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海外资产配置的重要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4月15日，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数据显示，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为158526亿元，同比增长6.7%。主要经济指标虽好于预期，但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同时，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2.1%。与此相对应的是，目前中国1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仅为1.5%。进入负利率时代，中国的货币购买力下降，实际价值不断流失。

在此背景下，财富管理的重要性日益凸显。随着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壮大，居民可用于投资的资产显著增加。现阶段，居民的投资领域主要集中在基金、债券、股票、房产等。除此之外，作为一种新兴的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被越来越多的投资者所熟知，进入大众理财的视野。作为一个广义的概念，财富管理并非通过单一的投资渠道就可以完成，想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经验丰富的从业者根据投资者不同人生阶段的财务需求，设计相应的产品与服务，保障资产在不同经济周期及生命周期达到保值增值的目的，并最终实现传承。

财富管理理念的逐渐兴起带动了国内一些财富管理公司的发展，捷越联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首席风控官王晓婷表示：“在万亿级的市场中，财富管理在中国刚刚兴起，尤其新贵阶层的财富管理，目前仍处于起步阶段，未来在中国将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篇2

一、背景

作为我国最早开展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近年来的发展如火如荼。根据信托业协会数据显示，截止2016年9月末，全国68家信托公司管理的信托资产规模为18.17万亿元。从2011年9月末信托资产规模3.27万亿元至2016年9月末，信托资产规模年均复合增长率为40.9%。但是从2013年起，信托资产规模的增长速度持续下滑，而行业内营业收入和权益报酬率的增速以及年化信托报酬率也在逐年回落。在经营环境和经营业绩都产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下，信托公司必须深刻认识当前所面临的严峻问题，开创新型业务以提升经营业绩。

二、大资管时代信托业的新型信托业务方向

1.不良资产证券化

受到经济增长乏力的影响，商业银行信贷资产质量将持续承压。而尚未见顶的不良率不断加大银行业的运营压力，因此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出表意愿十分迫切。当前，不良资产出表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银行自主核销不良贷款，这不仅程序复杂，而且意味着不良资产的彻底损失；第二种是将不良资产打包出售给资产管理公司，但这种方法具有周期长，折扣高的特点，既要求银行贱价出售不良资产，放弃可能产生的后续收益，又难以满足特殊情况下不良资产紧急出表的要求；第三种是银行将不良资产与其他金融机构对接实现出表。这种方式简单的说，就是银行将不良资产名义上出售给其他金融机构，如信托公司，基金子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起资产管理计划募集资金作为不良资产的对价，但实际上银行又作为出资方以名义上投资于资产管理计划的方式将不良资产收益权回购，资产管理计划的收益即不良资产的现金回流，是银行减少的不良资产损失。而其他金融机构作为通道角色收取通道费用帮助银行粉饰报表。但是，2016年8月银监会下发《关于规范银行业金融机构信贷资产收益权转让业务的通知》将使不良资产名义转让的操作空间消失殆尽。不良资产的出表将会更多考虑资产证券化模式。

资产证券化一直被视作信托公司重要的转型方向之一，原因在于不良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将证券化的资产出售给一个特殊目的载体以达到风险隔离的目的是一个关键步骤。一般来说，SPV有特殊目的信托、特殊目的公司和有限合伙三种模式。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只有特殊目的信托模式才能真正实现破产隔离效应，实现减税减负的目的，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因此，信托公司是目前最好的SPV。信托公司有望在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中，采取"大投行+SPV”的模式获取竞争优势。

2.家族信托

据统计，截至2015年中国个人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113万亿元人民币，较2014年增长32万亿元人民币；高净值人群可投资金融资产总额达到49.7万亿元人民币，可投资金融资产超过600百万元人民币的高净值家庭约207万户，2013至2015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6.1%。当积累的财富已经超过了富裕生活的日常所需时，愈来愈多的高净值人士开始考虑财富的保障和传承。根据贝恩公司《2015中国私人财富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经济增长持续放缓，财富保障和财富传承成为高净值人群首要和次要的财富目标，而对于超高净值人群而言，财富传承更为重要。超过一半的高净值人士尚未对财富传承做出安排，但是不少高净值人士担忧将大量财富过早而又没有规划地交予子女，将助长子女好逸恶劳的纨绔心态。这种现象催生了财富管理的需求，庞大的高净值群体也意味着财富管理市场巨大的发展潜力。

作为长期以来定位高端资产管理业务的金融机构，信托公司拥有丰富的投资经验和灵活的配资模式，具备抓住初具雏形的财富管理市场发展机遇的良好基础，能够开展家族信托业务满足高净值人群的风险偏好和投资需求。在我国的法律框架下，相比国内另一针对高净值客户服务的金融部门―私人银行而言，家族信托以独有的风险隔离机制实现了财富保障目标的同时，具有独特的财富传承功能。通过设立家族信托，高净值人士可以有效地紧锁股权以避免委托人及受益人离婚或去世产生的财富分配问题和企业控制权纠纷问题，实现财产的安全隔离以避免企业各种风险导致的家庭财富缩水，合理的避税节税以避开高昂的遗产税，确立受益人的受益条件以传承家族理念和防止财富外流。

家族信托业务不仅能够满足高净值客户的需求，也给予了信托公司更多的业绩激励。以2013年平安信托推出的国内首?渭易逍磐小捌桨膊聘弧ず璩惺兰蚁盗小蔽?例，采用了"年费+超额管理费”的收费模式，年费率为信托资金的1%，年信托收益率高于4.5%以上的部分收取50%作为浮动管理费。对比当前信托公司的固定比率收费模式（主动管理型业务2%左右，被动管理型业务0.1%左右），家族信托业务给予信托公司更高的业绩激励。此外，家族信托能够为信托公司提供稳定的长期资金，解决集合资金信托期限短、成本高的缺陷，能把视角投向长期收益率更高的投资方向。

当前，我国家族信托刚刚起步，限制家族信托的主要因素是法律制度不完善，股权不动产等资产暂时无法过户至信托名下，受托人的道德风险和客户认知能力缺乏，以及金融机构能力欠缺。但是随着财富管理和传承的需求上升，和监管层对信托公司开创新型业务表示积极鼓励的态度，相关法律法规将不断完善，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前景将更加广阔。而遗产税开征等预期将进一步加速家族信托业务的发展。

3.海外资产配置业务

自2015年以来在经济增长乏力，国内收益率整体下跌和货币政策持续宽松的多重因素影响下，资产荒开始蔓延。国内可投资资产的质量不断下降和兑付危机逐步增多，以及人民币汇率持续下跌的现象使投资者意识到分散降低投资风险和海外配资的重要性，资产保值增值的需求持续高涨。而在国内资产配置陷入僵局的情况下，资产管理机构纷纷将目光转向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境外投资的价值日益凸显。多家信托公司也开始尝试海外资产配置业务，通过申请QDII和QDIE业务资质、设立海外子公司、与境外资产管理机构合作等方式开展境外投资，为客户提供优质的海外资产配置服务。截至2016年9月末，共有20家信托公司获得开展境外业务的相关资质，14家信托公司获批QDII额度，规模合计77.5亿美元。

长远来看，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对信托公司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资产配置全球化能够有效地分散风险，避开宏观经济下行和政策环境变化，获得稳健的收益，满足客户财富保值增值的需求。以往境内的资产收益率通常高于境外，所以仅有少数投资者处于教育、移民和避险的动机配置了海外资产。而随着中国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和海外工作、留学和移民人群数量的增加，开阔了投资者的国际视野，境外投资的接受程度也有所提升。2016年底的人民币汇率大幅下滑又进一步弱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加强了境外投资的需求。同时，海外配资的门槛也在逐步下降，这意味着众多的潜在客户，尚未成型的市场也为信托公司提供了塑造海外资产配置业务品牌的机会。而且与国内的资产管理市场不同，投资者对于境外市场的宏观经济形势、政治环境、法律法规、投资机会和产品风险都不甚了解，无法做出准确判断，因此更为依赖专业机构。相比国内市场多层次的客户类型，境外市场的客户以高净值人群为主，更愿意为资产管理和投资咨询付费。这不仅能够增加信托公司的业绩，更对信托公司的专业性和国际化有所助益。目前制约QDII业务发展的最主要因素是QDII业务的额度限制，根据信托业协会的数据QDII余额仅占信托资产的0.24%，这是明显不合理的。但是在资产配置全球化的大势所趋下，QDII额度必然继续提升，QDII业务的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篇3

关键词:对外直接投资 现状分析

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

当企业在本国国内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到国外投资设立生产基地、从事跨国生产经营赚取国际利润这是美国、欧洲以及日本的企业一贯的经营思路。这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企业的竞争战略、寻求产品多样性或者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为动机。此外接受投资国的投资环境,例如税收优惠政策、关税政策以及贸易壁垒等,也同时影响着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于是企业从事海外投资的动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扩张性动机,另一类是防御性动机。在前一种情况下,企业为了拓展海外市场或者寻求生产所需原料而进行海外投资;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企业则更多地是因为本国经济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在本国投资无利可图而转向海外寻求投资机会。

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阶段分析

自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企业便已经开始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年---1985年),这一阶段是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起步阶段。在这一阶段的头五年内,中国企业在国外共投资设立了76个独资或者合资企业,中方总计投资额约5000万美元,投资项目涉及23个国家和地区。在84-85的两年间,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设立企业达113个,投资额达1.4亿美元,接近前五年的两倍,投资地区扩展到40多个国家和地区。(见表2-1)在这一阶段,企业的投资项目金额相对都较小,投资行业也局限在海运、金融保险、工程承包以及餐饮等服务行业,仅有少数投资项目涉及制造业。

第二阶段(1986年---1992年),在这一阶段随着经济自由化改革的进行,中国企业在经营过程中了逐渐提高了生产技术与管理水平,国内日渐成熟的产业和技术迫切需要进行对外产业转移;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缺乏的矛盾也日益显现出来;而与此同时中国国际贸易净出口额的逐年增加,国家外汇储备日益攀升,中国企业开始有能力进行大额的对外直接投资,以充分地参与到国际竞争之中。因此,中国政府加大力度鼓励企业对外投资,日益成熟的企业也更加强调投资回报的重要性。这一阶段具有代表性投资主体的是大中型制造企业以及投资公司,例如,首钢集团、中国国际信托集团和深圳赛格集团。

第三阶段(1992年---2002年),从1993年开始,中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不断攀升,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的征兆;而大中型国有企业经营效率低下的问题也日趋严重,中国政府不得不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体制改革,这些情况都影响到这一阶段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随着政府削减货币供应收紧银根以期控制住通货膨胀,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枯竭。而与此同时政府收紧了对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控制:新的项目的审批程序日益严格,而已经批准的投资项目也被要求进行复查。这些政策手段直接导致对外投资项目的锐减,这一情况直到1995年才得以好转。尽管1996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数额较1995年相比有所下降,其总投资金额相较1995年却有了大规模的增加,表明了企业单笔投资数额的显著增加。而由于受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到2001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及金额显著下降,直到2002年才有所上升。

第四阶段(2003年至今),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政府在政策上越来越重视引导促进企业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就明确提出了“走出去”战略,报告指出实施“走出去”战略是对外开放新阶段的重大举措,要鼓励有比较优势的各种所有制企业对外投资,带动商品和劳务出口,形成一批有实力的跨国企业和著名品牌。自此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程揭开一个崭新的篇章,从2003年起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持续上升,2008年更是达到了559.1亿美元(非金融类),创下了历史新高。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也呈现了多元化的趋势:寻求新的业务增长机会、规避国内激烈的市场竞争、分散业务和市场风险、提高生产率、应对宏观环境等成为了企业投资海外的新动机。

三、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及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就

中国企业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本文特总结如下:(1).从一定程度上缩短了我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技术差距,学习了先进的生产与管理经验。如前文所述,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的动机就是获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的许多大型企业集团通常能够通过并购海外企业实现了这一目的。例如南汽集团通过并购英国的汽车生产商罗孚取得了汽车产业的先进技术;(2).拓展了海外市场。许多中国企业通过在海外投资经营拓展企业的销售市场,例如,海尔集团通过在海外新建或收购了30多家工厂,这些工厂分布在从意大利到印度的多个国家,生产面向当地市场的产品。而中国企业在海外的进行的工程承接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本国的设备、材料以及劳力的输出。(3).促进了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调整。经过了近30年的发展,中国制造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在中国制造业中,中低档制造业产品占大头,高技术产业和新兴产业比重较小,产业结构处于较低水平。产业升级导致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过剩,大量企业陷入困境,失业现象加重。因此,通过对外投资,将大量设备和技术转移海外,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生产能力是以最小代价促进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必要途径。国内的诸多企业已经采取了在东南亚、拉美地区投资设立工厂,降低了国内产能过剩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经济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4).充分利用了海外金融市场筹措企业发展所需资金。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所需的资金并不总是全部由企业的自有资金投入。事实上,大部分的中国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的时候都会考虑有效地利用国际金融市场来解决资金问题。

2.当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1).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所占绩效不高。为了更好地说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本文使用了OND指数(OUTWARD FDI PERFORMANCE INDEX ),即对外直接投资绩效指数,这一指数由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UNCTAD)提出,按照UNCTAD给出的定义,该指数反映了企业进行海外投资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决定企业对外投资流量的两个决定性因素。或者说不同国家之间这一指数的异同是由各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受到的两个主要的影响因素的不同所决定。这两个因素分别为:“所有权优势”,或者称为企业所特有的跨国竞争力,如企业的创新能力、品牌优势、管理和组织经验、信息获取能力、拥有的财务资源和自然资源、企业规模以及企业内部结构优势,这些竞争力因素使得企业有能力和动力进行海外拓展;“区位因素”,这一因素主要指的是在母国或者受资国生产产品、提供劳务所分别具有的优势,例如市场的相对规模、生产与运输成本、熟练劳动力、供应链、基础设施以及技术支持。在全球化大潮所带来的竞争压力的促使下,上述两个因素共同作用使得企业,无论其规模大小也无论其处在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进行海外投资以增强本企业的竞争优势。OND指数的大小反映了这两种因素在驱动不同国家企业对外投资方面的差异。一般而言,OND越大一国对所有权优势和区位优势的利用越充分。中国的OND指数在2001-2003年、2003-2005年以及2005-2007年三个区间内数值分别为0.150、0.217、0.240,在世界各国家和地区的排名基本稳定在世界第60位左右,而同期处于世界前十名位置的中国香港地区的OND指数数值分别为3.477、8.758、7.799远远高于内地的数值,处于世界前二十位的加拿大和英国的数值也比中国高出很多,这说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绩效与世界先进国家和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而与中国同被称为金砖四国的俄罗斯、巴西和印度虽然在2001-2003年区间或高或低于中国的位置,但到了2005-2007年区间三国均已处于领先于中国的位置。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中国企业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是制约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绩效的最根本的原因。故而提升中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增强中国企业的“所有权优势”是中国企业提高投资绩效的必由之路。

