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风险”一词起源于保险业，包含有多种含义，最常用的含义有两种：一种是指某个客体遭受某种伤害、损失、毁灭或不利影响的可能性，二是指某种可能发生的危害。因此，自然灾害风险也包括两种含义：一是不同程度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二是自然灾害给人类社会可能带来的危害。近些年有学者对自然灾害风险概念进行了新的讨论。黄崇福对目前国际上较有影响的灾害风险定义归为三类：①概率类定义。②期望损失类定义。③概念公式类定义。并指出此三类风险定义均不能或无法表达风险的内涵，又进而提出了以情景为基础的自然灾害风险的定义，即自然灾害风险是一种未来不利事件的情景，而该情景是由自然事件或力量为主因所导致的。倪长健认为该定义仍有未能充分揭示自然灾害风险和自然灾害系统之间的关系、未能充分表征自然灾害风险的基本内涵、不便于为定量风险评估提供明确依据等不足之处，并提出了自然灾害风险的新定义：自然灾害风险是由自然灾害系统自身演化而导致未来损失的不确定性。总体上讲，灾害风险评估是一项在灾害危险性、灾害危害性、灾害预测、社会承载体脆弱性、减灾能力分析及相关的不确定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多因子分析工作。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常常存在在实例分析时存在界定不清、集成模式滥用等诸多问题，而其理论基础至今仍比较薄弱是导致以上现象的主因。要想找到科学有效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就必须对自然灾害风险系统的结构及其作用机制有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2自然灾害风险系统要素和风险形成机理

自然灾害风险系统主要由承灾体、孕灾环境、致灾因子等要素组成。承灾体系自然灾害系统的社会经济主体要素，是指人类及其活动所组成的社会经济系统。承灾体受致灾因子的破坏后会产生一定的损失，灾情即是其损失值的大小，而之所以会有损失，根本原因是承灾体有其核心属性———价值性。通常脆弱性是指承灾体对致灾因子的打击的反应和承受能力，但学术界目前对于脆弱性的认识并不统一。孕灾环境主要包括自然环境与人文环境，位于地球表层，是由大气圈、水圈、岩石圈等自然要素所构成的系统。孕灾环境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当转化达到一定条件时会对人类社会环境造成一定影响，称之为灾变，这种灾变即为致灾因子，基于致灾因子的相关研究称之为风险的危险性分析，故危险性其实是表达了致灾因子的强度、频率等因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地震安全性评价，在对孕灾环境和历史灾情的分析研究后以超越概率的形式给出地表加速度来表达某一地区或某一场地的致灾因子危险性。相比于孕灾环境和承灾体之间的复杂关系，影响致灾因子的危险性大小的来源相对单一，完全由孕灾环境决定。因此，由孕灾环境、承灾体、致灾因子等要素组成的自然灾害系统，是一个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揭示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承灾体可以影响孕灾环境，孕灾环境通过致灾因子影响承灾体，三者不仅存在因果关联，在时间、空间上也相互关联，密不可分。而关于自然灾害风险机理的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1989年Maskrcy提出自然灾害风险是危险性与易损性之代数和；1991年联合国提出自然灾害风险是危险性与易损性之乘积，此观点的认同度较高，并有广泛的运用；Okada等认为自然灾害风险是由危险性、暴露性和脆弱性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形成的；张继权等则认为：自然灾害风险度=危险性×暴露性×脆弱性×防灾减灾能力，该观点亦被引入近年的多种灾害风险评估。

3数学方法在灾害风险评估中的应用

国内外学者对风险评估中使用的数学方法做过系统的总结。张继权等曾对国内外气象灾害风险评价的数学方法做了较系统的总结，葛全胜等亦对自然灾害致险程度、承灾体脆弱性及自然灾害风险损失度等方面的评估方法做过评述。尽管这些方法因针对的灾种不同而不尽相同（如用于地震灾害的超越强度评估法、构造成因评估法等，用于洪灾的水文水力学模型法、古洪水调查法等），但总体而言，数学方法应用及风险定量化表达已成趋势：

①概率统计：以历史数据为基础，考虑自然灾害的随机性，估计灾害发生的概率，应用多种统计方法（极大似然估计、经验贝叶斯估计、直方图估计等）拟合概率分布函数。由于小样本分析结果稳定不好，为避免与实际相差过大，故要求历史样本容量较大，常应用于台风、暴雨、洪灾、泥石流、地震等灾害的风险评估。

②模糊数学：以社会经济统计、历史灾情、自然地理等数据为数据源，从模糊关系原理出发，构造等级模糊子集（隶属度），将一些边界不清而不易定量的因素定量化并进行综合评价，利用模糊变换原理综合各指标，能较好地分析模糊不确定性问题。该方法在多指标综合评价实践中应用较为广泛，但在确定评定因子及隶属函数形式等方面具一定的主观性，现主要应用于综合气象灾害、洪灾、泥石流、地震、综合地质灾害等等风险评估。

③基于信息扩散理论：以历史灾情、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统计等数据为数据源，是一种基于样本信息优化利用并对样本集值化的模糊数学方法，遵循信息守恒原则，将单个样本信息扩散至整个样本空间。该方法简单易行，分析结果意义清楚，虽然近年来受到较多学者推崇和研究，但对扩散函数的形式及适用条件、扩散系数的确定等尚待进一步探讨。该方法已有运用于低温冷害、台风、暴雨、洪灾、旱灾、地震、火灾等灾害的风险评估。

④层次分析：该方法来源于决策学，是一种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以历史灾情、社会经济统计、自然条件等数据为数据源。它利用相关领域多为专家的经验，通过对诸因子的两两比较、判断、赋值而得到一个判断矩阵，计算得到各因子的权值并进行一致性检验，为评估模型的确定提供依据。该方法系统性强、思路清晰且所需定量数据较少，对问题本质分析得较透彻，操作性强。该方法已经应用于综合地质灾害、洪灾、滑坡、草原火灾等灾害的风险评估中。

⑤灰色系统：以历史灾情、自然地理等数据为数据源，以灰色系统理论为基础，应用灰色聚类法划分灾害风险等级。算法思路清晰，过程简便快捷而易于程序化，但争议较大，故在国外研究中运用较少，在国内综合地质灾害、风暴潮、洪灾等灾害的风险评估中有所应用。

⑥人工神经网络：以历史灾情、自然地理、社会经济统计数据为数据源。选定典型评估单元（训练样本），将经过处理后的风险影响因子的数值作为输入，通过训练获得权值和阀值作为标杆；然后将其余单元的数据输入训练后的神经网络进行仿真，进而获得各个单元的风险度。其特点和优势是基于数据驱动，可较好地避免评估过程中主观性引起的误差，但因收敛速度对学习速率的影响会导致训练结果存在差异，且其“黑匣子”般的训练过程难以清楚解释系统内各参数的作用关系。该方法目前已经应用于洪灾、泥石流、雪灾、地震、综合地质灾害等灾害的风险评估工作中。

⑦加权综合评价：同样以社会经济统计、历史灾情、自然环境等数据，对影响自然灾害风险的因子进行分析，从而确定它们权重，以加权的、量化指标的指标进行综合评估。该方法简单易行，在技术、决策或方案进行综合评价和优选工作中有广泛运用，但需指标赋权的主观性仍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该方法目前应用于台风、暴雨、洪灾、综合地质灾害、生态灾害、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风险评估工作中。（以上几种方法的综合比较参考叶金玉等总结）各种数学工具的引入不仅为自然灾害评估方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也让人看到各具特色的数学方法是对应着不同的自然灾害种类，这也是一种提示：针对不同的自然灾害可以且应当有不尽相同的评估方法和研究途径，但这并不影响自然灾害风险评估走向定量化的步伐。

4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

简单的说，自然灾害具有群发链发的特点，单一一种自然灾害往往伴随或者引发其他伴生（或次生）的灾害，对灾害链的研究，马宗晋等组成的研究小组曾给予高度的关注，史培军将其定义为某一种致灾因子或正态环境变化引起的一系列灾害现象，并将其划分为群发灾害链与并发灾害链两种，而群发的灾害或灾害链所引发的灾情必然是几种不同灾害与承灾体脆弱性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同时，还需认识到，不同自然灾害之间相互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对于这样的情况做单一灾种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显然是不合适的，自然灾害综合风险的评估就显得更有现实意义。综合自然灾害评估是风险和灾害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难点，直到21世纪，学术界的研究方向才逐渐转向多灾种的风险评估。高庆华等认为，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是在各单类灾害风险评估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内容与单类灾害风险分析基本一致，所以采用的调查、统计、评估方法与单类灾害风险评估中用的方法基本相同，与单类灾害风险评估的根本区别是把动力来源不同、特征各异的多种自然灾害放到一个系统中进行综合而系统的评价，以此来反映综合风险程度；Joseph和Donald基于田间损失分布，提出以年总损失的超越概率来表示综合风险；而薛晔等却认为，在复杂的灾害风险系统中各个风险并非简单相加，对目前基本是单一灾种的简单相加的研究成果提出质疑，认为其缺乏可靠性，并以模糊近似推理理论为基础，建立了多灾种风险评估层次模型，对云南丽江地区的地震-洪水灾害风险进行了综合评估。

国内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研究成果不多，且模型也相对较简单，更好的评估方法也还有待探索，有待更多数学方法的引入。此外，在建立评估模型的同时，也要考虑到自然灾害风险的时空特性，即时间和空间上的分辨率，赵思健认为，同任何事物一样，风险也存在着时空差异，不同的灾种在不同时间、空间尺度上评估的方法和内容应有所区别，这个问题直接影响到该评估的时间有效性和适用范围。因此，由于在某一确定的评估方法下各单一灾种在同一时间空间尺度上的时间有效性并不一定一致，如何考虑这种不一致对评估结果所造成的影响是多灾种综合风险评估中亟待解决的难题之一。尽管有诸多问题困扰着多灾种自然灾害风险评估的发展，但相比单一灾种的风险评估，多灾种风险评估更符合实际生活中灾害群发的特点，其发展是防灾减灾工作的现实需要，决定了多灾种风险评估是风险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

5小结、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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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自然灾害作为破坏文化遗产的重要因素之一，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人类文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因此，针对文化遗产所面临的自然灾害威胁，应及早进行自然灾害风险管理，为文化遗产预防性保护提供决策框架[1]，从而降低灾害对文化遗产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最终达到保护文化遗产的目的。自然灾害风险是由自然灾害系统自身演化而来，因此其导致的损失具有不确定性[2]。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领域，自然灾害风险管理就是利用一些管理手段为文化遗产减少自然灾害带来的风险，对自然灾害风险进行管理能够有效控制和预防灾害的发生并减少自然灾害的损失程度[3]。目前，普遍接受的风险管理过程包括风险识别、风险分析、风险评估(评价)、风险管理(处理)等[4]。随着社会实践和人类认识的发展变化，风险管理理念亦在不断更新。

2.伊朗巴姆（Bam）古城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2.1巴姆（Bam）古城概况

伊朗巴姆古城作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是现存最古老的土坯结构建筑群，其独特的建筑材料、形式与整体的建筑风格协调统一，再加上工匠们独特的建筑技艺，使巴姆古城成为沙漠中一块精美的翡翠（图1）。

2.2巴姆（Bam）古城的遗产价值

巴姆古城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艺术及技术价值。其历史价值体现在2000多年里为人们展示的持续性历史文明；文化价值体现在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使之成为重要的交通中心和商业中心；艺术价值体现在巴姆古城典型的伊斯兰建筑风格；技术价值体现在其建筑都是由伊朗大沙漠特有的红土建造而成，彰显了独特的建筑技艺。巴姆古城作为地域历史文化的物质载体，依托其丰富的遗产价值成为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

2.3应对地震灾害的风险管理策略

2003年12月26日，伊朗东南部克尔曼省发生里氏6.3级地震，这不但给人们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害，同时也摧毁了巴姆一半以上的历史建筑，古城受到严重破坏。2.3.1地震灾情评估通过航拍和利用GIS等技术手段对巴姆的建筑、道路等受灾图像与震前的图像进行对比，对灾后受损情况进行分类，12063座建筑的受灾情况大致可以分为4个等级：有1597座属于轻度受损；3815座属于废墟旁的建筑；700座部分倒塌；还有4951座完全倒塌[5]。2.3.2地震灾后规划在巴姆地震发生后，当地政府在危机期间立即采取行动进行响应，并制定短期计划，同时也有许多国际组织与国家进行援助。具体措施如：在地震后建立传统建筑材料的实验室；清除城内的废墟、瓦砾和垃圾等；用钢筋支撑摇摇欲坠的建、构筑物；为游客建立参观通道，实现游客与文化遗产之间的互动等等[6]（图2）。2.3.3灾后重建灾后重建需要一个长期的、综合的规划，在重建过程中最重要的决策之一是指派建筑师对巴姆城城市综合规划和设计做出评估和分析。在重建过程中，伊朗政府决定在原址上重建古城风貌，保留地方建筑风格。政府认为，在原址上重建巴姆历史景观可以得到国际上的认同感和支持；其次，也会增加当地居民的文化归属感，留下深刻的记忆，增强人与文化遗产的认同联系。同时，伊朗政府积极加强与社区的合作，鼓励公众参与到重建的规划和工程实施过程中，以此增强公众对于巴姆文化遗产的认同感，加强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在灾后的响应意识，同时充分利用人民群众的知识和技能。2.3.4巴姆古城灾害风险管理在恢复重建的过程中，伊朗政府将地震减缓措施纳入到发展规划中，制定了新的《伊朗地震风险削弱战略》[7]，战略包括公共政策和公众意识，公共政策旨在改进地震灾害管理质量，使用先进的防震减灾技术及方法；公众意识旨在让公众了解地震知识，文化遗产相关知识，提高知识储备水平，增加公众对地震和文化遗产的敏感性和认知程度，从而采取积极的行动[8]。

3.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策略

3.1文化遗产风险识别

对于文化遗产的评估，应对当地的文化遗产进行统计分类和价值评估，比如文化遗产普查，弄清楚文化遗产的类别、数量等基础信息，明确文化遗产所处的地质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明确对文化遗产存在威胁的主要自然灾害，并利用信息技术获取遗产具体坐标及相关图纸信息，做好完整的资料备份，进而对文化遗产的价值进行评估、分级，这样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到文化遗产受到的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以及在灾害发生后优先抢救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另外，文化遗产普查的结果应该及时更新，以保证数据的准确以及抢救工作的实施。

3.2自然灾害风险评估

对于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首先要了解到文化遗产之前受到自然灾害损害的历史资料，自然灾害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范围、等级、频率以及易受到损害的文化遗产类别等，这样就可以对易受到损坏的文化遗产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以应对之后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的威胁。根据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对自然灾害进行有效预测以及对文化遗产易受到损害的部分采取技术措施进行重点的防御，也许是对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

3.3自然灾害防灾对策

应对自然灾害的预防主要是从三个方面考虑：一是公众的意识方面，对公众进行防灾教育，加强公众的防灾意识；二是日常管理方面，完善文化遗产的防范监督工作和日常管理，加强基础性保护；三是完善自然灾害预警机制。

3.4灾后应急响

应灾后响应是一个短期的过程，它包括灾后立即对文化遗产的受灾情况进行统计；对受灾不严重的文化遗产进行紧急的抢救措施和支持保护；清理场地的废墟；借助国际救援和国际经验等。

