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货币危机;中东欧;东南亚;汇率制度;经常账户

[中图分类号] F821.5[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461(2009)06-0059-04

一、引 言

2009年以来,中东欧地区的一些国家深陷金融危机,关于中东欧是否会爆发区域性货币危机的讨论甚嚣尘上。[1]在中东欧国家中,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匈牙利、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保加利亚12个国家已经加入欧盟,金融危机在这12个国家加剧,势必会影响到整个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这无疑会使欧洲受到强烈的冲击。而且,这12个中东欧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日益紧密,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各国货币的汇率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金融危机在中东欧进一步演变为区域性货币危机,则其影响的程度和广度都会大大增加。在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中,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俄罗斯等国也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这些国家的货币汇率大多数与美元关系密切,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在金融危机持续蔓延的情况下,评估中东欧国家爆发区域性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就显得十分必要。

虽然货币危机与金融危机经常同时发生,但货币危机不同于金融危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兴经济体国家和发达国家都发生过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从中可以发现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二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货币危机爆发与一国实行的汇率制度密切相关,并且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大多数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金融危机中,由于日元自由浮动,汇率具有较大的弹性,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国际资本的过度外流,金融危机并没有引发货币危机。1992年英国、意大利的货币危机说明,在资本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固定汇率制度难以抵御国际资本外流的冲击。1994年墨西哥货币危机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墨西哥常年实行的固定汇率制度和国际资本流动,在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墨西哥成功克服了货币危机。1998年俄罗斯的货币危机是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在汇率相对固定的情况下,由于国际资本在金融市场崩溃时迅速撤离,卢布汇率发生了大幅度贬值。1998年巴西爆发货币危机与其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有关,由于巴西具有良好的银行体系和外汇储备,使巴西金融体系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货币危机没有引发金融危机。1999年阿根廷货币危机引发了金融危机,为了确保中央银行调控经济的独立性,不得不放弃货币局制度,转而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尽管在日本、英国、意大利、俄罗斯、墨西哥、巴西、阿根廷等国家爆发了金融危机或货币危机,但是并没有引发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只有在东南亚地区爆发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东南亚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由泰国货币危机引发,作为一个经济小国,泰国货币危机能够引起整个东南亚地区的振荡,其深层次原因与当时东南亚国家汇率制度密切相关,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也为爆发危机埋下了隐患。东南亚国家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对于分析当前处于金融危机中的中东欧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二、汇率制度与货币危机――东南亚与中东欧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多数出口导向型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选择了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中央银行为本国货币汇率提供“名义锚”①,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但是在这些国家爆发的几次货币危机,其深层次原因几乎都与汇率缺少弹性相关,证实了“名义锚”的缺陷。这也引起了理论界对汇率制度和货币危机的广泛关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分析汇率制度与国际资本流动提供了良好的分析框架;“三元悖论”则从汇率选择的角度分析了新兴经济体国家可能的汇率选择;“中间制度消失论”则认为汇率制度会逐渐向“超级固定”和“完全自由浮动”的两级方向发展。 “蒙代尔-弗莱明模型”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如果对资本项目实行有效管制,国际资本无法对本币汇率形成冲击,本币汇率处于可控的范围内,即使经常项目出现赤字也不会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但是在资本项目开放时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汇率一旦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中央银行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经常会失败,最终只能导致固定汇率制度的崩溃,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充分证明了这一观点。在资本项目开放时实行浮动汇率制度,汇率的自由浮动能消除国际资本的套利空间,汇率也不会因国际资本的冲击而发生大幅度贬值的情况。因此,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应当放弃固定汇率制度,实行浮动汇率制度,这样才能避免本国汇率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防止货币危机发生。

克鲁格曼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提出了“三元悖论”,即资本项目开放、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三者之间只能选择其中的两个。在资本项目开放的国家,固定汇率制度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可能同时存在。与“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不同,克鲁格曼认为在资本项目开放的情况下,有两种汇率制度可以选择:第一种是选择浮动汇率制度,这样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能够保证;第二种是选择严格固定的汇率制度,即货币联盟或货币局制度,但是中央银行将失去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无法对货币供应量进行调控。

当前关于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汇率制度的两难选择,已经逐渐成为国际学界的“新共识”――“中间制度消失论”。[2]这种理论认为固定汇率制度容易引起本币实际汇率的升值,汇率的“名义锚”容易受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进而引发严重的货币危机。正是由于货币联盟和货币局以外的固定汇率制度“名义锚”无法保持稳定,在汇率安排上出现了“中间制度消失论”。即在容易爆发货币危机的国家,只能在浮动汇率制度和汇率超级固定(货币局和货币联盟制度)之间做出选择,而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性汇率制度②都应当消失,因此这种理论又被称为两极汇率制度论。尽管当前两极汇率制度并没有被所有国家采用,即使向两极汇率制度转变的国家,大多数经济规模也比较小,经济规模较大的国家仍然有很多实行中间性的汇率制度,中间制度消失论也因此备受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大多数发生货币危机的国家都调整了汇率制度,实行更具有弹性的汇率制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在汇率制度的动态演变过程中,“中间制度消失论”仍然能够反映汇率制度的发展趋势,这一理论对于分析货币危机仍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综上所述,“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三元悖论”和“中间制度消失论”都认为固定汇率制度无法抵御国际资本流动的冲击,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容易爆发货币危机,而具有较大弹性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预防货币危机。如果实行固定汇率制度,则只能选择货币联盟和货币局制度,才能有效预防货币危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将失去调控本国货币的独立性。

(一)1997年东南亚国家的汇率制度

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都实行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泰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伴随着大规模的资本撤离,各国货币都纷纷贬值,当中央银行以外汇储备干预外汇市场失败之后,出于对货币贬值的预期,又加剧了国际资本撤离的动机,从而爆发了区域性的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爆发之后,泰国、印尼、韩国、马来西亚都使汇率制度向着更加自由浮动的方向改革,只有马来西亚把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改为固定汇率制度。但马来西亚不得不于1998年9月1日重新开始对资本项目进行管制,以保护其固定汇率制度免于受到国际资本的冲击(见表1)。

(二)中东欧欧盟成员国的汇率制度

在欧盟第五轮、第六轮东扩后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共有12个,当前这12个中东欧国家已经深受金融危机的影响。考虑到这12个国家的资本项目都已经开放,汇率制度的选择就成为了防范和预防货币危机的重要因素。如果以各国汇率制度的实际情况来评估12个欧盟新成员国,可以发现,尽管金融危机在中东欧地区持续蔓延,各国都出现外国资本撤离、汇率贬值的现象,但这些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并不相同。

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已经加入欧元区。在当前世界金融危机中,尽管欧元区受到了较大的影响,欧元兑美元汇率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贬值,但作为世界第二大货币,欧元区显然不会发生货币危机。因此,已经加入欧元区的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不会爆发货币危机。

波兰、捷克、罗马尼亚三个中欧国家的汇率制度相对自由。波兰在2000年开始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捷克的汇率制度本身就是为了防范货币危机而改变的,捷克在1997年5月发生货币危机之后,为了降低国际资本套利空间,捷克开始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3]罗马尼亚实行不事先规定汇率轨迹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弹性比较接近于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从这三个国家的汇率制度来看,尽管当前各国货币兑美元的贬值幅度较大,但这其中有欧元兑美元贬值的因素,这些国家的货币兑欧元并没有出现大幅度贬值。由于其汇率波动本身能够抑制外国资本的持续撤离,汇率的弹性也有利于提高外资对这些国家货币的信心,这几个国家货币兑欧元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考虑到外国资本主要来源于欧盟国家,对外贸易的伙伴国也主要集中在欧洲,只要各国货币能够相对欧元保持稳定,就不会发生货币危机。

立陶宛、爱沙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实行货币局制度。在资本项目开放条件下,实行货币局制度符合“三元悖论”原则,也是“中间制度消失论”所倡导的汇率制度。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索罗斯为首的国际投资资本在冲击中国香港外汇市场时,中国香港的货币局制度就较好的抵御了外部冲击。当然,货币局制度并不是防范货币危机的充分条件,中国香港完善的金融体系为香港提高利率水平奠定了基础,为防止资本外流,中国香港在1998年隔夜拆借利率曾经达到300%。[4]而1999年同样执行货币局制度的阿根廷则陷入了货币危机,这与其金融体系脆弱性有很大的关系。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三国的金融体系显然无法与香港相比,具有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作为欧盟的成员国,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局都以欧元为盯住对象,欧盟能够给予强大的货币援助计划。尽管发生了金融危机,但为了加入欧元区,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这三个国家不会轻易改变其汇率制度,而是极力维护汇率的稳定,在欧盟的帮助下,爱沙尼亚、立陶宛、保加利亚实现这一目标并不难。

匈牙利实行外汇走廊制度,福林兑欧元汇率上下波动幅度不超过15%,尽管大多数国家的外汇走廊制度更为接近固定汇率制度,但与其他国家队的外汇走廊相比③,匈牙利设定的波动幅度较宽,因此其汇率弹性较大。在当前的金融危机面前,福林兑美元出现了一定幅度的贬值,因此匈牙利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美元贷款,以维持国内外汇市场对美元的需求。尽管与浮动汇率制度相比,匈牙利在克服货币危机方面处于较为不利的地位,匈牙利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处于较高水平。但匈牙利一直希望尽快加入欧元区,因此匈牙利不会放弃福林兑欧元汇率的稳定。

拉脱维亚实行的是传统的盯住汇率制度,汇率的固定使拉脱维亚在金融危机中处境被动,以外汇储备来维持汇率固定的难度较大,而中央银行一旦宣布放弃对汇率的干预,又很容易引起外资的进一步撤离,引发货币更大幅度的贬值。因此从汇率的弹性方面看,拉脱维亚在应对货币危机方面相对被动,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高。作为波罗的海三国之一的拉脱维亚,与爱沙尼亚、立陶宛经济联系密切,如果货币危机在拉脱维亚爆发,则必然对波罗的海三国产生很大的影响,甚至对整个中东欧地区影响都会很大。

如下表所示,从汇率制度的角度来看,中东欧的12个欧盟成员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整体可能性不尽相同,其中最为安全的是斯洛文尼亚、塞浦路斯、马耳他、斯洛伐克四个欧元区国家;波兰、捷克、罗马尼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低;立陶宛、爱沙尼亚、保加利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处于中等水平;匈牙利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较高;拉脱维亚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最高(见表2)。

三、经常账户与货币危机――东南亚与中东欧的比较

(一)1997年东南亚主要国家的经常账户情况

在东南亚货币危机爆发之前,泰国、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经常账户都出现了赤字情况,为了弥补经常账户的赤字,这些国家不得不依靠国际资本流入来维持国际收支的平衡。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曾经引起国际观察家的担心,认为长期的赤字会使东南亚国家发生1994年墨西哥一样的货币危机。[5]这些国家中,泰国经常账户赤字占GDP的比重最大,韩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经常账户的赤字也接近GDP的5%,经常账户的赤字使各国货币汇率在危机之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贬值,更重要的是会刺激国内的外国资本对本币贬值的预期,东南亚国家经常账户的赤字给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见表3)。

(二)中东欧地区欧盟成员国国家经常账户情况

中东欧地区的欧盟成员国经常账户大多处于赤字状态,但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赤字不同,中东欧12国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内部。2004年欧盟27国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对外贸易保持顺差,在第五轮东扩后,欧盟25国开始出现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其中主要是新加入欧盟的10个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而原欧盟15个成员国经常账户基本处于平衡状态。如下表所示,10个欧盟新成员国对欧盟以外的其他国家赤字规模并不大,2006年时达到90.8亿美元。因此,可以发现尽管中东欧大多数国家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但是主要是在欧盟内部的贸易赤字,对欧盟以外国家的赤字规模并不大。欧盟内部贸易赤字以欧元结算,这就意味着经常账户的赤字不会对各国货币产生很大的影响,即使有影响,如前文所述,在欧盟救市计划的援助下,不会引起大规模的货币危机。从理论上看,由于欧盟以外的贸易赤字需要美元结算,这部分赤字规模较小,与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赤字需要以欧元结算,如果欧盟能给予一定的支持,经常账户赤字对当前中东欧国家而言,不会引发区域性货币危机(见表4)。

四、结 论

综上所述,从汇率制度的角度看,在12个欧盟新成员国中,大多数国家的汇率制度能够有效防范货币危机,部分国家具有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在经常账户方面,从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可以发现,经常账户的长期赤字给货币危机埋下了隐患。尽管中东欧的12个欧盟成员国处于赤字状态。但中东欧12国的贸易赤字主要集中在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赤字规模并不大。从汇率制度和经常账户方面可以发现,这12个中东欧国家需要欧 盟给予提供援助,如果欧盟能够给予足够的支持,这12个国家发生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对于这12个欧盟成员国来说,也有一些不利的外部因素存在。1997年东南亚国家发生的货币危机是由泰国引发的,泰国的货币危机影响了韩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的货币危机,因此货币危机在一定区域内的传导同样值得关注。在中东欧地区,除了12欧盟新成员国以外,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白俄罗斯等国也深受世界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欧盟国家不同,这些非欧盟国家的货币与美元关系更密切。这就意味着,在世界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东欧的非欧盟国家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更大。如果这些国家爆发货币危机,也有可能引发整个中东欧地区的货币危机。

[注 释]

①名义锚:是指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央银行规定的汇率水平可以起到一种驻锚的作用,稳定经济主体对汇率的预期。

②按照汇率自由浮动程度的高低,汇率制度分为八种:a、货币联盟;b、货币局;c、传统固定汇率制度;d、外汇走廊;e、爬行盯住汇率制度;f、爬行盯住的外汇走廊;g、不宣布汇率波动轨迹的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h、单独浮动汇率制度。这里的中间汇率制度是指第3-7种,但这种划分方法并不绝对,有些国家尽管不实行单独浮动汇率制度,但波动空间较大,例如浮动范围较宽的外汇走廊和有管理浮动汇率制度,其汇率的弹性仍然很大,因此本文中认为这种汇率制度更接近浮动汇率制度。

③例如俄罗斯在1995年设定的外汇走廊波动幅度仅有1.5%,这种外汇走廊制度更接近固定汇率制度,而匈牙利的外汇走廊制度波动幅度相当于俄罗斯的10倍。

[参考文献]

[1]通行的标准认为本币贬值25%以上就发生了货币危机,参见余永定.中国应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汲取的教训[J].金融研究,2000,(12):1-13.

