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纠纷处理的方式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纠纷处理的方式，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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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市精神病防治院，辽宁阜新 123000

[摘要] 精神科医患纠纷具备自身的特殊性，这是由于人们对精神病患者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偏差而导致的。因此，重视对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预防措施及处理方式的分析，有利于公平公正地解决精神科医患纠纷事件。该研究主要从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出发，分析精神科的医患纠纷的主要特点，并对精神科医患纠纷进行的合理预防，还有对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处理提出4点相关处理办法，为确保医患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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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 精神科;医患纠纷;特点;预防措施;处理

[中图分类号]R197.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5654（2015）01（b）-0070-02

因社会上对精神患者存在一定的偏见或者认识误差，因此，精神患者在发生意外事件后，患者家属极易将过错全部归于院方。因此，解决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结果，往往无法让双方满意，故预防精神科医患纠纷的措施，成为避免类似案件发生的主要途径，同时也需重视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处理方式。

1 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

精神科的医患纠纷除了具备其他医患纠纷的特点外，还具备自身的特殊性，具体内容为：①责任界限的确认：现阶段人们对精神疾病医院的运作、管理模式等不了解，也未清楚认识到精神疾病病情的严重性和特殊性，因此，患者家属极易将部分意外事故归结于医院的疏忽，进而引发医患纠纷。但是部分精神病患者发生的意外事故，通常是难以避免的，将所有责任归结于医院是不全面的，而导致这种现象发生的主要因素为医院责任界定不确定[1]；②缺乏完善的精神病患者法定监护人确定法律：家属将患者送往精神疾病医院后，一般就由医生和专管护理人员接手，实际上医院已经全权承受对患者监护权利。但是在法律上患者的家属仍为患者的监护人，也就是说实际的监护权利转让给医院，而法律上的监护权仍归家属所有，并未有相关的法律指出精神病患者住院治疗期间的监护权归属情况，故成为引发医患纠纷的主要因素[2]。

2 精神科医患纠纷的预防措施

想要避免或者减少精神科医患纠纷，就需在发生医患纠纷之前，对可能发生或者已经发生的纠纷事件进行总结，吸取经验教训，为预防精神科医患纠纷做好充分准备，具体的预防措施包括以下几点。

2.1宣传并普及精神卫生方面的知识

导致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原因，大部分来自于人们对精神病认识的片面性，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①视精神患者为危害人群，对其采取躲避的态度，并对精神病患者产生歧视思想；②将精神病患者过度的弱势化，当精神病患者在医院发生意外事故，人们出于同情心，会将一切的责任归于院方。针对以上片面认识精神病的现象，院方需在患者住院时向其家属或者亲友宣传精神疾病知识，包括疾病种类、发病原因、治疗手段和预后等；还可通过媒体向人们宣传正确的精神卫生知识，消除人们对精神疾病的恐惧和歧视心理；精神科的医生还可深入社会，通过发放宣传册、健康讲座等方式，向人们普及精神疾病知识[3]。

2.2增强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

由于精神病院的医护人员均为医学专业或者护理专业出身，其法律意识比较匮乏，医院对法律知识的培训不够，故在精神科医患纠纷发生时，医护人员无法通过法律途径保护自己。因此，需增强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法律意识，具体途径为：①精神科定期举办法律讲堂，邀请该地区的法律专家向医护人员讲解法律知识，或者对医护人员的法律问题进行解惑；②在医疗工作中，努力履行好自身的法律责任，慎用精神类的药物。

2.3完善精神疾病医院的保护制度

精神科的医护人员需通过案例了解其他科室或者其他医院发生的意外事故、医患纠纷，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用于防止或者应对医患纠纷的发生。另外，医院还需成立医疗纠纷处理委员会，对医疗失职行为作出严格的规定，将患者权益保护细化到每个医护人员的身上，并制定出严厉的过失责任追究制度，在规范医护人员的行为的同时，尽量保护患者利益，以避免医患纠纷的发生[4]。

2.4实施精神病区的康复服务

精神疾病患者的住院区、治疗区是与其他疾病区域隔离开的，有利于精神科的医生和护理人员在精神病区开展服务，具体内容有：①可对精神病区展开整顿活动，内容包括检验医护人员的冲突解决能力、预防患者酒精和药物的滥用、向患者及其家属普及精神卫生知识、规范护理人员的护理技能等；②医护人员需对各种精神患者进行正确识别，并及时观察患者的病情发展，提高患者的疾病治愈率，减少各种意外事故的发生[5]。

2.5健全精神科的住院协议书、知情同意书等书面协议

现阶段，医院需规范住院协议书和知情同意书的内容、签署流程等，在精神患者入院时，医护人员需与患者家属签署住院协议书，将各种可能发生的意外事件纳入住院协议书中，并明确医患双方的责任。签署的住院协议书具备一定的法律效应，可在医患纠纷发生时，作为调解的凭证。另外，对于强制入院和自愿入院的精神患者，均与其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其中包括患者家属对医生的用药、治疗方式等全部知情。通过精神科的住院协议书、知情同意书等书面协议的签订，可避免医生出现过度担责。

3 精神科医患纠纷的处理办法

现阶段，对于医疗事故赔偿等的民事责任纠纷的解决方式，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经给出明确的指示：医患双方可采取自愿协商的方式解决、申请行政调解、提起民事诉讼3种方式解决精神科医患纠纷。该院针对精神科医患纠纷事件的性质和患者家属的态度，主要通过以上3种解决方式解决。

我国属于法治国家，因此，对医患纠纷的处理，需做到公开化、社会化和透明化，并体现法律的公平和公正。对医疗事故进行科学、公正的鉴定，是处理医疗事故的核心，卫生行政部门需依据专家鉴定的结论秉公处理，从而提升处理结果双方的满意度。目前人民法院在审理医疗纠纷案件时，均一致同意进行医疗事故的技术鉴定，鉴定方法为：按照条例规定，自医学会成立的专家库内随机抽取相应的专家组，组成临时的鉴定组，对医疗事故进行鉴定，为司法判决提供有效的依据，确保审理结果更加的客观和公正[6]。

综上所述，由于精神患者具备一定的特殊性，因此，其发生医疗意外事故的机率较大，精神科的医生在详细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的前提下，也需对自身的医疗水平进行提升，以预防发生医患纠纷事件。对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进行探讨，可为了解其预防和处理措施打下基础，以确保医患纠纷解决的公平性和公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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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姚立峰.精神科医患纠纷的特点、预防及处理[J].中国中医药咨讯,2011,3(5):379.

[2]杨金秀.浅谈精神科护理的安全隐患及其防范[J].中国保健营养,2013(4):1862.

[3]全瑞国,普启光,纪桂英.精神科突发事件导致医患纠纷原因分析与应对策略[J].临床心身疾病杂志,2013(6):137.

[4]郑亚琦.精神科护理工作常见的法律问题与对策[J].当代医学,2011(34):149.

[5]唐志芳,高小杰.精神科风险评估在护理安全管理中的应用[J].当代护士,2013(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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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经济纠纷有个准确的了解是我们分析并解决经济纠纷的前提和关键。何为经济纠纷？我们知道经济纠纷，又可称之为经济争议。而具体的定义则是：因经济义务以及经济权利的矛盾而引起的经济法律关系主体间的争议，其意指为经济纠纷。所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和法人、公民或者是在其他组织作为行政管理人与行政机关之间，因行政管理所引发涉及的经济内容的纠纷，且主体间是平等的。这也称之为经济纠纷。可见，经济纠纷的纠纷内容是多样性的，则也就决定了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多样性。

2.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

经济主体为实现各自的经济目标，必然要进行各种的经济活动。但又由于彼此都以维护各自独立的经济权益为主要准则，又伴随着经常变幻莫测的客观情况，因此会发生无法避免地各不相同的经济权益争议，在市场经济的前提条件下，从而便产生了我们口头所说的经济纠纷。一般解决经济纠纷的途径包括和解、调解、仲裁以及诉讼的这几种方法。具体如下：

2.1和解

和解是完全由双方当事人在意思自治的基础上简单、灵活、迅速的解决纠纷。在经济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如果当事人双方彼此产生意见分歧时，当事人应当在进行充分协商以及互相谅解的前提下自愿达成和解。当然，达成和解的前提是在不违反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以及公共利益的的基础上才可通行的。而这个基础是双方当事人都能充分协商和相互理解，并最终使经济纠纷得以解决。而很多问题是复杂的，这就需要更多其它的方式。

2.2调解

当合同的当事人双方彼此间发生了争议、且不能相互达成和解的情况下，这时候，就需要用到调解途径。进行调解可向当事人双方的上级单位、合同仲裁机关或人民法院进行申请，并在当事人双方自愿的基础上来达成调解协议。

2.3仲裁

在当事人双方未能协商成功达成和解或者进行调解的情况下，当事人双方可根据合同所订立的相关仲裁条款及其他书面形式，即其在纠纷发生前后双方达成的仲裁协议向仲裁机关申请进行仲裁。当前我国仲裁实行的制度是一裁终局。要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前提是，在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相关条款时，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相关条文规定的这一前提下申请执行仲裁。

2.4诉讼

如果当事人双方所订立的合同中并未订立相关仲裁条款，且发生纷争后也未能达成仲裁协议时，合同当事人则可将合同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通过司法途径予以解决。除以上所述情形外，部分合同还是具有其自愿的这一特点，如解决时可能会引用外国法律、而不是中国相关的合同方面法律的涉外合同纠纷。当事人也可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法律条款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所产生的经济合同纠纷，经人民法院调解无效的，法院可以依法对其作出裁定或判决。在我国，解决其经济纠纷的途径以及方式有如下几种，其最主要有民事诉讼、仲裁、行政诉讼、行政复议。当经济纠纷发生在当事人均为平等民事主体之间时，解决这种经济纠纷的方法首选的是民事诉讼或者是仲裁的方式来解决。当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行政行为的侵犯时，可采取提起行政诉讼又或者是申请行政复议的方式予以解决。

3.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

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即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已成为当前社会科学研究的重点研究对象。这一研究是由不同方法所构成的，与学科、理论及实践并重的综合性的研究。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济纷争及其解决途径的相关研究就已备受各国法学界关注，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特别是在法社会学和司法实践研究领域。不得不说，国外有关经济纠纷解决的研究现状与成果，到现今为止已有大量介绍，此处便不再累赘复述。在国内，近些年来关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方面的研究已较有成果，其发展相对较快，大量出版物也相继问世。国家教育部、司法部以及社科基金等也加大了对这一领域科研的投入。由此可见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已引起社会和学界的极大重视，尤其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环境下，对多元化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这一制度构建中，也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自觉意识。但是，目前我国所参与的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相关理论研究、制度构建、程序设计、立法以及实践的主题皆较为集中于法律界，因而，法学界关于经济纠纷及其解决机制的研究成果也居于首位。

4.对于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完善

人民法院在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时必须运用适用于案件的法律，同时在依照相关法律条文来处理民事案件时，是必须要在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宪法和民事诉讼法中都相当明确规定的前提下进行的。这些法律原则不但适用于人民法院的判决工作，也同样适用于人民法院的调解工作。诉讼带有一定的成本，这里不仅是法院和当事人的开支，也包括诉讼可能带来的当事人的名誉损失等。因此，找到最有效的解决途径迫在眉睫，刻不容缓。通过对以往经济纠纷解决途径的了解与分析，本文认为，由于，经济纠纷内容复杂，在主持和解、调解等活动的时候，应当做到以下几点：①人民法院在主持相关调解活动时，必须严格按照《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来进行调解。②当事人双方所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相关政策和法律条文的规定。在进行调解活动时也必须严格遵守“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调解准则。③对当事人的处分权既不违背相关法律规定、不违反国家相关政策的规定，也不会对国家、集体和其他公民的利益造成损害，是在当事人自愿为前提条件下，人民法院对调解协议进行适度干预，这就是调解协议的达成。在司法的实践过程中，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民事案件很大一部分都是通过调解来结案的，这种结案方式已经越来越受到司法工作人员的重视，通过调解来结案在很大程度上节约了司法资源，从而提高了司法效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历来对法院的调解都是相当重视的，并且这也是法院对民事纠纷进行审理的一种极为重要的解决方式。并且，从审判务实这一角度来看，调解也是法院进行案件审理时运用最多的结案方式。相对于判决，法院在对民事争议进行处理时，调解则具有较大的优越性，通过调解有利于矛盾的化解，从而促进当事人双方的团结，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也有利于将民事权益争议更及时、更彻底地解决；有利于进行法制宣传，预防以及减少民事诉讼；有利于社会秩序以及经济秩序的维护，促进社会经济和谐发展。

5.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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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法经济法纠纷必要性司法解决机制

一、对经济法纠纷的理解

1.经济法的概念。经济法就是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关系进行整体的、系统的、全面的、综合的调整的一个法律部门，在我国的现阶段，它的主要功能是调整我国社会生产及再生产过程中所出现的，以各类组织为基本主体所参加的经济管理关系和一定范围的经营协调关系。它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含义：其一，经济法是经济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二，经济法是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其三，经济法调整的是一定范围的经济关系。我国的经济法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部门法，市场主体之间的平等经济关系可以由民法来调整，而国家行政主体与市场主体之间的社会公务性经济关系则由行政法来调整。

