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概念解释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概念解释，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生产一节的开头，这样写道：“摆在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这里就涉及到两点，一个是摆在面前的“对象”，一个是作为首先要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在马克思面前其实有很多对象，从哲学的角度讲，就是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生产可以作为“对象”进行考察，而马克思则是首选了“物质生产”作为对象进行考察。物质生产是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在”，是可以被人的经验观察到的。这就区别于以往哲学家所关注的“意识”生产或“精神”生产，难以被经验知觉。比如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自我生产运动，虽然在他那里也提到了物质生产，但是仅仅是作为精神生产的物质表现形式而存在的；比如以达尔文进化论为代表的有关纯粹自然的生产，如今纯粹自然的生产我们已无法直接观察了，纯粹自然对人来说是一个永远无法还原或观察的未知领域。

那么马克思选择作为第一考察对象的“物质生产”含义是什么，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出发点呢？马克思紧接着就解释道：“在社会中进行生产的个人——因而，这些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当然是出发点。” 这句话也有两点需要注意。

首先要注意的就是关于出发点的问题。在《导言》第三节中马克思提到，“例如在经济学上从……人口开始，似乎是正确的。但是，更仔细地考察研究起来，这是错误的”，因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就算是“阶级”概念，“如果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其实，从“人口”着手，这本身在形式上是没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要意识到此时的“人口”只是一个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那么如何处理这一“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呢？在第三节接下来的部分，马克思给出了他认为科学正确的应对方法：我们要通过借助“更切近的规定”来分析这一混沌整体，逐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这个过程概括起来就是“从表象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然后在经过一个简单概念的综合过程，这时的“人口”概念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从“表象整体”变成了“思想总体”，在我们的思维里进行了概念式的具体再现。经过以上的分析，由彼及此，同样的思路也可以用来理解“物质生产”是“当然的出发点”的含义了。既然是作为当然的出发点，“物质生产”如果仅仅是停留在整体表象的层面上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借助“个人”、“社会”这些更加“切近”的简单规定作为达到最简单概念的桥梁，从而为“物质生产”最终成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做好准备。只有当“物质生产”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整体在思维上的具体再现时，其才能够被当作是一个“当然的出发点”。

其次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作为“桥梁”的“切近”概念——“个人”。第一，“个人”是“在一定社会中的进行生产的个人”，物质生产是“人”的一系列现实可感的生产活动。人类是自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人的物质生产就是宇宙物质生产某种形式的发展和继续，只有达到了一定的阶段，生产才能以人的物质生产这一高级形态展示出来。那么，当下的人的物质生产对于我们理解包括第一生产在内的以往的生产有什么样的意义呢？维科对此有一个观点，历史是由人创造的，那么人当然能够理解他所创造的历史。马克思十分赞同并且对此观点进行了发挥，人们可以在物质生产过程的不断循环创造中理解把握当下的高级阶段的生产形式，并且这种理解对于人们了解和把握以往的生产形式，甚至是终极的第一生产都有很大的帮助。所以马克思说：“低级动物身上所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第二，在马克思眼中，“个人”是一个具有历史张力的概念。这个概念从一定的时代中产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其所指代的意向对象也就有了相应时代的维度和界限，不可轻易跨越。所以，“个人”概念不能够像文化史家那样随意使用，对其理解要遵循其产生的时代的原则和各种细节上的契合。在马克思看来，以往文化史家对于“个人”的理解和运用类似于编造神话，他们的错误在于把“这种个人”当作了“历史的起点”，而不是“历史的结果”。在马克思看来，文化史家所理解的有关于“人性的观念”，“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自然造成的，而是从历史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认为，我们应该如此理解个人概念：“个人”，而且是“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只有到18世纪，在‘市民社会’中，社会联系的各种形式，对个人来说，才表现为只是达到他私人目的的手段，才表现为外在必然性”。只有明白了产生“孤立个人”的时代条件，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了解“物质生产”的时代规定性，理解到只有“这种”物质生产才是“我们研究的本题”，即“某个一定的历史时代”下的生产——现代资产阶级生产。

二、“生产一般”与各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的关系

马克思提到的，生产总是“一定社会发展阶段上”“社会的个人”的生产，也就是被特定时代规定的生产。但是生产是从人类出现之后就伴随着的存在，所以在马克思眼中，“生产的一切时代有某些共同的标志，共同规定”，被称之为“生产一般”。当然那种完满、能够将所有时代的生产的共同点都提取出来的纯粹“生产一般”概念并没有实际出现过。对马克思来说，“生产一般”只要是一个能够真正把“共同点提出来，定下来，免得我们重复”，它就是一个“合理抽象”。而且，这个“生产一般”概念有它的内在结构，它“经过比较而得出的共同点”，有些内容是属于一切时代的，而有些则是几个时代所共有的。虽然我们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纯粹的“生产一般”，这也是通过归纳法所得到的概念的先天缺陷，但这个缺陷并不妨碍“合理抽象”发挥作用，“没有他们，任何生产都无从设想”。在马克思眼中，像“生产一般”这类合理抽象概念构成了我们设想或表述研究对象的一个基础。

不过，在马克思看来，这个“合理抽象”对于人们认识和把握对象的价值也就止于此。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承认铜矿、铁矿等可以被归纳为一个“合理抽象”——矿石，但是我们不能把“矿石”当作所有具体矿石的“真理”和“原则”。一个渊博的矿物学家的水平肯定不是指他知道对于新发现的矿石都用“矿石”来表达，而是能够比较出具体的差别，哪怕是细小的不同，他们对各种矿物的“特殊性”都有一个充分而具体的认识。再举一个例子，在刚到异国他乡时，我们会感觉外国人的相貌和举止神态都差不多，肤色上要么全白，要么全黑，难以分辨麦克和吉姆。但是待的时间久了，我们就会越来越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所在，脱离了之前关于他们相貌的混沌表象认识，走向每一个具体的人。人们之所以常说马克思的学说是历史的、现实的，就是因为马克思并没有把历史看作是某种“合理抽象”的展开——一种“非历史”的描述方式，而是表现为“合理抽象”不断地在历史的进程被否定，被充实进更加丰富的规定。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学者都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很多同时期或稍前的资产阶级学者就是在追求那个“合理抽象”，并力求这一“合理抽象”契合一切时代。此处那些学者所追求并最终提出的一些“合理抽象”，其实在马克思看来，已经不再那么合理了，他讽刺道，“那些证明现存社会关系永存与和谐的现代经济学家的全部智慧就在于忘记这种差别”，并且这些“现代经济学家”在一定程度上致力于把“资产阶级关系”这一“特殊”趁机当作“社会一般的颠扑不破的自然规律”悄悄塞进“合理抽象”中去，就好像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是“与历史无关的永恒自然规律之内的事情”。在马克思看来，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所做的工作就是“在生产中提出一些共同的规定来”，从而把一切历史差别“混合或融化在一般人类规律之中”。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看，那些经济学家到底是如何看待生产，并得出了哪些关于生产的一般的、普遍性的规定。“一切经济学家在这个项目下提出了两个要点：财产，司法、警察等对财产的保护。”马克思对于第一点的反驳是很容易理解的，那些经济学家对财产存在形式的描述在他看来是“一步就跳到财产的一定形式，如私有财产”，但是从人类学所得出的证据表明，私有财产只是人类近来才发展出来的财产存在形式，而财产作为共同财产的形式存在却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对于第二点规定，马克思则批评这些经济学家错误地把“有机联系着的东西看成是彼此偶然发生关系的、纯粹反思联系中的东西”。这些对生产来说似乎不可缺少的警察制度其实只是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作为历史的结果出现的，经济学者却将它们当作起点。他们忘记了生产在“强权”下进行生产的历史，也看不出他们所推崇的司法警察制度只是“强权”存在的另一种形式。

经过以上两点的批驳，最后对于“生产一般”和现实的、历史上的生产的关系问题，马克思给出了自己的批判性总结，首先他承认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即“合理的抽象”是可以被人们所发现提取出来的，但是我们要正确地对待这个“生产一般”，要认识到这些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抽象要素永远无法帮助我们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生产阶段。

三、结语

篇2

人教版小学数学四年级上册第64～65页。

【教学目标】

1.认识认识平行四边形及其特征。

2.认识平行四边形易变形的特性。

3.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观察能力和分析能力。

【教学过程】

一、激情引趣，导入课题

1.（课件出示两条平行线）

师：前面我们学过了平行与垂直，用我们学过的知识说一说下面两条直线是互相（平行）。

师：如果在这两条直线中再添加两条直线，与它们相交，想象一下，可能会围成什么封闭图形？

生1：长方形；生2：正方形；生3：梯形；生4：平行四边形。

师：三年级我们初步认识了平行四边形，这节课我们继续学习平行四边形。

2.读了课题，你认为这节课我们要学习什哪些知识？

3.师：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走进平行四边形的世界，探索平行四边形的奥秘。

【设计意图】通过播放多媒体图片及提问导入新课，激活学生已经积累的及对四边形的回忆，引起学生进一步探索平行四边形特征的愿望。

二、探究验证，揭示本质

1.认识平行四边形及特征

（1）猜想

师：（指着平行四边形）请同学们仔细观察平行四边形，认真思考，大胆猜测，平行四边形可能有什么特征呢？

生1：对边平行。

生2：对边相等。

生3：对角相等。

师：一个伟人说过每个大胆猜测的背后都有可能是重大发现的开始，平行四边形是否具有对边平行、对边相等，对角相等这样的特征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探究、去验证。

（2）探究活动（教师巡视，了解情况，指导方法）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的设计，是在前面学习了平行的知识，掌握了长方形两组对边平行且相等的基础上教学的。有了这些基础及知识储备，让学生大胆猜测，犹如有鱼得水，如虎添翼，给学生提供了无限想象的空间。

（3）汇报

组1：我们验证的是1号平行四边形，我们用尺子量对边的长度，由此得出平行四边形对边相等。我们用量角器量角的度数，由此发现对角相等。我们在上下两条边之间做了垂线段得出了对边平行。

师：俗话说，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人帮，团结就是力量，掌声欢送他们小组。

师：其他测量1号图形的也有这个特征吗？向老师招招手。

师：1号平行四边形有这样的特征，其他几号平行四边形也有这样的特征呢？

组2：我们这个小组验证的是2号图形，我们验证对边相等对角相等的方法跟他们是一样的。验证平行是不一样的。（师：哦，那就介绍不一样的，我们拭目以待。）

生：我们验证对边平行的时候与他们不一样，我们小组是延长两条直线的方法，永不相交得出了对边平行。

师：这个小组真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演示平行四边形对边平行。（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把掌声送给他们。）

师：2号图形与1号图形虽然形状不一样，但验证的结论是一样的，3号平行四边形也有这样的特征吗？

生：有。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的设计，本着以学生为主体的思想，敢于放手，让学生的多种感官参与学习活动，让学生在操作中体验平行四边形的一些特点；既实现了探究过程的方法，也突出了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的多项交流，体现了以学生为本的理念。

师：通过验证，谁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平行四边形的特征。

生：平行四边形具有对边平行，对边相等，对角相等的特征。

（课件出示平行四边形的概念）

师：怎样理解“两组对边”“四边形”“分别平行”？

生：（上边和下边，左边和右边叫对边，四边形是四条边。）

（课件演示对边平行。）

（4）应用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判断

（课件出示，1号，3号平行四边形、2号五边形，4号梯形、5号6号长方形和正方形。）

下面图形，哪些是平行四边形？（用手势表示）

师：刚才我看到判断5号、6号图形时有的同学用对的手势，有的同学用错的手势，长方形和正方形到底是不是平行四边形呢？静心想一想，同桌轻轻说一说。

生1：是平行四边形，因为长方形和正方形的两组对边分别平行。

生2：它们的对角相等。

生3：长方形和正方形具有平行四边形的特征，所以长方形和正方形是平行四边形。（老师手拿长方形和正方形图片）说他们是平行四边形，但他们与一般的平行四边形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生1：长方形和正方形是正正的，平行四边形是斜的。

生2：四个角是直角。

师：从这个意义上说，长方形和正方形是特殊的平行四边形。

【设计意图】有了前面知识的铺垫，学生能利用平行四边形的特征判断一般平行四边形和多边形，但对于长方形和正方形学生还有犹豫，引发冲突，在辨析中突破难点，正确处理了长方形、正方形与平行四边形之间的关系。

（5）师：生活中哪些物体的表面是平行四边形呢？

生1：桌面。

生2：黑板的表面。

生3：窗户的表面。

生4：数学书的表面。

【设计意图】这个环节设计蕴含了“猜想―验证―发现―应用”这样一个科学的探究方法。给学生提供了充分的探索空间，引导学生先猜测特点，再放手让学生自己去验证和交流，使学生在思维的碰撞和交流中最后得出结论。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充分展示，在交流与倾听把自己的方法与别人的想法进行了比较。

2.学习平行四边形易变形的特性

师：老师用板条做了一个平行四边形框架，（示意）漂亮吗？睁大眼睛，要变魔术了。（拉着对角向相反的方向拉）你发现了什么？

生1：变大。

生2：变小。

生3：无论怎样变，都是平行四边形。

生4：易变形。

师：是的，平行四边形具有易变形的特性，那你能说说生活中哪些地方应用了平行四边形的这种特性？生说。

（图片欣赏）电动推拉门、衣架、放缩尺、保护网。

篇3

摘要：从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脉络，更能明显地辨识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发展轨迹。本文以交易成本概念、科斯交易成本思想和威廉姆森交易成本理论为线索，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学术脉络和内在联系进行了重新梳理。威廉姆森于2009年成为交易成本理论学界又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得主，源自其使有关治理问题和企业边界问题的研究在过去30年中成为经济学研究热点和理论前沿的贡献。