3.5灾后修复重建

灾后修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制定一个综合的、长期的规划。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要将自然灾害的风险管理纳入到城市整体的发展规划中，同时保留文化遗产的原有特征。另外，在灾后重建中要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让其参与到重建的各个环节，既可以振奋公众的精神，使其不会沉浸在灾害的悲伤中，也可以加强公众对于文化遗产的了解和归属感。

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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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

中图分类号：S1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1974/nyyjs.20170532071

引言

在近几十年来，关于风险评估的理论得到迅猛发展，并深入渗透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各个领域。但是针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进行的研究却是为数不多，现存的研究成果也存在许多方面的不足和缺陷，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今后的研究工作应该朝哪个方向努力、到底哪个方面的研究更有利于促进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已成为相关研究人员的必须面临的课题。

1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的研究现状

1.1 国内研究现状

从国内的研究来看，关于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研究文献有出版于1999年的《中国农业灾害风险评估与对策》，本书的核心是风险分析技术，书中有关于农业气象灾害的概念、理论、模型和方法等内容的分析，但对于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的理论研究还是比较缺乏的。到2003年薛吕颖选取了京津地区及河北地区1949―2001年之间每年的冬小麦产量数据为依据，估算除了在干旱缺水的情况下，这两个地区的冬小麦年产量增减的风险概率。再到2004年中国农业大学的王素艳开展的关于北方冬小麦的抗旱风险分析及风险区化的研究，其中详细地分析了北方冬小麦的特点和特征，在这个基础上结合温度和光照的因素，对冬小麦的生产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并做出了风险评估的指标体系，这也是有史以来，对小麦的干旱风险进行的一次全面的、系统的风险评估和区划。从文献的研究记载中可以看出，我国在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者一方面还没形成统一的认知标准，还缺乏具备可操作性和实践性的风险评估模型。

1.2 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风险评估的研究中，通常按照研究倾向的不同重点将评估模型划分为经济型风险、社会型风险、环境型风险、潜在型风险和综合型风险等五大基本类型，在各个类型中，应用于不同的领域有存在着各种不同的风险评估模型。美国研究专家William J.Petak和Arthur A.Atkisson在《自然灾害风险评价与减灾对策》这书中，对美国主要的各项自然灾害作了详细的研究和概述，并分析了主要灾害的损失期望值和风险程度，同时提出了应对灾害的管理措施和提升防灾减灾能力的方法。但没有涉及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从国外的风险研究文献中可以看出，国外对自然灾害的研究更倾向于经济领域，对农业领域的重视程度还不高。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2.1 关于风险评估指标的问题

根据统计的文献显示，我国在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一般包含有洪涝方面的风险评估、干旱方面的风险评估和冻害方面的风险评估3个内容，但这些风险评估的实用性却不强，尤其是在干旱方面的风险评估更甚。几乎所有关于干旱灾害的风险评估研究记载中，都是采用降水负距平作为评估指标，这种方法的评估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降水负距平只适用于长期干旱的地区，而对短期间的干旱风险的评估是不够准确的。总体来说我国现存的风险评估指标的适用性和实用性都不高，缺乏充足的科学技术含量，所以推进和完善有关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研究还需后人加大努力。

2.2 关于风险评估和区划的问题

国内外在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方面都是把目光集中于大的方面，例如对全国或某个大地区或某种农作物的风险评估进行研究，而对于具体的小范地区或针对某一气象灾害对某一作物的评估却很少，造成了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和区划研究不完整、不全面、不深入的问题，今后的研究应该引以为鉴，开展系统的细致化的气象灾害研究。

2.3 今后的风险评估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

对农业气象灾害进行风险评估和区划的主要目的在于为农业的生产提供服务，所以对评估的区划的研究应该更多地考虑在农业生产上的效用性问题，将研究工作不断精细化，不仅要对大范围、大区域进行研究，也要对具体的某一气象灾害、某一农作物进行研究，并对研究中的关键因素进行多元化的分析，使研究能真正地服务于农业生产。

3 结束语

从上文中对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相关的研究可以发现：我国在风险评估体系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的点和面也比较窄；外国在风险评估方面的研究已经较为健全和深入。同时国内外都缺乏在农业气象灾害这一领域的研究，还需后人继续努力。

参考文献

[1]霍治国，李世奎，王素艳，等.主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技术及其应用研究[J].自然资源学报，2003，18（6）：692-703.

[2]李世奎，霍治国，王素艳，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体系及模型研究[J].自然灾害学报，2004，13（1）：7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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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分析了国际投资中可能存在的自然灾害风险的种类和危害，并提出了相应的金融管理方法，包括保险、再保险、其它保险工具、财政补偿和巨灾债券，对其进行了分析，同时提出了防范国际投资自然灾害风险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风险管理 自然灾害 国际投资

日本3月11日发生的强震及其次生灾害表明，自然灾害发生的不确定性会给国际投资带来相对较大的风险。这种风险虽然出现频率较低，但后果往往非常严重，而且难以预测和分散。加上国际投资的地点分布广，投资量大，更使加强对国际投资可能遇到的自然灾害风险的管理日趋重要。本文就国际投资中可能存在的自然灾害风险的种类和危害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金融管理方法，同时也提出了国际投资自然灾害风险防范的对策建议。

一、国际投资中自然灾害风险的种类及其危害

从风险的本质来看，我们可以把自然灾害风险理解为：在一定时间内某种自然灾害事件发生后引起重大损失的不确定性。根据不同的考虑因素可以有许多不同的分类方法。在国际投资中，根据其特点和灾害管理及减灾系统的不同，可以将自然灾害风险分为以下七大类：(1)气象灾害风险。包括热带风暴、龙卷风、雷暴大风、干热风、暴雨、寒潮、冷害、霜冻、雹灾及干旱等；(2)海洋灾害风险。包括风暴潮、海啸、潮灾、赤潮、海水入浸、海平面上升和海水回灌等；(3)洪水灾害风险。包括洪涝、江河泛滥等； (4)地质灾害风险。包括崩塌、滑坡、泥石流、地裂缝、火山、地面沉降、土地沙漠化、土地盐碱化、水土流失等； (5)地震灾害风险。包括与地震引起的各种灾害以及由地震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如沙土液化、喷沙冒水、城市大火、河流与水库决堤等；(6)农作物灾害风险。包括农作物病虫害、鼠害、农业气象灾害、农业环境灾害等； (7)森林灾害风险。包括森林病虫害、鼠害、森林火灾等。

在国际投资中，由于投资方向的不确定，投资方式的多样性，不同的自然灾害都有可能对国际投资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而其中尤以地震灾害与农作物灾害对国际投资影响最大，也最常见。据统计，今年一季度，中国境内投资者实现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85.1亿美元，同比增长13.2%，截至3月底，中国累计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2673亿美元，由此可见，对国际投资的自然风险管理成为了我国国际投资者的重要工作。

2011年日本地震后，据摩根士丹利近日的研究报告显示，将会使今年全球经济增速减少0.25%至0.5%。世界银行3月21日《东亚经济半年报》表示，日本东北部海域11日发生的9级大地震及海啸，将给日本带来1220亿至235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约占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5%至4%，而日本灾后重建可能需要5年时间。由此可见，此次地震对各行各业影响巨大，不仅包括日本本国的财产遭到巨大的打击，各国在日本的经济投资也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包括今年的日本地震，国际投资的自然灾害风险造成了越来越多的损失。下图为2000至2010年全球因为自然灾害引起的经济损失，可见在没有大灾发生的情况下多数年份的全球经济损失规模稳定在300-600亿美元之间，而一旦发生重大自然灾害，当年的经济损失可能超过1700亿美元，达到正常年份规模的4倍之多。

以2010为例，据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部门(UNISDR)1月24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表明，2010年全球共计发生了373起自然灾害，洪水的发生频率最高，全球共有大小洪灾182起；另外，全球还发生83起风暴灾害、29起极端天气灾害以及23起地震。

此外，2010年自然灾害所造成的人员损失也是近20年来最严重的。其中，年初发生在海地的强地震和发生在俄罗斯的森林大火造成的人员伤亡最为惨烈。

同时，世界知名再保险公司德国慕尼黑再保险公司表示，2010年全球一共发生各类自然灾害950起，经济损失达到1300亿美元。公司在灾害报告中说，2010年是1980年以来自然灾害高发的年份之一，九成自然灾害是由飓风、洪水等天气原因引发的。预计2011年因为气候变化、极端天气和洪水等导致的自然灾害会进一步增加。

例如，2010年4月14日，冰岛第五大冰川——埃亚菲亚德拉冰盖冰川下一座火山喷发。火山烟尘覆盖了挪威北部、波兰北部海岸、德国、法国、比利时、英国南部海岸以及俄罗斯西北部地区，导致欧洲空中交通瘫痪，而由此给在欧洲地区的国际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同时欧洲旅游业蒙受的损失初步估计在10亿欧元左右，也使对旅游业的投资蒙受巨大的损失。

对于我国来说，就自然灾害的不同类别而言，洪水是导致我国经济损失最为严重的一种自然灾害。近二十年来，洪涝灾害导致的年均经济损失超过1000 亿元。地震是导致我国伤亡人数最多的自然灾害。据统计20世纪以来中国发生6 级以上地震650 次，其中震级达7 级以上的地震98次约占世界的十分之一，震级达8级以上的地震9次，全球发生的4 次震级达8.5级以上的特大地震，有2次发生在中国，地震死亡人数高达59 万人，约占全世界的二分之一。此外干旱、热带风暴和雹灾等气象灾害，崩塌、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以及森林火灾等各种自然灾害在我国也时有发生。

二、防范国际投资自然灾害风险的对策建议

据统计与预测，世界开始进入自然灾害多发的时期，国际投资也面临越来越多的自然灾害风险。直面自然灾害，抗击国际投资风险也就成为亟需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本部分提出了防范国际投资自然灾害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对投资国的自然地理认识

在国际投资中，对自然灾害风险的预防是防范损失最根本的办法。而预防最行之有效、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办法即是加强对投资国的自然地理认识，只有在投资前对投资国是否是自然灾害多发地区、自然灾害严重程度、灾害防范措施等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才能有效地降低投资金额面临的灾害损失，预防资金因为盲目投资造成后悔莫及的悲剧。

以地震多发区环太平洋地震带为例，这是地球上最主要的地震带，它像一个巨大的环，沿北美洲太平洋东岸的美国阿拉斯加向南，经加拿大本部、美国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西部地区，到达南美洲的哥伦比亚、秘鲁和智利，然后从智利转向西，穿过太平洋抵达大洋洲东边界附近，在新西兰东部海域折向北，再经斐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我国台湾省、琉球群岛、日本列岛、阿留申群岛，回到美国的阿拉斯加，环绕太平洋一周，也把大陆和海洋分隔开来，地球上约有80%的地震都发生在这里。 因此，对于在该地区的房地产、实体资产以及受地震灾害影响较大的投资对象的投资应相对谨慎。

（二）加强对投资对象的风险评估

目前，已有的成熟的国际投资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方法可以归纳为以下4种：

（1）基于指标体系的灾害风险评估。基于指标的灾害风险评估体系构建侧重于指标的选取以及权重方法的优化，涉及的空间尺度范围较广，既包括全球、也包括国家和市级等空间尺度。目前，适用于全球灾害风险评估的指标计划有Hotspots、美洲计划，此外，不少方法也利用指标体系从国家、市级尺度对自然灾害风险进行了评估。基于指标体系的风险评估是借鉴空间信息格网技术，将具有致灾因子各种属性(如强度、频度)和脆弱性指标(人口密度、土地利用、建筑物等)数据转变成格网形式，通过一定数学法则叠加得到具有空间拓扑关系的灾害风险值，最终达到灾害风险评估的目的。

基于指标体系的灾害风险评估研究在国内外发展都较为成熟，适合以较大区域作为研究对象，但此种方法主观性强，无法模拟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与动态性。

（2）基于风险概率的灾害风险评估。利用数理统计方法(如gambel分布)，对历史灾害数据进行分析，找出灾害发展演变的规律。在此基础上，结合承灾体损失数据，建立灾害发生概率与其的函数关系式，以此达到预测未来发生的灾害风险。

（3）基于情景的灾害风险评估。利用各种数值模拟软件对不同情景下自然灾害强度(对于洪涝灾害来说，如淹没深度、淹没时间、流速等)的模拟，并叠置承灾体属性信息(如土地利类型数据、人口密度等)，以直观地显示灾情的时空演变特征与区域影响，从而达到自然灾害动态风险评估。

（4）VaR模型。在对国际投资的自然风险评估上，我们可以采取VaR方法对其风险进行评估。

VaR的中文含义为“风险价值”，是指在正常的市场条件和既定的置信度内，用于评估和计量任何一种金融资产最小损失。投资主体采用VaR风险计量模型来计量各种业务和投资组合的市场风险，并将其水平与所承担的市场风险相挂钩。以提高其资本充足度，增加其资本实力和抵抗风险的能力。

正常情况下的国际投资的自然风险是由许多微小的、独立的随机因素组成。而每一种随机因素不能压倒一切因素作为主导作用。具有这种特点的分布即是正态分布，适合采用方差——协方差进行国际投资风险的计算。投资主体便可以根据模型估算的市场风险价值进行风险管理，将该测量出的风险值和要求的损失上限进行比较，当风险值小于该损失上限对说明投资金额的风险还在控制之中；而当风险值大于该损失上限时，说明投资主体必须采取必需的手段进行调整，控制好投资金额的风险。

（三）对投资对象要有充分调研

在同样的地域环境中，不同的投资对象收自然灾害的影响自然不同，以本次日本地震灾害为例，受到影响最大的自然是房地产、工厂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而面对暴雨、龙卷风等自然灾害，农产品遭受损失最大。因此，对投资对象的确定应该建立在对投资对兴国自然环境有充分调研的基础上，选择相应可能损失最小的投资产品。

三、国际投资中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

自然灾害引起的国际投资风险引起了各国的重视，以下是相对可行的风险管理方法，值得我们借鉴和运用。

（一）运用政府财政对自然灾害损失进行补偿

财政补偿的基金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构成了国际投资自然灾害损失传统的资金补偿来源。但是，以我国为例，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量有限。这些有限的财政收入中，由财政预算安排的灾害救济支出只是财政支出计划中的一小部分。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9.35亿元，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35%。20世纪90年代国家财政提供的自然灾害救济款平均每年只有18亿元左右，只相当于灾害损失的1.8％左右。可见，当巨灾发生时，依靠国家财政救济支出对灾害损失的补偿程度是比较低的。

但是，政府财政补偿是在自然灾害发生后对受灾方第一时间的补偿，具有最快、最直接的特点，对稳定市场社会安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运用商业保险及其金融衍生品管理自然灾害风险

（1）保险转移风险

对于国际投资，保险转移风险可以分为单一的和综合的两种方式。所谓单一风险的保险转移就是指国际投资方购买保险将某一种自然灾害风险转移给保险人的转移方式，例如美国国家洪水保险计划仅承保单一的洪水风险。所谓综合风险的保险转移是指投资方通过购买保险将两种或以上的自然灾害风险转移给保险人的转移方式，国内保险公司的财产保险险种条款大都为投保人提供了这类风险转移方式。例如企业财产综合险的保险责任往往包括雷击、暴风、暴雨、台风、洪水、泥石流、雪灾雹灾、冰凌、龙卷风、崖崩突发性滑坡和地方突然塌陷等人力无法抗拒的自然灾害。