2.经济法纠纷的涵义。经济法纠纷就是在我国经济运行的过程中，出现的需要国家政府司法部门出面来调节的经济法律纠纷，这些纠纷的处理部门即政府的职能部门是由国家赋予其权力的。经济法纠纷的范围很广，它包括在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与经济有关的权利和义务等的争议，这些争议妥善、有效的解决是我国经济秩序和谐、稳定运行的保证，可以说运用经济法来解决各种经济纠纷也是关系到我国长治久安的前提保障。

3.经济纠纷与经济法纠纷的区别。经济纠纷是由利益主体权利及义务方面所产生的矛盾而导致经济主体之间的纠纷，它所涉及的范围比较大，可以是机关单位间的纠纷、平等主体间的纠纷等等。而经济法纠纷则有所不同，它所指的是在进行经济调节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经济权利及义务间的争议。也就是说经济法纠纷不同于经济纠纷，它不是在进行商品交换等一些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纠纷，也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所能引起的，而是与纠纷双方的经济实力或社会地位等等情况相关，它也不是普通的行政纠纷和民事纠纷，与经济纠纷有着根本的区别，如果它未构成犯罪，是不能用刑事手段来处理的。

二、通过司法解决的必要性

1.国家宏观调控的需要。我国一直都在实行着宏观调控的政策，但由于我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而且近几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所以在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再配置过程中，即使应用了宏观调控，也难免会受到资源的有限性及稀缺性等等条件的限制，而出现分配不合理及不平衡等现象，这样因为一部分人得益，而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的情况，就不可避免的会出现经济权利和义务之间的利益之争，再加上国家的调节主体如果在这个时候出现的现象，就会更加加速经济法纠纷的产生，使国家利益、公共利益和组织、个人利益同时受损，当这种经济法纠纷出现时，如果不能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将会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环境的和谐与稳定，影响经济法的有效实施和资源的合理配置。

2.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途径。在我国，解决纠纷的方法不外乎四种：仲裁、协商、行政、司法，而司法则是被认为是解决所有纠纷最有效的办法和途径，当经济法纠纷涉及到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以后，因为仲裁机构只是一种社会组织，它没有权力对国家的行政机关行使仲裁权，而且有的经济法纠纷的当事人也不信服仲裁机构，这时就必须要进入司法程序，交予法院进行处理。

3.监督和制约国家行政机关。经济法纠纷与民事纠纷、刑事案件等等不同，它虽然也具有可诉性，可以通过司法的途径来进行解决，但就我国当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的经济法纠纷大多都终止于行政解决，因为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诉求于法院，走法律的路子去解决矛盾，而这种经济法纠纷只有通过司法的途径去解决才能得到公平、公正的答案，也才能有效的制约和限制有关国家行政机关的行为，从而让国家权力机构的经济调节权得到监督，防止一些腐败现象的产生，促进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

三、对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的方案分析

1.把经济法案件归类于刑事诉讼案，只要违反经济法的规定，达到犯罪的程度，就要按照规定去追究其刑事责任，不再属于经济法诉讼的范畴。

2.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按原法律规定去执行，因为只要能使经济法纠纷中当事人的权利能得到维护，纠纷最终得到解决，当事人是不去追究用民事诉讼还是行政诉讼手段的。

3.如果现行的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等等不能解决经济法纠纷，就要建立和健全全新的补充制度，不管何种形式立法，其目的都是使经济法纠纷得到彻底解决。

四、司法解决的机制探讨

经济法纠纷不仅包括合法的经济组织在进行各类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经济法纠纷，还包括国家在进行宏观经济调控中所产生的经济纠纷和进行经济秩序的整顿时所产生的经济纠纷等等，如果要建立一种适合我国经济发展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纠纷司法解决机制，首先就要对产生纠纷时需要进行调解的对象进行深入、细致的了解和分析，再结合我国当前的经济现状、政治形势以及各地不同的文化环境、风俗习惯，去寻求一种合理、合法、有效的解决途径，并建立和完善经济法纠纷的司法解决机制。

1.可以用民事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民事诉讼包括特别民事诉讼和普通民事诉讼，它是平等主体间的利益发生纠纷时的一种解决办法。这里的平等主体就对经济法纠纷有了一定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的经济法纠纷主体之间在权力、能力、地位等等方面都不存在平等的关系，这时要用普通的民事诉讼就很难解决，所以要对民事诉讼的一些制度进行优化、补充、完善和革新。通常情况下可以对弱势的一方提供一些无偿的帮助，比如说为他们提供法律援助、简化一些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等等，以此来纠正当事双方的不平等的关系，保证司法解决的公平性、公正性和有效性。

2.可以用行政诉讼解决的经济纠纷。行政诉讼解决纠纷的方法要比民事诉讼的效率高，它主要适用于纠纷当事人为国家行政机关单位或者是一些有法律法规行使权力的组织或个人，它也包括特别行政诉讼和普通行政诉讼两种，所针对的行为主要是行政行为，因为国家行政机关是拥有国家法律法规所赋予的特别权利的，它可以行使国家调节经济的权力，因此他们之间的纠纷需要由行政诉讼来解决，除了这些纠纷之外，还会产生一些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受影响的另一方之间的纠纷，这样的纠纷也只能由行政诉讼来处理。总之，通过行政诉讼来解决的经济法纠纷，它不同于一般的刑事纠纷案件，必须要在行政诉讼的种类、所有证据的搜集及调节等各个方面做好各种优化及调解工作，避免使任何一方产生极端，影响国家的经济调控，产生经济秩序的紊乱，要使经济法纠纷的双方在和平、和谐、积极、有效的环境中得到解决。

五、结语

总而言之，我国的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与其它的法律有着本质区别的法律部门，它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商品经济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社会利益为基点，以处理和协调国家行政权力机关与社会组织或个人之间的关系为目的的一种法律，是一部综合性、调整性的法律，只有解决和处理好经济法纠纷，才能使经济建设更好的服务于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才能促进我国经济体制的平稳发展，才能进行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的公平竞争，营造一个团结、稳定、健康的社会大环境，推动我国社会经济大发展。

参考文献：

[1]刘金明.经济法诉讼模式的理性构建——评《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湖南医科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47-49.

[2]张姣.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研究[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07:112+111.

[3]程明月.经济法纠纷司法解决机制探讨[J].合作经济与科技,2016,04:192.

[4]赵龙.经济法司法实施理论问题四论[J].理论界,2007,02:157-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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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项目承包； 经济纠纷； 风险； 防范； 策略

Abstract: the engineering projects for internal contracting mode of operation, i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enterprise operating vitality, ensure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the important means, has become the current construction projec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ne of the common phenomenon. But in internal contracting process to tak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avoid risk, to reduce the economic disputes due from the unnecessary loss, and to ensure the project economic benefit and social benefit harmony. Combining with the practical engineering experience, how to prevent project contractor for economic dispute brings to the enterprise problems such as the loss of the concrete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Keywords: project contract; Economic dispute; Risk; Prevention; strategy

中图分类号： F7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工程建设的加快，建筑施工企业点多面广，一般施工企业就有几十个在建工程，随之内部承包项目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经营方式。内部承包项目模式极大的调动了内部项目承包人的积极性，也减少了公司的经营成本，为公司的做大做强起了关键作用。但在目前，建筑市场还不是很规范，竞争激烈，企业内部机制等尚不完善，企业内部承包同时给企业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例如有些项目承包人在外面使用项目部章赊取材料，签订租赁协议等，由于承包人未支付该款项，致使公司承担责任；有些项目承包人挪用工程款或在工程款不到位的情况下，拒付、拖欠民工工资，造成民工到企业、到政府集体上访，给企业造成不良的影响；有些项目承包人由于对工程成本没有进行测算，盲目承包工程，当工程进展到一定进度时发现亏本，就不肯再干下去，由于建设单位催进度，施工单位怕影响声誉，最后只好施工单位收拾烂摊子；有些项目承包人工程质量意识差、进度慢、实力不够导致建设单位领导对该施工企业印象极差，造成招投标不能入围，不但影响了企业的声誉，还给企业带来了极大损失等；因此，企业对项目承包不采取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在这种经营模式下会给企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根据自身在实践中的经历，就如何防止项目承包人因经济纠纷给企业带来的损失这一课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本文就此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体会。

严格评审，选好项目承包人

项目承包人是施工项目管理实施阶段全面负责的管理者，在整个施工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协调各方面关系的桥梁、纽带，是各种信息的集散中心，是施工项目责、权、利的主体。作为对施工项目施工过程全面负责的项目承包人素质的高低，直接反映了企业的形象和信誉，决定着企业经营效果的好坏。选好项目承包人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看为人处事。通过各种渠道去了解其有无不良记录，为人处事是否讲信誉、诚信。二是看能力和实力。工程项目在实施过程中都存在质量、安全、进度、经济效益、资金等多方面的压力和风险，项目承包人必须要有未雨绸缪的能力，有经济实力，并能处理工程项目上的各种复杂问题，独立承担工程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三是看协调能力。工程项目管理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行业，项目承包人必须要有较强的协调能力，为项目的实施营造良好的环境。四是还要有承包过类似工程项目的经历，项目管理班子成员综合素质要好。

二、抓好施工现场的质量、安全、进度、成本控制

1、加强质量管理。项目承包人承包工程最终目的是为了盈利，必然在施工过程中产生偷工减料的行为，施工单位督促项目部在材料进场验收，现场管理等方面都把质量放在第一位。通过加强管理，坚决杜绝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以及施工粗糙，不按图施工的行为，确保工程质量符合要求。2、加强安全管理。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对企业经济利益至关重要，发生一起重大的伤亡事故，直接经济损失就是几十万，因此安全防范的措施必须到位，要办理好施工现场人员的民工工伤保险，派专职安全员进行安全管理，全项目部人员参与，加强安全教育培训，交底工作，杜绝安全事故的发生。3、加强进度管理。项目进度的快慢直接影响公司及承包人资金的回收，有利于工程的良性循环，公司督促项目部合理安排工期，加快进度。遇政策处理等问题影响进度时要及时书面报告向建设单位汇报、协调，确保工程承包项目在合同工期内完成。4、加强成本控制。实践表明，凡是给企业造成较多的经济纠纷的承包人，大都是管理混乱、成本消耗高的承包人，还有承包人盲目追求中标，不测算成本，在项目实施中才知道亏本，导致承包人无能力实施，这样会给企业造成很大的压力，因此做好工程成本的测算预控和阶段性的控制是至关重要的。开标前根据市场行情的人、材、机、税金、管理费测算出工程成本，确定最低的投标价，在开工前根据市场行情测算准确成本，将建筑材料、人工、机械列出。施工过程中对照测算的成本进行了解，确保公司心中有数。

三、加强工程资金管理，防止挪用资金

实行项目承包后，工程资金失控也是造成企业经济纠纷的主要原因之一。有些承包人协调能力还可以，误导业主把工程款打到承包人个人账户上，如果承包人资金不到位的工程较多，会产生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挪用本工程款支付其他本工程赊欠材料、人工、机械费用较多，造成经济纠纷，影响企业利益和信誉。因此无论怎样的承包人，工程款必须进公司账户，再由公司审核后支付给承包人，对于承包人信誉差的，要监控工程资金流向，发现问题及时纠正。在选择承包人和投标工程时，对资金不能及时到位的工程，不能选择没有经济实力和能力的承包人施工，否则会产生很多的经济纠纷。

四、加强印章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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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诉讼的现状分析

由于经济法的学科体系受不同时期经济政策的变化影响，再加上制度上实证法律规范的缺失、诉讼机制以及司法实践的诸多障碍，因而导致了经济立法上的迟滞，随之也就影响了经济诉讼管辖案件范围的确定，与这种不确定性相伴生的则是没有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目前，对经济纠纷的处理是借助于现存三大诉讼制度来实现的。而现有三大诉讼制度的实现模式，能否适应经济法的特殊性，体现其价值，发挥其特殊功能，已日益受到挑战。法具有可诉性的前提在于一套健全的诉讼程序能保证其实现。经济法在理念和制度体系上已形成基本共识，能够成为一门法律学科。然而，“经济法为满足经济性———协调性的要求，不仅采用公法的规制，同时也采用私法方面的规制。从这种意义上说，经济法正是跨于公法、私法两个领域，并也产生着这两者相互牵连以至相互交错的现象”［1］(P33)，正是由于经济法是界乎公、私法之间和跨部门的综合性的法律，导致了“经济法与传统部门法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的规范较多。［2］(P49)近年来，我国经济法律纠纷数量急剧增加，在市场规制法领域，假如某政府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制止不力时，则无法对其提讼。类似于这些缺陷的大量存在，一方面迫切需要建立一些弥补缺陷的诉讼制度来息诉;另一方面引发了学术界关于是否建立独立经济诉讼制度之争。

