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2 18:08:22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农业经济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一、农业经济发展现状
(一)加快农业发展。近几年来,坚持从战略性主导产业、区域性特色优势产业,地方性特色产品三个层次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积极培育马铃薯、杂交油菜、精细蔬菜、优质瓜果、亚麻、制种等主导产业,初步形成了以优质小麦、脱毒马铃薯、优质油料各占1/3的规模性生产格局;奶牛、肉牛羊、瘦肉型猪三大养殖基地初具规模。全县优势特色农作物种植达48.95万亩,占总播种面积的76.4%。全县建立各类特色产业村27个,总面积15790.5亩,其中良种培育村6个1690.5亩。
(二)特色农业取得显著效益。以提高品质、降低成本、增加效益、促进增收为目标,以优势区域、生产基地为重点,积极推广良种良法,促使先进适用技术向特色农业渗透。围绕提质增效、重点引进亚麻、黑美人、阿尔法等优质专用品种,推广测土配方施肥、设施农业等种植技术和胚胎移植、冻精授配等养殖技术;围绕抗旱节水,积极推广地膜覆盖等节水技术。全县种植各类农作物优新品种52.46万亩,引进各类新品种39个,测土施肥40万亩,建立测土配方施肥示范基地20万亩,全县良种覆盖率达到80%,畜禽良种化程度达到41%,节水灌溉面积达到3.93万亩。
(三)农业产业化水平提高。全县成立农民专业协会组织87个,经纪人580名,年销售各类农产品12.49万吨。以农副产品加工为主的企业近10家,其中威斯顿马铃薯精淀粉加工、湟乳乳制品加工企业已具备生产精淀粉2万吨、奶粉0.14万吨,加工马铃薯12万吨,牛奶1.33万吨的能力。全县规范运行的各类农贸市场达11处,年交易额达1.8亿元以上。
(四)进一步强化基础设施建设。2000年以来,民和县实施农业综合开发中低产田改造项目5项,扩大灌溉面积2万亩,改善灌溉面积7.83万亩,实施人畜饮水工程52项,解决了25万人、16.29万头只牲畜的饮水困难,治理小流域7条,治理水土流失面积453平方公里。实施了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人工造林、封山育林等工程,完成造林面积72.67万亩,封山育林面积33.49万亩。特别是完成退耕还林56.45万亩(其中退耕还林22万亩,荒山造林34.45万亩),惠及22个乡镇、3.73万户、16.3万人,为遏制水土流失、改善生产生活条件、推进劳务经济、促使畜牧业发展和增加农民收入等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
二、农业经济发展优势条件
民和县辖22个乡镇、312个村,总面积1890.82平方公里。耕地面积64万亩,其中水浇地19.3万亩,浅山耕地35.85万亩,脑山耕地8.87万亩。总人口39.58万人,农业人口35.98万人,占总人口的90.9%,农村劳动力17.16万人。年日照时数2400-2600小时,年均气温9℃,年降水量340毫米,无霜期170-200天,平均海拔2100-2500米,全县水资源总量为2.58亿立方米,森林覆盖率为21.1%。
三、制约农业经济发展的因素
(一)农村基础设施薄弱。全县现有耕地中80%为山旱地,十年九旱,各种自然灾害时有发生,同时小型水利设施老化、失修严重,制约着特色农业的发展。
(二)农业产业化水平低。全县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较晚,缺乏与农民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实体,现有产业化龙头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实力弱,辐射带动面不大,农畜产品市场和流通服务组织不健全。
(三)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农村饮水难、行路难、通讯难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基础教育、医疗卫生投入不足,文化宣传阵地和队伍建设滞后,计生基础建设薄弱,社会保障体系和制度不够完善。
四、推进特色农业经济的几点思考
(一)积极推动特色产业向优势产区集中。结合本地实际,注重特色农业区域布局,加快推进农畜产品生产加工、大力发展特色农业。在布局上,川水地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和经济林;浅山地区变对抗性农业为适应性农业,大力发展马铃薯产业;脑山地区积极发展杂交油菜等适宜生长作物。以设施温棚建设为重点,在全县川水沟岔地区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畜牧业方面,继续培养肉牛、肉羊两大优势产业,逐步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养殖基地。
(二)大力培养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坚持用工业化和生态环保的理念推动特色农业发展。以威斯顿马铃薯精淀粉加工、湟乳乳制品加工等企业为龙头,通过项目扶持、招商引资等方式,积极培育和发展马铃薯淀粉、玉米、亚麻、胡萝卜浓缩汁等精深加工企业,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经济效益。积极构建企业与农户、农户与组织之间多种形式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稳固的购销关系。加快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培育农村经纪人队伍。
中图分类号:F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772(2015)10-0032-03
2008年屈家岭管理区提出了建设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建议,2009年华中农业大学张培刚教授、张建华教授等提出“中国农谷”构想,并在荆门实施。至今,中国农谷以发展农业为基础,建立农产品加工产业,进行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优化农业产业经济结构,协调三次产业的发展,建立循环经济体系,进一步加快农业现代化的步伐。
据统计数据显示,荆门是全国重要的优质粮、棉、油生产加工基地,粮、棉、油、生猪、水产等主要农产品产量约占全省1/9-1/8。并于2013年实现农产品加工业产值804.4亿元,同比增长32.7%,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由上年2:1提升到2.5:1,并建立起果蔬种植,特色养殖,食品加工及文化旅游相衔合的循环经济体。2014年全部农业总产值实现增加值351.64亿元,比上年增长 5.0%。
