幸是由天灾与人祸造成。所谓天灾是指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后，天神之父宙斯为了惩罚人类，派美女潘多拉带礼品盒子下到人间，打开盒子从中放出各种灾祸，使数不清的形形的悲惨充满大地，唯独把“希望”关闭在盒子里面。所谓“人祸”则是指人类的各种。潘多拉所以降灾人间，也是因为人类被她的美色所惑而接纳了她。所以实在是“万恶之源”：但另一方面，人活着就要追求各种情感和欲望的满足，所以它又是“万乐之源”。幸福与罪恶、快乐与灾祸就这样相伴相随，古希腊神话深刻揭示了人的欲望冒险带给人们的悲剧性与喜剧性的人生体验。

美少年那喀索斯只钟爱自己而蔑视周围的一切，爱神阿佛洛狄特为惩罚他，使他爱恋自己水中的倒影，最后憔悴而死。作为一种隐喻这则神话表现了对自我中心主义的批判。由此可见，古希腊神话本身既是民族的，又包含着普遍的人性内容，民族的特性展现得越充分，它所显示的人性内容也越发深刻。因此，古希腊神话不仅构成希腊艺术的土壤，为世界文学的发展提供了若干重要的母题，以致于后来的许多文学经典都在不同时代、不同条件下讲述着古希腊讲述过的一些故事，而且古希腊罗马神话关注普遍人性的内容仍然活跃在我们今天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篇3

关键词：民居民俗文化等级思想地域庭院

0引言

民居，血缘家族的居住环境，百姓的生死之所，由于中西血缘家族文化及其生活观念的差异，导致了中西民居文化的不同特性。

我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自然环境多种多样，社会经济环境亦不尽相同。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各地不同的民居建筑形式，这种传统的民居建筑深深地打上了地理环境的烙印，生动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外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同样也造就了具有西方特色的民居文化。

在我国，“民居”一词最早来自《周礼》，原文是“辩十有二土之名物，以相民宅，而知其利害，以阜人民，以蕃鸟兽，以毓草木，以任土事”，疏曰“既知十二土之所宜，以相视民居，使之得所。”民居是相对于皇居而言的，统指皇室以外庶民百姓的住宅，其中包括达官贵人的府第园宅。

民居是世界传统建筑的宝贵遗产，与人类的生活、生产息息相关，设计者、建造者、使用者集于一身，决定了它自然纯朴，设计灵活、经济实用，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格及强烈的民间审美特色等特点。它的诞生与发展，是与自然地理、气候、地形地貌、资源和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习俗等复杂多变的综合因素密切相关的。

1民俗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它起源于人类社会群体生活的需要，在特定的民族、时代和地域中不断形成、扩大和演变，为民众的日常生活服务。也是国家、民族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民间传承的世界，并与民居有着紧密的联系。广义的讲，民居本身也可以算作民俗的一部分。

中国我国民俗的产生有着深厚的物质基础。远古时期的民俗主要是神话、宗教、巫术及图腾崇拜的等民间信仰。卜居相宅，就是在吸取了巫术以及阴阳、五行、八卦等理论后，逐渐形成的民间风水理论和营造方法。在民间的建造学全过程中，也体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如破土动工要“择吉日”、“祭天神”;上梁日要请四邻同来祈愿，还要祭公鸡“以除鬼之气”。民居内还常设有“跳板”、“石敢当”、“照妖镜”等专门的避邪物。

古埃及在尼罗河两岸的繁衍生息的埃及人，受特殊地理环境的影响，在阻断了与外界联系的同时也获得了天然的屏障和丰富的资源，这样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如：古埃及的文字、创世说、历法和占星术等。相比较古埃及的神话和宗教，其民居文化更反映出对自身安全保卫和私密的考虑。

古希腊爱琴海孕育了古希腊灿烂的文明，古希腊人在文学、戏剧、雕塑、建筑、哲学等诸多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人们将全部的建筑热情倾注在神庙等大型公共建筑的身上，公共活动的需要是公共建筑大量兴建的重要原因。现存的建筑物遗址，如神庙、剧场、竞技场都深深地反映了古希腊人的艺术趣味。虽然对一般的居民住宅没有加以重视，但追求实用功能的努力是一贯的，表现出了古希腊人的天性。

古罗马古罗马人广泛吸收四邻各族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古代希腊人的卓越文化成就的基础上，根据本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化。西方的居住建筑在古罗马时期也得到了较大的飞跃。对家神的崇拜和对家族先祖的崇拜常常在民居中表现出来。

相比较古希腊时期，古罗马人在自己的住宅中除了更注重私密性的保护外，人们还按照自己的偏好和经济状况，对住宅内部不同作用的房间进行个性化的装饰。

2等级思想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中华民族号称礼乐之邦，是与礼乐秩序的长期教化分不开的。“礼的本质是上下尊卑的伦理秩序，而乐的精神则是调和各种等级类别之间的关系”儒家的理论核心是人治，不是神治，因此强调规范人的观念行为，包括与日常行为密切相关的民宅环境格局。礼乐文化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政治的儒家理论的精华所在。北京的四合院以外在形式体现这种关系的典范。

古埃及古埃及同样也较为注重主次、长幼和轴线的等级思想。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基本上成为住宅设计的一种通用形式。

古希腊古希腊的民居中对等级制度的体现相对较少（奴隶和奴隶主的住宅除外）。如在五世纪中叶，希波丹姆的米列都城规划，目的是为给每个公民以平行的居住条件。在以后扩建的其他街坊中，每个住宅都有相同的基地面积和房屋。

古罗马古罗马的富人常居住在城郊，躲避城市的喧嚣和拥挤。多数拥有别墅和府第，并且在平面设计中设有中轴线和庭院，结构紧凑。多层式的公寓是为解决人口剧增，住房紧缺而创造的，为大多数的一般公民所居住。受古希腊的影响，民居中的等级制度体现也很微弱，而更直接的是和居民的财富挂钩。