[2]张志超.汇率政策新共识与“中间制度消失论”[J].世界经济,2002,(12):14-21.

[3]龚方乐.捷克、丹麦的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J].浙江金融,2003,(5):4-8.

[4]欧阳宏建.从亚洲金融危机看港币联系汇率制的前景[J].亚太经济,1999,(3):33-35.

[5]保罗•克鲁格曼,茅瑞斯•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664.

[6]中经网统计数据库.OECD国家年度数据[M/OL].202.112.118.59:82/,中东欧10国不包括2007年加入欧盟的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On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Currency Crisis in EU New Member States――A Comparative Analysis between them and South-Eastern Asia in1997

WangZhiyuan

(Institute of Russian, East European & Central Asian Studies, Chinese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Beijing 100007, China)

篇2

一、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综述

按国内学者刘园和王达学的观点,金融危机是指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超出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造成其金融制度混乱,进而对整个经济造成严重破坏的过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经在其1948年5月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中将金融危机分为四种类型: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债务危机、系统金融危机。

(一)早期金融危机的生成机理研究

周才云(2007)认为金融风险形成、积累和转化为金融危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演变过程。这个转变过程也就是相关的经济状态从均衡转向失衡的过程,而这中失衡又分为国际收支失衡、经济结构失衡和资本借贷失衡三个方面。

在早期的研究中,迈克尔?佩蒂斯认为,始于发达国家的大范围的资本流动性收缩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Calvo(1998)通过对亚洲金融危机的研究发现,大规模的外资流入并通过银行业信用过度扩张,风险贷款增加,使一国的金融体系脆弱性增强。当一国外资流入过多导致外债过度时,在内外部冲击因素的作用下,外资的流入会出现逆转,这是导致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二)美国金融危机发生过程

陈华、赵俊燕(2009)认为美国金融危机是金融风险长期积累瞬间爆发的结果。其过程是:(1)美联储的降息与房地产市场的降温。(2)金融衍生产品的催化作用。(3)信息披露不充分导致风险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大增加。(4)政府监管不力,忽视了信贷风险的控制,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超越了金融监管的范围。

张明(2007)在分析美国次贷危机成因时把危机的演进逻辑概括为三个环环相扣的风险链条,即房地产市场繁荣导致抵押贷款标准放松和抵押贷款产品创新、证券化导致信用风险由房地产金融机构向资本市场传递,以及基准利率提高和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成为危机爆发的导火索。Fisher(1933)从实体经济角度研究了这次危机的成因。他认为,当经济陷入衰退时,企业产品销售下降,使其清偿能力丧失,借贷者为了清偿债务被迫低价抛售资产,从而使企业偿债能力进一步下降,造成债务负担加重和清偿能力下降的恶性循环,金融危机就此爆发。

这次美国金融危机的成因存在着内在逻辑(张羽呜,2008),包含金融体系的内在因素,结构性信贷产品以及发起-分销的商业模式在危机中的作用不容置疑。另外,在这场危机中,相关各方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与理论

金融危机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危机经常在许多国家同时爆发,或先在一国爆发后,迅速传导到其他国家。这一现象引起了学术界对金融危机传导机制的研究,并揭示出危机在传导的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逻辑联系。

(一)金融危机传导理论与机制

金融危机的传导,实际上是一个金融风险形成、积累、转化和扩散的过程,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陈华、赵俊燕(2009)金融危机的传导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主要是指接触性传导,是贸易和金融溢出效应的结果,即一国金融危机发生后,由于实体经济或金融方面的相互衔接,使得局部或全球性的冲击在国际间传播。广义的金融危机的传导泛指一国金融危机的跨国传播与扩散,导致许多国家同时陷入金融危机。这可能是源于贸易金融关系密切的国家间所产生的接触性传导,也包括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这种非接触性传导可能是由于共同的冲击产生的“季风效应”,也可能是由于投资者预期变化引起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即传染效应。

高蔷(2003)认为推动金融危机传导和扩散的因素很多,其中:恐慌心理的传播是金融危机传导和扩散的重要动力;某些不同类型金融市场的关联性、互动性是金融危机传导的重要机理;某些国家和地区之间经济结构的相似性是金融危机在不同地域传导的重要媒介;某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过于密切形成金融危机在不同国家之间传导的纽带;国际间金融协调与干预机制跟不上国际金融业的发展步伐,为金融危机传导扩散提供了条件。么峥 谭艳平(2008)分析认为,金融衍生品在危机传导中的起着媒介的作用。危机蔓延是由于非理性的繁荣造成了市场的泡沫,而投资者的心理预期遵循“羊群效应”使得金融恐慌进一步蔓延。

张韶明(2003)金融危机的传导机制是由投机者、本国公众、本国政府、外国公众、外国政府、国际组织等多方参与者参加的多方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危机的传导导致博弈各方的实力对比、利益格局变化、所获信息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必将导致博弈均衡的变化,从而导致危机的迅速扩散。孙立平(2009)进一步认为,完整的危机要经过两步的传导过程,第一步是从金融危机到经济危机的传导;第二步则是经济危机向社会危机的传导。

(二)金融危机的传导路径

高蔷(2003)当一国宏观经济基础未因外来冲击而改变,只是因为他国危机的影响而爆发金融危机时,此时的危机传输就传染。安辉(2004)分析得出,金融危机传导的主要渠道包括:(1)国际贸易渠道―贸易溢出效应;(2)国际资本流动渠道―金融溢出效应;(3)经济全球化―季风效应;(4)自我实现的多重均衡―净传染效应。

而金融危机的传导过程可以分为两个层面(陈华 赵俊燕.2009):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市场或不同领域之间的传导与扩散过程;另一个是危机在不同地理空间上的传导与扩散过程。

1、金融危机在国内的传导

金融危机的国内传导主要表现为危机在货币危机、资本市场危机、银行业危机之间的相互传递,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周才云,2007)。实际上,货币危机与银行业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的扩散是双向的,在某些情况下,货币危机可能扩散至银行业和资本市场,在另外一些情况下,银行业危机、资本市场危机也可能导致货币危机。

(1)货币危机向银行业危机的扩散。Kaminskyand and Reinhavt(1999)的研究发现,许多发生了货币危机的国家也发生了银行业危机。其原因在于:在面临汇率压力时,若中央银行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的对策,就会使银行立即陷入利率风险之中,货币危机就会向银行业危机扩散。Chang and Velasco(1998)认为,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产生的主要根源在于银行系统的国际流动性不足。当超额借贷的外汇头寸大到银行系统自身难以轧平时,任何负面的经济信号都会导致银行业危机的发生,并产生货币危机的连锁反应。

(2)银行业危机向货币危机的扩散。许多研究讨论了银行挤兑导致货币危机的因果关系。Gonzalez-Hermosillo(1996)指出,在金融市场欠发达的经济体中,银行危机更有可能导致货币危机的发生,这是因为市场交易者在银行危机发生后,更偏好于持有外币资产而非本币资产。如果市场主体大量抛售本币资产,必然对本币币值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若短期内本币急剧贬值,货币危机的发生就难以避免了。Kaminsky and Reinhavt(1999)研究了1970―1995年几十个国家的26次银行危机和76次货币危机,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世界上许多地区金融市场的放开,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一般说来,银行方面问题的出现总是要早于货币危机,反过来,货币错配和资本外逃又加重了银行危机。

(3)资本市场危机向银行业危机的扩散。资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通常会造成银行体系的不稳定,严重时会引发银行危机,导致金融体系的崩溃。Banerjee and Abhijit(1998)认为,由于信息不对称等原因,银行难以有效监督借款人的行为,从而使借款人将借入资金投向股市和房地产等高风险领域,以取得高投资回报成为可能,这种情况的存在使银行承担了大量风险。由于借款人遭受严重损失,大量借款不能按期归还,商业银行的资产风险暴露于市场,在银行资产损失严重和流动性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导致银行危机发生。

张明(2008)在描述这次危机的传导机制时,将其概括为:第一,基准利率上升和房地产价格下降引爆了危机;第二,次级抵押贷款的证券化、金融机构以市定价的会计记账方法,以及以在风险价值为基础的资产负债管理模式,导致危机从信贷市场传导至资本市场;第三,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萎缩导致商业银行被迫向特别投资载体提供信贷支持,以及受损商业机构不得不通过降低风险资产比重来重新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导致危机从资本市场再度传导至信贷市场,造成持续的信贷紧缩;第四,财富效应、托宾Q效应、金融加速器机制、持续的信贷紧缩、次贷危机直接造成房地产投资下降等因素,导致危机从金融市场传导至实体经济;第五,在经济金融全球化背景下,危机将通过贸易和投资等渠道从美国传导至全球。

2、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

李小牧(2001)广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泛指金融危机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它既包括危机国内传导的溢出,也涵盖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既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紧密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存在于贸易金融关系并不紧密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而所谓接触性传导就是狭义的金融危机国际传导,它是指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之中、之后,某些经济要素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某些侧面或整体变化,以致引发、扩大、缓解金融危机的跨国作用过程,也称溢出效应。

贸易溢出和金融溢出是金融危机国际传导的主要途径(傅建源 张世林,2008)。溢出或者挤出效应是指一国或某市场的投机性冲击造成本国或本市场经济基本面(如贸易赤字、外汇储备)的恶化,它的恶化从而导致另外的国际或者市场的经济基本面受到冲击的压力。它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国与国或者市场与市场之间的经济贸易、资本市场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出现短期互动现象。

张韶明(2003)把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归结为波及效应的传导,即指一个国家发生的危机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如贸易赤字扩大、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导致另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此外也包括“净传染”,即指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影响到投机者的信心与预期,诱发了另一个国家的货币危机。

以Baneriee(1992)为代表的许多学者将金融危机的国际传导机制分为三类:(1)危机传导的波及效应。当一个国家发生危机时,同时也恶化了另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从而导致另一个国家也发生危机。(2)危机传导的季风效应。即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动必然会对许多发展中国家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3)危机传导的贸易效应。当一国发生危机通常会导致本国货币贬值,必然使该国出口竞争力增强,对其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增加而进口减少,导致贸易伙伴国的贸易赤字增加,经济情况恶化。

一国发生货币危机后,投资者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变化和投资者信心危机造成的投资者情绪的改变是金融危机的主要传染机制(李小牧,2001)。“传染效应”形成的关键在于投资者认为一些国家之间存在某种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包括的范围非常广,常见的有宏观经济基础的相似、政治与经济政策的相似和文化背景的相似,相应地,存在基于经济基础相似的传染、基于政治与经济政策相似的传染和基于文化背景相似的传染。

三、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传导过程

陈红泉(2009)分析认为:次贷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主要是通过贸易传导机制、产业联动效应和金融传导机制产生的。第一,由于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需求下降和国际贸易增长放缓。这其中首当其冲影响最直接的显然是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出口部门。第二,金融危机通过产业的结构性震动效应和存货的加速原理两个方面,向我国蔓延和传导。第三,次贷危机的金融传导机制是通过银行信贷市场和股票市场两个方面冲击中国的实体经济的。首先,国内部分商业银行因持有美国债券而在次贷危机中遭受直接损失。其次,次贷危机对中国银行业和实体经济的主要影响。不是银行业在次贷危机中的直接损失.而是担心次贷危机导致的国内经济衰退而出现的惜贷现象。

赵晓辉(2008)金融危机在全球的“辐射效应”日益显现的同时,也大大地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按照虚拟经济的特点,它必然会通过实体经济之间的传导、价格传导作用、关联企业之间的传导、金融领域的传导、心理传导等方面来影响我国的经济。卢盛荣(2009)的研究同样发现,金融危机将通过汇率与外贸、流动性需求、市场预期、产业联动效应传导途径影响我国经济。

杨万东(2008)在研究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传导路径时将其归结为:第一,外贸传导。第二,香港市场传导。第三,估值水平引导。第四,合力性影响。第五,投资性亏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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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卢盛荣.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 东南学术.2009,1:3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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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Kaminsky,Graciela and Carmen Reinhart.The Twin Crises.The Causes of Banking and Balance-of-Payments Problem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9a,89(June):473-500.

