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58526亿元，同比增长6.7%。主要经济指标虽好于预期，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同时，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中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1.5%。进入负利率时代，中国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实际价值不断流失。

在此背景下，财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居民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显著增加。现阶段，居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金、债券、股票、房产等。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熟知，进入大众理财的视野。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财富管理并非通过单一的投资渠道就可以完成，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根据投资者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保障资产在不同经济周期及生命周期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并最终实现传承。

财富管理理念的逐渐兴起带动了国内一些财富管理公司的发展，捷越联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风控官王晓婷表示：“在万亿级的市场中，财富管理在中国刚刚兴起，尤其新贵阶层的财富管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在中国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篇2

一、背景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如火如荼。根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9月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8.17万亿元。从2011年9月末信托资产规模3.27万亿元至2016年9月末，信托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0.9%。但是从2013年起，信托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而行业内营业收入和权益报酬率的增速以及年化信托报酬率也在逐年回落。在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信托公司必须深刻认识当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开创新型业务以提升经营业绩。

二、大资管时代信托业的新型信托业务方向

1.不良资产证券化

受到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而尚未见顶的不良率不断加大银行业的运营压力，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表意愿十分迫切。当前，不良资产出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这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意味着不良资产的彻底损失；第二种是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但这种方法具有周期长，折扣高的特点，既要求银行贱价出售不良资产，放弃可能产生的后续收益，又难以满足特殊情况下不良资产紧急出表的要求；第三种是银行将不良资产与其他金融机构对接实现出表。这种方式简单的说，就是银行将不良资产名义上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起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作为不良资产的对价，但实际上银行又作为出资方以名义上投资于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将不良资产收益权回购，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即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流，是银行减少的不良资产损失。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通道角色收取通道费用帮助银行粉饰报表。但是，2016年8月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将使不良资产名义转让的操作空间消失殆尽。不良资产的出表将会更多考虑资产证券化模式。

资产证券化一直被视作信托公司重要的转型方向之一，原因在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将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以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是一个关键步骤。一般来说，SPV有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种模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破产隔离效应，实现减税减负的目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信托公司是目前最好的SPV。信托公司有望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采取"大投行+SPV”的模式获取竞争优势。

2.家族信托

据统计，截至2015年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32万亿元人民币；高净值人群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49.7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金融资产超过600百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家庭约207万户，2013至20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1%。当积累的财富已经超过了富裕生活的日常所需时，愈来愈多的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财富的保障和传承。根据贝恩公司《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财富保障和财富传承成为高净值人群首要和次要的财富目标，而对于超高净值人群而言，财富传承更为重要。超过一半的高净值人士尚未对财富传承做出安排，但是不少高净值人士担忧将大量财富过早而又没有规划地交予子女，将助长子女好逸恶劳的纨绔心态。这种现象催生了财富管理的需求，庞大的高净值群体也意味着财富管理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

作为长期以来定位高端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灵活的配资模式，具备抓住初具雏形的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机遇的良好基础，能够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满足高净值人群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相比国内另一针对高净值客户服务的金融部门―私人银行而言，家族信托以独有的风险隔离机制实现了财富保障目标的同时，具有独特的财富传承功能。通过设立家族信托，高净值人士可以有效地紧锁股权以避免委托人及受益人离婚或去世产生的财富分配问题和企业控制权纠纷问题，实现财产的安全隔离以避免企业各种风险导致的家庭财富缩水，合理的避税节税以避开高昂的遗产税，确立受益人的受益条件以传承家族理念和防止财富外流。

家族信托业务不仅能够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需求，也给予了信托公司更多的业绩激励。以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的国内首?渭易逍磐小捌桨膊聘弧ず璩惺兰蚁盗小蔽?例，采用了"年费+超额管理费”的收费模式，年费率为信托资金的1%，年信托收益率高于4.5%以上的部分收取50%作为浮动管理费。对比当前信托公司的固定比率收费模式（主动管理型业务2%左右，被动管理型业务0.1%左右），家族信托业务给予信托公司更高的业绩激励。此外，家族信托能够为信托公司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解决集合资金信托期限短、成本高的缺陷，能把视角投向长期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方向。