(2).中国跨国企业规模较小,国际化程度不高。中国的跨国公司相对于世界著名的跨国公司而言规模较小,根据UNCTAD的《世界投资报告2009》所列举的截止2007年底的数据,全球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是美国的通用电气(GE),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7953亿美元、雇员32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727亿美元,而中国最大的跨国公司(非金融) 中信集团,其在全球拥有资产约1909亿美元、雇员10万余人全年销售额约149亿美元,且是中国唯一入围全球100大跨国公司(非金融)。而由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主体多是国有企业,在政府积极推进企业跨国经营政策的大形势下,许多企业在并没有一个可行的投资方案的前提下就盲目的投资海外导致了经营效率的低下。

此外,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也普遍低于国际水平,本文采用UNCTAD提出的跨国指数(Transnational Index, TNI)作为国际化程度的综合衡量指标。根据UNCTAD的定义,跨国指数是通过计算跨国公司海外资产与总资产的比率、海外销售与总销售的比率、海外雇员与总雇员的比率这三个的比率的平均数而得出,以衡量跨国公司对于海外资产、海外雇员、海外销售的依赖程度。我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215亿美元,而全球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2145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十倍左右,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海外资产为429亿美元,是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两倍左右。全球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71.52%,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为58.74%,而中国前十大跨国企业的平均跨国指数28.3%,无论是在海外资产还是跨国指数上,我国与全球水平甚至与发展中国家的水平都还有不小的差距,说明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程度不高,我国的跨国企业主要还是在利用本国的资源,而世界上主要的跨国企业早就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长此以往不利于提高企业资源利用效率,更不利于培育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故而形成一批在国际上著名的跨国企业是我国企业需要迫切实现的战略目标。

参考文献:

[1]中国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年鉴.2009

[2]厉以宁,曹凤歧著.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中国计划出版社,1996

篇4

金融自由化提速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在2012年再度提速，其标志是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从中间价上下0.5%，扩大到上下1%，同时利率浮动区间也有所扩大。更重要的是，2013年11月，中国新一届领导层推出了完成余下金融改革的蓝图。自那以来，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进一步扩大，人民币国际化得到大力推动。最近，中国央行（PBoC）在2015年8月改革了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根据前一日在岸收盘价制定人民币汇率中间价。这样的时机选择，既是因为中国有意让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也是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本身的估计，人民币似乎达到了接近“公允价值”的汇率水平。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自由化方面的进展，甚至比人民币汇率灵活性的进展还要快。国际化方面，人民币正被越来越多地用作国际上的发票货币和结算货币。实际上，自2009年开展试点以来，人民币贸易结算已迅速增长，目前占到中国贸易的22%之多。人民币作为投资货币的使用仍然较为有限，并且集中于主要涉及私人部门的点心债券（Dim Sum Bond）市场。人民币加入SDR之后，官方对其作为储备货币的使用必将增加。

至于开放资本账户，中国显然已通过配额制度向投资资金开放，这既包括资本流入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制度，也包括针对离岸人民币的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 特别配额制度，以及资本流出的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DII）配额制度。更近些时候，中国简化了外汇监管，使企业能够更自由地处理外汇资产。按照IMF的分类，中国40个资本账户子项中，总共已有35项完全或部分可兑换，只有5项仍不可兑换。目前，对资本流动剩下的最大限制在于对外投资和个人外汇兑换。对外投资不久前已通过连通上海和香港股市的沪港通部分开放。

国内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一系列新的自由化措施自2014年3月开始施行，包括继续推行利率自由化，并在银行业引入更多竞争。最新也是决定性的一步，是 2015年10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同时，中国银监会（CBRC）放松了对私人资本投资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的限制，比如投资于消费金融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而且，上海自贸区成为政府促进金融改革的新宠。这一试点项目旨在引领全面的利率自由化，允许从国外跨境借款，并准许自贸区居民进行海外投资。

展望未来，即便资本账户已经相当开放，但真正的问题是它是否会完全开放，以及随着自由化的推进，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发生什么变化。经济文献中的共识是：中国将继续作为净债权国，其净海外资产头寸占GDP的比例将基本保持稳定。这一预测的重要性在于，人民币在中期内也应会继续保持相当程度的稳定。但当境外投资者被允许在中国投资任意想要的金额，同时中国居民能够将资金转往海外以使储蓄部分多元化，毫无疑问总的资本流入和流出会大量增加。净海外资产头寸或许能保持稳定，但总资本流动规模可能变得十分庞大，这本身就会给金融稳定带来风险。因此，第二个关键问题是，中国政府能维持资本账户多大程度的“有管理的”可兑换来同时实现两个目标：既要一个风风光光的国际货币，又要相对稳定的金融市场。

杠杆率大幅飙升

中国的金融自由化伴随着杠杆的大量产生。这一切源于公共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它们为了实施2008-2009年的庞大刺激计划，从银行借款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此后刺激计划已变成中国经济政策的新常态。当经济增长在2012年和2013年再次放缓时，中国政府的对策是推出更多基建项目以提振经济。同时，企业借款人也感到可以利用这一新常态。由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不足以容纳公共和私人部门的举债，大量企业，尤其是较小的企业越来越多地利用影子银行满足融资需求，并规避对银行贷款日益收紧的监管。结果，过去几年公共部门和企业的债务急剧增加。虽然银行仍然是中国最大的贷款人，但影子银行已变成重要的融资来源，占未偿债务总额的逾四分之一。

虽然缺乏中国公共债务总额的官方数据，但中国审计署2013年底的一份全面官方报告让我们对情况有所了解。当时，中央政府债务为GDP的21.8%，包括中央政府的一般财政债务（GDP的16.7%）和中国铁路总公司的债务（GDP的5.1%）。同时，地方政府总债务（不包括审计署报告不涵盖的国企债务和养老金或有债务）达到GDP的31.5%。因此，总公共债务为GDP的53%左右。麦肯锡（Mckinsey）最近一份报告所述的情况与此相近，显示公共债务达到GDP的55%。即使公共债务存量看起来相对得到控制，也不应忽视一些不健康的特征，比如期限错配和地方政府债务的高利率（为6%-8%，中央政府债务利率一般为4%-5%）。

与公共部门相比，企业债务状况显然更令人担忧。从2007年至2014年，企业债务与GDP之比上升逾52个百分点。这加大了一些企业的压力。尤其是，截至2014年底，国内上市大公司中逾四分之一的利息保障倍数小于1，意味着它们的营业现金流不足以偿还利息。企业债务再加上数额不大的家庭债务，使中国的总债务达到GDP的近300%，在亚洲仅次于日本。有三个原因使得中国债务问题引人担忧。首先，清理地方政府债务会恶化银行的资产质量；其次，沉重的债务负担即便转移到中央政府，也可能对短期和长期经济增速形成压力；最后，内部和外部自由化都会提高政府和企业的融资成本，引发抵触。

篇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再次表示，对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表示欢迎，称人民币加入SDR只是时间问题。

距离基金组织正式评估SDR货币篮子仅剩四个月，这是否意味着人民币被纳入SDR已势在必得？SDR评估对我国的汇率政策和资本账户管制有怎样的影响？是否会进一步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如果今年人民币被纳入SDR，对资本流动、流动性和资产价格又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加入SDR的意义和可能性

尽管特别提款权仅是各国央行所持有的一种名义上的储备货币，但加入SDR意味着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获得正式认可，也被看作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里程碑。

不过，我们认为，决策层主要是想通过SDR获取国内各方面对推进金融领域改革的支持，特别是利率市场化和资本账户开放。在央行看来，开放资本账户可以倒逼国内其他改革加速推进，而这些改革有助于提高资本配置的效率。

我们认为人民币有相当的可能性在今年或不久之后加入SDR。一种货币被纳入SDR货币篮子必须符合两个标准：1）该国在全球贸易中影响力大；2）该货币在国际交易支付中被广泛使用、且在外汇市场交易活跃，也即“可自由使用”。

中国显然已满足第一个标准，但是否满足第二条仍存在争议。

人民币是否能被纳入SDR最终需要获得IMF其他成员国的支持。扩大SDR货币篮子需要基金成员国70%以上的投票支持，因此美国没有一票否决权。

对大多数国家而言，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对其没有明显的影响，而支持中国则可能有助于其加强与中国的经合作、争取中国投资，因此它们投赞成票的可能性很大。IMF成员国中有多个国家对人民币兴趣较高，如设有离岸人民币结算中心、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或被授予了R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投资者）额度，它们投赞成票的可能性更大。

即便今年人民币未被纳入SDR，估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可能设立一个短暂期限，一旦中国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等条件成熟，即可加入。 力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资本项目可兑换并非加入SDR的必要条件，但这无疑有助于达到货币“可自由使用” 这一关键标准。因此，中国计划使跨境个人投资更加便利化、进一步开放资本市场、并修改《外汇管理条例》，从而在今年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基本可兑换。

我们估计未来几个月可能出台的措施包括：扩大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QFII（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RQFII额度；推进QDII2，允许境内投资者投资境外有价证券投资业务和实物资产。

据媒体报道，首批试点管理方法将很快；推进深港通，并在7月1日推出基金互认；放松海外借款、人民币跨境支付，及在上海自贸区开展集团内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管制；进一步推进存款利率市场化，包括最终取消存款利率上限。

不过，我们认为央行仍将通过额度等措施对资本流动保留一定的控制。资本账户开放的步伐和程度可能将取决于国内流动性、市场信心，以及国际金融环境。 最初资本流出规模可能更大

由于过去的资本账户管制主要是为了防出严于防进，一旦管控放松、国内居民可以更便捷地配置海外资产，初期资本外流规模可能会增加更多。当然，考虑到境内外利差仍然可观，如果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内机构也可能增加海外借款；海外投资者得以更便捷地购买国内资产，也可能带来一部分资本流入。

此外，人民币纳入SDR还会增加外汇储备管理机构和财富基金对人民币的需求。从总体看来，短期内资本流入和流出的规模，可能不会相差得太多。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过去两年中国逐渐放宽资本账户管制，资本双向流动规模已有所扩大、国内流动性的波动也有所加剧。

我们认为自3月份以来，受央行调整中间价的影响，市场汇率预期有所转变、资本外流规模明显缩减。另一方面，离岸人民币远期汇率回升、对在岸人民币即期汇率的溢价收窄，也反映离岸人民币外汇市场上流动性有所改善。 浮动区间可能扩大

在10月IMF评估SDR之前，我们预计央行将继续保持汇率稳定、对美元相对坚挺，而不会允许人民币贬值。保持人民币相对坚挺是为了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使用人民币更有吸引力，也可以避免被主要贸易伙伴指责操纵汇率，并且也能稳定市场预期，避免引发更大规模资本流出和因此带来的流动性和金融市场波动。

不过，央行可能会不时根据外贸顺差规模或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汇率的变化调整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

央行有可能在SDR评估前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以体现汇率形成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浮动区间的时点可能选在汇率单向波动压力趋缓之际（比如现在），变动幅度也可能较温和，比如扩大至3%。鉴于升贬值压力相对均衡、且央行很可能会积极管理市场预期，扩大汇率浮动区间可能不会导致汇率大幅波动。

10月SDR评估结束之后，无论人民币是否被纳入SDR，央行调整汇率的空间都会更大。

如果美联储开始加息、美元随之升值，或中国出口依然乏力、且内需疲弱，那么人民币可能在目前的基础上进一步小幅贬值。

不过，决策层意图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并且担忧贬值引发汇率进一步大幅波动，因此贬值幅度也应有限。总体来看，我们预计今年年底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为6.30、2016年底为6.40。 对资本市场总体利好

资本账户更加开放意味着海外投资者有更多渠道参与内地股票市场，同时国内投资者也有更多机会投资海外市场。

未来6个-12个月，如果央行保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相对强势，套利资本外流可能消退，从而改善国内流动性条件、降低货币市场利率，利好A股市场。同时，资本账户开放推动国内投资者资本流出，首站一般就是香港，因此可能会利好H股市场。

长期来看，一旦人民币跻身于全球主要储备货币之列，以人民币计价的股票就将成为全球基金资产组合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对于A股和H股来说均为利好。

此外，随着国际机构投资者的逐渐加入，A股市场的投资风格也将改变，整体交易风格将偏向于大盘股，估值体系与国际标准靠拢。

在债券市场上，我们预计国外投资者将加快参与在岸债券市场的步伐。目前我国利率高于海外，而国债和地方政府债券的增加也会丰富债券市场；我国会继续扩大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对外资机构的开放，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可能推升离岸人民币流动性更快增长，便于外资通过RQFII或央行试点等渠道投资于在岸债券市场。

长期来看，随着人民币逐渐成为全球储备货币，对在岸和离岸人民币债券的需求都应有所上升。再加上更多的在岸机构参与离岸融资和债券发行，离岸人民币工具的种类应会更加丰富。资本账户开放可能使国内机构更便捷地进行海外融资、多元化配置资产，其全球债券头寸也可能有所提高。

篇6

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9月的《2013年全球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报告》显示，全球私人银行收入增长稳定，预计今、明两年收入增长14%及15%，而亚洲区内的香港及新加坡受访者预计，今、明两年收入分别增长23%及21%。该报告访问了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多家机构，当中24%受访者来自亚太地区。

香港欲打造私银中心

普华永道香港私人银行及财富管理主管合伙人林虹表示，之前亚太区域财富管理行业发展有所放缓，但最艰难的时间已过去，私人银行正由以往提供简单产品，转为向客户提供全方位财富管理解决方案和咨询服务。由于亚洲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已有不少私人银行踏足亚洲寻求商机。

普华永道香港私人银行咨询服务合伙人沈樱淇称，私人银行认为亚洲区是重要的新兴市场，而中国内地、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及中国香港是它们投资的四大首选。新加坡是东南亚的中心，而背靠中国的香港则是北亚地区中心。为捕捉中国机遇，不少国际私人银行会选择在香港设立分部。

香港金管局发言人曾对媒体表示，香港具有多项成为世界级私人银行中心的基本素质：法律制度完善、司法独立、产权得到充分保障；同时，香港还奉行低税制，拥有成熟的资本市场以提供全面的财富管理服务。这些优势能使香港成为一个吸引外资的中心。

