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典籍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古代文学典籍，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代文学典籍 休闲体育 体育思想

一、古代著名人物的休闲体育思想与实践

在春秋战国时期，风起云涌的年代，老子便是其中杰出的人物之一。众所周知，他开立了道家思想的先河，且秉持着“无为而化”的观点，久而久之他对休闲体育的思想与此观点一致。《大学》代表着儒家著名的思想，其中记载的“小人闲居为不善”，意图是想说明人不能出现空闲的时候，空闲的时间多了皆有可能做出坏事。虽然话中指出的是“小人”，但是另一种意味便是品德高尚的人若是得空的时间长了，也可能做出不好的事情，更不用说休闲体育了。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存在不同的地方，但是老子并不反对休闲，并且翻阅相关的记载可知，老子比较热爱休闲运动，曾也参与过休闲活动，由此可知老子对休闲保持赞同的态度。

古代时候，王公大臣以及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士会进行狩猎，这种行为的主要目的是放松自己，缓解工作压力，以便能够具备更好的心态与状态投入到接下来的工作中，所以狩猎也是一种休闲行为。老子在体验休闲过程中曾发表过“驰骋田猎心发狂”的肺腑之言，由此可以看出，老子在狩猎过程中能够拥有“发狂”的心态，可见他的心情是多么的愉悦。

庄子对休闲的理解与养生之道联系得较为紧密。庄子曰：“形若槁木，心如死灰。”是说在休闲中要想达到休闲养生的效果，应保持休闲淡然的心态与集中的注意力，以便造就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的著作《逍遥游》的取名，最能直接反映出他的休闲思想。

孔子为我国留下了大量的文化瑰宝，其中《礼记・乐纪》中相关记载指出文中大部分都是在谈论音乐，但是在古代，舞蹈、音乐、体育等艺术性质的文娱活动，在开展时都是紧密联系的。孔子的理论中表明只有将音乐、舞蹈、体育等进行有效结合，才能使人们得到生活中真正的快乐感受。

孔子发表的“逝者如斯夫”的诗句，便是行走在江边，放眼观望眼前的一片江水之后有感而发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便是孔子曾将学生带往郊外进行踏春，感受大自然的气息，体验户外运动所带来的轻松愉悦之意，从而寻求欢乐恬静的生活状态。

二、古代典籍中的休闲体育

生活在古代的人们休闲的时间较多，大多数人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进行休闲活动，其追求的休闲境界存在较大的差别。在明朝时期已经开始流行泡温泉养生了，并且根据温泉这一词语，许多文人墨客不得不为之填词作曲。古代杨慎诗人的《安宁温泉》一词曾写道：何如碧玉温泉水，绝胜华清石池。”苏轼曾这样评价过：“汤泉吐艳镜光开，白水飞鸿带雨来。”清代时期的张凌云曾经给象鼻温泉题过词，他说：“入浴能教人似玉，到来几许貌如花。”还有许多诗人写过有关温泉的诗词，不过最终可以借用张凌云的诗词表达统一的观点便是“春寒我欲频经此，童冠讴歌乐岁华”，即是表达经常来到温泉中沐浴，能够使心态平和，感受到岁月年华的美好。

在古代生活中，养生除了上述的方式还可以通过饮食达到养生的目的，《寿世保元》记载过：食为半饱无兼时，酒至三分莫过频。此句话理解为饮食达到半饱的状态就行，饮酒不要太过于频繁，旨在说明人要控制饮食，不要过量饮酒能达到养生的效果。

民间最热闹的场景莫过于逛庙会了，古代妇女的地位普遍较低，女子一般都要做到大家闺秀的标准，即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但是在庙会来临时，女子却可以出门凑热闹，观看各种活动与大街上摆卖的各种商品，出门感受集市的热闹与繁盛，为心灵与眼界平添一丝休闲享受。

《周敦颐集》中记载过周敦颐与朋友或是路人一起结伴至山水间游玩，进行作诗、吟诗、谈诗，并被美丽的自然风光吸引住，而连续几个月流连忘返的句子，表现出古代诗人为除去内心深处的烦杂，追求宁静、休闲自得的生活状态而“游于山水间也”。

