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历史的进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回顾近代欧洲历史科学的诞生与整合的自然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来古老的史学乘着近代科学的便车实现了科学化的自我蜕变。经历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以及史学的不断发展，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现代科学门类之一。回顾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19世纪以前历史科学的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史书充斥着传闻轶事，真实性差强人意；近代以来，成为科学的历史学注重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从人类生活的表层到人类精神的内部全面再现人类生活，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诞生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科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依然显得年轻、幼稚，历史科学的探索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理论的指导，坚持实证的科学探究方法，使历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学术道德，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浅薄表演，摆脱种种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娱乐主义的诱惑，冲破无处不在的金钱主义的包围，让历史科学创造出更多丰富的精神产品，让真实的历史起到感动人、教育人、启迪人的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篇2

【关键词】翻译历史；文化转向；研究方法

语言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不同语系桥梁的翻译工作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研究翻译的历史。翻译史研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性质的一种探究。在探究翻译的历史一般是对历史的研究以及批评研究两种。假如翻译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话，这会对整个翻译研究的进程和完整度造成影响。如我们所知，历史与史学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大类。所谓历史即以时间轴为依据对人物、事件进行记叙。史学就是在以特定理论做指导下对史实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并通过它对历史产生的认识。所以历史是史学的先决条件，史学也是历史的一种升华。在译史探究方面我们不单单要研究历史方面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向史学上进行深入探讨。翻译历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书写上而是要研究出适合自身的翻译史学理论。

一、翻译史研究的对象、视角、类型与意义

（一）对象。曾经有位名人说过“‘历史’一词有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由此可知翻译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译发展的过程的一切现象。它包括从翻译产生开始到如今的所有的关于翻译的事情，如翻译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译活动，什么机构参与翻译，翻译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谓的中国翻译使就是在众多的翻译使中突出中国的部分，因此我国的翻译使重点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翻译现象。

（二）视角。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很多，主要有：（1）从传统方面来看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这一种最为常见既可以探究单个国家的翻译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时间段的翻译史。时间上的有德国翻译史，空间上的有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史。（2）从文体类型的角度来看有：如侦探小说的翻译史、散文翻译史、科技文翻译史等。（3）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类型。翻译史研究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探究一个区域或是国家发生的翻译现象；又如探究一个时间段内的翻译现象；还可以是某一从事翻译工作的机构或是单位；又或是某个类别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类的佛经、《圣经》的翻译史探究等等。在翻译史发展到今天，翻译史的类型分类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现在各个类型的探究开始相互融合，互相渗入了。

（四）意义。俗话说从历史中可以为今后的事做个借鉴，由此可知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翻译史时也是为了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一种借鉴。当翻译工作者进行工作遇到某些问题时，翻译史可以从历史出发给出先人的经验和做法。翻译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人们的它的认识也并不多，所以译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让翻译学获得其应有的荣誉的同时还要整合翻译研究中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译史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今后的发展中是一个重点环节。

二、研究翻译历史的方式

（一）传统研究。在译史研究的早些时期，传统研究为了不让研究人员的主观思想的渗入，通常是以时间段（如朝代、世纪还有社会类型）将其分为几个彼此独立的点，然后再在这几个点以发生的顺序记录存档。就是由于这样死板的按照时间轴来记叙所以这样记录的文档将发生的某些事件与整个历史的大环境相隔离。虽然传统的研究方式对于历史资料的整理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对于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与整体的联系上的分析确是有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所以传统的译史研究要让大众普遍接受其研究的价值就必须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历史时间的速度与传统的时间是不同的，它会有延缓、加速抑或是停滞。它与我们概念上的时间还有一个不同在于人类的历史时间会出现倒退，这是我们概念上的时间所无法做到的。要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话会让对历史的解读趋于僵化、封闭，不利于研究。所以后来的史学理论尤其新文化史学对中时段更感兴趣。为了要克服传统方法带来的缺陷就需要一种可以将短时段和中时段相互结合，以此达到记叙与与解释的完美平衡点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这是近代才产生的对于译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译史研究人员的接受。文化转向这种崭新的研究思路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转向观点的出现，译史研究的角度渐渐开始使文化与翻译进行互动从中来把握翻译的历史，使用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反思了以往传统研究的利弊；《翻译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创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译史所具备的开拓性探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它的作者是韦努蒂，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体现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国在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视角看译史的作品《翻译文化史论》，其作者是王克非，还有谢天振所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从文化角度研究译史是给译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过多的融入了翻译人员的个人意识，这就对其原有的逻辑有所偏差。从文化角度上看，它将外部实践统一起来了，可是在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天平上确有不能等值了。

传统与文化这两种译史途径在研究者工作时即有其特有的优势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要怎样才可以将其合理运用，找到实践与理论之间还有记叙与解释的平衡点这就是研究人员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结语

翻译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质奠定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非比寻常的位置。与译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大众应有的重视，其中是对于译史的史学理论探究尤为的薄弱。在文化转向这一新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当下，翻译的历史研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员对史学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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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在人类漫长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茂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道德规范表现形式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蒙昧到理性、由自发到自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道德规范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是一定维上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和关系的基本要求的概括，也是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对于促使人们追求道德完善，逐步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历史作用。

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不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从古到今，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始人的道德规范到现代人的道德规范，如果仅从形式上进行抽象，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咸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图腾

图腾(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亲属”和“标记”等，是原始人认作祖先或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神物(多为动物，也有植物及别的物种)。在原始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段，并不是今天这样的道德和法律等规范形式，而是准宗教和原始宗教等不成文的规矩，是某种原始人所朦胧感知到的超自然的神灵、神力。图腾就是最早的这种神灵、神力的表征，是人们赖以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原始人那里，怎样对待图腾物种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往往直接关系到氏族的生死存亡;人们由图腾崇拜产生的图腾观念，也几乎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信念。在有些原始氏族那里，图腾物种是禁食甚至禁触禁视禁语的;而在另一些氏族那里，则必须在一定情况下食用图腾物种。但无论对待图腾物种的是什么方式，都充分显示出图腾物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致于使原始人或万分敬畏这些物种，不敢毁之于万一，或以为食用这些物种就可获得自己祖先的优良性能。正是在原始人把图腾物种与自己祖先等同起来的意义上，图腾成为人类道德规范的最初形式。

二、禁忌

与图腾崇拜紧密相关的是禁忌。在原始社会中，禁忌通常是指普通人必须避讳的人、物或事。较之图腾而言，它具有更直接的道德规范含义，而且其外在的强制约束力，在原始社会中也是最强烈的。图腾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相应的禁忌来维持的。因而只有把图腾与禁忌联系起来观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图腾在原始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离开了禁忌，原始人就几乎无行为准则可言。禁忌在原始社会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它几乎无所不在，大至渔猎、战斗、生死、饮食，小至头发、唾沫、指甲、名字，都有专门的禁忌内容。由此看来，在原始社会中，禁忌比图腾更接近于后来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三、礼仪

与图腾、禁忌联系在一块的，是原始人的礼仪。礼仪作为原始社会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最经常地表现在人们要越过禁忌的约束，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中。在原始人中间，像氏族头人、祭司这样一些人，往往是不受一定的禁忌制约的，他们可以接触那对普通人来说是禁忌的人、事、物等。但一般来说，头人或祭司也并非天生就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往往是在经过一定的礼仪之后，才被认为得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准允，不会因某一禁忌的事而摧祸于自己或氏族。在许多原始氏族中，如果整个氏族要做某一件犯忌的事，一般也有特定的礼仪活动相伴随，以此表达氏族的某种敬神祀鬼的真诚感情，从而求得避邪的法力。而对那些犯忌者，许多氏族则专门有不成文的处置规条，这些规条往往与举行相应的礼仪联系在一起。

四、风俗

礼仪在本质上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由于人们经常重复，天长日久，就流化为社会风俗。风俗也是人类早年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它已经不是某种个别的习惯或一时性的礼仪，而是在无数代人的承接过程中，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风气，并对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发生影响。一个社会的风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古老的陈风陋俗，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量。如我国许多地方的婚丧嫁娶风俗，竟然也会使现代人一筹莫展。足见风俗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力量之大。

尽管图腾、禁忌、礼仪及风俗作为道德规范在人类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严格说来，这些道德规范都还是比较低级、比较粗糙的，它们基本上是人类在同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中，自发地形成起来的，还没有更多地凝聚着人们的道德智慧，归根到底是人类幼年的产物。因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道德智慧的不断提高，它们终于或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或改变其蒙昧的面目，注人新时代的道德智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五、趁言

在人类道德文明的进程中，首先发达起来的是以篇言形式出现的道德规范。篇言一反原始人的种种粗陋、蒙昧的规范形式，用富于哲理的格言警句，向人们展示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图景，并以劝诱的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藏言不但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而且真正属于人类的理性信念，因而它在制约人们的行为时，已不再是单纯外在的使人恐惧的祸福惩奖，而转向人们的心灵，转向人们的道德觉悟。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丰富而深刻的篇言流传下来。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人们床头桌前的座右铭中，看到篇言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六、准则

准则作为道德规范，对行为善恶的倾向性就更加明确了。从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规范形式来看，很难看出原始人当时有什么自觉的善恶意识。原始人膜拜这个或禁忌那个，几乎完全是受一种蒙昧意识、蒙昧常识所支配。篇言尽管消除了这种蒙昧性，但基本上还是劝诱性的，把一个道理描述出来让你思考并自行选择。准则则不同，它明确认定某一行为只应该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那样的，因而这样是善的而那样是恶的。准则由于包含着道德理性的成分，从而同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区别开来;准则又由于包含着道德命令的成分，从而又同敲言区别开来。准则已完全成为文明人最一般的道德规范形式。实际上，一切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准则。

七、义务

义务作为道德规范，其道德强制性又高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准则仅仅是一种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换言之，只有当道德主体碰到相应的行为处境时，才受某项准则的制约，而任何道德主体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同时遇到各种行为准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道德主体的行为与某一项准则不相干，这项准则对道德主体就没有约力。义务则不同，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道德义务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道德主体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否则，就称不上有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而是必须接受。例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具有“命令”性质的道德义务，一切公民，只有首先遵守这些基本道德规范，才谈得上做一个有德的人。

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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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100年

早在上个世纪初，作为奥迪公司前身四环之一的霍希公司，从建成伊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只制造顶缴豪华汽车的制造商”。以领先技术，开拓高档车市场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虽历经磨难而迄今仍然坚定不移的宗旨。1926年，霍希推出了八缸发动机汽车――Horch8，这是全德国第一款八缸发动机汽车，被誉为汽车工业“繁荣兴旺”的那个年代的象征，使霍希公司牢固地树立起高档豪华的品牌形象。

一辆1935年产的奥迪轿车，对于当时月平均工资只有100码克的德国人来说，10300马克的俦价是相当昂贵的。

这之后由霍希・奥迪等四家汽车公司联合成立的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超豪华顶级汽车经典杰作，无论是轿车还是敞篷车，都气派非凡，具备经典豪华的一切要素。

在奥迪公司历经百年的进程中，不论在什么时期，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都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当今风靡全球的奥迪A8、A6、A4、TT等车型，无不凭借其超凡领先的技术．顶级豪华的配置与尊贵精致的工艺，不断刷新高档豪华汽车的标准，继承着百年奥迪延续下来的豪华传统。秉承“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设计理念，奥迪凭借诸多领先科技在世界高档豪华车市场独领。奥迪全新12缸发动机可以输出450马力澎湃动力；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在世界豪华车市场上无以伦比，它可以将发动机性能转化成澎湃推动力和横向支撑力；独家ASF全铝午身框架结构，更成为所有豪华汽车生产厂商所羡慕不已．堪称现代汽车制造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广受好评的MMI多媒体交互系统更是将豪华车驾驶的舒适便捷性推向了极至。

与此同时，奥迪还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顶级豪华的文化、时尚、艺术盛事。充分展示了奥迪品牌所散发的既具典雅、尊贵，又兼时尚、动感的独特魅力。