（2）再保险转移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8条的规定，再保险的定义为：“保险人将其承担的保险业务，以承保形式，部分转移给其他保险人的，为再保险。” 实质是在全体被保险人之间对风险的又一次转移和分散。因此，从另一个方面说，再保险转移方式是原保险人以缴付分保费为代价将风险责任转移给再保险人。

如今，再保险已经成为整个保险业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笔者认为，再保险应该成为国际投资自然灾害风险管理的重中之重。一方面，伦敦、纽约、苏黎世、慕尼黑、中国香港等都是着名的国际再保险市场，通过这种超越国界的再保险安排，使风险分散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对于国际投资风险的化解，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也使从而能分散消化得更为彻底；另一方面，一批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专业再保险公司发展、壮大起来，这样，大大方便投资对象分布广泛的国际投资方的投保，也使其利益得到了充分的保障。

（3）其他保险类风险转移方式

在国际上，所谓的其他保险式风险转移方式是Alternative Risk Transfer，简称ART，是除开上述两种保险产品的保险转移方式。其主要有两个方面构成，一是风险载体，二是可选保险产品。风险载体主要包括自保、自保公司、风险自留集团、共保集团和资本市场。可选保险产品主要包括有限风险再保险、多年期/多险种产品等。

笔者认为，由于载体不再局限于保险公司和再保险公司，可选产品也不再局限于单调的保险产品，传统保险方式可能产生的当签约一方不完全承担风险后果时所采取的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可以由此而发生改变，更为重要的是，对于国际投资，投资方向、投资金额灵活多变，规模巨大，新型灵活的保险方式可以更好地适应国际投资的安全性稳定性的要求，也可以为不同地投资量身订做保险产品。

（4）巨灾债券及其衍生金融产品

目前国际市场上的巨灾债券多是针对地震、飓风和暴风雪等自然灾害设计的。如美国东海岸的飓风、加州的地震、欧洲冬季的暴风雪、日本的地震和龙卷风等。巨灾债券是通过发行收益与指定的巨灾损失相连结的债券。在资本市场上，需要通过专门中间机构(SPRVS)来确保巨灾发生时保险公司可以得到及时的补偿，以及保障债券投资者获得与巨灾损失相连结的投资收益。巨灾债券将保险公司部分巨灾风险转移给债券投资者。

巨灾债券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触发条件，即赔偿的条件，赔偿性触发条件是以其实际损失赔偿数额来表示的，指数性触发条件则用某种特殊的指数来表示，如行业损失指数和参数指数等，是一种损失的相对水平。由此可见投资者的收益和损失是由发生怎样的自然灾害风险或风险程度如何决定的。根据债券发行时约定的条款，投资者可能会损失全部或者部分在剩余时间内应得的利息，还可能会损失部分本金。

笔者认为，相对于其他保险产品，巨灾债券流动型、规模大、损益高，与自然灾害的发生情况紧密相关，这就为国际投资者提供了一个风险对冲的投资工具。与常见的金融工具期货相似，巨灾债券也可以开发其期货，期货分为可以分为预测发生灾害和预测不发生两种。当国际投资者投资相关的投资对象时，可以做多与投资对象相关的预测灾害发生的巨灾债券期货，或做空预测灾害不发生的巨灾债券期货，这样，即使灾害发生，由巨灾债券期货带来的收益可以补偿部分国际投资的损失。如果对冲量适当，完全可以锁定国际投资的最大损失。

相应的，还可以开发巨灾债券的期权、互换等，充实巨灾债券的风险对冲金融衍生品。

值得一提的是，有专家表示，此次日本地震有望超过2005年的“卡特里娜”飓风，成为首个触发多个巨灾债券的自然巨灾。据统计，日本地震将使面值共17亿美元的10只债券面临触发点挑战。

（5）利用天气指数等自然灾害期货

天气指数期货指的是每个月的开始，期货市场主管机构都会根据过去10年当月的气温情况，为降温度日数或升温度日数确定一个初始值，比如40度（华氏）。为使市场运转起来，指定的做市商将接着喊出“出价”和“要价”，前者比初始值稍低，后者稍高，这是投资者可以买进或卖出的度数。

对于国际投资者，天气的变化对部分投资产品的收入影响巨大，而对于投资者，对天气的预测和农产品的收益行程对冲，使投资者在一定程度上锁定收益，或将因天气原因引起的损失降至最低，也就使金融机构面临的风险相应减小。。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现有期货市场，今后如果让天气指数期货这样的衍生品能够发展起来，保险公司可以在这些市场上转移承保风险，加之一定程度的保费补贴和税收优惠，其在技术上的困难将会大大降低，不可能总是出现“投资险越做越亏”的情况。

同理，可以以降雨量等自然灾害指标为标的，进行期货的创立与交易。

综上所述，在进行国际投资前，应对投资地区的自然地理状况有深入的了解，对投资对象有全面的风险评估，对于不同的自然灾害风险，可以采取不同的风险转移方式。保险转移方式、再保险转移方式、ART方式和各种金融衍生品相结合，金融市场与政府相结合，金融衍生品的开发使得自然灾害风险的转移既以保险市场为基础，又有资本市场作后盾，更有政府作保障。

2010年的汶川地震、2011年的日本地震都给世界经济带来了重大的损失，国际投资者应该时时以风险管理为标尺，尽最大可能地减少风险，避免突如其来的巨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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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应急管理；县级政府；对策

中图分类号：D63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2—0062—04

我国地域辽阔，但同时也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多种风险并存的大国。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及其他各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频繁发生的重、特大自然灾害给我国带来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社会财产损失，也对国家和政府的威信，甚至对县域、城镇乃至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了强烈的“外部损害”。然而，自然灾害的影响大多是在一个市（含所辖县、区）的范围内，特别是山洪泥石流等突发自然灾害，常常是从若干个县域开始蔓延，这就意味着县级政府在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面临着最直接的考验。作为灾害应对的第一道门槛，县级政府应急管理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具有特殊的地位，是发现突发事件苗头、预防发生、首先应对、防止衍生新危机的第一责任人，承担着灾害应急处置的重要职责，它的应急反应是有效遏制突发事件发生、发展的关键。然而在实践中，县级政府的灾害应急表现却并不尽如人意。

为了完善应急管理体系，提升县级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本文以探究县级政府在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的“短板”为目的，以兰州大学公共应急信息管理研究团队研究发现的县级政府在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应对中的薄弱环节为依据，结合县级政府灾害应急处置和舟曲实地调研的数据资料，分析了作为应急工作第一线的县级政府在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存在的“短板”，并根据甘肃省县级政府应急能力建设的现状探讨了将其修复的途径。

一、县级政府在应急管理中的作用

现代应急管理是由美国发起的，多集中在政府管理部门，应用性很强。应急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指政府及其他公共机构在突发事件的事前预防、事发应对、事中处置和善后管理过程中，通过建立必要的应对机制，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保障公众生命财产安全，促进社会和谐健康发展的有关活动。《美国危机与紧急情况管理手册》（Handbook of crisis and emergency man—agement）认为，应急管理可以分解为减缓（mitigation）、准备（preparation）、响应（response）和恢复（recovery）四个阶段。因此，应急能力是减缓、准备、响应和恢复四种能力的复合。在我国的各个行政层级中，应急程序均被形式化为四大基本过程：预防与准备、预警与监测、救援与处置、恢复与重建。

在应急管理过程中，县级政府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应急基础准备和资源保障。应急基础设施建设的质量水平及抗灾能力、应急组织机构的完善程度、应急预案及应急法律法规的完善程度等构成了应急基础准备的核心内容。信息通讯、物资装备、人力资源和财务经费等方面的保障是县级政府应急所必备的资源保障。充分的应急基础准备和资源保障是有效应急的前提。

（2）监测与预警。指利用灾害应急信息网络对各种可能存在的灾害进行监测、预报，向公众及时、快速预警信息，并结合人口、自然和社会经济背景数据库对灾害可能影响的地区和人口数量等损失情况做出分析和评估。

（3）应急教育与培训。指通过面向公众的应急知识教育、应急技能培训及预案演练来加强备灾能力。

（4）应急救援与协调。应急救援涉及救援装备与设备等硬件设施、救援队伍、救援技术与智力支持、救援物资的紧急生产及调用等，指挥协调指的是地方政府主要官员等协调主体如何指挥、控制和协调应急响应与恢复行动。

（5）善后处理。指为了恢复正常的状态和秩序所进行的各种善后处置活动，包括灾民转移安置、次生隐患排查、基础设施恢复、对受灾损失的评估与赔偿、恢复重建计划的制定与实施等。

（6）与周边市县的协调联动。主要包括是否掌握周边市县应急资源信息，能否调用周边市县应急资源，是否建立与周边市县应急协作机制等内容。良好的与周边市县的应急协作，不仅会因就近援助加快响应速度，而且也会因资源共享降低应急成本。

二、县级政府在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的“短板”分析

在县级政府作用框架的基础上，笔者选取县级政府在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的典型实例“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应急处置”进行分析。

“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涉及2个乡镇，15个行政村，其中包括两个重灾社区，受灾人口达4.7万。舟曲县级政府在灾害应急救援与善后处理等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这次应急处置之后，兰州大学公共应急信息管理研究团队在文献梳理的基础上，邀请甘肃省应急办公室专家根据甘肃省县级政府应急能力建设现状及对应的县级政府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设计了实地调查问卷，并辅以深度访谈，对舟曲县政府在此次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的应急管理能力进行了全面而综合的评价与研究。

在评估问卷设计过程中，由于考虑到科学合理的应急管理能力评估指标体系对评估高效性的基础作用，以及可操作性强的评估方法对评价结果的合理性和正确性的直接影响，研究团队根据评估指标体系设置的原则和指标选取的方法，结合政府应急管理的相关特点，采用处理这类综合评价问题有效模型的层次分析法（AHP）来确定指标权重，对县级政府应急管理能力评估指标体系进行了构建。评估指标体系以应急基础与保障能力、监测预警能力、应急教育与培训能力、应急救援与协调能力、善后处理能力及虚拟应急能力6项能力构成要素作为一级指标，并在此基础上按照科学、系统、简易的原则把一级指标细化为29个二级指标，并根据二级指标量化的难易程度把二级指标以问题的形式转换成表格，设计成39个问题。

在调研过程中，团队实地走访了舟曲县政府办公室、民政局、财政局、教育局、林业局、发改委、经贸委、交通局、统计局、人民武装部、公安局、团委、人事局、水利水电局等部门，选择了具体参与应急管理各项工作及各个环节的主要部门作为评价主体，以部门工作人员自评打分、调研团队研究员面对面辅导调查对象填写调查问卷（以免调查对象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有误而影响问卷的填写质量）的形式获取基础数据。为保证数据获取的科学性，在问卷调查过程中还采取了随机抽样的方法。调研过程共发放问卷93份，回收问卷93份，剔除部分数据缺省的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77份。

在调研结束后的评估分析过程中，团队采用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评价中涉及的大量复杂模糊现象和模糊概念进行定量化处理，运用层次分析法（AHP）与模糊综合评价法相结合的方法对调研数据进行了综合分析与评估。研究得出，舟曲县政府在应对泥石流灾害的过程中有待改善的五个方面是风险评估与预防、危机预警、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应急培训与演练。

（一）风险评估与预防缺失

危机预防管理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对各种潜在的危机风险随时进行评估，这是实施减灾措施的第一步。风险评估是整个风险管理的重要构成步骤和关键环节，科学、全面的风险评估为有效进行风险管理和风险处置提供了基础依据和行动指南。县级政府在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时，首先要进行风险评估。

在调研中笔者发现，舟曲是甘南藏族自治州最偏远的国扶少数民族贫困县、“5.12”地震重灾区，也是滑坡、泥石流、地震三大地质灾害高发区。受自身财力（舟曲县每年的财政支出大约2亿元，县内却没有大型企业及产业链，财政收入严重偏低）和应急管理水平的限制，舟曲县还没有把自然灾害的风险评估纳入政府应急管理中，更没有设立专项资金对当地自然灾害进行风险评估。

（二）危机预警机制不健全

危机预警工作符合危机管理中的应对危机“关口前移”的思想。做好危机预警工作，把危机消灭在萌芽状态，能够达到“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目的，实现从源头上消灭、治理危机，从而“化危为机”，最大程度地降低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和损失。

在舟曲调研中笔者发现，舟曲县人民政府于2010年5月23日接到关于批转《舟曲县突发性地质灾害应急预案》的通知，于2010年8月2日《舟曲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甘南藏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切实做好预防和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紧急通知”的通知》。这两个文件都强调要做好各类突发自然灾害的预防和应对工作。“8.8泥石流灾害”的发生，无疑揭示了基层政府对应急预案的贯彻执行并没有到位，从调研中了解到“几个预警点都是此次泥石流发生后才紧急修建的”事实可见，舟曲县的危机预警机制还极不健全。

（三）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不合理

为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县级政府在进行城乡规划时，应当符合预防、处置特大自然灾害等突发事件的需要，统筹安排有关应急设备和基础设施建设，合理确定应急避难场所。

通过调研笔者发现，舟曲县的县城规划极不合理：县城本身的选址就处于泥石流爆发口，导致泥石流突发后人们“无处可逃”，随着人口的增加，县城规模的不断扩大占据了很多泥石流的通道，导致泥石流突发后形成堰塞湖，大量积水进入城区淹没三分之二县城。另外，落后的交通建设未能形成完整的交通网络，极大地限制了救援过程中救援物资的运输和人员的疏散；县城楼群密集，建筑普遍是“贴面楼”、“握手楼”、“半边楼”、“悬空楼”，所有的房子像多米诺骨牌，一旦发生意外，居民根本没有逃生的通道。

（四）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不完善

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是县级政府进行灾害预防、开展救援和应急管理所配置的设施和资源的总称。合理的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是县级政府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的重要物质基础和先决条件，也是实现城市健康、安全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

从实地调研看，一方面，舟曲县应急公共服务设施本身的应急能力比较薄弱。例如，舟曲县虽然有交通网络，但是通往县城的路线只有一条，当这条道路中断之后，舟曲就成了孤岛，救援难以及时进行；另一方面，应急避难所的建设规划很不到位：应急避难所的修建之地适合于地震避难，但这也正是泥石流的汇集之地。另外，由于各种原因，舟曲县几乎没有应急物资储备。人民武装部某工作人员在访谈中描述道，在泥石流发生后，由于缺少救援工具，甚至连木棍都找不到，他们只能用手挖掘，来作为最直接也是当时唯一的救援工具，这严重地影响了应急救援的开展与实施。

（五）应急培训与演练缺乏

应急培训与演练是做好应急管理工作的重要保证，它能够极大地减少突发性灾难所造成的人员和财产损失。另外，培训和演练的内容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县级政府一定要有针对性地组织开展适合本地区灾害种类的应急培训与演练，以期将伤亡降到最低程度。

在调研中笔者了解到，虽然舟曲县政府的各项特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都很完善，但遗憾的是各项预案都未进行（除了人民武装部组织过演练外）或很少进行过演练。自汶川地震后，县政府、学校等才开始开展防震知识宣讲和应急知识教育，但仅限于此，并未开展过关于泥石流的任何演练与公众教育。当泥石流发生后，相当一部分人把警车的报警声误认为地震来临的信号。信息理解的失误使他们跑到了地震避难所，结果由于地势低洼，汇集的泥石流吞没了大量生命。