当前学术界对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及评析

(一)学术界对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的观点

现有诉讼模式的局限性以及所谓的“现代型诉讼”带给诉讼法的冲击，学术界早已是争得沸沸扬扬，并纷纷提出了自己的观点，笔者将这些观点大体概括为以下三类:一是肯定说。以“独立经济诉讼说”和“综合经济诉讼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致力于建立区别于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的经济诉讼制度。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就以专著的形式探讨了经济诉讼问题，认为随着实践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研究的深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将会应运而生”。［3］(P2)这些学者的理由是:一是经济法作为实体法客观上存在着需要之相配套的独立的经济诉讼法;二是实践中大量现存诉讼制度所无法解决的纠纷客观上要求建立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二是否定说。以“大民事”诉讼说和完全依附说为代表。他们的主张大致概括为现存的诉讼制度基本上是可以处理经济诉讼纠纷，“我国应建立‘民众诉政府’的民诉制度和‘政府诉民众’的公诉制度，通过正当且及时合法有效的途径，来处理包含有行政及公共因素的经济纠纷。”［4］(P53)这一学说的理论前提是认为经济法仅为民事法律制度或行政法律制度的一个分支。三是折中说。以经济公益诉讼说和特别诉讼制度说为代表。这两种学说又有较大差异。前者认为“经济法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法，违反经济法，侵害的是社会公共利益。因此，要通过法院追究违反经济法、侵害社会公益行为的法律责任，就必须在我国建立公益诉讼制度，进行诉讼制度上的变革。［5］(P85)后者认为“在现有的诉讼制度的基础之上构建一套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通过创设若干特别诉讼制度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把经济诉讼案件交由普通法院审理”［6］(P365)。前者的理由是:在经济法领域内，出现了大量与民事纠纷、行政纠纷差异明显且与社会公益相关的案件而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却无法解决，进而产生了对传统的三大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的需要。后者的理由如下:①特别诉讼制度并不影响经济法这一独立部门法的地位;②现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良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③可以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7］(P85)这两种学说的共同点是在现有三大诉讼制度上的改革和创新。

(二)对学术界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实现方式观点的评析

笔者认为，“独立经济诉讼说”这种激进式的做法很难协调好与三大诉讼制度的关系，如果建立，很可能在实践中产生的混乱。“大民事”诉讼说对法的性质及其社会关系的调整作“一刀切式”的划分，主张凡“刑”之外的法都是属于“民”，而不局限于“私”的关系或“私事”，这是英美法系国家的模式。我国的许多制度是建立在我国现有的法律部门的划分的基础之上的，采用“大民事”制度与我国国情不符。“综合经济诉讼说”因欠缺对经济诉讼的特有属性及与其他诉讼的区别研究，因此，对经济法的诉讼问题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贡献。完全依附说与经济法学界所认同的经济法是区别于民法、行政法的一个独立部门法的观念存在实质性分歧，难以被学术界所接受。“经济公益诉讼说”的合理性在于指明了经济法与其他部门法的特殊之处。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征是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或者个人因不特定的多数人的公益受到侵犯时，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的侵权主体。该学说设定了较低的原告资格，设立了奖励制度等相关制度，从而体现经济法理念，适应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这是有其合理性的。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只能是一种补充性的，无法与三大诉讼制度并列的诉讼形式。其弊端主要表现在经济公益诉讼极易发生“滥诉”现象，避免“滥诉”现象的发生又必须对条件从严管制，那么其适用面将会变得非常窄。特别诉讼制度说是现行制度下的一种改良，这种模式既能满足经济法纠纷的特殊性对其诉讼机制的特殊要求，又可以很好地与三大诉讼制度衔接，具有较大的可行性，最大可能地利用既有司法资源。它有以下优点:(1)恰当地将特别诉讼制度与现有的三大诉讼制度衔接，避免制度上的重叠，既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又有利于降低制度成本。(2)巧妙地绕开纠纷类型性质的识别和诉讼程序选择这一难题，有利于实施。这一模式明显要比移植或重新建构一套诉讼制度在实践上更为可行。

关于当前我国经济诉讼模式选择的探讨

(一)经济诉权理论的发展仍不成熟

大多数经济法律、法规对经济权利和经济义务规定的比较详细，但对权利救济的相关规定则极为稀少;使诉权的实现陷入困境。在适用法律过程中，行政机关经常参与司法事务，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比比皆是，导致行政与司法混同，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行政相对人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提讼，而对于抽象行政行为则不能提讼。尤其是在宏观调控领域中，行为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因此，对于在宏观调控过程中发生的纠纷往往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解决。实体法的发展总是要引起程序法的发展，经济诉讼所解决的经济纠纷应当是违反经济法的行为以及强制性规范所导致的冲突;而民事诉讼所解决则应是违反民事法律规范所导致的冲突。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严重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有大量的强行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并存的特点，尤其是偏好采用提倡性规范。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在国家经济调节行为的指导性、提倡性的作用下经济纠纷产生的可行性减少，运用诉讼手段解决纠纷的需求并不急切，这对经济法的可诉性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二)制度成本的增加

制度作为一种行为规则，并不为某一人的利益服务，它总是为一个群体所拥有。任何制度的兴替都是需要付出成本的，西方国家和地区的司法实践是对本国现行的诉讼制度进行改良和修补从而解决当前经济纠纷，我国若打破现有的诉讼制度进行重构，必定增加制度成本，此外，诉讼法学界亦未形成通识也影响了独立的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那么，当前我国应该寻求哪一种最佳的经济诉讼模式呢?笔者认为，对于经济纠纷的解决不应该采取上述诸种模式中的一种，搞“一刀切”。毕竟，经济法在我国现在的历史背景下的发展以及经济法自身的特殊性导致了现在对经济诉讼模式探求应该是“博采众家之长”，所以，笔者建议:应该以特别诉讼制度为基础，把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具体来说，当前经济诉讼模式的构建应该包含以下几个层次(见图1):首先，作为解决经济纠纷重要救济渠道之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中应明确规定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之间、国家经济调节主体与被调节主体之间、被调节主体之间签订仲裁协议或在发生经济纠纷之后可以选择仲裁。其次，经济纠纷中的案件能由既存的三大诉讼法来调整的，则不将其归入经济诉讼的范畴。再次，值诉讼法修改之际，笔者建议，应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明文列入在民事诉讼法或者行政诉讼法之中，以私益的形式提起经济公益诉讼。也许有学者会认为，既然股东派生诉讼适用民事诉讼程序是有违实体公正价值的，将经济公益诉讼制度列入民事诉讼法之中与前述分析岂不矛盾?值得说明的是，笔者认为，股东派生诉讼的性质是属于经济公益诉讼，但目前经济公益诉讼与既有的三大诉讼制度不能相协调，此建议是从归类角度出发，把经济公益诉讼划归到某一程序法的考虑。法律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无救济就无权利”。因此建立一种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使缺损的权利得到及时的救济，意义特别重大。［8］(P445)经济分析法学认为，决定法的内容和发展的因素不仅确实存在，而且不能在法的内部而必须在法之外去寻找。因而它主张去分析和研究现行的实在法中所内含和体现的经济效益问题。它认为，经济效益是法赖以建立的基础，也是法为之服务的目标，法的作用就是帮助人们做出有效益的选择。法律的目的就是使行为的社会成本降低到最低限度，从而实现社会最佳效益。对于权利救济而言，一种合理的救济制度可以有效地配置各种救济资源，使其效用达到最大化，既可以满足社会对权利救济的潜在需求，又可以防止盲目寻求救济，从而节约救济资源。所以笔者认为，在经济诉讼还没有建立的情况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既能保证股东权利得以救济，又能节约制度成本。当然，在民事诉讼或行政诉讼中设立经济公益诉讼，只是适应当前需要，随着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这种制度配置不能给经济纠纷提供充分的救济时，独立经济诉讼制度的建立是有可能的。维护私人的权益始终是诉讼最根本的动力源泉。经济公益诉讼制度的受案范围包括以下9个方面:(1)环境污染;(2)消费者权益保护;(3)侵犯国有资产;(4)政府;(5)政府不作为;(6)侵犯社会福利;(7)侵犯平等权;(8)破坏社会公益事业(主要包括文教医卫等);(9)侵害其他经济公益等。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有些学者提出任何公众、社会团体、人民检察院都可以提起公益诉讼。②笔者则认为应当由公民个人向法院提讼，法院经审查后通过一定期限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判决不服公告期限届满，由这些利害关系人推选一定数额的代表参加诉讼，不服一审判决的还可以提起上诉，终审判决以公告的方式公布，以避免以后他人针对同类纠纷再次提讼，另外，如果原告一方胜诉还应给予一定数额的奖励。这种方式的优点有四点:(1)既节约了制度成本又有效地防止了“滥诉”;(2)有利于防止单个公民因势单力孤难以与公益损害主体相抗衡，承担败诉的后果;(3)有利于防止公民在向人民检察院申请提讼时，因检察院怠于行使或不予受理，导致公民申请救济途径无门;(4)以公告的方式通知不特定的直接或间接利害关系人可以使法院了解公众对此类公益损害案件的关注程度，还可以形成一种舆论压力，避免公益侵权的发生。最后，对于现行的三大诉讼法和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仍不能解决经济纠纷的案件，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庭、反不正当竞争庭等来审理此类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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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合同在签订时当然首先应当符合签订一般合同的条件，但其一旦生效则具有单独的特点。

第一，聘用合同要求特殊的主体格。聘用合同的一方主体通常是企业、事业、机关团体等用人单位。另一方主体是一个或数个劳动者。

第二，聘用合同主体在地位上具有从属性。聘用合同成立后，受聘用的劳动者即成为聘用单位的一名职工，接受聘用单位的行政管理。劳动者与聘用单位形成一种行政隶属关系。劳动者按协议或国家规定享有工作、休息、福利等权利。

第三，劳动者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劳动者只要按合同，通过自己的工作完成一定的数量、质量指标或任务，即可以取得报酬。该报酬与劳动者所完成的工作直接挂钩。

第四，劳动者在工作中不承担经营风险。经营风险不直接影响劳动者的基础工资，而只可能影响奖励工资。

实践中，聘用合同与联营、合伙、承包等合同容易混淆。弄清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准确认定案由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聘用合同与联营合同的区别

联营是平等的法人之间，法人与个人之间联合生产经营的一种经济组织形式。其中法人与个人的联营合同容易与聘用合同混淆。它们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合同主体、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面。联营合同的主体地位是平等的，联营各方按约共负盈亏，共担风险。而聘用合同的主体之间存在行政上的隶属关系。被聘用人主要以工资形式取得报酬，生产及经营风险则由聘用人承担。紧密型的联营还将成立新的法人体，聘用则无此特殊要求。例如，个体经营户王某与某热水器厂签订一份协议。协议言明热水器厂聘用王某为产品推销员。王某自费为热水器厂推销产品，并按销售利润的30%取得报酬。这实质上是一份联合销售合同。王某自己支付产品的推销费用，并承担产品卖不出去的风险。热水器厂则要对产品的质量负责。联营各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尽管这份协议中有“聘用”字样，但这并不能证明它是一份聘用合同。而以合同规定的利润分配方式及风险承担方式的条款，可以看出它的联营合同的实质。

2、聘用合同与合伙合同的区别

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的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并按约获得的协议。个人聘用个人的合同关系在表面上与个人合伙相比，都是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但聘用合同中表现出雇主与雇员之间的从属关系，而合伙中每个合伙人的地位是完全平等的。在分配方式和风险承担上，聘用人以工资形式支付被聘用人报酬。聘用人独自承担风险，而各合伙人则以共同劳动按约分得报酬，共同承担风险，且各合伙人之间对外承担无限清偿的连带责任。法律形式上合伙与聘用亦有不同要求。合伙经营必须到工商部门申请营业执照，而聘用则无此要求。

3、聘用合同与承包合同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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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仲裁，非公有制经济，经济纠纷

仲裁，不同于诉讼、行政裁决和人民调解的优势，具有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所无法比拟的优势，能够更好的满足非公有制经济主体的需求。

一、仲裁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纠纷的优势

仲裁，作为一种国际通行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也作为我国解决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法律制度之一，其体现了"和为贵"的思想，具有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程序简便、方式灵活、一裁终局、保密等特点和优势。

第一，尊重当事人意愿。仲裁制度充分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规定当事人申请仲裁，双方必须达成仲裁协议，当事人可以协商选择是否仲裁，选择由哪个仲裁机构仲裁，仲裁什么事项，选择仲裁员等，提交仲裁须双方自愿，通常不会产生激烈对抗。当事人不但有权以协议选择仲裁方式，而且有权约定仲裁事项、仲裁机构、仲裁员以及仲裁庭的组成形式、审理方式及开庭形式。《仲裁法》赋予当事人自，顺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符合当事人希望能较为自主地解决争议的愿望。另外，仲裁实行协议管辖，受案不受地域限制。仲裁不实行级别管辖和地域管辖，只要当事人约定，国内国外、境内境外案件均可受理。

第二，一裁终局。仲裁实行的是"一裁终局"制度，仲裁裁决一经做出，案件审理即告终结，当事人不得就同一案件重新申请仲裁或者提讼。比较而言，诉讼则具有一审、二审，甚至还要再审的程序，耗时长、效率低，是商业人士所熟知的。这也是为何有了诉讼，还会产生仲裁制度的最初原因。