布加迪100年

这是一个创立至今经济又百余年历史的法国跑车品牌，但可谓是命运多舛。1909年，埃托里－布加迪Ettore Bugatti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ian小镇Molsheim创办了“埃托里・布加迪汽车厂”，虽然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布加迪汽车公司”，但品牌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它在1947年时因为创厂人Ettore Bugatti过世面终止了下来。它在1947年代中Roland Bugatti希望借由中置引擎的Type 251赛车回归车市。他请来了当时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的设计师Gioacchino Colombo操刀，不过此车的原型车性能不如预期，所以最后并未生产，品牌继续搁浅，接下来的多年中，布加迪几经易手后卖给了Messier。1977年时，这两个品牌合并为Messier-Bugatti。1987年，狂热的车迷兼企业家Romano Artioli买下布加迪的品牌，在他努力奔走之下布加迪在意大利的Campogalliano邻近摩德纳复活，并且推出了像 EB 110这般脍炙人口的超跑级量产车。但昂贵的售价令人却步，最后公司营运困难，生产线在1995年关闭。直到1998年，大众汽车买下布加迪品牌和汽车制造权利，并推出了售价超过百万欧元的EB164威龙，成为最贵的量产跑车。

截至目前，布加迪已收到250多份订单，近200辆汽车已然交付。这就意味着，按照300部的原计划，目前仅余50多部威航可供出售。

摩根100年

摩根无疑是汽车制造企业中闻名遐迩的老牌子，就像一位年事已高但青春永驻的贵妇人。它诞生于英国的梅尔文市――一座宁静异常的乡间小城。该城有一座红砖建筑，打开紧闭的老式木制大门，既无接待处，也无女侍应生，来访者一脚便跨入了前店后厂的摩根汽车配件商店。

最早的摩根4／4车型两个“4”分别代表四轮和四汽缸发动机。该车型自1936年问世以来，样子始终如一。随后推出的摩根Plus 4车型外形也大体相同。只是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而已。摩根汽车中最具跑车色彩的是摩根Plus 8。该车的外形与plus 4相比并无变化，但是因拥有一台184马力的强大发动机，行驶起来如电闪雷鸣。摩根Plus 8车身稍大些，可以让驾车者不至把胳膊伸到车厢外。

为了庆祝公司的百年华诞，英国摩根汽车公司推出一款超级跑车Aero SuperSports。古典的外观加之现代的生产技术注定这款车与众不同。“摩根Aero SuperSports是一款豪华的超级跑车，但是我们同样会延续采用超轻环保材料的设计理念。”查尔斯・摩根如是说。

许多客户在等待交货期间往往都要到梅尔文市小住几次。先是来挑选车身的颜色和皮料的花纹，随后再来察看自己订购的那辆车的制造进度，高兴的话还可跟工人聊聊天。最后则是选择“黄道吉日”从摩根家族人士的手中亲自领取车钥匙。

梅赛德斯・奔驰　银箭75年

追溯世界赛车历史，1934年问世的梅塞德斯－奔驰银箭赛车可以说是一个传去时代的象征。

银箭赛车的传去历史是从其身车型W 25参加750公斤方程式比赛的处女秀开始的：尽管特意进行了减重的设计，在角逐1934年7月3日举行的埃菲尔赛事的时候，W25重量仍然是比规定的750公斤还要重了一公斤。就在这时，戴姆勒－奔驰的赛车经理阿尔弗雷德・纽鲍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机械式们在赛事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刮掉了整个赛车表面额白漆，露出了银白色的铝制车身。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使车身重量减轻到了规则范围之内，也让一直以白色外观示人的梅赛德斯・奔驰赛车获得了一次惊艳的转变。最终，驾驶着这辆赛车，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以在创纪录的成绩内赢得了艾菲尔赛。于是，德国媒体为这款梅赛德斯－奔驰赛车取了一个颇具敬意的名字“银箭”。

此时，W25的强劲对手也出现在了赛道上，它就是来自汽车联盟的昵称为“银鱼”的赛车。在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W25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几年的时间内，“银箭”八缸发动机的排量从4升增加到4.7升，输出功率达494马力。到了1936年，梅赛德斯－奔驰赛车遇到了来自汽车联盟和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强劲挑战，W25在整个赛季只是赢得了个别分站赛事的冠军，它在赛道上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迷你50年

1959年8月26日，英国汽车公司(BMC)为他们设计的一款全新的革命性的小型车揭开面纱。在最初的销售画册中称Morris Mini-Minor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50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很少的车型概念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受到如此多公众的喜爱。更没有哪一个品牌能像Mini这样衍生出如此丰富的多种车型。曲面MINI E的首次亮相无疑成为MINI悠久历史中的一个亮点，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兑现50年前就已经预见到的对于未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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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课程;高中历史课堂;德育渗透

新课程的实行对于高中生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历史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如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军事等等，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对高中生的影响较为全面，这使得在课堂中对于高中生进行德育的教育具有较好的条件，自古以来，人们都比较重视对德育的教育，要求学习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学会做人，因此德育教育对于高中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学校在学科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德育学科至今人们对它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一种解释是说德育教育就是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还有一种是说德育教育就是在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与智育的结合，促进学生品德与智力的发展。而依据《国家新课程教育教学标准》和《国家学科教育教学德育大纲》的要求，依据各学科自身的特点，以课本为知识平台，充分挖掘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方面的知识，根据教师自身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心理、身体等特征的策略与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实施，以促进高中生在其它学科学习的同时提高德育素质，达到教书目标与育人目标的有机统一[1]。学校是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场所，未来人才的发展与素质对国家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可见对于青少年的教导是多么的重要。

2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的渗透

2.1找准渗透点。新课程教学中存在着较多的育人因素，所以德育的渗透必须依托教材进行，离开了课本的教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任何作用。在历史的教学中，可以根据一些古人的思想、教派之间的争辩进行渗透，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区别和对人思想的影响，可以进行对比，在授课的过程中举行一场辩论赛，使得两方面的思想共同点，德育方面对人思想的影响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高中生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充分以教材为依托点，才可以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进行理解，探寻到思想道德教育与知识传授的最佳融合点，以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2.2把握德育渗透时机。授课教师从教材出发，寻觅到渗透点后，将德育进行很好的融入，从而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渗透性的影响。而渗透点是客观存在的，不会由教师任意安排，必须遵循其所处的教学的内容、背景、特点等进行施教。德育的教育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德育的教育不可以进行强加，不能够只顾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真正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应把握好时机，以保证学生能够从心理上接受，取得最好的施教效果。

2.3掌握好渗透度。对德育的渗透要掌握好度，如果渗透效果较过，或者渗透的不到位，则会功亏一篑，效果不佳，因此在德育的教育中应掌握好度。在历史学科的教育中，可以在军事、在经济、在思想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渗透，但是渗透要注意量，不可以全部都讲德育，也不可以不讲，教师可以在与德育相关的方面举例说明德育的重要性，使学生能够认识到德育在未来的道路中、在以后的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影响学生的思想。

2.4提高思想的重视程度。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改变，使学生和教师认识到在高中的学习中不仅需要良好的文化知识，更需要良好的德育知识来对学生进行指引，一个品行较好的高中生和一个品行较差的高中生，人们更多的是愿意接受品行较好的人，因此良好的德育教育必不可少。良好的德育知识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想，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因此，在学习中要使老师和学生认识到不仅文化知识比较重要，而且德育知识也比较重要。

3结语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对人们的发展和思想均具有较深的影响，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古代人们思想流派的分辨，对其思想的学习，能够很好的进行德育的教育，使得学生能够认识到德育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对未来国家的影响。通过对德育的学习，使学生发展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而高中正是青少年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其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历史的学习中进行德育的渗透，有效促进了高中生思想和个人素质的发展，对未来国家的发展也具有较好的影响。

篇6

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一定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我相信，虽然每一个同学的故事内容或许都有所不同，可是每一个故事都有它感动人心的一个地方。我很幸运，出生在一个工人家庭，虽然在我年少的时候，父母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了，可是父母都很爱我。或许这一点很多时候年幼的我没有办法体会到，可是当我渐渐长大的时候，我越来越认识到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爱自己孩子的。初中的时候，父亲因为单位改制下岗了，在生活的重压下，他患上了糖尿病，这个消息对于当时的我可谓之晴天霹雳，就是这样父亲仍然对我说，没有关系，工作会有的，而且这个病只要注意饮食就可以了。我知道父亲是怕我担心，我也知道失去工作，对于已经步入中年的父亲意味着多大的打击。望着眼前乐观的父亲，我想起他在冬天的早晨6点骑车送我去赶头班车的情景，那瑟瑟的寒风被父亲的身体遮挡，留给我的是温暖的感动。当我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兴奋不已的时候，我也明白，我们这样的家庭是无力负担的。就在这个时候，是工会的金秋助学活动让我看到了希望。

还记得当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走进省总工会女工部的办公室时，岳琼英阿姨热情地接待了我。阿姨关切的眼神，马上打消了我的忧虑，我向阿姨说了我的情况……就这样我顺利地参加了四年前的金秋助学活动。工会的王惠萍阿姨了解了我的情况后，表示省总工会法律保障部愿意资助我上大学。

如今，在省总工会的资助下。在工会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的关心与帮助下，我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四年的学习，并幸运地获得了北京市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同时幸运地被保送到了本校继续就读法学知识产权法专业研究生。

在学校实习期间，我参加了学校学生社团组织的支农支教活动，去了吕梁山区的前沿庄，一个贫困的山村。当我看到那里的孩子们穿着补了又补的衣服，捏着那小小的铅笔头，瞪着大大的眼睛望着我，专心听我讲课时，我看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是一种对知识孜孜以求的精神，是一种对生活不服输的态度。看着他们，我忽然想到，每一个帮助过我的人，其实并不期望得到回报，他们希望的，只是我能够积极乐观地面对生活、学习和工作，并且把这样一份积极与乐观带给身边的每一个人。同时，我也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在飞速地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在提高，然而，在一些地方还有一些孩子读不起书。我们的国家还面对着许多的困难，祖国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进程，我们需要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到这一进程中去。这，或许就是我所应该担当的。

同学们，进入大学校园我们都会面对着种种的困难，可是同学们，你们不曾被生活的苦压弯肩膀，不曾被贫穷浇灭理想，相信你们在面对新的生活时，也一定能够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并且能够勇敢地用真心对待每一个人，用爱心关怀身边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努力吧，纵使只是一棵小草，也要尽力成长，展现生命的力量。相信未来的世界属于我们，让我们张开翅膀，拥抱明天的生活，把希望、把快乐带给我们四周的每一个人。

篇7

关键词：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功利主义

关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和发展的问题，自从韦伯提出“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概念以来，学术界就有了许多的争议和看法。韦伯认为宗教力量（其实就是新教）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中扮演着主要和关键的角色，但同时也承认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还受其它力量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精神”到底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呢？

1“资本主义精神”根源的历史追溯

1.1犹太教徒与新教徒的功利主义精神比较

对于韦伯的新教伦理促成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逻辑推理，最富影响力的支持莫过于对不同群体对成就需要的比较研究。麦克莱兰就指出：①新教改革运动强调的是在生活的各个方面要自力更生，而不是依赖别人；②信仰新教的父母改变了培养儿童的方法，教他们自力更生和独立自主，从而导致孩子具有更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③更为强烈的获取成就的需要会导致经济活动的迅速发展，而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而格哈特•伦斯基则对人们对工作的愿望、抱负和态度的相应特点进行了研究，他的研究结果是：“（最向上进取的）是犹太人，第二是新教徒，……”这意味着，犹太人比新教徒还要积极进取，还要注重个人成就。而此现象用宗教改革或新教伦理是难以解释的。那么，犹太教徒更为进取、更为理性的功利主义倾向源自何处呢？