关键词：交易成本，多国企业理论，威廉姆森，学术脉络

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将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可以轻易地应用于其他能够以制度作为解释变量或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题，其应用与影响范围之广泛，无疑是其获得认可和殊荣的重要原因之一。整个20世纪70年代，多国企业经济理论的发展明显带有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烙印，科斯与威廉姆森的概念、框架和思想的影响在多国企业理论内部的竞争中更体现出解释力和竞争力。

多国企业理论，俗称跨国公司理论，确立于上世纪60年代，时属国际经济学范畴，研究多国企业的存在并用以解释国际投资的方向和动因。此阶段的多国企业理论属于新古典方法的产业组织理论范式时期。

一、交易成本与新古典方法的内部化理论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交易成本概念已经明确地进入了多国企业理论的构建和发展。Buckley&Casson（1976，1998a，b）和Rugman（1981，2003）是多国企业内部化论的领军人物，他们在其各自的内部化观点中都承认科斯的影响。虽然，事实上，他们从科斯那里继承的只是交易成本的概念内涵和分析模式，并非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理论方法。

（一）交易成本概念与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理论

Buckley&Casson（1976）在论述其“市场内部化经济学”时认为，由于“在一定条件（如规模收益非递增）下”，通过完全竞争市场配置资源最有效率，因此企业以寻求效率为动机进行市场内部化的必要条件是外部市场不完善。内部化规避了不完善的外部市场，避免了因市场不完善导致的低效率，进而产生了内部化利益，但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成本会抵消潜在的利益，因此，企业的最优规模被确定在进一步内部化的成本与利益相等的那一点。企业跨越国界进行内部化时创造了多国企业。这就是他们解释多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基本逻辑。

学术渊源上，Buckley&Casson的内部化观点源于科斯在《企业的性质》（1937）-文中将企业解释为节约交易成本所产生的组织形式。他们也承认其“市场内部化的经济学”得益于科斯等人的经典分析，同样以“企业替代市场”的逻辑为基础解释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照此逻辑，他们的内部化理论是将跨国公司解释为出于节约交易成本的效率动机而产生的经济组织。

（二）交易成本概念与Rugman的内部化理论

Rugman（1981）将经济理论应用于国际投资问题，其内部化观点建立在极强的假设之上，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理论与国际贸易纯理论相反，自由贸易被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不完善所破坏，并由多国企业取而代之。在Rugman看来，针对外部市场交易成本过高或外部市场的缺失，相应的解决方案是以管理指令制定内部（转移）价格，以内部市场替代外部市场，即所谓的内部化。他指出“科斯（1937）在其原创论文中显示国内公司可以规避常规市场并利用内部价格以克服外部市场上过度的交易成本，为避免这些成本，企业的管理团队可以使用管理命令确定内部（转移）价格。”

（三）内部化理论中的交易成本概念

内部化学者Buckley&Casson（1976）和Rug-man（1981）虽都认为多国企业的存在即是由于交易成本的存在导致企业替代市场，但他们所说的企业在内涵上只是作为外部市场替代物的内部市场。尽管科斯的交易成本概念和分析模式在他们的理论构建中都有使用，但科斯意义上的企业概念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二、科斯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ymer作为多国企业理论的开创者，其早年博士论文（1960）的观点早已进入教科书，并被冠以产业组织方法的标签。然而，Hymer（1968）的交易成本思想被世人发现至今仅20年，且尚未得到充分的关注和传播。Hymer是最早将科斯（1937）的交易成本观点应用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研究的。在沉寂了大约30年之后，该论文最初的法文版被Horaguchi&Toyne（1990）与Casson（1990）等人发现并刊行英文版译文。至此确立了Hymer作为直接投资理论交易成本方法先驱的地位。例如Horaguchi＆Toyne（1990）指出，“通读Hym-er的博士论文和其有关科斯的著作”可以发现Hymer运用“科斯的企业与市场理论”并同时考虑“管理资源”的作用以解释多国企业。

（二）Hymer交易成本思想的学术渊源

从以上回顾可以看到，科斯思想和分析模式在Hymer的多国企业理论中体现得非常完整。也不难看出，在学术渊源上，Hymer的内部化观点同科斯（1937）的思想联系密切。虽然Hymer在其博士论文中并未明确提及科斯（1937），但提出的观点“企业将市场内部化或取而代之”与之类似；而Hymer（1968）后来则明确引用了科斯（1937）的观点，并将其文章第一部分的标题命名为“企业是节约市场成本的工具”。可见，Hymer沿袭了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市场与企业”二分法，也基本遵循了科斯（1937）从企业“是否有利可图”的角度选择交易模式的思路，明确指出从企业的角度研究问题。总之，同科斯（1937）-样，Hymer（1968）体现出原始粗糙的交易成本思想。这同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所体现的威廉姆森思想具有显著的差异。

三、威廉姆森思想传统下的多国企业理论

（一）Hennart的多国企业理论介绍

Hennart是跨国公司理论内部化／交易成本方法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在早期的时候使用“内部化”一词（1982），后期则改作“交易成本理论／方法”的提法（2000）。其观点以交易作为分析单位，对给定的交易进行分析。Hennart认为，对于给定的交易，不同制度（市场或企业）以不同的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组织交易会经受不同的成本，内部化理论应当解释为何企业在组织交换上是更有效率的制度。Hennart指出，价格制度可以无成本地完成任何组织制度都必须完成的三个任务，即告知每个人以他人的需要、补偿其生产性质的行为和抑制议价。

为减少上述成本，尤其是减少机会主义导致的“欺诈”动机，需要以等级结构的指令替代有瑕疵的市场价格，切断产量与业绩之间的联系，即市场不完善的解决方案是以等级结构作为组织方式，这是因为内部化转移了动机并提供了“正确的”信息。

当然，等级结构作为一种与价格不同的激励结构会引发“偷懒”，这就成为利用企业制度的成本。而可能的企业失灵与等级结构失灵同时存在意味着显著的交易成本本身并不是内部化的充分条件。由于使用单一的组织方式（价格或等级结构）受到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二者兼用是最为现实的组织方式。在Hennart看来，多国企业的边界最终由此决定。

（二）Hennart多国企业理论的学理特征

Hennart对多国企业的解释是强调基于“自然的”市场不完善所导致的交易成本。具体地讲，是指信息成本、执行成本、议价成本等形式的交易成本。从学理上看，虽然Hennart同样注意到确立、执行与转移产权的成本，但根据其理论对产权的确定与执行成本的重视，可以判断Hennart的理论体系中所讲的主要的交易成本属于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概念，即确定与维持产权的成本。虽然Hennart在其理论中运用威廉姆森类型的交易成本概念，同属产权学派的交易成本观点，而且对交易成本的解释同威廉姆森（1975，1985）-样基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概念，分析模式如出一辙，但是Hennart（2000）强调其理论并不完全依赖，只是时而取用“资产专用性”这一标志威廉姆森版本的交易成本经济学特征的概念。因此可以认为，Hennart的理论虽是威廉姆森的思想传统，但也有明显的区别。

四、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的影响

（一）交易成本理论对多国企业理论发展的贡献

Hymer（1968）吸收并明确运用了科斯（1937）的思想，即所谓企业理论，也将企业视作协调生产活动的组织，企业家的“管理”与“市场”是相互替代的协调方式。Hymer指出“只有当市场不完善且企业规模大到足以意识到诸（市场）不完善时，才需以多国企业的管理结构替代市场联系。”简言之，Hymer以企业作为解决方案是基于企业的管理结构能够更好地协调生产活动这一认识。

总之，科斯与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经济学思想进入多国企业理论后，Hymer与Hennart轻松地回应了内部化论中瑕疵明显的观点，有力地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从协调和激励两个方面，清晰地解释了多国企业的存在。

（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出现的挑战与理论的发展

交易成本理论推动了多国企业理论的发展，解决了多国企业经济理论发展中遗留的问题，使得该领域的理论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初便迅速达到鼎盛。然而，理论顶峰的到来也往往伴随着挑战的出现和衰落的开始。

篇4

【关键词】经济学；演化；自组织

现今演化经济学家在生物进化论在经济学中如何应用方面存在分歧，国内外有部分学者在认同经济演化这条道路上渐行渐远。大家普遍认同的一点是，经济系统的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复杂演变过程，但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出相对统一与系统的机制来解释、推动这一变化。争论的核心在于是否应该把生物进化理论特有的适应、选择等概念引入到经济领域。

一、经济演化研究中自组织与传统达尔文主义的对立

对经济演化的看法从观念上基本可分为达尔文式进化支持者与反对者，后者提供了一个替代概念――内生性改变或称为自组织改变。应用生物概念的演化经济学是普遍存在的且有着悠久历史，至少从Veblen（1898）就开始了。在那时，生物进化的想法只是简单地与所观测的经济现象联系起来而没有太多令人信服的解释。随着生物进化论与经济研究的联系加深，不少学者认同进化论的普遍价值并认为突变、选择与遗传（后者有时被称为保留）机制是所有开放复杂系统的总体特质，经济系统当然也包括在其中。

其中，Hodgson（2002）是“普遍的达尔文主义”最突出的拥护者，他认为，选择、变异和遗传机制不是生物学所独有的，而应该视作所有进化程序的普遍原则，“达尔文主义原则适用的范围相当普遍，这些原则逻辑上独立于生物学上诸如基因、DNA的遗传与选择在逻辑上是独立的”。Dopfer and Potts（2004）and Dopfer，Foster，and Potts（2004）对经济演化也有类似的观点，认为它有一个“起源、应用、适应和保留”的阶段性演进规律。Nelson（2006）同意普遍达尔文主义，将它定义为一个涉及变异与选择的动态理论，并指出，它是研究经济演进状态最好的模式。

另一方面，也有人批评达尔文主义在经济领域的应用。Penrose认为，早在1952年，当时现代演化经济学才刚刚正式起步，学者们正尝试对经济演化进行建模，新达尔文主义理论就已将有缜密思维的行为从研究范畴中排除出去，尤其是经济活动。Witt可能是对起源于生物学普遍应用的经济演化概念最有力的反对者，他指出，需要一个更加抽象的概念来解释经济的演进，“演化从最抽象的层面来看，可能与以时间为基础的变化相关”。对Witt（2004）来说，生物学上突变、选择和遗传机制在经济学上的意义被某些学者夸大了。Witt反对达尔文主义经济学者观点的主要论据是人类行为可以有意识的自我改变，由此，人们不同于生物，可以避免外部选择。

Foster是反对者的另一代表人物。他并不认同选择机制在经济演化中的重要作用，经济演化的原动力来自于自组织的、持续不断的创新，由创新产生的多样性保证了经济的发展演进而不是经济中的竞争选择。同时，他也承认选择行为将引起成功变异的扩散，但他认为这里的选择机制也是自组织系统中的一部分功能。由此可见，自组织概念在某个层面来说，与传统达尔文观点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对立。自组织理论认为经济系统的演化根本不同于生物进化，因为经济行为人能够有意识地对外界变化做出反应。并且，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动力并不是选择，而是以一个持续的、自发的创新为基础，该基础有着自我组织的特征，这与熊彼特的创新观念有一定程度的吻合。

二、对自组织两个流派观念的分析

Witt（1985，1997），Foster（1997，2000），Weise（1996，2003）这些学者用自组织的概念来解释经济演化的过程。在对这一概念的有效性进行讨论时，我们首先要将两种完全不同的诠释的方法分开：第一，对自组织概念最多的解释是基于自组织的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的概括（Weise，2003）。第二，Foster（2000)主张的，参考了Kauffman（1993）提出的自组织的进化生物学理论。

（一）“自组织”是一个抽象的物理概念

Witt（1985，1997）将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理论划分为合作和完全协作力量。在这一过程中，协调或“自律性”的特点，经济主体的尝试是想让大家更深地了解其所在的市场环境。正如他们研究价格、购买和购买潜力时增加了供给和需求的协调，为了说明这个过程，Witt（1997）建立了一个模型说明引进了新技术如何影响旧的和新的变异型的采用，通过引入偏置参数的使用进一步支持了优越的技术经济的观点，利用多种多样的参数来探讨创新质量的不同如何影响对市场的协调的过程。

这个模型结构建立的方法与Weise（1996，2003）提出的来说明经济学上的自组织的控制――等式模型建构的方法相似，Weise的模型中更详细地列举了这些作用同时也在心理学的基础上探讨了这些作用。他将四个因素的影响分开：（个人）偏好的作用、整合、非整合和波动，即一个人的偏好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其他人（Brandes and Weise 1999）。整合作用主要是与Witt的频率依赖性的观点相对应的，个人的偏好作用可以反映出Witt的等式的论点。

（二）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一

现在我们讨论下自组织概念是否可以帮助解答演化经济学的一般问题，即将创新引入到经济系统将产生什么新的结论。Witt的描述可以理解成为有这么一个内在的刺激产生创新。他指出创新如何蔓延，可能取决于人们获得知识的质量和使用它是否会损失或获利（2003）。

关于Witt自组织概念的独到之处，它叙述了重组、改造、变异的相互关系直到现有的变体，并将其命名为知识的利润损失、由于竞争对手的活动、刺激创新，这样的一个关系作为构建自组织概念经济演化和自组织的实际工作过程。但它尚未构建完全的内生经济演化过程。实际上，如何运作以及某个特定部位不同层次如何演变的过程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缺乏一个因果关系解释。