篇3

关键词：金融危机 货币危机 银行危机 债务危机

一、引言

2008年愈演愈烈的美国次贷危机升级为了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大量银行面临严重亏损甚至倒闭。随后欧洲债务危机又接连爆发，希腊、爱尔兰和葡萄牙相继向欧盟请求援助，欧洲多个国家的信用评级接连被下调。

面对这接踵而至的危机，我们需要再次去认识历次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特征及两者之问的关系。虽然世界各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在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从历次危机中通常都表现出以下规律：债务危机是一个周期性发生的现象；银行危机常先于或者伴随债务危机发生；私人债务和短期债务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

二、债务危机

债务危机是一种周期性发生的现象，历次危机本质上是相同的。Wynne(1951)通过对八个国家的研究，即指出这些国家的违约虽然从表面上看各不相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结论。Lindert和Morton(1989)从19世纪以来国家债务违约的历史数据中也同样发现了这种周而复始的违约现象并分析了国际借款行为的长期规律。Reinhart和Rogoff(2008)从70个国家两个世纪的债务违约历史中更加全面清晰地描述了这一现象。

政府常常存在远高于记录水平的隐性债务。winkler(1933)关于外债的经典研究中就提到了隐藏债务的问题。Kletzer(1984)解释了由于借贷双方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道德风险问题。

三、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主要包括货币危机(通胀和贬值)和银行危机，如何定义这两者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工作。Cagan(1956)在其经典研究中将超级通胀定义为月通胀率高于50％的情况。Frankel和Rose(1996)只用(名义)汇率贬值来定义货币危机。Kaminsky和Reinhart(1999)则对货币危机进行了详细的定义，把外汇储备损失与实际汇率贬值也作为衡量货币危机的因素。Caprio和Klingebiel(2005)以事件的发生为标志对1970年后的银行危机进行了权威性的定义。Reinhart和Rogoff(2008)把银行危机具体的定义为发生银行挤兑或者重要金融机构倒闭、合并、被接管或受到政府的援助。

Karainsky和Reinhart(1998)指出银行危机通常会先于货币危机而发生，而货币危机会则进一步加深银行危机。

四、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关系的研究

银行危机通常先于或者伴随债务危机发生。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爆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此Diaz Alejandro(1985)认为在拉美金融自由化之后，由于金融市场的不完善，政府大量依靠从私人银行借款削弱了其偿还能力，因此当银行危机发生时往往会伴随着发生债务危机。Velasco(1986)指出南方共同市场的国内银行部门是外资流入的中介，政府向这些银行大量借款导致了当外资撤离时银行危机与政府债务危机的先后发生。

在银行危机之前，通常可以发现私人债务激增的现象。Rodrik和Velasco(2000)通过外部借款期限与成本的联立模型指出，短期债务与外汇储备的比例可以有效地预测银行危机。Calvo，Izquierdo和Loo-Kung(2006)对银行危机前资本流入陡增的现象进行了论证。

短期债务的比重会在银行危机前上升。Diamond和Dybvig(1983)构造了银行挤兑问题的一个经典模型，通过分析对银行挤兑有预防作用的存款合同指出了在银行危机发生之前，投资者因为对流动性的需求会提高短期借款的比例。Kaminsky和Reinhart(1999)研究了银行危机(以及货币危机)前国内信贷总量的扩张和随后的收缩，认为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与金融自由化有着密切的联系。

篇4

20世纪后半期，国际金融危机尤其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出现了多重危机共生的现象，即不同类型的金融危机往往在同一时期、同一国家并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将货币危机、银行危机、债务危机孤立研究的金融危机理论无力解释这些现象，共生性金融危机理论应运而生。但从目前国际上关于危机共生的研究现状来看，多数文献仍仅局限于货币危机与银行危机的共生；①而对另一类型的共生危机，即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却很少涉及。

事实上，与共生性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相比，无论从理论还是经验上讲，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并发的现象都更为普遍。Reinhart（2002）的研究结果表明，发展中国家②84％的债务违约会引发货币危机，66％的货币危机会引发债务危机。同时，就国际社会来看，墨西哥（1994）、法国（1998）、阿根廷（2001）等国也都曾发生过较大规模的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可以说，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性，对于金融危机理论演进以及共生性金融危机外延的推广具有重要意义。

从理论上讲，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内生联系，它们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也会在某些力量的推动下形成彼此间的传导和扩散效应；而且，传统的金融危机预警文献在指标选取上，也经常把一国的外债水平作为货币危机的一个重要决定因素。但问题在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通过何种渠道相互联系？两种危机间的联系机制能否得到实践的检验？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效应又是否具有可持续性？深入研究这些问题，无论是为实证分析提供理论依据，还是为危机预警筛选更为明确的指标变量等，都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

鉴于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联系的可持续性问题对于构建完善的危机预警体系，以及为政府寻求高效的危机处理方式具有现实意义，本文侧重于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即通过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样本数据的实证检验，分析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在长期内是否存在某种稳定的联系，以检验二者间联系的可持续性。

二、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共生性与联系效应综述

就现有文献看，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研究散见于早期的危机预警文献（IMF，2001）以及一些政策性文献（Chiodo和Owyang,2002;Mussa,2002;Corsetti和Mackowiak,2000）中。[2－5]Obstfeld（1994）被认为是最早研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问题的学者，他最早将通货膨胀因素作为政府预算融资的一个变量引入模型，考察了福利最大化政府的决策行为。尽管该模型并未考虑债务违约因素，仅分析了政府如何在通货膨胀和税收这两种预算融资方式间的权衡问题，但它却为后来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引（Dreher等，2004）。此后，一些学者沿循Obstfeld的分析思路，系统地研究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和联系效应问题，并在对这两种危机间联系的实证分析方面也积累了一些文献。

在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方面，Herz和Tong（2003）、Dreher等（2004）分别从危机的共生因子、内部传导和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等三方面，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具体的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Herz和Tong（2003）指出，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联系机制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会由某些共同的宏观经济因素同时引发；二是这两类危机间也存在互补性和替代效应，③即自我实现的预期促成了危机间的内部传导进而使其呈现互补性，而政府的预算约束限制又使得两危机间具有相互弱化的替代关系。Herz和Tong（2003）还通过一个自我实现的共生危机模型，在购买力平价理论的框架下，具体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共生原因、内部传导效应以及投资者预期对政府行为的影响。Dreher等（2004）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更详细地分析了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三方面联系的具体决定因素和形成机制。他们指出，总需求的负面冲击、国际（实际）利率水平的上升以及太阳黑子因素等，都是形成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债务危机导致的贸易和产量损失、失业以及投资者和投机者行为会使债务危机向货币危机传导；而政府政策的权衡以及原罪现象，则会形成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染；同时，政府预算约束下融资方式的选择，则会使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呈负相关关系。④此外，Bauer等（2003）从政府政策选择的角度，分析了这两类危机间的共生联系机理。他们通过对政府的成本—收益分析，研究了福利最大化的政府在贬值和违约间的选择问题，并据此得出了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生成条件和两者共生的临界区间。[11]Calvo（1998）、Benigno和Missale（2001）、Aizenman（2002）等也在政府预算约束的框架下，对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机理进行了理论分析。[12－14]

图1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理论联系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增强效应，虚线表示减弱效应。

同时，一些学者还具体分析了某些特殊因素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生成中的作用和传导路径。Bauer等（2003）、Herz和Tong（2003）分别通过模型，分析了投资者预期因素对政府行为、政府政策的影响以及共生性危机生成中预期的自我实现效应。[11]Reinhart（2002）、Sy（2003）考察了信用评级在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中的作用。[15]Jahjah和Montiel（2003）则从汇率政策的角度，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共生的条件。其结果表明，货币危机向债务危机的传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国的汇率体制；而在实行硬钉住的国家中，贬值更倾向于引发债务违约。[16]

实证分析方面，主要是围绕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对上述三方面联系机理的检验展开的。从现有资料看，由于样本选择、研究方法、变量定义等方面的差异性，目前关于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联系效应问题的实证研究并未形成主流或一致的结论。Goldstein等（1998）的研究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间确实存在某些联系。[17]Reinhart（2002）通过考察信用评级在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传导中的作用，发现发达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违约并无直接联系；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相互引发的概率存在较大差别。但是，Reinhart的分析没有得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共生因子的结论。相反，Herz和Tong（2003）利用74个发展中国家1975－2001年的样本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以及敏感性分析等方法，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存在多项共生因子，即储备与进口的比率、国内GDP增长率以及FDI与外债的比率等，都是形成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共同原因。Dreher等（2004）通过80个国家1975－2000年的面板数据证明，短期内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确实存在内部传导效应，且中长期内政府预算融资形成的两种危机负相关关系的理论假设也成立；但该项研究除了发现公共债务会同时引发这两种危机外，并未发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还存在其他共生因子。另外，Sy（2003）通过对13个新兴市场经济体近期（1994－2002年）小样本数据研究，得出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基本无关的结论（检验结果表明，在这些国家中，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只有6％）。[15]

三、模型设计、变量选取与样本说明

（一）模型设计

1.货币危机指标的确定

目前国际上关于货币危机的实证定义主要有以下三种。

（1）Frankel和Rose（1996）将货币危机定义为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18]

（2）Eichengreen,Rose和Wyplosz（1994）最早提出了用投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投机压力指数定义为汇率、外汇储备和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19]此后，Hagen和Ho（2003）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ExchangeMarketPressure,EMP）来定义货币危机。他们将外汇市场压力指数定义为月度实际汇率变动、储备变动和名义利率变动的加权平均；当该指标超过均值2倍标准差时，就定义为货币危机。[20]

（3）Kaminsky和Reinhart（1999）以及Glick和Hutchison（1999）也采用外汇市场压力指数来定义货币危机。所不同的是，他们的EMP没有考虑利率的因素，仅仅是汇率变动和外汇储备变动的加权平均。[21－22]

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以及分析的需要，本文中货币危机采用的是Frankel和Rose（1996）的定义，并借鉴Bauer等（2005）关于货币危机的描述，选取货币的贬值率作为货币危机的变量，[23]即当一国货币名义贬值率不低于25％，并且贬值率的变动率不低于10％时，视该国发生了货币危机。

2.债务危机指标的确定

本文债务危机的定义借鉴Bauer等（2005）关于金融危机程式化事实的研究结论，⑤将债务危机界定为债务水平占GDP的比重超过40％，并选取外债总额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作为债务危机的变量。

3.样本数据说明

本文选取58个发展中国家（其中新兴市场经济国家27个）1976－2005年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数据作为分析样本，相关数据来自UnitedNationsStatistics。具体指标变量根据作者计算整理得到，样本国家见附表1。

（二）样本国家共生性危机识别和分布

根据以上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定义，本文对各个国家不同年份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发生情况进行了识别，共识别出104次共生性危机。各年度共生性危机的分布情况如图2所示。

图2样本国家1976－2005年共生性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分布情况

从图2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共生性危机总体呈上升趋势，到1990年前后达到峰值；此后虽然略有下降，但表现出较强的周期性，尤其是1996年以后这种周期性更为显著。同时，就不同类型的发展中国家危机发生情况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共生性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发生的次数均明显高于其他国家，且周期性较强，尤其是1996年以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联系效应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规律性。

四、实证分析

为了进一步考察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长期内是否存在稳定的联系效应，本文将通过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以及协整分析，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其思路为：首先对各个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进行相关系数检验，从截面数据考察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度；然后通过面板数据ADF检验方法来检验变量的平稳性；当两个变量为同阶单整变量时，再通过协整检验辨别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如果两者存在协整关系，则通过误差修正模型来检验两者间的因果关系；否则，认为两变量间不存在协整关系。为简化说明，本文分别用CC和DC来表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变量。

（一）相关系数检验

通过计算58个样本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比率的相关系数，以及绘制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见图3），发现就各个国家来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所有样本国家相关系数的均值仅为－0.217803；并且从相关系数分布特征图上看，大多数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分布在零值附近，且多数国家这两者间呈现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

图3样本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相关系数分布图

（二）面板数据ADF检验

关于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主要有Levin、Lin和Chu（2002）的LLC检验；Breitung（1999）的Breitung检验；Im、Pesaran和Shin（1997）的IPS检验；InChoi（2001）的Fisher－ADF和Fisher－PP检验等方法。为了避免检验方法本身的局限性对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同时采用这五种方法分别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贬值率和外债占GDP的比率进行平稳性检验。具体检验结果见表1、表2。