3地域对民居文化的影响

中国民居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人们常以最廉价的一次性投入、最直观的思维方法和最简单的施工过程满足基本的居住需求。“室高足以壁湿润，边足以风寒，上足以待雪霜雨露”（《墨子》）是当时人们对所居的理解。民居内的空间、结构、部件，大多源于实用。

古埃及在古埃及，由于尼罗河三角洲较为干旱炎热，人们在屋顶上设立纳凉露台，利用屋顶高差开窗通风，这些手法都是因地制宜、顺其自然的优秀创造，并对西方炎热干旱地区的住宅有深远的影响。

古希腊希腊属地中海气候，夏季炎热干燥，高温少雨；冬季温和湿润。民居普遍采用柱廊，院内常设有喷泉、水池、雕像，载有花木等。房间内常有壁画和彩色镶嵌，环境舒适宜人。

古罗马同属地中海气候的罗马,四季鲜明，天气温暖。当地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混凝土。受气候和地理位置及原材料的等诸多方面的地域因素，古罗马拱结构技术的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民居类型较多，如别墅、府第、多层公寓等。

4中西方传统建筑民居文化的表现——以庭院为例

中国的庭院是大家族聚居在一起，在主轴线旁再分处次轴线，成为多组院落的并列组合。

以北京四合院为代表，它由四周房屋围成的院子为基本单位，数个大小形状不同的院子组合起来，成为一座住宅。一般为三进院，进门为一小天井，正对门楼设一影壁，上书吉祥文字，穿过隔墙上的门洞，才到轴线上的第一院落。四合院住宅对外不开窗，较为封闭。因此满足了封建社会内外有别，长幼有序的礼治要求，也给使用者创造了一个舒适安静的居住环境。

西方住宅为了充分利用庭院空间，常常围绕庭院增建层楼，以增加使用面积。在古埃及，入门穿过过道便是一个庭院，院的四周有柱廊，庭院实际上是家庭活动的中心，而对外封闭，对内开敞的院落式布局比较符合古代埃及人们的心理和生活习惯。古希腊的庭院多被营造成“园”的形态，多采用内向式院落布置，中央常设置水池。开敞明亮以及更多的“园”的特征使得古希腊庭院更具有农业文明的特色。古罗马将中庭式和庭院式住宅逐渐融合，形成了类似两进四合院的形式。前面是比较封闭的中庭，后面是古希腊的庭院。

我国天井多源于庭院的缩小，是群体建筑和农业文明的产物，是受城市布局的影响。这点和希腊的庭院有着相似的地方，但希腊的庭院更强调“园”的特征，以及“与自然频繁接触”的哲学观念。古希腊的民居中更体现了理智、规整、。而古罗马的中庭则是单体建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带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的特色。古罗马的民居自由，因地制宜，更能让人感到一种年轻的活力。古埃及的庭院住宅较少，而更多的是则更体现出一种宁静和质朴。

5小结

中西民居文化都源自人类对定居生活的需要。作为居住空间，无论古今中外，都有一定得私密性，所以，空间的内向和含蓄是一般居民的共性。但这种私密和内向程度是有差别的。中国和西方相比，必更是封闭的。这种封闭性，尤以北方民居为典型。这一方面是因为北方天寒、多风沙，如北京四合院那样四周院墙不设一窗，仅东南隅辟一门以供出入，是出于抵抗自然力侵害之故；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正统的儒家观念、内敛性格由其根深蒂固。西方人的血缘家庭观念一般比中国人淡薄的多，家庭中的父亲及祖先不是一家精神上的偶像，子辈也不是父辈的附庸，家庭成员之间推崇的是人格的平等与个性的自由。所以，这表现在建筑门类文化上，住宅的文化自然就不偏于内敛、封闭而强调外向开放。所以，西方的居民往往不设围墙，要求明亮，通敞。当然，中国民居的庭院主要是一个家庭活动的场所，并非那种密不透气的封闭。中国民居所追求的，是一种“无庭不成居”的境界。新晨：

参考文献：

[1]陆元鼎.民居史论与文化.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1995年8月.

[2]王瑛.建筑趋同与多元的文化分析.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1月.

[3]张彤.整体地区建筑.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

[4]高丙中.居住在文化空间里.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

[5]乔治·麦克林.传统与超越.华夏出版社.2001年1月.

[6]陈志华.外国建筑史.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1年12月.

[7]刘红星.先秦和古希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7月.

[8]钱承旦.欧洲文明：民族的融合与冲突.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4月.

[9]金磊，李沉.中外建筑与文化.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年6月.

篇4

［关键词］基督教；拜占庭；罗斯；文化

［中图分类号］B979.5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961(2006)04-0070-03

［收稿日期］2006-05-10

［基金项目］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科研启动基金项目（2004BS009）

［作者简介］杨翠红（1971-），女，黑龙江同江人，历史学博士，吉林大学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俄国史。

“罗斯洗礼”是基辅罗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是史学界公认的事实。以往文章多关注基督教对罗斯政治、经济的积极影响，本文拟就基督教对罗斯文化的积极影响进行考察。

