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进程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历史的进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历史学；实证主义；科学化

中图分类号：K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04（2012）02—0129—06

一、19世纪实证主义者提出的历史学科学化的命题

史学源于人类的记忆能力，出于生存的需要，人们必须从长辈那里学习以往的经验，需要记忆过去的事情，于是便产生了历史意识。史前人类使用口头传授、结绳记事、刻画符号等简单方法记忆过去的故事，后来随着文字的发明，人们创造了多种叙述历史的史书编撰方法。长期以来，历史一直被视为是人类知识的重要来源，正如17世纪欧洲唯物主义哲学家、英国经验论的奠基人、近代实验科学的“真正鼻祖”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指出的那样：“人类的理解能力是人类知识的来源，人类知识的区分正对应于人类的三种理解能力：历史对应于记忆，诗歌对应于想象，哲学对应于理智。”

然而，在近代历史科学产生之前的漫长时期，人类始终没有摆脱单纯记忆过去经验的习惯，没有将历史记录的意识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历史研究意识，未能形成一整套研究历史的科学方法。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欧洲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方告突破。

19世纪初期，英国天才史家马考莱爵士（Lord Ma—caulay，1800—1859）和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仍以艺术的标准衡量史书，并将著史的艺术水平推向了极致。马考莱被誉为“是第一个使人人对历史感到兴趣的英国作家”，这位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的代言人注重史书的写作技巧，讲究以流畅优美的文笔展开故事情节。为写出行云流水般流畅的语言，他总是字斟句酌，甚至充分应用想象力将人物描述得生动感人。在他眼里，史学是一门艺术，历史著作是诗意和哲学的合成品。马考莱认为，历史是由无数个微小事实构成的，是无规律的，“事实只不过是历史留下的渣滓”，只是为作者编写生动故事提供素材的。马考莱说：“一个完美的历史学家必须具有足够的想象力，才能使他的叙述既生动又感人。”他甚至扬言：“如果我的著作不能在仕女们的心目中迅即超过最时髦的小说，那我是誓不甘休的。”

卡莱尔也强调史家的天职就是描述。他以激情写作《法国革命史》和《运动》，倾情描述自己所崇拜的英雄。在他所叙述的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幽灵”般游移不定的思想。然而，最终他和马考莱一样，都因忽视史料的真伪而止步于历史科学的大门之外。

尽管如此，19世纪欧洲飞速发展的科流还是推动了古老史学的蜕变，历史科学率先在欧洲破茧而出。从实证主义者提出史学科学化的命题开始，后经客观主义兰克史学、史学的不断改进，欧洲历史学率先完成了由传统学术向近代科学的转型。

19世纪欧洲产生了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和生物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催生了近代自然科学体系的最终形成。同时，以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Comte，1798—1857）为代表的实证主义者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命题：要把历史学奠定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科学研究之上，使历史研究也能达到在确定性上揭示事物发展规律的境界，从而使历史学成为科学。

孔德把实证哲学的认识论推广到社会研究领域，从而为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整个近代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成为了近代社会科学的主要奠基人。

1822年，24岁的孔德结合自己对世界文明史的深刻理解，提出了一个划时代的说法：人类心灵在反映现象时，自然而然地要经历三种主要的形态——即（中世纪及其以前）神学的形态、（文艺复兴以后）形而上学的形态、（19世纪）实证的（科学的）形态。这就是孔德的“历史发展三阶段规律”。在他那里，人类的思维或认识是从神学阶段开始的，经过形而上学阶段发展到实证阶段。在神学阶段，科学显得无能为力，人们只能以直觉方式认识自然现象，那时各种宗教崇拜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在形而上学阶段，先前的神学支配地位发生动摇，理性开始发展，但仍然保留了神学阶段的认识原则，这是一个过渡阶段。实证阶段，人们用科学方法认识自然现象。孔德认为，实证精神是人们智慧成熟的标志，它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思维方法，它首先要求确定事物的真象，然后是“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对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而不像神学或形而上学那样去“探求其最早来源和终极目的”，因为那是“无法认识的”。孔德强调历史的客观性及规律性，为近代历史科学的诞生奠定了基础。在孔德看来，只有实证研究才是真正的科学研究，而“真正的实证精神主要在于为了预测而观察”。他认为规律是为了解释现实，但它也应该适应于过去和预测未来。孔德指出，科学知识分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等门类，其中排在前面的几门学科相继进入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只有社会学仍然停留在形而上学阶段，科学的社会学必须是实证的社会学。孔德出于一种远大的历史使命感，第一次提出了广义的“社会学”概念，并希望把社会历史研究建设为科学的研究。他率先把实验科学上的观察、实验、比较等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中，从而建立了基于实证研究的社会科学的基本体系。后在英、法、德等欧洲史学家的积极引导下，实证主义思想被应用于历史研究，并很快形成了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的潮流，从而奠定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基础。

孔德所讲的“社会学”指广义的社会科学知识（so—cial scientific knowledge），而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分类上作为法学门类之一的“社会学”。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用“历史科学”泛指一切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孔德的“社会学”接近于马克思恩格斯一度使用的“历史科学”观念。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曾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后来，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对于一切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时进一步补充说：“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恩格斯晚年在致梅林的信中也曾指出：“历史在这里应当是政治、法律、哲学、神学。总之，一切属于社会而不是单纯属于自然界领域的简单概括。”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历史科学”也不是现代狭义的学科划分意义上的“历史学”概念，而是泛指我们今天所说的哲学、人文与社会科学。1 844年，在多年前编写大学实证哲学讲义的基础上，孔德发表了重要的《论实证精神》一书，阐述了他的实证哲学思想。孔德认为事物发展可以观察，可以从观察中总结归纳出规律，规律可以指导人们预测事物发展的未来趋势。尽管孔德错误地把事物之间的关系及历史进化的规律说成是理性的“恒定不变”的，但他强调人的社会性，否认纯粹独立的个人的存在，这为历史学的科学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孔德说：“单纯的个人是不存在的，而存在的只可能是人类，因为无论从何种关系来看，我们整个发展都归功于社会。”这一历史认识论从思想源头上规定了近代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群体进化规律的科学，它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论断。