犹太人自中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一直是个流浪的民族，没有国土，信仰单一，受到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歧视。犹太教的教义就是天主教《圣经》中的《旧约》，和天主教义如出一辙，这个宗教千百年来也没有进行类似于基督教的改革，我们自然无法用来阐释犹太人积极进取的行为导向的根源。同时，古犹太国的遗迹中也难以发掘出这个民族擅长商业、积极进取精神的痕迹。结合犹太民族的发展历程分析，其实犹太人积极进取精神的形成根本上还是与他们的流浪生活状况有关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土地，无法耕种粮食，这样就断绝他们建立王国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可能，他们只能客居在他乡，从事封建社会中的末业－商业。基于客居他乡所带来的生活不稳定感和所受到的排挤，及落后就会沦为宗主国人民的奴隶的现实，犹太人对自身积极进取重要性的感受更为迫切。久而久之，这个民族形成了行商的传统，有了一套完善的行商道德，这就是犹太人擅长商业的根源。犹太人正是因为其独特恶劣的生活环境，使他们的积极进取的素养远高于其他民族和其他宗教信徒。基于以上分析可知，相较与宗教教义影响，恶劣的生存状况同样可以激发人的向上动机，甚至在更多情况下比宗教教义的影响更为显著。

1.2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分析

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韦伯有其独特的观点。他指出：“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既不是我们在此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的唯一体现者，也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体现者。只有那些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才体现了资本主义精神。”[1]23如果说韦伯的观点完全正确，那么为什么只有中产阶级才是这种精神的主要载体和主要奉行者呢？难道当时社会各阶层中仅仅只是中产阶级信仰新教所致吗？

通过对当时社会的分析可知，收入水平上的三个阶级在上并无差异，而也并不是以收入水平来分层的。基于上文的分析思路，我们同样可以从当时三个阶级的生活处境中得到上述问题的答案。13-16世纪的无产阶级缺乏经济基础，经济上还是依附着地主和新生的资产阶级，没有自己的产业，在工作中他们仍持着一种被迫的态度（正如韦伯在计件工资制下发现到的雇工的情况一样），当然那种宏远的功利欲望就很难提起。同时也由于大多数无产阶级教育文化水平低，所以他们的精神只能还停留在前资本主义时期的麻木不仁和逆来顺受状态，这种精神思想就是在现代还流传的“小农意识”、“小市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生活处境下无产阶级要完全具备资本主义精神是不可能的。转而再来看看当时的大资产阶级和贵族。这部分人群大多在当时已经学会了用工商业来壮大自身的经济实力以壮大其总体实力，似乎颇有些“积极进取”的“资本主义精神”。但是他们的获利很多情况下是靠政治扶植、人缘关系和战争掠夺等非理性方式达成的，自然大资产阶级也不能成为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了。反观韦伯所说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在14世纪初主要是指中小地主和城市家庭作坊主以及小商人。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文化知识水平，从而使他们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实现自身欲望的能力和空间。由于当时总的社会生产水平还不高，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无法令其满足，而他们又缺乏像大资产阶级和贵族一样的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如果不努力进取实现人生的攀升，自己和后代就很有可能沦为无产阶级。正是在这种生活情境下，这些所为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新航路开辟之后，面临社会需求急剧增多的机会，他们积极进取，在没有特权的情况下，理性的遵守王国法律和商业道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资本主义理性经营方式，最终也因此形成了成熟的“资本主义精神”。因此，与上文一样，笔者认为艰难的生活情景是催生“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

1.3“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真正来源

正如上文所说，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实质有二：其一是积极进取的功利主义精神，其二是理性对待功利的态度。而人类生来就有对功利的欲望，而对事物持客观理性的看法至少在古希腊和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存在。古希腊的哲学和自然学家们已经会用一些自然现象来客观理性的解释世间万物。而在我国古代荀子的“至天命而用之”的言论已显示出古人对待事物客观理性的态度。因此，可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人类社会出现不久就有了零碎的影子。转

那么古时“资本主义精神”的零碎影子是何时及如何被整合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精神”呢？笔者认为贯穿其中的是人类改善自身生存状况的努力和外部经济环境的变化。欧洲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罗马帝国时期一直到中世纪，人们的生活环境恶劣，生活总体水平一直不高。且当时各国君主大都不重视经济发展，王朝战争时有发生，经济发展非常缓慢，人们生活状况的改善或者说欲望的满足大多采取夺取这种非理性的手段。因此，这一时期的工商业者既要想实现人生的功利欲望，又须用理性的态度去对待这一问题是不现实的，“资本主义精神”也就缺乏成熟的条件。直到13-16世纪，地中海沿岸的商业得以迅速发展，而后新大陆的发现又开辟了新航线，这些都促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繁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逐渐形成，借贷记账法这一新型核算方法也出现了，银行、公司等一系列的理性商业机构产生了，这就标志着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质的形成。与之相随的是同期的宗教改革运动爆发，随之产生的新教伦理不可否认在西欧很多地区对人的精神意识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脱离时代所处的经济情景，要把人群信仰的改变看成是一种人类行为动机产生的主要动力，其结论是难以成立的。基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低物质生活水平时期的人类是不会把诸如对上帝的虔诚等情感需求放在个人需求的首位的，他们的物质需求显然要排在对上帝的精神需求之前。因此，笔者认为在宗教改革影响之外，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最主要还在于当时中产阶级仍旧低下的生活水平，以及新航路开辟以来社会需求增加的刺激所致。

2“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美国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背后，是韦伯对美国经济后来居上原因的分析，韦伯甚至将美国称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韦伯认为美国国民普遍信仰基督新教，有着富兰克林式“资本主义精神”的支持，使其人民理性的奋斗，最终创造了经济上的奇迹。但是为什么韦伯就能论断这种进取并且及其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是受到了新教伦理的决定性影响才最终形成的呢？美国腾飞时期的西欧主要国家除意大利外都接受了这种宗教伦理，为什么整个西欧却被美国所超过呢？清教禁欲主义只是给了正当地获取财富一个通行证，正如上文所述，美国资本主义精神勃发的原因除了宗教改革的影响之外，还在于其具有一些社会优势。超级秘书网

新生的美利坚民族社会整体发展水平要远低于当时的世界中心—西欧。在没有奴隶封建社会的经历下，其人民的社会分层也没有西欧那么明显和严重，因此其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中产阶级。而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普遍较低，这主要是源自当时美国社会总体社会生产水平不高所致。在诸如“西进运动”、“门罗主义”（这里是表示美国对美洲地区的经济殖民主义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发展得以拥有了广阔的市场。美国政府又把经济作为国家发展的第一要务，使经济发展很少受到其他方面的影响。在以上因素的刺激下，美国的经济得以快速发展起来。美国的中产阶级在这种物质刺激下，自然就不自觉的成为了最具“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者。而由于中产阶级占了美国社会的绝大部分，这种阶层精神就逐渐成为了整个社会的精神。这种积极进取而又理性的精神成为了整个社会的一种精神气质，随之促进了美国社会的发展，美国社会也就进入了一个“资本主义精神”与经济发展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美国的经济奇迹由此诞生。与之相对应的是同样作为过英国殖民地，也同样广受清教主义影响的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则缺乏这样的广阔市场，导致整个社会的精神色彩也就没有美国社会那么上进和理性，从而“资本主义精神”没能在这些国家广泛传播。至此，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3结语

本文并不是对韦伯观点的全盘否定，也并不是和一些反对韦伯观点的学者站在一边。笔者只是用一种回顾历史的手段，来阐述自身关于“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一些新的看法。笔者认同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并不认为其是这种精神产生的支配力量。宗教改革只是欧洲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特殊历程，它只能代表对“资本主义精神”在欧美的特殊作用，而这种特殊作用也只可能是辅助作用。因为本来就是精神上的，它没有个人欲望和经济刺激来的那么实际，那么有分量。通过对人类历史的回顾和美国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盛行的土壤的历史背景分析，作者认为：除宗教影响外，中产阶级较低的生活水平、广阔的市场需求刺激是“资本主义精神”成熟和量的传播所必不可少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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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离岸市场；台湾

中图分类号：F8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9-0102-04

一、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

2008年，起始于西方世界并蔓延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其根源是美国不应享有国际货币体系的垄断权、不受监控的货币发行体系以及美国在国际话语中的一票否决权。目前世界主要经济体大都增长乏力，可以说中国欲提升人民币地位的计划赶上了一个好时机，更为我国提供了能够弯道超车的机会。

截至2010年底，我国经济总量已达397 983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美国家崛起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大国崛起离不开大国经济，大国经济离不开大国金融。对于目前已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来说，谋求与自身实力对等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则尤为重要。众所周知，金融是经济的核心，而如何充分发挥金融在我国经济崛起进程中的关键性作用，是我国能否实现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课题。况且全球货币制度已进入到多级化与区域化的阶段，世界也需要建立新的国际货币秩序。

货币既是一种价值符号，也是一种财富获取手段。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甚至关键货币，通常遵循“计价结算货币—储备货币—锚货币”的基本路径，即必须实现货币的三种功能：结算功能、投资功能和储备货币功能。目前，在全球贸易总额中人民币计价贸易只占据了一小部分，但是，在中央政府的明确支持下，此类贸易的数量正在增长，增速也正在加快。鉴于此，中国必须建立以人民币为参照的定价体系，这是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重中之重。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项长期战略。从国际上的经验看，一个国家货币要实现国际化需要该国具备占有全球经济较大份额的经济实力，即政治上稳定，经济上可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已占到全球GDP总量的10%、全球贸易总额的9%，贡献了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增长。如果中国未来仍能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必能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提供有力的证明与扎实的基础。

一种货币被世界接受以后，清算体系的覆盖程度和运作效率将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当年的英镑和现在的美元为何能维持很长一段的垄断地位？原因就在于它们已经构成了巨大宽阔的交易网络。今天，人民币走出去的目的就是要趁金融危机动摇了美元地位的时刻，加快建立人民币支付清算的国际网络体系。当年美国就是利用二战对英国支付体系造成毁灭性打击才站上了世界的舞台。

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贸易国之一，中国因为拥有最多美元储备而在国际货币秩序动荡中受害较严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能使中国不仅可以取得铸币收入、避免汇价风险、减少外储，最重要的是在国际事务中可以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因此，中国在未来必须强化货币，因为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是中国走向强国的必由之路。

二、建立离岸市场是快速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必然要求

渣打银行称中国人民银行是全球最大央行，但是，没有国际化的货币与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体系改革，人民银行是难以由“最大”成为“最强”的。渣打银行报告又称：过去五年中中国央行总资产增长了119% ，于2011年末达到28万亿元人民币（约合4.5万亿美元），而知名度更高的美联储、欧洲央行在2011年末资产规模分别为3万亿美元和3.5万亿美元。与之相对应，中国的广义货币（M2）在过去五年中也增长了146%，2011年末余额达85.2万亿元；2011年中国新增M2的规模全球占比达52%。据此被认为全球流动性的主要提供者已变身为中国央行而非美联储或欧洲央行。也许从规模上看中国央行是全球最大央行，但它肯定不是最重要的央行。首先，中国的大量基础货币投放仅是为了对冲美元流动性。而美元是国际储备货币，美联储利用美元霸权肆意发行美元却不怕引起本国通胀。但其他国家，尤其是中国，却需要为了稳定人民币汇率而从市场购买美元，事实上中国央行已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货币政策独立性。其次，中国央行虽然发行了占世界过半的M2，但这些货币基本上只能在中国国内循环，难以走出国门，导致国内通胀水平的升高。因此，中国必须建立具有广度和深度、资本管制较为宽松的金融市场以及高度国际化的金融中心。因为发达的金融市场有助于为中央银行和各国投资者提供成本低、安全性高和流动性强的以该国货币计值的金融工具，降低金融交易的成本，也有助于贸易商对国际贸易活动中的外汇风险进行管理。

而上述国际化的金融中心是辐射范围的概念，它被分成四类：第一类是境内中心，主要以境内为主；第二类是区域金融中心，指在全球的一定区域内有一定辐射范围；第三类是离岸金融中心，与境内相区别，主要为境外服务；第四类是全球金融中心。其中第三类离岸金融中心从严格意义上讲，就是不受当局国内银行法管制的资金融通，无论这些活动是发生在境内还是在境外。离岸金融市场又称境外金融市场，是采取与国内金融市场隔离的形态，使非居民在筹集资金和运用资金方面不受所在国税收和外汇管制及国内金融法规影响，可以进行自由交易的市场。例如，一家信托投资公司将总部设在巴哈马群岛，其业务活动却是从欧洲居民或其它非美国居民那里吸收美元资金，再将这些资金投放于欧洲居民或非美国居民中，该公司从事的就是离岸金融活动。巴哈马群岛就是离岸金融中心。