一、循环经济运行机理与发展障碍性因素分析
循环经济是在农业经济的原始运行机理的基础上,把依赖传统的,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的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经济是建立一种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基础上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倡导经济活动模仿自然生态系统的模式,以“3R”为基本原则,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新的资源”的资源反复循环流动的体系。
中国农谷以生态环保,资源高效利用,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因地制宜建立农业循环经济体系,然而,中国农谷这种新型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缺乏相关成熟的技术支撑及发展模式来借鉴,在探索建设的过程中仍然面临着许多不利因素。
(一)技术水平障碍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型的、先进的经济形态必须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作为支撑,然而我国在节能环保产品技术、综合利用技术以及相关专业人员方面都较为缺乏,农业循环经济科技创新体系也尚不完善,还无法为循环经济深化发展提供足够的保障,因而导致建立循环经济体系链不能良好的衔合。
(二)模式性障碍
农业循环经济在我国还并不是一个十分成熟和普遍的经济模式,各地区都还尚处在探索阶段,因此并没有农业循环经济的标准形式或可以复制的标准样式,因此在农业循环经济的建立过程中需要不断的试探和突破。
(三)制度性障碍
政府应当实施有效率的制度并对循环经济的发展起主导作用,对于刚刚起步还不能完全凸显出经济效应的循环经济建设,政府应当予以扶持。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分割及不协调,导致信息的不畅,难以使系统的整体合力发挥出来,严重制约了循环经济的发展,因此推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机制有待于进一步完善。
(四)传统意识性障碍
部分地方企业及政府对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深,过于追求经济短期快速增长,造成环境伤害的同时,部分资源也无法充分利用而浪费。
二、新型农业循环经济发展保障措施
(一)科技水平保障措施
完善农业科技创新体制,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相关地区政府应加强对农业循环经济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注重农业科技发展能力建设,加强相关科技人才的培养,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和科学技术支持。
(二)因地制宜建立农业循环经济模式
根据循环经济价值链,其价值函数可表示为W=W有用物质+有用能量+W可再生物质+可再生能量-W废物可见,在产品一定的情况下,价值链的形成只有通过减少使用剩余物来实现1。因此建立工农业复合型企业,将农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二次资源”作为农产品养殖肥料或企业加工燃料再次利用,来使得循环经济价值最大化,同时亦可借鉴外国成功的循环经济模式,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将循环经济体系最大程度优化。
(三)制度性障碍保障措施
探索并加快地方法制建设,将发展循环经济通过地方性法规予以进一步规范,明确政府、企业、社会(公众)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套完善的循环经济的法律法规体系。并通过“国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专项资金”的支持,促进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依靠国家“863”计划、科技支撑计划等,将农业科技转化成果与技术扩散。在建立鼓励扶持制度法规的同时,也应建立针对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相关的约束机制,鼓励与约束同时进行,为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提供长远保障。
(四)意识性障碍保障措施
加强绿色宣传,发掘与弘扬区域绿色文化,通过绿色消费来引导循环经济,通过经营者的绿色责任与绿色理念来促使其发展循环经济。在发展循环经济的过程中,应着眼于从更大空间范围来规划和设计循环经济实体系统。根据自然资源、产业资源及其“废物”资源、技术资源等分布情况,对循环经济进行宽视野的系统性设计,以使更大范围的更多的经济活动能够纳入到统一的循环经济系统之中,从而实现资源更充分的循环再利用,提高规模效益。
三、总论
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粗放型经济模式以及较低的经济生活水平,导致了整个社会对资源环境问题严重性的认识不够,由于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要战略意义和紧迫性认识不足,导致我国循环经济制度建设落后。为改善这种状况,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若干意见》,通过建立中国农谷,以荆门市为试行试点,试探发展循环经济的最优模式,建立绿色新型农业经济,采用“规模化养殖+粪污无害化处理和利用+沼气能源利用+生态种植”模式,用生态链串起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力求畜牧排泄物“零排放”,在将资源最大化利用的同时协调生态环境的发展。
在追求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的新型农业经济的过程中,发展循环经济是必然结果,通过试点的试行,探索发展循环经济模式及循环链,将生态友好、高效率的农业循环经济体系推广开来,得到更大的普及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李赶顺,王文中,循环经济运行机理的数理分析[M]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
[2] 季昆森,循环经济原理与应用[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4.
