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历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

1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20世纪90年代末，市场化体制不断完善，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区域经济成为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器。区域经济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珠江三角洲区域经济和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长江三角洲的经济一体化是我国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缩影，笔者认为长江三角洲的发展历程可归为三次发展浪潮。

1.1 第一次发展浪潮

上海经济区在20世纪八十年代初成立。最初，上海市、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常州、南通与浙江的杭州、绍兴和宁波等十个城市包含其中。经过试验性的改革，上海经济区最终覆盖了江苏和浙江全省以及上海市。随后，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分别在1984年、1985年、1987年加入上海经济区。这一时期，由于地方竞争激烈加之上海经济区的范围逐渐扩大，没有区域性协调机构的统筹，上海经济区的发展并不成功，八十年代上海经济区的每年的年增长率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

1.2 第二次发展浪潮

20世纪九十年代，中央在撤销“上海经济区”并提出了“开放浦东”的发展战略，从此浦东新区成为上海以及整个长三角经济圈的新高地。但从总体上来讲，长江三角洲的一体化发展在九十年代有了质的跨越，在第一次发展浪潮中，苏浙区域合作的形式主要是国有大型企业与浙北的乡镇企业之间的进行挂钩，进行横向的配套合作，在合作范围上主要是工业加工上进行对接。而在第二次发展浪潮中苏浙沪区域合作模式转变为“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利用浦东的优惠政策以及上海的国际影响力大力吸引外资以及技术引进，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不断被挖掘。

1.3 第三次浪潮

21世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已经突破了“长三角”的地域概念，一举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圈。其原因有二：第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得中国的经济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全球化的下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发展平台，外商把大上海区域视为投资的首选区域；第二，随着市场化趋势逐渐明朗，在南通、杭州等与上海联系紧密的地区的民营企业开始大规模地进军上海，此外，上海也积极进行与省外企业进行产业转移的对接。

2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存在的问题

2.1 区域内产业结构同质化，缺乏有效分工与整合

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趋同问题成为近年来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绊脚石。一方面，由于缺乏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制约、区域合作制度化水平较低以及各区域的信息不对称长期无法解决，另一方面，长三角地区的工业原材料和资源匮乏，主要依赖进口和远距离运输，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各地区产业不能进行有效的细化和分工，不能在区域内进行有效的优势互补和差异化竞争。

2.2 区域内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性较弱

长江三角洲地区内各个行政区政府比拼业绩使得区域内的恶性竞争和经济壁垒加强，加之缺少高层决策部门的统一调度，造成大量经济资源浪费。区域内的资本、信息、人才、技术等生产要素存在分割和封锁，使得区域内的生产要素无法自由流动。

2.3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部城市发展缺乏精确定位，区域内各城市发展缺乏整体协调分工

长江三角洲区域内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以上海、苏州、杭州为中心三个大型的城市群。各个城市在规划建设上缺乏统一观念和恶性竞争使得在工业发展和对外贸易上不能有效地进行分工合作，限制城市之间的互联发展。再者，由于 城市间的行政经济壁垒，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通讯信息化互联设施满足不了长江三角洲整体的城市化水平的发展需求，导致区域内整体效应的优势潜力不能发挥。

3 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是要建设以上海为龙头，以大都市圈为载体，以国际化、市场化为目标打造长三角世界级城市群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新模式。针对上述问题，下文提出四点建议。

3.1 基础设施一体化

快捷方便的交通、全覆盖的通讯网络是保障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基础。一方面，区域通设施的建设可以降低区域之间物流运输成本，是区域内资源流动共享的基础，与此同时交通链条区域的相关产业也可得到发展机会。另一方面，全覆盖的通讯网络体是信息化的载体，其建设可以使信息共享最大化、保障长三角地区物流网的安全、促进三角洲工业化与信息化的融合。具体来讲，第一，依托上海的金融、贸易、服务等优质资源，提高国际集装箱的运输比例。第二，宁波、舟山等港口群逐步建设成为上海港的深水外港和中转港。长江沿岸的港口群要形成协调发展的内支线港和喂给港。此外，在陆路交通的建设与大港口群建设需要协同，以此扩大航运网，增强港口的辐射作用

3.2 产业一体化

产业一体化是沪、苏、浙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主体部分。可以根据一体化阶段不同，产业合作的范畴和规模可以进行适应性调整。所以，对于第三产业的发展，一体化形式可以从旅游、商贸、金融入手，同时实现错位竞争，即对同一领域的发展可以在规模、功能和对象上进行细分。首先以这些领域作为突破口，再向其他领域扩展。

3.3 制度一体化

在制度设计方面上笔者建议可以从三方面入手：建立制度的主体、构建区域一体化法制、建立区域共同市场的规则。另外，制度建立不能流于形式，建立高层决策机构协调各方力量，实行以政府为主导的跨界发展政策。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构建需要有效的执行机构作为助力器，以制度性合作推动功能性合作，因此需要对已有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经济协会”的功能及运作进行升级。洋山深水港是浙、沪两省政府跨界合作的重大发展项目，是制度一体化推动功能一体化的典型体现。

3.4 市场一体化

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建设的本质是建立区域共同市场。区域内市场体系需要的不仅是商品市场的还有各类要素市场的参与，因此需要疏通产品、服务、人才、信息的流动通道。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建立和完善市场竞争规则，实现市场竞争的有序性和公平性。建立有效的市场规则，笔者有以下几点建议：第一，发挥上海的国际贸易核心地位的优势，江苏的制造优势和浙江的销售优势，引导优质企业强强联手，共同建设面向本区域性、全国性、甚至全球性的大型商品、服务要素市场。第二，在上海、杭州、南京、宁波等中心城市实现错位竞争，即利用各自优势发展不同类型和规模的商品交易市场，并且建立起跨区域的集团进行各类生产要素市场的流通，实现合作共赢的局面。第三，在区域在运用国际统一标准规范市场行为，建立商业信誉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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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柴锡.梅推进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以图画的制度设计研究 [D].南京：南京理工大学，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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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论文关键词】 欧盟 经济一体化 欧洲模式

欧盟作为当今世界上成立最早、成效最卓著和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其50多年的发展历程和其取得的巨大成就为世界展示了一个具有欧洲特色的经济合作模式，在区域经济合作迅速发展的今天，越来越多的地区从欧洲模式中寻找经济合作的经验和灵感，通过分析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来分析欧洲模式，以期对现实有所指导意义。 一、欧洲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欧洲经济一体化以“舒曼计划”为起点，启动了从煤、钢、原子能领域到共同农业政策领域，乃至货币联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经理了从欧洲煤钢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乃至欧洲联盟的一个过程。站在历史的角度，这一发展进程明显的分为四个阶段。

1.共同体建立到1968年关税同盟的建成以及1969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实施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一个阶段。1958年，欧洲煤钢共同体的六国在意大利的罗马签订《罗马条约》，决定将他们之间的合作扩大到原子能和其他经济领域，决定成立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和欧洲经济共同体，这样欧洲经济一体化就由一个领域扩展到多个领域，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机构也出现三个共同体共存的现象。特别是《罗马条约》规定了下一步一体化的新目标：建立关税同盟和实施共同农业政策，从而经济一体化进程有约可依，按照条约规定的日程进行。到1968年，关税同盟提前一年半实现，共同农业政策也开始进入实施阶段。

2.自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开始到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二个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国际形势的恶化，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受到极大的限制，共同农业政策执行难以为继。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石油国石油禁运带来的能源危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危机使得欧共体国家纷纷采取自保的政策，贸易保护主义盛行，欧洲市场分割严重。在七十年代，欧共体国家提出的稳定货币汇率的经济货币联盟计划也最终流产。只是到了70年代中后期国际形势相对缓和时，欧共体才建立起稳定货币汇率的欧洲货币体系。

3.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前期，欧洲统一大市场的建立和欧洲经济货币联盟的发动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第三个阶段。进入八十年代后，欧共体国家迎来了一个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加上世界经济区域化浪潮的推动，欧洲在次走在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前列。1987年签署生效的《单一欧洲法令》规划了欧共体到1993年实现成员国之间在商品、劳务、人员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为特征的欧洲统一大市场。与此同时，为统一大市场的正常运作做准备，在欧共体执行委员会主席德洛尔的主导下，开始了实现欧洲单一货币的准备工作。可以说，在这个阶段欧共体变成了一个具有经济联盟性质的共同市场。

4.以90年代初期《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签订和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的启动为标志，欧洲经济一体化走进其发展的第四阶段。冷战的骤然结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等，欧洲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特别是剧变后的中东欧开始了一个申请加入欧盟的“回归欧洲”的过程和统一后德国在欧洲地位的变化。最终欧共体国家选择了更深层次的一体化。1991年12月的《马约》是一体化进一步深化的表现，它确立了欧洲一体化的三根支柱，并以第一根支柱——经济与货币联盟作为其发展的重心。此后经过1997年的《阿姆斯特丹条约》、2001年的《尼斯条约》和2011年的《欧盟宪法条约》，欧洲经济合作向一个完全经济体化的经济联盟更加接近。

二、欧洲经济一体化的特点 尽管在欧洲经济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一体化或者迅速发展、或者徘徊不前、或者硕果累累、或者成就难觅，但是最终欧洲一体化还是得以顺利的进行，体现了欧洲经济一体化独特的进程特点。

1.一体化过程的渐进性。无论是合作的范围、领域，还是组织协调机构的建立、运行机制的完善以及一体化程度的发展本身，都体现了一个渐进性的发展历程。而且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6国煤钢领域的一体化发展到现在27国开始走向经济和货币联盟，每前进一步都是欧盟成员国反复协商、谨慎考虑后的结果。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对给成员国一定的准备和过渡时间。

2.一体化过程的协调性和妥协性。欧盟是各国联合起来组成一体化 集团，由于各国国情不同，在一体化的过程中难免会产生分歧和矛盾，甚至是激烈的争执乃至对抗，但欧盟各国最终都能认识到一体化集团是他们获得发展的最快、最好的经济组织形式。成员国为了实现共同利益通过互相协商和互相配合，通过实施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原则来消除矛盾。这些原则包括:民主平等原则、共同受益原则、核心欧洲原则以及灵活性原则。

3.组织运作机制的超国家性和均衡性。为保证一体化顺利进行，欧盟设立了具有一定的超国家性质的组织协调机制。这些机构的设置和权力的分配上不但强调每个成员国参与，而且强调各机构在其管辖范围内超越各成员国政府的权力，以及各机构既相互独立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从而凸现出欧盟独特的组织运作机制。

4.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外部敏感性。这主要是指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进程深受世界外部环境的影响。一定时期的国际形势对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步伐影响较大，欧洲经济一体化体现出明显的对外部环境的敏感性依赖。如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和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使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缓慢，也导致一体化步伐受到严重影响，更为严重的是使欧共体在20 世纪70年代就提出的在10年内分阶段实现经济与货币联盟的计划也因此受阻。 从一体化的进程和特点看，欧洲经济一体化的这一发展模式的出现，既有二战后独特的历史条件——冷战的大环境，更有欧洲各国在应对来自外部环境时所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