（三）自组织概念以及它如何应用于演化经济学解释之二

自组织概念最早产生于生物化学领域（Foster，1997），Foster随后倡导生物学家Kauffman的一种发展演化观念（Foster，2000）。根据Kauffman（1993）的论断，Foster认为，甚至在生物学的自组织都可以被视为一个整体元素的进化与衰退的选择。

Kauffman的自组织理念包含着在Foster的文章没有讨论的有关方面――连通性基因。新变异基因的组合可能会导致不同程度的连通性，基因连通性的匮乏将导致有机体相当稳定，因为对突变生物来说，单个基因不可能导致个体产生大的变化。另一方面，高连通性会导致惊人的突变，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有该特征的生物难以生存。根据Kauffman（1993），生物体拥有一个中等程度的连通性才可能生存，也是为什么自然选择会产生这样一个适当的演化程度的原因。

三、对自组织两个流派的评价

对于第一种诠释方法，尽管使用相同了的数学工具，学者们强调的是经济的自组织的不同方面。Witt探讨的是涉及其协调和完全协调特性的问题，而Weise强调了个人决策和集体决策的协同作用的相互关系，个人形成集体的决策依次取决于集体的决策。经济学上的自组织呈基因动态复制模型，没有提供附加的洞见，相比上述两个模型，我们没能看到一个详细的实例。

对于第二种诠释方法，Foster回避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经济体需要有持续的自发的创新倾向，这不是简单地引用熊彼特内部创新机制所能解释的。根据自组织理论，需要把经济体看做一个整体，当把整个经济环境看做一个整体的话，经济演化是一个内生性的现象，但这样做同样回避了演化机制如何在此过程中发挥作用。Kauffman自组织理念对我们现在的启示在于研究潜在的不同程度的连接性，特别是生物进化选择适当的程度上允许了在保证一定稳定性的前提下有机体演化也拥有了足够的灵活性。

四、自组织概念对经济演化研究方法论的启发

普遍达尔文主义的演化观念与自组织的观念两者最大的不同点在于，达尔文主义演化观念更多的偏重于生物角度、微观层面，而自组织的理论恰恰考虑了人为因素而不是单纯的等待环境的选择，体现了企业与现代经济环境的互动。

不可否认，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已使人们关注的焦点从选择机制转移到变异和新奇创生的自组织机制上，但这没有降低选择机制的重要性。正如霍奇逊指出的，自组织理论的发展只是对自然选择理论的修正而非否定，自组织是演化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并不能替代自然选择。两者的矛盾并不如有些学者宣称的那样。

新古典理论认为，对人类总体行为的理解完全可以通过对孤立地来看的“代表者”的理解来达到；但复杂性理论却认为，这是一种“合成的谬误”，它没有认识到在总体行为中所发生的“深层次的”交互作用。

所以，我们在进行经济演化研究时，应该把它视作自组织化运作的达尔文进化，只有这样才能很好的把微观个体与整体环境结合起来，把企业个体的稳定、创新与外界环境的互动研究彻底，该过程本身就是一个自组织与达尔文主义密不可分的嵌套动态复杂模型。

参 考 文 献

[1]Sylvie Geisendorf．The economic concept of evolution：self-orga-

nization or Universal Darwinism?Journal of Economic Methodology．Vol.16，No．4，December 2009：377～391

[2]Andreoni，J．，and Miller，J.（1995），Auctions With Artificial Adaptive Agents．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0，39～64

[3]Arifovic，J.（1994），Genetic Algorithm Learning and the Cobweb

Model，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Control，18．3～28

[4]Beckenbach，F.（2005），Knowledge Representation and Search

Processes――a Contribution to the Microeconomics of Invention and

Innovation，Volkswirtschaftliche Diskussionsbeitrage No．75/05，Univer

-sity of Kassel

[5]A General Model，Kyklos，52，573～590

[6]Foster and Wild 1996；Foster 1997，2000

篇5

关键词：劳动；劳动（客观）价值论；效用（主观）价值论；经济学

中图分类号：F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26-0013-03

一、经济学关键词的演变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随着时代变迁而有所变化调整，这一变化可分成3个阶段。第一阶段，古老的经济学研究国家财富如何增长。比如，亚里士多德、阿奎那、圣托马斯等先哲，将集体、国家的财富置于其研究的重心，对个人追逐财富增长的行为采取贬损、谴责的态度，突出表现在他们对利息的合理性的否定上。第二阶段，到了近代，国民财富的增长成为经济学注目的焦点。经济学所研究的财富从国家转移到个人。近现代经济学开山鼻祖亚当·斯密以其令人叹服的洞察力揭示并证明了自利行为的合理性、正当性。第三阶段，19世纪后期，效用价值论（主观价值论）引起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又称“边际革命”），将经济学引向一个新方向——人类行为学的基础研究，经济学研究核心问题从财富、价值创造、增长问题，逐渐转向个人偏好（价值取向）或个人行为选择及其制度安排（制度环境）。

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以财富的增长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无论是国家、集体财富，还是个人财富，经济学注目的焦点是财富增长的途径，劳动自然成为研究的重点、核心。从威廉·配第的“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的朴素客观（劳动）价值论，到李嘉图的单一纯粹的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论述，劳动价值论基本完成。约翰·穆勒甚至断言，劳动价值论是价值论的终结形态，没有继续研究的必要，更无另辟蹊径的可能。

第三阶段，“（边际）效用论”（主观价值论）的出现，完全颠覆了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这种学说当然不是者所谓的经济学的“庸俗化”，而是严肃考察现实、理性探索理论的结果，是对以往理论的必要且可贵的突破、发展。主观（效用）价值论认为，价值完全属于人对物的评价，是个人赋予物的意义，而非物自身的性质。这种定义（观念）将人的意志、偏好、需求（欲望）、选择等因素纳入价值的产生、决定、实现、运动之领域，将“劳动”驱逐出价值体系。主观价值论为现代经济学发展开辟了道路，人的行为及其制度环境遂成为经济学的核心内容，供求均衡，边际成本（利润），机会成本，博弈论，交易成本，企业与契约性质等制度经济学的进展与繁荣，才有了可能。而反观以“劳动”范畴为基石从而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学截然不同的话语体系的经济学或者社会主义经济学，则日益走向贫困、衰竭。

二、“劳动”范畴的逻辑问题

（一）概念的界定问题

一个内涵不清、外延不明的概念，是难以成为科学范畴的。“劳动”概念过于笼统模糊，难以界定，必须作进一步分解、细化、归类、剖析，不然便流于虚泛。

1.“劳动”的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体力、脑力的支出，是人生命力的耗费

人的几乎所有活动无不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无不是生命力的耗费。在工厂车间、农田耕地中的劳作，在写字楼里打字整理文件书写的工作，开会、聚会、研讨，参加培训进修，这些都是脑力体力的支出，是生命力的耗费；做饭、洗衣服、带孩子、做家务也是脑力体力支出；休闲、旅游、散步、度假、郊游、交谈，也可算是脑力体力付出；看书、思考、冥想也都有脑力体力付出和生命力耗费……在即使躺在床上以为啥都没干，也都在耗费生命。可见，如此理解的话，劳动跟“人的活动”、“人的行为”其实没多大差别。但事实上，几乎没有人将劳动与“活动”、“行为”等同起来，而是认为“劳动”乃是人类“活动”、“行为”中比较特殊、重要的部分。于是有了下面的定义。

2.“劳动”的另一个定义是：劳动是人类创造（形成）价值的活动

这里把另一个概念——价值——带进来。那么，我们就需要明白什么是价值。在古典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经济学采用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下，价值被定义为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于是，这里出现了循环定义，用劳动定义价值，又用价值定义劳动，是同义反复，是用自己定义自己（自我定义）。如果采用西方经济学主观价值论（效用价值论），虽可以避免这种循环定义，但由此引出的“创造价值的活动”的劳动概念的外延将非常宽泛，以至于跟人类的“行为”、“活动”概念重叠，而回到前述第一个定义下的困境。

由于劳动范畴的复杂、模糊，难以界定，也由于先入为主的客观价值论（劳动价值论）的误导，曾经的传统社会主义国家一度在“劳动”、“价值”的定义、界定问题上，理论界莫衷一是，实践中缺乏依据，只有唯领导（强权）意志是瞻。错谬的“劳动”、“价值”认定，逼得人们在车间、地头耗时间、磨洋工。资本运作、市场营销、工程设计、产品开发、风险管理、资源配置等等领域的劳动被忽视、弃置，导致整个经济运行质量差、效率低。

（二）方法论上的误区

量化分析，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领域中的重要性不可等同视之。一个对象、概念的可度量（计量）性，是自然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而包括经济学在内的人文科学，重在定性研究，重在对一个事实或现象进行解释，即使涉及到量的问题，也往往采取模糊数量概念（多少、大小、密疏、轻重，或者先后、早迟、首末等）来表述。量化研究，尤其精确、细密的计量研究，并非人类行为科学的基本要求。可量化性并非经济学，尤其理论经济学概念的必不可少的要求。

主观价值学说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不同的个人主观上赋予物品（服务）对自己的效用的评价，而不归结为物品本质蕴含的属性。这种学说否定了价值的客观实体性、标准的一致性，及可计量性或者确量性。但这并不影响其对事实的解释力、理性说服力，也不妨碍它成为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基础概念。

而对于客观价值论的劳动价值论，它把价值的来源、本质归结为物品本身所具有的“客观”属性，而与人的主观评价无关。价值，就像物体具有的重量、颜色、味道一样，并非因人而异的主观判断，而是一视同仁的客观实在——一般人类劳动的凝结。对于这种描述纯粹客体属性的概念，与纯粹主观性的概念相比，更靠近自然科学的思维、研究方法，即概念必须具备可观测性、可度量性及确量性。

于是，对劳动的计量，并找到一个稳定、统一的劳动计量标准，成了劳动价值论的必须解决的问题。马克思的解决方案是弄出一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即在现有正常的社会生产条件下、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某一产品所需要的人类劳动（时间）”。但很显然，这对问题的解决毫无帮助。要得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得到一个“一般人类劳动”的标准单位。这又必须将人类所有形式的劳动（包括简单劳动、复杂劳动，脑力劳动、体力劳动，物质生产劳动与服务性劳动，甚至物化劳动与活劳动……等等）都实行通分化约，使之成为一个同一标准单位的倍数。事实证明，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劳动太复杂、太多样、太多变了。人的智能与技术工具不仅目前而且在未来也无望达到完成这个任务的水平。客观价值论可谓作茧自缚、自掘坟墓。

（三）劳动与价值的关系

“价值”是经济学核心基础概念。有人高抬，或者难以割舍“劳动”概念，是因为他们认定劳动与“价值”概念有直接的、重要的联系，即古典经济学所认定的“劳动价值论”——劳动创造了价值，价值是由劳动构成的。

一个社会理论最主要的功能是能合理解释事实。劳动价值论的困难在于它遭遇到大量难以解释的事实。首先，一些没有劳动凝结或者极少劳动凝结的物品，如自然金块、钻石、矿石、木料等等，具有价值甚至极高的价值。其二，同一样物品，在识货者与不识货者眼中，评价极不相同。一个物品在渴求程度不同者眼里的价值也不同。拍卖场的事实是一个典型。其三，同一物品，在不同的时空下，具有不同价值。冬衣，在寒带地区值钱，但在热带不值钱。沙漠地的淡水，比其他地区的淡水值钱。假如是劳动凝结产生价值，并且劳动量决定价值量，那么上述事实就无法解释。

另外，由于劳动计量的不可行，客观劳动量、价值量无法确定和计量。物品中含有多少劳动量，不同物品之间，甚至不同生产者生产的同类物品之间的劳动量、价值量的比较，也是不可能的。由于劳动量的不可计量，在劳动价值论盛行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中，价值的衡量、劳动报酬的认定往往与劳动无关，而与领导意志相关。“劳动好不如与领导关系好”，甚至“关系就是生产力”。“按劳分配”的潜台词实际上是“按领导意志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真意是“不听话者不得食”。

19世纪后期应运而生的主观价值论对我们观察到的价值、价格事实所做的解释更为合理。它认为，价值其实不是物品“内在”的属性，而是人们各自赋予某物的对于各人自己的效用的评价。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作出对世界万物对于自己效用的评价，赋予每一物品（服务）以独特的价值。这种主观价值论，对价格现象竟有更加合理、到位的解释，也为包括供求规律、价格规律、均衡分析、市场机制、自由竞争、契约信用、机会成本、风险评估、博弈等概念、理论的拓展进深提供基础铺垫。主观价值论的产生，彻底突破了禁锢古典经济学发展的桎梏，使现代经济学的发展繁荣有了可能。

三、“劳动”，难为经济学之利器

经济学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效率、公平及其关系的问题。在处理这一经济学基本问题上，“劳动”概念及其理论不是一个好工具。

（一）效率问题

常识告诉我们，要分配，先得有可分配的物品（财富）。先生产，后分配与消费。画饼不能裹腹，取卵焉可杀鸡。应当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效率问题是关乎稀缺资源下资源最佳配置与运用的问题，是投入产出、成本收益比率问题，也是关乎生产最佳组织问题。这里涉及三个层面的问题：

首先，是动力或目的问题——人为什么要追求效率？动力或目的，乃关乎人的利益，人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可单纯理解为货币收入）又以自利为根基。故此，对自利、需求、偏好等概念，以及对人的需求（利益）、行为偏好（目的、目标）的研究乃是经济学的重要基础，而劳动概念对此是不得其门的。

