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因子作用特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生态因子作用特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1研究区概况

黑河流域是我国西北干旱地第二大内陆河流域，地跨青海、甘肃和内蒙古3个省区，流域面积14．2万km2，干流全长821km。黑河流域地势上呈现南高北低的特点，流域平均海拔高度为3600m，相对高差3000m左右，较大的海拔高差使得流域生态格局、气候状况具有明显的垂直地带性，整个黑河流域自南向北依次可划分为:上游祁连山山区水源涵养区、中游张掖人工农业绿洲区和下游额济纳旗沙漠绿洲区三个典型区域［7］。上游祁连山区年降水量相对较高，处于300～500mm之间，中游河西走廊地区年降水量100～250mm，而下游额尔济纳旗绿洲区域降水量不足45mm，属于极端干旱荒漠区域。黑河流域发源于上游祁连山山区约有35条主要河流，流域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41．73亿m3，其中出山径流量占88．26%。

1．2数据来源

本文水生态系统及河流水环境等数据主要来源于野外实地调查和采样分析。按照典型性、代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根据流域水生态系统不同类型设置了采样断面，共设置了94个水生态系统采样点(图1)。样品采集与分析方法主要依据水生生物调查有关技术规范［8］。在野外水生态调查过程中，对河流底质、流速、水深进行了同步测定，并采集了河流水质、底质样品。按照有关测试分析标准，在实验室内完成N、P等生源要素的测试分析。

1．3研究方法

1．3．1指标因子归一化为消除环境因子指标量纲差异的影响，客观分析指标空间上影响特征，需进行指标归一化和标准化处理。在指标归一化处理中，考虑各个指标对于水生态系统作用特征，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生长发育具有正相关的指标采用公式(1)，呈负相关的指标则采用公式(2)，从而使得转换后的环境指标数据X''''越大时，该指标对水生态系统的生长发育等作用就越有利。利用上述归一化公式，对环境因子的指标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在完成指标标准化后，采用Arc-GIS样条空间插值法进行栅格化处理，为环境因子与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特征分析提供分析数据。

1．3．2空间主成分分析考虑到部分环境因子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为消除信息冗余，突出关键环境因子信息，通过对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指标降维，可获得相对彼此独立的因子。本文利用ArcGIS地理信息系统软件中PrincipalComponents工具，对各个指标进行了空间主成分因子转换。

1．3．3典范对应分析典范对应分析(CCA)是一种数量排序分析方法，是从对应分析发展而来的。在该排序方法中，通过实现对应分析与多元回归的结合，从而详细地研究生物群落与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由于典范对应分析可以将多个环境因子结合在一起进行分析，这与直接梯度分析不同，CCA分析结果直观明显，可以更好地反映生物群落与环境的作用关系［9］，为研究水生态系统和环境因子间的复杂关系提供了有利工具。本文采用Cannoca典范对应分析软件(Cannocaforwindows4．5)，对流域水生生物物种数据和环境因子数据进行对应分析。水生生物物种数据采用物种数及生物密度数据，利用lg(x+1)进行数据的转换和处理，使之更趋于正态分布［12］。

2结果与分析

2．1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

根据野外调查及实验室水生生物样品鉴定，对黑河流域水生生物种类、数量及优势物种特征进行了整理分析。经统计整理，黑河流域调查到浮游植物8门98属231种，其中，硅藻为流域广布种，占总浮游植物物种数42．42%。尺骨针杆藻(Synedraul-na(Nitzsch．))、膜孔平板藻(Tabellariafenestrata)和无常蓝纤维藻(Dactylococcopsisirregularis)为流域内浮游藻类的优势种。黑河流域调查到浮游动物4门44种，其中，原生动物为流域优势类群，共计20种，占流域总物种数45．45%。黑河流域调查到底栖动物5门17种，其中，水生昆虫为流域的优势类群，共11种，占总物种数64．71%。黑河流域共调查到19种鱼类，其中，野生种类13种，主要以鲤科和高原鳅为主;人工养殖鱼类6种，人工养殖鱼类主要分布于水库、人工池塘或湖泊等水体。利用ArcGIS空间分析与处理技术，对黑河流域各个采样点调查到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底栖动物和鱼类等水生生物的种类数或物种密度数据，进行空间化处理，得到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图2)。可以看出，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分布上具有流域中上游地区物种数量相对较多，而下游区域相对较少的特点。

2．2环境因子及其影响特征分析

2．2．1环境因子及其生态表征影响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的流域环境因子是多方面的，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13－15］。为分析不同环境因子对于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作用关系，需要构建影响流域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环境因子指标体系。结合黑河流域以往开展的生态功能区划、自然地理区划以及河流水功能区划等区划指标，以及黑河流域干旱区流域的特点，从气象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等方面，建立了影响流域水生态特征的指标体系，主要包括多年平均降水量(P)、多年平均气温(T)、多年平均蒸发量(E)、多年平均干旱指数(D)、平均径流深度(R)、绝对高度(DEM)、相对高度、坡向(PECT)、坡度(SLOP)、净初级生产力(NPP)、植被指数(NDVI)等，共11个指标。通过对各指标的作用特点分析［20－21］，概括出不同环境因子对于水生态系统的生态表征特征(表1)。

2．2．2环境因子相互作用关系分析为识别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在对各个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采用探索性空间相关分析中的相关性分析(CA)方法，判别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特征。由相关分析结果可以看出，各个环境因子指标中，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径流深度、平均降水量、NPP、NDVI以及坡向、坡度之间呈现正相关性，尤其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之间高度相关，相关系数高达0．99以上;而绝对高度与平均气温、平均蒸发量和干旱指数之间，则表现为较为明显的负向相关性，相关系数分别为－0．84、－0．89、－0．79。采用空间主成分分析方法进一步探索各个环境因子之间的作用关系。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技术，通过环境因子指标的主成分因子变换，得到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的主成分因子特征值及贡献率。由表2可知，前2个主成分(第一主成分PC1和第二主成分PC2)的累积贡献率为99．3%，已综合了各环境因子的绝大部分信息。其中，第一主成分PC1与绝对高度(X6)、相对高度(X7)存在较大的正相关性(0．661)，而指标绝对高度(X6)与相对高度(X7)是黑河流域地形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标，因此第一主成分PC1可以看作是流域地形特征的代表。第二主成分PC2与平均降水量之间具有一定负相关关系(－0．107)，而与平均蒸发量(X4)具有较强正相关性(0．928)，与干旱指数(X5)具有一定的正相关(0．342)，而指标平均降水量(X1)、平均蒸发量(X4)和干旱指数(X5)均作为黑河流域气候特征信息的表征性指标，因此第二主成分PC2可以看作流域气候特征的代表。由此可知，地形要素指标和气候要素指标对于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分布具有较大的影响。地形因子中，流域绝对高度与相对高度之间具有极强的正相关关系，可任选其一作为地形因子的表征指标，在此选取绝对高度(DEM)作为黑河流域地形特征的表征指标。气候因子中，流域的降水量(P)与蒸发量(E)、干旱指数(D)之间呈较明显的负相关关系，而蒸发量(E)与干旱指数(D)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为减少信息冗余，在蒸发量(E)和干旱指数(D)中可选择其中之一，考虑到干旱指数(D)反映出西北黑河流域干旱缺水的内陆河流域特点，因此将降水量(P)、干旱指数(D)作为黑河流域的气候表征指标。

2．3水生态系统异质性主要环境影响要素

利用数量排序反映物种在分类学性状上的差异，明确物种在多个环境梯度上的空间位置，是生态学上的每一物种在超体积生态位的n维空间中都由其特定的位置特性所决定。因此，通过排序手段识别物种分布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揭示它们在不同环境因子(非生物的和生物的)上的生态分化现象［16］。典范对应分析(CCA)排序除了能够反映不同物种的生态分化现象以外，还可以很好地解释物种与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利用CCA分析，将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各样点数据与环境因子指标进行排序，得到环境因子二维排序图(图3)，通过排序轴可知，影响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各个环境因子中，海拔高度、降水量和干旱指数是3个影响流域水生物物种数量及分布的主要环境变量，该情形也与环境因子主成分分析(PCA)的结果相一致。由此判断，地形因子(DEM)、气候因子(降水、干旱指数)是干旱区黑河流域水生态系统宏观空间格局分异的主要环境影响要素。

3讨论

研究表明，流域水生生物群落空间异质性的直接驱动因子为水量和水质条件，这些因子的差异也主要体现在流域水体的局部特征上。对于黑河流域而言，浮游植物和浮游动物等水生生物种类分布主要以中游地区居多，与黑河中游地区河道变宽、水流变缓、泥沙易于沉积以及人类活动导致水体中具有较多营养物质有关［17］;而且，黑河中游区域广泛分布湿地水生维管束植物(中游分布有张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适合水生生物生长的栖息生境［18］。其他研究如太子河流域，着生藻类群落结构也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驱动着生藻类结构空间格局的水环境因子为总氮(TN)、电导率(EH)和总溶解固体(TDS)，但研究同时指出，由于流域不同的土地利用模式、外源性营养盐类型以及人类活动强度等差异，致使河流着生藻类群落结构格局有所不同［19］。在太湖流域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的环境影响因子中，电导率(EH)和总氮(TN)是影响底栖动物空间分布的主要环境因子［20］。巢湖流域浮游植物群落的空间分布结构，主要受到水温、浊度及入湖水量因子等变化的影响。而流域水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特征受到不同尺度上多个环境因子的综合作用，在河流或河段尺度上，河道动力学、栖息地特征和生境条件、水质和水量差异等往往是造成水生态系统异质性的主要环境影响要素。但是，在宏观尺度上，区域气候和地质条件素通常具有决定性作用，致使流域水生态系统出现宏观的空间分布格局差异［1］，且宏观尺度上的环境要素具有长期而稳定(数百年或者数年前)、作用范围广(大于几十平方公里)的特点。实质上，流域的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格局，除了直接与河流等水体环境的物理化学条件息息相关以外，宏观尺度上的流域环境要素(地形、地质、气候、土壤等)通过对河流水生物栖息环境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如降水变化、营养物质输移、底质条件改变、河流形态变化等)，也会影响河流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分布，使之出现鱼类等水生生物区系、种类及数量等水生态系统的空间异质性分布特征。

4结语

篇2

关键词:企业生态位演化概念本质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战略管理领域一项重要的理论创新，借鉴自然界物种生态位思想、采用生态位所蕴涵特殊、整体、协调和竞争思想，来研究企业生存发展、延续进化行为逐渐成为一种潮流，形成了企业生态位理论。目前，企业生态位理论尚未形成体系，有关思想略显凌乱，分析视角、研究工具和结论也不断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从国内外不同研究文献来看，对于企业生态位概念的认识有许多不同看法，多数学者基于企业发展演化过程，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特定生存环境条件下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企业生态位产生绝不是某一个环境要素决定的偶然过程，而是涉及由企业制度、企业家、企业职工、企业文化、组织机构、资产状态、信息技术等企业内部生态因子，与经济、政治、法律环境、社会文化、教育水平、科学技术等企业外部生态因子交互影响、共同决定的具有一定自组织性的能动过程。因此，企业生态位会显示出比较明显的企业特征和环境特征。之所以表现企业特征，是因为企业生态位以企业内部系统构成要素为基础，是企业内部系统构成要素通过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形成的，影响企业的生存资源、发展空间、规模形态和市场占有等，强调企业内部系统要素之间的协同共生。从另一角度讲，企业生态位，产生并作用于特定生态环境，促成企业与环境互动系统产生，使得企业在研究外部环境状态后做出行为选择和反应决策。

企业生态位的内涵及研究现状

有关企业生态位的含义，主要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以Hannan和Freeman为代表种群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战略环境中占据的多维资源空间；一种是以Baum和Singh为代表的个体生态位(企业生态位)，认为生态位是企业在资源需求和生产能力方面的特性。按照Mckelvey的理解，前一种观点可以解释为宏观生态位，是以企业种群为生态位的基本单元，关注处在同一环境机制下的企业群体如何适应环境变化，以及环境又是如何对企业种群进行选择，并由此寻找产生企业种群多样化和差异化的原因；后一种观点可以解释为微观生态位，是以企业单体为研究对象，关注企业种群内的单体企业相互之间的差别，寻找企业与其所占据的生态位相互作用的影响特征。在Baum看来，个体生态位要比种群生态位更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国内相关学者基本继承了国外理论研究成果，闫安、达庆利认为企业生态位是指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生态环境里能动地与环境及其他企业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功能作用。梁嘉骅等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在整个生态资源空间中所能获得并利用的资源空间的部分，是一个企业乃至一个行业在企业生态大环境中拥有的明确位置，企业在行业中的生态位是企业在行业内竞争实力的标志。钱辉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与环境之间的一种关系定位，这种关系是企业与环境互动后所达到均衡的状态，它受到企业内部因素的影响，并通过企业与环境的物质交换接口——资源和需求的状态表现出来。

由此可见，上述观点从不同的角度阐释了企业生态位的内涵，然而，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的强调了一个重要因素，即将企业生态位视作一个构成企业生态系统的且与资源、功能和地位有关的系统变量。尤其是从梁嘉骅、钱辉等学者的理解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但它不同于生物生态位的最大区别是企业生态位的构成主体——企业“是包含若干个人的有机整体，具有更强的思维性和主体选择能力”。面对竞争对手和环境的不断变化，企业更具有保证自己相对竞争地位的稳定或不落后的意识和能力。企业生态位由各种形态各异、性质有别的生态因子构成，这些生态因子通过紧密的分工协作组成特定结构，改变作用强度与形式，调整关联层次与方式，再加上宏观社会环境以及企业与环境、企业之间互动态势的作用，不断支配企业行为的价值取向，促进企业发展演进。影响企业的生存发展是企业生态位功能的主要表现，而非企业生态位本质的集中反映。正确认识企业生态位的本质离不开对企业生态位结构的深入分析。

借鉴国内外学者关于企业生态位已有研究成果，从促进企业与环境协同演化的视角，本文将企业生态位定义为，企业基于组织结构与环境关系，在更大的区域范围内即企业内部生态系统以外有效寻求与利用各种生态环境因子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企业生理特征、营养要求、取食特点、功能地位和作用表现。企业生态位借助于企业的功能机制和市场机制两种方式来促进人力资源、产品、资金、技术、信息等要素的催化互动，形成一个不同层次、类型纵横交错且错落有致的多因子系统，产生更大的资源效益、整体效益和综合效益，以促进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企业生态位本质的具体体现

（一）企业特征

企业生态位由一系列具有关联性的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组成，这些因子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形成一定的组织结构关系，并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表现出特有的性质和状态。虽然企业生态位不一定完全表现企业内部生态因子的生态特征，但企业生态位在不同生命阶段的多样化特性却可以明显地标识出企业特征的变化轨迹，也就是说，企业特征能够表现出强烈企业生态位的特色。由于企业生态位的生成演变往往会受到企业智慧水平、思维能力、生命周期、遗传基因等的交织影响。因此，透过企业特征可以管窥到企业内部的人、财、物、信息等要素的健康状态及要素之间的联结模式与结构关系，并从结构层面了解到企业的功能形态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走向。企业生态位不仅是反映企业生命体的意志、灵魂、思想和行为等特征的功能体，关键是基于企业内部结构与功能基础上的企业特征的综合体现。

