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实证研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会计实证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雷・鲍尔(Ray Ball)和菲利普・布朗(Philip Brown)的《会计收益数据的经验评价》(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Income Numbers，以下简称《评价》)，被公认为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问题进行研究的经典文献。该文献由于首次运用实证研究方法对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进行了检验，开创了会计研究领域的新方向，提供了研究会计问题的新方法，因而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

一、作者简况及文献诞生的背景

鲍尔于1965年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1968年获得芝加哥大学的MBA学位，1972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鲍尔现为芝加哥大学商业研究生院的会计教授。鲍尔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财务报告和披露、盈余和股票价格、跨国会计和财务、市场有效性和市场经济机构等方面。他曾于1986年-2000年担任《会计与经济学杂志》的编辑，从2000年至今担任《会计研究杂志》的编辑。

布朗也在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获得MBA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布朗现为澳大利亚的新南威尔士大学会计、银行和财务学院的会计和财务教授。布朗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会计管制、公司治理、披露政策和实务、证券市场对信息的反映和市场的微观结构等方面。除了学术研究以外，布朗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他曾担任公司市场咨询委员会成员、《澳大利亚会计评论》管理委员会委员、《算盘》和《会计和商业研究》等期刊的编委会成员。

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会计研究主要采用的是特定的会计分析模式，鲍尔和布朗认为这种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虽然经过严格推理，但都是一些没有证据或没有经过证实的主张或断言。这种分析模式忽视了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之间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一面。由于缺乏经验验证，用会计分析模式来定义的收益数据引起了会计学家的广泛争论。另外，在20世纪60年代，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出现引起了会计学者的重视。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鲍尔和布朗将实证研究方法引入到会计研究领域。

《评价》一文发表于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会计研究杂志》1968年的秋季号。该杂志创刊于1963年，主要刊载使用分析研究、经验研究、实验研究和实地研究等原创性会计领域论文。《会计研究杂志》因其较早刊登经验研究论文、重视研究方法的创新性和具有有影响的编辑团队而著称。

二、《评价》的基本结构

《评价》一文包括引言、经验检验、数据、研究结果和结论五个部分。该文献的逻辑结构见图1。论文的引言部分主要描述当时对会计收益数据有用性的争论，作者认为争论的原因在于没有经验数据的支撑，认为可以从会计收益数据前后的股价走势来判断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论文的第二部分“经验检验”和第三部分“数据”主要包括所使用的模型(理论依据)、变量、样本和数据的选择标准、数据来源(保证数据的权威性)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论文第四部分“研究结果”包括假设、对假设的检验结果、检验结果的显著性、对结果的解释和研究设计本身的局限性。论文的最后部分“结论”对全文进行了总结，认为会计收益数据是有用的信息，但是由于有其他竞争性的信息来源，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受到了影响，最后作者还提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研究方法进行改进的思路。该文献的基本结构由于其具有科学性、明晰性和实用性，已为运用经验研究方法研究会计问题的会计研究者广为采用，目前已成为经验研究论文结构的主要范式。

三、《评价》的主要内容

(一)选题的热点性在该文献的引言部分，作者从“会计收益是否有用”这一争论焦点出发对在此之前的会计理论进行了批判。作者认为，当时的会计理论之所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框架，主要在于当时的会计研究方法存在缺陷：缺乏可穷尽性(不能包含所有相关的有证据支持的假设)、解释能力差和不能判断相关的竞争性假设。为了适应当时经济环境变化的需要，出现了许多新的会计实务，如合并、租赁、并购、研发费用、物价波动、税收等。由于这些会计实务缺乏统一的会计理论指导，因而在这些新的会计实务中出现了不一致的现象，这必然降低了“净收益”的可比性，从而降低了其有用性。有会计学家认为，净收益数据仅是一系列程序运用到一系列事件后得到的结果，是不同质部分的累计，因此，净收益数据本质上不能被定义。作者认为，在没有进行经验检验的基础上根据会计分析模式得出由于会计收益缺乏实质内涵的结论是不妥的。随后鲍尔和布朗综合了相关因素，确定用净收益数字的内容以及时间两项内容来共同验证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

(二)变量设计的巧妙性确定了研究的主题，作者在众多会计收益数据中选择最有代表性和在计量模型上最能表述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考虑到股东对净收益数据和每股盈余较为关注，作者选择了这两个变量作为会计收益数据。在确定会计收益数据的信息含量时，借鉴了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和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文章首先引入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说。是指在资本市场上总会有一些投资者愿意付出一定的时间和金钱来收集和分析有关信息以作出更优的投资决策，这些投资者比其他投资者有信息优势，在资本市场上的操作会让这些信息迅速反映在资本资产的价格中。当有大量的这种投资者时，资本市场会常迅速地调整资本资产的价格，使这些投资者不能获取更多的非正常报酬。需要注意的是，资本市场有效并不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包含了所有信息，因为资本资产价格的调整过程受相当多因素的影响，是复杂的。不过，资本市场有效意味着资本资产的价格不存在序列相关性，即价格是随机波动，证券价格变化的唯

一原因是出现了相关的、非预期事项，而非预期事项是随机发生的。因而，这时可以认为资本市场总体是有效且无偏的。

根据上述理论，作者提出可观测的股票价格波动与信息--之间的联系，可以证明会计收益所反映信息是有用的，因而将会计收益同股票价格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对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关键是要区分对于特定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特定信息和对所有公司证券价格有影响的系统信息。作者构建了市场预期收益的两个选择模型来考察市场对会计收益数据是如何反应的。

鲍尔和布朗把影响公司盈余的因素分离为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系统因素影响所有的公司，这样某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和其他公司上一年的盈余，可以通过这种特定方式进行联系。如果这种联系是稳定的，可以将这种稳定的联系用固定的函数形式表现出来，此时可以根据其他公司的收益得到某一公司当年收益的条件期望。这样，未预期盈余变动可以通过计算实际收益的变动与条件期望变动的差异得到估计，他们将这个差值定义为当前收益所传递的信息含量。同时作者假定：由企业财务及其他政策改变所导致的盈余变化，在第一次估计前已经被收益的平均变化所反应，即宏观经济和政策改变同时影响企业收益，可以将其进行联合估计。

对未预期盈余的估计，作者首先采用最小二乘法(OLS)求出每个样本公司每年的盈余变化和其他所有公司盈余平均变化(市场盈余变化)的线型回归系数和截距项。再将市场盈余平均变化作为自变量代人上述过程得到的回归模型，计算出盈余变化的预期值。最后未预期盈余变化值(预测残差)即为盈余变化的实际值减去盈余变化的预期值。从未预期盈余变化的估计中可以发现作者是剔除了市场效应的，即不考虑系统因素仅考虑特定因素。

同样，影响公司股价或股票报酬的因素也有系统因素和特定因素。作者首先运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分离系统因素和非系统因素，使用与计算未预期盈余变动相同的方法计算出预期证券报酬率和实际报酬率的偏离程度。再计算出所有样本公司的股票收益率的残差(异常报酬率)。由于市场是有效的，公司股票价格会对新信息迅速进行有效的调整，那么就可以用残差表明新信息对公司股票报酬率的影响。为了对统计有效性进行检验，鲍尔和布朗采用了一个替代模型――幼稚模型。在该模型中预期盈余的替代变量是上年的实际盈余，则未预期盈余变动就是当年盈余与上年盈余的差额(盈余变动)。幼稚模型没有剔除市场效果，仅检验了每股盈余指标。

(三)方法的创新性列会计收益与股票价格之间关系的研究，作者采用的是事项法，事项为盈余公告。采用的事项窗是第t年和第t+1年的前半年，采用的估计窗截止到第t－1年，由于当时无法取得日数据，因而选择的事项日是第t年的盈余公告月。文章用于计算有关的系数以避免估计误差所选用的估计窗是1946年～1956年的11个财务年度。选择的事项窗是1957年～1966年的9个财务年度。事项法的应用选择事项目非常关键，考虑到《华尔街日报》登载年度盈利预测、初步报告和完整年度报告等三种类型的年度报告，另外由于初步报告中的净利润和每股盈余与随后的正式报告中的数据相同，而且初步报告中的这两个数据比预测盈利报告中的数据更准确，因此作者选择的事项日为公司将初步报告登载于《华尔街日报》的日期。

(四)样本的可比性和数据的可靠性　作者在选择样本时考虑了以下因素：1946年～1966年盈利数据在Compustat数据库中可以获取；财务年度结束于12月31日；可以在CRSP数据库获得至少100个月的股票价格数据；《华尔街日报》年报公告日可以获得。作者之所以按照上述标准选择样本主要目的是为了保证结论的普遍性。样本选择之后，接着就是数据的选择，根据研究模型的设计，该文献使用了收益报告的内容、报告的日期、报告期附近的证券价格变动等数据。

收益数据来源于标准普尔Compustat数据库的1946年～1966年的数据。通过计算单个公司收益率变化和市场指数收益率变化之间相关系数，作者发现处于中位数的公司的收益率变化的25％可以被市场指数的变化所解释，而且最高的解释程度为52％。年度报告公告日来源于《华尔街日报》。作者发现财务年度结束日与年报报告日之间的间隔从1957年～1965年呈现一种稳定下降的趋势，这说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越来越及时。股票价格比来源于芝加哥大学证券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中的数据采用纽约证券交易所1946年1月～1966年6月的月度收盘价，并进行了股利和资本的调整。

(五)结论的显著性　为了更好地检验异常报酬率与未预期会计盈余变动中所包含信息的关系，该文区分了会计盈余变动中的预期与未预期盈余变动。另外，该文将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即实际收益变动小于条件期望变动)定义为坏消息，反之则为好消息。该文提出的假设命题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价格之间有关系，会计收益数据信息的将导致该公司的股票报酬率变动。即如果盈余预测误差为负值，股票报酬率残差也为负值；反之亦然。在经验检验中，作者将年度报告宣布日所在月份定义为0，用APIM表示第M月的异常业绩指数，APIM衡量的是一美元(等额投资于n种证券)在年报公告日前一年(第－12月月末)投资于一个投资组合到第M月为止的平均累计非正常报酬率。在计算APIM的过程中，先根据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分成两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好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坏消息)的公司分为一组)分别进行计算，然后再把所有样本合在一起进行计算。作者认为，如果会计收益数据与股票报酬相关，就可有以下的推断假设：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正，则APIM大于l；未预期盈余变动的符号为负，则APIM小于1；对于合并样本，APIM趋近于1。

该文的这些假设全部得到了验证，并且统计检验结果都很显著。在分样本检验中，检验结论表明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是好消息时，在公布收益数据的前11个月和后1个月的平均非正常报酬率显著为正，反之亦然。在整个样本检验中，检验结果也指明总体也呈现出这种趋势。另外，作者还用现金流(用营业收入估计)和非重复性项目前的净收入来替代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进行了检验，发现最后的效果没有用年报中的会计收益数据显著。通过检验的结果，作者还观察到市场已在年度报告前预测到包含在会计收益数据中的大部分信息。事实上，预测之所以如此的精确，以至于在会计收益数据公布月的异常报酬指数没有太大的变动，主要是因为市场不仅早在年度报告前的12月就开始预测未预期收益，而且全年市场都在不断地预测。

该文作者认为年度收益报告虽然能提供新信息，但不能及时传递信息，因为其大部分内容(大约85％至90％)能够从更及时的信息来源(包括中期报告和非会计信息，年度会计报告仅仅是投资者所能得到的诸多信息资源中的一种)中获取。作者还发现

APIM存在向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漂移的趋向，其中收入预测误差信号和股票回报残差之间的关系可能在年度报告公布月后持续了2个月。经过分析，认为可能是交易成本的存在而造成的，剔除交易成本的影响，市场对数据的反应应当是趋向于无偏。

(六)研究的严谨性　考虑到在回归估计中违背了最小二乘法的假定条件，作者根据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估计行业效应可能仅仅影响某个公司收益率变化的10％，而且行业效应对回归系数的影响不显著。作者认为回归分析在技术上是可行的，这些不会影响最后的统计结果。另外，虽然作者选择的样本没有包含那些已经失败的公司、财务年度没有结束于12月31日的公司、在股票价格研究中心CRSP的资料库中没有记录的公司和华尔街日报描述的年轻公司，这可能会降低结果的一般性，但作者认为文献检验所选择的261家公司还是有相当的代表性，而且用相同的方法对其他样本进行研究得到了非常一致的结论。

(七)研究的方向性　虽然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具有相当严密的逻辑性以及研究结论具有较高的一致性，但在文献的最后作者还是指出了研究中的一些局限性，如没有考虑月末发生交易时股票价格同时变化、数据中存在误差、股价的离散性、“预计误差”模型的无效性、收益预期误差的系统偏差等。除了作者指出的局限性外，还指出了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如市场如何预测净收益的变化、中报或股利宣告的作用、中报与年报的成本以及未预期收益变化程度(不仅仅是符号)和相关股票价格调整程度的定量关系等。

四、《评价》对西方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主要贡献

(一)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会计原则委员会(APB)之所以在1959年取代会计程序委员会(CAP)，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CAP内部对收益和留存收益的列报等领域的处理引起了严重的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暴露了CAP在缩小公认会计方法范围的作用上的差距，而且还揭示了在资产计价和收入确定的恰当方法上的本质差异。这种分歧、差异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在早期的财务会计研究中，会计研究人员仅仅对从现有实务中提取理论原则感兴趣，而经济学家则对从“真实收益”中得出计量方法感兴趣。这些分歧促使会计学家认识到必须要有～个前后一致的统一的会计理论框架。

鲍尔和布朗并没有沿着上述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而是在分析了当时理论研究的不足后，从争论的焦点――会计收益数据的有用性出发，运用经验研究的方法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评价》一文仅是使用了收益和每股盈余等少数术语，其余内容与当时的会计理论研究并没有联系，这也导致这篇经典文献在当时曾一度被认为是没有研究会计问题的论文，因而曾被美国会计学会会刊《会计评论》退稿。该文公开发表后，因其对会计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的独特性逐渐被会计研究人员所接受，因而后来第一个获得美国会计学会颁发的对会计研究有开创性和重要影响奖，由此可见，该文对早期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变革具有里程碑似的意义。

(二)对会计科学理论发展的影响 《评价》一文首次提供了可靠的证据证明了证券价格会对公告的盈余有反应。随后人们开始对证券市场反应的其他领域进行了大量的研究，自此决策有用性的信息观一直在财务会计理论和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方法，直到近来才开始让位于计量观。该文采用的事项研究方法是采用事项法进行会计研究的先锋，这一研究方法后来被用来研究大量的会计和财务问题，如股利公告、盈利公告、兼并收购、投资支出、增发新股等事件都是这一领域研究的问题。继该文之后，大量的学者不仅用更短的估计窗和事件窗、用累计非正常报酬、用非美国数据进行类似的研究，而且还使用类似的方法对其他领域进行研究。

《评价》一文开创了会计与资本市场结合研究的先河，在随后的30年中有大量的相关文献发表在顶级的会计和财务期刊上。受其影响的会计与资本市场研究主要体现在盈余反应系数(简称ERC)、分析师的预测工具、基础分析与定价研究和资本市场有效性检验、会计选择和会计管制等领域。

五、《评价》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的启示

(一)丰富和发展了我国会计理论研究的成果从1997年开始，我国的会计学者开始将该文献的研究方法引入到我国的资本市场研究中。张水泉和韩德宗(1997)运用事项法研究了上海股票市场上市公司派息、送股及配股事件对其股价的影响，发现市场对派息的反应最强。陈晓、陈小悦和倪凡(1998)也采用事项法对我国上市公司首次股利信号传递效应进行了相关研究。陈晓(1999)还借鉴该方法专门研究了我国股票市场的有效性。运用事项法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的会计问题的文献相当多，限于篇幅此处并不一一列举。《评价》一文对我国会计与资本市场的研究起到了巨大的引导和借鉴作用，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会计理论。

(二)对我国会计科学理论研究未来的引导作用尽管国内引入和借鉴鲍尔和布朗在《评价》一文中所应用的研究方法比较晚，但却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未来我国会计理论研究要继续吸收和借鉴本文献的精华，以推动我国实证会计理论研究的进程。不过，要提醒研究人员注意的是，在以后的学习和借鉴该文献的过程中必须注意以下问题。

篇2

然而，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或不足。这些问题或不足，有些是实证会计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无损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原则；但是有些不足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实证会计研究的有效性，而且将会影响到实证会计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暴露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定前提真实性及其对实证会计研究有效性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目的是希望能提醒国内同行，如果忽视实证会计研究中假定前提的真实性、忽视实证会计研究的有效性，必将直接影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质量，并有可能使我国的实证研究陷于数字游戏的泥坑，这对我国会计、经济研究的健康发展，乃至对我国各项经济政策的影响，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及假定前提

1.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

会计理论是理论构建过程和理论验证过程的共同结果，它们的科学性取决于其对客观世界的解释与预测能力（Belkaoui，2000）。从逻辑学的角度，任何一项研究都可以看作是由前提命题、推理过程和结论所构成的一个严密的复合逻辑命题。实证研究与传统的规范研究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所依据的前提和所得出的结论都可以用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检验，以判断其真伪。实证会计研究的这种逻辑结构关系与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过程及其刺激反应模式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图1所示）。

（图1 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图，略）

对实证会计研究而言，其前提命题又是由多个子命题所构成的复合逻辑命题，其中实证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即“刺激”与“反应”的客观真实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子命题，正是这种“刺激”、“反应”客观真实性的存在（即后文所指的会计经济后果），才产生了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的需要，前提命题中的其他子命题都是因此而产生的。因此，下文论及前提命题，主要是指实证研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这一前提子命题。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要确保变量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人员在选择变量时实际上又隐含了以下两个假定前提：其一是假定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能够真实地反应所的客观事实的内在联系，即变量的变化必须分别与其所的客观事实的变化保持一致性（Miller＆ Bahnson，2002），只有保持一致性，研究人员才能通过建立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准确地把握客观事实所隐含的内在联系；其二是假定能够收集到有关变量的客观真实数据。如果所收集到的变量的数据缺乏客观真实性，则据此所得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毫无意义，更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命题的客观真实性，首先取决于上述假定前提的真实性。