其次，效率问题涉及人的行为方式与行为目的之关联性研究，这里涉及经济过程的制度性安排，所谓人的行为的制度环境，如产权分立，货币、交易、契约、企业组织、贸易政策等等。这里属于制度经济学领域，更没“劳动”什么事。

再接下来，是对人的行为方式本身的研究。这便涉及效率的另一重要内容——如何以最佳方式达成人已设定的目标，如分工、比较利益规律、泰罗制、福特生产流水线、规模经济、熊彼特创新、投入产出模型等等。在这里，“劳动”概念也太抽象，对此类有关生产力的具体问题的研究并无切实帮助。

（二）公平问题

公平问题也就是所谓分配问题。分配问题并不是一个独立问题，它与效率问题紧密相关。真正的公平必须是在效率优先的条件下的公平，缺乏效率的“公平”，是伪公平。往往在处理、解决效率问题过程中，分配（公平）问题也随之得到基本的处理、解决（可分配之物）。

在处理动力问题时，自利原则即为分配的基本原则，即人之所以采取行动，付出劳动，乃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利益得到最大满足。谁投资、付出，谁得回报，自己劳动成果属于自己，这是公平分配、天经地义的第一法则。假如要求人们不为了自己的好处、利益，而为了他人而采取行动、付出劳动，这是不合理，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

其次，根据效率问题第二层面的制度性安排，劳动成果是在市场中得到价值实现，其价值实现（分配）乃是受制于市场规律，由市场机制调节的。因此自由竞争、自愿选择、对等谈判、尊重契约等市场原则，成为公平分配的第二法则，这也是合理分配的制度安排。

再次，跟效率问题的第三层面相关，人的智慧与汗水的付出必定影响到其收益（分配），所谓天道酬勤，天道酬智。无论作为投资者、生产经营者，还是受雇者、自雇者，都是依靠自己的智慧与辛劳获取报酬。巧干加勤奋者，必得公平回报。这算分配（公平）问题的第三层面。这里，“劳动”挨点边，但也是太笼统、空泛，难及实质。

由此看来，效率、公平问题的关键依然是制度问题，跟产权制度（确保自利原则的落实）、市场环境（确保价值实现的公平机制）及生产组织安排（确保人行为的微观层面之果效）相关，“劳动”概念及其理论基本派不上用场。

综上所述，“劳动”概念之所以在西方经济学发展中走向式微，乃是由于它自身概念在逻辑上的缺陷以及其处理经济问题上缺乏功效所致。笔者拾人牙慧，套用维克多·雨果在《悲惨世界》中的 “无神论，人类不称职的向导” 这句著名警语格式，将此文的结论也用这样的句式表述：“劳动，经济学不称职的向导”。

参考文献：

[1] 大卫·鲍兹.古典自由主义——入门读本[M].北京：同心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亚当·斯密.国富论[M].高格，译.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

篇6

关键词： 波普尔；索罗斯；西方当代经济学；理性；心理学

中图分类号：F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1-0152-02

20世纪30-50年代流行于西方的逻辑实证主义流派一直影响着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直到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科学哲学的出现，对西方经济学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证伪主义是波普尔在经济学中的遗产，具有合理性和进步意义，它强调“不断证伪”和“逼真度”，与经典经济学理论契合颇深。

是一种历史决定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的运动都有一定的规律，并预言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必然会灭亡。波普尔却认为自然界的运动有规律可寻，而人类社会的变化却是无规律的。从批判理性主义的角度，波普尔对的理论和实践作出了分析性的批判，但是他批判的对象不是马克思本人，而是一些所谓的“庸俗的者”，这种庸俗的不具有科学性。同时，他又是对马克思的经典经济学的更新者。在他看来，科学的理论不适用于普世，“真伪不对称性”是波普尔哲学思想的核心。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运用哲学的思维来判断经济形势的金融家，在伦敦经济学院受其导师卡尔·波普尔的证伪主义哲学的影响下，提出了反射性理论。他将这一理论运用到金融证券实践中，并获得巨大成功。他认为参与者对事实的认识是有限的，不像经济学上经常假定的理性人以及对市场拥有完整信息，同时他认为事实有其内在的规律性，其内在的客观性最终决定走向。尽管刚开始，卡尔·波普尔对于索罗斯的经济能力并不看好，但他从推销手袋做起，二十多年后，无疑已成为现代经济世界中的一股强势力量。

他的“彻底可错性”观点认为，人类的思维和客观之间存在扭曲，不完全了解这个世界，也绝不可能有人掌握绝对的真理。在较深的层次上，他与波普尔的科学观产生根本性的分歧，明确表示完全不赞成波普尔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法论统一的思想。在他看来，相对于自然现象，社会现象的非客观性显而易见，社会科学完全模仿自然科学是不正确的，还可能有不好的结果产生。

就知识层面来说，索罗斯对于西方当代经济学并没有深入的研究和掌握。他只是就西方经济学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有初步的认识和批判。他认为经济学最核心的思想应把经济学当作自然科学来研究，达到观念和概念的“均衡”。其次，索罗斯还批判了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在经济学研究中占据了主流地位，对人类有着巨大的影响，以概念、数据及输血模型为基础，是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索罗斯强调了经济研究方法的实证性、均衡性等。他对于经济学的科学性也给予了批判，要改变信念，用“可错性”替代“科学性”，彻底否定自然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适用性和确定性。然而，他完全赞同波普尔的反对归纳法推崇演绎法。

从上述简要介绍中，我们可以看出索罗斯的经济思想与西方经济学的本质差别。

从研究对象角度来看，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是对立关系。西方经济学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欧美经济思想理论上来说是否定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有着“西方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论断传统，强调当代西方经济学脱离了对经济本质的分析，只描述了经济现象的表面联系，不能触及到经济问题的本质。他们的基本立场是坚持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总体分析。①肯定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伟大成就，同时也认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应与传统经济学思想相互学习。

在经济学的认识中，人的行为是受外在刺激的一个良性反应，与受到的内在心理刺激并无大的关系。反观心理学，则认为人类的行为是以一种自觉的、理性的方式来进行。心理学与经济学不同，不推崇“理性”，他们认为理性并不完全影响人的行为决策。总而言之，经济学重视外在刺激，而心理学则重视内在刺激。不仅如此，经济学趋向正规化、逻辑化，而后者更强调问题的本质特征。尽管两者在这方面存有差异，但在某种程度上同样会出现一定的融合和交叉影响。

心理学在经济学领域中一般有两类：一是运用心理学能够解释经济学中的一些现象；二是心理学同样也能解释经济学不能解释或者解释不全的现象。例如在金融领域中有很多现象是以往的经济学难以解释清楚的。

现今的市场经济是自由的，价格决定了生产的方向，而消费者是有权利和有能力去决定他们是否要在商品上消费。理性思维是认识的高级阶段，包括概念、判断、推理、假说何理论等形式。在《实践论》中指出，理性的东西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②就房地产行业来分析，房价的持续抬高离不开人们的从众心理在作祟。从心理学角度看，从众心理是现今社会的一个普遍的心理现象，是一种非理性思维，在经济学上称这种现象为“羊群效应”，原先是指在一群羊中有一只羊突然跑起来，其他的羊也会跟着一拥而上。因而，在市场上，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人做出某个决定，往往就会引起大众跟随。房价的逐年增涨，这本是正常的现象，但涨的太快就不免是由于一部分人的从众心理“炒”出来的。这种非理性思维是盲目的，往往会使人失去客观的判断能力。这就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解释的结果。

所以，实践证明，心理学的发现和运用大大的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为经济学能够更加完善地解释人类的行为提供了创新的见解。近年来，心理学对人类行为的新发现和实验成果使得传统经济学的很多理论遭遇被改写的命运，当代经济学不得不朝更加坚实的新方向发展。

注释：

①霍华德·金.经济学史[M].顾海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64-70.

②.实践论[M].人民出版社，1952.

参考文献：

[1]钱小虎.浅析宗教的世俗化倾向[J].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01）.

篇7

【关键词】回归；教学；体会

回归是计量经济学中的基本概念，在一定意义上讲，计量经济学是关于回归的学问，学好回归是学好计量经济学的关键所在。从内容上来说，回归是计量经济学的起点，也是计量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它贯穿于计量经济学的始终，学好了回归就为学好计量经济学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因此，回归的教学在计量经济学的教学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回归是一个高度抽象的概念，是计量经济学教学中的一个难点，如何让学生听得懂是考验教师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的一个重要环节。笔者结合多年来的教学实践，谈谈回归教学的几点体会。笔者认为，要教好回归，应该回答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回归的本质是什么，二是如何从数学的角度对回归进行完整的描述。谈谈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回归的教学体会教学改革教学改革谈谈计量经济学课程中回归的教学体会

一、回归的本质

回归的概念来源于生物学。生物学家高尔顿（Galton）在研究人的身高时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在高个子人群中，下一代的平均身高会低于高个子本代的平均身高；而在矮个子人群中，下一代的平均身高则会超过本代的平均身高，也就是人的身高存在一种趋势，即向整个人群平均身高靠拢的趋势。高尔顿将变量向均值靠拢的趋势称为“回归”。

现代意义上的回归来源于高尔顿生物学回归，但又有别于高尔顿生物学回归。共同点在于，两者都是就均值而言的，都是指向总体均值的集中趋势。而区别在于，后者只涉及一个变量，而前者则至少涉及两个变量。下面以一元线性回归为例，并以一个经典的例子进行说明。

假设有两个变量，X为家庭可支配收入，Y为家庭消费支出。我们考察收入为Xi的家庭的消费支出（Yi）情况。在收入为Xi的所有家庭中，尽管这些家庭的收入相同，但受家庭人口数不同，消费习惯不同等因素的影响，它们的消费支出Yi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尽管收入Xi给定，但相应的消费支出Yi是一个随机变量，如图1所示。然而，计量经济学家关心的不是消费支出Yi本身，而是它的条件均值E(Yi|X=Xi)，简记为E(Yi|Xi)。这是因为均值有如下性质：（1）变量的均值包含了其所有变量值的信息。因为均值的计算利用了变量的所有变量值。（2）变量的均值是其所有变量值的一般代表。这是由性质（1）决定的。举例来说，欲比较两个班级某门课程的学习成绩，我们都知道只需比较这两个班级该门课程的平均成绩。为什么进行比较可以借助于平均成绩而不可以借助于最高成绩呢？原因就在于变量的均值包含了其所有变量值的信息，它可以作为各变量值的代表。而班级的最高成绩则不具有这种代表性，因为它不含其他变量值的信息。（3）变量的均值是其各变量值的合理预测值。理由是，各变量值偏离其均值的程度最低，或者说，用变量的均值来预测其各变量值所产生的误差平均起来最小。这是因为，若C≠E(Yi|Xi)，则E［Yi-E(Yi|Xi)］2＜E(Yi-C)2

也就是说，对于给定的解释变量的取值Xi，如果知道了条件均值E(Yi|Xi)，便可以用它来预测被解释变量Yi。条件均值E(Yi|Xi)反映了被解释变量Yi的集中趋势，抓住了这个条件均值就抓住了问题的主要矛盾，主要矛盾（E(Yi|Xi)）解决了，次要矛盾（Yi)也就迎刃而解。因此，回归的本质是条件均值E(Yi|Xi)。

二、回归概念的完整描述

当解释变量X发生变化时，相应的条件均值E(Y|X)形成的轨迹称为总体回归线，如为直线，则称之为一元线性回归：E(Y|X)=β0+β1X。不论解释变量X如何变化，此总体回归线代表了其对应的被解释变量Y的集中趋势。知道了这条总体回归线，只要给定解释变量X的值，便可以利用它预测相应的被解释变量。因此，计量经济学的目标就是要寻找这条总体回归线。但遗憾的是，我们手头上没有总体数据，这条总体回归线是未知的，回归理论要解决的问题之一是如何利用样本数据去估计这条未知的总体回归线。

估计总体回归线的方法有多种，传统的方法是最小二乘法，也称最小平方法（OLS），其原理是：从总体中随机抽出一个样本：(Xi，Yi)，i=1，2，…，n。这n个观测对应图2中的n个点，它们来源于总体，含有总体回归线的信息，我们可以利用这n个点构建一条最佳的直线=+X，称为样本回归线，然后利用这条最佳直线去估计未知的总体回归线。现在的问题是，什么是最佳的直线？衡量最佳的标准是什么？对于最小二乘法而言，这个最佳标准是样本回归线偏离n个观测的总偏差最小。那么，用什么来衡量这一总偏差呢？人们自然会想到∑ni=1|Yi-i|。但问题是这个总偏差中含有绝对值，求这个总偏差的极小值时数学处理极不方便。但将这个绝对值直接丢掉又会导致恒为零，既不能使偏差Yi-i（也叫残差）相互抵消，又要去掉这个绝对值，一个可行的方法是平方，即用残差平方和∑ni=1（Yi-i）2来衡量总偏差。根据残差平方和最小这个准则来构建样本回归线的方法就是最小二乘法。构建样本回归线的问题就转化成了求∑ni=1（Yi-i)2=∑ni=1［Yi-(β0+β1Xi)］2的极小值问题，这个残差平方和可看成是β0和β1的二元函数，分别对这两个参数求偏导即可得到它们的估计和，从而构建出样本回归线=+X。回归理论的思路是：用样本回归线估计总体回归线，再用总体回归线预测被解释变量，即=+XE(Y|X)=β0+β1XY。用总体回归线E(Y|X)=β0+β1X预测被解释变量Y自然存在误差，此误差称为随机扰动项，记为ui=Yi-E(Yi|Xi)，但此扰动项不可观测，自然会想到用残差作估计量：ei=Yi-i。由扰动项和残差分别派生出两个方程：

Yi=β0+β1Xi+ui和Yi=+Xi+ei

因此，要完整地描述一元线性回归的概念需要有“两线”、“两误差”和“四方程”。“两线”指的是总体回归线和样本回归线，“两误差”指的是扰动项与残差，“四方程”指的是：

E(Y|X)=β0+β1X（1）

=+X（2）

Yi=β0+β1Xi+ui（3）

Yi=+Xi+ei（4）

其中，方程（1）是回归的本质，也是回归理论的目标。方程（2）是方程（1）的估计，二者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方程（4）是对方程（3）的估计；方程（3）有着完整的经济学含义，即被解释变量的影响因素分为两部分：解释变量和扰动项。扰动项是计量经济学模型区别于其他模型的本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讲，没有扰动项就没有计量经济学。扰动项好比是一个大箩筐，除了解释变量以外，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都往里边装。

【作者简介】

程振源（1962-）男，江西新建人，华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从事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的教学与科研.