第三，不公开审理，保密性强。仲裁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可以为双方当事人保守商业秘密。不公开审理包括：案件开庭不允许仲裁参与人以外的其他人旁听；仲裁案件的审理及结果，不允许其他人打听、采访、报道。而且，应当事人的要求，裁决可以不写明事实和理由，有利于保护商业秘密，切实维护商业信誉，不公开审理是仲裁的一大基本制度，它能避免双方争议的公开化，可以防止商业秘密泄露。《仲裁法》明确规定了仲裁应当开庭进行，但同时允许当事人以协议约定不开庭。对裁决书的内容规定：一般应在裁决书中写明争议事实和裁决理由，但当事人协议不愿意写明的，可以不写。仲裁的保密性和灵活性为双方当事人解决争议营造了一种较为宽松的氛围，使双方能心平气和的解决争议。

第四，具有强制执行力。我国《仲裁法》规定，仲裁裁决与法院判决具有同样的执行力。仲裁裁决做出即发生法律效力，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一方当事人不自动履行裁决时，另一方可以依法申请人民法院予以强制执行。另外，我国已加入《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使仲裁裁决在一百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能够得到承认执行，也就是说，我国仲裁机构所做出的裁决均可在香港、台湾及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院得到认可、执行。

二、仲裁如何更好地为解决非公有制经济纠纷服务

首先，在非公有制企业大力宣传仲裁，提高非公有制企业的仲裁意识。

仲裁事业是一项全新的事业，要贯彻落实好仲裁法律制度，必须进行全方位的宣传，在街头发放宣传材料，在报纸上设立专版，在电台设立专题，在杂志上设立专刊，在网站上设立专页。宣传要面向基层，面向企业，走进社区，服务群众，为社会各界讲解仲裁法知识，组织企业负责人和合同管理人员召开座谈会，通过多渠道、全方位的宣传，使越来越多的人认识仲裁、走进仲裁，全面提高社会对仲裁的认知率。有关单位和人员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和民营经济人士认真学习《仲裁法》，积极动员引导非公有制企业了解、选择、接受仲裁，充分认识仲裁法律制度的重要性，加深对仲裁法的了解和运用，提高非公有制企业仲裁意识。坚持"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根本，融入市场经济是关键"的思想，"密切企业、联系行业、辐射社会"作为仲裁宣传工作的整体思路，坚持以企业为基点，以行业为纽带，大力宣传仲裁制度。根据非公有制企业具体情况，采取多种形式做好宣传工作，举办各种形式的仲裁法律知识宣传培训，为非公有制企业培养解决经济纠纷的专门人才提供法律服务，定期或不定期地对非公有制企业家和有关人员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促进非公有制企业的管理人员了解仲裁、认知仲裁，使仲裁成为解决非公有制企业民商事纠纷的重要手段。

其次，依法规范非公有制企业的合同文本，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订立仲裁条款。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当事人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当预先在合同中订立仲裁条款，或者在纠纷发生前后以其他方式达成书面仲裁协议，并选定具体的仲裁委员会。比如，规范的合同争议仲裁条款可以是"因履行本合同(协议)发生的或与本合同(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将其提交仲裁委员会仲裁。"新签订合同须加入上述仲裁条款；已印制未使用没有仲裁条款的空白合同，忽视了当事人纠纷解决选择权，应当停止使用；已签订合同的，可主动与对方签订补充仲裁协议，使纠纷解决方式明确下来：在合同修订过程中，各单位应主动与仲裁委员会联系，接受业务指导，商量具体解决办法，认真完成合同文本的修订工作。工商联组织和基层商会要积极引导非公有制企业订立符合法律规定的仲裁条款或协议，支持和配合仲裁委员会，为非公有制企业选择仲裁依法服务。有关单位可以通过举办法律讲座和合同管理人员培训班，学习仲裁法律制度，指导他们在签订经济合同时使用规范合同文本，选择仲裁条款，订立合法有效的仲裁协议（条款）。仲裁委员会要制作符合法律规定的仲裁协议（条款）示范文本，为非公有制企业签订仲裁协议（条款）提供便利。非公有制企业要充分认识运用仲裁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作用，尽可能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

最后，采取裁决"裁前告知"措施，依法为非公有制企业提供优质仲裁服务。

为了使非公有制企业在仲裁活动中合情合理合法的主张得到保障，仲裁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案件，经征求各方当事人同意，在作出仲裁裁决前，可以将认定的事实、理由和拟裁决的主要内容先行告知各方当事人，征求意见和建议，促使各方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认同和理解，从而自动履行仲裁裁决，延伸当事人经济合作纽带。

仲裁法施行以来的改革和发展实践证明，仲裁是适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解决民商事纠纷的先进法律制度，是推进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法律。其作为一种新型的民商事解决纠纷机制，能够结合具体经营特点比较准确地把握合作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找准最符合双方利益要求的方案作为解决矛盾的切入点，聚同化异，从众多解决方案中优选出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从而平和地处理纠纷，促进市场主体继续进行合作。依法做好非公有制企业民商事纠纷仲裁工作，对平等保护非公有制企业合法权益、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 傅桃生：《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党建工作理论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2] 谭兵，黄胜春：《中国仲裁制度的改革与完善》，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 肖永平：《中国仲裁法教程》，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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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公司人格行为　经济纠纷　权利滥用

在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公司中人格滥用的事件逐渐增多。这种行为不仅会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也显示出公司独立人格和股东责任制中的缺陷。在经济审判中，存在很多滥用人格行为及相关积极纠纷，且无法得到较好的处理。这种情况会助长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得不到改善，所以要妥善处理这方面的经济纠纷，现总结如下。

一、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特点

1.公司的操纵者为主体。

在滥用公司人格的事件中，主要是公司股东利用自身的便利条件谋利，进而操作公司，所以公司的操纵者就是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题。在特定法律关系中，公司的董事或是职员，与公司利益有着直接利害关系的人，在操纵和控制公司的过程中，都有滥用公司人格的可能性。

2.滥用人格者的公司操纵比较突出。

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控制和操纵公司，达到获取利益的目的，这个过程在客观上会到突出体现。滥用人格行为者，要想通过公司进行一些不法交易，就要拥有公司的实际操作。如果这些特定主体，无法控制公司，就无法将公司当做工具，实现自己的不法目的。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者，要将公司的独立人格作为挡箭牌，从而逃脱法律责任。在实际分析中，公司的操纵和控制方法有很多中，要进行认真分辨，找出滥用公司人格的行为。

3.滥用公司人格行为表现为恶意。

从主观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是恶意的表现。滥用人格者将公司当作行驶不法手段的工具，从而逃避法律追究个人责任。这里的规避法律是指特定的法律主体因受法律规定的限制而无法进行某种行为时，便利用其控制的另一独立公司去完成。外界的人看来，这是公司的行为，是主观的一种体现，而进行内部分析中，这是滥用人格者谋取私利的方式，属于特定人的特定行为，只是让公司背了“黑锅”，通过合法的形式遮掩。

4.违背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

从法律的具体条例上分析，滥用公司人格行为的主要特征是，违背法律规定和与诚信原则相左的。在公司的经济交往中，公司的管理者，应限制风险责任，并通过合理的手段和方式，规范法人制度行为标准。通过这种方式，对股东的行为进行约束，合理利用法人制度行为的法律标准，体现经济自由。如果出现公司人格的滥用问题，不能过度的限制经济自由，避免危及到法人制度，影响整个法律制度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相关人员进行法律约束的过程中，要认真区分滥用行为和合理利用行为。善良风俗在这里主要讲述的是，我国能够通俗表达的公共利益和社会公德，这些内容主要是按照法官自己的法律意识，进行定义的。工作人员在很多情况下，需要使用诚信和善良两个概念定义这些行为，其主要原因是公司人格行为有着多种变化，并有较多的种类，很难在滥用行为中找到明文规定，而其主要体现就是违反诚信原则和善良风俗的。

二、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及相关经济纠纷的处理

1.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

在法律条例规范中，要根据实际情况使用公司人格否认原则，较好的处理经济纠纷等。这种方法也被形象的称为“揭开公司的面纱”，滥用独立人格行为者，在操纵和控制公司中，并不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这些做法经常为了逃避法律或是脱离契约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可以无视公司的法律形式的独立人格，然后直接找出背后的操纵者，主要是股东或是其他人。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会损害债权人的个人利益，所以针对此件事件的处理，要直接追究责任主体。

2.维护公司制度和法人制度。

在经济纠纷的处理中，要注重维护和完善法人制度，保障公司制度的完整性。针对公司人格的否认，并不是全盘否认公司的基本本质。在公司制度的维护中，要能够分辨出明确实忘的公司人格，然后在维护公司法人地位的基础上，对滥用公司人格者，给予严格的惩戒，从而保证法人制度能够健康发展。司法人员要从特有的角度，维护公司的权益、制度，并对公司及法人制度进行完善。

3.挽救滥用行为的损害程度。

司法人员使用公司人格否认事件，要分析损害行为、损害事实之间的联系，然后掌握这种因果关系，从过程中制定合理的挽救措施。滥用公司人格，主要表现为损害公司的利益，这种情况下，造成一切客观的后果，都需要具有的人员承担，而不是由公司承担。这种因果关系也会体现为滥用公司人格行为和后果之间的关系，从另一个角度分析，司法人员在选用合适的挽救行为时，应考虑公司是否收到影响，最大程度的挽回公司损失的利益。

4.保护债权人的利益。

在经济审判中，司法人员要了解公司否认原则的意义，然后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使用，保护债权人的基本利益。在公司人格被滥用的情况下，使用否认公司人格，是为了找出公司被滥用的主要情况，了解滥用者想要达到的目的，然后从形式上，将上市公司的行为当做滥用者的行为，追究滥用者的责任，实施最有利的制裁。这种手段可以保护债权人的利益，无视名存实亡的公司人格，才能将人格滥用者及时找出，防止其逃避法律制裁，损害债权人的利益，共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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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销岗位；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在现今的企业中发生经济纠纷的几率越来越大。对于企业来讲，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营销部门的经济纠纷占据首位。因此，在高职营销职业岗位上以销售岗位、市场策划、售后等方面都要具有沟通谈判的功能、处理客户信息的功能、进行销售管理的功能、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等，根据这些需要，必须要求营销专业具备经济法的能力，并着重培养学生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所以，在进行高职经济法教学过程中，要进行教学理念的转变，根据学生选取的职业明确教学内容，从而培养出适合现代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建设和谐社会的有用之人。

一、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现状

经济法教学课程是以市场营销、会计、物流、市场销售、工商管理、财务等课程为前提所建立的。近些年来，经济法教学在不断地进行着变革，不断地进行着更新，在教学过程中有着显著的提升。但是，在教学中还是有些许不足。比如，在教学中的教师团队，大多数的教师是法律专业的教师，在进行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经济法律知识的教学。因此，在经济法教学中，对于其专业服务理念的缺失，同时，也对教学中的专业能力培养、就业岗位、专业职业岗位能力的缺乏等。在教学过程中，要考虑多门专业的教学。在内容上的选择，必须要适合各个专业。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一般采用案例教学的教学方法，但在运用案例模拟的时候，因为缺少企业全息化案例，并且大部分案例是教师寻找的，学生很少参与其中。在考核评价过程中，大部分采用的都是书面考核的方式，很难验证学生最终的学习情况。

二、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方向

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讲的就是预防经济纠纷发生能力的需要。因此，在进行高职经济法教学过程中，要将原有的教学理念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教学方法的形式、考核评定方式等上面进行改革，并且要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的学生为方向进行改革。

三、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方法

（一）改变原有的教学理念

在现今社会中，新课改的不断推进，在进行教育教学方面也不断的进行改革。在高职营销专业的经济法教学中，根据学生不同的需求在教学上进行着转变。经济法学同经济法律专业是有所不同的。因此，要基于对培养营销类专业人才进行教学。选取正确的教学理念，着重注意经济纠纷能力的培养，并且要清楚明白在营销岗位上所需要的经济法学是什么概念，转换原有法律教学的理念，充分认清关于经济法教学内容，并定向定位的进行有效教学。因此，在进行高职经济法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改变原有的教学理念，认真学习和挖掘关于营销专业的教学方法。

（二）正确地选取教学内容

在高职营销专业的经济法教学中，教学内容上的选取要适用于营销岗位的职业能力需要，也就是说将教学内容同岗位需求相互吻合。在现今的教学过程中，要选择正确的、适合的教学内容，并对教学内容进行进一步的探究，让学生所学的经济法适用于现今的企业要求。

（三）完善教学方法

1.案例教学法

案例教学法指的是通过一个模拟案例来让学生了解经济法。案例教学法是在经济教学方法中运用最普遍的一种教学方法。在现今的教学过程中，将案例教学法进行进一步的完善。简单地说，就是在原有的案例教学的基础上要着重于对企业真实案例的全部信息化的收集，让案例变得更加真实，从而经过案例教学之后，学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到类似的经济纠纷。在改革之后，不单单是需要教师单方面的进行收集案例，同时也可以让学生一同进行收集，教师可以从旁进行指导。运用这种方法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进而提高整体的教学质量。