而香港为松绑私人银行业已采取一系列行动，香港金管局从2012年开始修订银行的发牌条件，删除必须持有客户总存款不少于30亿港元、总资产不少于40亿港元的机构才能发牌的要求，放宽了国际金融机构来港设立私银业务的限制。

目前有41家国际私人银行进入香港。由于只有符合《银行业条例》、获得香港金管局认可资格的持牌金融机构才能开展私人银行业务，此次修改发牌条件后，这一局面无疑将大大改观。香港金管局还表示，不再强制私人银行分隔投资业务与一般银行业务，允许私人银行采用“投资组合为本”的方法为客户进行适合性评估，而无需按每宗交易将客户的风险承担水平与产品风险水平配对。

另外一个重要举措是，香港金管局首次定义了私人银行的客户标准，“拥有至少300万美元（或者其它等值货币）的包括证券、存款及存款证类的可投资产；或至少100万美元（或者其它等值货币）由银行管理的可投资资产”。

香港处于亚太区中心，背靠中国内地，与瑞士处在欧洲的中心及临近德、法、意等欧洲经济大国类似，且香港在时区上正好与美欧金融市场形成承上启下的关系，有利于吸引世界各地的私人资产来港运作。

而在欧美私人银行日渐式微的今天，财富东移来亚洲“避难”，更为香港打造国际私人银行中心创造了极佳的时机。

“私人银行服务中心的打造，会促进更多国际私人资本流入香港，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位置。”美国金融管理学会亚太区高级副总裁程显礼说，“北美、欧洲开始提高富人税，传统保密性最佳的瑞士银行不得不向美国政府提供美国公民在其机构的资产信息，中国内地富人数量迅速扩大，这三大因素促使富人选择新的私人银行服务中心。”

关于亚洲私人银行未来发展空间，普华永道中国金融业务组合伙人周章称，亚洲人口老龄化趋势将凸显退休计划、财富享受和业务转换规划的重要性，因此私人银行在养老金安排、慈善业务、税务筹划和艺术品收藏等专项财富服务能力上仍有提升空间。

吸纳内地财富

普华永道中国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主管合伙人梁国威介绍说，中国私人银行业务起步于2007年，随着国内高净值客户群的日益庞大，中国私人银行业务近来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目前中国私人银行的客户主要是“富一代”，随着这代人的成长，私人银行需要提供的服务从以往的传统的资产投资，向金融规划和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转变。

梁国威直言，当前中资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都面临同质化问题，缺乏差异化竞争，而随着中国财富人群的增加，私人银行财富管理服务应从传统的资产投资，转向提供差异化的金融规划及全方位的财富管理解决方案。

针对目前内地许多企业和企业家都有海外资产，梁国威称，高净值的内地客户有配置全球资产的需求，中资银行需要“走出去”以满足客户的需求，逐渐尝试开展离岸业务，而香港和新加坡都是中资银行迈出去的第一站。

对于外资私人银行的优势，梁国威坦言，刚落地的外资银行在产品开发和客户发掘上都难与中资银行相较，“但国际市场和全方位的服务方案是他们的强项，所以离岸业务将是外资银行的开拓重点”。

中央财经大学与中信银行私人银行共同的《中国私人银行发展报告2012》预计，到2015年，国内高净值人群（指个人可投资资产超过1000万元的人群）数量将达到219.3万，比2011年增长85%。

更令人瞩目的是，据全球知名财富研究中心Wealth-X最新预测，中国个人资产达到5000万美元的超高净值人士总数，预计会在2013年增长9%，达到12250人，他们的净值总和也将增长8%，达到1.7万亿美元。

内地富裕人群成长越迅速，对私人银行能够提供的服务要求也越高，这对尚处在野蛮成长时期、推销理财产品大于财富管理的内地私人银行业而言，无疑是一种挑战。

“富豪都有自己的投资渠道和经验，一个经验有限，仅仅拿着专业证书，连经济周期还没有完整体验过的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是很难取得他们信任的。”民生银行私人银行方案中心资深顾问洪曦说。

在香港，一个能够成为私人银行家的专业人士，要么出身名流，有着本地和国际丰富的人脉网络，掌握着金融市场最前沿的信息；要么有着超过十年以上的专业经验，涉猎证券、基金、信托、外汇、房地产、公司管理、法律等方方面面，能够洞察客户的需要，注重与客户建立信任关系。总之，他就像旧时英式电影里最受庄园主信赖的老管家，经验丰富，忠心耿耿，是后者推心置腹的密友。

香港的法制环境也是吸引内地富人的必要条件。香港地区与瑞士及新加坡一样，不征收资产增值税及利息税，遗产税的最高税率只有15%，是发达经济体中最低的，对离岸资产具有很大吸引力。此外，香港税率制度的效率全球最高，新加坡排名第二，瑞士则排名第14位。

香港的法律体系更加适合做私人银行业务，香港的法律保护私有财产，这是建立私人银行的根基，也是内地富裕人群愿意将资产转移到该地的根本原因。

一般而言，成熟的财富管理犹如一座金字塔，将客户按照资产规模分层。最底层是资产不到100万美元客户，私人银行为其提供不同内容的结构理财产品；倒数第二层是资产达到300万美元的客户，私人银行除了为其进行个性化的资产配置外，还有专业团队来帮助解决其它财务目标，如制定客户债务重组方案、退休计划以及遗产安排；最顶尖的则是提供诸如欧美传统的家族办公室式财富管理（Family Office），由涉及多种领域的专家组成，为超级富翁监督和管理整个家族的财务、健康、教育等。

“现在，国内富裕人群对财富的追求并不只限于赚更多的钱，还有对第二代的培养、对财富的保护和传承，因此内地富豪更偏爱能提供成熟财富管理服务的香港私人银行。”展恒理财总经理阎振杰说。

香港金管局发言人乐观判断，香港将成为内地高净值家庭海外资产的最大集中地。虽然欧美私人银行中心可能在文化与服务上有一定优势，但香港争取到内地客户的机会更多，一则因为香港金融机构对内地客户更了解，二则香港也是中资银行海外发展的首选地。

人才短缺问题

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未来私人银行仍将面对一系列的风险。受访者最担忧的是监管规定收紧，并且预期风险及监管合规方面的成本，会由现在占全年收入的7%，增至两年后的10%。94%的受访者认为，跨境银行监管和更大程度的税务透明，将进一步加大风险。

人才短缺亦成为私人银行头疼的大问题。沈樱淇表示，由于亚洲地区私人银行方面的专才较少，已成为私人银行发展中一大障碍。由于现时中国内地是重要的业务目标，所以对内地情况熟悉的人才更加受到追捧。

“私人银行在香港已有近30年历史，产品差异化越来越小，大家拼的就是增值服务。从踏入私人银行那天起，就不再有真正的私人时间，哪怕客户要订个西餐厅外卖，都是你的分内事。”在恒生银行私人银行及信托服务主管陆庭龙看来，私人银行家就是“高级打杂”，要建立长期互信的关系，经验远比学历重要。

陆庭龙说，在香港少于10年银行经验的员工不可能成为私银客户经理，员工流转率极低，稳健的人员结构保证了客户与银行的紧密联系。“不少本地家族30年只用一家私人银行。同样的模式，我们希望能复制在内地富豪身上。”

高级猎头公司Hudson（翰德）称，私人银行客户经理是全香港最紧缺的人力资源之一，入行难，跳槽也极为罕见，许多人十年如一日，更有甚者一辈子只服务于一家银行。目前香港约有逾2000个私人银行从业者，平均月薪7万至9万港元，其中不少出身于贵族家庭。

“一个成功的私人银行家，与客户的关系应该是无孔不入的。分家产、公司信托、子女教育甚至客户‘包二奶’，只要有理财需要，私人银行家必须随传随到。客户看重10%的年收益，更在乎资产的安全。”陆庭龙说，“现在香港私人银行业的问题是，年轻的从业者找不到工作，银行又请不到资历较深、合适的人。香港不缺理财专员，但缺真正了解市场动向和能够满足客户需要的私人银行家。”

篇7

【关键词】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步伐的不断加快，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显得越发激烈，而跨国投资领域也将逐渐演化为经济竞争的主战场，我国越来越多的企业跨出国门，进军到海外投资市场，然而我国企业走出国门的时间还很短，跨国经营的经验也不足，风险意识淡薄，不能有效应对海外投资面临的各种风险，致使我国企业海外投资频频遭遇失败，面临巨额亏损，而这些巨额亏损企业往往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国企“走出去”面临的主要困难是尚未建立起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应对机制，因此加快建立有效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显得颇为需要。

一、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风险结构

我国海外投资的国有企业处于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环境当中，由于跨国投资的多目标性、国际经营环境的特殊性、汇率的不断变动，以及国内总部决策的影响等，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遭遇的主要风险为：政治风险，法律风险，管理风险和金融风险。

二、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风险也日益凸显，项目投资失败案件也屡屡发生。而导致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不高的原因主要是目前的风险防范机制存在以下不足：

1、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稍显盲目，缺乏战略决策机制。客观充分的调查研究，包括对政策支持性、技术可行性、效益可靠性以及市场环境，和自身能力等的认真调查和研究分析，是保证投资成功的重要环节。但是，很多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并未对投资项目做充分深入的调查研究，开展科学有效的可行性分析报告，战略决策机制不健全，决策缺乏谨慎性。

2、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不健全，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滞后。我国到目前为止尚未建立专门的海外投资保护法，而是以行政法规和规章的形式对审批、税收和外汇管理等少数几个方面进行了规定，而且这些行政法规和规章一般由一个或几个部委制定，缺乏系统性。而且我国从2002年底才开始海外投资保险业务，由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负责承保，但此保险业务才刚刚起步，还处于摸索阶段，海外投资保险业务尚未全面展开，投资保险制度也不够规范。

3、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审批体制不够合理，监管机制不够到位

（1）审批体制很不合理。我国海外投资立法中过于集中于前置审批程序，职能交叉和混淆而形成的多头管理现象还很突出。这种审批制度不仅耗时长，效率低，而且会使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成本上升，更甚者错失投资良机。

（2）监督机制不到位。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往往重事前审批，轻事后管理，国有企业对海外投资国有资产的财务、经营状况的后续监管缺乏持续性较强的管理措施。

4、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导致国际化人才匮乏。国有企业海外投资要想提高成功率需要大量的国际化人才，致使我国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人才缺乏的主要原因是企业内部缺乏有效地激励机制。一方面，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企业还未完全摆脱计划经济的报酬模式，另一方面，海外投资国有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的任免和考核往往由上级党政机关来决定，而非民主选举，此外国有企业内部也不注重对国际化人才激励培养。

5、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尚未建立起及时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国有企业海外经营存在的沟通风险主要来自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的沟通协调不及时有效，另一方面是海外分支机构和东道国的沟通协调不及时充分。

三、构建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为了更好的配置有限的资源，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增强对抗风险的能力，国有企业很有必要尽快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

1、重视对海外投资的风险评估，建立高效敏锐的风险预警机制。我国国有企业在进行海外投资前，首先应当对东道国的政治、法律、经济、文化环境等进行综合系统的考察和评估，分析判断东道国的总体形势，以做到慎重地选择目标市场国，实现投资决策的科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此外，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应建立高效敏锐的风险预警机制。加大对海外投资市场的风险控制力度，加强对海外经营市场的分析和预测，提高对海外市场的形式变动的敏感度和反应能力。

2、致力于长期投资，积极实施海外投资本土化战略。当跨国企业的利益与当地利益比较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各项风险发生的概率。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应当致力于长期投资，积极实施本土化战略，具体战略有与当地投资者合资或合作经营，适当提高当地融资比重以及积极承担起社会责任。

3、加快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法律法规体系。由于对国外的法律法规不够熟悉，我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常常面临东道国的法律风险。因此，健全的海外投资法律体系可以极大地帮助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顺利开展。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对海外投资的立法，另一方面还要尽快健全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保护机制。

4、规范国有企业行政监管机构职能，构建海外资产长效监督机制。监管机制的建立健全是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的重要保障之一。造成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审批制度不合理的主要障碍是多头管理的现象还是很严重。针对此，我们可以规范我国国有企业行政监管机构的职能，实行统一由商务部对海外投资项目进行归口管理，而其它各部门进行配合。此外我国国有企业还需建立海外资产长效监督机制。一方面要加强国内董事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监管，另一方面要加强国有企业内部的监管。

5、树立“以人为本”管理理念，建立健全海外人才激励机制。现代企业之间竞争的最终体现是人才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始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管理理念，做好国际化人才的培育、吸收和储备工作，最大程度地降低国际化的人力资源成本和风险。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应规范薪金结构，完善国有企业激励机制，另一方面国有企业还要积极拓展人才渠道，建立科学公正的应聘机制。

6、加强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和国内母公司及东道国的沟通协调机制。要尽快建立起母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之间的沟通渠道及其协调运转机制，国内母公司和海外分支机构都应设立专门部门来沟通和协调国际业务的处理。针对和东道国尤其是与东道国当地员工的沟通问题，国有企业海外分支机构也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起良好的沟通和协调机制。

总之，随着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步伐的不断加快，加强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研究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就显得更加突出。但风险防范机制的建立并非一朝一夕就可以完成，国有企业应在海外投资中不断吸取经验教训，同时借鉴他国经验，尽快建立并完善海外投资风险防范机制，以期能够提升我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应对能力，提高国有企业海外投资成功率，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促进我国经济更好更快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齐荣光,梁权.从中铁建沙特巨亏看海外工程项目风险管理[J].会计之友,2011(19).

[2]张友棠,闵剑.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管理[J].企业研究,2012(9).