三、修复“短板”的对策建议

基于以上县级政府在特大自然灾害应对中存在的“短板”，结合我国县级政府应急能力建设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对策。

（一）建立风险评估与预防机制

1.风险评估。自然灾害风险评估是对风险区遭受不同强度特大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及对其可能造成的后果进行定量分析和评估。风险评估在于识别风险。风险识别（hazard iden，tification）和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涉及三个层面，即风险识别：确认一个区域的风险，并且评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脆弱性评估：通过评估风险、人员和财产之间的关系来评估危机事件可能会引起的潜在伤亡和危险；风险分析：对在特定时空范围内造成的伤害、损失进行定量分析。预防灾害发生，减少灾害风险，灾前投资是一项长期工程，其重要性甚至比灾后救援应对更高。

目前，各级地方政府的自然灾害应急管理理念普遍倾向于“重救轻防”，应急管理工作的重心往往偏重于灾后如何应对。这就缺失了灾害风险评估这一防灾减灾的关键环节，把本应该能够通过灾害预防措施消减或彻底消除的“风险”演化成了真正的“危机”。

2.风险预防。尽管客观上特大自然灾害难以避免，但它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却与人为干预有一定关系。在受潜在灾害威胁的地区，如果灾前预防措施得当，往往能够大幅度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地震频发的日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这个东亚岛国地震灾害不断，但完备的全社会防灾体系最大限度地减少了人民的生命、财产损失，把地震灾害对社会经济秩序的影响降低到了最低。

作为县级政府，由于不同地区受到的特大自然灾害威胁程度各不相同，而同一类型的自然灾害在固定地区频繁发生的现象也不多见，像日本那样针对某一种频发的自然灾害建立起一套独立完善的防灾体系，存在着成本——效率的问题。笔者认为，县级政府应该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特大自然灾害进行风险预防。

首先，制定特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为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县级政府必须具有前瞻性的眼光，制定系统的特大自然灾害应急预案。应急预案应针对特大自然灾害的性质、特点和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具体规定预警与预防机制、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内容。

其次，配备专业应急救援队伍和应急救援装备。应急救援是安全稳定工作的最后关口，是与灾害斗争的最后防线。2009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加强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的意见》（[2009]59号），提出要以公安消防部队为主体，建设政府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这无疑为加快基层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专业应急救援队伍的建设能够对应急救援装备、应急救援指挥系统等现有的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部门应急联动，是灾害发生后投入救援的“前锋”，提高了救援的专业性和及时有效性。

再者，合理设立应急避难点。县级政府在对特大自然灾害进行风险预防时，应该有针对性地设立应急避难点，不同的应急避难点对应不同的灾害。结合舟曲经验笔者了解到，舟曲灾害前的应急避难场所很紧缺或几乎没有被明确指出过，这导致许多群众采取跟地震防御措施相同或相近的风险预防措施而丧命。

（二）健全危机预警机制

特大自然灾害危机预警是指已经形成或将要形成特大自然灾害事件时，利用决策判定系统，通过快速传播系统预先发出警告，告诫人们采取必要措施以预防灾害的发生与蔓延。虽然，预警系统的建立可能会增加生产成本，但预警、防卫的开支比毫无防备状态下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要小得多。美国著名行政学家戴维·奥斯本认为，一个有预见性的政府应该采用预防而不是治疗的管理模式，政府不应该被动的接受突发事件带给社会的巨大损失，而是应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预警预防上”。

以同为加勒比海国家的海地和古巴为例，2004年9月，热带飓风“珍妮”席卷海地，由于没有预警系统和疏于防范，造成多人死亡。但同在加勒比海的古巴在热带风暴袭击时却能轻松避险，这其中帮助古巴免于风暴肆虐的主要手段就是预警。尽管古巴的预警系统也很简单，只有国家预报中心、媒体和防灾演习三重保障，这至少说明，面对自然灾害，只要有预警系统，哪怕是最简单、最原始的，也能挽救众多生命，减少经济损失。

在灾害预警监测方面，我国习惯性地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的方式，缺少主动科学的防范策略和灾害监控、预警措施，导致灾害应急始终处于被动局面。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方式下的体制往往不能避免重蹈覆辙。

（三）合理布局城市规划与基础设施建设

1.城市规划。城市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土地利用、空间布局以及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具体安排和管理实施。城市在规划建设阶段就应该避开地震带或者河流河谷等灾害易发地区。

我国正处于城市化高度发展的时期，但城市规划还缺少前瞻性的眼光和现代意识。城市分区不合理、城市配套不齐备、城市功能不完善等，都是现阶段城市规划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为、此，县级政府必须发挥在城市规划中的主导作用，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根据自身所处的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等，用前瞻性的眼光积极调整战略，平衡减灾与发展的需要制定规划，切实履行政府在城市规划中的神圣职责。

2.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实施城市规划、完善城市功能、推动城市发展的关键环节。通信保障能力（保障信息通畅、命令能够上传下达）、交通运输保障能力（保障应急物资和应急人员能够到达灾区）、电和油等能源保障能力（是保障通信系统和交通运输系统运作的基础）以及避难系统保障能力（保障灾区公众免受次生灾害威胁）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核心内容，也是应急救援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部分。

为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县级政府应根据规划和部署，不断完善公路路网结构和交通运输，铁路、航空网络布局，消除路网建设制约因素。加强水利、通讯、地下管网、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紧急避险平台、消防和人防设施、紧急医疗救护设施等，以达到防灾减灾的目的。

（四）完善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

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是城市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它包括灾前监测、预警及预报设施，灾中应急指挥系统、救助设施，灾后援建设施以及安全防护设施等。完备的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能够减少城市风险，为灾害发生后的应急救援提供物质保障。

现阶段，县级政府在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时常常存在应急设施陈旧老化、技术滞后、整体水平不高，应急资源配置不系统、缺乏前瞻性等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应急资源配置往往习惯于以传统的思维定式来简单应对，没有针对当前极端气候变化的新情况和应急管理的新要求作出必要的变化和调整。如2008年我国南方地区雨雪冰冻天气导致部分城市交通濒于瘫痪、供电系统大幅度损坏、供水管网大范围冻裂等，都是由于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不完善所造成的恶劣影响。

鉴于此，为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县级政府必须完善应急设施与资源配置。通过加大应急设施投入，逐渐提高应急设施的整体水平，通过认真分析灾害的形成规律和发展特点，对各类应急资源进行合理配置。

（五）加强应急培训与演练

应急培训与演练是针对灾害发生的种类，通过应急知识的宣传和普及使公众了解基本的应急知识和应急技能的过程。培训可以提高相关应急管理人员的应急业务水平和增进公众的应急知识储备；演练可以促进专业与非专业应急救援队伍之间的合作与沟通，提高部门、机构之间的协调性以及应急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和熟练程度，从而提高整个系统的应急管理能力。

为有效应对特大自然灾害，县级政府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委会、村委会，根据本地区频发灾害种类，有针对性地对公众设置应急培训内容，开展应急演练模拟。另外，县级政府应当强制各级学校把应急知识的宣传与教育纳入教学范围，由教育主管部门进行指导和监督，以培养学生的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以此一线贯之，彻底改善“政府应急能力建设相当重视，全民危机教育几乎被忽视”的问题。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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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 20 余年中,自然灾害在全球范围内造成日益严重的经济与社会影响。以全球气候变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球环境变化使得灾害发生的频率与强度均有所提升。与此同时,人口与财富在高风险区的日益增长和集中,无序的资源开发与不合理的土地利用规划均使得社会 - 生态系统应对自然灾害的脆弱性不断上升。如何有效应对灾害风险的挑战成为了世界各国与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当前学术界达成的共识是,灾害风险特别是巨灾风险无法单纯依靠单一部门、单一主体、单个区域的力量来解决,必须依托不同的主体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与空间尺度上得以防范,而政府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而且,政府在区域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中发挥着多重作用。从灾前阶段的防灾基础设施建设、应急物资储备、灾害监测体系与预警机制、公众教育,灾中阶段的应急处置与救灾,到灾后恢复重建,均存在大量的工作由政府投入财政资金完成。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在灾害风险防范中发挥了十分重要而独特的作用。在过去的十余年中,我国学者集中针对巨灾保险市场失灵与政府介入方式开展了讨论,普遍认为在我国政府应在巨灾风险转移( 特别是巨灾保险) 中发挥主导作用。2006年 6 月,我国政府在《关于保险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表示,中国要建立国家财政支持的巨灾风险保险体系。至此,我国政府开始在国家综合减灾体系中发挥全能型作用: 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财政资金被分配到安全设防、救灾救济、应急管理与风险转移等对应的职能部门,用于自然灾害的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等各个环节以有效减轻自然灾害风险。目前,我国公共财政收入早已突破十万亿元大关,但有限的财政资源应如何在不同的防范措施上进行投入、在众多的部门之间合理分配,仍然缺乏相关的研究与讨论。中央与地方各级财政在防灾救灾领域使用的大量财政资金应如何有效整合、优化,才能更好地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推动我国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事业的有力发展,为社会发展、居民生活提供可靠的风险保障? 这是在综合风险防范资金投入中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

一、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优化问题的导出

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财政投入必须通过政府机构的设置进行运作,并在风险防范的各个环节体现其功能,最终实现灾害风险的减轻。我国学者曾提出了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结构优化模式”与“功能优化模型”.其中,结构体系指安全设防、救灾救济、应急管理与风险转移四个维度,其具体构成是政府针对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机构设置。

其中,安全设防机构在我国主要是指进行防灾能力建设与基础设施建设类的相关职能部门,主要使用由国家发改委与财政部安排的计划类项目经费。

救灾救济在我国主要针对国家减灾委和民政部,主要使用由财政部安排的中央救灾资金以及各级地方政府准备的救灾救济资金。应急管理工作主要由国务院应急办综合协调各部委工作,统一部署安排。风险转移工作主要针对金融系统,包括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使用各类金融工具实现灾害风险的有效转移。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财政投入的结构优化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 有限的财政资源应如何在不同的政府部门之间进行分配,而在各个部门内部又如何在灾害风险防范事业与非防范事业之间分配。

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财政投入的功能体系是指政府在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等灾害风险防范周期的四个环节上分别进行财政投入。功能体系是系统输出的体现,是系统结构决定的结果。功能体系与结构体系之间存在联系,但差异较大。例如,备灾环节就分别涉及安全设防与风险转移(风险转移的灾前安排) ; 应急环节主要对应应急管理; 恢复与重建环节至少同时涉及救灾救济和风险转移( 风险转移的资金支付) .一个系统功能的实现需要一到多个系统模块共同执行,因此在上述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环节与功能中,通常都涉及到一个或若干个政府职能部门。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财政投入的功能优化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是: 在备灾、应急、恢复与重建等各项功能( 或各个阶段)上,政府有限的财政资源应如何投入方能最大化地减轻灾害风险?

二、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优化的重点

( 一) 必须准确评估灾害风险度

从国际先进经验可以看出,开展客观的定量风险评估是优化政府在综合灾害风险防范体系中的资金投入的先决条件,定量估算各种投入措施的效益与成本的基础。由优化目标可知,评估的风险应是一级政府所辖区域和给定时间范围内某种或多种自然灾害造成财产损失与人员伤亡的不确定性,风险评估得到的结果应能够以定量形式( 如损失的超越概率曲线) 进行表达。必须构建区域综合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特别是考虑多种自然灾害的“多灾种”风险评估模型,完善区域自然灾害承灾体与脆弱性数据库,使模型具备现状评估与情景模拟( 预估) 的能力。

发展针对防范投资优化的综合灾害风险评估模型首先要重点发展“多灾种”的综合模型,以及对间接经济损失风险的建模。由于政府进行防范投资的规划与预算以区域综合为导向,同时还需要在各种部门与职能之间进行优化,风险评估模型必须是在单灾种基础之上完成的综合风险。而“多灾种”不等于单灾种的简单加和,区域内各自然灾害灾种之间的“群发”与“群聚”等相互关系变得十分重要。这一问题在当前灾害风险评估模型研究中亦是前沿问题。其次,风险评估模型中必须表达灾害事件的间接损失,否则会造成防范投资效益的低估。当前研究者普遍使用投入 - 产出、可计算一般均衡等模型针对灾害事件估计间接经济损失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考虑间接损失的风险评估模型发展仍然缓慢,尚无法满足防范投资优化研究的需求。

( 二) 应该准确估计防范投资的效益与成本

灾害风险防范投资的效益与成本均有着高度的“机会”本质。我国经济学家于光远曾经提出,灾害的经济学是“减负与加正”的经济学。一笔财政资金若用于某类灾害风险防范措施,则放弃了其用于其他部门或事业从而获得收益的机会,是为防范投资的机会成本; 另一方面这笔资金也可挽回或避免一定的损失,是为防范投资的效益。风险防范投资的效益与生态环境服务价值等许多“非使用”或“非市场”价值类似。防范投资的效益与成本均有着高度的“机会”属性,其估计过程依赖于情景假设,即不进行防范投资与进行防范投资的情景对比。

三、政府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难点

在成本方面,政府进行综合灾害风险防范投资时规模较大,防范投资行为对经济结构与运行状态势必造成难以忽略的影响。例如,政府若大规模开展抗震加固工程,其工程需求势必为建筑行业带来大的发展契机; 政府若大力扶持灾害保险,投入相当的财政资金用于保费补贴,则相应也会为保险行业的发展形成影响。若要将上述影响在优化模型中充分考虑,则必须使用一般均衡框架,否则难以准确估计防范投资的机会成本。此时,须依赖投入产出模

型或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然而,当前我国政府在综合灾害风险防范的投资分散于各个部门,对于编制恰当的投入产出表或社会核算矩阵、检验模型参数造成了很大困难。 在效益方面,当前研究中多采用可直接计量的如效益、成本( 如 CATSIM 和 WCRM) 或 GDP 增速与稳定性等指标。事实上,福利经济学讨论社会最优时一般使用社会效用函数,要求防范投资所带来的单位边际社会正效用恰好等于其带来的( 因其他事业投资减少而造成的) 社会边际负效用。由于公众普遍持有风险嫌恶的偏好,在不减少期望损失的情况下降低灾害损失的不确定性也可带来效用的提升,因此,单纯使用现有研究中使用的可直接计量经济指标会导致防范投资社会效益的低估。

然而,如何准确估计社会效用水平的变化本身是一个难题。当前在资源、生态与环境经济学领域有一些显示偏好与陈述偏好的方法值得借鉴。此外,使用由于投资而减少的人员伤亡、心理伤害等更多非单纯经济维度的收益应如何定量度量,则需要进一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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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气象灾害；评估模型；发展趋势

中图分类号： S42 文献标识码： A DOI编号： 10.14025/ki.jlny.2017.02.027

统计显示，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达2000多亿元。由于农业气象灾害是一种自然灾害，我们无法阻止其发生。但是可以通过各种技术手段提前评估预测自然灾害的等级及规律，来降低气象灾害对农业经济的损失。

