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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价值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09-22 10:36:27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青铜器的价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青铜器的价值

篇1

中国的青铜器,主要是先秦时代用铜锡等合金铸造的器物,夏商周是其鼎盛时期,而能够流传至今的青铜器,无一不具有超高的历史文化价值,也是众多收藏者梦寐以求的收藏品。鱼龙混杂的市场

2001年,一件“皿天全”方鲁在纽约拍出924.6万美元,而这仅仅是器身,方盖则被湖南省博物馆收藏。3月20日,从纽约传来消息,这件颠沛流离近一个世纪,器身与方盖“身首异处”的国宝青铜器,将重新合璧,这也将成为2014年最重要的文物回流事件之一。

“金石字画”,在诸多收藏品之中,排在首位的“金”指的便是青铜器,青铜器的价值源于其悠久的历史渊源。

“贵贱之分始于器”,“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先秦时代,青铜器不仅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而且被铸成礼器,教化万民。

先秦之后,随着冶炼技术的发展和铁器的广泛使用,青铜器逐渐被取代。而到了汉代之后,基本上所有的青铜器都因为历史发展的主导因素而失去了存在意义。基于此,有研究者表示,自汉代以后,再也没有青铜器,之后的青铜器皿,都是仿品。

所以,收藏青铜器,不仅拥有一件千古传奇的物体,更是体会一段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人群分类的起始。一个收藏家如果开始收藏青铜器,那其应该算是站到了收藏的顶端。

在今天,虽然因国家政策法规的限制,青铜器收藏处于低谷,但其价值依旧在一路攀高,甚至一些重器能够如房产等一样当成银行抵押物。

但是,青铜器市场也如同整个收藏市场一样,鱼龙混杂,仿制品、赝品充斥其中,许多商家开始打出回流文物的“幌子”,但事实上,回流的青铜器真假混淆,造假现象猖獗。

一些不法商人用旧铜部件拼凑成整器,或用旧薄铜片贴在器物上,这种类型的假货成交量可占到真货的70%上下,但是购买者花的却是真品价格。

此外,目前高仿品技术也大大提高,过去认为红锈斑不能造假,因红锈斑里由结晶体组成,而这一难题也已得到突破,令水锈斑、蓝锈可达到真假难辨的程度。

由于市场没有细分,文物出处不明,也助长了仿造青铜之风,出现了市场假货比真品多的现象,一般的古玩市场很难买到真正的青铜器。无可估量的空间

2006年,西周青铜器“周宜壶”在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会上以2640万元成交,创下内地青铜器拍卖纪录。2007年,纽约苏富比推出了纽约水牛城Albright-Knox艺术博物馆旧藏品专拍,其中商代晚期青铜带盖方幸810.4万美元的高价成交。也是在同一年,香港苏富比征得当年圆明园流散的十二生肖马首铜像,拍卖成交价高达6910万港币。

事实上,青铜器受国家文物部门保护,不准随意在市场交易和上拍,其市场并没有放开,每年少之又少的青铜器拍卖,是相关部门依据《文物法》操作的,上拍必须是1949年前出土的,并有明确的流传著录,再者,便是从国外回流的青铜器件。

受制于这一规定,青铜器除了少量在拍场成交,大量中低档青铜器都是私下交易。市场中存世最大的都是战国、汉代以后的,明清时期的也非常多,价格也比较便宜。所以,比陶瓷字画更易保存的青铜品,虽然存世量很大,但成交却少之又少。

篇2

【关键词】青铜器 纹饰 审美

青铜器历史的发轫由夏禹铸鼎开始。中国青铜器专指商代、西周和春秋时期的青铜器物,因颜色呈现青灰色而得名。商及西周前的青铜器,器形厚重,纹饰绚丽精美,发展至春秋中期,其风格逐渐归于质朴奔放,纹饰选择趋于几何图案,春秋后期至战国时代,器形由厚重质朴转变为精致轻薄,而纹饰主要选取几何纹、动物纹,但纹饰中已大量出现细线雕刻来表现狩猎、战争、宴会场面。青铜器的铸造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呈现划时代意义,其在世界的影响力不亚于中国的长城。商、西周、春秋无疑是青铜器最波澜壮阔、光彩夺目的鼎盛时期,存留下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精粹――青铜时代。

春秋、战国后期,随着铁矿的发掘和炼铁技术日渐成熟,使青铜逐步而让位于性能更优的铁,大量器物、兵器广泛选用铁来锻造;不过,青铜仍是日常生活及装饰材料的重要选项,继续呈现灿烂的光彩。