文学经典意识在古代人们对天地、自然、社会等中能够得到彰显，“诗”除了具有政治、社会思想意义，还能表达诗歌所具有的特定规则与法则。古人喜欢诗词歌赋，不仅可以充分利用闲暇时光，还能锻炼脑力与思维活力，促进身心健康。《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具有较强的文学经典意识，文学的观念与经学的观念出现对立，并且与经、史等具有多种特点的文学相隔离，这样在品味文化经典中的同时，还能感受到不同学派所秉持的思想以及对休闲的观念看法存在差异，从而帮助我们更容易了解到古代典籍中的休闲娱乐活动之趣味。

伦理道德在古代人们心中占有神圣的地位，是不容任何人所侵犯的，而休闲活动便也是其中重要的环节。“礼”在孔子的思想以及教育中，能够展现得淋漓尽致，它包括射箭、投壶、乐舞等多种娱乐项目。人们在进行娱乐项目时主要是追求清静无为、高雅休闲的生活状态以及愉悦的性情，贴近自然，达到身心合一的境界。在西周时期，“武力征诛”与“敬得敬礼”思想同样重要，人们在休养生息过程中普遍愿意进行“饰之以礼乐”。

三、结束语

古代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对于休闲体育的形成以及演变都有着直接的影响，而其中具有浓郁的民风特色以及象征性寓意的活动在传承中会保留其特征。古代休闲体育的目的主要是让人们学会放松，保持自然、愉快的心情与生活情调，达到修养身心的目的。

参考文献：

[1]聂啸虎.中外古代休闲体育思想纵横谈[J].体育文化导刊，2008（07）.

篇2

关键词：古代典籍，英译本，译介学，古代文化

作者：刘石钰

文学名著的译介是民族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之一，近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古代典籍在西方广泛传播，文学典籍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史记》、《资治通鉴》、《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等是中国文化的宝库，建构并传承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精髓。本文拟以文化为主线，引导读者深入了解中国的灿烂文化，体会中国文化传播到英语世界的过程中体现的古代政治、思想、军事和民俗文化等，同时分析其英译过程中可能引起的失落和变形等译介现象。

一、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译介

《论语》、《史记》、《资治通鉴》等文学典籍中包含深奥的政治文化，但是典籍英译中存在一些失落和变形。

首先，反映思想政治文化词汇涵义的失落。比如，《道德经》中的“道”字是道家的哲学核心，其内涵博大精深。但在“道可道，非常道”、“天之道”与“大道”等词语中，道字被韦利一律译成“Way”（道路），这种翻译和理解不仅使这个字所承载的深刻的哲学思想消失殆尽，还造成了语义的失真和读者理解的误差。

其次，只在表面含义上翻译形象比喻词。《道德经》中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当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韦利把这句话译成“HeavenandEarthareruthless，TothemtheTenThousandThingsarebutasstrawdogs.Thesagetooisruthless，Tohimthepeoplearebutasstrawdogs.”。这里的“刍狗”本是指用草扎成狗，供祭祀时用。但是译本中，老子通过“刍狗"所表达的哲学思想荡然无存，“天地”和“圣人”也变成了残酷的形象，会让西方读者误以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是多么的怪异和残忍。

二、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译介研究

《论语》反映了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儒家思想倡导的“仁”极富中国思想内涵，它是《论语》道德思想体系的核心。理雅各把“仁”翻译为“truevirtue，benevolentactions，virtuousmanners，beneficence，perfectvirtue”等，韦利通篇把“仁”译为“Goodness”或“Good”，辜鸿铭则选择“beingmoral”、“moralcharacter”或“morallife”。各种翻译方式各有利弊，但是，由于“仁”的诠释意义丰富，单一的译语词很难真正传达它的本意，削弱了原语的内涵。这些翻译中精确的阐释使“仁”字的不同含义得以呈现，但整体上却给人一种散落的感觉。

三、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军事文化译介研究

《三国演义》是一部和军事有关的巨著，里面的很多战役和军事文化我们都耳熟能详。第五回“破关兵三英战吕布”大家都很熟悉，里面有个“英”字，字面意义是“英雄”，指刘、关、张三人，英文中与“英雄”字面意义相对应的词是"hero"，英语"hero"这个词汇的内涵意义是不包括中国文化中“兄弟”这一层的。因此，罗慕士把“英雄”改译成了“兄弟”，“三英”译作“thethreebrothers”，突出表现了原文的内涵意义。