在孔德实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19世纪欧洲出现了实证主义史学流派，史学家狂热地追求科学，把自然科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研究中，他们按照科学的模式建设历史学，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成为追寻“一般法则”的科学。他们关注事物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历史当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试图揭示隐藏在历史活动背后的规律。无论在课题研究或是史书编写的实践方面，他们都尝试运用逻辑学、心理学以及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力图寻找真实的历史规律，努力把史学建设成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精确而实证的科学。例如，1839年德国学者大卫·斯特劳斯（Da—vid Friedrich Strauss，1808—1874）以实证主义方法考察耶稣生平，所著《耶稣传》曾引起极大争论，这是当时欧洲史学家努力构建科学历史学的积极尝试。

在19世纪欧洲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中，以英国博克尔、法国泰恩和德国的朗普雷希特最为著名。博克尔（Henry Thomas Buckle，1821—1862）是一位有着广泛兴趣且自学成才的实证主义历史学家，所著《英国文明史》就体现了实证主义特点。他把“规律”这个概念引入历史学研究，将人类文明史划分为“欧洲文明”与“非欧洲文明”，从而建立了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文明史体系，他的这一文明史观深刻地影响了欧洲思想界。博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社会历史像自然界一样有规律可循，历史学家的崇高任务就是寻找文明发展的规律。在博克尔那里，历史规律有三种形态：一是以地理环境支配人类活动为代表的自然规律，二是抽象的人性道德规律，三是随着人类实践而不断增长的知识规律。在这三种规律中，博克尔相信知识规律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起着主导作用，这等于肯定了科学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博克尔批评将人类历史人为地割裂成彼此毫无关联的碎片的做法，反对一些史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狭窄眼光。博克尔重视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他认为“不借助于自然科学，历史学便不能建立”。然而，博克尔把自然科学的某些规律生搬硬套到历史研究中，在理论认识上混淆了人类社会和自然界的区别，无视社会历史发展自身的特点，离开了人的社会实践来考察历史，因而导致了把社会历史现象简单化、公式化的流弊。正是由于这方面的原因，甚至有学者批评说：“博克尔的史学体系是非科学的。”

泰恩（Taine，1828—1893年）长期在法国教授艺术史，他在广泛搜集大量事实后对历史加以解释，试图运用实验科学的方法研究历史。所著《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现代法国的由来》、《古代政体》、《智力论》都体现了实证史学的特点。泰恩擅长运用心理学方法解剖历史，甚至认为历史就是“心理解剖学”。在《英国文学史》中，泰恩宣称：全书旨在阐明文学创作及其发展决定于三种力量或元素：种族、环境、时代。泰恩认为，文明的产生是由种族、环境和时机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的地理环境、气候决定了民族的心理，而民族的心理对这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泰恩的这一研究体现了历史研究的实证性，是早期运用实证方法研究历史的代表性成果之一。

朗普雷希特（Lampreght，1856—1915）是19世纪德国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历史研究应该寻找事物之间的联系，历史研究不仅仅研究精英人物，更应研究人类生活的总体。他所撰12卷本《德意志史》是一部德意志民族心理发展史，作者用心理学理论方法分析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生发展，试图突破传统的描述史学的束缚。他从心理学、发生学的角度探讨德意志民族心理的发展变化，强调社会心理对历史进程的作用。尽管存在着理论解释多于事实论证的缺陷，但这并不影响朗普雷希特作为早期实证主义史学家的地位。

到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史学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标志性的成果之一便是1898年法国史学家郎格罗瓦和瑟诺博斯合作出版了《史学研究法导论》。该书全面系统地总结了实证主义的史学方法，圆满勾画了实证主义史学的理论与方法体系。实证主义史学家力图使历史学像自然科学那样具有“确定性”的内涵，他们追求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强调历史研究的严谨性。这种方法注重资料积累，强调客观冷静地对待史料，力求研究主体与客体的分离，拒绝急功近利的草率之举。实证主义史学注重甄别与考订史料，通过考证资料的真伪树立客观的历史事实，为后来欧洲客观主义史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实证主义史学强调考证史料真伪的过程应遵循理性的逻辑法则，通过运用归纳法、比较法等科学研究方法增强史料考证的准确性。历史学家正是通过这一过程拥有了对历史事实的解释权。实证主义者坚信，经过实证的研究过程，历史学也能像自然科学那样，从真实可靠的资料中推导出符合逻辑的科学结论，从而使历史的事实具有确定性。

总之，19世纪实证主义史学努力在历史中寻找科学的规律，并将理性主义运用于史学研究之中，达到了科学的理性主义的境界，加快了历史学在近代欧洲的科学化进程，使古老的史学在19世纪的欧洲犹如老树开花一般焕发出了勃勃生机，历史学由此步入了近代科学的殿堂。

二、19世纪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整合与完善

正如人们普遍看到的那样，欧洲的19世纪是“历史学的世纪”，此间实证主义、浪漫主义、客观主义、历史主义以及史学流派异彩纷呈，为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形成与完善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近代欧洲历史科学体系的不断完善是诸多史学流派自然整合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各种史学流派的具体贡献不尽相同，其中浪漫主义史学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客观主义史学主要奉献了取材与批判史料的方法，历史主义流派则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辨的历史认识论，史学则因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成了历史科学体系的自我建构。

浪漫主义原本是在反思启蒙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反理性主义哲学思潮，它后来波及到了历史研究领域，并在近代史学科学化到来之际起到了开拓视野的积极作用。19世纪初期形成的浪漫主义史学上接欧洲启蒙思想，下启19世纪史学流派的百家争鸣，促进了近代历史科学的形成与发展。当初，启蒙思想家出于反对中世纪神学统治的需要，提出了理性主义思想，强调世界一切事物都遵循理性法则，一切都是秩序井然的，并强调了人类历史的循序发展。后来，理性主义逐渐脱离了时展，演变成一种僵化的思想。由于过分强调理性的作用，致使机械唯物主义思想泛滥，人们的情感被称为非理性的东西受到了不应有的压制，文化的民族特色也被忽视了。于是在艺术、文学和文化领域，人们率先要求冲破理性主义牢笼的束缚，回归人性自然状态，因此浪漫主义应运而生。首先，文学领域出现了一片肥沃的“浪漫主义的田野”。人们希望摆脱理性主义制造的单调模式，追求精神生活的自由性，强调生活的非理性因素。后来，这种追求自由与个性的思潮从文学领域蔓延到了哲学、政治学、心理学并渗透到了历史学领域。