【参考文献】 

[1]古扎拉蒂，计量经济学基础[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2]贾俊平等，统计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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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经济学的理论范式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提出并在《科学革命的结构》（1962）中系统阐述的。由于范式概念是库恩整个科学哲学观的中心，他试图以此来概括和描述多个领域的现实科学， 而不仅仅是对科学史和哲学感兴趣，因而从不同方面、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对范式概念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说明。很多人没有注意到库恩思想的这一特征， 往往根据自己的需要引述库恩的某一解释来阐述自己的问题。因而不免出现某些偏差。英国学者玛格丽特。 玛斯特曼对库恩的范式观作了系统的考察， （1987）他从《科学革命的结构》中列举了库恩使用的21种不同含义的范式， 并将其概括为三种类型或三个方面： 一是作为一种信念、一种形而上学思辨， 它是哲学范式或元范式； 二是作为一种科学习惯、一种学术传统、一个具体的科学成就，它是社会学范式； 三是作为一种依靠本身成功示范的工具、一个解疑难的方法、一个用来类比的图象， 它是人工范式或构造范式。虽然范式的首要含义在哲学方面，这也是库恩范式的基本部分， 但是， 库恩的创见和独到之处则在于范式的社会学含义和构造功能。与一般科学哲学思维的抽象性相反， 库恩特别强调科学的具体性，并把具体性看作是科学的基本特性， 因为他认为， 一套实际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对于有效的科学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 它不仅是一个科学共同体团结一致、协同探索的纽带， 而且是其进一步研究和开拓的基础； 不仅能赋予任何一门新学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决定着它的未来和发展。这样一来，库恩也就把具体性作为自己哲学思想的核心， 在实际的“图象”、“模型”和“哲学”之间划了一条界限，使自己的思想与其他科学哲学区别开来。库恩的构造范式就是这种实际的“图象”和“模型”，它不仅使常规科学解疑难的活动得以完成，从而成为开启新学科的契机和手段， 而且在应用模型和形而上学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相互关系， 解决了从一般哲学理论转向实际科学理论的途径问题。我们以下的分析主要是讨论和运用范式的后面两种含义。

经济学的范式一般总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 （张宇燕，1993）以分工、交易和合作为内容， 以供求均衡分析、边际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为方法， 而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 它是从不同的经济学理论中抽象概括出来的。然而， 不同的经济学理论却有不同的理论范式， 这些具体的理论范式虽然没有超出和脱离经济学一般范式的范围， 但以上各个组成部分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侧重方面、联结方式均不相同， 因而使得不同经济学理论的理论体系也大相径庭。

在以经济效率为中心这一基本观点上， 各种经济理论学说都是一样的， 区别在于强调得够与不够， 是否能贯彻始终。

新古典理论对此十分明确， 而且一贯到底。它其所以专注于资源配置的研究， 就在于寻求有效配置资源的方式， 它其所以推崇市埸制度， 就是因为市埸是一种有效配置资源的机制； 它关于在一定条件下的最大化的概念， 以及以此作为对一切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之基础， 正是以经济效率为中心的具体体现。翻开新古典经济学教科书， 效率观念和效率思想会深入到每一个读者的脑海之中， 融化在他们的思维之内， 成为他们的科学习惯和科学传统。

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范式中， 效率中心也是看得出来的， 传统经济学其所以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目的， 所依赖的正是经济效率的不断提高； 其所以特别强调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 就是因为在它看来， 只有这样做才能减少和避免失衡和浪费， 从而获得和保持经济运行的效率； 传统经济学把创造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 也说明了这一问题。孙冶方的《社会主义经济论》提出“以最少的劳动消耗取得最大的有用效果”作为“贯穿全书的红线”（1985）， 是其中对经济效率中心表述得最清楚的。但是， 在传统经济学中，效率中心的思想和观念并不十分坚定， 也没有贯彻到底， 当传统经济学致力于政策解释、道德说教和价值判断时， 往往就离开了效率中心， 甚至用公平、平等代替了效率。

经济学的理论范式都离不开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 但这种考察在每一种理论中都有着明显的不同。

亚当。 斯密对之进行了初步而全面的考察， 形成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范式。在《国富论》中， 斯密不仅说明了分工的好处和交换的意义，而且说明了分工和交换的关系， 所谓“分工受市埸范围的限制”， 就意味着人的生产活动以人的交换活动为条件， 进而揭示了分工和交换是国民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源泉； 斯密提出了“简单天赋自由体制”或称自由竞争、自动调节的市埸模式， 建立了一个进行经济分析的原始模型， 但又不把它作为一个假定的抽象概念， 无条件地、绝对地坚持它， 而是提出了种种限制和例外， 表现了对其他交易方式的肯定； 斯密通过“简单体制”找到了个人自由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互补性， 揭示了合作及其秩序的意义，不仅说明了人们之间存在着和谐一致的合作， 而且存在着矛盾和冲突。

克思继承和发扬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全面考察了分工和交换、生产和交往、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及其相互关系， 恩格斯把生产和交换看作经济曲线的纵坐标和横坐标； 马克思特别注重于人与人之间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的分析， 同时对“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和“全体自由人的联合”（1972）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从而以人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交互影响为基础， 描绘了一幅历史发展的图画。

新制度经济学坚持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不仅坚持了康芒斯提出的交易和交易方式的概念， 用它来代替生产关系和交往方式之类的抽象概念， 以为经济分析的基本概念， 进而考察了除市埸交易以外的其他交易方式， 而且提出了交易费用的概念， 并将其纳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的分析之中， 对分工、交易和合作，即人类的全部经济活动作出了统一的解释。

新古典经济学偏离了古典经济学的传统， 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范式。这集中反映在对分工、交易和合作的考察中。它分析了资源配置和生产费用， 考察了规模经济和技术选择， 还讨论了市埸结构， 也就是考察了分工的状况和经济性。所谓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 就是合理的劳动分工； 所谓规模经济， 就是分工及其基础之上的集中所到的节约和利益； 所谓市埸结构， 实际上就是分工结果在市埸上的表现； 而技术选择， 实际上就是进行分工的方式； 至于在生产过程中发生的成本， 即生产费用，就是不同资源配置方式和技术选择方案的代价， 也就是作为生产方式基本形式的分工的成本。但是， 它没有也不能对分工及其程度的决定和发展作出解释。新古典经济学不仅研究了市埸交易， 而且以此作为全部内容， 同时对自由市埸体制作了绝对的、无条件的解释， 新古典的均衡就是市埸供求均衡和市埸自动实现的均衡， 新古典的最大化既是市埸交易的前提， 又是市埸交易的结果。尽管如此， 新古典经济学对交易的研究又非常肤浅和非常片面， 由于对交易的考察仅仅局限于市埸交易，而对市埸交易的考察又仅仅分析产品的交易和要素的交易， 因而在新古典理论中，既没有交易方式的概念， 也没有交易费用的分析。新古典理论也考察了合作问题，但是基于对交易问题的局限性， 其对合作的考察仅仅限于市埸中一拍即合的买卖关系和和谐的竞争关系， 也就是说， 在新古典理论看来， 人们之间的合作是无阻碍、无摩擦， 因而是无条件的。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新古典经济学范式的特征不在于它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 而在于这种分析的片面性， 即它只分析了分工、交易和合作的一个方面、一个部分、一种情况， 也就是只分析了它们的物质技术联系和物质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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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熊彼特创新理论；经济理论

中图分类号：F091.35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30-00000-01

一、“熊彼特创新理论”思想之源的传统路线

在新古典经济学方兴未艾的年代，熊彼特提出的“经济发展理论”强调了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创新推动的具有“创造性的毁灭”特征的内生演化过程。资本主义的核心不在于其均衡的力量，而在于使经济系统不可避免的脱离均衡的系统内生力量，这种内生力量就是创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创新经济学兴起，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就被普遍视为创新理论的发端，熊彼特则被中外学者广泛誉为创新经济学之父。由此也产生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思想史问题―熊彼特创新理论的根源何处，由何而来？传统上，研究者主要由两条基本路线对这个基本问题进行研究。

第一条是追溯熊彼特创新理论中的某个关键概念或某个重要思想的起源，其中最常见的探索是对“企业家”和“创造性的毁灭”这两个基本概念的追溯。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就沿着这个路线对“企业家”概念在经济学中的发展做过梳理。当代研究则通常将熊彼特的这两个基本概念最终追溯到尼采。这位德国哲学家强调“超人”，强调“任何创造者必然永远是一位毁灭者”，创造和毁灭与停滞不前对立。

第二条是从熊彼特的求学和学术经历入手，考察个别经济学家或学派对熊彼特的创新理论的影响。目前诸多学者认为，熊彼特创新理论深受马克思和历史学派创新和演化思想的影响。费格伯格就认为马克思内生演化和技术竞争思想对熊彼特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还概括出一种关于持续的内生经济演化（变迁）的“马克思―熊彼特模型”。在熊彼特本人的评价中也能得到这种强烈的暗示，他曾经说过：’马克思所分析的是经济结构中不断变化的过程，这一过程永远不会达到均衡。有关内生动力的演化过程思想是马克思的独特贡献，这种思想在理论目标上与熊彼特自己是相同的。德国历史学派对创新理论为核心的熊彼特理论的影响则是在相当晚的时期才被关注。熊彼特的理论的在社会整体观、经济发展观、方法论诸方面深受施穆勒及其以后德国历史学派影响。在中国，围绕“施穆勒纲领”，贾根良和黄阳黄的研究阐述了“施穆勒纲领”所包含历史学派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经过新历史学派经济学家桑巴特、韦伯、斯皮索夫等人发展后，对熊彼特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他们还指出，德国历史学派在“企业家精神、创造性的毁灭”等关键概念上影响了熊彼特创新理论。

二、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主要内容

熊彼特创新理论通过三本历史性的著作《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周期》《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解释了经济周期的轮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创新的含义、作用和运作，大公司的创新以及资本主义的毁灭等内容，对经济现象和本质有这些深刻的洞察力和预见能力。这三部作品均以“创新理论”为核心，树立了熊彼特传新理论的崇高学术地位。《经济发展理论》借助“企业家”的概念首次提出和系统论述了“创新理论”，用以解释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和特征。熊彼特明确的提出静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循环流转，动态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发展，经济进化理论既要研究本质问题，也要从实证分析入手，用历史的统计资料来描述经济发展的变动规律或模式。在书中，熊彼特论述了创新的含义与作用，实现创新的条件，创新的结果和运作等问题，开创性的论述了“企业家”的特点和功能，“生产要素的新组合”等。在《经济周期》一书中，熊彼特充分运用“创新理论”解释了资本主义的运行，并根据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统计资料，以创新概念为基础，形成熊彼特的“多层次”的经济周期论。熊彼特首次提出了经济周期的长、中、短三周期论，并认为周期的交织并存解释了创新的正确性，而且个别企业家的行为是具备宏观经济学基础的。经济周期理论表示资本主义的发展离不开竞争的创新，再一次挑战了新古典主义的完全竞争理论，企业家创新的“模仿稳定”是熊彼特传新理论拨打、深刻的体现。《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中运用“创新理论”，推断出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灭亡，社会主义才是未来的必然趋势，从而形成了熊彼特式的“自动与和平过渡”的理论。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通过资本家来获取他的全部前进动力的，而是通过领头的创新家获得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衰败和崩溃并不是应为工人阶级的崛起，而是由于环境发生了变化：个性的作用下降，官僚管理的作用加强，创新活动本身变成了制度化得例行公事，企业家的创新职能日渐衰落，利润将收敛到趋于零。

三、熊彼特创新经济思想的评价与启示

熊彼特关于经济发展的理论、对经济周期的解释和对经济社会学的探索是经济学乃至管理学的重大精神遗产，位于“创新”学说的核心地位，而且成为21世纪的主要思潮。熊彼特提出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是创新，而且资本主义由于企业家新精神的缺失将走向灭亡而社会主义行得通，并指出创造性地破坏市场的均衡才能获得超额利润，不过要避免过时的行业一下子崩溃，需要进行有秩序的撤退，这些核心观点都为我国的经济调整和产业结构升级等难题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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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经济学有关社会资本的研究主要关注社会资本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问题在经济学研究中兴起背景的考察，缺乏对相关文献系统和深入的梳理。