四、基于文学典籍英译本的中国古代民俗译介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英译本中的民俗很多，其中包括物质、社会、精神和语言民俗等。

1.物质民俗。诗经的《七月》中有这样的句子：“三之日于耜，四之日举趾”。此处的“三之日，四之日”等是指夏历的正月和二月，如果完全按照字面意思翻译则不能表达原文要表达的含义，杨宪益，戴乃迭等将其意译为thefirstmonth和thesecondmonth就比较贴切。

2.社会民俗。《红楼梦》里元宵节有吃元宵的民俗，如直译，读者可能体会不出其深层意蕴。所以，杨氏译本将“元宵”、“合欢汤”、“如意糕”分别译为“NewYeardumplings”，而英国的大卫霍克斯将其译为firstmoondumplings。两者都兼顾了元宵节在中过民俗文化中的意义。

3.精神民俗。《诗经》中对于爱情、相思等精神民俗很多，比如，《关雎》中的“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里的“窈窕淑女”指的是内心寂静而善良的女子，杨宪益，戴乃迭等译者用gentle和graceful比较恰当地表述了其端庄文雅又漂亮的意思。

4.语言民俗。《水浒》中的郑屠笑道：“却不是特地来消遣我！”鲁达说“洒家特的要消遣你！”。这两句话赛珍珠的翻译为：AtthisChengTheButcherlaughedandhesaid，"Areyounotmakingajokeofme？”“Ididindeedcometomakeajokeofyou!”ThenLuTayelledathim，"Ho，yourascal，”。译成英文失去了原文的简短和气势，无法淋漓尽致地表达出鲁达的言语粗犷。

篇3

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策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研究领域非常广阔，是一门很成熟的研究学科。但该学科在课程的教学研究方面很滞后，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当前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高等院校古代文学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对提高高等院校大学生的综合素质产生积极影响。

一、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性

(一)有助于优化高校文学教育实效

前期，高校进行了一系列古代文学教育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在教学改革过程中偏重于教学手段方面的改革，对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缺乏研究，对课程设置的目标不够明确，没有实质性的推动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发展。新时期推动高校文学教育改革对推动课程教学、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对培养古代文学创新人才，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二)有助于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日益加剧，未来综合国力的竞争对高等教育质量提出新的要求。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有助于推动高等教育改革，从课程设计、课程教学方法、课程目标等一系列改革措施，有助于增强高等课程竞争力，提高教学效率。

(三)有助于传承中国古代文化

中国古代文学蕴含深刻的人生体验、哲学智慧和具有天然的教化功能。为了提升社会整体道德水平和国民修养，当今社会需要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文化熏陶。因为它承载着中华优秀古代文化和民族精神，有着开启民智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作用。可惜之前这门课程没能发挥其在国民教育中的应有作用，而随着社会不文明行为的增加，课程也需要由知识教育变为道德教育与综合素质教育。

二、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重教学方法、手段，缺乏改革理念和目标

当前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偏重于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对中国文学教学理念研究不够。虽然在教学方法和手段上的改革，在一定程度可以丰富课堂，提高课堂的活跃性，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是长期使用这一教学方法和手段，或者经常性的变化教学手段和方法，势必会让学生产生厌倦情绪，不利于提高教学效率，达到教学目标。对于长期不重视教学理念和目标的研究，不利于学生找到认同感，学习的目标意义不明确，在学习古代文学课程上，没有目的性，对学习程度界定模糊，取得的效果鉴定不明确，都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

(二)重实训技能培养，缺乏相应的实训手段

随着大学古代文学教育改革的深入，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时相应减少，更多的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训技能，很多高校在对学生考核评价时偏重于课程实训，高校古代文学教育由理论为主，转变为实践教学，给学生增加了相应的实践学时。高校普遍认识到了实践教学的重要性，但不清楚如何进行实践教学，应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开展实践教学。很多高校会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去引导学生学习，通过观看影片的方式来完成实践教学任务，虽然教学方式有所变化，但是取得的教学效果仍然不够理想，对中国古代文学教育长期发展，对提高高等院校学生的实践技能仍显不足。

