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发展的阶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电影发展的阶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中国电影史;民族放映业;明星公司

虽然直到1905年任庆泰的戏曲纪录片的拍摄才拉开了中国民族电影业的序幕,然而从1896年上海徐园“西洋影戏”的首次放映开始,电影在中国却已经有了长达10年的放映史。这十年的时间尽管只能算做中国电影的史前史,然而,当我们的目光游弋于有关其后中国电影史的各种史述中,当我们困惑于电影史上纷繁复杂的现象时,我们却不得不回头到史前史中寻找答案。

一、问题的起始

抗战爆发之前,在中国电影业中一直屹立不倒的明星公司也可以说是中国电影业中的一颗“明星”。但是,如果我们细细追寻明星公司的发展历程,我们会大叹明星成功的侥幸以及明星决策人的英明。

《孤儿救祖记》和《火烧红莲寺》在中国电影史上是无法绕过的文本,同时它们在明星公司的历史上也是无法被忽略的作品。

《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在初创期一炮而红的作品。在此之前,明星公司拍摄过如《滑稽大王游沪记》之类的滑稽短片,然而对于市场,众位编导却不得要领。背水一战拍出的长片《孤儿救祖记》的成功挽救了本已山穷水尽、岌岌可危的明星公司,从此,明星公司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可以说《孤儿救祖记》是明星公司的第一桶金。

《红烧红莲寺》是明星在其最风光时期的一部作品。而之前,明星公司同样陷入经济困境之中,虽然于1928年在周剑云的主持下招股20万,但直到同年《火烧红莲寺》的上映才从根本上摆脱了经济困境,并从此进入兴旺发展的阶段。

此两部影片使明星的发展步步高升,但是我们也不应忽略在30年代初让经济再次陷入危机的明星公司雪上加霜的一部影片――《啼笑因缘》,这使得30年代初的明星濒临破产的边缘。

其后,1934年,仍然处于困境中的明星拍摄了郑正秋的《姊妹花》,才使长期限于困境的明星稍稍缓口气。

不难发现,明星公司的起伏与它拍摄的影片直接相关,甚至有“一片救命”或“一片送命”之状。所以,可以说明星公司的成功带有偶然的因素:它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在制片方针上的策略,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往往一部影片就承担着覆灭或振兴的重担。

在美国早期电影史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制片厂中的环球、福斯、派拉蒙、华纳兄弟都是从放映业起家,积累了足够多的原始资本再向上垂直整合发行和制片,其间华尔街的资金不断注入。

而明星公司却未能掌握放映业。尽管明星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与其他制片公司联合起来组成六合公司,但是六合公司存在的时间很短,并且也只是少量地掌握了一些路线。

在民族经济发展整体羸弱的中国(更具体更准确的说是上海),电影业缺少像美国华尔街那样大财团的大量资金的注入,那么从放映业起家就成为一种有利于日后进行垂直整合的原始资本积累的可靠方式。

追溯到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存在放映史而不存在民族放映业的中国电影史前史阶段。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我们自己的民族放映业没有在长达十年的时间中发展起来?

二、民族心理:实用

由于在1896-1905年期间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是上海,而一直到抗战爆发,中国的电影史实际上都是上海的一城史,所以本文主要以对史前史时期上海的分析为主。

一个是移民城市,一个是移民国家,上海与美国可谓颇有“共同语言”,但是这“同”中却存在着大“异”。美国的移民来自世界各地。派拉蒙的创始人楚柯尔和“福斯”的创始人福斯同为匈牙利同胞,环球的创始人莱默尔是德国人,华纳兄弟则来自波兰[1]。而上海的移民主体却全部来自中国国内,他们原先“都生活在封建小农经济的社会体制中,都生活在儒佛道传统观念的阴影下,都生活在清政府的专制统治下,都处在与外部世界相隔离的状态中,也都是炎黄子孙。这些因素造成了他们对中国封建传统的普遍认同心理,在此基础上,他们的思想有许多相通乃至相同之处。”[2]

这些相同之处的其中之一就是中华民族绵延千年的一种民族心理:实用至上。

中国人在办事之前总爱问“这有什么用”,这集中体现了中国人处世行事讲求与追究实用性的特点。尽管自古以来在中国,关于为人应重义轻利的言论不绝于缕,但是这似乎从反面揭示出传统的中国人倒是相当重视“实利”的。[3]

这种重视实用性的心理在两个方面限制了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国人对电影放映业的投入。

晚清上海出现了一股重商主义的思潮。人们从各个方面论证了发展商业的重要性,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便是人们“把发展商业与国家的前途命运联系起来,认为重商是国家富强之道。当时上海报纸上的许多文章都指出:‘商固富强之始基而国民命脉之所系也。’”[4]而“洋务思潮的兴盛,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西方富国之道,强兵之法”[5]。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民族经济初发展的上海滩,属于娱乐业的电影放映是不能与生产领域和流通领域的行业相提并论的。对于整个社会来说,电影放映业是不能生产财富的,它既不能富国,也不能强兵,对于实用至上的中国人而言,它不是被优先考虑的行业。