篇3

关键词：中国；日本；韩国；FTA；战略

一、中国的FTA战略

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已成当前国际经济中最为重要的发展趋势之一，任何国家要想经济持续发展，都不可能回避这趋势。由于经济全球化风险的同步凸显，以及在WTO框架下推行全球经济贸易自由化日益困难，各国都将发展经济与贸易的视角放在地区间经济一体化上面，纷纷签署双边或多边的FTA。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大国，必然能认识到这种趋势并且努力顺应这种趋势，使自身在这种趋势中获益。

（一）中国参与FTA历史进程

受以前“不结盟”外交思想影响，中国参与地区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较晚。直至2001年加亚太贸易协定 后，中国才正式开始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十七大报告中，中国更是首次提出了要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标志着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加速向前迈进。 自自由贸易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先后与新西兰、秘鲁、哥斯达黎加等国签订了自由贸易协议，与澳大利亚、冰岛等国正积极开展自由贸易协议谈判，与印度、韩国、日本等的自由贸易区建设相关研究也正在进行中。

（二）中国参与FTA的战略目标

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的飞速发展不仅归因于中国对自身的清醒认识，也在于中国根据不断变化国际经济形势，能适时不断调整自身经济发展战略。中国正积极实施FTA战略，试图以方位的、多层次的方式构建自身的FTA网络。十七大报告中的FTA战略，将FTA战略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这对于推动中国与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的来说，从中国经济战略的角度看，中国参与FTA的总体目标可以定位为“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FTA网络，以此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为中国经贸发展创造条件”。

（三）中国参与FTA战略的选择路径

从当前中国自由贸易区建立的情况来看，中国参与FTA仍然处于一个初级阶段，需要不断加强战略规划，特别是要从战略层面设计参与路径、具体的参与政策策略等。

制定中国FTA战略总规划。虽然中国已明确提出实施FTA战略，但是至今仍未建立起目标明确、设计有序、措施具体可行的国家FTA战略，这种情况不利于中国及时适应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不利于中国最大限度获得自身需要的战略利益。为了更主动，更积极有效地参与区域经济和世界经济事务，提升中国在区域和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中国必须从推动对外贸易、缓解贸易冲突、实现经济优势互补和寻求政治利益等多角度出发制定一套总体的FTA战略规划。

成立FTA专门机构，由专门机构负责具体实施FTA战略及处理FTA相关事务。中国在正式确实了自身的FTA战略后，中国也应成立一个能够起主导和协调作用的专门机构，负责研究、制定及管理FTA战略实施等有关工作。

3、加强对FTA战略的宣传，积极落实行动，加快FTA战略进程。为了更好地实施FTA战略，中国在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同时，中国政府应该大力宣传、普及FTA相关知识。

二、日本的EPA/FTA战略

日本对于何为EPA/FTA，是这样定义的：“FTA（自由贸易协定）是国家或地区旨在减少同贸易方间贸易障碍和废除外商投资服务贸易管制而签订的国际协议；EPA（经济伙伴协定）是贸易国家除了签订FTA一般内容外，更是为了放宽在投资和移民领域的限制而签订的国际协议”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日本的EPA比FTA包含内容更广，EPA要求在更广的领域，比如说一切外国投资和外国移民等领域达成某种协议。这比FTA要求更高，日本的EPA战略就在于构建一种比FTA更紧密的经济联系。这也可解释为什么日本的是EPA/FTA战略，而不仅仅是单纯的FTA战略。日本作为一个以前对多边贸易不太积极的国家，作为后来其对多边贸易的日益重视和其力图实现后来居上的赶超心态，日本的这种FPA战略新思维和新实践正是为了摆脱其落后于中国、韩国等国FTA战略的真实反映。

（一）日本参与EPA/FTA历史进程

战后，在贸易立国战略指导下，日本始终坚持在GATT/WTO框架下推进贸易自由化进程，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一直持怀疑态度。然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区域经济一体化浪潮冲击下，日本感到了自身有被边缘化的危险。特别是新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和韩国先后分别与东盟签订自由贸易协定，一向以亚洲经济领导者自居的日本更是感受

到了这种危机，因此，在此后的对外经贸中，日本采取了比FTA更紧密的EPA战略，日本先后与东盟各成员国及东盟签订了经贸关系更紧密的EPA。日前，日本正在与更多的国家开展EPA/FTA相关的谈判和研究。

（二）日本FTA /EPA战略目标

实现日本经济持续繁荣（Strong economy）。 基于WTO等多边贸易体系短期内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而世界主要贸易大国都纷纷建立FTA的背景下， 日本为了摆脱“新兴国家迅速崛起和日本经济逐渐下滑的颓势” 这种现实困境，同时也为了避免“日本的投资贸易环境吸引力下降趋势”，日本要实现经济持续繁荣，就必须“推动同主要贸易国家缔结更高水平的经贸伙伴关系及其它类似的经贸关系协定” 。

维持日本在东亚的经济领先地位。21世纪以来，日本不仅感受到了来自美国、欧盟等传统经济对手在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方面的压力，同时也感受到了来自像中国、韩国等亚洲国家的挑战，因此急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上实现超越，促使日本积极推动FTA/EPA进程。

国家战略安全的考量。日本作为自然资源贫乏的国家，对外资源依赖性强，因此，日本希望借经济一体化来获得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从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中达到日本国家经济安全的目的。

（三）日本EPA/FTA战略选择路径

根据2004年的《关于今后推进EPA的基本方针》，日本政府对于EPA的对象选拔遵循这样三个标准：一是形成对日本有利的国际国内环境；二是保证日本经济持续繁荣；三是日本EPA/FTA对象实现EPA/FTA的可能性。又据《日本的FTA战略》， 其主要的选择标准有：

经济标准：贸易伙伴对象的经济规模总量和分析它们所处的发展阶段，评估通过EPA/FTA，是否能促进日本经济的发展和扩大双边的贸易、经济关系以及签订EPA/FTA对日本国内产业以及经济改革和结构调整的影响。

地理标准：首先是致力于加强亚太域内经济关系，促进东亚及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而实现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稳定，然后是加强与亚太外其他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战略伙伴关系，最后促进与世界其它国家的经贸关系。

政治外交标准：致力于与那些政治稳定、统治能力强和民主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建立EPA/FTA谈判，以经济关系加强友好关系，推动日本战略性经济外交的开展。

现实可能性标准：根据日本国内民意及日本敏感产品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看谈判双方是否能达成在自由贸易方面的共识。

时间标准：根据日本的市场开放能力和谈判能力、与WTO谈判的关系及与日本政治、外交和经济的关系，预测日本是否能与其他国家、地区进行自由贸易。

据以上标准，日本对EPA/FTA对象进行了重点划分和规划。第一，以东亚为中心，力图在中长期内构筑起日本的领导者角色（Play a leading role ）地位，这也是日本EPA战略布局的重点。第二，为保证日本资源、能源的稳定供应，因此，日本积极开展同资源和能源大国（比如澳大利亚、印度、南美国家等）的EPA/FTA谈判。第三，开展价值观外交，构筑日本“自由、安全与繁荣之弧”。因此，美国、韩国、东盟、印度以及澳大利亚等这些与日本在意识形态上相同的国家在日本的FTA战略中占有重要位置。

三、韩国的FTA战略

韩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以出口导向为主和对国际市场有相当依赖程度的国家，其对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有着非常敏锐的感知力，因为对国际市场是否具有足够的感知度，直接关系到韩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因此韩国对于FTA战略极其重视，这深刻地反映在其对外贸易实践中。

（一）韩国参与FTA历史进程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韩国就不断从多边贸易体制中受益。韩国一直以来都非常强调多边主义原则，对区域内的经济一体化表现得相当冷淡。但自2003年卢武铉上台后，韩国政府在恪守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积极推进与大型发达经济体的FTA谈判和签订。“在这种思想的主导下，韩国政府的FTA战略基调就定位于‘同时多边行动’和‘全面的、高水准的’自由贸易协定签约原则。” 现如今，韩国已将FTA战略作为一项重要的推动本国对外贸易和拉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经济战略。

（二）韩国FTA战略目标

目前，韩国在推动本国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原则下，正从区域内的FTA政策转向区域外的FTA政策，为何有这种转变呢？

首先从传统国家利益方面来看，一是为了韩国的经济发展和保障国外市场。二是增强韩国的国际影响力。韩国推行FTA战略一方面是为应对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现实，同时也是为了保证韩国国际商品市场占有率，通过FTA的签订来改善外部商贸环境，并持久增强韩国产品竞争力。

再从国际经贸易体系变化方面来看，随着国际经贸体系的急速变化，区域贸易协定在全世界广泛扩散。当前国际贸易体系的一大特点是区域贸易安排（Regional Trade Agreements，RTAs） 的迅速出现。RTAs的迅速增多表明，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采用RTAs这种新的而且重要的贸易政策工具，这是对多边主义贸易政策的补充辅助。因此，韩国也正是从这种国际经贸体系的变化中，积极寻求区域外的FTA战略伙伴，来达到本国经济的收益最大化及增强本国的国际影响力。

（三）韩国FTA战略选择路径

根据韩国外交通商部 于2008年的《韩国FTA政策》来看，韩国认为应该通过FTA政策来弥补WTO的不足，其主要的贸易伙伴积极开展FTA谈判。其主要的标准有：

推动的方向是与大型发达经济体和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国家签订FTA。韩国在同周边国家比如东盟各成员国、中国、日本展开FTA谈判和签订的同时，积极推进着与大型发达经济体（欧盟、美国等）FTA协商、谈判、签订的步伐。

韩国政府所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包含的内容广泛，签订协定的成果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商品领域，更是包括了新兴的服务领域、投资领域、政府调控、知识产权和技术标准等领域的内容。

广泛征求国民意见，在国民共识的基础上推进FTA进程。韩国为了推进韩国国民对FTA战略的共识，在FTA的签订中，不断提高FTA透明度，FTA签订过程在全国范围内征集意见，争取取得国民共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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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马春辉.中日韩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前景研究[ J] .东南亚纵横， 2009 （2）.