（二）资源状态

基于资源的理论认为，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对外部环境中各种资源选择和利用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为企业能动地与环境及其它企业进行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流动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生存力、发展力和竞争力。对于多数现代企业而言，采取最优资源利用策略，获得最优最宽的资源空间幅度，是不同发展时期企业生态位关注的焦点。同一环境中的生态因子并不是平均的分布在各个企业资源维度上，而是倾向于向具有聚集效应的维度集中，企业生态位竞争的日渐激烈加速了生态资源的空间移动，尤其是对稀有生态资源的竞争，不断扩充和改变企业对所依存环境中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利用幅度。事实上，由于构成生态环境空间的资源因子始终处于从“质”的优劣互变到“量”的增加减少的变化状态，因此企业生态位获得并利用的资源空间只能是一个相对概念，这就要求在对某一性质、类型的企业生态位进行具体研究时，必须将企业的资源维度纳入到特定的时空条件下，以便于把握企业生态位的可发展强度和竞争力水平。

（三）环境关系

基于企业与环境互动的客观存在，企业生态位描述了企业与环境交互过程的协同共生与互动均衡，因而企业生态位的本质还应该揭示构成生态位空间的内外要素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生态位是企业内外生态因子由于相互联系、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杂关系的纵横交错，这种互动关系可能通过物质循环、能量转换和信息传递也可能通过结构、功能互补，或者是通过充当生态因子链的结点加以联结。

企业生态位遗传、演进及衰退也揭示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的关系形态。企业生态位的遗传密码、遗传信息和遗传物质的传递、复制都离不开外部环境条件的必要支撑，任何一个外部生态因子在数量上的不足或过剩，质量上的残次或低劣，都会影响企业生态位的遗传、演进，否则会极易诱发企业生态位衰退现象。企业生态位的竞争机理、细化机制、调整机制、优化机制、移动效应等都是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各要素之间动态交互关系的静态结果表现。资源状态提供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各要素交互催化的前提，而企业特征塑造了企业生态位空间内部关系性质的基本概貌。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旅游影响；生成机制；旅游影响场；旅游影响因子

一、前言

旅游影响研究是旅游研究的重要内容，旅游影响如何产生、发展与演进的生成机制成为旅游影响研究的重点。关于旅游影响研究的文献相当丰富，国外旅游影响研究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英语国家，并取得了较大进展。近20年，我国旅游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多的成果[1-5]。但就整体而言，对于旅游业多重影响的研究只是形成了基本的体系，还需要进一步的总结、提升和深入[2]。在国外，针对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Butler（1980）提出旅游目的地生命周期理论[6]，认为旅游者数量、类型和发展历史是影响旅游目的地不同发展阶段的决定因素，从而形成不同程度和形式的旅游影响。Smith（1978）认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规律[7]。Doxey（1976）对目的地居民的态度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著名的“愤怒指数”[8]。Mathieson（1982）指出了旅游经济影响的5种制约因素[9]。Butler（1974）分析了旅游者行为对旅游影响影响的5个因素[10]，并（1993）进一步指出旅游目的地社会影响与目的地5个特征有密切关系[11]。Archer（1977）和MathiesonA与WallG（1982）等研究了旅游经济影响的因素和形成过程[12，13]，SmithVL（1977）和ButlerRW（1974）等讨论了旅游社会影响的因素及形成机制[14，15]，TurnerL和NashJ旅游对文化的影响问题[16]，WallG（1977）研究了旅游环境影响因素及机制的问题[17]，Mieczkowski（1995）认为4种因素对旅游环境影响发生作用[18]。在国外的旅游社会文化影响因素及影响结果的研究方面，宗哓莲等（2004）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19]。在国内有关研究中，罗明义、保继刚等分析了旅游经济影响的问题[20-22]，杨俭波分析了对旅游社会文化环境变迁产生干扰和波动的几个因素及其作用机制[23]，李星明等分析了旅游者对旅游影响的3个因素[24]，申葆嘉、刘赵平等分析了旅游社会影响及其形成机制的问题[25-27]，陆林等分析了旅游对当地居民态度影响的问题[32，33]，杨桂华等分析了旅游环境影响及机制问题[30-33]，黄泰等对区域旅游影响的旅游流因子进行了形成机制分析，并构建了几个模式，但未能从系统角度分析其他因子[34]。从上述旅游影响机制的研究来看，案例分析较多，理论分析较少，旅游单项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多，旅游综合影响机制研究的较少，旅游影响单因子分析的较多，从系统论综合的角度进行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的较少。因此，论文试图在系统论和系统动力学的指导下，通过对旅游影响多因子分析和驱动机制分析，建立一个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的初步框架，以求能为旅游影响理论的建立提供一些参考。

二、旅游影响因子分析

旅游影响因子较多，根据影响因子在旅游影响生成中的作用不同，可分为三大模块：一为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二为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三为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1.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旅游流系统

旅游流是支撑旅游空间经济系统运行的基点和动力，是维系旅游目的地空间系统运行要素的总称，它们始终处于动态的流动之中[35]。旅游流系统是由多重要素在多重空间流动的复杂巨系统，是旅游影响产生的动力因子。

这里的旅游流是一个狭义的概念，是指因旅游者的流动而引起的以旅游客流为主体的，包括旅游信息流、旅游货币流、旅游物流、旅游能流的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旅游客流即旅游者的流动。旅游信息流是指与旅游活动有关的信息的产生、保持、传递、接受、加工和使用的过程[36]。这里的旅游信息主要包括旅游者和旅游客源地的信息，如经济状况、文化形态、价值观念、思想意识等。旅游货币流指旅游者消费的现金流和非现金流。旅游物流主要包括旅游者的附属物，交通工具和随身物品等。旅游能流指因旅游者流动而引起的能量流动。

2.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旅游目的地系统

旅游目的地，是在一定地理空间上的旅游资源与旅游专用设施、旅游基础设施以及相关的其他条件有机地结合起来，成为旅游者停留和活动的目的地[37]，是旅游目的地空间和时间结构中形成和存在的包括社会、经济和环境在内的实物形态和精神氛围的总和，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系统。

旅游流系统作为旅游影响的动力因子，需要旅游目的地系统的响应才能对旅游目的地产生各种影响。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包括经济环境因子、社会环境因子和生态环境因子。（1）经济环境因子。它不但对旅游业发展起着关键性作用，而且对社会环境、生态环境等也有着较大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尤其是旅游产业发展水平）、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产业集群、经济开放度、市场体系的完备性、外来投资、人力资本环境，资本环境，人文交流与信息环境，技术发展环境，社会及公共管理环境和特定的企业文化传统等方面特征。（2）社会环境因子。它为整个目的地的旅游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环境，是旅游影响产生和发展的前提，主要包括当地居民及地方文化、当地政府及相关组织、区位及可进入性、总体形象、治安、科教环卫等状况。（3）生态环境因子。它主要包括生物环境、土环境、大气环境、水环境、岩石环境、声环境、光环境、放射性环境及资源状况等。

3.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从区域层面来看，旅游目的地系统是一个自组织和它组织相结合的系统。自组织和它组织的作用力来自旅游制度系统。目的地系统在旅游流动力和目的地本身应力以及旅游制度创新系统的共同作用下，系统进行自组织和他组织的交织作用，不断发生演化，是一个从稳定――失稳――稳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流的规模和特征以及目的地的响应不断进行规范，对旅游影响不断进行调适和优化。制度是与具体行为集有关的规范体系，它是由非正式的约束、正式规则和这两者的实施特征组成的[38]，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包括与旅游有关的政策、法律、政治规则、意识形态、价值观、道德规范、风俗习惯、经济规则、契约等。多种形式的旅游制度构成了一个系统，成为旅游制度系统。为了解决旅游业中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就需要不断进行旅游制度创新，构建旅游制度创新系统。

三、旅游影响场

旅游影响场是指旅游空间内各种旅游流在一定的作用方式下流通而形成的时空分配状态，它是一个时空分布的非均衡结构。在旅游影响的形成过程中，存在5种形式的旅游影响场，它们分别为经济场、信息场、心理场、引力场和生态场。

经济场的概念早在1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39]，在经济场中，经济主体是在有限理性和约束条件下通过成本效用分析和福利最大化原则来进行行为选择的，因此，经济流一般是从低效用向高效用的方向流动。由于经济场的作用，经济流导致了社会交换、乘数效应、外部效应、空间集聚、产业集群、产业结构变动、经济发展、就业增加、通货膨胀等一系列现象。

信息场是信息的集合[40]。信息就是不确定性的减少或消除[41]，信息流通的本质在“信息差异”，信息流通过程是不断地消除信息生产者与信息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差异、隔阂、距离和信息误区的过程[42]。信息场的作用机制就是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源与信息接受者之间所蕴涵的信息差异。旅游行为的本质就是摄取地理信息的过程[43]，是一个通过信息流通来减少或消除信息差异的过程。在旅游活动的文化传播过程中，存在两个信息源和两个信息接受者，旅游者从旅游目的地获取各种文化信息，同时，当地居民也可从旅游者身上获得各种文化信息，因此文化信息的流通是双向的。代表先进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大，代表落后文化的信息源所蕴涵的信息量较小，因此，文化信息流动的总的方向是从信息量较大的信息源流向信息量较小的信息源。

心理场是心理与物体之间形成的场[44]，是以人的心理为中心组合成的特定的场。空间事物的数量和排列以及属性、时间、群体人数和群体结构、个体经历、个体自然特征以及个体的出生时间和出生地点等都会对心理场产生重要影响。旅游目的地的任何事物都必然会影响到心理场，同时这个已经形成的心理场又反过来影响周围的事物。

引力场是物质世界在引力作用下的空间存在状态，引力作用是自然世界一种基本的相互作用，地球引力对自然环境的演化产生重要作用，如人、汽车、建筑、植被等对土壤的压力，从而影响土壤结构，并进一步对生态系统产生影响。同时，社会经济物质实体之间也会产生引力作用，如城市之间、乡村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社会经济要素在引力场的作用下进行流动。

生态场是生命系统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而存在的一种状态，在生态场中，通过物质和能量的物理生化作用，在生态链的作用下使物质流动和能量流动与循环来影响生态系统的发展。生态链中的某个环节，或物质流动和能量循环中的某个环节发生了变化，就会使整个生态系统发生变化，从而对旅游目的地系统产生影响。通常，以上几种场是共同作用产生影响的，组成旅游影响场系统。

四、旅游影响生成机制分析

1.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的驱动机制

旅游流是由旅游者的旅游需求和旅游行为所引发的，也是满足旅游需求和践行旅游行为的空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旅游流各因子的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对旅游目的地产生一系列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并实现旅游目的地经济、社会、环境价值的增值和综合效益的最大化。旅游流系统对旅游影响驱动作用的强度、范围和特征是由各因子的流向、流量、流速、属性和组分等特征决定的，其驱动作用是通过旅游流的各种行为进行的。

（1）由于旅游流的经济行为，旅游货币流通过产业链流向旅游企业、当地居民、地方团体和地方政府，在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供求矛盾，促使当地居民增收致富，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空间格局演进和生态环境演变，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的一系列变化。（2）旅游流的经济行为还伴随着旅游能流，如交通工具的废弃物、生活垃圾、排泄物等，在生态场的作用下，产生旅游生态影响。（3）旅游流与当地居民进行直接和间接交流的文化行为中，旅游者所蕴涵的信息流在心理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进行信息传播和扩散，促使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演化。旅游客源地的旅游需求信息，通过信息场传播到旅游目的地，旅游信息流在引力场、信息场和经济场的作用下，引起旅游目的地供给的变化。（4）旅游客流和旅游物流的空间行为在引力场的作用下，对环境空间产生一定的压力，引起自然与人文环境的变化。（5）旅游流的心理行为在心理场的作用下，影响着旅游动机、旅游需求、旅游消费、旅游体验以及与目的地的文化互动，其所蕴涵的信息在信息场、经济场和心理场的作用下，导致旅游供给内涵和形式上的变化，从而引起旅游目的地一系列变化。

2.旅游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系统的响应机制

在旅游流践行旅游行为和在旅游目的地实施经济行为、空间行为、文化行为和心理行为过程中，旅游目的地的地方政府、旅游投资者、旅游经营管理者、当地居民、旅游媒介、其他相关团体与个人等利益相关者在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指导下，在利益分配机制和价值增值机制激励下，在各种旅游影响场综合作用下，在旅游信息的引导下，通过为旅游者提供行为空间和旅游供给，参与到旅游供给的各个环节，产生一系列对旅游流直接和间接的响应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的社会环境、经济环境和生态环境因子的时空结构，从而导致旅游目的地产生旅游社会、经济和生态影响。目的地系统对旅游流的响应的程度、范围和方式，取决于旅游流的属性和特征以及旅游目的地各旅游利益相关者的特性以及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特征(见表1)。

3.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对旅游影响系统的规范机制

旅游制度系统就是与旅游活动有关的行为规范系统，它的规范作用不是直接对旅游动力因子和应力因子模块发生作用的。旅游制度系统及其派生措施可降低不确定性、降低交易成本、消除外部性、促进社会效率，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支配着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规范着他们行为方式的选择，为行为绩效提供激励，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数量、规模、强度和方向，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系统在新内外力的作用下打破了过去的混沌状态和无序局面，进入动态有序的开放系统运行状态中，促进积极影响，抑制或消除消极影响，从而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不断得到优化，使旅游目的地系统保持稳态，或向顶级系统发展，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最大化。这要求旅游制度系统必须保持开放性来降低系统熵值，防止内部的低水平自我复制，从外部吸收能促进增长和进化的动力，获得不断持续的制度创新（见表2）。

4.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

旅游影响是在旅游影响动力因子、应力因子和规范因子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而生成的。旅游影响具有一定的社会、经济、生态结构，形成一个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系统与旅游影响系统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因此可把旅游目的地看作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旅游目的地各种旅游利益相关者在旅游流各种因子的行为驱动下，在旅游制度规范下，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产生各种响应行为，三者共同作用对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产生一系列旅游影响。一旦旅游流的驱动作用与旅游目的地响应行为的辐合效应和旅游目的地系统不协调就会产生消极影响，这就对旅游制

表1 旅游目的地旅游利益相关者对旅游流的响应

度提出了创新的需求，使旅游制度变迁能对旅游流和目的地系统产生新的规范作用，旅游制度创新系统通过界定旅游利益相关者的权利边界和行为空间、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行为方式、改变旅游影响场中各个因子的特征与属性、影响旅游流的动力方式和旅游目的地的响应方式，使旅游影响系统的发展符合旅游目的地的价值取向和价值目标以及生态环境系统的演化规律，从而实现“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同时，“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也会对旅游流系统产生反馈作用，旅游者获得旅游体验和总体评价后，会影响今后的旅游决策，并产生口碑效应，从而影响旅游流系统的演化，并通过旅游流的演化进一步对旅游影响系统产生作用（见图1）。

五、结论与讨论

旅游影响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是旅游影响动力因子模块即旅游流系统、旅游影响应力因子模块即旅游目的地系统以及旅游影响规范因子模块即旅游制度创新系统在旅游影响场的作用下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旅游影响的不断反馈而生成的。因此，对于一个“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要分析三大旅游影响因子模块的特征及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此基础上，注重旅游影响评估，针对“旅游目的地――旅游影响系统”存在的问题，通过旅游制度创新系统来规范旅游利益相关者的行为，改变旅游目的地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的时空结构，优化旅游影响，促进旅游目的地系统良性演化。论文只对旅游影响的生成提出了一个研究框架，对于各种旅游影响场的机理、在旅游影响场作用下旅游影响因子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各种旅游影响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未能深入分析，这可能是旅游影响生成机制研究的一个重点和难点，需要通过模拟方法建立模型来进行定量分析，而且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旅游影响的生成机制也会有所差异，有待于今后进一步深入研究，才能把握旅游可持续发展机理，以推动和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论文研究的旅游影响是旅游对旅游目的地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潘秋玲，李文生.我国近年来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综述[J].经济地理，2004（5）：80-83.