1 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研究现状

农业气象灾害评估通常是以农业气象灾害评价指标体系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评价模型，利用定量分析的方法，综合评估气象灾害所带来的损失。近些年来，随着对气象研究的深入，评估模型的评估结果越来越准确，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精细化程度在不断提高。目前使用较为广泛的评估模型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综合评估模型、作物评估模型和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1.1 综合评估模型

综合评估模型是基于灾害评估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模糊数学方法、BP神经网络等方法，建立农业气象灾害综合评估模型，对农业气象灾害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分析。在建立农业气象灾害评估指标体系过程中，通常考虑到气象灾害的等级划分、气象灾害对农作物的影响程度、地区的抗灾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

在实际研究中，许多学者在对农业自然灾害的评估过程中使用了综合评估模型。例如马晓群等通过对灾害损失率分析，得出灾害损失率的影响因素包括灾害强度、作物敏感度、气候脆弱性等。除此之外，还考虑了不同气象灾害对作物影响程度。以上述因素为基础，建立综合评估模型，并用淮北地区的十个代表站的农作物数据对模型的效果进行检验，结果表明误差率较小，模型具有实用性。王雨等以黑龙江省的水稻为例，建立综合评估模型，将水稻气象灾害损失量从产量中分离，得到黑龙江省水稻气象灾害的损失评估。

1.2 作物评估模型

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人们对农作物受灾机理的认识也在不断加深。在对农业气象灾害进行评估时，使用作物的生长模型具有一定的优势，主要包括能够很好地反映出作物生长发育过程以及产量与温度、湿度的关系，最终能够对气候进行有效的应变管理。

作物评估模型应用最为广泛的主要有以下几类：荷兰的系列模型、美国的DSSAT模型、澳大利亚的APSM模型和中国的CCSODS模型。不同的模型具有不用的特点和使用范围。在对模型的选取过程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和特点选择适合的模型或改进模型进行作物评估。

1.3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指的是对未来气象灾害发生的概率以及危害程度进行评估。一般来说，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是一项综合分析工作，主要的评估内容有灾害的危害程度、灾害的风险等级、灾害的预测、对灾害的应对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管理指的是对灾害进行有效的识别、评估和评价，最大程度地降低灾害带来的风险，实现安全保障。

我国对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分析起步较晚，前期主要以风险分析技术为核心，包括对概念、方法、模型的探讨。之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风险分析、风险跟踪、灾后评级及应变对策等技术体系。

2 农业气象灾害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综合模型评估具有局限性。综合模型评估是建立在统计分析基础上的经验性模型，在统计分析过程中往往存在样本不足或不具代表性等问题。除此之外，该模型评估适用性较差，只适用于特定的环境和区域，而对不同环境不同区域的评估不够准确；二是作物机理模型应用有待加强。虽然利用作物机理模型进行农业气象灾害评估具有相对的优势，但是由于其复杂性，目前评估方法还有待发展，未来还需更进一步地研究生理生态过程，同时加强对模型的应用研究；三是灾害风险评价理论和方法有待完善。目前我国对灾害风险的评价大多是基于已有的气象资料和农作物资料计算风险性，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考虑模型中的不确定性对实际的影响，因此模型结果会存在一定的误差；四是要加强对风险形成机理的研究和社属性风险评价的研究。

3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发展趋势

一是农作物模型的实际运用将会大大加强。农作物评估模型具有相对简单的架构和较为精确的评估准确性，未来的发展方向将从专业层面研究向基层实际应用研究转变，与此同时，农作物模型与数学模型和专家模型相结合，有望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农业气象灾害专家评估系统，在可视化和专业化方面也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二是农业气象灾害评估技术更加多元化。现阶段的气象灾害评估重点关注直接经济损失，未来的评估系统将纳入社会经济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方面的内容。此外，卫星遥感、GPS技术、3S技术和网络技术将更多的参与到气象灾害的预报和评估系统中，为农业经济发展提供助力。

4 结语

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系统起步较晚，现阶段应用还不是很完善。面对未来复杂多变的经济社会形势，亟需发展和完善，并不断地投入到实际应用中，切实做好农业气象灾害服务，有利于推动我国农业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阳军.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J]. 自然科学：文摘版，2016（01）：238.

[2] 郭丽丽.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研究进展与展望[J]. 农业科技与信息，2016（11）：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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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雷击；风险评估；开展

一、雷击风险评估现状

目前我国雷击风险评估发展虽然有一定的起色，但是，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雷击风险评估的现状也不是很良好，有待于我们共同的提高。笔者以山西省临汾市为例，对该地区雷击风险评估的现状进行了系统的总结。

（一）雷击风险评估的管理不科学、不到位。就目前山西省临汾市雷击风险评估的管理，存在着一系列管理上的缺陷。部分对雷击风险评估的管理单位缺乏相关资质，使得评估过程中，参与评估的主体随意性比较大，缺乏科学合理的工作机制，同时评估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也难以得到保证，也就保证不了评估结果的科学合理。

（二）雷击风险评估过程中，评估方式、标准不统一。由于缺乏科学合理的同意的评估系统，临汾市作为一个市区，有自己的聘雇方式，但是对于各个县市区，由于各地地形不同，雷击灾害发生的具体情况也各有特点，这样对于雷击风险评估由不同方式而得出的结果不同，所以，在民众的心中，难以对这标准不统一的雷击风险评估的结果表示赞同，从而也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三）雷击风险评估所需要的资料来源不足。对于雷击风险评估，在临汾市，所需要的资料来源大部分是来源于电力部门，由于没有第一手的资料，所以得到的评估数据也难以用科学来评判，资料的可信度难以保证。

（四）雷击风险评估报告缺乏严肃性、权威性。在雷击风险评估过程中，对于评估报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格式、内容、行文方式等等比较的杂乱。这种情况在临汾市尤为明显，评估报告杂乱无章的形式，使得雷击风险评估在人们的心中没有一种严肃性，同时也就失去了权威性，不利于雷击风险评估工作的进行。

二、顺利开展雷击风险评估的措施

针对目前临汾市风险评估的现状，如何进行雷击风险评估，如何顺利的在现有的条件下进行雷击风险评估，这是一项摆在我们面前的比较严肃的任务。在开展雷击风险评估中，笔者认为应该有指导思想、步骤措施、有目的的进行开展。、

（一）加强宣传力度，提高人们对于雷击风险评估的科学认识。首先大力宣传关于雷电灾害方面的法律知识，使人们从思想上重视雷电造成的危害。其次，对于各种防雷的工具，提供人们对于防雷的关注度，提高人们对于雷击风险评估的关注度。最后一点，加强政府部门的职能，帮助雷击风险评估这一行业形成一个科学稳健的体系，以确保雷击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准确性。

（二）积极培养雷击风险评估方面的专业人才。人才对于社会的发展是极其重要的，在雷击风险评估的工作中，专业的人才对于该工作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不仅能够保证雷击评估工作的科学执行，保证该工作的严肃性，还能够保证雷击评估工作结果的准确性，保证其权威性。因此，在人才培养方面，制定相应的人才激励机制，保证雷击风险评估有专业人才进行。

（三）加快雷击风险评估过程中硬件设施投入，以便搜集更多直接资料。在雷击风险评估的过程中，我们也应该加大对其硬件设施的投入，计算机、土壤机组测试仪等等这些先进的科技手段的投入，对于雷击风险评估工作有着直接的影响。

（四）规范雷击风险评估工作。在雷击风险评估过程中，临汾市政府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对雷击风险评估工作进行有效的规范，加大人才、科技手段、资金等方面的支持，避免雷击风险工作中出现评估单位缺乏资质、没有专业评估人才等现象的出现，保证雷击风险评估工作的科学性、严肃性。

三、雷击风险评估的重要意义

雷击风险评估在我国的社会生活中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我们的生产生活，以及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都有积极的影响。

（一）雷击风险评估工作能够提供雷击出现的可续数据，保证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雷击风险评估工作通过对各种雷电现象出现的规律，搜集相关资料，并对各种数据进行科学系统的分析，得出相应的科学论断，能够引导人们有效的规避雷击带来的风险，保障了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

（二）雷击风险评估工作能够促进社会的安全稳定。雷击风险评估工作作为一种风险评估，它所具备的的数据都可以引导社会的行为，在这个前提下，引导人们遵循雷电发生的规律活动，避免生命财产的损失，这样，保证了社会的安全稳定。

（三）雷击风险评估工作为我国在气象方面更深的探究做好基础。通过雷击风险评估工作，一个小小体系的全方位的发展与层次的提高，不仅能够锻炼我国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为我们在气象方面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做深入的探究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我国是一个雷电灾害比较贫乏的国家，在这样的条件下，雷击风险评估的作用就显的尤为重要。而开展雷击风险评估工作，是我国应对雷电灾害、做到科学经济防雷的重要举措。本文以山西省临汾市为例，通过对该地区雷击风险评估的现状，应对的举措以及雷击风险评估的重要意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希冀在我国今后的雷击风险评估工作中有所用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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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应急物流 风险 风险评估

应急物流是指以提供突发性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等突发性事件所需应急物资为目的，以追求时间效益最大化和灾害损失最小化为目标的特种物流活动。在突发性很强的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必须需要大量的应急物流活动，解决和处理突发事件及其带来的损害，以免灾害变成灾难。

自2003年“非典”爆发以来，我国开始重视应急物流体系建设，逐步提高国家应对突发性事件的能力，对应急管理的研究也进入了实证分析的阶段。经过多年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检验，目前，我国的应急物流体系在组织协调、供应链结构优化等方面取得了进展，有效的缩短了应急响应时问，降低了社会成本。以往这些应急物流虽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采用风险分析研究少见，本文从风险的视角研究应急物流的风险评估体系。

一、应急物流风险评估体系构建

应急物流风险是指应急物流运作过程中在规定的费用、进度和技术等约束条件下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离, 包括所有风险事件及其相互关系, 是风险性事件发生的概率及其后果的函数。

应急风险评估体系由应急物流风险识别、应急物流风险估算和应急物流风险对策组成。其中，应急物流风险识别主要阐述事件发生环境、原因及事件特征，是判断风险和风险对策的前提；应急物流风险估算主要是根据根据风险识别中的内容，通过估算模型，定量或定性估算事件发生的强度、后期发生概率及事件损失等后果，是风险评估体系的核心与重点；应急物流风险对策主要是回答如何通过应急物流使物资安全、快捷、有效达到指定区域，以及为决策者提供权衡风险的大小，做出物流方案，是降低应急物流风险的科学依据。

二、应急物流风险识别体系构建

风险识别体系构建是应急物流风险评估体系构建的第一阶段，主要由事件种类、事件原因和事件特征三部分构成。

1.事件种类

对突发事件的分类，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从各自的研究角度对其给出了不同的划分方法。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应急物流按照突发性事件所发生的领域，可以分为三类：突发自然灾害、突发疫情和突发社会危害。

(1)突发自然灾害，主要包括火山、地震，海啸、泥石流等自然灾害，如汶川大地震、2008年雪凝自然灾害，印尼海啸等。

(2)突发疫情。突发疫情可分为人群疫情和动物疫情，人群疫情主要是由细菌、病毒等对人类健康造成危害所引发，如2003年的SARS病毒、2009年的甲型HINI流感等；动物疫情主要是病害对动物造成危害所引发，如2001年英国爆发的口蹄疫、2004年我国爆发的禽流感等。

(3)突发社会危害。突发社会危害包括突发事故灾难和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其中，突发事故灾难包括重大交通事故、生产事故、公共设施及设备事故等，如山西煤矿事故、丰田“召回门”事件；突发社会安全事件包括恐怖袭击事件、经济安全事件等，如美国的“9•11”事件、俄罗斯地铁爆炸案等。

2.事件原因

尽管突发事件总是通过偶然的形式出现，令人难以预料，措手不及，但实践表明在这种偶然性背后，总是潜藏着深刻的必然性，是多种因素促成的。在这些突发事件中，有难以驾驭的自然灾害易于造成突发事件，有市场经济的某些消极因素易于导致突发事件，有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易于诱起突发事件，有群众思想觉悟的差异易于产生突发事件，也许是其中一个因素所造成的，更有可能是多个因素造成的。

3.事件特征

突发事件的形式和种类很多，而且几乎每一次事件的发生，由于环境和原因各异，都有其各自的特殊性。对突发事件给出以下的特征描述：突然性主要考虑事件发生事件；社会性主要考虑影响群众切身利益及影响；经济性主要考虑经济损耗；危害性主要考虑对道路交通等救援渠道的损害。

三、应急物流风险评估体系

1.评估体系建立原则

指标体系构建是应急物流风险评估体系的基础。根据突发事件的特征与原因，在设计应急物流评价指标体系时，一般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系统性与代表性相结合的原则。选取有代表性并能反映应急物流风险本质特征的指标。系统性与代表性的结合使得所选指标能够便于操作，也提高了工作效率，并能基本反映应急物流风险的实际情况。

第二，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的原则。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的科学性是确保评价结果合理的基础。对于指标的涵义、内容等也必须科学明确，删除意义较小的指标，确保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的科学性。另外，也要考虑到该指标体系在现实条件下的可操作性。设置的指标应当简洁实用、意义明确，为研究应急物流的风险及其抗风险能力提供依据。

第三，独立性与可比性相结合的原则。在选取应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时，要尽量选择那些具有独立性的指标，删除具有明显相关性的指标。选取的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应该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范围上具有可比性，指标的范围以及同一指标上的定义区间、数量化标准等应该保持一致，这样能够为决策者提供比较准确的信息资料，充分发挥指标体系的作用。

第四，动态性与静态性相结合的原则。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的构建需要充分考虑到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的结合。在建立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时，应该根据具体的实际情况，结合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对系统的变化过程进行评价，并依据所得的系统风险水平制定相应的应对措施。

第五，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中的定量指标是用来反映应急物流风险的量的属性，可以用具体的数值表达。通过对相关的资料和数据进行收集和分析，能够充分利用定量指标的信息，反映出应急物流风险指标体系实质的目的。

2.应急物流评估指标体系

应急物流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具有明显的层次结构，以特定事件应急物流等级作为目标层，等级高低表示应急物流风险的发小；准则层主要是稳定性、技术性及协调性的总体反映，因此三个指标也成为准则层的批判依据；指标层则根据实际需要，划分不同等级的指标层。以风险识别系统为基础，以应急物流风险评估体系建立原则，本文建立了应急物流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应急物流风险评估目标

准则层：稳定性、技术性和协调性。其中稳定性主要是考虑突发事件地区具体环境反映；技术性主要是考虑物流技术和设施的具体反映；协调性主要考虑的应急物流的计划、组织、协调和控制。

指标层：稳定性准则层指标包括政治法律、经济水平、自然条件和社会因素等四个指标；技术性准则层指标包括应急物流仓储、应急物流运输、应急物流配送、应急物流信息、应急物流技术熟练度、应急物流技术创新程度；协调性准则层指标包括人力资源、组织情况、协作沟通、决策水平。这些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直接或间接反映准则层，其指标来源于统计数据、设施比较及专家评分。

3.风险等级

本文采用5等级划分：高风险、较高风险、中等风险、较低风险和低风险，可以用最大隶属法确定风险等级。风险等级越高说明应急物流运作过程中在规定的费用、进度和技术等约束条件下的实际结果与预期结果的偏离越大，应急物流效果越不理想。