篇4

[论文摘要] 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并通过对欧、美、非三种区域货币合作的动因、模式、汇率制度等方面的比较后，得出启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区域货币合作已成为国际金融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并在部分国家和地区出现尝试性实践，其中欧盟的区域货币一体化进程最引人注目。与区域货币合作直接相关的理论是最优货币区理论(简称OCA理论)。本文介绍了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理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对迄今为止几个影响较大的区域货币合作案例进行剖析，通过对欧、美、非三种货币合作的比较后，认为区域货币合作是今后一段时间内亚洲货币金融合作的重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

一、区域货币合作理论的产生和发展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 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 (R.I. McKinnon )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 (P.B. Kenen) 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 (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 (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主权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主权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 (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 & 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主权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 。“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 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篇5

[关键词]环渤海；区域旅游；竞合模式；竞合机制

环渤海地区旅游资源是以北京为首位城市，天津为次首位城市，青岛、大连、秦皇岛为此区域中心，丹东、营口等城市为补充的双核多中心多极网状拓扑结构。

1、环渤海区域旅游竞合模式的SWOT分析

1.1优势分析

（1）旅游资源优势。

环渤海地区优越的地理环境和悠久的历史文化孕育了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在旅游资源开发上各地各具特色，互补性很强。

（2）经济优势。

环渤海地区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城市群、工业群、港口群最为密集的经济区域之一。外商投资较为密集，且分布着众多国家级的开发区和保税区，同时，东北亚区域合作开发开放的势头较猛。因此，该地区成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极有其内在的必然性。

（3）区位及交通优势。

环渤海地区位于我国华北、东北、西北三大区域的结合部，内涵京津，外邻日韩，怀抱渤海，处在“东来西往，南联北开”的重要位置。

1.2劣势分析

（1）区域内城市旅游业发展不均衡。

环渤海区域内的城市旅游业发展首位度很大，北京作为这一地区的首位城市，旅游业发展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区域内旅游业发展极不均衡。

（2）市场通道不够顺畅。

环渤海地区市场观念相对落后，合作意识比较淡薄，地方保护主义和市场分割现象阻碍了经济资源自由流动和跨地区合作。

（3）区域旅游产品单一，结构不合理。

环渤海地区凭借丰富的自然与人文旅游资源，多年来形成了传统的华东观光线路和旅游产品，占该地区旅游市场的主要份额，但对“回游客”市场吸引力不足，单一的观光旅游产品的简单组合将限制区域旅游合作的深化发展。

1.3机遇

（1）国家的政策扶持。“十一五”计划纲要中明确指出：“进一步发挥环渤海、长江三角洲、闽东南地区、珠江三角洲等经济区域在全国经济增长中的带动作用”。标志着整个环渤海区域经济联合将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也为环渤海区域旅游合作与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

（2）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伴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浪潮，作为经济前沿地带的环渤海地区面临破壁互融、互动沟通的又一轮新发展，推进环渤海区域地区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3）奥运经济的推动。2008年奥运会的举办，将为北京和区内其它城市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奥运经济将推动环渤海地区旅游、会展、物流、建筑、商贸、城市规划和建设等各领域的全面合作与发展。

1.4威胁

（1）行政体制的束缚。在高度集中的旧旅游管理体制下和以地方利益为前提的政策导向使雷同的旅游项目在区域内盲目重复建设，造成旅游资源和建设资金的极度浪费。

（2）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挑战。从长三角的旅游合作发展历程来看，从2003年开始，进入了区域旅游合作的融合阶段。而环渤海地区虽然从1985年召开的渤海湾经济圈协作研讨会就开始了旅游合作，但现阶段旅游合作仍处在一种较浅的层面，大范围的区域合作还没有形成，更多的是次区域合作。

2、环渤海区域旅游建立竞合模式与机制的建议

2.1强化合作意识，摆脱体制约束。

转变观念是区域旅游合作面临的最大问题。为加快区域旅游一体化的进程，形成多方位、深层次、多形式的旅游合作，政府在其中必须发挥相应的引导和推动作用，引入全区域旅游效益最大化的概念，打破现有的以行政区域为主导模式的区域旅游功能的分工和分割，促进旅游要素的无障碍流动，在规划协调、环境保护、交通配套、政策扶持等方面营造有利于合作和发展的软环境，消除障碍因素，促进经济要素自由流动，形成区域自由、开放、统一的大市场。

2.2加强优势互补，形成“规模效应”。

旅游资源的地域分异性导致了不同旅游地的差异性，而旅游者的流动正是在这种区域内差异的驱动下产生的。合作开发旅游产品不等于简单的产品组合，关键是要根据不同的消费需求，开发多层次、全方位的旅游产品，力求创新，培育新型的消费热点，保持组合产品的持久生命力。

2.3坚持以市场为主导，支持旅游企业跨市联合。

在区域旅游竞合过程中，应吸引国内民间资本通过各种形式和渠道流向旅游开发领域；将现有旅游开发实体改制为股份制公司，积极创造条件上市，实现快速融资，发挥行业龙头作用；加大整合实力较弱的各地中小型旅行社的力度，按照股份制和连锁经营的方式组建大型旅游服务公司，形成有一定规模与数量，具备较强竞争力的旅游服务集团。

杨新春

参考文献

[1]潘文达.环渤海区域经济发展战略初探[J].学习与探索，2005（3）.

[2]陈建华.奥运概念与环渤海经济的崛起[J].特区经济，2005（1）.

[3]史春云，张捷等.区域旅游竞合研究进展[J].地理与信息科学，2005，（5）.

篇6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 区域一体化 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 新区域主义理论

一，序言

经济学是一门教导人们如何利用自己手中有限的资源达到福利和效用的最大化的学科。国际贸易学的研究出发点也是出于此，其目的是为了使在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交换行为达到消除贸易壁垒，消除隔阂，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各种生产要素最为合理的配置以达到整个全球福利，效用的最大化，在此层面上说，全球一体化无疑是最佳的方式和最佳目的。

既然全球经济一体化如此光明和美好，那么他的进程一定会顺利和通畅，可是事实却是恰恰相反，经济全球化进程无比艰辛，我想用“艰辛”这个词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吧。回首关贸总协定的成立到WTO的成立以及有关旨在消除所有壁垒的GATT多次谈判，多哈回合的挫折，西雅图回合的挫折，人们不尽要问为什么？为什么那么“美好”的进程却在现实过程中屡屡受挫？仔细的审视当今世界的经济格局，大力推行经济一体化的往往是那些所谓的经济强国，我们将其称为核心国家；这些国家一方面在不时的为全球经济的发展“谏言谏策”，但实际上他们才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最大的阻力，他们阻碍着一体化的进程。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不仅在向世界推销他们的商品，而且还在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规则，这些规则表现出来就是当前的世界经济秩序，这些规则潜移默化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使之认为这就是全球化，这就是全球化“盛筵”来临之前所要支付的一点点“小费”。他们一边大肆宣扬自由化的好处，要求发展中国家打开市场，推进自由贸易；同时却在另一方面十足的阻碍一体化的进程，例如在欧美日等发呆国家在农产品方面，在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方面处处设限，实施歧视性的措施和报复政策，这些无论从哪个层面来讲都不是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表现。

正当全球一体化迟迟没有进展的情况下，区域一体化趋势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发展兴起了。正如之前我们所学的，区域一体化到目前为止共经历了两次，一次是在在二战之后，另一次是在冷战结束以后，我们在这里所要提及的是指第二个。当1957年欧洲联盟的前身“欧洲共同体”成立时，美国绝对没有想到其能发展到当前这个基本包括除俄罗斯之外整个欧洲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欧盟成功的示范效应更是使得其他国家纷纷效仿，交通论文当前随着欧盟的发展壮大，美国这个经济霸主也感觉到了竞争的压力，其在1994年正式成立由加拿大，墨西哥与其组成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实都能看出美国的这次区域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出于对抗日益强大的欧盟和日本。在日本经济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萎靡不振后，美日经济同盟很大程度上已无法抵挡欧盟的竞争，这时成立的北美自由贸易区，其更大意义上是出于经济上制衡欧盟的经济力量。一个是欧盟——世界上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区域组织，一个是北美自由贸易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的区域一体化组织，针对彼此，相互之间的竞争意味尤为强烈。

在发达国家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整个亚太地区的地理上的重要之处，从世界地图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亚太地区位于欧盟与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中心具有特殊的地理特点。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东亚经济的快速腾飞，先是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之后更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整个世界都将其注意力放到了东亚地区，在存在之前的竞争的情况下，整个东亚都成为世界经济博弈的焦点。该结论最有力的论据就是——APEC，APEC的成立其实并不是一个区域一体化组织，更大程度上说是美国挟东亚诸国仅以制衡欧盟的一个工具而已，其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个松散的毫无实质作用的论坛。对应而言，亚欧峰会也是出于此目的。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经济发展所走过的每一步都是那么不易，才有了今天为世人所看到的巨大成就。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性（大国，经济实力，政府的有效性等），今后我们极有可能不得不会面临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强有力的竞争。对此，面对像美国和欧盟这样的态势，以及未来势必出现的全球范围内的区域一体化组织的竞争，我们势必要做出应对——毋庸置疑，积极地加入区域一体化组织是我们所必须要做的，但是选择我们的伙伴一定要从多方面来考虑，经过我们的从传统区域一体化理论，新经济地理学和新区域主义理论的角度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势在必行。

二，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的内在动因

我们知道，传统的区域一体化理论是建立在瓦格尔（1950）提出的关税理论和罗宾逊（Robson.P1984）提出的自由贸易区理论上，进而分析贸易创造效应，贸易转移效应得出规模经济，认为同盟越大，关税同盟越有条件改善他们的贸易条件，同盟后，盟内国家福利将会得到改善；后来又加入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进行补充，最后得出了区域一体化的5种形式：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经济同盟，完全的经济政治一体化。可是当时间的车轮走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人们发现传统理论已无法解释当前的贸易经济一体化，例如无法解释欧共体成立后相似产品的贸易量大幅增加，这就使得人们逐渐开始追求新的思路，着眼于规模经济和产品差异化的相互作用（Krugman 1979，Dixit&Norman1980）以及用不完全竞争及激励积极地市场细分来解释这类现象（Brander&Krugman 1983）而修正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理论则出现在这时，主要有新经济地理学（Dixit&Stiglitze 1977）和新区域主义理论。下面就分别从中国与东盟国家两方运用修正的区域一体化理论对形成自由贸易区的内在机理进行分析

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首先是基于中国自身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的，在加入WTO之后，虽然我国的贸易条件较之以前已获得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我国人需要一个稳定的市场作为后盾，由于之前关税的存在，使得我国的优势产品的出口一直在这里受到很大的限制，也使得我国和东盟的贸易量一直上不来。2002年11月，中国与东盟（ASEAN）签订了《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决定到2010年成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而按照预计，届时，按贸易量计算，中国——东盟自由区将会成为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世界第三大市场，成为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覆盖约17亿人，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约2万亿美元。这不仅是1967年东盟成立以来，亚洲国家在区域合作方面最重大的突破，也是中国近年来最为重要的国际经济合作活动之一。

为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成立的原因，相比已经较为熟悉的传统贸易理论，我们更加侧重于从非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来看待。首先，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我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成立对于外界来说是一个“信号”，这种“信号”表明我国主动愿意打破贸易壁垒，开放市场，进而面向全世界，这种“信号”，对于消除所谓的“中国”句用极大的说服力，向外界表明我国锁定国内改革的决心。其次，还可以带来更多的国家与我国进行区域经济合作——出现经济一体化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该效应是指，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出现会促使下一种区域一体化的发生。这是由于贸易集团越大，他就给与属于其外围国家带来的成本就越高，而且当多边进程缺少动力的时候，多米诺式区域化就提供了进一步的动力。再次，这次一体化可以增强我国对外尤其是与欧洲和美国的谈判实力，由于本区域内实行统一的关税与统一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其他国家必须要承担更多的不合作风险，从而实现了本地区整个的福利利益，获得主导权。