一、拜占庭文化相对于罗斯文化是先进的文化

基督教的传入为何能对罗斯文化产生积极的影响？原因在于宗教的传入必将带来产生此宗教的主体文化。拜占庭文化相对于罗斯文化具有先进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文化来源的广泛性。东罗马帝国迁都拜占庭(即君士坦丁堡)，带来了古罗马文明：拜占庭完全是按古罗马城的模式建造的；迁移来的罗马遗老遗少以讲拉丁语为荣；原来罗马城的文人学者云集新都，从事罗马语言、法律的教学和整理古代图书文献的工作；查士丁尼时代编撰的《查士丁尼法典》是《罗马法》的继承和发展，等等。拜占庭在公元前7世纪曾是古希腊的殖民地，古希腊遗风依稀可见，拜占廷帝国以希腊语为主要交流工具，帝国政府十分重视翻译、整理古希腊文献工作。拜占庭帝国靠近西亚和北非，易受到东方文明的影响，阿拉伯人曾多次侵扰拜占庭帝国，客观上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拜占庭帝国还是沟通亚欧的“金桥”，来自各地的商人和货物汇集于此，有利于拜占庭与各种文化进行交流，兼容并蓄、博采众长，使得拜占庭文化博大精深，处于当时文明国家的前列。相比之下，古罗斯文化主要来源于各部落原始文化的融合，文化组成因素单一，文化也相对落后。

(二)社会制度和宗教的进步性。拜占庭帝国通过推广隶农制、发展工商业和国际贸易、完善法律体系等措施，确立了以皇帝为首的中央集权制度。后经查士丁尼、瓦西里二世等帝王的改革，中央集权制度日臻完善。而古罗斯处于从原始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原始社会残余依然存在，如诺夫哥罗德的“卫彻”制度等，严重威胁王权的加强和封建国家的巩固，封建制度亟待完善。

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颁布《米兰赦令》，确定基督教为国教。拜占庭基督教是崇拜上帝的一神教，具有完备的教义、经典、礼仪及等级森严的教阶制度。基督教“在思想上神化罗马皇帝和奴隶制度，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与罗马帝国利益的一致性……在行动上，不断向罗马皇帝写效忠信，表白基督教忠于帝国政府。”［1］(P34)拜占庭基督教宣扬君权神授，皇帝作为国家首脑，是“上帝选民”，是神在人间的代表和教会的最高领导，拥有极大的权力。罗斯多神教与拜占庭基督教相比，已不适应罗斯新型封建国家的发展，也不利于罗斯各部落文化的统一和融合。先进的文化必将以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为依托，因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宗教可以为先进的文化提供物质保障和精神源泉。

(三)文化成就斐然。拜占庭先进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产生了先进的文化。普罗可比的《战记》、《建筑》、《秘史》是卓越的史学名著，不仅内容丰富、视野广阔，而且行文朴实流畅。狄奥多尔・普洛德罗姆是天才诗人，他用口语写诗，在语言和作诗方面摆脱了僵化的古代形式。杰出的数学家有研究圆锥曲线的色伦、把数学研究与天文观测结合起来的德翁、研究力学的利奥。著名医师奥雷巴西编纂了一部医学百科全书［2］(P98)。早在7世纪末，拜占庭人就掌握了制造所谓“希腊火”(用硝石和石油混合而成的燃烧物)的秘密［2］(P292)。建造于6世纪的圣索非亚教堂则是建筑方面的杰出代表。此外，还有尼西亚圣母升天教堂和君士坦丁堡圣尼古拉教堂技艺精湛的镶嵌画和湿壁画，等等。相比之下，古罗斯文化表现为较为单薄的口头文学创作――壮士歌、神话、传说，木制建筑――多神教神庙、堡垒等。

二、拜占庭文化具有在罗斯传播的有利条件

(一)两国统治阶级倡导和推广基督教

拜占廷统治者向罗斯积极推广基督教，罗斯统治者主张引进拜占庭基督教。拜占庭皇帝曾派传教士到罗斯游说，劝说罗斯大公信仰基督教［3］。9世纪60年代基辅王公阿斯科里德和基尔在进攻君士坦丁堡后接受基督教，10世纪中叶基辅女大公奥丽加皈依基督教。公元988年，弗拉基米尔大公接受拜占庭基督教为国教，并在基辅和诺夫哥罗德等地积极推行基督教。雅罗斯拉夫大公积极致力于教会的巩固和发展。

(二)拜占庭文化与罗斯文化具有亲缘性也为拜占庭文化的输出奠定了有利条件。一方面，两国地理位置邻近。从基辅沿第聂伯河顺流而下，渡过黑海即可到达拜占庭。两国自然状况、气候等方面具有诸多相似性，拜占庭文化对于罗斯人民来说具有亲和力。另一方面，两面贸易往来历史悠久。地域毗邻为两国的贸易往来提供了便利条件，“从瓦良格到希腊之路”是沟通两国的商贸之路。拜占庭的布匹、丝织物等商品及其文化早已为罗斯人所熟知，罗斯统治阶级更是对高度发达的拜占庭文化倾慕已久。因此，拜占庭文化相对于西欧文化更容易被罗斯人民所接受，这也是罗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拜占庭基督教的主要原因之一。

根据亨廷顿的文化传播规律［4］，文明总是由高处向低处传播，拜占庭文明传向文化落后的罗斯是大势所趋。“野蛮必将被文明所征服”，拜占庭文明征服了罗斯的野蛮。在社会生产力不发达、人民受教育程度很低的情况下，推行先进宗教是传播文明的最好形式。拜店庭文明为罗斯社会注入了生机和活力，罗斯广泛吸纳拜占庭文明的营养，创造了基辅罗斯辉煌灿烂的文化。

三、拜占庭基督教传入对罗斯文化具有积极影响的表现

(一)文字。随着基督教的传入，罗斯迫切需要传播宗教学说，罗斯本国文字的完善和普及成为当务之急。应摩拉维亚王公的要求，拜占庭皇帝派出两名先知――基里尔、美多德来到斯拉夫人地区传教。基里尔在希腊字母的基础上，创立了一套符合南斯拉夫语和东斯拉夫语发音体系的字母。这套字母取代了其他部落字母，并得到广泛传播，它促进了罗斯文字的统一。这套字母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一直沿用到18世纪初俄国文字改革为止。

