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价值观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传统文化价值观，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金陵十三钗》；传统文化；价值观；“侠”“义”“忠”“信”

新世纪以来，张艺谋的电影作为“中国式大片”的典型——大牌的明星、绚丽的视觉画面和民族故事的外衣，成为很多导演的一贯套路。然而过度关注影片外在形式的华美绚丽而忽视内在精神深度的表达越来越被人诟病。“当下，在中国社会快速发展的历史时刻，出现了一种回归传统的文化潮流。”[1]因此，对于当下的中国电影而言，建构起一种既能践行大众文化发展诉求的叙事机制，又能在内在价值上体现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显得极为重要。坚守我们自己内在的文化价值观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又可以此来扩展文化认同的心理半径。因此近年来努力去表达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成为很多导演的一致审美诉求，如《赵氏孤儿》《十月围城》《落叶归根》《信义兄弟》等。电影《金陵十三钗》尽管是张艺谋导演瞄准全球市场的“冲奥”之作，然而如果我们细细品味，会发现影片的核心思想凸显的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尤其是当我们将影片和原著小说对比起来分析，其中较之原著或增加、或渲染、或改动、或消解的地方，恰恰是电影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彰显和传导之处。

一、约翰神父之“侠”

“侠，作为一种社会角色，产生于中国古代春秋战国之际。”[2]可见侠文化在中国历史之久远。中国文学中有诸多扶危济困、救人于危难的侠客形象，在国有“困厄之时”，人有“急难之事”时，挺身而出、拔刀相助。有慷慨赴危难、热血酬知己的聂政（《战国策》）；有“家无余财，衣不完采，专趋人之急，甚己之私”的朱家（《史记》）；有“仰手接飞猱，俯飞散马蹄。狡捷过猴猿，勇剽若豹螭”的游侠（《白马篇》）等。这些侠士以武艺强、重情义、知荣辱、忘生死的卓越人格，博得了世人的普遍赞誉，被后人代代传颂，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化中的“尚侠”之风。侠士文化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始终与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进而成为一种普世的价值观被民众接受和崇拜。如果说西方的“骑士文化”更多强调的是贵族气质、温情守礼、忠诚信仰的话，那么中国“侠士文化”突出的就是侠肝义胆、疾恶如仇、扶危济困。《金陵十三钗》中克里斯蒂安·贝尔扮演的约翰神父就是这样一位具有中国“侠士”气质的人物形象。

影片将小说中原有的英格曼神父和阿多纳多神父删减后，重新塑造了这样一个新角色。约翰是一位生活在美国底层的普通入殓师，来到中国只是为死去的教父做殡葬以赚钱谋生，他原本世俗、功利、贪财、迷色，就像《水浒传》中的李逵、鲁智深那样的义士，诸多缺点反而使人物显得更加真实、丰满。他目睹日军闯入教堂对无辜女学生的残暴，“天下多有不平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当他刮净胡子、穿上神父衣服的那一刻，就由普通人蜕变成一位“侠士”。他疾恶如仇，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进行大义凛然的怒斥；他武艺高强，一双巧手就将风情的歌妓一夜之间变成纯情的女学生，几下功夫就将报废的卡车变成送女学生出城的必要交通工具；他侠肝义胆，放弃了同乡告之的绝好的逃生机会，只身返回教堂去保护与他本无关联的女学生。至此，影片通过约翰神父这一人物形象传达了凸显“侠士”文化的审美诉求。尽管观众对约翰神父这一角色的喜爱可能是克里斯蒂安·贝尔演员的个性魅力，但更多的是这一人物满足了中国广大观众对“侠士”的崇拜和敬仰心理。

二、秦淮之“义”

严歌苓的小说一开篇就采取了高度私人化的视角，惊醒女学生书娟的，不是炮声，而是“初潮”。通观小说全篇，女性的生命体验贯穿始终。玉墨曾伪装淑女勾引了书娟的父亲，书娟对其恨之入骨，玉墨在书娟面前想表现高贵，但最终还是“自惭形秽”。小说结尾以“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赴约”作结，玉墨主动提出，其实这一举动是和她想改变自己在书娟心目中的低贱形象不无关系。

而电影的叙事意图要比小说宏大得多，编织的是一幅远超个体经验的历史画卷。影片淡化了书娟和玉墨的敌对关系，只是将其放置在和贞女的不同阵营中，然后影片还通过几笔来表现这两者的相互和解和信任：一是躲避日军搜查时，女学生为了不暴露藏身处而选择跑上阁楼，把危险带走；二是一个在追猫时暴露了，被急中生智的女学生巧言救下，突出了不同女子之间的一种姐妹情义。对“十三钗代替女学生去赴约”这一情节，更是浓墨铺陈，大肆渲染，将传统文化价值观中的“义”张扬到了极致。玉墨在影片里说，“谁说商女不知亡国恨”，秦淮们说“我们替你们去，你们替姐姐好好活”。明知可能赴死，这些风尘女子还是替女学生赴了日本军人设的局。为他人放弃生命，这需要多大的勇气。影片中最出彩的镜头之一，就是们在赴日军圣诞宴会前合唱的那曲《秦淮景》，歌声中的她们美艳得不可方物，除了柔情，更多的是热血和仗义。