2，从东盟的角度来看

从传统贸易理论的角度出发，由于中国与东盟都属于发展中国家，双方的产业结构具有相似性，消除关税与壁垒之后的贸易创造效应明显，随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的对东盟诸国的开放，这种由于市场扩大带来的规模效应给东盟国家具有优势的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动力，经济管理毕业论文进而促进贸易量的增强。按照小岛清的协议分工理论，在竞争的基础上达到产业的重组和规模经济，进而为多元化需求提供差异化商品；此外还存在较大的投资创造效应，在生产要素方面的全面配置（诸如劳动力，资本），减少了不必要的成本，这一点还为进一步吸引FDI打下了更为坚实的基础。（我们不否认FDI在当今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非传统角度来看，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为东盟的角度出发，有了中国这个地区性的大国，会给自身带来更大的保险效应，这种保险效应有其在爆发贸易战的时候表现最为明显。按照Walley(1998)）采用的一个CGE模型进而提出的结论，对于贸易战所能带来的福利损失，大的经济体损失会较小，甚至会获益，而其他国家则会遭受严重损失。加入贸易集团是解决这一问题的一种根本解决方式，而且与在贸易战危险增加的时候，加入贸易集团的动力也就越强。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呢？我认为有一定的客观必然性。首先，与韩国，日本相比，中国具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众所周知，中国这个经济逐渐起步，人均GDP刚过1500美元的，所具有的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是谁也不能忽视的，其无比巨大的消费实力使得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想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与日韩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更具有生命力，而且按照生命周期理论来说，我国与东盟基本处于相同的发展阶段，其交易成本势必要比日本与韩国地许多。其次从文化，地里的角度，中国与东盟天然接壤，中华文化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也是一脉相承，华人更是在整个东盟发展历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这样相比日韩就更具有亲和力，尤其在加上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更加使东盟诸国感到中国比日韩更加可靠。再次，按照新区域主义理论，区域一体化当中的区域跨度应该越小越好，而且最好是居于两种不同地理特点的国家间的，这样产业的互补性也就越强，而大陆中国和正好与海洋东盟是这种关系，在此情况下，与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也就成为东盟自身的必然选择。为了追逐广阔的中国市场，为了不落在别人的后面。

三，结论

总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是大势趋。面对当前世界经济发展趋势日趋复杂，我们既不能惧怕竞争，也不能拒绝合作，中国一定要主动加入到区域一体化地浪潮中来，更好的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参考文献

[1]区域一体化的经济分析理论综述 李欣红 经济研究 2007年3月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与亚元 周和平2002年

[3]新型工业化之路——我国加工贸易的基础，模式与利益分配研究 王怀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年3月

[4]中国——东盟自由区研究 霍伟东 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5年5月

篇7

【关键词】亚元 最优货币区 货币一体化 障碍

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到如今的全球金融危机可以看出,亚洲经济的发展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一种共同货币的推出将有助于解决亚洲区域性贸易中遇到的问题,“亚元”概念由此诞生。“亚元”作为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统一货币的构想,从提出到发展,已历经了10多年的时间。目前,“亚元”的推行情况如何,在概念提出到推行“亚元”的过程中,又陆续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亚元”的概念以及发展历程

“亚元”指的是一种类似于欧元的区域性货币,其基本设计概念是一揽子货币方式,其中包括人民币、日元、韩元及东盟10国的货币,是根据各国货币价值、国内生产总值(GDP)及贸易规模等的加权值制定的虚拟货币。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东亚各国在亚洲地区模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了一个“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元”概念由此被提出。亚元从提出至今已10余载,经历和伴随了以下一些重要的发展历程。(见左表)

创设亚元的困难

现在世界上唯一的区域统一货币是欧元,从欧元的诞生可以看出,它是有特定的文化背景和悠久的历史渊源的。另外,欧洲各国经济实力、货币政策以及各项经济指标差距不大。这些都为共同货币的诞生奠定了基础。但亚洲各国要想仿照欧洲推出亚元的话,则存在以下几个关键问题:

亚洲各国(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各国经济实力相差悬殊,与建立单一货币机制的要求大相径庭。亚洲目前的情况和当时的欧洲有所不同,亚洲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而且这种不平衡不仅表现在国与国之间。在这个区域内,既有世界经济强国大国,也有以传统农耕作业为主的经济小国;一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水平、居民收入水平等也可能存在较大差距。Jacques Mazier等检验了东亚各国对美元的依存度,得出韩国受美元贬值影响最大,中国易受美国经济下行风险影响,日本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较低,东亚各国汇率失衡等结果,这从侧面反映了亚洲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另外,实现区域共同货币需要经济领域合作到一定程度,人员、资源能够自由流动,而亚洲各国(地区)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仍不充分,还有文化的差异、各国政策以及运输成本等,都是制约流动性的原因,从而影响了自由经济合作组织的实施效率。同时,海闻等认为,自由的经济合作组织要求各成员国经济政策协调一致,这会导致成员国部分丧失经济。①当前,亚洲国家普遍处于“扩张期”,对于让渡部分经济的接受程度较低。

从经济结构上看,中国以及东盟内部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如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重较高、出口产品相互替代、经济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较大等,从而在许多重要经济领域都是竞争关系,这种竞争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会对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产生影响。

根据最优货币理论及欧盟的实践,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实现区域货币一体化具有重要的决定作用,然而,当前亚洲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结构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使得货币联盟的建立缺乏一个重要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性条件,“亚元”就无从谈起。

缺乏建立货币联盟的主导国家。创设经合组织可能要让渡经济,因此如果要建立货币联盟,政治因素可能超过经济标准,这就需要有能够起到主导地位的大国存在,愿意并且能够用其在成员国之间的影响来维持货币合作。近来在对欧元区债务危机的深层次讨论中,认为其最大的症结在于欧元区缺乏统一的财政政策,那么,如果在亚洲区域内推行亚元,在统一货币政策后是否尚需进一步统一财政政策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需要进一步统一财政政策,则成员国经济会进一步丧失。这使得货币联盟中主导国家的存在更为重要。

从欧洲货币体系的建立和发展经验来看,其有赖于德国在欧洲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及良好的欧洲货币体系信誉。然而目前在亚洲尚缺少像德国那样的主导国家。在亚洲地区,日本虽然是经济强国,但自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并且受历史因素的影响,日本在政治上具有较低的地位,缺乏足够的号召力,这就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成为这样的主导国家。中国虽然是政治大国,但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整体经济实力还有待大大加强,目前还没有足够的实力起到“轴心国”的作用。

亚洲没有锚货币。张延良、祝小兵等学者侧重研究了东亚货币合作的制约因素。他们认为,亚洲现阶段难以解决建立货币联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②。于是,究竟选择哪一种货币作为锚货币便成为“第N种货币问题”。判断一种货币是否具有较好的锚定能力的指标有国家信誉、货币政策稳定性、交易区域规模、流动性和可兑换性等。根据这些指标,亚洲与欧共体相比,在现阶段很难确定锚货币,区域内的两种主要货币――日元和人民币,在现阶段都难以成为锚货币。

在亚洲,能与德国的经济实力相比的只有日本,但日元并不是亚洲的马克,虽然关志雄、大野健一等部分日本经济学家提倡在东亚建立以日元为中心的汇率联动机制,就像德国马克在欧洲汇率联动机制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但是,日元并不像当年的德国马克那样是强硬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性货币。首先,日元国际交易市场不发达,具有较高的流动性成本。日元在外汇市场交易中所占的比重只有13.5%,在官方外汇储备中占6.2%,在国际银行贷款中只占0.2%,在国际债券发行中占8.6%,而在国际贸易结算中也仅占5%。其次,由于长期疲软的经济,日本无法成为各国的主要市场提供者。三是日元稳定性差,对美元的波动性比较大,难以得到区域内其他成员国的信任而成为硬通货。中国作为区域内第二经济大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壮大,人民币在东南亚已经成为了一种强势货币,在区域内贸易中人民币的可接受度大大提高,国内货币政策较稳定,但现阶段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刚刚起步,前景还不确定,严格的资本管制、薄弱的国内金融业以及人民币至今仍无自由兑换的时间表等,使得人民币短期内难以成为东亚货币合作的锚货币。李晓、丁一兵指出,现阶段美元才是东亚货币的真正的“锚”货币,人民币潜在的“锚”货币功能必须通过保持其与美元的某种稳定关系方能实现。③高海红、余永定认为,人民币目前既不能发挥价值储藏的功能,也不能作为官方用途的锚货币。④虽然人民币已经开始成为贸易和金融交易的载体和计价货币,但是作用范围十分有限。在现有的框架下,美元仍可能是主要的支付货币。人民币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锚货币。因此,东亚现阶段尚面临建立货币联盟前期所遇到的“第N种货币问题”。

结 论

从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亚元”创设仍然有明显的障碍,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是难以克服的。因此,亚洲各国应该立足于当前,从自身发展情况入手,从经济一体化的初级阶段入手,加强区域内经济合作;同时,在金融领域注重对风险的共同防范,建立相应的金融危机防范机制,寻求亚洲各国共同稳定发展。对于我国来说,首先仍然需要维持人民币有限度的开放,以保持国家货币发行的独立性。其次,可以把我国外汇储备集中起来在国外使用,使人民币逐步替代美元作为储备手段,可以在国际上发行以人民币为计价单位的金融资产,部分取代美元作为世界上主要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手段。(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法学院)

注释

①海闻,林德特,王新奎:《国际贸易》,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②学者曹和平认为,在由n个国家经济组成的货币空间中,施加汇率限制后剩下n-1种相互独立的汇率。余下的一个自由度是通货的价格,它是一个相对的比数。稳定这一比数的唯一途径是将其挂靠或锚定在一个变化受限制的物质载体上。例如,当区域经济将通货的价格锚定在黄金单位上时,称这种度量通货的制度为黄金本位制。

篇8

1.最优货币区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历程。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定义，最优货币区(OCA)是这样一种区域，在此区域内，“一般的支付手段或是一种单一的共同货币，或是几种货币，这几种货币之间具有无限可兑换性，其汇率在进行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时互相钉住，保持不变；但是区域内国家与区域以外的国家之间的汇率保持浮动。”

1961年9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罗伯特·蒙代尔(RobertMundell)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他著名的《最优货币区理论》一文，以全新的视角看待固定汇率制和浮动汇率制问题，他从一个崭新的角度研究汇率和货币区，开创了观察汇率问题和货币区的全新视野，触发了有关“最优货币区(OCA)”理论的大量文献。蒙代尔提出用生产要素的流动性作为确定最优货币区的标准，所以有人将他的OCA理论称为要素流动论。

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提出之后，引起了西方经济学界的密切关注，也引起了更多经济学家对有关最优货币区判断标准的讨论，促进了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中期，学者们对最优货币理论的讨论大多集中在最优货币区的构成条件上，这些讨论从不同的侧面发展了最优货币区理论。

1963年，罗纳德·麦金农(R.I.McKinnon)提出了把“经济开放度”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又一评价标准，即一国生产或消费中贸易品占社会总产品的比率。1969年，彼得·凯南(P.B.Kenen)在《最佳货币区：一个折衷的观念》提出，经济高度多样化的国家是货币区的更为理想的参与者。詹姆斯·英格拉姆（J·C·Ingram，1969）指出，为了达到货币区的最优化，有必要考察经济社会的金融特征，并提出以“国际金融高度一体化”作为最优货币区标准的观点。哈伯勒(C·Haberler，1970)和弗莱明（J·M·Fleming，1971）分别提出把“通货膨胀率的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即通货膨胀率接近的国家更适于达成货币一体化。1976年，爱德华·托维尔(E·Tower)、托马斯·维利特(T·Willet)和弗莱明强调把“货币区成员国之间的政策相似性”作为衡量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但是，以上这些研究也不可避免带有一些局限性。首先，这些标准都有一定的片面性。其次，有些标准难以量化，缺乏实际上的可操作性。第三，这些理论在强调组成货币区的正面效应时忽视了一国加入货币区的成本问题。加入货币区在给一国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定的成本；特别是，货币是一国经济的象征，加入某一货币区即意味着该国对其的放弃。因此，成本和收益的权衡对一个考虑加入货币联盟的国家而言，具有现实的重要意义。

