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因子作用特征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生态因子作用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1研究区概况

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地第二大内陆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肃和内蒙古3个省区，流域面积14．2万km2，干流全长821km。黑河流域地势上呈现南高北低的特点，流域平均海拔高度为3600m，相对高差3000m左右，较大的海拔高差使得流域生态格局、气候状况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整个黑河流域自南向北依次可划分为:上游祁连山山区水源涵养区、中游张掖人工农业绿洲区和下游额济纳旗沙漠绿洲区三个典型区域［7］。上游祁连山区年降水量相对较高，处于300～500mm之间，中游河西走廊地区年降水量100～250mm，而下游额尔济纳旗绿洲区域降水量不足45mm，属于极端干旱荒漠区域。黑河流域发源于上游祁连山山区约有35条主要河流，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41．73亿m3，其中出山径流量占88．26%。

1．2数据来源

本文水生态系统及河流水环境等数据主要来源于野外实地调查和采样分析。按照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根据流域水生态系统不同类型设置了采样断面，共设置了94个水生态系统采样点(图1)。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主要依据水生生物调查有关技术规范［8］。在野外水生态调查过程中，对河流底质、流速、水深进行了同步测定，并采集了河流水质、底质样品。按照有关测试分析标准，在实验室内完成N、P等生源要素的测试分析。

1．3研究方法

1．3．1指标因子归一化为消除环境因子指标量纲差异的影响，客观分析指标空间上影响特征，需进行指标归一化和标准化处理。在指标归一化处理中，考虑各个指标对于水生态系统作用特征，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生长发育具有正相关的指标采用公式(1)，呈负相关的指标则采用公式(2)，从而使得转换后的环境指标数据X''''越大时，该指标对水生态系统的生长发育等作用就越有利。利用上述归一化公式，对环境因子的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在完成指标标准化后，采用Arc-GIS样条空间插值法进行栅格化处理，为环境因子与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特征分析提供分析数据。

1．3．2空间主成分分析考虑到部分环境因子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消除信息冗余，突出关键环境因子信息，通过对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指标降维，可获得相对彼此独立的因子。本文利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PrincipalComponents工具，对各个指标进行了空间主成分因子转换。

1．3．3典范对应分析典范对应分析(CCA)是一种数量排序分析方法，是从对应分析发展而来的。在该排序方法中，通过实现对应分析与多元回归的结合，从而详细地研究生物群落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典范对应分析可以将多个环境因子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与直接梯度分析不同，CCA分析结果直观明显，可以更好地反映生物群落与环境的作用关系［9］，为研究水生态系统和环境因子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利工具。本文采用Cannoca典范对应分析软件(Cannocaforwindows4．5)，对流域水生生物物种数据和环境因子数据进行对应分析。水生生物物种数据采用物种数及生物密度数据，利用lg(x+1)进行数据的转换和处理，使之更趋于正态分布［12］。

2结果与分析

2．1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

根据野外调查及实验室水生生物样品鉴定，对黑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类、数量及优势物种特征进行了整理分析。经统计整理，黑河流域调查到浮游植物8门98属231种，其中，硅藻为流域广布种，占总浮游植物物种数42．42%。尺骨针杆藻(Synedraul-na(Nitzsch．))、膜孔平板藻(Tabellariafenestrata)和无常蓝纤维藻(Dactylococcopsisirregularis)为流域内浮游藻类的优势种。黑河流域调查到浮游动物4门44种，其中，原生动物为流域优势类群，共计20种，占流域总物种数45．45%。黑河流域调查到底栖动物5门17种，其中，水生昆虫为流域的优势类群，共11种，占总物种数64．71%。黑河流域共调查到19种鱼类，其中，野生种类13种，主要以鲤科和高原鳅为主;人工养殖鱼类6种，人工养殖鱼类主要分布于水库、人工池塘或湖泊等水体。利用ArcGIS空间分析与处理技术，对黑河流域各个采样点调查到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种类数或物种密度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得到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图2)。可以看出，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分布上具有流域中上游地区物种数量相对较多，而下游区域相对较少的特点。

