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典籍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代文学典籍，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代文学典籍 休闲体育 体育思想

一、古代著名人物的休闲体育思想与实践

在春秋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年代，老子便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之一。众所周知，他开立了道家思想的先河，且秉持着“无为而化”的观点，久而久之他对休闲体育的思想与此观点一致。《大学》代表着儒家著名的思想，其中记载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意图是想说明人不能出现空闲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多了皆有可能做出坏事。虽然话中指出的是“小人”，但是另一种意味便是品德高尚的人若是得空的时间长了，也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更不用说休闲体育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存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老子并不反对休闲，并且翻阅相关的记载可知，老子比较热爱休闲运动，曾也参与过休闲活动，由此可知老子对休闲保持赞同的态度。

古代时候，王公大臣以及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士会进行狩猎，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放松自己，缓解工作压力，以便能够具备更好的心态与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所以狩猎也是一种休闲行为。老子在体验休闲过程中曾发表过“驰骋田猎心发狂”的肺腑之言，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在狩猎过程中能够拥有“发狂”的心态，可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愉悦。

庄子对休闲的理解与养生之道联系得较为紧密。庄子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是说在休闲中要想达到休闲养生的效果，应保持休闲淡然的心态与集中的注意力，以便造就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著作《逍遥游》的取名，最能直接反映出他的休闲思想。

孔子为我国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其中《礼记・乐纪》中相关记载指出文中大部分都是在谈论音乐，但是在古代，舞蹈、音乐、体育等艺术性质的文娱活动，在开展时都是紧密联系的。孔子的理论中表明只有将音乐、舞蹈、体育等进行有效结合，才能使人们得到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感受。

孔子发表的“逝者如斯夫”的诗句，便是行走在江边，放眼观望眼前的一片江水之后有感而发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便是孔子曾将学生带往郊外进行踏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体验户外运动所带来的轻松愉悦之意，从而寻求欢乐恬静的生活状态。

二、古代典籍中的休闲体育

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休闲的时间较多，大多数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进行休闲活动，其追求的休闲境界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明朝时期已经开始流行泡温泉养生了，并且根据温泉这一词语，许多文人墨客不得不为之填词作曲。古代杨慎诗人的《安宁温泉》一词曾写道：何如碧玉温泉水，绝胜华清石池。”苏轼曾这样评价过：“汤泉吐艳镜光开，白水飞鸿带雨来。”清代时期的张凌云曾经给象鼻温泉题过词，他说：“入浴能教人似玉，到来几许貌如花。”还有许多诗人写过有关温泉的诗词，不过最终可以借用张凌云的诗词表达统一的观点便是“春寒我欲频经此，童冠讴歌乐岁华”，即是表达经常来到温泉中沐浴，能够使心态平和，感受到岁月年华的美好。

在古代生活中，养生除了上述的方式还可以通过饮食达到养生的目的，《寿世保元》记载过：食为半饱无兼时，酒至三分莫过频。此句话理解为饮食达到半饱的状态就行，饮酒不要太过于频繁，旨在说明人要控制饮食，不要过量饮酒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民间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逛庙会了，古代妇女的地位普遍较低，女子一般都要做到大家闺秀的标准，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庙会来临时，女子却可以出门凑热闹，观看各种活动与大街上摆卖的各种商品，出门感受集市的热闹与繁盛，为心灵与眼界平添一丝休闲享受。

《周敦颐集》中记载过周敦颐与朋友或是路人一起结伴至山水间游玩，进行作诗、吟诗、谈诗，并被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住，而连续几个月流连忘返的句子，表现出古代诗人为除去内心深处的烦杂，追求宁静、休闲自得的生活状态而“游于山水间也”。

文学经典意识在古代人们对天地、自然、社会等中能够得到彰显，“诗”除了具有政治、社会思想意义，还能表达诗歌所具有的特定规则与法则。古人喜欢诗词歌赋，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闲暇时光，还能锻炼脑力与思维活力，促进身心健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具有较强的文学经典意识，文学的观念与经学的观念出现对立，并且与经、史等具有多种特点的文学相隔离，这样在品味文化经典中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不同学派所秉持的思想以及对休闲的观念看法存在差异，从而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到古代典籍中的休闲娱乐活动之趣味。

伦理道德在古代人们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所侵犯的，而休闲活动便也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礼”在孔子的思想以及教育中，能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包括射箭、投壶、乐舞等多种娱乐项目。人们在进行娱乐项目时主要是追求清静无为、高雅休闲的生活状态以及愉悦的性情，贴近自然，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西周时期，“武力征诛”与“敬得敬礼”思想同样重要，人们在休养生息过程中普遍愿意进行“饰之以礼乐”。

三、结束语

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对于休闲体育的形成以及演变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其中具有浓郁的民风特色以及象征性寓意的活动在传承中会保留其特征。古代休闲体育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学会放松，保持自然、愉快的心情与生活情调，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聂啸虎.中外古代休闲体育思想纵横谈[J].体育文化导刊，2008（07）.

篇2

关键词：古代典籍，英译本，译介学，古代文化

作者：刘石钰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典籍在西方广泛传播，文学典籍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化的宝库，建构并传承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本文拟以文化为主线，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体会中国文化传播到英语世界的过程中体现的古代政治、思想、军事和民俗文化等，同时分析其英译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失落和变形等译介现象。

一、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译介

《论语》、《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学典籍中包含深奥的政治文化，但是典籍英译中存在一些失落和变形。

首先，反映思想政治文化词汇涵义的失落。比如，《道德经》中的“道”字是道家的哲学核心，其内涵博大精深。但在“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与“大道”等词语中，道字被韦利一律译成“Way”（道路），这种翻译和理解不仅使这个字所承载的深刻的哲学思想消失殆尽，还造成了语义的失真和读者理解的误差。

其次，只在表面含义上翻译形象比喻词。《道德经》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韦利把这句话译成“HeavenandEarthareruthless，TothemtheTenThousandThingsarebutasstrawdogs.Thesagetooisruthless，Tohimthepeoplearebutasstrawdogs.”。这里的“刍狗”本是指用草扎成狗，供祭祀时用。但是译本中，老子通过“刍狗"所表达的哲学思想荡然无存，“天地”和“圣人”也变成了残酷的形象，会让西方读者误以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多么的怪异和残忍。

二、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译介研究

《论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倡导的“仁”极富中国思想内涵，它是《论语》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理雅各把“仁”翻译为“truevirtue，benevolentactions，virtuousmanners，beneficence，perfectvirtue”等，韦利通篇把“仁”译为“Goodness”或“Good”，辜鸿铭则选择“beingmoral”、“moralcharacter”或“morallife”。各种翻译方式各有利弊，但是，由于“仁”的诠释意义丰富，单一的译语词很难真正传达它的本意，削弱了原语的内涵。这些翻译中精确的阐释使“仁”字的不同含义得以呈现，但整体上却给人一种散落的感觉。

三、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译介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和军事有关的巨著，里面的很多战役和军事文化我们都耳熟能详。第五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有个“英”字，字面意义是“英雄”，指刘、关、张三人，英文中与“英雄”字面意义相对应的词是"hero"，英语"hero"这个词汇的内涵意义是不包括中国文化中“兄弟”这一层的。因此，罗慕士把“英雄”改译成了“兄弟”，“三英”译作“thethreebrothers”，突出表现了原文的内涵意义。

四、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民俗译介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英译本中的民俗很多，其中包括物质、社会、精神和语言民俗等。

1.物质民俗。诗经的《七月》中有这样的句子：“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处的“三之日，四之日”等是指夏历的正月和二月，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则不能表达原文要表达的含义，杨宪益，戴乃迭等将其意译为thefirstmonth和thesecondmonth就比较贴切。

2.社会民俗。《红楼梦》里元宵节有吃元宵的民俗，如直译，读者可能体会不出其深层意蕴。所以，杨氏译本将“元宵”、“合欢汤”、“如意糕”分别译为“NewYeardumplings”，而英国的大卫霍克斯将其译为firstmoondumplings。两者都兼顾了元宵节在中过民俗文化中的意义。