[2] 刘迎华，朱NBD2E.中国旅游业综合影响研究综述[J].思想战线，2004（6）：130-138.

[3] 张晓鸣，保继刚.旅游区域经济影响评价研究述评[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2）：38-45.

[4] 周慧颖，吴建华.国内有关旅游对接待地社会文化影响的研究述评[J].旅游学刊，2004（6）：88-92.

[5] 王子新等.旅游影响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2005（2）：90-95.

[6] ButlerR.W.Theconceptofatouristareacycleofevelution:implicationformanagement ofresources[J].CanadianGeographer，1980,1:5~12.

[7] Smith，V.L.（1978）HostsandGuests[M].Blackwell，Oxford.

[8] Doexey,G.V.Acausationtheoryofvisitior―residentirritanta:Methodologyandresearchinferences[A].InTheImpactsof Tourismprocess6thAnnualConeferenceTravelResearchAssociation.San DiegoCalifornia[C].1976,pp.195-198.

[9] MathiesonA,WallG..Tourism:Economic,PhysicalandSocialImpacts[M].LongmanInc,1982.

[10] ButlerRW.SocialImpactsofTourismDevelopment[J].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74,1(1):100-119.

[11] ButlerRW,PearceDG..（1993）TourismResearchCritiquesand Challenges[M].London：Routledge.

[12] Archer.TourismMultipliers：thestateoftheBangor[A].OccasionalPapersinEconomics(No.11)[C].Bangor：UniversityofWales.Press,1980.

[13] MathiesonA，WallG.Tourism：Economic,PhysicalandSocialImpacts[M].LongmanInc,1982.

[14] SmithVL.HostandGuests：TheAnthropologyofTourism[M].Philadelphia：UniversityofPennsylvaniaPress,1977.

[15] ButlerRW.SocialImpactsofTourismDevelopment[J].AnnalsofTourismResearch,1974(1):1002119.

[16] TurnerL,NashJ.TheGoldenHordes：InternationalTourismandtheLeisurePeriphery[M].London:Constable,1975.

[17] RossS,WallG.Evaluationecotourism：TheCaseofNorthSalawesi,Indonesia[J].TourismManagement,1999,20(6):6732682.

[18] Mieczkowski,Z.(1995).EnvironmentalIssueofTourismandRecreation.UniversityPressofAmerica,Inc.Lanham.

[19] 宗哓莲，朱NBD2E.国外旅游的社会文化影响研究进展[J].人文地理，2004（4）：15-19.

[20] 罗明义.旅游业税收贡献的的分类测算方法[J].旅游学刊，2001（2）：16-19.

[21] 邓冰等.旅游产业的集聚及其影响因素初探[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6）：53-57.

[22] 李江帆，李冠霖等.旅游业的产业关联和产业波及分析――以广东为例[J].旅游学刊，2001（3）：19-25.

[23] 杨俭波.旅游目的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机制试研究[J].旅游学刊，2001（6）：70-74.

[24] 李星明，赵良艺.旅游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旅游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2（2）：.11-12.

[25] 申葆嘉.国外旅游研究进展[J].旅游学刊，1996（3）：48-54.

[26] 刘振礼.旅游对接待地的社会影响及对策[J].旅游学刊，1992（3）：52-55.

[27] 刘赵平.旅游对目的地社会文化影响研究结构框架[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1）：29-56.

[28] 陆林.旅游居民态度调查――以皖南旅游区为例[J].自然资源学报，1996（4）：377-382.

[29] 李有根，赵西萍.居民态度旅游影响的知觉[J].心理学动态，1997，5（2）：21-27.

[30] 李贞等.旅游开发对丹霞山植被的影响研究[J].地理学报，1998（6）：554-561.

[31] 陈飙，杨桂华.旅游者践踏对生态旅游景区土壤影响定量研究――以香格里拉碧塔海生态旅游景区为例[J].地理科学，2004(3)：371-375.

[32] 王金亮等.碧塔海景区旅游活动对湿地生态环境影响研究[J].地理科学进展，2004(5)：101-107

[33] 孙静，苏勤.古村落旅游开发的视觉影响与管理――以西递、宏村为例[J].人文地理学，2004(4)：38-40.

[34] 黄泰，张捷.基于旅游流特征分析的旅游区域影响研究――以淮安市为例[J].旅游科学，2006（2）：18-22.

[35] 杨俭波，乔纪纲.动因与机制――对旅游地社会文化环境变迁理论的研究[J].热带地理，2002（1）：75-79.

[36] 袁宇杰.旅游流的研究及旅游“双流”系统的构建[J].旅游科学，2005（1）：6-11.

[37] 保继刚等.旅游地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73.

[38] 埃瑞克•G.菲吕博顿，鲁道夫•瑞切特编.孙经纬译.新制度经济学[M].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2.

[39] 肖国安.论经济场.财经论丛，1995（3）：35-38.

[40] 张凯.信息场性能分析[J].情报杂志，2003（2）：19-23.

[41] 王雨田主编.控制论、信息论、系统科学与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336-341.

[42] 郑英隆.信息流通与流通的协同发展[J].经济学家，1994（1）：107-111.

[43] 陈涛，罗宏宇.旅游行为本质的信息论探讨[J].地理学与国土研究，1996（1）：35-39.

篇4

论文关键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教育生态学;生态因子

目前，高职院校面临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完成从规模建设到内涵发展的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研究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核心问题，即专业建设问题。这是因为专业建设是高职院校内涵建设的核心，也是提高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抓好专业建设，既能为高职院校发展确定方向，又能为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还能为高职学生顺利就业奠定基础。

事实上，近些年专业建设研究一直是高职教育研究中的重点，教育理论界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内涵、特征及实现路径等诸多问题进行了相当多的探讨，并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见解。但是，我们注意到，这些研究大多集中在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规划、专业培养目标定位、课程体系建设与改革、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外实训条件建设、校企合作实践项目建设等方面，也就是说，基本上是从静态、局部的角度出发。因此，为了适应时代与教育的发展要求，有必要从教育生态学的视角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进行动态分析与全面审视，并对高职院校优化专业建设生态环境，提升专业内涵，实现可持续发展提出有益的策略建议。

教育生态学的基本原理

生态学是研究生命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相互作用的规律和机理的科学。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许多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者把生态学原理和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中，对人类生存的宏观环境和教育之间的交互关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教育生态学的理论框架。

教育生态学依据生态学原理，特别是生态系统、生态平衡、协同进化等原理与机制，研究各种教育现象及其成因，并进而掌握教育发展规律，揭示教育的发展趋势和方向。总体而言，这门学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三方面：第一，注重分析教育生态环境及其各种生态因子对教育的作用和影响，进一步明确教育的生态结构，从而阐述教育的宏观生态和微观生态；第二，在分析教育生态结构的基础上，力求全面阐述教育的生态功能，并揭示教育生态的基本规律，如教育生态的平衡与失调、教育生态的良性循环、竞争机制与协同进化以及迁移和潜移规律等；第三，努力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和生态机制，探索优化教育生态环境的途径和方法。

教育生态平衡是教育生态理论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生态的一条基本规律，把握这一规律，就能从根本上全面揭示教育领域存在问题的实质，推动教育更好地协调发展。何谓教育生态平衡？理论界认为，教育生态大体上可以看作是教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及其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的关系，而教育生态平衡则主要是指教育系统的综合平衡、运行高效、功能优异及其与社会环境的良好协调。

专业建设生态性及各影响生态因子

“生态”主要指生物与环境因素的相互关系。当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时，我认为，专业建设与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学校生态环境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在教育生态学视野中，学校本身是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专业、教师、学生以及学校内外环境等都是这个生态系统中的子系统或因子，因子之间始终存在物质、信息和能量的交流转换，并力求达到彼此之间的平衡。

对平衡的追求要求生态系统的各子系统以及各生态因子的运动变化发展都遵循物质运动的一般规律。但需要注意的是，若单从某个时段分析，不平衡现象是常态，而平衡现象则是非常态；若是从生命进化和生态系统进化的长远观点分析，平衡是相对的、暂时的、动态的，所有的生态系统实际上都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是运动与平衡的统一。具体到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一生态系统而言，它是由许多生态因子共同构成的，诸多生态因子对整个系统发生综合影响，它们始终处于貌似不平衡的“动态平衡”之中。

仔细分析影响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诸多生态因子，我们可以将它们分成三类，即专业个体特征因子、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学校内部特征因子。这三方面生态因子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三个层次环状生态圈，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都起着不可或缺的促进或制约作用。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主要包括专业培养目标、专业教学计划、课程体系、师资队伍、校内外实训条件等。这方面的生态因子，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起着核心因子的作用，是我们研究与实践中常常所说的“硬件”和“软件”，是专业办学水平与实力的具体体现，是人才培养工作的主要载体。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法律和政策体系、经费保障等，实质上是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对于完善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而言，这一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至关重要，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近些年的高职教育发展中看到。目前，无论是招生规模还是在校生规模，高职教育在高等教育中都占据了“半壁江山”，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式发展。高职教育当今的勃勃生机源于哪里？无非是经济社会发展对高职教育提出的前所未有的需求，教育事业发展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的良好基础，社会对高职教育的认可氛围，中央政府对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视程度和中央财政对高职教育的经费投入强度等等。对此我们均归为政府和社会为高职教育发展构建的宏观环境或保障体系。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主要包括由学校的办学理念、价值观、规章制度、组织结构、运行机制、校容校貌、教风学风等构成的学校文化。高职院校加强专业建设，提升专业内涵，目的是更加注重人才培养，更加注重知识创新，更加注重办学质量和特色，更加注重服务社会、引领社会，而这一切的背后，都需要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支配，这个灵魂就是学校文化。学校文化广泛渗透在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中的各个环节，影响和支配着专业的发展方向、发展模式、发展特色和建设成果。在专业建设中，学校文化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主要包括主流价值观的导向功能，凝聚师生力量的激励功能，基于普遍文化认同而自觉遵守规章制度的规范功能，对师生思维、行为习惯和专业素养的熏陶功能。

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建议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作为一种生态现象，必须着眼学校的持续发展和专业的持续发展，努力遵循教育协调发展的规律与要求，解决好专业发展与校内、校外环境的矛盾，保持专业建设与发展的生态平衡，避免在专业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出现内部生态链危机和系统整体效力减退等问题。依据教育生态学原理，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提出以下策略建议。

（一）全盘考虑，创设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稳定、平衡、有序的生态环境

1840年，j·李比希通过对比谷类作物的产量，发现农作物通常不受它所需要的大量的营养元素的限制，反而受那些只是微量需要的原料的限制。只要稍微加入所缺的微量元素，产量马上就会明显地提高，他由此说明这些微量元素是作物增产的“限制因子”，并以此为基础提出了生态学中著名的“限制因子”定律。

今天，“限制因子”定律已经从自然因素扩充到社会因素和精神因素。对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生态系统而言,也同样存在着“限制因子”，而且是所有的生态因子都可能成为“限制因子”，起到限制性的作用，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生态困限，制约着专业健康发展。因此，“应然”状态的专业建设，需要摆脱其生态环境中各“限制因子”的束缚，通过各生态因子的和谐共生来维持其生态环境平衡，最终实现专业内涵提升。摆脱“限制因子”束缚，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这是一个生态进化过程，是高职教育发展史的必然，也是高职院校专业发展的内在要求。

对高职院校而言，需要从教育生态平衡理论出发，统筹兼顾、整合优化影响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杜绝偏废其一，努力构建一个稳定、平衡的有效促进专业发展的模式，使高职院校专业建设回归“应然”状态与本质。

（二）加强生态调控，形成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良性持续健康发展的生态循环

在教育生态理论中，任何一个生态组都有输入输出，而且存在着简单的或复杂的控制与反馈，在生态内外和各要素之间都会有信息的传递和转换。在生态构筑中，一方面要注意各要素的层次结构，另一方面更要注意信息的反馈和控制，使各种活动与管理工作形成一个环路和可控、不断向前发展的系统，使信息能够自动地反馈并进行不断调整，最终保证整个生态系统良性循环。

循此思路，在建立专业建设管理模式时，学校不仅要结合专业的内外部实际制定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而且要定期检查专业发展规划或方案与促进专业建设的制度或措施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及时适当处理。

（三）激发促进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各生态因子，诱发专业办学水平由量变到质变

专业个体特征因子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指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职教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结合发展道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千百万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这些对高职教育的定位性表述，需要我们在专业建设中全面准确地理解，并一以贯之。具体而言，在专业建设中，我们需要准确定位专业培养目标，培养高素质高技能应用型人才；改革课程结构，建设与行业和专业发展接轨的专业课程体系；提升师资队伍水平，逐渐形成专兼职结合、结构合理的“双师型”专业教学团队；建设校内实训场所和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形成专业依托机制；重视专业建设研究，形成专业拓展机制等等。

学校外部特征因子如前所述，政府和社会构建的保障体系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关键的战略机遇，有力推动了高职教育的新一轮发展。但我们也应看到，在社会环境中依然存在着诸多制约高职教育发展的因素，甚至力量还相当强大。例如，在社会文化观念中，“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依然是人们推崇的目标，并进而导致重理论、轻实践，重知识、轻技能，鄙视劳动生产，鄙薄职业技术等社会习惯；在法律制度方面，我国的《职业教育法》作为一个国家职业教育的基本法还远未完善，特别是行业企业承担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不明晰，利益驱动机制不健全，政府相关部门政策不配套，造成职业教育的校企合作办学缺乏必要的法律制度保障；在经济投入方面，目前我国高职教育依然存在“高成本”与“低投入”的矛盾，导致高职院校学费高、办学条件和教学资源相对短缺等问题。因此，在我们研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不能忽视保障体系的完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强化国家对高职教育发展的主导作用，不能一味认同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作为政府，需要从国家战略高度出发建立完善的促进高职教育发展的法律、经费保障体系，努力增强高职院校的办学水平，进而增强高职教育对广大民众的吸引力，形成有利于高职教育发展的社会文化观念。

学校内部特征因子学校文化作为专业内涵提升背后的一个无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灵魂，是研究专业建设必须思考的。高职院校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将文化建设作为办学的一个战略基点。首先，将文化建设作为学校战略规划的重要部分，与专业建设相融相通。通过学校文化建设，从社会价值和发展战略的层面形成高度的文化自觉，深入思考专业的办学定位和文化使命，在服务大局的过程中主动对接区域经济产业的需求。其次，将文化建设体现在人才培养上。教风学风是学校文化的集中体现，又是决定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所在。因此，在专业建设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全心全意依靠教师共同建设与发展专业，全面反思学校课程教学、教师激励与考核、学生评价以及相应的奖学金评定等教学和学籍管理制度，努力营造适应具有社会适应能力、创新竞争能力的人才培养的教风学风。最后，将文化建设体现在学校制度设计上。制度文化在学校文化建设中处于中介的位置，通过制度设计与执行能够把理念转化为行动、精神转化为物质。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不是约束人、惩罚人，而是具有激励导向功能，因此，需要建立尊重人才、凝聚人才、激励人才的规章制度，特别是人事分配制度、科研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教学成果奖励制度、学术评奖制度等等，以制度建设带动学校文化的升华，并进而提升专业内涵。