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一些跨国银行为避免国内对银行发展和资金融通的限制，开始在特定的国际金融中心经营除所在国货币以外其他货币的存放款业务。70年代，以美元计价的离岸存款急剧增长。到了80年代，随着国际银行业设施和东京离岸金融市场的建立，离岸金融业务将所在国货币也包括进来。其后，离岸金融中心获得迅猛发展。初期从伦敦、巴黎、法兰克福、苏黎世、卢森堡等欧洲地区扩展到新加坡、巴拿马、巴哈马的拿骚等地。后又在纽约、东京等地出现新的离岸金融中心。到了90年代，离岸金融中心已遍布世界各地。而离岸金融业务迅速发展的主要原因是离岸银行不必持有准备金，其经营成本低于国内银行；离岸银行不受利率上限的约束，即它们对存款户支付的利率可高于银行对国内存款户支付的利率，而且也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离岸金融也享受税收上的优待。

离岸金融中心按性质划分大致有三种类型：

1.伦敦型，属于“自然形成”的市场。伦敦离岸市场始于50年代末，它既经营银行业务，也经营证券业务。非居民除获准自由经营各项外汇、金融业务外，其吸收的存款也无需缴纳法定准备金。过去，这类市场业务因受外汇管制等限制而与国内业务截然分开，但自从1979年10月外汇管制取消后，国家对外汇金融业务的管理与国内金融业务同等对待，“离岸”本身的含义便发生了变异，伦敦离岸市场实际上已经成为兼具境内和离岸业务的“内外一体式”金融市场。香港自从1972年废除外汇管制后，也逐渐演变成亚太地区一个主要的伦敦型离岸市场。

2.纽约型，最大特点在于“人为创设”和“内外分离”，而且没有证券买卖。1981年12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同意设立国际银行业设施之后，纽约离岸金融业务迅速发展，它的主要交易对象是非居民。筹资只能吸收外国居民、外国银行和公司的存款，但开办国际银行业设施的不限于外国银行，任何美国的存款机构和外国银行在美分行皆可申请开办。存款不受美国国内银行法规关于准备金比率和存款比率的限制，贷款必须在美国境外使用。该“设施”可使用包括美元在内的任何一种货币计价。由于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货币，而该离岸市场主要交易货币也是美元，所以纽约离岸市场以本国货币作为主要交易货币。1986年开放的东京离岸市场也属于这一类型。

3.巴哈马型，只有记账而没有实质性业务的离岸金融中心，又称“逃税型”离岸市场，这类市场实际上是“逃税港”。由于在某些国家或地区开展金融业务可以逃避银行利润税及营业税等，同时在这些地方开办分行的成本与费用也也比伦敦低，所以离岸金融市场纷纷在这些地方开辟。拿骚、开曼群岛和巴林等地皆属此类。

离岸金融业务的发展和离岸金融中心的迅速扩张，确实促进了国际性银行的发展和国际信贷、国际融资的增长。不少经济体虽具备较大的贸易和经济规模，其货币最终却未能成为国际货币，主要原因是金融市场发展不足，令国外居民虽渴望分享该国的成长红利却苦于无门。对于中国经济来说，目前在经济总量规模上已经居于世界前列，但是金融发展却与经济发展不完全匹配，其中的典型表现之一就是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仍然偏低，确实不符合经济大国应有的地位。长远看来，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和走向强势货币，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就是要不停地增加人民币的量和份额，使它作为一种流通货币，在全球更广泛地使用。因此，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是将人民币推向世界舞台的一个很好通道。

离岸，顾名思义，是指货币发行到主体境外。中心，则指交易的集散地。那人民币如何做到“离岸远航”呢？这要从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说起。以前，跨境贸易的结算主要用美元，现在在一定范围内，已经可以使用人民币。在中银香港的客户中，有一家从国外进口石化产品的企业，在从海外采购原材料时这家企业把人民币打到香港，再由在香港的分公司通过离岸人民币外汇交易市场兑换成美元汇往国外，这样，人民币就沉淀在香港“离岸”了，其中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内地企业的出口回流到内地。比如，香港有从内地购买货物然后转口销往欧美的进口商，它们收到美元后，在香港购买人民币，再直接以人民币向内地支付货款。支付人民币给了进口商更大的议价权，又消除了内地出口商的汇率波动风险，出口商也乐于接受。至此，这部分人民币的“出境游”顺利结束，回到境内。这一过程本来要依赖美元，现在可以完全由人民币来完成。设立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民币可兑换，而离岸金融市场只是一个中间步骤。因为人民币的流通需要有市场和落脚点，离岸金融中心就是人民币对外流通的一个支撑点，可以说没有离岸中心就不会有人民币在海外的广泛流通。从欧洲美元市场产生的历史看，离岸金融市场的功能主要有三个：第一，满足非居民持有货币的投机需求；第二，在货币发行存在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构建境外资本融通通道；第三，通过市场交易行为实现价格发现，为信用货币找到基准价格。可见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离岸市场的产生是必然的。

对于我国来说，离岸金融市场建设应通过两种路径。一种是构建人民币业务的离岸金融中心，目的是增加人民币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交易地位，间接强化人民币的投资价值。另一种则是构建外汇业务的离岸金融市场，目的则是增强境内外汇市场的效率，满足境内非居民或居民对于外汇的多元化需求。两种路径的推进，都是为了使外币和人民币能够更“自由”地出入国境。本文主要论述的是第一种路径。

目前，中国全面开放资本项目的条件还不成熟，人民币持续流出后在境外流通和沉淀，会产生人民币金融业务的需求，因此有必要在与中国经贸联系密切的地方开展离岸人民币业务，形成一个让人民币走出去再流回来的循环。而离岸金融中心完全可以将人民币的真实需求反映出来，并且让流出去的人民币“回流”，这是最关键的。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压缩美元的离岸业务，直接把赚来的美元放在亚洲离岸中心兑换。万万不能先赚到美元，再去换人民币，然后发现美国有什么投资业务，又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去投资，这样等于交了两次手续费。通过人民币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把筹集款项用于发展内地的项目，这种方式可以使一部分人民币回流到内地，而人民币离岸市场中的最重要的金融产品就是发行人民币债券。除了回流，“体外循环”也是离岸人民币的一条出路。比如，从人民币离岸市场发放人民币贷款给一家中国企业到海外收购矿产，然后再通过人民币项目融资进行设备采购和开发，产品销售到内地，拿到人民币后再用这部分人民币偿还银行贷款，同时还可以支付来自中国的施工队伍工资。这个过程中，人民币既是交易媒介，又是融资中介，充分发挥了国际货币的作用。

原以美元为主的全球金融市场各金融中心的分工相对稳定，但业务增长速度很慢，尤其是金融海啸发生后，国际金融环境产生了巨大变化，一些大交易所在合并，优胜劣汰加剧。而人民币又是高增长的业务，一旦争取到人民币离岸中心，必将在未来竞争和金融危机后的整合潮中占据优势。根据央行的数据，若未来5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为8%—10%，广义货币增长率为12%—15%，广义人民币总量在5年后将达到150万亿—180万亿元。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是高度依赖于超额货币的增长，而天量人民币不可能都在本土消化，所以未来十年，人民币输出的政策势在必行。

今年4月，伦敦已经抢先一步建立了人民币离岸市场，因为他们也看到了人民币越来越有可能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对于中国来说以此积累国际化的经验，既有利于其成本的下降，又能带来规模增长的经济效应，还使其它各国都能受益，这对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着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比较而言伦敦确实是优质品牌，它拥有很成熟的国际网络人脉，是有着400年历史的全球最大金融中心，而信誉高是伦敦的主要优势，货币当然愿意到一个信誉高的地方集中交易。该地主要是靠金融打造的城市，金融服务很到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健全性上都比香港要好。但伦敦缺少实业，它虽可以将财富进行有效配置，但“以钱养钱”容易出现泡沫。相比之下，香港有着丰富的人民币离岸业务经验，自2004年起一直在做离岸贸易的人民币结算业务，其业务量较大，很多海外业务都通过香港“中转”，内地与香港的贸易也一直非常密切。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11年跨境人民币贸易结算总额为5 060亿元，其中75%是在香港进行的。香港当地拥有一批熟悉内地语言、政治、经济状况及东西方资本市场的金融专业人士，同时又得到了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但香港的创新能力较弱，主观能动性不强。伦敦和香港有所不同，两处不存在竞争关系。

中国经济已经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人民币业务市场空间非常大，理应可以构成对离岸人民币的信用支撑。由于亚洲没有统一货币，所以离岸人民币的流通范围肯定主要在亚洲。况且中国不会接受日元为主导，日本也很难接受以人民币为主导，于是“一币两市”的离岸人民币就可能有特殊的区域货币属性，从而有可能成为亚洲国际贸易结算的选择工具。因此，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越多，地区间贸易往来就会越密切，即更多的人民币离岸中心有助于促进人民币国际化。而不同的离岸中心可以在支持人民币离岸业务发展中发挥互补作用。那么下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将会是哪一座城市呢？本文认为台湾应该很有机会。

三、台湾争建人民币离岸市场极具优势

2011年大陆和台湾两地贸易额高达1600亿美元，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排名全球第一，台湾对中国直接投资金额全球排名第二，可谓自然形成了人民币回流的机制，在两岸密切的经贸交流下，势必形成人民币双向循环流动的良好管道。而且双边的贸易量高达台湾整体贸易总额的3成之多，又加上十几万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企业对人民币的迫切需求，争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设立显是必须、也是必然的重要选项。

对台湾而言，开放两岸贸易采用人民币结算，不只能协助企业规避汇兑风险，且能省掉避险、保值等额外费用，也有利于银行业扩大经营规模、扩展资金来源和增加获利，因而台湾产业界对人民币离岸业务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另外，台湾最突出的优势就是两岸间的特殊关系，台湾和大陆正朝着建立人民币和台币跨海峡清算机制迈进，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台北分行、以及台湾银行上海分行、兆丰银行苏州分行的成立，加上台湾央行多次表示两岸货币清算很快就会有结果，这些都令国际市场更加相信台湾将成为继香港之后的下一个小型离岸人民币市场。香港和台湾两地可以相互促进，共同把人民币市场的蛋糕做大。

台湾在2011年7月21日了“台湾地区银行办理人民币业务规定”，开放国际金融业务分行（OBU）办理人民币业务。目前，台湾的整体金融组织架构完善，金融监管制度日益完备，货币支付体系井然有序，加上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以及进出相对自由的资金环境，毫无疑问，台湾具备了争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本钱，条件也不会输给香港及新加坡等地，只要台湾允许本地及外国人在该地进行人民币投融资，进而可以自由地汇兑。若台湾愿意克服障碍，它将比香港更有竞争力，就可能成为下一个人民币离岸中心。香港在人民币离岸市场中将起到批发市场的作用，而台湾则可定位为“零售”的离岸市场。

台湾离岸市场的建立，必然会带动当地金融市场软件、硬件建设的发展与进步。随着离岸金融业务的开展，金融机构进入、开业和新业务的发展，都需要大批当地配套的专业人员，如会计师、律师、银行管理人员及公司秘书、房地产商等高级管理工作人员和一般工作人员，这必然会促进当地的就业。同时，离岸中心也会为台湾的经济增长拓展更为广阔的空间。由于人民币的汇出与汇入并不牵涉到台币，也就不会存在由于资金大幅流进流出而造成台币汇率大幅波动的问题，不会影响台币汇价，故目前确是一个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大好机会。而且国家“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提到：尽快“建立两岸货币清算机制”。这意味着继贸易、投资、金融产业合作之后，货币面的议题应该是下一阶段的重头戏。