(三)重文学作品学习，缺乏国学经典创作

中国古代文学教育课程内容设置主要是中国几千年以来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般是历史传唱，文学色彩浓厚，且具有广泛代表性的，具有显著的教育意义。这类作品得到了高等院校的重视，在安排课程时对于课时的安排就相对多一些，研究力量也强一些，各高校也纷纷成立专门的国学院，开展国学教育，开始重视国学经典诵读。高等院校在开展课程评价，对学生进行综合考核时，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比重更加偏重一些，平时就要求大学生要开展国学阅读主题活动，列出必读科目，将平时的表现和最终考核结果综合进行评价，在一定程度取得了一些效果，但是一些学生的阅读主动性不强，疲于应付的思想还存在，笔记报告流于形式，取得的效果不明显。

三、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措施分析

(一)科学设置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改革理念和目标

科学设置本课程的目标，使学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文学史，掌握基本的文学作品知识和文学史常识，加深对中国古代文化、中国古代文学悠久传统和主要特点的认识和理解，提高文学素养和审美能力。对古代文学课程的基本要求，对于基本常识要熟练掌握，对于文化常识能够正确判断。掌握中国古代文学的言说方式和艺术特点，能运用文学、语言学、美学、历史等相关知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家、作品、文学事件、文学现象、文学流派进行分析和评述，在宏观上掌握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发展线索。

(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与手段的改革

高等院校在加快推行古代文学教育教学手段方面采取了很多措施，利用现代化的教育手段和技术在高等院校非常普遍，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可以很形象的展示教学内容，让学生很容易接受理解。使用很普遍的是现代化的多媒体教学手段，以声光画的方式展示在学生面前，让学生很深入的了解，有助于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提高教学效果。高等院校应该注重为教师提供诸多素材的条件，因为在制作这些音像资料和文字材料，需要大量的背景材料，如果没有便利的资源和条件，会极大增加教师的工作量，做出的多媒体资料借鉴意义也很有限，不利于达到预期的教学效果。在对资料的选取要本着实用，能够扩大大学生的文学视野，能够形象的说明问题，有助于提高教学效果，克服过去单纯的灌输式的教育，不利于启发学生的思维，不利于创造性思维的发展，让学生主动的学习，深入的研究问题，活跃课堂气氛，推动中国古代文学进一步发展。在研究古代文学课程时要结合其内容和特点，在网络化时代，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检索和收集相关学术最新研究成果显得日益重要。将过去那种传统的古代文学与现代网络文献检索有机结合起来，通过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展现在大学生面前，可以有效丰富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兴趣，能够为他们获取更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很多优秀的中国古代文学被文化部门，广电中心拍成了优秀影片，在全国各大剧场进行放映，这又为大学生研究了解古代文学提供了一定的途径，使得大学生在轻松的环境中得到学习，激发研究的兴趣。

(三)树立新型学习观，将中国古代文学教育改革引向深入

篇4

关键词:浅谈 中国古代考古研究思考

中图分类号： C93 文献标识码： A

“文明”相对“野蛮”而言，“文明形成”就是对“野蛮”的扬弃。“国家”或“文明社会”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因为“国家”作为社会机器，维持、促进了社会发展和进步，扼制了“野蛮”对社会发展的破坏。目前学术界对“国家”或“文明社会”的标志一般归纳为城市、文字、青铜器、礼器、王陵等等。对这个标志的个案分析和综合研究，是探讨文明形成的基本方法。鉴于文明起源与形成时代没有历史文献留传下来，这项研究所需资料只能依靠考古学解决。考古学对上述文明形成诸多标志的基础资料界定、取得、分析、归纳、演绎等研究方法不一，难易程度不同，成果的科学性各异。

“文字”对于“国家”而言是个重要的“工具”，但“文字”的出现和发展，以及作为“国家”的工具，并不是同步的。当前关于“符号”与“文字”的界定还并不统一，“符号”成为“文字”的质变点也无法确定，因而在探讨“文明社会”形成时，“文字”这种标志很难操作。从古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分析，从符号变为文字和从“野蛮”变为“文明”，它们不可能在同一“时空”临界点发生“突变”、“质变”的。它们的“质变”点有时间差。