[3] 李飞,寿光市新型农业园区发展模式研究[D],西北农林科技大学,2012.
[4] 王国印,论循环经济的本质与政策启示[J],中国软科学,2012(1).
[5] 李峰,我国中部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研究[D],武汉大学,2013.
作者简介:陈爽(1993-),女,湖北荆门人,武汉东湖学院经济学院金融系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刘霞(1993-),女,湖北荆门人,武汉东湖学院经济学院金融系2012级本科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互联网+农业”是借助于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创建农业现代化的新模式,现达到改造提升农业经济的目的。
1“互联网+”对于改造提升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逐渐腾飞,从财力、物力、智力上为我国农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我国长久沿袭下来的一家一户小农生产从业人员数仍然占我国农业人数80%以上,并且在短时间内很难改变,这严重阻碍了我国现代农业发展。
1.1“互联网+”助力智能农业和农村信息服务大提升
智能农业实现农业生产全过程的信息感知、智能决策、自动控制和精准管理,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更加合理化、农业从业者的服务更有针对性、农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更加科学化,是今后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特征和基本方向。“互联网+”集成智能农业技术体系与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助力智能农业和农村信息服务大提升。
1.2“互联网+”助力国内外两个市场与两种资源大统筹
“互联网+”基于开放数据、开放接口和开放平台,构建了一种“生态协同式”的产业创新,对于解决我国农产品销售流通所面临的国内外双重压力,充分开发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提高我们的农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提供了一整套创造性的解决方案。
1.3“互联网+”助力农业农村“六次产业”大融合
“互联网+”通过对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打通整个农业产业链,达到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拓展农业门类、开发农业功能,为全产业链融合的“六次产业”新业态,提供信息技术支持。
1.4“互联网+”助力农业科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局面
“互联网+”带来的新技术、新信息,为消除自然因素带来的不利影响,确保农民丰产增收、突破资源环境瓶颈的农业科技发展提供新环境,使农业科技日益成为加快农业现代化的决定力量。基于“互联网+”的“生态协同式”农业协作经营服务平台,将农业研究专家、农业技术人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等有机结合起来,助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1.5“互联网+”助力城乡统筹和新农村建设大发展
对于在农业领域曾经存在的信息不对称、资源配置不优、公共服务成本过高的问题,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此外,“互联网+农业”还能够把城市的公共服务低成本的辐射到广大农村,降价城乡之间在文化、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差距,能够加速新农村的建设。
2利用“互联网+”改造提升农业经济面临的主要挑战
如何利用“互联网+”改造提升农业经济,需要对“互联网+农业”发展中面临的主要挑战保持清醒认识、高度关注和审慎思考。
2.1“互联网+农业”发展战略选择挑战
在缺少顶层设计的情况下,“互联网+农业”如果各自为政,大家埋头各干各的,到头来整个“互联网+农业”的发展一定是片面的、局部的、不协调的,对整个农业经济的改造和提升也一定是大打折扣的。因此,急需政府出面对整个“互联网+农业”从战略的高度进行规划,从而达到统一规划、逐步推进,平稳向前发展的格局,将“互联网+农业”打造为能够切实改造提升国家农业经济持续、高效、稳定发展的新引擎。
2.2“互联网+农业”发展基础设施的挑战
从目前的情况看,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亟需加强,至今还没有通宽带的村庄就有5万多个,没有计算机的农户家庭在60%以上,农村互联网的普及率也只有30%左右。另外,在农村,农业数据、农业信息技术利用效率低下,即便有些应用,也只是停留在实验示范阶段,不能做到普及推广,如何把信息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是当下面临的挑战。
2.3“互联网+”与现代农业深度融合的挑战
农业是一个庞大的传统产业,受到整个社会政治因素、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等方方面面的影响,农业问题也变得错综复杂。如何在“互联网+”的背景下,把农业现代化的个环节串联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链条,并把新一代信息技术深度融合到农产品生产销售、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农业政务管理等各环节,亟需制定一套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操作方案,推动“互联网+农业”高效发展。
3利用“互联网+”改造提升农业经济路径研究
3.1顶层设计,尽快制定国家“互联网+农业”发展战略