2.最优货币区理论的进展。传统的对最优货币区的研究视角是短期的、静态的，侧重于现实约束对汇率制度选择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以后，滨田宏一(Hamada，1985)研究了一些国家加入货币区的福利含义。而20世纪90年代出现的新理论加入了私人部门的自由选择权和自由放任思潮。克鲁格曼和奥博斯菲尔德(Krugman&Obstfeld，1998)也对该理论的研究做了总结，并提出了通过GG一LL模型判断加入货币联盟的时机。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现实世界一体化和区域化发展趋势的增强，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重点逐步从相对孤立的宏观经济稳定转移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共同发展上，汇率制度本身越来越成为促进区域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工具。新的研究不仅放宽了对于价格和市场竞争性的假设，综合了各种关于最优现实标准的探讨，而且提供了从动态视角阐释”最优”的研究思路。区域一体化发展和区域对称性的动态联系，成为主导最优货币区成本一收益判断的主要因素，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前景的判断，从关注成本——收益的现实约束状态，放到关注区域货币一体化发展和实质经济一体化发展，以及同区域内部对称性增强之间的动态前景上，研究的视野更加宽广。

二、区域货币合作的主要实践

1.欧洲货币一体化。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欧洲联盟（欧洲共同体的前身）就开始了进行货币一体化的尝试，一直到2002年1月1日起欧元正式流通，成为欧元区各国惟一的法定货币。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现是世界货币史上的一个创举。正如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杜伊森贝赫所说，欧元是欧洲人民联合的象征。

随着欧元区资本市场不断一体化发展，欧元区国家投资者，尤其是政府部门更愿意在欧元区而非国内市场借债，单一货币欧元为在国际市场融资带来的优势，同时投资银行费率的降低和投资者倾向于通过国际市场进行投资组合分散风险也带动欧元区的债券发行的增长。以欧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已经远远超过以美元发行的国际负债额，成为全球最大的发行比重。伴随着欧元区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以及巨大的具备较强流动性的金融市场的形成，欧元拥有了挑战美元作为最大储备货币的潜力。由于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尤其是亚洲国家的中央银行在将外汇储备多元化时越来越青睐于欧元。2006年末，美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降至约64.7%，而与此同时，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从1999年17.9%升至2006年底的25.8%。随着近年来欧元兑美元的汇率水平屡创新高，欧元占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的比例也会不断提高。

2.拉美国家美元化。拉美国家货币美元化的内涵，从经济学角度来解释，就是通常所说的“货币替代”现象。“货币替代”是指一国居民因对本币的币值稳定失去信心，或本币资产收益率相对较低时发生的大规模货币兑换，从而外币在价值储藏、交易媒介和计价标准等货币职能方面全部或部分地替代本币。在经济易发生动荡的拉美国家，为寻求本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实施美元化政策，使美元具有和本国货币同等的法定货币资格，由此形成了特有的美元区域化现象。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政策制定者早就提议在西半球建立

美元集团，NAFTA的贸易伙伴们在许多贸易中已经大量使用了美元。根据统计，已经有包括阿根廷、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墨西哥、多美尼加等多个国家已成为高度或中度美元化国家。

地区经济一体化是拉美经济“美元化”的重要动因。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拉美国家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需要,不断加强区域内联系与合作,以增强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南方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美洲自由贸易区等经济协作体的建立,就是这种合作的体现。地区经济一体化,特别是贸易一体化推动了货币一体化。当贸易关系加强时,同主要的经济伙伴分享一种共同货币自然会带来利益,因为利用汇率差别转移资本的成本会变得更高。2005年美洲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加强了拉美同占统治地位的美国市场的贸易联系,并加速了这个地区的“美元化”。

3.非洲区域货币合作。非洲的货币合作最早起源于殖民地时期，法属殖民地和英属殖民地的各类国家群体联合进行了共同的货币制度安排。当时实行的货币制度安排主要采取两种方式:英属殖民地国家的货币钉住英镑，并由英镑支持，当地政府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殖民行政当局凭借在英国政府储备投资的利息而获得领地特权收入;而法属殖民地的法郎也是钉住宗主国法国的法郎，且殖民地的货币发行最终是由法国财政部的可兑换性保证和对政府借贷融资幅度的限制来支持的。

非洲法郎区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货币、经济和文化区域，是世界上惟一一个融合不同发展水平国家的真正的地区性货币体系。非洲法郎区货币合作的模式是在原法属殖民地的法郎联盟逐渐扩展基础上组成了非洲法郎货币联盟。该种模式的特征是：从技术层面上讲，法郎区是一个具有内外联系的货币体系。从政治层面上讲，法郎区则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支持的合法组织（张延良、木泽姆，2002），它以一种国家责任的方式实施对金融机构的监管，是不发达金融合作体系的典范。

三、区域货币合作给我们的启示

从区域货币合作理论和以上实践的历史回顾，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1.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是区域货币合作稳步推进的保障。欧洲、非洲单一货币的实践使区域货币合作由汇率合作上升到了统一货币管理的阶段。区域货币稳定的前提是经济趋同和政策协调，这是货币联盟取得成功的关键，也是欧元对国际货币制度改革的最大启示。从欧洲货币联盟的运行机制上看，它具有布雷顿森林体系所完全没有的强有力的、超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权（分别由欧洲央行和欧盟委员会承担），这是以欧元为中心的统一汇率制度运行的基本保证。亚洲货币合作必须借鉴其经验，建立具有国际主义精神、能牺牲各个国家局部利益从而确保全局利益的超国家机构，制定、执行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区域结构政策，协调、监督各国的宏观经济政策。

2.欧元的出现，纠正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过分强调全球性货币合作而忽略了区域性货币安排的弊端，它启示我们，全球范围的货币合作可能从区域货币合作和货币一体化迈开实质性步伐，从而为全球货币的统一奠定基础。区域货币合作可以有效地抑制投机资金的冲击。欧元的产生突破了以往国际货币合作仅限于汇率合作的传统观念和做法，使创新后的货币体制更富有效率。而从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看，法、德两大主要国家起了十分关键的作用。必须有几个主要国家的支持，这对当前尚处于起步阶段的亚洲货币合作来说是一个有益的启示。亚洲在推进货币合作进程中，应该加强该地区两个经济强国——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合作，发挥主要国家的作用。

3.美元化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它预示着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以美元、欧元等少数货币的新格局，以致汇率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元与欧元之间。其次，它导致了货币这一传统的国家要素从国家中分离出来。再次，它暗含着经济全球化的归宿终将为两极化或三极化而非多极化。

4.非洲区域货币汇率合作给我们的启示是:一项国际经济、金融制度安排，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个政治问题。一项制度协议即使在经济上合乎逻辑且能够带来共同利益，成员国的政治实力和意愿也会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它是否能够正常而有效地运行。换言之，如果缺乏政治意愿并相互协调与配合，在现实中就很可能会出现囚徒困境，即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博弈最终将导致非最优甚至是糟糕的结果。

参考文献：

[1]《蒙代尔经济学文集第五卷》第3页，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3)

篇9

关键词：区域营销；区域竞争力；城市营销

一、区域竞争的关键――竞争力的构造

（一）区域经济

区域经济是特定地区国民经济整体的总称。各个地区都有其独特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因而导致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结构和布局的差异。国民收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概括性指标，决定着每个地区参加劳动地域分工的程度、地区生产力发展的效率及其经济结构；固定资产是区域经济结构的主要部分，其决定区域经济进一步发展的程度；价格和费率的地区差别是影响区域经济区位选择和区域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增长指数、专业化程度、直接费用系数、生产部门职能组合结构等，也是确定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域生产综合体发展规模及其影响范围的综合指标。区域经济是经济地理学和区域经济学的共同研究领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科学地组织区域经济，有计划地配置生产力，才能够达到经济地利用全国自然资源，合理地利用劳动力资源，确定最佳的生产规模，获得最佳的经济效率与效益。

（二）区域经济联系与竞争

区域经济联系指的是相关区域之间在商品、劳务、资金、技术和信息方面的交流及经济行为。

现代区域经济联系的一般表现形式是区域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区域经济合作是区域经济联系的重要形式，是在区域规划指导下的区域分工与协作，也是一定生产领域的长期协作活动；区域经济一体化是指地理上相邻的国家或地区，为了维护共同的经济利益，加强经济联系与合作，彼此通过契约和协定，在区域内逐步消除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与非贸易壁垒，协调成员国的社会经济政策，进而形成跨越国界的商品、资本、劳务、技术等自由流通的统一经济区域。作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极致表现形式，是经济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主要是指生产、贸易、投资、金融、管理等经济行为在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活动，包括生产资料、信息、资金、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性配置与重组。它是世界各国各地区经济相互交织、逐渐融合的重要表现。在世界范围内，需要确立规范经济行为的国际规则，逐步建立经济运行的全球机制。经济全球化是大势所趋，它给世界各国经济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也给包括我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地区提出了新了挑战。

但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一体化的本质是区域竞争，是以竞争为基础的合作和一体化。国际间的贸易冲突和国内的地方保护都反映了区域间的竞争关系本质。

（三）区域经济竞争的核心竞争力构造视角

区域竞争，是“人类的利益冲突之一”。面对区域发展中的冲突，可以理解，现代经济中的区域经济成长也必须要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区域经济体只有具备强势的竞争力，才能够在区域发展中获得一席之地。

区域竞争核心竞争力构造思路来自西方企业管理的核心竞争力理论。核心竞争力概念由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和加里・哈默尔（Gary Hamel）在其合著的《公司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一文中首先提出。在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看来，核心竞争力首先应该有助于公司进入不同的市场，它应成为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其次，核心竞争力对创造公司最终产品和服务的顾客价值贡献巨大，它的贡献在于实现顾客最为关注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最后，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应该是难以被竞争对手所复制和模仿的。

核心竞争力是一个能够长期获得竞争优势的能力，是企业所特有的、能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具有延展性，并且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技术或能力。由此观之，核心竞争力理论强调的是从根本来认识和培养组织的竞争能力，塑造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延展性的能力。

借鉴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分析，区域核心竞争力可以定义为区域在区域竞争中所具有的具有价值性、稀缺性、延展性的能力。区域核心竞争力是区域所特有的，在资源利用、产品开发、生产、市场开拓及服务中，与其他地区相比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且不易被其他地区所模仿或学习的综合能力与素质，是区域竞争外显优势的根本。

以核心竞争力构造视角来观察区域竞争，可以为区域竞争提供两种实践思路：

突出均衡发展和全面发展。区域竞争是全面竞争，是根本的竞争，区域整体是竞争优势的来源，单项指标优势不构成持久优势，区域竞争中要关注区域内的均衡发展，即区域经济、政治、社会文明的总体发展才构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单项优势的单兵独进不仅不能够充分发挥优势，反而造成资源浪费（李成林，2006）。