2．2环境因子及其影响特征分析

2．2．1环境因子及其生态表征影响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的流域环境因子是多方面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13－15］。为分析不同环境因子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作用关系，需要构建影响流域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环境因子指标体系。结合黑河流域以往开展的生态功能区划、自然地理区划以及河流水功能区划等区划指标，以及黑河流域干旱区流域的特点，从气象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方面，建立了影响流域水生态特征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多年平均降水量(P)、多年平均气温(T)、多年平均蒸发量(E)、多年平均干旱指数(D)、平均径流深度(R)、绝对高度(DEM)、相对高度、坡向(PECT)、坡度(SLOP)、净初级生产力(NPP)、植被指数(NDVI)等，共11个指标。通过对各指标的作用特点分析［20－21］，概括出不同环境因子对于水生态系统的生态表征特征(表1)。

2．2．2环境因子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为识别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探索性空间相关分析中的相关性分析(CA)方法，判别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特征。由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个环境因子指标中，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径流深度、平均降水量、NPP、NDVI以及坡向、坡度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尤其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9以上;而绝对高度与平均气温、平均蒸发量和干旱指数之间，则表现为较为明显的负向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84、－0．89、－0．79。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索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关系。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环境因子指标的主成分因子变换，得到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主成分因子特征值及贡献率。由表2可知，前2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PC1和第二主成分PC2)的累积贡献率为99．3%，已综合了各环境因子的绝大部分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PC1与绝对高度(X6)、相对高度(X7)存在较大的正相关性(0．661)，而指标绝对高度(X6)与相对高度(X7)是黑河流域地形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标，因此第一主成分PC1可以看作是流域地形特征的代表。第二主成分PC2与平均降水量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关系(－0．107)，而与平均蒸发量(X4)具有较强正相关性(0．928)，与干旱指数(X5)具有一定的正相关(0．342)，而指标平均降水量(X1)、平均蒸发量(X4)和干旱指数(X5)均作为黑河流域气候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标，因此第二主成分PC2可以看作流域气候特征的代表。由此可知，地形要素指标和气候要素指标对于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地形因子中，流域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之间具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可任选其一作为地形因子的表征指标，在此选取绝对高度(DEM)作为黑河流域地形特征的表征指标。气候因子中，流域的降水量(P)与蒸发量(E)、干旱指数(D)之间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蒸发量(E)与干旱指数(D)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为减少信息冗余，在蒸发量(E)和干旱指数(D)中可选择其中之一，考虑到干旱指数(D)反映出西北黑河流域干旱缺水的内陆河流域特点，因此将降水量(P)、干旱指数(D)作为黑河流域的气候表征指标。

2．3水生态系统异质性主要环境影响要素

利用数量排序反映物种在分类学性状上的差异，明确物种在多个环境梯度上的空间位置，是生态学上的每一物种在超体积生态位的n维空间中都由其特定的位置特性所决定。因此，通过排序手段识别物种分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揭示它们在不同环境因子(非生物的和生物的)上的生态分化现象［16］。典范对应分析(CCA)排序除了能够反映不同物种的生态分化现象以外，还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CCA分析，将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各样点数据与环境因子指标进行排序，得到环境因子二维排序图(图3)，通过排序轴可知，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各个环境因子中，海拔高度、降水量和干旱指数是3个影响流域水生物物种数量及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该情形也与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的结果相一致。由此判断，地形因子(DEM)、气候因子(降水、干旱指数)是干旱区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宏观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环境影响要素。