2.实证会计研究的假定前提

任何经济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会计同样具有特定的经济后果。按照Zeff（1978）的定义，会计的经济后果即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和债权人的决策制定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会计信息将直接影响外部信息所用者的经济决策，这种经济决策又反过来对企业经营者产生约束与激励，进而影响他们对会计政策的态度及选择，他们的选择和态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正是由于会计具有这种经济后果的特征，为实证会计研究通过经济后果来评价各项经济与会计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现实基础。

对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而言，反映经济后果的易观察且可计量的变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个来源：一是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其中会计信息是核心；二是资本市场上的证券交易价格。财务报告中的数据反映了公司内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对公司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证券交易价格则反映了各项经济政策、措施以及企业经济后果对投资者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按照逻辑学规律，以财务报告中的数据或证券交易价格数据作为经济后果变量的实证会计研究，要确保其前提命题真实，就要求这些变量必须同时满足假定前提的两个基本要求。由于财务数据，尤其是会计信息，本质上就是对公司财务状况、经济成果及财务状况变动的综合反映，因此通过财务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公司内外部各项经济政策、措施对公司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因此选用适当的财务数据或指标作为变量，能够较好地保证变量与经济后果之间变化的一致性；但关键问题在于，由于财务数据由公司编制和提供，因而研究人员所收集的这类数据的真实性就必然会受到公司的影响。

对于资本市场中的证券交易价格，由于它们是由买卖双方在公开资本市场上直接交易的结果，因而其真实性不会受到影响，正如国际著名实证会计研究专家Philip Brown（2000）所言，“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数据是研究者到目前为止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资料，因为他们是在公开市场上实实在在交易的结果。”但是，要确保以证券交易价格为基础的变量能够与其所替代的真实经济后果之间的变化保持一致，就要求证券交易价格必须是对资本市场上各项经济政策、措施及企业经济后果对投资者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无偏估计，而这正是有效资本市场的要求（Fama，1970）。

三、假定前提真实性的意义及现实考察

1.假定前提真实性的意义

实证会计研究要能客观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就要求其研究结论必须正确并且可以进行独立检验。实证会计研究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逻辑推理过程，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条件。按照逻辑学规律，要保证实证会计研究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同时满足两项基本要求：第一，推理有效；第二，前提真实。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通过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定是真实的。前提真实，而推理错误，所得出的结论就毫无意义；推理有效，但如果前提不真实，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

正如前文所述，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前提命题本身又是由“前提、推理和结论”所构成的一个复合逻辑命题，这一前提命题的真实性同样依赖于在这一复合前提命题内部的“推理有效”及“假定前提真实”两项基本要求。由此可见，依据假定前提所得出的前提命题的真实性，首先取决于这一假定前提的真实性，假定前提不真实，由此所得出的实证研究的前提命题就不真实，建立在不真实的前提命题之上的实证研究，其有效性及结论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

按照Simon（1997）的观点，前提有两种类型：一是事实前提，二是价值前提。当前提命题是一个事实命命题时，该前提命题就属于事实前提；而当该前提命题是一个价值命题时，则该前提命题就属于价值前提。事实命题原则上可以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也就是确定它们的论述是不是确实会发生（Simon，1997），而价值命题表述的则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即只是对“应该是什么”或“应该不是什么”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属于道德的范畴，而不是一种客观事实，不能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只有在人类主观价值上才有意义。实证会计研究的假定前提是事实前提，而非价值前提，因此，对于实证研究的假定前提真实性的判断，必须以该事实前提与可观察的客观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为判断标准。

2.财务数据真实性的考察

财务数据的核心部分是会计信息，而且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报告和对外披露等要求是所有财务报告中规则最明确、监管最严格、反映最翔实的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会计信息是各种对外披露的财务数据中最有真实保证的部分，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考察足以完全反映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程度。那么我国现实的会计信息真实程度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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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出处(作者): 一、导言 自1970年Fama.的《有效资本市场：理论与实证研究回顾》一文发表以来，有效市场假设在会计和财务研究的发展过程中就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效市场假设与传统的会计与财务理论诸多命题相矛盾，导致了实证会计研究的兴起和蓬勃发展，并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极大地深化了会计与财务研究，更重要的是极大地提高了会计与财务成果的影响力及其在经济理论界的地位。实证会计研究方法，为人们客观地评价、了解和预测各项经济政策和措施对资本市场与上市公司的实际影响，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视角，有效地弥补了传统的规范研究只能从价值标准对客观经济事实进行判断的缺陷，并已成为现代经济研究发展的一大动力。

然而，我国的实证会计研究在发展过程中也暴露出了诸多问题或不足。这些问题或不足，有些是实证会计研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也无损实证会计研究的基本原则；但是有些不足却是不容忽视的，它不仅会直接影响到实证会计研究的有效性，而且将会影响到实证会计研究的健康发展。本文主要针对我国实证会计研究中暴露出来的一个重要问题-假定前提真实性及其对实证会计研究有效性的影响，进行深入探讨，目的是希望能提醒国内同行，如果忽视实证会计研究中假定前提的真实性、忽视实证会计研究的有效性，必将直接影响我国实证会计研究的质量，并有可能使我国的实证研究陷于数字游戏的泥坑，这对我国会计、经济研究的健康发展，乃至对我国各项经济政策的影响，都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危害性后果。

二、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及假定前提

1.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

会计理论是理论构建过程和理论验证过程的共同结果，它们的科学性取决于其对客观世界的解释与预测能力（Belkaoui，2000）。从逻辑学的角度，任何一项研究都可以看作是由前提命题、推理过程和结论所构成的一个严密的复合逻辑命题。实证研究与传统的规范研究的一个本质区别就在于，前者所依据的前提和所得出的结论都可以用客观事实进行独立检验，以判断其真伪。实证会计研究的这种逻辑结构关系与实证会计研究的一般过程及其刺激反应模式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如图1所示）。

（图1 实证会计研究的逻辑关系图，略）

对实证会计研究而言，其前提命题又是由多个子命题所构成的复合逻辑命题，其中实证会计研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即“刺激”与“反应”的客观真实性）是其中最重要的子命题，正是这种“刺激”、“反应”客观真实性的存在（即后文所指的会计经济后果），才产生了对其进行实证研究的需要，前提命题中的其他子命题都是因此而产生的。因此，下文论及前提命题，主要是指实证研究所依据的客观事实这一前提子命题。

在实证研究过程中，要确保变量能够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之间的内在关系，研究人员在选择变量时实际上又隐含了以下两个假定前提：其一是假定变量之间的变化关系能够真实地反应所的客观事实的内在联系，即变量的变化必须分别与其所的客观事实的变化保持一致性（Miller＆ Bahnson，2002），只有保持一致性，研究人员才能通过建立和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来准确地把握客观事实所隐含的内在联系；其二是假定能够收集到有关变量的客观真实数据。如果所收集到的变量的数据缺乏客观真实性，则据此所得出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就毫无意义，更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客观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命题的客观真实性，首先取决于上述假定前提的真实性。

2.实证会计研究的假定前提

任何经济政策和措施都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会计同样具有特定的经济后果。按照Zeff（1978）的定义，会计的经济后果即是“会计报告对企业、政府和债权人的决策制定行为的影响”，具体表现为会计信息将直接影响外部信息所用者的经济决策，这种经济决策又反过来对企业经营者产生约束与激励，进而影响他们对会计政策的态度及选择，他们的选择和态度又会直接影响到对外披露的会计信息。正是由于会计具有这种经济后果的特征，为实证会计研究通过经济后果来评价各项经济与会计的政策和措施提供了现实基础。

对资本市场的实证研究而言，反映经济后果的易观察且可计量的变量很多，但最主要的有两个来源：一是上市公司对外披露的财务报告，其中会计信息是核心；二是资本市场上的证券交易价格。财务报告中的数据反映了公司内外部经济政策和措施对公司所产生的经济后果；证券交易价格则反映了各项经济政策、措施以及企业经济后果对投资者所产生的经济后果。

按照逻辑学规律，以财务报告中的数据或证券交易价格数据作为经济后果变量的实证会计研究，要确保其前提命题真实，就要求这些变量必须同时满足假定前提的两个基本要求。由于财务数据，尤其是会计信息，本质上就是对公司财务状况、经济成果及财务状况变动的综合反映，因此通过财务数据能够较好地反映公司内外部各项经济政策、措施对公司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因此选用适当的财务数据或指标作为变量，能够较好地保证变量与经济后果之间变化的一致性；但关键问题在于，由于财务数据由公司编制和提供，因而研究人员所收集的这类数据的真实性就必然会受到公司的影响。

对于资本市场中的证券交易价格，由于它们是由买卖双方在公开资本市场上直接交易的结果，因而其真实性不会受到影响，正如国际著名实证会计研究专家Philip Brown（2000）所言，“上市公司之所以受到如此关注，是因为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数据是研究者到目前为止能够得到的最可靠的资料，因为他们是在公开市场上实实在在交易的结果。”但是，要确保以证券交易价格为基础的变量能够与其所替代的真实经济后果之间的变化保持一致，就要求证券交易价格必须是对资本市场上各项经济政策、措施及企业经济后果对投资者所产生的经济后果的无偏估计，而这正是有效资本市场的要求（Fama，1970）。

三、假定前提真实性的意义及现实考察

1.假定前提真实性的意义

实证会计研究要能客观准确地解释和预测会计实务，就要求其研究结论必须正确并且可以进行独立检验。实证会计研究本质上就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之上的逻辑推理过程，所依据的客观事实是实证会计研究的前提条件。按照逻辑学规律，要保证实证会计研究能够得出正确的结论，就必须同时满足两项基本要求：第一，推理有效；第二，前提真实。如果这两个条件不能同时得到满足，通过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就不一定是真实的。前提真实，而推理错误，所得出的结论就毫无意义；推理有效，但如果前提不真实，所得出的结论就必然是错误的。

正如前文所述，实证会计研究中的前提命题本身又是由“前提、推理和结论”所构成的一个复合逻辑命题，这一前提命题的真实性同样依赖于在这一复合前提命题内部的“推理有效”及“假定前提真实”两项基本要求。由此可见，依据假定前提所得出的前提命题的真实性，首先取决于这一假定前提的真实性，假定前提不真实，由此所得出的实证研究的前提命题就不真实，建立在不真实的前提命题之上的实证研究，其有效性及结论的正确性就值得怀疑。

按照Simon（1997）的观点，前提有两种类型：一是事实前提，二是价值前提。当前提命题是一个事实命命题时，该前提命题就属于事实前提；而当该前提命题是一个价值命题时，则该前提命题就属于价值前提。事实命题原则上可以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也就是确定它们的论述是不是确实会发生（Simon，1997），而价值命题表述的则仅仅是一种价值判断，即只是对“应该是什么”或“应该不是什么”的判断，这种判断主要属于道德的范畴，而不是一种客观事实，不能经过检验来确定真伪，只有在人类主观价值上才有意义。实证会计研究的假定前提是事实前提，而非价值前提，因此，对于实证研究的假定前提真实性的判断，必须以该事实前提与可观察的客观事实之间的一致性为判断标准。

2.财务数据真实性的考察

财务数据的核心部分是会计信息，而且会计信息的确认、计量、报告和对外披露等要求是所有财务报告中规则最明确、监管最严格、反映最翔实的部分，因此可以认为会计信息是各种对外披露的财务数据中最有真实保证的部分，对会计信息的真实性考察足以完全反映财务数据的真实性程度。那么我国现实的会计信息真实程度又如何呢？

严重失实的审计报告与虚假的会计信息的严峻现实，直接影响到了我国许多以财务数据或指标作为变量的实证会计研究的假定前提的真实性。如果简单地以这种真实性不能得到保证的数据替代客观事实，则无论模型多么严密、推理多么有效，所得结论的正确性就不可能得到保证。因此，会计信息真实性假说的严峻现实极大地降低了那些基于会计信息作为变量的实证会计研究有效性。

3.资本市场有效性的考察

有效市场假设最早由Samuelson（1965）、Fama（1965，1969）等人提出，并由Fama（1970）进行了全面阐述。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资本市场的有效性有两个层次的含义（Richard，1975）：一是指资本市场运行有效率，二是指资本市场的定价有效率。前者指的是投资者能够获得的服务反映了与提供这些服务有关的真实成本；而后者指的是市场上任何时刻的价格都充分反映了与证券股价有关的可获得的信息。资本市场有效性假设指的是资本市场的定价有效率这一概念，而非市场运行有效率的概念。

根据反映在证券价格中的相关信息集合的不同，Fama（1970）把股票市场的有效性分为弱式有效、半强式有效和强式有效。对实证会计研究而言，最佳的情况应该是强式有效市场。但是由于个人的有限理性以及信息交易成本的存在，现实中强式有效市场几乎不存在，因此，通常对有效市场假设的无条件引证都是半强式假设（Watts＆Zimmerman，1986）。如果低于半强式有效市场假设，建立在此基础之上的实证会计研究结论的正确性就可能存在问题，因为这时资本市场上股票价格的变动并没有充分反映所有已公开的和历史的会计信息，而实证会计研究却要用这种股票价格的变动来解释或评价所有已公开的和历史的会计信息的经济后果，由此得出的结论必然值得怀疑。

对我国的资本市场是否真正达到了弱式有效，人们可能存在着种种不同的判断，但是一个公认的事实是，我国的资本市场目前绝对不可能是半强式有效的。这也充分说明，在我国以证券市场价格作为经济后果的变量的实证会计研究，由于该假定前提不真实，因而相关研究所得结论的真实性就必然会受到影响，并直接降低了相关实证研究的有效性。

四、结论

主要 陈小悦、陈晓、顾斌。1997.中国股市弱式有效的实证研究。会计研究，9：13～17

沈艺峰。1996.会计信息披露和我国股票市场半强式有效性的实证分析。会计研究，1：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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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世农。1996.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分析。经济研究，4：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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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胜。2002.会计诚信问题的理性思考。会计研究，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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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eff，S.A.，December 1976.“The Rise of Economic Consequences”，The Journal of Accountancy，56～63

篇3

关键词:会计准则;盈余管理;实证研究

中图分类号:F2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4-0087-02

盈余管理是国外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的实证会计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对盈余管理的研究有助于会计准则制定者和监管者评估盈余管理的普遍性影响和财务报告总体上的真实性,改善公司的治理结构。为了约束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规范上市公司市场,财政部从20世纪90 年代初开始,先后五次修订了会计准则;2006年修改的会计准则于2007年1月1日在上市公司中率先执行。这是中国会计准则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准则从存货计价方法选择、资产减值、合并报表等方面遏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同时又在债务重组、非货币易等方面引入了公允价值,这给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扩大了空间。这个准则制定时,制定者们就设法在会计选择和盈余管理两者间找到平衡点,希望在扩大会计选择范围的同时控制盈余管理行为的发生。目前这个会计准则的实施已经有三年多的时间,文章试图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对该会计准则实施后对上市盈余管理的影响作一个较全面的概述,以期能对盈余管理的进一步研究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盈余管理的定义

国内外许多学者曾从多个角度对盈余管理进行界定。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Schipper、Healy 和Walhen、Scott。Schipper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为了获得某种私人利益通过有目的地控制对外财务报告的过程所进行的披露管理;Healy 和Walhen则指出,盈余管理发生在管理当局运用职业判断编制财务报告和规划交易以变更财务报告时,旨在误导那些以公司的经济业绩为基础的利益关系人的决策或者影响那些以会计报告数字为基础的契约的后果。而Scott认为,对于盈余管理可以从相辅相成的两方面进行认识。首先,可以把它看做是经营者为了在报酬合同、借款合同以及政治成本中达到自身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一种机会主义行为。其次,还可以从有效契约观的角度来分析盈余管理,即公司在面临突发性事件时,盈余管理可以为经营者提供一定的空间,以保护自身及企业的利益,维护契约各方的利益。国内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盈余管理是企业管理人员在会计准则允许的范围之内,为了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企业价值的最大化而作出的会计选择。

二、盈余管理研究方法

国外学者在进行盈余管理实证研究时,主要的计量方法大体上分为三类,分别是应计项目分离法、特定项目法和分布检测法,这些方法各有优缺点和侧重点。

在国外,最常用的方法是应计利润分离法。在应计利润法中,将应计利润分为操纵性应计利润和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两部分,并通过各种回归模型对非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估计。一般认为,管理者主要是利用操纵性应计利润进行盈余管理,因此可用操纵性应计利润来衡量盈余管理的大小和程度。但由于操纵性应计利润具有不可观测性,所以只能通过模型计算出非操纵性应计利润,从而间接求出操控性应计利润的大小。目前常用的计算非操纵性应计利润的模型主要有:(1)Healy模型(1985);(2)DeAnglo模型(1986);(3)Jones模型(1991);(4)修正的Jones模型(1995);(5)截面Jones模型(1994);(6)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在上述模型中,有些属于时间序列模型(如前4个模型),另一些则是截面模型。使用时间序列模型需要较长时间的数据,同时假定样本公司在估计期内没有系统性的盈余管理;截面模型则假定样本公司与同行业的配对公司无显著差异,这些假设并非对所有样本都成立。

由于应计利润分离法存在着明显缺陷,许多学者研究了公司是否通过特定的应计项目进行盈余管理。这种方法通常用于研究某个或某些特定的行业,如,银行业中的贷款损失准备、保险公司的索赔准备等。通过对具体项目的检验,研究者可以为准则制定机构改进具体项目准则提供依据。

另一种方法则是分布检验法。这种方法是通过研究盈余是否连续分布来判断公司盈余管理与否。这种方法可以避免总体应计模型和特定应计模型在统计上的一些缺陷,近年来,得到了许多研究盈余管理的会计学者的青睐。其缺点在于无法获得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手段和程度。

三、2007年会计准则下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实证研究结果回顾

可以将中国目前针对2007年会计准则实施后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分为两大块:第一块是分析会计准则总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第二块是分析具体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而中国目前更多的研究是集中在第一块内容上,而且使用较多的研究方法是应计利润法。