基于“互联网+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国家要尽快实施针对“互联网+农业”的战略性研究。从国家层面,搞好“互联网+农业”顶层设计,研究制定“互联网+农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互联网+农业”产业发展规划,指导“互联网+农业”产业发展和应用示范,防止信息孤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共同开发与利用;制定“互联网+农业”技术研发路线图,逐步实现技术突破创新;加强“互联网+农业”立法,推动农业数据开放、技术人才培养等,为“互联网+农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
3.2优先布局,推动落实农业农村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借助“宽带中国”战略实施方案,在农村地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上多下功夫,尽量实现村村通宽带,并且研发出适合在农村退关的低成本智能终端,开发各类农业信息资源,加强信息化服务中心的建设,提高信息服务水平。同时建立国家农业大数据研究开发与应用中心,覆盖农业大数据采集、加工、存储、处理、分析等全信息链,面向国内外推广基于“互联网+”的农业大数据应用服务。
3.3传统农民向新农人方向的转型
在互联网新的背景下,对于新农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转型:互联网基因、创新基因、文化基因、自组织基因。
3.4在农业生产方面,设计智慧农业解决方案
“智慧农业”系统运用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可实时远程获取温室大棚内部的空气温湿度、土壤水分、土壤温度、CO2浓度、光照强度及视频图像等信息,通过GPRS网络传输到云计算中心,经过作物生长模型分析,可远程或自动控制喷淋滴灌、内外遮阳、顶窗侧窗、加温补光、CO2气肥机等设备,保证温室大棚内环境最适宜作物生长,同时可以根据作物长势或病虫草害情况,由农业专家给予远程农技指导。农户可以通过手机、Pad、计算机等信息终端实时查询温室大棚内环境信息和作物长势,同时可以通过信息终端远程控制温室大棚环境调节设备,从而实现温室大棚集约化、网络化、智能化管理,有效降低劳动强度和生产成本,减少病害发生,提升农产品品质和经济效益。
3.5在农产品交易平台方面,开发多形式农产品交易电商平台
未来农产品电商平台将出现四种,第一,依托原有互联网优势扩张到农产品领域的电商平台,如京东;第二,传统批发市场转型形成的农产品电商平台,如被誉为农批市场转型电商标杆的重庆香满园电商平台;第三,有实力的农产品企业自主打造垂直农产品电商平台,并逐步扩张品类,如泸州老窖商城;第四,个性化高端产品形成的小而美轻模式。
3.6在农产品销售方面,通过互联网推进产品品牌化模式
淘宝出现之后,服装等早期触电品类快速涌现了一大批淘品牌,现在,农产品电商进入快速发展期,褚橙、三只松鼠等品牌借助网络营销的力量,快速完成了传统农产品几年才能完成的口碑积累和宣传推广效果。由于农产品整体的品牌缺位,比其他品类具有更大的品牌打造空间,所以,未来品牌农产品电商将有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1财政支农支出存在的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纵观我国出台的农业政策,可以发现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在农业政策的整个体系中具有重要作用。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农民的收入增加困难,副业增长放慢,农村诸多事业停滞等问题成为“三农”问题的聚焦点,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就更加突出其重要性。然而,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存有总支出不足,结构不尽合理等问题,且财政农业投资从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的效益方面看并不高。
1.1国家财政对农业投资规模支出总额不足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总体规模虽然不断扩大,但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在1978~2014年间,除了1978年,1979年,1980年,1991年,1992年和1998年财政农业投入占总支出比例相对较高外,剩下的年份都是不高;国家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增长幅度大多数年份都低于财政收入的增长,进一步提高增长速度有空间;财政农业投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总是低于农业总产值占全国GDP的比例。
1.2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方面收益不高
研究表明,财政对农业的投入和农民增收、农业增长之间有很强的相关性,尽管他们的增长是非平稳的,但长期来看,财政农业投入和农业增长、农民增收的稳定有一定的协同平衡关系的互动,财政农业资金投入每有1%的增长,农业生产总值就有0.12%的增长,农民收入就将有0.45%增长。总体而言,农业经济发展,有利于增加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但财政对农业的投入,从农业增长、农民增收方面看效益并不高。
1.3财政投入的结构不合理
支持农业生产支出和林业、水利气象部门等费用不合理。在支持农村生产支出里面,虽然有较高的占有率支出,实际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增加非农业投入支持乡镇企业所造成的。在农业、林业、水利和气象部门的运营费用中,一方面事业性支出严重挤占了生产性支出,从而影响资本的实际效率;另一方面,工资和有关福利性花费迅速崛起,而业务基金和其他基金缓慢增长,这样的结构直接削弱财政支持农业。农业基础设施支出的份额较低,并呈下降趋势。数据显示,我国的财政对农业的基本建设投入不足,农业的物质基础保持了较低水平,这限制了财政农业投资在农业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影响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严重不足。研究资料表明,1978~1984年,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总支出比重由0.70%~1.54%;以后波动在0.5~0.7%之间,幅度不大,并且徘徊在低位的范围,这就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的需要。