3.精神民俗。《诗经》中对于爱情、相思等精神民俗很多，比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窈窕淑女”指的是内心寂静而善良的女子，杨宪益，戴乃迭等译者用gentle和graceful比较恰当地表述了其端庄文雅又漂亮的意思。

4.语言民俗。《水浒》中的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说“洒家特的要消遣你！”。这两句话赛珍珠的翻译为：AtthisChengTheButcherlaughedandhesaid，"Areyounotmakingajokeofme？”“Ididindeedcometomakeajokeofyou!”ThenLuTayelledathim，"Ho，yourascal，”。译成英文失去了原文的简短和气势，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鲁达的言语粗犷。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是一门很成熟的研究学科。但该学科在课程的教学研究方面很滞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高等院校古代文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高等院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优化高校文学教育实效

前期，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偏重于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对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缺乏研究，对课程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推动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课程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加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高等课程竞争力，提高教学效率。

(三)有助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二、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教学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标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对中国文学教学理念研究不够。虽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丰富课堂，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或者经常性的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势必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对于长期不重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研究，不利于学生找到认同感，学习的目标意义不明确，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上，没有目的性，对学习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鉴定不明确，都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重实训技能培养，缺乏相应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时相应减少，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考核评价时偏重于课程实训，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由理论为主，转变为实践教学，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实践学时。高校普遍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开展实践教学。很多高校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虽然教学方式有所变化，但是取得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长期发展，对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仍显不足。

(三)重文学作品学习，缺乏国学经典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主要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是历史传唱，文学色彩浓厚，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视，在安排课程时对于课时的安排就相对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强一些，各高校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开始重视国学经典诵读。高等院校在开展课程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时就要求大学生要开展国学阅读主题活动，列出必读科目，将平时的表现和最终考核结果综合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学生的阅读主动性不强，疲于应付的思想还存在，笔记报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显。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科学设置本课程的目标，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基本的文学作品知识和文学史常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悠久传统和主要特点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对于基本常识要熟练掌握，对于文化常识能够正确判断。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艺术特点，能运用文学、语言学、美学、历史等相关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评述，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学教育教学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术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声光画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为教师提供诸多素材的条件，因为在制作这些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没有便利的资源和条件，会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体资料借鉴意义也很有限，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对资料的选取要本着实用，能够扩大大学生的文学视野，能够形象的说明问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克服过去单纯的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学习，深入的研究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古代文学课程时要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在网络化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检索和收集相关学术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日益重要。将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文学与现代网络文献检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可以有效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为他们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被文化部门，广电中心拍成了优秀影片，在全国各大剧场进行放映，这又为大学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使得大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学习，激发研究的兴趣。

(三)树立新型学习观，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引向深入

篇4

关键词:浅谈 中国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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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政治学；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71-03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考究其学派传统时，往往会将之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将修昔底德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一书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三人也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传统理论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相关解读。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进行文本解释，对传统支配性解读进行“重复”和“再现”，从而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以此揭示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一、文本解读的“知识考古”：继承关系的主观性偏差

从人性的视角来论证国际关系的特点，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汉斯・摩根索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将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诉求，其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并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指出，“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外，在论述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时，摩根索也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来加以佐证。有鉴于摩根索将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战史》中的相关观点和语句，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将修昔底德视为自我理论的一大基础和先驱。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称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主要是因为在《战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学派的3个核心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为了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其作为追求其它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此，基欧汉引用《战史》第1卷第23节中的名言来解释上述3个核心假定：“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体系的视角来解读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是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乎。无政府体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将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与《战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极体系相比较，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沃尔兹认为，《战史》为其“国家相似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吉尔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更为热衷，他认为其全部理论均与修昔底德的理论相联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他们均将修昔底德的《战史》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对于修昔底德与自我理论的渊源关系，几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却多有差异。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将《战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重要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学文本中的只言词组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而不是还原政治学文本以本来的面貌。英国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认为，对文本进行解读时，“真理依赖于情境、社会，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个时期的政治哲学时，必须要把哲学中评价或规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与历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虑，读者要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就必须掌握说话者的运用常规。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对文本的分析断章取义，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论对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垄断了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的谱系分析：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

上述“知识考古”再现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支配性叙述，通过“双重阅读”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类似的文本解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强调发掘文本之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消解传统文本解读的“中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曾经指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后现代主义认为是权力创造了知识，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常使用“谱系分析”方法。系谱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本文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而揭示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消解现实主义中心论思维。

对于现实主义文本解读中的知识和话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诠释，首先要厘清现实主义言说和古典政治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以及古典政治学文本中包含的很多异质性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符合其理论视角的诸多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被现实主义学派“人为化”的边缘观点。以对霍布斯的分析为例，“现实主义通常从逻辑和描述两个维度来运用霍布斯”，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了范式”，国家之间交往的现实，同霍布斯所描述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描述相类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认为，与其说霍布斯是现实主义者，不如称其为理性主义者。他指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迈克尔・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国际关系：一个再考虑》一文中，也极力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解读方法，转而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异于现实主义者的结论。同样，大卫，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团体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一文中，通过研读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论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是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霍布斯的国际政治主张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扩大贸易，规避战争，其观点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解读在同现实主义解读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的霸权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学的相关文本被解读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版本。

文本解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本身无法避免权力的运作，知识的论述机制也反映了权力的变化关系。文本霸权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中所存在的霸权状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渎，还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来说，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占上风的话语模式所决定的。自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支撑成为主流话语，并取得了对其他理论的话语霸权，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其他的理论言说受到主流话语的忽视、压抑和边缘化。因而，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只听到了现实主义的声音，也只接受到现实主义的布道，从而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现实主义文本解读的实用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其学说与古典政治学传统文本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传承，并试图证明这一传统相对于其他理论传统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坚称与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主义不过是众多与古典政治学家对话的学派之一，现实主义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场和偏见来解读古典文本，从而证成自我理论，彰显其普世性。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主流声音是由现实主义者发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的认同该书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篇之作，现实主义学者都从中找到了证成自我理论的言说。然而，“近代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一系列特定的关注，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受益于修昔底德”，问题在于“他无法自己约束我们针对他著作的诠释，所以我们太容易使自己确信，我们在他这里发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渎时，由于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因此难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对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理论者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论者论点与偏见的玷污，显现出理论的强词夺理元素与实用主义意图。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学科指向也往往明确。就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而言，历史学者将其视作一部宏篇的历史巨著，而国际关系学者却能从中汲取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不论不同学科之间固有差异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国际关系一个学科内部更是如此。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到启发。”如《战史》这样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论指向，不仅是现实主义，其他学派也可以从此文本中汲取养分。而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是在权力关系中造就出来的论述的实践，这种论述的机制反映了权力的变化。作为具有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主义，其借助古典政治学家著作中提供的庞大体系和丰富内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理论具有深厚传统的佐证。

国际关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解释一切的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论与古典政治学著作相联系，使研究者忽视了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其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现实主义“自觉”地跳人了这个“陷阱”，对于古典政治学家的智慧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套用现论简单地对古典政治学文本加以诠释来证明历史传统的存在。因此，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各学派将古典理论加以主观化并为我所用的过程。