1.会计准则总体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会计准则总体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影响的实证研究中,有学者得到2007年会计准则的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有了抑制作用的结论。最早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刘英男、王丽萍。他们以深市 475 家上市公司为样本,将其 2005年、2006年 和 2007年三年的半年报为研究对象,采用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和T检验的方法验证新会计准则是否对盈余管理起到了有效抑制作用。如果2007 年盈余管理水平低于2006 年,则说明新准则缩小了盈余管理空间;反之,则说明新准则没有起到有效抑制作用。结果发现,2006年可操纵性应计利润平均值为- 233 078 102.89,远远高于 2007 年均值- 426 543 552.43。也就是说新会计准则的实施使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得到了有效抑制。新会计准则能够缩小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空间,说明此次颁布实施的新会计准则有利于增强会计信息的可靠性,是高质量的会计准则。但是该研究无论是在样本选择上存在一定问题,样本方面仅仅选择深圳上市的公司,而且所用的数据全是半年报,半年报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有关数据的真实性让人质疑。

针对上述的不足,王勇2009年也使用截面修正 Jones模型对沪深两地1 154家上市公司进行检验,结果发现虽然2007年可操纵应计利润均值高于2006年均值,但两年可操纵应计利润中位数均约为 0.009,而且在对可操纵应计利润均值是否为0的T检验中,2007年可操纵应计利润显著为0,而2006年不显著,从而得到新会计准则实施后,盈余管理空间降低的结论。实施后总应计利润显著低于实施前,新准则的实施显著降低了上市公司可操纵应计利润水平。新准则的实施对盈余管理行为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缩小了盈余管理空间。

也有学者以特殊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如王建刚,刘庆艳(2009)采用截面修正的 Jones模型对2006年度财务报告被出具非标准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发现2007年度全部样本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为- 0.05,2006年度全部样本公司的操纵性应计利润的均值为- 0.15。结果表明,中国的新会计准则从整体上看,较之旧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并没有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但是作者也没有找到明显证据表明新会计准则扩大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由于该研究是以2006年度出具无保留审计意见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因此在样本的选择上有一定的局限性。

通过以上的实证研究可以看出,新会计准则的实施确实对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并缩小了盈余管理的空间。因此,在再次修改会计政策时应保持或进一步深化。但是上述研究都是通过计算可操纵应计利润水平,从而分析新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并没有针对新会计准则中的具体变化进行分析。

2.具体会计准则对盈余管理的影响

闫露(2009),采用分布检验法以在2007年发生了债务重组损益的312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检验,结论表明:2007年发生债务重组收益的上市公司利用新债务重组准则的实施进行了盈余管理;特征变量差异检验结果的结果来看,发生债务重组的上市公司,大多是扭亏公司和 ST公司,并在当年更换了会计师事务所;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为了满足证券监管以及避免违反债务契约,中国上市公司确实存在利用新重组准则进行盈余管理的动机,且总体上为了满足证券监管而管理盈余的可能性较大。也就是说,从实证的角度也说明新债务重组准则加大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空间。

颜梦宏、傅蕴英(2009),沿用Beidleman的观点,先计算将平滑标的和有平滑潜力的变量去掉时间趋势后的残值,再检验其相关性。最后得出,盈利公司存在收益平滑和利润最大化的盈余管理表现形式;盈利公司主要通过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支出变量来实现收益平滑,通过投资收入和营业外收入来实现利润最大化;中国盈利公司盈余管理的行业特征不是很明显,没有哪一行业所有变量的变动都是促进或阻碍净利润的波动的。从而说明新《资产减值》准则禁止长期资产在处置前将资产减值准备转回,从而减少了通过管理费、投资收入用和营业外收支进行收益平滑和利润最大化的可能性。但这种结论仅仅是在原有的实证结果基础上推导而出,并没有利用新准则实施后的相关结果进行说明。

四、结束语及研究展望

总的来说,从实证角度说明了,新会计准则的实施确实对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有了一定的抑制作用,并缩小了盈余管理的空间。由于会计准则的实施年限比较短,以上的研究时限相对也较短。就具体会计准则对上市公司的影响,目前并没有太多的研究。会计准则是由一系列具体会计准则构成,而具体会计准则的颁布实施对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具体影响仍是我们需要深化研究的领域。

参考文献:

[1]财政部会计司编写组.企业会计准则讲解[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2]William R.Scott.财务会计理论[M].陈汉文,等,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0:235-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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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市场上股票价格千变万化，涨跌无常，究其原因，是因为股价受多种因素响。在这些因素中广大投资者能够直接或频繁使用的是公司对外公布的会计信息，因此对会计信息的影响作用和影响程度进行分析和验证对投资者是十分必要的。会计提供的会计信息是股票市场信息的主要来源，是影响股票价格的直接因素，也是广大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和来源。

二、文献综述

这一领域的研究始于Ball，Brown(1968)，Beaver(1968)他们用实证方法证明了会计盈余与股票价格存在相关联系。Ohlson(1995)对计价模型观的创立进行了开创性的工作，将股票与账面价值、异常盈余、其他非会计信息联系起来，他所建立的评估模型可由当期的财务报表及其他信息来衡量企业的价值。Collins，Maydew and Weiss(1997)引用剩余收益模型作为他们理论的基础，建立了会计盈余，净资产账面价值和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模型。Penman(2001)认为只有符合质量的会计信息才能够预测企业未来的价值，在此后的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在复杂环境下会计信息的有用性。Cheng and Yang(2003)检验了在极端样本下，会计信息和股价的之间的相关性。

在我国这方面的研究始于吴世农、黄志功(1997)以实证方法分析上市公司盈利信息报告与股价变动的关系，探讨投资者行为，进而研究上海股市的效率问题。赵宇龙(1999)通过对深沪股市中上市公司会计盈余(及其披露)的市场反应的实证研究，分析了会计盈余信息在我国证券市场是否具有决策有用性。吴联生(2000)认为会计信息是投资者所需要信息中具有专业特点、不易为广大投资者所理解的一种信息。李寿喜(2004)在《会计报表信息与股价相关性之中美差异比较》这篇文章中考察我国股市自1993—2002年共10年的历史中，会计信息在股息定价所起的作用，投资者如何利会计信息修正自己的预期，同时与美国成熟市场比较，分析我国股市在转轨经济时期所具有的特征。

三、模型的建立

(一)变量的选择

上市公司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具体分为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反映上市公司偿债能力的会计信息，反映上市公司营运能力的会计信息和反映上市公司发展能力的会计信息，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五大类会计信息，同时通过对这些细分后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的研究，会得出一些有用的会计信息指标，进而运用这些会计信息指标建立与股价的模型，为投资者在股票投资过程中充分利用会计信息进行股价的预测分析提供借鉴。

进行实证研究所选取的会计指标应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公司真实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所以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反映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总资产收益率；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净利润增长率，总资产增长率；反映企业运营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资产负债率；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每股现金流。以往的文章在指标的选取上不是很全面，本文选取的指标较全面概括了企业披露的五类信息。

(二)样本的选取和数据的来源

本文选择研究的对象是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本文的数据选择上证50中19支股票(剔出了50支股票中的金融类企业，因为金融类企业的财务指标与其他企业有差异，并且剔除了从2008年1月，2008年4月30日分配股利的公司，因为分配股利使得股价不具可比性所以最后只剩下19支股票)披露的2007年度财务报告的数据。选择的股价为07年结束后至4月30日每股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均价(因为股价对财务信息的反应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因此本文选取了加权平均股价)，该价格用Y表示，为了能和财务指标建立联系，需要对该价格取对数。设X0=每股收益，X1=净资产收益率，X2=总资产报酬率，X3=营业收入增长率，X4=净利润增长率，X5=总资产增长率，X6=总资产周转率，X7=流动比率，X8=资产负债率，X9=每股现金流。(数据来源和迅网)

(三)建立模型

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的估计

(四)模型的检验

取显著性水平为0.5，T检验X3，X7，X8，X9的T值不能通过，剔除这些变量，剔除变量后剔除后T检验全部通过

R－squared=0.744995 Adjusted R－squared=0.617493

模型的拟合优度不是特别理想，但是也能在很大程度上说明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F检验通过，DW检验通过，怀特检验通过。

四、模型的经济意义和结论

模型为Lny=0.3148X0+0.2793X1+0.3912X2+0.0711X4+0.0158X5+0.0044X6

从模型上看X0，X1，X2对Y的影响比较大，其中X0=每股收益，X1=净资产收益率，X2=总资产报酬率，都是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指标，因此可以看出，一个企业的盈利能力是影响企业股价的主要因素。模型中的X4，X5对于Y也有一定的影响但是不如X0 ，X1，X2那样明显，X4=净利润增长率，X5=总资产增长率，都是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指标，因此可以看出，企业发展能力对公司股价也有一定的影响，最后的X6为总资产周转率是反应企业经营效率的指标，对Y的影响作用很小。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指标和反映企业现金流量的指标从建立模型的过程中被剔除掉了，因为和Y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本文建立了年报披露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的回归模型，对模型的分析反映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会计信息和反映上市公司发展能力的会计信息是影响股价的基本会计信息，具有对股价较大的影响作用。反映企业的经营效率的指标也对股价有轻微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投资实践中，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发展能力的这两类会计信息是投资者基本考虑的信息，同时要增加对企业经营效率指标的关注程度”。

五、展望

(一)本文仅就年报披露中的会计信息与股价反应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范围局限于年度报告，这使本文得出的研究结果仅适用于对年度报告披露的会计信息对股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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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职业判断能力 主成份分析 盈余管理 行为主体

一、引言

会计盈余作为会计信息的重要部分，是企业的利益相关者进行决策的主要依据之一，而管理当局为谋取个人或局部利益采取的盈余管理行为，则侵害了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因此，对盈余管理进行研究，目的在于减少企业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会计信息的质量。2007年实施的新企业会计准则体系后，以原则为导向，留给企业较大的自由度和选择空间，允许企业管理当局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账务处理。一方面，企业管理当局与会计人员可以根据企业内外部的实际情况做出判断，选择合适的会计处理方法并作出恰当的会计估计，增加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另一方面，也给了企业管理当局更大的盈余管理空间，在制度安排与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容易诱发利润操纵，反而会降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基于新企业会计准则背景，本文以会计行为主体为视角，分析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影响，以检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以及会计职业判断的核心影响因素。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假设杨家亲、许燕（2003）较早对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盈余管理只是利用了会计职业判断的空间，并常以职业判断为借口进行掩饰，以至于很多人将某些盈余管理行为误以为是会计职业判断。黄珍文（2007），王振涛（2008），刘国城、杨丽丽（2009）指出了新会计准则下会计职业判断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陆宇建、张继袖（2010）发现盈余管理的制度性因素要比人的主观道德因素重要。综上，新会计准则背景下，会计职业判断是企业进行盈余管理的重要手段在国内已得到认可。然而，从实证角度研究比较缺乏。影响会计职业判断因素可分为主体、客体以及环境因素。已有文献多从环境和客体进行分析，较少涉及其行为主体研究。鉴于高管是会计信息的主要责任者，会计人员基本信息缺失，本文以上市公司高管素质代表行为主体，提出假设：

H1：高管素质是进行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研究的核心因素

盈余管理的行为主体是管理当局，他们为了实现私人利益最大化，在法律法规和会计准则允许的基础上，对企业的会计盈余信息进行控制或调整。会计职业判断的能力越高，说明行为主体越了解会计准则的要求，越容易对会计事项处理和财务会计报告编制应采取的原则、方法、程序等方面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判断和选择。据此，本文提出假设：

H2：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程度正相关

对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而言，公司的业绩与自身的利益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委托关系的存在，一般认为，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下滑时，高管粉饰业绩的动机越充分，陆正飞、魏涛（2006）和陈祥有（2010）分别针对上市公司的配股和IPO行为中盈余管理与业绩的关系进行研究，并为盈余管理的机会主义观提供了证据。为进一步检验会计职业判断对盈余管理的影响，假设如下：

H3：对管理当局来说，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业绩之间的交叉项与盈余管理呈正相关关系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本文选取了2008年和2009年在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的A股公司作为研究对象。鉴于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的特殊性，剔除了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70家，其中2008年34家；剔除了当年度首次公开上市的公司，共140个样本。排除了当年被特别处理的上市公司，以及传播文化行业、制造业下的木材家具子行业的上市公司（样本量都小于10，不适用盈余管理计量模型的分行业回归），得到盈余管理程度研究的总样本量为2752，其中2008年1331个，2009年1421个。此外，由于上市公司对是否披露高管人员的信息（如职称、学历等方面）拥有一定的自由度，只有部分公司对此进行了披露，按照上述标准进行剔除后，所得样本共计362个（2008年166个，2009年196个）。本文的财务高管人员素质指的是上市公司中已披露的财务最高负责人的素质，其选取的顺序为：财务总监、总会计师、财务负责人、财务部经理或财务部长。本文研究所采用的盈余管理计量指标的基本数据来源于RESSET金融研究数据库，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指标的基本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中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对基本数据进行数据处理主要采用了Excel和SPSS17.0统计软件。

（三）变量定义和模型建立 本文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进行定量计量，指标见（表1）。同时，将计算出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综合指数CAPC作为解释变量，并引入三个控制变量，见（表2）。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如下线性回归模型来考察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DA＝β1* CAPC+ β2*LNSIZE+β3*LEV+β4 * AvgROE+β5*（CAPC*AvgROE）+ε…（Ⅰ）其中，DA是通过采用分行业估计的截面修正Jones模型计算得出的。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成份分析从（表3）中可以看出，本次分析提取了6个主成份，即m=6，这6个主成份可以反映原来指标反映信息的77.813%。从（表4）中看到，第三个主成份F3主要反映了财务高管的教育背景和独立董事占董事会人数的比例，证明假设H1成立。用主成份载荷矩阵（表4）中的数据除以主成份相对应的特征值开平方根便得到六个主成份中每个指标所对应的系数。

F1=0.227ZX1+0.246ZX2-0.04ZX3+0.375ZX4+0.365ZX5+0.18ZX6+

0.096ZX7+0.269ZX8+0.182ZX9+0.495ZX10+0.498ZX11-0.065ZX12；

F2=-0.07ZX1-0.071ZX2+0.116ZX3+0.548ZX4+0.537ZX5+0.015Z

X6+0.029ZX7+0.2ZX8-0.057ZX9-0.405ZX10-0.405ZX11+0.124ZX12；

F3=0.433ZX1+0.27ZX2+0.271ZX3-0.069ZX4+0.104ZX5+0.406ZX6

-0.494ZX7-0.303ZX8+0.356ZX9-0.119ZX10-0.1ZX11+0.001ZX12 ；

F4=0.242ZX1+0.251ZX2+0.443ZX3+0.019ZX4-0.26ZX5-0.648ZX6

+0.177ZX7+0.179ZX8+0.317ZX9-0.13ZX10-0.117ZX11-0.009ZX12；

F5=0.348ZX1+0.295ZX2-0.56ZX3-0.067ZX4-0.01ZX5+0.108ZX6+

0.535ZX7-0.145ZX8+0.157ZX9-0.168ZX10-0.176ZX11+0.268ZX12；

F6=0.079ZX10.191ZX2+0.174ZX3-0.035ZX4-0.052ZX5-0.05ZX6-

0.172ZX7+0.061ZX8-0.428ZX9+0.105ZX100.111ZX11+0.825ZX12。

在此基础上， 以每个主成份所对应的特征值占所提取主成份总的特征值之和的比例作为权重计算主成份综合得分模型：F＝

0.2439F1+0.2103F2+0.1581F3+0.1455F4+0.1323F5+0.1099F6 将公式上述结合计算可得以下模型：F=0.199020ZX1+ 0.184286ZX2 + 0.067002ZX3+ 0.185890ZX4+ 0.173549ZX5-0.013797ZX8 + 0.029053

ZX8 + 0.073370ZX8 + 0.108554ZX9 - 0.012837ZX10 -0.007609ZX11+0.135162ZX12

（二）回归分析将主成份分析模型得出的综合得分代入模型Ⅰ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5）。从表中可以看出，解释变量CAPC的回归系数为正的0.028，与预期一致，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通过了检验，说明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综合指数与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显著正相关，验证了假设H2的成立。而交叉项CAPC*AvgROE的回归系数为0.008，虽与前文分析结果一致，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假设H3不成立。将（表5）中相关变量的系数代入回归模型Ⅰ，则可将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表达为：DA=-0.024CAPC+

0.004LNSIZE-0.051LEV+0.052AvgROE+0.008（CAPC*AvgROE）+ε。

四、结论

本文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建立了一个评价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模型，对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证明，会计职业判断的综合能力越强，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但这并不意味着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造成盈余造假，盈余管理是一个中性词，适度且适当的盈余管理有利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发展，行为主体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提高说明其对会计准则的理解更透彻，由此采用的盈余管理措施也有利于公司的发展。鉴于数据难以查找，本文并未将道德因素引入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计量模型，因此，在不考虑悖德的情况下，提高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会增加进行善意盈余管理的程度。目前大多数上市公司对于财务高管人员以及会计人员信息的披露制度很不完善，建议有关部门引导上市公司披露财务相关人员的素质因素，为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研究进展奠定基础。

参考文献：

［1］杨家亲、许燕：《会计职业判断研究》，《会计研究》2003年第10期。

篇6

关键词：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会计准则

一、问题的提出

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的研究表明，会计职业判断是在财务报告编制中的一个决策过程，这个过程是在会计人员的逻辑分析能力、积累的经验、专业知识并遵循客观、谨慎原则的基础上进行的，这个过程的执行要求会计人员具备诚实、正直的品德以及高度的责任感。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企业所处的会计环境更加复杂化、多样化，企业不确定的经济事项越来越多。我国财政部在2006年颁布了新会计准则，对很多经济业务的具体会计处理并没有做出详细的规定，只作了原则性规定和要求，企业会计人员有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和自由度，需要依赖自身专业知识及个人经验等对结果不确定的交易或事项做出恰当的判断，会计职业判断变得非常重要。然而，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普遍不高，大部分会计人员没有职业判断的意识，经常出现滥用会计职业判断的现象，影响会计信息的质量。针对我国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普遍偏低的问题，本文以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为研究对象，了解实务界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要求，以期提高我国会计人员的职业判断能力。