“青铜器”是生产技术发展的产物，是人类科技进步的反映，青铜器的出现在人类生产活动中发挥了多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研究。从总体上来看，至少在中国古代，青铜器作为兵器的军事作用和作为祭祀、礼制用器的“精神”作用，超过其在社会经济领域的作用。在研究社会剩余生产品时不可将其作用估计过高。

现在谈论较多的礼器，实际上它们是“阳间”生活中“折射”。礼器是祭祀用品之一部分。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文明社会”有关系。文明社会中必然有“礼器”，但祭祀用品的“礼器”不必非是“文明社会”的产物，祭祀用品的产生要早于国家出现。祭祀用品中的“礼器”与“非礼器”之界定，目前还没有寻找到科学的标准，这也要等待学科的发展，假以时日。至于祭祀器物多少，其所反映的社会分层，它们在“国家”形成问题上的意义是有限的。作为人类社会“活化石”的民族学研究成果已向人们揭示，“国家”和“文明社会”的社会组织是以阶级和社会分层为基础的，但不是有了社会分层，就必然出现“国家”。关于“王陵”的认定，从考古学一般理论上讲，“王陵”附属于“王”之都城，“王陵”应属“都城”一部分，没有或没找到相应“都城”的“王陵”，在确定这类墓葬墓主身份时尤应慎重。当然，“王陵”是“王”的阴间归宿，“王”是“国家”的“化身”。有“王陵”自然有“王国”。问题是目前“王陵”的界定，有一定的操作难度。墓之“王气”是重要的研究线索，但当务之急是要探讨“王陵”的客体“标准”。

对“文明社会”考古学研究而言，“城”是最重要的标志，最易操作的学术研究切入点。中国古代文明社会的“城”是政治中心，“城”的作用主要是为国家统治集团服务的，“城”的出现是与国家的形成密不可分的。因此《初学记》卷二十四引《吴越春秋》记载：古人“筑城以卫君”。“君”是“国家”的人格化，“城”则是“国家”缩影的物化。在当前中国古代文明考古学研究中，各地十分重视早期城址（主要指龙山时代城址）的考古调查、勘探，这个方向是正确的。现在各地发现了一大批早期城址，这对中国古代文明形成研究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勿庸讳言，这些城址是否属于文明形成时期的“国家”政治中心，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的必要。

目前，关于作为中国古代“文明形成”重要标志的“城”，也存在着科学界定的问题。这是研究古代文明形成的基础工作。这里我讲“城”不讲“城市”，就是区别两河流域苏美尔文明的“城市”。后者有重要的商业功能，因此城中有相当数量的“市民”；而前者主要是作为政治中心，“城”中不需要多少“民众”，这种“城”实际是一部“国家机器”。当前在有关“城”的考古学研究中，更应注意区别“城”、“城堡”和“村寨”。它们都在其周围筑有“墙”，这种墙的作法可能相近，有的甚或规模也相仿，但其作用不同。“城”之“墙”是“卫君”的，即保护国家集团的；“城堡”之墙是用于军事防御的，它们可以是“国家”的军事设施，也可以作为“野蛮社会”军事据点；“村寨”之墙是为其居民安全而修筑的，而“野蛮社会”与“文明社会”都有“村寨”存在。因此，我们不能以城墙作为“城”的唯一或主要标志。如何区分“城”、“城堡”和“村寨”，也不能仅据其占地面积大小、墙垣规模等，更重要的应剖析其空间范围的内容。“城”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统治集团的政治中枢，主要应是城中“国家机器”物化载体――宫庙建筑。“城堡”之内主要为军事设施。“村寨”里面主要是居民住宅和“公共建筑”。“城”、“城堡”和“村寨”之中的不同建筑，反映出其不同使用功能，说明各自的社会作用。因此，对有墙垣围绕的大面积建筑遗址，究明其内涵十分必要。这些恰恰是我们目前考古工作中应该更多予以关注的。

