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市场研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新兴市场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资本市场；公司绩效；问题

中图分类号：F83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0)03-0121-05

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Alchian(1969)、Williamson(1975)提出“内部资本市场”概念开始，内部资本市场理论逐渐成为了企业内部资源配置的最重要理论，西方特别是美国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近年来，内部资本市场理论在新兴市场国家逐步得到理解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研究成果，对内部资本市场理论进行了拓展。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展开了积极的研究。我国学者的研究除了少数基于中国特定背景外，其他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对西方发达国家研究文献的回顾与解释。新兴市场国家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成果对我国理论研究和实践具有更强的借鉴意义。

一、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性及其运作

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资本市场研究直接起因于集团组织形式的普遍存在性以及外部资本市场的相对落后。Left明确指出企业集团是发展中国家特有的组织形式并对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企业集团内部形成了一个资本在不同业务之间进行调配的机制，使企业集团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类似于资本市场的功能。香港中文大学进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有7成东亚公司都与集团有关联，而这些集团均操控着很多其他公司。在日本，有83％的公司与集团有关联；在菲律宾有73％的公司与集团有关联；在中国香港、印尼和新加坡，该比例超过了60％；在泰国，该比例约为40％。在集团公司内部，包括一些上市公司，其中至少有一家银行和证券公司。核心企业都是由最终控制人控制的。他们对上市公司通常采用金字塔式持股，持股比例通常低于30％。而企业集团正是内部资本市场存在的组织载体。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市场功能不足的现象，企业从外部市场获得资金、技术以及人才的难度较大，特别是外部资本市场不发达，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有动机主动构建内部资本市场，缓解外部融资约束。

Chang和Choi发现在韩国由于市场的不完善而广泛存在着附属于集团的子公司，Khanna和Palepu运用内部资本市场理论研究了新兴市场国家为什么要形成企业集团。Shin和Park研究了韩国联合企业(conglomerates)的资本配置情况，他们认为母公司通过控股关系控制子公司，母子公司之间、子公司之间存在大量的借贷关系与担保，所形成的内部资本市场使集团能够在不同项目之间进行资金的相互利用。Khanna和Palepu的两项成果则以印度和智利的企业集团为研究对象，认为印度和智利的企业集团也存在内部资本市场。Perotti和Gelfer研究了俄罗斯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内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的相关性，研究发现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内的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并不显著相关，而银行主导的集团的投资与现金流则是负相关，这说明银行主导的集团内存在更广泛的资源再配置，把盈利的公司当成是“现金牛”，控股银行可能有更强的利益动机和权威去重新配置资源。可见，他们认为产融结合型集团存在内部资本市场。Samphantharak研究了泰国企业集团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情况，他通过构建结构模型导出一个投资方程，为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提供了更直接的证据。Gonenc等研究了土耳其多元化公司中内部资本市场的运作情况，发现非集团附属企业必须通过外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而附属于企业集团则通过内部资本市场筹集资金。

二、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绩效

关于内部资本市场与公司绩效的关系，新兴市场国家的研究成果显示了两种截然不同结论：

1.内部资本市场提升公司绩效

一般来说，在法律法规不健全、中介市场不成熟、投资者保护较弱以及信息披露不充分等外部资本市场不完善的情况下，内部资本市场会发挥更大的作用，能有效配置资源。Chang和Choi通过韩国企业集团的实证数据比较确定附属于集团的公司具有提升绩效的效应。Fauveih等通过比较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35个国家和地区的8 000家上市公司，发现公司多元化价值与外部资本市场的发育程度负相关，在资本市场及法律制度落后国家的多元化公司的业绩表现较好，认为这是内部资本市场面对外部资本市场不健全时的有效替代。Perotti和Gelfer研究了俄罗斯产融结合型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功能以及它们对投资融资的影响。他们把企业集团内部的大型成员企业按股权分散程度或／和管理控制权程度进行分类，并对它们进行了比较。研究发现，对于股权分散程度较高的成员企业，投资对内部融资是敏感的，对股权分散程度较低的成员企业则不敏感。他们还发现在产融结合型的企业集团，现金流与投资是负相关的，认为这是与集团内部广泛再分配资源是一致的。一个解释是，集团内部存在一个资本市场，可以引导资源到具有较好投资机会的成员企业。他们否定了其他可能的解释，不认为内部资源配置隐藏着公司间的机会价值转移。特别地，他们通过回归单个公司的投资与我们的测度指标――托宾Q，评估了附属于与不附属于集团的公司投资程序的质量，研究结果支持这样的观点――集团内公司的资源配置比独立公司的资源配置更好。

2.内部资本市场降低公司绩效

Wolfenzon(1999)研究发现，在缺少投资者保护的国家，组建企业集团的目的在于控股股东可以利用集团的金字塔结构侵占外部投资者的利益。

Lee等和Sung在考察金融危机之前的韩国企业集团的时候，发现企业集团中的“交叉补贴”现象――“隧道效应”，即控股型股东利用其在内部资本市场的剩余控制权，在成员企业间转移资本；而这些投资更多地流向了业绩较差的成员企业，造成了资源浪费，降低了企业的利润，影响了整个集团的企业价值。

世界银行的Claessens等选取了中国香港、印尼等九个亚洲国家和地区1991―1996年的1200家上市公司，发现其中75％的公司是附属于集团的公司，且这些公司业绩要低于非集团附属公司3个百分点。Lins和Servaes对包括中国香港、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韩国和泰国在内的新兴市场中ICM的运作效率进行

了全面的实证研究，利用1995年1195个公司样本数据，他们发现，与专业化公司相比，多元化公司的平均折价率大约为7％，外部资本市场不发达的国家，折价率更高。他们还发现，多元化折价仅存在于部分工业性企业集团和管理层持股比例为10％―30％的多元化公司。由此得到结论：多元化是无效的，它更可能是一个现象而不是为了增强效率。

Buassook研究了三个转轨经济国家――泰国、印尼和菲律宾多元化公司的价值。研究发现，在1992―2001年间的泰国和1994―2001年的印尼和菲律宾都有明显的多元化折价，最大的多元化折价发生在菲律宾，随后是印尼和泰国。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金融危机(1996年)年之前，只有菲律宾存在多元化折价，平均折价率为49％，没有证据显示在印尼和泰国存在多元化折价。然而金融危机之后，所有三个国家都存在多元化折价，平均折价率为：菲律宾84.3％、印尼33.2％、泰国16.7％。

三、内部资本市场效率差异的成因

1.内部资本市场中的问题

新兴市场国家普遍存在对股东和债权人保护的缺失，法律体系很不完善，新兴市场经济中的问题比发达经济更多更严重。除了股东与管理者之间的问题，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也存在问题。因此，内部资本市场的存在可能会为集团内母子公司间非公允的关联交易、违规担保和资金占用提供运作平台。

Claessens等认为，由于集团附属公司现金流分配权与控股权的不对称而产生的“利益掠夺”风险是导致多元化折价的重要因素，因为在样本中，现金流分配权与控股权不对称程度越高公司的折价率也越高，且控制了“利益掠夺”这一变量因素后，其他因素对多元化折价率并没有显著影响。这种利益掠夺大部分是通过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进行公司资金、资产的转移行为，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功能已异化，危害着集团公司的治理。Lins和Servaes的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越高，多元化折价越明显。他们认为在缺少投资者保护的国家，由于外部资本市场信息不畅通，监管不到位，控股股东更容易为满足私有利益，对其控股部门有很强的利益侵占动机，利用金字塔股权结构进行利益输送，侵占中小股东利益，这种利益侵占大部分是通过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进行资金、资产的转移，是内部资本市场功能异化，严重影响企业集团的公司治理水平。

然而，Samphantharak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控股股东的控制权越大，内部资本配置越有效。

2.内部金融中介

企业集团往往通过内部金融中介聚集和分配资源，这些金融中介包括内部结算中、内部银行、财务公司、证券公司、商业银行等。这些金融中介的存在有助于资金在不同的分部、项目之间转移，从而可能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Perotti和Gelfer通过进一步区分了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和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进行研究，发现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有更多的等级，而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可能有更好的防御机制。不像独立公司那样，产业主导的企业集团内公司的投资与现金流并不显著相关，而银行主导的企业集团内投资与现金流则是负相关的。Samphantharak对泰国企业集团内部资本市场的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即内部金融中介的存在会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3.集团规模

Samphantharak认为，集团规模对内部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有正有负。一方面，大企业集团更可能有严重的信息和协调问题，因此更不可能有完美的内部资本市场；另一方面，有更多成员的企业集团可能有更多的途径转移资源，从而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实证检验表明，企业集团内成员企业数量越多，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4.公司法律法规

Samphantharak认为，公司法律法规的设计旨在保护小股东的利益，不同国家、不同法律体系对小股东的保护程度不同。然而在同一个国家，不同类型的公司受不同的法律约束，对集团内的资本流动如内部借贷和担保有不同程度的约束。一个由几个受到严格监管的公司组成的企业集团，更难于进行有效的资本配置，因为集团内部资源的转移十分困难。他通过检验集团内部上市公司的数量和内部资本市场效率的关系，发现二者负相关。

四、内部资本市场的其他方面

Castaneda研究了1995―2000年间墨西哥金融瘫痪前后ICM与企业的融资选择之间的关系，得出结论：内部资本市场在信用通道和货币传导机制方面的作用，可以阻挡商业借款的冲击，稳定产出和经济增长，起到金融缓冲器的作用。Claessens等的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平稳发展时期(1992―1996年)，多元化集团尤其是金融市场不发达国家的多元化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表现出较高的效率，而在危机期间(1997―1998年)这些多元化企业集团的市场表现很差。

Desai等认为跨国公司可以适时地利用内部资本市场，克服附属企业当地不利的法律和资本市场环境。他们发现在资本市场欠发达或债权人权利较弱的国家，借款成本较高，跨国附属企业较少在当地借款融资，所缺资金的3/4都由向母公司借款所替代；在资本管制的国家，跨国企业则利用内部资金绕开当地向国际资本市场融资的限制。

五、结论与启示

第一，内部资本市场客观存在于新兴市场国家的企业集团。作为新兴市场国家的一员，中国正处于经济转轨过程中，企业集团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力量。企业集团化是我国市场化发育程度不足的必然结果，也是企业在竞争中生存的自选择结果。我国目前已经形成了国有企业集团(包括央属企业集团、地方政府所属企业集团和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集团)、民营企业集团等不同产权形式的企业集团，尽管它们的形成方式、运作机制不同，但是集团内部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资金运作，如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子公司相互之间的投资、借款、担保、产品和资产的交易、代垫款项等，这说明我国企业集团也有内部资本市场。

第二，新兴市场国家的内部资本市场具有提升公司绩效的正面效应。Richardson、Alchian、Williamson、Myers和Majluf认为，外部资本市场由于在获取企业内部信息时存在障碍或成本过高，不可能根据市场状况对企业经营进行连续的微调，而内部资本市场在信息的真实性、及时性、准确性等方面均占有优势，因此内部资本市场才能替代外部资本市场，也正是内部资本市场的信息优势才使得总部可以从事“挑选胜者”的活动。我国外部资本市场还不完善，债券市场规模很小，银行贷款效率较低(表现为低资本充足率、高不良资产率等)，股票市场虽然得到了不断完善但效率依然很低；信息质量虽然有所提高，但透明度依然很低，财务造假层出不穷。外部资本市场的低效率，使得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内部资本市场的构建不仅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还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篇2

关键词：新兴市场；实际经济周期；趋势冲击；利率冲击

经济周期一词来源于宏观经济理论中新古典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s）研究，是指对宏观经济中各变量的波动特征，包括变量的波动性、持续性以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诞生于上个世纪末的新古典学派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以及它所开创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方法被作为宏观经济研究的主流研究框架一直沿用至今。经过20年的研究发展，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RBC研究已经构筑了较为完备的DSGE理论模型体系。同时其它国家（主要指的是非发达国家）的RBC研究也主要是借用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市场（Benchmark Market）的RBC模型来对本国的经济周期进行研究，显然这种研究模式并不能体现出这些国家经济的差异特征。近年来随着金砖五国的兴起，人们比以往更加关注于新兴市场的研究，以新兴市场为基准市场的RBC研究体系正在构建之中。

一、 新兴市场的经济特征

发达市场的经济周期波动特征在经过大量的总结和补充工作以后，基本已形成了广泛的共识。而新兴市场经济的波动特征的研究工作则开展较晚，在经过Aguiar和 Gopinath（2008）、Neumeyer和Perri（2005）和Fernández和 Zamora（2011）等大量的研究和总结之后，目前也已形成了较为一致的特征共识。

1. 新兴经济体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二阶矩特征。在对主要经济数据（包括GDP、投资、消费、贸易平衡以及利率等）的二阶矩阵的研究中，研究者们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具有一些区别于发达国家和以发达国家为基准市场的理论体系的一些显著特征。Aguiar和Gopinath（2008）分别选取了13个新兴市场国家和13个典型小国开放特征的发达国家，对它们1980年～2003年间的经济波动数据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对比新兴市场和发达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数据的二阶矩，发现新兴市场经济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以下差异性的特征：（1）新兴市场具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的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经济波动幅度，新兴市场GDP的波动幅度大约为同时期发达经济市场的2倍；（2）在新兴市场，消费的波动要大于GDP的波动（Aguiar的研究结果中，消费的波动是GDP的1.45倍），而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证方面，在发达国家的经济中，消费的波动都是略小于GDP的波动的；（3）在贸易平衡的波动方面，发达国家贸易平衡与经济只表现出较为微弱的负相关性，但是在新兴经济体中，贸易平衡与GDP却有较高的负相关关系（在Aguiar的研究中，这两个市场的贸易平衡与GDP相关系数的平均值分别为-0.17和-0.51）；（4）新兴市场相对于发达经济体具有更高的贸易平衡的波动，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

2. 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贸易差异。Mendoza（1995）从贸易的角度对经济数据的波动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比较。发展中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不仅具有更高的GDP的波动，同时贸易条件的波动也几乎有同等幅度的放大，数据显示GDP的波动略高于贸易条件的波动，约为1.3～1.6倍之间。贸易条件与GDP的相关关系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对于发达国家（G7）贸易条件与GDP之间存在非常高的正相关关系（基本都在0.9左右）；而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或者新兴经济体，贸易条件与GDP的相关关系并不高， 平均只有0.25， 其中还有不少国家GDP与贸易条件之间的相关关系还是负数。

另外从长期来看，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或发展中国家）伴随着较高增长速度的是长期呈恶化趋势的贸易条件的波动。例如从1980年至今，我国的贸易条件下降近20%，韩国、印尼、墨西哥、秘鲁和委内瑞拉等国下降的幅度也都接近于50%，印度、土耳其、南非和哥伦比亚的下降幅度在10%左右。这期间贸易条件上升的发展中国家包括阿根廷，上升幅度不足10%。发达国家贸易条件的波动并无一致的上升或者下降的规律，多数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在上下10%以内波动。

3. 利率与经济波动的相关性。Neumeyer和Perri（2005）、Uribe和Yue（2006）则是从利率的角度对不同市场的经济波动进行比较。从利率的角度来看，在新兴市场，利率的波动与经济的波动（GDP）之间存在较为显著的负相关性，而对于发达国家，这个特征却并不存在，GDP与当期的利率之间的相关关系并无一致的正的或者负的相关关系。通过计算不同提前或者滞后期的利率与GDP的相关系数——COR（GDPt，Rt+x）发现，在新兴经济体中，GDP与不同提前或者滞后时期的利率的关系呈现偏左一期的“U”型趋势，即x=-1时COR（GDPt，Rt+x）的值最低，随着x的增加或者减少COR（GDPt，Rt+x）的值都是上升的，并且在较短跨期的期限内（|t|0时COR（GDPt，Rt+x）基本都是处在正值区间，当x