篇8

自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在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企业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跨国公司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向全球公司(Global Coroo-rations)的转型，这是近15年来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次静悄悄的革命，而且这次变革还在继续发展、不断深入。

一、竞争环境的变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政治、经济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改变了世界各地企业竞争的环境。

首先，冷战结束推动全球市场的形成。1979年中国对外开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大国逐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1989年11月至1991年12月，前苏联和东欧发生巨变，冷战结束，两个对立的阵营不复存在，经济全球化的政治障碍被扫除。自此，超越政治地理界限的全球统一市场开始形成。

其次，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技术支撑。从1995年开始，互联网开始广泛应用，移动电话逐渐普及。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联系空前加强，全球市场得以真正形成和运行。信息技术和通信技术的革命使得全球公司的战略和管理能够真正在全球范围内实施。

第三，金融资产全球自由流动开启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脱离布雷顿森林协议自由浮动成为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起点。从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主要货币在全球逐步自由浮动和买卖，随后债券和股票也实现了全球自由买卖。外汇、债券和股票等流动金融资产在全球自由流动成为第三次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浪潮改变了企业的经营环境和竞争规则。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和迅速发展的全球化浪潮，跨国公司原有的发展战略、管理结构和经营理念均面临严峻考验。

二、经营战略的转变

面对迅速形成的全球市场，一批跨国公司开始调整企业发展战略。

过去，发达国家市场是企业竞争的主战场；现在，新兴市场往往成为新产品急剧增长的市场。企业可以根据增长潜力而不是根据地理位置来细分消费者市场。

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在全球任何地点，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繁华都市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小镇，人们都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加工和处理信息，参与全球的创新活动。企业可以根据技能水平而不是地理位置配置、组合劳动力。

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按照功能配置资源和获取资源已经成为可能。1992年全球市场出现以来，许多跨国公司进行了全球战略调整，按照企业经营系统的功能重新配置资源，以适应全球市场的出现。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过去的多国发展战略调整为全球发展战略。全球经营已经成为企业经营的常态：它们或者在全球最适宜的地点设置采购中心、制造组装中心、研究开发中心、财务结算中心以及营销服务中心，从而完善全球产业链；或者把价值链的若干环节外包出去，充分利用其他企业、其他国家的资源；或者通过与其他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并购其他企业、吸纳整合全球最优资源，从而打造全球产业链和完善全球产业系统。

随着企业发展战略的转型，跨国公司的管理架构也做出了相应调整。

跨国公司管理结构的全球调整包括股权全球化，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和管理结构为适应全球化而进行的调整。

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浪潮是以金融资产全球自由流动为特征的，金融资产的自由流动必然导致企业股权的全球化。

股权的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公司吸纳资金的范围从以一国为主转向从全球吸纳资金，同时它也意味着跨国公司从为一个国家的股东负责转变为为全球股东负责。股东结构的变化显然是跨国公司管理、治理结构全球化的重要动因。

由于各国文化背景不同、企业发展历史各异，因此过去公司的治理模式和结构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上世纪90年代，不少欧洲和亚洲企业在战略调整、业务重组和管理改革中学习和引进了许多美国公司的成功经验。如果说，当时学习和引进美国模式是一种治理、管理结构的趋同，那么，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趋同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全球企业治理、管理结构的趋同与上世纪90年代有所不同，它不是向美国公司学习的单向趋同，而是各个公司在坚持自身治理、管理结构优点的基础上，有选择地学习其他公司的长处。这种双向甚至多向的治管结构的趋同是经济全球化带来的企业治理管理结构改革的积极发展。

过去，跨国公司采取的是以母国为中心辐射若干国家子公司的中心辐射式的管理模式。在这一阶段，公司总部拥有绝对的决策控制权。如今，由于全球各个市场当地化经营的需要，过去单纯的纵向管理结构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活性来应对全球各个地点经营条件的迅速变化。跨国公司需要在全球市场的若干重点地区和国家设立地区总部，统一管理协调公司各个业务部门在当地的经营活动。地区总部代表公司总部协调和支持一个重点地区所有分支机构的经营业务。公司事业部在当地的业务分部和地区总部实行的是一种矩阵式管理结构。

在全球不同国家和地区设立纵向的业务分部以及横向的地区总部使得这些公司形成了新的管理架构。这是一种多中心、多结点的网络管理模式。网络管理模式有利于全球公司对全球范围经营环境的变化更迅速地做出反应、更有效地利用全球资源。

为适应全球竞争与合作，跨国公司还调整了企业经营理念和文化。

过去，跨国公司往往以母国文化为中心整合各国雇员带来的不同的文化。现在，全球公司通过全球各地分支机构吸纳当地人才，从而接受了多种文化成果，形成能够包容多元文化的企业文化。全球化程度高的跨国公司出现了淡化国籍、强化全球性的趋势。

ABB称自己是“处处为家的全球公司”。在ABB公司看来，其建立在世界各地的企业或分支机构是当地经济的一个组成部

分。ABB是把企业所在地当作自己家园来经营的全球公司。

IBM公司认为，原有跨国公司已经不能适应全球化时代的需要。IBM公司给自己的定位是“全球整合企业”(Global hltegrat-ed Enterprise)

令人感兴趣的是，2006年以来，出现了一些著名德国企业转变为“欧洲公司”的现象。欧洲企业是比单一国家公司全球化程度更高的公司，是走向全球公司的一个过渡阶段。从2006年10月安联保险公司率先转变为欧洲公司之后，德国BASF公司在2007年11月15日也转变为欧洲公司。BASF新的欧洲执行委员会类似德国企业的监事会，这个委员会的23名成员来自欧洲12个国家。

在跨国公司淡化国籍、强化全球利益从而形成多元文化的过程中，跨国公司的责任理念也得到提升。全球公司承担的责任从过去的股东价值最大化提升到强化包括股东、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公司责任体系。在现代工商文明新时期，它们不仅为公司股东负责，而且为企业所处的社会和环境负责；它们不仅为总部所在母国的社会和环境负责，而且也需要对海外子公司所处的社会和环境负责。全球公司承担了全球责任。

跨国公司关于公司社会环境责任与股东利益关系的论述表明，跨国公司强化公司责任不仅不是公司的负担，而且有助于增强它们的竞争力。在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已经从过去的硬件竞争上升到软件竞争，从过去主要以技术、产品竞争上升到公司责任理念以及公司道德水准的竞争。先进的公司责任理念成为企业制胜的不可或缺的软竞争力。

吸纳多元文化和承担全球责任意味着全球公司理念和文化的革新，也标志着跨国公司向全球公司转型的完成。

三、全球公司的特点及其竞争力

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过战略、结构和理念三方面的调整，许多跨国公司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其发展战略、管理和治理结构以及理念文化与原来的跨国公司截然不同。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不仅扩大了经营地域，而且从战略、结构到理念均发生了深刻变化。在全球化潮流中，跨国公司通过战略、管理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完成了从跨国公司到全球公司的转型。这些本来就很强大的跨国公司在向全球公司转型过程中，依据其强大的软竞争力，通过并购和外包成为所在产业全球价值链中为数不多的系统集成者。它们通过整合全球价值链和建立全球经营网络放大了自己的竞争优势。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幅提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近十年来，全球跨国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幅提高。1995年，全球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资产占其总资产的41％，到200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54.5％。海外资产总额则从1995年的1.5879万亿美元上升到2004年的4.7280万亿美元，十年中增加了两倍。与此同时，最大的100家跨国公司的海外销售额占其销售总额的比例也从46％上升到56.5％。海外雇员比例则从43％增加到53％。

与一般跨国公司相比，全球公司的全球化程度大为提高，其跨国指数超过50％。当一个公司超过一半的资产在海外，超过一半的收入来自海外，超过一半的雇员在海外就业时，这家公司的思维方式和经营模式就与一般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差异，海外经营成为这家公司的重心。其战略、管理结构和理念文化必然出现重心转移。对这些公司而言，海外经营的重要性不断上升，母国经营的重要性则相对下降。公司的资源越来越多地向海外转移。这种情况在瑞士、荷兰、北欧一些小国的跨国公司中尤其明显。

全球公司通过全球战略、管理架构和理念文化的调整，成功地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从而大大提高了全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四、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

最近15年是全球公司迅速形成和发展壮大的时期，也是全球公司全面进入中国市场的时期。全球公司把全球战略延伸到中国，它们在中国设立营销机构开发中国市场，在中国设立制造基地组装加工，在中国设立研发机构从事技术开发。中国成为全球公司全球产业链上的重要环节。全球公司把全球管理网络覆盖到中国，它们在中国设立地区总部，整合在华各项业务，从而成功实现了在华业务集团化管理。中国成为全球公司全球经营管理网络的一个重要结点。全球公司还把全球责任理念推进到中国，它们强化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在内的责任体系，形成现代工商文明时期企业竞争的新规则。

(一)跨国公司把全球战略调整延伸到中国

它们根据中国市场的新变化和竞争环境的新情况，把经营市场全球化、经营业务服务化和经营资源外部化等战略具体落实到中国市场，从而确定了未来若干年在中国市场的战略规划。

(二)跨国公司把全球组织管理结构的调整延伸到中国。

跨国公司通过建立控股公司(投资性公司)，在中国设立管理、服务和投资中心，将一部分母公司的职能转移到中国当地，从而大大增强对在华企业的管理。在华设立企业集团或控股公司使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管理当地化和系统化程度大大加强。跨国公司有可能把在华投资与其全球战略相连接，把在华投资项目纳入其全球经营网络，从而增强竞争力。

(三)跨国公司在中国积极推进企业责任。

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最主要的途径是管理好自己在华投资的企业，在负责任的商业行为方面发挥示范和带动作用。跨国公司在华大规模投资，建立了一大批合资或独资企业。它们要求其在华企业承担股东责任，为跨国公司股东创造价值；要求其在华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保障劳工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标准；要求其在华企业减少排放，保护环境。

跨国公司在中国推进公司责任的第二个途径是管理好自己的供应商。过去，人们关注的是供应商的产品质量、成本以及交货期。现在，跨国公司把公司责任延伸到供应商，强化供应商及其采购工厂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

五、引导全球公司融入我国的可持续发展进程

全球公司的形成以及与中国企业的合作和竞争给我国宏观经济层面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它们既为中国经济和中国企业带来了严峻挑战，也为之创造了难得的机遇。面对全球公司的全面进入，应当限制、排斥它们在中国的发展，还是应当积极引导，让它们为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其中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思想，以全球视野和未来意识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

人们对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全面发展感到担心，其主要理由是：如果中国各个产业被跨国公

司/全球公司渗透甚至控制，那么就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自力更生”和“自成体系”的经济更安全。其实，这是中国过去在被西方封锁时代形成的传统安全观。

在全球经济发展新时期，我们对于国家经济安全的观念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不能用传统的经济安全观来看待今天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合作。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促进。随着中国经济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中国企业与各国企业的相互渗透与合作将越来越密切。在这种情况下，遏制中国经济发展必然影响已经全面进入中国的全球公司的利益，进而影响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我们应当学会在全球化时代，在股权相互渗透、资本全球流动、经济相互依存的条件下保障我国的经济安全。事实上，由于与中国企业和中国经济相互渗透和相互依存，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利益越来越重要。为了自身利益，它们越来越关注和维护中国与西方各国和平稳定的关系。近三十年的经验表明，与跨国公司/全球公司建立关联，让中国企业与这些企业相互依存，反而有助于我国经济的安全与稳定。

开放的系统能够不断从系统外部吸收能量，从而有效地维持系统的动态平衡，进而促使系统从无序到有序发展。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系统，只有不断从外部吸收各种资源，把这些资源同自身资源整合才能使自身经济更加有序化，让结构不断优化。惟有如此，国家经济实力才会不断增强，经济才能腾飞。反之，则被边缘化。经济全球化使得各国相互依存程度不断加大，同时也为各国获取经济资源带来了新的途径，即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以自己的优势经济资源换取稀缺资源，与其他国家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不少人关注全球公司为国家经济安全带来的负面影响，认为全球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并购中国当地企业(特别是龙头企业)将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时刻，人们对对外开放战略乃至外资工作进行反思是应该的。但是人们对外资的担心和对跨国公司作用的质疑以及相应的政策诉求却倾向于被动防御，倾向于防范外来经济冲击，而不是探讨如何扩大开放，如何在开放中更主动地与跨国公司合作竞争，更充分地吸纳、整合全球资源，这样做反而是不恰当的。

被动防御和主动整合是两种不同的思路、两种不同的战略。在改革开放发展的新时期，我们应当比过去更具备全球视野，从全球角度思维，更加主动地吸纳、整合全球资源，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全球公司大规模进入中国，特别是在我国还没有完善市场经济管理体制的时期，这些企业有可能对中国宏观经济带来消极影响，因为它们的发展目标与我国宏观经济发展目标并不完全一致。对于全球公司在中国的发展，我们当然需要研究如何防范全球公司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是我们更需要研究如何利用全球公司带来的积极因素，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全球公司在华发展对于我国经济利大于弊。如果我们把主要力量放在如何防范、限制全球公司，而不是如何发挥全球公司的积极作用上，我们不仅不能防范全球公司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还会错失全球公司创造的机遇，错失我国面临的发展战略机遇期。在今后与全球公司合作中，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思路，应当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合作和竞争，积极吸纳、整合全球公司带来的资源。

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全球公司在全球配置资源时把价值链的重要环节转移到中国，有利于全球公司在中国进行制造外包和服务外包，从而促进我国企业在融入全球经济中吸纳和整合全球资源。与此同时，我们的政策应当有利于包括外资企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内的中国企业在中国市场展开积极的竞争与合作，在竞争合作中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共同提升中国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发挥全球公司在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桥梁――沟通作用

推动国外资源与中国资源的交换。全球公司通过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和在中国直接投资，在中国取得资源的同时，也把国际先进技术、设备、原材料甚至人才引进中国。全球公司是中国与世界开展资源交换的桥梁。

(二)标杆――示范作用

作为企业管理及企业理念方面的标杆，可以发挥示范作用。近年来，全球公司通过强化公司责任体系(包括经济、社会和环境责任)越来越重视对投资东道国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的责任。它们既有明确的实施标准，也有一套实施措施。它们成为当地企业节能、降耗、减排以及承担社会责任的模范。

(三)关联――带动作用

带动上下游相关企业及相关产业发展。全球公司通过外包和采购在中国建立了颇具规模的供应链体系。即使是全球公司建立的独资企业也通过供应链的关联作用带动了数以千计的当地企业提高质量、降低成本，承担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正是通过这样的关联作用，全球公司与中国当地企业一起，从根本上改造了中国工业基础，提升了中国当地企业的全球竞争力。

(四)竞争――激励作用

通过竞争淘汰落后、促进先进，从而激励中国当地企业奋发图强。全球公司进入中国给同行业企业带来冲击。那些能够尽快转变经营机制和经营观念的企业通过与外来竞争者合作竞争而成长、壮大，那些不能适应竞争的企业有可能被淘汰。企业间正常的竞争淘汰有利于提高产业集中度，有利于提高企业整体竞争力。当然，我们要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保障企业破产和兼并过程中员工的权益。

六、推进我国大企业集团走向全球

全球公司进入中国，一方面带来了激烈的竞争，给中国企业提出严峻的挑战。另一方面，与全球公司合作也给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发展带来了宝贵的机遇。