台湾的环境单纯，一方面，它可以自主调解外汇准备，当地政府对贸易结算的影响力又很强，所以说具备了良好的人民币离岸市场条件；另一方面，台湾对大陆也有巨额的直接投资，可以引导人民币的去路，因此，台湾争建人民币离岸中心绝不是空想。

宏观来看，台湾争取人民币离岸中心的尝试，也是与大陆磨合沟通金融合作的一环。台湾金融业有丰富经验，大陆金融业有广大市场，离岸金融本身就是最大的金融创新，它反过来又促进金融创新。故建立人民币离岸中心可以实现两岸金融业的对接，又助推了两岸经贸合作的新发展。

四、境外离岸市场的发展承载着我国金融创新的使命

国际金融市场能够在国际范围内把大量闲散资金聚集起来，从而满足国际经济贸易发展的需要，同时通过金融市场的职能作用，把“死钱”变为“活钱”，由此推动生产与资本的国际化。而各国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国际性的蓄水池，获取发展经济所需的资金。可以说，某些国家或地区就是以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借钱付利息的代价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世界上几个主要货币的国际化都伴随着其境内外（主要是境外）离岸市场的发展。比如，美元的国际化就是在（以伦敦为主要基地的）欧洲美元市场和在其境内IBF市场的发展过程中不断演进的。日元的国际化过程中，也伴随着境外的离岸市场（伦敦、新加坡等）的发展和境内JOM市场的发展。而在欧元的国际化过程中，境外离岸（伦敦、香港、新加坡、东京、纽约等）欧元市场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际结算银行的数据表明，2011年，美元和欧元外汇交易量约80%在美国境外的离岸市场发生，日元交易量的72%在日本境外的离岸市场上发生。为此，我国只有大力发展境外离岸市场，才能促使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其特征与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有以下五条：

1.主要国际货币必须24小时交易。如果一种货币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和对内与对外直接投资的货币，国外的贸易对手或投资/融资方就有需要在其认为方便、安全、低成本的金融市场上进行货币之间的兑换、融资、结算、支付等活动。如果离岸市场能够满足这些条件，就有了存在和发展的理由。

2.主要国际货币一定有大量“第三方”交易。国际商品计价手段、融资和投资工具、进行外汇储备等，由于这些交易大部分与本国实体经济无关，在境外离岸市场进行这些交易就为参与方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国际化货币的一类具体的国际性用途叫做“第三方使用”，由于便利性等原因这类金融服务基本上都在离岸市场上发生。

3.大量非居民要求在发行国的境外持有该货币的资产。比如，欧洲美元市场的经验表明，70%的非美国居民将所持有的美元投资在美国境外的离岸市场。同理，在人民币的国际化过程中海外对人民币资产需求的大部分也将在离岸市场上得到满足。

4.国际货币的“体外循环”可以减少对发行国货币政策的冲击。作为最主要的国际货币，海外美元存款与美国国内M2比例为30%—40%。这么大规模的外汇和相关的金融交易（融资、投资、第三方贸易、对冲等活动），如果都必须转移到境内市场进行，就会导致不必要的大规模资金跨境流动，从而增加本国汇率、利率的波动性，增加货币政策操作的难度。对中国来说，充分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让大部分境外对人民币的供应和需求在离岸市场上自动对冲，就可以减少对境内货币和金融的冲击。

5.离岸市场的体制优势能提高和帮助货币的国际化程度。离岸市场所在地区除了有政治稳定、法律透明、金融基础设施完善、服务专业、金融产品丰富等特点以外，还有税收较低、没有存款准备金的要求、不设利率管制等优势，使得本币金融产品和服务往往在离岸市场上更有竞争力。如果一个货币的国际化进程仅仅是（或主要依赖）境内市场的对外开放，其进程就会相对比较慢，最后能够达到的国际化程度也会相对有限。

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开放本币自由流动的缓冲区，是对本币国际化的支持。在离岸金融市场上，各种国际货币都可能成为交易货币，未来随着人民币离岸市场交易规模的不断扩大，也将促进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广泛使用。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和金融业务，一方面，有利于中资金融机构和企业有步骤地学习和掌握国际金融市场的运作规律，提高风险防范能力，降低“走出去”的成本；另一方面，离岸市场将成为提高和改进我国金融监管水平的试验场，可以为全面实现人民币资本账户开放积累监管经验，培养监管人才。发展的初期可以选择离岸账户和在岸账户相隔离的严格内外分离型模式，即在岸账户和离岸账户严格分开，账户之间不能混淆，禁止资金在两种账户之间流动。美国和日本就属于此种类型。实施这种模式有利于保障我国的金融自和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可以有效阻挡国际金融市场对国内金融市场的冲击，并减轻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风险对我国经济的冲击。

总之，发达的离岸市场可以进一步推动本币国际化的进程，使其在国际货币的竞争中取得更有利的地位。即一个国家的货币要最终成为主要的国际货币，发展境外离岸市场是不可避免的选择。

四、结论

纵观全球货币，人民币的信誉非常抢眼，那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力量和金融改革的速度得到了世界的赞誉和重视。因而，人民币被世界一些国家称为不能公开的外汇储备，引起投资市场的吸纳与持有，这些现象都表明我国逐步走向强大。但是，我们的货币没有自由化，我们的汇率也没有自由化，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所以，我国金融改革刻不容缓且必须脚踏实地、扎扎实实推进，以求有效降低未来全球可能“扫荡”人民币的风险压力。只要各项条件具备，我国应多建几个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并适时推出各类人民币固定收益产品和衍生金融产品。这样，可防止人民币金融产品的定价权被欧美交易所掌握，从而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加快人民币国际化速度。

当今国际货币体系虽“以美元为主，一主多元”，但未来将会走向美元、欧元、人民币“三元制衡”的格局。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成为现实，必将会对美元形成一种制约，届时中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必定能产生和具备更大的影响力。

参考文献：

[1] 潘英丽.国际金融中心——历史经验与未来中国[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2] 聂庆平，蔡笑.看多中国——资本市场历史与金融开发战略[M]. 北京：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3] 王建.中国金融困境与突破——25位著名经济学家对当前金融形势的思考[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

[4] 看不透的中国，我们怎么办？[M]. 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

[5] 拉古拉迈·拉詹.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危机[M].刘念，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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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银行业存款利率的自由化和市场化。与目前中国金融业所面临全面利率市场化改革不同，美国银行业的贷款利率一直是“无管制”或自由化的。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美国银行业流行将优惠利率作为其信贷资产的定价基准利率。20世纪80年代之后，美国银行业更频繁地将定存（CD）、伦敦同业拆放利率（LIBOR）乃至联邦基金利率（Fed Funds rate）作为贷款的定价基准。而在整个利率体系之中，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随着美国国债二级交易市场的迅猛发展之后，美国国债体系更加完善，市场化的国债收益率曲线遂成为各基准利率的核心基石。

虽然美国银行业的贷款利率一直不受管制（不包括一些特别的高利贷形式），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商业贷款利率与市场利率的波动并无紧密的关联。从某种程度而言，贷款利率只能说是自由化，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美国贷款利率市场化过程首先是经历了“监管放松”，而后才完成了市场化过程。

美国利率市场化经历了准备期、正式展开期和完成期三个阶段。1970～1977年是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的准备期。1970年6月，美国总统尼克松成立了“金融结构与管制委员会”，1972年该委员会发表了亨特报告，1973年，尼克松提出了“美国金融制度改革建议”并送交国会。在此期间，1970年6月实行了10万美元以上、3个月以内的短期定期存款的利率自由化，还取消了90天以上的大额存款的利率管制。

1978年起，美国银行业的存款利率市场化正式拉开序幕。1978年，美联储规定银行发行成熟期为6个月定期存款（CD），利率则受到每周的国债拍卖市场价格的限定。尽管CD最低限额门槛较高，存款机构的资金仍大量流入到这些监管较松的CD产品之上，截至1980年年底，存款余额骤增到1780亿美元。同期，美国银行业的储蓄存款余额下降了约200亿美元，显示客户开始将资金从支付较大监管利差的账户中转入到较低的监管利差账户之中。而在美林证券公司开发出首个现金管理账户以及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s）盛行起来之后，资金迁移势头加速，这即为美国历史上典型的“脱媒化”过程。

由于存款客户上述的迁移行为导致美国银行业存款大量流失，各银行开始施压和游说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新的平等竞争条件，与不受“Q条例”监管的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展开竞争。为了满足银行业的要求，1980年3月，美国国会通过了“1980年存款机构放松管制以及货币控制法”。同年建立了存款机构放松管制委员会（DIDC）。1981年，DIDC宣布存款利率的市场化过程将在6年内分阶段完成。

1982年颁布的“加恩-圣杰曼存款机构法案”责成DIDC创造一个与证券业MMMFs竞争的金融工具，被称之为“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截至1983年底，仅商业银行吸收的MMDA存款余额高达2300亿美元。1982年存款机构法也取消了银行跨州经营的限制。这即美国历史上所谓“反脱媒化”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金融业的“反脱媒化”过程系通过金融监管当局主导的产品创新过程来推动和实施的。1983年10月，DIDC进一步修订“Q条例”，消除对一个月以上定期存款的所有利率的管制，“监管利差”从而受到进一步缩窄。1986年1月1日，DIDC宣布满足利率放松监管的账户最低金额不再受到限制，从原来的2500美元降至零。1986年3月31日起，客户存款利率管制被完全取消。

综上所述，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从大额存单开始，后通过自动转账服务（ATS）账户、小额储蓄存单、NOW账户、货币市场储蓄账户（MMDA），从长期到短期，首先将利率的上限随相应期限的国债利率波动，最终实现存款利率上限的废除，并不断降低账户最低金额的限制。从引入小额储蓄存单使30个月以上的存款利率上限随国债波动，到建立最小金额为2500美元无利率上限的货币市场账户和超级NOW 账户，整个利率市场化过程按既定目标于1986年3月正式完成（当时“Q条例”还留下最后一个尾巴，即禁止对活期存款付息。经过数十年后，这一条款最终才被“多德-弗兰克法”废除）。（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详细过程见图1所示）

存款利率自由化对美国银行业的影响

金融脱媒化、反脱媒化以及存款利率的市场化综合起来对美国当时的银行业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具体而深远的影响。

美国银行业的负债结构对市场更加敏感化

在存款利率自由化之前，由于银行的核心存款利率为固定利率，因此在利率水平较高时，银行业对利率的敏感性体现为资产敏感，从而对银行的利差有利。20世纪70年以后，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的逐步启动和展开，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末期客户存款利率的市场化导致了美国银行业负债结构的转变，具体表现为：银行业的利率敏感性资金比重上升，利息成本逐渐成为银行业最主要费用。令美国银行业更为头痛的是，20世纪80年代存款利率市场化后，甚至连银行的核心存款本身也开始对市场利率产生敏感。导致上述情形的根本原因仍然是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早期美国波动率极高的利率水平所致，而同时并存的高通胀率也加速了银行负债结构的转型。其直接结果导致银行的短期资产往往由对市场利率敏感性极高的市场负债来融资，而逐渐丧失以往核心存款所特有的忠诚和粘着等属性。

银行负债结构的市场化趋势对当时美国银行业的影响极其深远。首先，它大大加剧了银行业的流动性风险。其次，它加大了银行业潜在的利率风险（包括表内和表外），并对银行的资产负债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别是规模较大的银行在进行负债管理时，必须在长、短期资金之间进行权衡。从市场利率期限结构的角度看，银行若借入更多的短期市场资金，虽然流动性较高，但利率风险可能较大;长期资金虽然比较稳定，但成本过高。所以科学的资产负债管理成为美国银行业改善盈利、管理风险的重要方式。

美国银行业获得了强有力的竞争手段

在20世纪的50～80年代，美国商业银行业在金融业竞争大格局中一直在丢失市场份额。自20世纪80年代起，证券业成为商业银行和其它存贷机构的主要对手，其中包括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其它共同基金、证券经纪商和证券化债券的发行商等。这些强大的竞争对手有着与传统商业银行业完全不同的成本结构，但它们的监管机构在监管严厉程度上比银行要宽松得多。