此外,同为大众文化,电影在晚清的上海的待遇与戏曲是有天壤之别的。

晚清戏曲的地位在上海有明显提高。“在20世纪初年,戏曲在‘开民智’的口号下获得新生,被视为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一个重要文化形式。报纸上经常发表文章,呼吁重视戏曲、改良戏曲。……一些青年学生和革命党人也组织起新剧社、剧团,开创戏曲新风。”[6]而此时期的电影,虽然已经摆脱时事风光片的模子,却又是一派滑稽喜剧短片的景象,在《孤儿救祖记》出现之前,电影在“改良社会、教育民众”的功能上还无法被社会舆论提到戏曲的高度。

此时的电影既得不到商人的重视,又得不到文化精英们的青睐,只能由雷玛斯等外国人占领放映市场。

三、城市化:商业性城市

我们知道电影是一种城市文化的产物,然而每个城市的城市化的过程却会有所不同。

比较美国电影史,我们会发现早期镍币影院发达的匹兹堡市甚至宾夕法尼亚州都是美国的工业集中地。聚居于此的新移民大多是体力工人,他们来自一些比较落后的地区,他们不识字也不懂英语,社会地位很低。此时的电影内容简单粗俗,影院环境简陋,没有哪个上层人士会光顾这样的娱乐场所,而这样的场所却正合了这些需要低廉消遣的新的移民工人的胃口。

再看上海。前以,后以民国为界,在此两端之间的上海在经济构成上相当特殊。

1875-1910年间,上海先后设厂87家,其中59家是在1900年以后兴办的。[7]这说明近代机器工业在晚清上海发展缓慢。同样,另一组数据:在1885-1910年间,上海本地的原始出口商品的贸易值从未达到过上海贸易总值的15%,在1900年以前甚至未超过8‰。[8]这说明晚清上海的经济实力存在于流通领域,工业还没有摆脱对商业的附属地位。

而“在此以前,上海的经济有农业、贸易两个支柱;在此之后,上海又形成了工业、贸易两大经济支柱。可以说,这两个时期的上海经济都是生产、流通两面并重发展的,唯有晚清这段时期,上海的经济主要集中在商业贸易的发展上,生产领域则处于蜕变转型的时期,它在整个经济功能中的作用和意义都明显下降了。”[9]

很明显上海城市化的过程是作为一个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而非工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在这样的社会结构中,商人阶层成为社会舞台中的主要角色。商人的谋生方式与工人不同,他们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他们通常多少有点文化和见识,并且为了生意场面上的需要,他们也不会去粗陋的场所宴请客户(关于商人的观影心态会在下一节有详述)。因此,早期内容简单粗俗、放映场所简陋的电影就不会吸引到作为当时上海社会主体的商人捧场。而此时可以成为电影观众的工人又数量太少。此后,当工人群体壮大起来的时候,电影消费又逐渐攀高(尤其是首轮放映)。

商业性城市还有不同于工业性城市的另一个特点,即服务业发达。

晚清上海人挥霍成习,浪费成风,除了在衣食住行方面要处处显现华贵之气,“玩乐”也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部分,大众娱乐在晚清上海相当普遍,商人们挖空心思的发明出许多玩的方式,仅仅就狎妓一项最起码就有六种方式[10]。因此,在这样的灯红酒绿、声色犬马之地其他众多能极大刺激感官的娱乐方式的出现抢夺了早期形态还颇为简陋的电影的受众。

由以上可见,上海商业性城市的城市化过程限制了史前史时期的电影观众数量。

四、受众:低层和中、上层市民

具体而言,哪些人有能力消费、哪些人愿意消费电影,也是我们从受众方面探询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原因的因素。

按照谋生方式的不同,晚清上海市民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第一类是靠赢取利润或收取佣金谋生的商人。这部分人经济活动能力强、门路多,因而收入可观,过着舒适生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构成了上海居民中的中上层。第二类人是靠领取薪金过活的一般雇员。他们靠微薄的薪金生活,生活仅能维持,而且很不稳定。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中下层。第三类是个体劳动者,如车夫、挑夫、小贩等。他们终日辛苦而收入低下,社会地位极低。他们构成了上海居民的最下层。[11]

早期的电影放映条件十分简陋。“地方狭小,设备不周。场内外只隔着一个黑幕,有人进来的时候,黑幕一揭,光线一亮,那电影便一淡。门口站着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直着嗓子喊卖票,同庙会玩把戏的露天场子一样”。[12]

这样简陋的条件以及电影放映必须具备的漆黑一片的光线环境,很难让收入可观生活舒适的第一类商人到电影放映的场所谈生意或者娱乐,他们在谈生意或者娱乐的时候宁愿上酒楼、戏院或者到妓院喝花酒。他们是有消费能力但是没有消费愿望的一群人。