2财政支农支出政策建议
2.1继续扩大财政支农的规模
增强其贡献的农、林、牧、副、渔业的附加值。各级政府要认真落实涉农责任,确保支农资金的有序发展,提高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一方面,要逐步提高对农业的财政支出的总体水平,保证国家财政支农资金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对农业的财政支持应该是创新的方式,使用补贴,贴息,担保,项目申报,税收减免等手段,充分发挥农业金融的指导作用,杠杆效应和放大。
2.2优化改善财政支农支出的结构
最大限度发挥财政支出作用。研究表明,事业费支出对农业产出和效果并没有显著作用,对增加农民收入可能有作用,但效果远远超过生产性支出。因此,各地区应大幅削减支出,把有限的财政资源用在更高的产出和生产性支出上。如农业相关的机构可以简化,合并重复设置部门,人员分流,减少行政开支,提高管理效率,使支农资金过于分散,难以形成合力的情况得以改观。
2.3财政支农政策加快转型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国家的财政资金有了质的飞跃,因而财政资金支农的投入要着眼于投入直接关系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科技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上,充分发挥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性作用。
关键词:农业经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
农业经济水平显示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水平,而衡量一个国家的富裕水平看的就是经济增长水平。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农村,因此注重农业经济发展是重中之重。当今,农民已经告别了手工收割,越来越多的收割机、播种机等大型机器相应出现,需要的专业人员也更多,导致人力资本成为了影响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
1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
制约农业经济增长的因素有3点: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对外贸易。中国的农业国际化水平较低,所以对外贸易对于农业经济增长影响不大。而物质资本主要包含机器、设备、厂房、建筑物和交通运输设施等[2]。对于传统的产业经济来说,物质资本处于领导地位,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远远超过了物质资本,成了制约农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2现阶段中国农村人力资本投资状况普查及特点
农村人力资本投资主要包含教育、培训、保健和迁徙。教育,是指为子女教育经费或者深造的经费;培训包含给予招收人员的培训经费;保健即健康,就是农户为健康所支出的费用;迁徙包含交通、通讯等费用。
2.1人力资本投资普查
2.2人力资本投资特点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但农业的发展仍处于较低阶段。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农村土地使用非农化种植成为了主流。将分散的土地集中化经营,成了解决农民经营不善的主要途径;同时,合理、科学地使用各种辅助生长制剂成了政府和农户关注的重点[3]。中国的发展策略是农业与工业并重。农村的收入与城市相比较低,因此大量人员向城市转移成为了普遍趋势。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的经济发展面向五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城镇化、绿色化和信息化。为了适应经济新常态,农村加大了对教育的支出。同时,教育支出的增加也显示了农民想要提升自身素质的追求和顺应时代需要作出的努力。迁徙支出的增长显示,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追求高品质的生活。保健支出的增加显示农户也开始注重健康问题。但农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导致大部分农民仍选择将生活保障放在第一位而忽视健康保障。
3结语
人力资本是影响农业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将3个时间段(第一时段为2000-2004年,第二时段为2004-2008年,第三时段为2008-2013年)的人力资本总投资值导入DEA模型得出的DEA平均得分显示出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其中第一时段为0.796,第二时段为0.812,第三时段为0.864,以上数据可以显示对于人力资本的投入呈上升趋势。且从表1中的普查信息中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从表1可以看出,对人力资本投资占比最大的是教育投资,与我国实行的科教兴国战略接轨;教育投资一直是农户的重心,但相关书籍显示,至少培育2代以上的人,才能使教育带动经济发展。因此,对教育的投资不具有长期性,难以成为稳定收入的基本。迁徙支出的增长幅度比健康支出的增长幅度大,提示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注重迁徙支出,同时健康支出的增长空间也较大。
作者:武丽红 单位:甘肃省高台县宣化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杜江,刘渝.农业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物质资本,人力资源,还是对外贸易?.南开经济研究,20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