1 青铜器物纹饰呈现动物状态

青铜器物纹饰始于夏晚期,勃于商中期,西周、春秋时呈鼎盛景象。器物纹饰多以浅浮雕直接雕于壁上,极具装饰美感。

青铜器物纹饰分为植物纹、几何纹、动物纹三类,动物纹饰占主导地位;青铜器动物纹饰以怪兽纹、动物纹划分。

怪兽纹饰意取自然界并不存在的凶悍动物纹样,包括饕餮纹、龙纹、凤纹等。

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重要纹样,源于《左传・宣公十八年》,“饕餮是贪于饮食、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龙纹是青铜器物上最为普遍的纹饰,体态蜿蜒者皆可归类于龙纹。不过,商代还没确定龙的具体形象,各个区域都按自己的解读塑造纹饰。进入封建社会后,龙象征天子,龙纹使用受到严格界定,只能在皇家器物中体现。

凤是存在于传说中的神鸟,源自东周《诗经・商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被誉为自然界鸟类中羽饰最华美、鸟冠最瑰丽的典范。西周早期凤纹达到鼎盛,被誉为青铜史上的凤纹时代。

青铜器动物纹饰指能传递动物具象的塑型,其种类繁多,主要形态有虎、鹿、蛇、兔等野生动物,也有羊、马、牛等家畜及蟾蜍、鱼等小动物。最著名的虎纹青铜器是1939年在河南安阳出土的殷墟商代晚期司母戊大方鼎,2011年被更名为“后母戊鼎”。该器物造型雄浑凝重,周边饰有兽面纹饰,其耳部还铸有对称双虎噬人首纹饰,为目前中国最重要的古代青铜器。

2 青铜器纹饰政治属性与精神传达

青铜器饕餮纹传达着“威力和狞厉”的精神内核。在商、周及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纹饰以饕餮纹为主,食器、礼器居多,也作盛酒器,承担祭祀功能。饕餮纹饰威严凶悍、神秘诡异、恐怖残酷的外观塑型,传达着深邃的精神力量。由于商代生产力低下,生产生活中存在许多无法解释的现象,人们只能寄托于精神慰藉。

青铜器文化被誉为帝王文化,只有帝王士大夫阶层才可享用,青铜器型体现着统治阶层的意志,纹饰则传达出“狞厉的美”,统治阶级利用青铜鼎器暗喻的精神力量,强化其威严崇高,以此来恒定统治地位的不可侵犯,并开启以“礼”治国的安邦之路。

随着春秋战国时期铁的出现,青铜器慢慢走下坡路,器物应用向生活用器延伸,多为钟鸣鼎食组合,也出现兵器和食器。青铜器纹饰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窃曲纹,这是将动物纹样简化和抽象的新审美形式。这种纹饰摆脱了宗教的神秘,逐渐涉足几何图形,还出现对战争、狩猎及社会生活的描摹。

3 青铜器纹饰的审美价值研究

研究青铜器纹饰,主要以出土实物和历史资料来考察。由于夏、商、周三代的文字不成熟,研究青铜器物纹饰,能帮助我们更好地解读那个时期的社会历史、艺术象征和生活模式,对传承与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明,研究美学特征,提升现代审美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青铜器物上饕餮、龙、虎、鸟兽等纹饰,以高度浓缩的手法和极富夸张的想象力,创造出概略美学。青铜器纹饰在内涵和形式上体现出本质与审美的统一,体现出精湛技艺与丰富形态的统一,呈现王者风范。夏、商时期青铜器物的怪兽纹、夔纹等都是生活中动物的抽象,春秋中期以后青铜器纹饰审美上表现出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主要有蟠螭纹、蟠虺纹、羽状纹、垂叶纹等。铸造技艺的创新促进青铜器纹饰的发展,印模法的推广使蟠虺纹、羽纹得以广泛应用。且此类纹饰的单元纹样上下左右相联,形成二方连续或四方连续图案,使青铜器纹饰在结构上产生出精细繁密的装饰花纹,提升青铜器纹饰的装饰美感;此外,铭文字体也被图案化成为纹饰的组成部分,形式上更富于抽象趣味。从春秋晚期开始,青铜器物纹饰表达方式渐渐显露新意,出现以写实手法描摹人和动物的趋势。其一为以利刃在铜器薄壁上线刻纹饰图像;其二为使用异色金属或镶嵌红铜装饰工艺,形成多层图像;其三为减底平刻图像。到战国中期,青铜器物流行起素面铜器,并附加鎏金或彩绘,突出青铜材质特性,彰显器物形式感。研读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无论其器物造型,纹饰水准,还是形式美感都达到巅峰,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这时期的青铜器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传承中占有崇高地位,也在世界文明史中享有无可比拟的美誉。