3讨论

研究表明，流域水生生物群落空间异质性的直接驱动因子为水量和水质条件，这些因子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流域水体的局部特征上。对于黑河流域而言，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等水生生物种类分布主要以中游地区居多，与黑河中游地区河道变宽、水流变缓、泥沙易于沉积以及人类活动导致水体中具有较多营养物质有关［17］;而且，黑河中游区域广泛分布湿地水生维管束植物(中游分布有张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适合水生生物生长的栖息生境［18］。其他研究如太子河流域，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驱动着生藻类结构空间格局的水环境因子为总氮(TN)、电导率(EH)和总溶解固体(TDS)，但研究同时指出，由于流域不同的土地利用模式、外源性营养盐类型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等差异，致使河流着生藻类群落结构格局有所不同［19］。在太湖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环境影响因子中，电导率(EH)和总氮(TN)是影响底栖动物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20］。巢湖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结构，主要受到水温、浊度及入湖水量因子等变化的影响。而流域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受到不同尺度上多个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在河流或河段尺度上，河道动力学、栖息地特征和生境条件、水质和水量差异等往往是造成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主要环境影响要素。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区域气候和地质条件素通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致使流域水生态系统出现宏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1］，且宏观尺度上的环境要素具有长期而稳定(数百年或者数年前)、作用范围广(大于几十平方公里)的特点。实质上，流域的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格局，除了直接与河流等水体环境的物理化学条件息息相关以外，宏观尺度上的流域环境要素(地形、地质、气候、土壤等)通过对河流水生物栖息环境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如降水变化、营养物质输移、底质条件改变、河流形态变化等)，也会影响河流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使之出现鱼类等水生生物区系、种类及数量等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特征。

4结语

篇2

关键词:企业生态位演化概念本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借鉴自然界物种生态位思想、采用生态位所蕴涵特殊、整体、协调和竞争思想，来研究企业生存发展、延续进化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形成了企业生态位理论。目前，企业生态位理论尚未形成体系，有关思想略显凌乱，分析视角、研究工具和结论也不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从国内外不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企业生态位概念的认识有许多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基于企业发展演化过程，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特定生存环境条件下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企业生态位产生绝不是某一个环境要素决定的偶然过程，而是涉及由企业制度、企业家、企业职工、企业文化、组织机构、资产状态、信息技术等企业内部生态因子，与经济、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技术等企业外部生态因子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具有一定自组织性的能动过程。因此，企业生态位会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企业特征和环境特征。之所以表现企业特征，是因为企业生态位以企业内部系统构成要素为基础，是企业内部系统构成要素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的，影响企业的生存资源、发展空间、规模形态和市场占有等，强调企业内部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共生。从另一角度讲，企业生态位，产生并作用于特定生态环境，促成企业与环境互动系统产生，使得企业在研究外部环境状态后做出行为选择和反应决策。

企业生态位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有关企业生态位的含义，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Hannan和Freeman为代表种群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战略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一种是以Baum和Singh为代表的个体生态位(企业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需求和生产能力方面的特性。按照Mckelvey的理解，前一种观点可以解释为宏观生态位，是以企业种群为生态位的基本单元，关注处在同一环境机制下的企业群体如何适应环境变化，以及环境又是如何对企业种群进行选择，并由此寻找产生企业种群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原因；后一种观点可以解释为微观生态位，是以企业单体为研究对象，关注企业种群内的单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差别，寻找企业与其所占据的生态位相互作用的影响特征。在Baum看来，个体生态位要比种群生态位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内相关学者基本继承了国外理论研究成果，闫安、达庆利认为企业生态位是指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生态环境里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梁嘉骅等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整个生态资源空间中所能获得并利用的资源空间的部分，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在企业生态大环境中拥有的明确位置，企业在行业中的生态位是企业在行业内竞争实力的标志。钱辉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定位，这种关系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后所达到均衡的状态，它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并通过企业与环境的物质交换接口——资源和需求的状态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企业生态位的内涵，然而，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强调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将企业生态位视作一个构成企业生态系统的且与资源、功能和地位有关的系统变量。尤其是从梁嘉骅、钱辉等学者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它不同于生物生态位的最大区别是企业生态位的构成主体——企业“是包含若干个人的有机整体，具有更强的思维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面对竞争对手和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更具有保证自己相对竞争地位的稳定或不落后的意识和能力。企业生态位由各种形态各异、性质有别的生态因子构成，这些生态因子通过紧密的分工协作组成特定结构，改变作用强度与形式，调整关联层次与方式，再加上宏观社会环境以及企业与环境、企业之间互动态势的作用，不断支配企业行为的价值取向，促进企业发展演进。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企业生态位功能的主要表现，而非企业生态位本质的集中反映。正确认识企业生态位的本质离不开对企业生态位结构的深入分析。