历史哲学家赫尔德《人类历史哲学思想》的出版，标志着欧洲浪漫主义历史思潮的系统形成。作为康德的学生，赫尔德发展了康德的思想。他早在1784年出版的《人类历史哲学的观点》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历史事件并非是无规律的，而是正像自然事件一样是按照规律在进行的。”赫尔德把人类生命看作是与其在自然世界中的背景密切相联系的。就像柯林武德所总结的那样：“他所设想的这个世界的普遍性质，是一个有机体的性质。”在赫尔德那里，历史是一个可以研究的具有内在发展规律的客观世界。在历史观念上，赫尔德否定了启蒙思想中抽象的人性的概念，认为不存在单一的人性模式，每个民族文化都具有自身的价值取向，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发现和理解每一种文化的自身价值。在方法上，赫尔德明确将非理性的移情原则应用于历史研究。他说：“为领悟一个民族的一个愿望或行动的意义，就得和这个民族有同样的感受。”如张广智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以赫尔德为代表的浪漫主义历史哲学家的引导下，19世纪的历史学家们开始在实践中运用和领悟着浪漫主义史学，为历史提供新的解释。”于是欧洲涌现了德国缪勒（Muller，1752—1809）、英国埃德蒙·柏克（Edmund Buerker，1727—1797）和法国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浪漫主义史学家，他们或因赋予历史作品以活的灵魂而打动读者（如缪勒），或因擅长用激情和情感讴歌历史而感动每一个人（如天才史家马考莱和卡莱尔及柏克），或以历史想象唤起人们的情感（如夏多布里昂、梯叶里等）。尽管多数浪漫主义史学家后来被兰克为代表的职业史学家排斥在外，但是他们的贡献不容忽视。浪漫主义思想在时间和空间上扩大了历史学研究的视野，它强调历史发展的连续性和整体性，这种历史观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在它的启发下，“人们被引向认为过去全部都是值得研究的而且是一个整体”浪漫主义史学拓展了传统史学家的思想空间，并帮助他们从单纯搜集和整理资料的繁重工作中解放出来，最终在“寻找材料的人和思想家之间第一次建立了关系，实现了熔合”。浪漫主义思想给19世纪欧洲学术界带来的另一个变化，便是西方史学家从此兼具了思想家的光荣使命，大量历史材料背后的思想被发掘出来，历史不再是枯燥的故纸陈编。

这无疑提升了历史学的社会认可度。

浪漫主义史学之后，长期引领欧洲历史流的学派是以兰克为代表的客观主义史学，兰克是19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客观主义史学的集大成者。尽管客观主义史学的创始者是柏林大学教授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年），但兰克仍被视为是客观主义史学的精神鼻祖，他被誉为“近代史学之父”、“近代以科学态度、科学方法研究历史的大师”、“永远无人超越的史学家”。

19世纪30 40年代，诞生于德国的兰克学派在历史研究与史书编写的实践层面上将客观主义史学向前推进了一步。兰克学派的产生有着近代欧洲学术职业化的背景。欧洲在完成工业化革命的任务后，逐步要求科学职业化，作为近代科学之一的历史学也被要求职业化。在这种趋势下，人们要求史学家更加严格地批判史料，以便获得精确的历史叙述。为满足人们追求真理的需要，标榜客观主义的兰克史学应运而生。兰克史学是一种历史撰述意义上的客观主义史学，它破除了19世纪上半叶欧洲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以及先验论的观念束缚，将人本主义观念贯彻到历史研究中，将史学建立在科学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促进了历史科学的成熟。因此，兰克史学一向被视为是真正的历史科学。

兰克学派的历史观以人本主义思想为本体论，主张人类历史是自然发展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各色精英人物创造的。基于人本主义的兰克史学的方法论继承了实证主义方法，兼收德国狄尔泰的“移情论”，强调运用移情方法研究和重建历史，即用“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式的领悟方法”，从精心考证过的第一手史料中领悟精英人物的思想、目的、动机，进而对历史人物和事件做出具体的“个别描述”。兰克史学提倡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主张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史学家应“排除自我”，一切结论以第一手史料为依据，用史料精确叙述历史，即“让史料说话”。

在兰克史学那里，历史学是以求真为旨趣的严谨的科学研究。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而史著的任务就是要把过去所发生的事实如实地用文字再现出来，其间不需要掺入任何史家个人的主观因素。由于强调史料高于一切，兰克十分注重作为第一手资料的档案资料在历史研究中的价值，从而大大提高了史书的可信度。

兰克史学基本的治史方法是史料考证，即搜集大量的原始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严格的鉴别、辨析，运用内证、外证等专业方法考证史料及其内容的真伪，从而使历史研究建立在真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之上。所谓“内证”法是指通过对不同人所著内容相同的史料进行参照分析，结合对撰述人的身世、性格、心理等方面的考察，确定史料的可信度。所谓“外证”法，是通过史料表现的形式如语法、体例等是否合乎史料生成年代的规范来确定史料的真伪，通过不同著作、不同版本的相互校勘，使史料真伪自然显现出来。至今，兰克史学关于史料批判的方法，仍然具有科学的价值，一直为人们所沿用。

由于兰克的巨大影响，德、法、英、美等国涌现出了一批追随兰克的客观主义职业史学家，如德国的魏茨、吉泽布雷希，英国的斯塔布斯、阿克顿，法国的莫诺，美国的赫伯特·亚当斯等，这些兰克史学的继承者长期以一流史学家身份控制着欧美一些大学的讲坛和专业杂志。自兰克学派诞生以来，直到20世纪30年代，它一直是欧美历史学的主流，并成为西方史学的传统。