当全球公司吸纳和整合包括中国企业资源在内的全球资源来和中国企业竞争时，我们的不少企业缺乏全球视野和全球思维，它们或者仅仅考虑利用本土资源应对全球公司的挑战，或者把全球公司的冲击意识形态化，以寻求行政保护。它们的思路还停留在“民族企业”与“外国企业”的竞争上。

现实情况是，很多“外国企业”已经或者正在转型为全球公司。这些全球公司在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上吸纳和整合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产业链，发起全球竞争。而我们这些企业很少考虑全球化时代最新的变化，仅仅考虑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全球公司的冲击，很少考虑如何利用全球资源来参加全球竞争，如何吸纳整合跨国公司的资源为我所用。实际上，这种被动消极的思路和做法不仅不能免于全球公司的冲击，而且往往丧失与全球公司合作的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浪潮涤荡世界，全球公司向全球市场全面

进军的时代，纯粹的“民族企业”难以生存和发展，更难以与吸纳整合了全球资源的全球公司竞争。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我国企业必须像全球公司那样，学会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换言之，中国企业也要迅速地从民族企业成长为全球公司。

阻碍中国企业发展的不利因素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我们自己的管理体制，来自我们自己的狭隘观念。我们的企业应当从民族国家视野扩大到全球视野；应当从民族工业思维上升到全球工业思维，在全球范围吸纳整合资源。

面对全球公司的竞争，不能以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的企业与全球企业竞争。我们的企业应当面向全球、面向未来，从全国性企业发展到国际性企业，从国际企业发展到跨国公司。那些领先的排头兵企业应当进一步从跨国公司上升到全球公司。中国企业应当像全球公司那样，实施全球战略，吸纳整合全球资源来参与全球竞争。唯有如此，中国企业才能在全球公司的时代取得自己应有的地位。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2年以来，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不少产业都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与此同时，全球公司在全球范围加快整合产业链。各个产业都形成了一些主导产业发展的龙头企业。结果，许多产业中规模最大的部分落户中国，而主导产业发展的最主要的企业却在海外。在中国出现了大产业、弱企业的现象。

我们应当通过参与外资并购和自主并购，加快产业重组。同时通过“走出去”，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从而打造具有产业影响力的一批大企业集团。

我国各个产业的龙头企业，特别是中央所属的大型企业集团应当充当其所在产业的系统集成者，积极推进我国产业重组。当前特别应当加快钢铁、汽车、装备工业的重组，支持那些具有全球经营战略、完善的公司治理和管理结构以及全球责任理念的龙头企业跨地区、跨部门并购同产业的其他企业。与此同时，也应当允许来自国外的具有全球责任理念的全球企业参与国有企业的并购。通过外资企业并购促进竞争，使我国企业就近学习跨国并购，积累经验。

我们应当研究外资并购带来的风险，如某些行业出现市场集中度提高进而造成垄断的问题。但是我们更应该研究外资并购带来的机遇，探讨如何充分利用外资并购促进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

外资并购有助于企业节能、降耗、减排，节省土地资源，盘活存量资产，促进企业重组，推动产业集中，提升中国企业和产业的全球竞争力。

全球公司已经在承担全球责任，否则即使有先进的技术和强大的市场能力，企业也不可能在海外市场取得成功。如果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环境责任意识不能强化，如果我国“走出去”的企业不能按照全球公司的社会和环境责任标准从事经营，将难以在全球市场发展。

篇9

一是总体规模迈上新台阶。中国企业500强在2012年实现营业收入50.02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1.41%，首次跨上50万亿元的新台阶；实现净利润2.17万亿元，较上年增长3.58%。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世界大企业发展出现徘徊停滞局面：世界500强、美国500强2012年营业收入仅比上年增长了2.77%和2.66%，净利润分别比上年下降了5.47%和0.14%。

二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中国企业500强是一个庞大的企业群体，2012年营业收入总和相当于当年我国GDP的96.32%，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2012年纳税总额为3.65万亿元，占全国税收总额的36.28%；对国家税收的贡献长期保持在35%以上。2012年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88.26万人，占当年我国全部新增就业人数的6.97%，对促进就业同样做出了较大贡献。

三是产业结构发生积极变化。近年来，我国服务业与制造业大企业之间的增长速度差距在不断缩小。2012年，中国服务业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20.4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15.13%；中国制造业企业500强实现营业收入23.38万亿元，较上年增长7.68%。服务业大企业增长速度首次超过制造业大企业。此外，在中国企业500强中，制造业企业的数量和收入占比都有所减少，服务业企业的地位有所增强。这其中有制造业发展明显放缓的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企业产业结构的积极变化。

四是跨国经营取得一定进展。2012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为13.98%，比上年提高1.05个百分点；显示出我国大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在不断提高。这100家企业2012年末拥有海外资产4.4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7.39%，实现海外收入4.78万亿元，比上年增长9.83%。海外资产的较快增长，表明我国大企业的对外投资、跨国兼并取得了明显进展。

五是在世界大企业中的地位更加巩固。近年来，世界500强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中国企业群体的崛起。中国企业500强2012年的营业收入折合7.93万亿美元，相当于同年美国企业500强的65.74%，接近2/3。在世界500强中，中国内地企业达到86家，相当于英、法、德3个国家的总和，比排名第三的日本多出24家；这86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79万亿美元，占世界500强的15.81%，比上年提高2.80个百分点。我国大企业在世界经济大企业中的地位更加巩固。此外，我国入围企业的经营绩效整体上要好于世界500强的平均水平。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我国大企业发展还存在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一些问题变得更加尖锐。主要是转变发展方式进展较慢，总体经营效率不高；近年来企业亏损面有所加大，经济效益增长落后于资产增长；不少行业产能过剩，设备利用率和盈利能力下滑；缺乏研发投入稳定增长的长效机制，发明专利占比偏低。特别是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我国大企业在创新能力、资源利用能力、品牌影响力、国际化经营能力等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制约了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需要我们给予高度重视，并下大力气加以解决。

今年是我国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开局之年，我国经济总体上保持平稳运行态势。今年前7个月，主要指标仍处于预期的合理区间，经济结构调整稳中有进，转型升级稳中提质；在目前国际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取得这样的成果很不容易。但同时经济环境更加错综复杂，有利条件与不利因素并存，经济既有增长动力，也有下行压力，给企业经营发展带来严峻挑战。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定不移地走创新发展道路，着力提高发展质量，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是时代赋予我国大企业的历史使命。

第一，把握形势变化趋势，提升战略管理能力。应当看到，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不断显现，低速增长成为全球经济新常态。我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也出现下降趋势，当前正处在由高速增长到中高速乃至中速增长的转换时期。最近两年中国企业500强的扩张速度明显放缓，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对此，我国大企业要有深入的分析和及时的把握，要深刻认识提高增长质量与效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尽快改变长期以来在高速增长条件下形成的发展理念和经营方式，加快推动企业科学发展，积极应对国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

经济增速适度放缓，为推进转型升级提供了宽松的环境，有助于企业加快从速度效益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型转变。广大企业要从我国经济中速增长的现实出发，重新审视增长模式、盈利模式以及在产业链中的位置，对企业发展战略进行再思考、再定位。特别是要提高战略管理能力，建立起有利于战略调整的灵敏机制，以适应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在这方面，我国许多大企业都进行了积极探索。中国铁物通过对前期发展道路的反思，确定了专注于铁路物资和钢铁供应链集成服务的战略定位，建立了基于战略执行的考核机制，在此基础上着力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业务结构，经营业绩屡创新高。宝钢致 力于成为全球最具竞争力的钢铁企业，在企业扩张方面实现了从新建为主到兼并重组与新建相结合的转变，为我国钢铁行业跨区域重组提供了良好的示范和借鉴。实践表明，只有以战略统领转型升级，创新发展模式，企业才能处变不惊，增强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

第二，强化创新驱动，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创新是企业提高竞争力最为深厚的力量源泉，是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当前全球已经进入了创新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大企业要切实发挥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主体作用，主动参与产业标准的制定与修订工作，推动全行业不断提高产品与服务质量；要大力提升获取社会创新资源的能力，通过协同创新突破行业共性技术和前沿技术；要稳步提高研发投入，强化人力资本建设，健全研发体系，力争在产业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我国北斗区域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AC313大型民用直升机的成功自主研制，在世界上首次实现青蒿素的高效人工合成，就是这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功典范。

当前，环境治理已经成为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发展环保产业、发展绿色低碳技术，是现阶段我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进技术进步的重要突破口。为此，国务院专门部署了大气污染防治十项措施，了《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共同向全国企业发出了关注气候变化的倡议。我国大企业应当顺势而为，以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企业为基本方向，着力推进绿色创新、绿色发展。要将减碳技术、去碳技术和无碳技术作为企业科技创新的重点领域，加大工作力度，为企业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提供坚强的技术支撑。要加快推进绿色低碳技术的商业化应用，不断开发绿色低碳产品，打造绿色供应链和产业链，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中国石化、中国建材、大唐电力等企业，加强节能减排技术研发，推进节能减排技术产业化，积极构建节能技术服务体系，明显提高了资源能源使用效率。大企业要积极行动起来，走在推进绿色发展的前列。

第三，大力推进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中外大企业的对比来看，我国企业的整体盈利能力仍处于较低水平。中国企业500强2012年的资产净利润率为1.44%，明显低于美国500强2.27%的水平。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企业过度追求总量指标，低水平盲目扩张，对资产的使用效率关注不够，相应的投入没有带来应有的产出。因此，大力推进结构调整，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就成为企业提高竞争力、改善效益的现实途径。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要紧紧围绕提高核心竞争力、打造优势产业链的目标，按照盘活存量、优化增量的原则，不断优化企业内外部资源配置。一方面要充分挖掘潜力，加大内部资源整合力度，实现资源利用价值最大化。另一方面要灵活运用兼并重组手段，发挥优胜劣汰机制作用，促进资源向优势企业积聚，在更大范围内实现优化配置。需要强调的是，在当前形势下，加强技术改造，对于现有企业提高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是更加重要、更为现实的选择。广大企业对此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要坚持技改与基建并重，优化投资结构，加大技术改造投入，提高现有装备的技术工艺水平，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优化产品结构，提高产品的技 术含量和附加值。近年来，国电集团公司通过科学延伸发电产业链，加快发展相关产业，形成了以发电为主，煤炭、科技环保、金融保险、物资物流协同发展的格局，在企业内部结构调整上取得了显著成效。新兴际华以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为主线，大力推进产业、产品和资产等七大结构调整，实现了收入与利润的持续稳健上升，成功走出了一条军需企业集团转型升级的“新兴之路”。中国重汽高度重视提高技术装备水平，近年来先后投入80亿元资金用于技术改造，整体工艺装备在国内一直处于领先水平，部分关键生产线和工艺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极大地巩固了自身在国内重卡行业的龙头地位。

第四，稳妥推进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当前，国际经济的缓慢复苏和经济结构的深刻调整，为我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拓展发展空间提供了宝贵机遇。我国大企业应当抓住这一机遇，积极稳妥地推进国际化布局，提升国际化经营水平。针对以往我国企业国际化中存在的问题，以下几点需要引起企业的高度重视。一要充分做好前期的信息收集工作，做好国际化人才和技术储备，确保国际化经营的稳妥推进。二要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建立起全球一体化的企业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协调与合作，避免因相互之间的恶性竞争而加大国际化风险，降低国际化经营绩效。四要做好国际化经营风险管控，加强与当地企业、社区的合作，努力降低各类风险的发生。

一批先行企业在国际化经营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为改善我国大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积累了宝贵经验。2013年2月26日，中海油以151亿美元最终完成了收购加拿大尼克森公司的交易，这是中国企业成功完成的最大一笔海外并购。红豆集团抓住“走出去”战略机遇，实现了由“境外据点”到“境外园区”、由产品“走出去”到资本、品牌、市场、管理、人才“走出去”的根本性转变。本地化是华为保持稳健发展的战略之一，目前外籍员工已经占到华为西欧员工总数的60%以上，而且更多地在西欧市场第一线充当骨干力量。中交集团在“走出去”过程中，建立了海外合规风险管理体系，通过设置合规审查，阻断合规风险，保障了企业海外战略的顺利实施。这些企业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广大企业学习借鉴。

第五，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企业文化是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是企业软实力的集中体现。优秀的企业文化，可以凝聚起巨大的正能量，推动企业健康发展。我国大企业需要从战略高度，对加强企业文化建设给予应有的重视。要善于以企业使命、企业价值观为核心，提升企业文化的内涵和生命。要注重实效，努力实现制度和文化的协调统一，实现理念和操作的协调统一。建立具有多样性、包容性特点的开放性创新文化，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良好氛围。加强社会责任文化建设，积极履行社会责任，提升企业责任竞争力。多年来，沙钢集团全面实施企业文化提升战略，使企业文化成为广大员工同心协力建设一流钢铁企业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为应对钢铁行业进入微利时代的严峻考验，实现高效稳健发展，提供了坚强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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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外汇交易概念

外汇交易，是指在跨国间贸易的过程中所产生的外币债权和外币债务的过程。由于在交易发生的时间和相互间的交易结算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所以在这一过程中，不同货币之间汇率的兑换比例的波动便会对公司在跨交易结算之时产生一定的损失或者收益，由此便会对跨国公司的业务带来不确定性，汇率的波动便会对跨国公司的外汇交易产生重要影响，由此会存在特定的交易风险。

（二）汇率波动对跨国公司的影响

在对外贸易过程之中，由于公司不可避免地会存在一些外币债务和债权，外币与本币之间汇率的波动，便会导致企业无法在交易之前确定进出口货款的本币额度，这也增加了企业财务预算的困难和企业的经营成本。同时，这种汇率的波动也为企业带来如下潜在的风险：海外资产和本国证券之间汇率风险、海外分支机构在财务报表合并过程中产生折算风险以及折算损益、企业在资产市场的价值波动所导致的对海外分支机构进行经营绩效评估时的不确定性等。

二、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的现状

（一）跨国公司外汇风险管理现状分析

我国跨国公司的外汇业务随着国际贸易和企业国际化成本双向流动的加剧，正逐步表现出强劲的上升势头。但由于我国大多数跨国公司没有风险意识和危机感，在国际业务管理方面缺乏经验，而且对外汇的风险认识不到位，并没有对此引起足够的重视。国内金融市场发展相对滞后，银行现有的外汇保值工具相对单一，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公司的外汇交易风险。

