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的手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治理的手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运用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必要性

(一)传统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考量

1．民商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困境

依据民商法原理，民事主体间由于会计信息不实产生纠纷的解决是以契约自由为核心，以主体之间的信息协调、信任与意思自由为基础。可是，直到现在，我国也没有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完整的民商法规则，除2003年最高法关于上市公司及其注册会计师的误导给投资者造成损害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司法解释①外，其他非上市公司及非营利组织的会计信息失实及其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没有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治理规制。机关事业单位的负责人、会计与业务经办人为谋求自己利益时，也会提供失实的会计信息，由于同样缺乏民商法手段治理规制，从而影响国家宏观管理决策与社会经济交易安全。由此产生因会计信息不实使相对人失去主动维护自身权利行为的法律依据。根据国内外实践得知，运用民商法手段有效保障会计信息使用人权益方面显得不足。原因有四:其一，单位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会改变提供失实会计信息破坏平等交易的目标，造成获取失实信息的状况与证据困难。会计信息使用人所遭受的损害是否是由于会计信息失实造成，需要使用人利用知识或聘请专家判断来获得“知道”这一时效规定，或获取会计信息不实的证据，需要较长时间，存在相当难度，即使是举证责任倒置的情形下。其二，民商法手段保护会计信息使用人的利益主要是以使用人受到损害提求为启动力量。事实上，有利益交往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主要表现为财产权益冲突，会计信息不实被当做一种手段被掩盖，不被对方当事人悉知，或缺乏证据，而不提起会计信息不实的民事诉讼。其三，会计信息使用人一般不会关注小比例会计信息失实问题，也无法关注。会计信息小比例失实可能在检查或审计容忍的误差范围之内而被纵容，加之对会计档案的处理，小比例信息失实不受治理将被慢慢放大，形成治理漏洞。安能源从1997年开始有目的有计划按比例制作失实信息，事隔5年后才东窗事发，就是例证。其四，民商法手段治理是低效率高成本的事后治理。实际上，只有会计信息不实已经造成使用人的损害后，才能实施民商法手段的治理，并且获取证据需要高额成本聘请专业人士，花费较长时间，而且赔偿计算基础的不确定性，使用人将无法获得赔偿或赔偿远远低于损失，以至于无法弥补费用，无法有效做到事前事中事后全过程保护会计信息使用人的权益。

2．行政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困境

根据《会计法》［4］、《行政处罚法》的规定，会计信息失实将受到行政处分和行政处罚的规制，但是，经过多年的实践，行政法手段在治理保护会计信息使用人权益方面存在如下缺陷［5］:其一，行政法主要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会计行为进行规制，难以规制非国家工作人员的会计行为。其二，市场禁入的对象狭隘。为会计信息生成提供基础业务数据的人员或注册会计师审计助理人员、单位及其负责人，不在禁入范围，显然是一个缺陷。其三，无法约束专业技术人员晋降级。会计人员是以从业资格为基础开展工作的，其行为受到资格约束，不受专业技术晋级降级约束。其四，难以调整信用等级。会计信息是经济社会信用系统中核心内容，当单位及其相关会计人员与不实会计信息存在关联时，不应仅仅受到行政法规制或刑事规制，应该与商业信用或个人诚信等级挂钩，由于缺乏会计信息诚信系统，无法实施。其五，缺乏国家工作人员晋职限制。行政法治理责任是一种惩罚，不是一种限制。国家工作人员与会计信息不实相关联时应当承担不得晋升政治职务的责任。但事实上，他们为自身利益或单位利益提供失实会计信息时，却没有受到政治责任的规制，尤其是在晋级上，不受限制，本质上放纵了其行为，导致会计信息失实结果加剧。

3．刑罚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困境

刑罚治理是实现社会目的最严厉的治理机制，然而在会计信息治理中依然存在缺陷，表现为:其一，刑法治理证据难于收集，执行不易。会计信息不实非常严重时才采取刑罚治理，它是严格的事后治理，此时的载体往往出现异化，带来证据获取困难。其二，相关刑罚治理中往往把会计作为手段来认定。会计违法行为的刑罚治理未按照《会计法》的刑罚治理规定处理，而仅仅作为一种手段，如利用职权贪污，改变了会计信息，一般认定为贪污犯罪，而不认定会计违法，是导致会计信息失实的一个主要根源，法律规定失去应有的权威。其三，无法预防事前小比例或小比例累计会计信息失实。其四，缺乏会计信息不实的刑罚治理标准。按《会计法》和《刑法》规定，是隐匿账务就实施刑事处罚，还是隐匿账务所导致的金额达到一定数量给予处罚，规定模糊，执行难。其五，司法实践中，会计信息不实的治理很少实施刑罚治理。

(二)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现实性

根据上述分析，传统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不能从全方位多层面保证会计信息符合国家管理、经济交易、融资安全的要求，因此，需要寻求补充、超越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传统法律手段的创新的现代法律治理手段，实现事前小比例虚假治理与事后大额虚假治理相结合的无缝隙治理手段。经济法作为现代法，其治理手段是传统法律手段治理形式的补充、超越与创新。在经济实践中，传统法律手段治理往往强化个人责任、忽视机构责任，或强化机构责任、淡化个人责任［6］659－660，不利于法制的公平正义精神在会计信息领域的实现。单位及其负责人(包括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人员与业务人员以经济交易活动为依据，根据会计法律法规规定生成的提供给使用者的相关信息是具有垄断性质的特殊产品［7］，拥有信息垄断权的单位及其负责人会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隐瞒相关信息(包括现代《公司法》中的人———高管及其聘用的会计人员)［8］37－40，提供失实会计信息，形成信息不对称，影响使用者的经济交易、社会管理决策和财产安全。这需要国家干预会计信息失实来保证会计信息真实对称，实现弱势地位的信息使用者的利益保护，维护社会正义和社会交易安全与社会和谐的社会价值的法律目标，这恰好体现了经济法的本质。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和特殊的责任方式充分弥补了传统法律责任方式的不足，为全面治理会计信息不实提供了有效的补充、超越与创新。经济法的本质与经济法律关系决定了经济法责任具有独立性［9］。经济法的法律责任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经济性、规制性、社会性和具有特殊责任承担方式［6］656－661。