从表1来看，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检验；债务危机的变量除了Breitung检验不能拒绝原假设外，其他检验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也都拒绝了DC存在单位根的假设。由此可以判断，CC和DC序列均为平稳序列，CC～I（0），DC～I（0）。

表2表明，货币危机的变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所有的检验，这说明CC序列为平稳序列，即CC～I（0）；而债务危机的变量仅通过了LLC检验和IPS检验，即使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其他检验也未通过。经过综合判断，本文认为不能拒绝DC序列存在单位根的假设，即DC序列为非平稳序列。为了确定DC序列是否是单整的，本文再对原序列进行一阶差分，并对差分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差分后ΔDC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通过了LLC检验、Breitung检验、IPS检验、Fisher－ADF检验和Fisher－PP检验。根据这一结果，本文认为序列DC经过一阶差分后平稳，DC为一阶单整序列，即DC～I（1）。综合以上分析得知，由于CC为平稳变量，而DC为一阶单整变量，即两者不是同阶单整，因此可以得出，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并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三）协整检验

由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不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本文将分析重点转向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以上单位根检验结果得知，新兴市场经济国家CC和DC均为单整变量，满足协整检验的条件。以下将着重关注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具体检验思路为：首先对变量进行回归；然后检验残差的平稳性。如果残差是平稳的，则认为两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同时，考虑到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的长期联系可能因国家不同而有所差异，在进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时，本文选取变截距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模型形式设定为：

以货币危机作为因变量，采用GLS（cross－sectionweights）对模型进行估计，得到发展中国家债务危机与货币危机的面板数据回归结果：

残差序列｛e｝的表达式为：

其中，α[,i]*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4可以看出，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回归的残差序列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仅通过了IPS检验和Fisher－PP检验；在LLC检验、Breitung检验和Fisher－PP检验中，均未能拒绝含有单位根的原假设。由此可以认为残差序列｛e｝为非平稳序列，序列CC与DC不具有协整关系。这表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也不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从以上面板数据的回归方程斜率看，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表现出的是一种负相关关系，这表明货币危机与债务危机间具有一定的减弱效应。

五、结论

本文通过对58个发展中国家1976－2005年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相关系数检验、面板数据ADF检验和协整检验，定量研究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货币危机和债务危机的长期联系效应问题。结合实证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得出以下两点结论。

篇5

    论文提要: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主权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三、总结

    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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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提要：人们日益认识到,在一国内部和国与国之间强化风险管理机制,包括信息交换、区域经济监测和政策对话,对于维护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全球经济金融稳定至关重要。而在众多倡议之中,一个引起政府、多边组织、投资机构和学术界关注的倡议是早期预警系统。这个系统能够对正在逼近的金融危机发出信号。早期预警系统模型为系统研究危机事件和相关因素提供了一个有用框架。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表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一致性会危害金融体系的安全,而脆弱的金融体系反过来又可以很容易地损害宏观经济基础。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资本流动的深入发展,一个经济体的脆弱性能够很快溢出并影响到另一个经济体。明智的政策选择和制度改革不仅会使本国受益,还会使与其有紧密经济联系的邻国受益。因此,自从危机以来,各国家、地区一级全球层面上对加强经济金融风险管理的兴趣不断提高。

最初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经常决定是否会产生更加系统性的银行危机。然而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不断改进其整体激励框架,以使私人部门的金融机构及企业有意愿也有能力合理地管理其金融风险。这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管理水平,包括适度的汇率管理,并确保实现金融部门和公司部门稳健的所有支柱都到位。国家应该预期到未来的金融危机,并为此做好准备。为了限制金融危机的风险和实际危机的冲击效应,需要对脆弱性和金融风险进行实时监测。这可以通过运用设计良好的分析和预测框架——早期预警系统经常对金融稳定进行评估来实现。一定的危机应急计划也很有用,特别是如何应对早期银行危机的第一个信号的计划。因为

一、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理论:文献回顾

(一)货币危机理论。对于过去30年来发生在拉丁美洲、欧洲和亚洲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的起因,目前已经有了大量的文献。研究货币危机的文献通常在一开始就介绍有关模型用来解释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所经历的危机。这些模型把货币危机看作是脆弱经济基础的结果。第一代模型开始于Krugman(1979)、Flood和Garber(1984)的创造性研究,重点关注广义的宏观政策的不一致性,这些宏观不一致性可能包括过度的国内信贷增长、脆弱的财政状况和疲软的经济表现。这些研究的贡献不在于指出不一致性会导致货币调整,因为这一点我们都能很好的理解,而是在于它预言:当有远见的市场参与者意识到目前的汇率不能再维持下去的时候,外汇储备可能会急剧突然流失。

Obstfeld开创了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Obstfeld强调在一个国家追求的各种政策目标之间可能存在相互抵消的关系。由于银行体系崩溃预期,财政出于救助而导致的财政赤字也可能触发货币危机——这种政府不得不救助银行体系的预期可能会导致债权人抽离资金,从而引起货币崩溃并产生危机。这意味着一个国家可能会遭受自我实现式的货币危机。也就是说,因为一些时间或行动(例如由一个投机者所发起的时间或行动),这种均衡可能会从固定汇率体制转换到浮动汇率体制,或从一个固定汇率水平转换到另外一个贬值了的固定汇率水平。

自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货币危机的理论研究已经深入了许多。所谓的第三代模型将货币危机看作是一国的资金外逃或者金融恐慌。第三代模型更关注对一国债权的结构,因为它会影响金融危机的风险。债权人,特别是那些短期债权人,能够突然撤回债权,从而导致该国外汇和流动性的急剧短缺,从而触发货币或金融崩溃。

广而言之,第三代模型已经注意到资产负债表效应对货币目标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这方面的文章认为,资产负债表的不匹配会迫使银行或公司快速产生外汇需求。当很大一部分金融部门或者公司部门都有外汇需求时,汇率就会面临压力。但汇率贬值时,会有更多的金融机构或企业为了应对无止境的头寸需要而寻找外汇,进一步加剧资本流出,引发货币危机。

(二)银行危机理论。银行业的困境有两个:一是单个银行困境;二是系统性银行困境。有关第一种类型银行困境的原因,理论上更多地是从微观角度展开研究。一些主要发达国家使用的实证模型广泛运用这一理论来预测金融困境。单个银行困境可以导致系统性银行困境。Chari和Jagannathan(1988)的模型假定银行危机是这样的误解造成的:没有信息来源的存款人错误地认为,其他提取存款是因为一些有关银行资产的不利信息而行动的。

危机的另一个传播机制是通过银行间存款进行传导。单个银行困境的溢出效应通过同业拆借可以影响整个银行体系。金融机构的规模、银行间市场和其他金融市场的功能等因素将决定传染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型市场中的银行风险更大。

决定银行体系困境的重要微观因素是一国整体制度框架的质量。由于道德风险、信息披露有限、公司治理框架薄弱、存款保险过度或者监管水平低所导致的市场纪律差,是决定信息不对称的程度、银行管理的质量以及脆弱性积累的关键因素,这些都会引发系统性银行危机。在系统层面上,宏观经济因素——对利率的冲击、汇率贬值、商品价格的冲击、经济增长减速和资本外流——也是危机的重要决定因素。

二、预测金融危机

(一)开发早期预警模型的原因

第一,发生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国家损失惨重——由危机溢出效应而影响的其他国家受损也特别严重。自从20世纪七十年代后期以来,已有93个国家发生了100多次系统性银行危机事件(Caprio和Honohan,2001)。从公共部门解决危机的成本来看,其中约有18次危机(均发生在发展中国家)的成本达到了危机发生国GDP的10%或更多。根据货币基金组织1998年的一项研究报告,一国在银行业危机爆发后需要约3年时间才能使产出恢复到正常趋势,平均累积产出达GDP的12%。

危机还有“传染”的特征。即使是在一个相对较小的经济体中发生的金融行业严重问题也会有广泛的溢出效应。若世界某地发生了货币危机,其他国家(经济体)遭到投机性冲击的概率上升7%,即使相关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基本因素采取了控制措施。

第二,简单观察货币风险及违约风险的传统市场指标往往不能获得多少关于即将发生危机的预警信号。目前的证据表明,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发展过程中,利差和信用评级等指标的表现令人失望。研究表明,3个月期限的离岸证券利差这一指标没能对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困境发出预警。也就是说,这类指标不是平坦就是下降,只是对泰国给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

在新兴经济体中,预测单个银行困境和破产也存在一些问题。最近一项研究分析了一些国家的银行困境,结果表明,传统的银行脆弱性指标,如资本资产比率、净边际利润率、营运成本与资产的比率、流动比率等,在找出有问题银行方面的作用十分有限。也就是说,传统的CAMIL类型的比率——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管理稳健程度、收益、流动性——将不能预测单个银行是否要陷入困境。总而言之,仅仅集中精力于一个或者两个“包治百病式”指标的“廉价做法”不太可能得到一个良好的早期预警系统。若投资于一个综合的早期预警系统,则更可能获得成功。

(二)早期预警实验的一般规则。第一,在金融危机起源中寻找系统性模式意味着不能局限于最近的一次危机(或者一系列危机),而是要研究一个更大的样本。否则,在重要因素与不太重要因素之间进行区分就可能会有太多解释,或者所得出的最后结果经不起更多实际经验的检验;第二,要像关注货币危机一样关注银行危机。关于金融危机先行指标的文献大都涉及货币危机。然而,发展中国家银行危机的成本比货币危机成本更大。银行危机似乎是引致货币危机的一个更重要的原因;第三,尽量使用比较广泛的早期预警指标集合。因为在新兴经济体中,金融危机的根源很多,因此需要大量指标来反映潜在风险源;第四,采用样本外检验来判断先行指标的有用性。一个模型的样本内表现会使人们乐观地误以为模型在样本外也能表现良好。

(三)早期预警实验中有意义的发现。通过实际数据的运用,Goldstein、Kaminsky和Reinhart(2000)从早期预警模型中获得了一些实证结果。下面介绍一些有代表性的发现:(1)新兴市场中,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在爆发前都有征兆,有些现象有重复发生的行为特征;(2)对于新兴经济体而言,利用月度数据对银行危机进行准确预测的难度要大于货币危机。在样本内,银行危机的平均噪音信号比货币危机的要高;同样,在样本外,该模型对货币危机的预测表现也比对银行危机的预测表现要好很多;(3)对于货币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实际汇率(相对于趋势)的升值,而对于银行危机来说最好的月度指标是证券价格的下跌、出口的下降、M2与国际储备比率的偏高以及经济衰退;(4)银行危机和货币危机的最优先行指标之间既有很多共同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区别,因此应单独考虑这两种危机;(5)在预测新兴经济体的货币危机和银行危机方面,信用评级变化的表现比经济基本因素中较好的先行指标的表现要差很多;(6)先行指标的样本外检验结果一直是令人鼓舞的——至少在货币危机方面是这样;(7)国家间危机传染效应表明,在理解新型市场发生货币危机的脆弱性时,要更加关注国家特有的经济基本因素。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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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金融危机；国际贸易；跨国传播；免疫策略

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在扩大国际交易市场的同时也带来了世界性金融危机的频发，这种由于高经济关联性或强相似性所引发的危机迅速传染，引起理论界与实物界的重视。学者们甚至指出金融波动传播机制的改变已经使金融危机开始像流行性疾病一样地扩散，且扩散的规模与速度正在随着全球经济、金融一体化程度的提高而越来越大、越来越快。在肯定经济一体化积极性的同时如何规避其随之而来的危机高扩散性，已成为当代学者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金融危机传播的一般路径分析