二、文献综述

国外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较早，20世纪60年代，美国和加拿大等西方国家就开始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研究，研究内容丰富但比较零散。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是在1985年，加拿大特许会计师协会（cica）下属的会计准则委员会开展的一项调查研究，名为“财务报告中的职业判断”。该研究总结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并首次对职业判断的质量以及缺乏引导等方面予以关注。此外，近年来西方学者从不同角度对会计职业判断进行了研究，其中主要的研究成果有：michael gibbins在1984年应用人、动因和责任3个组成要素模型研究职业判断过程中会计人员和审计人员心理。齐曼尔和瓦茨研究了职业判断的动机，他们认为影响企业会计选择（会计判断的一个方面）的因素有3个：报酬计划、债务契约和政治成本。robert libby和marlys gascho lipe研究了执行判断任务时的认知过程如何决定与绩效有关的货币性激励。libby和luft认为会计职业判断绩效在会计环境中的决定因素是能力、知识、环境和动机。

我国理论界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起步较晚，研究内容也不多。我国最早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被认为是在“两则两制”之后出现的。2001年《企业会计制度》开始实施，更多具体的会计准则陆续颁布，经济环境变化，会计职业判断随之被提倡、运用和研究，关于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夏博辉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会计职业判断的涵义、基本特征、影响因素、动机分析、原则和方法，内容较为深刻和全面。孙丹详细阐述了会计原则、会计标准和会计职业判断导引三者的关系，并且指出我国的会计标准制定模式应以原则导向为主，以规则导向为辅。王越唐和赵子夜从会计职业判断与盈余管理的关系角度阐述了会计职业判断执行机制的重要性。许燕比较系统地研究了会计职业判断的基本理论、一般过程与方法、主要内容以及如何改善判断质量等问题。许道文研究了如何通过会计职业判断优化会计政策选择。柏春华和刘百灵探讨了会计职业判断在公允价值会计中的运用问题。

综上所述，国外对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与会计有关的个人判断和决策的研究，关注个体决策行为，即研究个人如何提高判断和决策的质量。国内理论界在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方面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引起了会计工作者的重视、拓展了会计的研究领域，但我们也看到，我国会计职业判断的研究范围偏窄且不够深入，通常研究会计职业判断的某个方面，没有形成完善的研究体系。

三、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实证研究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调查访问法，调查问卷的设计体现了以下特点：①问卷设计题目简单明了。②问卷的主体部分采用利克特5点量表法，题型直观，题意明确，方便作答。③问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较强的针对性，突出重点问题。

问卷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能力调查部分主要涉及5大类、38个项目。为了了解实务界对我国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时应具备能力的看法，对每个问题设计了相应的评价等级及相应的评价值。按程度不同分别对每个项目从左到右逐项赋予0~5依次递增的分值，对“不需要”赋值0，对“不确定”赋值1，对“不重要”赋值2，对“比较重要”赋值3，对“重要”赋值4，对“很重要”赋值5。根据问卷结果，分析实务界对会计人员进行职业判断时应具备能力的要求。评价均值超过3的项目才是被调查者认为会计人员应具备的职业判断能力。

考虑到研究样本应具有代表性，我们选择的调查对象来自全国各地，遍及各个行业。

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问卷将行业分为13类，并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栏“其他分类”，从以上分析可以得知，被调查者覆盖多种行业、多种性质、多种规模的企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问卷调查选择的被调查者为各单位的总会计师，总会计师是会计工作的带头人，具有较高的会计工作水平以及丰富的工作经验。他们对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职业判断应具备的能力有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能从专业的角度对会计人员应具备职业判断能力做出较为客观、可靠的评价，所以可以认为样本具有代表性。

调查访问一共发放问卷235份，收回问卷219份，剔除无效问卷14份，有效问卷20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87.23％。无效问卷的判断原则为：如果评级题除“其他”项目外有未填项目，则认为该问卷无效。

（二）统计结果

将会计职业判断能力问卷调查结果按照具体能力项目进行描述性统计，数据采用spss软件进行分析。

剔除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不重要的项目：营销学、组织行为学、表达能力、财务与管理软件的应用、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人文知识、数量方法与统计学、自然科学知识和艺术知识，进一步将问卷结果按类别汇总进行描述性统计。

（三）结果分析与讨论

（1）在上述38项能力中，营销学、组织行为学、表达能力、财务与管理软件的应用、外语能力、计算机能力、人文知识、数量方法与统计学、自然科学知识和艺术知识这10项的均值都在3以下，说明这些能力对会计职业判断不重要。其余28项的均值都在3以上，说明这些能力对会计职业判断重要。在这28项中，有5项的均值介于3~4，分别是管理与监督能力、终身学习的责任、风险管理、企业与环境和战略管理，是会计职业判断比较重要的能力；其余23项的均值介于4~5，说明它们是会计职业判断很重要的能力。

（2）在会计、财务相关知识中，管理学、贸易和外汇的标准差大于1，说明被调查者对这些项目的评价具有较大的差异性。对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简要分析如下：管理学、贸易和外汇的均值都在4以上，说明这些能力对会计职业判断很重要，对这类知识的重要性看法不一致的主要原因是以往职业界并未注意到这些非专业基础知识对会计人员职业判断的重要作用，目前各高校会计专业课程设置也反映了这种情况。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业务变得越来越复杂，这些知识的重要性已逐渐被职业界所认识。

四、结论与建议

（1）社会已逐步认识到会计、财务相关知识的重要性。会计、财务专业知识已经不是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职业判断应具备的唯一知识，会计、财务相关知识已经是会计职业判断能力所不可缺少的知识要素。法律、金融学、经济学、外汇、贸易、管理学的均值都在4以上，都属于会计职业判断很重要的能力。风险管理、企业与环境、战略管理的均值也在3以上，它们都是会计职业判断比较重要的能力。职业界不仅需要会计人员具备财务会计与报告、成本会计、财务管理等专业知识，还需要会计人员有广泛的知识面和合理的知识结构，能够宏观地对各种影响因素作出全面的分析与权衡后进行会计职业判断。

（2）职业界高度重视会计人员的职业价值观。我们设计了6项具体体现职业价值观的会计职业判断能力，分别是：遵循法律法规、正直、客观、关注公共利益与社会责任、终身学习的责任和政策水平。这6项会计职业判断能力的均值和按类汇总之后总体的均值都在4以上，可见职业界认为职业价值观对于会计职业判断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标准差都小于1，可见职业界的评价差异很小。

（3）职业技能非常重要，仅次于职业价值观，会计人员应加强职业技能的训练。会计人员进行会计职业判断时需要的职业技能按照重要性程度依次为：决策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系统分析能力、逻辑性与批判性思维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人际交往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管理与监督能力，并且除了管理与监督能力的均值为3.985之外，其他7项能力的均值都在4以上，说明了职业技能的重要性，需要引起会计人员的高度重视。

主要参考文献

［1］夏博辉。论会计职业判断［j］。会计研究，2003（4）。

［2］汪永兰。论会计专业学生职业判断能力的培养［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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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非会计专业 会计学 实证研究 教学目的 教学内容

随着经济的迅猛发展，企业对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读懂会计报表、根据会计信息进行决策是对管理人员的基本要求，因此，我国将会计学列为市场营销、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非会计管理专业的一门必修课，MBA教育更是将其列为一门主干课程。但在对非会计专业实施会计教学过程中，一直存在一系列问题，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致使会计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差强人意，本文借助于问卷调查，探讨了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改革问题。

一、会计学课程教学问卷调查

1.调查的基本情况

调查对象为华中农业大学经管―土管学院非会计专业学生，调查专业涉及农业经济管理、土地管理、工商管理、市场营销、信息管理、经济学等专业。调查方式为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调查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了解程度及兴趣；第二部分调查学生对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教学手段的满意程度。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500份, 回收458份, 回收率 91.6%。

华中农业大学非会计专业的会计学教学主要由四位老师承担，统一备课、统一考试、考教分离、流水阅卷。教学内容主要是基础会计及财务会计，侧重点是会计核算，46学时的理论课程结束后还有一周的会计模拟实验，教师均采用多媒体教学，教学方法以教师讲授为主，辅以案例教学及少量的互动教学。

2.调查结果统计

(1)学生对会计学课程的了解程度及兴趣。调查结果表明，绝大部分学生在学习会计学之前对该课程不太了解，但并没有妨碍他们对会计学课程重要性的感性认识，大部分学生对会计学课程还是有兴趣的, 然而他们并不了解会计学与本学科的关系，因而教师在授课前应该向学生介绍会计学与经管类其他学科的关系，强化学生对学习会计学重要性的认识。

(2)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的会计学教材存在较大缺陷，已无法满足教学需要。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满意程度普遍不高，主要原因是内容太专业，另外，部分学生感觉教学内容与将来工作关系不大，提不起学习的兴趣。对非会计专业在教材选用和教学内容的编排上应有别于会计学专业, 如何站在管理的角度去引导学生学习会计学的基本理论及知识，使会计核算、会计监督与企业管理相融合，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3)教学方式及手段的满意程度。调查结果表明，部分学生对目前的授课方式是不满意的，希望教师多结合案例教学，在课堂上多与学生互动，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引导学生思考。使用多媒体的教学效果相对而言比较好，但是大部分同学认为没必要开设会计模拟实验课，原因是会计模拟实验课使用的软件是针对会计专业的学生设计的，实验内容以会计核算为主，对非会计专业的学生而言太难。

二、问题分析

1.教学目的不明确，教学内容不合理

目的是行动的领航灯，只有明确了教学目的和培养目标，才能有的放矢，目前教师对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教学目的认识模糊，对会计知识与非会计专业的内在联系认识不够，加之对教学对象所学专业譬如市场营销、信息管理、土地管理等的内容缺乏必要了解，难以把握会计在各非会计专业的应用，在教学中无法将会计与特定的专业联系起来，只能就会计论会计，导致学生认为学习会计与专业毫不相关，纯属浪费时间，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大打折扣，更谈不上学习兴趣。

由于没有明确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安排不合理，只是会计专业课的简单拼凑，主要包括会计的基本概念、会计核算方法、会计循环及会计报表的编制，重点是如何进行会计核算，非会计专业的学生毕业后不是做账，而是如何看账，因此对这类教学内容不感兴趣，另外在学生对企业运行情况一无所知的情况下讲授会计一系列的抽象概念及核算方法，学生很难接受，反映入门难，复杂的帐户对应关系容易引起其抵触情绪。

2.教学模式陈旧，教学方法失当

在教学过程中，仍然没有改变“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师没有充分考虑学生从未接触过会计、学习时间短等实际情况，一味“填鸭式”灌输会计理论知识，枯燥乏味，而且实际案例较少，使学生感到会计高深莫测，从而产生畏难情绪。虽然安排了会计模拟实验来加强会计学课程的实践环节，以增进对会计学的感性认识，但是由于实验软件是针对会计专业学生设计的，主要训练学生的会计核算能力，对非会计专业学生而言太难，容易挫伤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三、非会计专业会计学教学改革对策

1.准确定位教学目标

非会计专业本科生的职业目标主要是各类单位的管理部门，由于这些岗位的工作都离不开会计信息的支持，因而他们必须懂得会计信息产生的过程和会计信息的基本经济含义，但不需要他们记账、算账。因此，非会计专业会计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使学生了解会计信息的产生过程，在理解基本理论和操作方法的基础上，掌握会计信息分析的基本方法与技能，了解会计核算方法，能解读有关财务报表，理解报表直接传递和间接隐含的信息等。培养学生掌握会计特有的思维方式，注重会计信息的获取、会计知识和方法在管理中的应用，学会如何把会计作为一种经营工具，运用会计信息做出生产、营销、投资、融资或其他商业决策，从而改善和推进企业的管理工作。以适应将来从事经济管理工作的需要。

2.调整教学内容

非会计专业会计学的教学目标是将学习者培养成为合格的会计信息使用者，而不是会计信息的生产者，因此教学内容不应该特别强调会计核算方法，应在兼顾会计基础理论的基础上，侧重掌握会计与经济活动的联系以及会计信息的分析技能。具体而言，基础会计部分只需介绍会计的基本概念、复式记账、会计循环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不介绍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内容。涉及财务会计的内容应该改变按会计六要素来介绍会计确认和计量的教学方法，可按照会计要素涉及的经济业务流程来介绍会计核算和会计管理的方法，使学生从某种程度上了解企业的会计实务流程，这样更易于理解。企业的经济业务主要包括资金筹集、生产准备、产品生产、产品销售和财务成果及分配等。在主要经济业务流程中应结合上市公司的案例介绍会计核算与会计控制的基本要求、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变更对会计信息的影响，并将内部控制的概念和内容贯穿始终，使学生了解经济管理活动中哪些是应控制的关键点，如何运用内部会计控制来保证业务活动的有效进行，保护资产的安全和完整及防止、发现、纠正错误与舞弊，以提高经营效果，尽量淡化一些抽象的、技术性强的会计核算。在报表部分可增加审计报告的阅读和利用，不要过于侧重会计报表的编制方法，而要详细介绍会计报表各项目的含义以及如何利用附表和附注，以及分析会计报表的方法与技巧，让学生能够看懂财务报表，能够从会计报表中获取他们需要的信息。

3.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

应该彻底淘汰“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在教学中，不仅要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更要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教师应将案例教学法和参与式教学法贯穿于教学中，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强化学生对学科内容的理解和对知识的掌握，最终提高教学质量。在讲授会计学课程之前，教师应向学生介绍会计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以及会计学与其所学专业课程之间的联系，使其了解非会计专业会计学课程的重要性，充分认识到会计并非是枯燥的数字和繁琐的记账，而是从事经济管理工作必须要掌握的商业语言，树立会计信息观, 增强学习兴趣。推行案例教学将会使枯燥的会计理论变得生动，在案例的选择上应尽量将会计理论与企业管理结合起来，不仅有利于会计与管理知识的相互渗透和融合，还能提高经济管理类学生学习会计知识的积极性和利用会计监督管理职能进行企业管理的能力。参与式教学鼓励学生在课堂上边听课、边思考、边提问，鼓励学生之间互问互答和讨论，或请教师回答问题等。在授课中，采用提问、启发、讨论、鼓励等方法，营造出师生互动的教学情景，激活学生的思维，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变被动式学习为主动式学习，变灌输式教学为吸收式学习，充分发挥学生的聪明才智，激发学生的创造激情，使原本枯燥无味的会计课变得生动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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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简介ChristopherD．1ttner和David F．Larcker的《评价管理会计的实证研究：一个基于价值的管理视角》(Assessing crop-irieal research in managerial accounting：a value-based managementperspective，以下简称《研究》)一文发表于2001年的《会计学与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Accounting and Economics)。《研究》使用以价值为基础的管理框架，对管理会计中的实证研究进行了缜密的回顾，将过去数十年内管理会计的各种杰出研究整合成一个完整构架。《研究》荟萃了许多近期研究的共识，同时也确认了其中存在的差距和矛盾，进而通过讨论普遍的方法和经济计量问题，提出对未来的管理会计研究的有效建议。

(二)文献基本结构《研究》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简要介绍基于价值的管理分析框架(VBM)及选择该框架的理由；第二部分概述了用来引导全文观点的简单VBM框架，并且讨论该框架与其他管理会计文献中的概念模型和经济理论的联系；第三部分是对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全面评估；第四部分批判性地回顾了VBM框架进程中的每一步研究并且确定了潜在的研究课题；第五部分讨论了未来管理会计实证中需要进一步研究的观点；第六部分是文章的结论。

二、《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基于价值管理的分析框架价值管理框架(vBM框架)以过去管理会计的实务为基础，明确提出为股东创造出色的长期价值为管理目标，意在为衡量和管理企业提供一个综合框架(Dixon和Hedhy，1993；Copeland等，1996；Kpmg Consulting，1999；Black等，1998)。尽管VBM框架随企业不同而有所变化，但通常包括以下六个基本步骤。包括：选择能提高股东价值的具体内部目标；选择与赢得既选目标相一致的战略和组织设计；在既定组织战略和组织设计下，确认能在经营中创造价值的特定业绩变量(或“价值动因”)；在以价值动因分析确认不同优先级的基础之上，制定行动计划，选择业绩计量指标，设定针对性目标；评价行动计划是否成功实施，并执行组织和管理业绩评价；根据目前结果，及时评价组织内部目标、战略、计划和控制系统的有效性，并在必要时加以修改。

以上简明有序的VBM框架和所有其他组织设计框架一样，是对实务中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同时选择(simuhaneous Choices)和反馈循环的一个抽象总结。可是，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机制，以将管理会计中的实证研究加以分类(这些研究通常具有相似的逻辑顺序)，并评价这些研究对规范性的VBM框架中所讨论的各种关系的支持程度。更重要的是，该框架蕴含了权变理论、模型(Baiman，1990；Lanbert，2001)和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设计框架(Bricklcy等，1997；Milgrom和Roberts，1992；Jensen，1998)所强调的诸般联系。《研究》以该框架为基础，对西方管理会计领域价值管理的经验文献进行了回顾与评论。

(二)管理会计实证研究的观察在回顾前人研究时，存在着一些显著的特点，包括实务导向特性、研究范围迎合最新管理方向的程度、以及研究者所采用样本的多样性、研究方法和理论依据。其中：最显著的是随着实务的改变而变动(尽管有些滞后)的研究范围。将研究焦点聚集在前沿课题有利有弊。一方面，导致一系列的文章产生，更能迎合实务人员的需求，并覆盖了当代管理会计教科书的大部分内容。这种吻合是必要的，有助于克服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管理会计研究不再与管理活动相关，并且不再反映管理者们关心的问题的缺陷。而另一方面，这也造成了管理会计领域的追风特性。许多文章的产生完全是在商业压力下引人注目的某一特定话题推动的，而很少致力于更广阔的理论背景下的实践或研究。尽管以前的热门话题还没有完全研究透彻，但这些课题也会随着下一波管理会计创新的出现而逐渐不再受重视。