4. 新兴市场的区域相关性。新兴市场经济体还表现出区域相关性的特征。Fernández（2011）用最新的数据对新兴市场的经济波动重新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Neumeyer 和Perri和Aguiar和Gopinath所总结的新兴经济体的一盘特征继续普遍存在，同时他将注意力放在了新兴经济体产出和利率的区域相关性上。他将新兴经济国家进行了区域划分：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国家和非拉丁美洲新兴市场国家（主要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研究数据显示，在两个新兴市场区域内，各新兴市场国家的GDP和利率是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的。在拉丁美洲区域，新兴市场国家间表现出较为明显的GDP的正相关性；而在东南亚区域也有类似的情况，除了菲律宾与其他国家的GDP的相关系数较低之外，韩国、泰国和马来西亚各国之间的GDP相关系数都在0.6以上。相对于GDP指标，利率波动的区域一致性则更为明显。在拉丁美洲区域，除了阿根廷之外，其它各国的利率的波动表现出更加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各国（除阿根廷之外）的利率波动与区域的相关性都在0.5以上，在东南亚区域，这个比例更是高于0.7。这是由于新兴市场国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进行借贷所面对利率的风险升水受到整个区域经济风险的影响，Fernández发现各国的EMBI（Emerging Markets Bond Index）波动的区域趋势明显，这表明投资者对于风险规避的情绪是区域性的，即当区域中一国的风险爆发时，投资者风险规避的情绪必将向周边市场扩散，导致周边国家的EMBI也会紧跟着上升。同时在世界经济逐渐走向一体化的进程中，各区域之间的风险波动也具有一致性。数据显示，各区域（拉丁美洲、中东和北非、亚洲）之间的EMBI的波动也具有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区域之间EMBI波动的相关性都有显著的提高。2000年～2010年相较于2000年以前，不同区域之间EMBI相关系数都有5%～24%的提高。

二、 理论研究

对于新兴市场所表现出来的差异特征，实际经济周期的研究者们也尝试了多种途径进行理论解释。在早期的工作中，研究者们一般是通过参数值选取的差异来区分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或发展中国家）。在生产函数中，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是存在差异的，发达国家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大约占到2/3，而在发展中国家劳动收入的份额是要小于资本的。例如在我国用不同方法的估算所获得的劳动所占的收入份额在1/3到1/2之间。Mendoza（1995）则将这种思路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展。他将以往的单一商品的模型扩展为三种商品——进口商品、出口商品和非贸易商品。首先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口和出口的商品是不同的，发达国家进口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资本密集型商品，而发展中国家则是反过来。其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不同产品的生产以及消费效用上都存在差异（用生产函数和效用函数中参数的不同取值来区分）。另外外生冲击的参数也进行了区分，在发达国家贸易条件冲击与技术冲击之间是正相关关系，而在发展中国家或者是新兴经济体，这两者的相关系数是负数。

根据新古典的增长理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在生产力上的差异在于技术与资本存量的差异，Mendoza（1995）的模型则暗示，资本存量的差异对于贸易部门（主要是制造业）的影响更为明显，因为贸易部门的生产相对于非贸易部门（主要是服务业）更具有资本弹性。由于在不同部门之间的劳动的自由流动，因此各部门的劳动者工资--劳动的边际产出相同。由于发达国家具有较高的资本存量，因此使得发达国家在贸易部门有较高的劳动的边际产量，而在非贸易部门，由于资本存量的影响相对贸易部门要低，因此体现在非贸易部门的边际产量的差距较贸易部门要小一些，所以在发达国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要小于发展中国家。在新兴市场国家拥有较高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一般都需要有较高的资本积累和技术的进步，而这两点对于贸易部门生产力的提升要高于非贸易部门，因此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其贸易部门与非贸易部门的相对价格是拉近的。这也导致了新兴市场国家相对于发达国家或者世界经济的两个价格波动特征：（1）出口商品价格的下降趋势，最终体现为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条件的长期恶化趋势；（2） 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趋势，最终体现为新兴市场国家实际有效汇率的长期上升趋势。

虽然类似Mendoza（1995）这样的处理解决了贸易与经济波动关系在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存在的差异，但是仅靠选取不同的参数值并不能完全解释GDP的波动幅度以及消费与GDP波动的相对大小等等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间存在的差异，于是后来的研究者更倾向于在新兴市场波动根源上寻找差异特征的原因。Aguiar和Gopinath（2008）认为新兴市场经济的波动很大一部分源于频繁的政策转向。Aguiar认为新兴市场具有较高的GDP波动幅度以及相对GDP更高的消费的波动是因为新兴市场具有不稳定的经济发展趋势。当经济的下降趋势形成时，人们会形成经济下滑的预期，同时做出减少消费、投资等相应的举措。但是当经济的发展趋势突然转向，例如由下滑转为扩张，也许是因为这种转向主要是通过政府政策而不是因为经济本身的内在原因，人们可以很快的形成转向的预期，预期到未来经济的扩张所带来的收益并马上在消费上做出反应。也许这时经济的扩张并没有来得及反映到总产出上，但是消费上的反应已经领先于GDP了，因此就导致了在新兴市场中消费的波动要大于GDP。相对于以发达国家为基准的模型，Aguiar所建立的新兴市场的RBC模型中除了包含一个在长期趋势附近波动的技术冲击变量之外还包含一个技术增长趋势的变量，当增长趋势变量不变的时候，技术具有稳定的增长（或者衰退）趋势，经济的波动只来源于技术冲击变量的波动，这时所表现的就是发达国家经济的波动特征。当赋予趋势变量具有较高波动的时候，表现的就是新兴市场经济的运行特征了。

除了趋势变量之外，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新兴国家经济的波动还与利率有关，这不仅仅是因为在新兴市场表现出的利率与GDP的较高的负相关关系，而在发达国家并不存在这种关系。同时还因为在新兴市场国家里，利率的波动也较发达国家要高得多（前者约为后者的3倍）。Neumeyer和Perri（2005）和Uribe和Yue（2006）通过研究发现，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利率的波动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多出一部分。对于新兴市场来说，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所面对的实际利率（国家利率）包含两个部分：世界利率和因国家信用相对于发达国家的差距所要面对的风险升水部分--国家点差（Country Spread）。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讲，一般都拥有良好的信用，因此国家利率仅包含世界利率部分（或者国家点差仅占很小的部分）。所以新兴市场国家所面对的国家利率的波动自然也要高于发达国家。从数据上来看，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家点差的外生波动是不小于国际利率的，Uribe和Yue（2006）的研究中前者约为后者的2倍，而对于我国国家点差的外生波动的幅度与国际利率的波动幅度相等。对于新兴市场国家来讲，国际利率是外生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则同时包括外生性和内生性。研究发现国家点差的波动同时受到国际利率和该国的经济数据的影响（如GDP、投资和贸易平衡）。例如当一国经济扩张、贸易盈余增加时，该国的风险和国家点差都会下降。然而这样就会导致一个结果：外生的国家点差冲击对于实体经济产生反向的影响，而经济的反向的波动又反过来对国家点差产生影响（称为“反馈”作用），这种“反馈”作用加剧了国家点差波动的同时也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Uribe和Yue（2006）将利率冲击（包括国际利率冲击和国家点差的冲击）引入到RBC模型的研究。他们发现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点差受到的实体经济的“反馈”影响使得经济和国家点差的波动增加了大约1/3，而国际利率的波动不仅直接对经济的波动产生影响，同时还通过对国家点差产生影响，从而对经济间接产生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对于新兴市场来说，源于利率冲击的经济波动占到整个经济波动的1/3，而对于发达国家由于仅受到国际利率的影响，缺少国家点差对国际利率外生冲击的间接传递和国家点差自身的波动影响以及经济“反馈”作用的放大效果，这都使得利率冲击对发达国家经济波动贡献的影响要微弱得多。

Fernández（2011）在Uribe和Yue（2006）、Neumeyer和Perri（2005）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险的区域相关性，他认为新兴市场国家的国家点差的波动具有区域的一致性，即经济以及对于利率的风险升水的波动受到该国所处经济地区的整体波动趋势的影响。他在Uribe和Neumeyer等人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多国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将区域经济的波动趋势加入到国家点差的冲击中，将利率的国家差异部分——国家点差分为国家性的差异与区域性的波动两部分。同样，世界利率的波动参数美国的3个月的实际利率数据获得，国家点差以及国家点差的区域性波动冲击的参数趋势则由该国的EMBI和该国所处区域的EMBI的数据获得。Fernández（2011）的研究显示，利率的波动对于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的波动有重要的影响，国际借贷者对于区域整体的风险认识的波动（表现为整个区域的EMBI的波动）使得该经济区域内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波动以及利率的波动有一定的正相关性。这也解释了如果一个经济区域内，一国爆发了违约风险，国际贷款者对该区域内其它各国的风险升水也将上升。

三、 总结以及研究展望

随着新兴市场在整个世界经济比重的上升，新兴市场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变得比以往更加重要，这使得研究者们开始重视对于新兴市场的研究工作。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体系中，相对于几十年的、主要以发达经济体为模板的研究，短短十年左右的对于新兴市场的关注以及积累的研究成果还是远远不够的。中国是最大的新兴市场国家，本文所总结和解释的新兴市场所体现出的差异特征基本也都存在于我国，甚至也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所在。因此以新兴市场为模板的研究及其结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是更加有指导意义的。

参考文献：

1. Stock J H， Watson M W.Understanding cha- ng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cycle dynamics.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 2005，3（5）：968-1006.

2. Aguiar M， Gopinath G.Emerging markets bu- siness cycles.The trend is the cycl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8，115（69）：102.

3. Mendoza E G.The terms of trade， the real exchange rate， and economic fluctuations.Inter- national Economic Review，1995：101-137.

4. 梁宏，费方域.实际经济周期理论中的国际贸易.现代管理科学，2012，（1）：22.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项目号：05BJL018）；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项目号：2007BJB026）。

篇3

关键词：室性心律失常；中医证候；辨证论治

中图分类号：R541.7 R2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心悸包括惊悸、怔忡，是人群中广泛分布的心系疾病，也是多种疾病中的常见症状。通过心悸发作时心律失常检出率发现，室性心律失常所致的心悸显著高于房性心律失常[1]。因此，该病祖国医学多根据“心悸”进行辨证论治。室性心律失常是心律失常的一个重要亚型，有研究表明[2]，心脏病猝死的幸存者中，Holter提示100%有室性早搏，70%～80%有频发的室性早搏或非持续性室性心动过速。其有自身独特的发病基础、病理机制和辨治规律。辨证论治是中医理论体系的精髓，而证候是辨证论治的核心。近年来，该病证候研究逐渐引起人们重视，现将相关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1 辨证分型

证候是患者机体的异象，证是对证候本质的病理抽象与概括的产物，目前心悸（室性心律失常）的辨证分型尚未统一，如董波等[3]认为阴阳失调是室性心律失常的基本病因，病机根本在于阴虚火旺。张伯臾[4]在其主编的《中医内科学》中将相关心律失常分为心阳不振型、心血不足型、心虚胆怯型、水饮凌心型、阴虚火旺型、瘀血阻络型。

心悸（室性心律失常）基本上是各医家结合个人临床经验进行辨证分型或单一证型论治，缺乏一套比较规范的症状和证候诊断标准，为解决这种现状，医家多以“病证结合”为切入点，将中医辨证与西医辨病相结合，从不同的角度分析。证素辨证是基于中医原创思维和传统辨证方法提出的新辨证体系，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将其应用于室性心律失常的证候分析，可使病位、病性、病势更明了以深化对室性心律失常证候辨证的标准化研究。如姜瑞雪等[5，6]将1994年—2005年本科教材、中医专著中有关中医药治疗心悸的56 篇文献进行分析，将59种复合证型进行拆分，提取相关病位、病性证素，并根据其出现频次高低，将临床证型主要归纳为心气虚、心阴虚、心阳虚、心气滞血瘀、痰阻心脉、心火炽盛、心血虚、水气凌心等8种类型。后又将1 126例心悸患者的临床症状、体征进行频次统计，然后依据中医证素的计量诊断方法进行证素辨证，运用频次统计法对证素辨证的结果进行统计。研究发现，导致心悸的病变，以虚为主，虚实交错为患。此外，由于单有证素分析，不能反映证的全部，在单因素分析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完善辨证信息，结合现代科学手段，又引入“多因素分析辨证”，如吴峻豪[7]将快速型心律失常患者的血压（收缩压、脉压）、血脂、心肌酶谱水平、凝血水平、血尿酸水平等微观指标以及心悸、胸闷、胸痛、乏力、头晕、气促、气短、惊慌感、失眠、苔腻、脉弦、脉滑、脉促、脉涩、脉缓中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同时纳入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得出心脾不足、湿停阻脉、心气衰微、血脉瘀阻、瘀而化热型心律失常各自独立影响的辨证因素，从而提出规范的辨证依据，以对各证型心律失常进行正确、科学的诊断和证明。

2 证候演变及分布规律

室性心律失常病因病机十分复杂，随着病情的动态发展致证候分布繁杂多变，立足室性心律失常发生发展过程，从中医辨证角度，采用现代技术研究探讨室性心律失常证候分布，以求真正深入揭示其证候实质。李鸥等[8]在对冠心病住院患者中医证候分布特点进行横断面调查时，搜集心律失常患者340例，经中医临床信息采集系统分析以及筛选，其中心律失常患者阳虚、痰热比例较高。岑永庄等[9]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和频度分析方法研究冠心病心律失常的中医分型情况时发现，室性早搏以心脉瘀阻和痰浊内阻型为多见，以气阴两虚和心脉瘀阻型最多，传导阻滞则以心阳虚为最多。尹克春等[10]采用回顾性临床研究方法，根据相关标准制定临床观察表，探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室性心律失常临床特点的中医证候分布规律，发现中医辨证分型从多至少排列如下：痰浊阻滞（32.5%）>血瘀气滞（27.4%）>心脾两虚（13.4%）>肝肾亏虚（11.6%）>水饮凌心（8.2%）>心阳不振（6.8%）。而室性快速型心律失常阴虚痰热证>痰热扰心证>心血瘀阻证[11]，无疑是为室性心律失常的中医临床辨证治疗提供了参考依据。

3 辨证指标探究

3.1 四诊信息 中医证候研究证候标准的规范化、客观化，首先应考虑建立证候的症状体征辨别体系。临床四诊信息的量化研究中医证候研究中具有重要的价值。中医传统诊断具有一定的模糊性。而采用现代统计学方法计量诊断可提高诊断的客观化、准确度。崔爽[12]通过四诊资料规范化采集，证候积分等方法，借助数据挖掘技术，发现心律失常常见的前20位症状体征是：心悸、气短、神疲、倦怠乏力、脉虚、头晕、胸闷、脉数、活动/劳累病重、舌淡、失眠、面白少华、苔白、口咽干燥、舌红、心烦、纳少、脉细、苔薄、自汗，并通过聚类分析，总结出7类症候群，为临床准确辨证和治疗提供客观依据。此外，借鉴历来经验，如专家调查法，可增加其中医证候研究的准确性、规范性，完善其证候客观化信息[13]。现代化辨证自20世纪80年代起逐步引入“临床流行病学”方法，用配对病例对照法收集症状资料，再用判别分析法对证候进行标准化定量诊断（定量辨证），力求进行半定量化、定量化、客观化和标准化诊断研究的各种探索[14]。

为国家中医管理局中医心病学重点学科建设项目（No.国中医药发200930号） 此外，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多中心、大样本的流行病学研究，经过严格的数理统计分析，立足于四诊资料及客观指标，运用多学科交叉知识、多途径相结合的方法，对室性心律失常的证候分布规律、证候的标准、证候的时相性、证候的本质开展深入研究，从而制定出证候的标准化规范，建立具有相对意义的关于中医证候的宏观指标，是其室性心律失常诊疗接轨现代科技的必由之路。

3.2 常用微观指标

3.2.1 心电图及动态心电图 为探讨室性心律失常的心电图诊断与中医辨证分型间的相互关系，临床上相当一部分学者以心电图作为客观指标，结合中医的辨证方法，对室性心律失常患者进行观察研究，探索其内在联系和规律。如陈伯钧等[15]将190例中医辨证分型后的冠心病患者经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检出各种类型心律失常，发现各型心律失常发生率无明显差异，但气阴两虚和心肾阴虚型以发生室性心律失常为主。另外，通过研究心电图或动态心电图变化规律，来探析其辨证价值。耿黎明等[16]在探讨胸痹心痛患者QT 离散度（QTd）与中医证型的关系时，分析具有完整心电图和冠脉造影检查的132例胸痹心痛患者资料时发现，心血瘀阻型、痰浊内阻证患者的QTd、QT间期离散度（QTcd） 显著延长，易发生心律失常。刘静等[17]将267例室性心律失常病人进行中医证型分类，观察中医证型与动态心电图、心率变异性（HRV）的相关性，发现HRV 时域指标的水平与中医证型具有相关性，可反映病情的严重程度。而室性心律失常的中医证型主要为气阴两虚，其次为痰瘀互结，阴阳两虚病情最为严重，气滞血瘀最轻。