篇5

关键词: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主成份分析;聚类分析;SPSS

金融生态环境是借用生态学概念，将金融看做是由金融子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定环境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是金融运行规律和生态特征的系统性抽象。它包含了与金融息息相关的各个方面，是自然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等相关外部因素的有机组合。西部地区作为当前我国经济整体规划中的重点支持地区，经济已得到快速发展，但在取得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发展数量还是质量都远远落后于中东部地区。西部省份之间自然资源、生态环境资源差异较大，整体发展基础相对薄弱，导致了当前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基础较差，而相应金融机构的业务能力与支持力度又相对有限，这也就造成了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落后的现状。但与此同时，西部地区有以四川、陕西为代表的“金融高地”也有以重庆为代表的金融生态发展前景巨大的地区。其他省市则可以从中吸取经验，同时通过构建西部金融中心不断辐射周边城市，借助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这一有利条件优化当地金融生态环境。本文针对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部分指标采用三年的平均增长率，使指标更具说服力，深入探析西部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并对西部地区12个省市进行聚类分析，对各省市的金融生态的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同时指出当前西部地区在金融生态环境建设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应建议。

一文献综述

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关系到与金融发展有关的各个方面，是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因子之间又存在相互作用，因此要想全面系统地评价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水平，就必须要构建一系列包括金融发展因素的指标体系。近年来，众多学者使用不同方法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研究，张瑞怀(2006)以湖南省为例，通过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ANN)建立了现实状况的综合评价模型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构成要素对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研究;［1］苗丽娜(2007)将系统动力学方法运用到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中，基于武汉市的统计数据对模型进行仿真模拟，并对仿真结果进行分析;［2］在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构建方面，徐诺金(2007)将金融生态环境分为软环境和硬环境两大类，提出改善金融生态环境其根本是改善法制环境的观点;［3］在金融生态机制运行上，乔立娟(2012)采用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对对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选择进行分析，并寻找政府、各类借款人和非正规金融机构三者之间的均衡;［4］周炯，魏佩佳(2012)通过金融资源水平、政府财政能力、经济基础和社会信用水平这四个方面进行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5］张孟云(2015)结合时序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FAVAR模型对我国各省份的金融竞争力进行测算和评价。［6］以上这些对金融生态水平的研究所选取的指标通常为静态指标，这样的指标不能有效地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生态发展的潜力与趋势，同时评价方法的主观性较强，不能反映客观情况。本文根据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各个分指标的选取频度，采取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相结合的方式将金融生态环境的总体框架划分为金融生态环境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金融生态环境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两个一级指标，通过主成份分析法与聚类分析法来构建金融生态环境评价体系，指标体系见表1。综合看来，评价方法的选择直接影响评价结果，比起单一使用某种方法，两种评价方法结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单一方法的弊端，使研究结果的合理性与科学性更高，能够在数据搜集准确有效的前提下，进一步提升评价结果的可信度，使之对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制定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二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1．主成分分析法。(1)因子分析前提条件检验。利用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由结果可知，KMO统计量为0．628＞0．500，符合因子分析要求。(2)提取因子。使用SPSS软件对原有的11组变量指标进行提取，选用基于主成分模型的主成份分析法并提取特征值大于1的特征根。由结果可知，变量的共同度基本都在0．9以上表明提取的因子全体对每个变量都有较高的解释程度，各变量丢失的信息较少，因子分析的效果较好。(3)确定公因子数目。当提取特征值大于1时，两个因子的累计贡献率达到了87．078%，基本上能够涵盖所选数据的统计信息，所以本次因子提取过程的效果较为理想。(4)公因子成份分析。对于上述提取出的两个主成分，运行SPSS得到11个指标在这2个主成分上的旋转因子载荷矩阵，之后根据旋转因子载荷矩阵对两个主成分进行命名。这里使用方差最大法进行正交旋转得到旋转因子载荷矩阵，结果见表2。表2旋转后因子载荷矩阵组件12人均GDP0．8910．404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0．9820．161本专科毕业人数0．9540．18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0．4600．876一般公共预算支出0．9230．221资本形成总额0．0930．821消费总支出增长率0．7040．224城镇失业保险人数0．9450．109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0．9510．172进出口总额增长率0．1180．914人均GDP增长率0．1560．938表2中第一个因子由人均GDP、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本专科毕业人数这7个指标组成，其中人均GDP、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固定资产投资这4个指标所反映的是当地的经济运行体系，而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数、城镇失业保险人数、本专科毕业人数这3个指标则表明了一个地区社会诚信及保障体系的情况，所以第一个因子是由一个地区的经济运行体系与社会诚信及保障体系所组成，故将它命名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第二个因子是由消费总支出增长率、人均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资本形成总额增长率构成，居民消费总支出可以反映当地的消费状况，资本形成总额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增长率则反映了当地的投资状况，故可以将其命名为金融生态环境的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5)计算因子得分。为了得到因子得分系数，使用回归法对其进行估计，得到因子得分系数矩阵。将各指标因子得分数值作为因子分析函数的系数，可得因子分析函数(6)结果分析。从综合得分的结果来看，四川省的金融生态环境最好陕西省紧随其后，而、青海、宁夏的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表现较差。对比两个因子的得分可知各省的排名在基础因子(现实竞争力)方面与推动因子(潜在竞争力)有较大的差异。这是由于金融潜在竞争力的数据使用的是各省三年间增长率的平均值，而金融现实竞争力是通过2014年的年度数据得到，这就解释了很多我们印象中一些落后的省份反而排名却很靠前:像四川、陕西这种现实竞争力很强的省，之所以短期内难以有很大幅度的提高，是因为各项指标的基数相对较大;而、内蒙古这些省份，其指标的基数比较小，因此增长率可以比较大，这是与现实情况相符的。2．聚类分析。为了进一步描述这12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对各个地区的相关数据进行聚类分析，聚类分析结果如图1所示。根据聚类分析结果，将12个地区分为四类，可以发现其与因子分析法综合排名的结果相吻合:第一类为四川、陕西，虽然这两个城市在推动因子上表现较差，但是其金融生态环境的基础相对其他省市较好，金融规模较大，故综合能力最强;第二类为广西、重庆和云南，这三个城市在两项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对靠前，发展潜力较好。从结果来看，重庆是唯一一个在两项排名中都处于靠前的地区，说明重庆的金融生态环境具有很强的可塑性与发展潜能;第三类为内蒙古、甘肃、贵州和新疆，这四个省在两项排名中的位置都相对居中，表明其无论从现实竞争力来讲，还是从潜在竞争力来看在西部都处于中等位置;第四类为、青海、宁夏，这三个省的潜在竞争力排名靠前，说明其增长潜力很大，在最近三年的发展势头强劲。但由于其基数较小，仍属于西部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相对较差的地区，应加大对这三个省的政策扶持。

三结论与对策建议

篇6

关键词：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金融生态环境；主成分分析

一、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金融生态环境是一个综合性指标，它具有属性多样、结构复杂的特性，客观、全面地评价一个地区的金融生态环境，关键是建立科学、客观、有效的金融生态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通行的金融发展指标体系采用了综合性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同时考虑到统计指标的可获得性、可测性以及数据加工处理的复杂度与难度，并结合皖江城市带的发展情况和发展阶段，本文构建如下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的指标体系：

二、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实证分析

（一）分析方法选择

在社会经济的研究中，为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问题，必须考虑许多经济指标，这些指标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我们所要研究的对象的特征。但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指标间又存在信息的重叠，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如果将这些指标直接纳入分析不仅复杂、难以取舍，而且可能因为多重共线性而无法得出正确结论。主成分分析是把各指标之间互相关联的复杂关系进行简化分析的方法之一。主成分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线性变换，将原来的多个指标组合成相互独立的少数几个能充分反映总体信息的指标，从而在不丢失重要信息的前提下避开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便于进一步分析。金融系统的关系复杂，其结构层次较难建立，选用因子分析法能较好的克服这个困难。本文将采用因子分析方法，主要对上述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以降低多项指标之间相关造成的复杂性。

（二）实证过程

首先，使用SPSS软件对皖江城市带2009年10个城市的金融经济数据进行了因子分析，根据表二可以看出所提取的三个因子特征值分别为15.219、2.721、1.382，方差贡献率分别为72.471%、12.956%、6.581%，累计方差贡献率已达到92.007%。第三个因子以后的因子特征值根都较小，对解释原有变量的贡献很小，所以在对示范区内各城市金融生态环境的数据进行分析时，提取三个因子就可以较好的反映皖江城市带的经济金融情况。

根据表三的成分矩阵可以看出三个因子分别包含不同的指标，其中国民生产总值、财政收入、金融机构存款余额、第三产业值、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固定资产投资、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人数、工业增加值、每千人非农人口城镇便民利民服务网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行股票数量、上市公司数量、进出口总额、财政支出、实际利用外资、每10万人口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数、每百人卫生机构数在因子一上有较高的载荷，说明因子一主要解释了这17个变量；因子二则主要解释了每百人卫生机构数、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总金额这2个变量。所以因子二可解释为社会保障因素；因子三则主要解释了被检查单位存在违法行为比率、违法行为被立案比例这2个变量。所以因子三可解释为法制因素。可以看出其中大多数变量在因子一上的载荷都很高，第一个因子对原有变量解释作用显著。因子二社会保障因素和因子三法制因素也对原有变量解释作用有一定的贡献度。

最后，根据上述因子分析的结果可以计算皖江城市带十个城市的综合得分。由表四中的成分得分系数和表二中的方差累计贡献率可得到各城市综合评分公式为：

F=72.471% fac1+12.956% fac2+6.581%fac3

根据综合评分公式及标准化值可以计算十个城市的综合得分及排名。（见表五）

（三）实证结果

由表三可以看出，在影响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的诸多因素中，经济金融因素以及政府行为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社会信用环境、法制环境以及社会保障方面同样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性。

由表五可以看出，皖江城市带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发展不平衡，主要表现为合肥市、芜湖市的金融经济发展状况明显好于其他城市，特别是合肥市。合肥作为省会城市， 其金融生态环境水平遥遥领先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内的其他地市。在第二期“中国金融中心指数”中，合肥首次上榜，排名第10 位。而预计在2015年合肥滨湖金融城竣工后，合肥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将得以实现，并将形成立足安徽、辐射周边、服务长三角的区域性金融中心。但由于金融基础较差，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城市带内其他地市的金融生态环境并不乐观。

以上分析表明，皖江城市带中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造成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不够完善、各地市差别较大的主要原因，这已经成为制约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瓶颈”。除此之外，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建设还存在着社会信用环境差；法制不健全，执法不到位；政府的职能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金融发展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高；社会保障体系不够完善，社会保障面太窄且水平较低等诸多问题。

三、优化皖江城市带金融生态环境的政策建议

（一）加快皖江城市带经济发展，为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篇7

【关键词】技术生态位 生态位宽度 生态位重叠度 测度模型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将生态位（Niche）的思想和方法用于企业管理研究成为极其活跃的领域之一，由此产生的企业生态位理论为研究企业对环境的适用性、生态位重叠度与企业淘汰率的相关性提供了一个新视角。随着研究的深入，不少学者认为技术对企业活动具有主导支配作用，是影响企业生态位演变最为关键的因子（Hannan，1984）[1]。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就有研究者提出了技术生态位的概念，并将其运用到企业（产业）的技术能力和技术演化的研究中（Weber & Hoogma，1998）[2]。

企业技术生态位可理解为企业拥有的技术资源和技术能力在所处的技术生态系统中的位置状态、自身的资源禀赋以及竞争地位情况。技术生态位的研究根植于生态位理论，同时也是企业生态位研究的一个延伸和发展，目前在企业技术能力的演化、新技术的孵化培养、技术战略的定位等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但相关的研究尚处于初步阶段，还待进一步深入和完善，其中一个难点就是如何科学有效地测度技术生态位。针对上述问题，本文借鉴已有的生态位测度方法，从宽度和重叠度两方面对企业技术生态位的测度模型进行探讨。

1.相关研究现状

不少学者对技术生态位的测度做了初步研究，积累了一定的成果。Stuart & Podolny（1996）[4]提出根据产业拥有相同技术发明（专利）的数量来确定产业的技术生态位，利用专利引用相对数量来测量产业间技术生态位的重叠程度。但该测度评价指标单一，不适合没有申请专利的企业。许箫迪（2007）[5]在研究高新技术产业生态位测度与评价时，采用了高新技术产业知识技术密集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潜力指标表征技术生态位，并利用AHP法构建了评价模型。但该模型评价指标还不能综合评价出技术生态位的状态。何巨峰（2008）[6]将企业技术生态位分为有形资源、无形资源、个人能力和组织能力四个要素，并由此选取了具体的衡量指标。但具体的衡量指标相关性强，具有明显的互补性，而且定性测量的指标占的比重大。张光宇等（2012）[7]通过创造新需求、资源获取、环境匹配三个因子分别测度技术生态位，并依据突变级数法来构建技术生态位评价模型。

可见，由于对技术生态位涵义理解的角度不同，加上表征方法众多，导致至今还没形成统一的测度方法和模型。本文将从技术生态位的宽度和重叠度两个方面，按以下的程序和方法构建技术生态位的测度模型。

2.企业技术生态位测度模型的构建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本文将技术生态位测度的一般程序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2.1明确企业技术生态位的内涵

在进行技术生态位测度之前，应界定其内涵，为后续选择具体评价指标提供理论依据。本文认为技术生态位是指一种基于技术环境时空特性以及与企业固有技术能力水平和技术资源状况互动的客观关系定位。从生态位本质涵义理解，技术生态位是企业在特定时期内、特定技术生态系统中拥有各种技术资源的状态以及通过技术开发和创新而创造出新需求的能力。既反映企业在特定时期、特定技术生态系统中的时空位置，也反映企业在该系统的技术链条中所形成的梯度上的位置以及其在该系统中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

2. 2辨识企业技术生态位的因子

生态位因子是指在企业技术生态位演变的过程中能起主导作用的关键要素，具有典型序参量特征。这些因子决定技术生态位与环境的适应度，促使技术生态位演变。同时，生态位因子也是评价技术生态位有序演化的重要参量，可以有效检测企业技术子系统的发展阶段和有序程度。因此，必须在众多要素中辨识出技术生态位的因子。

从上文对技术生态位内涵的界定，以序参量为纽带，在分析企业技术演化惯例与技术生态位因子的关联关系基础上，本文认为企业技术生态位因子由技术资源、技术能力和技术环境三个因子构成。

2.3选择企业技术生态位评价的角度

技术生态位的测度可从通过不同角度建立不同的方法，如技术体制和技术能力角度、技术生态位的结构特征（宽度、重叠度、多样性和地位等）、技术生态位的态势以及技术生态位的网络特征等等。不同角度的选择对指标的选择有重要的影响。