四、结语

知识常常是主观性的，其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和实体。每个人在阅读时，由于主观性的存在，都会产生彼此有差异性的阅读结果。对文本的解释，只有撇开一己之见，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从而使“文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罗伯特・沃克尔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质疑的，每一个呈现并不是复制或恢复其在其他时间或空间所真正出现的事物，而是呈现其他各种的呈现，没有一个是原版的，每一个都是独断的，并且没有一个能排除其他的各种呈现。”其实，对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亦是独断之思，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就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呈现出统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识。即然如此，在对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学家著作的指向是庞杂和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反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因为任何单一的话语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清楚轮廓。只有各种声音同时存在，才能扩展我们谈话的视野，才能充实我们关于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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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是对外汉语专业的必修课，内容多，时限长，所占课时比重相对较大。首先，古代文学在中国文学课程教学中具有着举足轻重的基础学科作用。其次，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千年的历史，涌现出来的文学经典和文学大师灿若繁星。它们是世界文学宝库中的瑰宝，更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然而，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和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在选课时越来越注重实用性。他们普遍认为文学的学习特别是古代文学的学习则不是那么重要，因此他们把大量的精力投入到语言类课程和外语的学习中。针对古代文学边缘化的现状，我们所能做到的就是多探究古代文学的教学方法，从提高课堂教学效果着眼，让学生爱上古代文学，从而实现我们教学的既定目标。教学过程是一种特殊的沟通信息的双边活动。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以及沟通信息的教学媒体是其中基本的要素。因此，教学方法的探讨可以从以上各因素入手。

一、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的主导教学

1.教学内容“经典化”。随着教学理念和课程观念的改变，教师已经由传统的知识传授者转变成课程的编制者和实施者。对外汉语专业的古代文学课时数远远少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课时数，有限的课时根本无法承载浩大的古代文学内容。因此，对于教学内容选取和教材的使用，需要教师在备课和授课过程中对教材内容作一定的更新和补充，把几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根据专业特点和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对具体的教学内容整合加工，杂取种种合成一个，并且在教学过程中不断的进行充本文由收集整理实和完善。在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时大大压缩的情况下，如果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面面俱到地讲解作家作品只能是蜻蜓点水，点到为止。所以，教师在编排教学内容时，除了要汲取各文学史教参之长外，还要处理好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关系。所以，编排教学内容时，古代文学应该高度重视文学大家的经典之作。在这些经典作品的学习分析中，通过作品了解作家，掌握相关的文学现象，并以此为线索梳理“史”的脉络，最终把握古代文学的全貌。这比传统的重“史”轻“文”的教学模式更适合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

2.课堂教学“情趣化”。对外汉语专业的毕业生所面临的教学对象是外国学生，在课堂中激发外国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极为重要。所以在对外汉语本科生教学中就要突破传统的古代文学“二元式”教学窠臼，即“作家、作品思想内容+艺术特色”，根除惰性思维，积极探索高效、生动、活泼的课堂氛围，努力提高教学效果。我们可以根据古代文学的学科定位和本专业的特点尝试新的教学方法，例如：①讨论分析课。高等教育是一种培养能力的教育。实践证明，在课堂上经常性地开展讨论课，启发、引导学生交流思想，这是一种能够拓展学生联想思维，提高其独立学习能力，活跃课堂气氛的有效途径，是由“一言堂”的教学模式向多选择、全方位的认知过程的转变。讨论分析课不同于课堂的提问，师生之间不是简单的一问一答的消极被动关系，而是平等和谐的开放式关系，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自由发挥，畅所欲言，尽可能多地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只要能够自圆其说。讨论的内容要围绕一个研究性课题，结合教学内容，启发引导学生从文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去分析研讨，力求古代文学课与社会现实与学生的自身生活相接轨。从而激发课堂的活力，培养学生的兴趣。②模拟课堂。在教学过程中，请学生走上讲台，师生换位的课堂形式，也是一种活跃课堂气氛，培养学生动手、动脑、独立思维能力的好方法。教师事先规定讲课内容，学生分组分头查阅资料、准备教案、制作课件。在组织材料的过程中，学生各方面能力都得到了提高，特别是对于对外汉语专业的学生，这是一场真正的课堂演习，通过模拟课堂，一方面巩固和加深了课本知识，另一面使学生们学到的教育学、心理学、教材教法、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得到了灵活的运用。此外，学生走上讲台，还锻炼了他们的口才，使他们也更加有自信，从而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3.作业形式“多样化”。课外作业是课堂教学的延伸，是对教学内容的巩固与强化。合理的作业设计，有利于学生学习知识，养成技能，发展思维。然而在大学，作业却经常被人忽视。作业形式单一、枯燥。以古代文学为例，常规的作业样式大多是一些名词解释题和简答题，这主要是对基础知识的归纳和总结。这种作业的弊端是，动脑的东西不多，学生的兴趣不高，往往答案雷同，甚至还有彼此抄袭现象的发生。因此，改革课外作业形式势在必行。除了上述讨论课发言稿和模拟课堂讲稿可以作为作业外，我们还可以设计一些其他有趣的作业样式。例如：①广泛阅读与作品改编相结合。首先教师要列出阅读书目，督促学生广泛阅读，然后在此基础上，学生可以根据兴趣自主选择篇目进行改编，或是诗词创作，或是小说续写，亦或是戏曲改编。这样的作业最大的好处便是，学生可以有针对性地阅读，可以极大地发挥他们的潜力去理解和领悟作品。②专题研究和撰写论文相结合。这类作业可以是教师设立若干专题，由学生自由选择题目、

组织材料、撰写论文，也可以让学生从自己的兴趣点出发，提出问题、解决问题。做这类作业的前提是，教师要事先向学生介绍一些学术论文的基本写作格式，这样，学生可以模仿学术论文的样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初步养成学术思维，突出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

二、古代文学教学中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习惯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1]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学习转变为积极、自主、探索性学习，有益于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是需要教师精心指导和耐心培养的。教师要刻意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作品讲授之前，提出问题，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逐渐形成对作品的深层领悟能力。例如，在讲解施耐庵《水浒传》之前，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相关文献和著作的查阅，整理分析水浒戏的发展流变，并引导学生来思考水浒戏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李逵）和“小说”中人物在性格特征上的区别，或是分析作品人物的“同而不同”，[2]以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教师还可以因势利导以此作为选题，鼓励学生整理资料、分析研讨、梳理观点，写成小型论文或是研究报告。整个过程，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三、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从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等方面出发，艺术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但同时又会产生由于信息量过大导致学生应对不及和限制想象等方面的弊端。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多媒体的辅助将教学效果最佳化。

1.多媒体教学的前提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在运用多媒体进行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时，应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现代信息技术只是一种辅助教学的手段，万万不可喧宾夺主。教师是课堂的引导者而不是课件的复述者和演示者。在教学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和学生的思考才是课堂的中心环节。要根据教学的实际情况正确运用多媒体，不可滥用、泛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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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百家讲坛》；现代传媒；中国古典文学；消极影响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5）15-0-01

《百家讲坛》是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CCTV-10），自2001年7月9日起开播的讲座式栏目。作为大众传媒方式的一种，《百家讲坛》为了获取高收视率，就必须采取一些手段迎合观众，这就在传播中国古典文学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弊端。本文力图探究《百家讲坛》作为现代传媒方式，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消极影响，从而从中得到一些有益启示，以求使文学传播者和接受者在现代传媒方式下，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正确认识。下面具体就《百家讲坛》对中国古典文学传播的消极影响进行如下分析。

一、对经典文本产生误读

《百家讲坛》中对经典文本的误读包括对字词的误读，以及对历史文化知识的误用。经典文本是民族智慧的结晶，阅读经典文本是传承中华优秀文化精神的关键所在，然而在这个“泛娱乐化”时代，经典文学的阅读，只限于相当少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百家讲坛》栏目组，为了避免被淘汰的命运，不得不以提高收视率为一切出发点。为了迎合大众的观赏品味，栏目组决定让主讲人们采用新颖通俗的讲解方式，并且要特意故事化讲述、制造好莱坞大片式的悬念，不惜以牺牲节目的学术性为代价，这就产生了对经典文本的误读，致使广大受众对文学经典产生了误解。下面以易中天在讲解《三国演义》时产生误读为例。

易中天在《百家讲坛》中讲《三国演义》时曾质疑“空城计”并不是诸葛亮发明的，而是曹操发明的。他在节目中说曹操和吕布两军作战期间，曹操的军队由于去收麦子，城内几乎没有什么兵力了。就在这时，吕布的军队突袭过来，曹操急中生智，将随军的女眷都派遣到城墙上，摆出各种造型制造出歌舞升华的假象蒙骗吕布军队。吕布确实上了当，他看到远处的丛林好像有敌军暗伏，便慌忙下令撤了军队。因此，易中天便认为是曹操发明了空城计，而罗贯中把空城计嫁接到诸葛亮身上是“恶搞”，这好像是易中天在学术上的一大惊人发现，几百年来的读者都被罗贯中误导了。