二、运用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要准确把握运用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选择，需要分析传统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状态。

(一)传统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

民商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进路是平等的会计信息的供给者、鉴证者与需求者以维护自身的民事权利为逻辑起点，要求供给者、鉴证者遵从诚实信用与不得滥用权利原则，提供客观公允有用的会计信息，需求者根据供给者所提供的会计信息判断并与之进行交易或融资，如果供给者违背诚实信用与滥用权力，提供不实会计信息，由此带来需求者的财产损失，需求者依据民事归责原则和民事诉讼程序对供给者提起民事赔偿，供给者承担民事责任。这种路径选择，是以市场主体自身的能力去保持公正，可能产生民事救济失灵，无法控制供给者、鉴证者对其他需求者的不诚信，难以实现会计信息的社会性，即依然存在道德风险。为弥补民商法手段治理的路径选择形成的缺陷，产生了行政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其进路是以政府部门依据会计规范直接对会计信息的供给者与鉴证者实施检查，维护行政管理中相对人的权益为逻辑起点，以行政手段促使供给者与鉴证者提供的会计信息客观公允，保证需求者获得相关有用的会计信息，否则按照法律法规的授权对供给者及其相关人员实施行政处罚，或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同时责令其修正不实的会计信息，会计信息供给与鉴证者承担行政责任。此种选择难以控制会计信息监管形成的政府失灵，同样产生道德风险———信任风险和控制风险。按照行政法理论，对会计信息不实的行政监管是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然而行政相对人不能全面包含会计信息生成的所有人员，即行政法律关系主体不全面。为更有效地防止重大会计信息不实，国家实施了刑罚治理。刑罚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是以会计信息不实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为逻辑开端，由司法机关对会计信息不实的供给者与鉴证者实施制裁的路径依赖，惩罚的是主要人员，且对小比例及其累计的关注度低。传统法律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形成了路径依赖，不利于全面全过程治理会计信息不实，弱化了经济责任、政治责任、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因此，需要寻求新的能弥补传统法律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选择和具体手段。

(二)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

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是缝合民事救济、行政救济和刑事救济的空隙，以弥补其失灵为逻辑着力点，解决单一的行政管理关系，实施当事人无力控制的行为监管，加强不同主体的责任，因此，需要基于以下路径展开会计信息不实的经济法手段治理。

1．修订完善《会计法》

修订完善《会计法》主要目的是为弥补会计信息不实的传统法律手段治理存在的缺陷，从法律规范方面确定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制度安排———形成新的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与具体手段，实施对会计信息不实形成影响的不同主体的全面全过程制裁，阻止会计信息小比例不实或小比例不实累计障碍，防范嵌入式风险，控制大比例不实所造成的直接风险。将经济法手段治理的范围、责任承担方式规定于《会计法》中，以获得经济法手段治理的法律依据，特别是作为会计信息载体的会计档案的管理的治理也应纳入治理范畴。当然传统法律手段治理范畴中的完善也应该在其中体现，如将会计档案管理专章规定于《会计法》中［10］。

2．会计信息不实的监管行为规范化

由于会计信息是交易信赖的基础，长期不实必然产生经济、社会、道德影响，所以需要对会计信息不实加强监管。会计信息不实的监管充分体现了国家对会计信息的干预，通过干预消除过大的交易成本，减弱信息不对称，排除市场失灵，但是国家在实施会计信息不实的监管中，也会产生监管失灵，引发监管无效与监管不当，从而形成更大程度上的会计信息不实，产生需求者的信任风险。为防止由此造成的社会诚信链条的破损，以及社会与个人的财产损失所带来的道德、社会危机，更加需要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监管行为，为此，需要对会计信息不实的监管行为用法律规范规制，减少监管行为的随意性和寻租性。

3．会计信息不实的主体的全面法定化

会计信息不实的经济法手段治理主体法定化是指为从经济法角度控制会计信息不实，在会计法律法规中界定会计信息不实的经济法手段治理的权利主体与责任主体的统一。具体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政府监管主体，包括监管部门及其人员。享有监管权、检查权、查阅资料权、处罚权等同时也应承担责任。(2)会计信息的供给主体。享有抗辩权、申诉权的同时也应承担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责任。主体具有多样性，具体包括:①单位，包括机关事业单位和商主体。②相关人员。与会计信息生成、汇集、处理及管理有关的人员，包括单位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财务会计人员、业务人员［8］126－128(如销售、采购(包括办公用品采购)、仓库管理员)与会计档案管理人员。(3)社会中介鉴证主体。主要是会计师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向社会保证单位提供的信息具有可信性、可用性。(4)会计信息使用者。会计信息使用者使用符合标准的会计信息而成为主要的保障主体，享有知情权、询问权、查阅权等。会计信息使用者超出会计信息使用范围或不恰当使用所造成的损失，应责任自负，这对于会计信息提供者才是公平的，也才能维护提供者的利益，避免不必要的纠缠，减少交易成本。但对于会计信息的使用范围及如何使用应当明确。