3.2.2 血液流变学的相关性 目前认为血液流变特性的改变是促发室性心律失常的重要机制之一。慈书平等[18]对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相匹配住院患者进行血液流变学测定，每组各30例，血液流变学正常者为对照组（A组），异常（增高）患者为研究组（B组），检查常规12导联心电图、动态心电图。结果B组异位心搏数、室上性早搏、室性早搏（PVS）、STT缺血性改变均较对照组增高（P

3.2.3 冠脉病变的相关性 室性心律失常的中医证型与冠脉病变有一定的相关性，目前检测冠脉病变最主要的指标是冠脉造影，林敏婷[20]通过对83例经冠状动脉造影确诊为冠心病的室性心律失常患者的中医证候分布状况得出：心脾两虚型平均病变支数为2支，肝肾阴虚型平均病变支数为2.60支，水饮凌心型平均病变支数为1支；血疲气滞型平均病变血管为2.33支；痰浊阻滞平均病变血管为2.03支。虚证以三支血管病变为主，实证以双支血管病变为主。考虑与三支病变患者心功能明显下降，组织供血不足，临床表现出气短乏力、眩晕等本虚不足的症状有关。目前冠状动脉造影（CAG）被认为是诊断冠心病的“金标准”。将其应用于室性心律失常的研究，有助于阐明冠心病室性心律失常中医辨证的实质，为其中医辨证客观化提供有益探索。

3.2.4 其他 室性心律失常的部分中医证型与血压、血脂、凝血功能、心肌酶及血尿酸等单个指标间有一定的关系。李晓芳[21]从整体入手，通过Pearson相关分析研究心律失常中医证候与所入选指标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年龄、脉压、血尿酸、总胆固醇（T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载脂蛋白（apoB）、凝血酶原时间（PT）、部分活化凝血酶原时间（APT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Fib、肌酸激酶同工酶（CKMB）及高血压病史这13项入选指标与中医证候的不同有总体相关。并与中医各证候进行多项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APTT、FIB、CKMB、apoB对诊断心阳不振型有重要意义；APTT、Fib、脉压对诊断气阴两虚型有重要意义；LDLC、CKMB、apoB对诊断痰火扰心型有重要意义；LDLC、INR、Fib、CKMB、apoB、PT、APTT对诊断心血瘀阻型有重要意义。

4 问题与展望

目前有关心悸与室性心律失常的中医证候研究均取得了诸多成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欠缺。最突出表现在于临床缺乏统一的辨证分型标准和证候诊断“金标准”以及相关连系度研究欠缺。由于辨证诊断标准不明确，导致研究结论可信度和可重复性不高，相关研究的可比性差，难以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严重制约了研究成果的推广和相互交流，阻碍了该病证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建议在加强病证结合、宏观微观结合的基础上，开展大范围、多中心、大样本临床研究，加强心悸与室性心律失常间的病证联系，通过心悸（室性心律失常）客观化指标的临床验证，并有效地组合各类有效指标，分别针对心悸（室性心律失常）建立一套比较规范的症状和证候诊断标准，以期使中医的症状和证候诊断标准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使其各种临床或实验研究结果具有有效性、科学性，从而提高中医学科研领域的效率，加强中医病证结合的研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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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缪灿铭，安辉，林凯旋，等.快速型心律失常中医证型的分布特点[J].亚太传统医药，2010，6（10）：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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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关键词：信息型市场操纵 法律规制 建议 证券市场

信息型证券市场操纵在徐翔案后走入公众的视野，信息型证券市场操纵是新兴的一种复合型操纵模式，近期备受各界关注。在一个信息化的时代，信息对于一个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一旦产生信息的泄漏或者失实将会严重影响相关联的一系列经济链条，破坏市场竞争机制，产生不良后果。因此我们应当及时发现、反思我们目前的证券、期货市场中所出现信息型市场操纵的原因，问题之所在，然后积极想办法应对，通过法律进行规制，解决信息不安全的忧虑，促进证券、期货市场健康快速发展。

一、我国信息型证券市场操纵行为概述

（一）概念

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是指上市公司或者是一些具有掌握优势信息的企业，通过一系列能够影响到市场价格的信息，进而影响到期货或者是证券的交易价格，从而操纵市场，操纵者自身获利的商事侵权行为，具有操纵对象为不特定多数人、需要行为人在二级市场配合等特点。

（二）目前相关法律规制中存在的问题

1.立法用词模糊不严密

我国目前关于证券、期货交易的相关法律规定多是原则性、总体性的规定，缺乏细化的具体要求。在《证券市场操纵行为认定指引（适行）》（以下简称《指引》）中关于市场操纵行为的定义中都存在运用“不正当手段”之类的模糊词语，这就使得实际适用法律的过程中无法精准定位，及时准确适用法律。而且随着经济发展进步，证券、期货交易也在不断发展，原来的法律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需求。

2.未规定行为人的主观条件

在《指引》中规定的是“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交易量，扰乱市场秩序”，是一种以结果为导向的规定，并没有明确指出是否要求行为人故意。如此一来就容易导致，行为人故意实施了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但未得逞，未能对证券交易市场产生实质影响时，无法对行为人的行为定性。

3.与欺诈行为关系不明确

目前学界的诸多观点中多数人认为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是完全可以归入到欺诈行为之下的，因此可以规定证券市场中的一般性反欺诈条款，如此一来，法律适用准确全面的问题迎刃而解。但是我们应当同时注意到并非所有的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都包含欺诈的成分，基于真实交易行为的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又能否构成欺诈呢？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与欺诈有交集又有所不同，如何更加合理的界定明_二者之间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改正。

4.民事责任制度缺位

承担责任主要包括民事责任、刑事责任及行政责任，三种责任形式侧重角度不同、发挥的作用不同，并无明确的主次之分。我国目前关于证券市场中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的惩治主要集中于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严重缺乏了关于民事责任承担的规定，虽然《证券法》第77条中有规定到该行为要承担民事责任，但规定的太过于原则性、抽象性，这就使得实际的操作性太差，以至于在实际的案例中很少出现相关责任人的民事赔偿责任。

二、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法律规制的建议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而且证券市场的发展过程更是充分说明了脱离的法律的证券市场会存在巨大的危机，市场操纵行为会肆意而行，是无法得到长远的发展的。根据我国证券市场的现状，通过事前预防和事后制裁的法律规制的方法，来稳定我国的证券交易市场，保障交易安全才是长久之计。

第一，完善信息型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的预防机制。总结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交易中出现的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借鉴外国的相关立法，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问题，制定符合我国现状又不失前瞻性的法律。明确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的法律概念及其构成要件，为之后实务中实际适用法律提供一个明确又不失弹性的标准，弥补具体法律规定的缺陷。同时尽快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避免在适用法律时遭遇法律规定不统一的尴尬境地，使得能够精准、明确的适用法律来打击信息型市场操纵行为。也可以借鉴外国的积极做法，引入市商制度，通过双边报价的方式促进证券市场的信息在阳光下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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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兴市场国家 资本管制 启示

199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国家普遍通过加强资本管制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及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些资本管制又细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类。与数量型管制相比，价格型管制的管理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且寻租空间较小。因此研究其它新兴经济体实施价格型管制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深化我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维护金融稳定，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和资本项目全面开放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的背景和概况

国际资本的逐利性会放大新兴市场国家国际收支的周期性，引发市场剧烈波动，危及金融和经济稳定。新兴市场国家的国际收支大都呈现出明显的周期性特点，在基本面良好的情况下会出现一个繁荣期，GDP增速过快、资本市场快速发展、汇率升值预期，都会引发国际资本大量涌入。资本的流入又促进了资产价格上涨，投资增加，进而带来更大的繁荣，经济进入良性循环期。随着资本的流入，本币开始不断升值，国家开始过度消费并严重依赖外资，同时国际竞争力降到最低。此时一有风吹草动很容易引起外国投资者信心下降，进而引发资本的迅速撤离，从而带来本币的巨幅贬值、金融市场的剧烈波动和经济增长放缓，自此进入恶性循环期。

国际社会对新兴市场国家实施适当资本管制的正面作用已达成共识。正是因为意识到新兴市场国家在应对资本流动时采取适当的管制措施，对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减轻资本流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稳定有着重要的意义，2008年金融危机结束后，连一向主张资本自由化的IMF也明确表示新兴市场国家应实施必要的资本管制，将资本账户管制与宏观经济政策等工具搭配使用，为新兴市场国家实施资本管制提供了依据和方向。

目前绝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对资本项目都进行管制，但具体管制项目的数量有一定差别。对于资本市场证券、货币市场工具、直接投资、房地产等主要项目，大部分国家都进行管制，但对直接投资撤资、商业信贷等项目实施管制的国家相对较少。具体情况见下表：

二、新兴市场国家资本管制方式

当前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管制大致可划分为数量型管制和价格型管制两种类型，在多数情况下是混合使用的。

数量型管制是指政府通过审批程序等行政手段直接限制跨境资本流动，即管理部门通过直接禁止、数量限制或审批程序来限制资本交易或相关的资金支付、转移。具体措施包括：对外汇交易主体资格进行限制；对外资准入计划进行审批和管理；对国内金融机构的负债头寸、外汇资产实施限额管理；对外资金融机构经营国内业务进行限制；对非银行居民持有外国证券、不动产及直接投资进行限制；对非居民投资国内资本市场的数量和范围进行限制等。我国实行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制度，以及印度对境外投资者投资本国债券市场的额度限制等属于此类。

价格型管制旨在运用市场化手段增大特定资本流动的成本，具体又细分为直接税收和间接税收两种方式：

直接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是指通过对跨境资本流动直接征税来提高跨境资本流动成本，从而直接影响资本流动，主要表现在降低居民持有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或影响非居民持有国内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水平。巴西频繁使用的金融交易税（IOF）以及泰国等对外国投资者持有国债征收的所得税就属于此类。

间接税收方式即以无息准备金或存款要求等形式增大跨境资本流动的成本。在实施这种资本管制措施时，中央银行可要求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按照其资本流入或外汇净头寸提取一定比例的准备金，并存入一个特定的无息账户，这就导致经济主体流失部分存款利息收入，从而来影响外国金融资产的收益率并达到抑制跨境资本流动的目的。中央银行可根据不同期限和种类的资本流入设立不同比例的准备金比率要求。次债危机后印度和土耳其对外汇存款准备金的要求就属于此类。

三、价格型资本管制方式的国家实践

（一）巴西――相机抉择采用金融交易税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金融交易税是针对特定金融交易活动以交易额为基础征收的特殊目的税种，主要作用是降低短期资本大规模流动引发的波动性和风险性。国际金融危机后，金融交易税成为政策工具选择之一，不少新兴市场国家采用其来管理跨境资本流动，其中巴西是对跨境资本流动征税较早、运用较为频繁的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根据外国金融资产的期限和外部金融环境，灵活调整各类资本流入金融交易税税率，一度成为世界上金融交易税税率最高的国家。2013年5月，受美国量化宽松政策可能提前退出预期的影响，巴西资本流出大幅度增加，巴西央行除对1年及以下期限外国贷款征收6%的税率外，取消了其他各类金融交易税。

2.经验借鉴。由于巴西的金融交易税采取了相机抉择的方式，在审慎的宏观经济框架下根据资本流动情况灵活运用，并同时配以其他管制方式（如资本流入最低期限要求等）和宏观经济政策，因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巴西在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俄罗斯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次债危机中遭受的负面影响较大部分国家小。

（二）智利――渐进式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世纪80、90年代，以智利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成为投资者看好的对象，大量国际资本流入智利国内，引发了智利国内利率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的矛盾，国内通货膨胀压力也持续加大。一方面政府抑制通货膨胀需要提高实际利率，但另一方面加息会进一步刺激外资流入，从而导致名义汇率和实际汇率升值。面对这种情况，为了缓解出口竞争力下降和通货膨胀之间的矛盾，智利政府于1991年之后的7年间一直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并根据国际资本流入情况对无息准备金的缴存比例和征收范围进行渐进式调整，缴存比较最高时达30%，征收范围一度扩大到全部潜在的短期资本流入（包括投机性外国直接投资等）。1998年后，国际资本流入趋势减缓，智利逐步放宽无息准备金制度。

2.经验借鉴。智利政府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通过利率与汇率等宏观政策的搭配调节达到稳定国内金融环境的政策目标。同时，智利对短期资本流入大多采用渐进、灵活的管理方法。因此，智利的无息准备金制度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改善了资本流入结构，保持了相对稳定的正的利差，为紧缩的货币政策创造了较大的空间。特别是在面对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东南亚金融危机时，智利相比其它同类国家受的影响较小。

（三）泰国――盲目实施无息准备金的案例

1.政策实施概况。2006年，国际资本流入激增和经常账户盈余对泰铢形成巨大压力，导致泰铢对美元的大幅度升值。据泰国央行统计，在2006年的前10个月里共有360亿美元热钱进入泰国。2006年12月，为提高热钱投资或投机的成本，遏制短期外汇资金流入炒做泰铢，泰国央行宣布，金融机构对所有超过2万美元流入资金提取30%作为无息准备金（与贸易及服务相关的资本流入或泰国居民汇回的投资收益除外）。受此政策影响，泰国的股市、汇市双双大跌，令泰国政府措手不及，泰国央行被迫于2006年12月19日宣布修订无息准备金制度，被迫缩小管制范围。

2.失败的教训。一是泰国央行实施无息准备金制度旨在控制资本流入激增，缓解泰铢投机压力，保持货币稳定，并未考虑国内金融市场、资本市场如何有效地吸收这部分多余资本，政策目标缺乏政策工具的有效支持。二是由于在政策执行之前，泰国对国际资本流入的结构未进行有效区分，政策制定不够透明，宽泛的管制范围和过高的准备金比率要求直接导致金融市场的剧烈动荡。因此，引入无息准备金制度必须配以经济金融体制的改革。

四、对我国的启示

（一）资本管制的必要性

巴西和智利政府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注重加强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建立稳健性框架，并辅以宏观经济政策来稳定国内金融，因此取得了成功。而泰国只是一味地阻止资本的进入，未有效拓展资本流出渠道，也没有有效的配套政策，因而以失败告终。因此，我国应在实施资本管制的同时，应该注重配套政策的建设和实施，最大限度降低资本流动风险。一是灵活运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税收等货币政策和财政策，通过逆周期调节，积极应对资本异常流动引发的风险；二是要加快完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指标体系和预警平台，根据外部环境变化强化以逆周期调节为主的宏观政策预案；三是建立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通过运用宏观审慎工具，弥补其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外汇流动风险的局限性，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性建设。

（二）渐进性的政策调整是资本管制成功实施的保证

巴西和智利资本管制采取渐进式的政策调整并取得了积极的成效，泰国短时间内盲目的政策剧变是外汇管制政策失败的重要原因。有效的资本管制必须充分考虑各类宏观经济政策工具的搭配和目标的实施，循序渐进，明确重点，尽量避免过于突然和苛刻的管制而引发资本集中外逃。

（三）资本管制并非长期解决方案

资本管制只是暂时手段，绝非长效机制，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实体经济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经济应对国际热钱流动冲击能力较差的情况下，合理运用资本管制可以为国内的结构化改革和金融市场发展赢得时间。未来人民币国际化、金融市场进一步放开、汇率完全自由浮动、资本项目完全放开将是大势所趋，当前应有效利用宝贵时间窗口，稳步推进改革和市场化建设，为实现全面开放打好基础，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参考文献

[1]刘莉亚，程天笑，关益众，刘晓磊.资本管制对资本流动波动性的影响分析[J].国际金融研究，2013，（02）：37-46.