四、应急物流风险对策

应急物流风险对策是根据风险评估体系估算的结果，做出降低风险的决策，其主要包括应急物流技术完善措施、应急物流政策保障机制、应急物流资源优化措施等。其中，应急物流技术完善措施主要包括仓储、运输、配送等技术设施筹备、设计和完善；应急物流政策保障机制主要从政府角度出发制定相关规章制度保证应急物流的有效进行；应急物流资源优化措施主要考虑应急物流中的物资的配置情况安排。

参考文献：

[1] 王丰，姜玉宏，王进. 应急物流[M].中国物资出版社.20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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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业气象 灾害 影响评估 发展趋势

一、国内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现状

农业气象灾害对农业造成的破坏和影响主要是依据农业气象灾害指标体系对其进行评价的，我国的学者通过多种控制条件、实验和对气象灾害数据的统计分析，逐渐形成了以农业为主的气象灾害指标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各种农业气象灾害评价的数学模型，使我国的气象灾害逐渐由定性评价向定量评级进行转变。其中，主要的研究对象包含洪涝、干旱、台风、暴雨、寒潮等农业气象灾害。目前，我国国内外对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内容主要有灾害风险区划及管理、人类社会经济损失和作物产量损失等，评估的模型主要有灾害风险评估、作物模型评估和综合模型评估。

1.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

灾害风险分析最早起源于国外，分析领域主要集中在重大自然灾害和经济领域，而对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分析相对较少，起步较晚，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分析，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现在主要是通过灾害影响评估的风险化、数量化技术和方法，构建风险评估的技术体系，主要内容包含了气象灾害的风险分析，后期的跟踪与评价，灾后的评估以及应对的措施等等。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是一项综合性的、多因子的评估分析工作，主要涉及对气象灾害的危害性、危险程度，对灾害的预测、承载体系的承受能力以及降低灾害措施的分析等方面。

2.农业作物模型评估

目前，在国际上的农业作物模型评估类型比较多，例如澳大利亚的APSIM模型、美国的DSSAT模型、荷兰de W it学派的系列模型等，而我国目前采用的主要是CCSODS模型。该模型主要面向国内的农田管理者以及农业管理者，具有通用性和机理性的特点，经实践证明，在气象灾害评估方面具有较强的实用性，能够提供作物的优化栽培体系。

3.综合模型评估

综合模型评估所要考虑的因素主要有灾害的覆盖面积、灾害的强度、农作物对灾害的敏感度、农作物的防御能力以及当地在某一时间段所拥有的生产力水平等，在此基础上构建气象灾害评估的指标体系，然后通过模糊数学方法、回归分析法、层次分析法，以及灰色聚类分析和BP神经网络等方法的选择与利用，建立农业气象灾害的综合评估模型，以此实现对农业气象灾害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目前，我国的很多专家和学者都根据当地气象灾害和农业发展的实际，对综合评估模型进行创新和发展，确定了科学的评估手段和方法。在该模型中，农业气象灾害定量评估主要依据对农作物受灾后产量的损失评估，农业部门主要是计算受灾面积、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对粮食的损失。

二、国内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发展趋势

1.农业气象灾害评估中将加强作物模型的应用

农业作物模型主要是对农作物的生理过程和土壤、气象等一系列影响因素进行数值模拟，把农作物的成长过程进行模拟再现，对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做定量的描述，这对于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基于作物模型的特殊作用，在我国的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系统中将会得到广泛应用。从作物模型的发展来看，将依据简单、精准、大众化为基本准则，研究方向将有专业的上层研究转向基层的广大生产用户。农业评估模型也将结合数学模型融合专家知识模型，最终建立成综合系统的评估专家系统，实现作物模拟的专业化和可视化。

2.农业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将得到进一步完善

随着经济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许多新的理论和方法都将被引入到农业气象灾害的风险评估体系中，并将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首先，通过农业灾害相关机理的研究，对于承灾体的易损伤性、致灾因子的不稳定性以及区域防灾能力的脆弱性将得到深入分析和研究。其次，因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孕育出不同类型的气象灾害，而在风险评估过程中不同的风险因素的影响效果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同的风险模型评估和风险指标体系的看法也是千差万别，这就导致风险评估结果的不统一，所以，通过不断构设标准统一的风险评估体系，在未来的风险评估指标和风险评估模型的标准方面会得到进一步的统一和规范。

3.农业气象风险综合评估技术将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

农业气象灾害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然而在对农业受灾损失进行定量评估时，一般都比较看重给农业带来的经济方面的损失，对于生态环境、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损失关注力度不够。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农业气象灾害评估将朝向多元化方向发展，与之相配套的风险综合评估技术也将出现多元化。对于气象灾害的影响，除了灾害性天气之外，植被地标状况、区域地形结构等也成为气象灾害的影响因素。综合来看，农业气象灾害评估将发展成为地面监测与3S技术相融合的一体化的灾害评估系统，对农业气象灾害进行全面评估。

三、总结

综上所述，通过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的现状分析和对未来发展趋势的研究可以看出，我国要不断加强对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与相关作物模型的分析研究，切实提高农业生态环境的气象保障能力，使作为我国基础性产业的农业能够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为我国这个人口大国提供可靠的保证，这也是我国能够实现独立自主发展的先决条件。只有加强农业气象灾害的评估，才能为农业的长远发展保驾护航。

参考文献：

[1] 常彦军，董津瑞．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现状和发展趋势[J]．黑龙江科技信息，2011，(06).

[2] 余卫东，张弘，刘伟昌．我国农业气象灾害评估研究现状和发展方向[J]．气象与环境科学，2009，(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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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D数理论；洪涝灾害；风险评估；危险性

1、引言

洪涝灾害脆弱性是指一定社会背景下，某孕灾环境内特定承灾体易受到致灾洪水的破坏或损失的特性。危险性评估是对风险区遭受不同强度洪水的破坏的特性进行定量评估分析。目前，对于洪灾危险性评估的研究很多，万君等[1]应用GIS技术，通过研究洪灾危险性和社会经济脆弱性，对湖北省洪灾风险进行了评估；马国斌等[2]借助自然灾害风险理论，用归一化和层次分析法，对全国进行了短时洪灾危险性评估；潘安定等[3]对广州市洪水灾害危险性进行了数字化分析，得到了各指标对洪灾影响程度的栅格图层。但评估中不确定信息的表示问题一直未得到很好的解决。基于此，本文结合D数理论，给出了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过程的具体步骤。

2、D数理论

D数理论[4]是邓勇在证据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不确定性推理理论，。

定x1[4]设Ω是一个识别框架，对于映射D：Ω[0，1]，满足

，

则把映射D叫做D数，其中 是空集，A∈2Ω。

定义2[4] 设有两个D数D1和D2，则 ，即：

D（b）=v （1）

其中 ，

其中 ， 。

定义3[4] D数融合法则： （2）

其中ωj为Dj的权重， 为 从小到大排序所对应的下标j.

定义4[4] D数的集成： （3）

3、基于D数理论的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过程

Step：1：建立风险评估指标体系

本文结合湖南省的实际情况，建立了如下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指标体系（见表1）。Step2：指标体系的D数表示

首先我们需要确定一个评价等级，本文结合Khan[5]和Pun[6]的方法，将评价标准分为5个等级，分别为-2、-1、0、1、2，分别表示“高的负面影响”、“低的负面影响”、“无影响”、“低的正面影响”、“高的正面影响”。在此基础上将各评价指标用D数表示[7]。

Step3：D数融合

根据公式（1）-（2）将评级对象融合为一个D数。这里我们设定所有指标的权重均为1。

Step4：计算洪涝灾害的风险并排序

根据公式（3），计算出各地的I（D）并排序， I（D）越大，代表其洪灾危险性越大。

3、实例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计算每个城市的洪灾脆弱性风险，并排序。

Step1：根据表1设定的评价标准。请十位专家对湖南省14个地州市的各指标进行评价，并将结果用D数表示（见表3）。

Step2：根据公式（2）-（3）对每个城市的D数进行融合，再通过公式（1）计算出每个城市的 ，结果见表3。

4、结论

本文在对当前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总结的基础上，针对评估中不确定信息的表示问题，提出了基于D数理论的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方法，建立了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指标体系，并以湖南省14个地州市为例证明了方法的可行性。

参考文献：

[1] 万君， 周月华， 王迎迎.基于 GIS 的湖北省区域洪涝灾害风险评估方法研究[ J ] .暴雨灾害， 2007

[2] 马国斌， 蒋卫国， 李京，等. 中国短时洪涝灾害危险性评估与验证[J]. 地理研究， 2012， 31（1）：34-44.

[3] 潘安定， 刘会平， 陈碧珊，等. 广州市洪水灾害危险性评价初步研究[J]. 自然灾害学报， 2 1 （4）：2328.

[4] Deng Y.D number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J].Journal of Information and Computational Science， 2012，9（9）： 2421-2428.

[5] Khan M H， Fitzcharles K，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eld handbook for ruralroad improvement projects[M]， CARE International Bangladesh， Dhaka， 1998.

[6] Pun K F， Hui I K， Lewis W G， et al. A multiple-criteria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the plastic injection molding process： a methodology[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03， 11（1）：41-49.

[7] Deng X， Hu Y， Deng Y， et al.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based on D numbers[J]. Expert Systems with Applications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14， 41（2）：635-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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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3969/j.issn.1004-7484（s）.2014.01.607文章编号：1004-7484（2014）-01-0502-02

攸县地处湘东南部，罗霄山脉中段西麓武功山西南端，东与江西省萍乡市、莲花县交界，北与醴陵市相连，西和株洲县、衡东县接壤，南与茶陵县、安仁县毗邻，是长株潭城市群的次中心城市区域。全县总人口78.5万人，常住人口69.3万人，土地总面积2664.7平方公里。县内矿产资源丰富，已探明的矿产资源有金属、非金属和水气矿产，其中优势矿产煤炭资源面积173.6km2，探明煤炭总储量4.2亿吨，可采储量2.5亿吨，铁资源储量6266万吨，玄武岩和水气矿产（矿泉水和温泉）资源丰富。

根据中国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规定，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依据卫生部《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办法》本文所称的风险评估是指通过风险识别、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风险、自然灾害和事故灾难风险以及大型活动等社会安全事件的公共卫生风险进行评估，并提出风险管理建议的过程。涉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按照《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管理规定（试行）》相关规定执行。而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因素分析，则是对已经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的短期、中期和长期潜在性因素进行前瞻性和可行性的分析探讨。

1概述

突发公共事件主要分为四类：公共卫生事件、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和社会安全事件。按照突发公共事件的性质、严重程度、可控性和影响范围等因素分成Ⅰ、Ⅱ、Ⅲ和Ⅳ4级，分别为：特别重大、重大、较大和一般。

根据既往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情况及传染病流行特点分析，攸县境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传染病事件为主，其次为食物中毒事件，再次为职业中毒和环境因素事件，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

我县卫生应急体系自03年“非典”之后，历经将近十年的发展，已取得长足进步，但防患于未然的能力仍有待加强。开展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评估，及早发现突发事件公共卫生风险苗头，防范事件发生，减轻事件危害是当前卫生应急工作的重中之重，不容忽视。

2现状分析以及识别出的潜在风险

2.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2.1.1重大传染病疫情根据往年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系统的监测资料，结合传染病流行特点分析，攸县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以传染病事件为主，如2012年5月份郴州市安仁县报告2例霍乱疫情，随后攸县渌田镇报告一例聚餐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暴发疫情，我县突发公共卫生应急队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确定为一例疑似霍乱疫情，并得到及时处理。而且以乙类和丙类传染病为多见，流感、手足口病、肝炎、肺结核、梅毒、HIV为我县目前重点防控传染病，防控形势严峻。其次为食物中毒事件、职业中毒和环境因素事件。因为传染病疫情及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有一定的季节性和规律性，夏秋季食物中毒以及霍乱、细菌性痢疾和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疫情将有一定限度的增加，主要风险场所为托幼机关和学校，重点人群为儿童和中小学生。手足口和流行性腮腺炎疫情将减少；秋冬季节，气温低病原体更易在空气存活，人员活动空间相对小，空气不流通加之聚集时间相对长，则流感等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必将有所上升。预计在年终春运期间，随着大量外出务工人流，寒假学生流，探亲流交叉聚集，将有巨大风险的可能。主要风险场所为交通运输工具及其场所，其他公共娱乐场所和家族年饭聚集家庭，普遍为易感人群，重点人群为体质较弱的老人、儿童和中小学生，以及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患者。同时，要防范有不明原因疾病、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散发病例的出现。要防范容易让人忽视的寄生虫病死灰复燃或者输入性的寄生虫病的传播。

2.1.2群体不明原因疾病攸县境内最近很少有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的报告和报道，但我们一定要进一步完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监测体系，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媒体监测系统，及早发现、核实并报告真实情况。以便及时启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早处理，切断传播途径，防止扩散蔓延。

2.1.3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食物中毒事件可分为细菌性食物中毒、真菌性食物中毒、化学性食物中毒。如2011年1月份我县丫江桥乡一农户生日宴中亲戚聚餐暴发集体性食物中毒，经我县疾控机构进行流行病调查和实验室检测，确认原因为户主误把桐油当茶油用作宴用食用油导致集体性食物中毒。又如2012年3月份，我县皇图岭镇电话报告了一起氯气意外泄露导致多人急性氯气中毒事件。经现场调查发现，事件缘由该镇一废品收购店店主要因安全意识淡薄、废品处置不规范，将收购的氯气罐内的残余氯气私自放出，并离店回家，导致瓶内残余的氯气连续小量泄漏，致使附近居民出现急性氯气中毒。经判定为一起氯气意外泄漏的环境污染事件，为一般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县政府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处理机制，立即调集了消防中队、县卫生局、县环保局及当地派出所等人员赶到现场并成功处置。细菌性食物中毒有一定的季节性和规律性。夏季，气温高，湿度高都非常有利于大部分微生物繁殖，特别是外环境（包括餐饮具和生熟食物）的致病菌或者条件致病菌大量滋生，而人体因饮水过多稀释了胃酸减弱了对细菌的杀灭作用，从而将大大减弱人体第一道和第二道生理屏障功能。细菌性食物中毒会有一定限度的增加。化学性食物中毒跟目前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有一定关联，主要是靠食品安全职能部门严格管理监督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可以说管理得好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可能就小，反之亦然。目前的形式不容乐观，预期管理体制会日臻完善，突发事件步入下行走廊。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教育知识的普及，真菌性食物中毒的事故越来越少，一般都不再上山捡摘蘑菇，而改为购买人工种植可食用菌类。

地质资料显示，攸县各类资源丰富。而今随着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以及对能源需求的增大，现正开采矿产资源包括煤炭、铁矿石以及各种石料等的大、中、小型矿山有166座。煤矿开采集中在桃水、黄丰桥、兰村三个矿区，现有煤矿企业103个，矿山从业人数约14375人，矿山设计生产能力708万吨/年，2007年实际生产能力438.7万吨/年。目前总生产能力达621万吨/年，省委、省政府下达给攸县2011年10月至2012年9月的调煤保电任务是182万吨。当前矿产安全隐患大量存在，安全严峻形势可想而知，水害控防形势可想而知。许多矿产工人在长期在井下作业，职业环境达不到职业卫生标准，个人防护措施不落实，很容易患上了职业病—矽肺。截止6月，我县共收治矽肺病人58人次。我县职业病风险区域是中小煤矿和水泥厂，并且大多中小煤矿和水泥厂从业人员无法律规定相应的劳动工伤保障、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故风险人群为中小煤矿和水泥厂工人。