(二)教育。罗斯的基督教化为文字的普及，即识字提供了强大动力。从弗拉基米尔时起，拜占庭、保加利亚等地的教会文化人、翻译家来到罗斯。智者雅罗斯拉夫和他的儿子统治时期，翻译了大量希腊和保加利亚的宗教、世俗书籍，并翻译了部分拜占庭历史文献、基督圣徒的传记。

罗斯第一批识字人、记录员、翻译产生于弗拉基米尔一世和智者雅罗斯拉夫时期的教会和后期修道院开办的学校。神职人员之所以热衷于教育事业，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神职人员具有强烈的宗教热忱，迫切需要通过教育青年一代的方式，传播上帝的福音，扩大宗教的影响范围，另一方面，教会和修道院具备从事教育活动的良好条件。教会和修道院是当时社会的文化、知识中心，修道士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同时，教会和修道院具有办学建校的场所和经济基础。因此，罗斯修道院兴办的教育事业得以迅猛发展。

(三)文学。古罗斯人早期文学主要是照抄从保加利亚传入的宗教书籍，后来发展到翻译由拜占庭传入的希腊文宗教书籍，这些书籍主要是福音书、圣诗集、教会赞歌、布道训诫文集等，但也有一些古希腊、罗马的文学、艺术、哲学的内容。这些书籍使古罗斯人开阔了视野，了解到拜占庭和古希腊、罗马的先进文化因素，丰富了文学作品的内容，拓展了文学语言。如文学名著《伊戈尔远征记》的创作与英雄赞美诗这种文学形式密切相关。在基督教传入罗斯后，罗斯出现了一批流芳百世的著作， 11世纪上半叶成书的《鲍里斯和格列勃传》，虽然是对圣徒鲍里斯和格列勃生平事迹的叙述，同时也包括对生活细节的描写，对罗斯文学传记体裁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11世纪30―40年代由都主教伊拉里昂所著的《论教规和神恩》增添了罗斯现实社会的内容，虽然是一部教会布道书，但充满民族自豪感，是一部爱国主义作品，在古罗斯文学中占据重要地位。

在雅罗斯拉夫时期，基辅附近的佩彻拉修道院成为当时的文化中心。《往年纪事》就是由此修道院的修道士涅斯托尔在12世纪初撰写、汇编而成。该书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罗斯的产生，保留了大量古罗斯的珍贵史料，在文学、史学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四)建筑和艺术。基督教被确立为罗斯国教后，一批拜占庭建筑师和工匠来到罗斯，罗斯建筑工匠在原有建筑技术的基础上，吸收拜占庭建筑技术的经验，按照希腊基督教堂的形式建造自己的教堂：由四根柱子组成的正方形为基础，在圆顶的上面加上直角的支架形成建筑的十字。一批石结构教堂在罗斯应运而生，如基辅的圣母教堂(又称什一教堂)，建于989―996年；救世主教堂，建于1031―1036年；基辅圣索菲亚教堂，建于1037―1054年。石结构代替木结构是罗斯建筑史上的一大飞跃，这使教堂经受住了战火的侵袭，得以保存下来。

古罗斯人的绘画历史源远流长，皈依基督教为绘画增添了新的内容。绘画成为基督教堂重要的装饰部分。绘画的主要形式是圣像画、镶嵌画和水彩壁画等。古罗斯绘画家继承了中世纪拜占庭圣像绘画的传统，并在罗斯传统艺术的基础上经过系统的、创造性的加工，形成了有罗斯特色的圣像画艺术。在莫斯科、彼得堡、诺夫哥罗德保存下来的罗斯圣像画中可以看到罗斯人的绘画技艺。11世纪严格禁欲主义形式的拜占庭圣像在罗斯画家的笔下变为生活中的人的肖像，虽然罗斯圣像具有圣像规定的所有特征。这时著名的绘画家是佩彻拉修道院的修道士阿里姆比。

罗斯工匠继承和发展拜占庭造型艺术，拜占庭和罗斯工匠共同创作、完成了基辅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和湿壁画群。索菲亚大教堂的镶嵌画大部分保存完好，其中使徒保罗的形象刻画得比较生动，表现出人物的心理状态，衣服的褶皱绘制得非常自然，具有古希腊、罗马绘画的特征。在基辅其他教堂也有保存得非常好的圣像、壁画、镶嵌画。著名的米哈伊洛夫修道院的镶嵌画中的使徒形象失去了拜占庭的严厉，他们变得更温和、圆润。

由此可见，罗斯确立拜占庭基督教为国教为拜占庭的先进文化进入罗斯开启了方便之门：先知的传教促进了罗斯文字的完善；基督教的传播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宗教典籍的引入丰富了文学形式；教堂的修建使得大批拜占庭建筑师和工匠来到罗斯，促使罗斯建筑和艺术飞速发展。

［参考文献］

［1］于可.世界三大宗教及其流派［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2］苏联科学院.世界通史（第3卷上册）［M］.北京：三联书店，1961.

篇5

关键词：中世纪大学；理性；哲学；宗教； 缘起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6）06-0004-07

理性（rationality， reason）一~最早起源于希腊词语“逻各斯”（logos），在《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被定义为：哲学中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和过程，严格地说理性是与感性、知觉、情感和欲望相对的能力[1]。A.N.怀特海认为，教育与科学是理性的两大功能。他认为正是源于对理性的追求才产生了教育和科学，大学作为教育的顶级建筑拥有教育性和学术性的双重特性，这也就决定了“理性”是一所优秀大学不可或缺的素养。作为大学的起源，中世纪大学上承欧洲传统文化下启世界近代文明，对于世界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从教育发展历史上看，历史上任何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机构的产生往往就是人类探寻高深学问即理性繁荣的活动结果[2]。中世纪大学诞生伊始就以追求普遍知识为目的，将理性作为精神支柱，那么中世纪大学以普遍知识为目的的理性追求最初缘于何处？又如何和合而成？恩格斯认为在古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之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所有观点的胚胎、萌芽[3]。中世纪大学“理性”的最初胚胎和萌芽也正是源于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追求，而从古希腊哲学理性到中世纪大学理性经历了三个承接性非常强的阶段。