“义”是传统儒家文化的主要思想之一，孟子曰：“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身而取义者也。”随着时展，“义”已由封建礼义延展至广泛的道义、仁义。中国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举不胜举，不止男性，就连柔弱的女子，舍生取义的也不乏其人。却奁拒嫁的李香君；毁家纾难的柳如是；舍财显情的杜十娘。她们出身卑微，虽沦落风尘，尝尽世间疾苦，骨子里的“义”却越加深厚，“仗义每多屠狗辈，欢场也有奇女子”。这些仗义女子体现的是“为情义两肋插刀”的气度，是一种置性命于情义之下的做事原则和处世标准，而这一类形象的塑造满足了观众解他人于倒悬之苦，援人出于黑暗渊薮的救赎。

三、李教官之“忠”

佟大为扮演的李教官是影片中的重头戏，相比原著中“去势”的军人，电影前三分之一都在突出以李教官为首的中国士兵如何浴血奋战。影片中的李教官他们并非困城之兽，而是为了救助自己的同胞主动放弃了出城的机会。十几个中国军人对抗日军的坦克大炮，由于缺少有效的抵抗武器，只有将手榴弹捆绑在身上，以战友的身体作掩护，尽可能靠近坦克，用血肉之躯来充当炸掉敌人坦克的武器。当我们看到银幕上，一个个充满血性的中国军人奋不顾身扑向日军的炮火，又一个个倒在敌人的射击下，不禁血脉贲张，热泪盈眶。最后整个教导队只剩下李教官一人仍在孤军奋战，他守候在教堂旁边，担当女学生的守护神，书娟就是由于他的神奇枪法才免遭日军的蹂躏。恪守军人职责，面对外来侵略奋不顾身是为国家而忠；为救女学生放弃出城的机会，为同胞王浦生弥留之际找一个暖和的地方，是为人民而忠。影片改写了原著中软弱无力的国军形象，张扬了李教官等中国军人的赤诚之心，提升了影片的精神价值。

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有很多思想具有跨越时间屏障、冲破空间壁垒的历史价值，比如“忠”。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有许多彪炳千秋的历史人物，他们所效忠的皇帝早已化为尘土，所维系的王朝也早已灰飞烟灭。然而，我们至今仍对他们怀念追忆。其根本原因在于我们对他们忠诚不渝的人格精神的敬佩，是对他们九死无悔的顽强意志的赞誉——他们用生命诠释的这种“忠诚”的传统文化精神具有超越时空的恒久意义。这种人文理想和道德审美在影片《金陵十三钗》中得到了彰显。

四、陈乔治之“信”

影片《金陵十三钗》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凸显还表现在对配角、小人物的精心塑造上。陈乔治即是其一。小说中陈乔治是英格曼神父收养的弃儿，胸无大志，坚信好死不如赖活着，苟且偷生，借秦淮躲避教堂之机，偷偷和一红菱相好，当日本兵闯进教堂，神父受辱时，只是本能地要去替神父捞回尊严，但看到敌人强大却又急忙退缩，连他自己也骂自己是忘恩负义的东西。然而他再躲也没有躲过日本人的子弹，在双手抱住脑袋逃跑的途中，倒在了日本人的枪口下。而电影中则彻底改写了这一人物，将“言必信、行必果”的传统价值观念灌输其中，将其塑造成一位知恩图报、一言九鼎的少年义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陈乔治自从被英格曼神父收养，就念念不忘养育之恩，并孜孜践行着神父临终前嘱托——照顾女学生，影片中他一直强调：“我必须保护这些女学生的安全，这是英格曼神父的托付。”小小年纪的他为了这句承诺，毅然扛起管理整个教堂的责任，做饭整理、调停争端、挽留约翰，在最后关头男扮女装替女学生赴死。影片中约翰认真确认陈乔治是否知道自己将要面临什么并劝说他跳车，但是乔治拒绝了，即使恐惧将要面对的灾难，他还能冷静地分析情况为女生们的逃亡做最好的部署，以自己的血肉之躯践行了什么是“信”，什么是“一言九鼎”。那个带着女孩假发、神情坚毅的小男孩成为很多观众心中“信义”的化身。