理论界始终致力于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研究，试图从看似无关的、杂乱的路径中找寻相似的特征，为未来有效预防危机的再次爆发提供有效的指导。Krugman指出来自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一旦与市场汇率间出现不协调，就容易导致金融危机爆发。①Obstfeld和Sachs以1990年的欧洲货币危机、墨西哥比索危机为典型案例，在Krugman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由于经济中本身就存在多维平衡点，那么来自于政府的行为和市场自身的预期就都成为影响平衡点的重要因素；②③Blanchard和Watson,Allen和Gale从资本市场运行入手，其泡沫化所可能诱发的银行业危机；④以ChiangTC和ZhengDZ为代表的学者指出，来自于投资者的羊群行为是导致金融危机效应外溢的主要根源所在；⑤Akerlof和Romer,Krugman则从投资者角度出发，发现投资行为的过度也是导致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⑥Calvo进一步指出尤其是外资的投机对金融市场的稳定破坏性极强；⑦ChangR和MajnoniG却主张从宏观经济基础着眼，综合考虑微观经济主体的投资信念；⑧Hai1eF和PozoS则专注于货币传播渠道的分析；⑨Kaminsky等则关注于银行危机与货币危机的共性研究，通过构建“共生”模型，探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共同的危机诱发根源；⑩而以Diamond和Diybvig为代表的学者甚至直接构建了“金融恐慌模型”，以便清晰揭示金融危机从潜在到爆发的整个过程；􀃊􀁓他们的这一研究结论得到了Radelet和Sachs等学者的认同，并将其很好地用以解释了亚洲金融危机。不同于国外研究者对金融危机爆发机制的多角度研究，我国学者更侧重于对理论研究结论的实证检验，例如，以李成、王建军和黄薇等为代表的学者就专门分析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传染渠道，进而分析了其直向性到交叉性传染的动态效应；􀃊􀁔潘敏和郭厦则专门对投资者视角的金融危机理论研究进行了梳理。可见，不同的学者基于各自的研究视角对金融危机的传播机制得出了彼此各异的结论，对于金融危机产生根源和传播机制虽未在理论上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其具体的传播渠道基本形成了以下观点。一是共生因素所引致的多国金融市场价格协调运动，由此导致各国爆发货币危机。该观点主要解释了新型工业国家受国际商品价格影响，诱发国内货币危机的现象，其中来自于发达国家的经济政策调整是导致国际物价变动的主要因素。二是国际贸易活动所导致的国内危机外溢，由此引发国际金融危机。该观点指出来自于国际贸易的危机传导不仅仅限于参与国之间，还可以延伸至第三方市场，即发生于某国国内的货币贬值，在提升自身出口竞争力的同时也直接抢夺了同类商品供给国的市场，导致国际市场预期被打压，国汇率将进一步贬值，最终引发对其的货币供给，诱发货币研究。三是资本市场国际化所导致的跨市场危机，加剧了金融危机的传播速度和破坏力。伴随国际间经济交流的深入，金融机构间也突破国界限制，彼此间联系日益广泛，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货币资产的频繁流动，一旦某国出现流动性危机，就可能通过拆借头寸来迅速缓解，但这就加大了其他市场货币危机的潜在风险；若是国家间资产运动同时具有强相关性，则金融危机又可通过跨市场的套期保值迅速地外扩，导致国家间金融危机的“高传染性”。四是基于投资者行为的金融市场价格波动，由此引发的金融危机，即由于投资者心理预期和资产调整行为而导致的。该类型的金融市场波动不同于前三种，并非国家实体经济基础出现非平稳性，而是单纯的由投资者行为导致短期资本流动异常或资产组合大幅调整，由此影响某国内或整个国际金融市场资产价格的变化。近年来，学者更提出这种危机可能因为羊群效应而迅速在国际市场蔓延，最终诱发更大规模的全球性金融危机。

二、金融危机跨国传播的一般机理与路径

金融危机在爆发初期其危害性主要限于国内市场，但在经济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当下，这种小范围内的有限危机就会很容易也很迅速地借助外贸渠道而传至其他国，最后演变为大规模的全球金融危机，其借助的外贸传播渠道主要是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贸易伙伴传播即直接双边贸易传播，危机的一般扩散路径主要是“危机源国”通过对外货物、服务交易或投资等将本国风险扩散到合作国，其主要方式是危机源国由于遭受金融危机而致使本国货币短时期内迅速大幅贬值，这将直接导致贸易合作国同时增加大幅的贸易赤字，进而导致合作国外汇储备同步减少，在这种经济背景下合作国很容易成为投机者的货币冲击对象，最终同样遭受货币危机；除此之外，危机源国的货币短时期内大幅贬值会同时拉低贸易合作国的价格水平，使合作国消费价格指数下降，对于合作国国内居民而言，货币需求量随之减少，而兑换外币的需求却会上升，这会再次加速外汇储备的减少速度，诱发更大规模的货币危机。竞争对手传播即间接双边贸易传播，其也是通过贸易联系将危机源国与对手国联系起来，只是传播方式与贸易伙伴传播有所差异。该传播路径假设，由于两国属于竞争对手，那么一国货币遭受危机而出现大幅贬值会同时带来该国贸易出口量的同步增加，在竞争国看来，为了维持自身利益就必须同时采取一定的货币贬值策略，以刺激本国出口贸易，一旦出现该种情况则会增加对手国被投机者货币攻击的风险。这就使得原本只发生于一国国内的货币危机外散成更大范围的区域金融危机，具体传播路径见图-1。从图-1可见，B国和C国与A国均有贸易关系（假定为双边贸易）但彼此间不存在贸易关系，若A国一旦发生金融危机将迅速使本国货币贬值，此时由于A国与B、C国间有贸易合作关系，则金融危机很快传播给B国和C国两国，产生A国对B国和C国的贸易伙伴型传播；若B国和C国与A国存在竞争关系，A国货币贬值将提高A国商品的竞争力，增加对B、C国的出口，抑制B、C国商品的进口，这就促使B国和C国产生货币贬值的动机，使B、C两国加入竞争性贬值的行列，这必然增加两国货币的投机性攻击风险，甚至出现金融危机传播的叠加效应，即出现竞争对手型传播。事实上，国际贸易网络中贸易伙伴型关系或竞争对手型关系是交叠存在的，这就使得金融危机的扩散路径也是复杂交杂存在的，一旦某国国内出现局部的货币危机就很容易通过网络交织的危机扩散路径，像流行病一样一轮又一轮地传播扩散开来。􀃊􀁗例如，A1爆发局部性货币危机则会首先通过上述两种途径“传染”给自身的贸易合作伙伴B1和竞争者C1，B1和C1则会相继传染给自身的合作伙伴B2、C2，以及竞争伙伴B3、C3，即开启了金融危机的第二轮传播，如此往复呈现出多米诺骨牌式的扩散效应（见图-2），直至各国采取措施治愈自身的危机，才能最终切断传播的路径，逐渐从危机中恢复。不难发现，无论是哪种危机传播渠道其对他国的溢出效应就是通过贸易渠道传播所产生的价格效应、收入效应，以及通过竞争对手渠道而产生的政策性效应和物价因素效应，这也意味着对于金融危机的免疫预防必须回到对上述因素的管控上。

三、基于我国国情的金融危机传播免疫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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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的频发，使得金融危机妇孺皆知，但学术上的定义至今尚处于争论之中，一般来讲，金融危机是指“全部或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主要表现为持续快速的货币贬值、挤兑银行存款、强制清理旧债、金融机构连锁倒闭、股市崩溃、货币量严重缺乏、借贷资金枯竭、金融市场剧烈震荡。金德尔伯格（2007）认为，金融危机一般经历异常变化、资金过剩、投机热潮、货币扩张、投机高峰、利率上升、回收资金贷款、资产价格暴跌、恐慌、危机爆发几个过程。按表现的形式，金融危机大致可以分为：一是货币危机，即当某种货币的汇率受到投机性袭击时，该货币出现持续性贬值，或迫使当局为保护其货币而抛出大量外汇储备或者大幅度提高国内利率水平；二是银行业危机，即现实的或潜在的银行破产、挤兑导致银行不能如期偿付债务，或迫使政府出面提供大规模援助以避免银行破产、挤兑的发生，一家银行的危机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波及其他银行，从而引起整个银行系统的危机；三是全面危机，即主要的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混乱，如货币危机、银行业危机、外债危机的同时或相继发生。按发生的原因，可以将金融危机划分为周期性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自发性金融危机、传导性金融危机。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经济周期波动引发的，伴随着经济危机的爆发而发生的金融危机。非周期性金融危机是由金融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引发的，不受经济周期波动的制约。自发性金融危机是由本国自身经济金融运动引发的金融危机，它是一国经济金融的非正常运动导致本国金融领域失衡状态达到一定程度的表现。传导性金融危机是别国爆发的金融危机通过危机传导机制扩散，从而对本国经济金融造成类似影响的金融危机。按影响地域，金融危机还可以分为一国性金融危机、区域性金融危机和世界性金融危机。

二、主要金融危机的理论简介

金融危机的频发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极大关注，经济学家通过模型建立、金融危机分析形成了一些对金融危机有重要解释作用的金融危机理论。1、货币危机理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一国宏观经济基本面的不协调会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通常表现为持续性的财政赤字的货币化，使市场上产生本币贬值的预期，投机者因而抛售本币，形成本币贬值的压力，央行竭力在目标价位上捍卫本币汇率，而耗尽外汇储备，迫使政府放弃固定汇率制，形成货币危机。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提出了新思路。该理论认为，政府维护汇率的过程是一个复杂的多重均衡的动态博弈过程。在极端情况下，仅仅是投资者的情绪、预期的变化就可能将经济从一个汇率的均衡点推向另一个货币贬值的均衡点，导致“自我实现”的危机。对于“自我实现”的货币危机，其根源是市场预期和固定汇率制度而不是由基本经济因素的恶化直接导致，至少维持货币平价的基本经济条件依然存在，但由于投击性攻击，使维持成本太多而不得不放弃。2、道德风险理论。由于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政府对借款提供隐含担保的现象，政府官员与各种金融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使金融机构无顾忌地大量举债，道德风险严重，产生了过度借款综合症，导致金融机构过量的风险贷款产生膨胀、资产价格的膨胀，直到某种外来扰动因素出现时，金融泡沫就会突然破灭，并通过支付链条传导到整个金融体系，引发金融危机。3、羊群行为理论。羊群行为是信息连锁反应导致的一种行为方式，当个体依据其他行为主体的行为而选择采取类似的行为时就会产生羊群行为。理论通常假设不同的单个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是序列进行的，这样后来的投资者在采取行动之前会观察前面投资者所采取的行动。在存在着信息摩擦的情况下，随着世界资本市场规模的增加和日趋复杂，羊群行为可能会越来越普遍。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收集关于某一特定国家的信息以辨别流言的成本会加大，投资经理们在面临存在着信誉成本的情况下会模仿市场上通行的资产组合。在这种情况下，谣言就可以诱发羊群行为进而使经济从一个没有投机攻击的均衡转移到一个有攻击的均衡。4、危机传染理论。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日益全球化，投资行为与市场预期的变动在国家将日益联动，导致危机易于向外扩散与蔓延。此外，经济运行的复杂性与开放条件下国与国之间的依存性，通过跨国贸易投资、经济政策趋同、金融市场机制、信息机制等，使得货币危机传染渠道更加多重与交叉，一旦危机在一国发生，危机极可能迅速传播到另一国。5、经济周期理论。由于技术创新不足等原因，经济进入衰退或萧条，产业投资回报下降，产业资金转向投资领域，引起投资泡沫，形成危机根源。此外，银行资产回报也往往较低，可能导致银行无法继续偿付存款或债券等固定负债的回报，这将加速银行挤兑或破产。Gorton（1988）以美国数据为例在实证上支持了该理论，薛敬孝（2009）以日本为例的实证分析也支持了该理论。6、理论。在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许多投资者往往从外部获得资金，而外部资金的最终提供者未能观察到投资的特点的话，则存在一个典型的风险转移问题。风险转移提高了风险资产的回报，导致投资者哄抬投资品的基本价值，形成问题。而金融自由化，通过扩大信用规模、创造未来的信用扩张路径的不确定性，恶化问题。这些将最终导致资产泡沫，当最终泡沫破裂时，形成危机。

三、对我国后危机时代的金融改革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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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频繁爆发：先是在1992年爆发了英镑危机，然后是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最为严重的是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这次金融危机充满了戏剧性：当1997年泰国政府动用外汇储备保卫泰铢的艰难战役失败而不得不让其贬值的时候，许多人甚至在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偏僻小国的位置，但是，风起于青萍之末，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测到，一场规模浩大的金融危机爆发了。金融危机如飓风一般席卷东南亚各国，然后顺势北上，在1998年波及刚刚加入OECD的韩国。这场金融危机的波及范围甚至到了南非和俄国。

回顾动荡的9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危机的一些新特征：首先，这些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在经济全球化大踏步前进的过程中爆发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经济自由主义在各国获得全面胜利的年代。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鼓吹下，经济自由主义几乎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意识形态。1989年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更使得资本主义国家弹冠相庆。从较为严格的意义上说，全球化只能从冷战结束之后算起，因为在冷战时期全球经济格局仍然没有摆脱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东亚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化的步伐开始放慢，反对全球化的声音越来越响亮，许多迹象表明全球化可能会进入低潮。同时，东亚金融危机也使得经济学家不得不反思原有的许多经济自由主义教条。比如，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一流的经济学家都对原来的“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批评；其次，这次金融危机的破坏程度非常深重，可以说是从货币危机肇始，并次第演化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甚至是政治危机。如果仅仅表现为货币危机，则其对实体经济的冲击是有限的，因为货币危机往往是由经常项目出现异常逆差而导致，但是货币贬值有助于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力，这便改善了本国的国际收支。金融危机的范围比货币危机更广，金融危机包括发生在银行业的挤兑危机，发生在股票市场的崩盘危机等等。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并不一定同时爆发，但是这次东亚金融危机却表现出来“孪生危机”的形式，所以其危害为烈，远远超过单纯的货币危机。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东亚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包括收入下降、贫困人口增加、公共服务业萎缩、教育和卫生条件恶化、犯罪率上升等。第三，除了个别例子之外，90年代爆发金融危机的国家大多是新兴市场。所谓新兴市场是指那些已经实现了对外开放，与国际资本市场有密切联系的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发达国家的利率较低，导致大量资金转向海外寻找新的投资机会，新兴市场因为其收益高而倍受追捧。然而，进入90年代之后新兴市场频繁爆发金融危机，不由得引起人们的思考。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托宾教授曾经指出的，只要世界仍然被分割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金融自由化就不可能是通向繁荣和进步之路。为什么新兴市场易于爆发金融危机？这可以从新兴市场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新兴市场之间的传染效应，以及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无政府状态这三个方面来讨论。