特色发展。依据核心竞争力理论，构成核心竞争力的要素具有稀缺性、不可模仿性等特征延展性做出特色优势。

区域核心竞争力可以分解为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比较优势和资源有关，是指本地区在经济和生产发展中所独具的资源与有利条件。地区的特色和优势可以是区位优势如地处交通要道和枢纽，或沿海、沿边；自然资源优势如区内蕴藏的矿藏资源，或水能资源；社会资源优势，主要是指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区内已集聚的智力资源，或成为政治、经济、金融中心；混合型，即以上优势兼有。这些特色和优势或是天然禀赋，其他地区无法学习和转移；或是历史发展的长期积累，其他地区在短期内很难追赶，因此都能带来较大的差别利益。尤其是天然禀赋的比较优势，一直都是区域经济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二、区域竞争力构造的理念基础――营销

（一）营销理念的含义

营销理念本身是一种企业经营哲学，包括市场营销理念与社会营销理念。其中市场营销定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本质上是一种以顾客需要为导向的哲学，是消费者论在企业市场营销管理中的体现，是“买方市场”环境下企业应对剧烈竞争求得生存和发展的产物，是企业经营哲学的一种变革。社会市场营销观念是对市场营销观念的修改和补充。它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出现能源短缺、通货膨胀、失业增加、环境污染严重、消费者保护运动盛行的新环境。市场营销理念隐含着消费者利益和长期社会整体利益之间的冲突，社会营销理念要求要统筹兼顾3方面的利益，即企业利润、消费者满足和社会长期整体利益。

（二）区域竞争的营销理念

1、区域竞争的营销理念指的是以营销理念为基础来构造区域竞争力，把区域整体作为营销的对象和内容。区域经营者通过创造、提供有价值的“产品”，以满足“区域消费者”的需要。区域营销理念下的消费者，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为满足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更包括参与区域活动的投资者、兴业者、旅游者等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区域产品包括区域内各种资源的组合产出，如区域政策产品、区域法治法制产品、区域秩序产品、区域环境产品、区域人力资本产品、区域旅游产品、区域文化产品，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实体产品。

2、区域营销的价值取向和作用机制。区域营销理念的基本内容是市场营销，即以区域顾客为导向，把区域整体作为营销的对象。区域市场营销理念的意义在于，首先是确立市场对区域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配置资源的优势；其次是稀释“地方区域保护主义”壁垒，把区域整体置放在更宽的平台上谋求区域的更高水平的发展从而走出地方保护的低水平发展陷阱。同时，由于区域发展异于企业活动的性质，区域发展在价值取向上，要突出社会营销取向，谋求区域发展的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由此要重视发挥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宏观调控竞争的作用。

三、区域营销的核心――城市营销

（一）城市的功能

有关城市的起源，学术界关于城市的起源有3种说法：一是防御说，即建城郭的目的是为了不受外敌侵犯；二是集市说，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发展，人们手里有了多余的农产品、畜产品，需要有个集市进行交换。进行交换的地方逐渐固定了，聚集的人多了，就有了市，后来就建起了城；三是社会分工说，认为随着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一个民族内部出现了一部分人专门从事手工业、商业，一部分专门从事农业。从事手工业、商业的人需要有个地方集中起来，进行生产、交换。所以，才有了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综合城市起源的“集市说”与“社会分工说”，可以确认，“城市”概念本身包含了两个方面的含义和功能：“城”为地域概念，指的是人口的集聚地；“市”为商业概念，即商品交换的场所。从城市的发展历程来看，最早的“城市”即发端于因商品交换而导致的人群集聚，同时，城市的发展，与商业的变革有着直接的渊源。最初的城市中的工业集聚，是为了使商品交换变得更为容易（可就地加工、就地销售）。在城市中直接加工销售相对于将已加工好的商品拿到城市中来交换而言，则正是一种随着工业城市的出现而产生的一种商业变革。

（二）城市在区域的发展中处于主导地位

在发生学意义上，城市存在于农业时代和工业文明时代。农耕时代，人类开始定居；伴随工商业的发展，城市崛起和城市文明开始传播。其实农耕时代，城市就出现，其作用是军事防御和举行祭祀仪式，这是城市起源“防御说”的观点。那时城市的规模很小，城市是一个消费中心，不具有生产功能，每个城市和它控制的农村，构成一个小单位，相对封闭，自给自足。学者们普遍认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是工商业发展的产物。工业革命之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由于农民不断涌向新的工业中心，城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美国、德国与法国等西方国家，绝大多数人口都已生活在城市里。

城市的产生与发展，是基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需求，以及在生产力发展基础上的逻辑的扩展。聚群是人类的本能的需要；基于恐惧的需要的聚群，构成了城市的最基本的功能――防御。随着聚群的延伸，交易成为城市的一个内容并导致人群的分化。这种分化导致城市功能的突出，在城市与其所在的区域的关系中，城市成为区域生产力的中心和区域发展的龙头，在区域发展中，城市获得了主导的地位。城市在最初的意义上基于区域的状况而发展，随后城市的性质和水平又决定了区域的发展路径和水平。

在此，引入“市域”（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a city）概念。市域指的是城市行政管辖的全部地域，是现代意义上的基于区域行政管理发展出来的描述城市与其所在的区域基于行政管理的一种关系。在“市域”概念下，城市是一个区域的中心，同时城市与辖区内的地域构成紧密的关系。在现实的管理体制下，城市与区域内的关系通过城镇体系来构建。即在“市域”范围内，以生产力合理布局和城镇职能分工为依据，确定不同人口规模等级和职能分工的城镇的分布和发展规划。显然，“市域”概念体现了生产力结构与行政管理体制两个维度的内涵。

（三）城市营销是区域营销的核心

由于城市是区域的中心（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教育的、社会的等），主导着区域发展的性质和水平，那么，区域竞争力一定意义上就决定于城市竞争力，那么对区域竞争力构造的研究可以转化为对城市竞争力构造的研究。

四、结论

借鉴哈默尔与普拉哈拉德的核心竞争力理论，区域竞争可以理解为区域竞争力构造的活动，具有独特的、不可模仿的、有价值的资源所凝练而成的核心竞争力决定了区域在发展中的竞争优势。又由于城市在区域中的主导地位的性质，区域核心竞争力的构造可以抽象为城市竞争力的构造。而核心竞争力构造的理念基础则是营销，是以对城市客户包括居民、游客、投资者的满足为导向的城市建设和发展。

参考文献：

1、顾肃.自由主义基本理念[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2、菲利普・科特勒.营销管理[M].人民出版社,2002.

篇10

郑道溪：首先，我认为这一要求切合实际，定位准确，也非常及时，饱含着福建省委对泉州的鼓舞和期望，我们要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切实担负起省委赋予的历史重任。至于内涵我觉得“支撑和带动作用”是目标和要求，“经济快速发展”是基础和前提，“创业型城市”是载体和定位。目前，泉州经济发展正处在工业化加速发展期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期，城市化进入跃升期，侨乡活力四射；创业环境吸引力较强，2004年泉州市入选中国“投资环境50优城市”，2005年被台湾地区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列为“值得推荐”的城市，2006年被《中国经济周刊》评为“中国十大和谐城市”之一；创业资金较雄厚，金融系统存款余额超1600亿元，各项存款余额达1100多亿元，80％的创业资金来自民间。

《中国城市经济》：“创业型城市”的定位将对泉州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积极作用？

郑道溪：这个定位高度概括了泉州发展历程、充分体现了泉州城市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泉州人充分发挥爱拼会赢和敢为人先的精神，闯出一条“以市场调节为主、外向型经济为主、股份合作制为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路子，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经济总量连续8年居全省首位，去年财政总收入185亿元，工业总产值3492亿元，港口吞吐量5100万吨。较大规模的产业体系、较为发达的民营经济、特色鲜明的县域经济，构成了辐射周边的经济基础；企业对外扩张、产业梯度转移的发展态势，形成带动周边发展“墨渍”效应；突出的侨台优势、优越的区位优势、独特的港口优势、日趋完善的立体交通网络，有利于促进区域市场、产业对接，使泉州支撑和带动全省发展有一定的基础和条件。应当说，“创业型城市”是省委对泉州发展的新定位、新期待，既是对泉州发展路径的科学总结，又为泉州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体现了省委决策部署的科学性、务实性。

《中国城市经济》：建设“创业型城市”是个系统工程，请问切入点在哪里？

郑道溪：发挥泉州创业型城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支撑和带动作用，既是泉州的发展需要，也是泉州的发展责任，我们感到责任重大、压力重大。我认为，泉州要着力建设“创业型城市”，关键在于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增强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能力，增强区域对资金、人才、技术等资源的吸引力和聚合力，推动经济又好又快、好中求快发展，实现支撑带动作用。

《中国城市经济》：在您看来，泉州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需要同时推进哪些层面的工作？

郑道溪：从服务海西建设大局出发，立足泉州现有发展的基础、条件、优势和潜力，今后，泉州着重在六个方面努力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首先是产业发展的支柱作用。产业发展是建设海西的重要依托，泉州要继续“提质扩量”，大力实施“228”产业集群发展规划，力争到2010年产业集群总产值达5000亿元，进一步壮大产业发展基础和实力，同时，着力培育新兴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生产业，促进区域产业对接，实现区域产业资源优化配置；其次是民营经济的示范作用。泉州素有“民办特区”之称，加快新一轮发展，要继续把这一特色和优势巩固好、发挥好，争取在产权制度、自主创新、资源利用、品牌培育、管理服务等方面进行创新，千方百计为民营企业营造低成本、高效率的发展环境，为全省民营经济发展提供更多的经验；第三是县域经济的引领作用。从某种意义说，泉州能否在海西建设中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关键在于县域经济能否继续走在全省、全国前列。经济发达的县域，要发挥先行优势，积极融入国际、区际分工协作进程，率先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中等发展水平县域，要发挥后发优势，加快新型工业化进程，促进实力增强；经济欠发达县域，要发挥比较优势，立足实际发展特色产业，主动承接发达地区产业梯度转移，增强自我发展能力；第四是对台工作的前沿作用。泉州是台湾汉族同胞的主要祖籍地，福建对台工作的“五缘”优势在泉州得到充分体现，泉州理应在拓展“六求”方面先行先试，力争产业对接有新突破、直接往来有新拓展、文化交流有新成效，促进闽台合作向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方向发展；第五是对外开放的先行作用。泉州现已成为融入世界的开放型城市，至2006年底，有66个国家和地区的客商来泉投资，与196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贸易往来关系，去年全社会出口商品交货总值近100亿美元。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海西建设向纵深推进，泉州要进一步突出招商选资、突出载体建设、突出外贸增长方式转变，推动对外开放上新台阶、新水平；第六是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泉州作为全省三大中心城市之一，近年来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今后，泉州要进一步撑大城市发展空间，着力实施港城联动战略，着力推进城市联盟，加强与福、厦、漳等周边城市的分工协作，密切闽中区域经济合作联系，形成“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利益共享”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

《中国城市经济》：泉州发挥支撑和带动作用是否有一个明确的发展目标？

郑道溪：这个目标我们通过充分酝酿、科学论证，已经成为全市上上下下的普遍共识，具体就是在未来五年中，扎实推进富裕民主的海峡西岸社会主义新农村、更富竞争力的海峡西岸经济强市、先进繁荣的海峡西岸文化名城、和睦安定的海峡西岸和谐泉州四大建设，并且把这一奋斗目标纳入法制化轨道。