造成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变得难以推广的一个重要因素是研究者使用的样本、研究手段和理论的多样性。许多因素构成这种多样性，其中主要是激发管理会计研究进行的理论学科的差异性。不同于资本市场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金融经济理论上，管理会计研究涉及许多不同的学科，包括经济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营研究。涉及这些不同的学科一部分是因为大多数实证会计研究是由北美之外的地区推动的。相比来自北美的经济导向的重点杂志的文献资料，《研究》更多地注意那些来自于行为导向的欧洲会计杂志、组织机构和社会机构的文献。另外一个导致多样性的原因是管理会计研究缺乏公开可得的数据。相对于财务会计和管理层薪金研究能够从财务报告，公司披露和如Compustat、CRSP、ExectmomD和I／B／E／S这样的数据库获得研究数据，管理会计实务的公共信息和可用的数据很少能用来研究。所以，研究者必须使用工具进行社会调查(而这些调查结果每次往往都有一些差别)。宽广的数据收集渠道能使管理会计研究避免把注意力放在一些偶然事件上，当研究者们被可利用的公共数据局限时，就可能会犯错误。然而，样本的多样性导致很难进行研究结果的比较、研究出先进的成果或者对结果的大概范围进行估计。

(三)实证研究回顾作者分类并概括一系列不同的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并以自己的观点来评价管理会计研究。

一是组织目标的选择。管理会计研究的一个基本假设认为管理会计的最终目标是为实现组织目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控制机制。然而，具体组织目标的选择却被摒弃在管理会计的传统研究范围之外。这种状况已随VBM方法的出现而改变。许多VBM的支持者主张一个组织的主要目标必须用“经济价值”指标(如经济增加值(EVA)、投资现金流量回报(cFROI)等)来表述，才能将内部目标与股东价值最大化目标很好地契合(copeland等，1996；Stern等，1995；KPMGConsulting，1999)。该观点的理论基础是认为经济价值指标的变动比传统会计指标更能反映股东价值的变动，因而在目标设定、资本预算和薪酬计划(stern等，1995)中可以取代会计指标。Anctil(1996)、Rogerson(1997)、Reichelstein(1997)等的分析性研究显示了只有使用如EVA等基于剩余收益的指标作为组织的根本目标．才能保证实现委托人和人利益的相一致性。该领域的实证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是否比传统的会计指标更与公司价值相关；其二，使用以经济增加值等剩余收益指标的企业是否比其他企业创造了更多的价值。 Milunovich、Tseui(1996)以及Lehn、Makhija(1997)对市场指标

与EVA相关关系研究的简单单变量检验发现，相对于会计回报、自由现金流量等传统指标，EVA指标与市场价值增量更相关。O’Byrne(1996)和Chen、Dodd(1997)的研究进一步发现，EVA指标或修正的EVA指标在解释股票回报时比会计盈余优越。可是，也存在一些不一致的证据。例如，Chan和Dodd(1997)、Biddh等(1997)发现EVA指标的解释能力远较其倡议者的推断低。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经济价值指标与股票报酬有更强的统计关系，也不能下结论说它对于管理计划与控制更可取。例如，qesdal(1981)和Paul(1992)的分析研究显示，对于评估企业价值有用的信息系统未必适用于评价管理者业绩。对前述研究的最大限制是对经济附加值的公开可得数据的使用，目前为止的研究也重点关注经济附加值，或者其他净收入基础经济价值方法的价值相关性。对于为会计和控制目的而采用经济价值指标作为主要目标的组织是否能取得出色的业绩，经验证据至今无法为上述问题提供确定性答案。

二是战略制定和组织设计选择。VBM进程的第二步是选择具体的战略和设计组织结构以实现之前选择的公司目标。该步骤与许多经济学基础的组织设计框架和分析模型相吻合。该领域的研究也可以大致分为两类：如何定义公司的战略；如何根据公司战略设计合理的组织结构。作者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实证研究中的战略效果的计量上，回顾组织结构设计方面的研究。管理会计文献通常在既定的战略下考查战略选择与组织的会计及控制系统设计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常常将战略计量成从“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到“勘探”、“建设”或“创新”战略的一个连续系统(Dent，1990；Langfield，1997)。“防御”、“收获”或“成本领先”战略强调在狭窄的产品范围内努力成为一个低成本制造商，而“勘探”、“建设”或“创新”战略则强调利用一系列创新产品或服务努力成为市场开拓第一人。尽管这个简单的连续系统是组织战略一个有用的指示器，但是，它却忽略了战略选择的多维性质。例如，战略研究者认为存在严格的成本领先和严格的创新战略之外的其他战略，如提供比竞争者更高质量的产品、利用形象细分产品、出色的客户服务等(Miles~Snow．1978；Poaer，1985)。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另外一个被广泛用来衡量战略的变量是“感知的环境不确定性”(Perceived EnvironmentalUncertainty，PEU)。有研究显示，竞争不确定性与环境不确定性是相联系的，富有创新精神的“勘探”企业比采用成本领先或“防御”战略的企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Fisher，1995)。然而，使用不确定环境探知方法作为一种度量战略的代替方法有一些问题。

除了将重点放在公司或业务单元的战略上，也有一些研究考查较低层次的经营战略，如适时生产(Just-In-Time Production)、弹性制造系统和全面质量管理(Daniel~lTReitsperger，1991；Banker等，1993；Young和Selto，1993；Abernethy和Lillis，1995；Ittner和Larker，1995，1997；Perera等，1997；Sim和Killougn，1998；Scott和Tiessen，1999)。与大量分析性研究(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形成了鲜明对照，只有极少数的经验研究考查了组织设计的决定因素。大量经验研究假定组织设计选择(如非中心化、决策权分配和相互依赖性)与战略(或察知环境不确定性)之间存在某种联系，并假定组织设计与战略的适配程度对控制系统设计和企业业绩有重要影响。但检验这些观点的研究却得到了不一致的结果，设计精良、样本庞大的后继研究将为观点的证明提供宝贵的见解。改进该领域研究的关键是改进对战略的衡量方法。未来的研究还可以测试出目标、战略和组织结构设计是否被同时决定的。一些经济理论提出这些选择应该被一同做出(Briekley等，1997a；Milgrom和Roberts。1995)，而不是像VBM框架所显示的逐步做出。另一方面，绝大多数研究在它们的实证模型设定中，将一个或者几个决策看作是外生的自变量(女flDent，1990；Langfield-Smith，1997)。最后，在组织结构设计各种方案的决策方面需要更多的研究。管理会计理论认为这些方案是管理会计控制系统中的关键部分(如Melum-ad等．1992；Baiman等1995；Brickley等，1997a)。

三是价值动因的确认。模型指出，控制系统的目标是促使人的真实行动与委托人所合意行动相一致。如果委托人的最终目标是股东价值最大化，那么控制系统就应重视能增加股东回报的行动。价值管理程序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念，它将重点放在能增加股东价值的财务及经营“价值动因”上。确认这些动因及其相互关系，也就是确认引起成本增加或收入变动的具体行动或动因，预期会改进资源配置、绩效考评和信息系统设计。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作业成本法(ABC)；战略成本管理(sCM)；平衡计分卡(Bsc)。

作业成本法研究强调非产量相关指标对制造费用的预测能力(Cooper和Kaplan，1991)。该类文献主要研究增加对成本动因的理解会如何改善制造费用的分配，进而改善决策的制定。迄今为止大多数的价值动因研究已经检验了ABC关于非产量成本动因能够解释大部分间接费用成本的观点。虽然存在少数相左观点(Foster和Gupta，1990)，总的来看，这种观点得到了有效的证实。例如。Banker等(1995)、Andemon(1995)、Plait(1996)、Ittner等(1997)和Fisher、Itmer(1999)的分析发现，即使在控制了直接人工成本(产量的替代变量)之后，复杂性变量与制造成本仍然显著相关；Macarthur、Tranahan(1998)利用医院数据发现医院的复杂程度和维持这种复杂程度的制造费用水平是被同时确定的；htner等(1997)通过对众多制造指标的主成分分析发现，这些指标总体上与Cooper和Kaplan’s(1991)提出“制造费用层级结构”中的单位、批次和产品维持类别相对应。战略成本管理文献扩展了ABC的概念，除了强调制造费用的结构性动因(例如组织的规模和范围、技术水平及类型，以及产品类别战略等)之外，还强调以组织高效执行其经营活动的能力为基础的“执行性”成本动因(工作小组参与、客户和供应商关系、产品和生产过程设计等)(Porter，1985；Riley，1987；Shank~Govindarajan，1994；Shields和Young，1995)。平衡计分卡概念在成本动因分析基础上继续发展，它强调根据多维的“价值动因”――包括财务业绩、客户关系、内部经营过程以及学习和创

新――来计量业绩(Kaplan和Norton，1996)。该领域的研究通常对非财务指标是财务指标的领先指标(Leading Indicator)或未来财务业绩动因的观点进行验证。例如，Banker等(2000)，Behn、Riley(1999)和htner、Larcker(1998)的研究发现，客户满意度指标和未来会计业绩和，或现时市场价值有正相关关系，Ittner和Lareker(1998)也发现前者具有领先指标的作用。然而，客户满意度与未来业绩之间并非线性关系，在其较高水平上客户满意度的业绩效应并不明显。另外，少量研究为平衡计分卡所称“效益”提供了有限的支持。例如，Chenhall、Langfield-Smith(1998)和Ittner等(2001)报告了平衡计分卡具有中等或略高于中等程度的察知(Perceived)效益，但他们同时发现平衡计分卡薪酬计划在提升管理者对战略目标及行动的理解方面并无重大作用。

四是行动计划制定、计量指标选择和针对性目标设定。VBM框架的第四步是在价值动因分析的基础上制定行动计划，并选择保证行动计划成功实施的计量指标以及设定针对性目标。该步骤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投资项目和行动方案的选择：业绩指标的选择；业绩目标的设定。

在管理会计文献中，关于具体行动计划的选择问题，只有资本投资的选择引起了足够的重视。关于资本投资选择的经验研究分两类：一类(大部分研究)考察使用复杂资本预算技术的企业是否比采用较简单方法的企业有更好的业绩，如Haka(1987)发现当折现现金流量(DCF)技术在可预测环境下使用时，股东回报较高；另一类考察资本投资决策中非财务信息和外部信息的影响，如Larcker(1981)发现在战略资本预算中内部与外部信息、财务与非财务信息一般具有较高的察知重要性；Cart,Tomkin(1996)发现，“成功”企业在竞争事项、价值链分析和基本成本动因分析上投入了远较其“不太成功”的竞争对手更多的注意力，但在财务计算上却只投入了很少的注意力。相对于管理会计的其他方面，业绩指标的选择受到了较多的关注。总体上，这些研究可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考察信息和控制系统特性，其结果通常支持业绩指标选择是组织竞争环境、战略和组织设计的一个函数的观点。例如，Hayes(1977)，Gordon、Narayanan(1983)，Gul、Chia(1994)，Chong(1996)和Scott,Tiessen(1999)均发现组织设计的复杂程度与业绩指标的多样性(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之间有正相关关系；Chenhall、Morris(1986)发现非中心化、PEU和组织内的相互依赖性与管理会计系统四种特性――范围(是否包括外部、非财务和未来导向信息)、及时性、集成性和加总水平一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Simons(1987)和Guilding(1999)发现“探勘”企业和“防御”企业对业绩计量指标的使用有很大的差别；Merchants(1984)，Duck(1992)，BrowneU、Merchant(1990)发现生产技术对预算控制系统的使用和效益起了重要作用。

关于业绩指标的第二类研究主要是关注薪酬计划，这类研究主要考察业绩指标选择的决定因素和薪酬计划的业绩效应。前者如Lambert、Larcker(1987)，Sloan(1993)，Ely(1991)，Bushman等(1996)和Ianer等(1997)等发现，在CEO／执行官薪酬合约中，业绩指标选择(包括财务和非财务指标、会计和市场指标)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企业所处行业，企业成长性，战略质量创新活动的采用程度，管理者的任期、管理者持股比例以及传统财务指标掺杂噪音的程度等；Bushman等(1995)和Keating(1997)考查业绩标准赖以计量的组织层级，他们发现部门指标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包括部门成长性、组织内的相互依赖性和部门相对于公司的规模。后者如Govindarajan、Gupta(1985)，Simons(1987)和Govindarajan(1988)显示，那些将激励计划业绩指标与前文论及的权变因素紧密结合的组织能取得较高的业绩。尽管有大量行为会计研究考查业绩目标设定，但仅有少量的实证研究分析了目标设定在行动和投资方案的选择和业绩评价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现存的研究集中在薪酬的目标达成情况上。例如，Merchant、Manzoni(1989)的研究显示，业务单元的经理们达到针对性目标的比例远远大于管理会计文献建议的标准，通过与他们交谈发现，经理们普遍认为能以较大概率达到的目标是合适的，因为这样能改善公司的报告、资源计划以及控制的效果。另一些研究考察不同类型目标的作用。例如，Murphy(1999)发现，当以前年度业绩对当前业绩的估计掺杂较多噪音时，企业在执行官薪酬计划中更可能采用外部标准替代内部标准。前面的研究一般支持了行动方案和业绩指标的选择依据组织特征变化的理论。然而，这些研究也存在若干缺陷：首先，每一个研究只调查了业绩指标的一个或少数用途，而忽略了其他可能对企业成功同等重要或更重要的潜在用途；其次，尽管有研究声称当指标系统与关键成功因素协同的时候业绩会提高(Dixon等，1990；Lingle和Schiemann，1996)，但是这些研究没有调查业绩指标用于不同目的的一致性，或者这些指标和企业具体价值动因的吻合；第三，这些研究忽略了用于决策制定和控制的信息质量，即使信息系统特征可能影响决策质量和控制系统的激励作用。

五是业绩评价重估和组织目标与计划。VBM框架的最后两步包括业绩评价以及当结果与期望有差异时对组织目标、计划、战略的重估。少量关于此类问题的研究表明，正式检查和调解程序的效益性依赖于一系列环境因素。例如，Smith(1993)发现，运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其投资的放弃率与业绩成正相关关系，而未采用投资监管系统的企业呈负相关关系；Myers等(1991)发现业绩依赖于事后审计的复杂性与企业相关变量(信息不对称的程度、资本密集程度等)的适配(Match)程度。战略控制系统研究表明，在一些环境里，确定一项战略是否如计划的那样得以执行，以及评估战略结果是否是预期的结果的正式过程．实际可能有负面的影响(Lorange,~Murphy．1984；Goold和Quinn，1993；Fiegener，1997；IttnerTfllLarcker，1997)。

(四)未来研究方向《研究》对西方管理会计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做出了以下三方面的展望：

一是研究动机和假说发展。为了推进管理会计研究，研究者必须将其文章的研究动机从基于商业媒体的热情上移开，而且必须说明时间和研究设置为什么从理论的立场上是有意义的。许多情况下，经济学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观察到的实践活动。在发展和建议

假说时，研究者必须利用更广泛的学科。

二是样本选择和概念衡量。在调查某一给定研究问题时，考虑如样本规模、数据质量和数据搜集成本等问题时，研究者必须权衡数据来源的相对优势和劣势并试图尽量使劣势最小化。多种数据来源或研究方法能增强读者对结果的信心，问卷数据可以将公开可得来源产生的客观业绩数据结合起来，以增强业绩检验的可信度。同时，提倡更多地使用单个或少数组织的详细数据。不管选择怎样的数据来源，都需要在消除衡量误差上作出更多的努力。最常用的方法是，在证明了所选指标经由主成分分析是一维的且由足够高的Cronbachalpha后，对每个理论构想使用一个多指标的加权组合(见Nunnally，1967)。隐变量模型是处理衡量误差和提供构想效度(即指标是否实际衡量了它们需要衡量的东西)证据的另一个方法。

三是模型设定。促进管理会计研究发展的一个关键因素是改善模型设定。尽管模型设定应当由需检验的理论来推动(Lufi和Shields。2000)，但是极少有研究对此加以阐述。管理会计经验研究的发展不仅要求明确此类联系，而且要求注意三类主要的计量经济学问题：内生性、同时性和函数形式。内生性。多数经验研究的一个重要局限在于预测变量(或自变量)的内生性。当结构模型中预测变量自身也是与随机误差相关的选择变量(choiceVariable)时，就产生了内生性问题。这种模型误差定会导致不一致的参数估计，并使模型解释和假设检验出现问题。内生性问题的计量经济学解决办法是采用诸如基于工具变量的二阶段(Two-Stage)程序来产生与误差项无关的预测变量。但在管理会计研究中由于许多组织选择都是相关的，所以很难确认合适的工具变量。另一个与计量经济学方法相关的问题是。将内生变量对(假设的)外生变量进行回归。其解释力很小。尤其是工具变量估计与OLS(最小二乘法)估计具有相同方向的偏差。因此，尽管已知内生性问题的“教科书解决方法”，在管理会计研究中，工具变量估计的实际应用仍存在问题，而且可能对研究者解决内生性问题的能力产生错误的@ilt。关于管理会计及其他组织特性的同时选择也是一个重要问题。理论上，组织应当同时选择(或搭配)管理会计系统、组织设计、薪酬系统以及其他相关程序和特性(Otley，1980；Milgrom和Robefls．1995；Bfickley等，1997)。然而，以前多数研究者往往先主观选择一个被认为是内生的构念(即因变量)，然后将剩余的变量全看作外生的(即自变量)。有的研究者通过简单地假设用于识别系统的工具是足够的(即满足秩和阶数的条件)，以试图估计一个非迭代的结构模型，但大多数此类工具变量都很难是真正的外生变量。采用可检验管理会计理论模型的同时方程法．能够减轻许多由同时性产生的方程偏差。尽管从概念上讲，在横截面条件下，仅仅利用相关矩阵(或协方差矩阵)来检验因果关系是有问题的，但采用同时方程的结构模型可使研究者能够评估假设的因果模型与所观测到的数据是否一致。函数形式。管理会计理论和框架常常认为，会计与控制实务、其他组织设计选择以及业绩之间存在复杂的交互关系和非线性。但与之相反，以前研究所用的函数形式一般都是简单的线性结构，并且自变量之间很少有交互关系。尽管线性结构解释起来很直接，但它不足以把握众多管理会计问题的复杂实质和相关业绩后果。既然理论对与管理会计实务有关的结构模型的恰当函数形式缺乏明确指导，研究者就有责任考虑各种备选设定，并从中选出与观测数据最一致的形式。