存款利率市场化过程开始后，美国商业银行业在上述激烈的竞争中表现不俗。在利率市场化过程中涌现新产品如“货币市场存款账户”（MMDA）和超级NOW账户等在极大程度上抵御了当时证券业的猛烈进攻。据统计，在80年代末期，美国金融业的总体流动性资金来源共5万亿美元，而商业银行几乎占据三分之一，储蓄机构约20%。货币市场基金和证券经纪商合计10%。其它的主要有短期国债、银行承兑凭证、商业票据等（共37%）。在80年代中期，银行占比仅下滑到29%左右，证券业为7%左右。这说明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与随之衍生出的“反脱媒”创新产品对银行业存款的竞争应当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利息成本压力间接引发贷款亏损率的上升

1980年，随着存款利率市场化步伐加快，银行业的利息成本面临巨大的压力。为了应对激烈的竞争，美国的银行起初寻找各种方式来弥补急剧上升的资金成本，导致利差缩水;也有些银行企图通过提高贷款定价来解决问题，但当时美国的贷款市场面临了同样严峻的竞争环境，比如来自非银行业的竞争。为了化解利差下降的压力，美国银行业首先在授信过程中提高贷款/资产比率，但这一行为的结果使得贷款平均的风险水平上升，经过风险调整后的净利差下降;还有些银行为了防止利差下滑，在商业信贷资产续做方面采取了较为冒进的政策。20世纪70～80年代，金融业资产方的“脱媒化”（见表1）导致商业银行传统的授信机会骤减，许多银行不得不进入风险较高，不甚熟悉的领域如欠发达国家融资（LDC）、能源行业、高杠杆交易（HLT）和不动产信贷之中，积累了相当大的资产泡沫。随着宏观经济进入衰退，上述信贷泡沫迅速破灭，银行不良贷款比率骤升;更有一些银行为了减少贷款资产比和减少资本金要求，对某些表内资产进行了证券化处理。但证券化的一个缺陷是银行一般会把高质量、标准化的资产证券化后置于表外，留下风险较高的资产。

再加上信贷管理不力，美国银行业在80年代中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信贷亏损，特别表现在农业、能源和房地产等领域。与消费信贷相比，商业信贷亏损周期的规模和波动度更大。

存款利率市场化进一步侵蚀了监管利差

当银行业面临监管利差（Regulatory Spread）时，银行倾向于花费其一部分通过增加其分支机构的数目来提高服务的质量和便利度。随着监管利差的缩减，上述过程会发生逆转，除非其他服务方式出现使分支机构在现有业务范围仍可盈利。

美国的商业银行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来应对监管利差的缩减，其中重点主要集中在如何提高其现有服务渠道的盈利能力，通过整合分支机构，引进更多自动化，减少单位服务费用。同时，通过提升服务费，启动新的收费项目。商业银行还通过合并，兼并和收购力求获得任何规模和多元化的利益。

银行在授信过程中的市场定价行为得到了强化

利率市场化之后，银行在可流通的CD市场、联邦基金市场、欧洲美元市场和银行控股公司发行的商业票据市场中拿到市场定价的资金，这些新的资金来源发挥出两方面作用。

首先，银行的资金成本与市场利率的联系更加密切，盈利水平与贷款利率也紧密挂钩。其次，银行获得核心存款以外的市场资金，资金来源渠道更为广泛。然而在市场利率高企和信贷需求旺盛的情形下，按市场利率筹集额外资金、而以平均成本放款的模式将对银行盈利的空间形成进一步的挤压。因此，新的市场资金来源促使银行以更接近于当时市场水平的利率对贷款进行定价。随着商业票据市场的纵深发展，银行的高质量、大客户贷款更有条件以市场利率筹资。当银行贷款利率低于市场利率，这些客户会找银行借款，反之，它们向CP市场筹资。借款人在银行信贷市场和货币市场之间的套利行为给银行业的市场化定价提供了压力和动力。

在20世纪80年代的整整十年中，美国银行业的股本报酬率呈持续下滑，资本金状况也一度恶化到部分银行难以发放新的贷款，这种情形甚至延续到经济走出了衰退以后。由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监管和经济环境变化，导致了房地产贷款在20世纪70～80年的无序发展。这在当时被视为美国银行业危机的主要原因。在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初发生的几次严重经济衰退和在此期间崩溃的房地产和能源价格成为日益不稳定的金融环境的必然结果和诱发因素。

美国商业银行的应对战略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商业银行由于各自的情况差异而采取了不同的战略来应对错综复杂的外部经营环境（包括存款利率市场化这一划时代性金融体制的变革），其中有成功也有失败的案例。

成功的策略主要出现在当时最好的银行之中。80年代，美国著名的投行KBW为美国的银行业建立了一种所谓的“杰出银行指数”（Excellence Index）。当时被KBW纳入指数的各银行具备某些特质，凭借这些特质能令它们较为安稳地度过经济周期的波动。KBM在所有银行中选出了200家，而其中前6家在随后30年内一直成为美国银行业的佼佼者，它们是当时的老JP摩根银行（与大通合并前的摩根）、美联银行（2008年被富国兼并）、克里夫兰国民银行、NBD、太阳信托（Suntrust）、PNC金融公司。这些银行当时采取了以下策略来应对利率市场化环境：注重信贷文化，关注资产质量;维持具有竞争性的低廉的成本结构;集中优势，在自己所专长的特色市场赢得收费收入，如信托业务、证券处理、信用卡和借记卡的处理;牢牢抓住新科技趋势，与非传统存款机构竞争;狠抓存款来源等。

但与此同时，也有诸多的银行采取了一些不得力的策略如通过收购来迅速扩张;对不熟悉的领域授信或扩张，如能源行业授信或在海内外收购自己不熟悉的非银行公司等。除了以上综合表现较好的银行之外，还有一些在不同领域表现较佳的银行。（见表2）

美国银行业20世纪80年代转型的成功案例――摩根银行

摩根在20世纪90年代曾是美国银行业历史上唯一一家取得标普评级公司AAA评级的大银行。摩根于1860年成立。与其它美国银行一样，摩根也遭遇了1960～1980年代美国银行业历史上经营环境的巨变和挑战。摩根作为以服务公司客户为核心的银行面临了当时金融脱媒的严重冲击，公司信贷急剧下滑，金融服务业面临全球化的挑战。

成功的战略转型。摩根转型战略的核心是实现业务组合的战略转型，逐渐由商业银行向商人银行转变。在新的业务组合中，主打公司金融、企业并购、证券交易和销售、投资管理和私人银行业务。而重中之重是在既有的批发业务中寻找适合自己的特色业务。

摩根历史悠久、贵族文化气息重，管理层在其转型中采取了一种传统和创新平衡、稳健的发展战略。在创新面前，摩根往往不做第一个吃螃蟹的银行，其稳健的作风使得它往往在产品成熟之后，才大举进入。通过转型，摩根依然维持了公司客户作为其主要客户群。在原有的客户基础上，摩根自身战略的改变也使其服务重心移向高端市场业务。摩根成功的秘诀或者战略的核心可以概括为“平衡”两字。摩根一直在创新和业务的延续性之间寻找某种平衡，或者在成为投行市场激进的竞争者（短期盈利）和维持与客户的信任关系（满足客户的长期需求）之间寻求一种平衡。谨慎的信贷文化也确保摩根当时在转型过程中没有象其它几个货币中心银行（如花旗、大通等）那样一味追逐在不动产、石油和杠杆收购这些风险较高的领域发放贷款。尽管摩根也涉略了拉丁美洲贷款，但与其它大银行相比乃在涉入程度上仍然较浅。

摩根缘何在与美国其它货币中心银行（如花旗、大通）面临同样的竞争环境竟然能够脱颖而出，最重要的原因首先是摩根采取了正确的转型战略，顺应了当时混业经营的需要;其次摩根有极强的平衡性公司文化乃至发展战略。

强化风险管理。由于“Q条例”在20世纪80年代被废除，银行业可以自由竞争存款。正好当时美国经济加速，通货膨胀率高企，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银行的资金成本遂大幅攀升并创历史新高。自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银行业资产负债管理发展得非常迅速。它先从一个所谓的缺口模型通过资产负债的现金流入和流出以及重新定价的错配来衡量和管理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后来进一步发展到存续期模型的计量和风险管理。在20世纪80年代末，摩根大通开发出一个“在险价值”（VaR）的市场风险管理系统。该模型对几百个风险因素进行建模， 奠定了现代银行业对市场风险管理的基石。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简单实例来说明摩根当时如何从战略高度去管理流动性和利率风险的。下面两表示摩根在1992年年底的资产负债表和资金来源/占用表（见表3和表4）。

从上表中我们看出，作为货币中心银行的摩根面对当时美国金融业的脱媒化和存款利率市场化，根据自身客户结构的特点，在资金来源战略上采取了主动的负债管理。摩根充分利用了当时的欧洲美元存款、批发存款、联邦资金拆借、回购协议和承兑票据等工具。摩根在采用上述资金来源组合时，实际上是充分地考虑过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平衡。例如摩根之所以当时没有全部采用隔夜的联邦资金利率是因为利率风险过高;但摩根也没有把资金完全放在长期的资金上，因为这样会使得资金成本过高。通过负债管理再加上先进的市场风险管理工具的助力使得摩根较其它美国银行更成功地应对了金融脱媒和存款利率市场化的挑战。

美国经验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美国银行业发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中的利率市场化实则美国商业银行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从历史的角度去审视，当时利率市场化过程是由于美国金融业脱媒以及20世纪70～80年代超高的通货膨胀加剧后，商业银行业为争取生存而反脱媒化，与对手激烈竞争并获得金融监管机构大力配合从而基本废除“Q条例”的结果。

在美国利率市场化的过程中，立法机构（国会）和金融监管机构（美联储）起到关键性的作用。首先它们一开始就制定出利率市场化完成的既定时间表。其次，它们在反脱媒的产品创新过程中协助银行业起到全力支持作用。再次，监管机构和美国财政部还为市场化后的利率合理定价奠定了市场化国债收益率曲线的重要基础和标杆体系。除了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之外，当时美国的宏观经济环境也面临高通胀和经济周期的挑战，在这种复杂而严峻的环境下，美国银行特别是大银行进行了全方位的模式转型。成功银行各有其不同的转型模式，其中摩根由于转型对路和企业文化的配合得当，最后全方位超过当时的花旗、大通等竞争对手，成为美国银行业历史上一颗成功转型的璀璨明星。

对中国银行业的启示

中国和美国的银行业面临的利率市场化条件截然不同。美国利率市场化虽然是存款利率的市场化，但其银行业贷款利率早已放松管制乃至市场化;中国贷款和存款则首先面临的既是自由化，又是市场化的问题。美国存款利率市场化时的市场基础如标杆利率和市场化的国债收益率曲线早已存在并已非常成熟。中国即使贷款和存款利率管制完全放开，仍存在一个市场化合理定价基础的问题。市场化的核心不仅仅是政府单纯的放开对利率的管制，实现自由化。更重要的是，当利率放开之后，贷款和存款如何去按照市场化的内在机制合理定价？在利率自由化之前，我们认为中国更需要一个市场化的市场利率体系，而市场化的国债市场应当是这一切的起点和核心。另外，在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时，应在制度安排上拿出一个具体的时间表、法规和举措，如加强国债市场在利率定价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金融脱媒是全球金融业发展过程中带有长期性、结构性的问题。美中银行业在实施利率市场化之前，均遭遇金融脱媒化的严峻挑战，但对手不同。由于监管等因素的影响，脱媒化过程中的对手会存在较大的差异。当时美国银行业脱媒化中的最强劲竞争对手是证券业。美国的证券业也有与银行业（FDIC）同具吸引力的保险制度（SPIC）。相比之下，目前中国的脱媒环境下的竞争对手都是发展仍然不足的资本市场、信托和发展虽快但尚不成熟，并无存款保险的互联网金融。面对这一实力的差距，当时美国银行业得到监管机构在反脱媒化中的鼎力相助，这一情形在中国似乎在近期内不太可能出现。所以中国银行业的利率自由化和市场化过程将出现与美国完全不同的演绎过程。换言之，中国银行业要靠自己而非监管机构的助力来完成转型，从而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中国银行业的收费收入结构（广度和深度）的转型将远远慢于当时美国银行业的速度。