当前，我国家族信托刚刚起步，限制家族信托的主要因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股权不动产等资产暂时无法过户至信托名下，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和客户认知能力缺乏，以及金融机构能力欠缺。但是随着财富管理和传承的需求上升，和监管层对信托公司开创新型业务表示积极鼓励的态度，相关法律法规将不断完善，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而遗产税开征等预期将进一步加速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

3.海外资产配置业务

自2015年以来在经济增长乏力，国内收益率整体下跌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多重因素影响下，资产荒开始蔓延。国内可投资资产的质量不断下降和兑付危机逐步增多，以及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的现象使投资者意识到分散降低投资风险和海外配资的重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持续高涨。而在国内资产配置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资产管理机构纷纷将目光转向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境外投资的价值日益凸显。多家信托公司也开始尝试海外资产配置业务，通过申请QDII和QDIE业务资质、设立海外子公司、与境外资产管理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境外投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海外资产配置服务。截至2016年9月末，共有20家信托公司获得开展境外业务的相关资质，14家信托公司获批QDII额度，规模合计77.5亿美元。

长远来看，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对信托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资产配置全球化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避开宏观经济下行和政策环境变化，获得稳健的收益，满足客户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以往境内的资产收益率通常高于境外，所以仅有少数投资者处于教育、移民和避险的动机配置了海外资产。而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海外工作、留学和移民人群数量的增加，开阔了投资者的国际视野，境外投资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升。2016年底的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滑又进一步弱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强了境外投资的需求。同时，海外配资的门槛也在逐步下降，这意味着众多的潜在客户，尚未成型的市场也为信托公司提供了塑造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品牌的机会。而且与国内的资产管理市场不同，投资者对于境外市场的宏观经济形势、政治环境、法律法规、投资机会和产品风险都不甚了解，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因此更为依赖专业机构。相比国内市场多层次的客户类型，境外市场的客户以高净值人群为主，更愿意为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付费。这不仅能够增加信托公司的业绩，更对信托公司的专业性和国际化有所助益。目前制约QDII业务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QDII业务的额度限制，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QDII余额仅占信托资产的0.24%，这是明显不合理的。但是在资产配置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下，QDII额度必然继续提升，QDII业务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2]厉以宁,曹凤歧著.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篇4

金融自由化提速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在2012年再度提速，其标志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中间价上下0.5%，扩大到上下1%，同时利率浮动区间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2013年11月，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出了完成余下金融改革的蓝图。自那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得到大力推动。最近，中国央行（PBoC）在2015年8月改革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前一日在岸收盘价制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样的时机选择，既是因为中国有意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身的估计，人民币似乎达到了接近“公允价值”的汇率水平。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的进展，甚至比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进展还要快。国际化方面，人民币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国际上的发票货币和结算货币。实际上，自2009年开展试点以来，人民币贸易结算已迅速增长，目前占到中国贸易的22%之多。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仍然较为有限，并且集中于主要涉及私人部门的点心债券（Dim Sum Bond）市场。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官方对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必将增加。

至于开放资本账户，中国显然已通过配额制度向投资资金开放，这既包括资本流入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制度，也包括针对离岸人民币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特别配额制度，以及资本流出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配额制度。更近些时候，中国简化了外汇监管，使企业能够更自由地处理外汇资产。按照IMF的分类，中国40个资本账户子项中，总共已有35项完全或部分可兑换，只有5项仍不可兑换。目前，对资本流动剩下的最大限制在于对外投资和个人外汇兑换。对外投资不久前已通过连通上海和香港股市的沪港通部分开放。