2.多媒体教学法

随着现代经济的飞速发展，多媒体技术应运而生。在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因为法律是不断跟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所以，在原有的教材中没有办法及时的更新，从而带来教学困难。因此，在进行经济法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多媒体技术进行教学。在教学过程中，根据教材内容时时进行更新，将更新之后的教学内容制作成课件进行教学。除了利用多媒体进行内容上的更新，还可以利用多媒体的其他技术，比如，视频技术、音频技术等，将教学内容更直观地传达给学生，让学生用最少的时间了解更多内容。

总之，随着新课改的不断深入，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也进行着改革。在改革过程中，需要我们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从而找到更适应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有用人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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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

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曾给原告郯城县金穗粮油有限责任公司提供过车辆信息服务。2002年8月，被告负责人朱乔明安排一辆在其配货中心登记的冀AK2695号东风运输车，为原告运输小麦。承运车主王立田支付了100元介绍费后，朱乔明开出了派车单。派车单注明：今有我配货中心派汽车去你处装小麦，货到兴福，车号2695，全价每吨50元整。此后，原告业务员张庆带该车到新沂市棋盘镇，将购买的“陕农”229优质小麦380麻袋，净重34200公斤，交付给王立田装运。原告并开出了《发货明细表》一式四联，王立田在该表“承运部门”栏内签名，其中交货联和回执联王立田持有。原告支付王立田1000元运费后，未派人押车。

原告次日与王立田电话联系，王称车已过济南。原告此后与王失去联系，也未再收到该批货物。经查，王立田的身份证、行车证、车牌号均系伪造。原告遂以被告不守商业诚信，严重违反货运合同的约定，提起诉讼。

「审判

法院受理后，认为该案因涉及经济诈骗，遂中止诉讼，将犯罪线索移送公安机关。此后，原告撤回了起诉。

「评析

本案虽然最终以撤诉结案，但在审理过程中应否中止审理、居间人应否担责等问题较典型，有进一步探讨价值。

一、本案是否符合中止审理条件。

先刑事后民事是处理刑民交叉案件通常适用的原则，即当某一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有联系，刑事犯罪事实的认定与否影响民事诉讼最终结果的情况下，先处理刑事诉讼，再审理民事诉讼。先刑事后民事符合审判客观规律。当刑事审判认定某种事实可能导致民事案件当事人民事责任的承担与否、如何承担的情况下，先刑事后民事成为必然。但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片面理解该原则，认为只要涉及刑事犯罪，民事诉讼都不能进行，这样势必造成被害人的民事权利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法律保障。因此，在刑事案件没有侦破或涉嫌犯罪的人没有抓获的情况下，对可以分开审理的民事案件，不应中止审理，应当依据查明的事实，对其他共同致害人、负有连带赔偿责任的单位和个人先行判决给付。

最高人民法院在1998年4月29日施行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对刑民交叉案件的审理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规定》确认了以下两原则：1、同一公民、法人或其他经济组织因不同的法律事实，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经济纠纷案件和经济犯罪嫌疑案件应当分开审理。2、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

上述原则实际确立了刑民案件是否可以并行审理的标准是基于“不同的法律事实”或“不同的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同一的法律事实可能涉及不同的法律关系；也由于刑事证据与民事证据在取得方式上的不同，而导致在民事上认定的属于不同法律事实的行为，通过刑事诉讼可能认定为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因此，《规定》确立的原则，在具体操作中仍会出现分歧。

由于先刑后民原则确立的前提是刑事案件的处理与认定会对民事案件的处理产生影响，在适用刑民案件并行审理原则时，应首先考虑这个前提。基于此，笔者认为：案件当事人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当难以明确排除涉嫌经济犯罪的行为认定不影响经济纠纷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时，经济纠纷案件应裁定中止审理，待刑事部份处理后再作出相应处理；但是，案件当事人明显因不同的法律事实而分别涉及经济纠纷和经济犯罪嫌疑的，刑民案件可以分别审理。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本案不应中止审理。理由在于：首先，本案民事诉讼主体与刑事犯罪主体不同。本案原告以货运合同违约赔偿纠纷起诉的是被告江苏省新沂市群冠配货中心，而非起诉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原告并没有主张也没有证据证明本案被告涉嫌犯罪，本案被告与犯罪嫌疑人不属于同一主体。其次，犯罪嫌疑人王立田的行为明显不影响本案民事法律事实的认定。原告之所以要求被告赔款，是其自认为有法律规定被告应先行代为赔偿。原告并不认为被告是和犯罪嫌疑人王立田共谋诈骗。如果本案原告是以被告和王立田合伙诈骗为由起诉，那么本案则是纯粹的合同诈骗，不属于人民法院直接受案范围。再次，本案刑事犯罪与本案民事部分，实质上分别涉及了货运合同与居间合同，两者系不同法律关系，因此刑民可以分开审理。

二、本案是否是货运合同纠纷。

原告认为本案是货运合同纠纷，主张被告依法应代承运车辆先行赔偿。其依据是1996年1月26日交通部以交公路发109号文件的《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管理办法》。该法第2条规定：“道路货物运输服务业是指服务于道路货物运输的各项经营活动。”；第3条规定：“凡在我国境内从事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和管理活动，均适用本办法。”；第15条规定：“货运受理是指为货主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手续，代提代送货物，为车主组织货源、代办运输业务等货运服务经营活动。各种受理货物托运、联托运、货物配载等均属货运受理。”；第19条第2款规定：“当发生货运质量责任事故，需承托人赔偿时，托运人可向货运受理业户提出，受理业户查清确属承运人责任后，先行赔偿，然后再向实际承运人追偿。”。

笔者认为，原、被告不存在货运合同关系。首先，本案被告以收取佣金为目的，接受了王立田委托，为其联系本案原告货源，通过说合使原告和王立田达成了运货协议。其次，由于承运车辆仅是过路外省空车，王立田只是在被告处登记，委托被告介绍给货主，承运车主王立田和被告没有任何隶属关系。再次，原告并没有将承运费用交给被告而是直接支付给了车主王立田，王立田亦在承运部门栏上签名。因此，本案被告开出的派车单，仅是原告和承运车主达成货运合同的证明，并不是原、被告直接作为货运合同双方达成协议的依据。根据合同法424条规定，被告是为原告和王立田订立货运合同提供了媒介服务，原、被告发生的关系仅是居间合同关系。

本案原告以交通部规章为依据要求被告先行赔偿，笔者认为，是不妥当的。首先，本案并非货运质量事故，规章亦未规定货物丢失责任的承担。其次，根据立法法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可以参照规章。在参照规章时，应当对规章的规定是否合法有效进行判断，对于合法有效的规章应当适用。本案涉及的居间合同和货运合同，均是我国合同法明确规定的有名合同，而原告引用的规章对合同法规定的货运合同的义务主体范围作了不适当扩大，与合同法相抵触。根据立法法规定的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原则，原告援引的交通部规章在本案并不适用。

三、本案居间人是否担责。

有意见认为，由于本案被告对委托人身份及车辆情况的审查存在严重疏漏，违反了居间人义务，向原告提供了虚假情况，为刑事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被告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笔者认为不然，本案被告不应担责。

首先，被告已履行了居间人的谨慎注意义务。由于被告系经纪服务行业，根据该行业特殊要求，被告在受本案承运车主委托时，已将承运车辆的相关证明和承运车主身份证在其能力范围内进行审核，并作了全面记录。虽然被告未发现有伪造迹象与以后侦查结果相悖，但作为被告并无专门的设备和认定能力，在接受客户委托时，对有关证件的真假辨别，只能进行一般性的形式审查。被告未发现伪造后果，只是为原告的受损提供了一种可能，并未直接造成经济损失，不构成直接的因果关系。

篇11

同志们:

根据《仲裁法》的规定，第二届**仲裁委员会任期已满。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换届大会，标志着第三届**仲裁委将正式履职。我市第一、第二届仲裁委员会在推行仲裁法律制度，加强仲裁队伍建设，化解社会经济矛盾，减轻政府调解纠纷压力，优化投资环境，服务经济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仲裁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在此，我代表市人民政府向一直支持**仲裁事业发展、辛勤工作在仲裁战线上的同志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市法制办全面回顾总结了第二届**仲裁委工作，并提出了今后工作的目标和思路，我完全赞同。如何在新形势下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加快仲裁事业发展，是摆在新一届仲裁委员会面前的重要任务，这需要全社会的关心和支持，更需要仲裁委员会自身的努力奋斗，希望新一届仲裁委员会 与时俱进，务实创新，努力开创我市仲裁工作新局面。下面，我再讲三点意见。

一、审时度势，提高新形势下做好仲裁工作重要性的认识

仲裁工作作为解决经济纠纷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法律服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裁委员会自成立以来，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市各有关部门的积极配合支持下，我市的仲裁法律制度得到了有效的宣传和贯彻，特别是随着我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经济的日趋完善和经济国际化的影响，采用仲裁来解决经济纠纷正在被许多企业和个人所认识。**第二届仲裁委成立以来，共受理各类民商事纠纷案件511件；受案标的达21880万元；在已审结的案件中，裁决结案的294件，占总数的59.27%，调解和解结案的121件，占总数的24.39%；在已审结的案件中，当事人自动履行裁决的404件，占总数的81.45%。但我们也要看到，就目前全市推进仲裁法律制度工作而言，特别是与先进地市相比，还相差甚远。可以说，我们的工作仍处在起步阶段，人民群众的仲裁法律意识还不够强，社会认知度还不够高，还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快速发展。因此，必须审时度势，充分利用政府职能，调动各方面的工作积极性，加大仲裁工作的推行力度。

（一）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法律是保障，仲裁是手段。仲裁机构公正、及时地仲裁民商事纠纷，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国家法律赋予的法定职责，这一职责直接关系到和谐社会建立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把仲裁工作的作用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全会决定中提出，要充分发挥仲裁机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把仲裁工作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高度予以明确和定位，使仲裁工作不仅具有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作用，而且具有很强的政治作用。

（二）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加快经济发展必须具有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推行仲裁法律制度，及时化解经济生活中的矛盾，对于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将起到重要的作用。仲裁法律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处理经济纠纷的机制和手段，是经济发展的法律保障和条件，是经济发展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仲裁作为市场主体自主解决争议的一种方式，能够比较准确地把握合作双方的根本利益所在，能够找准解决矛盾的切入点，最大限度地保护市场经济的依法竞争，最大程度地减轻经济纠纷的负面影响。用仲裁的方式解决经济纠纷，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自我完善的一种良好机制。仲裁作为与司法救济平行的一种机制，成了诉讼之外解决民商事争议有效的途径，在服务市场经济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三）大力推行仲裁法律制度是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仲裁是一种通过社会救济途径解决纠纷的机制，现已成为国际通行的制度化的民商事纠纷解决方式。其主要优势在于仲裁活动始终贯彻和谐本位思想，不仅从权利与义务层面解决纠纷，而且从心理层面消除当事人的对抗情绪。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80%以上的经济纠纷是通过仲裁来解决。现在，许多客商往往把当地有无一个高素质的仲裁机构作为衡量投资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理清思路，全面深入推行仲裁法律制度

当前，我市的仲裁制度建设还处在初创阶段，仲裁工作基础还很薄弱，推行仲裁制度的难度和工作量还很大，许多基 础性的工作需要方方面面的合作与配合。因此，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要加强领导，扎扎实实地推行仲裁法律制度。

（一）要进一步加大仲裁法律制度宣传力度。目前，仲裁事业的基本矛盾主要表现为先进的仲裁法律制度和落后的社会仲裁意识、初始的仲裁工作水平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还是要把宣传仲裁法、不断增强全社会的仲裁意识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在宣传工作中要注重形式、内容、效果的统一，注重针对性、知识性、操作性和可比性。要将《仲裁法》的学习宣传纳入“五五”普法教育体系，组织广大干部群众认真学习。领导干部要带头学习，了解熟悉相关知识。仲裁机构要通过讲座、咨询、法律培训、送法上门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仲裁法律制度。报纸、电视、广播、网络等以灵活多样的形式做好仲裁法律制度的宣传报道，扩大仲裁的影响。要不断提高社会公众对仲裁制度的认识，使社会公众了解仲裁、熟悉仲裁、运用仲裁。

（二）要全面推进合同示范文本规范管理工作。随着经济交往的内容日趋多样化和复杂化，依法规范合同争议解决方式显得非常必要。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的通知》精神，切实做好规范标准（格式）合同、合同示范文本工作。特别是外经贸、建设、国土、交通、科技、工商、国资、金融、保险等相关部门，要突出在推行合同示范文本中的先行作用。各企事业单位，特别是大中型企业、金融系统要加强合同管理，重视仲裁条款的约定，促使合同文本规范化，提高仲裁条款约定率。市法制办和市仲裁委要对规范合同文本工作进行一次全面的安排部署，认真抓好合同文本及其仲裁条款的规范工作，对企业使用合同文本的情况普遍进行一次检查，尽可能将仲裁条款载入合同文本。

