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形势与经济政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 Crisis(金融危机)、FUel 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 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 beginning Of the 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　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　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　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　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

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　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　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　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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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论文简析国内外经济形势与我国经济政策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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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外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远未结束

当前国际经济形势的基本特点可以用“三F”来表示，即FinancialCrisis(金融危机)、FUelCrisis(石油危机)和FoodCrisis(粮食危机)。索罗斯日前曾指出，美国当前可能面临“6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

目前，随着美国房地产市场的不断下滑，金融危机已经从次贷蔓延到优级抵押贷款。美国最大的两个房地产贷款公司——房利美、房地美近期陷入困境便是证明。这两家金融机构持有大约5.3万亿美元的抵押贷款债权，占整个市场规模的44%。这两大公司面临财务困境，势必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因此，要对当前国际经济形势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掉以轻心，不要以为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危机还远未到达“结束的开始”(thebeginningOftheend)，很可能仅仅是“开始的结束”(theendOfthebe-ginning)。

内部经济形势: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及其国内的通货膨胀

1次贷危机影响中国的直接和间接途径

发端子美国的次贷危机直接影响到了中国，部分中资银行机构购买的次级抵押债券价格缩水，更严重的是，由于中国是美国机构债的最大持有国，而房利美和房地美又是美国最大的两家机构债发行人，因此中国持有的机构债不仅会账面缩水，而且还会面临违约的风险。无论如何，“两房”危机已经对中国外汇储备的安全造成极大冲击。次贷危机给中国带来的损失还会表现在资本流动、贸易保护等诸多方面。随着次贷危机的发展，可能会改变国际资本流动的方向，极可能导致短期性投机热钱流入中国，也可能导致热钱的迅速抽逃。次贷危机和美国经济下滑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扬，进而造成中国国内输入型通货膨胀。而美国经济下滑又会引发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思想抬头。

2美国经济减速或衰退对中国出口的影响

根据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的研究人员测算，中国出口对美国收入的弹性大约为4。就是说，美国经济增长下降1%，中国对美出口增速可能下降4%。考虑到其他国家经济增速也会因美国经济减速而下降，加上中国出口对许多重要贸易伙伴的收入弹性也在3~4左右，因此，以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1/5左右计算，美国经济增速下降1%，中国的总出口增速大致下降2%。

3对中国的通胀形势必须继续保持高度警惕

当前中国的通货膨胀，既有成本推起也有需求拉动的性质。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从根本上、从源头上说，是经济过热的结果。当前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的暴涨，以及国内工资成本的上涨(还有天灾)，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发生也有重要作用，而且正在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但是，当前世界范围内的通货膨胀，从根本上说，也是世界范围内经济过热的结果。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的通货膨胀形势依然不容乐观:

第一，通货膨胀的发生和发展，滞后于经济过热的发生和发展数个季度甚至、年以上。2007年的经济过热，不但对当前的通货膨胀，而且对和未来的通货膨胀将会发生影响。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高达10.4%，依然高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通货膨胀压力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将继续存在。

第二，中国目前的通货膨胀水平是在依然存在物价管制条件下的通货膨胀水平。为了改善资源配置，增加供给，政府必然会逐步放松物价管制。由于价格下调的刚性，一旦解除对关键性产品的物价管制，通货膨胀率将会上升。

第三，国际石油价格、粮食价格和其他商品价格(如铁矿石)的上涨——尽管目前已经有所回落，已经而且还将增加中国产品的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中国PPI的上升。

第四，中国的PPI在最近几个月持续上升，目前已经超过10%。下游企业将越来越难以消化PPI的上涨。一些企业将因亏损而倒闭、减产，但这并不意味产品价格不会上涨。因而，CPI很可能将因越来越多的产品的价格上涨而上涨。此外，CPI并不是衡量通货膨胀的唯一尺度。例如，GDP—缩指数依然在快速上升。中国面对的不仅仅是猪肉或其他农产品价格的上涨，而是物价的普遍上涨。