国内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措施自2014年3月开始施行，包括继续推行利率自由化，并在银行业引入更多竞争。最新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是 2015年10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同时，中国银监会（CBRC）放松了对私人资本投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比如投资于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而且，上海自贸区成为政府促进金融改革的新宠。这一试点项目旨在引领全面的利率自由化，允许从国外跨境借款，并准许自贸区居民进行海外投资。

展望未来，即便资本账户已经相当开放，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完全开放，以及随着自由化的推进，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发生什么变化。经济文献中的共识是：中国将继续作为净债权国，其净海外资产头寸占GDP的比例将基本保持稳定。这一预测的重要性在于，人民币在中期内也应会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但当境外投资者被允许在中国投资任意想要的金额，同时中国居民能够将资金转往海外以使储蓄部分多元化，毫无疑问总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大量增加。净海外资产头寸或许能保持稳定，但总资本流动规模可能变得十分庞大，这本身就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能维持资本账户多大程度的“有管理的”可兑换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要一个风风光光的国际货币，又要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

杠杆率大幅飙升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伴随着杠杆的大量产生。这一切源于公共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实施2008-2009年的庞大刺激计划，从银行借款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此后刺激计划已变成中国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当经济增长在2012年和2013年再次放缓时，中国政府的对策是推出更多基建项目以提振经济。同时，企业借款人也感到可以利用这一新常态。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足以容纳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举债，大量企业，尤其是较小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影子银行满足融资需求，并规避对银行贷款日益收紧的监管。结果，过去几年公共部门和企业的债务急剧增加。虽然银行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贷款人，但影子银行已变成重要的融资来源，占未偿债务总额的逾四分之一。

虽然缺乏中国公共债务总额的官方数据，但中国审计署2013年底的一份全面官方报告让我们对情况有所了解。当时，中央政府债务为GDP的21.8%，包括中央政府的一般财政债务（GDP的16.7%）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务（GDP的5.1%）。同时，地方政府总债务（不包括审计署报告不涵盖的国企债务和养老金或有债务）达到GDP的31.5%。因此，总公共债务为GDP的53%左右。麦肯锡（Mckinsey）最近一份报告所述的情况与此相近，显示公共债务达到GDP的55%。即使公共债务存量看起来相对得到控制，也不应忽视一些不健康的特征，比如期限错配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高利率（为6%-8%，中央政府债务利率一般为4%-5%）。

与公共部门相比，企业债务状况显然更令人担忧。从2007年至2014年，企业债务与GDP之比上升逾52个百分点。这加大了一些企业的压力。尤其是，截至2014年底，国内上市大公司中逾四分之一的利息保障倍数小于1，意味着它们的营业现金流不足以偿还利息。企业债务再加上数额不大的家庭债务，使中国的总债务达到GDP的近300%，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有三个原因使得中国债务问题引人担忧。首先，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会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其次，沉重的债务负担即便转移到中央政府，也可能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速形成压力；最后，内部和外部自由化都会提高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发抵触。

篇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再次表示，对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表示欢迎，称人民币加入SDR只是时间问题。

距离基金组织正式评估SDR货币篮子仅剩四个月，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被纳入SDR已势在必得？SDR评估对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资本账户管制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如果今年人民币被纳入SDR，对资本流动、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加入SDR的意义和可能性

尽管特别提款权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一种名义上的储备货币，但加入SDR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获得正式认可，也被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我们认为，决策层主要是想通过SDR获取国内各方面对推进金融领域改革的支持，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在央行看来，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倒逼国内其他改革加速推进，而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我们认为人民币有相当的可能性在今年或不久之后加入SDR。一种货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必须符合两个标准：1）该国在全球贸易中影响力大；2）该货币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且在外汇市场交易活跃，也即“可自由使用”。

中国显然已满足第一个标准，但是否满足第二条仍存在争议。

人民币是否能被纳入SDR最终需要获得IMF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扩大SDR货币篮子需要基金成员国70%以上的投票支持，因此美国没有一票否决权。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对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支持中国则可能有助于其加强与中国的经合作、争取中国投资，因此它们投赞成票的可能性很大。IMF成员国中有多个国家对人民币兴趣较高，如设有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或被授予了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它们投赞成票的可能性更大。