4．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责任设定

根据莫里斯和维克里关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界定，如果由于“道德风险”带来普遍性欺骗，会导致相对人“逆向选择”，引发经济危机，甚至会导致社会危机、政治危机［11］和道德危机。因此，需要从经济法律治理层面增大会计信息不实的提供者及其监管者的不道德行为的经济风险、社会风险、政治风险［6］248－249和道德风险，即设定与会计信息不实相关的各类主体，特别是会计信息供给主体的道德责任、经济责任、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只有相关行为的责任承担是确定的，才能真正实现治理的目标。

三、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措施

在运用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路径中，关键是具体手段的完善。为实现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不实的目标，使治理手段具有可操作性和有效性，笔者给出完善具体制度［12］的建议:

1．规定惩罚性赔偿目前，单位及其相关人员为了自身利益，提供失实的会计信息损害相关利益者的利益的现象非常猖獗，为杜绝这种普遍猖獗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道德的影响，需要在会计法律法规中规定“重典”加以控制和防范，切实实现经济法手段治理会计信息失实所追求的目标。实施惩罚性赔偿———让会计信息失实的提供者承担所导致损失的一倍或更多倍赔偿，使其在经济上付出更大代价。

2．扩大市场禁入规制对象范围根据《会计法》、《预算法》与《注册会计师法》规定的市场禁入的对象是受到刑罚处罚、吊销会计从业资格证书或注册会计师执业证书的人员。这实际上是会计从业人员的市场禁入规制，但不是全面的规制。应扩大到与会计信息生成提供基础业务数据的人员、注册会计师审计助理人员、单位负责人在没有受到刑法处罚，但其行为严重影响会计信息的人员。

3．商主体强制解散的治理措施《会计法》并未规定商主体向外提供会计信息不实的解散问题。可是，商主体提供的会计信息存在不实，并且带来了相关利益者的损失，即使商主体本身是盈利的，此时，也应从经济法规制方面作出规定:强制清算该商主体。因为这样的商主体不利于会计信息的健康提供，其企业文化已经形成，即使将其负责人市场禁入，其文化依然存在，不利于社会诚信系统的建立，同时谁来接手管理该商主体，也是问题。为了经济社会的长期稳定，与其让社会存在普遍欺骗，还不如用严格的重处规制来规范经济社会的行为，以便形成有效的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经济社会秩序。

4．规定专业技术职务晋级与资格减等治理手段这类责任主要适用于会计人员。《会计法》没有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行政处分内容，为更加全面监管会计信息失实，对于会计负责人与会计人员所负责的会计信息中存在失实，应当根据情节轻重，承担资格减等，即降级认定会计专业技术职务。当非国家工作人员中的会计人员的行为不足以实施资格减等处分或吊销从业资格者，如不限制其晋升专业技术职务，将形成在获取上级资格职务后而不受约束的漏洞，因此需要对专业技术职务晋升作出限制，如规定提供会计信息失实之日起5年或8年内不得晋升上一级专业技术职务。

篇2

治理主体: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的平衡

长期以来，我国基于国家至上和国家权力无限的观念，奉行国家本位模式。其最大特点是行政机关在犯罪治理中居于垄断地位，政府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导力量。犯罪治理的政策主要来自于政府的政策和方针，治理策略也会随着政府政策的变化而变化。而政策往往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就导致治理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政府本位的治理模式中，依附于政府政策的法律制定、执行的可预测性和稳定性不能得到保障，同样的犯罪行为随着政策的变化会导致不同的后果。由于治理政策经常变化，导致治理的效果大大降低。另外，国家本位治理模式认为对环境污染犯罪的处理是国家的事情，政府是犯罪治理的直接责任人。在环境形势恶化期间，为了维护政府的权威，树立公信力，政府往往会违背犯罪治理的基本规律，采取专项整治或治理等方式，集中投入司法资源和社会资源对环境污染犯罪进行整治，反而造成社会资源的更多滥用和浪费。

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涉及诸多因素，其犯罪原因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治理环境污染犯罪必须注意观察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发生有密切联系的各种社会关系，重视对环境污染犯罪原因的控制。由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所涉技的因素众多，单靠政府无法应对环境污染犯罪发生的诸多因素。因此，治理环境污染犯罪应该是整个社会的共同责任，必须动员整个社会力量。不论是作为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政府，还是作为社会组成部分的社会团体、组织以及公民个人，都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体。当然，社会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并不是否定国家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而是在强调国家的引导作用、明确政府责任的同时，充分发挥社会公众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的作用，推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主动性。在现代社会，国家并不会主动介入社会生活，传统行政法手段或刑罚手段往往只在发生了危害社会秩序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之时才对污染行为加以规制，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控制。但是，环境污染具有破坏范围广治理恢复困难的特点，这就要求必须在污染之前就进行主动控制。可以说，环境污染的特殊性客观上促使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革新，这种革新反映了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模式应该是一种以预防为前提的治理模式，转变集中表现在社会公众与政府协同合作。社会公众与政府的协作可以充分调动社会多元力量和运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既重视打击环境污染犯罪，又注重事先预防和控制环境污染犯罪。

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对环境污染进行非政府的控制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发展趋势，政府和社会的协同合作应该成为新时期我国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基本方式。我国推动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培育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识与热情。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最根本的问题是如何激发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在司法实践中，经过参与个案经验的积累，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正逐步提高，但是，从整体上看社会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意识和热情还是难以满足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要求。为了提高社会公众参与的意识和热情，一方面可以发挥媒体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在网络化时代，媒体不仅可以提供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宣传环境污染犯罪的严重后果，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的热情，也可以为公众参与提供良好的途径和平台;另一方面，政府应采取各种措施鼓励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例如，可以通过奖励的方式鼓励公众参与到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