按照传统的货币危机理论，一国之所以会爆发货币危机，一定是因为其宏观经济的基本面出现了问题。以克鲁格曼1979年的论文为代表的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会过度挥霍而导致财政赤字，然后不得不用增发国债或增发货币的方式弥补其财政赤字，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将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如果投资者预期该国货币早晚要贬值，他们不会等待该国货币循序渐进地慢慢贬值，而是将一起抛出该国货币，导致该国政府的外汇储备几乎在一夜之间耗尽，该国的货币突然大幅度贬值。由此可见，判断一国是否将爆发货币危机的预警指标应该包括预算赤字、通货膨胀率和国内储蓄等。然而，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完全不能解释新兴市场的金融危机。比如说，在危机之前，东亚各经济体的预算赤字并不高、公共债务有限、通货膨胀率一直控制在一位数以内、国内储蓄和国内投资都很高、经济增长率较高。最近的金融危机理论指出，新兴市场的金融体系具有内在的脆弱性，这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

发展经济学家早就注意到，东亚各经济体在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方面有许多相似之处。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往往有着强烈的发展经济的愿望，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为此，政府对生产活动和资源配置积极干预，保护国内产业，并对私人投资活动和银行贷款进行隐含的担保。关系贷款盛行。这些做法在特定的条件下强有力地刺激了本国的工业化，同时又在高速经济增长时期维持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潜在的弊端逐渐开始显露：政企不分滋生了权钱交易的腐败行为，银企不分导致不良贷款如同滚雪球般越积越多。由于政府的隐含担保，企业倾向于过度借债，导致东亚经济中负债率非常之高。1996年韩国负债率高达355%，泰国是236%，菲律宾是128%。没有受到金融危机肆虐的国家也存在这一问题，如中国的负债率高达155%，日本为221%。高度负债的结果是银行不良贷款比率极高。1999年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不良贷款比率分别为55%和52%，马来西亚为25%，韩国为16%。解决银行不良贷款的成本占GDP的比重在印度尼西亚为29%，韩国为17.5%，泰国为32%，马来西亚为18%。当这些经济体仍然实行资本管制，对外借债的规模较小的时候，这种发展模式中的潜在的问题是可以控制的。但是一旦它们开放了本国的金融体系，将其金融脆弱性暴露于国际资本市场面前，潘多拉的盒子就打开了。

事实上，在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前景就有了恶化的苗头。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在经济衰退的泥沼中越陷越深；1995年美元升值使得采用盯住美元汇率制度的东亚经济出口竞争力受损；1996年日元贬值更使得与日本经济唇齿相依的东亚经济深受其害；中国的崛起也影响到东亚各经济体的出口，加之，1994年爆发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已经提醒了投资者新兴市场的潜在风险。在这种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政府采用政府担保的方式，试图继续挽留国际资本。由于有政府的承诺，流入东亚经济的国际资本并没有放缓，但是更加谨慎。国际资本更多地转为以短期资本为主，一有风吹草动，马上全身而退。危机前夕，泰国引入的外资中属于直接投资的只占5.5％，商业银行借款达51.5％，其中大部分是短期借款。韩国的外债中2/3属于短期外债。这就带来了“双重错配”的问题。首先，由于这些经济体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往往依赖国际资本为国内投资融资，因此借款人需要的是本币，但只能够借入外币，这就带来了“货币错配”（currencymismatch）。“货币错配”使借款人增加了偿还外币时的外汇风险。但是，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普遍实行固定汇率制度，政府承诺维持汇率稳定，所以这带来了“败德风险”，借外债的企业和银行都不关心汇率风险，于是出现了过度借债的现象，并积累了大量未做对冲的外债。由于东亚各经济体更多地依靠短期借债为长期投资项目融资，这便带来了第二种错配即“期限错配”（maturitymismatch）。“期限错配”使得东亚经济更容易出现“流动性危机”（liquiditycrisis）。“流动性危机”和“资不抵债危机”（insolvencycrisis）是两个值得区分的概念。比如说，一家银行可能会因为经营不善而资不抵债，即从技术上讲已经破产了，但是，只要暂时没有发生储户挤兑，这家银行仍然能够维持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即使一家银行经营状况良好，但是架不住所有的储户同时来提钱，这家银行一定会因为缺少流动性而关门倒闭。在东亚金融危机之前，短期国际资本大量流入东亚，金融危机之后，这些资本又大量流出。这使得许多经营状况本来良好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急剧恶化，纷纷破产。尽管墨西哥和阿根廷等国和东亚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但在国内金融体系不发达，易于出现“双重错配”这一点上是相似的。这就是为什么新兴市场一旦爆发货币危机，很容易进一步转化为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原因。

篇10

关键词：金融风险；国内传导；国际传导

中图分类号：F830.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29-0205-02

一、 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

金融风险的国内传导是在一国金融泡沫化基础上，货币危机向银行业危机和资本市场危机漫延，进而向全面的金融危机演变的过程。

（一）金融泡沫的挤出效应

过度泡沫化的金融市场，会改变人们的时间偏好，即预期未来会有更大的金融投资收入。由于持续的巨量外资涌入使金融资产不断增值，因此，人们 “看好”预期而改变了投资机会线，将内涵式投资转为了金融投资。

内涵式投资是指集约化用于改进产品、技术创新的投资。在泡沫化金融时，挤出最为严重的就是此类投资。内涵式投资与金融投资相比，内涵式投资要经历时间相对较长且不确定的过程。内涵式投资被挤出造成的严重后果最终表现为一个国家产业转换能力弱、产品竞争力下降、产业结构长期低级化等等。

（二）货币危机导致资本市场与银行危机

一个国家如果外债过多且货币不断贬值，势必使债务费用暴涨，从而造成企业出现亏损，陷入支付困境，并可能破产；最终会波及股市下挫，总市值严重缩水。因此，当金融泡沫化的一国货币大幅对外贬值后，在短期（一年）内该国股价势必受到影响而大幅下挫，虽然短期内也可能会出现反弹，但这只是暂时的表向，因为它是以主要贸易伙伴国不能同时出现币值剧跌，或者也面临金融危机为前提的，缺乏股价大幅回升的基础，从而使货币危机传导到资本市场危机。

另外，货币贬值可能会在有大量外汇风险的银行中间出现清偿力丧失。因为对非贸易部门（如房地产部门）的大量贷款可能导致大量非银行金融机构的无清偿力，这种情况反过来又会削弱银行的财务状况，因此，导致银行危机的出现。

（三）国内传导机制

货币危机及其所带来的贬值之所以在新兴市场国家引起全面的金融风险，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国家债务合约经常以外币计价且期限很短。由于债务合约以外币计价，当本币贬值时，公司的债务负担便会增加。另一方面，由于资本是以本币计价的，贬值的结果会使公司的收支不平衡与净值减少。若再出现贷款不良，贷款人会面临更大的损失风险，贷款就会发生萎缩，使投资和经济活动的缩减，导致货币危机在一个新兴市场国家的信贷市场上信息不对称，从而发生金融危机。

另外，货币贬值可能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央行并无资深的信用来抵御通货膨胀。由此，会随即导致价格压力加大的货币急剧贬值从而引起实际和预期通胀两方面的同时剧增。

二、 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

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分为广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和狭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广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是指金融风险在国与国之间的传播和扩散，它既包括单纯由外部原因导致的跨国传导，也涵盖危机国内部风险的溢出；既有金融贸易关系密切的国家间的接触性传导，也有贸易金融关系并不密切的国家间的非接触性传导。狭义的金融风险国际传导就是指接触性传导，它是在金融风险发生的整个过程中某些经济状况的变化引起其他要素的变化，最终引起经济、金融的整体或某个方面发生变化，从一国的本币贬值和股市暴跌开始，再通过汇率机制影响到国际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两个渠道，导致另一个国家或更多国家的股市暴跌和本币贬值，从而引发金融风险的国际传导。

金融风险的非接触性传导还表现为所谓的“传染效应”。例如，一国出现了金融风险会使投资者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因素和政策进行重新评估和预判，即便这些国家的基本经济因素和政策并未产生较大的变化，但由于投资者改变了的预判，结果对这些国家货币会产生投机性参考文献冲击的“自我实现”，这就是“传染效应”。

由于创新金融工具的广泛使用，使各类金融市场之间已形成为一个错综复杂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旦一国发生货币风险，投资者就会对其他类似国家的心理预期产生变化和 信心危机，然后抛出这些国家的货币或全面退出这些市场，又反过来造成这些国家投资者的心理恐慌，在“传染效应” 机制下，导致金融风险的进一步扩散。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参考文献：

篇11

关键词 非线性动力系统；交叉传染；Logistic 模型；货币危机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识码 A

A Dynamic Cross Contagion Model of Currency Crisis

ZHANG Yi, HUI Xiao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Harbin,Heilongjiang 150001,China)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evidences have proved that the financial market is a multilevel nonlinear dynamical system constituted by financial subsystems coupling with each other on extensive connections.Thus the nonlinear and complex properties of the system would transmit the contagion instantaneously while financial crisis erupt. In this paper we set up a dynamic differential model of currency crisis cross contagions between two countries by expanding the generalized Logistics model. According to the Ordinary Differential Equations Qualitative Theory, all kinds of possible singular point and the stable conditions were analyzed, and financial contag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wo cases: controllable situation and uncontrollable situation.

Keywords nonlinear dynamic systems; cross contagion; Logistic model; currency crisis

1 引 言

自90世纪8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而每次危机都愈趋严重，更具有向其他地区蔓延的危险性。且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过程的不断深入，传染效应越发突出，一国发生的危机通过贸易渠道和金融渠道等迅速传染到其他国家，而受传染国家发生危机后，又会反作用于传染源国家。各种渠道的传染效应交织在一起，使金融危机的演化过程呈现出高度的系统性、复杂性和非线性特征，这使我们迫切地需要寻找出有效的方法来动态的刻画金融危机的演化过程，捕捉金融危机传染的证据，更好地建立金融危机的预警、跟踪和防范机制。

自从早期的经典三代货币危机模型理论形成后，学者们做出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以进一步揭示货币危机传染的机制及路径。Olivier Loisel和Philippe Martin（2001）［1］提出了基于宏观经济变量的模型表明在一个完全垄断竞争部门中，政府为了提高全球贸易中的份额而有使本币贬值的激励，该模型同时表明贸易竞争越重要，越容易产生自发性投机危机。然而，区域合作模式虽然能增加参与国的福利，却会使彼此之间更具有贸易依赖性，一旦发生危机会导致危机传染效应更突出。Helmut Stix（2007）［2］研究了1992―1993年欧洲货币危机期间法国政府的干预效果并建立了马尔科夫转换模型来估测市场从平稳状态向危机状态转化的可能性。Li Gang，Pan Haomin和Jia Wei［3］用空间计量分析方法对次贷危机的传染路径进行了研究，得出传染的主要路径有地理位置因素，G7团体，贸易关联因素及开放资本项目。Thijs Markwat等（2009）［4］构建了一个基于多元线性Logit回归排序模型，发现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泰国股票市场崩盘后以骨牌效应的形式传染到东南亚各国，在利率、汇率等共同作用下形成金融危机。Kim（1999）［5］等通过韩国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的经济指标对金融危机预警系统进行训练与检验，发现使用人工神经网络预警韩国金融危机可以起到理想的效果。Phillips（2010）［6］用美国金融市场上的长期数据证实了金融泡沫从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蔓延到贷款市场引发美国次贷危机，再通过商品市场和汇率市场传染到其他国家的过程。

通过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总结，发现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传染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从实证的角度来检验金融危机传染效应，对金融危机传染的复杂性和非线性特性及市场之间的交互影响现象解释不足，缺乏从数理的角度建立危机传染的模型来动态刻画金融危机的传染过程。本文以此为出发点，建立基于Logistic模型为基础的两个国家汇率价格交互影响模型，以期对危机传染做出新的解释。