2.2自然灾害事件自然灾害主要有水旱灾害、气象灾害、地震灾害、地质灾害、生物灾害和森林火灾等，如大家刻骨铭心的2008年雨雪冰冻灾害，导致交通阻断，电力电信设施大量损毁而中断，给我县生产生活带来巨大影响和损失。还要防范极端天气导致次生灾害，如洪涝灾害以及雷电灾害。注意关注各级气象部门的天气预报。

2.3事故灾难事件目前，攸县在册登记的机动车总量为7万多台，其中汽车2万多台，摩托车4万多台，低速车2312台，挂车10台。还有106国道和S315省道的大量过境车辆。交通事故风险不容低估。2011年5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正式实施，醉酒驾驶作为危险驾驶罪被追究驾驶人刑事责任。交通事故率大幅下降。2012年4月份以来，攸县开展了专项整治摩托车交通违法行为，考取驾驶证2.5万人，佩戴安全头盔率达到了80%以上，让广大摩托车驾乘人员受益。县交警大队7月13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到目前，该县涉摩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受伤人数较去年同期分别减少152起、18人和35人，同比下降23.1%、42.8%、27.8%。因而按此形势交通事故风险保有量较高，但将呈下降趋势。事故灾难发生率有所下降，但因为我县特殊条件，煤矿事故、交通事故等引发的重、特大突发事件隐患依然存在。

2.4大型活动及社会安全事件对于大型活动，由于组织管理部门的科学领导、统一指挥和合理安排，2011年10月份攸县香干文化节闭幕式暨“洞天福地，魅力攸县”大型文艺晚会在攸县县城文化广场炫动上演并顺利成功举办。随着综合实力的提高和人民精神文华需求上升，我县举办大型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根据实际情况和组织管理部门的需求可以提前组织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其进行专题风险评估。

3风险管理及建议和探讨

我县县委、县政府和卫生局历来高度重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管理工作，在全县卫生工作会议和卫生系统工作会议上多次强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性，由各个县直医疗机构和乡镇中心卫生院组成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动队，成立了系统、完整、有效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组织机构。近年来，县卫生局多次组织开展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模拟演练，并组织了相关知识培训。不断提高我县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机动队应对公共卫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医疗救援能力。结合我县实情，根据以上潜在的风险，在突发事件应急工作上，我县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时刻牢记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的原则，现建议如下：

一是加强法制机制建设，广泛宣传培训和强化健康教育、普及卫生法律法规知识、逐步提高普通群众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认识和能力。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单靠卫生医疗部门宣传教育，授众面仍有局限。可结合“洁净攸县大行动”和“城乡同治，结对共建”，充分利用各级行政、媒体等社会宣传力量，开展宣传教育和业务骨干培训，以提高全民防患意识，促进应对突发事件上升到社会层面和普通民众个人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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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防灾减灾 体系建设 综合防御 【中图分类号】X4 【文献标识码】A

河北省是我国受自然灾害影响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自然灾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已成为平安河北、富强河北和美丽河北建设的心腹大患。2016年7月28日在视察唐山时指出，“要总结经验，进一步增强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坚持以防为主、防抗救相结合，坚持常态减灾和非常态救灾相统一，努力实现从注重灾后救助向注重灾前预防转变，从应对单一灾种向综合减灾转变，从减少灾害损失向减轻灾害风险转变，全面提升全社会抵御自然灾害的综合防范能力”。河北省要深入贯彻落实新时期防灾减灾指导思想，全面提升河北自然灾害综合防范能力。

河北省防灾减灾存在的主要问题

第一，防灾减灾组织和责任体系不健全。县（市、区）、乡（镇、街道办事处）政府及村（社区）等政府性机构防灾减灾职责和责任不健全和不落实；政府机关部门间的防灾减灾职责分工不科学不合理，同一灾种的防抗救不同环节分不同部门监管，同一源头的不同灾种也分不同部门管理，职权交叉重叠、缺位漏项，推诿扯皮、效率不高；政府防灾减灾公共服务事权不清、责任不明，保障不到位，特别是政府承担无限责任；社会法人主体、家庭和公民的防灾减灾主体责任不明确、不落实；社会组织和志愿者的防灾减灾作用没有充分发挥。

第二，防灾减灾法规标准体系不健全。我国尚需制定一部统筹各类自然灾害防范的防灾减灾基本法，亟需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灾害防御法》；现有的法律法规也需要根据新变化新要求加快修订；部分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内容不具体，缺少实施细则和监督落实机制，致使许多法定职责未能真正依法“落地”；分灾种和分领域的气象灾害防御标准体系尚未建立，与法律法规相配套的防灾减灾技术规程、规范和标准存有大量空白，且强制性和约束力难以保证；基层气象灾害防御应急预案的可操作性不高，宣传演练不够，缺乏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的综合应急演练。

第三，灾害监测预警和信息等科技支撑能力滞后。现有气象灾害监测系统的探测要素、范围、精度、时空分辨率等方面尚不能满足精细预报、精准防范和风险管理的需要。水文、国土、生态、环境、交通、海洋等领域的气象灾害专业观测能力滞后，标准不统一，数据不能实时共享；灾害预报预警的精细化水平和时效性不够；省、市、县三级相互衔接、规范统一的气象灾害预警信息体系尚不健全，全网和精细灾害落区的“绿色通道”均未完全建立；纵向贯通、横向联动的灾害综合应急决策指挥系统尚未建立；公众自救互救能力不强，全社会气象灾害防御意识和能力亟待提高。

第四，灾害风险管理能力薄弱。各地对气象灾害普查、区划和灾害防御规划编制等基础性工作重视程度不够，灾害基本情况不清，风险不明；气象灾害防御工作尚未实现从重抗灾救灾向重防灾的转变，气象灾害风险评估、气候可行性论证和高风险单位气象灾害防御准备认证等有效的气象灾害风险管理制度尚不健全；应急防范和处置能力不足，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的灾害防御管理与应急指挥水平有待提高；风险规避和转移机制缺失，气象指数保险和巨灾保险等气象灾害风险转移服务才刚刚起步，其能力和国际先进水平差距还很大。

践行防灾减灾新理念，构建新型气象灾害综合防御体系

树立“综合防灾、全民防御”理念，健全防灾减灾组织和责任体系。一是健全综合协调、科学高效的政府气象灾害防御领导和监督组织以及责任系统。参照水、旱灾害防御领导体制，政府主导在省、市、县三级政府和重点乡镇建立常态化运行的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和办公室；推进政府气象灾害防御责任向基层延伸，明确行政村、街道和社区居委会防灾减灾具体责任，对高风险隐患点实行安全责任承包制；明确和细化指挥部成员单位的职责分工，建立健全高效信息共享、联防联控、应急联动的综合防范制度。二是依法落实法人、家庭和公民的防灾减灾主体责任，推进全社会防灾和全民防灾。建立气象灾害防御重点单位公告制度，建立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防灾减灾等配套制度，调动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三是健全省、市、县三级气象灾害防御公共服务机构，明确各级公共服务事权和相应的财政保障机制。

树立“标准先行、依法防御”理念，完善防灾减灾法规标准体系。一是加快国家自然灾害综合防御和气象灾害防御立法，据此修订省级气象灾害防御条例。二是制修订政府分灾种气象灾害防御办法和实施细则。三是制修订各级政府气象灾害应急预案和分灾种应急预案，定期组织综合性气象灾害应急演练，提升气象灾害应急处置水平。四是按风险区划建立气象防灾减灾标准体系，重点加强灾害级别、灾害调查、风险评估、防御要求等领域的标准制修订。

树立“精准防范、科学防御”理念，强化防灾减灾科技支撑体系。一是强化致灾气象条件监测预报预警业务系统建设，与地方共建水文、海洋、交通、农业、环境和生态等专业观测系统，建立多部门实时共享的气象大数据中心。二是强化气象灾害风险评估预警业务系统建设，建立分灾种的风险预报预警业务服务系统。三是强化突发事件预警信息综合系统建设，建立预警信息权威、全网及分区域机制，增强农村等薄弱地区预警接收能力。四是强化气象灾害应急指挥系统建设，建成省市县三级互联互通、部门联动的气象灾害防御指挥系统。五是强化气象灾害防御科普宣传系统建设，强化全民防灾避险科学普及。

树立“关口前移、风险防御”理念，发展防灾减灾风险管理体系。一是建立气象灾害调查、风险排查和区划制度，开展分灾种气象灾害风险普查，建成精细到乡镇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二是建立气象灾害防御标准和规划制修订制度，建立标准体系建设规划，明确执行清单和制修订清单。三是建立经济社会发展规划、重大项目气象灾害风险评估和气候可行性论证制度。四是建立重点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气象灾害防御准备认证制度，由政府主导开展认证工作。五是建立气象灾害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纳入政府补贴保险和再保险机制发展巨灾保险服务。六是建立防御标准、措施落实检查督查制度，由指挥部成员单位联合开展落实情况检查，实施防灾减灾绩效管理考核，考核结果列入政府实绩、干部评优的参考依据。

加快实施“十三五”防灾减灾工程项目建设，提升气象灾害防御基础设施水平和科技支撑能力

实施“气象灾害监测预警工程”。构建全时空、立体化气象综合监测网络，提高中小尺度突发灾害监测能力；提高分灾种短时临近精细化预报预警业务能力，提高灾害预警的精准度；发展灾害调查、普查、区划和风险评估、预报业务能力，提高气象灾害风险管理能力；更新灾害应急、联动和指挥系统，提升应急处置防范能力；开展气象灾害防御示范工程建设，完善防灾组织、责任体系和法规标准预案机制，提高依法防灾管理能力。

实施“精细化气象预报服务工程”。建成气象大数据资源池，推进气象大数据云平台的社会化共享应用；完善精细化数值天气预报和灾害性天气监测预警系统，建立延伸期、月、季、年的无缝隙客观气候预报业务；建立城乡精细化公众气象服务制作系统，重点建设省市县集约的公众气象云服务平台，发展智慧气象服务支撑智慧城市建设；建设气象科普业务系统、资源共享传播系统和气象科普场馆，打造气象宣传科普资源品牌和基层气象科普示范工程。

实施“云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建设人影作业条件监测系统，提升对人影作业气象条件的监测识别能力；完善省市人影作业指挥系统，提高人影作业指挥协调能力；加快国家飞机增雨和科学试验石家庄基地和冀东、冀西北飞机人工增雨保障基地建设，在太行山与燕山山区、粮食主产区、黑龙港流域、冀北生态保护区新增山地催化烟炉和火箭发射系统，加强人影作业科技支撑能力建设，提升飞机、火箭、高炮和地面碘化银发生器联合立体作业能力，力争实现年增水50亿立方米目标。

实施“生态环境气象保障工程”。建成覆盖全省区域的环境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实现空气污染物扩散气象条件的连续实时监测；升级改造环境气象预报、预警业务服务系统，发展分县空气质量客观预报能力，建立应急减排效果检验评估业务系统，提高科学精准治霾气象保障能力。建立卫星遥感为主的生态监测评估系统，发展气候变化影响评估、气候可行性论证和气候资源监测、评估等业务服务，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气象保障能力。

实施“绿色产业发展气象保障工程”。建设农业、海洋、交通、旅游、能源、商贸物流等重点行业和领域的专业气象监测站网及省市农业气象中心、省市海洋气象预警中心和京津冀交通气象中心，完善省、市、县三级农业气象预警系统和服务平台，完善3个市级海洋气象预警中心业务平台和精细化海洋天气预报预警系统，建立跨区域交通气象综合数据库和京津冀交通气象综合服务体系，建设集旅游气象综合信息数据库、服务产品分发于一体的省市级旅游气象服务平台，基本满足河北经济转型发展对气象服务的需求。

实施“气象‘一流台站’建设工程”。升级改造气象业务保障条件较差、基础配套设施不完善的气象台站，迁址建设气象探测环境不符合标准要求和难以长久保护的气象台站，重新建设不符合现代化气象业务需求的省气象台、影视中心、装备保障中心和资料档案馆等综合业务用房。切实改善基层台站环境，力争“十三五”期间实现全省气象台站100%达到“一流台站”标准，为气象现代化建设提供基础保障。

实施“冬奥会和冰雪经济气象保障工程”。建设冰雪气象综合观测系统、多维度精细化预报业务系统、气候条件预测及风险评估分析系统、冬奥会驻场气象台和冬季运动专项气象信息服务系统等气象保障系统，提高精细化天气预报预测能力、气象灾害预警能力、人工增雪作业能力、气象信息与新闻宣传能力，保障2022年北京冬奥会顺利举办。建设冀西北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基地，加密布设火箭人工增雪装备和地面碘化银发生器，建成科学高效的冬奥会赛区人工增雪作业保障系统。

落实党政同责，完善气象灾害防御保障机制

强化党委和政府在防灾减灾工作中的主体责任。充分发挥防灾减灾结果导向和减少人员伤亡的刚性约束作用，将防灾减灾工作成效列入各级党委和政府年度目标考核体系，纳入各地安全生产和生态文明建设重点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评先评优、选拔任用和问责追责的重要依据。

深化和拓展气象防灾减灾专项政府绩效管理工作。继续推动政府实施气象防灾减灾绩效管理，科学制定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狠抓过程管理，完善督查考核机制，编制绩效评估报告，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力度、问责力度与公开力度，持续改进工作。通过气象防灾减灾绩效管理，重点加强组织责任、法规标准、科技支撑、风险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新型气象灾害综合防御体系建设。

健全与气象事权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保障长效机制。落实气象防灾减灾双重计划财务体制，明确地方气象事权和支出责任，促进中央气象事业与地方气象事业的协调发展。完善财政对社会防灾减灾的支持引导机制，扶植灾害防御社会组织发展；开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在防灾减灾基础设施、设备投资等领域，充分利用市场资源，不断扩大全社会对气象灾害防御的资金投入。

（作者为河北省气象局局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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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面沉降；风险指数；风险评估；风险区划

中图分类号 U456.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8)04-0028-07

地面沉降是在自然和人为因素作用下，由于地壳表层土体压缩而导致区域性地面标高降低的 一种缓变性地质灾害，是一种不可补偿的永久性环境和资源损失，是地质环境系统破坏所导 致的恶果［1］。国内外对地面沉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因分析、监测方法、经济损 失评估、时空分布、预测、危害及防治对策等领域［2～7］。有些学者对地面沉降危 险性分级标准进行了探讨［8～9］；部分学者采用模糊数学层次分析法和相应的指标 体系对广州市地面沉降危险性进行了评价［10］；Ki-Dong Kim等运用GIS技术［ 11］评估了废弃地下煤矿的地面沉降危害性；魏风华［12］进行了河北省唐山市地 面沉降危险性区划和地面沉降物质财富风险区划研究。然而，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 尚无成熟先例。地面沉降灾害风险是地面沉降对人类社会及其生存环境所造成危害或不利影 响的可能性及不确定性的描述。为了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进行有效管理，减小损失发生的影 响，必须进行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天津市是我国地面沉降比较严重的区域之一， 地面沉降给天津市造成了多方面的危害，如建筑物下沉变形、开裂乃至破坏；市政给排水管 线的破坏；海水倒灌造成的地下水质破坏；地面标高损失，风暴潮灾害加剧；河流泄洪能力 的丧失；土壤的盐渍化等。研究区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地面沉降严重，并具备比较完整的 监测数据。因此，选择该区域进行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具有较大的理论与实践 意义。