我们对夏、商时期青铜器的器物精良、凝重庄严、纹饰多彩的技艺赞叹不已;对两周时期青铜器的富丽堂皇、雍容辉煌的气派赞叹不已;对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的繁缛精细、抽象趣韵、华美精丽的艺术效果赞叹不已。

参考文献

篇3

关键词 公司治理 合作博弈 决策机制 决策效力 协调效力

一、引言

近十年来不断地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消息从各大媒体中传出,如2005年的苏丹红事件、2008年的地震捐款事件和三聚氰胺事件,以及经常有所耳闻的化妆品铅汞超标引发的民事案件,每次对事件企业的讨伐都会把社会责任问题的讨论推到风口浪尖。不难发现,在企业利益相关者群体呼声越来越大的今天,所有这些典型事件只不过是“非常态”下的极端表现,其数量只是冰山一角。与之相对应的,企业在“常态”下是如何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从而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的,这些问题应该更值得学术界和实务界关注。

基于对公司内部制度安排的理解,并结合笔者对浙江21家制造业企业的深度访问资料以及176份有效问卷的统计研究结果,认为将社会责任的承担和执行归并于企业公司治理制度和决策机制的联合设计是值得尝试的。当前许多企业决策机制不同程度地受到“股东观”的影响,无论是公司治理制度的选择,还是企业决策的目标,都或多或少地倾向于保护股东利益,而相对忽略了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久而久之则埋下了社会责任危机的隐患。作为一种西方的舶来品,股东理念如何加人中国元素,在企业决策机制中引入不同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实现企业内部权力制衡的同时又能优化企业决策机制,是本文就理论层面的思考,这些与已有文献指出“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满足与企业价值之间具有很高正相关的结论”(纪建悦、吕帅,2009)是不谋而合的。本文首先从理论层面,利用合作博弈分析对企业内部权力制衡问题进行探讨。其次,基于理论分析结果,提出相应研究假设,通过深入访谈和大样本实证检验对评价决策机制的两个方面(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进行验证与讨论。

二、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权力制衡理论模型

合作博弈的关键在于能否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是约束力的假定对于各种法律、体制还未成熟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显然是苛刻的。因此,在“非完全约束力的协议”的环境中探讨合作问题应该是一种普遍现象:各参与者拆解由于约束力协议缺陷而引发的利益诉求矛盾冲突,形成合作局面并逐步趋向合作博弈的帕累托最优状态(张朋柱等,2006;杨荣基等,2007)。笔者引入合作博弈下用于量度企业权力的的班茨哈夫――科莱曼(B-C)权力指数来说明公司治理制度与权力配置之间的关系问题(Banzhaf,1965;Coleman,1971),倘若参与者iεθ加盟是决定性的,那么参与者iεθ就有一个摆盟(Swing),用θ1表示摆盟总数,即iεθ起决定性作用的次数,计算方式如下:

考虑这样一家股权较为分散的公司:其决策机制可能受到股东、经营者、员工与债权人这四类利益相关者影响,用N={1,2,3,4}表示。假设这家公司决策按照持股量投票决定,并且投票中只要超过半数票量(不含),决策即被通过。现分析经营者与其他三类公司治理主体之间的股权配置权力与实际权力。假设股东、经营者、员工和债权人的持股量分别为49%、24%、16%和11%。通过摆盟的计算可得:股东有6个摆盟,经营者、员工和债权人均有2个摆盟,为此:β1234[V]=(0.50,0.17,0.17,0.17)。

研究发现,传统意义上的企业股权配置直接与实际权力影响力相挂钩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股权配置(投票量)的权力分布可能会高估或者低估实际的权力分布。比较A与B列中的数值,不难发现股东实际权力略大于因股权配置而享有的投票权力,因而在实际公司治理中股东起到主要治理者的作用并不足为奇。此外,值得关注的是,虽然经营者、员工与债权人的股权配置并不相同,却得到了相同实际权力的计算结果。由此可见,在股权配置中处于较为弱势的群体,其实际治理作用并不容忽视,在决策机制的设计中,也应该合理地考量他们的利益诉求。基于此,本文提出一个推论:包含利益诉求主体更多的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机制可能比包含利益需求主体较少的股东单边治理机制能够获得很好的治理以及决策效果。