2 模型

Logistic模型最早是应用于种群生态学研究领域的经典数学模型［7］。近年来，其被大量引入到社会科学、心理学及经济学的研究中来。在文献［8］中，建立了一个基于Logistic模型的金融危机传染微分动力学方程，本文将其作为基础模型进行进一步扩展，原始模型如式（1）所示：

dxdt=γ1x［1－xk1+α1y］，

dydt=γ2y［1－yk2+α2x］. （1）

对式(1)进行简单的扩展，可得到：

dxdt=γ1xk2α1－x－α2yk1－α2y,

dydt=γ2yk1α2－α1x－yk2－α1x. （2）

在本文中，考虑建立一个基于式(2)的货币危机在两个国家交叉传染的非线性微分动力学模型：

dxdt=γ1xk2α1－x－α2yk1+β1x－α2y,

dydt=γ2yk1α2－α1x－yk2－α1x+β2y. （3）

对模型中的变量解释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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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货币错配，汇率风险，金融危机

一、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必要性

货币错配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用不同的货币计值，或者其业务经营活动中收入与支付用不同的货币计价，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规避汇率风险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货币错配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巴西及俄罗斯的金融动荡均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汇率急剧波动甚至货币危机，而货币错配是汇率风险产生的前提，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错配既是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汇率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经济不能很快恢复起来的重要原因。在所有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中，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敞口(近似货币错配)都有显著上升，见表1。阿尔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仅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在上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它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币负债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鲍姆和雷贝罗(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在危机前夕，存款货币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叫。

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机的成本以外，它还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的选择，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浮动恐惧”，并最终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错配程度相当轻微，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从2000年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FDI的不断增长，我国近年遭遇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同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一样，债权型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通过构建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全面及时地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货币错配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变化，相关部门可以据之迅速做出反应，将货币错配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这对保障银行部门的安全营运和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出现货币危机或者本币急剧升值时，较低的货币错配程度有助于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关系

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与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目标是不同的。金融危机预警的目标是根据相关指标值的变化以及经验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为决策当局采取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决策参考。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监管当局了解银行系统的外汇风险并对银行危机的发生进行提前预警。正由于它们的目标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异。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功能在于识别和揭示银行体系中蕴含的外汇风险，它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它能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强调全面性不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仅关注银行与企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的币种匹配情况，或者说只关注经济的货币层面，而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不仅关注经济的货币面，而且关注经济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一套广泛的指标，并能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货币危机先行指标的变量是：国际储备下降数量、货币升值、信贷扩张、持续的通胀率、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实际GDP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上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财政赤字。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机预测的变量是：对外债务、经常账户。而其他变量与危机的关系难以确定。从他们的研究来看，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如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以及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等已经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换言之，货币错配指标应该是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说明，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侧重于测量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应该说，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是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有关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设计来看，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其相应指标主要由外债余额、外汇储备及其同其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GDP、进出口总额之比而构成。从这些总量指标上很难看出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严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这些指标中不涉及企业货币错配情况，其实企业部门如果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同样会给银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是信用风险)。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弥补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

三、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功能及主要内容

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对银行危机进行提前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功能是，通过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密切监控，对银行体系系统性的外汇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风险。同时，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或指标相结合为监管当局提供金融危机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至少应包括三个模块：(1)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模块；(2)风险预警信号模块；(3)对策反应模块。第一个模块是为了准确测量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货币错配程度，为风险预警做准备。第二个模块主要是设计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临界值，对银行货币错配风险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将是下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的依据。第三个模块设计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货币错配程度，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预警系统构建的关键是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选择。笔者将结合相关货币错配指标及本国的实际情况尝试建立银行总体货币错配指标体系，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银行货币错配的测算指标应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性指标，还要包括直接货币错配指标和间接货币错配指标。具体说，指标的选取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相关性，即选择的指标与货币错配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数据可得性，即指标中涉及到的数据能从一定渠道获得，最好来自国民经济统计与金融统计；三是互补性，即指标之间能相互补充，从而全面反映货币错配状况。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如图1：

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分两大类：

一是直接货币错配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指标：(1)全部银行净外币资产总额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币种结构，在债权型货币错配情况下，这一指标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越严重；(2)外币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货币替代指标)，这一部分刻画国内的外币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3)国外负债占全部负债之比，反映国内银行承担的外债水平，比值越高，同样表明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4)全部银行净外汇敞口头寸与全部银行资本金之比，反映银行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外汇风险；(5)表外业务未抵补外汇合约总值，是针对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而设立的一个参考指标，表外业务中涉及外汇的部分增长越快，货币错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给银行带来的外汇风险也越大。

篇13

关键词：货币错配；汇率风险；金融危机

中图分类号：F83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3544(2008)03-0026-04

一、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必要性

货币错配是指经济主体拥有的资产和承担的债务用不同的货币计值，或者其业务经营活动中收入与支付用不同的货币计价，并且没有采取任何工具或手段规避汇率风险的现象。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后，货币错配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转轨经济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分析20世纪80年代拉美的债务危机、20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1世纪初巴西及俄罗斯的金融动荡均可以发现，这些国家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汇率急剧波动甚至货币危机，而货币错配是汇率风险产生的前提，国内出现严重的货币错配既是导致这些国家出现汇率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也是这些国家在危机之后经济不能很快恢复起来的重要原因。在所有发生过危机的国家中，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敞口(近似货币错配)都有显著上升，见表1。阿尔巴(1998)等人的研究表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不仅银行部门的货币错配程度在上升，在韩国、印尼和泰国，它们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外币负债也快速上升。伯恩塞德、艾克鲍姆和雷贝罗(1999)的研究结果也显示，印度尼西亚、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在危机前夕，存款货币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企业存在大规模的货币错配(以占GDP的比重来衡量)。

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除了增大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和提高化解金融危机的成本以外，它还影响一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和汇率制度的选择，它使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汇率制度选择上出现“浮动恐惧”，并最终被迫走上美元化道路的重要原因。从我国来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货币错配程度相当轻微，再加上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货币错配对经济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自从2000年之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FDI的不断增长，我国近年遭遇一种新型的货币错配即债权型货币错配，同20世纪90年代新兴市场国家出现的债务型货币错配一样，债权型货币错配对我国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汇率制度改革以及金融业的稳健运行都产生了十分不利的影响。为此，通过构建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全面及时地把握我国银行体系的货币错配状况，一旦出现异常变化，相关部门可以据之迅速做出反应，将货币错配控制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之内。这对保障银行部门的安全营运和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均具有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在一国出现货币危机或者本币急剧升值时，较低的货币错配程度有助于经济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到正常水平。

二、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关系

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与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目标是不同的。金融危机预警的目标是根据相关指标值的变化以及经验数据预测金融危机发生的概率，为决策当局采取措施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供决策参考。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依据，为监管当局了解银行系统的外汇风险并对银行危机的发生进行提前预警。正由于它们的目标不同，因而功能上也存在差异。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主要功能在于识别和揭示银行体系中蕴含的外汇风险，它不能预测金融危机的发生，但它能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的经济重建提供十分有用的信息。与金融危机预警体系强调全面性不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仅关注银行与企业资产与负债、收入与支出的币种匹配情况，或者说只关注经济的货币层面，而金融危机预警系统不仅关注经济的货币面，而且关注经济的基本面。

卡明斯基等人通过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货币危机的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有效的货币危机预警系统应当包括一套广泛的指标，并能获得充分的统计支持。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货币危机先行指标的变量是：国际储备下降数量、货币升值、信贷扩张、持续的通胀率、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实际GDP增长率、货币供给增长速度的上升、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财政赤字。基本上不能用于危机预测的变量是：对外债务、经常账户。而其他变量与危机的关系难以确定。从他们的研究来看，货币危机的先行指标如贸易账户恶化、出口表现以及广义货币与总储备的比值等已经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换言之，货币错配指标应该是金融危机预警指标的重要内容之一，这也说明，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可以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重要补充。值得注意的是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并非可有可无，因为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侧重于测量银行部门的外汇风险，为监管部门实施有效监管提供决策参考。

应该说，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是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国内外有关金融危机预警系统的设计来看，不同程度地考虑到了货币错配问题，其相应指标主要由外债余额、外汇储备及其同其他国民经济总量指标如GDP、进出口总额之比而构成。从这些总量指标上很难看出结构性问题尤其是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严重程度，因而是不全面的。此外，这些指标中不涉及企业货币错配情况，其实企业部门如果存在严重的货币错配，同样会给银行带来不利的影响(主要是信用风险)。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弥补金融危机预警系统存在的这些问题。

三、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功能及主要内容

建立银行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目标是准确测量我国商业银行货币错配的程度，为汇率政策以及宏观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决策参考，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和对银行危机进行提前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体系的功能是，通过对整个商业银行体系货币错配的密切监控，对银行体系系统性的外汇风险提出预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最大限度地化解危机风险。同时，作为金融危机预警体系的一个子系统，与其他系统或指标相结合为监管当局提供金融危机预警。银行总体货币错配风险预警系统至少应包括三个模块：(1)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模块；(2)风险预警信号模块；(3)对策反应模块。第一个模块是为了准确测量银行体系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货币错配程度，为风险预警做准备。第二个模块主要是设计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临界值，对银行货

币错配风险程度做出判断，这些判断将是下一步采取应对措施的依据。第三个模块设计的目的是针对不同的货币错配程度，要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

预警系统构建的关键是银行货币错配指标的选择。笔者将结合相关货币错配指标及本国的实际情况尝试建立银行总体货币错配指标体系，期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作用。银行货币错配的测算指标应包括总量指标和结构性指标，还要包括直接货币错配指标和间接货币错配指标。具体说，指标的选取应坚持以下原则：一是相关性，即选择的指标与货币错配具有高度关联性；二是数据可得性，即指标中涉及到的数据能从一定渠道获得，最好来自国民经济统计与金融统计；三是互补性，即指标之间能相互补充，从而全面反映货币错配状况。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如图1：

银行货币错配测算指标体系分两大类：

一是直接货币错配指标，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指标：(1)全部银行净外币资产总额与银行总资产之比，这一指标反映了银行资产币种结构，在债权型货币错配情况下，这一指标非常有效，比值越高说明债权型货币错配越严重；(2)外币存款占全部存款之比(即货币替代指标)，这一部分刻画国内的外币化程度，比值越大，表示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3)国外负债占全部负债之比，反映国内银行承担的外债水平，比值越高，同样表明债务型货币错配越严重；(4)全部银行净外汇敞口头寸与全部银行资本金之比，反映银行承受外汇风险的能力，其比值越高，越容易出现系统性的外汇风险；(5)表外业务未抵补外汇合约总值，是针对银行表外业务快速发展而设立的一个参考指标，表外业务中涉及外汇的部分增长越快，货币错配的可能性越大，同样给银行带来的外汇风险也越大。

篇14

［关键词］中心国；金融危机；国际货币体系；国

2007年开始爆发的美国次债危机将全世界拖入了新一轮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之中，与以往经常发生的危机不同，这次危机不是从新兴市场国家发端，而是直接从世界金融体系的中心美国爆发，进而蔓延到欧洲大陆、新兴市场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这次危机中几乎无一幸免，从股市暴跌到银行系统倒闭，从全球需求急剧下降到世界经济陷入前所未有衰退，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都受到这场金融风暴的巨大影响。本次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否将带来现有国际货币体系的终结和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如何看待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内在联系？本文试图探讨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以期透未来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和变革方向，也为中国在当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政策选择提供一些建议。

一、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

关于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的联系，国外方面，最具影响力的是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所做的相关研究，在他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中对从金币本位制开始至今的国际货币体系演变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地描绘，巴里•埃森格林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通常会与金融危机的发生相伴相生，并具有一种“网络外部性”和路径依赖，旧的国际货币体系通常会终结于一次大的金融危机。这些结论为我们探讨国际货币体系与金融危机的联系提供了角。［1］

国内方面，代表性研究如钟伟回顾了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他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迁分成五个阶段：(1)1870―1914年间的古典金本位时期；(2)1915―1945年间的前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3)1945―1975年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4)1975年以后以全球浮动汇率制为特征的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5)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货币区域化和美元化时期。［2］回顾这些历史，钟伟认为：货币体系的核心问题，一是寻找充当国际清偿力的本位货币并保持其适度增长；二是形成围绕本位货币的国际收支协调机制。货币体系的更替通常是由于原有的本位货币和货币体系已经难于适应最新世界经济的情况和需求，从而导致大规模国际失衡和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进而导致新的货币体系的产生。最后的结论是：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史几乎同时也就是百年危机史，旧的货币体系常常因一场大的国际性金融危机而终结，全球各个国家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和防范则常常引来一个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诞生。

在我们看来，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因为在每一个国际货币体系下，都有所谓的“中心国家”和“国家”，［3］中心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和金融实力上的统治地位和主导作用，通常起到引导和稳定整个货币体系的作用，国家则采用盯住中心国家的策略来进行相应制度的安排(包括汇率、储备货币的选择、危机的救助等)，并以中心国发行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货币。在这种安排下中心国和国的关系变化势必对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影响，并有可能直接诱发世界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具体来说，在一个货币体系的早期，中心国处于绝对的控制地位，中心国无论在资源和生产力上都处于最高级，因此它此时主要通过资本输出的方式来向国家提供资金，从而为世界经济体系提供储备货币，并说明国家通过借贷获得资金用来向中心国家购买商品，进而最大限度地利用中心国家的生产能力。随着发展，在货币体系的后期，情况一般会发生逆转，此时中心国的地位开始明显下降，即国家开始实现顺差，中心国家实现逆差，中心国家通过逆差的方式输出货币、获得实物资源，国家则通过输出实物资源的方式获得中心国的货币作为外汇储备。