新世纪以来的电影有多部表现传统文化中的“信义”主题。像《赵氏孤儿》《一诺千金》《落叶归根》等。如果说《赵氏孤儿》来自传统“托孤”故事的话，那么《一诺千金》《落叶归根》则有当下现实生活中的原型故事。《一诺千金》中的单喜良答应了刘根临终前的要求，把他和儿子小宝送回到家乡。单喜良兑现了自己的承诺，不仅如此，他还承担起照顾举目无亲的小宝的重担。《落叶归根》中的老赵答应了在刘全有死后把他送回家乡的要求，一路之上他历尽磨难，汽车拒载、钱包被偷、饭店被宰、工钱是假钱。但老赵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承诺。[3]这些影片和《金陵十三钗》一样，在面对全球化、现代化进程中表达着文化守成主义的立场和思想，努力坚守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资源，显示出传统文化价值观对中国电影的显在支配力量和潜在渗透话语。

综上所述，对比原著和影片我们可以看到：影片消解了小说高度私人化的生命体验和女性视角，将其放置在更为宏大的叙事机制中，通过增设人物、渲染情景、改动性格等手段来对传统文化价值观——“侠”“义”“忠”“信”进行弘扬，以此来提升影片的文化价值，我们从中也欣喜地看到张艺谋导演回归到关注影片内在精神深度的路上。

[参考文献]

[1] 贾磊磊.中国电影产业的时代振兴与传统文化资源的现代转化[J].当代电影，2011（07）.

[2] 张兆龙.中国电影年鉴，1994[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305.

篇2

纵观数千年人类文明的历史，陶作为一种自然永恒的材料，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向文明、走向现代，更以一种全新的艺术存在方式走向未来。原始陶器在世界各地先后出现，虽然在造型、装饰和文化理念一有不尽相同的地域特色，但其成型方法和艺术形式却存在着许多的相似性，这可谓人类的共识。

每一种物体在进化以前，其萌芽状态在形态上近似于生命的起源，空间和时间在起源上趋向一致。随着事物的发展，所有的形态都变的以各自独特的生命形式存在。而艺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样在变革中，其思维形态物化了的思想便趋向一致。在一个工业化发达的高速复制时代，用手工的创作方式去触及人们的感觉，从而使这个一古老的艺术形式获得现代性的划时代的转换。现代陶艺的以全新的艺术形式出现，它以不同的形式、角度和内含上展示了现代人对陶瓷传统人文精神和美学品质的认识态度，体现了艺术家对传统资源、语言方式、艺术形式的当代转化问题的新思考。

中国陶瓷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它的遗存非常丰富，这是任何其它门类艺术品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它的文化内涵丰富而深刻，可以说中华民族将她最内在的本质，她对生命的感悟，对自然精神的心 神完美地表现在了它的博大丰厚的陶瓷艺术中了。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代表了这个民族的体验，代表深深扎根于这个民族文化土壤之中的精神与人性的成熟，代表技术和形式方面精湛的表现方法，代表了这个民族对艺术价值看法的最后概括。

由于西方近几十年来现代陶艺的发展，使陶艺成为一种十分国际化的艺术语言，现代陶艺作为一种新的介质，促进了艺术国际化的进程。在中国当代艺术情境中，陶艺语言面临着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中如何更好的和用传统文化资源、因势利导完成自身现代嬗变的问题。在中国传统陶瓷艺术作品中我们看到古代艺术家往往借助器物的造型来寻找人与自然的和谐，人深深地沉浸在自然中去体味自然生命的奥妙。而我们现代的陶艺作品也有很多表现出对自然物象、物性的亲和和性感，和对商业化机械复制图像的远离逃避，力图以最生动、最富个性魅力的现代陶艺语言来表达艺术家对生活的感受和性感体验，来展示他们的艺术理念和生活价值观念。

当今世界，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个人与个人之间日趋明显的相互依附性，显示出多元共存的必然态势。但正因为如此，各国陶艺家才需要通过自己富有个性的作品表达不同文化背景多元共存的合理，体现各种文化对于我们的世界都是不能缺少的重要现实。纵观中国现代陶艺作品所呈现出的风格样式，大多都兼容了多重的风格式样因素和语言结构，一些作品同时具有观念表现，波普等多重风格。在对本体语言的关注上，显示出多种语义并存的现象，在题材的选择上，也显示出对生活观察的平常心境以及对人文现象的关怀。这种多原性，丰富了中国现代陶艺的人文语境，从而形成了中国现代陶艺的新的发展格局，这种格局的不断发展和壮大，将会逐渐强健中国现代陶艺的身躯。塑造中华民族陶艺自身语言状态，这对西方艺术形态的日益国际化蚀食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作为一种弱势文化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现状，一些现代陶艺作品明显带有一种西方附趋性。现代陶艺可以有时尚性，但决不能等同于时尚。在体现社会共性――现代的同时，应通过对陶瓷本质的理解，去体现个人对陶艺的认识，比如社会、文化、历史及陶瓷材料本身等。我们更多的是要在中国文化的这个大背景共性中去导求个性，去诠释对自身文化的理解，也就是说是在继承优秀传统加以深化并融纳自己的对事物的不同观察视角和内心体现而形成的个性，离开了中国传统 文化这一大背景，就无从谈起中国现代陶艺的多元性、国际性。