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生态位已有研究成果，从促进企业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视角，本文将企业生态位定义为，企业基于组织结构与环境关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即企业内部生态系统以外有效寻求与利用各种生态环境因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企业生理特征、营养要求、取食特点、功能地位和作用表现。企业生态位借助于企业的功能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方式来促进人力资源、产品、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催化互动，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多因子系统，产生更大的资源效益、整体效益和综合效益，以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生态位本质的具体体现

（一）企业特征

企业生态位由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组成，这些因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关系，并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性质和状态。虽然企业生态位不一定完全表现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的生态特征，但企业生态位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多样化特性却可以明显地标识出企业特征的变化轨迹，也就是说，企业特征能够表现出强烈企业生态位的特色。由于企业生态位的生成演变往往会受到企业智慧水平、思维能力、生命周期、遗传基因等的交织影响。因此，透过企业特征可以管窥到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等要素的健康状态及要素之间的联结模式与结构关系，并从结构层面了解到企业的功能形态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企业生态位不仅是反映企业生命体的意志、灵魂、思想和行为等特征的功能体，关键是基于企业内部结构与功能基础上的企业特征的综合体现。

（二）资源状态

基于资源的理论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对外部环境中各种资源选择和利用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能动地与环境及其它企业进行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流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对于多数现代企业而言，采取最优资源利用策略，获得最优最宽的资源空间幅度，是不同发展时期企业生态位关注的焦点。同一环境中的生态因子并不是平均的分布在各个企业资源维度上，而是倾向于向具有聚集效应的维度集中，企业生态位竞争的日渐激烈加速了生态资源的空间移动，尤其是对稀有生态资源的竞争，不断扩充和改变企业对所依存环境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利用幅度。事实上，由于构成生态环境空间的资源因子始终处于从“质”的优劣互变到“量”的增加减少的变化状态，因此企业生态位获得并利用的资源空间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这就要求在对某一性质、类型的企业生态位进行具体研究时，必须将企业的资源维度纳入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以便于把握企业生态位的可发展强度和竞争力水平。

（三）环境关系

基于企业与环境互动的客观存在，企业生态位描述了企业与环境交互过程的协同共生与互动均衡，因而企业生态位的本质还应该揭示构成生态位空间的内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内外生态因子由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杂关系的纵横交错，这种互动关系可能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也可能通过结构、功能互补，或者是通过充当生态因子链的结点加以联结。

企业生态位遗传、演进及衰退也揭示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的关系形态。企业生态位的遗传密码、遗传信息和遗传物质的传递、复制都离不开外部环境条件的必要支撑，任何一个外部生态因子在数量上的不足或过剩，质量上的残次或低劣，都会影响企业生态位的遗传、演进，否则会极易诱发企业生态位衰退现象。企业生态位的竞争机理、细化机制、调整机制、优化机制、移动效应等都是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各要素之间动态交互关系的静态结果表现。资源状态提供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各要素交互催化的前提，而企业特征塑造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关系性质的基本概貌。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旅游影响场；旅游影响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影响如何产生、发展与演进的生成机制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关于旅游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国外旅游影响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20年，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5]。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旅游业多重影响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提升和深入[2]。在国外，针对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6]，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7]。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经济影响的5种制约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影响影响的5个因素[10]，并（1993）进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影响与目的地5个特征有密切关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与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因素和形成过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讨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因素及形成机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对文化的影响问题[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环境影响因素及机制的问题[17]，Mieczkowski（1995）认为4种因素对旅游环境影响发生作用[18]。在国外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方面，宗哓莲等（2004）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在国内有关研究中，罗明义、保继刚等分析了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20-22]，杨俭波分析了对旅游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几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对旅游影响的3个因素[24]，申葆嘉、刘赵平等分析了旅游社会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25-27]，陆林等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态度影响的问题[32，33]，杨桂华等分析了旅游环境影响及机制问题[30-33]，黄泰等对区域旅游影响的旅游流因子进行了形成机制分析，并构建了几个模式，但未能从系统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从上述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来看，案例分析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旅游单项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多，旅游综合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少，旅游影响单因子分析的较多，从系统论综合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的较少。因此，论文试图在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通过对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和驱动机制分析，建立一个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为旅游影响理论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二、旅游影响因子分析