篇6

[关键词]急性心肌梗死；恶性心律失常；护理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I）是冠状动脉血供急剧减少或中断，使相应心肌严重而持久的缺血，从而导致心肌细胞坏死，它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种急危重症。可发生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或心力衰竭等，心律失常尤为多见。恶性心律失常即室性心动过速、心室颤动或心脏停搏，一旦发生，猝死率高达75%~95%，抢救成功率低。为了降低急性心肌梗死合并恶性心律失常患者的病死率，改善患者愈后，积极有效的抢救和护理尤为重要。

一、临床资料

2008年5月至2010年2月我院收治11例AMI合并恶性心律失常患者，男性9例，女性2例；年龄60~84岁。平均72岁；临床表现有：心前区压榨样疼痛、胸闷、伴窒息，大汗淋漓等、并有恐惧、焦虑、紧张情绪；全部病例心电图、心肌酶等检查确诊。其中急性下壁梗死7例，前间壁梗死1例，前壁梗死1例，广泛前壁梗死1例，心内膜下心肌梗死1例。发生室性期前收缩2例，室性心动过速2例，窦性心动过缓1例，室颤2例，房室传导阻滞3例，房扑1例。

二、护理与观察

（一）监测生命体征

立即静卧、禁止一切活动，保持大便通畅。立即吸氧，氧流量为4~6L/min。立即心电图、心电监护，以利于医生初步诊断，判断梗死部位、程度，及早确定治疗方案；心脏危象往往突然发生，有效的心电监护能够及时提供心脏信息，心电图的表现是识别症状的重要依据，故心电监护及心电图的检查对恶性心律失常的识别至关重要。要按医嘱予镇静、止痛、使用血管扩张剂。还要密切观察生命体征、神志、尿量及胸痛症状的改变，及时发现心律失常、心源性休克、心力衰竭等并发症，并做好各项记录。

（二）掌握用药方法

应建立两条有效静脉通道，一路静脉输注抗心律失常的药物，同时另一路输注营养心肌等药物；选择血管尽量选择上肢较粗大的静脉给药，选择较细的导管进行留置，避免选择下肢远端静脉。推注抗心律失常药物时速度不宜过快，边推注药物还要边观察心律变化。

（三）危险指征及救护

危险指征不同救护方法不同：①对窦性心动过缓患者，可用阿托品1mg静脉输注，维持心率60~80次/min为宜，以免增加心肌耗氧量。②对窦性心动过速患者，主要是祛除病因、止痛、缓解紧张情绪、纠正低血压、改善心功能等。③对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每分钟超过5个）、多源性室性期前收缩、成对室性期前收缩或连发室性期前收缩常预示着心室颤动，医师、护士要密切观察，发现异常迅速报告，并积极配合医师进行抢救。④对出现心室颤动患者，应立即采取非同步直流电复律，即行200~300J非同步电击除颤，一次未成功可再次除颤，最高可达360J，同时纠正酸中毒、低氧血症、电解质紊乱。若出现细颤应先用利多卡因、肾上腺素静脉注射变成粗颤后再行除颤，以利于除颤成功。⑤对出现Ⅱ度Ⅱ型及Ⅲ度房室传导阻滞伴有血流动力学障碍患者，应迅速做好各项术前准备，及时安装人工心脏起搏器起搏治疗，以挽救患者生命。

（四）心理护理

AMI合并恶性心律失常的患者在得知自己的病情时，一般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紧张、焦虑甚至恐惧，心室扑动和心室颤动时，常伴有意识丧失、抽搐、呼吸停顿等症状，主要由于室颤时心脏舒缩功能受限，致脑缺血缺氧。因此在患者病情平稳时，应允许家属陪伴以激励患者的求生欲，并向患者及家属讲述心理因素在疾病治疗过程中的重要性，使患者注意休息，坚持治疗，减轻思想负担。保持环境的安静，避免不良刺激加重患者的心理负担。应仔细观察患者的情绪和行为，详细回答患者提出的问题并给予解决。除了做好患者心理护理外，也要做好家属的思想工作，使家属保持安静，避免家属的紧张、焦虑、不安等不良情绪影响患者，加重病情。

三、讨论

AMI致心律失常的发生机制，由于心肌供血中断，缺血坏死的心肌组织引起心房心室肌内受体的激活，增加了交感神经的兴奋性，使血液循环及心脏内末梢局部儿茶酚胺浓度升高，缺血心肌发生过敏反应，同时心脏的交感神经刺激增加了浦肯野纤维的自律性，儿茶酚胺加快了由钙介导的慢离子流的反应传导，从而导致心律失常的发生。恶性心律失常，在4~6min就会出现不可逆性脑损害。AMI合并恶性心律失常可引起血流动力学改变，使心输出量明显下降，重者可危及生命。

如能早期发现早期救治，对降低病死率至关重要。这就要求护理人员应具有恶性心律失常的紧急判断能力，精湛的护理技术和娴熟掌握各种心律失常的抢救程序及用药特点，掌握各种抢救仪器的使用和保养，确保仪器处于完好备用状态，以便及时发现、及时救治。

参考文献：

[1]刘桂芳.急性心肌梗塞合并恶性心律失常急救护理体会.哈尔滨医药，2006，26（4）：67-69.

[2]侯丽敏，陈婷.胺碘酮静脉应用的不良反应及护理对策.华夏医学，2002，15（5）：713-714.

[3]叶任高.内科学.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219-226.

[4]张菊华，张军.1例急性心肌梗塞合并恶性心律失常的护理.中国实用护理杂志，2006，22（2B）：50-52.

篇7

［关键词］创业板 IPO 股票定价

［中图分类号］F71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1）09－0114－01

我国的创业板市场作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A股市场暴跌的“领头羊”，致使众多投资者都损失惨重。特别是上半年完成上市的83家创业板股票，上市首日破发的就有27只，这说明创业板市场已经存在着严重的IPO定价缺陷。此外，我国创业板市场推出的发行价高、市盈率高和资本超募比高的“三高”现象，创业板市场的发行定价方式亟需得到解决。

一、创业板市场的作用

创业板市场的建立是对我国多层次资本市场构成的弥补，有利于优化金融市场的运作和稳定，有利于推动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对深化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和实现国家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因此，创业板市场的作用集中在三方面：

（一）为有前景的中小创新企业的持续发展筹集资金

新兴的中小创新企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需开发费用较大，需要寻求外部融资。但由于规模较小，不符合主板市场的上市标准，银行又难以通过评估抵押而给予贷款。

（二）为风险投资提供退出机制

风险投资加盟中小创新企业并不谋求长期控制企业，而是谋求短时期投入获取的高额回报。一旦投资企业的运转达到一定的水平或者时机适当的话，它们就会从创业板企业退出，寻求新的风险投资机会。而创业板是高新技术产业企业上市融资的最佳平台，也是风险资本退出的最理想方式。

（三）有利于促进中小企业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

有了创业板市场流通股权，中小企业就可以采取股票期权，职工持股计划等激励手段，鼓励职工与管理层共同为公司价值的增长而奋发工作，促进企业的高速发展。

二、创业板上市股票定价方式建议

创业板市场上市企业主要面向的是引领技术进步的高新技术或专业性的中小企业，这些企业大多拥有新技术，经营时间较短，经营业绩还不太明显。因此，针对创业板企业上市的股票定价时应尽量考虑多方面的因素，针对企业自身独特的特点采取市场化的定价方法。

（一）改变传统的行政定价方式

现阶段我国上市企业IPO大多采用行政定价的方法，行政定价偏离了市场化的询价方式，必然为新股发行抑价现象和过度投机埋下了隐患。特别是我国资本市场运用的市盈率定价方式，对于相对比较成熟的A股市场还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对于刚刚开办的创业板缺乏参考的不合理性，需要引入其他的定价方式来确保市场的公平。

（二）引进机构投资者与散户的共同参与

1.机构投资者询价定价方法。机构投资者往往具有较大的资金和研究团队，其自身的研究定价体系对于上市企业股票的合理定价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其次，各机构投资者通过自身的定价研究体系取得一定的参考价格区间，再通过企业的上市路演根据需求状况确定发行价格。这种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定价方法具有一定的市场化定价的特点，加之国外先进经验的推广，对创业板实施这样的定价发行方式会有一定的合理之处。

2.散户和机构投资者共同询价。我国的资本市场尚不成熟，散户投资者占据大多数。按照国际惯例，机构投资者进行询价定价，散户投资者只能跟随。但在我国迅速发展的资本市场，散户投资者占据较大的比例。从主板市场引入散户投资者的定价方式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同来看，创业板市场尝试引入机构投资者和中小投资者共同询价的方式具有较强的操作意义和实际意义。

3.散户询定价法。我国资本市场发育不完全，存在一定的制度缺陷，这样具有较大资金的机构投资者就有可能操纵单只股票的定价。引进散户询定价可以有效的避免操纵股票，也充分体现尊重市场广大投资者、降低券商发行难度的优势。由于散户缺乏知识和专业化的股票内在价值判断依据，容易出现反映不足或反映过度现象。但可以促使中小投资者理性参与投资，有利于创业板市场的理性价值回归。

总之，我国的创业板市场是我国全方位资本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我国金融体系的全面发展。其功能定位以及上市企业定位，与主板市场的发行和运行具有很大的不同之处。要想改变我国创业板市场IPO抑价问题，需要改变创业板IPO市场的机制设计，也就是需要从市场的角度，改变定价、询价、路演和配售的发行制度。更多的引进市场化的定价方式，才能为资本市场的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开放争取更大的有力时机。

【参考文献】

[1]王利华.我国创业板市场IPO的发行定价方式研究[J].企业经济,2005(10).

[2]刘毅.中国创业板市场的特征和作用[J].经济金融观察,20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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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创新型城市"的内涵在表述上各有不同，归纳起来分为狭义、广义以及综合定义三个方面。狭义的"创新型城市"涵义强调知识、技术对于创新的作用。广义的"创新型城市"涵义不限于科技范畴，它强调创新是发生在生活、社会、经济、政治各个领域的一种活动。由于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有的学者对于创新型城市的理解，不能简单划分为狭义或广义，所以就有了综合定义。

笔者在这里沿用的定义，"创新型城市"就是依靠人才、知识、技术、环境、资本、管理、文化等创新要素的有效聚集，营造良好的社会经济生态环境，推动新知识的孕育和运用、新技术的突破及其产业化，实现经济社会更大的进步，进而从根本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城市发展模式，显著提升城市品质和综合竞争能力，通过新观念的传播和新制度的建设，维持和促进创新在更高的层次持续进行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体。

二、市场导向型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

市场导向型的创新城市建设模式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前提下，围绕营造城市发展的创新环境，间接引导创新要素和产业要素向城市集中。创新主体在各自的利益需求和市场竞争压力下，不断寻求技术上的突破和科技创新，自发地在城市地区形成产业创新集群和有利于创新的环境。

（一）市场引导创新型城市建设

美国的区域创新体系是完全以市场为主导的，因此创新资源配置合理，功能配套完善，创新主体角色明确。明确的分工完全体现了市场导向，在创新链的不同环节进行自主创新，根据市场需求推进创新产品的市场化和产业化。政府在区域创新体系起到了辅助、协调和监管的间接作用。美国硅谷是这一创新模式的典型代表。

1、硅谷是市场的产物

硅谷完全是由市场这个"无形的手"孕育的产物。硅谷企业成功的重要动力是结合市场需求发展高科技产业。硅谷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与当时的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并互为因果。当然，硅谷的成功也离不开政府的作用。但是，应该注意的是政府在硅谷发展中几乎是以顾客身份而不是组织者身份出现的。

2、成熟的市场体系和市场服务

美国是一个市场发育非常健全、市场机制相当完善、市场经济非常发达的国家。美国的企业、高校和研发机构均具有很强的创新能力。尤其是企业，它既是研究开发、创新投入的主体，也是高新技术产出利润的直接受益者。企业根据市场为导向自觉增加对科研开发的资金投入，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并吸引优秀人才加入。成熟的市场体系使硅谷的高新技术产业高度集聚。优质的市场服务促成了技术与市场的紧密联系。

3、以市场为核心形成区域创新网络

完善的市场体系与运行机制，不仅促进了美国企业的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和区域经济的发展，而且形成了以市场为核心的创新网络。具体说来，美国的创新网络分为以下三种：第一，企业主导型创新网络。主要指区域内生产链条上下游各环节之间联结而成的创新合作网络；第二，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在美国硅谷的发展过程中，大学与企业密切合作是一个促使硅谷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大学为企业提供重要的技术成果、高科技人才，并且帮助企业培养人才，以应付快速进步的技术环境；而大学、科研人员、风险投资家合作创办企业是硅谷地区创新成功的主要经验。第三，中介引导型创新网络。在硅谷，中介机构力量强大，它们通过提供各种技术、资金、人力支持把核心企业、关联企业、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等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一起纳入创新系统中，从而形成完整的创新网络。

（二）政府为创新型城市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企业作为市场创新主体的作用得到了充分发挥，所以政府退居幕后发挥其一定的作用，主要起到了政策引导与环境营造的作用，这种情况称之为"弱干预"。但是"弱干预"并不是无所作为，美国各级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资助基础科学研究，为科技创新提供基础资源；制订鼓励创新的法令、法规，培育有利于创新的新环境；通过税收政策、政府采购、国防工业来推动工业创新等方式干预经济活动；加大对技术创新合作与成果转化的支持力度等等。

三、市场导向型创新型城市建设模式的经验

（一）发挥市场导向的作用，以市场为核心建设创新网络

1、企业主导型的创新网络

主要指区域内产业链条上下游各环节之间联结而成的创新合作网络，比如两个以上的企业通过合资、战略联盟、分包等结成的市场交易网络、供应商网络、分包商网络等，以及企业在衍生过程中形成的衍生企业与母体企业之间的创新网络等。

2、产学研合作型创新网络

在美国硅谷的发展过程中产学研相结合为区域内创新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动力。这一成功经验很值得中国创新型城市建设借鉴。大学、科研机构为企业提供高科技人才、先进的技术成果，并帮助企业培训人才，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以及市场环境。

3、中介引导型的创新网络

强大的中介机构体系是硅谷成功的又一重要经验。中国的中介机构体系发展还很不成熟，所以在这一方面也值得借鉴。让逐步发展成熟的中介机构将各种技术、资金、人力支持、核心企业、关联企业、供应商、销售商以及教育机构、研究机构等技术资源和人力资源，一起纳入创新系统中，从而形成完整的创新网络。

（二）创新驱动高新产业发展

创新是硅谷经济发展的动力，硅谷内高新技术产业的增长创造了世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史上的奇迹。与世界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密集区相比，硅谷具有最突出的优势就是硅谷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密集、最具创造性的高科技产业集群。

（三）"弱干预"是政府的主要行为特点

政府在硅谷的成功中主要起了间接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在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基础设施平台上。先进的城市基础设施是所有城市的物质基础，是保障创新活动开展和创新体系有效运转的有力保障。创新型城市基础设施平台的基本要求是："快速、方便的交通运输设施，大容量、及时、迅速的通讯设施，要有健全的宽带网络体系和发达便捷的程控电话，洁净、可靠的动力和能源设施，技术研发中心和创业中心要能不断地孵化出新的技术和产品"。政府在为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时应做好以下几方面：一是改革基础设施投资体制，采取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二是扩大利用外资的规模，吸引国际资金，实行合资或独资方式兴建城市内的基础设施；三是设立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基金，扩大基础设施的融资能力。

参考文献：

[1]杜辉.创新型城市的内涵与特征[J].人连干部学刊，2006，(2)

[2]方卫华.硅谷高科技发展兴衰的因素与公共政策的启示[J].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4，(2)

[3]硅谷2006发展报告[N].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年鉴，2006

[4]李英武.国外构建创新型城市的实践及启示[J].前线，2006，(2)

篇9

【关键字】 建筑设计;新型材料;应用

前言

就像有机建筑的代表人赖特一直所强调的“建筑应该是自然的，要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一样，建筑不仅需要作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的场所，而且在更高层次上要达到与自然环境的和谐相处。由于经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人类赖以生存的大自然受到大家的日益关注，生态和环保问题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建筑设计中，应该在力争达到高质量、高竞争力、高利润的同时还要兼顾把对自然环境的伤害降到最低的要求，这就使新型材料的大量出现和应用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新型建筑材料不单单可以减少材料的成本费用，扩大使用规模和提高经济效益，而且还能够提升企业的竞争力和市场占有率。新型材料中的绿色环保材料就对环境保护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减少了环境污染问题，在建筑应用上有利于营造人与自然的融洽氛围。其包括关于新型材料的充分利用，使得国家的经济和生态文明都得到了可持续发展。下文就介绍一些典型建筑新型材料的应用和发展趋势。

