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影像解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医学影像解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从伦琴1895年发现X线，给其夫人拍摄第一张手的X线片的诞生，到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超声成像与核素γ闪烁成像(γ-scintigraphy)的问世，以及CT、MRI等影像诊断技术和介入治疗学的成长，越来越说明医学影像设备学处于一个迅猛发展的历史阶段。回顾医学影像学简史，我们不难发现：其发展就是一部影像设备开发应用的历史。为了更好地掌握设备的使用方法，得到更适于诊断的图像，我深感学习医学影像设备学这门课程的重要。

在几年的教学中，针对我校影像技术专业的就业范围和专业特点，我们总结出一个从事影像设备工作的人员应具备的条件有：

1.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知识；

2.较强的计算机硬件、软件、网络技术能力；

3.熟练运用万用表、示波器等测试工具；

4.掌握一定的维修方法和应急措施［1］。

针对以上特点，我们总结出医学影像设备学的教学要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医学影像设备学》主要内容是介绍医学影像设备的基本组成和原理。如果学生没有看过这些设备，直接就给学生灌输各个知识点，学生只能机械地记忆，甚至满头雾水，结果是不理解，而且容易忘掉。针对这一要求，我们应用直观性教学，讲课时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不但避免了在课堂上空讲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端，而且使学生有效地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并通过观察，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而培养了学生的观察思维能力。例如：在讲X线球管的结构及X线的产生原理时，把理论课搬到X线机房，请学生一边看书，一边对照X线球管进行研究，自学讨论，最后只需教师稍加总结，学生就能准确地说出X线球管的组成部分及各部分应具有的功能，一堂课的目标就会通过学生自己的学习而达成。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方法使本来枯燥乏味的理论课变得有生动易懂，大大地激发了学生地学习热情，使他们对医学影像设备学这门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2.注重各种设备的相关性，由浅入深进行讲解

《医学影像设备学》这门课程从最简单的固定阳极X线球管到MRI、核医学设备等，涵盖了所有的影像设备，在实际教学中，注重各个设备之间的相关性，内容上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基本理论――设备构造――故障维修――知识扩展）；步骤上由表及里（外部构件――内部构件――典型内部构件的功能与电路分析）等，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2］。例如：在学习完所有利用X线进行成像的设备后，包括透视用X线机、摄影用X线机、CR、DR、CT等，归纳总结出它们在原理和设备结构上的异同，使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形成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思路清晰，易懂易记。

3.制作多种教学媒体

我校把医学影像设备学这门课程安排在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学生在学习之前只接触过很少的影像设备相关知识，如果单一地使用传统教学方法，理论的讲解和实践的观摩都只能使学生们在理论上对实验室现有的设备有所了解，对于书中的先进设备由于受条件所限，远远达不到我们教学目的的要求。因此在教学活动我们制作多种教学媒体，譬如幻灯片、教学电影、录像、多媒体等进行各种设备的介绍，尽量使抽象的教学内容生动化，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很容易接受这些新知识。例如对心脏超声这一章节教学时，我们将超声心动图、多普勒、M型表现等利用多媒体教学，应用动态画面使学生了解了何为多普勒技术，彩色的真正含义是代表血流的方向，何谓返流、层流，湍流等，同时了解了彩超与黑白超声的相同点与区别，教学效果很好［3］。再比如：在讲解磁共振原理时，把进动和自旋采用动画的形式把氢原子在外加射频场下复杂抽象的运动形象地再现出来，省去了很多时间，同时收效甚好。另外，医学影像设备更新换代比较快，利用多媒体教学可以不断更新和丰富《医学影像设备学》课程的教学资料，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一环。

4.改变考核方式

为了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效果，笔者将考核形式由单一的笔试改为以笔试为主，操作与实验报告相结合的考核方式。以往的以闭卷笔试为主的考试方式，一方面不能反映学生的真实能力范围，另一方面只能促使学生死记硬背，导致高分低能的现象，这会极大地影响其以后的实际工作能力。因此，笔者在考核中加入了实践操作，不但能准确地判定学生的知识自我扩展能力，同时也增强了学生的实际动手能力。

5.与当地的其它医院进行合作，充分利用本地区的影像设备资源

随着《医学影像设备学》的发展，影像设备一方面更新过快，另一方面十分昂贵，导致实验设备无法跟上医学影像设备的发展，学生能够接触到一些数字化医学影像设备相关软件的机会显得微乎其微。一些新的医学影像设备学生根本没有机会使用、安装、维修［4］。为了加深学生对所授内容的了解，提高教学质量，除了在课堂及实验室教学外，我们尽可能地安排学生到附属医院及柳州市的其它各大医院去见习，让他们亲眼见识各种检查设备，观看临床医务人员的工作过程，亲身体会各种设备的工作原理和构成，为学生学好医学影像设备学这门课程及确立今后的发展方向都奠定了基础。

总之，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我们要不断改革教学内容，改进教学方法，促进学习质量的提高，教会学生正确的学习方法，尤其是适应他们自身特点的自学方法及自己获取知识的能力，引导学生学会用已知的知识获取未知的知识，用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发现问题、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创新能力，为我国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医学影像设备专业技术人才。

参考文献：

［1］康少锋，宫亚琳，昝平生.影像设备工程人员应具备的知识与技能［J］.医疗设备信息，2006，21(10)：50-51.