旅游影响因子较多，根据影响因子在旅游影响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三大模块：一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三为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1.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

旅游流是支撑旅游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35]。旅游流系统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巨系统，是旅游影响产生的动力因子。

这里的旅游流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动。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接受、加工和使用的过程[36]。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经济状况、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旅游货币流指旅游者消费的现金流和非现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属物，交通工具和随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动而引起的能量流动。

2.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在内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旅游流系统作为旅游影响的动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响应才能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包括经济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1）经济环境因子。它不但对旅游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经济开放度、市场体系的完备性、外来投资、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环境，人文交流与信息环境，技术发展环境，社会及公共管理环境和特定的企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特征。（2）社会环境因子。它为整个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是旅游影响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及地方文化、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区位及可进入性、总体形象、治安、科教环卫等状况。（3）生态环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环境、土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岩石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放射性环境及资源状况等。

3.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从区域层面来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自组织和它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的作用力来自旅游制度系统。目的地系统在旅游流动力和目的地本身应力以及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系统进行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从稳定――失稳――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流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响应不断进行规范，对旅游影响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为了解决旅游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需要不断进行旅游制度创新，构建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三、旅游影响场

旅游影响场是指旅游空间内各种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在旅游影响的形成过程中，存在5种形式的旅游影响场，它们分别为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

经济场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39]，在经济场中，经济主体是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动。由于经济场的作用，经济流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

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42]。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涵的信息差异。旅游行为的本质就是摄取地理信息的过程[43]，是一个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差异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信息源和两个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同时，当地居民也可从旅游者身上获得各种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

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44]，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

引力场是物质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间存在状态，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车、建筑、植被等对土壤的压力，从而影响土壤结构，并进一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实体之间也会产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引力场的作用下进行流动。

生态场是生命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生态场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态链的作用下使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与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链中的某个环节，或物质流动和能量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上几种场是共同作用产生影响的，组成旅游影响场系统。

四、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

1.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的驱动机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空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增值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属性和组分等特征决定的，其驱动作用是通过旅游流的各种行为进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经济行为，旅游货币流通过产业链流向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和生态环境演变，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2）旅游流的经济行为还伴随着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废弃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态场的作用下，产生旅游生态影响。（3）旅游流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文化行为中，旅游者所蕴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进行信息传播和扩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信息场传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场、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给的变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间行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对环境空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为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影响着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消费、旅游体验以及与目的地的文化互动，其所蕴涵的信息在信息场、经济场和心理场的作用下，导致旅游供给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变化。

2.旅游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的响应机制

在旅游流践行旅游行为和在旅游目的地实施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关团体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在各种旅游影响场综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导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产生一系列对旅游流直接和间接的响应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因子的时空结构，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产生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的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见表1)。

3.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影响系统的规范机制

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它的规范作用不是直接对旅游动力因子和应力因子模块发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支配着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为行为绩效提供激励，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数量、规模、强度和方向，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系统在新内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过去的混沌状态和无序局面，进入动态有序的开放系统运行状态中，促进积极影响，抑制或消除消极影响，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保持稳态，或向顶级系统发展，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旅游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获得不断持续的制度创新（见表2）。

4.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

旅游影响是在旅游影响动力因子、应力因子和规范因子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形成一个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系统与旅游影响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行为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下，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产生各种响应行为，三者共同作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一系列旅游影响。一旦旅游流的驱动作用与旅游目的地响应行为的辐合效应和旅游目的地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流的响应