第二，建立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公众只有在知情的前提下才能参与，知情权是公众有效地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前提与基础。为了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必须建立和完善犯罪信息公开制度，可以使公众了解环境污染犯罪的规律、特点，从而提高犯罪治理的有效性。犯罪信息公开也可以引起公众对环境污染犯罪问题的关注，激起强烈的社会舆论，提高公众参与犯罪预防的责任感和自觉性山。因此，应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建立环境污染犯罪信息公开制度，为社会公众获取信息提供必要的保障。

第三，完善环境刑事司法制度。在环境刑事诉讼中，可以提高被害人的诉讼地位。环境污染犯罪案件在我国是公诉案件，只有检察机关才有权提起刑事诉讼，对犯罪人进行起诉。但是，环境污染犯罪与其他刑事犯罪的性质显著不同，其侵害的对象具有不特定性，涉及的区域广，危害程度极大，且难以回复。因此，可以赋予被害人在环境刑事诉讼中的自诉权。同时，环境刑事诉讼过程要符合司法民主与公开的要求，将社会公众参与到诉讼过程中，既确保社会公众分享到司法权，又有助于把公众的良知引入刑事司法，使得刑事司法更加接近公众情感，从而激发公众参与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热情。

治理体制: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

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危害程度不同，在性质上并无差异，但危害程度的不同就导致了法律后果和处理机制的迥异。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环境违法行为与环境污染犯罪行为在处理机制上具有绝对的区别:环境违法行为由行政机关处理，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由司法机关处理。这种治理体制貌似明确，但是，由于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各自形成封闭的体系，没有形成顺畅的衔接渠道，直接导致对环境领域犯罪行为的追究受阻。

在环境治理领域，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顺畅的主要原因在于在治理的权力分配不合理，行政权过大，制约了司法权。在司法实践中，公安部门虽然可以独立地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进行立案侦查。但是，由于环境污染本身的复杂性，无论是对环境污染行为、危害结果的调查，还是对因果关系的认定都不同于其他的刑事案件。由于公安机关对环境污染缺乏专业知识和收集证据的能力，导致公安机关事实上对环境污染犯罪案件材料的来源主要依赖于环保部门的移送。根据《关于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的若干规定》，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在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的过程中，发现有符合移送条件的案件，应当立即指定两名或者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组成专案组专门负责，核实情况后提出移送案件的书面报告，报经本部门正职负责人或者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审批。决定批准的，向同级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移送手续;决定不批准的，应当将不予批准的理由记录在案。按照这一规定，环保部门对环境污染案件是否移交司法机关具有重要影响，他可以根据自身的判断来决定对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的案件是否移送给司法机关。从程序看，行政机关对环境污染案件具有较强的筛选功能，完全有可能过滤一些案件，从而导致一些环境污染犯罪行为难以进入到刑事司法程序。事实上，在我国一些社会影响很大的环境污染案件无法进入司法程序，很多都是由于环保部门的不作为所造成的。

在现有的治理体制中，由于行政执法不严，导致刑事司法承担着很大的压力。环境状况的持续恶化促使社会推动刑事司法强势介入到环境污染治理领域，《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的犯罪构成进行了修改，降低了成罪标准，扩大了法网。刑事司法的强势介入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据不完全统计，自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出台后的半年内，环保部门向公安机关移送了近300起涉嫌环境污染犯罪案件，超过近5年的总和;公安机关已立案侦办247起此类案件，相当于过去10年立案总量。通过刑事司法倒逼环境行政严格执法的方式，尽管在短期内具有一定效果，但是，过分使用刑罚手段也会过度透支司法信用，从而助长不法分子的投机心理。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还是如何解决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问题，从而推动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应对环境违法犯罪行为的协调性。

协调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关系，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建立专业的环保警察，即在公安机关内部设立专门的环境污染犯罪追诉机关。目前，国内一些省份已经开始了设置环保警察的尝试，例如河北省于2013年9月18日成立了全国首支环境安全保卫总队。环境警察机构的建立既是用刑事手段保障环境行政执法的权威性和效能，又避免了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之间因为立场、角度的不同而产生冲突。

第二，构建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一体化的信息平台。环保部门、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可以借助电子化办公系统设置联合执法系统，由行政机关与公安机关将各类环境污染案件信息录入系统，在案件线索、行政处罚结果、法律文件、数据规定及案件处理程序上，逐步实现环保部门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信息联网共享。环境违法信息平台建设既可以强化司法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也可以提高环境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公开与效率，从而更好实现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对接。

第三，加强检察机关对环境行政执法的监督。检察机关是我国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可以对环境行政的执法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的监督可以包括日常监督和专项监督:日常监督是根据信息平台对录入系统的环境污染案件的执法情况进行全程监管，促进环境执法人员严格履行环境监管的职责;专项监督是检察机关定期对环境执法机构的案卷进行抽查、评查，以考虑案件办理是否合法、有效，有无存在该移送而不移送的案件。