［2］余晓锷，卢广文，张宁.大型医学影像设备.系列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J］.中国医学装备，2005，2(8)：20.

篇2

[关键词]　影像符号　意义生产　解读

目前，符号学在传播和信息传递的相关领域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而不再局限于对书面语和口语的分析。影像作为一种非语言符号系统，它同语言一样，都是使用某一符号来代表其他事物的。本文尝试从符号学的视角研究影像，思考理解影像意义生产的可行之路。

一、意义在影像文本中的生成

符号学在影像分析中的应用，首先在于对影像文本的分析，即运用符号学方法分析蕴含一定意义的影像内容。索绪尔认为符号是能指和所指的结合，前者是符号的形式，表现为一种声音、文字或图像，后者是符号所代表的对象，指向被联想到的事物。

与语言符号不同的是，影像符号具有与客观相似的特质，它可以生动、直观地模拟出表现对象，也容易引起读者的联想。比如镜头的运用，仰拍的角度除了表达画面人物的这一形式之外，也表达该人物的高大、尊贵、受人敬重的含义；与此相反，俯拍的人物画面，往往表现的是人物的弱小、卑微、被人轻视。在影像色彩方面，同样隐藏着特定含义。如张艺谋的电影作品《满城尽带黄金甲》中，那用铺展的皇宫大殿，浓烈的黄色充满整个画面，为皇家的华贵雍容与在这种华贵雍容下潜伏的杀机构成极大权力欲望含义的视觉语言。

在影像文本中，符号在产生意义的运作过程中，有两个不同的表意层次，即外延与内涵。外延是指符号学的表面含义或外在含义，而内涵是指附加在传播形式上的文化含义。影像并不能完全纪录被摄对象，它呈现给读者的往往只是事物的具象，而影像的深层含义得以隐藏。

以解海龙拍摄的希望工程系列照片中的“大眼睛”为例，我们可以对其表面含义作一些简单的描述；照片里的人物是个小女孩，头发有些凌乱；她手里握着一支铅笔，正要往本子上写字；她抬起头，直瞪着镜头；她前面的同学，被摄影师运用拍摄技巧虚化了，我们可以猜测她所处的环境是教室。在这个外延层面，影像展示了最基本的画面内容和传达主题的氛围，理解这个层面的意义不需要任何内在文化、艺术与社会的知识。但这显然不是作者拍摄此照片的真正意图。运用符号学分析影像的目的，就是要找出影像内容中被隐藏的内涵层面上的意义。“大眼睛”所要表达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动作和表情，如果结合其标题《我要上学》。并且了解了小女孩所处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我们就能对它有全新的、更深刻的理解，即它表达了部分贫困地区教育条件的落后以及孩子们强烈的求知愿望。

符号学意义在内涵层面上的运作，其表达意义的重要方式是隐喻和转喻。隐喻是通过类比指出两件事物之间的关系，其存在的前提条件是两者之间存在相似之处。隐喻在电影中的范例有《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场景。在影片中，老唐就盛赞妻子的肚子“像天鹅绒”，而小队长却坚称“根本不像”。隐喻在广告影像中的运用较为常见。如通过西部牛仔跃马纵横的画面，激情奔放成为了万宝路香烟的隐喻，而吸这种香烟的人似乎也充满了男子汉气概。这种相似性具有一定程度上的任意性，隐喻的运用使它们之间建立某种联系，如肚子和天鹅绒都很“光滑”，而奔放的男子汉自然喜爱“奔放”的香烟。

与“隐喻”相联系的另一重要概念是“转喻”，即以局部来指代整体或以整体来代表局部，如“大眼睛”表示“希望工程”。新闻影像也常利用转喻手段截取一部分画面来代替整个事件。如最近北京奥运火炬在境外传递过程中，西方媒体往往将镜头对准极少数破坏分子的“闹场”上，而火炬所在城市民众热情洋溢以及海外华人和留学生挥舞红旗的画面却鲜在新闻中出现。通过这种影像画面的选择和转喻，西方媒体意图以不和谐画面替代整个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所传达出来的和平、团结与友谊，塑造了所谓的“真实”。这种不公正的报道，无论是出于西方媒体的新闻价值取向，还是出于媒体所处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意识形态，都注定是一种拙劣的表演。

隐喻和转喻所蕴含的，是符号的内涵。换句话说，影像符号外延层面的意义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单纯地来自符号本身，我们可以用“所看即所得”的方式来解读。而影像符号的内涵则主要通过隐喻和转喻手法表现为符号的深层意义和潜在意义；揭示隐喻和转喻，正是为了揭示影像的言外之意。

二、影像解读；意义的发现与重构

解读是发现和重构影像意义的过程，并且发生在读者和影像文本的协调或互动之际。影像文本一旦完成，“意义”被注入影像话语中，占主导地位的便是赋予影像意义的语言和话语规则。按照罗兰·巴尔特在《作者之死》中的说法，文本一旦离开作者，作者实际上已经死亡。苏珊·桑塔格也认为：“摄影师的意图并不能决定照片的意义，照片将有自己的命运，这命运将由利用它的各种群体的千奇百怪的念头和效忠思想来决定。”显然，影像一旦完成，就开始了它在观看者手中的“自己的全新的生活”，每个人都会赋予它独到的意义解读。