但是要注意的是，罗贯中的《三国演义》是文学作品，并不是史学作品，就作为文学创作的《三国演义》而言，它是以《三国志》的史实作基础，进行大量艺术加工而写成的历史演义小说，所以后人说它“七分事实，三分虚构”，正表明作为文学作品的《三国演义》和作为历史作品的《三国志》的分野。在《三国演义》中，空城计是罗贯中以《三国志》为基础，对民间的三国故事进行提炼概括，并且巧妙地移花接木而成的。这样的创作突出了伟大军事家诸葛亮胆识与谋略的超群，而且更符合作品“尊刘贬曹”的价值取向，可以说这是罗贯中创作中的出彩一笔。而易中天没有尊重文学创作的可虚构性原则，却硬要节外生枝地把空城计说成是曹操发明的，污蔑罗贯中是在“恶搞”，这是对文学经典的权威性的亵渎，并且是对文学经典的误读。这种误读不仅质疑了《三国演义》的经典性，而且严重误导了电视观众。

不可否认，易中天的通俗时尚的讲述方式，吸引了广大受众的眼球，激发了观众对《三国演义》等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但是这种以牺牲知识的真实性来换得轻松愉快讲解方式的行为，使得错误在电视传媒下广泛传播起来，误导了广大受众，导致受众对经典文本产生误读，这种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二、文学活动娱乐化

改版后的《百家讲坛》为了提高收视率，采用了说评书、讲故事、制造悬念等一系列手法，使得它放弃了早期注重学术品位的定位，逐渐走向了娱乐化道路，从“学术电视”变为了“电视娱乐”。《娱乐至死》的作家波兹曼说“电视已经让我们成为了娱乐至死的物种”。这种一味迎合观众品味的做法，造成了《百家讲坛》学术性的淡化，成为了“娱乐化学术”。

《百家讲坛》请了刘心武讲《红楼梦》，请了于丹讲《庄子》、《孔子》。这两位学者都不是研究这方面的专家，但是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他们能够抓住广大受众的心理。想要抓住受众就必须去迎合他们的品味，在唯收视率马首是瞻的媒介生存状态下，《百家讲坛》成为了文化包装下的娱乐产物。为了达到吸引观众的目的，《百家讲坛》把故事情节传奇化、文学经典通俗化当成节目的制胜法宝。

易中天的“品三国”，为了达到娱乐性效果，不惜以违背古典文学的原意为代价，这样的毫无节操地采用娱乐性手段迎合观众，可以说是完全漠视学术的权威性。易中天在讲座中穿插着大量不恰当的比拟，例如，他把刘备比作绩优股，谈到赤壁之战时，把孙刘结成联盟的得与失，竟比为现今搭伙的兄弟抢银行的成功与失败。易中天把刘备这个皇叔比作了注水的猪肉，因为要为刚开的公司找“CEO”，才去隆重找诸葛亮一探虚实。

刘心武讲《红楼梦》悬念不断，足把《红楼梦》讲成了悬疑推理小说，确实充分满足了观众的猎奇心理，但是他的这种讲解方式也造成了过度娱乐化的后果，他为了制造娱乐而制造悬念，为了制造悬念而制造了牵强附会的文学误读。他在《百家讲坛》上以这种方式讲解的揭秘《红楼梦》，在学术界便引起了不小的争议，中国红学会会长张庆善先生认为刘心武的“秦学”根本不是什么学术研究，而是在搞创作、编故事。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学术已经被严重地异化，文学活动充斥着娱乐性。文学经典原著被搬上《百家讲坛》后，在主讲人另类的讲解下，已经很难让人领略到它们原来的风采。在这个娱乐至死的年代，《百家讲坛》确实让中国古典文学重回大众视野，但失去了原来的味道。

三、接受者的主体性消解

《百家讲坛》的专家学者们以全新方式解读中国古典文学，使得广大受众在电视中，以一种轻松愉悦的方式享受着一场场文学视听盛宴。然而，电视前的观众完全被这种娱乐化、故事化、充满悬念的讲述方式吸引，以这种视听方式代替了阅读纸质文本，以致无法从原著中获取自己对经典文学的理性认识。可以说，在这个被视听充斥的“受众为王”的环境中，我们的文学活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如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在文学活动中“作者已死”，甚至受众也“死”了。接受者的主体性缺失，造成了文学接受的被动与从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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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的发展情况看，我国古代文学课堂教学质量在不断下降，学生对古代文学的认知和解读能力越来越弱。本文从古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意义入手，分析古代文学课堂教学的难点，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教学质量的措施。

关键词：

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方法研究

1古代文学对现代生活的意义

1.1有利于找到民族的思想根源我国有着五千年的历史文化，古代文学典籍浩如烟海，蕴藏着极大的智慧和思想。现代经济事业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的传统世界的认识，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并不会因为经济的发展而改变。人们长期处于繁华的世界中，忘记了民族的思想根源，容易犯先人曾经犯过的错误。古代文学的研究可以找到民族发展根源，找到自己的根，增强社会的凝聚力。

1.2有利于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古代文学中体现了我国先人们的思考，并且在思想境界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从古至今，我国不缺乏各个行业的精英，不缺乏创新发明的先行者。这些智慧来源于先人们较高的思想境界。文学典籍中详尽地记录了一代又一代圣贤的思想。对这些内容的解读可以为现代社会提供新的思想视角，辩证地看世界。古人留下的文学典籍是他们思想的精华，是探究挖掘的主要依据。只有成为思想上的巨人，才可以引领时代，走在世界的前列[1]。

1.3有利于探求民族发展的未来“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现代人需要从古代文学中获得养分，吸收先人的宝贵经验，结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跨步进入大发展时代。古代文学虽然没有对当前形势和问题做出处理，但是，从古代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自身发展的足迹，看到民族的优劣，看到民族可以不断向前的不竭动力。古代文学中的追求真理、追求自我的思想将鼓励人们寻找复兴之路，鼓励人们实现中国梦。

2古代文学课堂教学难点

2.1社会环境过于功利现代社会环境对于古代文学知识的探索时间和精力十分有限。首先，在物质世界中，古代文学转变为现实经济的速度比较慢，并且获得的收益比较小。低收益减小了人们对古代文学的追求，转而投入到对经济活动的追求；然后，古代文学内容相对枯燥，难以运用到现实生活中，无法获得单位或者周围人的欣赏，使得其学习者不断减少；最后，古代文学中涉及到很多传统腐朽的思想，人们难以将优秀的思想和腐朽的思想完全区分开，容易在古代文学中找不到自我，导致影响个人对现代世界是非观的判断。现代人出于功利心淡化了古代文学的美，将白话文和简笔字视为民族根源，大大减弱了古代文学对现实生活的指导意义[2]。

2.2高校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高校教学内容经历了几次较大的改革，使得古代文学的研究地位不断下降，新型理工类科目活跃起来。从近代看，我国的古代文学课堂教学发展到了顶峰，几乎所有的读书人都可以撰写文章，具有良好的文学素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高校将理工类教学科目的重要性再一次提高，淡化古代文学的传承，一直发展到今天。古代文学的教学方式遵循传统理念，采用传统方法，并没有进行更新发展。长期发展而来的差距使得高校的古代文学教学活动质量不断下降，甚至部分院校古代文学教学体系不再完整，学生无法获得完整性的知识体系，无法获得继续研究的能力。高校将古代文学从必修基础课程中删除，成为学生的选修课程，并且删减大量的课时，给古代文学课堂教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2.3教学评估制度过于宽松从目前教学评估制度看，古代文学中几个主要学科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评估制度，教学指标评分不明确，对学生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方法没有量化处理。宽松的评估制度让讲师淡化了自身的教学职责，降低了教学水平，给学生的成长带来较大的伤害。现代高校对古代文学的教学评估制度仍然没有改善，学生对古代文学的学习的态度也不端正，部分学生无法学习到古代文学的精髓。教师和学生双方对古代文学探究深度的降低，导致整个教学水平急剧下降。现代大学生古代文学素养十分低，对古代文学了解十分有限，需要引起学校的重视和教师的反思。