古代文明形成之初出现的城之宫庙是什么样子，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但可以通过对已知资料的了解、已知规律的研究去探索未知。如对目前尚存的明清时代的宫殿、宫庙我们可以考察。对唐宋、秦汉时代的宫庙遗址，通过考古发掘、结合历史文献记载，也可了解其基本面貌。由此向前追溯，已经考古发掘的商周宫庙遗址，夏代偃题二里头遗址的第一、二号宫殿建筑遗址，又为我们认识更早以前的“文明社会”城址中的宫庙遗址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照物”。

关于“宫”和“庙”的界定要有严格的学术标准。我认为中国早期城址中的主要庙是“宗庙”，而不是“神庙”。中国古代文明与地中海周围的埃及、两河流域和希腊、罗马古代文明重要的区别是，前者以“宗庙”为主体。后者以“神庙”为主体。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前者社会以农业为主要产业，以血缘政治为主；后者商、工、农多种产业并存，以地缘政治为主。因此在探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形成之初的城中之庙时，对此应给以加倍重视。

中国“文明形成”时期的宫殿与史前时期的“公共建筑”有着本质不同。从布局形制上说，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从结构上看，前者是强调等级、突出个人的；后者是面向“大众”的。如时代较早的偃师商城的宫殿遗址，其周围筑有“宫城”，每座宫殿或几座宫殿还要有单独的围墙；属于夏代的偃师二里头遗址第一、第二号宫殿遗址各自围筑有单独的院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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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古典政治学；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解读；批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12.29　文章编号：1672-3309(2010)12-71-03

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主义学派在考究其学派传统时，往往会将之追溯到古希腊时期，并将修昔底德视为是“第一个真正的国际关系理论家”，认为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等人都受到了修昔底德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以下简称《战史》)一书的深刻影响，因此，这三人也被公认为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传统理论大家。本文主要使用后现代主义的“双重阅读”(Double reading)方法，以此深入分析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相关解读。这一分析方法，主要借鉴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所开创的“知识考古学”方法，分析具有话语权的现实主义理论如何进行文本解释，对传统支配性解读进行“重复”和“再现”，从而揭示出文本、话语、制度中被有意或无意遮蔽着或排除掉的“内在张力”，以此揭示传统理论对于文本的垄断解释。

一、文本解读的“知识考古”：继承关系的主观性偏差

从人性的视角来论证国际关系的特点，这是古典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之一，其中，以汉斯・摩根索为主要代表。摩根索在著名的“现实主义六原则”中，将修昔底德拉人到其理论解释的框架之中。他认为，利益是国际关系中永恒不变的诉求，其不受时空条件的影响，并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指出，“从古希腊的经验中，修昔底德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论是城邦之间或是个人之间，利益一致是最好的保证。”此外，在论述国家行为体对权力的追求时，摩根索也引用《战史》中的语句来加以佐证。有鉴于摩根索将对于权力和利益的追求作为其理论的核心假定，而且多次在其理论的核心部分中引用《战史》中的相关观点和语句，因此可以认为，摩根索将修昔底德视为自我理论的一大基础和先驱。

国家是国际关系中的主要行为体之一，这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的核心假定之一。而修昔底德被称为现实主义学派的先驱者，主要是因为在《战史》的第一卷中，包含了现实主义学派的3个核心假定：(1)国家(或城邦国家)是国际关系中最为基本的行动单位；(2)国家为了追求权力，要么将权力本身作为目标，要么将其作为追求其它目标的手段；(3)国家大体上采取理性的行为方式。对此，基欧汉引用《战史》第1卷第23节中的名言来解释上述3个核心假定：“我认为这场战争发生的真正原因，几乎被表面现象所遮盖了。雅典势力的日益增长，引起拉栖代梦人的恐惧，从而使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从体系的视角来解读修昔底德文本，其中最有影响的学者当是肯尼思・沃尔兹和罗伯特・吉尔乎。无政府体系是新现实主义的主要出发点，新现实主义将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体系与《战史》中所描述的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两极体系相比较，得出了极为相似的结论。沃尔兹认为，《战史》为其“国家相似性”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例证。吉尔平对修昔底德的著作更为热衷，他认为其全部理论均与修昔底德的理论相联系。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修昔底德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之间的继承关系得到了很多国际关系学者的认同。他们均将修昔底德的《战史》视为是现实主义学派的重要起源。但是，对于修昔底德与自我理论的渊源关系，几位学者的论述角度却多有差异。这些学者往往倾向于从自己的学说出发去解释修昔底德的著作。比如，摩根索和沃尔兹将《战史》中的内容作为支持自己理论的重要例证，吉尔平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思想都与修昔底德的著作相联系。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国际关系学者对修昔底德文本的解释在多大程度上是客观的。