一方面，影像作为一种视觉符号，和语言符号相比，它因其具象性，更容易带来诠释的开放性。影像因其生动、直观的画面，似乎使得作为能指的画面符号与作为所指的对象情景获得了直观上的相似。但是，影像符号因剥离了高度概括的语言文字代码，无法像语言文字一样，直接表示概念，其所指对象具有更多的可能性和不稳定性，即对象在不同陈述背景下，有不同的意蕴。此时，影像变成一个更为开放的、多义的话语系统。

另一方面，影像符号的意义也来自于读者的审美与阐释。影像的读者面对的不是社会的原始事件，而是经过传播者加工过的“译本”。由于影像读者在年龄、文化程度、审美标准、意识形态、世界观等方面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对于同一组符号，也会产生不同的解读，所以理论上，读者所发现的意义并不能保证就是影像本身或者传播者所注入的意义。

以约翰·伯格为例。约翰·伯格常会取出自己拍摄的照片，外出寻找愿意解释它们的人。其中有一幅描述的是一个男孩躺在巨大的管道上，远处有人沿着管道走来。而观看者的理解则五花八门；

“商场园丁；这让我想起我们今天多么依赖于石油输出国家……

女学生；这个家伙躺在那儿取暖，有人正在走过来，以为他受伤了。

理发师；那是印度。那里的人很瘦弱、疲劳。……”

而事实上，“水管将清水输送到城里，那个男孩在管道上睡着了，因为那些管道非常凉爽。”在这个例子中，影像的传播者所注入的信息可能是单一的，但是，影像文本所呈现出来的意义却具有很明显的开放性和多义性。面对同样一幅影像，当读者以其经验中的某些方面去理解文本中的符码和符号时，都会把自己的某些既有理解投射到影像里面，从而使影像产生了新的意义，即读者重新构建了影像意义。

至于读者在多大程度上发现了传播者注入影像文本的意义，以及读者以何种态度理解和建构影像意义，可以运用“霍尔模式”来加以阐释。根据读者解码立场与传播者的编码立场是否一致，霍尔将读者的解读方式分为支配一霸权立场(dominant-heqemonicposition)、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 or position)与对立码(oppositionalcode)。在这三种立场中，实际上都假定读者具备了发现传播者“制码”的能力，其区别在于读者是否接受传播者对阐释影像意义的支配地位。相对于持支配一霸权立场的读者，持协商立场和对抗立场的读者更倾向于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来对影像文本加以解读。尤其是对抗立场，完全颠覆了传播者的意图，对影像意义加以彻底重构。“霍尔模式”最大的意义是改变了传播理论中观众被动的传统模式。传播者本人对信息的解释，并不等同于读者自己的解读，即“意义”不全是传播者“传递”的，而是读者与传播者共同“生产”的。

三、符号学方法在影像分析中的局限

符号学方法带来的启示在于，影像的传播者要根据传播意图，考虑影像文本留给读者解读空间的大小。在纪实影像中，为了使传播者赋予影像的“意义”有效进入流通领域，往往需要配以清晰的文字或声音说明，以降低读者的参与度，避免读者曲解影像自身的意义。而在虚构的非纪实影像中，文本更为开放，读者的参与度往往较高，因此，来自传播者和读者之间的文化差异可能引起对影像符号的不同解读，但这往往是得到允许甚至是鼓励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太阳照常升起》之类的影片尽管争议不断，但仍然不失为优秀作品的道理。

而对于读者而言，运用符号学方法对影像进行分析，要研究影像文本中角色的行为与对话的内涵，并且将这些意义与社会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相联系，揭示影像表面意义背后潜在的、本质的意义。

但从自我批评的态度看，这种分析方法也存在着一些局限。最遭人非议的弱点是，符号学关注影像文本中要素的关系、意义的产生以及认知模式，并不研究影像符号本身，忽略了影像的品质，非真正关心影像。

第二个缺点是符号学分析有时会从一种对影像的严格分析摇摆到更为诠释的分析方式，这一方面是源于影像解读的开放性和多义性，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影像的分析一定要借助分析者自己对周围文化和社会环境的理解。换句话说，如果一味沉溺于影像的解读，而不对可能引发多种解读的影像文本结构和参照物作精确的梳理，可能会导致高度猜想性的解读。因此，它的研究成果不能受到科学的客观检验，难以辩证真伪，这也是包括符号学在内的质化研究常受到量化方法批评的原因。

篇3

[关键词]课堂教学；思想品德；讲练结合

教育实践表明：一堂好的课，就是教师在教学上的主导作用和学生在学习上主体作用的最佳结合。教师的主导作用最重要的就是要善于启发鼓励学生积极进行思维活动，引导他们挖掘知识的深度，拓宽知识的广度，把知识转化为学生的能力。我在多年的初中思想品德课教学的实践中，运用“读、讲、议、练”相结合的方法，提高了课堂教学效率和教育教学质量。