一、新型材料的介绍和发展趋势探究

新型材料是一种对国家的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乃至于现代化科技水平的进步有极大促进和推动作用的，并正在研究和发展的有着特殊功能和特性的材料。正是因为其拥有的特别的性能，整个新型材料在当代的航空航天事业、生物研究、能源开发等方面已经得到大量的运用，对现代社会的进步带来了重大的帮助。目前，我国非常重视新型材料的发展，并且把它放在很关键的地位，整个新型材料的研究也已经列在国家的“836”计划中，在新型水泥材料、新型隔热材料、新型保湿材料、纳米材料等方面的技术也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并趋于成熟。

二、新型材料在建筑设计中的运用

（一）新型水泥

在建筑施工的过程中，水泥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材料，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新型水泥是科技进步的产物，它有着普通水泥所不具备的功能，因而能在施工中被大量的运用。新型水泥有不同的种类，各自的作用也会有不同。下面介绍几种不同类型的新型水泥。

1.复合水泥

复合硅酸盐水泥是由硅酸盐水泥熟料、两种或两种以上规定的混合材料、适量石膏磨细制成的水硬性胶凝材料，称为复合硅酸盐水泥（简称复合水泥），它在耐用性上较普通水泥更好一些。

2.高强水泥

高强水泥就是水泥能在较短的时期内迅速硬化成型的一种新型水泥。这种水泥明显的减少了用工时间，也能够缩减用工成本，这样大大的保证了施工的进程，在预期时间内保证交工。

3.膨胀水泥

这种水泥指的是在水泥硬化固定成形的时候，不会出现如其他传统水泥一般发生紧缩的现象。如果像一般水泥一样，会在硬化之后发生紧缩，这样会减低混泥土的强度，对施工质量产生不好的影响。膨化水泥所具有的膨化效果，不仅不会缩减，还会变大，这样就不会减低强度，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工程质量。各种新型水泥有各自的特点和性能，都在传统水泥上做了某方面的改善，提高了其适用性并且扩大了适用范围。

（二）新型隔热保温材料

自从人们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节能环保就成为了生态文明的标志。人们对建筑业的环保问题表现出了更高的期盼和要求。那么保温和隔热问题更是成为了大家重视的焦点。新型隔热保温环保材料的出现符合环保节能的趋势，对环保工作也是一种支持。良好的保温隔热材料可以在用工中减少其难度和费用，增加利润。可是由于很多客观因素制约以及在科技方面的不足，一些建筑物并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原因就是在保温隔热材料上出现了问题。然而新型保温隔热材料的不断发展，成功的弥补和改善了旧式材料的不足和缺点。这就进一步推动了建筑施工的进行。新型保温隔热材料有泡沫型塑料、玻璃棉、彩色钢板等，主要应用于屋面和墙体。这些材料有很好的保温隔热性，在实际应用中的获得了重大的成功，不仅创造了极大的经济效益，也为国家，生态带来了社会效益和自然效益。

（三）新型墙体材料

墙体新型材料主要以非黏土为原材料，运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拥有节约土地和能源、重新利用废弃物、保护环境功能的墙面材料。我国国土面积广大，南方与北方也存在较大的温差。所以在对南北方的墙体要求和设计上并不是相同的，在北方地区更加强调墙体的保温作用，而南方地区则更重视墙体的隔热功能。特别的是在南方冬寒夏热的地区的墙体材料，更是面对着冬季防寒、夏季散热的高要求。另外由于南方夏季雨季较长，所以墙体比较容易发生渗水问题。新型墙体材料主要分为两类。

1.砖块类

如轻混凝土小切块，它主要是由活性材料制成，有很好的热工性。可以最大力度的达到墙体保温对基本墙面的要求，大部分运用于北方地区的建筑设计中。需要注意的是墙体之间双板之间的距离为10mm到50mm。

2.板状类

这种墙体制品按照它的材料类别，制成手法等可以大致分为两个类型，一种是内隔墙板，另一种是外墙板。对于内隔墙板中的轻质内隔墙板条类，得到最广泛使用的是一种膨胀的珍珠岩石为原材料和其他的一些盐水泥等经过挤压成形的增强水泥隔墙条板GRC板。由于该材质的特性在使用中应该注意避免腐烂的问题;而外墙板中以复合墙板为主，这种材质质轻，有良好的隔热保温性。由混泥土面层、钢筋混泥土结构层岩质棉层多层构成的混凝土岩棉复合墙板因为隔热保温效果好，防水性强，透气性高得到很高的认可，广泛适用于建房、公共外墙的保温建设、防火隔离带的建设。

（四）新型通风材料

这种具有很强通风性的材料就是最新特殊研究发明的特别窗框与开合装置，它的特性是其拥有很大的潜力和竞争力。外面的空气进入室内与一般顺序不同，它是先从窗户的底部进去再到顶部，由此进去屋内，这样就会减少高气流给人们带来的不适感。另外噪声吸收板对空气可以进行一定的过滤并阻止冷凝水的进入，也便于清洗。新型通风材料的种类并不是很多，开发的力度还不够，还需要国家技术的支持和相关人才的关注。

（五）绿色环保材料

运用较为清洁的生产工艺、广泛利用城市工业废弃物、减少使用自然资源的无污染的益于人类身体健康的一种建设材料被称为绿色环保建材。找到既能节约能源又能保护环境的材料不仅对环境，对建筑业也能起到重大的推动。那么，将农产品变为建筑设计材料的办法是一个有效的途径。农人可以把自己的稻草或者秸秆卖给建筑商，这样不仅农民可以获得一些利润，建筑商也可以用此材料来减少原材料成本费用，提高利润。日常的秸秆燃烧现象也会减少，污染气体值和空气中颗粒物值也会随之下降。毫无疑问，绿色环保材料变废为宝，成功的减少环境污染并且抑制了对资源的浪费。

三、结语

如今全球气候变暖，环境污染严重、资源短缺等问题已然与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我们作为新时代的主人，有责任和义务保卫我们的家园。虽然我国在建筑设计领域中对新型材料已经引起重视，但是与国外的一些建筑业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新型建筑材料的使用不仅提高了建筑的质量，为人们生活带来舒适的享受。而且降低了建筑能耗，保护了自然环境。所以，国家应该对新材料和新技术的运用加以更大力度的推广，并且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作为新材料应用的有力保证。

参考文献

[1]陈文可.建筑工程建设管理的相关思考[J]. 中国建筑.2012，4（20）：19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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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机遇信息；行为机制；问题求解；过程模型

DOI：10．3969／j．issn．1008－0821．2012．02．001

〔中图分类号〕F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821（2012）02－0003－05

Study on a Behavior Mechanism of Market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Search

Zhang Xing1，2 Wei Shufen1 Cai Shuqin2 Hou Delin1

（1．Colledge of Management，Wu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Wuhan 430200，China；

2．Institute of Enterprise Business Intelligence，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ical，Wuhan 430074，China）

〔Abstract〕Information search has long been accepted as a key aspect of the Opportunity Recognition.This paper reviewed and explored some main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models and impact factor models,and then proposed a behavior mechanism of market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search based on Wilsons problem-solving information search process model.This behavior mechanism consisted of three main components:the market opportunity discovery process,the market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search events and the impact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market opportunity information search.Finally the paper discussed in detail these impact factors.

〔Key words〕market opportunity information;behavior mechanism;problem-solving;process model

进入21世纪以来，企业竞争环境的不确定性日益加剧。面对竞争环境不确定性，越来越多的企业发现，仅仅拥有良好的生产效率、优良的产品质量和广泛的销售网络已不足以保持持续的市场竞争优势。因此，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获得发展，企业必须通过动员全员力量，不断推陈出新，开发新的产品和服务、发掘新的需求、扩大销售渠道，以适应市场变化、不断的去发现和把握新的市场机遇，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因此，提高市场机遇发现能力和创新能力已经成为企业生存发展的内涵。而对于市场机遇的识别和发掘，需要企业在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快速找到稀缺的供给信息（新的技术、产品、服务手段等）或是需求信息（新的市场、客户、未满足的需求等），才能快速反应，推陈出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企业的市场机遇发现是在不确定竞争前提下的信息驱动过程，是企业在面对大量的不确定性因素时，以最快的速度、最小的成本、最高的效率获取和分析市场机遇信息，消除不确定性，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有选择的投资决策的行动。然而，市场环境中信息来源以及信息量越来越多，而环境的复杂也使得有价值的市场机遇信息隐蔽性越来越高，企业越来越难获取和挖掘到所需的市场机遇信息。因此，提高企业对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能力，成为企业开展市场机遇发现活动的深度需求。本文针对该问题，研究了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行为机制，以帮助企业市场机遇发现能力的提高。

1 信息搜索的行为机制

英国情报学家Wilson是信息行为富有成就的学者， 他将信息搜索行为定义为个体进行的有目的的查寻信息的活动，这种活动是为了满足一定的目标需求的结果［1］。Marchionini则认为，信息搜索是人们为了改变其知识状态而从事的有决心的活动过程［2］。目前对信息搜索行为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信息搜索的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上。

1.1 信息搜索的过程模型

信息搜索的过程模型中，比较知名的有Wilson问题求解模型和Kuhlthau模型。

Wilson指出了信息搜索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消除不确定性，而不确定的根源是问题。因此，Wilson提出了信息搜索过程的问题求解模型（图1），他将问题求解分为5个阶段，问题识别（个体有了哪方面的问题？）、问题释义（该问题有哪些具体的特性）、问题求解（怎么找到该问题的答案）以及方案陈述（这就是问题的具体解决方案）。并且，Wilson进一步指出，每一个阶段都会对问题的不确定性进行求解，消除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如果某一阶段求解失败，则会返回到上一阶段以获取更多的信息［1］。

Kuhlthau认为人们检索与使用信息的差异取决于过程阶段，如图2所示［3］。Kuhlthau模型的基本假设是与信息需求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确定性情感”引发了用户的疑惑和气馁，但随着查找的进行和相关资料的获得，用户情感随之发生变化：用户信息增强，原来的不确定性情感得到减轻，开始感到满意，有了方向感［4］。

任务开始选择探索形成搜索结束思维

21.2 信息搜索的影响因素模型

Wilson的信息行为模型和Choo是比较知名的信息搜索的影响因素模型，他们不仅将信息需求视为中心问题，而且还重点对影响信息需求到信息搜索行为发生的整个过程的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

Wilson信息行为模型将信息需求视为一个中心问题，重点对影响信息需求到信息搜索行为发生的整个过程的因素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他认为信息行为中包含了心理学的、人口统计学的、角色或人际的、环境的以及信息源的特征等因素，对信息行为的过程和结果影响重大［5］。

Choo模型则研究了认知、个体特质和情境等因素对信息搜索行为的影响。Choo认为，在信息搜索的过程中，信息源和信息的选择依赖于感知到的信息源的可达性、信息源的质量、任务的复杂性和个体的兴趣。最后，信息的使用改变了个体的知识和认知能力，这反过来又会创造新的经验和信息需求，使得信息搜索行为持续不断［6］。

2 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行为机制

市场机遇发现（Market Opportunity Discovery，MOD）是一类复杂问题求解的过程，在各个阶段都需要收集信息以消除不确定性，从而最终实现对市场机遇的识别与利用。因此，可以根据Wilson的信息搜索的问题求解过程模型来研究市场机遇信息的搜索。因此，首先对市场机遇发现过程进行研究。

2.1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要素

市场机遇的发现应该是不断去形成的过程。Schumpeter指出，机遇提供了一种可能性通过资源整合来适应市场需求，但这种需求尚未形成，需要时间去“发展机遇”［7］。Hills和Lumpkin也宣称机遇发现应该是跨时间的几个步骤而不是一次发生的［8］。

市场机遇发现的过程可能是渐进式的或者转换式的［9］。本文采用市场机遇发现的过程是转换式的观点，并结合系统分析的方法，认为市场机遇发现的过程包含了实体、状态、活动、事件等要素。

2.1.1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实体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实体（MODEntity）指市场机遇本身、市场机遇发现的参与者（包括企业内部的董事长、经理、员工和企业外部的供应商、客户等等）以及市场机遇的影响因素。其中，市场机遇本身贯彻整个机遇发现过程，参与者和影响因素可能存在于整个机遇发现过程中，也可能仅在某个阶段出现。参与者和影响因素会直接控制或影响市场机遇发现的过程。例如，拥有最高行政职务的董事长拥有随时终止市场机遇发现的整个进程的决策权力。

2.1.2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状态

状态指在某时间点对系统的所有实体、属性和活动的描述。当一个系统的所有实体处于状态协调并且有定义状态的属性时，则说该系统处于特定状态。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状态是在某一个时间点对机遇发现实体、属性和活动内容的描述。在每个状态点都会有对应的市场机遇实体、市场机遇属性和市场机遇活动等状态变量描述该状态，记作MODState〈MODEntity，MODAttribute，MODActivity〉。

因为状态是对实体、属性和活动的一种描述，那么状态的跃迁与信息密切相关。当描述一个状态的信息累计得越来越多时，各个状态变量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促使市场机遇发现从一个状态跃迁到下一个状态。

2.1.3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活动

活动指占用一定时间和资源的导致系统状态发生改变的一定过程。市场机遇发现的过程中，存在多种市场机遇发现活动（MODActivity），这些活动的进行促使市场机遇发现的从最开始的萌芽到最后的确立和开发，并最终为企业带来收益。通常情况下，每个机遇发现的阶段都有主要的MODActivity发生，而一个MODActivity可以存在于一个或多个机遇发现的阶段。

2.1.4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的事件

事件是引起系统状态发生瞬间变化的事实。他可以是一个实体的产生或者消失，系统实体的属性值的变化，或者一项活动的开始或者结束。事件可以分为时间事件和状态事件。时间事件时至依照系统的作业规则在预定时间发生的事件，状态事件时当系统状态符合某种条件而发生的事件。事件、活动和状态的关系如图3所示。

有多种类型的机遇发现事件（MODEvent）作用于市场机遇发现过程，比如企业高层决定开始推动产品的研发，会促使市场机遇进入开发阶段。在这些事件中，市场机遇信息搜索事件（MODInformationSearchEvent）是非常重要的。MODInformationSearchEvent通过对市场机遇信息的获取，不断更新对状态变量MODEntity，MODAttribute和MODActivity的描述，进而会引发市场机遇发现的状态MODState的瞬间改变，使机遇发现从一个MODState跃迁到另一个MODState。同时，MODState的改变也会激发MODInformationSearchEvent的发生。

2.2 基于问题求解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行为机制

根据上述研究，可以构建基于问题求解的市场机遇信息搜索行为机制，如图4所示。图4 基于问题求解的市场机遇信息搜索行为机制

该行为机制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市场机遇发现过程、市场机遇信息搜索事件和影响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因素。

2.2.1 市场机遇发现过程

市场机遇发现是跨时间的几个步骤而不是一次发生的，按照Lumpkin等人的研究，来对市场机遇发现的过程进行划分。Lumpkin等人的机遇开发过程模型是典型的建立在Csikszentmihalyi的创造性基本活动上的，它包括5个基本活动：准备（Preparation）、孕育（Incubation）、洞察（Insight）、评价（Evaluation）、经营 (Elaboration)。其中准备、孕育、洞察属于机遇的发现（Discovery）阶段，而评价、经营属于机遇的形成（Formation）阶段［10］。具体的5个基本活动的解释为：