三、决策机制实证分析

(一)理论假设与研究设计

在股东单边治理下的企业经营者行为研究可追溯到委托理论的研究,如鲍莫尔、马利斯和威廉姆森等学者提出了在一定约束条件下的经营者效用模型(Baumol,1959;Marris,1964;Willianmon,1964),这些模型针对两权分离下的经营者行为激励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探讨。这种经营者单任务委托行为的目标是为股东利益负责,与此同时,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引发无法被观察的谋取私人收益行为也不可忽视。

相对应地,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要求经营者不仅要首先考虑股东对利润的诉求,也要同时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合理利益诉求,于是形成更为常见的经营者的多任务委托行为(张勇,2008)。换言之,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经营者生产努力行为包含的内容不仅是为股东利益服务,还需要包含有利益协调行为,这两种行为互相穿插,其合力共同创造企业利润。为此,笔者认为企业决策机制的评价需要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测量,其一是利益协调效力,表现企业利益相关者权力制衡、利益诉求满足和受重视程度;其二是决策效力,表现决策结果的执行力和公平性。于是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相机治理企业中的利益相关者利益协调效力将优于股东单边治理企业。

假设2:考虑相机治理影响的决策效力优于只考虑股东单边治理影响的决策效力。

假设3: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满足程度和综合影响程度在两种公司治理模式下的存在显著差异。

(二)样本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研究数据来源于浙江省杭州市、台州市、温州市和嘉兴市制造业企业,共计发放问卷300份,笔者对其中21家企业进行了深度访问。选取单位性质、单位规模和

是否为上市公司这三类划分标准为企业分类变量。在样本删选过程中剔除了因数据缺失和勾选项一致的极端样本,最后得到17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75.67%,有效样本率为77.53%。

公司治理模式为分析自变量。涉及十个结构化里克特五分量表问题,包含企业员工、债权人、政府和经营者本人对决策的影响程度评价描述,结果采用算数平均值的方法来评定。为排除极端值对分析结果的影响,并且能够体现大多数的数值,本文使用众数作为衡量公司治理模式的区分标准。即若评价值不小于3.70,则视为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模式,反之则视为股东单边治理模式。

决策机制评价的两个维度为分析因变量。决策效力的评价由10个结构化里克特五分量表构成,协调效力的计算则鉴于陈宏辉和贾生华对利益平衡系数的规范研究(陈宏辉、贾生华,2005),笔者踵随其研究经验,利用“利益诉求协调效力系数(COI)”来捕捉经营者利益协调效力信息,并同时受到利益诉求满足程度(SSI)和利益相关者综合影响程度(SCI)的影响,问卷题干排序结果均采用正向打分方式编码,数据集合方式为COIi-SSIi/SCIi。

(三)实证结果分析

表2报告了不同公司治理情境下的决策机制两个评价维度的统计分析结果。研究证实相机治理情境能够非常显著地提高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的评价值,其中决策效力的提升尤为明显,其差值是协调效力差值的2倍有余,据此印证了假设1和2。其次,对构建协调效力的两个子维度进行评价,检验结果显示,相机治理能够显著地提高SSI,但却不存在对SCI的影响,因而部分印证了假设3。

表3汇总了不同企业分类之间就协调和决策问题的差异信,息。值得一提的是,模型计算的协调效力总体均值为1.2827,这与陈宏辉和贾生华研究中使用的临界点之间存在较小差异,说明适用性和可靠性值得信赖。笔者认为本文分析结果大于1可能是由于企业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之间存在天然的交叉成分,例如股东利益诉求被满足的时候,虽然其他利益相关者并没有对决策者施加如股东那般大的影响,但他们的利益诉求或多或少也有所被顾及。因此,在COI的计算过程中,利益诉求满足程度指标一般而言总是超前于综合影响程度指标,其计算结果的均值大于1是可以被理解的。

为了保证被调查企业之间的可比性,提取利益诉求协调均值1.2827为分析临界点,倘若某特定企业该系数等于或接近与临界点附近,则可以推断该企业的公司治理执行力较为理想。为了提高可操作性,本文以正负5%允许区间定义为利益协调较理想的状态,以正负10%允许区间定义为利益协调次理想的状态,超越正负10%允许区间定义为利益协调亟需改进的状态。同理,提取决策效力均值4.0404为分析临界点,定义与其差值不小于O则为较理想状态,反之则反是。