3提高古代文学课堂教学质的措施

3.1提高古代文学的地位我国古代文学由必修课程转变为选修课程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学生古代文学素质倒退十分严重。学生对“仁、义、礼、智、信”等文学内容缺乏必要认识，没有欣赏古代文学的能力，无法从古代文学中获得心灵体验。高校需要将古代文学中的经典内容和经典课程转变为必修内容，让每一个学生都受到古代文学的熏陶，都对民族的文化有所体会，成为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发扬者。比如：学生可以从汉语言文学角度学起，让学生懂得语言的组成和具体运用，习惯古代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方式，探究其中的儒雅姿态以及对他人的尊重和对自然的敬畏。将古代文学的部分转变为必修就可引起更多学生对古代文学的重视，从中体会先人智慧，进而产生兴趣，进行独立研究。

3.2完善教学评估制度教学评估制度包括对教师教学质量的评估和学生学习效果的评估。对于教师而言，高校应该对教师的多项课堂教学表现让学生匿名打分，并进行统计分析处理，对教师工作的不足提出批评建设，让教师意识到课堂教学活动中自身的缺点并及时改正；对于学生而言，教师需要对学生的课堂表现，问题作答表现以及对古典文学的认知表现进行综合评判，并将每个指标进行量化，确保评判的正确无误和相对公平、公正。这些方法都是高校建设的外力作用，还需要教师和学生的积极配合，需要教师和学生认识到古代文学对其发展和生活产生的意义。

3.3提升教师教学水平大学教师是古代文学方面的研究专家，对古代文学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很多讲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课题。讲师在授课的过程中需要认识到自己的位置并对学生的理解能力和思维能力进行有效的判断，使得自己的教学内容在学生理解的范围之内，否则就会失去授课的目的。从现代教学的情况看，高校管理层还需要对教师的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监督，确保教师的教学内容浅显易懂。学生也可以对讲师的教学内容进行及时的反馈，将自己不明白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请教，让教师得到心灵的满足感。总之，教师应重视教学工作环节，加强对教学活动的投入，拉近教学内容与学生学习能力之间的距离，确保古代文学课堂教学活动顺利进行。

参考文献：

[1]刘芳.教学质量评价的数学方法[J].安徽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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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多从事古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学者针对新时期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存在的问题和出现的新情况予以细致分析，诸多的关注和研究皆立足于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观念、方法、手段等方面的优化，尤其重视课堂教学这一创造价值的过程，力求让这门传统的经典课程的教学实践更接近新时期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针对新建专升本院校古代文学课程面临的新问题，在借鉴其他高校的课程优化经验基础上，可做以下几点思考：

1.如何在课时相对少的情况下，合理安排课堂讲解与课后引导工作？这就要求教师考虑讲解内容的精选和学生课下自学内容的引导。课堂讲解内容在基本遵循教材内容顺序的基础上，予以相对灵活处理，或做比较性知识展示，或做分类式知识传授，在精讲内容的基础上安排学生课后自学内容，以保障教、学双向沟通的有效和高效。

2.如何将传统知识传递方式与现代科技手段相结合，以更广泛的知识传递方法激发学生对古代文学研读层面的兴趣？在保持传统教学内容的传递途径的优势同时，可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如多媒体课件、网络课程，甚至飞信、QQ等，增强教学的直观化、情景化、形象性及生动性，构筑一个多元互动的网状教学结构，形成一种开放性、灵活性的教与学的状态。把传统文化中最贴近心灵需求和强化人文关怀、最有生机和魅力的内容通过更广泛的途径和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方式传递和解读出来。

3.如何保障知识传授主体业务能力的不间断提升？知识传授主体理应做到教学与科研并重，做知识传承教授与经典研读引领的结合教学，能够担当学生研读的组织者和指导者。要达到以上目标，一则教师可充分利用参加学术研讨会、出外访学进修、攻读学位等方式促进专业研读能力的提升，二则教师可尝试以古代文学课为基础，开设相关专业选修课，如此则可以以古代文学课为面，做“面”的拓宽工作，以专业选修课为点，做“点”的深化工作。

4.如何加强学生课后学习的自主性？大学课堂面对的是具备一定自主学习能力的学生，且有一定的时间可供学生自行掌控，因而大学教学的目的不在于对已有知识的传递和掌握，更重要的是方法的传授和引导。给了学生掌握和运用知识的方法，使学生具备了较强的学习自主性，则能力的培养才会有实现的可能。

二、古代文学课程优化的可行性方案

我们不妨试一试以下可行性的实施方案，为古代文学课程优化尽一点心力。

1.增加古代文学课课时。新的培养方案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应该允许做更利于教学的合理修订，可重点考虑在新的培养方案的修订中增加古代文学课课时，加强对古代文学课程体系的把握，以利于做细致地讲解。在增加课时的基础上，做好课堂教学内容选取的优化工作和课下学习内容的引导、督促和检查。

2.合理分配文学史与作品选教与学的比重。以对作品的掌握带动对文学史的了解，力图避免出现教授和学习本末倒置的状况，力求以作品为中心，精读加泛读，让学生在切实掌握一定数量的经典作品的前提下，在具备一定的感性认识的积累上，了解文学史发展线索和主要作家风格，进而循序渐进地增强辨析鉴赏能力，避免学生因不了解作品或者对作品了解不够而忽视古代文学课的价值。

3.联袂古代汉语、古代文论、古代文化知识等相关课程。基于这一系列课程部分内容上的相同、相近和相关，将其做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联系，以促进教学效果。

4.增设诵读课。让学生在聆听和吟诵中感受经典之美，改观“只学习，不读书”现象。学生之所以不读书，一则懒惰，不去读；二则没时间读。学生的阅读量是学习效果由量转为质的重要保障，应该将读书积累放在前提性的地位。如霍松林先生在2002年“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所强调:“熟读好书，古代文学中的名著名篇都能背诵。伴随博览、熟读、背诵而来的，首先是识解的高远和品德、情操方面的潜移默化，其次是对于诗词骈散等各种文体的娴熟和运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岩博士甚至将“熟读”经典作品列在高校古代文学课教学方法改革四个方法中的第一个。可以参考英语阅读课的设置，一周设一到两节课的经典诵读时间，使诵读从无到有，从制度化到常态化。为学生选择诵读书目，配合督促措施，以保障诵读的实际和有效实施。要求须严格，检查要落实，并且可以通过适当开展竞赛的方式督促诵读。

5.开设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读课。虽然学生对古代文化典籍接触得比较早，但是数量和深度都非常有限，导致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存在与传统文化典籍的疏离、陌生状态。普遍的浮躁之风使得很少有学生能够静心于读点典籍，更不论通过阅读来体会人生。古代文学课一般从第一学期就开设，此时期正是学生刚刚进入大学的迷茫和懵懂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引导机会，增大学生的阅读量，使之由阅读逐渐转向研读。学生尽可能多的读作品还可以为后期开设的古代汉语、古代文论、古典文献等课程打基础、做准备。

6.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设施以及网络资源和网络空间。在承继传统教学方式的同时，增加新的教学手段，注重知识传授和引导的艺术性和趣味性。古代文学课大量的知识对学生来说是陌生的，运用多媒体课件可以节省板书时间，向学生展示更多的内容。教师制作多媒体课件的过程也是一个追求深度、追求美感、追求高效的过程。传统的课堂讲授并非皆沉闷、枯燥，只要内容、方法运用得好，一样会有充实、生动的课堂。多媒体课件的恰当介入，会令课堂更形象、更生动。课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课时压缩与内容异常繁复之间的矛盾，可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充分利用惠而不费的网络资源和网络空间，建立长效机制的网络平台和文本资料库，将教学延伸到课堂之外、校园之外，实现非实时的研讨交流，让现代信息技术为古代文学课教学注入新的活力和生机，