中国现代陶艺家在探索现代陶艺新的表述语言上，深深的直根 不可避免的变革与更新的学术思考。学习与借鉴，每交流与融会是所有文化艺术得到繁荣的重要因素，它给我们熟悉，所赞美的传统陶瓷艺术又一全新的表现形式，从而开拓了陶瓷艺术研究与创作的新空间领域。中国传统文化和陶瓷艺术的博大精深对今天中国的陶艺并非是发展的对立面，而是其足以借鉴与发展的基础，任何离开这一基础的现代陶艺都是空中楼台，传统陶瓷艺术因传统文化的感悟性特征，形成了一种神奇而富于变化的感悟性表达特质。若将这种传统特质精神地潜入到现代陶艺的创作中，将会以有别于西方的陶艺语言形式并驱并行发展，共同尊荣，而不致落入窠臼随行于他人之后。国际陶协主席东尼・法兰克斯先生在全国第七届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大会上讲过这样一句话：中国几千年的陶瓷艺术文化，将成为你们中国陶艺家现代陶艺创新和发展的基石。

篇3

关键词:传统文化 整体和谐 有机论 兼容并蓄 复兴

一、近代西方科技的弊端

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产生于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的西方，科技的进步使西方社会进入大工业时代，然而科技就像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向社会进行全面渗透，另一方面在帮助人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同时产生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潜在的威胁。科技在给西方创造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将西方社会引入了黑暗的沼泽。许多严重的问题深深地困扰着人类:道德沦丧、环境污染、资源危机。人类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向东方世界寻求解决之道。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恰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近代中国的科技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视为现代科学的一个失败的原型，他认为中国科学在世界新科学的过程中具有更崇高的地位:中国科学传统将为科学的未来发展开辟道路，现代自然科学的进步给人类带来的各种道德上的问题，都可以从中国文化所包含的伟大的传统道德精神中得到解答，将西方世界从它陷入的机械唯物论和唯科学主义的深渊中解救出来。

二、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推动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其传统文化价值观概括起来主要有整体和谐思想、有机论思想、兼容并蓄思想。

1. 整体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包含许多相反相成的子系统的复杂体系，中国各派哲学家的价值学说分为儒墨法道四家，他们内部的不同学派都持有和谐思想的价值观，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合力，造就了中华民族文明崇尚和谐的特质。

在中国古代，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应是和谐关系的观点非常鲜明。中国古代在许多专门领域已有系统的论著，如《黄帝内经》、《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如果说当代西方科学可以称为“精确科学”的话，那么中国古代科学可以称作“整体性科学”。整体和谐思想在我国古代医学中体现的尤为明显，如《黄帝内经》就吸取了儒家关于天地人相统一的“和谐”(即“天人合一”)思想。整体和谐思想和整体研究的成果，也推动了哲学、医学、天文学、数学、军事学、物理学、农学、建筑学和人文科学等的发展。如万里长城、无数雄伟壮丽的宫殿、巧夺天工的桥梁也是整体和谐思想的有力见证。

2. 有机论思想

有机论是一种把活的有机物当作整个自然的模式和比喻的哲学。它认为，有机物拥有物化分析所难以理解的性质，而这些性质是因这个整体的统一作用造成的。

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有机论生态自然观根据阴阳五行的宇宙一体化理论，认为自然界与人有相互联系，有同构性，这种生态价值观把人与自然看成是高度相关的统一整体，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整体性和有机性。每一个物种都占据着特定的生态位，都离不开与其它物种的联系和对环境的依赖。人类呵护自然的内在价值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权利，从而将人文法则逐步推广到非人类的自然——从动物到植物，到所有生命的存在，再到大地生态环境。有机论思想在中国古代科技发展史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宋应星的《天工开物》等医学、农学、手工学著作很好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有益导向。

3. 兼容并蓄思想

兼容并蓄就是把不同内容、不同性质的东西收下来，保存起来。自古以来，谦逊的中华民族就善于吸收前人和外来的优秀成果同本民族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创造了灿烂的华夏文明。