笔者对表3中的一些数据加以横线凸显,乃是尤为其中传递出的几点信息耐人寻味。从表2中协调效力数据右上角的三角形号数量可以看出,私营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决策机制协调效力远优于国有、集体和三资企业;大型公司与上市公司等社会较为关注的公司类型,其协调效力均不太理想。这些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又对应与决策效力的评价:大型国有上市公司的决策效力不容乐观,而对中型私营企业的调查则显示出较为可喜的结果。

四、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中让笔者感到意外是私营企业的决策机制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均比国有企业要好很多。笔者在访问调查时特别留意寻找这一问题的解释,在总结与经营者交流内容后发现可能有以下两种原因。

解释一:企业协调利益诉求的难易程度直接影响协调最终效果,对于投入同样的协调成本而言,规模较小的私营企业比规模较大的国有企业更容易取得较高的协调效力,笔者这一推断可以从表2中得到印证。企业规模壮大过程中缺乏对公司治理制度的规范,导致日益拉长的委托链产生愈来愈大的成本,而经营者决策的信息不对称亦加大了这种成本的累积。无法受到良好监督的经营者决策行为,使最后的决策效力不能代表企业绝大多数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诉求,而决策本身可能会成为经营者寻租的过程。这一结果同样可以解释为什么上市公司的决策效果不尽理想的原因。

解释二:普遍规模不大的私营企业经营者对来自于人力市场、金融市场和产品市场的供需较为敏感,外部市场治理在这种类型企业中显现的效果在笔者看来远优于国有企业。文章数据采集时间刚好处于“金融海啸”延续期,能够幸运逃脱这次全球经济低迷的民营中小制造业企业目前正处于招兵买马的阶段,此外西方圣诞节“强心针”出现了一种“表面繁荣”也不容忽视。因此民营企业经营者对外部市场治理较为敏感的特质,亦有可能会对协调效力指标带来较为可喜的衡量结果。

根据以上结论,本文的建议是:企业运营常态下承担社会责任和对利益相关者利益诉求保护的途径之一是采取利益相关者相机治理模式,并且设计相对应的经营者决策机制。本文同时从理论和实证这两个方面,验证了利益平衡和权力制衡的决策机制能够获得更优的利益诉求协调效力和决策效力。特别是对于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而言,值得重新审视企业决策机制是否落后于企业发展这一问题。

参考文献

篇4

[关键词] 异位妊娠;宫内妊娠;孕酮

[中图分类号] R714.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7210(2010)04(a)-073-02

随着血清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β-HCG)检测技术的广泛开展,对妊娠早期的诊断准确率几乎达到99%~100%。然而当孕早期患者出现阴道流血和(或)腹痛等意外情况出现,提示有可能为异位妊娠或流产时,而超声检查又无法准确提示是否为宫腔内正常妊娠时,常需要连续监测血β-HCG,并至少要间隔48~72 h或以上时才能得出结论。1977年Milwidsky等[1]首次报道:EP患者的血清孕酮水平较正常宫内妊娠低,且孕早期血清水平稳定不需要连续监测。此后有研究表明孕酮的单次测定对诊断异位妊娠有很高的价值。因此,笔者设计了此次实验,为血清孕酮对异位妊娠及流产的诊断价值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选取2008年1月~2009年6月在锦州市中心医院妇产科门诊就诊的早期妊娠患者,采集对象标准:①尿妊娠试验阳性、停经40~50 d、伴或不伴腹痛及阴道流血患者、B型超声检查未能明确是否为宫内妊娠者;②停经40~50 d的早孕患者出现阴道流血,超声可以明确为宫内妊娠但不能明确胚胎发育情况者。以上两种情况需除外患者就诊时已出现生命体征不平稳、确定有腹腔内出血需急诊手术患者,并要求所选中对象能够按要求随访。对选中对象进行血β-HCG和血清孕酮检测,并跟踪妊娠结局。

1.2 方法

血β-HCG和血清孕酮使用放射免疫法由我院化验室负责检验报告。

1.3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 11.5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数据以均数±标准差(x±s)表示,采用t检验。

2 结果

68例患者分为三组:正常宫内妊娠19例,复诊后由超声提示为宫内妊娠并见胎心搏动,包括选择人工流产患者;异位妊娠28例,包括由手术证实及按异位妊娠进行保守性治疗患者;流产21例,包括难免流产和稽留流产。各组血清β-HCG及血清孕酮水平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三组间血清β-HCG值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而血清孕酮值在三组之间并不统一,有显著性差异(P