（二）跨国公司风险管理的案例

第一，华为公司外汇基本情况概述。表1为华为公司2011～2013年的汇兑损益情况表。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华为公司近年来的汇兑损益呈现出了良好的发展趋势，一方面是得益于人民币的不断升值，另一方面由于华为公司在近些年不断加强对外汇风险的有效监控，使得公司在兑换成本币时对外贸易时的大额外币货币性负债的价值得到了提升。

第二，华为公司的外汇风险现状及其管理。由于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华为公司为了开拓国外市场，实行了以市场开拓为主攻点的战略，从而忽略了汇兑风险和经营效益的实际风险，这也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近年来，随着公司国外业务的不断发展壮大，公司逐渐认识到了外汇风险管理在企业发展中的重要性。一方面通过时刻关注国际上有相关业务国家的宏观政策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走向，不断加强用科学的金融预测手段，提升外汇交易时预测的广度与精度。另一方面，为了确保公司的盈余不会由于汇率的影响产生剧烈波动，增强了在对外贸易过程中财务管理以及合同管理。在签订外汇交易合同时，尽量与合作方协商实现保障双方利益外汇保值条款或者采用固定汇率以实现此目的。此外，华为通过加强相关业务骨干的培养，增强了公司在外汇交易中所处的优势地位。

第三，对华为公司外汇管理分析及总结。华为公司结合自身的发展状况，在明确了外汇风险管理必要性的前提下，通过组合各类汇兑风险管理措施，有效地增强了公司应对外汇风险的抵抗能力，降低了公司外汇的交易风险，确保了公司在外汇交易中的优势地位，实现了盈利水平的稳定增长。

三、应对跨国公司外汇交易风险的对策

（一）加强风险防范意识

风险防范意识的建立是企业实行外汇风险管理的重要保障。企业需要尽早建立外汇风险管理的相关制度，建立相关的管理机构，健全相关的人员、制度等的配置，不断将这一风险防范意识渗透到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从而实现外汇风险管理与企业发展的紧密结合。

（二）设立专业的管理机构

我国目前许多跨国公司内部外汇风险的管理都是由财务部门执行的，但由于财务人员在对外贸易中对各国政策和相应汇率的变化并不十分敏感，使得公司难以有效且充分地进行风险防范和控制，造成在执行相关外汇管理职能方面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此，企业就非常有必要吸引专业的金融及财会人员，就外汇市场和外汇收支制定有效的管理预案和管理机制，并且通过建立专门的管理机构，及时动态性地分析预测汇率的波动情况，来提升决策的时效性和有效性。

（三）结合我国企业特点进行管理

由于不同企业的经营规模、性质及所属行业的差别，不同企业在面对外汇风险管理的策略选择上不可一概而论。不同的企业必须依据自身实际建立符合自身的外?R风险监管体系，制定符合企业的外汇风险应对策略。

（四）加强会计的风险核算

由于套期工具和被套期项目在确认期间和计量上的脱节，传统的会计处理方式会导致企业行为发生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盈余波动，不仅有损企业形象，而且加重了企业的财务管理成本。在企业新的会计准则下，企业可以通过套期保值来规避外汇风险。而加强企业的会计核算，则可以减小汇率波动对企业盈余能力的影响。

（五）充分利用金融工具进行管理

伴随着新人民币汇率机制的出台，以及国际资本的日趋市场化和自由化，企业需要根据自身的抗风险能力，借助一定的金融工具来降低外汇风险，以应对国内外金融市场的波动影响。

（六）吸引复合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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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待探明石油资源百分七十以上分布在沙漠、山地，开发难度增加，对开采勘探技术要求越来越高，成本费用也随之增加。近年来，我国石油产业取得较大进步，如何做好投资管理，对控制投资规模、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具有推动作用。

关键词：

石油企业；投资管理；可行性研究报告；DCF模型分析法

不断提高石油投资管理水平，已经成为现阶段石油企业开展自我管理的重要举措。目前，我国石油企业在投资管理工作中尚存在一定问题，阻碍了投资效率的正常发挥。本文简要分析现阶段石油企业投资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改进投资管理工作的策略，并对中海油海外收购活动进行简要分析，为企业降低成本、实现最大化收益提供依据。

一、石油企业投资管理现状概述

石油资源自身具有复杂性，在对其进行开发过程中，需要先进技术和大量资金作为支撑，因此具有较高的风险。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很多石油企业在投资管理上适当做了一些调整和改革，并取得一定成效。在企业逐渐拥有投资自的同时，企业投资管理水平虽有提升，但幅度不大。

二、石油企业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思想观念滞后、认识水平有待提高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很多石油企业未能充分认识到投资管理的重要性，而是将工程造价控制作为重点，因此造成很多不必要的损失。近年来，尽管一些石油企业开始重视投资管理工作，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常常将资金“量”和“价”分离开来，导致投资活动未能全面覆盖投资管理中，进而未能真实的反映出投资估算。

2.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约束机制难以落实由于现阶段我国很多石油企业未能在实际工作中建立完善的投资运行、约束机制，因此常常会出现“争项目”、“争投资”等不良现象。虽然很多石油企业实行法人责任制，但还是会出现权责不清，导致投资管理流于表面，进而出现严重的“三超”现象（“三超”是指“概算超过预算”、“预算超过决算”、“决算超过预算”）。

3.投资决策和投资管理方法不够完善现阶段石油企业在开展投资管理和投资决算时，基本上沿用传统管理方法，也就是将企业平均投资水平作为企业投资管理的基本指导方法。实际上，这种管理方法能够和生产型管理相契合，但是却属于比较粗放的管理方法，很难适应当前市场经济制度对石油企业投资管理的新需要。

4.基本建设程序的执行力度不够现阶段，很多石油企业未能依据投资活动的主要规律来对投资管理工作进行全面监督和控制，因此常常会在定项目过程中出现严重的主观随意性，且超越基本建设程序或基建程序执行力度欠缺等现象时有发生。

5.投资管理的基础工作较为薄弱基础工作比较薄弱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指石油企业在专项规划研究方面比较薄弱，因而常常会给投资决策工作带来不良影响。二是投资管理前期工作往往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导致其自身欠缺深度。三是缺乏投资管理工作方面的专业人才，且相关管理人员综合素质有待提高。

三、提高石油企业投资管理水平的策略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需要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上对资源进行合理配置。石油作为重要的战略物资，对与其相关的投资活动进行高效管理，能够加强资源的有效利用，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配置，进而为企业实现盈利目标。1.转变观念，实行投资决策责任制作为管理者，要充分重视投资管理的重要性，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对投资管理的核心管理进行优化。工程投资的目的在于保证投出的资金能够安全收回，并且达到增值的目的。投资活动属于企业资金运作的过程，作为投资决策管理人员，要不断提高自身理论知识、专业素质及法律法规掌握程度，并树立投资回报观念。同时，建立投资项目决策的全面责任制，实行项目经理责任制，将投资风险管理责任细化到个人，并与广大职工的自身利益相互挂钩，最大程度调动全员参与投资管理的热情。

2.完善内部投资管理运行机制石油企业属于大型联合企业，若不建立投资管理运行机制，则会导致内部各级单位之间不能开展良好合作，为了自身利益而出现“各自为政”的现象。要想在企业内部实现良好的投资管理运行和约束机制，首先转变投资使用方式，即将投资活动的无偿使用逐渐转变为有偿使用，并根据企业固定资产种类上缴不同比例的占用费。例如，针对经营性项目，要对项目进行详细评估，并以国内外同业作为借鉴来计算投资回报率。

3.改进投资决策及投资管理方法经济评价过程中，资金是有限的，为了有效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必须价格经济效益作为首要关注对象。因此，在投资决策前，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可行性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投资活动的经济效益进行分析，当方案较多时，要从中选择出最佳方案。实际工作经验表明，DCF模型分析法涵盖范围广泛，且角度更加全面，能够转变粗放管理方法，且将资金成本、获利成长、资金使用变数等内容考虑进去，以保证总投资不被超越。推行DCF模型分析法可对控制投资产生促进作用，并不断提高企业自身投资管理水平。但是，DCF模型分析法数据估算比较复杂，因此常常需要耗费较长时间，且其自身的准确性受到输入值的影响。

4.加强基本建设程序、投资全过程管理坚持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开展投资管理工作，并通过专题研究来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企业中长期投资活动。首先，收集工程地点、当地自然环境、地质条件、水文条件、社会环境、文化习俗、机械价格、材料市场行情、设备采购地点、类似工程项目等基础资料，为投资活动经济效益提供技术指导。其次，编制投资预算报告书，根据相关数据编制风险评估预警报告和投资预算报告，将风险因素控制到最低。同时，完善可行性分析报告，运用科学手段，对石油项目技术可靠性、投资盈利性进行充分论证。

5.夯实石油企业投资管理基础工作在开展投资管理工作时，首先要为企业做好中远期发展规划，进而从整体上为企业确定投资方向，并对投资结构进行优化。第二，要加强石油项目前期工作，针对勘探和开发的项目，要争取提前1-2年完成经济评价和方案制定工作，进而保证项目前期工作的质量，且不断提升投资决策水平。第三，不断对投资活动的定额标准进行完善，并对投资估算、概算、计划、预算、审批行为进行规范。第四，完善投资决策相关管理制度，进而对投资管理者的行为产生约束效果。最后，结合石油企业生产实际，编制项目可行性研究的报告里，要清晰显示出项目对当地环境的影响评估、项目抗风险能力，项目经济效益及项目完工后所能带来的社会效益等，进而为企业的投资行为提供科学的依据。

四、案例分析

1.中海油海外收购尼克森中海油于2012年7月宣布，其正式与加拿大尼克森公司达成协议，出资151亿美元收购尼克森，且公司现有43亿美元的债务将继续维持。此次收购活动能够补充中海油现有资产，同时也增强了中海油的全球战略布局。在中海油内部中，重点设置专业会计部门负责对海外资产项目进行长期运作和跟踪调查。例如，设置技术部门开展资源评价，并对尼克森公司资源品质、安全性及主要成本进行详细分析。同时，成立并购、资本运营等重要部门，从项目操作层面来对投资活动进行估值和管理，聘请专业机构人员参与其中。很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中海油在开展海外并购投资时，其自身在操作方面已经相当成熟、规范和理性，且与国际标准之间相比未出现本质上的区别。

2.中海油海外收购优尼科尽管中海油谨遵国际规则，始终积极做到合作，但是与收购尼克森的结果不同，中海油海外收购优尼科最终失败而归，但却为之后成功收购尼克森做出了有益是尝试。若探讨收购优尼科的原因，除了政治原因外，企业综合能力和市场竞争力等因素也是导致此次海外收购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中海油在吸取这次失败教训后，对海外收购尼克森出价水平、聘请投资管理顾问及投资后战略调整等工作做出详细的分析和研究，在投资工作方面的进步有目共睹。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石油投资管理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传统的石油投资管理方法单一落后，无法满足实际工作的需要，因此要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找到更多切实可用的方法，在确保石油企业工作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提高石油企业的投资管理水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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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庆，张静驰.控制石油行业工程造价的关键在于设计阶段[J].产业与科技论坛，2012，8（1）：108-109.

篇12

对人民币区域化的持续关注,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减少区域内贸易支付对主要储备货币过度依赖的愿望。学术界与决策者也在讨论人民币“走出去”是否意味着资本项目全面开放。

那么,境外市场的发展在货币国际化的过程中起什么作用?人民币境外市场的发展需不需要中国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在香港发展人民币市场会对港币产生何种影响?

重视境外货币市场

美元是占主导地位的国际货币,但却很少有人意识到美元在国际间的使用主要是通过美国以外的金融市场进行的。当外国人用美元来做贸易结算、借贷和投资,绝大部分交易发生在像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这样的境外市场。

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在2008年底,全球的美元存款大约为16.7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居民持有13.3万亿美元,非居民持有3.4万亿美元,但这3.4万亿美元的四分之三是存在美国境外银行;全球的美元债券大约为27.4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居民发行的美元债券占23.8万亿美元,非居民发行的债券占3.6万亿美元,而这3.6万亿美元的近90%是在美国以外的市场上发行的。另外,全球涉及美元的所有外汇交易中,有80%以上是美国境外的交易。

为什么非居民偏好在美国境外的市场上持有美元资产或发美元债券?这是因为境外市场有它存在的内在原因和发挥了境内市场难以取代的经济功能。

首先,对于非居民来说,境外市场的法律体系、监管制度、会计准则、地理位置、时区以及语言等因素,使他们觉得比境内市场更为方便。

其次,境外市场可以起到将货币风险独立于风险之外的功能。

据考证,伦敦欧洲美元市场一个重要起因是前苏联想持有美元资产,但并不想承担美国风险。前苏联政府把美元存在伦敦的非美国银行里,可以减少遭到美国政府冻结的风险。这种政治上考虑的重要性在当今和平的国际大环境下已大为减少,但货币与风险的剥离在某些情况下仍然有一定的价值。

再次,境外市场可以起到分散营运风险的功能。譬如,“911”恐怖袭击中断了美国境内债券市场,但伦敦的美元债券市场可以正常运作。

因此,境外美元市场的存在对美元的国际地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很难想像,若没有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美元还可以在国际贸易支付和投资中发挥它现有的主导作用。

用好香港试验场

从美元的经验来看,人民币要在亚太区内甚至区外获得广泛使用,在境外发展人民币市场有它的必要性。

发展境外市场需不需要人民币实现全面可兑换?值得指出的是,当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政府还维持着许多资本项目的管制,美元也不是一个可全面自由兑换的货币。

从理论上讲,一种货币境外市场的发展需要该货币有某种程度的“非居民可兑换性”,即境外银行必须可以与境内银行开设往来清算账户。

但是它并不需要境内当局对非居民开放境内的金融市场。境内当局也可以对居民以本币进行对外放贷及投资,以及非居民以外币兑换本币等活动进行某些程度的额度管理。所以,境外市场的发展并不取决于该货币实现全面自由可兑换。

有些学者认为,一国货币的境外使用取决于该国必须有经常项目的逆差,只有如此,非居民才能获取该货币的头寸。但是,除了通过经常项目下的交易,非居民也可以通过资本项目下的交易获取该货币的头寸。

从历史经验来看,主要国家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与这些国家经常项目赤字或盈余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

可以设想,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在向非居民完全打开金融市场的大门之前,人民币境外市场可以获得发展并日渐繁荣。这与中国政府所表述的“主动性、可控性、渐进性”的资本账户开放战略是相一致的。