本文选取了两个最为常用且最具有表征技术生态位意义的测度指标——技术生态位的宽度和重叠度，建立相关的测度模型。其中技术生态位宽度是指企业所利用各种技术生态因子的幅度。在企业技术生态位演化过程中，生态位宽度的变动会影响到企业多元化和专业化技术战略的选择。具有宽生态位的企业可以利用更多种群资源，通过扩大规模形成产品和服务多元化，从而更能适应环境的变化；而处于窄生态位的企业经常专注于某一类型资源，通过更高效利用资源而获得竞争优势。企业技术生态位重叠度是指两个或多个企业在适应环境和利用资源的实际幅度或潜在能力方面所表现出的共同性或相似性。企业技术生态位表明不同企业之间的相似性，两个或多个企业之间的竞争强度，也是企业生态系统多样性存在的理论基础。如果2个同质企业技术生态位重叠程度越高， 说明企业的相似程度越高，其直接利益冲突和竞争的强度越大，反之亦然。

2.4因子评价指标体系的设计

企业技术生态位各因子评价指标的选择是企业技术生态位测度的基础，在遵循科学性与实用性、代表性与无相关性、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和可操作性等原则基础上，选取了生态位各因子的具体评价指标。

（1）技术环境因子评价指标的选取

张丽萍（2002）[8]认为技术生态位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如一个地区或国家） 内该技术的环境所提供给它的各种可利用的资源的集合。通过研讨和专家评估，外部环境因子可通过政策环境、市场环境和产业环境3个二级指标来评价。本文选定金融政策、科技奖励政策、知识产权政策和税收政策的影响强度4个指标测量政策环境；选定消费群体的稳定性、市场信用程度和市场监管公平、公正、公开程度3个指标来测量市场环境；选定产业技术协会的规模、产业链的整合程度、企业之间构建的产业技术平善程度和政府构建的产业技术平善程度4个指标来测量产业环境。

（2）技术能力因子评价指标的选取

技术能力因子对企业技术生态位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研讨和专家评估，技术能力因子可细分资源获取能力、创新决策能力和技术管理能力3个二级评价指标。本文选取了高层决策人员的技术创新意识、高层决策人员对风险和失败的容忍程度和高层决策人员对技术创新的预测和评估能力3个指标来测量创新决策能力；选取从外部获取技术创新资源的能力，将与政府部门合作程度、与科研院所合作程度、与风险投资机构合作程度、与创业服务机构（法律、税务、管理咨询等）的合作程度4个指标来测量资源获取能力；选取企业薪酬制度激励技术创新的力度、企业晋升制度激励技术创新的力度研发、制造和营销部门的技术合作程度、与其它企业的技术合作程度4个指标来测量技术管理能力。

（3）技术资源因子评价指标的选取

企业技术资源因子是企业获得优势技术生态位的基础，是技术生态位演化的根基和动力作用。一般来说，技术资源因子可细分为人力资源和技术资源2个二级指标。通过研讨和专家评估，本文选取了研发团队能力、研发人员比例、有研发技术背景的管理人员比例和研发人员培训的频率4个指标测量人力资源；选定专利和专有技术拥有数、人均专利拥有率和研发成功率3个指标来测量技术资源。

2.5确定测度方法

（1）技术生态位宽度的测度，包括企业在技术生态因子所占的比例或利用率，具体测量公式如下：

Bxhy=pxhyz×bxhyz （公式1）

Bxh= cxhypxhyz×bxhyz （公式2）

Bx= wh cxhypxhyz×bxhyz （公式3）

其中，Bxhy为企业x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宽度；pxhyz为企业x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第z个细分因子所占的比例；bxhyz为企业x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第z个细分因子的宽度；m为第y个生态因子的细分因子个数；cxhy为企业x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权重；n为第h个维度上的生态因子的个数；wi为企业x在维度上的的权重；l为第x个企业在维度上的个数。其中，以上各权重通过有研究管理和战略的专家及有实务经验的企业家组成专家打分来确定。

（2）技术生态位重叠度的测度，具体测量公式如下：

Dijhy= pijhyz ×dijhyz （公式4）

Dijh= cijhy pijhyz×dijhyz （公式5）

Dij=wh cijhypijhyz×dijhyz （公式6）

其中，Dijhy为企业i与j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重叠值；pijhyz为企业i与j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第z个细分因子所占的权重；dijhyz为企业i与j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第z个细分因子的重叠值；m为第y个生态因子的细分因子个数；cijhy为企业i与j在第h个维度上的第y个生态因子的权重；n为第h个维度上的生态因子的个数；wi为企业i与j在维度上的的权重；l为第i与j个企业在维度上的个数。其中，以上各权重通过有研究管理和战略的专家及有实务经验的企业家组成专家打分来确定。

根据公式6，定义t个企业间总体结构重叠矩阵为：

D=D D … D … DD D … D … D … … … … … …D D … D … D … … … … … …D D … D … D （公式7）

根据t个企业间总体结构重叠矩阵，可以知道企业群落中或某个区域内任何两个企业间的技术生态位重叠值：

Di= （公式8）

3.结语

本文分析了技术生态位研究的起源和现状，并针对现有技术生态位测度方面的不足，在借鉴生态位理论和企业生态位理论的基础上，综合从宽度和重叠度两个最具有表征意义的指标来测度，阐述了技术生态位测度的具体程序，建立了企业技术生态位评价的指标体系，给出了宽度和重叠度的具体测量方法，从而构建出企业技术生态位的测度模型。根据该模型，企业可以有效地测量出自己不同时期的技术生态位，为动态选择适合的技术战略提供科学的依据，具有一定的实际应用价值。

资助项目：201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SNM理论的颠覆性创新路径与机理的研究（71173051）；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高新技术企业技术生态位测度与技术战略动态匹配模型研究（GD10CGL07）。

参考文献：

[1]Hannan M T，Freeman J.Structural inertia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J].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1984，49（2）：149-164.

[2]W Weber R H. Beyond n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styles of innovation diffusion：a dynamic perspective on cases from the energy and transport sectors[J]. 1998.

[3]谢寿昌.生态位概念演变与展望[J].生态学杂志.1997，16（06）：46-51.

[4]Te Stuart J P.Local search and the evolution of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5]许箫迪.高技术产业生态位测度与评价研究[D].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7.

[6]何巨峰.基于生态观的集群企业技术能力研究[D].暨南大学，2008.

[7]张光宇，刘贻新，谢卫红，等.基于突变级数法的技术生态位评价模型[J].系统科学学报.2012（3）：79-83.

篇8

[关键词]创新信息生态位　信息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分类号]F273.1

1　引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企业的竞争优势越来越依赖于其技术创新能力。对于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构成成为研究者探讨技术创新的基础问题，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视角给予了界定。纵观已有的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成的研究，大部分研究者是基于技术创新过程的视角而进行的。DebraM.Amidon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创造新思想、使用好思想的能力，好思想最终成为市场化的产品或服务，并能够为企业带来利润。我国研究者傅家骥等人认为技术创新能力可分解为创新资源能力、创新管理能力、创新倾向、研究开发能力、制造能力和营销能力。胡恩华认为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从对市场技术需求分析、技术创新构思、规划和决策开始，经过研究开发、工程化、商业化生产，到市场应用等多个环节的能力的综合。魏江、许庆瑞认为技术创新能力的结构要素是创新决策能力、研究与开发能力、生产能力、市场营销能力和组织能力五个方面。

随着对技术创新过程研究的深入，研究者们越来越认识到创新信息资源对于企业创新能力及创新过程的作用价值。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其实质是对创新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在技术创新整个过程中的各个阶段，都存在着创新信息的流动和作用的发挥。正如Cohen W M认为的，无论在什么样的组织层面上，外部知识源对技术创新过程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开发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是技术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识别、吸收有价值的新信息并用于商业目的是至关重要的。关于信息对企业技术创新过程及创新能力的影响，我国研究者关士续等认为创新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创新的风险，要减小这种不确定性和风险，必须强化创新中的信息处理绩效。在技术创新实践中，正是这一信息处理过程构成了“物质资源优化配置”或“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物质过程的灵魂。付睿臣、毕克新从技术创新中的不确定性人手，在分析了技术创新各阶段所包含的信息活动及技术创新过程中所包含的信息过程的基础上，建立了信息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关系模型，并据此分析了信息能力对技术创新能力的传导机制。

基于创新信息资源对于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本文以生态学相关理论为基础，探讨了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的特征和内涵，提出了基于创新信息生态位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成模型，分析了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对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传导机理。

2　基于创新信息生态位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成

2.1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特征和内涵

著名生态学家Odum E P把生态位定义为一个生物在群落和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和状况，而这种位置和状况决定了该生物的形态适应、生理反应和特有的行为。随着现代生态学理论的发展，生态位理论已经被应用到诸多领域，与不同的学科知识融合产生了新的概念，如企业生态位、品牌生态位、网络媒介生态位等。我国研究者借鉴生物生态位原理，提出信息生态位概念并对概念加以界定。如娄策群将信息生态位定义为信息人在信息生态环境中所占据的特定位置；刘志峰、李玉杰认为信息生态位指信息人通过与外部信息环境的物能流转及其他信息人的交流互动中形成的相对地位和功能作用。根据生态学理论对生态位的定义，可以把企业的创新信息生态位界定为：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对创新信息资源和信息环境的选择范围所构成的集合，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的位置预示着该企业对创新信息资源的掌握和控制的程度。

在自然生态系统中，生物的多样性与物种生态位宽度有关。生态位宽度是指某一种群(或其他生物单位)在一个群落中所利用各种环境资源的总和。如果实际被利用的资源占整个环境资源的小部分，则这个物种的生态位较窄；如果一个物种在一个连续的资源序列上可利用多种多样的资源，则它具有较宽的生态位。参考自然界中生态位宽度概念，企业对其所处周围环境中各种创新信息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可用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宽度表示。通常，创新企业所拥有的创新信息生态位宽度值越大，表明其对创新信息资源的可利用程度和自身所具备的创新信息资源条件对环境的适应度就越高，在竞争中取胜的概率也就越大。

在自然界，当两个物种需求同一环境资源时，将会出现生态位重叠现象，即有一部分生态位空间为两个物种所共有。生态位重叠现象的出现将会导致物种间的资源竞争，其竞争强度应当与在特定环境资源梯度上的生态位重叠程度成正比。类似地，也可以认为企业之间创新信息生态位重叠与竞争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即重叠程度越大，企业间竞争强度越高；另一方面，分离程度越大，则企业共存的机会越大。

基于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其实质是对创新信息资源的开发过程，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构成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基础，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竞争往往表现为在创新信息生态位上的竞争。为了赢得技术创新竞争优势，企业应注重其创新信息生态位的构建，特别是努力拓宽创新信息生态位宽度。但创新信息生态位宽度并不是越宽越好，宽度的增加必须是在自身的承受范围之内。如果增加的宽度超出了企业自身的能力范围，不仅会在原有信息生态位上失去竞争力，而且在新的生态位上也不足以形成竞争力。同时，随着竞争的激烈，人们开始认识到生态位的差异化是个体生存与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企业为了形成独特的技术创新能力就要构建起具有鲜明特征的创新信息生态位，利用自身的创新信息资源特色优势打造技术创新优势。

2.2基于创新信息生态位的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构成

企业技术创新优势的实现依赖于其独特的创新信息生态位。企业创新信息资源的构建过程主要包括创新信息资源的识别、获取和整合阶段，企业在上述三个阶段的能力决定了其对创新信息资源的掌控程度，是形成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的主要因素。本文认为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决定于三种生态因子：信息识别能力生态因子、信息获取能力生态因子和信息整合能力生态因子。企业的这三种信息生态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决定了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即企业控制和可利用的创新信息资源的能力。

信息识别能力生态因子、信息获取能力生态因子和信息整合能力生态因子三种生态因子中，每一种生态因子对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同时这三种生态因子之间也存在着相互作用，并且这种作用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复杂的非线性作用关系。根据耗散结构理论，只有构成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多变量的非线性的相互影响与协同作用，才能使系统由无序变为有序，进而形成区别于原有系统结构的新的有序结构。在企业技术创新信息系统内部，

由于信息识别能力因子、信息获取能力因子和信息整合能力因子之间的非线性相互作用，使系统内各信息生态因子相互制约、相互协同、相互融合和放大，进而形成一种完全不同于原先各部分的新的信息生态因子组合，进而不断的推进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的发展和创新信息系统的进化，提高企业的创新信息能力。将企业的创新信息生态位表示为P，信息识别能力因子、信息获取能力因子和信息整合能力因子分别表示为f1、f2和f3，则P=f(f1，f2，f3)。

2.2.1信息识别能力生态因子　信息识别能力生态因子是指企业根据信息的内容和其产生、传播、接受的程度，依赖其自身的经验和知识，判断其性质、价值的本领和水平。企业技术创新的信息资源包括技术信息、市场信息和政策信息等多种类型，同时，企业获取创新信息资源的渠道也有多种。创新信息种类和获取渠道的多样化造成企业接触到的创新信息数量浩瀚、内容繁简不一、混沌程度不同，而不同种类和来源的创新信息的识别难度是不同的。根据创新信息的识别难度，可将企业所能接触到的创新信息划分为三类，分别是白箱型信息、灰箱型信息和黑箱型信息。白箱型信息是指来源可靠、内容简单明了、传播透明度高的信息，这类信息在产生及传播过程中没有发生扭曲、变质现象，很容易被受众所识别和认同；灰箱型信息是指模糊型信息，需要经过仔细的研究和分析，才能识别出它的内容和价值；黑箱型信息是指那些不能被受众所直接感受到，而只能是通过外部观察，研究形状、外表及与其他事物和现象的关系，通过测试、模拟、分析等方法所获得的信息。为了减轻工作量，提高信息处理效率，要求创新企业具有一定的信息识别能力，对相关的信息加以论证、归纳和识别。

2.2.2信息获取能力生态因子信息获取能力生态因子是指企业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和手段，有意识地从内、外部环境中获取创新信息的能力。企业的信息获取能力生态因子的作用在两方面体现出来：①企业所需要的创新信息资源与特定的时期、特定的环境以及特定的技术开发过程紧密相连，其创新信息资源获取是长期性的，需要随着外部条件的改变和企业自身对创新信息的需求及时地进行调整。因此，要求企业必须具备一定的依据环境的变化和技术创新的需要来获取创新信息资源的能力，特别是对各种信息来源的利用和关系处理能力。②企业对外部有价值的创新信息资源的获取实际上是与外部信息资源所有者的交易过程，因此需要一定的交易成本。同时，企业所需要的外部创新信息资源是由不同的经济主体所占有，对于特定的经济主体来说，获取和占有信息资源也要付出成本。因此，获取创新信息资源需要付出的成本同样构成了对企业的能力要求。

2.2.3信息整合能力生态因子信息整合能力生态因子指企业通过各种机制和策略的运用，将不同性质和特征的信息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有价值的创新信息资源的能力。信息的识别和获取只是企业创新信息资源构建过程的基础，为了保证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优势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将获取的和已有的各类信息资源加以整合，只有经过有效整合的信息资源才能形成企业有价值的创新信息资源，才能形成具有特定优势的创新信息生态位。为了形成具有鲜明特征的、具有竞争优势的信息资源，企业创新信息资源整合是多种方式和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在多种机制共同作用下，通过有效运转，个人信息与组织信息、隐性信息与显性信息、原有信息与新获信息、内部信息与外部信息等不断地发生非线性相互作用，产生放大效应和涌现效应，使信息的价值最大化。为了使企业创新信息资源得到有效整合，企业应具备一定的能力，以高效协调各机制的相互关系，动态调节和优化各类信息要素及相互作用。