关键词 社会资本 经济发展 经济学

虽然理论界对社会资本的概念和类型尚未形成共识，但是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得到了理论界的认可：在宏观层面，较高的社会资本存量对促进宏观经济增长有积极作用，并有助于解决集体行动问题和提高贫困地区公共资源配置的效率。在微观层面，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的投资和收益存在相关联系，此外可以通过降低信贷市场上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促进金融的发展。同时，社会资本也存在定义模糊和难以测度的理论困境，其非均衡分布还可能造成资源垄断和市场分割，而缺乏普遍性的信任还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一、对经济增长解释的完善

经济学对于“资本”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对于经济增长的解释同样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古典经济学将有形的物质资本当作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强调资本积累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人力资本理论的产生，使得经济增长理论进一步完善。人们开始认识到，以教育、培训、健康、迁徙等形式表现出来的，附着在劳动者身上的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逐渐将注意力集中在束缚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积累的政策上，即为什么不同国家积累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速度不同。经济学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技术知识和组织知识的巨大进步还需要依赖有利于资本积累和市场交易的制度。

二、社会资本与贫困问题

除了关注社会资本对宏观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多学者还将研究焦点集中到贫困问题上。现有文献关于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中作用的论述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家庭层面和社区（组织）层面。家庭层面的社会资本主要表现为家庭的社会网络，家庭通过它拥有的社会网络来获取资源，从而影响就业、家庭福利和贫困的改善。

社会资本在解决贫困问题上的作用受到了学者的关注，构建贫困者的社会资本网络、增加贫困者的社会资本存量已成为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贫困治理的目标。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提供了一种组织信息共享、合作以及集体决策的非正式制度框架，对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缓解贫困起着明显的作用。

三、社会资本的理论困境和非均衡分布

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分析概念和理论模型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和兴趣，而且在理论建构和经验研究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理论发展的困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Arrow 就建议放弃社会资本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资本理论的三个重要概念：信任、规则和网络都不是新东西，博弈论中的“声誉理论”早已涉及，在他看来，社会资本概念最大的问题就是无法测度性和定义的模糊性。此外，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Solow 也认为，讨论社会资本与经济运作的关系是难解、复杂的，“社会资本”概念完全可以代之以“行为模式”一词。在肯定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时，也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问题。国外学者首次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将社会资本的消极因素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是圈内信任导致的封闭性和排他性；第二是对团体内个人成员形成限制；第三就是社会资本具有负外部性，黑手党家族、集团和青少年犯罪集团就是例证。正因为社会资本的非均衡分布，很多学者认为它可能为腐败、裙带关系和寻租行为提供基础，而在经济领域还可能造成资源的垄断和市场的分割。

四、结语

社会资本理论将社会网络、共同规范和信任等非正式制度纳入经济学分析框架，进一步拓宽了经济学的研究思路，为解释经济发展问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经济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很多研究具有开创性的理论意义。作为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种新的研究范式，社会资本理论的学术价值正日益凸显，然而在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中，相关基本理论问题值得加以关注。

首先，要明确社会资本的不同表现层次。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社会资本存在微观、中观和宏观三个层面：微观层面主要指个体通过社会网络所调动的资源，中观层面主要指社会资本特定网络和组织的结构及其特征，宏观层面则涉及社会资本对经济发展、政治发展等的影响。现有研究对于社会资本的概念界定存在争议，很大程度是因为忽视了社会资本的这种多层次性特征。

其次，在同一分析层面上，要深化对社会资本测度的研究。虽然社会资本被确信对于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理论的说服力有待实证研究的支持。社会资本的测度问题一直是研究中的难点，这需要进一步提炼整合社会资本的构成要素，并建立相关指标体系，通过实证研究揭示社会资本影响经济政治发展的内在机制。

从研究的现实立足点看，社会资本理论在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富有价值。中国传统社会向来强调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强大的家族制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正是构成中国传统社会资本的要素之一。这种微观和中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团体内部的认同感和凝聚力，在短期内降低了市场交易的成本；然而从长远看，它强化了团体的排他性，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消极作用。

因此，中国社会当前亟需构建的是宏观层面的社会资本，如社会信用体系的保障、公民参与网络的建立和公民社会的发展等。在社会资本的培育中，既要立足基于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念，同时还必须高度重视法律、正式规则和组织结构的制度功效，政府在社会资本的投资中应该发挥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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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新古典经济学框架成为当代经济学的主流学派以来，作为微观经济理论延伸的贸易理论一直在新古典传统下演进和发展。尽管新贸易理论（NewTradeTheory）代表了一股长期以来对标准的新古典贸易理论不满的暗流，但总的来说，它也只是在新古典传统内部修修补补，难以剔除新古典框架的一些致命缺陷。

80年代以来，以澳大利亚华人经济学家杨小凯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用非线性规划（即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法）和其他非古典数学规划方法将被新古典经济学遗弃的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高深经济思想形式化，发展出新兴古典经济学，使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由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转向技术与经济组织的互动关系及其演进过程的研究。新兴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工具上比新古典经济学更新，而在思想渊源上则比新古典经济学更古。其中，斯密用分工来解释国际贸易的论述被杨小凯等人以个人专业化水平的决策以及均衡分工水平的演进为基础发展成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又称内生贸易理论。本文旨在将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进行比较，并作出一些简单的评价。

二、与传统贸易理论的比较及其发展

可以说，杨小凯是第一个脱离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用分工和专业化来解释贸易现象及其本质的经济学家。他的理论能够解释一些传统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同时澄清了传统贸易理论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观念。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的不同点就在于其所依托的经济学框架存在很大的不同，具体来说体现在如下几点：

1.理论的思想渊源不同

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1）市场竞争在资源配置过程中能使社会福利最大化；（2）劳动分工能使生产率提高并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

应该说，新古典经济学成功地描述了古典经济学的第一个思想，却与第二个思想相冲突。新古典经济学在将市场竞争的作用形式化时，最初采用了无规模报酬的生产函数这种最简单的数学工具，它使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变成了与市场竞争不相容的东西。因为按照斯密的分工理论，分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是基于专业化能够提高生产率的原理，而这一原理与递增规模报酬有关。新古典贸易理论也采用无规模报酬的假设，从而先天不足，以致于企业的组织结构、规模大小、市场竞争地位及其相应的市场结构都对贸易的模式、成因、结构、得益等没有影响。造成这种问题的原因就在于新古典的生产函数只表明一种投入产出的纯技术关系，不允许递增报酬的存在，并且忽视了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生产率的互动关系。

事实上，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重点是专业化、劳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在斯密和马克思看来，劳动分工是经济生活的核心现象，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心，马克思更将其归结为生产关系的研究。杨格（AllynYoung，1928）的经典论文指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最富有启发、富有成果的一般法则就是斯密定理（劳动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注：YoungA.（1928）,IncreasingReturnaandEconomicProgress,TheEconomicJournal,38:P527—42。）然而，由于后来德布鲁把新古典经济学变成公理化体系，用斯密的分工思想来解释国际贸易的理论逐渐地为人们所抛弃。70年代以来，依托于新古典框架的新贸易理论逐步产生和发展，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其不足，但始终难逃“旧瓶装新酒”之嫌。杨小凯用现代数学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充分发挥并加以形式化，创立了以古典经济学的分工思想为基础的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堪称是贸易理论领域的一次革命。

2.前提假设、分析方法不同

就前提假设和分析方法来看，新古典经济学存在三个致命缺陷：第一是采用消费者——生产者的两分法。消费者不生产，必须从厂商处购买所有消费品，因此国内贸易必然存在，消费者不能选择自给自足，也不能选择专业化的水平和方向；而厂商的存在是给定的，所以导致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给定经济组织结构下的最优资源配置问题。这种两分法使得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经济组织如何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无法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等现象。第二，新古典经济学用规模经济概念替代专业化经济概念，而规模经济概念只能表明投入产出间的纯技术关系，却不能反映专业化水平、经济组织结构的演进对生产率的影响。第三，新古典经济学采用马歇尔开创的边际分析方法。边际分析主要用于处理内点解问题，而现实生活中的经济决策往往是角点解问题。（注：角点解意味着某些决策变量的最优值是零。一般讲，买汽车的人不会自己生产汽车，即其购买量为正数，而其生产量为零；在自给自足的情况下，产品的生产量为正数，而其购买量则为零。相反，内点解则意味着决策变量的最优值不是零。）

新兴古典经济学克服了上述缺陷。首先，在该体系中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这意味着每个决策者可以选择专业化方向和水平。厂商的出现也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从模型中内生而来。其次，用专业化经济来替代规模经济那种纯技术概念，并且引入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产生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即专业化一方面提高生产率，使决策者拥有更高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多样化消费的偏好，专业化必然意味着要从其他专业的决策者手中购买更多的商品，这就需要支付更大的交易费用。最后，新兴古典经济学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Inframarginalanalysis），即对每一角点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角点之间用总效益费用分析，这是处理最优决策的角点解所必须的。

3.对贸易基础的认识不同

当代贸易理论公认的一个事实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是对斯密的绝对优势的一个发展。当然，如果静态地看，情况确实如此。但是，如果允许比较优势在模型中内生，并且随着分工的发展而不断演进，那么斯密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绝对优势概念比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更为宽泛和重要。许多经济学家曾指出，个人之间生产各种物品的生产率的先天性差异远不如个人之间由于分工和专业化而产生的生产率差异来得重要。正如斯密所说：“人们天赋才能的差异，实际上并不象我们所感觉的那么大。人们壮年时在不同职业上表现出来的极不相同的才能，在多数场合，与其说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说是分工的结果”（注：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97年上卷，第15页。）。如果我们接受先天的生产率差异（即外生比较优势）作为分工的条件，那么就会导致贸易产品、方向和格局的静态化，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比较利益陷阱的根本原因。而作为分工的结果出现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则预示着一国贸易动态发展和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

基于分工造成生产率差异的内生比较优势能够随着分工的逐步发展而不断演进，而且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是加速知识积累和生产率内生进展的动力并且杨格定理告诉我们，分工存在自我繁殖的机制，因此基于分工和专业化的内生比较优势的演进就成为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持续不断的源泉。而外生比较优势不能内生地演进，对于分工、生产率进步和加速知识积累没有什么影响，因而一国的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就只能归功于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外生技术进步。这是新古典贸易理论无法解释很多现象的根本原因。

根据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如果事前相同的个人选择不同的专业化水平生产不同的产品，只要专业化报酬递增，就可能存在比较优势。这就是说，按照斯密的定义，比较优势可能存在于所有个人事前相同的场合。而根据李嘉图的定义，在这种场合比较利益不可能存在。换句话说，这种比较优势的存在与否，取决于人们对于专业化程度的决策。我们将这种由于选择不同专业方向的决策造成的事后生产率差别称做内生比较优势，而将以外生给定的个人之间的技术和禀赋差异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外生比较优势。

新贸易理论也对此作出了相似的研究。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1989）把以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的比较优势称为后天获得的比较优势，而把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概念称为先天自然的比较优势。

4.对贸易利益的主张不同

按照新古典贸易理论，如果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则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国际贸易必定会产生，而且实行自由贸易能够提高一国的福利水平。新贸易理论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的贸易模型预言，国际贸易总是优于自给自足，因为世界市场上一个经济联合体的规模总比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要大得多。因此，没有政府干预时不可能出现自给自足。那么，国际贸易的存在一定会带来贸易利益吗？它一定优于自给自足的封闭经济状态下的福利水平吗？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通过引入交易效率的概念，能够解释国际贸易之所以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是因为一国的交易效率的改进。交易效率与交易费用负相关，各种交易费用（内生或外生）越高则交易效率越低。如果交易效率极低，则自给自足是均衡，因而无需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如果交易效率得到改进，则国内贸易将因一国之内的分工水平提高而产生。但如果交易效率改进的幅度不是很大，则在没有形成全国统一市场时，贸易可能在各个地方性市场内进行。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改进，全国性市场便因分工水平的提高而产生。如果交易效率继续提高的话，则高效率的分工水平便会要求更大的市场规模与其相适应，此时局限于一国市场之内的贸易和产品交换无法充分利用高水平的分工经济，因此国际贸易便会从国内贸易中产生。总之，国际贸易给一国带来贸易利益的先决条件是该国的交易效率应当足够高，以便适应分工水平的提高，而分工水平的提高需要更大规模的市场与之相适应，由此国际贸易才成为必要。

三、评价与借鉴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对贸易理论的研究作了突出的贡献，其影响是巨大的。它使我们重新思考传统贸易理论中一些已有定论的命题，同时也提供给我们许多新的视角和观点。我们认为，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可能正代表未来贸易理论发展的主流方向。以下简要地对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作几点评价。

1.重新阐释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等贸易理论中的核心概念，在一定程度上将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如果以事前和事后的生产率差别来区分不同的比较优势，那么不同贸易模型中的比较优势就可以划分为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其中，李嘉图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技术比较优势，H—O模型的比较优势称为外生的资源比较优势，新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的比较优势称为内生的专业化经济比较优势。

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国际贸易赖以产生的分工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基于技术和资源不同的外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一种是基于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的内生比较利益的劳动分工。也就是说，从贸易产生的原因看，传统贸易理论的核心是比较利益，而新贸易理论和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则是递增规模报酬。当然，实际经济是两者的混合体，既有比较利益，又有递增规模报酬。如果能够将传统贸易理论与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进行有机的整合，则存在着将现有贸易理论纳入到统一框架之下的可能性。很显然，传统贸易理论不可能包含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因为按照新古典理论，普遍的递增规模报酬会使一般均衡不存在或不是帕累托最优。相反，新兴古典贸易理论却能够包含传统贸易理论。杨小凯（1997）将外生比较利益因素引入基于递增规模报酬的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从而将传统贸易理论的基本思想纳入到新兴古典贸易理论的框架之下，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现有的贸易理论整合到统一框架下。