一、阅读是获得知识的基础

让学生按照教师拟定的预读提纲读书，是上好课的一个重要前提。阅读以课前预习为主、课堂再读为辅，注重把读的权利交给学生，使学生以真正的学习主人的身份参与教学之中。开始阅读，学生会普遍感到枯燥无味、困难较大。针对此状，教师要积极引导，教会学生怎样阅读，如何抓中心、抓重点，让学生逐步掌握阅读的方法。例如，在学习《我国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政权》这一课时，我在教学中拟定了预习提纲：第一，工人阶级为什么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第二，农民阶级为什么既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又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力军，是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的坚定拥护者？第三，知识分子是不是一个阶级？为什么？第四，在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参加政权的不仅有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还包括其他一切劳动者、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一切拥护社会统一的爱国者？通过按拟定的预习提纲阅读教材，学生掌握了那些知识浅显，带有识记特征，阐述又比较清楚的基础知识。对那些理解有一定困难的知识，要让学生带着问题听讲，教师在课堂上引导点拨，适当讲解，然后让学生重新带着问题读，去求索真谛。这样做，会使学生逐步养成独立分析问题、认真看书学习的能力。

二、讲解是为学生解惑释疑

教师根据教材内容、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突出重点、把握难点，抓住关键，解决热点。以前，我总想讲得多一些，可让学生多知道一些，结果却浪费了课堂上的宝贵时间。现在，我在教学中根据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教师只是向导，学生才是主体，教师的讲解必须引发学生的积极思维，善于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因势利导，而不能包办代替。因而我在讲授知识的过程中，注重对有分歧的问题和容易混淆的问题，作重点分析讲解；对内容头绪多的问题，采用层层讲解的办法帮助学生逐步把握；对较抽象的问题，采取形象方法讲解，而对学生较容易理解的内容稍作点拨即可。例如，我在讲“抓主要矛盾”时，列举了《史记》中记载的“孙武斩吴王爱姬”的故事，启发诱导学生；在讲“规律可以认识和利用”时，我则列举了“武则天曾下令一夜之间百花须同时开放”的典故，把抽象的理论寓生动形象的事例之中，将抽象的概念具体化、形象化。这样做，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加深了对内容的理解，提高了思品课的实效。

三、议论是帮助学生探究问题

在多年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我发现学生群体的学习心态特点是竞争意识强，好学、求新，思维活跃。怎样指导学生议论探究问题呢？作为教师应因势利导，鼓励学生动脑思考，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追根问底。如在学习“看问题要分清主流和支流”时，我针对学生普遍关心的党内一些领导干部存在腐败现象，联系当前的反腐败斗争，设置疑问：为什么有些领导干部会栽倒在权位上？引导学生展开讨论，然后得出正确结论。

四、练习是检测学习的手段

篇4

[关键词] 一对一数字化学习； 阅读理解； 阅读加工水平； 识别校对水平； 阅读迁移水平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志码] A

[作者简介] 贺平（1980—），女，河南濮阳人。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数字化学习、基础教育信息化等研究。E-mail：。

随着技术的发展，电脑的性能越来越强大、价格越来越低廉、体积越来越小、功耗越来越低，表现形态也越来越人性化。人人一台笔记本电脑或是平板电脑，已经不是梦想，这在许多学校已经成为现实。所谓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即“利用网络技术将若干台多媒体计算机及相关的设备互联成小型的教学网络环境，每位学生都有一台计算机可随时上网在线学习”。[1]这是一种新型的、高度综合的学习方式，它尤其强调个性化与移动性，允许每位学生通过可交互的数字化学习设备开展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随着大量的智能化、便携式数字设备进入校园，越来越多的学生在课内开展一对一数字化阅读，这种新型阅读方式对学生阅读理解水平是否存在影响？这成为众多教育研究者和工作者所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一、研究问题

为了深入考察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对学生阅读理解的影响效果，笔者长期进入中小学语文课堂开展考察与研究。H校于2009年9月开始参与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的探索性试验，并首批开设10个“数字班”。所谓“数字班”，即人手一台笔记本电脑，在课堂网络环境下开展一对一的数字化学习。那些只有黑板粉笔或简易信息技术条件的相对传统情境下实施教学的班级被称为“常规班”。这两种形态的试验班均接受相同理念与模式的语文教学，如：教学时间相同，教学理念、模式、内容与方法完全一致，师资水平大致相同；每节语文课都会有8-10分钟时间阅读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文章，阅读内容基本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数字班学生均人手一网的笔记本电脑，阅读材料以超链接文本或网站的形式呈现，可随时上网查找或浏览相关资源，并在网络平台中与教师、学生交流感受、表达想法；而常规班学生则直接阅读纸质的线性文本材料。现如今，H校开展探索性试验已长达三年半，数字班学生表现出“更喜欢阅读”、“阅读能力更高”、“当堂迁移写话的表现更好”等特点。关于此，笔者之前以该校六年级学生为对象展开的研究结果显示，数字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整体强于常规班学生，长期在一对一数字化环境下开展课内数字阅读会对学生阅读理解水平产生显著影响。[2]首批参与试验的班级中，既包括从三年级开始加入试验的六年级学生，也包括从一年级就进入试验的四年级学生，如今的四年级数字班学生开展常规化的课内数字阅读也已长达三年半。与六年级学生相比，长期的一对一数字化学习对四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是否也存在显著影响呢？