同样有消费能力的还有第二类人,但是这一类人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并不强。这一类人构成了晚清上海最普通的市民层。

晚清上海一般市民的家庭收入不过每月十五至二十元左右,而房租会花去少则三四元多则七八元,口粮又会花去十二三元(以五六口的家庭计),其他还有收租人小费、工部局捐项等各种开支[13],除去这些必要支出外便所剩无几。

然而对于浸在讲究挥霍与体面的社会风气中的晚清上海市民来说,他们总想得到办法把面子撑起来,典当、赊贷、漂帐都是支撑他们体面生活的手段[14]。既然要在外支撑“门面”,他们自然要选择他们还可以支撑得起的阔气场所来显摆一番,此时,虽然相对便宜然而寒碜的电影放映场所就被他们排除在外。

有消费愿望但无消费能力的是第三类人。他们收入低下,需要的是低廉的消遣娱乐方式,对于他们来说,脚踏实地的活下去才是要义。同时,他们文化层次普遍偏低,能够毫不犹豫的接受粗俗的文化方式。但是,他们却几乎没有多余的资金来作娱乐的用途,他们往往“一身以外无长物”[15]。

总的来说,晚清上海市民对于电影消费处于一种“有消费能力的不愿消费,愿意消费的消费不起”的状态。

本文的分析让我们粗略窥探到中国电影史前史时期民族放映业未能规模发展的一些因素,这其中既有几千年来的民族心理造成的主观原因,也有上海这个城市在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客观原因。一言以蔽之,我们认为,观众数量和对电影的认识不充分都限制了中国商人对电影放映的投入。

注释:

[1][法]乔治•萨杜尔《电影通史》第二卷,唐祖培等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1982,第390-395页

[2][4][5][6][7][8][9][11][13][14][15]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

态(1860-191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85

页,第61页,第229页,第143页,第44页,第44页,

第44页,第80-81页,第129-130,第131页,第129页

[3]程麻《中国心理偏失:圆满崇拜》,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1999,第213页

[10]晚清上海人狎妓最常见而公开的方式有叫局、吃花

酒、打茶围、乘车兜风、听书、吊膀子白相等。参见

乐正著《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

人民出版社1991,第122页

[12]管际安《影戏输入中国后的变迁》,载《戏曲杂志》

尝试号,1922年5月上海,转引自李少白《影史榷

略》,文化艺术出版社2003,第230页

参考文献:

[1]乐正.《近代上海人社会心态(1860-1910)》,上海人

民出版社,1991

篇2

摘 要 通过文献资料法、录像观察统计法和数理统计法等研究方法，对纳达尔在红土和硬地比赛中发球阶段技战术运用的特点进行分析研究，揭示纳达尔在发球阶段的技战术个性化特点以及规律。

关键词 纳达尔 发球 技战术

在发球阶段，发球可以直接得分也可以通过发球的战略战术为第三拍得分创造机会。网球比赛每一分的竞技过程中，比赛双方运动员发球战略战术是网球比赛的重要得分手段。发球质量的高低以及发球阶段的技战术应用是取得比赛胜利的重要影响因素，也是反映一名网球运动员竞技能力的重要指标。纳达尔在红土网球比赛中称雄多年，而且也在硬地和草地顶级赛事中获得冠军。本文通过对纳达尔在比赛中发球的研究，探讨其发球阶段的个性化技战术应用特点以及规律。

一、纳达尔发球一发落点分析

由表1可知，纳达尔一发落点都明显的呈现出右区发内角，左区发外角，具有右内左外的战术特点即发球发向对手的反手位。目前网球选手大部分是右手持拍，发球角度右内左外的特点可以迫使对手使用反手进行接发球，使对手接发球失误或者是降低对手接发球回球的质量，为自己在第三拍的进攻奠定优势。纳达尔的这种发球落点的特点使对手使用击球较弱的反手击球，对手为了提高接发球的安全指数，一般会把球回击到中路或斜线，纳达尔是左手持拍选手，回球到纳达尔的正手位，形成了纳达尔的正手进攻对手的反手。以自己的长处攻打对手的短处，大大提高了进攻力度，增加对手的失误，从而顺利赢得这一分。在比赛中这种现象经常出现，是纳达尔的惯用模式。

通过表1中关于中路的数据可知，纳达尔在硬地比赛中一发发到中路的比例比红土场地多，红土比赛中一发发向两个角的比例都多于中路，说明纳达尔在红土赛事中对发球角度有了更高的要求。在硬地比赛中，网球的速度比红土场地的快。增加发球的速度对发球得分的非常有效，纳达尔的一发速度有所提高，但是一发落点就没有那么刁钻了，这样可以在硬地比赛中更容易保证自己的发球局不被破发。在红土比赛中，由于红土对网球的摩擦力比较大，增加发球速度对发球效果的作用没有硬地那么明显，所以，纳达尔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增加了一发发球的旋转速度，一定程度上即保证了发球的安全性，又可以追求发球落点。因此在摩擦系数比较大的红土地，增加球的旋转，可以较容易地保住自己的发球局。