企业的信息生态因子决定了企业的创新信息生态位，但创新信息生态位的优势并不能保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优势，技术创新能力优势的实现还要依赖于通过企业的信息开发利用能力将创新信息生态位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能力优势。以企业的技术创新过程就是对创新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这一视角看，企业的创新信息生态位与信息开发利用能力共同影响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如图1所示：

在图1中，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体现出了企业对创新信息资源的掌握、控制和可利用的程度，在企业的信息开发利用能力的作用下，创新信息资源经过技术创新过程的各个阶段(创新思想形成、产品设计阶段、问题解决阶段、生产制造阶段和产品销售阶段)而发挥作用，进而影响到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企业信息开发利用能力是一种综合性能力，该能力的发挥受到企业的人员素质、知识基础、组织结构、企业文化、基础设施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同时，企业信息开发利用能力与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之间又存在着互相促进的关系，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是信息开发利用能力发挥作用的基础，而信息开发利用能力又影响到创新信息生态位优势的构建。

3　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传导机理分析

企业创新信息生态位到技术创新能力的传导机理主要体现在创新动机的形成、创新不确定性减少和技术创新发展路径等方面。

3.1创新信息生态位与创新动机的形成

技术创新是从创新动机产生及创新决策开始的，迅速产生创新动机并及时的做出创新决策是企业创新成功、形成创新优势的第一步。综观对技术创新动机的研究，促进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动因有四种：①市场需求的拉动；②技术发展的推动；⑧政府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组织、规划及政策、法规上的激励；④企业家具有的创新愿望和较高的创新素质，企业家的远见卓识、风格特质以及对市场利润的渴望和追求。这四种动因共同构成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来源，并且这些因素之间的自组织和协同作用也是技术创新的一种动力源泉。在上述技术创新动因中，企业家的远见卓识、敢于承担风险及勇于创新的精神不是盲目的，企业家的这些创新特质的形成是以不断地获取信息和知识为前提的，一定程度的创新信息和知识的积累是企业家具备创新精神的基础。另外三种技术创新的动因也构成了推动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主要推动力，而这些动因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推动作用也是通过信息的传递而发挥作用的。企业只有通过创新信息的获取和分析才能了解和掌握技术发展、市场需求以及政府相关政策的动态来发现技术创新的机会，从而开始产生技术创新动机和创新行为。可见，能够发现创新机会是企业开展技术创新的重要前提条件，而这一前提是以创新信息生态位优势为基础的。

3.2创新信息生态位与技术创新不确定性的减少

技术创新活动具有试验性质，由于其中各个阶段与环节都包含有不确定性因素，从而使技术创新呈现高风险性。世界各国的技术创新实践表明，创新成功的概率往往大于失败的概率。弗里曼指出，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的风险来自于三方面的不确定性：技术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一般商业不确定性。从信息的角度审视技术创新活动，技术创新可以被看成围

绕其不确定性所开展的信息处理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信息的处理需求与信息处理能力的矛盾运动。由于影响技术创新的信息处理需求和信息处理能力都要求把不确定性减小到最低限度，因此，对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问题，也要通过对于创新信息的获取和分析处理来解决。创新信息作用于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各主要相关环节，通过对创新业务环节的影响来减少整个创新过程的不确定性，具体包括：①创新信息能丰富创新思想；②创新信息能完善创新产品设计；③创新信息能加速创新进程；④创新信息能够提高创新产品的营销能力。可见，由于创新不确定性所产生的创新风险源于“信息的缺乏”或“所拥有的信息与所需要的信息之间的差距”，减少不确定性的途径或方法就是增强获取信息的能力，创新信息生态位优势构成创新成功及减少不确定性的基础。

3.3创新信息生态位与技术创新发展路径

从企业的微观层面上看，企业的技术创新存在着特定的发展路径，表现为技术创新的结果是某些技术成果而不是其他。创新是在已有的技术基础上进行的，决定企业技术创新发展方向的技术基础为技术创新的底层因子。美国西北大学乔尔・莫克尔教授分析了技术创新过程中的底层因子，他说“每一个进化系统都由那些要素组成。在生物学中，底层结构是基因，在技术创新进化中，底层结构是知识和信息。可见，企业的技术创新是通过其技术基础――知识和信息的进化而实现的。同时，由于技术能够脱离产品实体而存在，并能在分离状态下独自进化，因此把这种独立于产品而独自进化的技术叫技术元，它是技术的组织单位。在知识的进化发展中，当某个知识点被激活时，则更适应的相关知识就会涌现出来。因此，创新的发生过程实质上是先前知识的激活，大量新知识不断被创造和保留，并在需要时被加以利用，这就产生了新的知识或技术。企业在技术创新过程中，不能仅仅依靠自身所掌握的信息和知识，创新系统需要不断地从创新系统外部整合相应的创新信息资源，特别是知识类信息资源。外部信息资源中蕴含着不同于企业原有的技术元，通过创新活动，两类技术元必然发生相互作用和影响，其结果是促进知识点的被激活并导致技术的演化发展。依据生物学的理论，这种技术演化和发展存在两种结果：技术遗传和技术变异。也就是说技术创新的结果既由企业原有技术因子决定，也受到外部信息中技术因子的影响，两类技术因子共同作用决定了技术创新的发展方向。至于创新成果中的“遗传”和“变异”哪个占有更大比例，这由内、外两类“技术元”的作用结果和其他外部环境因素决定。由于企业技术创新发展路径是其技术创新优势的表现形式之一，基于创新信息生态位的这种路径优势决定了企业特有的技术发展方向，给其他竞争对手的模仿造成难以逾越的障碍。

篇9

关键词：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集群策动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项目编号：11BGL039）

中图分类号：F406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2年9月6日

引言

科技服务业是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外的大量实践证明，科技服务业集群是一种非常有效的区域发展战略，促进和加快科技服务业集群建设是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的有效途径。鉴于成功科技服务业集群的示范效应，许多地区将科技服务业集群作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促进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的相关政策，大力培育、扶持大学科技园、高新技术产业园等多种形式的科技服务业集群。但是，由于对科技服务业集群需要的生态环境缺乏全面了解，一些地方政府或者简单的通过规划产业用地的行政手段，将企业集中在一起，或者不顾本地区实情，一味追求先进的产业或技术，甚至照搬其他地区的模式，人工创造集群。大量的调查研究表明，科技服务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需要有必要的基础和前提，人工创造集群往往是不成功的。许多国家的政府明确申明，他们的集群政策支持的目标是现有的或胚胎阶段的集群，而不是人为的创造集群。要想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内培育科技服务业集群，就必须遵循区域产业集群的生长机制和发展规律，营造其相应的产业生态位和环境空间，充分调动和发挥其自组织机制的作用，否则将事与愿违。本文借鉴生态学理论，把科技服务业集群作为生态位的基本单元，分析了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在此基础上，提出科技服务业集群策动的主要途径，为政府培育集群提供决策依据。

一、科技服务业集群与生态学

（一）科技服务业与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内涵。科技服务业既不同于提供可编码化产品的制造业，也不同于技术含量不高的普通服务业，科技服务业具有高度的交互性、高度的创新性、从业人员高度专业化、高度依赖新技术的产业特征。结合科技服务业的产业特征，可以从服务手段和服务对象两个维度对科技服务业进行界定：科技服务业是指运用新兴技术与专业知识，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提供智力服务，具有较明显的客户互动特征的新兴产业。科技服务业的服务手段是新兴技术和专业知识，服务对象是科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产业特征是具有较明显的客户互动性。科技服务业集群就是指科技服务企业及其关联机构在地理空间上的聚集体。

（二）将生态学引入科技服务业集群研究的可行性。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到经济管理领域，用以研究经济系统中各种形态主体的特征及其运行规律，是经济学、管理学、生态学多学科交叉的结果。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都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从生态学角度看，产业集群的本质是同一类企业之间的合作共生，相关配套服务企业共同形成的不同类型的企业之间的合作共生。产业集群的组织机制类似于生物的群聚机制，因而将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借鉴到经济、管理领域进行研究是可行的，并且已经得到了相关研究的证实。

二、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分析

（一）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定义。与生物种群类似，科技服务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从环境中获得各种必需的资源，并受到生态因子的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生态因子影响着科技服务业集群的生存与发展，是支配科技服务业集群行为的主要力量，是科技服务业集群生存和演化的关键环境要素。根据生态学理论，科技服务业集群与环境的关系中同样存在着“限制因子定律”。限制因子是在结合最小因子定律和耐受性定律的基础上的综合概念，其基本思想是指当生态因子接近或超过某种生物的耐受性极限而阻止其生存、生长、繁殖、扩散或分部时，这些因子就称为限制因子。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是科技服务业集群自身发展的瓶颈，缓解限制因子的约束可以增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设立率。政府在集群策动过程中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提供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所需要资源，特别是要分析、识别、满足限制因子，提高科技服务业集群的设立率。

（二）科技服务业集群限制因子的识别。根据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优势钻石模型，影响区域产业集群发展的主要环境因素有四个方面：（1）生产要素条件；（2）需求条件；（3）相关的与支持性的产业；（4）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对手。此外，波特还强调偶然性机遇和政府行为因素对上述四个要素产生的重要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功能是促进新技术的开发、促进知识流动、改变了创新的方式以及增强创新的组合，不同于提供可编码化产品的制造业集群，表现出与制造业集群不同的对资源的需求。因此，要从科技服务业产业特征和在区域创新系统中的功能角度，注重与制造业的区别，才能有效识别制约科技服务业集群生存与发展的限制因子。

1、市场需求。传统制造业集群可以理解为企业的集聚是为了中间产品的空间集中，企业通过专业的、规模化的生产，共享外部经济性，其产业价值链表现为物流的供应链。而科技服务业集群的服务产品的不可分性，即服务的生产和消费与交易同时进行这一特点，使得科技服务业必须在客户需求较大的区域聚集。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科技服务业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建立在成本优势技术上的专业化分工的深化以及企业外包活动的发展，对相关的支持性产业的要求更高。相关的支持性产业提供了对咨询、设计、研发、软件业、培训等方面的市场需求，是引发科技服务业集群成功设立的催化剂，促进了集聚核的形成，催生了科技服务业集群。

2、创新环境。科技服务业是创新的推动者、创新的载体和创新的来源，其高度创新性决定了科技服务业集群与制造业集群相比对区域内创新环境的要求更高。创新环境是指区域内主要的行为主体（结点）通过相互之间的协同作用和集体学习过程而建立非正式的复杂社会关系。创新环境是自主创新系统存在与演化的必要条件和土壤，稳定健康的运行环境有利于推动自主创新的实施和发展。对科技服务业集群而言，创新环境不仅要求有良好的基础设施、方便的交通条件，更重要的是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学习环境。区域的社会文化环境主要包括区域内居民的风俗习惯，劳动力的文化水平、心理素质，主流的价值观念、社会风气以及社会关系网络等内容。它直接影响着人们是否有追求创新的热情，人与人之间能否建立起相互信任、相互合作的关系，具体包括：行为主体的创新精神、彼此信任的协作关系、开放的思想交流氛围。区域的制度环境主要包括区域内的政策法规、管理体制、法律制度、市场机制等和创新活动有关的制度。区域的协作创新是很多行为主体通过相互协作而创造（生产）技术的过程，是一个知识积累的过程，其中学习构成了获得创新所需知识的有效途径，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区域创新环境网络中，行为主体学习交流得越频繁，创新能力就越强。

3、高素质人力资本。在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中，人力资本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从不同角度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创新。影响科技服务业集群健康发展的人力资本主要包括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企业家人力资本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在科技服务业出现初期，由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抓住市场机遇，整合各类资源，进行“种子企业”的初创，然后通过企业之间的示范效应、技术扩散和资本积累，衍生出更多的相似企业和支撑企业，形成在区域中相对集聚的产业形态，构建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架构。专业性人力资本作用的发挥是建立在科技服务业产业特征的基础上，科技服务业是高技术、高人力资本、高附加值的产业，其服务过程就是以智力为资本，为客户诊断问题、寻找解决方案、参与问题解决。这就要求在服务过程中，需要具有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和应用、传播专业的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进行规划、整合、控制、评估等工作。如果说企业家人力资本导致了科技服务业企业的出现，那么专业型人力资本影响着企业服务的效果和效率，是科技服务业集群可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支撑力量。

三、科技服务业集群策动路径研究

国内外许多成功的科技服务业集群的设立是由政府发起的，如印度的班内加尔软件园、中国的中关村软件园等，政府在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策动作用。政府在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过程中的策动作用体现在分析、识别科技服务业集群生态位限制因子，并采取措施，使限制因子达到集群所需要的阈值，促使科技服务业集群在区域内生存、发展。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策动路径如图1所示。（图1）

（一）分析市场需求。科技服务业集群为科学技术的产生、应用与扩散提供智力服务，其服务对象主要是区域内的相关产业，相关产业对知识的需求构成了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市场生态位，新的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的前提条件是对富余市场生态位的进入或对已饱和市场生态位的入侵。在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初期，要识别市场生态位，首先需要分析科技服务业集群相关产业的发展前景、对当地经济的贡献、对科学技术的需求情况；其次还要分析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的机遇，新技术的选择和新设计的应用、政策的调整、消费偏好的改变会引致新市场生态位的形成，政府要注重这三种特殊类型的环境变革，加强谋划和引导，为科技服务业集群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营养。

（二）打造集聚核。早期的科技服务业机构大都是由政府发起成立的，有的甚至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演变而来，如生产力促进中心、科技公共服务平台、工程技术中心等，政府主导是产业集群初期的最大特征。政府在保证有市场需求的前提下，应着重促进集聚核的形成，引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科技服务业机构，保证集聚核的吸引力。

（三）培育创新环境。培育创新环境，首先是区域创新行为主体互动网络关系的构建，建立科技服务业之间的横向联系，建立沿着价值链的不同部分的科技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的纵向联系以及制造业之间的网络联系；其次是要从社会文化环境、制度环境和学习环境三个方面重点营造科技服务业集群发展的创新环境，建立鼓励支持创新的政策、法规，提倡创新的社会文化和互利互信、风险共享的商业文化，规范完善的人才市场，开放的教育科研系统以及完善的社会中介服务体系等。

（四）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本。政府要从企业家人力资本和专业型人力资本两个方面培育高素质人力资本。在培育企业家人力资本方面，要在全社会建立容忍失败和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和规则，鼓励企业家脱颖而出；为吸引大型研发机构、检测中心落户本地，政府要对科技服务业机构的设立提供支持及配套措施，在税收、用地、住房等方面提供优惠政策；建立稳定、连续的制度安排，有利于为企业家提供理性的预期，保护企业家创新的积极性。在培育专业型人力资本方面，政府应该强化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便利的交通设施、舒适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良好的交流场所，促进专业型人力资源的发展，留住科技服务业中的优秀人才。

四、结语

科技服务业集群的产生和发展必须建立在满足限制因子的基础上，本文借鉴生态学理论，分析出市场需求、创新环境、人力资本是制约科技服务业集群设计的限制因子，并从政府层面给出科技服务业集群策动的建议，对政府提高科技服务业集群设立成功率提供借鉴。

主要参考文献：

[1]俞培果.集群策动、集群政策与政府行为——经验及启示[J].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7.