本研究将对H校四年级两种形态的试验班（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进行对比测试，尝试用来自一线教学现场的数据解答以上问题。对此，本研究拟解决以下三个子问题：第一，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二，不同性别的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第三，阅读理解水平的各维度之间是否存在相关？在回答这三个子问题的基础上，进而对四年级与六年级学生阅读理解水平的相关结论展开综合讨论。

二、文献综述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计算机网络技术日益成熟与普及，以屏幕阅读为主的数字阅读开始动摇传统纸质阅读的统治地位，许多国内外研究者先后展开多项关于电子显示与印刷显示、电脑屏幕阅读与纸本阅读之间的对比研究。这些关于两种呈现方式下的阅读理解水平的研究，大致存在着以下不同的研究结论。

第一种，大多数国内外学者认为运用电脑屏幕阅读与纸质阅读两种媒介方式下的阅读理解水平和效果不存在明显差异。Muter等人以大学学生和职员为研究对象展开两次验证性实验，以阴极射线管和纸张两种方式呈现文本，比较电子显示与印刷显示的可读性，两次实验研究均表明这两种呈现载体下的阅读理解水平不存在差异。[3][4]之后，国内也有学者展开相关研究，结果表明两种呈现方式下的阅读理解水平并未表现出明显差异。[5]此外，Kristine对小学三年级学生运用iPad阅读电子书的阅读效果进行研究，结果发现运用iPad阅读电子书和阅读纸质课本的效果不存在明显差异。[6]

第二种，个别研究者发现屏幕阅读与纸质阅读的效果存在差异。如：Matthew等人以小学五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一项研究中却发现纸质阅读方式下的阅读理解率要明显高于电脑屏幕阅读方式；而在回忆信息方面，使用电脑屏幕阅读的学生自由回忆记起的信息更多。[7]国内也有学者研究发现，文本的不同呈现方式对阅读效果有影响，且达到显著水平，具体表现为打印文本的阅读效果优于Word文本的阅读效果。[8]

已有研究（见表1）普遍认为数字屏幕阅读与纸质阅读的效果“不存在差异”或“纸质阅读效果优于数字屏幕阅读”，由于这些研究多以短暂、非连续性的实验研究为主，比较缺乏自然、真实、长期的研究，并普遍对研究样本和变量进行严格控制，研究结论并不具备代表性和大范围的适用性。而笔者之前以H校六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所展开的跟踪性研究，与以上两种研究结论均不一致。在阅读理解水平的整体表现上，数字班学生（长期在课内开展常规性屏幕阅读）与常规班学生（长期在课内开展常规性纸质阅读）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表现为数字班学生明显优于常规班学生。这意味着，在自然、真实的学校情境中，研究对象使用电脑屏幕阅读的时间、阅读量大小、屏幕阅读行为是否持久等都有可能影响研究结果。

三、测试题的编制

（一）研究框架

阅读是一种复杂的认知活动，是读者主动构建自己对文本的“文本图式”或“认知地图”，并形成关于文本内容和文章结构的整体感知的过程。Kintsch等人认为，读者阅读时关于文本的表征可分为三种水平，即文章字词本身的文本水平、由命题及其关系构成的文章语义结构水平（包括对句子的理解水平）、与其他先前知识整合而成的更深层理解的篇章表征水平。[9]国内对语文阅读理解能力有多种不同划分，如：有学者对文章阅读活动过程进行重新分析，将语文阅读过程分为文章微观理解阅读、文章宏观理解阅读、评价阅读和发散阅读等四个方面；[10][11] 也有学者从字词的掌握、理解能力（包括理解语言的能力和理解结构的能力）、推论能力、评价能力等四个方面考察小学生的阅读能力。[12]

本研究在借鉴已有阅读理解框架的同时，结合阅读心理学的一般理论和国内小学语文教学大纲的具体要求，从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等三个层面对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加以考察，其中阅读加工水平包括词语理解、句子理解、篇章结构理解和篇章推断判断等四个维度。

（二）测试标准

采用自编《小学四年级阅读理解测试题》，测试题共包括2篇不同体裁和不同难度的文章，每篇文章后面均设有三类答题项，即4个单选题、1个纠错题、1个主观题，其中纠错题需要从指定的原文段落中找出错别字并改正，限时20分钟。测试题总计50分，分项评分标准分别为：每个单选题3分、纠错题每找出一个错别字并改写正确记2分（每篇共设4个错别字）、主观题按照三个等级分别记分（1分、3分、5分）。以上这三类答题项分别对应考察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

四、实施过程

（一）研究对象

H校四年级共5个班，其中4个数字班，1个常规班，数字班与常规班整体规模并不均匀。本研究按照整群随机抽样的方式，以不打乱原有的教学班级单位和不影响既定的教学秩序为原则，以班级为单位进行整体抽样。由于常规班只有1个，直接进入测试；而从4个数字班中随机选择了3个进入测试，以尽量减少抽样带来的误差。另外，四年级入学伊始，学校按照学业成绩表现将4个数字班所有学生进行了重新分班，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数字班学生样本更加均匀和更具代表性。本研究共选择122名学生作为测试对象，其中数字班学生93名，常规班学生29名，男生63名，女生59名。