二、纳达尔二发落点分析

由表2可知，纳达尔在二发中路的落点相对多一点；其次纳达尔具有右区二发以中路和内角为主，左区二发以中路和外角为主的特点。二发是以追求发球的稳定性为目的，稳定的二发成功率是主要战术意图。二发发中路的区域落点选择性广，因此二发的中路落点比例相对较多。在保证二发成功率的基础上然后采取一些战术，避免对手的发球抢攻，失去发球的主动地位。从而形成了右区二发内角，左区二发外角的特点。二发发右区内角和左区外角一般是发到对手的反手位，反手进攻能力稍弱，降低接发球的进攻。而且二发增加的发球的旋转速度，发球的方向路线不定，使接发球很难接力攻击。纳达尔二发主要特点是首先保证二发的成功率然后是二发发向对手的接发球较弱一侧即反手位，使二发兼具了稳定性与威胁性。

三、纳达尔发球后的战术分析

篇3

早期中英贸易关系史研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是英国东印度公司从事华茶出口贸易问题。本文拟就对存在258年的英公司所从事华茶出口贸易发展的阶段与特点作一探索，以助于进一步深入早期中英关系史的研究。

一、试探――定点广州――形成垄断时期（1600―1783年）

英国东印度公司在1600年创设之初，虽然主要是以亚洲的南洋群岛一带转运香料，“靠胡椒哺育起来”。(1)但随着葡萄牙、荷兰等欧洲国家把中国的茶叶转运回欧，引起巨大震动之时，英公司也把注意力转向这一贸易。崇祯十年（公元1637年）4月6日从广州第一次运出茶叶12磅。(2)到1650年，茶叶这个名目，开始频繁出现在运回英国的东方货物中。(3)16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立办事处，董事会购名茶2磅2两，献赠英皇。(4)1667年，英公司把购茶定单寄给爪哇万丹代办处，嘱其设法购买最优良茶叶100磅。(5)1669年由万丹装运进口茶2箱，计重43磅8两，(6)1670年夏有4罐茶叶运入，重79磅6两。(7)在这期间，英公司虽然每年都有茶叶运回英伦，但基本上不是直接来华贸易，而是与中国到南洋的商人交易，从中获得侨销茶的结果。此种情形，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1689年英公司把购买中国茶叶由原先委托在中国办事处代办改为委托厦门商馆代买茶叶。“始开中国内地与英国茶叶直接贸易之新纪年”。(8)是年，出口华茶约150担，均为茶箱装置。(9)此后，伦敦厦门之间，有船舶直接往来。1697年，有船名“那骚号”者，装出茶叶600桶。三个月后，又有“屈兰波号”出口，也输出500桶。(10)1698年，输出300桶，1699年输出上好茶叶160担，价格为每担25两。此时，英公司主要是从厦门出口。然终十七世纪之间，英国运销的华茶，为数极为有限，最多不过160担。但其意义却极为重大，为今后英公司经营重点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进入十八世纪以后，英公司开始以广州为据点，从事华茶贸易。这时，英公司由于和国内新兴的纺织工业集团利益发生激烈冲突，“被剥夺了从印度纺织品进口中赚钱的机会，于是就将它的整个生意转到中国茶叶的进口上来，”开始“靠茶叶来喂养自己”。(11)

1684年，公司从爪哇被赶出后，就在广州沙面设立商馆，但当时由于厦门采购更为方便，才一直未在此进行茶叶贸易。现在，随形势的变化，广州商馆开始起着积极的作用。1704年，英公司派“康特号”（Kent）到广州，当时除生丝外采购的茶叶达117吨，合计105000磅。(12)首次成为广州出口贸易的主要商品。从此，茶叶的重要地位才真正从出口商品中实现出来，引起外商的相当注意，带来明显的效果，即输出数量逐年增加。到1717年，公司贸易船到广州的有二艘，均满载茶叶出口。从此年始，茶叶在贸易上之势力，已有取生丝地位而代之趋势。(13)但广州并非茶叶的主要产地，其货源主要来自安徽、江西、湖南、福建等地，由于路途遥远，英公司到广州进行茶叶贸易，尚须特别定货，然仍会迁延时日，影响茶叶的出口数量。1719年，由广州输出的茶叶达2281箱，110桶及202包。1721年广州出口的达2209箱及200桶。1723年―1724年中英船来华采购茶叶，达10400担。其后，茶叶才成为英公司最重要的垄断对象。