2.纠正了新贸易理论的错误结论，为其完善和发展指出了一条可行之路。

新贸易理论假定存在规模经济与多样化消费的两难冲突，也就是说，规模经济的充分利用要求与更大规模的市场相适应。如果一国的人口或经济规模很大，则能够更充分地利用规模经济的好处，因此人口的增加会带来生产率的上升。这与日本、香港的经验是一致的，但是却与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的经验相悖，因为对于后者而言，人口增长率高对经济增长并无积极作用。按照新兴古典贸易理论，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是交易效率，人口增长率对于一国贸易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中性的。在印度和改革前的中国，由于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各种纷繁复杂的行业进入壁垒、国内市场诸侯割据、法律法规不健全等等因素，导致交易效率低下，均衡的分工水平很低，因此出现高人口增长率与低生产率并存的现象。而在香港等地，由于高效率的政府、健全的法制等因素保证了高交易效率，所以高人口增长率与高经济增长率并存。

其次，新贸易理论的最大弱点在于根本不存在一个为经济学界广泛认可的不完全竞争模型，所以必须按照不同的市场结构、不同的产品差异性来构造相应的贸易模型，导致新贸易理论的各种模型纷繁复杂，难于统一，无法形成对传统贸易理论的替代。

然而，正如我们下面将要指出的，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性市场是相容的。因此，如果新贸易理论能够正确地解释其递增规模报酬的微观基础，不再基于规模经济而是基于分工和专业化来建立相应的新贸易理论模型，那么就完全可以避开对于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处理问题，从而为其蓬勃发展提供一种新的发展思路。

3.采用每个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的框架，能够说明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中产生，从而将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

按照现有的贸易理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则当国与国之间存在外生比较优势或内生的规模经济比较优势时，国际贸易一定会产生。但是，它却无法解释同样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为什么古时候只有国内贸易就足够了，而现在却需要国际贸易，而且国际贸易量越来越大。这是由于现有的贸易理论假定纯消费者——纯生产者的绝对分离，所以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原理不同。国内贸易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消费者不贸易便不能生存，所以即使没有比较利益和规模经济，国内贸易也会存在；而没有这两个条件，国际贸易便不会产生。

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存在着专业化经济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由于这个冲突，当交易效率低下时，分工的好处被交易费用造成的福利损失所抵消，人们选择低分工水平即自给自足，不需要国内和国际贸易。当交易效率的提高使得分工的好处大于交易费用所造成的福利损失时，贸易开始在很多地方性市场中出现，但国内统一市场是不需要的。随着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国内统一市场出现。如果交易效率再进一步提高，则国内市场规模限制了分工的发展，所以国际贸易成为必要。可见，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是第一个能解释国际贸易如何从国内贸易发展而来，并将国内贸易与国际贸易的原理统一起来的理论。

4.解决了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市场的相容性问题，存在竞争均衡和帕累托最优的一致性。

新古典贸易理论中，多样化消费偏好意味着，一种产品的消费者数目必定很大；规模报酬递增则使得在均衡状态时，该种产品的生产者数目必定很小。一种产品的消费者从而生产者寡，即消费者与生产者地位上的不对称，使得厂商有能力根据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操纵价格，而消费者却无法影响价格。当规模经济普遍存在时，由此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与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竞争性市场）难以相容。

新兴古典贸易理论成功地解决了这一问题，使得贸易理论的发展不必再纠缠于递增规模报酬是否与竞争性市场相容的问题。首先，生产的专业化需要每个人付出他自己的劳动时间，而这种时间显然不能在人与人之间转移和代替，所以对专业化经济而言，劳动时间的规模总是有限的，因此专业化经济所产生的递增规模报酬存在一个界限，即专业化经济产生的是有限度、有范围的递增规模报酬。其次，采用每个人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的框架，则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种职业，这就决定了他买什么和卖什么，即每个人的需求是由其供给决定的，这被杨格称为倒数需求律。在新兴古典贸易模型中，杨格的倒数需求律一直保持着，即消费需求和生产供给总是同时决定的。由于倒数需求律的作用，分工中专业化生产者对其产品价格的操纵能力会相互抵消，因此在新兴古典贸易理论中，以专业化为基础的递增规模报酬与竞争的市场是相容的。这与当代西方的经济实践是一致的。在美国，利用规模经济并不会导致市场失败，因此不需要政府的干预。私人企业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总是争着合并成最优规模的大企业，这不但不会限制竞争、形成垄断，相反却加剧了竞争，因此，存在自由进入的自然垄断并不像新古典经济学描述的那样可怕，而真正可怕的却是由于政府干预造成的限制贸易自由和行业进入自由的行政强制性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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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谓方法论

理论是用来解释现象的一套简单逻辑体系，学经济学和研究经济学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了解社会、推动社会的进步。作为后来者，我们需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要多学习前人的理论研究成果。但是，任何理论都不是真理本身，而且，对于一个现象经常会有好几个似乎都可以解释这个现象、但可能相互矛盾的理论存在。所以，在了解我们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和现象时，我们必须知道怎样对待现有的理论，知道如何取舍，才不会成为现有理论的奴隶。同时，当现有理论不能解释社会上存在的现象时，我们应该有能力进行理论创新，提出新的解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社会进步、经济学科的理论发展有贡献。这也就是经济学的方法论。

二、方法论的重要性

我认为方法论的重要性大体上有如下几个原因：其一，理论的目的是解释现象。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现象时，这个理论就应该按一定的原则或标准来被修正、甚至摒弃，这样才不会理论学得越多，思想越僵化。同时，当一个现象不能用现有理论来解释，如果能够有比较好的方法来深入研究现象，提出新的理论，那么还可以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第二，经济学本该是经世济民之学，是实用科学。在这个时代里，我们有机会接受比较好的教育，我们对这个时代的发展和进步，对中国的重新崛起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怎样让中国重新崛起呢？学好运用理论和创新理论的方法是根本的。大部分学经济学的人可以接受后发优势的概念，从一个国家经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讲，技术的不断创新是主要的动力。作为一个后发国家，跟发达国家有技术差距，利用技术差距来加速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一个机会。但从二战之后，那么多发展中国家，只有少数几个东亚的经济体，日本、亚洲四小龙真正利用了这个技术差距，缩小了和发达国家的收入差距，其他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利用后发优势。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五六十年代主流的发展经济学，日本和亚洲四小龙所采取的经济政策被认为是不对的，但它们的经济发展成功了，那些按主流的发展经济学理论来制定政策的国家，经济发展的绩效却很差。另一个现象是前苏联、东欧和中国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九十年代初整个国际主流经济学术界的看法是苏联和东欧的休克疗法会比较成功，而中国采取的渐进式的双轨制改革是最糟糕的，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计划体制不如市场体制，而双轨制的体制不如计划体制。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回过头来看，按照当时认为比较正确的方法来改革的国家，经济绩效很差，而被认为采用了最差的方式来改革的中国，经济却取得了持续的增长，这说明现有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相当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天下为己任，如果我们用错了理论，对社会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从历史经验来看，我们对主流社会思潮的接受不能是无条件的，只有从我国的实际问题出发，能够真正解释我国的现象的理论，我们才能接受，不能简单拿一些看起来非常有影响的理论，就相信它是对的，然后强加在我们这个社会头上。另一方面，现在有很多现象不能用现有的理论来解释，这是给我们从事理论创新的最好机会，我们有责任分析清楚其背后的因果关系，提出新的理论，这样才能既对理论发展做出贡献，又推动社会进步。

三、方法论中“理性”假设的认识

不管在什么社会里，人都是理性的，所谓理性指的是一个决策者在作决策时，在他可做的选择中，总会选择他认

为是最好的选择。按我的体会，“理性”是经济学的本体，任何经济学的理论都是建立在这个本体论的基础上，不以这个出发点来解释社会现象的理论就不是经济学的理论，反过来，如果以理性为出发点来观察解释社会经济现象，即使所观察、解释的现象和金钱和物资利益无关，也是经济学的理论。理性是任何经济学理论的共同本体，但是每个决策者所面对的约束条件、选择范围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但理性是相同的。不过，理性在不同的约束条件下的表现方式是不一样的。作为学习经济学的人在这点上必须非常的清醒，理性本身是不变的，但是单说人是理性的并不说明任何东西。任何一个经济理论，必须包含决策者，在什么限制条件下，选择有多少，各种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什么，然后才能知道什么是理性的决策者的最佳选择。一个理论是否能用来解释某种社会的现象，决定于这个理论成立的限制条件和相关选择的机会成本和要解释的现象所在的社会是否一致。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和社会主义国家、转型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的人同样是理性的，但是决策者在这些国家面临的限制条件和机会成本是不同的，所以，简单套用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并作为转型中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政策依据，经常会出问题。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休克疗法的改革所以出现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原因就在于把适用于发达国家的理论简单地套用于转型中国家。

四、理论或理论模型的意义

我认为理论的主要功能是澄清思想，而不是解决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经济学的目的仅仅是“解释世界”而不是“改造世界”。怎样的过程可以澄清我们的思想。我认为每一次思想的澄清都只能从所思考的现象逐渐理解其形成机制最后达成概念性的解释。如果我们习惯了直接从先验概念出发来建构现象，把成熟市场社会里的经济模式看作我们自己社会里的经济模式，把完全竞争看作当然成立，从而把利润最大化当成分析企业经济行为的当然出发点。其实，在我们所面对的许多产业，例如电信产业里，竞争始终就不是充分或完全的，于是企业成本的“最小化”始终是个应当询问的问题，从而单位产品的真实成本从来就没有被揭示出来过。理论只是为了想清楚问题，理论对现象的预测能力将随现象的多样性发展而越来越弱，理论只有直面现象才不会丢失。所以，在方法论上我们应侧重于经济学理论的接受、摒弃和创新。

五、对经济学中数学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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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识溢出 经济增长 经济学解释 20世纪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科学技术进步导致了世界性经济的蓬勃发展，而究其原因是有知识溢出的存在，从而把经济增长的创新研究从创造性研究中超越出来，加大了对知识溢出的综合研究，进而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变得密不可分，也为学术研究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知识溢出概念界定

知识的再造则衍生出了知识溢出，知识溢出是经济外部性的一种表现形式，也是知识递阶扩散的一种形式。知识溢出概念的提出最早由Mac・Dougall（1960）在研究东道国接受外商直接投资（FDI）的社会收益时，首次把知识的溢出效应视为FDI的一个重要现象提出来[1]。Arrow（1962）最早的解释了知识溢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将“干中学”引入新经济增长理论，提出“知识溢出概念”[2]。Griliches（1979）把知识溢出定义为从事类似的事情（即模仿创新）并从其他的研究（被模仿的创新研究）中得到更多的收益[3]。更加凸显了知识溢出作为经济外部性的重要作用。

本文认为知识溢出（Knowledge Spillover），是指某一组织的知识，跳过市场交易的平台与其它组织进行信息交换，在不组织和行业之间被动的、无意识的、非主动的扩散、渗透、吸收和创新，而创新主体并没有给知识创造者以补偿或补偿小与知识创造的价值，造成知识创造者的边际知识收益小于边际知识成本的一种经济外部性现象。

二、经济学解释

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空间贸易理论强调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贸易总量，而且能够加快科技，而收敛与否则很好的解释了国与国之间发生知识溢出的有效度。知识和资本（特别是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转移，使贸易国双方的科技。知识和资本水平得到提高，进而产生知识溢出效应。了解对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的内在联系，有利于我国进行战略部署，对缩小东中西部的差距具有积极的作用。

（一）新经济增长理论

由Arrow、Romer、Lucas等[3]开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知识资本的生产存在规模报酬递增，即随着知识的积累，创造知识的边际成本会下降，从而进一步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这样就提高了生产率，促进经济的长期均衡增长。通过知识溢出模型，假定知识是追逐利润的厂商进行投资决策的产物，那么由于会产生知识溢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才不会因固定生产要素的存在而不断降低，造成私人收益与社会收益的不均衡。他们提出的模型的共同点则是：经济增长不受到外生变量的影响，而主要是由经济体系的内生变量而决定的，这种决定使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形成了一种良性的自增长机制。

（二）新空间贸易理论

90年代Grossman和Helpman提出的与“内生增长理论”密切联系的动态贸易模型得到进一步发展，到21世纪随着空间经济学和世界技术边界的缩小，新贸易理论的研究视角应该更多的倾向于空间，因此，新空间贸易理论应运而生。这一理论将知识作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特别是在国与国贸易之间，充分的通过知识解释了国际贸易，以及知识溢出也促进了当地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将知识视为内生增长变量的贸易增长理论认为知识溢出的获取途径有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经济活动，Arrow则将“干中学”引入增长理论，提出私人资本的积累会引起公共知识资本的增加，进而获取了知识，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则是自己创造出来的知识，即对知识的挖掘和再造。

（三）收敛性

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存在内置关系，在经济学上，可以用知识溢出效应解释经济增长的收敛性，而这种收敛与否与经济的发展程度有重要的联系。知识与人才层次和数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并非是越高越好，越多越好，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的层次不高，产业结构的低端性，知识溢出造成人才浪费现象严重，所以说经济发展具有收敛性。即知识与经济的相关性不是直线相关，是一条收敛曲线。对于发达国家，一般是后工业化国家，其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进入知识人才驱动阶段，这时的人才培养与知识的爆炸式增长，恰恰给经济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前景，所以说不具有收敛性。因此，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收敛性可以很好的诠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切合度及发展状况。

三、结论

理论研究表明，知识溢出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机制，它们是一对内生的过程。这种内生性现阶段还没有真正实现知识溢出或经济增长的内生化，这可以在经济学中的经验曲线去进一步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1]Mac・Dougall，Gda，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Private Invest

ment from Aboard：A Theory Approach[J]，Economic

Record，1960.