（三）要切实提高仲裁质量与效率。仲裁的质量与效率是仲裁的生命。要切实转变作风，主动服务，广辟案源，不能坐堂等案，让市场主体、经济活动主体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仲裁解决纠纷的简便、快捷、经济的优越性。仲裁委不仅要多办案、高效率办案，还要用心办案。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突出和解调解在仲裁中的重要作用，将“情、理、法”融于一体，坚持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要把好仲裁案件的审理关、裁决关，建立健全案件质量评查、监督约束机制。要充分发挥专家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以及社会影响力较大的案件进行专家评议，努力做到事实清楚、程序合法、裁决公平、合法合理。要建立健全办案效率机制，严格案件审理期限规定，切实提高办案效率。要加强与人民法院的联系与沟通，主动接受人民法院的监督，争取人民法院的支持，确保仲裁的法律效力得以体现，提高仲裁的公信力，维护法律的尊严。

三、夯实基础，努力开创**仲裁工作新局面

虽然我市仲裁委已经成立十年了，但我市的仲裁工作还有很大的发展和提升空间。因此，我们必须审时度势，知难而进，夯实基础，用市场经济的思维来谋划仲裁工作，努力开创我市仲裁工作新局面。

一要形成工作合力。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切实强化大局意识，真正把推行仲裁法律制度作为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举措，提供及时、高效的支持、服务和配合。要切实转变职能，积极发挥仲裁的作用，引导当事人通过仲裁程序，用市场经济的办法来解决市场经济纠纷。各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商务要加强与仲裁机构的联系，对在经济活动中遇到的有关仲裁法律问题，主动向仲裁机构咨询、反映，努力形成良好工作氛围。

篇12

关键词：工程；竣工结算；经济纠纷

工程建设已经由计划经济转换为市场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工程经济纠纷也有增加的趋势。由于建设工程的周期较长，涉及面较广，干扰因素复杂多变，施工内容繁杂多样，因而暗藏的工程结算纠纷分歧随处都可能发生，必须始终以足够的重视，让各方的利益都能得到保护。

一、产生纠纷的主要原因

1、合同管理不严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是建设单位和承包商之间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的法定性文件，各方面应予以高度重视。在起草合同时，应由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合同管理人员共同斟酌确定合同的内容、条款、细则，但有些建设单位重视不够，专业技术人员与造价合同管理人员很少参与合同的起草，而是由某些领导直接操办，以谋取单位或个人利益。施工合同的重点之一就是工程造价，合同中的诸多条款最终都要反映和表现为工程造价，从这种意义上讲，对施工合同的管理，也就是对工程造价的管理。

2、开工准备不充分。不管过去的“三通一平”，还是现在的“五通一平”、“七通一平”等，习惯上都是由建设单位负责完成，而双方又未正式签订书面协议或合同，往往是建设单位某个领导或某个施工管理人员，现场划个圈，口头表述一下要完成哪些工作内容，发生的经费也口头承诺竣工时结算，这就给竣工结算埋下了纠纷的隐患。

3、施工监管不严格。工程在建设期间，建设单位与承包商、设计单位、监理单位势必要发生一系列的工作关系，不论哪一方在施工过程中发生了不规范行为，都会影响到竣工结算。如建设单位办事程序繁琐、效率低下，承包商又不敢随意耽搁工期，将带来工程量的变化；工程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设计变更、工程签证，若程序不合法、手续不齐全、签字不及时，引起变化的工程量就缺乏结算依据，待工程竣工结算是再补充，容易引起意见分歧。

4、收尾工程粗糙。随着施工高峰期的结束，承包商部分人员，尤其是技术骨干，要么派往其他工地，要么嫌支付这些人工资较高，提前辞退。原由他们承担的工程，往往要交给工地上的其他工作人员接管；或者由不熟悉本工程的人员来干，甚至七拼八凑找几个小工扫扫尾，这必将影响到收尾工程质量。收尾工程往往比较多，且琐碎，没有多大的技术含量，但需要足够的细心和耐心，费工费时，而收益不高。尤其对那些没有图纸的收尾工程，结算时最容易发生扯皮现象。

二、避免工程竣工结算中产生经济纠纷的对策

1、加强审计监督。针对结算造价纠纷的表现及原因，审计工作要妥善处理，降低审计风险应把握以下原则：一是维护合同条款的审计原则。双方均应遵守合同条款，这既能体现合同的严肃性，也支持了合同订立当初双方的意愿。发包方不允许低于成本费发包，对于高于成本的压价合同认可的应予以支持。又如工程中某些项目，双方商定了单项价格、人工费标准，或材料价格与定额有出入，也应予以认定。二是重事实、重证据的审计原则。有些内容合同不可能完全预先约定，这就要求重事实、重证据，按实际发生处理。事实和证据包括：补充协议、现场签证、实际测量。部队由于缺乏专业的现场管理人员，施工日志、签证对问题的反映可能不全面，甚至不正确，审计时要深入现场，认真调查取证。如规模扩大影响取费标准和工期，就应以重新核定为准；因设计或施工变更，发生增减工程量，应分别计算增减额而后调整合同价款，而不应按单方造价增减价款。三是公开公正的审计原则。要做到调查取证公开，政策规定公开，审计内容、结果公开，让各方把话说完，看明白、听清楚、心服口服，以理服人，不以势压人。如建设方指定材料或供应材料，双方又未约定结算办法，就需要细致地调查取证，搞准价格，换算找差。又如因第三方干扰引起的误工损失和工期延误，应依据建设施工双方约定条款执行，如事先未约定，让双方协商解决，或予以调解。四是事前审计重于事后审计的原则。把握纠纷的成因，在结算前把问题消灭在萌芽阶段。在结算之前进行招投标审计、合同审计、签证审计、材料审计，监督工程管理，严格招、投标和承包程序，优选施工单位，严格控制工程分包和转包；实行合同审查制度，纠正不规范不完备合同；加强隐蔽工程的检查，完善隐蔽工程现场签证手续；及时解决工程中的索赔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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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加强对招标、投标工作的管理。工程标底是招投标核心，任何工程标价的合理程度、招标方的正当竞争、招标方招标条件的成熟程度，是搞好招、投标的关键，要加强对各级管理人员及概预算人员的培训学习，把握工程标底准确性，提高工程造价编审队伍整体素质。在议标、定标时，创造公平竞争环境，不搞权钱效易；对施工队伍整体情况，全过程跟踪管理监督，对资审不合格，无施工力量需联合施工的单位或管理水平低下、施工质量低劣的队伍坚决排除，真正使工程造价得到控制，确保工程招、投标工作纳入正常轨道。

3、健全工程造价管理机构，充实工程造价管理人员。任何工程项目前期工作，不管是项目可行性研究阶段的估算、初步设计阶段的概算、还是施工图设计阶段的预算，都是项目设计文件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扭转只重视技术与结构形式，而忽视概预算工作作用的现象。现阶段工程定额具有双重性，一是对于国家决定工程的投资的依据、业主编制工程标底时是必须遵循的法规；二是对施工企业在投标报价中具有指导作用。

篇13

    一、就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或作出裁判，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对人民法院已作为经济纠纷案件受理、审理，甚至是已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案件，民事诉讼当事人或者其他单位、个人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又向公安机关举报、报案、控告，要求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追究相关人员诈骗犯罪的刑事责任；或者公安机关在工作中自行发现民事诉讼正在审理之中的法律事实涉嫌诈骗犯罪，应予追究刑事责任。此时，公安机关该作何处理？能否再行立案侦查？

    对此情况，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2条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与之相对应，公安部2005年12月印发的《公安机关办理经济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11条规定：“公安机关发现经济犯罪嫌疑，与人民法院已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系同一法律事实的，应当说明理由并附有关材料复印件，函告受理或作出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同时，通报相关的人民检察院。”第12条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

    很显然，除明确上述两种情形“应当立案侦查”外，对于其他情形能否立案侦查，公安部的《规定》并未涉及。例如以下两种情形：(1)公安机关函告人民法院后，人民法院并未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而是继续审理，或者仅仅裁定中止审理，此时民事诉讼仍然存在，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2)人民法院已经作出生效裁判，并未启动再审程序予以撤销，公安机关能否立案侦查？这两种情形下，如果存在检察机关通过立案监督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情况，自然应当立案侦查。问题是，如果检察机关没有通知立案，公安机关还能立案侦查吗？

    由于《规定》对此采取回避态度，再加上近年来公安部三令五申严禁公安机关插手经济纠纷，因而，许多基层公安机关想当然地认为：对《规定》所明确的两种“应当立案侦查”以外的其他案件，凡属人民法院正在审理或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原则上不予立案。1997年1月公安部下发《关于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文件指出：“由于利益驱动和地方、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在办理利用经济合同诈骗案件中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有的把经济合同纠纷，包括人民法院正在办理的或已办结的经济合同纠纷案件作为诈骗案件办理”。公安部纪委1997年4月15日下发《关于加强对办理诈骗案件的监督，坚决纠正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的意见》明确禁止公安机关“将人民法院(包括外地法院)已经受理或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以诈骗立案侦查”，其第3条第2项还规定：对人民法院已经立案受理或已经审结作出裁定、判决的经济纠纷案件，没有确凿证据，强行作为诈骗案件立案侦查的，纪律监察部门应当以非法干预经济纠纷立案查处。

    因此，基层公安机关对此类案件，往往采取消极态度。由此引发的问题是：控告人、报案人或举报人认为公安机关不作为，四处上访；公安机关对本属刑事犯罪的案件不予立案，造成放纵犯罪。另外，个别不法分子故意将涉嫌经济犯罪的事件描述成民事纠纷，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此来阻滞公安机关开展刑事侦查活动，导致出现了“以民止刑”的不正常现象。

    因此，对于人民法院已作为民事案件受理、审理或者作出生效裁判，就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能否再行立案侦查的问题，亟须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在立法上予以明确，并在程序上给予制约。

    (一)理论上予以澄清

    对此，有学者指出：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判决、裁定的制约，也不能依赖人民检察院通知。理由是：(一)刑事侦查权是法律赋予公安机关的神圣职责，不容剥夺、取代，更不容自行放弃；(二)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规章等)并未禁止公安机关另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三)将民事诉讼活动作为影响刑事立案的决定性因素，不符合刑事优先的诉讼原则；(四)民事诉讼程序和民事审判机构不能胜任判断“是否有经济犯罪嫌疑”的重任；(五)公安机关另行立案不会对司法权威造成损害；(六)不能消极等待人民检察院通知立案。①笔者认为，除上述理由外，对公安机关有权自行决定是否立案侦查，不受人民法院是否移送案件或者撤销生效裁判的制约，还可以从以下方面加以论证。

    1.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民事诉讼也无法取代刑事诉讼。同一法律事实，完全可以同时引起两种法律关系：一是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二是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比如合同诈骗犯罪，一方面引起犯罪人与国家之间的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国家承担刑事责任。另一方面，还引起了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犯罪人应向被害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种法律关系和法律责任，不能相互替代。两种法律责任的追究，原则上应分别通过刑事诉讼、民事诉讼予以实现。只是在特殊情况下，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在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追究其民事责任。但民事诉讼却只能解决民事责任问题，绝不可能附带解决犯罪人的刑事责任问题。因此，针对同一法律事实，即使民事诉讼正在审理，或者已作出生效裁判，也不能替代或妨碍公安机关再行启动刑事侦查程序，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否则 ，就是放纵犯罪。

    2.已经生效的民事裁判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生效的民事裁判，是对民事法律事实、法律关系、法律责任的确认，与刑事诉讼中对刑事犯罪事实、刑事法律关系、刑事责任的确认没有必然联系，两者适用的实体法和程序法规范、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证明标准等均不相同，原则上应分别独立进行。即使两者针对的是同一法律事实，由于民事诉讼的证明责任分配、证明标准与刑事诉讼大相径庭，其就案件事实的认定对其后进行的刑事诉讼并无当然的预决效力。刑事诉讼中由于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查明案件事实的能力更强，对案件事实的证明标准更高，因而，完全可以根据查明的事实与证据，推翻民事诉讼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即使民事诉讼已作出了生效裁判，也不能据此否定启动刑事诉讼程序、进一步查明犯罪事实的必要性，刑事诉讼仍需要另行启动、继续进行。

    3.由此引起的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完全可以依法解决。对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已经作出生效裁判的案件，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有可能导致刑、民裁判之间出现冲突。这种冲突往往并非裁判结论的冲突，因为刑事责任、民事责任的认定标准并不相同，两者各自独立，并行不悖。可能出现冲突的是在案件事实的认定上，包括：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与后来作出的民事裁判相冲突；或者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和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相冲突。第一种冲突，完全可以避免，因为先行作出的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此后的民事裁判具有预决效力，民事诉讼应当避免与之产生冲突；第二种冲突，是一种可以纠正的冲突，因为先行作出的生效民事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已被后来作出的刑事裁判推翻，此种情形下，已生效的民事裁判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加以纠正，消除冲突。因此，以可能引起刑、民裁判之间的冲突为由，反对公安机关再行立案侦查，也是没有道理的。