一、古希腊哲学理性：人类精神的普遍解释

《荷马史诗》开启了古希腊精神，它既展现了古希腊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也体现出了他们的理智和智慧，而古希腊精神由激情向理性的转折则需要推至苏格拉底。古典时期的到来使得雅典成为了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哲学在这个具有良好公民传统的民主社会中发生了本质上的转变。

在苏格拉底之前的古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世界是什么构成的、宇宙的本源是什么”，而苏格拉底却不认为那是最重要的。他认为哲学应该致力于寻求普遍，应该摆脱感觉的干扰运用理性和智慧来获得真理的观照。“苏格拉底试图从自然哲学及其对物质的关注上升到真正的哲学，即探究万物的目的或终极原因的哲学。这是巨大的一步，一旦这一步跨出之后，我们就从阿那克西曼德和赫拉克利特的世界跃入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苏格拉底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代表了这个过渡”[4]。他认为哲学寻求的这种普遍是通过“灵魂本身对事物本身进行沉思”从而“抵达真实的存在”，而通过这一途径则可以得到“纯粹的知识”[5]。他实现了哲学的伦理学转向，在他的伦理哲学体系中，“真和善、知识和道德”是一致的，知识就是道德。对于雅典人而言，道德主要源于生活和常识，苏格拉底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情况，他将道德变成一种具有普遍原则的知识，这种知识源于理性的思考，而正是因为理性的思考使得这一普遍原则得以实现。对于苏格拉底而言，这种普遍道德的权威是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之上的，而理性的权威则需要他来全新塑造。这一塑造过程要求苏格拉底必须将所有道德评判标准立于理性的基础之上并用之进行检验，但是这样的行为却触犯了雅典的传统。苏格拉底不仅希望用理性的道德来代替习惯的道德，他还试图用理性去发现和接近神的智慧。在这一过程中他并未站在神的对立面而是用人的理性去追求神所拥有的智慧。然而，他的这一行为却使雅典人感到了理性对希腊宗教的威胁，而这些最终导致了对苏格拉底的审判。在苏格拉底的申辩中，他试图向雅典人说明灵魂的重要性，告诉雅典人灵魂才是理性的、道德的自我。为了证明理性的重要他不惜在审判中对抗法庭的意志并最终为理性献身。苏格拉底追求的理性精神的权威未能被当时的雅典所接纳，苏格拉底之死是民主与法律的合谋更是理性缺失的结果。

如果说苏格拉底绘制的是一幅框架，那么柏拉图则将这这幅框架绘制成了一张蓝图。苏格拉底之死对柏拉图的触动尤其之大，他憎恨非理性的民主和法律，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践苏格拉底寻求普遍的理想。苏格拉底提出的“美自身”和“正义自身”是理念论的最初形式（尽管多数人认为毕达哥拉斯对数学的研究才是理念论的源头，但是苏格拉底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性伦理思想，他将其深化为“美的理念”和“正义的理念”并最终构建了理念论这一体系。他将世界分为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认为前者是变幻不定的、不真实的，而后者则是永恒的、真实的。在柏拉图的理论体系中，理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本来就客观存在于人类的灵魂中，人们对理念的认识依靠的是回忆。柏拉图有一个形象的“马车之喻”。他认为人类的灵魂由欲望、理性和激情三个部分组成，理性是马车夫、欲望是劣马、激情是温驯的马，通过理性的驾驭才可以达到“美”和“正义”的理念，从而发现灵魂中的永恒的真实的世界[6]。为了更好地让人“回忆”理念，柏拉图在阿加德米学园（Academy）的教学中尤其重视对理性的训练，他强调“反思”和“沉思”的重要性，力图通过培养人理性的能力从而使人实现对理念的认识。弗兰克・梯利在《西方哲学史》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柏拉图认为知识起源于理性而不是感性，他的理想就是要培养理性，灵魂不死的一面。”

柏拉图只是将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不仅做到了理性的至高无上还将理性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亚里士多德在《论灵魂》中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部分：非理性部分是“营养的灵魂”和“感觉的灵魂”；理性部分是理性的灵魂。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具有理性并通过理性来领导欲望，如果人失去理性任由欲望控制则降低为动物。他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论断将古希腊哲学的理性推上了巅峰。亚里士多德不再将理念和物质世界相分割开，他认为我们能够感受到的现象世界是可靠的，我们通过对现象的理解和分析，以经验为基础加以理性的思考才可以上升至普遍科学。亚里士多德指出：存在着一种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以及自身而言依存于他们的东西的科学[7]。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本源观点正是由科学上升至哲学，在这一体系中具体科学成为了通向哲学的途径，哲学以具体存在为基础，这也成就了希腊哲学的主题――本体论，亚里士多德称其为“形而上学”。对现象世界价值的承认使得具体的科学研究和哲学联系起来，科学开始变得有了更高的价值，这样的价值不单是直接对物质世界的改造而是与苏格拉底所追求的“普遍”、柏拉图宣扬的“理念”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相关联起来。现象世界不再是柏拉图所说的变幻不定、不真实的世界，而是真实的、有意义和价值的世界，通过对现象世界的研究可以达到理念的世界。至此，亚里士多德赋予现象世界的价值使得理性得以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理性蓝图的基A上完成了古希腊哲学理性的科学建构。