当然，兰克史学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首先，兰克史学的研究领域过于狭窄，该学派过分专注于政治史、外交史、军事史领域的研究，重视对精英人物的研究，而忽视经济史和社会史领域，忽略民众在历史中的作用。其次，兰克史学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矛盾，一方面强调用史料说话，另一方面又强调研究者的心理感悟能力，这使得兰克史学难以达到它所标榜的纯粹客观的境界。再次，兰克学派强调史实的再现，深陷于对史料的烦琐考证，见木不见林，对历史发展规律避而不谈，忽视了历史发展规律的研究。兰克史学这些缺陷不仅阻碍了它迈向更高层次的科学境界，客观上也为孕育20世纪西方新史学流派提供了空间。比如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便是在修补兰克史学缺陷的基础上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西方史学流派。年鉴学派反对兰克史学“移情式”的历史研究法，主张运用包括计量统计方法等新实证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群体史料进行定量的归纳和分析，揭示群体行为和现象的结构、模式或总体趋势。年鉴学派大大提高了历史研究的科学性。

在参与构建欧洲近代历史科学体系的过程中，历史主义史学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历史主义”（Histo—rismus）一词最早于1797年由德国语言学家施莱格尔提出，他强调事物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进入19世纪以后，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史学家把这种思想运用到历史研究中，形成了以萨维尼、艾希霍恩、洪堡、黑格尔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史学。该学派强调历史在时空二维元素中的连续性，并试图通过寻找真实历史事实之间的因果关系来解释历史现象发生的原因。这就意味着该学派将历史研究纳入了遵从因果律的科学轨道上，使得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坚实和稳定。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古典哲学奠基人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在其代表作《纯粹理性批判》中发现“因果律”（即“普遍的自然法则”）以来，因果律便被视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共同基础。康德的这一发现也为历史学步入科学殿堂提供了依据。正如柯林武德曾经指出的那样，康德揭示了历史遵循因果律的客观事实，即“历史学叙述人类行动的过程时，是把它作为现象的，因此就把它看作是服从自然律的”。在康德看来，自然律（因果律）能够适用历史学研究的基本规律，这实际上等于把历史学视为了科学。1821年，洪堡发表了奠定其历史主义史学家地位的《论历史学家的任务》的演讲，系统阐述了历史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学者们指出的那样，历史主义的原则强调：“在历史认识过程中，首先必须确定历史现象的真实性，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理解，理解其中隐蔽着的理念。”

在近代欧洲史学科学化的进程中，作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主义史学重要人物之一的哲学家黑格尔（He.geI，1770—1831）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他在理论方法上确立了历史学的科学地位。人们普遍认为黑格尔的哲学整体上就是一种历史哲学，但真正代表黑格尔历史哲学成就的著作是他去世后出版的《历史哲学讲演录》。该书首版于1837年，第二版由其子K·黑格尔重订，于1840年出版。该书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逻辑原理运用于历史研究，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具有规律可循的特点，为历史学插上了科学的翅膀。在黑格尔那里，世界历史是一个合理的过程，这一过程受其自身发展规律的支配，这一点体现了黑格尔寻求关于整个世界历史合理性发展的一贯主张。黑格尔指出，当一个实际工作着的历史学家要解释一种历史过程或者使之成为可以理解的过程的时候，在他心目之中就有一种程序——用“恰当的概念”把组成它的各种事件“概括起来”，追踪普遍的规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黑格尔认为，人们可以从世界历史的个体现象中寻找到普遍的、内在的精神发展道路。他还认为，总结历史规律可以从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其他常识的角度做出概括。黑格尔肯定了历史规律的存在，在他那里，历史研究体现出了精神自我认识从不自由到自由再到绝对自由的过程。于是，历史研究成了一门寻找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科学研究。经过黑格尔的努力，历史学的科学地位更加巩固。此后，史学在合理吸收了黑格尔的成果并加以改造和利用后提出了更为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终完善了历史科学理论体系。

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在继承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进一步推动了历史科学的日臻成熟。1844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合著了《神圣家族》，初步阐明了物质生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系统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书中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论述了物质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阐明了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这种反映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过程，它依赖于实践，又反过来为实践服务；世界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核心观念是：人类社会生活各个不同的方面在任何一个时候都是有机地相联系着的。这一重要观点开辟了历史研究的系统性原则，启发引导了历史学沿着科学的道路进一步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生产力的发展推动着生产关系的转变，进而引起社会根本的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揭示了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有机联系，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更加科学的理论，它标志着历史科学的最终成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社会科学的伟大革命，使历史学真正成为了一门重要的科学。依照的观点，人们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历史要素联系起来做综合的考察，从而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改变了世界历史科学研究的方向，在他们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世界历史研究的重点由先前的政治史转移到了经济史和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研究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研究的主流，人类历史的内涵因此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回顾近代欧洲历史科学的诞生与整合的自然过程，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近二百年来古老的史学乘着近代科学的便车实现了科学化的自我蜕变。经历了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史学、客观主义史学、历史主义史学以及史学的不断发展，历史科学理论与方法体系日臻完善，最终成为一门体系完备的现代科学门类之一。回顾近代历史科学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在19世纪以前历史科学的胚胎时期，历史只是叙述而已，那时的史书充斥着传闻轶事，真实性差强人意；近代以来，成为科学的历史学注重探讨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力求恢复历史的真实性，从人类生活的表层到人类精神的内部全面再现人类生活，展现人性的真、善、美。今天，在世界进入信息化时代的新形势下，诞生不到两个世纪的历史科学如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依然显得年轻、幼稚，历史科学的探索之路依然遥远而漫长。为了更好地发展历史科学，我们必须坚持理论的指导，坚持实证的科学探究方法，使历史学走在科学的道路上。为此，我们必须坚守学术道德，拒绝谣传和卖弄词藻的浅薄表演，摆脱种种功利主义和庸俗的娱乐主义的诱惑，冲破无处不在的金钱主义的包围，让历史科学创造出更多丰富的精神产品，让真实的历史起到感动人、教育人、启迪人的作用，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