第五，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通货膨胀的上升趋势得不到扭转，通货膨胀预期将会加强，通货膨胀预期下的企业和个人的自我保护行为(如要求增加工资、囤积、抢购等)将使通货膨胀进一步恶化。在目前条件下，抢购之类的现象不大可能发生，但工资一物价的上升螺旋却可能形成。

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前瞻:坚决遏制通胀

国务院最近召开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将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控制物价过快上涨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把抑制通货膨胀放在突出的位置。笔者认为，尽管CPI的上升速度可能会因基数和农产品价格回落等原因而出现回落，但对通胀的警惕不能放松，宏观经济政策仍应该坚持把抑制通胀作为宏观经济政策首要目标的方针。如果中国能够及时采取措施抑制通胀，经济就不需要急刹车;如果过早放松宏观经济政策，通货膨胀就可能反弹。最终不得不急刹车，损失则要大得多。

1抑制通胀无需惧怕经济增长速度适度降低

由于中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是经济过热，抑制通货膨胀的主要途径应该是抑制总需求。换言之，控制通货膨胀就要降低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的总需求中，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是增长最快的两部分。其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持续高于GDP增速。中国的投资率超过45%，是世界之最。由于房地产投资对总投资的增长贡献最大，且存在较严重的泡沫，因此应该成为宏观调控的重点。抑制经济过热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必须付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央政府关于“两防”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在通货膨胀回落到可接受的水平之前，切不可以改变。投资增长速度和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符合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调控的方向，我们没有必要对两者增长速度的下降，特别是对出口增长速度的下降过于担心。目前速度降一点，是正常的，不必紧张。没有增长速度的适度回落，就不能有增长质量的提高，也不可能有产业结构的升级。

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可以做些预案，但还没有到需要立即实施的程度。在当前形势下，释放出政府将会对“反通胀”方针加以调整的信号是绝对有害的。即便需要对某些具体政策进行微调，也不应使公众产生“政策将会放松”的印象。例如，基于货币政策松动的预期，许多银行提前放贷，夸大信贷紧张程度，营造信贷需求旺盛、规模紧张的氛围，以倒逼中央银行。温总理关于经济增长速度不低于8%的提法，显示了政府治理通货膨胀的决心，为治理通货膨胀预留了充分的余地。笔者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通胀率4.8%的目标今年恐怕难以实现，可以延长实现这一目标的期限，但没有必要对此目标加以改变。而且，中国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最终维持在3%左右。

2治理通胀离不开货币紧缩

货币主义者认为，“通货膨胀无论何时何地都是货币现象”。话虽然不能说得极端，但宽松的货币供应环境毕竟是出现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离不开货币紧缩。除非通货膨胀形势有了根本的好转，否则，货币紧缩的大方向是不会也不应该改变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减少有效需求，从而达到抑制通货膨胀的目的。

治理成本推起型通货膨胀，自然要增加供给，但为增加供给所能选择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是有限的(减税是其中最常见的一种)，且难以在短期内见效。一般情况下，即便通货膨胀是由供给方原因所造成的，为了抑制通货膨胀，除实行其他政策外，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也是必不可少的。必须看到，在这种情况下，为求抑制通胀，需要付出更大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代价。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更好的选择。1980年代，为了抑制由于石油冲击造成的通货膨胀，美联储采取了紧缩性货币政策，美国经济一度陷入“滞胀”。但历史表明，美国当时的经济衰退换来了以后20多年的低通货膨胀。而这种低通胀，则为美国经济的振兴打下了坚实基础。中国多年的低通胀来之不易，一旦失去，要想重新获得，所付代价将是十分巨大的。由于就业对经济增长的弹性已经越来越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所带来的失业问题应该、而且可以通过其他方法(如财政政策和产业结构调整)来解决。