三、《研究》的意义及启示

(一)《研究》对西方管理会计研究领域的意义《研究》批判地回顾了现有的管理会计实证研究，并点明了这些文章的一些方法论缺点，最后为未来研究提出了建议。《研究》在一个基于价值的管理分析框架背景下进行了回顾，该框架融合了其他概念性模型，如权变理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组织设计分析框架以及平衡计分卡包含的许多概念，在支持这些模型的关联关系的同时，《研究》也强调了许多差距和不一致性。在此基础上，《研究》关注了财务会计和管理会计研究所缺少的整合，为了对内部和外部会计及控制系统的选择和业绩意义完整理解，呼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更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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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 股价 回归模型 解释变量 相关性

一、选题的意义

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因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而不断变化,在这些因素中,上市公司披露的会计信息是投资者进行投资决策的主要依据,因此研究会计信息与股票价格之间的关系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结合我国上市公司具体情况进行研究。

二、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的相关理论研究

有关市场信息与股票价格关系的理论中,以有效市场假设理论最具代表性。有效市场假设理论认为,如果证券价格“充分反映”了可获得的信息,则证券市场是有效的。具体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应该充分正确地反映所有与决定价格相关的信息;对某个特定的信息而言,如果将其披露给所有市场参与者后,证券价格不会发生变化,则资本市场是有效的;若市场是有效的,就不可能以某个特定的信息为基础进行交易而获取经济利润。

三、变量的选择与样本数据的准备

1.变量的选择

本文在以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选择了反映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X1)和每股净资产(X2)两个指标;反映企业偿债能力的流动比率指标(X3);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指标(X4);反映企业发展能力的主营业务收入增长率指标(X5),采用股票价格(Y)作为被解释变量。

2.样本数据的准备

本文选取了沪深股市信息技术行业的69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以上各项会计指标均选取2008年年报数据,而股票价格选取年报的下一年度即2009年4月30日至2009年6月30日之间每个交易日的收盘价的平均值。

四、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经典单方程线性回归模型,建立模型为:

Y=β0+β1X1+β2X2+β3X3+β4X4+β5X5+u

利用EVIEWS软件,用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的估计。

五、模型的改进与结论

1.剔除多余解释变量

剔除变量X3,重新进行回归后,模型的拟合优度与包含X3时几乎一致,说明X3为多余解释变量,应予以剔除。

2.重共线性的检验

剔除变量X3后,剩余解释变量两两之间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1所示。

表1 剩余解释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可以看出,变量X1与X2,X1与X5之间相关系数较大,因此进一步将X1作为被解释变量, X2和X5作为解释变量,建立模型:X1=r0+ r1X2+r2X5+u进行回归分析后, F-statistic=26. 222 29, P值为0。F检验通过,说明X1、X2与X5之间有高度的相关关系,为了确定变量的取舍,进一步采用逐步回归法进行判断。首先,将三个变量分别单独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表2所示。

表2 回归结果1

因此,单独来看,X1拟合优度最高,解释能力最强,X2次之,X5最差。其次,将X1分别与X2、X5两两组合,代入模型,进行回归,得出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回归结果2

显然,加入了X2后,方程的拟合优度有了较大提高,而加入X5,拟合优度几乎没有变化,所以剔除变量X5。剔除X5后重新进行回归,此时模型所有变量均通过T检验,Adjusted R-squared=0. 479 515也有了提高。说明以上对模型的改进是有效合理的。

3.最终建立的模型

Y=9. 361 9 +11. 204 7X1+1. 184 9X2-2. 925 2X4

通过模型,我们可以看到,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对股价的影响很大,除此之外,反映企业营运能力的总资产周转率对股价也有一定影响。而反映企业偿债能力和发展能力的会计指标没有通过检验,在建立模型的过程中被剔除掉了。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投资实践中,反映公司盈利能力和营运能力的这两类会计信息是投资者比较关注的信息,与股价相关度较大。

参考文献:

[1]谷 祺,刘淑莲.财务管理[M].大连: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7

[2]袁知柱,鞠晓峰.中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与股价信息含量关系实证检验[J].中国管理科学, 2008(1)

[3]王凤华,张晓明.我国上市公司会计信息透明度对股价同步性影响的实证研究[J].中国软科学, 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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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会计自由裁量权 操纵性应计利润 经济后果 企业业绩

一、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的理论分析

1、会计自由裁量权

会计自由裁量权指的是会计人员在国家制定的企业会计准则范围内，根据管理层的意图，对企业选用什么样的会计政策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虽然形式上看它是会计人员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自由选择的权力，实质上它是一种归属于管理层所有的对公司的剩余控制权。

2、会计自由裁量权的三类动机

对管理层行使会计自由裁量权的动机可以将之概括分为三类：第一，契约动机。为了解决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企业就需要一组明示的或是默认的契约来规范利益主体的行为。管理层行使会计自由裁量权就是为了对企业的一系列契约的安排施加影响，从而缓和来自于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冲突，降低契约的监督成本。第二，资产价格动机。资产价格动机主要是由于管理层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第三，外部利益相关者动机。外部利益相关者通常包括税务部门、政府部门、供应商、竞争者和合作者等。在这一大类中，通常比较常见的假设是政治成本假设，即企业管理层选择一些会计自由裁量行为是为了使纳税额降低或是得到递延，避免潜在的管制等带来的政治成本。

3、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一方面，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理性的管理者和会计人员勾结在一起，滥用权力来操纵企业的会计政策选择，这就使得会计信息系统输出的信息被扭曲，影响内部和外部信息使用者的决策，从而影响企业的绩效和股东价值。另一方面，理性的管理者的利己动机不是无限的，他们要实现自身的利益是以企业的存在和良性发展为前提的，所以管理层的自由裁量行为也可能会提高企业绩效，从而为自己谋求更多利益提供机会。

二、实证研究

本文认为管理层更多的关注的是企业不断发展的前提下去实现个人利益，他们行使会计自由裁量权会给企业业绩带来正面的影响。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1、变量设计

（1）因变量——企业业绩（ZYLR）。反映企业业绩的指标可以分为以市场价值和以会计账面价值为基础两类评价指标。总资产收益率（ROA）、净资产收益率（ROE）都是反映了资产的利用效率，但是由于分母是净利润，存在着较大的盈余操纵空间。而主营业务利润考察的是企业的主营业务获利情况，排除了企业利用营业外收支和其他业务操纵利润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企业操纵的空间，与前两者相比具有更大的不可操纵性。因而为了剔除管理层操纵的影响，本文选用能比较真实反映企业状况的主营业务利润来替代以衡量企业业绩，以利于研究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的关系。

（2）自变量——会计自由裁量权（|DA|）。使用企业收益标准差与现金流标准差之比来衡量会计自由裁量权。企业现金流反映的是现金的流入流出，是管理层利用自身权力也比较难以操控的，能较真实反映企业本身的面貌。相对于现金流而言，企业对外呈报的收益是管理层可以使用自身权力来进行操控的，含有较大的会计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带来的作用。如果收益的波动相对于现金流的波动显著增大，意味着管理层出于特定目的使用了会计自由裁量权对收益进行了操纵，使得收益的波动大于现金流的波动。收益标准差与现金流标准差之比越大，则意味着管理层有更大的会计自由裁量权。

（3）控制变量——企业规模（SIZE），风险（RISK）。一些研究表明企业规模代表着获取资源和利用投资机会的能力，规模越大可能出现规模经济，对企业业绩的提高有利。李常青、赖建清（2001）研究证实了我国上市公司规模和绩效存在着正相关关系。本文使用总资产的自然对数来控制规模对企业业绩的影响。风险同样会影响到企业的业绩，企业承担的风险越高，业绩受到的影响越大。本文使用资产负债率控制风险对企业业绩的影响。

2、模型构建

由于采用直接的线性回归的拟合优度较差，回归方程不显著。由于样本中因变量主营业务利润为负的情况占样本容量的比例都少于样本容量的5%，因此本文认为可以忽略少量的样本对研究结果的影响，选取因变量的对数形式来进行回归。ln（ZYLR）=？茁0+？茁1×|DA|+？茁2×ln（SIZE）+？茁3×RISK+？滋。

3、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了2009年至2011年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其中剔除了可能对研究有影响的金融保险行业的数据，以及ST股和PT股，总共选择了650家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模型的研究使用Eviews5.0。

三、结果分析

1、会计自由裁量权结果

根据年度的年报和季报的财务数据，算出收益的标准差和现金流的标准差，二者的比例即为会计自由裁量权的大小。

由表1可知，管理层拥有的会计自由裁量权在三年里有所增加，这与新经济业务的兴起和新会计准则的施行带来的选择空间的扩大是相一致的。鉴于自由裁量权的不断增加，就更加有必要研究它对企业业绩的影响，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

2、会计自由裁量权与企业业绩回归

本文采用的是分年度进行回归，由于截面数据一般会存在异方差，因而使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以消除异方差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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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股票报酬;会计盈余;现金流量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07)03-0057-06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在2001年简化现金流量表的编制后,现金流量表准则的可理解性和可行性增加,并且2001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制度》允许企业提取8项准备,这增加了会计政策选择的余地｡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应该对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和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重新定义,这一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盈利信息和经营现金流量信息与股价的相关性比较,其深层含义直接涉及到现行会计模式是继续坚持权责发生制,还是必须倚重于现金收付制的根本性问题[1～2]｡而要分析盈余管理动机的信息观,明确盈余信息中的应计利润信息在股票定价中的作用也显得十分重要[3]｡

尽管处于财务报表核心地位的盈余数字也一直是各界普遍关注的对象,但是研究会计盈余与股票价值之间的相关性的文献不多,而直接对盈余､现金流量与股票报酬相关性进行比较分析的就更少｡Ball and Brown[4]用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现金流量减投资现金流量)取代了会计盈余之后重复了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对于正数和负数的经营现金流量变化,其非正常报酬率的绝对值都略小于会计盈余变化情况下的非正常报酬率,表明当期经营现金流量与非正常报酬率的相关性要低一些｡Rayburn､Dechow将股票报酬作为因变量,应计利润额和经营现金流量作为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在股票报酬回归模型中增加了应计利润变量后,模型的解释能力增强[5～6]｡

我国上市公司1998年以后的年报才开始披露现金流量表,从实证角度研究现金流量与股票价格关系的成果不多｡邢丽以上海30指数股票和深圳成份指数股票为样本(剔除了个别ST股票)比较系统地实证了上市公司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该文发现,经营现金流量特别是根据税后盈余口径调整后的经营现金流量比每股收益更能精确地解释股票价格[7]｡但是,该文的研究样本数量偏小(只有67只股票)且都是沪深两市的成份指标股,难以代表其他非成份指数股票的特征,文中采用的单变量回归方法也较为简单,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研究效果｡刘将非预期会计盈余(UE)和非预期经营现金流量(UCFO)与累计非正常报酬率(CAR)分别建立回归模型,通过比较二者的显著性水平以及模型的拟合优度,得出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向投资者传递的信息量低于会计盈余的结论[8]｡然而,通过回归系数的显著性水平的大小,很难说明方程中回归系数存在显著性的差异,同时,通过比较两个拟合优度都很小的模型的R2来说明谁的相关性大,也难令人信服｡赵春光[9]在相对价值相关性的研究中,通过比较水平与变化模型(level and change model)回归系数 之间的差异来判断不同会计信息之间价值相关性的差异｡但是,根据奥卡姆剃刀(Occam's razor)原理,在证明更为复杂的方法更为优越之前,应当使用更为简单的方法｡袁淳[10]在进行会计盈余与现金流量价值相关性的比较研究后,发现与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相比,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明显偏弱｡但是,该文仍然没有跳出通过比较两个拟合优度都很小的模型的R2来说明谁的相关性大的圈子[11]｡

通过对沪深股市2001～2003年度的A股的股票报酬与应计利润和现金财经理论与实践(双月刊)2007年第3期2007年第3期(总第147期)万宇洵,陈 波等:会计盈余､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实证研究基于沪深股市的实证证据流量建立回归方程,对拟合优度和模型总体线性关系进行分析,并在共线性分析的基础上,直接考察回归系数的显著性,以期对盈余与现金流量的信息含量做出比较｡在此基础上进行异方差检验和沪深股市反应差异性研究｡

二､研究假设

假设1:以往的研究中对股票报酬与会计盈余的相关性基本给出了正面的结论,这里将盈余分成经营现金流量与应计利润,进一步验证会计盈余与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的大小｡并认为,如果应计利润与股票报酬具有相关性,则盈余比现金流量具有更大的相关性｡

假设2:如果应计项目大多是机会主义行为对报告盈余操纵的结果,那么,有效市场会拒绝它们而选择现金流量,在这种情况下,现金流量与股票报酬率的相关程度比净利润要高;相反,如果应计利润反应了有效契约观,那么,净利润与股票报酬率间的相关程度就比现金流量高｡

三､检验设计

(一)样本选择

时间上,本研究的市场数据和会计数据所涉及的时间跨度为2001～2003年,由于股票报酬还涉及到上一年度的股票价格,所以,市场数据还应包括2000年的数据｡

空间上,本研究以中国沪深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为对象进行大样本检验｡为了尽量减少不同市场规模所带来的影响,以便更真实比较盈余､现金流量与股票报酬相关性,选取了在研究的时间区间有完整上市期间的公司,即选取2000年12月31日前(含该日)上市的公司｡这样选取的样本涉及到深市A股公司502家,沪市A股公司559家,减掉已退市的公司24家,其中深市16家,沪市8家,这样深､沪市分别剩余486､ 551家｡

金融行业截至2003年底只有10家公司,可收录到的会计报表数量极小,且报表格式不统一,有的以金融企业会计报表格式给出,还有的以一般行业会计报表的格式加金融业特殊项目的格式给出,很难建立统一的数据文件｡考虑到金融行业的这些特点,在研究中将其剔除,选用一般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因此,在样本中深市被剔除了3家,剩余483家;沪市被剔除了4家,剩余547家｡

由于研究需要有完整的市场数据和会计数据,因此,必须将各年的有缺省数据的公司剔除,这样最终进入样本的公司数目具体如下:2001､2002､2003年度深市分别为446家､458家､471家;沪市分别为502家､510家､532家｡(二)数据来源

CSMAR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 Accounting Research Database)是一个包含中国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和上市公司财务数据的大型数据库资讯系统,以下的研究涉及到这其中的股票市场交易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Trading Database)､上市公司财务年报数据库(China Stock Market Financial Database)两个子库｡(三)数据处理

(1)具体指标的确定｡现金流量=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应计利润=利润表中的净利润-现金流量表中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股票报酬(率) ｡其中,由于现金红利､送股､股票拆细(或股票股利)､配股引起股本变动,从时间上看,交易所公布的收盘价就不具有可比性｡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股票报酬(率)采用考虑了i公司股价非业绩性变化的可比价格｡

(2)剔除样本中每年在各变量平均值4个标准差之外的异常值｡深市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后2001､2002､2003年度的样本公司分别为439､449､461家;沪市剔除样本中的异常值后2001､2002､2003年度的样本公司分别为491､503､528家｡

(3)为了保持检验变量的一致性,应计利润和经营现金流量采用相对数指标,同时除以本年度主营业务收入｡

(四)模型建立

(1)b1在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且显著为正:应计利润能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良好计量,代表着企业财富的增加,所以会计盈余具有更高相关性;显著为负:市场认为应计项目大多是机会主义行为对报告盈余操纵的结果,有效市场拒绝它们而选择现金流量,所以经营现金流量具有更高相关性｡

(2)b1在显著性水平上未通过t检验:应计利润未对投资者产生影响,现金流量与会计盈余具有同等的价值相关性｡

四､统计分析(一)显著性检验

从表1可以看出,回归结果具有低R2的特性,R2一般介于2%～10%的范围,研究结果与国外市场的研究结果基本相同｡(1)由于R2检验是研究样本观测值与回归模型拟合的优度,它还需要其他检验来补充,事实上,可以用F检验对模型总体线性关系进行分析｡(2)从样本观测值出发检验模型总体线性关系是成立的｡深市2001､2002､2003年度股票报酬与应计利润､现金流量均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线性相关,沪市除2002年度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上,2001､2003年度的显著性水平均不超过0.05｡因此,从样本推测总体的线性关系成立｡

可以认为应计利润的系数b1在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且显著为正,则表示应计利润能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良好计量,代表着企业财富的增加,所以盈余具有更高相关性｡从表1来看,除2002年沪市在0.25的水平上显著外,两个股市所有年度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因此,得出初步的结论: 应计利润具有很强的信息含量,而以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组成的会计盈余就具有更高相关性｡

表1 股票报酬与统计利润､现金流量回归分析结果

另外,尽管会计盈余和股票报酬的价值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会计盈余并不能解释所有的股票报酬,两个股市所有年度上Constant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可能的解释是:会计盈余是对过去(已完成)经营成果的总结,而股票价格更侧重于投资者对未来盈利能力和股利支付能力的预期,所以,股价变动不会完全跟随本期会计盈余变动｡

对于许多利用截面数据建立回归方程的问题常常也存在自变量度相关的情形｡因此,尽管应计利润的系数b1在显著性水平上通过了t检验,仍然需要检验应计利润和现金流量是否存在共线性,从而得出应计利润和股票回报的真实相关性｡

现金流量存在共线性,才使得应计利润和股票回报的t检验中,系数 显著不为零｡为了得出应计利润和股票回报的真实相关性,采用偏相关系数作进一步检验｡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固定现金流量的影响下,应计利润对股票报酬的偏相关系数除2002年沪市在0.25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外,两个股市所有年度均在0.01的水平上显著不为零,且在所有年度上偏相关系数均大于零,故应计利润对股票报酬的影响是显著为正的｡