篇11

【关键词】世界经济全球化策略

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从世界经济发展史来看,近两千年来,世界经济出现了四次经济全球化浪潮。其中第四波经济全球化浪潮出现在二战后特别是冷战后时期,并持续至今。与以往相比,第四次全球化浪潮具有新的特点。首先,全球化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持续发展。其次,国际资本流动出现重大变化。19世纪世界最大经济体英国拥有经常项目盈余并对外输出资本,而当今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出现巨额经常项目赤字,并从新兴市场经济体输入大量资金。再次,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企业生产过程布局达到了新水平,以降低经营成本。最后,国际资本市场流动性加强,劳动力全球一体化水平提高。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最终产品、将中间产品的生产外包到境外以及吸收外来移民等,利用这些不断增长的全球劳动力供应。劳动力的日益全球化提高了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劳动力报酬。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具有二重性:既有积极有利的一面,也有消极不利的一面;既是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严峻的挑战,既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为我国参与世界经济、吸收发达国家的资金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提供了机遇,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利益;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也可能给我国带来风险甚至灾难,对我国的、经济安全、价值观念提出了挑战。

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的正面影响主要有:

第一,经济全球化为我国提供了更多吸引外资和资本外投的机会。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吸引外资极大地解决了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瓶颈,有效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同时,外企的进入可有效地解决部份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

第二,经济全球化加快我国的产品结构优化。由于资本的流入、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活动和本国产业结构的改造,我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

第三,经济全球化促进了我国跨国公司的发展,使其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逐渐增强。有些跨国公司的发展甚为迅速,已从贸易活动深入到国际生产领域和高科技领域,并开始参与国际竞争。

第四,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我国的对外经济贸易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增长点。

然而经济全球化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导致我国控制生产要素跨国界流动能力的减弱和保护市场能力下降。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挑战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外资投入大都集中在经济发达、基础设施好、回报利润率高的地区和项目,将造成我国地区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我国外贸出口主要是靠低价竞争和大量低附加值的资源型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为特点,却为之付出了牺牲生态环境和消耗宝贵矿产资源的沉重代价。外资垄断性并购和跨国公司的技术、资金优势,极大地冲击了民族工业与农业。我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的不利地位。

第二,世界经济一体化,我国更多承受非公平待遇。在现行的国际秩序下,发达国家从经济全球化中受益的程度远远大于我国。它们凭借技术和资本优势,以跨国公司为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实施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不公平分配,致使南北差距继续拉大。现存的国际经济规则主要是由发达国家和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制定的,多数没有考虑到我国的利益,有的还是在我国缺席的时候制定的。往往某种产业发展规则是在我国还没有充分发展此产业的时候就制定出来了,从而使我国遭受不公平待遇和巨大损失。

第三,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利益看,发达国家收益远远大于我国。发达国家凭借其资金、技术、管理方面的优势和强大的经济实力,一直主导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使得资源配置向其有利的方向发展,成为最大受益者。国际对外直接投资主要流向发达国家,这种不均衡的要素流动,使得发达国家和我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三、应对世界经济一体化的策略选择

经济全球化的蓬勃发展和质变是世界范围内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及矛盾运动作用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第一,完善我国适应经济全球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随着我国经济市场化、商品化、国际化和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越来越重要和紧迫。为此,我们应加大国内经济体制改革力度,打破一系列国有垄断领域的垄断局面,全面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竞争;同时,进一步规范和完善金融、证券和投资等有关配套的法规和制度,强化工商、税务和技术监督等宏观调控部门的职能,构建一个体系完整、机制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

第二,充分发挥比较优势,积极扩大对外贸易。通过参与国际分工,扩大对外贸易,我国不仅可以为经济发展积累大量资金,提供资本及生产资料,促进经济结构的演变;还可以使企业在国际市场中增强商品经济观念,提高竞争意识,吸取国外先进技术及管理经验。迄今为止,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国际生产关系中仍占主导地位,因此我国在国际分工中处于极不利的位置。发达国家利用其垄断优势,提高工业制成品价格,压低初级产品价格,使我国的贸易条件恶化。

篇12

关键词：城乡二元经济；商贸流通；现代物流；一体化

不同经济社会的发展阶段，其所对应的商业运作模式也不尽相同。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例，当时的一套模式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各地方经济的创新变革，的确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1］。然而，时代不断变化、社会不断进步，在当今全速发展下的互联网信息时代，传统的商贸流通模式早就不再适应新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具体要求。以先前几年我国中西部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的商贸流通发展差异来看，也恰恰体现于此。包括像物流仓储、交通运输、零售批发等，由于现行体制的束缚，均无法将效应度发展到最大最优状态。与此同时，又必须要深化对商贸流通产业的认知，尤其是要肯定其对城乡统筹发展、城市和农村物流体系成熟建设的重要性。因为商贸流通业是整个商贸市场的中间环节，是联结商品生产与消费的关键口。

一、二元经济结构下推进城乡商贸流通物流一体化发展的现实意义

首先，推进城乡商品流通一体化，这是加速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首要前提。众所周知，无论是在任何一个历史时期，社会的发展均是围绕着经济而来的，包括政治、文化、地域行政等，也均是以经济发展程度为中心［2］。同理，无论是在上世纪还是在十一五和十二五期间，或者是现在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村镇地区与城市地区的差距都将是全方位的，但却有规律可循，即区域经济。反过来解读思考，通过加快经济间的双向融合，并不单单以缩小经济差距为主，而是以持续扩大和增加不同区域的经济总量和人均收入为准。基于此，综合比较之下会发现，商贸流通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理所应当继续发挥和施展出这种整体带动效应。通俗点来理解，就是在城乡区域一体化的经济趋向之下，想方设法破除二元经济结构的限制［3］。因为城乡与乡村之间所进行的一切商品交换活动，主体是商品，载体则是商品流通市场。相对于城市，农村商品市场则更需要城市这一合作平台来发展自己、完善自己，特别是在国内部分地区农村经济比较落后、艰苦的条件下。总之，城市为农村提供相应的技术与理念上的服务，而农村市场又可以反哺城市市场，最终有助于破解城乡商贸流通二元经济结构。其次，加快推进城乡商品流通一体化发展进程，不仅是我国在新时期“扩内需、保增长、促发展”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目前，我国农村居民占到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十左右，但是农村消费市场却只占到了城乡总消费的15%-20%（可能更低，详见下述表1）。在这种情况下，其中的问题显而易见，总的来评价就是农村市场消费力不足。正如第一条所言，归根到底还是在于经济发展的差距性。所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这才是最关键的。作为地方经济发展先导性地位的商贸流通业，只有做到城乡商贸一体化的新格局，才能重构一个相对公平的市场平台、环境，最终才有助于增加农村居民收入［4］。在另一方面，加快推进与实现城乡商品流通市场一体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一步缩小或者在计划期内消除二元经济结构下存在的城乡差别，破解城乡二元经济机制，建立并完善城乡一元经济发展结构。

二、我国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现状

具体来看，在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下，全国各地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了阻碍性因素，重点呈现为两点：其一，城镇化发展的滞后性。简单来理解，城镇化建设实际上就是一个区域性的发展历程，即以城市为中心，周边的村镇地区紧紧围绕在外，形成一体化的城乡经济体。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尤其是我国中西部地区，与东部沿海城市相比，这一问题弊端非常显现。正是由于城镇化发展水平的滞后，直接限制了城乡商贸双向流通、经济一体化和统筹发展。正如前文所言，这种差距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方位差距，包括收入差距、产业差距、市场差距等，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括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副产品质量控制成本管理等多方面。其二，滞后的经济体制下各项保障机制失灵严重。各阶段、各节点的缺陷被不断暴露出来，且负面影响也会越来越大。由此也可直接认清并肯定城乡商贸双向流通体系构建的必要性和现实意义。其市场目标旨在改善、解决城镇化过程中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转恶性为良性，变被动为主动，将原本对立分割的城市与乡镇两个商贸市场重新统一起来。只有如此，才有可能从源头上在未来一段时期内消除“大生产和小市场”现象。当然，当下现实困局还是非常显现的，因为农村市场始终处在一个绝对的劣势，不但不能将预期目标实现，反而会持续加剧城市与农村间的这种差距［18］。

三、实例探究——以山东西部地区城乡商贸流通业发展为例

（一）现状概括

截止到2014年，山东西部六市（聊城、菏泽、枣庄、临沂、德州、济宁）人口达到了4500万，占到了全省总人口的47%左右，该区域面积为67179平方公里，占到了全省总面积的43%。在2013年和2014年，山东西部六市生产总值占到了全省的29%、31%。首先，我们来看一些该区域产业布局、经济结构等，当前区域内整体性发展布局比较合理，包括人口分布、产业布局、城乡就业、社会福利、商贸零售等基础配套设施等，均逐步同步提高。目前在发展商贸流通以及农产品物流模式建设方面，基本形成了以中心城市、县城、乡逐级分层的阶梯式、错落式的发展布局。再加之当前该区域城镇化进程加快，可以预计，在“十三五”发展期间，区域内商贸流通业基本可以保持一个稳固而又持续的发展态势。但是，在该区域内存在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即城乡商贸流通市场之间的隔阂问题，具体呈现为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农村市场之间就会过多的被隔离开来，不利于当地城乡协同发展。

（二）基于协同创新的城乡双向商贸流通农业物流体系建设

1.完善城乡商贸双向流通制度

持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正如前文所言，区域经济的发展、商贸流通体系的建构，都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有目标、有策略，也需要一个大环境。只有将城乡双向商贸流通及农业物流体系革新发展与整个经济社会的建设链接在一起，才能最大限度增强这种保障性。即不断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制定统筹发展机制方案。对于当下最现实的问题，在上述也多次提及阐明过了。虽然近十年间一直被关注、改造，可是现实始终是现实。今后需要做的就是，挖掘出问题矛盾的本源，从浅到深逐层探寻。以近几年为例，城乡一体化进程受阻，这是最前沿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以经济为中心的各项机制建设与推进实践，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即本质还是在于现存的城乡商贸二元经济结构。在实际推进革新中，立足于本地实际，虽然无法完全确保市场平台的公平公正性，但至少要保证在新环境下农村和城市的发展机制作用是同等性的，即所能够获取到的发展基础及其市场发展空间。因此，相当程度上可使得农村地区形成规模化生产，继而最大限度降低农户生产的分散性，方能加速实现双向可循的农村物流体系。总的来看，对于该领域的创新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有助于更全面、更具针对性依据并把握市场发展规律，借此采取一系列的践行举措，想方设法增强城乡商贸市场一体化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所以，能够带来的最直接改观，即降低商贸流通和物流配送服务中各个环节的成本消耗，而成本控制则是商贸物流管理活动中较为核心的一个控制节点。