治理手段:刑罚与其他治理手段的协调

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犯罪治理应当是合理使用多种手段的系统性治理策略，单纯依靠某一因素或某一手段无法达到犯罪控制的预期目的。在我国，政府是环境污染犯罪治理的直接责任人，由于行政手段和刑罚手段具有猛药的作用，短时期内效果比较明显，因此，刑罚手段与行政手段是治理的惯常手段，而其他手段基本不受重视。同时，在当前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不顺畅的法律制度背景下，行政处罚方法与刑罚方法相互脱节，各自为战，未能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形成应有的合力。刑法理论一般认为，刑法具有谦抑性，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能调整某种社会关系时，才由刑法予以调整;只有当其他法律不足以抑止某种危害行为时，才由刑法予以处罚。我国刑法对犯罪的规定模式是立法定性又定量的模式，只有行为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一定程度才能由刑罚制裁。在环境污染犯罪治理中，由于污染行为轻重有别，所以处罚也应该有区别。环境行政法对一般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处罚，而刑法对严重的环境污染行为进行处罚。

从技术层面上讲，各个法律各司其职，共同起到治理环境污染犯罪的作用。但是，由于我国行政法观念不发达，特别是行政执法不严的情况下，导致刑法在环境污染犯罪的治理中面临着很大的压力:既要担负防止一般环境污染违法行为发生的任务，又要预防严重环境污染犯罪行为的发生。人们本来希望通过这样的立法模式来缩小刑法介入社会生活的范围，但现实的使命又使得刑法不得不广泛地介入到社会生活之中。刑罚只是犯罪治理的手段乙.，只有其他手段不足以解决社会纠纷之时，刑罚才能介入。正如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所说的最好的刑事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仅靠刑罚手段不足以抑制犯罪。在任何司法体系中刑罚并不是唯一阻止环境污染行为的有效方法。刑罚总是作为不得已的最后使用的方法，并且可以结合其他(行政、金融等)法律规定使用。当一个适度的刑罚和其他法律手段相结合一起使用时，才会发挥有效的作用。

篇3

社会管理强调政府行政管理，社会治理则强调居民自治和社会共治。是由多元主体共同进行的以法律为依据的综合治理。对社会体育而言，应该进行如下管理模式的革新。一是居民体育自治模式的建立。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行政主导的工作模式，忽略群众的自主、自治能力，有时甚至害怕群众自发开展活动，怕给政府带来麻烦。建立居民体育自治模式就是要充分发挥居民自主开展体育活动的积极性，为居民的自发性体育活动保驾护航。同时，通过制度性安排，使居民体育逐步形成自律和互助的活动形态，达到居民体育自治的理想状态。二是要在社区及以上层面实现政府与社会体育组织共治的新型管理模式。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政府职能转移，也就是说，政府应该将社会体育管理改为与社会体育组织共治的管理模式。由于社区体育已经出现部分自治管理形式，有一定的共治基础，因此，可率先在社区层面推行体育共治模式，由社区体育组织走到前台，协助政府实施社区体育治理。然后再县、地、省层面实施共治管理模式。在社会体育组织参与共治的过程中，要解决好政府部门与社会体育组织的关系，发挥社会体育组织的治理积极性。

2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主要是转变社会治理方式，社会体育也需要转变体育治理方式

2.1坚持系统治理，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是要把社会管理从政府单向管理向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共同治理转变，因此，如何共同治理将成为今后社会治理的新课题。在由政府与社会多元主体构成的治理体系中，政府部门应该建立与其他主体的合作伙伴关系，分工负责，共同实施社会治理。政府在整个社会治理过程中起主导作用，但不是领导作用，政府作为治理主体之一与其他主体是平等关系，而不是其他主体的主管领导。从社会体育系统治理看，首先要建立多元主体共同治理体系。这里的多元主体是指包括政府主管部门在内的相关利益群体。如社区体育治理应该由社区行政与社区体育服务组织共同进行治理；老年人体育治理就应该由政府主管部门与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进行治理；区域社会体育应该由地方政府与地区体育服务组织共同进行治理。其次，系统治理要有明确分工，政府与多元主体各司其责，互相配合，实施共治。政府部门尽可能退到后台，发挥调控和协调作用。比如，不同利益群体间产生矛盾时，政府部门可以进行调解，但要避免政府部门过多干预的情况再现。再次，系统治理过程中，要体现民主协商的运作机制特征。即在多元主体的共同协商下确定治理方式，产生分歧时通过民主的方式做出决定。要避免行政决定、其他组织执行的传统管理模式再现。

2.2坚持依法治理，把社会管理从行政管理向法治保障转变

坚持依法治理，就是要加强法律规制在社会活动中的作用，用法律来约束人们的社会行为，用法律来监督管理者的治理行为。依法治理还要把社会管理从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鼓励人们依法开展各种社会活动。过去，政府用行政管理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也引起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因此，社会体育的依法治理就是要改行政管理为法制管理；改一方管一方为法律管双方；改行政管控为服务保障。由行政管理向法制管理转变，首先，要求建立健全社会体育法律法规体系，这是依法治理的基础。其次，要学会以法律为准绳，以法规为标准进行社会体育治理，要减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行政干预，实施法制化管理。要充分信任人民群众，在法律的框架内，放手由民众自主地开展体育健身活动，促进全民健身活动的蓬勃发展。由一方管一方向法律管双方转变，就是要改变政府与民间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把双方都纳入依法治理的体系中去，又都在法制的监督之下。双方既是合作方，又是监督方，各自都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使自己的权利，又通过互相合作，促进社会体育的发展。由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是要改变以控制为手段的管理方式，减少对社会体育活动的限制。通过提供服务保障等方式，为社会体育活动保驾护航。过去，社会体育发展中存在“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其原因与简单管控方式有很大关系，即要么不许乱说乱动，要么放任不管。其根源还与行政思维模式有关，即管理就是控制。因此，由行政管控向服务保障转变，不仅是转变方式，更是转变思维。