即便今年人民币未被纳入SDR，估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设立一个短暂期限，一旦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等条件成熟，即可加入。 力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加入SDR的必要条件，但这无疑有助于达到货币“可自由使用” 这一关键标准。因此，中国计划使跨境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并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从而在今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

我们估计未来几个月可能出台的措施包括：扩大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额度；推进QDII2，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和实物资产。

据媒体报道，首批试点管理方法将很快；推进深港通，并在7月1日推出基金互认；放松海外借款、人民币跨境支付，及在上海自贸区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管制；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包括最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不过，我们认为央行仍将通过额度等措施对资本流动保留一定的控制。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可能将取决于国内流动性、市场信心，以及国际金融环境。 最初资本流出规模可能更大

由于过去的资本账户管制主要是为了防出严于防进，一旦管控放松、国内居民可以更便捷地配置海外资产，初期资本外流规模可能会增加更多。当然，考虑到境内外利差仍然可观，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内机构也可能增加海外借款；海外投资者得以更便捷地购买国内资产，也可能带来一部分资本流入。

此外，人民币纳入SDR还会增加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财富基金对人民币的需求。从总体看来，短期内资本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可能不会相差得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过去两年中国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双向流动规模已有所扩大、国内流动性的波动也有所加剧。

我们认为自3月份以来，受央行调整中间价的影响，市场汇率预期有所转变、资本外流规模明显缩减。另一方面，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回升、对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溢价收窄，也反映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上流动性有所改善。 浮动区间可能扩大

在10月IMF评估SDR之前，我们预计央行将继续保持汇率稳定、对美元相对坚挺，而不会允许人民币贬值。保持人民币相对坚挺是为了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更有吸引力，也可以避免被主要贸易伙伴指责操纵汇率，并且也能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引发更大规模资本流出和因此带来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波动。

不过，央行可能会不时根据外贸顺差规模或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调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央行有可能在SDR评估前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以体现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浮动区间的时点可能选在汇率单向波动压力趋缓之际（比如现在），变动幅度也可能较温和，比如扩大至3%。鉴于升贬值压力相对均衡、且央行很可能会积极管理市场预期，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可能不会导致汇率大幅波动。

10月SDR评估结束之后，无论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央行调整汇率的空间都会更大。

如果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元随之升值，或中国出口依然乏力、且内需疲弱，那么人民币可能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小幅贬值。

不过，决策层意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且担忧贬值引发汇率进一步大幅波动，因此贬值幅度也应有限。总体来看，我们预计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30、2016年底为6.40。 对资本市场总体利好

资本账户更加开放意味着海外投资者有更多渠道参与内地股票市场，同时国内投资者也有更多机会投资海外市场。

未来6个-12个月，如果央行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强势，套利资本外流可能消退，从而改善国内流动性条件、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利好A股市场。同时，资本账户开放推动国内投资者资本流出，首站一般就是香港，因此可能会利好H股市场。

长期来看，一旦人民币跻身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列，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就将成为全球基金资产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A股和H股来说均为利好。

此外，随着国际机构投资者的逐渐加入，A股市场的投资风格也将改变，整体交易风格将偏向于大盘股，估值体系与国际标准靠拢。

在债券市场上，我们预计国外投资者将加快参与在岸债券市场的步伐。目前我国利率高于海外，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增加也会丰富债券市场；我国会继续扩大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资机构的开放，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可能推升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更快增长，便于外资通过RQFII或央行试点等渠道投资于在岸债券市场。

长期来看，随着人民币逐渐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对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债券的需求都应有所上升。再加上更多的在岸机构参与离岸融资和债券发行，离岸人民币工具的种类应会更加丰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使国内机构更便捷地进行海外融资、多元化配置资产，其全球债券头寸也可能有所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