商业银行业特别是大型银行需要迅速转型。美国80年代前后的金融脱媒以及随之而来的存款利率自由化过程和当时宏观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促使了美国大银行对其收益结构和全球化布局方面的重新定位和思考。虽然主要的美国大银行均进行了转型，但真正成功的并不占多数。各银行应根据自己的比较竞争优势，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转型模式。但摩根转型的精髓――寻找平衡的战略、精心维护最适合自己的客户群体、以文化、薪酬、机构设置以及人员改革方面措施予以密切配合和支持再加上积极的资产负债管理等均可以作为中国银行业转型时的参考。

篇10

关键词：文学；作家；时代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0-0023-01

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至今，关于“文学已死”的论调一直不断。这样的说法建立在纯文学阵地被市场被不断挤压甚至抛弃的残酷现实上。相对于亚文学的繁荣和内挂外联而言，纯文学领域越来越像一座孤城，城里住着纯文学的守夜人。孤城将盛世的扰攘与喧嚣隔开，独享一份保存与提升文学审美力和创造力的清醒与清凉。当50、60年代作家的创作进入大后期，70年代作家就成为了坚守孤城的主力。事实上，他们很自觉的坚持并享受着这样一种身份与责任的定位。

今年年初，十家核心文学刊物编辑，包括《作家》、《人民文学》、《十月》的王小王、徐则臣和宗永平等人，联手推出“新实力华语作家作品十年选”系列作品，包括爱情卷《水妖的声音》、城市卷《看不到尽头》、农村卷《掌心里的风》和自我卷《杀死柏拉图》。此系列已由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并在各大门户网站强势展出。作品以70年代作家为主要甄选对象，将他们进入本世纪十年来的文学收获作了一个集体展示。

这次编选活动是编辑们文学理想的一次尝试。他们将70年代作家定位为“新实力”，意图在于破除人们关于这代作家作品的荒芜想象，而将当代由70年代作家扛鼎的纯文学的真态揭示给对文学抱有各种想象、持有各种评价的人看。关于评论界对于70年代作家与他们的作品的评价，“美女作家”、“身体写作”之类让人耳熟能详。身处50、60年代作家与80年代作家的夹缝中，70年代作家显得异常尴尬。他们年轻时，正值纯文学的巅峰盛世，但这时的文学时代属于50、60年代作家。当他们怀着一腔关乎文学与人类的光荣梦想一头扎进文坛时，文学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商业热潮异峰突起，像盛宴之后的酒阑人散，凄清寂寞得让人难以忍受。未几，80年代作家又带着一脸的调侃表情横空出世。这批新生作家们应时而生的调调迎合着消费时代的眼球与口味需要。于是，轻松的写作与阅读在新世纪合作得越来越默契。光荣梦碎而又深陷夹缝的70年代作家一边承受着内心的紧张与撕扯，一边应对着评论界的猛烈批评：他们与纯文学的辉煌和实力无关，却与消费文学的浮躁和浅表有染。这样的批评从上世纪90年代持续至今。日新月异的时代，文学如暗流，在地底奔涌不止。讽刺的是，我们的批评却十年如一日，一成不变，人云亦云。因此，此次70年代作家作品的集体亮相包含着编辑们为70年代作家“祛蔽”的初衷：文学未死，70年代作家已具有为新世纪文学担纲的实力。

这样的实力首先体现在70年代作家所依恃的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上。有后继力的文学写作要依靠丰富的文学经验与广阔的人类生活记忆。评论界认为70年代作家既没有前辈作家沉重的历史与生活记忆，也没有后辈作家对当下现实的轻松和狂欢化体验，属于所谓的“两头不靠”。他们的经验与体验都被认定为是贫瘠而荒芜的。这种“遮蔽”其实是被大众媒体操纵的评论界与图书市场共同努力的结果。与50、60年代的作家相比，70年代作家或许缺乏前者的历史沉重感与纵深感，但他们拥有丰富的外国文学资源以及转型时期细致而复杂的生活体验，这不是缺点，而是另一文学时代的特色。70年代作家作为文学盛世的最后一批见证者，文学曾在他们心中埋下光荣而单纯的梦想。80年代，国外的文学理论与作品被大量引进，催生了一场异彩纷呈的文学革新活动，但这个文学时代的主角仍然不是后起的70年代作家们。他们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这场文学盛世，却也受益匪浅。视域的开阔与经验的成熟和积累使他们成为了中国文学创新与发展的真正后继力量。

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思潮经过众声喧哗式的兴起之后，终于在中后期迎来了它的不应期。此时70年代作家异军突起，终于引来时代的关注。但这种关注有些变味。比如被强行概括与命名的“美女作家”和“身体写作”。70年代的作家们大多很反感这种定位，但媒体炒作的需要对他们进行了强行的归类与有选择的遮蔽与突出。大众消费的窥私与猎奇心理得到满足后，这代人对宏大政治叙事的彻底颠覆、对人及人性的发现、对身体的新鲜经验、对身处转型期的迷惘与痛苦的描述、对文学形式、文学叙述方式的创新，都被评论界与市场有预谋的忽略了。而这却是70年代作家经过中外丰富的文学经验和切身的生活体验双重洗礼之后，对文学的殷切贡献。经过这种有预谋的误导与忽略，大众投向纯文学的视线至此也被折射到了轻松而多声色的亚文学领域。纯文学开始走入被人遗忘的寂寞孤城。

除了文学经验与生活经验之外，70年代作家的实力还体现在丰富的写作经验与文学收获上。此次入选的作家都是一直坚守在纯文学领域，并已取得一定影响力的文学中坚力量，如《人民文学》杂志编辑徐则臣和他入选2006年中国小说学会年度小说排行榜的中篇小说《跑步穿过中关村》；荣获过《十月》“新锐人物”奖的王棵和他的《看不到尽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李浩和他的《失败之书》……除此之外，还有生于80年代，却与70年代作家的写作有莫大关系，获得“华语传媒大奖”最具潜力新人奖的笛安和她的《莉莉》，以及被评价为“最有才情女作家”的张悦然和她的《吉诺的跳马》……不同于亚文学的轻松与追求声色刺激，这些当下文坛的中坚力量关注的更多是时代转型给个人留下的记忆以及个人对于现代生活以及情感的私密体验。也有披着“新历史写作”外衣的作家，其旨归也无不在当下的生活、情感体验。

不同于上个世纪80年代作家对外国文学技巧的生搬硬套，经过时间与实践的累积与沉淀，70年代作家已将文学技巧自然的融合进文本间，浑然一体。时至今日，70年代作家已经将文学创作拉进到并不单纯追求形式与手法的创新，而关注文学的人文旨归时代，这是他们区别于前辈与后辈作家的创新点，也是他们调整文学态度的尝试与努力。

将70年代作家与50、60年代作家和80年代作家相比，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区别：前后两代作家都能够大体归入某个思潮与流派，而唯独中间的70年代作家难以分门别类，每个作家关注与书写的角度、技巧与目的都不相同，他们众声喧哗而又众口难调。面对他们的时候，你不能偷懒地概而论之。一旦你这么做了，“遮蔽”也就随之产生。如果说前后两个时代的作家所致力的是编织一匹精美锦缎的话，那么70年代作家追求的却不是这种完美的“合作”，而是各自按照心中的美丽图样，孤独而又寂寞的剪裁、勾挑、刺绣。他们不在乎最终的成果是否能缝制成一件华裳，这些碎锦就是他们的平生所想。

篇11

轴承的预紧力是施加在轴承内外圈之间的轴向力。由于轴承圈套与滚子之间多少存在间隙，施加一定的预紧力可以消除游隙，减少轴承运行过程中的噪声及振动。预紧力不可过大，否则会加速轴承的磨损，极端情况下轴承会被卡死。

轴承是当代机械设备中的一种重要零部件。用于确定旋转轴与其他零件相对运动位置，起支承或导向作用的零部件。它的主要功能是支撑机械旋转体，用以降低设备在传动过程中的机械载荷摩擦系数。按运动元件摩擦性质的不同，轴承可分为滚动轴承和滑动轴承两类。

（来源：文章屋网 ）

篇12

书本和电视中常出现“三宫六院”一词，形容皇家的行宫和院落之多，但在紫禁城里确有其事。明、清时期的皇宫中，乾清宫、交泰殿、坤宁宫被称为“三宫”；六院”分别指东路的斋宫、景仁宫、承乾宫、钟粹宫、景阳宫及永和宫。皇帝的妻妾众多，传闻有“七十二妃”，抑或称为“粉黛三千”。《礼记》中记载说，周朝的制度是“天子后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

紫禁城里的“冷宫”究竟在哪

选到皇宫里的女人，一旦失宠，便会在宫中禁室里等死，十分悲惨。这个宫中禁室，就是所谓的“冷宫”。那么，紫禁城里的“冷宫”究竟在哪儿？关于这个问题，有学者认为冷宫其实并无固定的地方，凡是关禁王妃、皇子的地方，便俗称“冷宫”，紫禁城并没有明确的“冷宫”匾额。可见，冷宫并不是皇宫里某一处宫室的正式命名。

为什么皇帝要“翻牌子”

自顺治时起，加强了对后宫的管理，皇帝与后妃各有各的寝宫，各有各的膳房，除去大典、节日等特殊情况，不准同桌吃饭，并且严禁皇帝与后妃同居一室。唯一最能亲近的机会就是“翻牌子”。

皇帝需要临幸时，太监事先将“召幸后妃绿头牌”摆好，这是一种长条形的薄竹片，头上为绿色，竹片上写着后妃的名号、简历、姓氏、出身等。被选中的后妃得旨之后，要沐浴净身，用毯子把身体裹严，由太监背到皇帝寝宫。一定的时辰后，太监会在窗外喊道：“是时候了！”连喊三声后，皇帝必须传太监将妃嫔背走。

紫禁城女子“避孕”有奇招

皇帝召幸嫔妃后，太监在临走前要问皇帝：“留不留？”如果皇上说“留”，就要把该妃嫔的姓名、时间记在“幸宫簿”上，待有孕后备查。如果皇上说“不留”，太监则用手微按肛脉，“龙精”尽出，点穴避孕。

民间还有记载，藏红花是宫廷传出来的避孕秘方。说如果皇帝不喜欢某个被宠幸的宫女或妃嫔，就会让太监把这个女子倒挂起来，给她用藏红花液清洗身体或者推拿女子身体达到避孕的目的。

乾清宫前的铜狮子为何耷拉耳朵

故宫中有很多铜狮子、铜仙鹤、铜麒麟等陈设，乾清门前也有两只铜狮子。这两只铜狮子的耳朵是耷拉着的，而故宫其他的狮子，则都是立着耳朵。

故宫专家介绍，清朝皇家禁止臣子进入后宫，更严禁后宫干预朝政，严禁女人走到朝前去。这两座铜狮子的耳朵耷拉着，就是要警示后宫嫔妃和佳丽们，对于前朝的政事，要少听、少议论，“非礼勿听”。

篇13

关键词：金融深化；利率市场化

一、金融深化理论的回顾

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麦金龙、爱德华·肖在20世纪70年代，开创性地提出“金融抑制”、“金融深化”理论。二者的理论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与金融发展的特殊性，从全新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按照麦金龙与肖的观点，由于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金融的严格管制，例如利率限制、过度集中商业信用、信贷配给、长期较高的存款准备率以及对金融中介的歧视性负担等，不仅抑制了金融体系的发展而且对经济发展也构成了实质性的阻碍。其中，利率限制是政府进行金融管制的主要手段之一，并且金融资产的利率市场化程度，通常被视为衡量经济体金融深化的关键指标。