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影响系统的发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也会对旅游流系统产生反馈作用，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和总体评价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决策，并产生口碑效应，从而影响旅游流系统的演化，并通过旅游流的演化进一步对旅游影响系统产生作用（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影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因此，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要分析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的特征及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注重旅游影响评估，针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旅游制度创新系统来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时空结构，优化旅游影响，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良性演化。论文只对旅游影响的生成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对于各种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旅游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未能深入分析，这可能是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模拟方法建立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以推动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论文研究的旅游影响是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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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教育生态学;生态因子

目前，高职院校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完成从规模建设到内涵发展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研究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专业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好专业建设，既能为高职院校发展确定方向，又能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还能为高职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基础。

事实上，近些年专业建设研究一直是高职教育研究中的重点，教育理论界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规划、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外实训条件建设、校企合作实践项目建设等方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从静态、局部的角度出发。因此，为了适应时代与教育的发展要求，有必要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进行动态分析与全面审视，并对高职院校优化专业建设生态环境，提升专业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有益的策略建议。

教育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科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者把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对人类生存的宏观环境和教育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教育生态学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并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总体而言，这门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注重分析教育生态环境及其各种生态因子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明确教育的生态结构，从而阐述教育的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第二，在分析教育生态结构的基础上，力求全面阐述教育的生态功能，并揭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如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失调、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以及迁移和潜移规律等；第三，努力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生态机制，探索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法。

教育生态平衡是教育生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生态的一条基本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就能从根本上全面揭示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实质，推动教育更好地协调发展。何谓教育生态平衡？理论界认为，教育生态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关系，而教育生态平衡则主要是指教育系统的综合平衡、运行高效、功能优异及其与社会环境的良好协调。

专业建设生态性及各影响生态因子

“生态”主要指生物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当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时，我认为，专业建设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学校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中，学校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专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内外环境等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或因子，因子之间始终存在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转换，并力求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

对平衡的追求要求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以及各生态因子的运动变化发展都遵循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单从某个时段分析，不平衡现象是常态，而平衡现象则是非常态；若是从生命进化和生态系统进化的长远观点分析，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态的，所有的生态系统实际上都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是运动与平衡的统一。具体到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一生态系统而言，它是由许多生态因子共同构成的，诸多生态因子对整个系统发生综合影响，它们始终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

仔细分析影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诸多生态因子，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类，即专业个体特征因子、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学校内部特征因子。这三方面生态因子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三个层次环状生态圈，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校内外实训条件等。这方面的生态因子，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起着核心因子的作用，是我们研究与实践中常常所说的“硬件”和“软件”，是专业办学水平与实力的具体体现，是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载体。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法律和政策体系、经费保障等，实质上是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对于完善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而言，这一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些年的高职教育发展中看到。目前，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在校生规模，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职教育当今的勃勃生机源于哪里？无非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需求，教育事业发展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的良好基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氛围，中央政府对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中央财政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度等等。对此我们均归为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由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观、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校容校貌、教风学风等构成的学校文化。高职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内涵，目的是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更加注重知识创新，更加注重办学质量和特色，更加注重服务社会、引领社会，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支配，这个灵魂就是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广泛渗透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影响和支配着专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展特色和建设成果。在专业建设中，学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凝聚师生力量的激励功能，基于普遍文化认同而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规范功能，对师生思维、行为习惯和专业素养的熏陶功能。

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建议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作为一种生态现象，必须着眼学校的持续发展和专业的持续发展，努力遵循教育协调发展的规律与要求，解决好专业发展与校内、校外环境的矛盾，保持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生态平衡，避免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内部生态链危机和系统整体效力减退等问题。依据教育生态学原理，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全盘考虑，创设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稳定、平衡、有序的生态环境

1840年，j·李比希通过对比谷类作物的产量，发现农作物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的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只要稍微加入所缺的微量元素，产量马上就会明显地提高，他由此说明这些微量元素是作物增产的“限制因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学中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