篇2

【关键词】翻译历史；文化转向；研究方法

语言在人类文化的发展和传承过程中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作为不同语系桥梁的翻译工作在人类源远流长的文化历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研究翻译的历史。翻译史研究也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性质的一种探究。在探究翻译的历史一般是对历史的研究以及批评研究两种。假如翻译史研究有所不充足或是缺失的话，这会对整个翻译研究的进程和完整度造成影响。如我们所知，历史与史学是历史研究的两个大类。所谓历史即以时间轴为依据对人物、事件进行记叙。史学就是在以特定理论做指导下对史实资料进行系统的分析并通过它对历史产生的认识。所以历史是史学的先决条件，史学也是历史的一种升华。在译史探究方面我们不单单要研究历史方面的问题还要更进一步的向史学上进行深入探讨。翻译历史的探究不是把眼光放在书写上而是要研究出适合自身的翻译史学理论。

一、翻译史研究的对象、视角、类型与意义

（一）对象。曾经有位名人说过“‘历史’一词有两种意义。它既指过去实际发生的现象，也指历史学家的著述中对那种过去发生的现象的记述”。由此可知翻译史所要研究的就是在翻译发展的过程的一切现象。它包括从翻译产生开始到如今的所有的关于翻译的事情，如翻译了哪些事，有哪些翻译活动，什么机构参与翻译，翻译都有些什么派系等。所谓的中国翻译使就是在众多的翻译使中突出中国的部分，因此我国的翻译使重点研究对象就是我国的翻译现象。

（二）视角。翻译史的研究视角很多，主要有：（1）从传统方面来看就是时间和空间的角度。这一种最为常见既可以探究单个国家的翻译史，也可以探究在特定时间段的翻译史。时间上的有德国翻译史，空间上的有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翻译史。（2）从文体类型的角度来看有：如侦探小说的翻译史、散文翻译史、科技文翻译史等。（3）从不同的文化角度探究。

（三）类型。翻译史研究的类型也是多种多样的，它可以探究一个区域或是国家发生的翻译现象；又如探究一个时间段内的翻译现象；还可以是某一从事翻译工作的机构或是单位；又或是某个类别的案例探索，像是宗教类的佛经、《圣经》的翻译史探究等等。在翻译史发展到今天，翻译史的类型分类已经不再是绝对的了，现在各个类型的探究开始相互融合，互相渗入了。

（四）意义。俗话说从历史中可以为今后的事做个借鉴，由此可知历史的重要性。所以说我们在研究翻译史时也是为了为今后的翻译工作提供一种借鉴。当翻译工作者进行工作遇到某些问题时，翻译史可以从历史出发给出先人的经验和做法。翻译学是一门新的学科，它产生的时间并不长，人们的它的认识也并不多，所以译史研究的意义就在于在让翻译学获得其应有的荣誉的同时还要整合翻译研究中的许许多多不同的派系以及方法。翻译史在翻译学的学科建设以及今后的发展中是一个重点环节。

二、研究翻译历史的方式

（一）传统研究。在译史研究的早些时期，传统研究为了不让研究人员的主观思想的渗入，通常是以时间段（如朝代、世纪还有社会类型）将其分为几个彼此独立的点，然后再在这几个点以发生的顺序记录存档。就是由于这样死板的按照时间轴来记叙所以这样记录的文档将发生的某些事件与整个历史的大环境相隔离。虽然传统的研究方式对于历史资料的整理上有着明显的优势，但是对于发生的具体事件的理解与整体的联系上的分析确是有着很大的不足。因此其研究所得的成果也在受到研究者的质疑。所以传统的译史研究要让大众普遍接受其研究的价值就必须对其不足之处加以完善。在人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称之为历史时间的速度与传统的时间是不同的，它会有延缓、加速抑或是停滞。它与我们概念上的时间还有一个不同在于人类的历史时间会出现倒退，这是我们概念上的时间所无法做到的。要是按照过去传统的研究方法的话会让对历史的解读趋于僵化、封闭，不利于研究。所以后来的史学理论尤其新文化史学对中时段更感兴趣。为了要克服传统方法带来的缺陷就需要一种可以将短时段和中时段相互结合，以此达到记叙与与解释的完美平衡点

（二）文化研究。文化研究这是近代才产生的对于译史研究的方法，它正在被更多的译史研究人员的接受。文化转向这种崭新的研究思路不仅拓宽了研究的视野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在由于研究文化转向观点的出现，译史研究的角度渐渐开始使文化与翻译进行互动从中来把握翻译的历史，使用这种方式研究人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皮姆所著的《翻译史研究方法》，这本书是以文化转向为背景反思了以往传统研究的利弊；《翻译研究》是由芭斯奈特所著的，它的创新性在于用文化的视角来看待译史所具备的开拓性探究；《译者的隐身――一部翻译史》它的作者是韦努蒂，这本著作的名字即可体现它的思想中心了。而我国在这一过渡时期也出现了一系列的代表作品。包括首部用文化视角看译史的作品《翻译文化史论》，其作者是王克非，还有谢天振所著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从文化角度研究译史是给译史研究新的生命力。凡事有利就有弊，它过多的融入了翻译人员的个人意识，这就对其原有的逻辑有所偏差。从文化角度上看，它将外部实践统一起来了，可是在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天平上确有不能等值了。

传统与文化这两种译史途径在研究者工作时即有其特有的优势又有着显而易见的缺点。要怎样才可以将其合理运用，找到实践与理论之间还有记叙与解释的平衡点这就是研究人员今后的工作重点。

三、结语

翻译研究所具有的人文性质奠定了其在历史研究中的非比寻常的位置。与译史的重要性不符的是它长久以来并未受到大众应有的重视，其中是对于译史的史学理论探究尤为的薄弱。在文化转向这一新的观点被广泛接受的当下，翻译的历史研究开始了新一阶段的探究，所以就需要研究人员对史学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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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在人类漫长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茂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道德规范表现形式的历史演进，是一个由蒙昧到理性、由自发到自觉、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