（二）数据分析

数字班的一对一数字化阅读与常规班的纸质阅读，均为长期的常规化课内阅读。为了有效检测两种班级形态的学生在某一时间点的阅读理解水平，并保证数据的有效性与统一性，本研究采用传统的纸质测试方式，要求学生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测试。测试于2012年11月底，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施测，测试前由主试者念指导语，测试结束后当场收回测试题，并由5位语文教师按照评分标准流水批阅试卷，学生的各题分项得分与总分均使用Excel表格统计。所得数据采用SPSS19.0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分析方法包括独立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简单效应检验、偏相关分析等。

（三）信度分析

将测试获得的所有数据进行Cronbach’s Alpha检验，整套测试题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为0.715。两篇文章的各个答题项信度系数分别为：词语理解0.706、0.722；句子理解0.704、0.713；篇章结构理解0.704、0.712；篇章推断判断0.707、0.722；识别校对水平0.690、0.677；阅读迁移水平0.687、0.694。吴明隆提出在信度系数的接受度上面，分层面最低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最好高于0.60，而整体的内部一致性α系数要在0.70以上。[13]因此，整套测试题的整体信度与各答题项的信度都达到可接受程度，信度良好，测试数据可靠、可信。

五、测试结果

（一）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比较

对所得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见表2）：在阅读理解水平总分上，t=-1.81，p>0.05，不同

表2 不同组别（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

阅读理解水平比较（M ± sd）

*p

组别（数字班与常规班）下的学生整体阅读理解水平总分不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虽然数字班学生的平均分比常规班高3.97分，但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在阅读理解水平的整体表现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第一，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比较。

在阅读加工水平总分上，t=-2.99，p

第二，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比较。

在识别校对水平上，t=-0.08，p>0.05，数字班学生仅比常规班略高0.06分，但不具有显著性的统计学意义。在阅读迁移水平总分上，t=-1.81，p>0.05，数字班学生总分比常规班高0.43分，但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学意义。这表明，长时间在一对一数字环境下进行电脑屏幕阅读并不会对学生的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二）不同性别的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分析

对阅读理解水平总分进行2（性别：男女）×2（组别：数字班、常规班）的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见表3）：从性别来看，F（1，118）=9.78，p

第一，不同性别的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比较。

表3 不同性别的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

阅读理解水平比较（M ± sd）

对阅读加工水平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性别主效应显著，F（1，118）=6.34，p

依次对各个维度进行方差分析。①在词语理解上，性别主效应、组别主效应以及性别与组别的交互作用均不显著。②在句子理解上，性别主效应显著，F（1，118）=5.27，p

第二，不同性别的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比较。

对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分别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在识别校对水平上，性别主效应显著，F（1，118）=4.57，p

（三）阅读理解水平的三大变项之间的相关分析

为了考查学生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是否存在交互作用，我们进一步对数据进行偏相关分析，即控制某一种水平之后寻找另外两种水平之间的关系。对所有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进行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阅读加工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呈现显著性正相关（r=0.303，p

表4 小学四年级学生阅读理解水平的

三大变项之间的相关分析

六、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1. 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存在显著差异

数字班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明显优于常规班学生，而数字班学生与常规班学生的识别校对水平、阅读迁移水平以及阅读理解总分则均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2. 不同性别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存在明显差异

在数字班与常规班内，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都呈现显著的性别差异。无论是在阅读理解总分上，还是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和阅读迁移水平这三大变相水平上，女生均明显优于男生。另外，在对性别与组别（数字班与常规班）的交互作用进行详细分析后发现，数字班男生的整体阅读理解水平明显优于常规班男生，而数字班女生与常规班女生的整体阅读水平之间未呈现显著差异。

3. 阅读理解水平的三大变项之间存在相关

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交互效应，具体表现为：阅读加工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都呈现正相关，而阅读加工水平与识别校对水平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

（二）综合讨论

笔者曾就H校六年级学生的同期阅读测试数据进行研究分析，结果如下。第一，数字班学生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整体呈现显著性差异，数字班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和阅读迁移水平均明显优于常规班学生。第二，无论数字班还是常规班，不同性别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都不存在明显差异。第三，阅读加工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都呈现正相关，而阅读加工水平与识别校对水平的相关未达到显著水平。[14]截至2012年年底，H校四年级和六年级的数字班学生（长期在课内开展常规性屏幕阅读）与常规班学生（长期在课内开展常规性纸质阅读），坚持开展课内阅读均已达三年半之久。与六年级相比，本研究关于四年级学生阅读水平的研究结果既有不同，也有相同（见表5）。