[2]伍进，蔡绍洪.区域企业群落形成过程中的自组织机理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3]梅强，李文元.江苏省科技服务业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4]李舸.产业集群的生态演化规律及其运行机制研究[D].吉林大学，2008.

[5]迈克尔·波特.李明轩，邱如美译.国家竞争优势[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6]魏江，朱海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功能论：集群创新过程视角[J].科学学研究，2006.3.

[7]赵晶媛.区域知识管理的若干问题及北京研发中心的成长[D].中国科学技术大学，2006.

篇10

关键词：高中生物教学内容生命美

作为一名高中生物教师，十几年一直从事着高中的生物教学，随着对生物知识的领悟我越来越感受到生物教学中处处充满了美学的知识，我对我领悟到的美作了如下阐述：

1．生命美的形式

1.1．生物个体独特的形式美。生态系统中具有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美的形象。无论是色彩纷呈的植物和神态各异的动物，以及雄伟秀丽的名山大川与五颜六色的花鸟鱼虫相配合，令人赏心悦目。在生态美中既有蝴蝶、孔雀、牡丹等生物所表现出的优美，同时还有狮吼虎啸、青松翠柏的壮美。植物叶子的排列是不仅建立在能够充分进行光合作用，而且许多叶子优美地按照黄金分割盘旋而生。

生物的形态往往是由线条、形体、色彩、声音、运动等美学因素，按照一定的美学法则构成的，并由此形成一种自然的整体美。如同种生物的形态结构都基本相同，体现了整体一律的美学法则；一些植物的叶子和哺乳动物的四肢、眼、耳等都表现为左右均衡对称的美学法则；生物体的色彩、线条、形状、声音等在质量和数量、时间及空间等方面可以形成鲜明、强烈的对比，如动物的警戒色、大树与小草、红花与绿叶，给人以振奋、醒目和显豁的感觉，动物的保护色与周围环境的色彩非常相似，生物体的整体与局部以及局部与局部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这又体现了比例的美学法则给人以融和协调的感觉。

1.2．生物群体和谐平衡美：生物群体的和谐平衡美是生态系统成分：非生物的物质和能量、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之间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动态平衡美，生物圈的稳态美。生态美的来源和本质在于自然生态世界的和谐的运动、循环和演化。蝴蝶和鲜花以及蜜蜂之间的配合都使我们注意到美的特征，“空气、水、植物在生命维持的循环中相互协同，这本身就是美的，并创造着美。

人对生态美的体验，是在主体的参与和主体对生态环境的依存中取得的，它体现了人的内在和谐与外在和谐的统一。也就是说，生态美只有内在于生态系统才能感受到，也只有人通过自身生态过程才能感受到。“生态平衡“产生了“生机”，生机盎然的环境，产生了“美感”。由此推断，“生态美”的本质是“生态平衡”。美学理论昭示我们：美，必须是真实的、真诚的，可以被感知的。虚假、虚伪、不为人知的东西不美。但真实的东西，也只有当它是合理的、有生命力、有生气的、合乎广义的善的，即于人有用、有益、无害的东西才是美的。

1.3．生命科学理论的理性美：理性美是生物学教学中最具魅力但又最具隐蔽性的审美因素，需要教师和学生认真体会和发掘。生物与环境相互关系的生态观点，例如生物个体内各种生理作用都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和作用，同时，生物的生理作用也制约和影响着环境。生物从无到有，不断变化发展的进化观点，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在生物个体水平上，表现为个体发育中的各种生理变化，在群体的水平上，就表现为物种的演变和进化。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诠释与剖析，培养学生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

驼走大漠，雁排长空，鱼游浅底，百花争艳，这都是大自然和谐的美。事物遵循一定的规律发展，不管是兴还是衰，它都是美丽的。即便如一现的昙花，它开的时候是那么令人惊赞，然而它凋谢时也是那么地轰轰烈烈，令人敬佩。大自然自身的美，就是一种魅力无限的美．

2．生命美的特征

2.1．生命充满蓬勃旺盛、永恒不息的生命力。生命美是生命物质的光辉和韵律。绿色植物吸收太阳能转化为有机物维持自己的生命，并养育所有的动物这一过程，贯注着永不衰竭的生命力，各级消费者（包括人类）都靠直接或间接以绿色植物为食生活在地球上。甚至动植物死亡后被细菌，真菌等分解者分解，同样生动地体现了微观世界的无穷生命力。虽然活物质的重量只占地球生物圈的亿万分之一，但在生物圈的历史中，经过活物质的分解合成的物质总量已经超过了无机地壳重量的一倍。通过生命过程，生命物质成了地球化学循环的积极环节，参与了改造大气、水体的活动，促进了土壤的生成，影响了地球岩屡的形成和分布的地质过程，更新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球生物圈景观。

不仅如此，生命物质对无机的非生命物质的改造、吸收和交换，还使得非生命的生态因子一太阳辐射、大气、水、气候、温度等也卷入了生命循环之流的过程中，仿佛这些无机的生态因子也具有了生命气息、使得整个地球洋溢着盎然生机。影响了地球岩层的形成和分布的地质过程，更新了一代又一代的地球生物圈景观。不仅如此，生命物质对无机的非生命物质的改造、吸收和交换，还使得非生命的生态因子一太阳辐射、大气、水、气候、温度等也卷入了生命循环之流的过程中，仿佛这些无机的生态因子也具有了生命气息、使得整个地球洋溢着盎然生机。

2.2．生命美中普遍存在的和谐性。和谐是生命之间相互支持、互惠共生以及与环境融为一体展现出来的美的特征。生命美的和谐性是通过一定空间中的生态景观来表现的。由于地球上不同的地理分布和各种生态因子作用的差异，造成了生态系统的多样性。在各种不同的生态系统中，与这些环境一起演化着的不同生物有机体，往往都存在着通过竞争来求得生存的关系，但是这种竞争是发生在广泛的合作背景之下的，因此，物种之间的竞争通常导致的是多样性而不是灭绝。

篇11

关键词：荒漠区；啮齿动物；植被恢复；主成分分析法

如今，环境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干旱区面临的重大问题已逐步成为生态学理论研究的重点方向。干旱区含有丰富的资源，但由于其生态系统的脆弱性，如若不施以合适的保护，很可能导致生态系统的崩溃。因此，对荒漠区进行研究意义重大。

植被恢复是生态恢复研究的主要内容，也是生态恢复的核心。生态恢复是研究生态系统退化的原因、退化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生态过程与机理的科学。植被恢复是指运用生态学原理，通过保护现有植被，修复或重建被毁坏或被破坏的森林和其他自然生态系统，恢复其生物多样性及其生态系统功能。

一、建立模型

根据已知统计数据，首先建立了基于主成分分析的降维模型。保证了数据信息量的充分性，同时增加了数据处理的效率。在对某事物进行评价时，为了全面准确的反映出事物的特征，往往要考虑与其相关的多个指标。一方面为了避免遗漏重要的信息而考虑尽可能多的指标，而另一方面随着考虑指标的增多会产生信息的重叠。因此，为了在得到较多信息量的同时减少涉及的变量数，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

首先对调查所得数据中捕获率进行处理，将其转化为指标矩阵A，其中将土地aij表示第i个样本的第j个捕获率指标值，这样就得到一个矩阵A。然后利用SPSS对指标矩阵A进行主成分分析求解，得出指标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走势、主成分提取分析部分表和部分因子载荷矩阵。

由结果可以看出前4个主成分所包含信息量已经足够充分，但是为了保留更多的信息量采用特征根大于1的主成分，即前5个主成分。然后生成因子载荷矩阵，再通过matlab编程得出主成分系数矩阵YA。最后基于统计预测填充算法对矩阵A进行填充，然后将其与主成分系数矩阵YA相乘得到最终的降维指标矩阵A。

接下来进行了轮牧指标的模型求解，首先采取与本节中对过牧矩阵相同的处理方法对数据进行处理，得到轮牧地区鼠类数量矩阵B。然后利用SPSS对指标矩阵B进行主成分分析求解，得出指标矩阵的相关系数矩阵、相关系数矩阵的特征值走势、主成分提取分析部分表和部分因子载荷矩阵。

由结果可以看出主成分的特征值前5个迅速下降后面趋于平稳下降，说明前5个主成分所包含信息量已经足够充分，可以满足要求，然后生成因子载荷矩阵，再通过matlab编程得出主成分系数矩阵YB。最后利用matlab编程实现基于统计预测填充算法，对指标星级矩阵B进行填充得到矩阵B，然后将其与主成分系数矩阵YB相乘得到最终的轮牧降维指标矩阵B，同理可得开垦区主要指标。

二、分析模型

影响土地荒漠化的因子是复杂的，这些因子直接或间接地使土地内部发生变化，即土地质量降低，成份、结构、功能等发生衰退，生产能力下降，而最终导致土地荒芜。而评价因子的选择，首先要能反映土地数量减少或质量的下降，据研究和筛选，确定了以下评价因子和评价指标。

土壤因子：土壤因子是反映土地荒漠化重要因子之一。本次研究在土壤物理指标、化学指标等众多指标中对土地荒漠化程度贡献率进行了相关的运算和分析。其结果表明，在研究区，土壤物理指标中土壤层厚度与土地荒漠化有极显著的相关。在土壤化学指标中经分析显示，土壤有机质，全氮和有效氮与土地荒漠化有显著的相关性。

动物因子：动物因子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生态退化程度。在本次研究中，调查了实地样方的百夹捕获率，与样方耕作类型进行了相关性结合。其结果表明，动物因子指标与土地生态退化程度成负相关。

植被因子：根据野外调查及查阅国内外大量文献，我认为土地荒漠化的实质是土地减弱或丧失生长绿色植物的能力。因此，植被因子是评价土地荒漠化的关键因子。植被盖度、生物量能很好地反映土地是否荒漠化和荒漠化的强弱程度。同时，从遥感图像上获取的植被指数与盖度、生物量具有很高的相关性，因此采用植被指数来评价土地荒漠化程度。

研究表明，土地荒漠化的模糊综合评判方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模糊评语反映了土地荒漠化程度，考虑到工作和表达的方便，根据最大隶属原则和拟定的评语集，由模糊评语所给出的数据将土地荒漠化程度确定为“无明显荒漠化”、“轻度荒漠化”、“中度荒漠化”、“强度荒漠化”、和“极强度荒漠化”5个等级。模糊评语数值所提供的信息，其内涵远远超出了清晰的等级结论，由模糊评语可看出各等级的从属情况，从而推测发展趋势。

三、存在的问题

对植被恢复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的研究，限于研究对象、角度、方法、目的等差异，还存在诸多问题：

1.植被恢复评价指标一般仅为单因素或少数几个因素的分析，缺乏对植被恢复的综合研究。且较多采用静态方式考虑植被恢复程度的研究，对动态响应研究较薄弱；

2.对植被恢复，较多注意短期、正面影响分析评价，中长期及负面影响基本未涉及。所以对植被恢复的客观评价还有待提高；

3.忽视了生态系统健康所要求的异质性。天然的生态系统包括物种组成、空间结构、年龄结构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为多样性的植物生存提供了多种机会和条件。

【参考文献】

[1]Ojeda R A，Tabeni S，The mammals of the Monte Desert revisited [J]，Journal of Arid Environments，2009，73（2）：173-181

[2]黄文几，徐士菊.中国啮齿类[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

[3]武晓东，付和平，杨泽龙.中国典型半荒漠与荒漠区啮齿动物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篇12

【关键词】 金融生态环境 评价体系 因子分析 长三角

一、引言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是地区金融稳定运行和提高运行效率的重要外部变量，极大地影响区域金融业的健康发展和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金融生态环境是多要素构成的系统结构，是经济基础、社会信用、法治、政府行为等环境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可实现金融功能的动态平衡系统。其重要性日益得到理论界和金融界的重视，相关研究日益深化。而研究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体系和评价方法的选取方面。蔡则祥、刘骅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从宏观角度测算对长三角25个城市的金融生态系统环境运行效率进行了测算，系统分析了金融生态系统环境运行的总体效率、纯技术效率和纯规模效率。谢太峰、王子博从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和基础设施三大方面对京沪两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综合评价。向琳等通过构建金融生态环境的衡量指标和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剖析了我国金融生态环境的影响因素，得出地区经济状况、人民生活水平与当地居民的培训与教育程度是影响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变量。邓淇中等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1996―2008年中国29个省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竞争力进行了评测和比较。周炯、魏佩佳也采用了因子分析法对31个省市区的金融生态环境进行了评价。

从以上的研究可以看出，学者们对金融生态环境的研究所采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各异，研究的地域范围分别集中在省域、区域和全国范围，因此得到的结论也不一。本研究认为，不同研究视域范围的金融生态环境，其评价指标应结合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特征，从而更能综合反映地区金融生态环境的优劣。

二、评价指标体系和研究方法

1、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从金融生态环境的构成要素出发，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需要考虑指标具有可比性、可操作性和可获得性。在综合考虑了指标的上述性质及获取难易程度等因素后，结合周炯、魏佩佳、陈雁云、刘晔的研究，本文分别选取了反映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金融效率水平、政府干预与政府治理、社会信用与人口素质四个方面18个指标的横截面数据，以长三角25个城市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2、评价方法选取和数据处理

本研究采用多元统计方法之一的因子分析法，它的核心是用最少的互相独立的因子反映原有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并可以消除指标的线性相关问题。在数据处理方面，采用极值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正向指表X'i=（Xi-X最小值）/（X最大值-X最小值）；逆向指标X'=（X最大值-Xi）/（X最大值-X最小值），标准化的数据消除了不同量纲的影响。

三、实证过程与结果分析

1、数据来源

长三角区域包括上海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25个城市和地区，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13》、《中国区域统计年鉴2013》、《上海统计年鉴2013》、《江苏统计年鉴2013》和《浙江统计年鉴2013》。

2、实证分析过程

本文采用了SPSS20.0软件进行处理，KMO检验得分0.817，Bartlett’s Test检验伴随概率ρ为0.000，因此原变量非常适合进行因子分析。利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公因子，得出各因子所对应的特征值、贡献率、累计贡献率与各指标变量正交旋转后的因子载荷矩阵等，按照设定的特征值大于1的原则，结果表明前3个因子变量的特征根均大于1，提取3个公共因子替代原来18个指标，方差经极大值旋转后的方差贡献率分别为57.920%、20.521%、和9.928%，累积方差贡献率达到了88.369%，说明前3个因子变量综合包含了18个原始数据所能表达的足够信息（表2），所以选取3个公共因子对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进行系统评价。