然而，即使在英公司把茶叶作为垄断的目标后，其垄断权的取得也并非一帆风顺的。其间不时地遭到国内散商，特别是国际上瑞典、荷兰等国公司的残酷竞争，导致公司获得华茶数量不稳，增长不多。且对于贩运回国的茶叶，也因英国政府对茶叶抽税甚重，使国内茶叶价格高涨，如一磅武夷茶在尼德兰的价格是一盾，而在英国却要出三倍的价钱。(14)这导致正常输入英国的茶叶数量时升时降，而经由欧洲大陆各国公司走私入英国的茶叶数量增加，此种情况严重影响了英公司对华茶出口贸易的利益。因此，在这段时间中，英公司为避免无利可图，来华交易的茶叶数量虽有增加，但并不很多。（参见下表）

根据上表，1784年以前，英公司从事华茶贸易的数量波动很大，其中除1771年超过10万担外，别的年份都没有超出这个数字。另年与年之间也参差不齐，差距甚大。但这当中，公司经过多方努力，终使政府在1784年颁布“减税法令”。(15)从而，公司一改过去颓唐不进的局面，所从事的华茶贸易一跃进入垄断――繁荣时期。

以上阐述显示英公司从事华茶贸易有如下一些特点：

（1）公司贩运华茶的数量逐步增长。自1637年开辟华茶贸易之始以来，到1784年，数量增加几达上百倍，当然，这之间，它们并非连续增长，而是曲折上升。其中经营侨销茶时期，数量增长不多，且非来自中国本土；厦门试探时期，由于受中国战局动乱的影响，数量变动很大；且因清政府很快平息东南沿海一带反清活动，，英公司曾支持郑成功而受牵连，被迫退出厦门，而定点广州；1701―1761年，广州输往英国的茶叶增长了五、六十倍；(16)1761―1784年输英茶叶又约增加四倍。后随“减税法令”的通过，输英茶叶迅速增加，进入垄断华茶时期。

（2）取生丝而居华出口贸易商品的首位。中国素以生丝、瓷器、茶叶出口而名闻于世。但在早期，生丝出口远超茶叶。茶叶只是到了十六世纪末葡萄牙、荷兰贩运侨销茶以后，才为世人所知。随后到1717年，茶叶才被公认取代生丝成为中国出口中的主要商品。(17)而实际上，对于英国来说，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蚕丝一直比茶叶具有更大的重要性。(18)只是到1784年英国国会通过大量削减茶叶进口税的“交换法”前一段时间，尽管蚕丝贸易在绝对量上仍继续增加，但茶叶超过蚕丝成为公司对华贸易的主要商品，最后几乎占有了它在中国的全部业务。(19)1775―1784年期间，蚕丝约占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额的31%，而1785年以后，蚕丝比例逐年下降，到1795年降到10%。(20)此时，茶叶出口增长的速度，大大超过生丝，稳居首位，这种局面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在印度、日本等国茶叶的竞争下才发生变化。

（3）公司输茶回英由多口到广州一口。英公司自在广州建立商馆很长一段时间里，除了直接在广州购买茶叶出口外，还在福建、浙江和江苏三个沿海口岸贩买华茶回英伦。但这种多口贸易的情况，因1757年发生洪任辉事件，遂使清政府迅速关闭上述三口，而只保留广州一地对外开放。这样，英公司被迫收缩战线，把所经营的茶叶贸易移到广州一口进行。此种状况直至后才发生变化。

二、英公司垄断华茶出口时期（1784―1833年）

英公司取得对华茶的垄断权后，华茶输出增长的迅速极快，运出的茶叶从1783年的27322担增加到1794年的86383担。(21)随后三、四十年中，数量稳剧增加。（参见下表）

上表明显显示1784年以后，公司对华茶的占有已达主导地位。数量上，除1791和1798两年没有超过10万担，其它年份都在10万量以上，最高年份达307088担。当然，如果我们从公司对华茶出口贸易各货物所占比例中，能够更加清楚地体会到这种重要性。（参见下表）

茶叶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中所占比重，在获得垄断之前，除1760―1764年一度达到91.9%外，其它年次还出现很大波折。但此种情况因“交换法”的通过而发生重大变化，比重迅速回升，呈现稳定状况。同时，公司在输英及输欧的比例中也占有显著的地位，如1783―1833年东印度公司茶叶运出量占中英茶叶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0―60%强，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22)由此可见，茶叶贸易已经在英公司对华贸易中占据了首要的地位。至此，完全可以说，公司的发展壮大全靠“茶叶来喂养”。

上述表明这段时期英公司从事的茶叶贸易有如下特点：

（1）英公司垄断广州的茶叶贸易。

英公司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促使国会顺利通过“减税法令”，以确立自己在东方，尤其在中国贸易的特权。这样，公司从广州运出大量茶叶回英伦，降低了英国国内的茶叶价格，不仅将欧洲别的国家排除出英国国内市场，而且还将他们挤出广州的茶叶市场。这时，尽管美国也来中国大量采购茶叶，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并不时转运欧洲，直接威胁到英公司的华茶贸易。(23)在1784―1833年间，成为仅次于英国之后的第二大华茶输出国，但就其在中国购茶的比例而言，一般只占10―20%之间。(24)这无损于英公司在中国茶叶市场的垄断地位。