因此可以说,人民币的可兑换性是一个色彩丰富的“图谱”,而非黑白分明的两极。这个图谱允许非居民得以在本土市场受限的情况下,通过境外市场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结算、借贷与投资。

从欧洲美元市场发展来看,有政策工具可以使用,让境内监管当局(美联储)有效地管理境外美元市场可能为境内金融稳定带来的潜在风险。

香港是境外首次可以提供人民币存款、兑换及汇款银行业务的地区。香港人民币业务在2004年推出,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指定一家专门的清算银行为香港银行提供了人民币业务的清算渠道。

从概念上讲,这个特殊安排为香港银行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人民币“非居民可兑换性”。香港银行将收集来的人民币存款通过清算银行而转存到人民银行,并通过清算银行在上海外汇交易中心轧平人民币头寸。

近几年香港人民币业务范围扩大,包括财政部和内地金融机构在香港发行人民币债券,以及2009年7月推出的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与相关的贸易融资等银行业务,为在香港发展一个有规模的境外人民币市场打下了很好基础。

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平稳运行和进一步扩展,有赖于两地有关当局的密切合作。可以说,香港为人民币“走出去”提供了最为理想的试验场。

对于内地来说,香港人民币市场的发展,可以提高人民币在东南亚地区的认受性,增加货币统计的透明度,并可以促进反洗钱的努力。

对于香港来说,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市场的发展,有助于拓宽和深化香港的金融市场,并较区内其他金融中心获得一个先发的竞争优势。

人民币不会冲击港币

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发展,会不会损害港币的地位和影响它的稳定?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应该指出的是,香港居民持有人民币存款和其他资产,用人民币进行借贷,是一种资产配置的选择。即使取代一部分港元资产,这也是一种资产替代,而不是货币替代。

香港居民的海外资产,以香港的国际净投资头寸来衡量,几乎是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3倍,属全球最高。这些资产选择的行为,并没有损害港元的地位和影响它的稳定。

在港元资产和非港元资产之间进行有效地配置,是港币联系汇率制度有效运行的一个重要条件。因此,在香港银行体系中增加一个人民币的选择,与增加其他币种的选择没有本质的区别。

在香港没有货币替代的问题,即香港居民虽然持有大量外币资产,但仍然用港币来进行日常经济活动和支持实体经济的运转,这是因为港币的联系汇率制度具有巨大的公信力。

香港的外汇储备是港币基础货币的2倍。香港金融管理局在过去港币遭到外来冲击时展示了愿意让利率上升来捍卫港元汇率的决心。另外,香港产品和要素价格都比较灵活。

虽然港币的名义汇率是固定地盯住美元,但它的实际汇率是灵活的。实际汇率的灵活性,加上政府和私人部门稳健的财务状况,让香港经济可以比较快地调整,应对外来冲击的影响。还有,金管局也在过去十几年里对联系汇率制度采取了技术性的优化措施。这些制度特征是联汇制度公信力的坚实基础。

香港人民币市场的进一步扩展和深化,是否意味着港币应该与美元脱钩而与人民币挂钩?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该指出,汇率制度的选择,是一个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是货币政策框架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涉及货币总量和利率调节机制的决定。它取决于香港这个经济体的经济结构和它的周期性波动的特征。

金融市场上币种的选择,是一个涉及居民和投资者资产配置的微观层面的问题。因此人民币金融产品和市场在香港的发展,与港币汇率制度的设计属于不同范畴的问题,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于这个差异的理解可以借助于英国的案例:尽管美元是伦敦金融交易的主要货币,但它对英镑汇率制度的选择并没有太多直接的意义。

从长远来看,香港与内地经济内需的联系会逐渐增加,彼此之间要素的流动会更加顺畅,周期波动同步性也会增加。但是,至少在目前,香港与内地还没有具备形成一个最优贷币区的条件。

在人民币的可兑换性进程上,货币当局可根据政策目标和环境变化而把握资本项目开放节奏,但这与同时积极发展境外人民币市场并不矛盾。境外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有其自身的经济逻辑,是货币走向区域化和国际化的重要一环。

篇13

对外投资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经济实力的增强使得企业有能力利用全球资源。同时，对外投资又通过国际分工、国内产业转移和协作、利润汇回等多种渠道成为进一步推动投资母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一）企业对外投资的理论基础

商业社会中企业的经济行为都是对物资、资金、技术、人力和知识等各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以谋求更高效率和更多收益的过程。尽管在解释对外投资行为上有不同的理论，但实际上都是企业根据自身发展的需要，综合调配全球资源，以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的过程。

在企业对外投资的原因上，许多学者都进行了探索。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邓宁（John H. Dunning）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和发展水平理论。该理论认为，当一国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拥有较强的所有权优势（技术、企业规模、组织管理、金融和货币、市场销售等方面的优势）和内部化优势（通过企业内部资源配置获得比外部市场交易更多的利益）的企业开始对外投资，以提升市场竞争力、谋求更大发展。

（二）对外投资额与经济增长联系密切

实践中，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增强都伴随着对外投资的增加。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对外投资持续增加，2006年两类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量达到1930亿美元，占世界外资总流出量的16%。

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非常密切。纵观美国的经济发展史，自1960年以来，尽管对外投资的波动较大，但与美国的GDP均保持上升趋势。GDP与FDI流出之间的相关系数达到了0.922，说明在美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有更多的国内资本投向国际市场，以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更多的利润。20世纪末，美国的对外投资开始提速，在21世纪初全球经济一体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对外投资额的增速和波动均达到历史新高。

（三）对外投资进一步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

历史发展的经验证明，对外投资的增加反过来会增强国内企业对全球资源的调控和配置能力，促进国内经济的发展。大型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发展、产业的转移和结构调整为美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三个产业的结构比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增强，第一和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下降。两大产业产值之和在私有部门产值中的比例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40－50%逐步下降，到21世纪初仅占到五分之一略强。而服务业在美国私有部门产值中的比重则逐步上升到80%左右。

虽然造成一国经济结构调整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对外投资对产业转移的影响不可忽视。由于发达国家本土生产制造成本的上升，大量制造型企业把目光投向国外，对企业价值链进行细分，把消耗较多人工和资源、附加值较低的生产环节放到了海外，从而集中于高附加值的研发和终端销售环节。同时，由于生产环节转移到了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仍然可以通过进口获得价廉物美的消费品，这也促进了投资东道国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增加了其对投资母国生产的较高附加值和技术含量产品的消费能力，间接促进投资母国国内经济的发展。

二、重点行业的全球竞争力是中国企业成功“走出去”的基础

按照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一国优先“走出去”的是其在国际上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习惯上，采用“比较优势指数”（Comparative Advantage Index）和“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来衡量一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按照该指标计算，我国的服装、纺织品等制造业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建筑服务和旅游也具备一定的竞争力，为企业“走出去”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造”的商品具有较强的全球比较优势

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1978―2006年间，人均GDP从381元增长到15931元，增长了40.8倍，年均增长率达到14.3%。外国对华投资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这也使得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具备了较强的生产加工和制造能力。中国的货物贸易出口额列全球前三位，“中国造”的产品早已摆上了全球各国的货架。

中国制造产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按照国际收支统计（BOP），2006年中国货物出口金额占总出口额的91.3%。无论按照RCA还是CAI计算，中国的许多重要类别的工业制成品在全球都具有竞争优势。其中，服装、纺织品，以及办公和电信设备优势比较突出，RCA值均在2.5以上。

（二）部分服务业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与生产制造业相比，我国的服务业仍较为落后，大多服务企业还主要局限于国内市场。2006年服务贸易出口在总出口中仅占8.7%，而同期全球出口额中有50.8%是由服务贸易贡献的。

按照RCA指数计算，我国的服务贸易产业中只有建筑服务、旅游和文化娱乐活动三个产业大于1，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即便是优势最大的建筑服务业，其RCA值也只有1.6，与我国货物贸易相距甚远。

三、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打造全球企业

跨国公司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中国经济经历了较长的积累过程，贸易出口和对外投资都保持持续增长。但是要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发展，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培育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十分重要。

所谓“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是指在全球主要市场上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能够影响其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的价格，拥有行业较为先进的技术，能够引导行业发展方向的大型跨国企业。

（一）跨国公司的出现和兴起是全球经济发展重要的助推器

跨国公司的出现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跨国公司迅猛发展。跨国公司借助其网络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利用资源，通过转移价格降低总体生产经营成本。同时，为了形成和发挥公司的内部化优势，跨国公司加强了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的联系，促进物资、资金、技术和人才在全球范围的流转，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

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更多的中国企业走出国门，寻求海外发展。

企业投资意愿增强首先表现在对外投资企业的数量上。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统计，截至2005年底，我国对外投资的母公司有3429家；按照商务部统计，截至2006年底，我国已经有近万家境外企业，分布在全球172个国家和地区。

1990―2006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9亿美元增长到211.6亿美元，年均增长23.4%。特别是在中央实施“走出去”战略的21世纪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增速大幅提高，2004至2006年的三年内几乎每年都能翻一番。

（三）中国跨国公司的实力正在逐步增强

一方面，中国企业的经营规模保持不断增长。2007年，中国企业首次跻身《财富》全球500强排名的前20位，中石化以1316亿美元的营业收入列第17位，上榜的中国企业数目也达到了历史最多的30家。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程度与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差距。在联合国贸发会议的《2007年世界投资报告》中，中国企业没有一家进入按照2005年海外资产排名的全球最大的100家非金融公司名单，在发展中国家最大的100家非金融公司排名中也仅占了10个席位。

但是，中国企业建立跨国公司、开拓全球市场的脚步一直没有停止。2005年，联想以12.5亿美元收购了IBM的PC业务以及其设在全球各地的研发中心、制造工厂和持有的千余项技术专利。进入21世纪以来，中石油、中海油、TCL、京东方等大型跨国并购不断出现，中国的跨国公司正在逐渐积累力量。

（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培育自己的“世界级”跨国公司

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开放国内市场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国际发展空间。开放的中国经济与全球的联系愈加紧密，外需已经成为中国经济保持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然而，出口的节节攀升也相应带来了很多问题。一方面，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中国需要进口更多的能源和资源，而以石油为代表的国际大宗能源原材料价格连续快速上涨，大大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同时，不断增长的铁矿石、石油等矿石原料进口又抬高了海运市场的运价。另一方面，人民币的持续升值、中国产品在全球范围遭遇越来越多的贸易壁垒限制、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有力竞争都影响着我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要趋利避害，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目标，就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调整公司的全球布局。

全球化的经济要求企业能够在全球范围充分配置资源，在这个意义上，“规模经济”仍是企业得以获取更多收益的重要途径。中国制造业中的服装、纺织品、电信和办公设备，以及服务业中的建筑和旅游服务具有较强的全球竞争优势，部分企业具有潜在的对外投资实力，但均未形成真正意义上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跨国公司。尽管联想通过并购活动进入全球PC制造商前三强，但并购后的企业整合仍在进行中。而且，即将完成的对美国Gateway公司的并购会使得中国台湾的宏公司也将超越联想的规模。

四、政府与企业的角色分配和建议

“世界级”企业的打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政府和企业的协同努力。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主要起到支持和引导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企业自身的努力。

（一）对政府的相关建议

政府是一国经济的管理者，也是企业成长的重要后盾。为了培育中国的“世界级”企业，政府需要在基础条件，以及国内、国际市场环境建设和企业利益保护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1.确定国家的重点支持行业

各国要素禀赋的不同决定了其国际竞争优势。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形成的优势大多集中于劳动力密集型的行业，如纺织、服装和建筑服务业。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的生产制造成本也会逐渐上升。国际分工和产业转移将会继续进行，为了降低生产制造成本，价值链中劳动力密集的环节可能会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同时，这些产业的技术、资金进入门槛不高，企业难以形成核心竞争力，产品和服务易被复制和模仿，难以在现有技术水平上简单通过规模扩大来形成“世界级”的企业。

因此，国家应重点培育和支持具有广阔发展前景的行业，如先进制造业、航天产业、信息产业、现代服务业（物流、零售、金融等产业），鼓励企业延长产业链，重点加强价值链前端的研发和后端的营销环节。

2.加强对重点行业的教育资源投入

现代企业的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人才的争夺。一国经济是否有适合经济结构、满足产业不断发展需求、知识结构不断更新的人力资源储备，不仅影响该国吸引和利用外资的能力，更决定了该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企业对人才的专业和专长有着不同的需求。但是，人才的培养需要一定的周期，人力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可能会出现错位。因此，必须结合国家重点支持产业，在准确把握各产业发展方向的基础上，以市场需求作为人力资源培养的导向，在学科、层次和技能水平的规划和设置上具有一定的前瞻性，才能够满足企业需求，为产业发展提供人力资源支持。

3.规范行业秩序，避免无序竞争给企业造成的损害

在单纯追求规模效应、降低单位生产成本的推动下，各生产制造企业不断扩大生产能力，致使各种产品严重供大于求。上世纪末以来，VCD/DVD播放机、电视机、空调等白色家电行业的价格战此起彼伏，导致企业利润严重缩水，大量破产，少数幸存者也仅能维持极低利润，无力投入研发，严重影响了产业的升级。

为了规范市场竞争行为，政府应对一些重点支持行业设置准入门槛，立法禁止企业的价格战等不正当竞争方式。鼓励企业通过技术研发和市场细分，实现供给的差异化，从而做强企业。同时，政府也应该与投资东道国政府一起，规范中国跨国公司的海外经营行为。

4.利用国际规则，限制国外跨国公司的恶意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外国投资在中国甚至享受了优于国内企业的超国民待遇，但中国跨国公司在海外扩张过程中却受到一些东道国政府以国家安全等为理由的限制。同样的，我们也应该用好世界贸易组织及其他国际协定、惯例，对国外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逃避税收义务、压低销售价格等恶意竞争行为进行有效处理，力争为我国企业创造更为公平的国内市场环境。

5.在政府采购方面对本国企业倾斜

消费、投资、政府购买和净出口是国民经济的四大支柱。为了扶持本国企业的发展，各国纷纷立法，为本国企业参与政府采购市场提供更多的机会。例如，美国专门颁布了《购买美国产品法》，韩国也制订了《中小企业促进和鼓励购买其产品法》。这些法律要求各个政府部门的采购都必须包括一定比例的国内产品，并且在同等条件下也要优先考虑本国企业。中国的政府采购数量庞大，加之我们尚未加入《WTO政府采购协议》，国内企业本应具备较强的优势。但实际上，国内企业在我国政府采购中获得的定单并不大，相当大的一块市场蛋糕被国外的跨国公司获得。要增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通过政府采购给与国内企业适当倾斜是一个重要的渠道。