表1 三组血清β-HCG、孕酮水平比较(x±s)

与宫内妊娠组比较,*P

3 讨论

相对于宫内妊娠,异位妊娠患者血清孕酮水平低早已被公认,但到目前为止,已确定较低的孕酮水平是原发于黄体功能不足及继发于异位滋养细胞产生的HCG或其他激素量不足所致。Daniel等[2]研究了输卵管生理与孕酮的关系,发现低孕酮者输卵管纤毛向子宫腔活动几率降低,电爆发发生率低,卵子停滞率高,从而导致胚胎异位植入,即黄体功能不全增加了异位妊娠的危险。β-HCG可提示滋养细胞的存在,血清孕酮则能够提供滋养细胞活力方面的信息。众多研究结果已证实,孕酮在妊娠8周前由滋养细胞及黄体分泌,12周胎盘完全形成后,孕酮水平迅速提高,但12周前血清孕酮水平在各孕周间无显著性差异,呈非孕龄依赖,可随机取样检测,并且当日获得检测结果,作为检测手段对预测妊娠的预后十分便利[3]。

较多疑为异位妊娠的患者因病史不典型、体征不明显,诊断困难,而且有些宫内妊娠的患者宫内孕囊出现较迟,即使在已停经6~7周时超声检查也可能不能明确宫内早孕,后穹隆穿刺也只有在出现了腹腔内出血时才有一定的诊断价值,并且假阳性率及假阴性率均较高。异位妊娠诊断的“金指标”――腹腔镜检查,因为有创性及费用较高,并不能广泛应用于临床。本次试验结果提示,在宫内孕囊未显像之前,血β-HCG值水平无显著性差异,但异位妊娠患者血清孕酮水平明显低于宫内正常早孕患者,有显著性差异。但异位妊娠患者与流产患者间的孕酮水平无显著性差异,考虑为大多数异位妊娠及流产患者绒毛滋养细胞活力差,胚胎多数发育差或已死亡的原因,使黄体功能下降,所以血清孕酮水平偏低。

对于血清孕酮水平诊断异位妊娠与宫内妊娠的分界值,目前说法不一。多数认为,血孕酮值

综上所述,通过本次实验,笔者认为,应该提高对妊娠期血清孕酮水平诊断价值的重视。当血β-HCG水平升高提示妊娠时,低水平的孕酮则提示本次妊娠可能会出现不良结局(包括异位妊娠和流产),应引起足够重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有条件者应住院观察,以提高异位妊娠破裂前的确诊率,也为其非手术治疗提供有利条件。

[参考文献]

[1]Milwidsky A, Adoni A, Segal S, et al. Chorionic gonadotropin and progesterone levels in ectopic pregnancy [J]. Obstet Gynecol,1977,50(2):145-147.

[2]Daniel F, Brennan MD, Sanjay Kwatra MD, et al. Chronic pregnancy-two cases of acute rupture despite negative β-HCG [J]. The Journal of Emergency Medicine,2000,19(3):249-254.

[3]Pulkkinen MO, Jaakkola UM. Low serum progestenone levels and tubal dysfunction a possible cause of ectopic pregnancy [J]. Am J Obstet Gynecol,1989,161(4):934-937.

[4]Hubinont CJ, Thomas C, Schwers JF, et al. Luteal function in ectopic pregnancy [J]. Am J Obstet Gynecol,1987,156(3):669-674.

篇5

[关键词] 孕酮;异位妊娠;诊断

[中图分类号] R714.2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1673-9701(2011)32-88-03

Diagnosis Value of Progesterone in Serum for Ectopic Pregnancy

WANG Ling

Department of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Red Cross Hospital of Yuhuan County in Zhejiang Province, Yuhuan 31760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diagnostic value of the 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in ectopic pregnancy.Methods Prospectively included 66 ectopic pregnancy and 121 intrauterine gestation women in our hospital from July 2006 to January 2011.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level of 187 pregnancy women were tested by enzyme linked immunosorbent chemiluminescence assay.The 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level of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And ROC curve was used to analyse the diagnosis effect of progesterone. Results The median peripheral blood progesterone level of the ectopic pregnancy and intrauterine gestation were 28.3nmol/L and 66.2nmol/L respectively.Singificant differences of peripheral blood level progesterone was detect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P<0.05).At the threshold of 36nmol/L, sensitivity and specificity of progesterone as a serologic marker were 77.71% and 68.49% respectively. The under-curve area (AUC) of progesterone was 0.84. Conclusion As a serologic marker progesterone could be used as reference for the diagnosis of ectopic pregnancy