（2）英公司确立典型的配额制预订购茶法。

由于英公司运入中国的物品几乎每年都是亏本而回，“英国公司在1793年声称，1780年到1790年间，在对华纺织品及五金的贸易上，它遭受了200000镑的损失”。(25)在1820年，公司的董事会对上议院的一个委员会宣称“他们在过去二十三年中，从伦敦运往广州的货物上面的损失，达1688103磅，或平均每年损失73400镑。”(26)面对这种情况，公司为了获得大量华茶，不得不忍痛把国内白银输入中国，造成英国贸易处于逆差地位。如英国国会通过替代税法后的1784―1786年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值（主要是茶叶）比对华出口的商品多328%。(27)

英国为了改变逆差带来的不利状况，而又不损害茶叶贸易的条件下，就偷偷地把鸦片运入中国倾销，用所得款从中国购买茶叶回英伦。然而鸦片的销售严重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治生活，很快就遭到禁烟命运。这样，英公司不得不“决定不向中国直接输入鸦片，以免危及它的茶叶垄断经营”。(28)但这使公司面临资金来源匮乏，因此，为解决此困惑，遂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把订购茶叶与组织出售公司输入广州的纺织品等联系起来，以此向中国行商预订茶叶。如按此原则订立的1798年贸易季度预订合约的比较表：(29)

配额制的实行，英公司逐渐改变了原先商品贸易结构，导致输往广州的毛织品逐年增加，至1826年增至2437500丙。(30)这种方法对英公司相当有利，部分解决了资金紧张与纺织品等商品在广州积压的问题，亦为公司加强对华茶的垄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公司从18世纪末开始，已能凭借其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控制茶叶贸易的主动权，而且也能对行商施加压力，迫使其在交易中对公司作出让步。行商如有反抗或不满，即遭到制裁，如1793年行商潘启官因反对公司改变传统预付款方式（即由不整数制改为整数制预订付款方法）而遭到订立茶叶合同数的减少。(31)

三、穷途末路时期（1834―1858年）

在国内散商、产业资产阶级的强烈反对和国外的激烈竞争等因素的推动下，英国东印度公司终于到1833年改革议会成立时，遭受自1834年开始废止对华贸易独占权的厄运。按照废止提案“现由英国东印度公司保持的，有关与中国贸易和茶叶贸易的垄断权，1834年4月22日以后应予停止。对华（一般）贸易与茶叶贸易应向所有的英国臣民开放。以前为了维护该公司保持到现在的垄断权而在好望角至麦哲伦海峡之间加于英国臣民的限制，应该废止。”(32)随之，大量英国商人到广州运输茶叶，运往英国的茶叶大幅度增长，远远超出以前两个时期。如“从中国输入的茶叶数量在1793年还不超过16067331磅，然而在1845年便达到了50714657磅，1846年是57584561磅，现在（作者注：1853年）已超过6000万磅”。(33)

爆发后，随五口通商以来，华茶贸易又有了新的发展。此时，外国商人除继续在广州购茶外还纷纷闯入上海、福州、汉口、九江等地抢购茶叶。这更使华茶出口激增，如1843―1852年，仅广州、上海二地出口茶叶总计达69510.935万磅，平均每年为7723.4372万磅。1853到1860年，如果加上福州，则华茶出口达89585.56万磅，平均出口量比1843―1852年间的9年净增3473.5087万磅。(34)

但是，上述华茶出口的增加，都由于“东印度公司不仅在那一年（作者注：指1834年）失去了经营中国茶叶的特权，而且必须完全停止一切商务”。(35)使公司从商务机关改组为纯粹的行政机关，而与之失之交臂。从此，失去商务责任的英公司逐渐走入穷途末路，日衰一日，终于1858年，不堪重负而解散。

综上所述，可知丧失垄断权的英公司有如下清晰印象：

（1）由垄断迈向自由贸易。

强大的国内产业资产阶级为推销日益增多的商品，迫切需要打开东方市场。通过1815年的斗争，初步敲开势力强劲的东印度公司的第一道门坎――废除了公司对印度的垄断。这使资产阶级从中品尝到了印度市场的巨大利润的喜悦，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取消公司对中国贸易垄断的欲望。遂利用1833年东印度公司换约的时机，以议会斗争的方式，将公司的垄断权送进了历史的坟墓。至此，在中英贸易史上，掀开了新的一页，此后华茶贸易进入自由贸易时期，数量急增，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时期。

（2）公司“望茶兴叹”而无余力经营。

1833年的法案最终迫使公司面对利润丰厚的华茶，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放弃商务，而成为有名无实的“政务”调解机关，这标志着英公司以“茶喂养”时代的结束。从此英公司商务日见窘迫，捉襟见肘，最终陷入解散的境地。おぷ⑹停