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带回人间，肯定了人灵魂的理性价值，理性成为普遍的论证原则；柏拉图在理念世界中将“理性”定义为灵魂的驾驭者，“理性”成为与灵魂一样不死的存在；亚里士多德在他们的基础上将“理性”拓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他所构建的科学理性和哲学理性将“理性”推至巅峰。哲学理性就是古希腊精神从关注自然关注物到转向人本身。人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人，人是有理性的，人与世界是互通的，是互生互长的。这些进步无疑是伟大的。然而，无论是三者中的任何一个，他们的理性思想都只停留在个人层面。个人理性时代对理性的意义、内涵及存在价值的诠释主要依靠的是个人的理解，对理性思想的传播和使用也是依靠个人的力量，“什么是理性、理性价值如何、怎样对待理性”等一系列的问题缺乏统一的标准。这些不同的标准使得理性的传播和接受效率变得十分低下，要提高这些缺陷则需要将理性从个人上升到组织，直到奥古斯丁理性才由个人意志上升到组织意志。

二、古罗马宗教理性：哲学理性对信仰的结合与服从

民主制度为理性提供了土壤却无法延续其自身的统治。公元前299年罗马开始入侵巴尔干半岛，公元前30年最后一个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朝的灭亡宣告了希腊的终结，理性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壤，其地位变得岌岌可危。罗马打破了希腊政治也打破了希腊的宗教，新的宗教想要在这片被理性光照土地上得到传播还需得到更多的支持。于是，在这里“理性”和信仰相结合了，“理性”找到了新的生存环境而信仰则找到了新的论证方法。美国当代哲学家J・K・费布尔曼认为，“斐洛是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及理性主义和启示运动的顶峰。为了这一目的他选择了希腊哲学中最伟大的柏拉图，他这一做法为后世的神学家们树立了典范。普罗提诺首先遵循斐洛，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接着是奥古斯丁，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8]。

斐洛是第一个尝试融合理性和信仰的人，被视为希腊化时期犹太教哲学的代表人物和基督教神学的先驱。虽然他不是基督徒，但因为他的哲学促成了早期基督教的希腊化，因此他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真正的父亲”。作为一个坚定的犹太教徒，斐洛用寓意解经法来维护神创论的权威，他将柏拉图理念中永恒存在的理念解释为依赖于神而存在的理念，从而实现了理性和信仰的融通。他将《旧约：创世纪》中人类的创造和天地的创造类比于柏拉图的可感世界及可知世界，从而实现了哲学和神学的交汇。在斐洛的理论中，逻各斯（logos）等同于柏拉图的理念，但是柏拉图认为“理念”是一种客观存在，斐洛的理论则将“逻各斯”视作上帝用于创造和管理宇宙的工具，它是介于人和上帝之间并依靠上帝的心智而存在。这一改变方式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转化成了更为神秘的主观唯心主义，后来的新柏拉图主义和早期基督教神学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尽管斐洛将柏拉图和《圣经》联系起来难免有少部分会有一些牵强附会，但是从《圣经》中找出与柏拉图哲学的相关点，再用寓言的方式去解释，从而使柏拉图哲学适应《圣经》而为神学辩护，这一方法无疑是成功的。斐洛通过对柏拉图理念和犹太教“至高神”的改造将哲学和宗教相互融通起来，从而使理性和信仰各取所需，“理性”在宗教的庇护下得以保存，信仰则因为理性得以更好地教化众生。斐洛开创性地运用“理性”为宗教辩护，从斐洛开始无论是基督教哲学家还是犹太教哲学家，他们思考上帝的时候都遵循了斐洛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斐洛为理性和信仰的融合提供了榜样和楷模。

公元3世纪，早期罗马帝国的强盛已经不复存在，帝国内部出现了全面衰退，加上东北欧部落的入侵使整个罗马帝国岌岌可危。时代的动荡使得个人更加渺小，希腊时代的理性思想已经无法再观照到人们的现实生活，哲学不可避免地走上了神秘主义的发展方向，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新柏拉图主义出现了。普罗提诺是这一流派的核心人物，他被誉为一位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天才，是晚期希腊思想史唯一能达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水准的哲学家[9]。尽管他说：“这种学说不是新的，从古代起早就公开宣布过了，尽管没有明确地展开过，我们只希望成为古人的解释者，并用柏拉图自己的证据表明，他们和我们有相同的见解”[10]。但是不可否认，普罗提诺的确将柏拉图的哲学向基督教更推进了一步。

如果说斐洛是尝试融合理性和信仰，那么普罗提诺就是将理性转化成了宗教可以接受的形式。普罗提诺宣称他哲学核心思想流溢说是源于柏拉图的，三个具有流溢功能的本体为太一、理智和灵魂，三者从高到低依次推进。“太一”是超越一切的存在和思维，具有无上意志、原初性和不变性，是对柏拉图《巴门尼德》中“一”的深化；“理智”是“太一”的影子，具有“太一”的特性并从“太一”中流溢出来，理智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灵魂是理智的流溢，拥有理性和独立性并可以跟肉体相结合，拥有“善”并可以永恒地轮回，这是对柏拉图灵魂理论的发展。在普罗提诺的体系中“太一”将知识投射给了“理智”，“理智”通过灵魂与人相结合，一切智慧都是源于“太一”，而理性的作用则是通过灵魂与肉体的结合去发现“太一”中的智慧。“太一”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色彩，它无处不在又无处所在，它无所不能又无所能，普罗提诺用这样的神秘主义来调和柏拉图和希腊宗教之间的关系使得柏拉图的理论为神灵的存在留下了空间，这一做法客观上促进了柏拉图主义与早期基督教神学的结合。流溢说的三大本体“太一、理智、灵魂”融合了古希腊哲学和东方的神秘主义思想，三大本体暗合了基督教教父哲学中的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一”学说。虽然普罗提诺并非基督徒，但是他对柏拉图主义的诠释为基督教教父哲学作好了智力方面的准备，无怪乎奥古斯丁说：“普罗提诺等新柏拉图学派的学说是最接近基督教的，他们只要稍稍改变一些字词和见解就成了基督徒。”新柏拉图主义改变了柏拉图培养理性的理想，最高层面不再是理性和灵魂而是“太一”，充满了神秘主义的“太一”的存在为上帝留出了位置，理性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但是却出现了适应信仰的可能。