2.3坚持综合治理，治理手段从单一行政手段向多种手段综合运用转变

坚持综合治理，就是要改变过去单一采用行政手段进行社会管理的简单管理模式，采用“多管齐下”和“多策并举”的综合治理手段进行社会管理，以期获得最佳治理效果。由于行政管理手段多为强制性手段，不适合用于作为生活方式的社会活动管理，而社会治理由于采用综合治理手段，效果和感觉会更好。从社会体育治理角度看，除了行政手段外，还有法制、道德、规范、文化、教育等多种管道可以规范体育行为。这样，不仅可以在制度上约束人们的行为，也可以在思想上引导人们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还可以在舆论环境、文化习俗以及教育培训等方面齐抓共管，使人们从内心认同社会治理模式，接受外部环境压力，达到自觉、自律的社会效果。社会体育治理还应该采用多策并举的方式进行管理。如调整社会体育政策，并通过优惠政策引导社会朝有利的方向发展。再如制定发展策略来推动社会体育的进步，像扶持体育创新、支持有组织体育活动等，一定会带动社会体育的发展。还有改变行政主导的活动开展方式，放手让相关体育协会自主开展活动，政府对符合法律规定的体育组织活动给予经费、资源等方面的支持。再有通过构建、完善公共体育服务体系来推进全民健身活动的开展。总之，要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通过有效的方式方法完善社会体育治理。

2.4坚持源头治理，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转变

坚持源头治理，就是要把治理关口从事后处置向事前和事中延伸转变，因为“亡羊补牢”式的事后处置方式对已经造成的损失无能为力，采用前置治理和事中治理可以避免或减少损失。前置治理主要指决策前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充分论证和必要听证，确保决策符合客观实际，符合群众需求，符合国情、国力等。事中治理主要指均衡各种利益诉求，及时解决利益冲突与矛盾，增强社会和谐，激发社会的活力等。源头治理讲究标本兼治、重在治本。从社会体育的前置治理看，就是要把与群众联系的窗口设到老百姓身边去，方便群众反映情况，方便政府了解情况，方便各方的沟通和互动。具体讲，就是要在社区层面设置公共体育服务平台，倾听百姓的呼声与需求，有针对性地服务。源头治理还应该建立智库机构，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以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政府部门在决策前，要请科研机构开展决策咨询研究，提出可行性报告，在有把握的情况下再去召开听证会，征求民众的意见。从社会体育的事中治理看，就是要坚持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以民众利益为重，均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和谐。在社会体育活动中产生的冲突与矛盾，大都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调解和深化服务得到解决。在调解群众体育矛盾时，可以通过群众体育组织进行劝解，也可以通过组织间的谈判获得和解。总之群众利益矛盾在自治组织的范畴内解决比较有利。坚持源头治理，还要做好激发社会体育组织活力，创新有效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机制，以及健全公共安全体系工作，实现社会治理体制的创新。

3创新社会体育治理体制的几点建议

3.1转变社会体育管理观念

从传统管理到社会治理，意味着治理主体、治理的目标、方法等方面都要发生转变。因此，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体育服务组织首先要转变思想观念。一是要学习“社会治理”理论和方法，明确社会治理的目标、内容、方法及组织运作模式等，为创新社会体育治理奠定基础。二是要明确政府职能转变方向，建立多元共治及群众自治的社会治理理念，积极推行社会体育领域的治理。三是要建立综合治理的基本观念，改变单一行政和行政主导的管理方式，实现社会体育综合治理的新格局。

3.2改革社会体育体制

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不仅是理念的更新，也是管理体制的创新。从社会体育共治的要求看，社会体育组织全面参与体育治理是社会体育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政府部门必须尽快做好职能转移的安排，在社区层面实现基本自治，即可以让群众自治的部分，交给群众进行自我管理，如健身团队、基层体育组织管理等，暂时有困难的，交给社区体育服务组织进行管理。在县及以上地区实现基本共治，即由政府主管部门与相关体育组织共同进行社会体育治理，并在治理过程中，逐步放手让社会体育组织独立承担体育活动的开展与维护，政府部门把精力更多地用于政策与规划的制定与体育发展的宏观调控方面，通过协作共治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体育的和谐发展。

3.3调整社会体育机制

要调整纵向等级管理机制，采用扁平化运作机制，使各个层级都有根据自身条件自主开展体育活动的权利，充分调动各个层级的积极性，实现群众体育自治的良好局面。要调整社会体育的信息沟通机制，建立包括自下而上渠道的双向型体育信息通道及信息处理机制。要调整按规定办事的固定程序管理机制，实行目标管理机制。要减少程序约束，改革评价方式。要调整行动激励机制，比如通过政策引导，鼓励体育创新等。推行调研活动，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要完善绩效考核、群众评议和反馈等机制，促进社会体育的良性发展。3.4培育社会体育服务组织长期单一行政管理模式造成我国社会组织的弱化，对社会体育组织参与社会治理形成一定的困难。要提高社会体育组织的社会治理能力，必须有一个培育过程。首先，可以采用购买服务的方式把公共体育服务项目交给社会体育服务组织，并通过建立绩效考核、评价机制与监督制度，确保社会体育服务组织为群众提供优质体育服务。其次，可以采用委托管理的方式将若干社会体育治理项目交给社会体育服务组织，政府主管部门通过业务指导帮助社会体育服务组织提高社会体育治理能力，并逐步放手让其独立开展工作。再次，可以发挥社会体育服务组织的中介作用，即政府通过其传达政策法规及其他社会治理信息，群众通过其转达对社会体育治理的意见与建议，使其成为政府与群众联系的纽带。