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创造和丰富了中国文化，汉族的统治者利用通婚等手段使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少数民族统治者更是积极向汉族学习，促使自己“汉化”。中国还善于向外国学习，从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国的印度佛教，经历魏晋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时期形成鼎盛局面。然而，中国人对外来的佛教并不照搬照抄，而是加以消化吸收、加工改造，形成了中国自己的佛教。到了宋代，中国化的佛教的某些内容和思维方式被儒学吸收，并加以融合，形成了被称为新儒学(理学)的思想理论体系。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唐玄奘取经等等都体现了中华民族兼容并蓄的思想，这些活动在当时对科技的进步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作用。

三、中国科技崛起的可能性

然而，往往很多中国人本身并未意识到这些，他们看到的只是近代中国科技的衰落和西方科技文明的崛起，探讨的只是“李约瑟难题”，却忽略了有这么一句话:“不过，正如人们在阳光明媚的法国所说的‘注意!一列火车也许会遮挡另一列火车!’”近代西方文明确实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但科技发展的负面影响也逐渐凸显，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关系上，都遇到了很大的障碍，科学的发展、社会和经济的进步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新的文明，而它们的核心思想与东方科学和文明的核心思想不谋而合，东方科学与文明将面临一个巨大的发展。

目前，经济社会全球化浪潮正在给东方文明的复兴提供一个巨大机遇，我们可以自信的预言在不久的将来，中华民族必然会实现伟大复兴，而东方文明的思想和方法将会被全世界所接受，中国会当仁不让的成为下一个科技崛起的中心。

参考文献

[1] 林坚、马建波，《论中国文化传统对科技发展的双重作用》，《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6， (11).

[2]李杏、丁振国，《浅谈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学术论坛》，2002，(6).

篇4

关键词：传统文化； 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儒家学派

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企业管理中的急功近利思想暴露出来，中国企业作为现代商业社会后发力量，既在反思也力图从东方传统智慧中寻找突破。管理是镶嵌在一个地区或国家的背景之下的，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成员会有不同的行动目的、行为方式和欲望，任何有效的经营管理模式都会因文化而异（Kluck

hohn，1962；Hofstede，1980）。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管理的重要部分，同样体现着民族文化的特性。Hofstede和Bond在研究亚洲四小龙经济崛起时发现了第五个“组织文化构念”即儒家思想特质。党的十报告提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要在国家层面“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在社会层面“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在公民个人层面“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1]。包含企业、学校、非政府组织、医院等在内的各类组织是社会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组织价值观既要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要揭示行业本质，以人本思想凝聚员工精、气、神形成合力推动组织发展。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它以儒家文化为主干，以佛、道、法为辅助，曾为保持民族凝聚力作出深远贡献，并内化成为百姓日用之道[1]。2014年世界财富500强55位的中国移动一直以“正德厚生，臻于至善”作为企业价值观。“正德厚生”语出《尚书.大禹谟》：“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它是一种以“责任”为核心要义的道德情操，是对组织个体品性、修养、行为的要求和标准；“臻于至善”源自《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是一种古已有之，奉行以“卓越”为核心要义的境界追求。位居财富榜排行25位中国工商银行的价值观是“工于至诚，行以致远”，源自《汉书・赵广汉传》“行之发于至诚”，此八字朗朗上口，又蕴藏丰富内涵，既接续了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又富有时代气息，可谓隽远悠长，宏阔精深。不过笔者仔细查阅过2014年世界财富500强中国上榜100家企业中只有3家企业的价值观是用传统文化凝练表达出来的，显然与企业、社会不重视传统文化有关。然而“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中国企业要征服世界必须借助传统文化的力量。在21世纪现代企业文化建设中，我们应该借鉴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使之成为培育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借鉴传统文化以培育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步骤，是要将传统文化作为整体，让组织核心价值观在这个视野的辐照之下，也成为一个有机整体[1]。本文借鉴传统文化深入分析企业核心价值观的维度，为我国企业文化建设提供思路。

一、组织价值观研究述评

全球“组织文化”研究始于二战后的日本，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热潮。组织文化学科系统理论的诞生可以概括为“花开日本，结果美国”。它是企业在生产经营和管理活动中所创造的具有企业特色的精神财富和物质形态。企业文化作为一种亚文化，既有文化的共性，也有其独特的个性。它不可避免地受到文化的影响和辐射。广义上说，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里面“文明”一词出自《周易》，指的是文采光明。同时，“文明”与“人文”、“文化”有着密切关联。《周易.贲卦》里有“文明以止，人文也”就是通过心智与德性的灵明，让万事万物、人类社会得到恰当的安顿之意。还有“观乎人文，以化天下”，意思是推行教化庶民促使天下昌明，是中国传统关于“文化”的最早记录。