公元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了米兰赦令，基督教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罗马国教。在罗马境内同时还存在着传统希腊宗教、摩尼教、异教等多种宗教，基督教在深受希腊文化影响的罗马想获得更多信徒就需要与希腊文化进一步融合，就在这时奥古斯丁出现了，他通过调和柏拉图和基督教填补了这一需求。

奥古斯丁出生在一个复杂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个地位较高的异教徒，他的母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奥古斯丁曾多次改变信仰，直到最后皈依基督教。青年时期他对古希腊罗马的文学有过深入的了解，并担任过修辞、文学教师。公元387年奥古斯丁接受了安布罗斯的洗礼后正式加入基督教，他通过自己的学识开始了对希腊文化和基督教的调和，早年丰富的经历和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深入了解使得他在从事这一研究时得心应手。和斐洛和普拉提诺一样他选择了柏拉图作为改造对象，他遵循了斐洛和普拉提诺的方式，在调和过程中接受了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过将其变成了主观唯心主义；将《蒂迈欧篇》和《圣经》的创世说和神创论归为一类；将普罗提诺的流溢说中的三大本体与三位一体归为一类。托马斯・阿奎那在评价奥古斯丁时说：“奥古斯丁浸透了柏拉图学派的各种学说，不管任何时候，奥古斯丁在他们的学说中，发现了任何与信仰一致的地方，他就采纳了它，发现了那些与信仰相反的，他就改正了它”[11]。斐洛将柏拉图的理念转化成为神的意志；普罗提诺将柏拉图对理性的崇拜改造成了对神秘超验事物“太一”的崇拜；奥古斯丁将二者结合起来，普罗提诺的“太一”在这里转化成了上帝。希腊哲学之前所追求的理性融入了上帝意志中，上帝成为了宇宙中普遍真理和知识的化身。对普遍真理和知识的追求在奥古斯丁这里转化成了对上帝的追求，追求理性就是追求上帝，理性不再由个人来诠释而是由神来掌控，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的权威，个人理性转变为宗教理性。宗教理性就是将理性适时与信仰融通，用理性来解释宗教，同时宗教也保护了理性，二者在奥古斯丁那里相结合，追求理性就等同于追求上帝，理性开始服从于信仰，自此就意味着宗教理性的正式形成。

上帝成为了理性的化身使得理性开始拥有权威，也使得上帝为更多的人所信仰。虽然理性不再以单独的最高形式出现，而是成为了验证上帝权威的工具，但是理性精神却在希腊终结的危机中得以保留。

三、中世纪大学理性：宗教理解中质疑与自由精神的开启

公元476年～1453年，缺乏稳定政权的欧洲混乱无比，这一时期史称中世纪。动荡年代的人们倾向于向信仰神秘的宗教以求得内心的安宁，经过奥古斯丁改造后的基督教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地位，宗教理性成为了教化众生的工具。公元6世纪左右，修道院开始创办学校，到9世纪，大多数修道院都办起了学校，12世纪初期法国修道院学校有72所[12]。在大学崛起之前的岁月，僧侣们一度成为欧洲大地上的教育主宰[13]（P44）。基督教大大拓宽了公共教育事业的区间，尽管教授的知识只是一些粗浅的宗教内容，但是得益于理性与信仰的结合，教士阶层成为了当时唯一能够自觉保持自己理念的教育者。而正因如此，大学诞生的伊始普通教士和宗教改革家们成为了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的追求客观上促进了大学理性的诞生。

自从罗马文明凋零殆尽之后，教士们几乎成为唯一占有并需要知识的阶层[14]（P16）。公元8世纪，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将教会与教育的亲密关系通过一系列的法律法规规定下来，自他开始教育改革成为了新教会体系构建过程中的重要举措。后来加洛林王朝规定，帝国内所有的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都要建立自己的学校来培养年轻的教士。这一规定使得后来的智识革命得以在主教座堂学校中通过宗教渠道传播，这种理性思想最终成为了大学理性的启蒙。

公元11世纪欧洲历史进入了一个拐点：在此之前，是充斥宗教恐怖与升学悲观色彩的蒙昧时代；而在此之后，则是充满希望和活力、宗教热情洋溢的启蒙时代[14]（P19）。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人们充满了求知的欲望，带回来了阿拉伯的文化，同时也带回来了原初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中世纪神学家们为了论证神创论，将基督教教义和新柏拉图主义进行了融合，然而这种基于主观唯心主义的融合必然经受不起逻辑的推理。中世纪后期人们越来越发现亚里士多德是位百科全书式人物，他涉足的大多数领域是柏拉图所不能企及的，他在逻辑学上的研究也再次为人们所关注，这些关注的回归使得理性和信仰的融合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痕。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在冲击了教父哲学的同时也为经院哲学的出现提供了土壤。

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苏为经院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可能，随着大翻译运动的蓬勃开展，希腊科学和哲学经典以及阿拉伯学者的注释被译成拉丁文，给欧洲人带来了新的思想。面对博大精深的异教学术，基督教思想家感到需要重新结合理性与信仰、协调希腊学术与基督教义。11世纪中期经院哲学与奥古斯丁神学的交锋开始了。在奥古斯丁的神学体系中，信仰才是获取知识的前提，理性必须服从于信仰的权威；在经院哲学里，理性被赋予了对现有神学教条进行评判和修正的责任。这场交锋从一开始就出现了一边倒的情况，“唯名”的确甫一现世便在教会的恐慌之下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但同样难以摆脱的是，其一开始便被判为异端的命运[14]（P31）。这一境况直到阿贝拉尔时代的到来才得以改变，他最终确立了“唯名论”最全面的表达形式，并且开始替代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阿贝拉尔穷尽其一生致力于扫除笼罩在三位一体论上的神秘主义，他主张将一切的事物都用理性来检验，他认为教会之所以能被接受不是因为理性服从信仰而是信仰应该符合理性。尽管他仍然两次被批判为异端，但毫无疑问，阿贝拉尔是当时最杰出的哲学家。他的论断深刻地影响了接下来的时代，他在巴黎的教学活动极大地促进了巴黎大学的产生和兴起。在阿贝拉尔的影响下，全欧洲的学生走向巴黎去学习知识，这一过程持续了一百余年，他将巴黎变成了毋庸置疑的欧洲中心，他向世界贡献了一所原型大学――巴黎大学和一个伟大的教师工会，这一切的成就皆源于他对理性的追求。至此，我们可以说，大学理性萌芽于巴黎大学。