4结论

4.1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对社会体育发展与改革具有重要影响，社会体育管理必须尽快向社会体育治理转变。社会体育治理须从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

4.2社会体育转变治理方式要坚持系统治理、坚持依法治理、坚持综合治理、坚持源头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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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生态文明 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 体制机制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识码：A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部署给创新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构建基于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同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的关系

这里所指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通常所说的“生态环境治理”有本质上的区别：前者所指的是一种体制，是一个包括指导思想、组织机构、法律法规、组织人员、制度安排等要素构成一整套紧密相连、相互协调的体系；后者是一种行为或过程，指生态环境的整修、修复，与生态环境保护是同义语。

治理理论是一种公共管理理论，其涵义是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诸行为者，通过平等的合作型伙伴关系，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和管理，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由于当代的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民众需求的多样性，使得管理的难度不断增大。“就治理理论兴起的直接原因而言，是西方的学者看到了在社会资源配置中既可能存在‘市场失灵’，也可能存在‘政府失灵’。”为管理好日趋复杂的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理论就被应用于社会公共事务领域，为创新体制、机制起着框架性解释和指导作用，构建起区别于传统管理模式的现代国家治理体系。

“当代中国国家治理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政党等方方面面。”因此，把治理的范畴和方法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所构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和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具体内容之一。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实现形式就是要构建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强调多元主体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使民主、协作融入治理，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生态环境建设的运行机制，克服基于传统管理理念的旧的监管、建设体制的弊端，更有效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生态环境建设效益的最大化。

2治理理论对创新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方法论启示

2.1培育多元主体

多元主体的治理模式是区别于基于统治和管理的传统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的本质特征。培育和壮大包括市场主体、社会组织及公民个人等非政府的主体，是构建基于治理理论的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首先任务和前提条件，也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内容。由一元主体向多元主体的转变过程，就是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变过程，既包含着制度、文化和行为方式等的综合性转变，也代表着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机制的创新。

2.2权力运行方式的多向性

传统的生态文明建设体制的主体一元性决定了与之相适应的运行方式是依靠公共权力来推行，表现出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特征。而治理理论强调公民和社会机构等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多主体通过参与、合作、协商谈判、反复博弈、伙伴关系等实现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所要实现的是一种权力上下互动的过程，其权力运行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

权力运行方式的多向性决定了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政府要改变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实现以下几种转变：一是从管制到服务。适应多主体的治理格局的要求，政府必须改变过去所使用的管理手段，加强服务职能，为非政府主体的参与创造和提供良好的环境。二是从规制到协调。要实现各种非政府主体有序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离不开政府的协调，所以政府的行为应实现从着重规制到着重协调的转变。三是从封闭到回应，多主体治理格局以互动性为基本特征，即权力从封闭的单向性的运行到对公众提出的政策建议做出迅速反应，呈现出互动性，从而提高公众参与的程度。

2.3丰富建设手段

与政府单一主体一家独大的传统管理体制相应的运行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和法律为主，具有强制性的特点。而生态环境治理体系更强调多元主体之间的合作，使生态文明建设手段和方法呈现多样化，除了行政、法律手段外，还包括社会化手段、市场化手段和自治化手段等。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针对所要治理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特点，采用单独或多种手段综合使用，能够更有效地处理和解决问题，从而提高治理的效果和降低治理的成本。

2.4追求目标和评价标准由“善政”到“善治”

传统的生态环境监管的理想模式为“善政”。善政的构成要素包括严明的法度、清廉的官员、高效的行政、良好的服务。善政是建立在传统的社会统治结构之上的，是包含于传统的政治与行政的理念之中。而治理的概念已经超出了传统的统治范畴，它强调了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所追求的是“善治”。

“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在“善治”状态下，社会治理能够得到最大程度上的维护和发展，经济与社会的长久利益和根本利益能得到最低成本的有效维护。因此，生态文明建设的“善治”，就是要使生态环境利益最大化的过程。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善治”，政府必须转变观念与职能，必须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非政府主体进行培育、构建多元主体的建设格局。

3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路径

3.1转换政府观念和职能，简政放权

构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的目标就是要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及公民个人多元主体平等参与协作的建设体制，关键是能否培育多主体，创造社会主体参与治理的条件。单一主体的建设体制式往往重视政府的管控而忽视对被管理对象合法权益的保障，必然会无限扩大权力的运行，窒息非政府主体成长的空间与参与建设的平台。因此，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建设格局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减少权力运行的空间，把不该管，管不好，可以让社会管理的事情交给社会去管理，创造出非政府主体参与的空间，为其的成长壮大创造条件。

3.2积极培育多元社会主体

（1）通过培育市场主体来培育多元的生态文明建设主体。市场经济是公民社会产生和不断发展的物质基础，能够为公民的独立提供有力的保障。只有当市场完善和发展，才能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相关的公共服务和公共问题的治理也才能通过市场的运作得以进行，如政府公共服务的外包、政府公共服务的购买等。

（2）培育和壮大社会组织。要进一步培育社会组织力量，倡导社会责任和培养公共人文精神，激发社会组织活力，推动社会参与，形成政府与第三部门合作伙伴关系，逐步迈向多主体参与，整体性协作，网络化治理的态势，实现治理结构良性和均衡，有效引导社会组织在志愿服务供给中的作用，弥补政府供给的缺位或低效，提高生态环境治理水平。