(1)(11)M•Greenborg: Britis Trade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页2-3,1951版。

(2)(4)(5)(6)(7)：陈椽《茶叶通史》。

(3)M•E•Willbur:The East Indin。

(8)(17)(25)(29)(31)马士（Morse）《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卷1页218、页509、页606、页509。

(9)(10)(12)(13)《华茶贸易史》载《国际贸易导报》第一卷：第二号。

(14(马丁•内伊霍夫公司《Porcelain and the Dutch China Trade》，1982年。

(15)详见拙作《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华茶出口贸易垄断权的因素分析》、《农业考古》1998年第4期。

(16)邓瑞本《广州港史》页192。

(18)普里查德（Earl H•Pritchard）《早期英中关系的艰难岁月》（1750―1800年）页166。

(19)Lillian M•Li《China’s silk Trade:Traditional Zndustry in the Modern World（1842―1937年）》页77。

(20)(22)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页14。

(21)马士（Morse）上引书卷3数字折算。

(24)汪熙、邹明德《前的中美贸易》，《复旦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第4-5期。

(23) 马士（Morse）上引书卷4页115。

(26)《近代中国茶业的发展与世界市场》。

(27)Prichard《Cnuial Years》页43。

(28)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页185。

(30)J•A威廉森《英国扩张简史》，1958年，页38。

(32)《外国学者论与林则徐》上册页15。

篇4

[关键词] 艺术特色；瓦力；动画

一、动画电影内涵及中美动画电影现状

所谓动画电影，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内涵，在我国动画电影一般被称之为美术片。当然，美术片只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称呼，在世界范围来看，早期的动画电影一般被理解为动画片、木偶片、剪纸片的统称。早期动画片的受众人群，一般理解为学生、幼儿。但随着科技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电脑特技和人文情怀加入其中，使得动画片不再是简简单单的童话、寓言，更多的贴合时代的、情节生动、寓意深刻的动画片应运而生，动画电影随之发展壮大，并发展成了老少皆宜的一个制作题材。现当代的动画电影和常规电影在影片长度上没有区别，用1～2小时的时间向观众讲述完整的故事情节。

我国动画电影重说教轻娱乐，长期以来赋予动画片太多沉重的道德教育内容。而美国动画电影则重娱乐和影音效果，使得动画电影呈现出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动画片没有教育内涵，相反近些年的《冰河世纪》《机器人总动员》等，在讲述故事的同时，所传达的保护环境等贴合时代主题的影片主旨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相对而言，我国动画电影的制作，除了电脑特技、影音影像等方面欠缺之外，故事主旨脱离现实生活，使得内容缺乏时代气息。纵观近几年的国内动画电影业，除了《喜羊羊与灰太狼》的贺岁系列以及传统的神话、童话故事之外，鲜有优秀作品出现。

追溯美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说分为产生、发展、繁荣三个阶段。特别是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美国动画电影达到了一个，诞生了一大批家喻户晓的经典影片，对世界动画电影业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和推动。笔者试图从三个阶段入手分析美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历程及艺术特色，以期为我国动画电影的发展带来些许启示。

二、美国动画电影初期：以搞笑为噱头重动作

美国早期动画电影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1907年，动画片《一张滑稽面孔的幽默姿态》的问世，可谓开创了美国动画影片的先河。尽管影片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故事简单，制作也很粗糙，但作为美国动画电影史上的第一部片子，可以载入史册。此时的动画片很少作为独立电影进行播出，一般都出现在正式电影前的加演，其影响力稍显薄弱。受美国国情的影响，美国人有着乐观向上的国民性，因而在早期阶段，美国的动画片的主旋律就是搞笑、幽默，重动作轻故事。往往是虚构一个场景，然后让主人公展现出种种滑稽的动作和尴尬的局面。《一张滑稽面孔的幽默姿态》就是这种动画电影的典型代表作。

在美国动画电影发展初期，也诞生了一批家喻户晓的优秀作品，比如1929年的《大力水手》，就以诙谐的动作、夸张的表情和搞笑轻松的剧情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值得一提的是，在此阶段，还诞生了一个对世界动画电影业都意义非凡的公司，即1925年7月，25岁的沃尔特·迪斯尼和哥哥洛伊·迪斯尼创立的迪斯尼兄弟制片厂。这个制片厂自诞生之日起，就制作出了一系列具有轰动效应的动画电影，至今都影响深远的动画片《米老鼠》就是这个公司在当时创作出来的卡通形象。动画片中米老鼠的大鼻子以及剧中各种富有童话色彩的画面和形象，深受少年儿童的喜欢。从当时的动画片不难看出，滑稽、搞笑是该时期的主旋律，当时的动画剧中频添笑料与滑稽动作，对于剧情和语言倒不是特别重视。故而此阶段的动画片带给观众是一种轻松、愉悦的状态。动画电影所赋予的使命就是调解生活气息，赋予轻松生活状态。