随着大学的相继出现，教会开始关注到了大学的存在。经过了与经院哲学论战后的教会对自己理性的能力产生了质疑，教会希望通过大学来为自己培养人才，以保障自己的权威。教皇帮助大学摆脱了教会和世俗的地方政权的控制，并核准大学的自由与豁免，同时在某些方面将大学置于罗马教廷的直接司法管理[15]（P63）。13世纪末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获得了教皇的特许权，这就为大学争取到了最重要的两个权利――自由和豁免。自此以后，虽然教会试图对大学进行控制，但是其行为却再也无法取得成功。从阿拉伯带回来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提供一个新的解释知识的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之上，以本体论和宇宙论为终结。虽然这一学说与基督教教条大相径庭，教会却再也无法阻止这一学说进入大学了。海斯汀・拉斯达尔指出：在1235年前后，巴黎大学便解除了有关亚里士多德新学的禁令，亚里士多德的《论灵魂》是唯一被禁止阅读的书籍[13]（P106）。13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在神学家中获得了承认，阿维森纳建立了一个介于奥古斯丁和亚里士多德之间的过渡学说[15]（P74）。这一学说巧妙地避开了对理性服从信仰的指责，并将创世说和知识进行了理性的表述。托马斯・阿奎那学习了这一方式，他将当时最具时代特色的思想和教会的精神信仰相融合，并构建了一个能妥善安放宗教和科学的框架。他相信宗教应当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为了照耀上帝创造的世界。他的重新解释并定义了宗教理性，理性不再从属于信仰而是解释和定义信仰。时至今日，他的思想仍然有助于解决基督教信仰理性化的问题。随着大学对教学内容自的不断扩大，大学理性思维的能力日渐增强，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在教会中主导地位的确立扫除了理性领导大学的最后一丝障碍。在作为巴黎大学当时士人之一的托马斯・阿奎那占据主导的时代，理性的地位与信仰是平等的，这从他的别具一格的《神学大全》写作手法可窥一斑。当时的大学可以将自己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很自然地置于理性的保护之下，以求得生存空间。可以说，此时大学理性在巴黎大学诞生了。大学理性唤起大学里的人们对于理性思考方式的关注，开始用理性来解释和证明信仰，将理性思维方式应用于大学学术研究与教学。自此，沉淀了上千年的理性精神在与大学结合后一发而不可收拾，首先是启迪了接踵而来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然后是影响历史的科学革命，大学理性以其对真理的自由探索和对知识的纯粹追求在历史上闪耀着独特的光辉。

阿贝拉尔对“唯名论”的解释冲击了宗教理性并带来了巴黎大学的兴盛，奥古斯丁神学在与经院哲学论战中的落败为大学带来了自由和豁免权，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学说在大学中的兴盛帮助大学理性从宗教理性中分化出来。中世纪大学理性启蒙于经院哲学对传统宗教理性的质疑，成于新亚里士多德主义和托马斯・阿奎那对宗教理性的调整，重视自由的理性追求和学术研究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的精神内核。大学理性从阿贝拉尔到托马斯・阿奎那经历了一个由被动产生到主动进化的过程，最终成为了中世纪闪耀的“光辉”。

结语

美国学者艾伦・布卢姆说过：“大学是一个以理智为基石的国家的神殿，是奉献给纯粹理性的”[16]。大学作为世界上最具生命力的组织，其存在和发展都离不开大学理性。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深入，随之而来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促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在这个大变革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审视现代大学的使命？我们应该如何发掘现代大学的时代精神？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调和大学的保守与超越？这一切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必须回到大学理性精神的起源去寻找答案。大学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这种变化却是有迹可循的――运用自由的、理性的思维去寻找和发现真理，否则就不是大学。从古希腊到奥古斯丁，再到中世纪大学，虽然理性的形式各不相同，但是其内核都没有走出追寻真理的范畴。大学理性虽然直接来源于宗教理性，但是其内核更加接近古希腊所追求的理性。

参考文献

[1]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五卷）[S].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239.

[2] 张学文.大学理性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74.

[3] [德]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马恩列斯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7.

[4] [英]巴克.希腊政治理论[M].卢华萍，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22.

[5] [古希腊]柏拉图.柏拉图全集（第一卷）[M].王晓朝，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83.

[6]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M].郭斌和，张竹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165-170.

[7]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M].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84.

[8] James，Kern，Feibleman.Religious Platonism：The Influence of Religion on Plato and the Influence of Plato on Religion[M].London：Routledge，2013：102.

[9] A，H，Armstrong，as，Editor.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7：95.

[10] 范明生.晚期希腊哲学和基督教神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327.

[11] Thomas，Aquinas.Basic Writings of St.Thomas Aquinas：（Volume 1）[M].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97：84.

[12] 戴本博，法琨.外国教育史（上）[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188.

[13] [英]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在上帝与尘世之间（第二卷）[M].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

[14] [英]海斯汀・拉斯达尔.中世纪的欧洲大学――大学的起源（第一卷）[M].崔延强，邓磊，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