现实主义学派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方法是有理由被质疑的。现实主义往往片面地截取古典政治学文本中的只言词组来证明自我理论的正当性，而不是还原政治学文本以本来的面貌。英国思想史学家昆汀・斯金纳和波考克认为，对文本进行解读时，“真理依赖于情境、社会，而非作者和文本”在理解某个时期的政治哲学时，必须要把哲学中评价或规范的那一面――也就是首先与历史偶然性的那一面加以考虑，读者要了解说话者的真实意图，就必须掌握说话者的运用常规。而现实主义者却忽视了这一重要问题，不仅对文本的分析断章取义，而且也完全割裂了其他理论对于文本解读的可能性，从而垄断了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读。

二、文本解读的谱系分析：现实主义的话语霸权

上述“知识考古”再现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对于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支配性叙述，通过“双重阅读”方法，可以揭示文本互动背后的权力关系，从而批判类似的文本解读中的“现实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强调发掘文本之间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揭示文本建构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从而消解传统文本解读的“中心主义思维”。后现代主义思想大师福柯曾经指出，“知识是权力的眼睛。凡是知识所及的地方也是权力所及的地方。知识总是以真理的形式为权力作辩护。”后现代主义认为是权力创造了知识，在权力与知识的关系方面，常使用“谱系分析”方法。系谱学的任务是恢复被整体化叙事所压制的自主话语、知识和声音。本文尝试使用这一方法，从而揭示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中话语与权力的关系，以消解现实主义中心论思维。

对于现实主义文本解读中的知识和话语的关系问题进行诠释，首先要厘清现实主义言说和古典政治学文本之间的关系及其互动，以及古典政治学文本中包含的很多异质性的内容。除了现实主义学派所强调的符合其理论视角的诸多观点之外，还有一些被现实主义学派“人为化”的边缘观点。以对霍布斯的分析为例，“现实主义通常从逻辑和描述两个维度来运用霍布斯”，并认为霍布斯的“政治理论为国际关系提供了范式”，国家之间交往的现实，同霍布斯所描述的个人在自然状态中的描述相类似。然而，奴里，尤德瑟夫认为，与其说霍布斯是现实主义者，不如称其为理性主义者。他指出，将国家之间的关系类同于霍布斯所谓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自然状态，显然是有巨大缺陷的。迈克尔・威廉姆斯在《霍布斯和国际关系：一个再考虑》一文中，也极力反对现实主义学派的相关解读方法，转而用怀疑主义的方法来解读霍布斯的文本，并得出了异于现实主义者的结论。同样，大卫，布歇在

《霍布斯政治哲学中的团体间关系和国际关系》一文中，通过研读霍布斯另外一本著作――《论市民》，得出霍市斯所谓的自然状态在现实中是团体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所谓国家之间的关系。此外，霍布斯的国际政治主张更倾向于自由主义的扩大贸易，规避战争，其观点脱离了现实主义的主张而倾向于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解读在同现实主义解读的互动中处于劣势地位，由于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的霸权地位，致使古典政治学的相关文本被解读为主流的现实主义版本。

文本解构背后所隐藏的实际上是权力结构。知识和权力是紧密相连的，知识本身无法避免权力的运作，知识的论述机制也反映了权力的变化关系。文本霸权的存在，其实源自于国际关系理论权力关系中所存在的霸权状态。无论是对古典政治学文本的解渎，还是对国际关系现实分析来说，始终是由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中权力占上风的话语模式所决定的。自二战以后，现实主义学派成为既得利益者维护现有秩序的有力工具，其依靠工具理性和科学主义的支撑成为主流话语，并取得了对其他理论的话语霸权，成为支配性的叙述，其他的理论言说受到主流话语的忽视、压抑和边缘化。因而，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读的过程中，读者往往只听到了现实主义的声音，也只接受到现实主义的布道，从而以现实主义的观点来支配我们的思维和行为。