3、结果分析

（1）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影响因素分析。因子载荷矩阵旋转成份矩阵表显示，因子1基本涵盖了第三产业占比、固定资产投资额、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货物进出口总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金融业从业人员数、财政对科学技术支出、财政对教育支出、失业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普通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12个指标，可以概括为发展与信用因子。因子2涵盖了地区人均GDP、城乡居民平均收入、预算内财政支出/GDP、财政缺口（预算内支出/预算内收入）4各指标，可概括为收入和政府治理因子。因子3只有金融机构贷款总额/存款总额一个指标，可概括为金融效率因子。他们分别指代了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效率、政府治理和社会信用这四大类指标，这些因素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2）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评价结果。以方差贡献率作为权重，对三个因子的得分进行加权求和，即可得到各地区的综合得分F。各地区的综合得分计算公式F=因子1？鄢0.5792+因子2？鄢0.2052+因子3？鄢0.09928，计算结果见表3。金融生态环境因子综合得分前三名分别是上海、杭州和南京三市，这与三市分别是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的综合实力密切相关。排在后三位的是连云港、衢州和宿迁，这三个地区都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反映在金融生态环境上也是比较靠后，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基础和发展水平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重要变量。

（3）金融生态环境区域差异分析。采用系统聚类方法对金融生态环境综合得分进行聚类，聚类结果显示长三角25市可以分为3类（表3），第一类地区为上海市；第二类为南京、无锡、苏州、杭州、宁波和温州6市；余下18市为第三类。与原始数据相比较，经济基础因子中的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金融运行效率因子，政府干预因子的财政对教育支出指标，社会信用和人口素质因子是区域金融生态环境质量差异的重要影响变量。

四、结论与建议

本文运用多元统计的因子分析法对长三角2012年的25个市的金融生态环境状况进行了评价和分析，得出了以下几点结论：第一，影响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构成经济基础、金融发展与效率、政府干预与治理、社会信用与人口素质的各要素所产生的影响程度各异。第二，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存在明显的区域差距。上海的金融生态环境最佳，连云港、衢州和宿迁金融生态环境竞争力较差。第三，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额、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指标，金融运行效率、财政对教育支出、社会信用和人口素质是影响金融生态环境的主要因素。

长三角区域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优化需要从多方面入手。夯实经济基础，发展壮大地方工业实力和总量经济，提升整个地区的消费带动能力。深化金融及经济体制改革、大力发展区域的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让金融成为实体经济的有效助推器，努力提高银行业和其它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效率和运行效率。扩大金融资源总量和盘活金融资源存量，通过对金融产业进行制度建设和市场化推动，促进金融中介组织健康发展。从金融领域自身发展和结构优化进行生态化建设。发挥政府对于经济和金融发展的作用，增加地方财政对科技和教育的支出，促进金融创新能力的提升。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提高社会信用水平。通过教育提升人口素质，以社会保障能力和职业能力提升金融人力资源竞争力。

【参考文献】

[1] 周小川：金融生态中金融发展面临的考验[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6.

[2] 谢太峰、王子博：京沪金融生态环境综合评价及相关建议[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0（3）.

[3] 向琳等：中国金融生态环境优化的实证分析[J].生态经济，2010（7）.

[4] 邓淇中等：区域金融生态环境指标体系构建及竞争力评价研究[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6）.

篇13

-1.003 3（Ⅴ）上升为0.557 5（Ⅱ），即由安全级降为风险级。根据此评价结果，提出了协调武汉市城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的对策。

关键词：土地利用；生态风险；PCA模型；K均值聚类；武汉市

中图分类号：F301.2；S1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9-8114（2013）15-3731-05

土地利用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生态条件变化的综合影响。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城市化进程加快，人类对土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这种强烈需求使得人地关系矛盾步步升级，随之而来的土地生态问题也日益突出，如土地利用结构不合理，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土壤污染、土地生态破坏性加剧等。面对严峻的现实，人们开始意识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并有意调控土地利用方式，改善生态环境，促使二者关系趋于协调。武汉市地处我国中部腹地，位于江汉平原东部，该区域土地类型多样，适宜性广泛，水资源优势突出，为全市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但由于武汉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化建设的扩张、人口的增加和土地利用方式不当等原因，大量的土地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丧失，土地生态功能下降，人地矛盾突出。本研究以武汉市2003-2010年土地利用现状为对象，建立主成分分析（PCA）和K均值聚类的生态风险评价模型，对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进行评价，旨在把握武汉市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程度的变化规律，以期能充分认识武汉市土地资源利用和两型社会建设所面临的问题，为城市区域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建设发展战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

1 武汉市土地利用变化情况

1.1 土地利用数量变化

武汉市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岗地和平原兼备，全市土地总面积849 400 h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4.57%。表1选取了武汉市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段土地资源利用状况，统计出了各地类的面积及其变化情况。

由表1可以看出，8年间武汉市农用地和未利用地总量减少，城市建设用地迅速增加。在农用地类型中，耕地、牧草地显著流失，其中牧草地减少最快，8年共减少6 604.97 hm2，减幅为95.93%；耕地面积由2003年所占总土地面积的44.16%减少到2010年的39.57%。林地、园地面积增加最多，8年共增加了22 767.71 hm2，两者增幅共计38.79%。在建设用地类型中，交通水利用地面积增速快于居民点及工矿用地的速度，增幅比例达33.77%。在未利用地类型中，未利用土地和其他土地共减少了6 111.91 hm2。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未利用地是难以开发的山丘区荒草地和裸岩地，可垦地较少，耕地后备资源相对贫乏。

1.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

由于土地利用类型分类较多，影响程度判断难度较大，因此引入土地利用结构生态风险指数[1-3]，计算各种类型土地面积比重，来衡量8年间武汉市各类型土地生态风险变化情况：

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3，4]，结合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特点，本研究利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风险参数（耕地0.311 5；园地0.109 6；林地0.158 7；牧草地0.035 5；其他农用地0.034；居民点及工矿用地0.018 1；交通运输用地0.225 9；水利设施用地0.055 2；未利用地0.051 5）与生态风险指数。

结合公式（1）与武汉市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数据，计算得出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风险指数（表2）。由表2可知，武汉市9种土地利用类型中，耕地生态风险指数的平均值最大为0.126 8；其次是林地，为0.015 8；牧草地生态风险指数最小，为0.000 1。这说明耕地变化对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潜在影响最大，其次是林地，牧草地潜在生态影响最小。8年间，不同土地类型平均生态风险指数大小顺序为耕地>林地>未利用地>其他农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居民点及工矿用地>园地>水利设施用地>牧草地。

由图1可以看出，8年间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生态风险指数的变化趋势大致可分为2个阶段：2003-2005年生态风险指数急剧下降，2006-2010年生态风险指下降趋势变缓且趋稳，这与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变化的趋势一致。2003-2005年虽然园地、林地面积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但牧草地面积急剧缩减，从2003年的6 884.97 hm2减少到2005年的4 248 hm2，加之耕地数量进一步减少，导致了这3年土地生态风险的加大。

2 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

2.1 指标体系建立

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是指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土地导致某些自然异常因素、生态环境恶化，给人类社会带来损失的可能。土地利用生态风险评价是从城市土地利用的角度描述和评估城市的环境污染、人为活动或自然灾害对生态系统及其组成成分产生不利作用的可能性和大小的过程[5]。由于土地生态系统是一个复杂系统，涉及的风险源、暴露体和终点比较多[4]，因此需要构建一套完整的评价指标体系。本研究在综合考虑生态风险指标的可得性与可操作性基础上，对指标进行筛选，保留重要指标，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状况出发，根据武汉市实际情况最终形成了以下评价指标体系（表3）。

由于不同变量之间具有不同的单位和不同的变异程度，这会导致数据在分析过程中因单位不统一而造成结果的差异。因此，在进行主成分分析前，首先进行数据的标准化，也称为无量纲化，即将异度量的各指标值分别转化为无量纲的相对指标值。本研究采用统计学软件SPSS 20.0中的Z-score法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变换[6]（表3）。

2.2 建立主成分分析法与K均值聚类的武汉市土地生态风险评价模型

主成分分析法（PCA）是去掉重复信息、简化数据结构的一种多元统计方法[5]。利用PCA可以把多个相关的指标变换成少数几个互相无关的综合变量（主成分），通过选择适当的主成分价值函数模型，可以把多维系统降成一维系统。K均值聚类是最常用的聚类算法之一，它通过寻找一组聚类中心把对象集合划分成一组聚类[6]。通过SPSS软件，利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最终确定m个特征值，m即为因子变量个数，其数值确定见SPSS输出结果（表4）。

由表4的第1列至第4列可以看出因子分析的初始解对原有变量总体的刻画情况，第1列为23个初始解的序号，第2列为因子变量的特征值，它是衡量因子变量重要程度的指标[5]，第4列则是各因子变量的累积方差贡献率。由主成分分析得出有5个特征值大于1[7]，分别是12.429、4.955、1.807、1.469和1.361。这5个成分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95.74%，当提取前5个公因子时，特征值变化明显，当提取第5个之后的公因子时，特征值变化很小，基本趋于平缓。说明前5个因子基本反映了原指标变量的绝大部分信息，即m=5符合分析要求。

2.3 因子得分函数

计算因子得分的方法有回归法、Bartlette法、Anderson-Rubin法等[8]。根据上述计算公式，将因子变量表示为原有变量的线性组合，并代入样本数据，计算出相应的因子得分。

2.4 风险等级划分

在上述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应用5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作为各自权重，计算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度。公式如下：

按此公式，得到武汉市8年来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度。为了对所研究时段的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特征进行分析，参照谭三清等[5]和宋志鲲等[8]关于生态风险等级划分标准相关研究，结合K均值聚类的方法对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进行了等级划分。其计算结果是：恶劣级（T>1.2）、风险级（0.17

结合城市土地利用不同级别风险的特点[5，9，10]，将每种等级的土地利用系统特征表述为表7。

3 结果分析

根据各年度计算的城市土地风险值，结合每个等级的城市土地利用分析的土地系统特征，评定了武汉市2003-2010年的土地利用风险状况（表8）。从表8中可以发现，在所考察时段，武汉市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总体上趋于恶化。2003-2004年武汉市土地生态风险处于安全级别，但此后6年生态风险值呈逐年扩大趋势，说明土地利用的生态状况受到了破坏，生态环境问题较为严重。

通过分析8年间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结合每个等级的土地利用特征，可将生态风险状态划分为3个时间段。

1）2003-2004年，生态风险指数缓慢增长阶段，但土地生态风险总体处于安全级别，说明此阶段武汉市土地生态环境良好，系统服务功能基本完善，受干扰后可自行恢复。

2）2005-2006年，生态风险指数进一步上升，风险等级由安全级逐步降为良好级、敏感级，这一变化反映了当地政府对土地利用的投入强度逐步增强，导致生态环境受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

3）2007-2010年，武汉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等级进一步恶化，尽管2010年武汉市土地生态风险指数较上一年有所减少，但仍处于风险级，这一数据的测算与实际情况相符。其原因在于2005年以后武汉市开始了大规模的市政建设，建设步伐加快使得城市周边土地不断被蚕食，农用地持续减少，闲置土地增多，土壤遭受城市建设破坏和城市垃圾等污染而退化，土地生态环境质量下降，系统服务功能受到破坏并且退化。

4 结语

本研究引入土地利用生态风险指数，测算武汉市各地类结构年际变化情况，建立PCA和K均值聚类的土地生态风险模型，利用土地生态风险度来评价武汉市土地利用的相对生态风险，有一定的全面性。因为土地利用类型的改变势必会引起区域生态功能的变化，故通过研究不同土地利用类型间的迁移变化特征来识别区域生态环境的变化趋势及其内在因素是可行的、有效的。

通过对武汉市土地利用的生态风险评价，可为区域生态环境管理提供数量化的决策依据和理论支持。根据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年际间的高低程度，应在高生态风险时段进行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以提高该城市区域的土地生产功能和环境功能，但是也不能忽视中、低生态风险时段的生态建设，才能实现武汉市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建设协调发展。

参考文献：

[1] 肖 杨，毛显强.区域景观生态风险空间分析[J].中国环境科学，2006，26（5）：623-626.

[2] 付在毅，许学工.区域生态风险评价[J].地球科学进展，2001， 16（2）：267-271.

[3] 臧淑英，梁 欣，张思冲.基于GIS的大庆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分析[J].自然灾害学报，2005，14（4）：141-145.

[4] 刘引鸽. 基于土地利用的陕西省生态风险分析[J]. 水土保持通报，2011，31（3）：180-184，189.

[5] 谭三清，李 宁，李春华，等.长沙市土地利用生态风险及评价[J].中国农学通报，2010，26（15）：336-342.

[6] 高惠璇.应用多元统计分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吴大放，刘艳艳，董玉祥，等.珠海市耕地变化时空特征及其驱动力分析[J].热带地理，2009（5）：472-482.

[8] 宋杰鲲，李继尊. 基于PCA-AR和K均值聚类的煤炭安全预警研究[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8，27（2）：105-108.

篇14

一、教育生态学概述教育生态学创造性地将教育和世界范围内的生态环境进行了联结，并将两者相互作用的原理进行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其理论根据为生态学，以生态方面的知识传播为向导，让生态进入学生的意识当中，为学生的发展提供生态方面的理论依据，进而对校园文化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二、教育的生态特性教育生态学的研究领域较为宽泛，但就高职院校的相关教学管理层面而言，它将教学管理和学校自身的生态环境作了一个紧密的联结。其实，从这一角度可以将相关的教学管理工作视为一个生态体系，体系中的每个因素都以其特有的方式在运转，各个因素之间形成相互作用的机制，彼此之间互相产生各种影响，以及对各种形式的能量传递和转换，形成一个相互牵制的平衡态势。

对相关的教学管理工作形成影响的因素有三方面：教学管理自身的特征、学校的内部特征、学校的外部特征。

教学管理自身的特征，其内容包含着种种基本的建设管理，比如教育的质量管理、教育的运行管理和教育的人才管理等。这些层面的内容是教育建设事业最重要的内容，直接影响着相关教学管理工作的水平，是实现教育目的的重要手段。

内部特征因素，包括的内容为学校的理念和相关的规章制度等。教学管理工作要实现的目标就是使教育出的人才能够适应社会的发展，为社会经济发展作出贡献。每一个校园都会因为其系统内部的因素之间相互作用而形成各种机制，在这种机制的影响下，教育工作会沿着一定的文化方向前进，这个文化就是校园文化，在其影响下，教学管理工作的效果和特性会很清晰地展现出来。很明显，校园文化是精神层面的因素，对相关的教学管理工作具有文化向导的功能。

外部特征因素，一方面，其内容包含着地域的经济、企业的职位要求等，从本质上来说都是政府和经济层面对相关的教学管理工作产生的影响，这对于学校的教学管理工作而言是重要的外部敦促和支持条件。另一方面，其内容也包括了学校、家庭和整个城市的环境等层面的生态环境。很显然，学校的外部特征因素涉及了自然与社会层面、物质与精神层面，它们之间相互对立、统一成为一个运动有序的流动体系，且充满平衡的美感。

三、相关的建议1利用相关理论指导实践

目前，限制因子定律早已从农作物层面扩展到社会层面的各个领域当中。就本课题研究的内容而言，此定律同样适用，也就是说教学管理这个生态系统也有“限制因子”，这些限制性的因素对教学管理工作的顺利开展起到限制作用。从这个角度出发，教学管理工作想要顺利进展就必须挣脱“限制因子”的种种限制，以实现促进教学管理工作内容各层面提高的目标。这个过程是学校发展的必经过程，是一个与生态性质相关的过程，更是一个高职学校能够实现教学工作持续向前推进的过程。因此，相关人员必须在相关理论的指导下，找出学校生态系统中的所有“限制因子”，然后对其进行改造，形成一个能够进行良好运作的新系统。

2加强生态层面的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