企业文化是指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所创造的具有自身特色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具体包括企业价值观、企业精神、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历史传统、企业制度、文化环境、企业产品等。企业文化是一个有机而复杂的系统结构，它包含最外层的物质文化、浅层的行为文化、中间层的制度文化、最深层的精神文化四个子系统结构，是一个由表及里的四个层次的同心圆，而企业文化价值观是这个同心圆的核心组成部分。企业文化的主体是人，核心是价值观。

价值观是指企业内成员对某个事件或某种行为好与坏、善与恶、正确与错误、是否值得仿效的一致认识。价值观是企业文化的核心，企业为获取成功而对其行为所做出的价值取向。企业核心价值观必需是企业核心团队或者是企业家本人经营过程中身体力行并坚守的理念，因此它一旦确定下来就不会轻易改变。Schein认为“组织价值观”对外具有适应 （external adap

tation） 作用，对内具有内部整合 （internal integration） 作用，即组织协调内部人际关系完成组织目标。Ouchi（1980）认为价值观具有降低交易成本作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人的价值观混乱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无论如何，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人核心价值观的源泉和根本，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所以要想使顾客、供应商、员工认同我们的企业文化，我们必须尊重现实，溯本逐源，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沉淀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自企业文化80年代传入中国后，研究中国企业文化特征的论文很多，实证对中国企业文化探索源自郑伯叮1990）对台湾企业的组织文化进行的研究，他确认了台湾企业文化的九个维度，并指出社会责任和敦亲睦邻是中国企业独有的组织文化维度。王长斌（2012）综述了近年来学者们的研究，认为或者按照所有制对中国国有企业（忻榕和徐淑英，2002；刘理晖，2007）、民营企业的维度（孙海法，2004）分别进行探索，或者从传统文化出发选择企业进行归纳（魏钧和张德，2004；周毅，2007）得出了不尽相同的组织文化维度。赵剑民（2010）总结西方人们对价值观的研究主要是适应跨文化交往和需要而进行的，从价值观的类别进行研究。他提出“三要素价值观模型”来分析实际的管理活动。综合中西方学者归纳的企业价值观维度，表1显示了中西方企业在价值观上的相同和差异，由于中国与欧美国家不同的民族文化背景，驱动企业管理和员工行为的价值观不仅相同[2]。中西方企业共有的价值观维度来源于市场经济下企业作为一个赢利组织的必然要求，而中西方企业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社会文化，尤其是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

表1 中西企业价值观维度比较[2]

二、如何利用传统文化提升组织层面价值观系统

中国曾经遭外族多次入侵，但从未亡国。尤其是在近代，中国惨遭帝国主义铁蹄的践踏，但并没有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中国传统文化能够屹立五千年不坠，正说明了其韧性、优良性与实用性。传统文化大多产生在封建社会，中国没有经历西方的工业革命和泰罗的科学管理时代，缺乏理性、严密科层管理制度和市场经济的基础，从价值观上来说反映全球化、细节、授权、本地化、专业化等西方特有的维度精彩论述很少。儒家传统文化里面仁和礼都是维护封建等级秩序的工具，而企业文化里面一般不主张墨守成规和守旧。不过传统文化对诚信、义、智的论述很多，还为友善、敬业、爱国、道德、和谐、勤奋、果断、修身克己、变革、团队精神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提供非常丰富借鉴资源。赵剑民（2010）认为“三要素价值观模型”即管理主体意识、价值目标观念、价值手段意识等三个方面。管理主体意识指管理主体对自己在于社会、组织、他人的关系中的位置、资格的认识和理解，以及自己所应扮演的角色、应当获得怎样对待的认识、理解和期望。价值目标观念主要在对人性的价值理解和价值判断基础上，对组织要实现的任务、结果的价值理解、价值认识、价值理想等。价值手段意识指管理主体对实现价值目标的方式、方法、途径、规范等的价值认识和理解。

（一）价值主体。“合聚力”主张群体合作和团队精神。荀子说“人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之所以高于和优于万物且主宰万物，就在于人能组成群体，从而形成巨大的合力。《汉书》中说人“不能群则不胜物，不胜物则养不足”。在这种古老的社会学理论影响下，家族整体主义发展扩大为社会整体观念。于是，整体重于个体，整体利益高于个体利益，就成为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价值取向。