（1）准备：它包括两种状态，深思熟虑与无意识。不管是有意识地期待机会出现还是无意识的关注机会，可以明确的是此处的“准备”意指创业者的背景以及个人经历。

（2）孕育：是指创业者的创新构思活动，比如构思一个商业设想。

（3）洞察：是指创造终于在瞬间突变或涌现出来。集中表现为发现体验、问题得到解决、意念分享。

（4）评价：即对创业机会的生存性做出评判。

（5）经营：是指机遇得以实践化，包括采纳某个机会，以及正式着手开办业务。

2.2.2 市场机遇信息搜索事件

Kuhlthau认为一个人的信息行为发生主要是因为他要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或完成一项相关任务时，开始意识到了知识和信息的欠缺原因所致［3］。Wilson也认为当个体认为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完全可以了解情景并做出决策时，他就不会进行信息搜索。但是如果他缺少这样的自信，那么完不成任务的压力、让他人感到失望的压力等一系列的因素会导致信息搜索行为的产生。而这种自信的缺乏、压力的递增主要是因为对某种问题的感受、对解决问题的知识不够所致［1］。因此，个体搜索市场机遇信息发生的根本原因是在于解决市场机遇发现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在市场机遇发现的各个活动中，会遇到各种阻碍和问题，当个体无法利用已有信息和知识来进行求解时，就会需要促发个体的MODInformationSearchEvent来寻找新的市场机遇信息。每一个活动都会根据得来的市场机遇信息对机遇发现的不确定性进行求解，消除掉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以进入下一个阶段并实现最终的机遇识别和利用。如果某一阶段求解失败，则说明信息不够，会返回到上一阶段重新开始搜索以获取更多的市场机遇信息。

MODInformationSearchEvent可以分为两类：

（1）扫描型。它是一种时间事件，机遇发现中的主体在机遇发现的各个阶段都需要不断地监测和扫描企业环境，从而持续收集市场机遇信息。

（2）触发型。它是一种状态事件，它是当市场机遇的 符合某种特定条件后，触发对某类特定的市场机遇信息的搜索。

这两类事件共同实现对环境中持续不断的监测和特定状况下的针对性搜索，来获取关于事件、趋势、组织能力等方面的市场机遇信息，实现主体对环境信息的认知和整合，从而加深其对环境变化的感知，使其准确把握环境波动性和发掘企业能力优势，进而识别和开发新的市场机遇。

2.2.3 影响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因素

在个体对市场机遇信息进行的搜索过程中，主要有四类因素会影响到搜索的绩效：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环境、主体、信息本身的特性和获取信息的渠道。

（1）环境因素

陈震红和董俊武认为机遇开发前应当注意对环境进行分析，主要包括技术环境分析、市场环境分析和政策环境分析［11］。市场机遇信息的来源是企业环境，它包括宏观环境和微观环境。宏观环境主要是Kotler提到的六大宏观环境，即人文、经济、自然、技术、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而除了宏观环境的趋势以外，微观环境的竞争盲点、顾客抱怨、矛盾现象、特殊事件等也包含了大量的市场机遇信息，并且是意外、离群的高隐蔽、高价值的。

（2）主体因素

信息搜索者的主体因素得到了学术界最多的关注，许多学者们认为搜索者的主体特性（包含了个人的性格特征、经验、知识等等）是影响其信息搜索成败的重要因素，决定了他们为什么能发现到其他人发现不了的市场机遇信息。这些因素可以分为如下两类：

①个体特质。许多学者研究了个体的创业警觉、风险承担、企业家野心、乐观、自我效能以及创新精神等个体特质在市场机遇信息搜索中的作用。其中，Kirzner提出的企业家“警觉”是被关注的得最多的因素，他强调机遇存在于我们所有人周围，但是只有一部分人有能力识别它，这种能力被其定义为“警觉”（alertness）［12］。Ray和Cardozo认为警觉性为创业者对（外部环境中）事务变化的信息、人们行为模式的一种倾向性和敏感性［13］。“警觉”之所以使发现主体洞见了其他竞争者不能发现的资源价值和市场机遇，其实质是其对环境中信息的警觉和对客观环境的动态适应［14］。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这些个体特质因素彼此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应当综合研究以避免过多关注单一因素的缺陷。

②先验知识。Shane指出个人非同质的先验知识（prior knowledge）创造了允许他认知某一机会的“知识走廊”，帮助其发现特定的机遇［15］。Cohen and Levinthal也认为一定水平的先验知识是识别和理解新的外部信息的先决条件，因而是发现市场机遇的关键因素［16］。先验知识影响个体的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绩效的作用机理在于原先的信息（工作经历、教育或其他方式）会帮助他们构建一个很好的认知结构，从而让他们可以有效地组织和解释生活经历中的各类信息，并影响企业家综合、推断、解释和应用新信息的方式，进而发现隐蔽的事件或趋势的关联（如技术变革、市场波动、政策变化等之间的关联）。

Shane［15］研究了3种主要的先验知识：关于市场的知识、关于如何服务市场的知识、关于客户问题的知识。Sigrist则提出了与机遇发现相关的两类先验知识：①特殊兴趣（special interest）：比如，创业者的特殊兴趣、爱好和好感。在这种兴趣驱动下，创业者投入大量的经历和时间来从事自学，因此获得与其兴趣主题相关的渊博知识；②产业知识（industrial knowledge）：长期从事某项工作积累的知识。它的来源不同于兴趣知识，除了自身的工作生活经历积累，还包括长辈、朋友以及指导人的建议［17］。这两类领域知识的集成导致对新机遇的发现、新市场的开发或对客户问题新的解决方案。

（3）信息的特性

Kaish和Gilad发现创业者比高层管理者在信息流中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只对主观信息（subjective cues）更为偏爱，如交易对象的身份、顾客偏好，但对一些客观信息，比如财务信息的依赖程度远不及管理者［18］。Brush［19］、Johnson［20］等对信息类型也有一定的研究，他们发现创业者更加偏好非正规信息，比如市场原料和人际网络关系。而对法定刊物、咨询公司或行业年报等正规数据兴趣不浓。Kunda发现创业者对负面信息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信息［21］。Forbes指出影响创业战略决策的几个重要的信息结构：决策信息的扁平化；决策信息的外部借鉴与专家参与；决策信息的系统性和精密性；决策信息的联系实际性与实时性［22］。

（4）信息渠道

对信息渠道这一因素也有不少学者做过研究，文档、数据库、互联网以及他人都是个体获取市场机遇信息的重要渠道。吴晓波等将创新的知识来源可以分为内部源与外部源。创新内部源包括企业内部R&D部门及营销、生产等其他部门，外部源包括供应商、分销商、研究机构、竞争对手、大学、交易会等等［23］。而Ozgen认为市场信息的社会性来源包括导师、非正式行业网络、专业论坛的参与等［24］。由于人们往往是通过询问他人来获取信息而不是求助于文档或数据库［25］，所以信息搜索者与信息来源之间最重要的关系是信息搜索者与他人之间的社会网络。先期对社会网络的大量研究表明，人际交流在收集与散布信息的活动中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26］。在个体实践别是人们需要搜索信息时，社会网络仍然是最频繁使用的渠道之一。

3 总 结

本文介绍了主要的信息搜索过程模型和影响因素模型，并以Wilson的问题求解下的信息搜索模型为基础提出了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行为机制，最后对影响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因素进行归类划分。本文的研究结果丰富了创业研究的理论，并对现实中的企业管理实践有着重要启示。企业管理人员可以在市场机遇发现的全过程中，主动地开展持续的扫描型信息搜索活动，并在特殊时间及时跟进触发型信息搜索，探测出更多的市场机遇信息，用以发现和培育市场机遇。同时，本文在行为机制中，归类了影响市场机遇信息搜索的主要因素，并将在今后的研究中，重点对社会网络这一重要影响因素进行阐释和理论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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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东北财经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辽宁大连116025）

摘要：本文采用统计描述手段分析了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兴市场的竞争力，发现在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船舶、办公及数据处理等产品上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但在发电机械、航空航天设备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上仍处于竞争劣势；笔者运用CMS模型对影响出口各因素的分析显示，中国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越来越依赖于进口需求规模的扩大，根据新兴市场静态需求结构所做的出口结构调整促进作用越来越大，但这种调整并未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动。

关键词 ：新兴市场；机电产品；CMS模型

中图分类号：F7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5）09-0105-09

本文使用数据皆是以SITC Rev2为分类标准。

收稿日期：2015-07-13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辽宁装备制造业非洲转移与转型升级研究”（L14BJL014）

作者简介：李勤昌（1959-），男，辽宁大连人，博士，教授，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E-mail：liqinchang9@163.com

张强（1991-），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贸易问题研究。

一、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现实

目前，国际社会对新兴经济体的国家范畴还没有明确定论。鉴于国际经济合作论坛（即二十国集团）中的俄罗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南非和土耳其等9个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行列中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较大，多数国家在“一路一带”沿线，既是新时期中国国际经济合作的重点，又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因此，本文选取这9个国家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分析样本。另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03年《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定义的29个发达国家和地区

29个发达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英国、德国、日本、法国、荷兰、意大利、加拿大、西班牙、澳大利亚、比利时、奥地利、芬兰、希腊、葡萄牙、爱尔兰、卢森堡、瑞典、瑞士、丹麦、挪威、以色列、新加坡、新西兰、塞浦路斯、冰岛、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香港。作为发达经济体的对比样本。

根据UN Comtrade 数据库的贸易数据，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总额在2010年就已超过德国，跃居全球机电产品贸易第一大国。而2013年中国机电贸易规模达到了约1.80万亿美元，其中出口总额约1.04万亿美元，占2013年货物贸易出口总额的47.10%。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实现了年均21.50%的增长。但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过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出现了下滑趋势，反映出机电产业应对外部经济波动调整能力的脆弱。

Massell［1］早在1970年就研究指出，一国出口稳定发展的关键是要提高出口市场分散化程度。但从市场结构角度观察贸易数据可以发现，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的市场结构长期严重失衡，对发达经济体市场过度依赖，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开发严重不足。2000—2013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中国机电产品总出口的85.10%—72.30%，但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仅有4.70%—10.70%。虽然情况在逐步改善，但问题依然严重。市场结构失衡的隐性问题随后显现。2008年金融危机在发达经济体爆发，导致中国机电产品对发达经济体出口占比较2007年猛降3.70个百分点，2009年较2007年更是下降了4.10个百分点。尽管近年来市场的变化倒逼我们采取措施增加了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出口占比逐步从2007年的8.10%增加到2013年的约10.70%，但也仅是对发达经济体市场出口占比的1/7，出口市场结构严重失衡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从国别市场角度观察发现，对两类市场的出口也存在市场内的结构失衡问题，即出口过度集中在少数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市场中，中国机电产品出口主要集中在中国香港、美国、欧盟和日本，2000—2013年间对四大经济体出口占对发达经济体出口的比重长期保持在80%以上。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中，出口则主要集中在印度、俄罗斯、巴西和墨西哥，2000—2013年间对这四个市场出口占对新兴经济体出口的比重维持在40%—70%不等。尽管近年来市场集中度有所下降，但出口市场的高集中度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从市场潜力角度观察，新兴经济体市场具有较大机电产品的需求潜力。出口市场潜力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进口国家或地区的需求及购买能力。Hausmann等［2］在经验研究中提出，购买能力与收入水平正相关，而收入水平可以通过经济增长水平来判断。根据世界银行统计，29个发达经济体GDP在2008—2013年间年均增长仅为1.30%，而同期新兴经济体GDP年均增长了6.10%。从贸易数据观察，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进口在2008—2013年平均年增长了10.70%，远远超过了发达经济体的2.40%，机电产品进口额占全球机电产品进口总额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7.30%上升到2013年的13.10%。可以预见，随着新兴经济体工业化、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对机电产品需求一定会进一步增加，这无疑为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提供了市场空间。

二、中国机电产品的竞争力现实

1.出口比较优势

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RCA)是衡量某产品或某类产品国际竞争力的常用指标。它是指一个国家某种（或某类）商品出口额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除以世界总出口额中该种 (或该类) 商品出口额所占份额的比率，其表达式为：

其中，Xik代表i国k商品的出口额，Xi代表i国出口总额，Xwk代表世界k商品的出口额，Xw代表世界总出口额，指数取值范围为［0，∞］。一般认为，当其大于2.50时表示该商品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1.25—2.50之间，表示该商品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如果介于0.80—1.25之间则表示该商品国际竞争力一般；如果小于0.80，则表示该商品的国际竞争力较弱。

根据贸易数据，本文选取对各新兴国别市场机电产品出口排名靠前的德国、美国、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作为中国开拓新兴市场的主要竞争对手，

后文提到的主要竞争国家均指这七个国家。对2000—2013年中国与主要竞争国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变化进行统计性描述。整体上看，统计期间日本、韩国和德国的机电产品出口比较优势较强，法国、英国和意大利一般，中国出口优势增长迅速并从2007年开始赶超德国，而美国出口优势在2009年出现了大幅下跌。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以来中国出口优势增速放缓，在2012年和2013年连续两年轻微下降，与德国相比优势丧失，与日本、韩国差距依然较大。

在产品分类上，联合国SITC分类标准下机电产品主要包括9大类。

9大类包括：71（发电机械）、72（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3（金属加工机械）、74（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5（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6（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7（电气机械仪器）、78（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和79（包括（791）轨道交通设备、（792）航空航天器械、(793)水路运输设备）。为了解机电产品类别的比较优势差异，本文根据SITC分类对中国及主要竞争对手国家2013年的机电产品类别的RCA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见，中国在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76）上的出口优势很强，远超主要竞争对手国家；在电气设备（77）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上，中国显示性比较优势较强，其中电气设备出口优势仅次于韩国，水路运输设备出口优势不及日本、韩国；而在其他类别产品上，中国的出口优势一般甚至很弱，与多数竞争对手国家相比均处于比较劣势。综合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各类机电产品的比较优势不均衡，办公及数据处理、通信和电气设备出口优势十分突出，道路交通设备及航空航天器械等产品则劣势明显。

2.贸易互补性

经济学家Peter［3］最早提出测度贸易互补性指数（TCI）来衡量一个国家某种产品的出口与另一个国家的进口之间的吻合程度，后来被学者们广泛借鉴，例如于津平［4］、孙致陆和李先德［5］等。其中，计算出口国和进口国某项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公式为：

根据前述计算方法，本文对2000—2013年中国对新兴经济体出口机电产品的贸易互补性指数进行了计算，变化趋势如图1所示。

由图1可见，2007年后中国对除印度外的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出口的互补性均较强，对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巴西和南非的贸易互补性保持1.50以上，且在考察期间总体呈上升趋势，说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机电产品具有较大的现实需求，中国机电产品与当地同业竞争性逐渐减弱。但值得注意的是，自2009年开始，这种总体上升趋势放缓；对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互补性甚至出现明显下降。这主要是因为：一是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需求增速放缓；二是随着欧洲国家、日本和美国等机电制造强国出口能力的逐步恢复，对新兴经济体出口逐步增加；三是墨西哥、印尼和印度等新兴国家自身机电产业崛起，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增加。这说明相对发达出口强国，中国机电产品在新兴经济体市场上的竞争力面临新的挑战。

3.出口产品技术含量

自Hausmann等［2］提出用出口复杂度指标来考察一国出口与生产率水平（或收入水平）关系之后，学术界开始借鉴他们的思想研究出口与技术水平的关系问题。这一研究的逻辑是：一国的出口技术水平可以通过该国的生产率得以反映，因生产率与该国的收入水平正相关，因此，出口的技术水平便可通过该国收入水平来反映。为剔除价格波动的影响，收入水平用人均实际GDP表示，为剔除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的影响，以出口国目标产品占全部产品出口的份额与世界各国该份额加总值之比作为权重（即显示性比较优势），对各出口国的人均实际收人进行加权处理。可见，出口复杂度是以产品k 在总出口中的份额作为权重的所有出口产品 k 的国家人均 GDP 的加权平均值。出口复杂度越高，表明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越高，竞争力也就越强。本文借鉴Rodrik［6］的出口复杂度指标的计算方法，先对机电产品的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进行计算，然后计算比较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竞争国家在机电产业层面(SITC编码前1位数字）的出口复杂度，以便明晰中国机电产品的总体技术水平。产品层面的出口复杂度计算方法为：

从表2可见，发电机械（71）、个别工业专用机械（72）、金属加工机械（73）、一般工业机械设备（74）、道路交通工具即汽车制造业（78）和航空航天器械（792）的出口复杂度要明显高于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75）、电信和录音及音响设备和仪器（76）、电气机械仪器（77）、轨道运输设备（791）和水路运输设备（793），且各类机电产品的出口复杂度受国际经济波动影响从2007年开始出现波动式变化，其中76类、78类和793类产品下降幅度较大。结合前文对RCA指数和TCI指数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在技术含量较低、技术含量波动下降的机电产品上具有较明显的出口比较优势和较强的出口互补性，而在技术复杂度较高的71—73类、78类、792类机电产品出口中优势普遍较弱，与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且对新兴市场出口互补性较弱，同业竞争性较强。