    (二)立法上予以明确

    对此问题，公安部《规定》采取了回避态度，企图留给司法实践去“个案操作”，这反映出公安部对可能出现的插手经济纠纷的担忧，有其合理、必要的一面。但立法上的模糊不清，难免会给司法实践带来混乱。因而，从长远上看，对这一问题应尽快予以明确，以便各级公安机关统一思想认识、规范执法行为。

    立法上予以明确的基本思路是：一方面，尊重和体现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性。即便是针对同一法律事实，人民法院已经受理或者作出生效民事裁判的，只要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立案条件，公安机关就应当立案侦查。另一方面，为防止一些基层公安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借此插手、干预经济纠纷，应对此种情形下的立案侦查权予以适当限制，交由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决定。

    据此，笔者建议将公安部《规定》第12条修改为——“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属于同一法律事实，如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公安机关应当立案侦查：(一)人民法院决定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者撤销该判决、裁定的；(二)人民检察院依法通知公安机关立案的。不符合上述条件，但确需立案侦查的，可以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审查批准后立案侦查”。同时，建议在有关立法或规范性文件中增加以下规定：“人民法院经过复查后，仍然认为属于民商事纠纷案件，决定继续审理的，如果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确有证据证明该案涉嫌刑事犯罪、需要立案侦查的，也可在报请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批准后立案侦查。”这样，既保障了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权的独立行使，防止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不作为，放纵犯罪；又可以通过上下级之间的执法监督，防止一些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滥用立案侦查权，插手、干预经济纠纷。

    二、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安排，是“先刑后民”、“先民后刑”，抑或“刑民并行”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先后单独或联合了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从这些文件的规定及司法实践看，在刑民交叉案件的程序安排上，存在着三种方式：“先刑后民”、“刑民并行”和“先民后刑”。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应先审理刑事案件，待刑事诉讼终结后再审理民事案件。所谓“刑民并行”，是指对刑事案件的处理，与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的审理，同时进行、并行不悖，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所谓“先民后刑”，是指先由人民法院对民事案件进行审理，待民事诉讼审理结束后，再继续进行刑事诉讼。其中，前两种方式在有关规范性文件中有明确规定，最后一种方式则是司法实践中的实际做法。

    对于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交叉的案件，在刑、民诉讼并存时，刑、民诉讼的顺序该如何安排？笔者认为，较为合理的路径，是通过分析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刑民交叉案件进行类型化区分，对不同类型的刑民交叉案件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对于刑民交叉案件的类型，学界一般根据刑、民法律事实之间的关系，将其划分为“法律事实竞合型”、“法律事实牵连型”两大类。对两者，应分别适用不同的处理原则。

    (一)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原则上应实行“先刑后民”

    所谓法律事实“竞合”，是指诈骗犯罪、经济纠纷系基于同一客观事实(即犯罪行为)而产生，两者出现了竞合。刑、民法律事实竞合，必然会导致刑、民法律关系交叉。此类案件中，犯罪人既是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也是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基于其同一犯罪行为，既要承担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实践中大量出现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就是此类案件的典型表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竞合”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均基于“同一客观事实”而产生，两者完全重合。因而，相关案件事实的查明，对刑、民案件的处理均有关键性作用。由于在刑事诉讼中，有专门的侦查机关介入，取证能力较强，取证要求、证明标准也较高，因而，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往往有利于查清案件事实，也能避免民事诉讼在事实认定上出现错误或偏差。基于此，对法律事实“竞合& rdquo;的刑民交叉案件，在程序选择上应实行“先刑后民”，原则上应待刑事诉讼审理终结后，再来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的民事诉讼。

    但是，有原则就有例外。如果出现了诈骗犯罪案件久侦不结，或者由于犯罪嫌疑人潜逃等原因导致刑事诉讼停滞时，能否打破“先刑后民”，允许被害人在刑事诉讼终结之前，通过先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获得司法救济呢？笔者认为，这是可以考虑的。此时变通实行“先民后刑”，以及时弥补被害人所遭受的经济损失，解决生产、生活上出现的困难，会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

    (二)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牵连”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

    所谓法律事实“牵连”，是指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并非完全重合，两者不是源自同一客观事实，而是仅在某个或某些构成要素上出现了交叉。这种刑、民法律事实的交叉，可能是行为主体、行为内容或行为对象的交叉。行为主体交叉，是指某人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作案人，同时也是另一民事行为的行为人；行为对象交叉，是指某人或某项财产既是诈骗犯罪行为的侵害对象，同时也是另一民事侵权行为的侵害对象；行为内容交叉，是指行为人的某项行为既是刑事法律事实的组成部分，也是民事法律事实的构成部分。法律事实存在“牵连”，是司法实践中刑民交叉案件的大多数。

    当诈骗犯罪与经济纠纷在法律事实上仅存在“牵连”时，由于刑、民事法律事实并非基于“同一客观事实”产生，两者各自独立，因而在案件事实的查明上，一般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而且，由于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分别审理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关系，所追究的也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法律责任，因而，两者也不存在相互替代、孰轻孰重或孰先孰后的问题。基于这两点，笔者认为，凡属法律事实“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原则上应实行“刑民并行”，即刑事、民事案件分案处理、并行不悖。

    对“牵连型”刑民交叉案件应“分案处理”、“刑民并行”，已为多项司法解释所确认。例如，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4月颁布的《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0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与本案不是同一法律关系的经济犯罪嫌疑线索、材料，应将犯罪嫌疑线索、材料移送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查处，经济纠纷案件继续审理。”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7月25日公布的《关于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导致存款被他人骗取引起的储蓄合同纠纷应否作为民事案件受理问题的批复》规定：“因银行储蓄卡密码被泄露，他人伪造银行储蓄卡骗取存款人银行存款，存款人依其与银行订立的储蓄合同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最高人民法院2000年11月14日颁布的《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74条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票据纠纷案件时，发现与本案有牵连但不属同一法律关系的票据欺诈犯罪嫌疑线索的，应当及时将犯罪嫌疑线索提供给有关公安机关，但票据纠纷案件不应因此而中止审理。”公安部《规定》第13条也规定：“需要立案侦查的案件与人民法院受理或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民事案件，如果不属同一法律事实，公安机关可以直接立案侦查，但不得以刑事立案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裁定驳回起诉、中止审理或撤销判决、裁定。”

    但原则之外仍有例外。既然刑、民案件在事实方面存有交叉、牵连，就有可能出现《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1款第(5)项所规定的“一案的审理必须以另一案的审理结果为依据”的特定情形。包括：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所查明的案件事实为依据，一案的审理须以另一案的认定结论为依据。此时，变通采用“先刑后民”、“先民后刑”等方式，则更有利于查明案件事实，有利于对案件作出正确处理。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在受理存单纠纷案件后，如现犯罪线索，应将犯罪线索及时书面告知公安或检察机关。如案件当事人因伪造、变造、虚开存单或涉嫌诈骗，有关国家机关已立案侦查，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的，人民法院应当中止审理。”此处所谓“存单纠纷案件确须待刑事案件结案后才能审理”，即是指存单纠纷中的某些重要事实与刑事犯罪事实有交叉，而其查明和证实又依赖于刑事诉讼，因而应中止民事诉讼，等待刑事诉讼审结。而在涉及确权之诉的经济犯罪案件中，如果当事人对知识产权、公司股权等相关财产的权属存有争议，而权属认定又对刑事案件影响甚大时，实行“先民后刑”，即先由专业的民事审判人员对知识产权的权属作出认定，再由侦查机关决定是否继续追诉，就更为稳妥。

    三、刑、民诉讼并行时，两者可能出现的冲突如何协调解决

    如前所述，刑民交叉案件大多是法律事实“牵连型”，其基本处理方式应是“刑民并行”。但由于刑、民案件在许多要素上存在交叉，并存并行的刑事、民事诉讼必然会产生一些冲突，例如主体的冲突、涉案财物的冲突、证据冲突、裁判冲突等。如何协调这些冲突，是“刑民并行”必须加以解决的问题。下面，笔者从主体、涉案财物、证据、裁判等四个方面，对刑事、民事诉讼之间的冲突作一探讨。

    (一)主体冲突

    所谓主体冲突，是指诈骗犯罪案件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时也是经济纠纷中的民事当事人。由于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采取强制措施，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此时，被剥夺或者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何参加正在进行的民事诉讼，就成为一大问题。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在市、县；如需离开所在市、县，则必须报请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要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或者会见他人，也必须报经执行机关(公安机关)和批准机关同意。因此，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果在本市、县范围内参加民事诉讼，不需要经过批准；如果到外市、县参加民事诉讼，必须报经批准。被监 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一律要报经批准。如果批准机关或执行机关出于各种考虑，不同意或者不批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无法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其权益就难以保障。

    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关押在看守所，要顺利参加民事诉讼，就更为困难。司法机关出于安全、保密等考虑，一般不允许将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押出看守所。此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为民事诉讼当事人，不仅无法出庭，而且无法与律师沟通，其各项诉讼权利的行使均受到极大限制。

    从司法实践看，解决该冲突的办法有三：

    一是对类似民事案件不予受理。即以当事人(民事诉讼原告或被告)正在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为理由，裁定不予受理。但这种做法日益遭到反对，理由是：即便是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同样享有各种民事权利和诉权，其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维护其合法权益，不应加以限制；同理，现行立法也没有规定，对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原告就不得行使诉权，因而，其他人起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也不得加以限制。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08条之规定，只要符合起诉条件，人民法院就应当受理。笔者也赞同这种看法，依据上述关于刑民交叉案件“分案处理”的分析，此种情形下应按“刑民并存”、“分案处理”方式处理，应当受理民事案件。

    二是按“先刑后民”方式处理。即法院在受理后，如查明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因涉嫌刑事犯罪正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即按“先刑后民”处理，裁定中止民事诉讼，待刑事诉讼终结或者相关人员恢复人身自由后，再继续审理民事案件。这种做法在实践中较为普遍，对协调刑、民诉讼冲突也有明显作用。但其弊端也十分明显：如果刑事诉讼久拖不结，则民事诉讼必然遥遥无期。

    三是按“刑民并行”方式处理。即民事诉讼照常进行，不必等待刑事诉讼终结或当事人恢复人身自由。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做法有其合理性：刑事诉讼久拖不决，而原告的民事诉求又较为紧迫，此时如果一味中止民事诉讼，难免会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而采用“刑民并行”，照常进行民事诉讼，显然对提起民事诉讼的原告有利，但此时如何保障被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参加民事诉讼、行使其诉讼权利，就成为一大难题。前面已指出，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押出看守所，可能性十分渺茫。而被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参加民事诉讼，往往也需要执行机关、批准机关同意。此时，实行“刑民并行”，就必须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民事诉讼权利提供必要便利。对此，笔者建议如下：

    1.对于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允许其有权会见其在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押，司法机关一般不允许将其提押出看守所参加民事诉讼。因而，现实而可行的途径是：允许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享有会见权，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民事诉讼权利。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聘请的律师享有会见权，而未允许其民事诉讼律师有权会见。这就需要在立法上作出调整，在一定条件下，允许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会见，充分商谈、交流民事诉讼事宜。当然，为防止可能出现通风报信、串供而影响刑事诉讼的情况，侦查阶段会见时，侦查机关仍可派员在场。但在刑事诉讼进入审查起诉、法庭审理阶段后，鉴于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已完全放开，民事诉讼律师的会见更不必加以限制。

    2.对于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到外地参加民事诉讼的，或者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需要会见其民事诉讼律师、离开住所或指定的居所参加民事诉讼活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尽量给予方便，予以同意和批准。如果不予批准，也应准许与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充分接触，由律师为其代行各种诉讼权利，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根据刑事诉讼法规定，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会见其刑事诉讼律师，不需要经过批准，依此逻辑，会见其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就更没有报请批准的必要。因此，对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其会见聘请的民事诉讼律师，均不应施加任何限制。

    (二)涉案财物冲突

    1.刑、民诉讼中的查封、冻结、扣押。在刑事诉讼中，公安司法机关对涉案资产可以采取冻结、扣押等强制性措施。在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对涉案财物也可以采取查封、冻结、扣押等保全措施。当两者针对同一财物时，就会出现冲突。首先，要明确的是，对涉案财物不能重复查封、冻结、扣押。其次，鉴于刑、民诉讼的平等性，在刑、民关系上，不应实行“刑事优先”，而只能遵循“在先原则”。即针对同一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先予查封、冻结、扣押，公安机关无权以“先刑后民”为由，要求人民法院解除或移交。同理，如果同一财物在刑事诉讼中已被查封、冻结、扣押，审理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也无权要求公安机关解除或移交。

    2.刑事诉讼中的追缴、退赔、没收、返还与民事诉讼执行。刑事诉讼中追缴之后的处理方式主要有两种：(1)对于违法所得、违禁品、用作犯罪工具的犯罪分子本人财物，应予没收；(2)对于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应予返还。应当说，上述两类财物，其性质或权属都十分明确而单纯，都不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财产，与民事诉讼执行不会有明显冲突。即使出现重合，也可以予以协调。例如，如果被害人的合法财产已在刑事诉讼中被返还，则在其另行提起的民事诉讼中，被告不应再就已经返还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