三、现实主义文本解读的实用主义批判

现实主义者总是将其学说与古典政治学传统文本联系在一起，将自己的理论视为对政治思想史中现实主义学派的传承，并试图证明这一传统相对于其他理论传统的优越性。在此基础上，现实主义者坚称与修昔底德、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的思想一脉相承。然而，现实主义不过是众多与古典政治学家对话的学派之一，现实主义者通常以自我的立场和偏见来解读古典文本，从而证成自我理论，彰显其普世性。

目前，国际关系理论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解读的主流声音是由现实主义者发出的。以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为例，国际关系理论界几乎达成共识的认同该书是现实主义学派的开篇之作，现实主义学者都从中找到了证成自我理论的言说。然而，“近代社会科学化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知识结构。及其一系列特定的关注，使得我们越来越难以受益于修昔底德”，问题在于“他无法自己约束我们针对他著作的诠释，所以我们太容易使自己确信，我们在他这里发现了我们所要寻找的东西。”一切类型的文本都是历史和背景使然，但在对古典政治学文本进行解渎时，由于很难还原到当时的历史场景，因此难以掌握巨著的本真。对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理论者的再创作，这种再创作使原有文本受到理论者论点与偏见的玷污，显现出理论的强词夺理元素与实用主义意图。

通常，古典文本包含大量的信息。学科指向也往往明确。就修昔底德的《战史》一书而言，历史学者将其视作一部宏篇的历史巨著，而国际关系学者却能从中汲取大量的国际关系理论。且不论不同学科之间固有差异能否使之共同受益，国际关系一个学科内部更是如此。正如《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一书中所言：“任何一个国际关系研究者都能从修昔底德的历史巨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得到启发。”如《战史》这样的古典文本并未包含唯一的理论指向，不仅是现实主义，其他学派也可以从此文本中汲取养分。而现实主义对文本解读是在权力关系中造就出来的论述的实践，这种论述的机制反映了权力的变化。作为具有主流话语权的现实主义，其借助古典政治学家著作中提供的庞大体系和丰富内容，得以攫取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理论具有深厚传统的佐证。

国际关系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关系理论不能脱离具体的时空环境来解释一切的人类历史。现实主义的产生源于20世纪的国际关系现实，在更深层面上依赖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大环境，将这种现论与古典政治学著作相联系，使研究者忽视了局限性而过于强调其解释力，甚至热衷于以某些抽象概念和原则构建起永恒性的理论模型。现实主义“自觉”地跳人了这个“陷阱”，对于古典政治学家的智慧奉行一种“拿来主义”的态度，套用现论简单地对古典政治学文本加以诠释来证明历史传统的存在。因此，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实质上是各学派将古典理论加以主观化并为我所用的过程。

四、结语

知识常常是主观性的，其不依赖于客观的对象和实体。每个人在阅读时，由于主观性的存在，都会产生彼此有差异性的阅读结果。对文本的解释，只有撇开一己之见，深入到“文本”以及情境本身之中才是最可取的。现实主义者对于文本的解读，往往是从自己的立场和视角出发，从而使“文本”服务于自己的理论。正如理查德，阿什利和罗伯特・沃克尔所言：“真理的可能性是受到质疑的，每一个呈现并不是复制或恢复其在其他时间或空间所真正出现的事物，而是呈现其他各种的呈现，没有一个是原版的，每一个都是独断的，并且没有一个能排除其他的各种呈现。”其实，对于古典文本的解读亦是独断之思，是学者们建构出来的。因此不能就对古典文本的解读呈现出统一或定于一尊的共识。即然如此，在对国际关系著作进行文本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就需要有一定的认知，没有什么是固定不变或神圣的，古典政治学家著作的指向是庞杂和多元化的，我们需要反对单一的占支配地位的话语。因为任何单一的话语都不能为我们提供关于实在的清楚轮廓。只有各种声音同时存在，才能扩展我们谈话的视野，才能充实我们关于古典政治学文本的理解。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