[Key words] Progesterone; Ectopic pregnancy; Diagnosis

异位妊娠是妇科常见病、多发病,也是妇科急腹症之一,一旦发生破裂,将发生腹腔内大出血、休克,严重者甚至危及孕妇的生命,因此早期准确地做出诊断是关键[1]。近年来,异位妊娠的发生率有逐年增高的趋势[2]。单纯从影像学对早期异位妊娠做出确切的诊断还存在一定的困难,目前大多通过影像学技术与一些生化检测指标相结合的方法作出诊断。我们前瞻性地对66例早期异位妊娠患者和121例宫内早孕患者进行了血清孕酮检测分析,评价血清孕酮作为早期诊断异位妊娠标志物的临床价值。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

前瞻性分析我科2006年7月~2011年1月确诊的早期异位妊娠患者66例,同期宫内早孕患者121例,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宫内早孕和异位妊娠患者外周血中孕酮的水平。异位妊娠由腹腔镜或剖腹探查切除后病理诊断证实。宫内早孕者由阴道超声随访至宫腔内见孕囊或原始心管搏动确诊。异位妊娠组患者平均年龄(28.2±5.2)岁,平均妊娠次数为2.1次。其中阴道出血者42例(占63.6%),存在腹痛者45例(占68.2%)。宫内早孕组患者中位年龄(27.6±4.8)岁,平均妊娠次数为1.2次。其中阴道出血者1例(占0.83%),存在腹痛者5例(占4.1%)。两组患者的临床基线可比性见表1。

1.2 方法

1.2.1 标本采集 所有受试患者清晨由护士采取空腹静脉血5mL,放置于干燥的采血管中并静止15min后离心,离心后提取外周血清,将提取的血清放置于-20℃的冰箱内保存待检。

1.2.2 仪器与方法 血清孕酮测定仪器采用美国雅培I-2000化学发光分析仪及其配套试剂;血清生化指标的检测方法采用化学发光法检测血清中孕酮水平。实验操作按照试剂盒说明进行。检测试剂盒购自北京大成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1.3 结果判定

以外周血中孕酮的含量36nmol/L为诊断异位妊娠和宫内早孕的临界值。根据公式,敏感性=真阳性/(真阳性+假阴性);特异性=真阴性/(真阴性+假阳性),计算其诊断异位妊娠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1.4 统计学分析

两组患者血清孕酮水平为计量资料且呈偏态分布,因此以中位数表示,组间比较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双侧P<0.05为差别有统计学意义。绘制ROC曲线,并计算曲线下面积。统计分析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包完成。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的一般情况比较

见表1。异位妊娠组患者平均年龄(28.2±5.2)岁,宫内早孕组患者中位年龄(27.6±4.8)岁;异位妊娠组平均停经天数为(49.2±11.2)d,宫内早孕组平均停经天数为(48.5±9.8)d。上述指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异位妊娠组中阴道出血者42例,占63.6%;宫内早孕组中阴道出血者1例,占0.83%;异位妊娠组存在腹痛者45例,占68.2%;宫内早孕组中存在腹痛者5例,占4.1%。上述三组指标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1)。

2.2 两组患者血清孕酮水平比较

异位妊娠组血清孕酮中位数为28.3nmol/L,宫内早孕组血清孕酮中位数为66.2nmol/L,为偏态分布资料,两组数据经Wilcoxon秩和检验比较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宫内早孕组明显高于异位妊娠组。

2.3 诊断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

以36nmol/L为诊断异位妊娠的临界值,其诊断异位妊娠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7.71%和68.49%。以诊断的敏感性(sensitivity)为纵坐标,特异性(1-specificity)为横坐标做图,同时应用SPSS11.0统计软件绘制ROC曲线,计算ROC曲线下面积为0.84(图1)。ROC曲线下面积(AUC)小于0.5无诊断价值;AUC在0.5~0.7时诊断试验的准确性较低;AUC在0.7~0.9时有较高的准确性。