6.帮助企业保护无形资产在国内国际不受侵害

专利是企业智力劳动的成果，商标是企业在长期发展和市场培育过程中形成的标志，二者都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内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正处于逐步完善的过程中，而企业在海外市场被侵权的事件中几乎找不到政府的身影。无形资产是企业资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联想仅在并购IBM的PC业务部时就获得了上千项专利。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企业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特别是利用各种国际组织和国家间的协调机制保护企业的国际化发展。

7.在对外谈判时充分考虑我国企业需求

在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等多边和自贸区双边贸易协定谈判的过程中，政府需要平衡“防守”和“进攻”的利益，既要避免外来竞争者对国内产业的冲击，更要为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争取更好的国外环境。在制定谈判策略时，应充分考虑产业界的需求，为重点支持行业的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条件。

8.支持和保护已经实施跨国经营的企业

由于我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的时间不长，相关的法律法规还不健全，一些企业在“走出去”后就成了外资，无法享受本国企业的待遇。同时，投资东道国仍认定企业的国籍是“中国”，也不会给其东道国企业的待遇。这就造成了企业不仅难以在海外发展，而且失去了其国内市场基础。随着开展跨国经营企业的数量和规模不断增加，这种矛盾可能会更为突出。为了鼓励企业通过跨国经营培育国际竞争力，政府应制定针对性的规定和政策，以保护跨国经营的企业，并使其对我国经济发展继续做出贡献。

（二）对企业的相关建议

作为市场的主体，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制定国际化的发展战略，充分利用外部资源，注意学习、积累和创新，逐步培育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1.围绕企业核心竞争力制订国际化发展战略

要想获得可持续发展，企业必须确认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制定国际化发展战略，规划好企业的发展途径和细分目标市场。企业的战略要有前瞻性，能够指导未来中长期的发展。同时还应有一定的稳定性，避免因战略的频繁调整给企业发展带来波动。制定战略时，如果能够结合国家发展战略，有可能帮助企业获得更大的发展舞台。

2.关注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充分利用好政策资源

企业对市场比较敏感，往往根据自身的判断调整经营方向。但有些时候，企业对国家的政策资源的关注程度不够，对国家的鼓励政策不了解，更无法充分利用。一般而言，国家对企业的鼓励政策通过媒体、网站及各级政府系统。企业应主动了解、跟踪国家的可能影响经济环境，特别是与企业发展密切相关的政策，用好政策资源。

3.按照国际化发展战略培养和锻炼企业员工

在全球竞争中，国际化人才弥足珍贵。由于存在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等各种差异，企业的国际化道路往往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问题。因此，需要能够迅速适应各种环境、具备较强沟通和处理问题能力的人才。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有意识地培养和锻炼企业员工，尤其应在国际化发展战略中所涉及的市场内下更大的力气。

4.努力建设学习型企业

在知识经济时代，善于学习和积累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人员流动往往造成企业资源的流失，把员工所拥有的隐性知识显性化并且固化下来对于企业保留市场和客源意义重大。另一方面，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大，接触的外部信息数量骤增，同时内部管理和沟通的成本迅速上升，这都要求企业建立良好的内部机制，有效地处理、组织、存储和管理各种信息，形成企业的知识财富并真正应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

5.与外部优势资源积极开展合作

企业要做强，就需要有效利用外部的优势资源，通过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谋求发展。各产业的发展模式大不相同，如航空业就能够通过建立联盟来利用其他成员的网络优势，大大拓展服务的空间，获取更多的利润；家电、服装等日用品生产制造业则需要控制总成本，利用发达地区的研发能力，掌握目标市场的消费偏好和趋势，把生产环节放到生产成本最低的国家或地区，以实现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

6.加强企业文化和组织结构建设

企业文化既应该服务于企业的发展方向，又是企业不断发展的保障。企业文化的重要性可能在企业经营范围限于国内时还显得不是那么突出，但随着企业走向全球，遭遇到各式各样的文化，自身文化的开放性、包容性和稳定性就变得尤为重要了。同时，处于国际化不同阶段的企业可能需要不同的组织结构，或者以地区为划分，或者以产品为划分。没有普遍适用的组织结构，企业应根据自身的核心能力、经营状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模式，既要保证总部对全球分支机构的控制能力，又要赋予其足够的灵活性以及时抓住稍纵即逝的市场机遇。

7.勇于创新，发掘利润丰厚的“蓝海”

创新始终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在信息高速传输的全球互联时代，创新尤为重要。缺乏竞争的“蓝海”是企业向往的地方，但要发现这片“蓝海”，不仅需要敏锐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更需要具备创新精神和能力。即便是全球领先的大型跨国公司如世界零售巨头沃尔玛也仍然在扩大规模的同时不断追求创新，通过管理降低库存成本，通过信息化技术缩短顾客结账所需等待的时间。

8.注意控制内外部的各种风险

篇14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面临较大机遇

国内外形势以及银行业的自身发展，都呼吁银行业加快推进国际化进程。

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目前世界经济复苏还待时日，美国经济呈现复苏态势，日本经济有复苏迹象。欧元区增长仍处于低位、经济依旧低迷，在未来3～5年内是否会实现复苏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美国金融业在危机中遭到了极大冲击，金融体系遭受重创，其运行主要依靠财政支持才得以维持；欧债问题迟迟未决，债务国与核心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不是短期内能够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仍保持较高增速，尤其是我国经济在应对经济危机中获得了较快发展。这一国际经济实力的变化正推动着国际经济格局调整，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日益提升。

受危机冲击的欧美银行业为中国银行业跻身国际舞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是欧美银行纷纷收缩业务或退出海外市场，我国银行业可填补空缺，拓展业务空间与客户资源；二是金融危机下大量银行盈利水平下降、估值较低，为我国进行海外并购提供了基础；三是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大规模裁员，我国银行业可借此壮大队伍，充实国际化人才。

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国际地位不断提升。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贸易量占全球的十分之一，外汇储备占世界的三分之一，正在经历从商品输出向资本输出、从贸易大国向投资大国的蜕变，正逐步成为引领世界经济金融复苏的主要动力之一。2012年，中国GDP总量达到51.93万亿元，比上年增长7.8%，增速高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我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奠定了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坚实基础，为银行业规模增长、业务创新和改革深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客观上增强了中国银行业国际化发展的实力。经济国际化要求银行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构建相适应的全球金融服务体系。

金融实力上升、银行业得到长足发展。危机爆发以来，欧美发达国家金融行业大多受到影响，美国银行业破产数量持续增长，2012年，美国新增破产银行数量为51家，2007年以来累计破产银行数量已达500家左右。而中国金融业逆流而上，金融净资产位居世界第二，大型银行的盈利规模名列前茅，金融国际化程度显著提升。英国《银行家》杂志2012年全球银行排名显示，2011年中国银行业利润几乎占全球银行业总利润的三分之一，在世界500家大银行排行榜中，中国银行业上榜数量达到104家，首次赶超日本，仅次于美国；我国四大银行均位居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2011年和2012年，中国银行两次入选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近年来，我国银行不良贷款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资本较为充足、盈利能力强劲、品牌价值显著提升（如图1所示），为中国银行业实施国际化战略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国企业和居民纷纷加快“走出去”步伐。银行业是一个面向客户的服务型行业，客户到哪里，银行就应该到哪里。近年来，利率汇率逐步市场化、人民币跨境使用大量增加，境内外经济的联系紧密度大增。我国企业纷纷加快了“走出去”的步伐，跨境经营活动日益蓬勃发展。2012年，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的44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实现直接投资772.2亿美元。截至2012年末，直接投资存量达4500亿美元（如图2所示）。这提出对融资支持、运营支持、风险分析和信息支持等多重跨国金融服务需求，客观上要求中国银行业扩大经营边界和增强跨境金融服务能力，也为中国银行业拓展海外咨询、国际投融资、国际结算、全球资产管理等业务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我国居民出境旅游探亲、留学经商也日趋频繁，迫切需要银行提供结算服务、融资支持、金融咨询、风险管理、汇兑等在内的跨国金融服务。这都要求我国银行业加快国际化发展，提供高效、优质、全面的跨境金融服务，满足我国企业和居民“走出去”后的金融服务需求。

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金融危机未来，以美元为本位货币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充分暴露出脆弱性和不合理性。以欧元区为代表的部分发达国家认为应该加强区域货币合作，以降低美元核心地位带来的不利影响。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经济规模快速增长，要求获得与经济地位相应的国际货币地位。因此，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国际货币多元化已经成为全球性的共识。未来人民币有望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和主要国际货币之一。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是经济国际化的必然表现。自2009年7月人民币跨境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迈出了关键步伐，人民币跨境结算额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12月累计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已达到55299.2亿元（如图3所示）。目前，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地区已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区域化，全球已有一些国家将人民币纳入其储备货币篮子，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逐步提高，这必然带来人民币资产的全球性分布，将产生对人民币资产进行全球配置和管理的需要，对银行业国际化程度提高的需求大大增强。

我国银行业国际化的基本特点及问题

中国银行业的海外探索迄今已有90多年的历史。近年来，中国银行业主动出击、把握机遇，稳步推进银行业国际化发展，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

海外机构快速增长。截至2012年底，不包括非营业机构（代表处除外）和非金融业机构在内，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数量已达到1037家（如表1所示），覆盖30多个国家及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基本形成遍布全球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

网络布局更加合理。在中国银行业海外机构数目增加的同时，境外机构的布局也在不断优化完善。特别是近两年来，随着中国银行业海外扩张步伐的加快，海外机构从以往的集中于欧美国际金融中心和亚太地区逐渐向非洲以及南美、东欧、中东等新兴市场扩展，网点布局更趋优化。

增长方式不断优化。银行业海外机构数量的增长方式主要有自设机构和并购，2006年以前中国银行业基本上以设立海外分行的方式实现海外扩张，2006年开始中国银行业的海外并购突然加速，使并购方式在海外扩展中的应用逐渐频繁。这一变化使我国海外机构迅速增长，银行业国际化进程不断加快。

服务能力逐步提升。随着海外资产规模的扩大，中国银行业服务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不断提升，在伦敦、纽约等国际金融中心取得了较好成绩，在港澳等地区甚至已经成为当地主要银行。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与国际领先银行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和不足，具体表现在：我国银行的海外业务规模小；客户群体单一，海外服务能力偏弱；资本运作能力不足；防控风险能力还有所欠缺；国际化管理手段落后等方面。

中国银行业国际化的路径选择

银行业国际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循序渐进地、分阶段逐步推进。

规划并实施合理的区位布局。成熟市场竞争相对激烈但监管制度健全，可避免一些风险性因素；新兴市场发展空间较大但不稳定，风险相对较大。我国银行业短期可考虑以中资企业走出去聚集的亚太、拉美、中东、非洲等新兴市场作为海外网络布局的重点区域，长期要逐步实现全球覆盖、建立良好的全球网络。

选择合适的发展方式。银行业国际化有自设机构、联合、、合资、参股及收购等多种发展方式。我国银行业应充分考虑海外各市场的不同特点及法规。一般而言，银行机构海外扩张的初期，可优先考虑采取联合、、合资及参股等方式，中后期可采用自设网点或收购当地机构。

采取清晰的管理模式。纵观国际一流银行海外管理模式的发展历程，区域管理与条线管理两种模式一直并存并发挥不同的作用，在客户维护和业务拓展方面，条线管理模式具有较好的作用；在监管应对、集中管理等方面，区域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优势。我国商业银行海外发展中，应根据自身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模式。一般而言，可考虑两种模式并存，并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以某一种模式为主的管理模式。无论何种模式，均应以市场化运作、集约化管理为原则，以服务客户、降低成本、提高效益为目标。

建立坚实的客户基础。我国银行业在海外客户常以中资企业为主，因中资企业在海外拓展，有强劲的金融服务需求，有本国银行在当地服务会更有亲切感，资金出入与汇兑也较为便利。另外，个人业务方面，可锁定华人为主要客户群，华人时常活动的国家和地区都是海外发展的重点区域。之后，再以渐进式的发展致力于本地化经营，银行应以国际企业为发展方向，试图在全球市场都占有一定市场份额，成为国际化的金融体系，经营本地市场，使本地客户数量及营业收入均增加。

有效的风险防控。在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加的时期，各国金融监管也处于改革和调整中，商业银行海外发展面临的风险更为复杂。在推进初期，更应注重风险管理：一是国别风险。应尽量选择政治稳定、风险较低的国家。二是市场风险。目前世界各国开放程度更高，利率、汇率波动幅度较大，作为跨国经营的商业银行，更要高度重视利率、汇率、商品等市场风险要素，注意降低资本市场、货币市场带来的市场风险。三是文化风险。对于长期服务本土、相对封闭的国内银行而言，“走出去”过程中的文化融合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应充分了解当地资讯和市场走势，入乡随俗，确定适合的经营模式。

政策建议

采取有效措施，加快银行业国际化的进程，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的国际化。

从国家层面制订支持银行业“走出去”的战略规划。“十二五”规划纲要中已经明确要“逐步发展我国大型跨国公司和大型跨国金融机构，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未来可考虑选择少数规模较大、实力较强的商业银行，支持其海外发展，力争在未来10年内成为全球化服务、多元化经营、具备稳健财务实力和较高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银行集团。

加强监管支持，助力银行业海外发展。监管机构可考虑根据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定期审定银行业相关监管规定，建立国家层面的国别风险监控、预警和防范机制，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动态调整海外贷款拨备比、贷存比、资本比率等指标要求，引导银行业稳步推进海外发展。比如针对许多国家都对贷存比不做限制的实际，减弱或取消海外业务的相关限制。逐步扩大银行业综合经营的范围、规模，提升银行海外服务能力。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协调与联系，提升我国话语权，协助解决国外法律、监管争端，为我国银行业在当地开设机构、发展业务争取正当利益。

以人民币国际化契机建立我国银行“走出去”的核心竞争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应与银行业“走出去”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应注意发挥我国银行的主渠道作用。规划人民币国际化时间表及路径时，应考虑银行业“走出去”的机构布局，发挥中资银行机构的优势，形成良性循环。

充分利用考核、税收等杠杆引导和支持银行海外发展。对商业银行的海外业务采取更加务实、积极的管理，完善银行绩效评价体系，设置特色化考核指标。比如，针对海外金融业市场化程度高、净息差水平低的实际，适当调整绩效评价标准，鼓励具备条件的大型银行加快“走出去”，更好地服务于国家“走出去”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