因此,认为应计利润能作为企业盈利能力的良好计量,代表着企业财富的增加,所以盈余具有更高相关性｡FASB在其颁布的《关于报告盈利的讨论备忘录》(Discussion Memorandum on Reporting Earnings)中,就提出了决策者根据当前和历史会计盈余预测未来现金流量的两步法:当前和历史会计盈余――预计未来盈余――预计未来现金流量,而根据基本的股票价格理论中的三级关联假说,未来的股利――在这里具体化为未来现金流量――是与现在的股价相关联的｡同时,由于本研究表明净利润与股票报酬率间的相关程度比现金流量高,应计利润反应了有效契约观｡

由于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因而在建立实际问题的回归分析模型时,经常会出现某一因素或一些因素随着解释变量观测值的变化而对被解释变量产生不同的影响,导致随机误差项产生不同方差｡以下采用等级相关系数法进行异方差的诊断｡

从表4中可以看出,应计利润在沪2001､2003年度分别在0.05､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异方差,现金流量在沪2003年度在0.05显著性水平上存在异方差,除此之外总体来说不存在异方差｡

(二)反应差异研究

从表5中可以看出,2002､2003年度沪深股市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结构变化,即回归系数方面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说明股票报酬对应计利润的反应程度在2002､2003年度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对2001年度沪深股市反应差异研究中,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结构变化,并且从表3可以看到沪深市的该反应系数分别为0.128､0.231｡但是,同一年度沪深股市的结构性变化不明显｡这可能隐含着股票报酬与公司规模不存在很强的相关,也就是说,股票报酬不会因为样本公司中来自上海交易所的平均规模比来自深圳交易所要大而受到影响｡

从表6中可以看出,总体来说,结构变化比较明显｡沪市2001､2002年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不存在结构变化,但2002､2003年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结构变化且应计利润的偏相关系数变大,这说明沪市对2001年以后监管环境的变化一年后才体现出来｡①深市则在连续的3个年度间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结构变化,且应计利润的偏相关系数呈先小后大的分布,这意味着2001年以后监管环境的变化所暴露出来的问题,使投资者对股市的机会主义行为有了一定的关注,但长远来看,两个股市的投资者对2001年以后监管环境的变化的反应是积极的,他们可能认为,监管环境对上市公司及审计行业的行为决策产生了影响,促使他们披露更加真实可靠的会计信息｡

表5 同一年度沪深股市反应差异

五､结论与启示

根据以上实证分析,可以得到以下结论:在中国A股这一独特的新兴资本市场上,会计盈余的价值相关性要大于现金流量的价值相关性,盈余数字具有较强的信息含量｡同时,可以得出以下启示:

在会计监管上,盈余数字为中国A股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者提供了有用信息,在资源的有效配置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政府监管部门应当加强会计监管,最大程度保证上市公司主动披露公司的会计信息,不断改进信息披露质量｡根据信息观的有关理论,增加披露可以提高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同时,研究中还发现,投资者对监管环境的变化的反应是积极的[12]｡

盈余数字在我国有用性的证实,还为进一步精确研究我国资本市场盈余预测和公司大小对盈余反应的影响提供了研究平台｡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时间还比较短,无论是投资者还是上市公司仍然存在众多的不规范行为,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即使存在众多的不规范行为,我国上市公司的年度会计盈余与股票收益的关系仍存在明显强于现金流量的规律性｡这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仍可通过本期的会计盈余和股票价格进行预测｡

在会计目标的走向上,研究表明净利润与股票报酬率间的相关程度比现金流量高,应计利润反应了有效契约观,说明我国目前仍处于受托责任观向决策有用观转化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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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Research of Correlation Value of Accounting Earnings and

Cash Flows――Evidences from Shanghai & Shenzhen Stock MarketsWAN Yuxun1,CHEN Bo2,HU Wei3

(1.College of Accounting,Hunan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79; 2.StateOwned Assets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Commission of Hunan Province, Changsha, Hunan 410007; 3.Hunan State

Administration of Taxation, Changsha, Hunan, 410007

)Abstract:The present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e correlation value of accounting earnings. An empirical research is made on the A share listed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stock markets from the perspective that surplus equal to the sum of operating cash flows and accrued profits. By establishing regression equation to descri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tock compensation and the accrual profit and cash flows, this essay compares correlation value of accounting earnings and cash flows by the significance of regression coefficient of accrual earnings. The conclusion shows that correlation value of accounting earnings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that of cash flow.

篇12

【关键词】 签字注册会计师； 强制轮换； 盈余管理； 审计主体自利性

一、问题的提出

2003年10月8日，中国证监会《关于证券期货审计业务签字注册会计师定期轮换的规定》(证监会计字[2003]13号)，规定自2004年1月1日起，签字注册会计师或审计项目负责人连续为某一相关机构提供审计服务，不得超过五年。2004年1月17日，财政部颁布了《关于改进和加强企业年度会计报表审计工作管理的若干规定》，其中第十四条规定，“为同一企业连续执业5年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企业应当要求会计师事务所予以更换”，这标志着国内签字注册会计师进入强制轮换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在强制轮换政策的首个执行年度2004年，并不是所有符合强制轮换条件的上市公司以及签字注册会计师都按照规定进行了轮换，遵循程度只有50%左右（李爽、吴溪，2006），有相当数量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到期未执行轮换，出现政策违规的行为，然而国内研究文献并未对满足强制轮换政策条件的签字注册会计师未执行轮换政策的原因作出确定的解释。

从现在的研究结果来看，有关审计师变更原因的研究文献大多集中在事务所的层面（如：Chow和Rice，1982；Krishman和Stephens，1996；Defond，1998；李爽和吴溪，2002；李东平2001；杨鹤，2001；朱，2003等），国内外关于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的研究文献还较少，Chi和huang（2005）研究显示，事务所合伙人任期越长盈余质量越低。Carey和Simentt（2006）没有发现审计合伙人任期与审计质量之间有明显的关系。沈玉清、戚务清和曾勇（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强制轮换并未提升盈余质量。江伟和李斌（2007）研究发现，签字注册会计师任期越长，审计质量越低。李爽、吴溪（2007）研究了强制轮换实施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遵循情况，研究显示强制轮换政策出现了未遵循的情况，但是却并未探讨原因。

回顾上述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多数从上市公司的角度出发，更多集中在事务所变更上来研究审计师变更的原因。虽然，事务所层面的审计师变更对于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的研究有借鉴意义，但是作为审计关系一方的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人在审计师变更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研究文献则很少涉及。国内2004年开始实施签字注册会计师强制轮换后，学者们的研究集中于强制轮换的实施对审计质量的影响（夏立军、陈信元、方轶强，2005等），对于强制轮换政策出台后签字注册会计师未执行轮换的原因鲜有研究。在首个强制轮换执行年度，有相当部分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和上市公司没有遵循强制变更的规定，出现了违规行为。基于此，本文试图从证监会与财政部规定涉及的两个主要对象出发，引入公司盈余管理需求、审计主体的自利性两个变量，研究强制轮换政策下影响签字注册会计师未执行轮换的原因，以期有新的发现。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一）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需求与强制轮换下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

中国证券市场是一个买方市场，审计市场的竞争激烈，上市公司数量与能够提供审计服务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相比较少。Chen et al（2007）的研究显示20世纪90年代国内至少有100家审计师事务所提供审计服务，而前十大事务所只占有35%的市场份额；五大事务所在1996至2003年间的证券市场份额只有26%，审计市场上没有形成具有绝对份额优势的事务所。至2006年，平均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只拥有20家上市公司作为自己的审计客户，在客户与审计师的双边垄断关系中，由于买方市场的原因，客户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这会导致签字注册会计师与客户形成密切的依附关系。刘峰等（2002）对中天勤客户流向的案例分析发现，52家原中天勤的客户中超过1/3的公司与其签字注册会计师“共进退”。李兆华（2005）发现当审计师的任期较长时，会与上市公司产生“合谋”的可能。由于客户掌握谈判主动权，当客户有某种动机要求审计师为其继续提供服务时，审计师很可能会被说服并与客户产生一致行为。在强制轮换政策的首个执行年度，当客户有较强的盈余管理需求时，他们自然会认为与说服不太熟悉的后任注册会计师相比，说服并挽留现任注册会计师难度较小。沈玉清、戚务清、曾勇（2006）等人的研究表明强制轮换并未提升盈余质量。因此，本文预计，强制轮换的规定出台后，违规行为的产生是企业出于盈余管理的需要，说服并“挽留”前任签字注册会计师，以期获得与自己意图相一致的审计意见来粉饰盈余管理行为。据此，笔者提出本文第一个研究假设：

H1：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程度越高，“挽留”签字注册会计师不遵循强制轮换的可能性越大。

（二）审计主体自利性与强制轮换下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

作为审计主体的审计师是理性的。①审计师的行为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或效用最大化的表现，在具体执行业务过程中的自利性表现在对审计费用和客户数量的追求上，但是，审计师不能无视法律和法规的存在而出具虚假报告，理性的审计师会从长远的角度考虑其行为的最大效益，主动接受法律的约束。仅仅考虑审计费用变化并不能完全反映审计师的决定是否遵循变更的动机，从审计主体自利性的角度来看，审计师变更关系到自身利益。审计师个人利益取决于得到的报酬与付出的成本，审计师的报酬即为审计费用所得，审计师的成本在于审计工作的复杂性。当审计工作的复杂性降低时，审计费用没有减少或者上升，则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利益会增加，就会有留任违规的倾向，反之审计师的利益减少，则有轮换的倾向。笔者用审计工作复杂性与审计费用的对比来衡量审计主体的自利性，据此提出本文的第二个研究假设：

H2：审计工作复杂性降低时，审计费用不减，审计师个人利益会增加，则签字注册会计师不遵循强制轮换的可能性增大。

研究发现，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比第二签字会计师拥有更多的客户资源（ShiminChen，2010），一旦有违规行为，第一签字会计师声誉就会受到影响，可能会损失客户资源。这意味着“准租金”的丧失（Deangelo，1981），可见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违规意味着要比第二签字会计师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从审计主体的自利性来看，第一签字会计师的行为会更加谨慎避免违规行为的发生，而第二签字会计师则希望拥有更多的客户资源，违规的可能性会增加。由于在连续五年的审计服务阶段，注册会计师签字的顺序有变化，因此笔者将五年中至少有三年以上签字顺序为第一位的注册会计师作为被审计单位的第一签字会计师，据此提出本文第三个研究假设。

H3：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的可能性要小于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计

本文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二）主要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签字注册会计师未执行轮换（switch）

由于为同一客户提供审计服务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共两人，根据证监会强制轮换的规定，将审计师达到轮换条件是否遵循的情形分为四种：（1）至2003年止，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共同为同一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满五年后，第六年两人继续提供服务；（2）至2003年止，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共同为同一客户连续提供审计服务满五年后，第六年两人都被更换；（3）至2003年止，只有一名注册会计师连续五年提供审计服务后，第六年继续服务，而另一名审计师在五年内已经被更换；（4）至2003年止，只有一名注册会计师连续五年提供审计服务后，第六年被更换，而另一名审计师在五年内已经被更换。如果两名签字注册会计师都没有满足连续提供审计服务五年，则其更换属于自愿变更，本文不考虑该类样本。笔者将一、三两种情况视为未轮换，即为违规，取1；第二、第四两种情况视为变更，即为遵循，取0。

2.解释变量：盈余管理

本文采用两种方法来衡量盈余管理：可操纵应计利润（Da）与税后非经营收益（Enoi），并进行比较。经截面修正的Jones模型（夏立军，2003）计算取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计算过程如下：

DAi=TAi/Ai-NDAi，其中：TAi为公司i当年包含线下项目的总应计利润，即TAi=NIi-CFOi；NIi为公司i当年净利润，CFOi为公司i当年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Ai为公司i上年年末总资产；NDAi为经过上年年末总资产调整后的公司i当年非操纵性应计利润。NDAi=α1+α2(ΔREVi/Ai)+α3（PPEi/Ai），其中：ΔREVi是公司i当年主营业务收入和上年主营业务收入的差额，PPEi是公司i当年末厂场、设备等固定资产原值，Ai为公司i上年末总资产，α1、α2、α3是行业特征参数，运用经过不同行业分组的数据进行回归取得。本文取DA的绝对值来衡量盈余管理的程度。

由于证券监管机构要求注册会计师“应单独对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予以充分关注，对公司在财务报告附注中所披露的非经常性损益的真实性、准确性与完整性进行核实”。李爽、吴溪（2005），李维安（2005），Kevin C.W.Chen和Hongqi Yuan（2004）等的研究均发现上市公司有利用非经常性损益进行利润操纵的证据。李爽，吴溪（2005）还指出非经常性损益及相关指标是中国证监会在融资审批及其它决策过程中频繁使用的重要财务信息，该信息有助于证券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盈利质量作出更准确的评价。笔者使用经行业中位数调整后的税后非经营收益作为衡量盈余管理程度的指标。本文预计，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需求会更多地表现在税后非经营性收益而不是可操纵应计项目上。

3.审计工作复杂性与审计费用对比（Copmare）

本文采用应收账款与存货资产之和占总资产的比例衡量审计工作的复杂性，一般认为，应收账款和存货被认为是审计风险高的资产，从风险角度来看，应收取审计风险溢价。此外，应收账款比例越高，审计函证的工作量越大，存货资产越多，盘点的工作量越大，所以，如果审计人员严格遵守审计程序，审计工作的复杂性必然增加，就意味着审计师成本会增加。如果审计工作的复杂性与审计费用同时发生变化，那么签字注册会计师会对比审计工作复杂性变化与费用的变化来估计自己的利益变动情况，进而选择轮换还是继续留任。若2003年审计工作复杂性比2002年下降，但审计费用不减，审计师个人利益会增加，则取1，否则取0。

4.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

由于在连续五年的审计服务阶段，注册会计师签字的顺序有变化，因此将五年中至少有三年以上签字顺序为第一位的注册会计师作为被审计单位的第一签字会计师（First），若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

根据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本文在模型中控制了以下因素：Fee为审计费用变动，若2003年与2002年相比较审计费用下降则为0，上升则为1。Opinion为审计意见，如果2002年被审计单位被出具了非标准审计意见则为0，否则为1。Distress为财务困境，如果被审计单位近三年内被冠以st或*st企业取0，否则取1。Allen为地域性，如果审计师事务所所在地与公司注册地在同一省份则视为同城所取1，否则取0。Size为事务所规模，如果审计师事务所是四大或国内十大则取0，否则取1。

加入控制变量的理由如下：第一，上市公司面临低审计费用的要求（熊建益，2002），可能会在强制轮换年度更换审计师。第二，前一年的非标准审计意见是可能导致轮换的重要原因（耿建新、杨鹤，2001；李爽、吴溪，2002）。第三，审计师的地域性已被很多学者研究发现显著影响审计师变更（耿建新、杨鹤，2001；李爽、吴溪，2002）。第四，李爽、吴溪（2002）等的研究表明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更容易变更审计师。第五，事务所规模在审计师变更的研究中常被作为审计质量的替代指标（Deangelo，1981），本文借鉴以前学者的研究，作为控制变量研究。

（三）样本选择

本文选取1998―2003年我国A股市场中签字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达到五年，第六年开始轮换的公司与签字注册会计师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达到五年，第六年没有轮换的公司为样本。②本文数据由CSMAR数据库整理而来，如果数据与年报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以公司公布的年报为准，剔除了金融、保险行业和数据不全的样本，最终得到观察值91个，所有的计算与建模过程都由SPSS17.0完成。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

（一）样本的分组检验

表1的结果列示了91家上市公司按是否在2003年遵循强制轮换分组后各变量的均值与标准差；满足轮换条件的91个样本中，轮换的样本42个，违规的样本49个。自变量盈余管理为连续变量，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遵循与未遵循（违规）强制轮换政策的两组样本盈余管理的均值与标准差显著不同，对应T值为-2.024（Enoi）。由于其它自变量均为虚拟变量，笔者将取值为1虚拟变量在两组样本间做卡方检验，主要自变量对应的卡方值分别为6.839（Compare）、19.644（First），均显著。这表明遵循轮换的样本与违规的样本在主要变量特征上差异显著，这些变量很可能成为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的原因。

（二）各变量的相关性检验

表2列示了本研究所采用各变量之间的相关性，从中可以发现各变量之间一系列简单相关关系；主要解释变量中盈余管理、是否为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审计师利益变动对比与是否违规均显示了显著的相关性，符合本文的预期。这初步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需要，审计主体的自利性均成为违规的原因，且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违规呈正相关性，即盈余管理需求越高，审计师利益越增加，则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的可能性越大。两种盈余管理的需求中，税后非经营收益显示了与审计师轮换遵循的相关性，而分离的可操控性应计利润没有显著的相关性，这符合本文的预期。

（三）实证结果

表3的回归结果中，自变量盈余管理（Enoi和Da）的系数均为正，行业调整的税后非经营性收益对应的P值为0.026，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这验证了本文的第一个假设：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越会“挽留”前任审计师，此时签字注册会计师出现违规的可能性越大。

审计师利益变动变动、是否为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这两个自变量本文用以衡量审计师的自利性即个人利益。由表3的结果可见，审计师利益变动变动（Compare）的系数为正，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P值为0.026），这表明签字注册会计师的个人利益如果增加，则其违反强制轮换规定的可能性就会增加，本文的第二个假设得到了验证。是否为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First）与违规行为的相关系数显著为负（p值为0.0004），这表明第一签字注册会计师出于对声誉和“准租金”的考虑，行为会更加谨慎，违规行为要明显低于第二签字注册会计师，这支持了本文的第三个假设。

控制变量中，除了同城所之外，其他影响签字注册会计师轮换的因素并不显著。这表明大多上市公司和签字注册会计师重视并执行强制轮换的规定。审计意见与事务所规模的系数为正，这表明被审计单位上一年被出具的标准审计意见偏好于不更换审计师，小规模事务所与四大或国内十大相比更容易出现违规行为。审计费用与财务状况的系数为负，审计费用的变化与审计师轮换的行为不明显（回归系数为-0.108），而处在财务困境的企业更容易更换审计师，与以前学者的研究结论相同。