根据EXPY指数公式进一步测算中国、新兴市场国家和主要发达国家的机电产业总体（产业层面）出口复杂度，结果如表3所示。

横向比较出口复杂度绝对额可以看出，新兴经济体中除墨西哥外机电产品技术水平普遍较低，明显不及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而在发达国家中又以日本出口复杂度最高，韩国、德国分别位列第2和第3位，在整个考察期间，三国出口复杂度都高于中国。纵向比较可以发现，2000—2007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较快，增速领先于本文测算的所有国家，缩小了与日本等出口复杂度高的国家的差距。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受出口下降、经济倒退等因素影响，多数国家出口复杂度出现下降，主要发达国家下降幅度大于新兴国家，其中美国、日本下降最为明显，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复杂度在2008年超越了美国，2009年又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值，但与德国、日本、墨西哥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总体看，在新兴市场上，中国机电产品与同行业产品竞争是具备技术优势的，但也面临着来自发达国家机电产品的强势竞争。

结合上文竞争力分析结论可以看出，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和技术水平与新兴经济体相比均较高，而在具体产品类别上则有不同。中国在出口复杂度较低的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上反倒具备较强的出口优势，在新兴市场上需求旺盛，成为对新兴市场出口的强势产品。但在发电设备、专用设备、包括航空航天器械在内的交通运输设备等出口复杂度较低的产品出口上则处于比较劣势。这反映了新兴经济体机电产品需求的特殊结构，是我们开拓新兴经济体市场时应当注意研究的。

三、拉动新兴市场机电出口的主要因素

下文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对此进行深入分析。恒定市场份额模型（CMS）由Tyszynski［7］最先提出。其基本思想是，假定在某种产品竞争力不变则该产品在世界市场的份额也不变，因此，如果该产品的出口市场份额保持不变，那么，出口额的增加必定是由该产品竞争力提升或出口结构调整引起的。该模型提出后得到了诸多学者的补充完善，其中较为经典的是Jepma［8］把原始模型中较为笼统的因素进行了二次分解，这一拓展后的模型在此后解释出口增长促进因素分析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1.模型及解释

根据Jepma［8］分解拓展模型，一国对特定市场出口变动主要是受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和交互效应三个因素影响，需求效应是指由于进口国某产品需求规模或需求结构的变动引起的该产品出口变动；竞争效应是指产品出口市场份额变动导致的该产品出口规模的变动；交互效应则是指进口需求变动和出口竞争力变动均衡作用所引起的出口变动，可以理解为出口产品对进口国需求变动的适应能力。

根据上述思想，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各拉动因素贡献程度可通过下面模型进行第一层次的分解：

纯交互效应 动态交互效应

2.数据选取及时期划分

本文选取UN Comtrade数据库中2000—2013年各新兴国家机电产品进口数据，对中国在该时期每年出口增长拉动因素进行测算分析。测算时，依据贸易额变动特征将这段时期划分成四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年），新兴市场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规模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平均年增长率47%；第二阶段（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新兴市场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出现8%的负增长；第三阶段（2010—2011年），新兴国家强势复苏，从中国进口机电产品的贸易额平均年增长35%，恢复高速增长；第四阶段（2012—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复苏趋稳而新兴国家增长有所放缓，新兴国家进口中国机电产品的规模进入了年均7%的低速增长阶段。

3.模型测算及结果分析

根据分解式（6）计算各要素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新兴市场规模变动的影响程度，并在每一阶段选取阶段内的年度数据均值，结果如表4所示。

比较第一层次的分解可以看出，在一、三、四阶段，中国对新兴市场机电产品出口的需求效应、竞争效应及交互效应均为正值，说明在这三个阶段，新兴市场的需求增加、中国机电产品竞争力的提升以及两者的交互作用都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起到了积极的拉动作用，但需求效应和交互效应在第二阶段均呈负值，对出口增长起到阻碍作用。此外，竞争力效应在第二阶段、需求效应在第三阶段均起主要的促进作用，而两种效应在其他两个阶段的贡献程度差别不大；交互效应在出口高速增长的第一和第三阶段拉动作用较大，而在其他阶段，尤其是在第四阶段，交互效应明显减弱，说明新兴市场的需求和中国出口竞争力两者的均衡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最佳条件。

观察拉动因素第二层次的分解可以发现：

第一，需求规模效应在除2009年外的其他考察期间均为正值，且贡献程度较大，说明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机电产品进口需求量的增长在中国对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中起到了较大的积极拉动作用。而在2009年，受金融危机持续发酵影响，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减少，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打击很大。

第二，需求结构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负值，在统计学意义上说明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较低，在进口需求增长慢甚至减少的产品上的市场份额却较大，其根本原因是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结构不能适应新兴市场的需求结构变化。而第二阶段需求结构效应为正值说明在危机笼罩下供给发生变化，即中国与主要竞争国产品出口能力发生变化的大背景下，中国在新兴市场进口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市场份额得到了很大提升。

第三，整体竞争效应在四个阶段始终为正值，且在第二阶段起到的拉动作用十分显著，说明产品市场份额的增长对出口规模的变动始终具有促进作用，且有助于维持经济波动时期的出口稳定。

第四，具体竞争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正向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结构相适应的方向调整，即在新兴市场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的市场份额提升较快；而在第二阶段为负值说明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当年新兴市场需求规模并不大的产品。

第五，纯交互效应在第一、三、四阶段均为正值，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的调整和新兴市场进口需求规模的增长产生积极的交互作用，能够拉动中国机电产品出口；而动态交互效应在这三个阶段的贡献度均接近0，表明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结构调整与新兴市场机电产品进口结构调整并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同步或相符结果，中国竞争力提升快、市场份额增长快的产品在新兴市场上的需求增长很慢，或者说在新兴市场需求增长快的产品上中国出口取得的市场份额增长很慢。在第二阶段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促进作用则较为明显，表明出口结构和进口结构的调整产生的综合效应为正。与需求结构效应和具体竞争效应综合分析，并结合贸易数据可以发现，在2009年中国市场份额提升较快的是新兴市场需求增长相对较快但需求规模依然不大的办公及数据处理设备、水路运输设备等产品。

动态上看，2000—2013年间，需求规模效应、具体竞争效应对中国机电产品出口增长的贡献略呈上升趋势，而需求结构效应和纯交互效应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整体竞争效应波动性较大，动态交互效应起到的作用一直不明显。这说明新兴市场进口需求的增加和中国机电产品针对需求规模即静态的需求结构所做出的出口结构调整，即在需求量大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有效增长，只是这种调整还未完全适应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动，即需求增长较快的产品上中国市场份额提升缓慢。因此，有效迎合进口需求规模增长，出口结构调整过程中更多地关注需求结构的动态变化，提升机电产品的整体竞争力应该成为中国机电产品开拓新兴市场今后努力的方向。

为观察具体市场中各拉动因素的影响差异，将新兴国家市场分别作为单一市场进行测算。考虑到篇幅限制，将2000—2013年间的各影响因素贡献度取均值，结果如表5所示。

从表5中不难发现，中国对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的机电产品出口主要是受竞争力提升拉动的，而对其他新兴国家出口主要是需求效应拉动的，交互效应在除印尼和印度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上均呈现较大正值，说明中国机电产品在多数市场上具备应对需求变动的能力。从第二层次分解的结果看，需求规模效应和整体竞争效应在各国市场上均为正值，说明需求规模增长及中国机电产业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在各新兴市场上起到了程度不同的正向拉动作用；而其他因素的贡献度在不同市场间差异明显，表明中国对各新兴市场的机电产品出口均具备独特性。

四、对策建议

第一，以新兴市场为出口拓展重点，营造有利贸易环境。与新兴市场国家建立良好的经贸往来机制，加快FTA网络建设，强调各国在资源禀赋上的互补性，在经济、政治发展利益上的一致性，消除双边机电产品贸易壁垒，进而充分把握新兴国家经济发展带来的需求及投资机遇。

第二，根据产品类别竞争力特点有的放矢地采取差别政策措施。中国在水路运输设备、办公及自动数据处理设备、电信和录音音响设备、电气机械仪器产品上竞争优势突出，需要在增加生产和出口规模的同时注重技术研发能力的提高，提高产品的价值链水平。而对中国处于出口劣势的发电设备、航空航天设备等高端技术产品，要在资金融通、技术引进和研发、生产扶持和创新激励各个方面出台配套的产业政策，鼓励企业运用先进研发技术进行改造升级，提高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同时注重产品种类多样化，改善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中国机电产业出口产品数量、产品质量和产品种类的三重提升。

第三，创新出口模式，拉动新兴市场需求。在保持传统的出口模式的同时，应通过对外FDI参与新兴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带动本土产品出口，消化产能过剩，提高国外市场占有率。利用丝路基金、亚洲投资银行的资金支持，帮助目标市场制约需求的资金短缺问题。机电行业协会应当建立信息收集和共享机制，及时掌握新兴市场需求变动，提示出口企业及时调整产品结构，主动适应市场需求。

第四，因地制宜，对不同市场采取差别化的出口策略。根据具体市场的需求结构和潜力，因地制宜地确定产品出口类别，调整产品的适应性，通过差异性产品满足差异性需求，从而实现保持传统市场占有率，开拓和提高新兴市场的占有率的目标。根据前文的分析，南非、阿根廷、墨西哥及土耳其四国对机电产品具有需求潜力，但中国目前的市场占有率还不高，因此，应当把他们作为市场开拓的重点；印度市场的机电产品需求旺盛，需求拉动作用明显，中国就应当认真研究其需求特点以及竞争者的特点，力争通过对外投资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该市场的占有率。

参考文献：

［1］Massell， F. Export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Structure［J］.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70， 60(4)：618-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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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Peter， D. Japan，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The Prospects for Western Integration［J］. Economic Record， 1969， 45(3)：321-342.

［4］于津平.中国与东亚主要国家和地区间的比较优势与贸易互补性［J］. 世界经济，2003，(5)：33-40.

［5］孙致陆，李先德.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印度农产品贸易发展研究——基于贸易互补性、竞争性和增长潜力的实证分析［J］. 国际贸易问题，2013，(12)：68-78.

［6］Rodrik， D. What?s so Special about China?s Exports［J］.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6， 14(5)：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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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Jepma， J. Extensions and Application Possibilities of the Constant Market Shares Analysis： The Case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Exports［M］. Groningen ：University of Groningen Press， 1986.23-24.

篇12

一、关于银行市场结构的争论

1.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Pagano（1993）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中，展示了在垄断性的银行结构中，银行会向借款人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向储户支付较低的储蓄利率，从而减少了市场中可用信贷资金的均衡数量。并且当政府出台促进经济增长的利率政策时，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还会阻止利率的下降，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Guzman（2000）在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均衡模型中，通过假定存在两个同样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银行处在垄断性的市场结构下，另一个则处在竞争性的市场结构下，证实了垄断力量的负面影响。Guzman认为在信贷配给存在的条件下，垄断性的银行会比竞争性的银行更多采用配给的方式来贷款，从而得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资本积累产生压制效应的结论。他指出，在没有信贷配给的情况下，由于垄断势力的作用，企业的贷款利率会更高，考虑到道德风险的存在，企业违约的可能性也相应提高了。垄断性的银行不得不维持监督企业的高额费用，浪费了本可以被用于借贷的资源，银行的垄断能力导致了银行业的无效率。

Shaffer（1998）分析了1979—1989年间美国各大城镇家庭收入增长的统计数据，发现在排除了对收入增长起作用的其他因素后，在拥有较多银行的城市中，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也较快，从而暗示了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Black和Strahan（2000）调查了银行市场结构对企业活跃程度的影响，通过对美国跨州以及跨行业数据的分析，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银行垄断势力较高的州，新兴企业和新商业社团的数量较少。Jayaratne和Stranhan（1996）估计了美国废除限制银行分支机构的规定对各州收入增长的影响，一般认为，废除此类限制应该被视为增强竞争。发现该规定实施后，各州个人收入以及产量均呈现加速增长的现象，由此预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会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是Collender和Shaffer（2000）发现，美国大都市地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在1973—1984年间为负，而在1984—1996年间却转变为正，这一结果显示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尚无定论。

2.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产生的正面影响。关于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在新兴企业融资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方面，Petersen和Rajan（1995）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他们的研究表明，在一个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没有以往借贷记录的新生企业实际上可能会以更低的利率获得更多的信贷：具有垄断力量的银行可以通过“试销性”（introductory）的低贷款利率来吸引新生企业，并在新生企业获得成功后索取较高的贷款利率，以此抽取租金。由于具有垄断市场的能力，银行不用担心会有其他竞争性银行与之抢夺企业资源，因此，这种“先补贴新生企业，后分享成功企业利润”的策略是可行的。反之，在一个竞争性的市场中，银行不能指望日后能够对成功的企业收取较高的贷款利率，因而也就不会在新生企业的初创阶段通过降低贷款利率来促进其发展。所以，在没有银行垄断的竞争性市场环境下，新生企业的贷款利率较高并且其信贷额度被部分配给。

Shaffer（1998）则从筛选的角度论述了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的益处，反驳了银行竞争会对经济产生正面影响的观点。现代商业银行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甄别的功能，通过对那些具有不同品质的借贷企业加以筛选，来鉴别那些具有潜质的企业。Shaffer发现美国金融市场中，随着市场中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借款人的总体质量反而会下降这一有趣的现象。认为银行的筛选技术还不足以准确揭示借款人真实特性，当银行不能完全甄别借款人的类型时，会有某些高品质的企业被鉴定成低品质企业，反之亦然。考虑到银行很难区别信贷申请是属于已被其他金融机构拒绝的信贷申请，还是属于客户新的贷款申请，被一家或多家银行拒绝的申请人可以继续向其他银行申请。这类曾被拒绝的申请人既可能是高品质的企业，也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如果市场中存在较多数量的银行，且借款人频繁的贷款申请是无成本或低成本，低品质企业获得贷款的可能性就会大幅提高。这种“逆选择”的存在，会导致银行贷款质量下降，贷款银行陷入“胜利者的祸害”（Winner‘sCurse）而丧失利润。Cao和Shi（2000）进行了类似的研究，也得出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反而会使贷款利率更高、信贷数量更少的结论。Manove，Padilla和Pagano（2000）通过观察银行的借贷策略，考虑了不同市场结构下银行在采用筛选还是作为筛选替代的抵押之间的权衡。银行通过筛选来鉴别高品质的企业，并减少低品质企业的违约风险。因为筛选是耗费成本的活动，如果一家企业提供足额抵押，企业一般不会发生违约并损害到银行的利益，银行就不会有进行费时费力筛选的动机。考虑在高品质企业和低品质企业同时存在的现实世界，高品质企业虽然有更高的概率从事好的投资项目，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只有企业家知道自己是高品质的还是低品质的企业，而银行却并不知情，它只有通过筛选才能鉴别出项目的好坏。在竞争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银行将给两类企业提供贷款，一类是那些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由于高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更高，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较低，所以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低品质企业从事好项目的概率较低，如果低品质企业模仿高品质企业的做法，也给银行提供抵押品，因项目失败而失去抵押品的概率就很高，这将给低品质企业造成更大的损失。因此，“提供抵押品以显示自己是高品质企业”这一显示信号，是低品质企业无法模仿的信号。愿意提供足额抵押品的企业将被银行视为是高品质企业；另一类是不愿意提供抵押品，需要经过精心筛选才能给予贷款的企业。为了弥补筛选费用，向通过筛选的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要高于向提供抵押品企业所要求的信贷利率。此时，提供抵押品的企业会有部分项目失败，虽然通过抵押品，银行本身并没有损失，但项目的失败会对社会资源造成一定的浪费。在垄断性的信贷市场中，由于能够分享项目成功后的剩余，所以银行并没有接受高品质企业抵押品的意愿，而偏好于对所有项目都进行筛选。与接受抵押相比，筛选排除了向部分企业的失败项目分配资源的可能，将能给银行带来更高的信贷回报。从这一点上来看，垄断性的银行结构更有利于避免社会资源的浪费，对经济的影响也更为积极。