今天，“限制因子”定律已经从自然因素扩充到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生态系统而言,也同样存在着“限制因子”，而且是所有的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起到限制性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生态困限，制约着专业健康发展。因此，“应然”状态的专业建设，需要摆脱其生态环境中各“限制因子”的束缚，通过各生态因子的和谐共生来维持其生态环境平衡，最终实现专业内涵提升。摆脱“限制因子”束缚，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是一个生态进化过程，是高职教育发展史的必然，也是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高职院校而言，需要从教育生态平衡理论出发，统筹兼顾、整合优化影响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杜绝偏废其一，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平衡的有效促进专业发展的模式，使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回归“应然”状态与本质。

（二）加强生态调控，形成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良性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循环

在教育生态理论中，任何一个生态组都有输入输出，而且存在着简单的或复杂的控制与反馈，在生态内外和各要素之间都会有信息的传递和转换。在生态构筑中，一方面要注意各要素的层次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和控制，使各种活动与管理工作形成一个环路和可控、不断向前发展的系统，使信息能够自动地反馈并进行不断调整，最终保证整个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循此思路，在建立专业建设管理模式时，学校不仅要结合专业的内外部实际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要定期检查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适当处理。

（三）激发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诱发专业办学水平由量变到质变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职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这些对高职教育的定位性表述，需要我们在专业建设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并一以贯之。具体而言，在专业建设中，我们需要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改革课程结构，建设与行业和专业发展接轨的专业课程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水平，逐渐形成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实训场所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专业依托机制；重视专业建设研究，形成专业拓展机制等等。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如前所述，政府和社会构建的保障体系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机遇，有力推动了高职教育的新一轮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因素，甚至力量还相当强大。例如，在社会文化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依然是人们推崇的目标，并进而导致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鄙视劳动生产，鄙薄职业技术等社会习惯；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作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还远未完善，特别是行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不明晰，利益驱动机制不健全，政府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造成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办学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经济投入方面，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依然存在“高成本”与“低投入”的矛盾，导致高职院校学费高、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相对短缺等问题。因此，在我们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保障体系的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国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不能一味认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作为政府，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完善的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法律、经费保障体系，努力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而增强高职教育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形成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学校文化作为专业内涵提升背后的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是研究专业建设必须思考的。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将文化建设作为办学的一个战略基点。首先，将文化建设作为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与专业建设相融相通。通过学校文化建设，从社会价值和发展战略的层面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入思考专业的办学定位和文化使命，在服务大局的过程中主动对接区域经济产业的需求。其次，将文化建设体现在人才培养上。教风学风是学校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与发展专业，全面反思学校课程教学、教师激励与考核、学生评价以及相应的奖学金评定等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努力营造适应具有社会适应能力、创新竞争能力的人才培养的教风学风。最后，将文化建设体现在学校制度设计上。制度文化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处于中介的位置，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能够把理念转化为行动、精神转化为物质。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是约束人、惩罚人，而是具有激励导向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激励人才的规章制度，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等，以制度建设带动学校文化的升华，并进而提升专业内涵。