[2]Arrow K.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J]，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196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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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但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经济学关注的重心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直到20世纪80年代,新发展的新兴古典经济学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关键词:新兴古典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研究范式

以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和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关于分工和专业化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此后,随着经济学新古典框架的构建,以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部分内容共同组织起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理论体系。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关注的重心是价格制度对于资源分配的决定作用而非价格制度协调专业化和分工的功能,这使得经济研究的重点由经济组织问题转到了对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上。由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不能解释诸如经济发展、贸易和经济增长等现象,也无法阐释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经济含义,因此,在它之后,人们又分别发展了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增长理论以及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和新企业理论等多个经济学学科的分支理论,以填补以上空白。这使得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各分支学科,存在理论核心的内在不一致。

致力于解决这些经济理论内在矛盾和冲突的经济学家们经过努力,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采用非线性规划(超边际分析)工具,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了决策和均衡模型,建立起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分析焦点集中在人们的专业化水平决定的社会分工水平对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的意义上。通过对分工与专业化的研究,新古典经济学中所有互相独立的分支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框架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自然而然成为理论的内在核心,并成功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一、新古典经济学主流地位的确定

综观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以威廉•配第和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关于分工对经济发展的意义。斯密提出了著名的斯密定理:即“分工受限于市场的大小”。杨格(Allyn•Young)又将其发展为杨格定理,即不仅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大小,而且市场的大小也同样依赖分工的水平。这种因果循环揭示了分工的网络效应,分工网络效应是基于个体网络决策的,而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则需要采用所谓的“超边际分析方法”。当马歇尔在19世纪末试图用数学框架将古典经济学形式化时,受到当时数学发展水平的限制,他做了一个纯消费者决策和纯厂商决策截然两分的假定,以避免涉及角点解①和相关的超边际分析。马歇尔对需求与供给的边际分析,使他在取得对资源分配问题形式化的成功时,同时也遗憾地导致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精彩思想在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学派中地位的逐渐丧失。通过历史,可以看出这一过程。

1890年,马歇尔出版了《经济学原理》一书,这标志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成形。这本著名教科书的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洞见,即古典的经济组织问题;另一部分则是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价格理论。由于当时还缺少处理角点解的数学工具,马歇尔不能用一个数学框架将他对分工与专业化问题的洞见数学化;而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供求分析,在对资源配置问题进行数学处理时则非常得心应手,这使得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的第二部分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这部分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也得益于对经济学理论研究的数学化,这在形式上更接近一种科学,更接近一代代经济学家所追求的目标,因而关于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也就成了此后经济学的主流。而作为古典经济学理论之核心的专业化和分工这一深刻的经济思想却被淡忘了。

到1948年,萨缪尔森出版了他的《经济学》教科书,这是经济学发展的又一个分界点。他的这本教科书内容分为两个部分,微观经济学部分就是马歇尔对供求的边际分析,宏观经济学部分则是凯恩斯经济学。在这本被无数大学用做标准教科书的教材里,只有一小段对分工和专业化问题表示象征性重视的文字了。这样,在萨缪尔森之后,关于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及其对分工网络决定作用的分析,以及对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研究,在主流经济学里失去了它的核心位置。

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存在针对不同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需要不同的经济学分支理论来给予解释。例如,发展经济学、贸易理论、比较经济学、增长理论以及产权与交易成本经济学、新企业理论等的产生,正是对新古典经济学学科分支之间,理论核心彼此不一致的反映。没有一个内在统一的理论内核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不可调和的矛盾。

二、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兴起

一些经济学家质疑并致力于解决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内在矛盾和冲突。新兴古典经济学正是这样一支最新发展起来的经济学流派,它从传统经济学的困境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深入展开了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的研究,并成功地克服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内在缺陷,取得了很多有意义的成果。

分析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它有三个特点:(1)采用边际分析方法来研究需求和供给,并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基础。因此,社会的分工结构是外生给定的,市场的存在及市场的大小也是外生给定的;(2)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中,厂商的生产条件主要由厂商的生产函数代表,而生产函数是产出和投入的关系,生产力与厂商规模有关,而与个人的专业化水平及全社会的分工水平无关;(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边际分析方法是假定最优决策不可能是角点解,而进行的一种对内点解②的分析。这些研究前提和内容与我们的现实经济生活存在较大差异而遭到质疑。细想这些研究特点的产生,在分工与市场互为前提的条件下,个体网络决策决定分工的网络效应,因此,对个体网络决策的研究就显得特别重要。但由于受当时个体网络决策研究手段的局限,以纯消费者和厂商的绝对分离为前提的理论假定,导致了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这也导致了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对分工研究的淡弃。

1962年,Buchanan和Stubblebine提出了超边际分析的概念,超边际分析方法为个体网络决策提供了分析工具。具体说来,超边际分析方法的运用,首先是对个人选择专业化模式的决策所产生的角点解进行边际分析,然后在不同角点之间进行总效用——成本分析,并最终决定市场的均衡结构。由此产生的所有关于超边际决策(或任意一对参与者是否相联通)的信息称为“组织的拓扑性质”,而所有关于资源分配边际决策的信息只同商品流量大小有关,它被称为“组织的非拓扑性质”。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开始将超边际分析应用于各种决策问题。但是,很多经济学家仍然遵循马歇尔关于纯消费者和厂商截然两分的假定。在这个假定下,角点解是一个例外,而内点解则是一个通例;并且,经济组织的均衡拓扑性质不能严格定义。

直到20世纪末,由张五常和文玫完成了文定理的证明,才极大地推动了对分工网络效应的研究。张五常和文玫等人证明:如果采用一个斯密框架,则内点解就决不可能是最优均衡,而角点解则成为一个通例,其结果正好与外生给定的纯消费者与厂商截然两分前提条件下的结果相反。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揭示分工网络效应的含义,边际分析就不够了,超边际分析成为必需。到20世纪80年代,在此基础上,以罗森(Rosen)、贝克尔(Becker)、杨小凯、博兰(Borland)和黄有光(Ng)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遵循以上思路,从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入手,采用超边际分析方法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并成功地将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与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这些前沿经济学家以超边际分析方法对古典经济学分工演进所展开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一套独立的、相对完备的理论体系,被称为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理论学派所解决的问题是:资源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在不同个体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下发展全社会分工水平,从而不断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而随着分工的演进,生产集中程度、贸易多样化程度、个人的专业化水平、每人的生产率、每人的贸易依存度、社会结构的多样化程度、社会的商品化程度、市场个数都将随着分工的演进而演进。此后,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和完善。这一理论对分工与专业化的深入研究,使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得以在具有新数学模型的现代躯体中复活。

三、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复兴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特定的研究范式。所谓范式,按照科学哲学家库恩(Kuhn,1962)的理解,就是一种“科学共同体”的“共同信念”。这种共同信念规定了该科学共同体共有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为共同体成员提供了共有的理论模型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并成为规定相应学科发展方向的共同传统。库恩给出了范式的一般内涵,在此基础上,拉卡托斯(Lakatos,1978)提出了科学研究纲领,用于范式内部的基本结构的分析。按照拉卡托斯的理解,研究纲领或范式是一个多层次的结构体系,包括内核和保护带两部分。对某种特定的范式而言,保护带是,由种种辅假说构成,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内核是核心,由基本理论构成,是稳定的,不容改变的。

深入领会古典范式的精髓,不难发现,分工和专业化思想是古典经济学的灵魂。古典范式的内核是:分工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按照亚当•斯密的阐释,其内容是:(1)国民财富增长,源于劳动分工;(2)劳动分工成百倍地提高劳动生产率;(3)分工虽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但分工的水平受制于市场范围。但不幸的是,古典经济学的系统理论没有一个好的数学框架来组织,随后的一场致力于将经济学发展成为精密科学的边际革命,则将这一核心问题逐渐挤出了主流经济学的视野。经济学关注的核心问题,也就由经济组织问题逐渐转向资源配置问题。

分析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其带来的结果是:(1)经济研究的重点从专业化和经济组织问题,转向给定组织结构下的资源分配问题。经济组织为什么会从自给自足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企业和市场为什么会出现并变得越来越复杂等现象,新古典经济学无从解释;(2)由于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假定,使得专业化经济概念变得没有意义。因此,专业化经济概念被规模经济概念所替代。事实上,专业化和企业规模是相关但不尽相同的两个概念:专业化的增加与活动范围的缩减有关,而并不一定意味着企业规模的增加。专业化与小而全、大而全的不经济相对应,而不同于规模经济;(3)在以边际分析为基础的理论框架中,资源的帕累托最优配置和均衡总是同外生给定的最高总产量边界联系在一起,因此均衡的总合生产力不再有增加的余地。这个框架不能用来解释古典的经济发展问题:为什么在生产函数和资源禀赋不变的情况下,分工水平的提高却能提高总合生产力?看不见的手是如何协调分工从而促进经济进步的?还有很多经济现象也都无法用新古典微观经济学来解释,比如:城市的出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扩大、生产力的提高、比较优势和贸易依存度的变化等等。

其实,马歇尔也曾注意到供给和需求边际分析的弱点,他因此提出用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来解释社会分工的经济效果。但是,美国经济学家杨格(1928)指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工厂或产业部门的规模产生,而是由专业化和分工产生的。杨格的学生弗兰克•奈特(Frank•Knight,1925)也指出,外部规模经济的概念犯了一个逻辑的错误,因为对所有企业都是外部性的规模经济,不过是一个毫无内容的空壳而已。但是,杨格也无法将他的思想数学化,因而他的思想也一直不能通过主流经济学教科书流传下来。

直到20世纪50年代,数学家发展了线性规划和非线性规划等方法,为处理分工和专业化问题涉及的角点解提供了有力的解决武器。一批经济学家采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才重新复兴了古典经济学的研究范式。新兴古典经济学用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及个人决策如何交互作用决定全社会分工水平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经济的发展历程。遵循这一思想,新兴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的稀缺程度本生不是固定的,市场和价格制度将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来促进全社会分工水平的发展,从而不断地改进资源的稀缺程度。对于一个给定的分工水平,均衡的资源配置是有效率的,但这种给定分工水平下的帕累托最优只是一种局部均衡,而整体帕累托最优包括了最优资源配置和最优分工结构两部分内容,它被称为全部均衡。全部均衡是所有局部均衡中效用最大的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帕累托最优是与生产可能性边界相吻合的,效用最大化同时意味着生产力最大化。但在新兴古典的框架中,由于存在着分工好处与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在交易效率不高时,帕累托最优不会是最高分工水平。只有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帕累托最优和市场均衡才会越来越接近生产可能性边界。这意味着,交易效率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一种推动力量,流通效率决定着生产力水平。当交易效率改进时,它通过提高生产力,减少资源的稀缺性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经济发展。市场决定最优分工水平和结构的功能更主要表现在通过不同个人决策之间的交互作用最终决定的参与市场行为的组织效率上,所谓组织效率,是指给定产品的相对生产和消费量的情况下,分工水平和结构达到最优。而资源配置效率则只是在给定分工结构下(生产力水平或稀缺性一定时)对相对生产量和消费量的最优折衷。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模型,归纳起来有以下三个特征:(1)每个决策者都是一个消费者——生产者,他们用边际分析对每个贸易模式计算资源分配,然后用总成本——收益分析法来从众多的角点解中选择最优的贸易模式和专业化水平。这两步决策程序,就被称为超边际分析。最优决策总是一个角点解而非内点解;(2)生产函数是对每个消费者——生产者设定的,且代表每个人对所有可能的生产活动边干边学的能力。企业制度是随着在当个体决定去选择一个高的分工水平,并且用劳动市场来协调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之间的分工时才会出现。同时,作为个体生产函数组合的企业生产函数也在事后出现。整个行业呈现为一个相互关联的分工网络,使得一般递增报酬和分工的网络效果同一个竞争性的市场是相容的。由于分工经济和交易费用的两难冲突,帕累托最优效用边界可能不同于生产可能性边界。同样,在竞争性均衡中,边际成本定价法不再成立。这一特征使它区别于所有有规模经济的模型;(3)交易费用对均衡的分工网络大小有着重要的含义。随着交易费用系数下降,均衡的分工网络规模扩大,总合生产力和社会福利会提高,而总交易费用也会提高。

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内生了市场结构和分工水平,从而推动微观经济学的研究从关注资源配置问题向经济组织问题的研究转换。在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内,它逐步解释了分工的发展是如何引起市场的出现、企业和货币的产生以及失业和景气循环交替的原因,它解释了新产品、新行业如何由于分工在迂回生产部门的加深而出现,保险业如何为解决分工加深后交易可靠性下降的问题而产生,分层金字塔交易组织如何由于分工加深而为提高交易效率而产生和不断演进……这些不但扩展经济学的解释能力和范围,而且重新将在新古典经济学中互相孤立的经济学分支,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用一个内在一致的核心理论统一起来,所有互相独立的个别理论都能很自然地解释为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分工发展的不同侧面。一旦用超边际分析方法内生个人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然后来分析市场和价格制度如何决定全社会的分工水平,则马歇尔新古典经济学的缺点就可以被彻底克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