（四）稳健性检验

笔者对本研究的模型作了如下稳健性检验：

1.加入2004年仍未遵循轮换的样本20个，扩大了样本的容量，重新回归发现本文原有的研究结论均保持不变。

2.从模型中剔除了的残差标准化后异常值的样本，重新回归发现原有的结论不变。

3.用审计收费与审计工作的复杂性相乘做交叉变量替代了本文的对比变量，结果发现与对比变量的解释能力相同。以上结果证明，本文的模型及研究是稳健的，限于篇幅，笔者未在文中列示稳健性检验的结果。

五、结论

本文以沪深两市1998―2003年A股的上市公司数据为基础，实证研究了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需求，审计主体自利性对强制轮换下签字会计师轮换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需求和审计主体自利性显著地影响审计师是否遵循强制轮换规定。具体而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公司盈余管理的需求越高，签字注册会计师违反强制轮换的规定的可能性越大；反之，则降低。基于审计主体的自利性角度，签字注册会计师个人利益增加，则其违反强制轮换规定的可能性越大。

不同于以往的研究，本文从公司盈余管理需求与审计主体自利性的角度出发，研究了2004年强制轮换中签字会计师执行效果，更侧重于研究签字注册会计师在强制轮换的首个执行年度不遵循轮换的原因。笔者尝试着从审计师自利性与公司盈余管理的需求入手，为审计师变更研究提供一个新的研究角度，希望能够对规范审计市场提供一点有价值的参考。

影响审计师变更，尤其是签字注册会计师违规行为的因素还有很多，由于强制轮换规定是证监会与财政部的法规，所以笔者曾尝试引入法制水平指数变量，但是统计结果并不显著。研究中发现，法制水平越高，出现违规的行为反而越多，同时法制水平越高，遵循的行为也居多，二者的关系尚不明确。此外，投资者对公司违规行为有何反应可能会影响下一个年度的遵循情况。这是本文存在的不足之处，同时也是今后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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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内容摘要：本文采用规范性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回顾了国内外相关研究文献和对相关基础理论进行分析后，提出了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存在负相关关系的研究假设，然后根据这些假设进行实证设计及检验，并分析实证结果，得出结论。在实证研究的过程中，本文从法律与监管指数、地区治理指数以及公司治理指数三个方面来度量投资者保护变量程度，以检验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衡量中小投资者保护方面的三个变量，均与盈余管理存在负相关关系，即法律与监管环境、地区治理环境以及公司治理环境越好，投资者保护程度越高，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文章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上市公司中小投资者保护制度的政策建议，以期减少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提高财务报告质量，更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关键词：上市公司 盈余管理 投资者保护 关系

引言

随着我国资本市场的快速发展，我国上市公司数量以及流动市值高速增长。与此同时，出现很多大股东利用控股权侵占中小股东权益、利益输送以及掏空等问题，投资者保护被提上日程。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的高低与一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好坏密切相关。大量的研究表明，国家资本市场的发展可以推动其经济的发展，而投资者保护则是资本市场发展的关键因素。当外部中小投资者将资金交给上市公司时，会面临公司控股股东或管理层利用其掌握的控制权以牺牲中小投资者的利益来谋取私利的风险，为了控制这种风险，需要法律以及监管机构来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利，比如选举权、知情权、表决权等。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问题，中小投资者很难及时行使自己的权利来保障自己的权益。上市公司在重大事件、财务报告、股权变化等方面的披露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盈余管理现象普遍存在。

研究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的程度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可以指导监管部门采取手段提高企业的信息透明度，指导法律监管部门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保证法律的执法力度。在我国证券市场发展的过程中，投资者教育历来受到重视和强调，但是，投资者教育需要建立在真实透明的信息披露基础之上。如何控制上市公司会计盈余管理来加强投资者保护，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已有的研究大都从法律保护的角度探讨投资者保护问题，而本文旨在从法律和证券市场监管、地区治理环境以及公司治理三个维度全面探讨盈余管理与投资者保护的关系，以期为给我国投资者保护建设提供借鉴意义。

从现有的文献综述中可以发现，国内学者对投资者保护和盈余管理的研究相对国外学者来说很少，国外学者的研究也一般是采用跨国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针对某国的具体情况的研究还不多，更没有针对我国具体国情而进行研究的文献。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采用我国多个年度的面板数据，以投资者保护为切入点，进行盈余管理和投资者保护之间的相关性分析。

研究设计

基于以上相关理论支持和研究文献，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法律和监管环境越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

假设2：地区治理环境越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

假设3：公司治理环境越好，投资者利益保护得越好，上市公司进行盈余管理的行为越少。

在研究假设中，因变量盈余管理程度采取修正的琼斯模型计量，计算方式如下：

NDA=b1(1/At-1)+b2[(ΔREV-ΔREC)/At-1]+b3(PPE/At-1)

DA=TA-NDA

自变量投资者保护采取国家、地区和公司三个层面的指数化方式测度，其中国家层面的投资者保护包括立法、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和监管制度的执行；地区层面的投资者保护涉及地方政府治理和中介组织发展；公司层面投资者保护重点是内部公司治理机制。本文分别采取法律与证券市场监管指数、地区治理环境指数以及公司治理指数来度量投资者保护程度（见表1）。

根据上文的分析及变量定义，本文通过构建多元回归模型来度量投资者保护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回归模型如下：

DA=β0+β1*LAW+β2*GOV+β3*ICG+ε

本文以我国2006-2008年的所有上市公司的数据作为初选样本，剔除了保险、金融行业的上市公司。这是因为，金融和保险行业的公司由于其业务的特殊性，其经营性现金流和资产负债结构与其他行业的公司相比较为特殊。因为ST、*ST的公司盈余的波动很大，具有不稳定性，因此在变量的筛选中也剔除了含ST、*ST股票。经过上述的数据筛选过程之后，本文总共得到了1463家上市公司2006-2008年的4389个数据。本文采取SPSS17.0进行统计分析。

实证分析

（一）样本描述性统计

在投资者保护的相关研究中，一般将法律与监管指数从立法、证券市场监管和执法效果三个方面测度，将地区治理指数从地区治理环境、政府治理和中介组织的发展程度三个方面测度，而将公司治理指数从公平性、透明合规性、激励性和独立约束性四个方面打分。在对我国法规、各地区治理环境以及上市公司治理机制进行考察后综合打分计算出的均值。表2表明随着时间的增长，我国投资者保护的程度越来越好。

从表3中可以看出，盈余管理的DA的平均值为0.070，表明我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正的非正常应计利润，即有调高利润的动机。法制环境、地区环境和公司治理环境的指数波动均不大，而且非常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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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上市公司　会计盈余及时性　公司治理机制

一、引言

上市公司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日益广泛和重要。上市公司的基本治理原则是股东价值最大化，由于股权分散等多种原因而造成的对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威胁通过一系列复杂的治理机制来缓和。会计信息不能很好反映股东价值相关信息，财务会计系统就不能有效满足董事和股东的治理需要，这样的公司有可能采用替代成本更高的机制以补救财务会计信息的不足。

在现时会计信息有用性相对较低的环境中，公司治理结构会表现出相应的特点，其中“以手投票”的董事会将在其规模大小、内外董事比重和对董事的股权激励等方面表现出便利董事会高成本监督活动的特征；而“以脚投票”的外部股东将会在股东结构和持股比重等方面表现出尽可能使自身利益得以维护的特点。本文的假设是：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是倒数关系，外部股东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整理的需求与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是正比关系；会计系统信息有用性的重要决定因素是它们解释股权价值现时变化的程度；以高成本监督活动为特点的特殊治理结构是股东和董事对高成本信息收集和处理需求的反映。

二、文献简述

本文的研究与关于公司在财务会计系统提供信息受到限制的环境中，管理激励合约将倾向替代使用非财务会计计量方法的证据是一致的(Bushman et a1．，1996；and htter et a1．，1997)。在思想上也与关于当会计披露质量恶化时，资本市场的参与者将替代使用高成本私人信息收集方式相一致(e．g．Verrecchia，1982)。低劣的会计信息可能增加对替代信息机制的需求，如财务中介的私人信息收集和管理者的自愿披露。在另外一些相关文献中，研究发现跨国间的所有权集中与一国会计披露的程度负相关(La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and Vishny，1998)。也有研究断定会计实务的国际差别内生于对解决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需要。证明盈余报告的及时性在普通法国家比较高，如在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倾向于管理者与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更加分离(Ball，Kothari and Robin，2000)。

在国内的相关实证分析文献中，研究我国证券市场效率的相对较多，关于会计信息有用性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较少。刘立国(2003)等在研究公司治理与会计信息质量关系时发现，第一，上市公司法人股比例越高、流通股比例越低，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当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局时，公司更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第二，执行董事、内部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比例越高，公司越有可能发生财务报告舞弊行为；第三，发生财务报告舞弊的公司通常有一个更大规模的监事会。

本文研究的重点在于一个公司财务信息系统的特征是治理机制选择的决定因素，现有大部分关于治理机制内生选择的研究，更多的是探讨与公司道德风险问题的敏感性或规模相关因素的作用，或探讨与监督管理者难度有关因素的作用(Demsetz and Lehn．1985；Smith and Watts，1999；Himmelberg，et a1．，1999)。这些研究将公司信息系统的特征作为不可观察的给定因素，笔者试图明确地把握信息系统反映价值增进行为和活动的能力在公司间的差别，并且指出这些不同与治理机制选择的不同是联系在一起的。除了考查股权结构等问题外，还考查与董事会组成有关以及与外部股东以股权激励有关的治理机制因素。本文以会计盈余作为分析中心，是基于会计盈余在资本市场环境中作为公司和管理绩效总体测量的基础性作用。在治理环境中，盈余有用性在于它包含关于公司现时活动和结果对股权价值影响的信息。本文考虑的盈余信息特征是其及时性，即Ball，Kothari，and Robin(2000)定义的：现时盈余包含现时经济成果或价值相关信息的程度。

三、变量定义、样本与数据

(一)盈余及时性指标　本文选用盈余及时性指标来测量公司现时盈余捕捉到股东价值变化全部现时信息的程度。考虑到单独一个指标不能捕捉到所有及时性特征，提出专门指标，以反映公司年度盈余捕捉到当年置留在股票价格中的全部信息。由于每个指标各有优劣，其基本及时性指标是专门指标的综合。前两个指标是以2004年以前至少八年的年度盈余与同时期股票总回报率之间的回归为基础的：

其中EARN，是给定公司在第t年的基础盈余，定义为例外项目、非连续经营和特殊项目之前的盈余，除以年初该公司净资产市场价值。RETt是t年末的股票总回报率。NEG是哑变量，如果RETt是负数则NEG为1，否则NEG为0。第一个盈余及时性指标是表示消息反映到公司盈余上的速度的b1。预期在盈余及时性存在严重问题而使价值增长活动和结果在盈余中推迟确认的公司中b1的数值低。第二个指标是公式(1)中R2。公式(1)中的R2是盈余捕捉反映在股票收益中的信息滞后性的减函数。预期盈余及时性存在严重问题而使价值增长活动和结果在盈余中推迟确认的公司中R2的数值低。第三个指标是(式2)中R2：

EARNt和RETt的定义与前面相同，EARNt-1是在t-1年的基础盈余。与(式1)不同的是(式2)中允许股票价格随盈余双向变动。(式2)中R2解释为当年年度盈余水平及其变化反映股东价值相关信息的程度。预期(式2)中的R2是盈余捕捉反映在股票收益中的信息滞后性的减函数。用EQUI_R2表示(式1)中的R2，用EQU2_R2表示(式2)中的R2。用EQUI_SLOPE表示(式1)中的b1，本文在以上三个变量的基础上构成了盈余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 TIMELY，它是三个分变量的对数百分化后的合计值，该变量值越大说明盈余及时性越好。

(二)指标变量描述 (1)董事会的组成变量。Fama(1980)和Famaand Jensen(1983)认为，董事会监督管理者的效果是内外董事结合产生的功能，最佳的董事会应该由内外两类董事组成：内部董事的优点是其对公司专门活动竞争环境的深入知识；外部董

事的优点在于其独立性和监督技巧；还认为董事会作为监督机制的效果可以由外部董事的作用得到增强。笔者认为，那些会计信息对估计现时管理和公司绩效几乎没有作用的公司董事会组成，要便利于收集、分享和处理更多替代性信息资源。董事会组成提出如下假设：第一，公司盈余及时性低的情况下，董事会规模会比较小，以方便快速和密集的信息分享和处理；第二，由于内部董事有对公司专门活动和竞争环境的深入知识，公司盈余及时性低的情况下董事会中内部董事的比例将较高，外部独立董事比例较低；第三，公司盈余及时性低的情况下，董事会中专家董事的作用会比较突出，此时专家董事的比重会较高；第四，在盈余及时性低的公司中持有股份的董事人数会相对更多，因为当董事持有股份时，股权激励有利于使他们以股东的利益为出发点履行其管理和监督的职责。公司董事会组成变量：第一是董事会组成规模变量DIR#，是每一个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第二是独立董事的比重变量％OUTDIR，是公司独立董事的数量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第三个是内部董事比重变量％INDIR，是公司内部董事人数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第四个是专家董事比重变量％EXPERTDIR，是公司董事会中专家董事人数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第五个是董事会中持股董事人数比重％SHAREHOLD-DIR，是公司董事会中持有股份的董事人数除以该公司董事会总人数的值。(2)外部人持股变量。我们认为，盈余及时性越低，外部股东持股集中度越低作为对高成本监督的反映，也就是所谓外部股东“搭便车”而“用脚投票”假说。这种预测基于Demsetz and Lehn(1985)的观点，假设股权集中至少部分上是由高成本的股东监督利益内生决定的。其基本理论是持有少量股份的股东没有激励去从事高成本的监督活动。因为小股东这样做要承受全部成本，但只能分享一小部分监督收益；相反，如果潜在的监督利益大，持有大量股份的股东有相对强的激励从事高成本的监督活动。这是因为大股东可以从高成本监督活动的收益中获得较大比例利益。我国上市公司国家股“一股独大”是普遍现象，在这样的前提下，持有少量股份的股东没有激励去从事高成本的监督活动，只会采取减少股份持有量以便利“用脚投票”的方式保护自身利益。外部股东持股集中度变量第一个是法人股比例％CORPORATE，是公司中法人股占该公司总股本的比重；第二个是流通股比例％CIRCULATE，是公司中已流通股份占总股本比例；第三个是户均持有流通A股数#SHARE-A，是公司中流通A股数除以A股总户数；第四个是股东持股比例％SHARE，是公司中平均每一股东持股百分比。

(三)控制变量在公司治理截面数据回归模型中，我们引入了相关控制变量，一是股票BETA系数，用以控制公司的不确定性或离散性；二是净资产市场(MV)，用以控制公司规模。提出这两个控制变量是受Demsetz and Lehn(1985)的启示，他们提出证据表明这两个变量与所有权集中度显著相关。此外，我们提出保值增值率(RATE-BZ)，用以控制公司的成长性；公司国家股比重(％STATE)，用以控制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中“一股独大”现象的影响。

(四)样本和数据本文中全部数据取自聚源数据库和巨灵数据库中在深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的所有行业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样本公司从1997年一2004年间年度会计盈余和股票总回报率数据；样本公司2004年末董事会人数、独立董事人数、内部董事人数、董事会中专家董事人数、董事会中持股董事人数；样本公司2004年末法人股比重、公司流通股比重、户均持流通A股股数、股东持股百分比等数据；2004年末样本公司股票BETA系数、净资产市场价值(MV)、公司保值增值率(RATE-BZ)、国家股比重(％STATE)等数据。由于部分公司数据不完整，最终选取的样本公司数为657家。(表1)简要列示了样本公司相关变量的统计属性，包括了会计盈余及时性的变量、公司治理相关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情况。

四、研究设计及结果分析

(一)会计盈余及时性个别变量、综合变量和公司治理相关变量相关性(表2)列示了会计盈余及时性个别变量及综合变量的PEARSON和SPEARMAN相关情况。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是由三个独立的会计信息及时性变量结构而成，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与三个独立的会计盈余及时性变量之间的PEARSON相关性为正，且都具有在1％水平的统计显著性。这表明会计盈余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抓住了三个独立及时性变量的本质。

(二)模型设计及回归结果保值增值率、净资产市场价值、股票BETA系数、国家股比重等四个控制变量，采用截面数据最小二乘法回归分析公司治理变量与会计盈余及时性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基本假设是会计，信息反映公司现时经营活动和股东价值能力较差的公司，其公司治理机制将会更多地依靠高成本的方式。基本模型是：

(表3)列示了会计盈余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与公司董事会结构相关变量的回归检验结果。会计盈余及时性与公司董事会规模变量、独立董事人数比重是正相关。这与本文的假设是一致的，会计盈余信息治理功能较差时，为加强对公司的控制，董事会的规模会较小，独立董事人数较少而对公司内部董事人数相对较多。公司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与其他董事结构变量内部董事人数比重、董事会中专家董事人数比重、持股董事人数比重是显著负相关的。这也与本文的假设相一致，公司会计盈余及时性较低时，内部董事、专家董事、持有股份的董事人数会相对较多。

(表4)列示了会计信息及时性综合变量(EARN_TIMELY)与公司外部股东持股集中度相关变量的回归检验结果。结果显示会计盈余及时性与公司流通股比重、法人股比重、户均持有流通A股数量、股东持股百分比正相关。其中，后两个变量通过的显著性检验，而前两个变量的显著性没有通过检验。这与本文的假设基本相一致，在目前我国上市公司国家股“一股独大”现象比较普遍，存在问题也相当严重的条件下，当公司会计信息不能满足需要时，外部法人股东会选择“用脚投票”方式，选择减少股份持有量的决策。股市投机性强，股票投资换手率高的事实也从另一侧面说明了这一点。法人股比重变量之所以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可能是由于样本中没有区分出国有法人和其他法人。同样会计信息及时性与公司流通股比重是正相关，但也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五、结论与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