道德规范是人们的道德行为和道德关系的普遍规律的反映，是一定维上会或阶级对人们行为和关系的基本要求的概括，也是评价人们行为善恶的标准。在社会生活中，道德规范对于促使人们追求道德完善，逐步从道德他律走向道德自律具有极其重要的道德历史作用。

认为，道德规范的产生和形成，有着深刻的社经济根源，是由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社会关系决定的。道德规范不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产物，而是对人们在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一定道德关系的反映和概括。道德规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具有历史性和继承性。

在人类的道德生活中，道德规范作为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从古到今，曾有过形态各异的表现形式，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从原始人的道德规范到现代人的道德规范，如果仅从形式上进行抽象，大体可以概括为图腾、禁忌、礼仪、风俗、咸言、准则、义务、责任等几种主要的表现形式。

一、图腾

图腾(印第安语totem的译音)原意为“亲属”和“标记”等，是原始人认作祖先或认为跟本氏族有血缘关系的某种神物(多为动物，也有植物及别的物种)。在原始社会中，调节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相互关系的手段，并不是今天这样的道德和法律等规范形式，而是准宗教和原始宗教等不成文的规矩，是某种原始人所朦胧感知到的超自然的神灵、神力。图腾就是最早的这种神灵、神力的表征，是人们赖以进行各种活动的基本行为准则。因此在原始人那里，怎样对待图腾物种是一件十分了不得的大事，往往直接关系到氏族的生死存亡;人们由图腾崇拜产生的图腾观念，也几乎成为人们至高无上的信念。在有些原始氏族那里，图腾物种是禁食甚至禁触禁视禁语的;而在另一些氏族那里，则必须在一定情况下食用图腾物种。但无论对待图腾物种的是什么方式，都充分显示出图腾物种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以致于使原始人或万分敬畏这些物种，不敢毁之于万一，或以为食用这些物种就可获得自己祖先的优良性能。正是在原始人把图腾物种与自己祖先等同起来的意义上，图腾成为人类道德规范的最初形式。

二、禁忌

与图腾崇拜紧密相关的是禁忌。在原始社会中，禁忌通常是指普通人必须避讳的人、物或事。较之图腾而言，它具有更直接的道德规范含义，而且其外在的强制约束力，在原始社会中也是最强烈的。图腾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靠相应的禁忌来维持的。因而只有把图腾与禁忌联系起来观察，才能更好地理解图腾在原始社会中的规范作用。离开了禁忌，原始人就几乎无行为准则可言。禁忌在原始社会中所具有的这种作用，使得它几乎无所不在，大至渔猎、战斗、生死、饮食，小至头发、唾沫、指甲、名字，都有专门的禁忌内容。由此看来，在原始社会中，禁忌比图腾更接近于后来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三、礼仪

与图腾、禁忌联系在一块的，是原始人的礼仪。礼仪作为原始社会约束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最经常地表现在人们要越过禁忌的约束，达到某种目的的活动中。在原始人中间，像氏族头人、祭司这样一些人，往往是不受一定的禁忌制约的，他们可以接触那对普通人来说是禁忌的人、事、物等。但一般来说，头人或祭司也并非天生就享有这样的特权，他们往往是在经过一定的礼仪之后，才被认为得到了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和准允，不会因某一禁忌的事而摧祸于自己或氏族。在许多原始氏族中，如果整个氏族要做某一件犯忌的事，一般也有特定的礼仪活动相伴随，以此表达氏族的某种敬神祀鬼的真诚感情，从而求得避邪的法力。而对那些犯忌者，许多氏族则专门有不成文的处置规条，这些规条往往与举行相应的礼仪联系在一起。

四、风俗

礼仪在本质上是一种习俗，这种习俗由于人们经常重复，天长日久，就流化为社会风俗。风俗也是人类早年一种极为重要的行为规范，它已经不是某种个别的习惯或一时性的礼仪，而是在无数代人的承接过程中，成为一种具有社会意义的风气，并对某一社会群体中的所有成员发生影响。一个社会的风俗对人们行为的约束力是非常大的。就是在现代社会中，一些古老的陈风陋俗，仍具有很强的约束力量。如我国许多地方的婚丧嫁娶风俗，竟然也会使现代人一筹莫展。足见风俗作为一种道德规范力量之大。

尽管图腾、禁忌、礼仪及风俗作为道德规范在人类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但严格说来，这些道德规范都还是比较低级、比较粗糙的，它们基本上是人类在同自然、社会、他人的交往中，自发地形成起来的，还没有更多地凝聚着人们的道德智慧，归根到底是人类幼年的产物。因而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和人类道德智慧的不断提高，它们终于或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或渐渐失去其原有的含义而成为一种纯粹的娱乐形式，或改变其蒙昧的面目，注人新时代的道德智慧，成为现代意义上的道德规范。

五、趁言

在人类道德文明的进程中，首先发达起来的是以篇言形式出现的道德规范。篇言一反原始人的种种粗陋、蒙昧的规范形式，用富于哲理的格言警句，向人们展示世界、社会和人生的图景，并以劝诱的方式，制约人们的行为。藏言不但是人类道德智慧的结晶，而且真正属于人类的理性信念，因而它在制约人们的行为时，已不再是单纯外在的使人恐惧的祸福惩奖，而转向人们的心灵，转向人们的道德觉悟。世界上许多民族都有丰富而深刻的篇言流传下来。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可以从人们床头桌前的座右铭中，看到篇言在人们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六、准则

准则作为道德规范，对行为善恶的倾向性就更加明确了。从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规范形式来看，很难看出原始人当时有什么自觉的善恶意识。原始人膜拜这个或禁忌那个，几乎完全是受一种蒙昧意识、蒙昧常识所支配。篇言尽管消除了这种蒙昧性，但基本上还是劝诱性的，把一个道理描述出来让你思考并自行选择。准则则不同，它明确认定某一行为只应该是这样的而不应该是那样的，因而这样是善的而那样是恶的。准则由于包含着道德理性的成分，从而同图腾、禁忌、礼仪、风俗等区别开来;准则又由于包含着道德命令的成分，从而又同敲言区别开来。准则已完全成为文明人最一般的道德规范形式。实际上，一切道德规范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准则。