1. 关于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差异表现

在阅读理解总分上，四年级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 之间不存在显著差异，而六年级数字班学生明显优于常规班学生，这说明一对一数字化课内阅读对高年级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首先，对于四年级和六年级而言，无论是数字班还是常规班，学生们每节语文课中都会有8～10分钟时间阅读与教学主题相关的文章，“每节课的识字量大大超出传统教学”，[15]这种长期且连续的常规性课内阅读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课内阅读量已远远超过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3～4年级学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和“5～6年级学生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100万字”。[16]然而，常规班学生的课内阅读材料仅限于纸质的印刷材料，而数字班学生除了阅读与常规班学生阅读内容相同的电子材料外，还可以通过网络获取更多的主题资源，并且可以当堂与教师和其他学生通过平台交流与讨论，数字班学生也因而比常规班学生的阅读范围更广、视野也更开阔、思维更活跃。这也是在大致相同的课内阅读内容的情况下，四年级和六年级数字班学生在阅读加工水平上都明显优于常规班的主要原因，也意味着一对一数字化阅读对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其次，识别校对水平并非简单的识字水平，而是学生对字形、字义和字音的综合反映，主要通过在指定的原文段落中找到错别字并正确修改进行考察，这就要求学生既能根据上下文判断字义、字音找出错别字，又要掌握字形并正确写出该字。儿童心理学研究结果表明，四年级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看小说或故事时大多只注意事件的进程和变化”，[17]关注焦点多停留于文章或书籍的故事情节或整体概况，对单个的汉字或词语等细节方面的关注相对较少，而六年级学生则越来越多地关注字词与语法结构、“事物的规律性知识”[18]等，数字班学生可通过网络环境随时解决各种识字和阅读问题。因而，一对一数字化课内阅读对高年级学生识别校对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第三，阅读迁移水平指学生将已掌握的语文知识、语言文字迁移应用到其他实际情境中的能力；H校的试验班学生在每节语文课都有8～10分钟的时间当堂围绕某一特定主题写作表达，其中数字班学生在电脑上打写，常规班学生采用传统的手写，长期的课内写话训练使得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的阅读迁移水平都同时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而本研究中，在阅读迁移水平方面，四年级数字班与常规班学生未呈现出显著性差异，六年级数字班学生明显优于常规班学生，这说明一对一数字化课内阅读对高年级学生的阅读迁移水平的影响更显著。

2. 关于男女生之间的阅读理解水平差异表现

关于“不同性别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是否存在差异”的问题，国内学者研究发现“小学生阅读能力的男女生性别差异随着年纪的升高有增大的趋势，女生在阅读能力上的优势逐渐明显”，[19]具体表现为三年级男女生差异不显著，四、五年级差异显著，六年级差异非常显著；国外研究也指出小学生的阅读能力存在男女性别差异，且女生明显优于男生，“到青少年时期，这种差别倾向于消失”。[20]这里的“青少年”指年满13周岁但不满18周岁的社会群体，一般多为中学生。因此，从普遍意义上来说，小学低年段的学生在阅读理解能力上不存在明显的男女差异，到了中高年段后男女生差异逐渐显著，且女生优于男生，但到青少年时期这种性别差异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消失。本研究中，四年级数字班与常规班内，女生阅读水平都显著高于男生，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即中年段差异显著；六年级数字班与常规班内，学生的阅读理解水平都不存在显著的男女差异，这与已有研究结论“小学高年段男女生差异非常显著”并不一致。这说明，不管是数字班还是常规班，大量的常规性课内阅读对高年段学生的影响比对中年段学生的影响更明显。此外，四年级数字班男生的整体阅读理解水平明显优于常规班男生，六年级数字班男生的阅读加工水平明显优于常规班男生，即数字班男生在阅读理解某些方面的表现更优于常规班男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长期的一对一数字化阅读在提高男生阅读能力、阅读心智方面具有比较积极的促进作用。

3. 关于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的相关分析

四年级和六年级学生的阅读加工水平、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的交互效应均表现一致。首先，本研究的识别校对水平主要通过在指定的原文段落中找到错别字并正确修改进行考察，即便学生已经理解文章篇章或句子的大致意思，也未必能顺利找出错别字并予以改正。这意味着，阅读加工水平的高低并不影响识别校对水平，识别校对水平的高低也不决定于阅读加工水平，因此二者未呈现显著相关。其次，中高年段的学生开始从“学习阅读方法”到“通过阅读学习”[22]转化，对文章或书籍中结构与内容的整体理解不断增强，并越来越关注人物的内心体验和真实自我的表达，阅读加工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迁移应用与表达的效果，因而阅读加工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呈现出显著相关。第三，数字班的电脑打写与常规班的传统手写，都是学生通过语言的自我建构与内化加工之后真正将语言迁移应用到实际情境的过程，这需要学生对汉字本身拥有足够的识字量，不但要认识字词、掌握字义字音，还要能够灵活运用并且正确拼写出来，因此识别校对水平与阅读迁移水平之间呈现显著相关。

综合来看，关于四年级和六年级学生的研究结论，与前文关于屏幕与纸质两种媒介下的阅读效果已有两种研究结论（不存在明显差异、纸质阅读明显高于屏幕阅读）均不完全一致。笔者所研究的数字班学生的电脑屏幕阅读与常规班学生的纸质阅读是基于长期且连续的常规课内阅读而开展的，而已有研究中的纸质阅读与屏幕阅读大都是基于某一次的阅读行为和效果而开展的研究，研究对象的选择具有较明显的随机性和偶然性。本研究的研究样本仅来自于一所学校，样本量偏小，未来将扩大抽样范围到其他地区和学校，以获得更大范围的取样和进一步的验证与完善。此外，鉴于横向研究设计本身存在固有的局限性，未来将对同一批研究对象开展后续的跟踪性研究，以求更加清晰、完整地探求儿童数字阅读的发展规律。