（3）引导公众参与。 转变政府观念，推进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建设。 生态文明建设的信息公开化，保障公民的知情权。 优化公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效果，主要体现在建立公众建议意见的回应制度及引导和进一步发挥民间绿色环保等组织的作用。最后是积极培育公民的自治意识，逐步祛除“凡事找政府”的惯性思维，强化自我生态文明建设能力。

3.3发展和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法与手段

要完善法律法规，做到依法行政；规范行政权运行规则，提高执行力，维护行政权力的权威性，划分行政权力运行边界，为社会化、市场化等手段的使用提供空间。

要强化市场机制在自然资源优化配置中的作用一是推动自然资源市场化进程，大力探索自然资源定价机制和自然资源交易市场运行机制、生态补偿机制。要大力推行第三方治理，畅通社会资本进入环保基础设施建设的渠道，通过政策优惠、财税导向培育生态环保产业。培育和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充分发挥第三部门作用，完善社会的自治组织机构（如村民自治和城市社区自治），使之成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建立政府与社会的相互依赖、相互协作的互动关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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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固体废弃物；水体资源污染；处理

前言：在当今社会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质量不断提升的同时，由于人类生产和生活而产生的固体废弃物污染源的种类和数量也在不停的增加。在我国工业以及科学信息技术手段应用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社会生产生活环境的污染程度也在不断加剧。有效降低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产生的污染危害，已经成为目前环境治理工作的重点和中心。如何全面优化相关治理工作开展的效率和质量，就成为了相关人员的工作研究关键。

一、固体废弃物对水体产生的危害

固体废弃物对社会水体资源造成的污染现象最为常见，其污染的规模和力度也最大、最强烈。在我国当今社会相关环境保护的专家学者研究理论之中，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的污染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不同的界定类型。点染污染以及面污染，都是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的主要类型。每一种分类下的污染类型，都有着不同的污染现象，以及与之相对应不同的污染治理方法。

所谓点污染，其具体指的就是能够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的固体废弃物，从一个集中的切入地点进入到水体资源之中，从而发生污染的现象。而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的面污染，则主要指的就是固体废弃物来自于整个水体资源的地表或者地下。但无论是哪一种存在形式的污染，都需要相关技术工作人员及时采用有针对性的应对措施加以治理。否则固体废弃物通过水资源的流动性传输，将流入到其他地区的水循环系统之中，甚至还会对农作物的种植田地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不堪设想[1]。

二、固体废弃物水体资源污染的治理方法

随着社会现代化科学信息技术手段应用水平的不断提升，有效缓解和降低固体废弃物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危害的方式和方法也在不断增多。目前被相关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所广泛应用的应对方式，主要可以根据其应用性质的不同，而进一步划分为物理方法、化学方式以及生物手段三种不同的处理途径。

（一）固体废弃物的物理处理方式

固体废弃物的物理处理方式，是我国环境保护以及水资源治理工作人员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治理方法。所谓固体废弃物的物理处理方式，其具体指的就是当相关工作人员，发现能够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危害的固体废弃物时，通过采用破碎、碾压的方式将废物无拆卸分解的处理手段。通过应用现代化机械设备或者人力破碎的工作途径，改变固体废弃物内部物理分子的构成方式，从而降低其对水体资源造成的污染危害力度。相比现代化的化学治理方式和生物治理手段，物理处理方式所消耗的财力较少。对相应破碎分解工作的开展，提出的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的要求较低。在物理方式治理工作开展的过程之中，相关工作人员能否准确判断出相应固体是否会对水体资源造成污染危害，就显得尤为重要[2]。

（二）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治理手段

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治理手段，是在物理治理方式的基础之上产生的一种全新的治理途径。固体废弃物的化学热分解以及降解的处理方式，都是化学处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应用化学热分解等各种固体废弃物的处理形式，相固体废弃物的一部分经过处理后还可以形成一定形式的自然生产能源。在我国当今社会的工业生产阶段之中，固体废弃物的化学治理手段，在热电厂的固体废弃物分解之中的应用最为常见。需要环境治理人员尤为注意的是，在许多情况下，固体废弃物水体污染的化学治理手段可以和物理治理方式相结合应用。比如在建筑施工工作开展过程之中，保暖建设材料的降解和硅酸盐的化学分解作用等，都是通过应用化学治理手段处理固体废弃物的实例。

（三）固体废弃物的生物应对措施

固体废弃物的生物应付措施可以根据其生物种类划分领域的不同而分为两种不同的应对方式，厌氧发酵以及好氧堆肥化处理都是生物应对的主要方式。厌氧发酵经常被应用在固体废弃物的微生物处理过程之中，而好氧堆肥化的处理手段则经常应用在将固体废弃物转化为有机营养原液的工作环节之内。通过利用推动生物分子的有基分解，实现固体废弃物向无机污染物的转化和发展，最终达到有效治理固体废弃物造成水体资源污染的消极生产现象。无论是哪一种固体废弃物污染治理方式的应用，都需要相关技术工作人员能够采取对症下药的处理手段，才能实现治理保护工作质量的完善和提升[3]。

结论：总而言之，在国家环境资源保护管理局可持续发展基本生态治理理念的影响下，有效缓解和水体资源的环境污染现象，已经成为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重点话题。在水体资源的污染类型当中，由于社会生产和生活产生的废弃物造成的污染力度最大。相关环保技术工作人员要深入了解各种固体废弃物在水体资源方面能够产生的实际危害，制定与之相对应的因对措施，才能实现环保治理工作的优化和发展。

参考文献

[1]王瑶，米锋. 园林绿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贡献度研究――基于减轻北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压力的视角[J]. 资源开发与市场，2016，04：443-446+4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