7.采取多样化的考核方式。在这一方面，湖南科技学院给我们提供了较好的借鉴，把课堂考试延伸到课外的考查，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不局限于考察学生对知识掌握的熟练度，将学生对知识的记忆、积累和参与讨论、质疑、研读等对知识的综合运用都纳入考核的范围。不能过于相信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应该充分深刻地认识和预料到学生的惰性，从而严格掌控考核。

8.注重现代化文献检索途径的传授，以加强学生的文献检索能力。很多学生直至做毕业论文时仍然不知道最有效的资料搜集途径和方法，在知识查找异常迅捷、资料搜集异常便利的时代，知识的传授不再以量的丰富和密度的浓重取胜，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充分及时地利用便捷的查询工具和有效的查询方法。

9.通过开设专业选修课，以专题教学的方式加强古代文学知识的传授。教师可根据自己的研读领域，开设专家、专著、专史性质的专题课，注重专题性和学术性。高校中选修课的研究色彩一般是比较浓厚的，一者可促进教师的研读深度，二则可拓展学生的学习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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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研究者的阅读能力与层次:

    t1、阅读能力:

    t 学习和研究古代文学,首先要过的是文字关。因为古代文学作品都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只有多方面掌握古代语言的文字、声韵、语法等知识,能够自如地阅读古文,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内容。以广为流传的唐代诗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如果不明白其中的“城阙”“三秦”“五津”“宦游”“比邻”“歧路”“儿女”等字词的意思,是无法理解这首诗表现的内容的。

    阅读能力还包括对作品内涵的领会能力。譬如有时须了解作者的 背景与写作动机,用中国古代传统的说法是“知人论世”,也就是作者因何要写这首诗?这就需要许多历史、传记、文化背景、创作情况资料方面的积累,下许多考证的功夫。

    t 以李商隐的《锦瑟》为例,(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历代评论家都有感于它的难解,它难解在什么地方呢?不在它的字、词、句意,而在于它的背景与动机。关于此诗有多种说法:有人认为这是诗人追怀他死去的妻子王氏,是一首悼亡诗(见《玉溪生诗笺注》);有人说这是一首描写音乐的咏物诗(见《缃素杂记》);有人说这是李商隐晚年追叙生平,自伤身世之辞(见《玉溪生诗笺注》)。持这些说法中的任何一种,从诗的字句都分析不出来,都要有材料为依据,要有考据查证的功夫,如果不了解牛李党争、义山与王茂元之女的婚姻、王氏的夭亡、王义山自己仕途的坎坷,无法做出悼亡、感遇的推测;如不知旧版李商隐诗集以此诗为首,也很难判定其为诗序、诗论;至于王氏是否精通音律与偏爱锦瑟,这就更需要过硬的材料了。由此可见,阅读能力的提高必须以扩大知识领域为基础。

    t 研究要精,阅读则要博。读书的面不妨宽一些,古今中外文史哲,都应涉猎,这样才能有利于一个人的文化素质的提高。

    t 在这方面,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是20世纪最杰出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史家,很少有人能得到他在学术界的权威地位那样一致的承认。陈寅恪先生治学的范围非常广,除隋唐史外,他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蒙古史、西域民族史;除历史学外,他还研究佛学、文学、语言学等,并在如此众多的治学领域里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仅就治学工具——语言的掌握,他不仅超过了乾嘉巨子钱大昕,而且比王国维有过之而无不及。据同时代人回忆,他在欧美除了学习欧洲一般语言外,还学习梵文、巴利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波斯文、土耳其文,回国后又学习满文。因此,在占有资料方面,很少有学者能与他相比。

    t2、阅读层次:

    t 读书可以分几个层次,就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阅读主要分为读文学史、读作品选和读学术经典三个层次。

    t (1)读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遗产非常丰富,一个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全部熟悉。如游国恩、王起等人编写,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等一类的着作系统地介绍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及其发展的历史,有助于读者了解中国古代文学的大概面目,对于一般水平的人来说,读一种或几种公认写得比较好的文学史很必要。

    t (2)读作品选。为什么要读作品呢?因为整部文学史就是由许多时代的无数作家一起创作出来的,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是由当时许多作家一起创作所形成的,一个作家的成就也就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

    t 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并以优美独特的手法表达出来,有着深厚隽永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境界。俗话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咏。”如研究宋词,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胡云翼选注的《宋词选》多为词人的代表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词的丰富多彩,而且注释通俗完备,评析精当,是一个影响较大的宋词选本。但如果是研究一个作家一个诗人,就应该尽可能读完他的全部作品。

    t (3)读古代典籍。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首先应有个大致的了解。中国古代图书自唐以来一直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古典文学属于集部,但若要深入学习古典文学,对于经史子三部中的一些最重要的典籍都应了解甚至熟悉,这是研究古代文学基本功的一部分,不能忽视。

    经部,收录的是儒家经典。主要包括十三经、古乐、文字等方面书籍,以及解释经书的着作,儒家经典了"十三经"为代表,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春秋》,后《礼》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春秋》分为《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三种,加上《论语》《孟子》《孝经》《尔雅》成十三经。

    t   史部,主要是各种体式的史书,如纪传体、编年体、纪事本末体、别史、杂史等。研究古代文学,应注意其历史背景,一定要读有关的史书。比如研究先秦两汉文学,要用心读《史记》《汉书》;研究唐代文学,要读新旧《唐书》等等。史部还包括地理着作、政书、目录书等。

    子部,收集先秦以来诸子百家及释道宗教的着作。此部范围广,收书也比较复杂,有哲学书,也包括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农学、军事、艺术、宗教的着作,也包括笔记小说和类书。子部中也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书籍,如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等及其有关书籍。儒家思想,主要见于《五经》《四书》;道家之书以《老子》《庄子》最为重要性,儒道之外,法家的《韩非子》集法家思想之大成,文辞优美,应加以注意;小说家中的《世说新语》记载魏晋名士言行,隽永有味,对后世影响很大,也应阅读。

    集部,收历代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着作。一人着作的集子称别集,多人着作合编一起的集子称为总集。别集,如李白的《李太白全集》: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韩愈的《韩昌黎集》等。总集,如《昭明文选》、《全唐诗》等。文学评论,如《文心雕龙》、《沧浪诗话》。

    t

    t二、收集材料的注意事项:

    t 1、广搜博采,多多益善。大量有系统地阅读有关文献,可以借助于目录学,如根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书目答问补正》等书的指引,一部部地查找。一定要宽泛一些,以免顾此失彼。

    t 2、透彻理解,发现问题。重要的材料是一字一句地读,反复读,方能获得透彻的了解并从中发现问题。要有敏锐的观察力,注意于古人行文的细小处发现并获得对问题具有关键作用的材料。搜集材料,要有耐心和恒心,注意积累,在阅读过程中要花工夫记下有价值的材料和心得体会。

    t 3、避免先入为主。应该做到一切从材料出发,而不是根据已有的观点来对材料进行取舍。例如要研究一位诗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先读他的作品集,读他的有关资料,了解前人对他的研究状况。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你所发现的有些问题前人已经研究过了,那么这样的问题就不再有研究的必要;但也会出现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有些方面你认为值得研究但是别人尚未涉及的,另一种是有些问题别人虽然研究过,但你自己的体会有所不同,或者别人的结论与你所掌握的材料有矛盾,或者你所掌握的材料正好可以对前人的某一观点做补充,那么,这些独到的体会都将是适合你研究的课题。这样确定下来的选题比先主观地选个题目,然后很辛苦地往下做要容易得多,写起来也不会泛泛而论和流于一般化。

    t 4、充分利用现代化的资料检索工具。研究古代文学过去主要靠背诵,现在背诵当然不能荒废,便在已经发展到信息时代的今天像旧时读私塾那样用很多时间背诵不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因而可以运用网络,但要注意披沙淘金,如学术期刊网等。