三、美国动画电影发展阶段：戏剧效果的童话世界

很难界定美国动画电影发展中期具体始于什么年份，但一般认为从1937年后，美国的动画电影就如同搭上列车般，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的阶段。在此阶段，美国动画电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推出系列优秀影片，并迅速占领风靡全球。整个迅速发展和提升的势头一直延续到1989年。故而，我们暂且将这五十年定位为美国动画电影高速发展阶段。

在美国动画业迅猛发展的整个阶段，迪斯尼公司功不可没。自迪斯尼公司在早期阶段创作了第一部有声动画片《蒸汽船威利》和第一部彩色动画《花与树》之后，迪斯尼公司在当时的美国取得了一定的声望。但华特·迪斯尼并不满足于现状，而是在此基础上大胆创作了美国电影史上第一个长篇动画《白雪公主》，片长74分钟。这部动画片在制作之时饱受争议，观众对情节简单的童话故事拍摄成影片存在严重的疑虑，但迪斯尼公司在影片中加入了音乐、舞蹈等很多成分，使得此动画片一经推出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当时的很多名人志士均对此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部动画片不仅成为美国动画电影业第一步真正意义的动画电影，而且还改写了美国动画业延续的滑稽、搞笑风格。第一次将叙事和剧情融入其中，尽管故事讲述的是家喻户晓的童话，但其大胆的艺术形式和叙事风格将美国动画电影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迪斯尼公司也借此奠定了自己在美国动画电影业领军巨头的位置。随后推出的《木偶奇遇记》《小鹿斑比》等长片动画相继取得成功。但很可惜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迪斯尼公司停止了本已初露头角的动画长片的制作。

篇5

关键词：电影审查；分级制；电影产业

中图分类号：J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3-0148-01

一、电影分级制度

世界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以电影分级制最为普及，文化产业相对发达，电影产业比较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日、韩、英以及我国港台地区，都采用电影分级制度。参照国情、业界状况、历史文化传统等各方面，针对不同年龄、不同阶层观众，每个国家或地区都进行了合理的级别划分，以适应观影群体，达到保护观影者尤其是保护未成年利益的目的。电影分级制自身的确有着很多优点，诸如促进电影创作生产的丰富与类型化的发展；有利于保证电影人艺术创作的自由；有利于拓展电影制片业发掘题材的发展空间；促进市场规范的繁荣发展；推动电影产业化进程等。

二、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所谓电影审查制度是指：电影监管部门按着相关的审查标准对于各类电影片的影片内容、艺术和技术等方面进行把关，“未经国务院广播电影电视行政部门的电影审查机构审查通过的电影，不得发行、放映、进口、出口。”

2002年《电影管理条例》的实施，即明确了我国施行电影审查制度。条例对于电影审查主题、内容、标准、程序等内容进行了明确详细的规定。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属于事先审查制，具有统一的审查机构，明确的审查标准和严格的审查程序。我国的电影审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和约束了电影制片、发行、放映等方面的行为，保证了我国电影作品出品的质量和合法性，该制度的运行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也存在一些固有缺陷。我国现行电影审查制度存在的缺陷大致表现为：电影审查时间长，影响影片档期；约束电影人艺术自由，造成艺术折扣等。这些问题长久以来都没有得到主管部门有效的解决，对于新时期我国电影产业的健康发展，对于现如今电影受众精神文化生活多样性的需求满足都带来了不少不良影响。

三、电影分级制度的可行性分析

但是否认可分级制，就一定要推行？需要考虑的问题还有很多。电影分级制的确有着很多优势，但是从理论层面到实践层面的过渡还有着很大的距离，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中国复杂的国情决定现阶段电影分级制并不适宜推行，下面将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分析分级制的可行性：

（一）我国基本国情。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间的文化传统、生活习惯各方面差异都比较大。中国现阶段人民贫富差距大，从地域来看，东西差异大，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并不均衡。如果要推行电影分级制度，需要考量均衡的因素还有很多。

（二）法制环境。我国的法律法规一直处于不断健全和完善的努力过程中，但是不能否认的是，关于知识产权方面，尤其是电影相关的专门立法和规章制度并不完善。虽然国家主管部门对此重视起来，但是相较于美国、日本等这些文化产业尤其是电影产业已经发展成熟的国家来说，还有很大可以发展的空间。如果现阶段一定要推行电影分级制，首要的工作就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健全，当然还要保证强有力的执法，显然，现阶段还达不到要求的条件。

（三）文化传统和教育环境。我国和美国等一些欧美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同时存在着很大的文化差异。美国向来崇尚民主自由，中国则盛行的是一种中庸之道。欧美等实行电影分级制的国家的教育水平相对较高，而在我国初级教育才逐渐普及开来，并不能达到全民教育普及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