七、义务

义务作为道德规范，其道德强制性又高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准则仅仅是一种行为适当与否的标准，换言之，只有当道德主体碰到相应的行为处境时，才受某项准则的制约，而任何道德主体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会同时遇到各种行为准则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只要道德主体的行为与某一项准则不相干，这项准则对道德主体就没有约力。义务则不同，在一个既定的道德体系中，道德义务常常是道德主体在社会道德生活中所摆脱不掉的，道德主体必须履行这些道德义务，否则，就称不上有德的人甚至还可能是缺德的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在面对这些义务时，几乎不能选择是否履行，而是必须接受。例如，“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作为我国公民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具有“命令”性质的道德义务，一切公民，只有首先遵守这些基本道德规范，才谈得上做一个有德的人。

八、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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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迪100年

早在上个世纪初，作为奥迪公司前身四环之一的霍希公司，从建成伊始，就将自己定位为“只制造顶缴豪华汽车的制造商”。以领先技术，开拓高档车市场成为公司发展过程中虽历经磨难而迄今仍然坚定不移的宗旨。1926年，霍希推出了八缸发动机汽车――Horch8，这是全德国第一款八缸发动机汽车，被誉为汽车工业“繁荣兴旺”的那个年代的象征，使霍希公司牢固地树立起高档豪华的品牌形象。

一辆1935年产的奥迪轿车，对于当时月平均工资只有100码克的德国人来说，10300马克的俦价是相当昂贵的。

这之后由霍希・奥迪等四家汽车公司联合成立的汽车联盟股份公司推出了一系列超豪华顶级汽车经典杰作，无论是轿车还是敞篷车，都气派非凡，具备经典豪华的一切要素。

在奥迪公司历经百年的进程中，不论在什么时期，产品的高品质，高档次都是永远不变的追求。当今风靡全球的奥迪A8、A6、A4、TT等车型，无不凭借其超凡领先的技术．顶级豪华的配置与尊贵精致的工艺，不断刷新高档豪华汽车的标准，继承着百年奥迪延续下来的豪华传统。秉承“突破科技，启迪未来”的设计理念，奥迪凭借诸多领先科技在世界高档豪华车市场独领。奥迪全新12缸发动机可以输出450马力澎湃动力；quattro全时四驱系统在世界豪华车市场上无以伦比，它可以将发动机性能转化成澎湃推动力和横向支撑力；独家ASF全铝午身框架结构，更成为所有豪华汽车生产厂商所羡慕不已．堪称现代汽车制造技术的一个里程碑；广受好评的MMI多媒体交互系统更是将豪华车驾驶的舒适便捷性推向了极至。

与此同时，奥迪还在世界范围内积极致力于向消费者提供各种顶级豪华的文化、时尚、艺术盛事。充分展示了奥迪品牌所散发的既具典雅、尊贵，又兼时尚、动感的独特魅力。

布加迪100年

这是一个创立至今经济又百余年历史的法国跑车品牌，但可谓是命运多舛。1909年，埃托里－布加迪Ettore Bugatti在法国阿尔萨斯Alsacian小镇Molsheim创办了“埃托里・布加迪汽车厂”，虽然该公司后来更名为“布加迪汽车公司”，但品牌精神却延续了下来。它在1947年时因为创厂人Ettore Bugatti过世面终止了下来。它在1947年代中Roland Bugatti希望借由中置引擎的Type 251赛车回归车市。他请来了当时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的设计师Gioacchino Colombo操刀，不过此车的原型车性能不如预期，所以最后并未生产，品牌继续搁浅，接下来的多年中，布加迪几经易手后卖给了Messier。1977年时，这两个品牌合并为Messier-Bugatti。1987年，狂热的车迷兼企业家Romano Artioli买下布加迪的品牌，在他努力奔走之下布加迪在意大利的Campogalliano邻近摩德纳复活，并且推出了像 EB 110这般脍炙人口的超跑级量产车。但昂贵的售价令人却步，最后公司营运困难，生产线在1995年关闭。直到1998年，大众汽车买下布加迪品牌和汽车制造权利，并推出了售价超过百万欧元的EB164威龙，成为最贵的量产跑车。

截至目前，布加迪已收到250多份订单，近200辆汽车已然交付。这就意味着，按照300部的原计划，目前仅余50多部威航可供出售。

摩根100年

摩根无疑是汽车制造企业中闻名遐迩的老牌子，就像一位年事已高但青春永驻的贵妇人。它诞生于英国的梅尔文市――一座宁静异常的乡间小城。该城有一座红砖建筑，打开紧闭的老式木制大门，既无接待处，也无女侍应生，来访者一脚便跨入了前店后厂的摩根汽车配件商店。

最早的摩根4／4车型两个“4”分别代表四轮和四汽缸发动机。该车型自1936年问世以来，样子始终如一。随后推出的摩根Plus 4车型外形也大体相同。只是配备了更强大的发动机而已。摩根汽车中最具跑车色彩的是摩根Plus 8。该车的外形与plus 4相比并无变化，但是因拥有一台184马力的强大发动机，行驶起来如电闪雷鸣。摩根Plus 8车身稍大些，可以让驾车者不至把胳膊伸到车厢外。

为了庆祝公司的百年华诞，英国摩根汽车公司推出一款超级跑车Aero SuperSports。古典的外观加之现代的生产技术注定这款车与众不同。“摩根Aero SuperSports是一款豪华的超级跑车，但是我们同样会延续采用超轻环保材料的设计理念。”查尔斯・摩根如是说。

许多客户在等待交货期间往往都要到梅尔文市小住几次。先是来挑选车身的颜色和皮料的花纹，随后再来察看自己订购的那辆车的制造进度，高兴的话还可跟工人聊聊天。最后则是选择“黄道吉日”从摩根家族人士的手中亲自领取车钥匙。