事实上，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存在存款与贷款利率的双重限制。一方面，贷款利率被政府长期限制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目的是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内部实体产业一般都存在大量的借款需求，由于缺少直接融资渠道，导致资金供不应求，面对供需缺口，政府只能运用信贷配给等非市场手段分配资金，而行政干预下的资金分配并非是具有效率的。

在存款利率固定的情况下，长期偏低的贷款利率使商业银行无法获得应有的风险溢价，丧失了承担合理风险的主动性；企业、个人等微观主体的借款成本较低，导致其在资金的运用过程中缺乏相应的风险控制，增大了金融体系的系统风险。因此，麦金龙与肖都主张发展中国家应当放弃低利率政策，适当提高实际利率不仅有助于提升金融系统的效率，而且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包括推进产业结构调整，扩大就业等。

二、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历史与现状

在金融发展理论学者看来，阻碍宏观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金融抑制，如果实行金融深化的政策，必要的金融体制改革是其先决条件，那么利率形成机制作为金融市场机制的基础，应当是金融改革的核心。回顾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1993至1995年：首次将利率市场化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标志着改革准备阶段的启动，以央行利率为基础的市场利率体系开始形成，提出“先外币后本币，先贷款后存款，先批发后零售，先放开同业拆解利率，后扩大商业银行决定利率自。”的基本改革思路。1996至2000年：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阶段。1996年1月3日，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启动，拆借利率在人民银行确定的上限以内，由交易双方协商决定。 6月1日，央行确定由拆借双方自主决定拆借利率；1998年9月，金融债券利率（由政策银行发行）放开，标志着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利率全面自由化的实现。2000年至今：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性进展阶段。2000年9月21日，我国外币存款、贷款利率管理体制迈入改革阶段，即外币贷款利率的自由化；2002年，农村信用社利率改革试点范围扩大，信用社利率浮动上下限进一步放开；2004年10月29日，央行首次允许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向下浮动；2013年7月19日，中国迈出了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一步，央行宣布：全面放开金融机构贷款利率限制，具体措施包括取消原有金融机构贷款利率0.7倍的下限，取消票据贴现利率管制，对农村信用社贷款利率不再设立上限等。

三、促进金融深化的一般性方法

第一，取消利率限制。金融深化的微观基础之一即人们所持有的实际货币数量必须有较大的增长。在取消利率限制，提高名义存款利率的前提下，通过严格的财政支出管理与长期稳定的货币政策，将通货膨胀的预期控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刺激人们对货币的需求，提高社会货币化的程度。

第二，增加对中小型企业的贷款。在发展中的经济体内部，往往存在大量拥有高新技术、尖端人才并且生产经营效率较高的中小型企业。这类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应当获得商业银行及其他民间金融机构的资金，金融机构也可以从中获得一定的风险溢价。这样可以优化社会资金的配置。

第三，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配合。政府在财政赤字的情况下，通过中央银行发行货币，向人民征收铸币税，会加速通货膨胀。另外，政府人为地进行金融资源的配置，也会影响金融体系的资源分配效率。

第四，鼓励商业银行之间的竞争。通过市场竞争，弱化少数大规模金融机构尤其是商业银行在行业内部的垄断地位，促进各竞争单位之间的产品、服务与技术进步。

四、中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效应分析

利率市场化是我国金融深化进程中的关键。因此，理解利率市场化对中国金融经济的影响是必要的。根据理论与各国金融深化的实践经验，有以下效应：

第一，储蓄效应。首先，利率市场化一般会提高存款的名义利率，收益率的上升会提高存款余额。其次，由于金融行业效率的提高，会促进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对国民的实际收入产生正效应，若边际储蓄倾向保持不变，社会储蓄总额将会上升。

第二，投资效应。一方面，国民储蓄总额的上升将刺激投资规模。另一方面，利率市场化带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会通过促进资金在不同市场的转移，资金利用效率的上升等方式，提高投资效率。

第三，就业效应。中国以及类似的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中国家，在产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通常存在劳动力剩余的现象。利率市场化引起资金成本的提高，投资者会倾向于将资金投入劳动密集型产业，导致社会就业水平的提高。

五、结论

在我国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利率市场化将有效地促进以商业银行为代表的金融行业的市场竞争，打破长期以来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加速金融创新、改进服务与资金的优化配置等。金融服务业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通过减少对金融体系过多的限制与干预，不仅能为金融深化改革提供更多的空间，加速产业结构转型，也能从长期改善我国的就业、投资形势等。

参考文献：

[1]罗纳德·麦金龙，《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M]，上海：三联书店，1989.

[2]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三联书店，1988.

篇14

关键词：金山；金矿；成本管理

一、加快金山金矿田的资源整合。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合理组合

金山金矿田位于德兴市花桥镇境内，总面积40平方公里，属国家特大型金矿床。矿田自东向西有10余个矿区(段)，其中以金山、西蒋为主要矿区，现分别由金山金矿、花桥金矿两座大、中型金矿开采，此外还有五座小型金矿。目前金山金矿田控制的普查以上的储量达171吨，远景储量可望达到300吨。矿体长度约6公里，十分有利于矿田整体开发，但由于长期以来受矿权、资金和隶属关系的影响，一直难以做大做强。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作为德兴市政府引进的战略合作伙伴入主金山金矿田开发以后，先后成功地收购了金山金矿田朱林西矿段100％的探矿权、石坞矿段50％的探矿权；以76％的权益重组金山金矿(雷高雾矿段)；完成了对朱林西矿段、雷高雾矿段的地质补勘工作，业已向国家相关部门提交了地质详查报告；金山金矿又以86％的权益重组三和金业(黄金冶炼企业)；投资千万元完成了对三和冶炼厂的技术改造和新建尾矿库，使之100吨／日金精矿冶炼能力达产达标；现在正筹备金山金矿6000吨／日技扩改项目建设工程……

对金山金矿田矿区的资源整合，企业间的权益重组，利用资源的集约优势，实现以较低的战略成本迅速扩张，这一系列动作运作下来，可以预见将使金山金矿规模化水平显著提高。规模效益显现，又将促使资产运营效率提高，进而促进企业竞争力的提高。

二、通过资产结构调整，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降低经营成本

金山金矿原是国有农垦企业大茅山集团公司所属的全资子公司，建矿初始只有100吨／日规模。由于特定的历史以及体制原因，这座农林水非工口有色金属矿山长期游离于原计划经济体制之外，受资金、管理体制瓶颈的制约，它的发展就带上了鲜明的农垦企业“滚雪球式”的发展印记，即有了一定的积累再发展_÷再积累_÷再发展。故而它从原大茅山铜矿分离出来成为一座日采选100吨能力的小金矿以后，历经了280吨、600吨、1000吨、1200吨，多次技扩改用“贴膏药”的办法达到至今勉强算是2000／日吨规模的大型金矿。

就农垦经济而言，这样的发展是合理的，而且是积极的、健康的。囿于历史的、体制的、经济的原因，用一句绝对的措词，它只能这样发展。但是用现代经济的眼光俯瞰这座矿山，以“滚雪球”和“贴膏药”的方式走过来的这座矿山与现代化的矿山相比其结构又是显得多么的不合理!点多面广、单个采矿场出矿强度小，安全隐患多；设备偏小、偏老，耗能大、人工多、出率小；工艺相对落后，指标不稳定，采选的吨矿成本均难以下降，直接影响到经济效益。

现在的金山金矿，无论是体制、机制，乃至资本与技术已非昔日，既如此，“凤凰涅，溶火重生”，亟须通过彻底的技术改造，对资产进行大面积的结构调整。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最现代的设备、最合理的方法和工艺，达到产业升级，提高经营效率，大幅度降低运营成本的目的，保持较高的运用资本回报率。

三、通过机构调整减少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

在长期国有农垦体制下走过来的金山金矿，有着历史上非常辉煌的一面，为农垦经济和地方政府做出过重大贡献。农垦职工素以艰苦创业、吃苦耐劳、勤奋踏实、甘于奉献而著称。但是同时农垦企业也不可避免地背上了原体制带来的沉重包袱：机构多、层次重叠；冗员多、人浮于事；用工以本系统“自然增长”方式为主，员工队伍年龄偏大，知识结构偏低，导致工作效率不高，以上种种现象造成了人工成本和管理费用难以下降。在知识、资本、信息、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一方面应继承企业的优良传统，一方面有必要妥善和谐地调整管理机构和员工队伍，在这个基础上，着力打造一支精干高效的现代化管理团队，也是降本增效的战略举措之一。

四、通过加强资金管理和优化投资选择减少财务成本和投资费用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是国资委所属的央企之一，是我国黄金开发产业的旗舰，有资金、有技术，还有产业政策优势。勿庸置疑，中国黄金集团公司主导开发金山金矿田，完全有能力在可望的将来把金山金矿做大做强。

作为央企控股的金山金矿，“背靠大树”，不能仅想到“好纳凉”，更应该加强内部资金管理，保持最佳的筹融资状态，进行适时合理的理财谋划和税务策划；厘清经营积累和投资发展的关系，谨慎考察、反复比较、多向测算，注重对投资方向和整体投资项目的选择，以保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这是从根本上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另一重要措施。如若运用得法，它的意义或是效益可能远大于通常意义上的成本节约，本人甚至认为，它是企业财务管理的灵魂、核心所在。具体可以采取以下一些办法：

1　运用价值估价模型优化投资选择

企业的会计价值与市场价值很多情况下相差悬殊，按照会计价值计量有时候会误导投资决策，因此将投资的未来现金流量收益的现值预测运用于投资分析，评价资产在使用中可以产生的未来收益是目前国际上比较先进的管理理念，也是现代财务管理的必要组成部分。企业决策要面向未来，而不应单纯考虑历史成本和沉没成本，项目投资要考虑未来是否能实际带来现金流量，现金流越大则经济价值越大。在运用价值估价计量时还要使用风险概念。

2　运用多渠道筹资改善资本结构，降低资金成本

筹资决策的首要工作是确定企业的最佳资本结构，即企业总价值最大、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在加权平均资本成本最低的资本结构下，保持借款筹资和权益筹资合理的比例关系，争取国家项目资金和优惠贷款，争取上市融资等，从而使企业的资金成本最小化，企业价值最大化。

3　加强流动资金的管理，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

流动资金管理的内容很多，主要原则是以最低的成本满足生产经营周转的需要。流动资金的特点是流动性强，收益性低。因此，企业应确定最佳流动资金持有量，尽量避免资金闲置或用于低收益资产。具体方法如：争取现金流量同步，即尽可能使现金流入和现金流出的发生时间一致；加速收款，在不影响信用的前提下，推迟应付款的支付；选择风险小，可随时变现的有价证券作为银行存款的转换形式；计算最佳存货持有量，减少库存材料的管理成本等等。

4　加强税务筹划，节约经营活动成本，避免涉税风险

根据国家的产业政策导向，充分利用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企业的经营决策，使之符合政府规定的税收减免税优惠的条件，取得财政援助，直接在绝对额上减轻清偿税收债务对现金需求的压力。同时创造条件促使纳税期限递延，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量推延纳税期限就成为税务筹划的另一种选择。纳税期的推延并不会减少企业的绝对税额，但它相当于企业获得一笔零成本的资金，考虑到货币的时间价值，也间接减轻了清偿税收债务对现金需求的压力。

五、通过科学管理、技术创新降本增效

长期以来，金山金矿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发动群众，出谋献策，从企业管理的各个层面，出主意、想办法，充分调动全体员工参与企业管理的积极性，系统地分析成本发生的全过程，通过科学管理、技术创新来达到节能降耗、降本增效的目的。个人以为这个传统永不过时，在新时期更有弘扬和发展的必要。

引进先进的管理理念，开展作业成本计算和作业成本管理。所谓作业成本法，就是将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加以改进，按照企业的作业链归集成本，使传统的成本计算方法更加科学，进一步细化。把成本核算的对象，从一个部门(车间)、一批产品，细化到影响成本的每一个具体环节、每一项关键作业，从而有利于进一步加强成本分析，发现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实现有效的成本控制和持续的成本降低，促使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以成本优势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