（二）价值目标。（1）弘扬“诚信为先”责任意识。它们本来就是传统文化的内容，所谓诚信，是诚与信的结合，就是诚实守信，在儒家看来，“诚”是一个最高的概念，《中庸》指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实是上天的法则，做到诚实是人的法则。先秦儒家赋予并确立出了人性中的仁、义、礼、智、信等德性，这就是五常之德。在这其中，信是五常之德的一种德性，其作用在于保有和持守至诚天道所赋予给人的至善德性，并让德性推广到生活和社会事务中的人，才称得上信人，才称得上尽了人道。因此可以说诚是天道，信是人道。天人合一，诚信一致，这是传统文化对诚信的深刻论述，同时揭示出诚信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础[1]。《论语・为政》）里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与人交，止于信，善之善者也。”是说做人如果没有信用，那么任何事也做不成。《大学》“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周易・系辞上》说：“人之所助者，信也”，《论语・颜渊》说“民无信不立”。（2） “和为贵”和谐、自然、中庸的价值文化。《论语・学而》“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意思是“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周易乾卦》“保合大和，乃利贞”意思是万物保持太和元气，则祥和有益，顺利贞固；保合元气达到极致和谐，圆融、生机盎然的大合境界，就是利贞。大家都认为和谐最好，这在中华文化中处处可见。老子提出了“道法自然”（《老子》）的观点。在道家的始祖老子看来，道的运行法则就是“自然而然”，“得道”就意味着必须任由事物成为它所应是的样子，绝不能将自己的主观意志掺杂其中，这就是“无为”；一旦彻底否定了任何外在意志的驱使和强迫，事物就会在运动中完全实现自己的本性，此即“无不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道”是指事物运动的规律，或有规律的运动。《孟子・梁惠王上》说“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闯亍S惚畈豢墒な骋玻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这是全世界最早提出来的从农业“顺应天时”进而涉及正确利用自然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等问题。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又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中和”是中华传统文化所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即社会上，或自然界的事物尽管千差万别、矛盾交织，却能实现多样的统一、复杂的平衡，种种不同的事物聚在一起却能协调和谐、共生并存、互相促进，实现“和而不同”、“和实生物”。（3） “兼生财”主张伦理，责任、义和利辩证统一。“君子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见利思义；生义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也”的以义制利观； “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仁不让，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仁爱、管理思想。孔子说：“君子明德大义，小人只懂财利”（《论语・里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三）价值手段。（1） “勤为径”宽厚、争先。“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卦》），就是说君子为了完成自己的使命，负起自己的责任，奋发图强，永不止息；而“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周易・坤卦》），则是说君子应具有宽广的胸怀，能够容纳和善于接受不同意见和建议，不断地丰富自己的内涵。“虽无飞，一飞冲天；虽无鸣，一鸣惊人”喻指争创一流。（《韩非子・喻老》）。（2）客户导向、修身克己。“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认为只有个人的品德修养好了，家和万事兴，做到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妻顺，家庭和睦，才能担当“治国平天下”之重任。“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礼记・大学》）每个人都要修炼自己道德修养。“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意思是大学的根本宗旨在于彰显出人们内在的完美德性，然后用来教化民心，从而达到最完美的境地。老子说：“自胜者强。”（《老子》）“自胜”就是克己；克己方能不断地超越自己原有的水平，这当然是“强”的表现。（3）“变则通”主张创新变革的价值文化。子曰：“变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述而》）孔子说：“齐国的社会一变革，就达到鲁国的水平，鲁国的社会一变革，就达到了王道的境地了”。庄子“礼义法度，应时而变”（《南华经》） 即管理制度要顺时而变。“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指精神上弃旧图新。（《大学》）“久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指通过变化求生存和发展。（孔子《易传》）。（4）主张决策果断、包容他人的价值文化。“言必行，行必果”“君子以果行德育”（《周易蒙卦》）都是强调执行力，决策果断。儒家主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周易・系辞下》），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中庸》）的说法，就可以诠释为对不同文化所持的容忍态度。

三、总结和展望

传统思想博大精深，再加上企业家对商业的独特理解，对企业未来精准的分析定位，凝练和构建符合大多数人、符合企业长期发展的企业核心价值观，能大大提升企业管理水平和核心竞争力。未来将进一步细化到研究每一个行业和企业，为21世纪的中国现代企业建设基于传统文化凝练的价值观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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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异化现象

简单说来，当代大学生的价值观异化现象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种常见的情况。

1.个人中心主义抬头，过分强调个性而忽视对集体的归属和集体行为规范的遵守。当今，很多大学生在过分强调彰显个性的思潮下走向了“个人主义”的误区，凡事都喜欢标新立异，排斥集体的归属而一味看重自己与他人的差别。特别是在当今独生子女众多的社会状况下，他们从小就养成了过分强调自我的思维模式，而没有认识到自己的独立应该建立在与他人合作共存的基础之上。

2.社会责任意识淡薄，对于他人、集体及社会的利益与发展毫不关心。“个人主义”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凡事只关注自身而忽视他人的存在。因此，当今一部分大学生就局限于小我的狭隘视野，“只扫自家门前雪，不管别人瓦上霜”，集体主义观念淡薄。当谈到个人的远大理想和抱负时，这些学生也往往会表现出一份不屑，认为那种激情和高尚都已经过时。这些现象都折射出当下一部分大学生的集体主义价值观的空白。