（指导教师：余胜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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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电话回访 满意度 调查

【中图分类号】R-1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1-8801（2014）04-0346-01

无偿献血是献血者为了拯救他人生命，志愿将自己的血液无私奉献给社会的公益事业，这种无私奉献、救死扶伤的崇高行为是爱心奉献的体现，尊重、关爱献血者是每个血站工作人员的职业道德。为了更好的为献血者服务，了解献血者的需求，同时发现自身工作中的不足，本站采用专人电话回访的方式与献血者进行交流，通过每月随机抽取100名献血者进行电话回访，笔者从对无偿献血人群结构调查入手，在电话回访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为无偿献血长效机制的建设，探索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 调查对象。2012-2013年青岛市中心血站黄岛献血服务部无偿献血者，每月随机抽取100位，共2400位无偿献血者。

1.2 调查方法。对青岛市中心血站黄岛献血服务部的全部献血者随机进行抽样调查，每月调查人数均为100人，全年调查人数共1200人，调查方式为问卷电话访问的方式。回访内容包括工作人员服务态度满意度、工作人员专业素质满意度、工作人员告知事项满意度、纪念品满意度、献血环境满意度5项；满意程度分为非常满意、满意、比较满意、不满意、非常不满意5个档次。

2 结果

2012-2013年青岛市中心血站黄岛献血服务部无偿献血者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2年中各项调查指标除对纪念品满意度外其余满意度均在90%以上，2013年度更是达95%以上；工作人员服务态度、专业素质及告知事项3个项目上，2013年度满意度稍高于2012年度，在献血环境项目上2年满意度基本持平；在纪念品项目上2年满意度水平相对较低，并且2013年度还稍有下降。

满意率计算：每种调查方式的单项满意率=单项满意份数/单项调查回复总份数×100，综合满意率=（所有单项满意份数/单项调查回复总份数）×5×100[3]。

3 讨论

本文通过满意度调查人群的结构分析结果显示，作为建立无偿献血长效机制的突破口，深入了解献血人群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识别和掌握不同人群结构特点，在电话回访中有的放矢地进行特色服务，既知晓献血者当前感受，又了解献血者对未来的需求。

本献血服务部在电话回访中重点抓好以下环节：第一，制定电话回访规范化程序，确保时间适宜、过程有效。针对公务事业人员和在校学生尽量选择周末休息时间进行回访。在征询公务事业人员开放性意见和建议时，要理清本类人群影响献血的主要障碍，包括时间、顾虑、健康和政策透明度等，真正了解他们的献血取向和献血期望。回访过程控制在（2～3）min内，步骤和节奏要合理有序。第二，要重视高满意度人群的回访。这比招募新献血者更重要，一方面，所谓高满意度只是相对的，他们所表达的意见或建议是对不满意因素的补充，在制定改进措施时应作为重要依据利用，另一方面，往往是那些高满意度的献血者才是固定献血者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的建议具有前瞻性，其意见具有普遍性。若对他们服务不周到或需求模糊造成人员流失，那将是重大损失。第三，科学合理分析低满意度人群的不满意因素。低满意度人群尽管在调查中不满意度比例很低，非常不满意的更是少之又少，往往被忽略掉。若某些不满意因素比例过高或者分散，说明我们需要改进的空间还很大，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印证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某些薄弱环节，这正是工作改进的契机和着力点。第四，加大对特殊调查对象的回访力度。对所有献血不良反应者和血费返还者进行电话回访。这两部分人群是无偿献血过程两端的“弱势群体”，前者由于献血前各种顾虑和担心造成献血时的压力，出现献血不良反应，因此，献血后对他们提供生理上咨询和心理上的疏导尤为重要，这种可能使“危险客户”变成“永久客户”；同样后者在血费返还过程中有时也会遇上困难或障碍，通过及时的政策宣导和追踪回访，可使当事者或关联者成为高价值客户或潜在客户。

通过以上所述，电话回访对献血者满意度调查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几个方面：第一，献血人群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其中公务事业人员和农民的献血比例明显增加；第二，单纯从综合满意率很难反映出献血者的真实需求，从表2中也不难看出，两组同样为较高水平的满意率，但不同人群在同一满意度档次上表现是不一样的，公务事业人员、在校学生和农民高满意度比例明显上升，农民低满意度比例明显下降；第三，不论是高满意度人群还是低满意度人群，在对服务态度上都有较大改观，不满意因素均趋于集中，涉及面逐渐减少，且更加理性。观察组中高满意度人群不满意因素主要是献血环境不佳和献血告知不到位，说明这部分人群对献血舒适度和知情权较为关注，相反低满意度人群对技术水平较为看重，这也恰恰说明了不同人群的需求是有差别的。

4 结束语

随着社会进步，献血者的期望也越来越高、越来越多样化，体制深层次的问题可能会得到进一步的显现，电话回访已是了解献血者需求的重要方式，但笔者认为仍要通过不断增设调查内容，扩大调查对象，使得电话回访能更准确、全面、科学地总结献血者反馈的信息，从而提高献血服务质量，促进献血工作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吴月琴，刘颖，王建利，等.某血站献血者满意度调查分析[J].中国卫生质量管理，2008，15（5）：5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