1 研究区概况

天津市位于九河下梢，渤海湾西岸。整个天津和邻近地区处于华北断块盘地的东北部，从构 造分区上看西部为沧东隆起的一部分，东部则包括了黄骅凹陷的一大部分，由古近纪以前的 沉积岩层和古老的结晶基底，组成了本区的地质构造基础，长期以来缓慢下降，沉积了巨厚 的松散沉积物。

研究区包括天津市和平、河东、河西、南开、河北和红桥市内六区，以及东丽、西青、津南 和北辰四区，总面积2 054.01km2(见图1)。2005年底，总人口518.96万人 ，地区生产总值760.30亿元［13］。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由于过量开采地下流体资源，地面沉降已经成为研究区最为严重 的灾害之一，该区域1985-2005年累计地面沉降量最大达2.93m；累计地面沉降量超过1 000mm 的面积达623.88km2，占总面积的

30.37%；1985-2005年平均地面沉降速率为29.99mm 天津市控制地面沉降工作办公室.1986-2006天津市地面沉降年报。。

2 研究方法

2.1 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

自然灾害系指自然变异超过一定的程度，对人类和社会经济造成损失的事件。自然灾害风险 指未来若干年内可能达到的灾害程度及其发生的可能性。自然灾害风险评估（Risk Assessm ent of Natural Disaster）是指通过风险分析的手段或观察外表法，对尚未发生的自然灾 害之致灾因子强度、潜在受灾程度,进行评定和估计，是风险分析技术在自然灾害学中的应 用［14］。

胡蓓蓓等：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划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8年 第4期[HT] 一定区域自然灾害风险是由自然灾害危险性(hazard)、承灾体的易损性(vulnerability)两 个因素相互综合作用而形成的［15］。近年来，一些学者认为防灾减灾能力(emergen cy response & recovery capability)也是制约和影响自然灾害风险的因素［16～17］ 。

自然灾害危险性，是指造成灾害的自然变异的程度，主要是由灾变活动规模(强度)和活动频 次(概率)决定的。一般灾变强度越大，频次越高，灾害所造成的破坏损失越严重，灾害的风 险也越大。承灾体的易损性，是指在给定危险地区存在的所有任何财产由于潜在的危险因素 而造成的伤害或损失程度，其综合反映了自然灾害的损失程度。一般承灾体易损性愈低，灾 害损失愈小，灾害风险也愈小。防灾减灾能力表示受灾区在长期和短期内能够从灾害中恢复 的程度，包括应急管理能力、减灾投入、资源准备等，一般分为工程性防灾减灾措施和非工 程性防灾减灾措施。防灾减灾能力越高，可能遭受潜在损失就越小，灾害风险越小［18 ］。

基于以上认识，自然灾害风险数学计算公式为：

式中：Dr-灾害风险；H-危险性；V-易损性；R-防灾减灾能力。

2.2 GIS空间分析方法

主要运用ArcGIS空间分析中的内插分析、重分类和栅格运算等。内插分析（Interpolate to

Raster）对矢量点数据进行内插产生栅格数据，每个栅格的值根据其周围（搜索范围）的 点的值计算。ArcGIS栅格分析模块中，通过栅格插值运算生成表面主要有三种实现方式：反 距离权重插值（IDW）、样条函数插值（Spline）和克里克插值（Kriging）。重分类（Recl assify）即基于原有数值，对原有数值重新进行分类整理从而得到一组新值并输出；重分类 一般包括新值替代、旧值合并、重新分类和空值设置四种基本类型。栅格运算（Raster Cal culator）指两个以上层面的栅格数据系统以某种函数关系作为复合分析的依据进行逐网格 运算，从而得到新的栅格数据系统的过程。对多个栅格数据进行运算，常用于综合评价 ［19］。国外学者利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地面沉降灾害时空变化进行了科学预测［2 0］，Ki-Dong Kim等［11］利用该方法对废弃地下煤矿的地面沉降危害进行了可靠 评估，本研究将借鉴他们的成功经验首次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进行评估与区划。

2.3 加权综合评价法(WCA)

加权综合评价法综合考虑了各个因子对总体对象的影响程度，是把各个具体的指标的优劣综 合起来，用一个数量化指标加以集中，表示整个评价对象的优劣，因此，这种方法特别适合 于对技术、决策或方案，进行综合分析评价和优选，是目前最为常用的计算方法之一［ 17,18］，计算公式为：

式中：Vj是评价因子的总值；Wi是指标i的权重；Dij是对于因子j的指标i的归一 化值；n是评价指标个数。

3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

3.1 地面沉降灾害系统模式的构建

基于自然灾害系统理论［21］，区域自然灾害系统是由孕灾环境、致灾因 子和承灾 体共同组成的地球表层异变系统，灾情是这个系统中各子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见图2）。

地面沉降孕灾环境主要受区域地貌类型、含水岩系、

水文地质构造条件和地下流体资源等共同影响，这些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能加强或减弱地面沉降致灾因子，直接影响灾情。

地面沉降灾害影响因素非常复杂，总体可以归纳为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自然因素中， 包括 构造活动引起的沉降、软弱土层形成的沉降以及地震活动等引起的沉降；人为因素中，过量 开采地下流体资源以及大规模的工程建设等均可引起地面沉降。许多研究表明，天津地区地 面沉降最主要的致灾因子是过量开采地下流体资源和现代构造沉降［2,22］。

地面沉降灾害承灾体主要包括地面沉降影响地区的建筑物、地面标高、市政给排水管线等生 命线工程和人口等，他们的数量和质量（脆弱性强度）是地面沉降成灾的重要因素。

地面沉降灾害灾情是地面沉降致灾因子、孕灾环境和承灾体相互综合作用的产物，主要包括 建筑物下沉变形、市政给排水管线受损等生命线工程受损，以及由其间接导致的风暴潮灾害 加剧、土壤盐渍化、地下水质破坏和洪涝加剧等。

3.2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从系统论观点出发，根据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的理论，遵循科学性、综合性、主导性、层次 性、动态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地面沉降灾害风险指标体系包括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 力三个因素，在此基础上根据地面沉降灾害的特点确定因子层。

与地震等突发性灾害不同，地面沉降是缓发性并逐年累积的，因此累计地面沉降量是反映地 面沉降危险性的主要指标。此外，有些学者还用地面沉降速率来划分地面沉降危险性［ 9,12］。1986年以来，天津市通过控制浅层地下水开采量、调整开采层位和人工回灌等措 施，地面沉降趋势得以缓解；因此，年代越近的地面沉降速率越能反映地面沉降发展趋势 。为了反映地面沉降未来发展趋势，我们对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 和200 0-2005年的地面沉降速率进行加权求和计算出加权算术平均速率，采用特尔斐法确定其权重 依次为0.1、0.2、0.3和0.4。此外，由于地下水开采是研究区地面沉降最主要的致灾因子， 虽然近年来研究区逐年压减地下水开采量，但是由于生产生活需要，在一定时期内研究区仍 将开采地下水，因此，地下水开采强度也是研究区地面沉降危险性的一个重要指标。

一般认为社会经济条件可以定性反映区域的灾损敏度，即易损性的高低。社会经济发达的地 区，人口、城镇密集，产业活动频繁，承灾体的数量多、密度大、价值高，遭受灾害时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就大。值得注意的是，社会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区域承灾能力相对较强， 相对损失率较低，但区域绝对损失率和损失密度都不会因此而降低。同样等级的灾害，发生 在经济发达、人口密布的地区可能造成的损失往往要比发生在经济落后、人口稀少的地区大 得多。社会经济易损性分析一般以一定行政单元为基础，从而可直接利用各类统计报表与年 鉴［23］。由地面沉降灾害系统模式可知，地面沉降灾害主要承灾体是建筑物、市政 给排水管线等生命线工程、地面标高等，地面沉降对这些承灾体造成的破坏和损失，会直接 或间接影响到区域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因此，本文选取了人口密度、单位面积GD P及建设用地比重三个因子来反映地面沉降灾害易损性。

天津市控沉工作主要围绕监测和压缩地下水开采量展开，因此，每平方公里水准测量公里数 和地下水压采量占开采量的比重是影响防灾减灾能力的两个主要因子；此外，随着一个区域 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区域人口素质、文明程度、居民防灾减灾意识、区域科研水平、经济发 展水平以及政府执政管理能力等都会相对提高，区域总体防灾减灾能力也将随之提高，因此 ，在一定程度上城市化水平也能反映区域防灾减灾能力。

具体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见表1，各因子的权重利用特尔斐法确定。

3.3 指标的量化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价的目标集分为5级，即低级、较低级、中等级、较高级和高级。评价 指标是数学模型中的变量，必须量化。因此，表1中的指标应进行无量纲处理和定量转化。首先根据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的贡献率大小，在Spatial Analyst中选择Reclassify进行重 新分类，将每个指标分为1、2、3、4和5五等，分别对应的风险等级为低级、较低级、中等级、较高级和高级（见表2）。如将累计地面沉降量分为＜300mm、300～600mm、600～900mm、900～1 200mm和＞1 200mm 5个 等级，当某个评价单元累计地面沉降量为＜300mm时，即重新分类 后 的取值为1，该指标对应的地面沉降风险性评价目标是低级；当某个评价单元累计地面沉降 量为＞1 200mm时，即重新分类后的取值为5，该指标对应的地面沉降风险性评价目标是高级 ；其他依此类推。

3.4 数据来源

天津市自1986年开始实施三年一期的控沉措施，并在国家原有高程控制网的基础上逐年增设 水准测量点，现已形成覆盖全市范围的地面沉降水准测量网。截至2006年11月，全市范围 内共有一等水准测量路线1 520.2km，二等水准测量路线4 855km，共有2 003个水准测 量点①。本文选 取19 85－2005年天津市水准测量点监测数据，计算得到每个监测点的累计地面沉降量和地面沉降 速 率，并利用ArcGIS9.1 中Spline插值法进行空间插值，栅格单元大小为200m×200m，地下水 开采强度由1985-2005年地下水开采量计算整理所得；按区统计的人口、经济数据根据《天 津市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整理计算所得［13］；按区统计的建设用地面积来自《天津 市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汇编》②；防灾减灾能力由截至2005年底水准测量数据和1985-2005年地下水 开采量计算整理所得。为保证良好的空间重合性，各评价因子数据图均在滨海新区地形图的 基础上进行数字化，形成统一的坐标系和投影系统。由于GIS空间分析功能采用栅格数据结 构为基础，实现各种代数和逻辑运算［24］，因此本文利用ArcGIS中F eatures to Raster功能将数字化后的矢量数据转化为栅格数据。

4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评估与区 划

对于地面沉降灾害风险的评估应当遵循地面沉降灾害的形成机制，结合GIS技术分别对 形成 地面沉降风险的3个因子――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进行分析。首先利用ArcGIS的 空间分析方法对各个因素的因子进行叠加分析，得到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 灾能力分区图（图3～图5）；在此基础上，采用加权综合评价法(WCA)，通过栅格运算得到 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见图6)。

4.1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

综合考虑了1985-2005年累计地面沉降量、地面沉降速率和地下水开采强度得到 天津市区及 近郊区地面沉降危险性分区图（见图3），由图3可知：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高危 险区和较高危险区主要位于津南区和西青区，低危险区和较低危险区主要位于市内六区和东 丽区， 1985年之前地面沉降严重的市内六区情况逐渐好转，市区地面沉降漏斗逐渐消失，初步分析 其原因主要是1986年至今市区采取了大量压缩地下水开采量等措施，多年来中心市区地下水 开采量维持在较低水平，地下水开采量已经低于可开采量；而津南区和西青区地面沉降危险 性大主要原因是地下水开采以及地热大规模的开发利用。目前，津南区主要沉降漏斗分布 于咸水沽镇、津南经济开发区至葛沽镇一带，基本与图中津南区高危险区分布一致；西青区 主要沉降漏斗分布于杨柳青镇、辛口镇、张家窝镇、南河镇和大寺镇，基本与图中西青区 高危险区分布一致。

综合考虑人口密度、地均GDP和建设用地比重得到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易损性分 布图（见图4），由图4可知：总体来说，市区的易损性比近郊区大，因为市区承灾体的数量 多 、密度大、价值高，一旦地面沉降达到一定程度导致建筑物倒坍、生命线中断等灾难时人员 伤亡和经济损失就大。其中高易损区为市中心的和平区，低易损区为北辰区和西青区。和平 区是天津市经济最发达、人口最密集、商业最繁荣的区，2005年和平区的人口密度达43 845 人/km2，单位面积生产总值59 379.69万元/km2；而北辰区和西青区相对来说人口稀疏 、经济落后 ，西青区是研究区人口最稀疏的区，人口密度为556人/km2，北辰区是研究区建设用地比 重最低的区，其比重为32.87%。

单位面积生产总值综合考虑每平方公里水准测量公里数、地下水压采量占开 采量的比重和城市化水平得到天

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防灾减灾能力分区图（见图5），由图5可知：总体来说市区防灾减灾能 力强于近郊区，这与研究区实际控沉工作相符；此外，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相对来说， 市区人口素质高、防灾减灾意识强、政府管理能力强，并且财政收入高，防灾减灾有充足的 资金保证。

4.2 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

根据自然灾害风险数学计算公式和表1中的指标体系和权重，计算了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 沉降灾害系统的风险度，应用GIS技术，编制了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 （见图6），并对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进行了分析。综合考虑各因子指数编制的地面沉降灾害 风 险分布有以下特点：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河镇和葛沽镇等地遭受地面沉降灾害的风险最 大，应该加强防御；地面沉降灾害风险次高值主要分布在津南区最高值的及西青区的杨 柳青镇、辛口镇、张家窝镇、南河镇，这些区域地面沉降灾害危险性大，防灾减灾能力较弱 ，因此地面沉降灾害风险较大；东丽区东北部和北辰区东北部是研究区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度 最小的区域，这些区域地面沉降危险性较小，人口相对较少、经济相对落后，因此风 险度最小。

5 结 论

综合考虑危险性、易损性和防灾减灾能力，形成了一套基于GIS的从数据采集空间属性数 据库建立指标体系选择评价分析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的技术路线和方法体系；构建 了地面沉降灾害系统模式；建立了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的基本评价指标体系，并提出了其 数量化方法。以天津市区及近郊区为研究区，构建了与地面沉降灾害相关的1:1 000 000比 例 尺空间图形数据库；以200m×200m的区划单元对地面沉降风险进行了空间分析，最终编制了 研究区的地面沉降灾害风险区划图。

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价表明，高危险区主要位于津南区和西青区；易损性评估表明，高易损区 主要位于和平区；防灾减灾能力评价表明，市区防灾减灾能力相对较强，而近郊区相对较弱 ；风险区划表明高风险区主要位于津南区咸水沽镇、双河镇和葛沽镇等地。由研究结果可 以看出，目前津南区和西青区应该成为天津市区及近郊区地面沉降灾害防御的重点。

本研究主要是用来为天津市区及近郊区政府机构制定资源分配、制定高级防御管理计划决策 、提高公众对地面沉降灾害成因和控制方法的认识等提供帮助。但由于资料和水平有限，难 免有考虑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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