    t三、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t 研究方法说得通俗一点就是一种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研究方法应该是根据研究对象而确定的。

    t 近二十年来,古代文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与研究方法的更新与多元化有密切关系。我国传统的考据、点评等批评方法,的美学的、历史的、社会学的批评方法仍然被广大研究者所运用;此外,现代西方众多的文艺研究方法,如神话原型批评方法、心理分析方法、形式主义批评方法、语义学、符号学、结构主义、接受美学、新批评方法、信息论的研究方法等都有所尝试,而且在运用这些批评方法时,还常常交叉、灵活地运用。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灵活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有力地推动了新时期古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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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献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内容的丰富主要体现在对诗歌、戏曲、小说及俗文学的影响等方面，佛教文献成为很多文人进行文学创作所借鉴的情节，其思想渗透到古代文学各个领域。创作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文学发展受政策影响比较大，比较明显的是唐代，唐代的对外开放程度是中国前所未有的，这项政策加强了唐代的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使这个时候的文学展示了空前的活力，让我国在文学发展上跨入了一大步，这个跨越性的发展与这个时期的佛教文化在唐朝广泛流传是离不开关系的。自从佛教文学传入我国以后，文学创作也开始改变以往的陈旧思想，渐渐取材于佛教故事，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与佛教里的故事结合，充实自己的文学创造内容，使文学作品更加有内涵、有深度，比如流传甚广的《西游记》中的孙悟空这个形象及其部分情节就是借鉴了佛教的经典情节。并且，佛教文化的传入也改变了一些词的含义，比如“龙”的含义发生变化就是受印度文化的影响，在六朝还催生了一种新的诗体，即“宫体诗”，佛教文献影响到佛教僧侣文人，大量比较华丽的诗歌从他们笔下诞生，中国的戏曲则是由印度传入，其中的三世轮回、因果报应思想就是佛经里面的鲜为人知的代表观念。

二、佛教文献影响文人的思想观念，促使中国古代文学理念的形成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原本也有形、神、言、意只说，只不过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各种因素的影响，一部分文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功名利禄而忽视了文学作品的形、神、言、意，而一些成绩比较显著的文人在追求自己的文学作品上已经达到了一个极端，佛教文献强化了中国古代文学对形、神、言、意的追求，在其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文学作品愈加丰富，文人们的视野更加开阔，逐渐形成了中国文学的又一独特理念，即“境界说”。佛教文献的“形近神不灭”打破了文人们对原来的“形神”关系的理解局限，将文学当中的“形神”关系的论述推向一个历史高度，并促使中国新的文学理念的形成，比如传神写照、以形写神和重神轻形理念。佛教文献解放了文人的思想，使其不再局限于固有的认识，对于文学创作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同时，佛教文献促使了中国古代文学新的理念形成，至今这些理念还被应用到现代文学创作当中。

三、佛教文献创新了古代文学的体裁，对今天的文化繁荣产生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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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一词最早见于3000多年前的典籍《易经》: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飞(《易责》)原意是指礼乐教化。人文精神是一种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表现为对人的尊严、价值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一种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的肯定和塑造。

中国古代文学作为重要的人文学科，包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它既是古代先贤圣哲心灵历程的形象化历史，又是塑造炎黄子孙人生观、价值观的珍贵教科书，永远值得后人学习。

中国古代文学体现了古人关注民生的人本思想。勤政爱民的民本意识在先秦时期已经出狐民本思想是中华民族的共同价值认同，至今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是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具人文精神的财富。中国古代文学还体现了古人人生不朽的价值追求。早在先秦时期，先贤就已经对人生进行形而上的哲学思考了。他们深刻地意识到肉体生命的脆弱和人生的短暂，思考以立德、立功、立言的方式来提高生命的价值，以达到精神的不朽。中国古代文学还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理念。古代文人对大自然无比热爱，甚至达到了物我合一的境界。很多文学作品都体现着作家对天地自然的精微体悟以及天、地、人之间圆融统一的和谐之美。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学就是人文精神的宝藏，如何将其挖掘出来，传播给当代大学生，使他们树立崇高的人生信仰，在文明社会中传递正能量，是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应当思考并完成的课题。

二、互动教学在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中的重要作用

(一)变教师主导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交流和探讨

目前，在很多高校的古代文学课堂中，教师还是采用单一讲解的方式，照本宣科，缺乏感情和激情，自然无法激起学生学习古代文学的积极性。事实上，古代文学这门课程的价值并不完全局限于文学知识的简单传授，而应视之为流动的人生课堂。教师要合理地设计课堂内容，激发学生的参与兴趣，让他们主动探求文学知识之外的人文精神，如古文的美学律动、古人的心理文化等。学生甚至可以直接点评现代作家的创作和古代文学之间的关系。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应该积极互动，深入研讨教学中的相关问题，还古代文学课堂以温情脉脉和生机勃勃。

(二)变知识灌输为情感体悟和审美，增强学生和古人之间的精神对话与互动

目前，高校古代文学课堂普遍存在注重文学史基本知识的简单讲解，轻视甚至忽视作品的朗读、分析和体悟。戴建业通过对包括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全国31所高校古代文学课程内容设置情况的统计、分析，认为目前大学中文系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偏重于文学史线索的梳理和常识的灌输，相对忽视对文学作品的讲习和体悟。这个结论值得古代文学教育工作者深刻反思。

多年来，受高考应试教育的影响，古代文学教学舍本逐末，将原本富有哲理意蕴内容的理解和体悟变成了支离破碎的字词默写、文句简单翻译及层次结构分析。这种做法忽略了古代文学作品中丰富的生命精神和生活哲理，扭曲了学习文学的真正意义，导致的结果就是青年学生兴趣的萎缩、心灵的枯竭和情感的荒芜。我们认为，古代文学教学应摒弃泛泛谈论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特点的讲述模式，而应更多地关注作家的时代背景、生存状况及其思想形成，深刻体悟作家独特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教师应该引导学生从思想和理论的角度出发，去认识作家、感受作品，通过作品还原一个个活生生的人，再现一段段形象的历史，接受各种富有认识价值的思想与观念，实现从文学到思想、再到人生的飞跃。

(三)变就事论事为紧密结合现实，古为今用，强化学生理论知识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双向循环、互动

当前，高校古代文学教学就事论事、割裂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也是导致教学效果不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诚然，时代变迁，沧海桑田，今天的情况已经不同于古代，但是，古代文学蕴含的很多人文精神具有普世价值，可以超越时空，照亮当代人们的心灵。这种精神是有一定高度的，不是就事论事式的，它要求通过对某事、某物的认知上升到对社会、人生乃至宇宙的关照。这就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循循善诱，引导学生在深刻理解作家、作品的基础上，通过联想、想象，体悟这些崇高精神并能够运用其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高校学生来自五湖四海，家庭情况各不相同，贫富也很悬殊。针对这种情况，教师可以利用孔子与其弟子子贡的一段对话来对学生进行鼓励和教化。在《论语.学而》篇里，孔子委婉地否定了子贡满足于贫而无馅，富而无骄的态度，并提出了贫而乐，富而好礼的人生追求。这给我们以很大的启示，我们无法改变出身，但是，我们能够决定自己对待人生和贫富的态度:贫困病患，不忘安贫乐道;富贵安康，仍能温、良、恭、俭、让。这样，无论遇到怎样的挫折，我们都能不抛弃，不放弃，用平和之心坚定地走向预定的目标。