篇5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SPSS

金融生态环境是借用生态学概念，将金融看做是由金融子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定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金融运行规律和生态特征的系统性抽象。它包含了与金融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是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相关外部因素的有机组合。西部地区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规划中的重点支持地区，经济已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取得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发展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西部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差异较大，整体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了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基础较差，而相应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与支持力度又相对有限，这也就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落后的现状。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有以四川、陕西为代表的“金融高地”也有以重庆为代表的金融生态发展前景巨大的地区。其他省市则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同时通过构建西部金融中心不断辐射周边城市，借助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有利条件优化当地金融生态环境。本文针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部分指标采用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使指标更具说服力，深入探析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并对西部地区12个省市进行聚类分析，对各省市的金融生态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同时指出当前西部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关系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因子之间又存在相互作用，因此要想全面系统地评价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就必须要构建一系列包括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近年来，众多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张瑞怀(2006)以湖南省为例，通过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建立了现实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1］苗丽娜(2007)将系统动力学方法运用到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中，基于武汉市的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2］在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构建方面，徐诺金(2007)将金融生态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大类，提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其根本是改善法制环境的观点;［3］在金融生态机制运行上，乔立娟(2012)采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对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寻找政府、各类借款人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均衡;［4］周炯，魏佩佳(2012)通过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经济基础和社会信用水平这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5］张孟云(2015)结合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FAVAR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竞争力进行测算和评价。［6］以上这些对金融生态水平的研究所选取的指标通常为静态指标，这样的指标不能有效地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生态发展的潜力与趋势，同时评价方法的主观性较强，不能反映客观情况。本文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采取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将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框架划分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两个一级指标，通过主成份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指标体系见表1。综合看来，评价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评价结果，比起单一使用某种方法，两种评价方法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单一方法的弊端，使研究结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更高，能够在数据搜集准确有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使之对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二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主成分分析法。(1)因子分析前提条件检验。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由结果可知，KMO统计量为0．628＞0．500，符合因子分析要求。(2)提取因子。使用SPSS软件对原有的11组变量指标进行提取，选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主成份分析法并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由结果可知，变量的共同度基本都在0．9以上表明提取的因子全体对每个变量都有较高的解释程度，各变量丢失的信息较少，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3)确定公因子数目。当提取特征值大于1时，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7．078%，基本上能够涵盖所选数据的统计信息，所以本次因子提取过程的效果较为理想。(4)公因子成份分析。对于上述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运行SPSS得到11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之后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这里使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结果见表2。表2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组件12人均GDP0．8910．404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0．9820．161本专科毕业人数0．9540．18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0．4600．87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0．9230．221资本形成总额0．0930．821消费总支出增长率0．7040．224城镇失业保险人数0．9450．109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0．9510．172进出口总额增长率0．1180．914人均GDP增长率0．1560．938表2中第一个因子由人均GDP、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本专科毕业人数这7个指标组成，其中人均GDP、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这4个指标所反映的是当地的经济运行体系，而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本专科毕业人数这3个指标则表明了一个地区社会诚信及保障体系的情况，所以第一个因子是由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体系与社会诚信及保障体系所组成，故将它命名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第二个因子是由消费总支出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构成，居民消费总支出可以反映当地的消费状况，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则反映了当地的投资状况，故可以将其命名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5)计算因子得分。为了得到因子得分系数，使用回归法对其进行估计，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将各指标因子得分数值作为因子分析函数的系数，可得因子分析函数(6)结果分析。从综合得分的结果来看，四川省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好陕西省紧随其后，而、青海、宁夏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表现较差。对比两个因子的得分可知各省的排名在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方面与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有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金融潜在竞争力的数据使用的是各省三年间增长率的平均值，而金融现实竞争力是通过2014年的年度数据得到，这就解释了很多我们印象中一些落后的省份反而排名却很靠前:像四川、陕西这种现实竞争力很强的省，之所以短期内难以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是因为各项指标的基数相对较大;而、内蒙古这些省份，其指标的基数比较小，因此增长率可以比较大，这是与现实情况相符的。2．聚类分析。为了进一步描述这12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各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12个地区分为四类，可以发现其与因子分析法综合排名的结果相吻合:第一类为四川、陕西，虽然这两个城市在推动因子上表现较差，但是其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相对其他省市较好，金融规模较大，故综合能力最强;第二类为广西、重庆和云南，这三个城市在两项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对靠前，发展潜力较好。从结果来看，重庆是唯一一个在两项排名中都处于靠前的地区，说明重庆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与发展潜能;第三类为内蒙古、甘肃、贵州和新疆，这四个省在两项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对居中，表明其无论从现实竞争力来讲，还是从潜在竞争力来看在西部都处于中等位置;第四类为、青海、宁夏，这三个省的潜在竞争力排名靠前，说明其增长潜力很大，在最近三年的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其基数较小，仍属于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应加大对这三个省的政策扶持。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