梅赛德斯・奔驰　银箭75年

追溯世界赛车历史，1934年问世的梅塞德斯－奔驰银箭赛车可以说是一个传去时代的象征。

银箭赛车的传去历史是从其身车型W 25参加750公斤方程式比赛的处女秀开始的：尽管特意进行了减重的设计，在角逐1934年7月3日举行的埃菲尔赛事的时候，W25重量仍然是比规定的750公斤还要重了一公斤。就在这时，戴姆勒－奔驰的赛车经理阿尔弗雷德・纽鲍尔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让机械式们在赛事开始的前一天晚上刮掉了整个赛车表面额白漆，露出了银白色的铝制车身。这个解决方案不仅使车身重量减轻到了规则范围之内，也让一直以白色外观示人的梅赛德斯・奔驰赛车获得了一次惊艳的转变。最终，驾驶着这辆赛车，曼弗雷德・冯・布劳希奇以在创纪录的成绩内赢得了艾菲尔赛。于是，德国媒体为这款梅赛德斯－奔驰赛车取了一个颇具敬意的名字“银箭”。

此时，W25的强劲对手也出现在了赛道上，它就是来自汽车联盟的昵称为“银鱼”的赛车。在竞争对手的挑战下，已经获得巨大成功的W25又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几年的时间内，“银箭”八缸发动机的排量从4升增加到4.7升，输出功率达494马力。到了1936年，梅赛德斯－奔驰赛车遇到了来自汽车联盟和阿尔法・罗密欧车队的强劲挑战，W25在整个赛季只是赢得了个别分站赛事的冠军，它在赛道上的优势已不再明显。

迷你50年

1959年8月26日，英国汽车公司(BMC)为他们设计的一款全新的革命性的小型车揭开面纱。在最初的销售画册中称Morris Mini-Minor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50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只有很少的车型概念拥有如此强的生命力，受到如此多公众的喜爱。更没有哪一个品牌能像Mini这样衍生出如此丰富的多种车型。曲面MINI E的首次亮相无疑成为MINI悠久历史中的一个亮点，以一种特有的方式兑现50年前就已经预见到的对于未来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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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课程;高中历史课堂;德育渗透

新课程的实行对于高中生具有较为明显的影响，而历史作为一门人文社会学科，涵盖的内容比较广泛，如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军事等等，它是一门综合性学科，对高中生的影响较为全面，这使得在课堂中对于高中生进行德育的教育具有较好的条件，自古以来，人们都比较重视对德育的教育，要求学习的最基本的条件是学会做人，因此德育教育对于高中生来说是比较重要的。

1学校在学科德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德育学科至今人们对它还没有准确的定义，一种解释是说德育教育就是在课堂中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还有一种是说德育教育就是在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与智育的结合，促进学生品德与智力的发展。而依据《国家新课程教育教学标准》和《国家学科教育教学德育大纲》的要求，依据各学科自身的特点，以课本为知识平台，充分挖掘学科教学中的德育方面的知识，根据教师自身教学的特点和学生的心理、身体等特征的策略与方法，在教学中进行德育教育的实施，以促进高中生在其它学科学习的同时提高德育素质，达到教书目标与育人目标的有机统一[1]。学校是培养国家未来人才的场所，未来人才的发展与素质对国家的发展有着较大的影响，梁启超曾说过：“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可见对于青少年的教导是多么的重要。

2在历史教学中如何进行德育的渗透

2.1找准渗透点。新课程教学中存在着较多的育人因素，所以德育的渗透必须依托教材进行，离开了课本的教学就会成为空中楼阁，无任何作用。在历史的教学中，可以根据一些古人的思想、教派之间的争辩进行渗透，如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的区别和对人思想的影响，可以进行对比，在授课的过程中举行一场辩论赛，使得两方面的思想共同点，德育方面对人思想的影响能够潜移默化地影响高中生的思想和行为。只有充分以教材为依托点，才可以使学生能够更深入地进行理解，探寻到思想道德教育与知识传授的最佳融合点，以达到最好的教育效果。

2.2把握德育渗透时机。授课教师从教材出发，寻觅到渗透点后，将德育进行很好的融入，从而进行潜移默化地教育，对学生的思想进行渗透性的影响。而渗透点是客观存在的，不会由教师任意安排，必须遵循其所处的教学的内容、背景、特点等进行施教。德育的教育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德育的教育不可以进行强加，不能够只顾教学而忽视德育的真正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应把握好时机，以保证学生能够从心理上接受，取得最好的施教效果。

2.3掌握好渗透度。对德育的渗透要掌握好度，如果渗透效果较过，或者渗透的不到位，则会功亏一篑，效果不佳，因此在德育的教育中应掌握好度。在历史学科的教育中，可以在军事、在经济、在思想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渗透，但是渗透要注意量，不可以全部都讲德育，也不可以不讲，教师可以在与德育相关的方面举例说明德育的重要性，使学生能够认识到德育在未来的道路中、在以后的发展中的作用，从而影响学生的思想。

2.4提高思想的重视程度。对学校教师和学生的思想观念进行改变，使学生和教师认识到在高中的学习中不仅需要良好的文化知识，更需要良好的德育知识来对学生进行指引，一个品行较好的高中生和一个品行较差的高中生，人们更多的是愿意接受品行较好的人，因此良好的德育教育必不可少。良好的德育知识可以提高一个人的思想，控制一个人的行为。因此，在学习中要使老师和学生认识到不仅文化知识比较重要，而且德育知识也比较重要。

3结语

历史是一门综合性较强的学科，对人们的发展和思想均具有较深的影响，在历史教学中，通过对古代人们思想流派的分辨，对其思想的学习，能够很好的进行德育的教育，使得学生能够认识到德育对自身发展的影响和对未来国家的影响。通过对德育的学习，使学生发展成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而高中正是青少年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对其思想进行正确的引导，在历史的学习中进行德育的渗透，有效促进了高中生思想和个人素质的发展，对未来国家的发展也具有较好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