这种变化带来的影响就是中心国霸权地位的逐步下降，［4］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发行的储备货币价值的信心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储备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综上所述，在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过程中，中心国通常会出现两类金融危机：一个是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具体表现为中心国的货币危机；另外一个就是中心国的债务危机。下面我们来分别分析：

（一）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机制

这类金融危机主要指随着中心国的经济实力和霸权垄断地位的下降，国对其发行货币的信心开始下降，并抛售该种储备货币的行为，通常发生机制如下：中心国国际储备货币供应过大世界各国对储备货币信心下降各国纷纷抛出储备货币，购入黄金或其他货币储备货币的汇率大幅贬值，中心国出现货币危机为维持各国的贸易竞争力，可能出现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情况各主要国家出面联合干预，以稳定货币当信心彻底难于扭转，中心国的储备货币地位消失，新的储备货币替代原有储备货币。

根据上面的逻辑推演，一个简单的推论是储备货币发行过大会导致储备货币发行国，即中心国家自身出现货币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后，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主要为美国。根据我们的统计，如果将一国货币在一年内贬值15%以上的情形定义为货币危机，从1945年至今，美国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家共发生了4次货币危机，具体年份为： 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5］我们将1960―2009年间每年美国M2的增长率数据与美国发生货币危机的时间进行对比，可以得到下图。

根据上图我们发现，美国在经历较高的M2增长年份后，自身随后通常容易发生货币危机，危机发生的时间离美国货币扩张时间会有一定的滞后性（通常为1―2年）。如1969年、1971年美国发生货币危机，在此之前两年的美国M2的增长率在1967年为9.16%，1968年为7.9%，这两次货币危机最终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1975年美国再次爆发货币危机，而之前的1971年、1972年美国的M2增长率达到创纪录的13.28%，12.92%，1973年、1974年开始回调但仍然维持在5%以上，当1975年M2增长率再次上升到12.65%时候，货币危机马上触发；2002年美国再次发生货币危机，同样的，在此之前是美元M2大幅飙升的时期，2001年美国的M2增长率为10.52%。本次次贷危机发生后，美联储为推动美国经济走出危机的泥潭而采取了“量化宽松”政策，大量发行货币，这使得美元大幅贬值的风险正在不断积聚。

（二）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

关于中心国的债务危机的发生机制，我们将主要采用“事件研究法”来进行分析，回顾历史上英国发生危机并最终将中心国家过渡给美国的例子来进行论证和总结。下面的历史片段描述主要来自巴里•埃森格林的专著《全球化的资本：国际货币体系史》，相关总结和分析为本文自行归纳和梳理。

中心国的更替，以1929―1933年世界大萧条和英国中心地位的丧失为例。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开始，英格兰银行一直与黄金储备的流失做斗争。这种斗争的一种重要支撑就是这个国家“看不见的盈利”：它包括英国在海外投资的利息和分红；外国游客来英国的旅游收入；海上运输和保险带来的收入；为外国人提供的金融服务带来的收入。然而从1930年开始，为了保护本国工业免受外国工业的竞争，很多国家开始对贸易施加高额的关税，这直接严重打击了世界贸易，从而减少了英国从海上运输和保险所带来的收入。另外由于1930年全世界商业环境的恶化，英国在海外投资的收益和分红也大幅下降。1931年，拉美的债务危机以及奥地利、匈牙利、德国等国对利息转移支付的禁止进一步恶化了英国在投资方面的收益和分红。1929―1931年之间英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6000万英镑，更致命的是，英国“看不见的盈利”减少了1.2亿英镑，是贸易逆差增加额的两倍，这导致英格兰银行保持英镑与黄金的官方兑换比率越来越困难，英镑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1930年下半年，英国的黄金储备流失进一步加剧，这迫使法兰西银行、美国的美联储不得不联合进场对汇率进行干预，以支持英镑保持黄金平价。但即使这样，英镑的汇率还是从4.86（1/4）美元每英镑下跌到了4.85（1/2）美元每英镑。

更为重要的是，英国不断恶化的经常账户正不断抽干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同时也招来了对英镑的投机攻击。按理说，英格兰银行此时仍然拥有一个强大的工具来应对这种情况，那就是提高贴现率，英格兰银行实际上也这么做了，它在1931年7月23日将贴现率提高了1个百分点，一星期后再次提高了1个百分点，希望以此吸引黄金的流入，从而对冲经常账户恶化导致的储备流失。然而，黄金储备却仍然继续流出，因为市场上已经开始认为英格兰银行上调贴现率的行为是不可持续的，因为过高的利率将进一步提高已经很高的失业率，同时还将削弱在议会中已经不占多数的工党政府所得到的支持。利率上升同时还将提高银行体系的不良贷款率，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到中欧经济停滞影响导致盈利下降的英国银行体系的经营状况。另外，高利率还将提高政府国债的融资成本并恶化政府的财政状况。由于政府在一战中累积了大量的“战争负债”，并且其利息支出占到了英国政府全部支出的三分之一。利率的上升使得英国政府在1930―1931年期间进一步掉入了财政赤字的泥潭。投机者们认为，如果英国的失业率进一步恶化，财政赤字进一步上升，英格兰银行放弃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将变得不可避免，因此，投机者们开始出售英镑。

历史学家认为，尽管英国的失业率维持在20%的高位，如果没有投机者们的攻击，英格兰银行还是可以通过3.5%的贴现率（1931年7月23日的水平）来维持英镑的黄金平价。然而由于德国危机带来市场对欧洲复苏前景的进一步暗淡，市场上对英镑的投机进一步加大，投资者们坚信民选政府无法在面对20%的失业率情况下进一步提高利率，因此，对英镑贬值的投机攻击进一步加剧。终于，1931年9月19日，英格兰银行停止了英镑与黄金的可兑换，从而宣布了英国退出金本位制，作为一战前的世界货币体系的绝对中心国家，一战后的世界双中心国家之一（和美国），英国退出金本位制宣告了世界金本位制的解体。英镑也在随后的3个月内对黄金的比价贬值了三分之一。这种下降同时摧毁了世界对其他信用货币的信心，各国央行纷纷将其美元储备兑换为黄金，这种行为进一步压缩了世界货币体系的储备供应。从1932年开始，世界上大约24个国家放弃了原来的金平价水平，并将其货币贬值，从而彻底宣告金本位制成为一种历史。在英镑危机发生之后，1932年开始，英国接着出现债务危机，这彻底标志着英国不再担任世界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角色，其中心国家的角色逐渐被美国所取代。

从英国作为中心国家衰落的历史中，我们总结出一个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心国家已经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中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如英国到后期严重依赖其“看不见的收益”来支撑其贸易逆差和资本流出。(2)原来的中心国家经济实力占世界经济的垄断地位已经大不如前，世界上已经出现潜在的中心国家接任者。我们认为英国出现英镑危机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统治地位的崛起，它为世界寻找新的中心国家找到了支点，这也加速了世界各国对英镑信心的丧失。(3)中心国家的更替最重要的因素会是世界对中心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信心的下降，直接表现为国家对中心国货币的抛售，从而带来中心国货币大幅贬值的压力。在1929-1933年这段历史中直接表现为“英镑危机”。(4)中心国家发生货币危机还不是该中心国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其发生债务危机才是其中心地位彻底终结的标志性事件，另外中心国家更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是继任者的出现。

二、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在英国之后，从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美国就一直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中心国家”，下面我们回顾一下美国的历次货币危机和其他类型的金融危机。

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美国成为中心国家后，已经在1969年、1971年、1975年、2002―2003年发生了多次货币危机。其中的1969年和1971年的货币危机直接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是典型的中心国家霸权垄断地位下降所引致的金融危机范例。从70年代开始，美国也完成了从原来的贸易顺差和资本输出的角色转变为贸易逆差和资本输入的角色，并且在后期严重依赖资本账户资金的流入来弥补其经常账户的逆差。然而，与英国的更替不同，即使到今天，世界上还一直没有出现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美国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强的，虽然危机多次发生后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减低由此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欧元的出现就是这方面的一种努力，在欧元诞生后的国际货币体系中，除美元外，世界上其他国家还可以以欧元作为储备资产之一，但从美国和美元的实际影响力上来看，美国仍然是具有垄断地位的中心国家。

美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垄断地位是否在不断下降？未来的新的中心国家会是哪个？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是什么？下面我们对此做进一步的讨论。

根据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的《世界经济历史统计》（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World Economy:1-2008 AD）中对各国实际GDP的估计和测算，我们将美国、中国、德国、印度、日本这5个国家以国际元（million 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①）为单位的实际GDP除以世界的实际GDP，得到各国从1970―2008年实际GDP在世界GDP中的占比，从而得到表1。

我们发现，在2000年之前，美国一个国家的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的比重一直稳定在20%以上，日本即使在其本国经济最辉煌的80年代，其实际GDP占世界实际GDP比重的峰值（8.7%）也一直远低于美国，从来没有对美国的霸权地位造成真正的威胁。然而2000年之后，我们发现中国的迅速崛起似乎正在改变这一趋势，根据上表2008年中国按购买力计算的实际GDP占世界的比例已经达到17.5%，而美国已经下降到18.6%。不过就此判断中国将在未来替代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中心国位置还为时尚早。

根据前面对英国例子的分析，我们认为一个中心国家衰落的标志性事件将是这个中心国家出现债务危机，同时它的前提条件是新的中心国家替代者正在出现。如果说中国经济的不断崛起增加了这种更替的可能性的话，那么新的货币体系的更替或者说美国中心国家地位的丧失将是等待美国债务危机的出现。表2为美国国债目前前10个持有者的数据。

根据美国财政部提供的数据，截止2011年2月底，海外投资者持有的美国国债的数额已经达到了42743亿美元，其中中国目前是美国国债的最大持有者，占美国全部国债的25.79%，这与上一次中心国家更替时新中心国家美国是旧中心国家英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极其相似。我们认为，美国中心地位衰落的标志性事件或许就是美国国债危机的爆发，即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者不愿意再持有美国国债。这也就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条件。

三、结 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心国金融危机与国际货币体系更替之间存在密切联系，当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国霸权地位开始逐步下降后，随着其对资本输入的依赖程度的不断加深，中心国家的力量会开始不断地削弱，并带来国家对其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信心的下降和这种模式的难以为继，中心国货币价值的下降会带来中心国储备货币信心危机的发生。同时从历史来看，中心国出现储备货币信心危机通常还不是国际货币体系更替的标志性事件，只有当中心国出现债务危机时，旧的国际货币体系才会到达终点。即旧的国际货币体系的瓦解和新的体系的诞生，通常会是以中心国发生债务危机为标志。另外，旧的体系瓦解和新的体系诞生通常还需要新的中心国家的出现，以替代原有中心国家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从中国在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地位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态势来看，美国的霸权垄断地位不断下降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目前国际货币体系中心国家的更替还没有发生，究其原因，一个是能够替代美国的中心国家还未真正出现；另一个是美国虽然爆发了次贷危机，新一轮的美元货币危机的发生压力也在增大，但其目前还未出现债务危机的情况，因此中国作为国家和美国国债的主要持有者，应重点关注美国国债市场的变化趋势，并及时做好应对措施。

注 释：

①国际元（英语： Geary-Khamis dollar），在特定时间与美元有相同购买力的假设通货单位。1990年或2000年常用作基准，与其他年份作比较。国际元由罗伊•C•吉尔里于1958年提出，萨利姆•汉纳•哈米斯于1970―1972年发展而成。国际元建基于通货购买力平价与日常用品国际平均价格的双生概念。国际元和国际汇率皆可用作比较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不过在比较各地生活水平时，国际元比国际汇率更准确。

主要参考文献：

［1］Barry Eichengreen,2008:“Globalizing Capital: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nd ed, ISBN 978-0-691-13917-1

［2］钟 伟．国际货币体系的百年变迁和远瞻［J］．国际金融研究，2001(4)．

［3］张 明，覃东海．国际货币体系演进的资源流动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12)．

［4］何 帆，张 明．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中的美元霸权因素［J］．财经问题研究，2005（7）．

［5］Carmen M.Reinhart and Kenneth S.Rogoff,2010:“From Financial Crash to Debt Crisis”［R］.NBER Working Paper No. w15795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Su TianpengAbstract: Central country's financial crises have a close linkag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hen the central country's hegemonic dominance begin to decline, the periphery will lose the confidence in the central country's currency and induce the currency crisis in the central country. On the basis of history, the replac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will be symbolized by the sovereign default in the central country, not the currency crisis.Considering China is still a peripheral country in the monetary system, we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U.S. Treasury Bond market and select the correct response.

Key words：Central country; Financial crisi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eripheral Coun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