Dell‘Ariccia（2000）研究了银行对企业筛选的情况，发现随着银行数量的增加，银行筛选企业的可能性降低了。这可能是由于筛选的过程将耗费大量时间，企业会在此期间失去获取利润的机会；或是由于企业并不愿意暴露项目的真实信贷价格，所导致的被观察企业不情愿被筛选。在银行竞争的格局下，银行有可能会迁就企业不愿被筛选的意愿。在经济衰退期或缓慢增长期，申请信贷的企业很可能是低品质的企业且其信贷申请曾经被其他银行拒绝过，此时银行对企业进行筛选是较佳的策略。然而，在经济扩张时期，由于存在着较多高品质且未经甄别的新生企业，基于获取市场份额角度考虑，银行可能会向未经筛选的企业提供贷款。银行在经济循环周期的上升阶段承担了较高的风险，一旦经济循环周期落人不景气阶段，银行就有可能陷入贷款难以收回的困境。反之，在垄断性的银行市场结构中，垄断银行一般不会迁就企业的意愿，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银行信贷随经济周期波动的风险。

Petersen和Rajah（1995）在对美国处于具有不同银行集中程度的市场中，代表性的小型商业企业信贷可获得性的实证分析中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市场中，小型商业企业的信贷较易获得；并且，较为年轻的企业在具有更高银行集中度的市场中，支付的贷款利率更为低廉。Shaffer（1998）也发现在银行数量相对较多的大城市中，银行能够索取更高的贷款利率。Bonaccorsi和Dell‘Ariccia（2000）分析了意大利各省以及各行业数据，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的省份，新企业的诞生率也较高。对那些信息更为不透明产业中的新兴企业来讲，银行可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才能筛选甄别企业的品质，银行集中度与新企业诞生率的正相关性尤为显著。

二、对银行市场结构的权衡

鉴于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可能产生正负两方面影响，Cetorelli和Peretto（2000）针对两者之间的权衡进行了研究。他们通过一个古诺模型，来说明N家银行在个人储蓄以及向企业借贷资金等方面的相互竞争对经济的影响。假定那些拥有筛选技术的银行，能够花费一定的成本区分开高品质及低品质企业。虽然银行甄别的结果不会被第三者所观察到，但其他银行作为竞争者，能够通过观察这家银行是否会扩大或否决贷款来获取被筛选企业的信息。信息的外溢产生了搭便车问题，导致银行筛选成本的上升，削弱了银行以信息为基础的有效借贷策略。Cetorelli和Peretto进而把他们的模型从论证肩负着甄别企业成功率任务的银行最佳借贷策略问题，扩展到既有被筛选过的“安全”贷款，又有未被筛选过的“风险”贷款时银行借贷最佳策略。在此模型下，信贷市场是内生分割的：一部分低品质的企业一直被筛选且信贷仅向那些高品质的企业扩展，而其他剩余的企业则无视其品质特性，不予区别地实施信贷配给政策。信贷市场中这两部分相对规模的发展变化，反映着经济发展的路径。在这一理论框架中，银行市场结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两种：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信贷市场中的总体信贷规模也越少；另一方面，银行数量越少，对于银行来说甄别项目的激励越大，更多的资金因而能够被有效地分配给高品质的企业，银行资金的使用效率将得到提高。

所以，银行的数量决定了信贷市场总体信贷规模及其效率间的权衡。反过来，信贷市场的规模和效率又决定了资本积累的回报，进而决定了储蓄。由于这种权衡的存在，银行市场结构与单位资本的稳态收入间可能不会是单调的关系。换言之，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银行市场结构既不是垄断的市场，也并非完全竞争的市场，而是一个对信贷存在着过度需求的市场。由此可得出以下建议，由于政府政策会影响到银行市场结构，作为监管者的政府可以通过控制银行间的竞争程度来促进经济的发展。

三、政府直接控制的银行对经济的影响

在现实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金融市场中普遍存在着由政府控制的银行。LaPortaetal.（2000）调查发现，在信贷市场中，国有银行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人均资本收入和生产率的增长速度也越低，从而证实了国有银行的效率较低，难以实现资本的最佳配置。此外，他还发现国有银行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金融市场发展也较为缓慢。Cetorelli和Gambera（2001）对政府控制银行的强弱程度能否影响银行在产业增长中的作用进行了检验后发现，在银行集中度较高且政府对银行控制程度较高的国家，银行高集中度对于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产业的发展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消失了。实证结果显示，由政府所控制的银行市场垄断只能导致银行效率的降低。他们也没有发现国有银行对市场的垄断力量能够导致银行更有效地筛选企业，并且国有银行也不存在与贷款企业建立并保持良好借贷关系的意愿。他们认为，这种政府高度控制的垄断性银行之所以没有对经济起到其应有的积极作用，主要是因为国有银行更乐于从事政治目标最大化活动，偏离了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

四、银行业结构对其他行业结构的影响

产业组织理论认为在决定行业市场结构的因素中，银行的市场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外部融资的可获得性，起到了进入壁垒的作用，从而对其他产业的市场结构会产生影响。然而，无论银行垄断程度的增加会导致各行业部门垄断程度的增加或是减少，即不管它是提高或是降低了进入壁垒，都无法事先得知。

从实证上看，一方面，更具有垄断性的银行能够提高企业早期的发展速度。随着企业的成熟，它会产生向那些潜在的新进入企业借贷的偏好。这与。Petersen和Raian（1995）所描述的银行理是一致的。驱使垄断性银行向新兴企业融资的动力，在于获得企业成长后从企业利润流中抽取租金的机会。考虑到在行业发育更为成熟的阶段，新企业的进入会增加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而这将削弱原先银行所扶持企业的利润。因此，在成熟的产业部门，银行也会有限制新企业获得信贷的激励。此外，银行也会考虑它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既得利益：维持银行在市场的高集中度，会有助于银行参与到现有客户的经营中去，从而与现有客户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银行还可能会通过牺牲从新的进入者身上所获取的利益，来换取现有企业的信任，从而引导这些企业的战略决策。此时，银行的目标就不仅仅只是其自身的利益最大化，而是社会利益的最大化了。另一方面，也有学者认为银行利润最大化的目标会导致银行偏好新的市场进入者，因为新兴企业一般都具有更高回报的项目以及更为新颖的技术，能够保证银行更高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业的集中将导致竞争性的产业结构，不利于形成具有市场垄断能力的大型企业。

总之，新兴企业在垄断性银行市场结构下信贷的可获得性，对新兴企业所在行业未来的成长性影响较大。在某种程度上，银行将面临着新企业进入引发企业竞争对银行原有收益的影响与新企业进入给银行所带入的新的利润之间的权衡，银行最终的权衡结果将影响到该行业的市场结构。

Cetorelli（2001）使用从17个OECD国家中所获取的包括35个制造行业的数据，对上述观点加以判断。发现在企业规模高度依赖于外部融资的部门中，银行业更为集中的国家，企业规模确实更大。他同时根据已有的实证结果考察了外部融资规模对行业的影响，发现无论银行集中对行业垄断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于更依赖于银行融资的企业来说，影响程度更深。

五、对中国银行业的启迪

1.关于发展金融机构。长期以来，中国的银行市场是四大银行垄断绝大多数市场份额及金融资源的市场结构。但由于经营管理中存在的大量问题，四大银行并不能有效解决关于中小企业项目融资方面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从而限制了向中小企业的贷款。根据本文的分析，大量金融机构的存在，会导致有贷款意愿的企业之间缺乏竞争，而众多银行在激烈竞争中，贷款质量难免下降。如果完全放开银行业的准入限制，银行数量会快速增加，这将导致借款人总体质量的下降，反而会使信贷市场陷入贷款利率升高和信贷数量减少的恶性循环之中，不利于银行资金的有效分配。因此，政府应该适当控制信贷市场中金融机构的数量，适度发展民营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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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作者：郭金琢

【摘要】 目的 观察胺碘酮治疗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疗效及安全性。方法 选择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患者45例，给予口服胺碘酮6周。结果 治疗2周后总有效率为51.11%，治疗5周后观察总有效率为82.22%。结论 胺碘酮是治疗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有效的药物，而且不良反应轻，使用安全。

【关键词】 心衰； 室性心律失常； 胺碘酮

室性心律失常为心衰引起猝死的独立危险因素，猝死率高达50%～60%［1］，且严重的室性心律失常可影响血流动力学，使心衰恶化，因而控制充血性心衰合并的室性心律失常，可降低死亡率。胺碘酮作为一种广谱抗心律失常药，具有良好的抗室性心律失常及扩张血管、抑制交感兴奋、改善心肌缺血，能安全用于严重心力衰竭，减少猝死及降低死亡率［2］。近年来，笔者应用胺碘酮治疗心衰合并严重室性心律失常45例，取得较满意的疗效,现报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45例病例均为室性心律失常伴有心衰的患者，男性29例，女性16例，年龄45～76岁，平均57岁，其中陈旧性心梗23例，扩张型心肌病14例，高血压性心脏病5例，先天性心脏病3例。心功能（NYHA分级）Ⅱ级6例，Ⅲ级30例，Ⅳ级9例。左室射血分数（LVEF）0.22～0.41。频发、连发、多源性室性早搏27例，伴短阵室性心动过速12例。另6例为反复发作性非持续性室速。

1.2 方法 用胺碘酮（杭州赛诺菲圣德拉堡制药有限公司生产，规格：200 mg／片，150 mg／支）治疗；给药方案：静脉推注，75～150 mg／10 min。然后6～8小时内再静脉滴入450～600 mg，同时0.2 g，口服，3次/d，共5 d；然后改成0.2 g，2次/d,5 d；继则0.2 g，1次/d或隔日一次维持，疗程6周。

1.3 疗效判断标准 （1）显效：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数量减少≥70%或成对室性期前收缩数量减少≥80%，短阵室性心动过速发作减少≥90%；（2）有效：频发室性期前收缩数量减少≥50%；（3）无效：每分钟期前收缩数量减少，但未达到上述标准，或期前收缩无减少［3］。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统计学软件分析本组数据。

2 结果

治疗2周后，45例中显效3例，有效20例，无效22例，治疗总有效率51.11%。窦性心律患者心率（HR）由（95.12±13.56）次／min减至（75.87±11.09）次／min，治疗前后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慢性心力衰竭随着病情的发展和加重，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以及交感神经系统激活，加上心室壁张力增加、治疗过程中出现水电解质平衡失调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自发性和复杂的室性心律失常的发生明显增加，是导致心力衰竭患者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4］。由于Ⅰ类、Ⅱ类、Ⅳ类抗心律失常药物均有一定的负性肌力作用，在充血性心力衰竭时应用，可使心力衰竭加重，并使病死率增加，因此心力衰竭患者的抗心律失常治疗难度较大。

胺碘酮具有Ⅰ、Ⅱ、Ⅲ、Ⅳ类抗心律失常药的电生理效应，以Ⅲ类为主，适用于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患者，尤其适用于恶性室性心律失常的治疗［5］。研究还发现胺碘酮可对抗交感神经并有一定的抗心肌缺血和扩张血管作用，对心力衰竭时神经内分泌激素激活起调节作用。

本研究45例患者治疗2周后，总有效率51.11%，与文献［6］报道相似。治疗5周后观察45例中显效7例，有效30例，无效8例，治疗总有效率82.22%。笔者认为，胺碘酮可用于临床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其疗效肯定，且耐受性良好，不良反应轻微，是一种安全的抗心律失常药物。

参 考 文 献

［1］ 中国生物医药工程学会心脏起搏与心电生理分会，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等.胺碘酮抗心律失常治疗应用指南.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4，12（32）：1065-1071.

［2］ Roy D，Talajic M，Dorian P，et al.Amiodalone to prevent recurrence of atrial fibrillation.N Engl J Med，2002，342（13）：913-920.

［3］ 陈张虎，王晓明.胺碘酮治疗充血性心力衰竭合并室性心律失常96例.第四军医大学学报，2006，27（2）：192-193.

［4］ 钟江华，张存泰，李映，等.口服胺碘酮对家兔扩张性心肌病跨室壁复极不均一性的影响.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3，31（1）：57-60.

［5］ 郭林妮，程康安，邓华.全国心律失常治疗专题研讨会纪要.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2，30（4）：194-197.

篇14

关键词：　银行 市场营销 创新

一、 我国商业银行营销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是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银行的营销管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国外先进银行相比还有很多不足，特别是在市场营销领域，还有较大差距。首先，我国商业银行缺乏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或并未将理念付诸于实践，而只停留在口号阶段，营销观念淡薄，没有真正树立客户至上的营销观念。其次，创新能力弱，主要体现在产品不具有竞争力，缺乏差异性，难以满足客户的个性化需求。再次，在渠道，促销领域，特别是新兴的互联网渠道，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推广方式落后，相互间模仿性过强，没有形成自身的特色。

二、我国商业银行市场营销创新机制浅析

（一）树立市场营销理念

我国商业银行起步相对较晚，与外资银行相比较，缺乏专业、系统的理论，在管理理念，服务理念方面相对落后，尤其是缺乏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缺乏主动营销的意识。所以，要提供商业银行的竞争力，就必须引进先进的市场营销理念。首先，现代市场营销强调以客户为中心，需要从市场的角度去分析客户的真实需要，创造新的需求，因此，银行的一切活动应以发觉金融产品市场需求为出发点，营造客户需求的产品，放弃过去以业绩指标作为衡量市场营销标准的模式。其次，我国商业银行应该提高服务质量，树立全员营销的观念。每一位银行员工都是市场营销人员，与客户的每次交流都是营销活动。银行员工应主动与客户及潜在客户沟通信息，了解情况，登记相关信息，提供相关服务，并做好回访工作，以便及时了解客户需求的变化。

（二）产品创新

产品是市场营销4P理论的基础，也是核心。要树立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就要有能够持续满足客户的金融产品。目前，我国商业银行在开发新产品时缺少营销理念，通常站在自身的角度，忽略了对市场需求的调研，使得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加上金融产品的易模仿性的特点，导致金融产品模仿性过强，真正符合顾客需求特点的创新型产品很少。因此，银行在设计其产品时应着眼于顾客的需求。顾客的需求是不断变化和多种多样的，因此，银行需要不断创新金融产品，注重产品的差异化、个性化以及服务，才能设计出一流的产品，进而满足客户需求，赢得客户的信赖。

（三）渠道创新

渠道是指产品从生产者转移到产品需求者手中所经历的通道。商业银行的产品及服务也需要通过相应的渠道销售给客户。因此，完善的渠道是提供银行竞争力的中央手段。分行机构设置要考虑以下几个条件：一是在地理位置的便利。分行要设在便利顾客的地方。如住宅区，商业街或者火车站附近。二是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达地区人口、收入较高，对银行的需求较大，更有利于分行的设立，因此分行的数量要相对更多。三是银行的市场定位。每一家商业银行都有市场定位，若该银行是为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就要在该地区多设立分行。分行的选址与数量也应该结合银行自身实力和规模、新技术发展及银行应树立的企业形象，如农村信用社分行更多地选址了农村地区。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电子银行服务的需求日益增加，拓展网络渠道是现代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与传统银行相比网络银行有很多特点，如业务智能化、便利性、服务的个性化。完善网络渠道，首先应该加强对电子银行业务的宣传，使电子银行业务起到分流客户的作用，从而减轻柜面压力。其次，提高技术性能，是网络渠道更加安全、稳定。再次，网络银行要和柜面服务紧密结合起来，使部门之间信息畅通，并充分利用客户经理同企业客户间的关系。最后，建立全面，快捷的门户网站，使顾客可以轻松完成网上交易、信息查询等多种网络服务。

（四）促销创新

促销就是营销者向顾客传递有关本企业及产品的各种信息，说服或吸引消费者购买其产品的活动，主要包括广告和公共关系等。广告是通过各种宣传媒介直接向目标市场的宣传对象介绍和销售产品、服务及营销观念的宣传活动，是最重要的促销方式，对于银行品牌的树立有重要作用。商业银行应提高对广告的重视度，结合自己的市场地位，设计合理的广告内容和渠道。如包括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在内的高层次渠道，或者派发广告包括传单等低层次渠道。

除了广告促销之外，还应加强非广告促销的力度。如公共关系促销，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利于树立商业银行的良好形象，赢得公众对商业银行的信任和支持，进而有利于金融产品的销售，扩大商业银行的利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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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周华洁、周朝政，商业银行贷款营销现状及建议，现代金融，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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