三、在古代文学教学中加强人文精神培育的内涵

古代文学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古代文学教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就是将它们挖掘出来并传授给学生，以优秀的作品提升其人格，以高尚的精神净化其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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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化一词最早见于《周易?贲卦》的《彖》辞“: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天文是阴阳二气的交错氤氲,反映的是季候变化;人文与天文相对应,是天道运化在人身上的显现,也是人依照天道进行教化的社会规则,即礼乐制度。在《周易》中,文明与文化并无本质区别,指的是“文”所显现的内容或变化的结果,既包括精神层面,也包括制度层面和器物层面。严格来说,文化与文明是有区别的。在西方语境中,文化一词最初由“培养,自然的成长”类推为人类训练的过程。这种含义与中国《周易》中的文化有些相似。工业革命兴起,文化的意蕴发生了变化。英国文化学者雷蒙德?威廉斯在其着作《文化与社会》中将西方的“文化”概念界定在精神方面,特指语言、文学、艺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等,而文明则往往指物质成就,诸如科学技术成果、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以及各种物质建设。中国当代学者张汝伦先生将文化解释为“我们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其核心是“原创性的思想和一些特殊的精神”。中国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精神的产品形式之一,是中华民族思想情感和道德标准的重要载体,学习、鉴赏古代文学作品,就是接近、探寻古代文化的过程。因而,古代文学不仅要重视文学特性的分析,更要透过文学本身,肩负起传承文化的重任。就像曾经有位学者说的:“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了文学性,我们将不会找到民族诗性的生产轨迹,而一个民族失去了文化血缘,它就不会再有未来的出路。”然而,时代一去不复返,在当下“信息海洋”的潮水和“文化大发展”的浮光掠影中,中国古代文学也已显得尴尬和悖论。

    二、中国文化的命运与古代文学的传承问题

    古代文学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与中国文化的命运息息相关。古代文学在当代文化重塑上的困境恰恰是文化危机的表征。现代教育理念强调以“学”为中心,注重激发受体的兴趣。然而,兴趣的培养不能只靠“戏说”形式的铺染,而是要建立在价值认同的基础上。现代中国的年轻人与传统文化之间,缺少的正是这种价值认同。中国文化经历了漫长历史长河的积淀,形成了自己根深蒂固的特性。外来文化常常被消化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正如佛教被内化为禅宗。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无处不在,一部分人甚至认为中国最终的出路在于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和复制。在这种意识形态下,西方近现代的文化价值全面取代了中国原有文化的精神内涵。再加上改革开放后一次次商业文化的侵蚀和冲击,中国文化已如奄奄一息的老人。当代年轻人,基本是在现代性的文化条件下长大,天然地容易倾向现代性的逻辑,会觉得与传统中国文化精神格格不入,再加上深入中国人心的社会进化论的集体无意识,人们很容易用现代性的逻辑去改造和包装中国文化。于是“反英雄主义”的思潮兴起,颠覆权威、亵渎神圣的“轼父”情结猖獗。同时,大众文化又为这种潮流推波助澜,颠覆与世俗趣味、感官刺激、享乐主义相映成趣。经典被解构,圣贤被搞笑,真理不复存在,有的只是任意与狂放。古代文学作品的解读,似乎成了“对牛弹琴”,或者说是一种不求深刻、只讲形式的哗众取宠。在这样的背景下,对大众分析能力、鉴赏能力培养及至人格境界的塑造,或只是一句空谈。

    三、古代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重塑

    张汝伦先生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命运》一文中,称当下复兴中国文化是天命。人类需要中国文化,是因为中国文化具有普适价值,张汝伦先生说这种普适性在“德性”,在“克己复礼的人生态度、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天下为公的政治理想、和而不同的共同生活原则和思想原则、义利之辨的道德理念、己立立人与己达达人的淑世情怀、四海一家与天下太平的世界图景”。这种“德性”便是责任,要担当起这份责任,需要立足当代重新解读和建构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也需要借助新型媒介再造传统文化的开发和传播人才,这是时代赋予中国古代文学工作者的使命。因此,古代文学服务于当代文化重塑,必须从学习到传播再到服务运用走出困境,进行标本兼治。

    1.校正教育理念。由兴趣到意志建构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学习者要积极建构他们自己的知识,而不是被动地接受教师和课本传递给他们的信息。因此,学习者的兴趣和意志力很重要。其中,兴趣关联娱乐,而意志指向勤奋。目前的教育理念强调兴趣,为引起观众、听众、读者、学生的兴趣,不惜花大力气追求漂亮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其主旨内容。在实际上,包括在校的本科学生在内的成年人,意志力的培养仍至关重要。从价值角度告知他们所学习、传播内容的重要性,然后依靠自身的意志力去接受,去刻苦,应该是当下教育理念调整的方向。古代文学与传统文化共存共荣,价值比兴趣更重要。

    2.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回归元典传统文化中,对社会和人类具有普适意义的精华部分,需要继承,对由于时代变迁变得腐朽的部分,必须摒弃。只有这样,社会和人类才能不断完善。立足当代对精华和糟粕进行甄别,重塑中国文化的形象,是增强中国文化感召力的重要工作。当下信息泛滥,鱼目混珠,网络、影视,甚至主流媒体,歪曲元典思想的现象时有发生。重塑传统,挖掘中国文化的普适价值,必须回归元典。正如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总绪论中强调的那样“:文学史着就应立足于文学本身……文学创作才是文学史的根本,文学理论、文学鉴赏,批评是文学史的辅助方面,文学传媒是文学史的另一辅助面。文学本位就是指强调文学创作的中心位置和紧抓另外辅助的两个方面。”以文学为本位,就要以经典作品为本位。借助网络资源提供的线索,顺藤摸瓜,查阅元典,是正确解读传统文化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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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恨歌》时教师会遇到一个难题，就是这首诗歌的思想主题，学术界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这首诗歌是歌颂唐玄宗和杨贵妃的伟大爱情；第二种，这首诗歌批判唐玄宗荒误国；第三种，这首诗歌有双重主题：既歌颂爱情，又批判玄宗荒误国。那么怎么样来把握呢？首先看看诗歌文本，诗歌开头这样写道：“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1]白居易在诗中认为杨贵妃在成为唐玄宗的宠妃之前还是少女。可是，笔者还原历史，比照《新唐书》，却发现是这样的：“玄宗贵妃杨氏，……始为寿王妃。开元二十四年，武惠妃薨，无当帝意者，或言妃资质天挺，遂召内禁中，理论经纬异之，即为自出妃意者，丐籍女官，号‘太真’，更为寿王聘韦昭训女，而太真得幸。”原来，杨贵妃先为玄宗的儿子寿王的妃子，后来被玄宗抢过去做妃子。玄宗抢自己的儿媳妇做妃子，这很荒。很显然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对杨贵妃的身世进行了美化，说杨贵妃成为玄宗妃子之前是良家少女——“杨家有女初长成”。美化的目的就是为了歌颂他们的爱情。如果是批判玄宗荒误国的的话，就不会美化杨贵妃的身世，只会批判后宫的。还原历史，就理解了作者的创作目的，也就明白了诗的主题。和《长恨歌》相反，白居易在他的“讽喻诗”《新乐府》之“胡旋女”中将杨贵妃写成了迷惑君心的妖女:“贵妃胡旋惑君心，死弃马嵬念更深”，并严肃地批判了唐玄宗不能辨别是非、沉溺于声色享受、不能自拔的生活。《新乐府》之“李夫人”中将杨贵妃比作惑人的尤物“又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生亦惑，死亦惑，尤物惑人忘不得。”杨贵妃死前死后都能够迷惑君王，永世难忘，并告诫君王“人非草木皆有情。不如不遇倾城色。”作者给君王提出了很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避免去遇到倾城倾国美人，这是规劝君王要遏制自己的荒思想行为的方法。上面两首讽喻诗中，杨贵妃不是清纯的少女，死后也不是仙女；而是尤物，是妖女，形象和《长恨歌》完全不一样。这种形象符合《新唐书》里面的历史人物形象。为什么符合历史人物形象呢？就是因为白居易在诗中要批判唐玄宗荒误国，而不是歌颂其伟大爱情。《新唐书》中的杨贵妃也是一个负面形象，历史人物形象也是要给后来的君王提供治国理政的借鉴。在这一点上，历史和诗歌高度吻合了，史与诗一致。如果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经常进行这种诗史互证，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之中去，就能够深刻地理解文学作品的主题意蕴。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三以上讲的三个“还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