3.功利主义趋向明显，缺乏对于人文价值的关注，过分追求现实效用。随着社会对于效率的越发推崇，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在大学生中也开始蔓延。比如很多学生学习动机不端正，往往以“哪门课比较好及格、容易拿高分”作为选课的标准，而不是看重从课程中能够学到什么有用的知识。很多人忙着考各种实用证书、参加各种培训班，以此服务于自己的就业。固然，就业应该是学生关注的对象，也应该成为学习时努力的一个目标，但是，把它极端化为唯一的指标就失去了大学的初衷。

4.贪图享乐、好逸恶劳，缺乏坚强意志和艰苦奋斗的精神面貌。在当今的大学生中，很大一部分比例是独生子女，他们从小就在相对安逸、幸福的生活环境中长大，受到父母的百般呵护。即便在学校里，很多学生也只是学习比较刻苦，却很少参与社会实践，对于社会工作与劳动的困难和强度大多缺乏体会。因此，很多大学生在刚刚接触社会时，往往表现出不肯吃苦、不能吃苦，一味回避困难，追求安逸的状态。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合理价值观内涵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建立在心性论基础之上的伦理教化之学，注重对个体道德自觉的开拓与道德境界的提升，尤其强调合理把握个人与社会国家的辩证关系。因此，其中包含着丰富的价值观理论，可以作为我们进行大学生思想道德培育和价值观构建的思想资源。

1.“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强烈社会责任感与浓厚的“家国一体”之情怀。一般说来，人的存在方式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私自利，走不出自我小家庭、小圈子的“小我”式存在;一种则是将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和自身的发展、奋斗紧密结合的“大我”式存在。以传统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在教人去选择后一种活法，追求一个大写的人生。《大学》强调儒者要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身与家、家与国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这种责任意识和道德修持是每一个人都所应当具有的，“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正是在这种家国情怀的培育下，才会有喊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杜甫，才会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才会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可以说，家国情怀已经在千百年来“成圣”理念的教化之中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成为了民族精神中的核心要素，并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着重要的影响。

2.“先义后利”、兼顾而有序的辩证义利观。“义利之辩”一直是儒学中被频繁探讨的重要话题。孔子肯定了“利”为众人之所需所求，有其当然合理性，但同时又警惕世人不要因利弃义，而应取之有道。在孔子看来，仁与义是君子终生无时无刻都应遵循的原则，任何利益与之相冲突都应舍弃，只有在仁与义范围内的利益才是正当之利。同时，孔子反对过分扩张自己的物质求，而主张以求道代替。“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为学也已。”这种义利观带有辩证色彩，有助于引导大学生在面对抉择之际，首先以义去筛选之，做到义利的平衡，避免陷入过分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的泥淖中。同时，对于道的孜孜以求则又会让大学生的心灵得到充实，找到一个积极昂扬的人生目标，避免心灵空虚带来的颓废迷失。当然，这种“道”在今天应被赋予现代的精神与内容，即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统一，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实现，社会和谐的构建与自身层次的提升。这样才能保证当代大学生在自我超越中实现人生价值。

3.“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孔子的一生都可以视作对“自强不息”精神的现实写照。推行“仁政”、反对战争和剥削是他毕生的愿望，也是促使他十数载周游列国的根本动力。孔子的这种坚守使得“自强不息”成为了儒家人格中的重要内容，在历代儒者那里都得到了发扬。孟子在阐述到圣人的历练过程时就对“自强不息”之精神作了生动的诠释：“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在这里，孟子所强调的就是一种经历过磨难而仍然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只有具备了这种素养的人，才可以在充满各种困难与挑战的现实中比别人多一份成功的可能。

三、运用传统文化构建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

由上可知，传统文化中的道德教化理论对于当今大学生的价值观塑造有着极为积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然而，价值观的培育毕竟是一项现实的工作，只有我们方法得当，这种传统资源才可能为当代所用。因此，如何探索有效的宣传和教育方式来对大学生价值观进行培育，就成为了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首先，善于将国学教育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中，用国学的经典格言与名人典故来充实当今的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教师们把国学知识引入思想教育课堂，用同学们喜闻乐见、活泼生动的故事、格言来调动起学生的兴趣，从而在潜移默化中用传统文化中的优良价值观和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导学生的发展。

其次，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影响力，把传统文化的宣传与教育用网络形式传递给学生，激发学生自觉了解传统文化价值观的主动性。制作以传统文化为内容的网络动漫节目和传统文化知识网站，通过包括动漫视频、古代伟人典故、励志格言等内容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引导学生构建正确的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