3 讨论

异位妊娠是指受精卵在子宫体腔以外着床的妊娠,俗称宫外孕,是妇产科常见病,可发生在初潮以后至绝经期以前的任何时间内,发病率最高的年龄段为20~29岁。异位妊娠是妇产科常见病、多发病。近年来随着未婚流产、剖宫产、性病发生率的增加及宫内节育器的广泛使用,异位妊娠的发生率明显增高[3]。异位妊娠最常见部位为输卵管,占90%以上[4]。其临床表现主要为停经、腹痛及不规则阴道流血等,一旦破裂常引起腹腔内大出血,危及生命,故早期诊断尤其重要。妇科检查可见子宫正常大或略有增大,子宫的一侧可扪及大小不等的、活动度较差的块状肿物,质较实,呈不规则形状,患者同时也可以有宫颈举痛。但是,临床实际工作中发现具有上述典型症状的患者最终并不都是异位妊娠,也不是所有的异位妊娠患者都具有上述典型的症状和体征。由于异位妊娠与先兆流产的早期临床表现相似,常有异位妊娠患者在急诊初诊中被误诊,因此,异位妊娠明确诊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不仅可提高异位妊娠破裂前的确诊率,也可为决定行手术治疗或保守治疗争取最佳时间。因此诊断异位妊娠快捷、稳定的血清学指标成为研究的热点[5]。

Milwidsky等[6]1977年首先报道异位妊娠患者的血清孕酮水平较低。目前大多数研究结果显示,孕酮是卵巢合成分泌的性激素,随月经周期的变化而变化,卵泡期极少,黄体后期由于萎缩,孕酮的分泌量日趋降低。妊娠早期,孕酮主要由卵巢黄体生成,在怀孕5~10周内血清孕酮十分稳定,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不变。各孕周无明显差异,12周后由胎盘分泌,其数值迅速增高。异位妊娠患者大多数情况下由于滋养细胞发育不全,使黄体合成功能减退,孕酮水平下降。在我们的研究中,也进一步证实了异位妊娠患者血清孕酮值显著低于正常宫内妊娠者(P<0.01)。因此,理论上可以通过检测血清孕酮作为早期异位妊娠诊断的指标。孕酮可能是一个潜在的血清标志物,文献报道[7]孕酮诊断异位妊娠的临界值在31.8nmol/L左右,在此水平有较高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有文献报道[8],以血清孕酮水平的第90百分位49.1nmol/L为临界值,来区分异位妊娠与宫内正常妊娠,其诊断效率达94.5%。有作者以血清孕酮64nmol/L作为判定异位妊娠的临界值时,敏感性高、特异性强(两值均超过85%);也有研究提出,异位妊娠时血清孕酮值显著低于正常妊娠和先兆流产患者,其敏感性和特异性及诊断效率均超过90%[9]。亦有作者[10]以孕酮值32.5nmol/L区分异位妊娠与先兆流产,其敏感性、特异性、准确性分别为89.2%、100%、94.9%。

我们的研究结果发现,异位妊娠组血清孕酮含量中位数为28.3nmol/L,宫内早孕组为66.2nmol/L,两组差别有统计学意义(P<0.05);以36nmol/L为诊断异位妊娠的Cut-off值,诊断试验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7.71%和68.49%,ROC曲线下面积(AUC)为0.84,说明其诊断异位妊娠的敏感性和特异性相对较高。

ROC曲线是评价临床诊断试验的一个比较全面的指标,以诊断的敏感性(sensitivity)为纵坐标,1-特异(1-specificity)为横坐标绘制而成,是评价诊断试验的一种全面、准确而有效的方法。文献报道,ROC曲线下面积(AUC)小于0.5无诊断价值;AUC在0.5~0.7时诊断试验的准确性较低;AUC在0.7~0.9时有较高的准确性;AUC在0.9以上时准确性最高[11]。本结果显示孕酮的AUC为0.84,可以认为检测外周血孕酮水平是诊断早期异位妊娠较好的指标。但是血清孕酮作为一种血清蛋白,其水平受很多种因素的影响,孕酮测定并不是异位妊娠的绝对确诊手段,它受患者卵巢功能、监测方法及地方差异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单纯依靠检测孕酮水平来确诊早期异位妊娠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因此需要结合其他血清学指标或影像学检查以提高诊断的敏感性和特异性[12-1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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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刘新雄.联合检测血清孕酮和β-HCG在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中的作用[J].中国现代医生,2010,48(36):155-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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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李武,杜炜杰.血清β-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孕酮、癌抗原125及子宫内膜厚度用于早期异位妊娠诊断的价值[J].实用妇产科杂志,2010,26(10):759-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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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刘奇志,刘付强.血清孕酮、β-HCG检测在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中的作用[J].现代临床学生物工程学杂志,2004,10(3):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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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王毓英.血清孕酮检测在异位妊娠早期诊断中的价值[J].中国现代医生,2011,49(2):7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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