    可能出现较多问题的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财产，如果在刑事诉讼中可能被没收或用于交纳罚金，在民事诉讼中又需要被强制执行以偿还债务、赔偿损失等，就出现了冲突。对此，我国刑法确立了“民事优先”的原则。《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第60条规定：“没收财产以前犯罪分子所负的正当债务， 需要以没收的财产偿还的，经债权人请求，应当偿还。”这体现了“民事优先”、“私权优先”的精神。

    (三)证据冲突

    对于特定的书证、物证，需在刑、民诉讼中同时作为证据使用的，公安司法机关应当相互给予协助，提供该证据的查封、扣押、冻结法律手续及复印件、复制品、照片等，以利于刑、民诉讼顺利进行。例如，如果文书、财物系刑事诉讼中的证据，但已被人民法院以民事诉讼保全措施查封、冻结、扣押的，公安机关可要求人民法院提供查封、冻结、扣押的法律手续及文书、财物的复印件、复制品或照片，以说明财物所在位置、具体数目、基本特征等。如果需要进行检验、鉴定的，也可以要求人民法院予以协助，到财物存放地或借回公安机关进行检验、鉴定。同理，对于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中已冻结、扣押在案的文书、财物，如果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需要作为证据使用的，也可以向公安机关调取，公安机关应当提供该证据的查封、冻结、扣押法律手续以及复印件或者照片。

    (四)裁判冲突

    刑、民生效裁判之间可能出现的冲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案件事实之认定，二是行为性质之认定。

    1.案件事实之认定。前面已经指出，刑事诉讼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相反，由于民事诉讼证明标准较低，其裁判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原则上对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如果刑事诉讼作出了无罪判决，则需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其是否具有预决效力：如刑事裁判明确排除了犯罪行为系被告人所为，则此认定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如果仅因证据不足而判决无罪，则该认定对民事诉讼没有预决效力。

    通常来说，如果是“先刑后民”，刑事裁判在先，民事裁判在后，则上述冲突基本可以避免。问题主要出现在“先民后刑”、“刑民并行”时，如果民事裁判在先，刑事裁判在后，两者出现了冲突，如何处理？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的查明和认定上，民事诉讼原则上应服从刑事诉讼，当两者冲突时，应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对民事裁判予以纠正。审判监督程序的启动，可由人民法院依职权主动进行，也可由人民检察院以抗诉形式进行。

    2.行为性质之认定。与案件事实的认定不同，在行为性质认定上，刑、民裁判相互之间均有预决效力。首先，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往往对民事诉讼有预决效力。例如，如果某行为在刑事诉讼中被认定为犯罪，则在民事诉讼中就必然构成违约或侵权。此即为刑事犯罪“阻却”民事行为合法。其次，民事诉讼对行为性质的认定，有时也会对刑事诉讼产生预决效力。如果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完全合法，则该行为就不可能构成犯罪；换言之，在民商法上完全合法的行为，阻却犯罪成立。例如，民事诉讼认定某行为属善意取得，即意味着该行为合法，就不可能构成刑事犯罪。

    当然，这里说的仅仅是行为的法律性质，而不是行为本身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如果是事实的查明和证实问题，则刑事诉讼裁判对民事诉讼具有预决效力。但在行为性质认定上，由于两者所依据的法律规范不同，刑事认定对民事诉讼就不具有当然的预决效力。同时，由于刑法对社会关系的调整是二次调整，其对行为性质的判断往往需要参照民事认定来进行，如果在民事上是合法的，则不应构成犯罪。这一原理，可用来解决刑、民性质模糊、难以界定的案件，即在无法判断某一行为是合法、非法，某一案件是刑事案件、民事案件时，应秉承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实行“先民后刑”。先由民事诉讼对合法性问题作出判断，公安机关再据情决定是否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认定为合法，则刑事上就不可能构成犯罪，不应立案侦查；如果民事上属违法，则仍需根据刑法关于犯罪的具体规定及相关立案标准，来判断是否需要立案侦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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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营销职业岗位能力；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特色与创新

[中图分类号]G7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9-0061-03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企业之间发生的经济纠纷越来越多，或多或少给企业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其中涉及营销环节的经济纠纷居首位。高职营销类专业的就业岗位群为销售代表、业务主管、市场策划、产品管理、售后服务等，这些岗位群需要具备沟通协调谈判、客户信息管理、销售管理、产品设货、市场调研、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等能力。高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应着眼于培养学生预防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这就需要转变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的教学理念，选取营销职业岗位能力所需的教学内容，修订营销类专业经济法能力标准与教学实施纲要，完善教学手段与方法，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标准，这对于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营销专业学生依法经商理念的树立和预防经济纠纷发生能力的专业法律技能的培养，预防和减少企业经济损失的发生，维护社会经济秩序和企业合法经济权益，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

1经济法教学现状分析

经济法课程是市场营销、汽车技术服务与营销、表演艺术（汽车营销与模特艺术）、电子商务、国际贸易、金融产品营销、物流、工商企业管理、会计、财务等专业的职业能力支撑课，近几年，经济法已进行了能力本位课程改革和院级精品课程建设，教学改革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经济法教学团队的教师多为法学（法律）专业毕业，在高职经济法教学中往往更多地注重经济法律知识的传授，而对于高职经济法教学应为专业服务的理念则有所缺乏，对教学所服务的专业培养目标、就业岗位群、专业职业岗位能力的了解也缺乏全面性。因为要考虑多专业教学的需要，在教学内容的选取上，往往是适用于各专业的通类的教学模块。在经济法教学中，案例教学法是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与方法，但使用的“案例”多为模拟案例，缺乏企业全息化案例，案例以教师收集为主，很少有学生的参与。课程考核方式主要采用课堂书面考核形式，分为应知考核与应会考核，即知识题与技能题两大部分。

2营销岗位法律需求调研情况分析

21调研基本境况分析

结合浙江物产《非法律人员法律知识》培训课程的开发，课题组深入物产国贸、中大股份、物产元通、物产金属进行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调研对象公司业务人员，共48人，收回有效调查问卷33份。

从调查情况看，企业业务人员法律知识了解途径：上网或看书查占545%；咨询法律人士占485%；到相应的政府机关查询占273%。比较了解的是《合同法》、《公司企业法》、《担保法》，分别占455%；333%；273%。其中，有两名被调查人员认为对现有法律法规都不是很了解，占6%。但是，在访谈中发现，对以上法律中的一些基本概念还是有模糊的。

22企业营销岗位法律知识需求情况分析

221物产国贸

国内贸易碰到最多的《合同法》，主要涉及合同条款、合同的履行（特别是货款的拖欠）、货物所有权的转移、风险的转移；还有担保；买卖合同之格式条款。国际贸易中主要涉及仲裁地的约定；市场价格变动时的毁约情况。

222中大股份

认为需要了解《合同法》、《担保法》、《金融法》等，主要涉及合同风险的防范。

223物产元通

认为需要了解《合同法》、《担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等内容。

224物产金属

认为需要了解《合同法》、《担保法》、《物权法》。主要涉及合同的规范签订，包括现货合同和合同的签订。

3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目标

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即预防经济纠纷发生能力的需要，从转变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的教学理念入手，对高职营销专业经济法教学内容的选取、教学手段与方法的完善、考核标准的制定等方面进行探索与实践，培养营销专业学生依法经商意识和专业法律技能。

4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内容

41转变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的教学理念

高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与法律类专业经济法教学的目的有所不同，前者为营销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侧重于预防经济纠纷发生能力的培养；后者为法律专业人才培养服务，侧重于解决经济纠纷能力的培养。因此，高职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首先应转变教学理念，充分了解营销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及课程在专业中的定位。为此，课程负责人应负责课程组教师认真学习和探讨市场营销专业的专业培养计划。

42选取营销职业岗位能力所需的教学内容

高职营销专业经济法课程教学内容的选取，应符合营销职业岗位能力所需，即教学内容与专业的契合。对现有适用于各专业的教学内容进行调整，结合调研情况，企业营销岗位所需经济法律知识需要，在充分了解营销职业岗位所需能力的基础上，并结合高级营销员考证要求，选取教学模块内容。

经济法教学内容分四大板块：经济法基础知识、市场主体法、市场行为法、市场秩序法，其中，经济法基础知识主要包括法人、、财产所有权、债权等营销活动中必须了解掌握的基本概念；市场主体法主要包括市场经济活动过程中参与市场经济活动的当事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等，要求学生掌握这些市场主体设立、运行、管理等过程中应遵守的基本规则；市场行为法主要包括《合同法》、《担保法》、《商标法》、《票据法》等；市场秩序法主要包括《反不正当竞争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43完善教学手段与方法

431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已经是经济法教学中普遍采用的一种教学手段与方法，我们改革的重点将是企业真实案例即全息化案例的收集与选用上，使案例更具真实性，以利于培养学生预防类似经济纠纷发生的能力；除教学团队教师收集案例外，发动学生参与全息化案例的收集，经教师指导后，在课堂上与同学分享。教师对案例分析主要起引导作用，不是直接分析答案，而是以总结纠错为主。

另外，采用案例教学法也需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教师要给出案例问题的明确答案和法律依据。与其他学科中案例教学法的应用不同，《经济法实务》课程中案例问题的答案基本是明确的、唯一的，教师在每个案例教学后一定要给出明确的答案和相应的法律依据。二是注意循序渐进。教师要随着《经济法》课程的逐步深入、学生经济法律知识的不断增加，由简单到复杂地应用案例教学法，给学生一个从了解、接受到熟练、掌握的适应过程。三是要避免使学生形成不正确的概括化认识。可能某一两个案例所展现出来的信息非常吸引人，学生也深受影响，但他在这一两个案例上形成的概括化认识，远远不能说明经济法律的原理、概念，从而导致“过度概括化”现象的产生。应让学生明确我国是成文法国家而不是判例法国家，是用法学原理和法律条文来分析解决案例，而不是借先前的判例来分析新的案例。

432多媒体教学法

经济法实务课程的特点在于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和立法的需要，各类单行法律会不断修改，而教材的制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及时更新，给教师教学带来了不便。采用多媒体制作课件后可以及时对其进行更新，能够做到电子教案与现行法律的同步。由于多媒体集文本、静态与动态的视频、音频等多种媒体的优势于一体，是一种在功能上更为完善的信息传递体系，在课堂教学的有限时间内，可以通过图片、文字的演示，通过超级链接各种相关资料和互联网上的最新信息，传递给学生大量的信息，扩大了学生的知识储备。多媒体教学也大大节省了板书时间，将老师从繁复的板书中解脱出来，以便集中精力给学生讲解概念的内涵等内容，还可以弥补某些老师板书不够清晰的不足。

433启发式教学法

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必须要有可供选择的材料，重视选材的典型性和生动性。例如，合同生效的条件通过合同成立是一个事实问题，而生效则涉及法律问题，不同的人或在不同情况下订立合同行为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是有差异的，但有何差异，应与生活中的实例相联系，使学生在心中提出疑问，产生寻求答案的渴望，激起学生的探索兴趣。

434事务所咨询式教学方法

事务所咨询式教学方法是一种实践教学法，是指可以参照律师事务所的咨询模式，由学生定期在事务所轮流值班，接待有关人员咨询，或当场处理有关经济法方面的纠纷、争议。事务所咨询式教学方法可以使学生灵活运用学习到的知识，使其对问题的认识加深并理解、巩固，而且这种方法也往往能使学生遇到一些复杂、疑难问题，从而迫使学生查阅大量资料、请教老师、与同学探讨等，容易调动学生学习兴趣与求知欲。另外，这种方法处理业务的仿真性强，对培养学生的职业判断能力、业务处理能力、人际交往能力也非常有益。但这种做法颇有难度，主要是咨询、投诉人员的来访频率及提出问题的复杂性等，为保证律师事务所的业务量，接待时间也不宜过频及过长。

44制定考核标准

依据营销职业岗位能力和高级营销员考证要求，制定考核标准。应知部分主要考核营销职业岗位所需掌握的基本经济法律知识，以卷面笔试形式完成。重点是制定应会部分考核标准。

5基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的高职经济法教学改革特色与创新

（1）体现高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与法律类经济法教学团队教师在教学理念上的差别，这是高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改革的前提条件与根本保证。

（2）高职营销类专业经济法教学内容的选取，与营销职业岗位能力和高级营销员考证相结合，而不是通类的适用于各专业的教学模块，充分体现课程为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服务的宗旨。

（3）师生共同参与全息化案例的收集与分析，一方面，使教师有更多机会接触企业，提高经济法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另一方面，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更加明确学习目标，使整个教学事半功倍。

（4）学生在应会考核标准范围内，自行收集、分析、总结企业营销岗位容易发生的经济纠纷案例，这是对课程技能考核的一种尝试。

参考文献：

[1]纪炳南 案例教学法在高职院校经济法教学中的应用[J]. 科技咨询导报，2007（8）：220-224

[2]刘玉 高职《经济法》多媒体教学方法利弊思考[J]. 高教高职研究， 2007（19）： 91-92

[3]李霞 高职“经济法”课程实践性教学初探[J]. 职业圈， 2007（17）：78-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