2.优化农村农产品流通体系

农村商贸市场发展的滞后性，直接限制了城乡商贸双向流通、经济一体化和统筹发展。正如前文所言，这种差距是以经济为中心的全方位差距，包括收入差距、产业差距、市场差距等，只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城镇化的发展带动下，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包括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农副产品质量控制成本管理等多方面。但是，在笔者看来，农村商贸市场的这种滞后性，并不能完全归咎在农村自身。关于其中的缘由，在这里暂不多加累述。总之，农村市场几乎一直处于一个劣势的位置，这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和物流配送常出现缺陷的根本原因。因为经济社会是不断进步发展着的，传统的一套商业运作模式显然不再适应新市场经济环境的内质发展性。同理，无论是在资本、人才、技术等层面，在城乡双向商贸流通产业体系建构中，抛开固有的差距，值得肯定的是农村生产各领域的进步。包括资本、人才、技术等等，在多方的共同作用之下，也使得农产品商品率不断提高。再者就是城市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农村农产品流通的联动效应，因为城市居民对于农产品需求日益扩大，包括消费规模以及产品质量等多方要求，均变得越来越严格。当然，这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竞争体现。不过，这些只是人们的构想，或许在今后短短的几年内可以实现，也许是未来五年、十年都无法达成的。但当下的棘手难题必须要正视和解决，即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缺陷性。因为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性，间接使得农产品生产处于分散状态，最终造成社会上农产品消费品与过度集中的城市商业需求矛盾尖锐化。故此，农产品流通体系必须要优化调整，而作为与上下游两个始端联系最直接的物流配送服务，则成为了最前沿的改革内容。在具体推进建设中，地方政府部门应当持续强化市场的监管力度，引导但不主导，适当行政放权，将市场机制作用尽情发挥。如此以来，各行业各企业可从集中生产环境下的商品市场分散开来，健全各物流中转环节。例如“生产者产地批发商销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消费者”。

3.始终以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为中心，有效衔接各产业价值链

众所周知，城乡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所针对的恰恰是城乡发展差异。正如前文所述，这种差异是全方位的，但是却可以从局部差异入手，即从经济这一视角。联系到本专题探究主旨，即城乡区域商贸一体化建设。具体来看，包括商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在内，这些同时也是以往城乡商业贸易中比较失衡的局部位置。故此，通过建立各商贸市场双向流通体系，坚持以“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为破解模板，是实现区域商品贸易与流通一体化、物流服务一体化的关键突破口。譬如。截止到2016年以及2017上半年，在全国各省市地区基本都完成建立了相关的物流服务体系。从城市到村镇，从村镇到城市，区域内各行政地区单位强化合作机制。首先，依据着双向流通理论来开展，立足于当前互联网信息社会的发展实际，在城市周边、也就是各村镇地区，建立能够覆盖整个城乡商贸市场的物流信息网络系统。对于这一点，尽管前文在问题现象的总结梳理中并没有指明，但也可以预料得到。因为村镇与城市相比，是以经济发展巨大差距为核心的全局性差异，而新发展过渡而来的互联网物流新模式，也是其一。其次，进一步强化各级主管部门对城乡物流信息系统的监督控制效力。当然，更多应当关注各项政策与法规的执行和落实度，因为其直接关乎着农产品市场秩序的重构，农产品商贸市场不同于单一的城市商业模式，短期内过渡转型还是存在一定的困难。所以，就需要充分发挥出自身的独有优势，譬如像特色农产品等。完善、优化城乡双向市场的物流配送服务机制，加快信息化管理的全覆盖。

篇13

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要素空间集聚下北部湾经济区城市经济增长研究》（课题编号：08XJY008）

中图分类号：F0文献标识码：A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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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位理论；生产方式；理论演进

区位理论是关于人类活动的空间分布及其空间中的相互关系的学说。由于经济活动的空间有限性、经济活动对有限空间的竞争及经济活动空间移动的限制，因而企业根据自身的需要和相应的约束条件选择最佳区位成为其追逐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必然选择。因此，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萌芽开始，研究人类经济行为的空间区位选择及空间区内经济活动优化组合就成为西方经济学的重要课题。而事实上，对区位理论演进历程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发展到全球扩张的考察也的确可以发现二者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

一、20世纪以前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时期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到19世纪初期，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等欧洲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仍如火如荼地进行。18世纪中期，蒸汽机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由早期的手工作坊式生产进入了机器大工业生产方式。但此时的资本主义生产仍然主要是围绕农产品的加工，其产品以解决人们基本的衣食需求为目标，比如纺织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等。因此，机器大工业的生产需要更多来自农业的产品作为其原材料，而城市工业生产的产品也需要及时地运送到农村进行销售。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围绕城市形成农业的良好布局，减少来自农业产品的原材料向城市的运输成本和城市工业产品运送到农村的运输本，成为当时经济学家重点考虑的问题。由此，杜能从假象的、地理上孤立的城市出发，通过分析城市外围均质土地上的作物种植，认为随着距城市距离的增加，应该种植相对于农产品的价格而言运费小的作物。从而在城市的周围，将形成以某一种农作物为主的同心圆结构，即杜能圈：以城市为中心，由里向外依次为自由式农业、林业、轮作式农业、谷草式农业、三圃式农业、畜牧业这样的同心圆结构。

（二）资本主义工业革命后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到了19世纪中后期，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革命均已完成，铁路已经代替河流成为主要的运输手段，大大降低了原材料和产品的运输成本。单纯的运输成本不再是决定厂商区位选择的唯一因素。而且，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经过长达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发展，其生产过程中的加工对象也不再是以简单的农产品加工为主，产品的种类和范围也有了极大的扩张，运输成本之外的因素，比如技术进步、外部效应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更加重要。马歇尔发现，一些主要依赖工匠技能的特定产业部门在特定地区集聚，对于提高生产效率更加有利。据此，马歇尔提出了外部经济和内部经济理论。他认为，许多性质相似的小型企业集中在特定的地方能够获得内部经济，而企业在特定地区的集中则会带来熟练劳动力、专门化的服务、交通与基础设施的改善以及知识和技术的快速传播等外部经济效应。正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

马歇尔的新古典区位理论关注的对象仍然是企业本身。但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相伴随的是大规模人口的地域间移动，尤其是产业与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现象极为显著。韦伯工业区位论针对到底应该如何从经济区位的角度探索资本、人口向大城市移动（大城市产业与人口集聚现象）背后的空间机制展开分析。韦伯按照以运输成本定向、劳工成本和集聚与分散因素等三个视角分别分析他们对工业区位的影响，将抽象和演绎的方法运用于工业区位研究中，建立了完善的工业区位理论体系。韦伯的工业区域理论通过对运输、劳力及集聚因素相互作用的分析和计算，提出最小费用区位原则，并以工业产品的生产成本最低点作为配置工业企业的理想区位。

二、资本主义产销矛盾扩大与商业区位理论

无论是杜能的农业区位理论、马歇尔的古典区位理论还是韦伯的工业区位理论，研究的重点都是资本主义工业企业。这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是极为正常的。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之初，物质相对匮乏，生产的产品也大多用于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因而所生产的产品由于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而基本不用担心产品的销售问题。但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扩张，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扩大与人们相对较低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愈加突出，产品市场的扩大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亟待解决的问题。由此，商业活动逐渐获得了快速发展，并因此产生了商业区位理论。

（一）尤哈特的商业区位理论。尤哈特最早论证了商业区位理论。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以商品运费最少、运输距离最短而盈利最大为目的，在销售范围中寻求获得利润机会最多、商业覆盖率最大的区位模式。但是，尤哈特的分析由于其所处时期商业的相对重要性不足而仅仅是提出了诸如最有工业区位、原料指数、区位三角形、等差费用曲线等基本是从工业区位布局中移植过来的概念，而对于商业区位选择没有更多的指导意义。到了20世纪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销矛盾越来越突出，对解决这一矛盾寻求理论支持的渴求也越来越强烈。于是，克里斯泰勒创了研究市场区位的中心地理理论，提出了用以说明提供不同服务的村庄和城市的等级制度为何会出现，以及这种等级制度又为何因地而异的一般理论。克里斯泰勒的中心地理理论为城市地理学和商业地理学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城市空间扩张和地租梯度变化主导的区位理论演进。区位理论的演变到20世纪三十年代仍然主要集中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过程中的如何通过工业企业的区位选择降低其生产成本，即使是商业区位理论其目标也是商业企业如何区位选择缓解资本主义产销矛盾的问题。因此，这时的区位理论演变主线主要体现为围绕工业企业的生产原料和产品销售展开研究。但到了20世纪初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区位理论的演变主线也因此逐渐转向了城市的地域空间利用，以探讨城市空间扩张和土地地租的梯度变化来寻找企业和家庭的依据个体成本最小化而进行的区位选择。

在这一演变主线下，20世纪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先后出现了同心圆地带理论、扇形理论、多核心理论和中心商务区土地利用模式。以伯吉斯的同心圆理论为例，该理论认为，城市土地利用空间结构基本模式为城市各功能用地以中心区为核心，自内向外作环状扩展成5个同心圆用地结构。5个同心圆中的居民和企业分布由内而外大致体现为，第一环带是城市中心商业区，主要布局大商店、办公楼、剧院、旅馆等企业；第二环带为过渡地带，主要布局老式住宅和出租房屋以及轻工业、批发商业、货仓等；第三环带由于租金低和交通便利，因而主要是工人住宅区；第四环带是高收入阶层住宅区；第五环带为通勤人士住宅区。伯吉斯同心圆的动态演变则主要体现为各环地带自内向外的“入侵与继承”过程。霍伊特的扇形理论和麦肯齐、哈里斯与乌尔曼等人的多核心理论对城市空间结构与企业和家庭区位选择的分析路径基本相似，只是扇形理论强调城市企业和家庭的布局主要沿交通线路和沿自然障碍物最少的方向呈扇形布局，而多核心理论则认为城市除中心商业区外还有工业中心、批发中心、外围地区的零售中心等，企业和家庭的区位选择也因此更加复杂、多样。

三、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基于家庭与全球化竞争的区位理论演进

（一）城市化进程完成后的家庭区位决策。到20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基本完成，基于城市空间结构与土地利用的区位理论则主要集中于家庭区位问题，即居民因生命周期、可达性以及与地方住房市场相关的选择住房的区域内迁移和居民因就业的变动和就业机会有关的区域间迁移。对于家庭区位问题的研究，阿隆索在其建立的新古典城市竞租模型中从城市内部土地利用和交通系统的关系来研究住宅区位问题，之后穆特、奎格利和西格尔等人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微观模型路径研究家庭的居住选择，而与之伴随的则是沃尔伯特、古德曼、汉讷西克和奎格利、奥纳卡则沿着住房选择与流动性的联系宏观模型研究家庭的居住行为。

（二）全球化时代基于全球“价值链”的要素区位决策。到了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区位理论的演进进一步受到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影响。在这一时代，全球化竞争的压力加剧促使跨国公司的国际战略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由注重资源、效率和市场的横向战略转向寻求“协同效应”的纵向战略，顺沿“价值链”方向把不同的生产、经营环节配置到全球最有利的区位。因而，区位理论的发展在资本、技术、信息乃至劳动力的全球流动导致生产活动和居民住宅的区位选择都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其中，最典型的是衍生于增长及理论、由麦克·波特提出的产业集群理论及其之后围绕产业集群理论对企业、政府乃至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研究。

四、结论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产生、工业革命期间以农产品为原料的生产方式及水路运输的低效率，到工业革命后运输方式的变革及生产原材料的变化以及由于生产扩张后引起的产销矛盾，进而带动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城市化进程，以及到20世纪五十年代城市化进程结束后以城市家庭区位选择为主要研究对象，20世纪八十年代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基于全球“价值链”的生产方式，每一个阶段都最终体现在区位理论的演进上。因此，区位理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区位理论的演进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历程是密不可分的。

（作者单位：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姜鑫，罗佳.从区位理论到增长极和产业集群理论的演进研究.山东经济，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