3为了改善经济结构应继续使人民币升值

中国的本次通货膨胀不能不说同其汇率政策有关。中国本轮通货膨胀的货币源头及其发展可以分为这样几个环节:

第一。优惠的引资政策和出口导向政策导致了中国的双顺差。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双顺差日益固化为结构性的双顺差。中国经济增长的对外需依赖度日益提高。

第二，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中国不希望人民币升值。在双顺差条件下，为了维持汇率的稳定，中央银行不得不大规模干预外汇市场:买进美元，释放出人民币。

第三，央行的干预导致外汇储备和基础货币的大量增加。为了防止基础货币的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央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对冲操作:卖出央票，回收人民币;提高准备金率。央行的对冲是成功的，但由于存在种种制约因素，对冲难以完全冲销掉过剩的流动性。事实上，中国的广义货币的增长速度一直明显高于GDP的增长速度。这就为通货膨胀的发生创造了货币条件。

第四，中国的持续、巨额双顺差必然导致对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产生，这种预期进而导致了外贸顺差和外国直接投资之外的资金的流入，从而进一步导致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和央行的对冲的负担。过剩流动性进一步增加。

第五，解决由双顺差和人民币升值预期造成的流动性过剩的最简单办法是让人民币根据市场的需求自由浮动。但是，由于人民币币值长期低估，人民币汇率一旦自由浮动，上升幅度可能过大。由于担心对中国的出口造成严重打击，中国选择了人民币缓慢升值这一路径。

第六，人民币缓慢升值和中美利差的倒挂导致热钱流入。在人民币升值速度缓慢条件下，防止热钱流入的唯一方法是实行资本管制。

4必须加强资本项目管制

如果已经确定了人民币缓慢、渐进升值的方针——尽管笔者不认为这是最佳方针——我们就需加强资本管制。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取决于资本管制的有效性。只有当资本管制完全有效时，才谈得上人民币升值的自主性，即升值速度才可以由中国自行掌握。当前央行对跨境资本流动加强管理的方针是非常必要的。但笔者认为力度还应该进一步加强、覆盖面应该进一步加宽。“严进宽出”应该调整为对进和出都实行有效管理。在强化对“热钱”防堵的同时，我们也必须对“热钱”突然流出、对中国经济造成冲击而防患于未然。

篇4

关键词：后危机时代；经济形势

一、后危机时代的标志和经济环境

后危机时代是指一次大的经济危机过去后，虽然最主要的经济问题已经解决，然而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力依然存在，所以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该危机依然对人们造成一定的影响。目前世上最大的经济危机为2007年在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2008年，美国雷曼公司破产引发的金融危机影响到全世界，在这场经济危机中，全世界的经济发展倒退，人们的购买能力收缩。虽然这场经济危机在持续一年以后已经结束，然而它依然给人们造成很大的影响，即形成后危机时代。后危机时代有两个标志，一个标志为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否稳定且持续增长；另一个标志为金融市场的各项指数是否已经稳定到如经济危机以前一般。从这两个标致来看，目前全球并没有从后危机时代中走出来。

二、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形势的分析

1.国际形势

后危机时代让国外各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发达国家为了稳定国家的经济形势，以大量发行货币的方式缓解危机。美国、英国、东欧国家及日本都曾以透支国家的信用，大量印钞的方式缓解危机。大量印钞的结果通常会引起通货膨胀，然而美元是国际通用货币，美国大量印钞的结果是将经济危机的结果转嫁给它国，由它国与美国共同承担经济危机，在后危机时代，我国也出现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这与美国的大量印钞有一定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经济以稳健的方式发展，所以在2007年至2008年全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时，中国受到的影响比较小，中国的经济发展也没有因此减退。中国在经济危机时一枝独秀的状况让发达国家产生焦虑感，为了转嫁矛盾，发达国家将焦点转向中国，对中国采取不公平的经济政策。比如美国以中国的轮胎案、特保案为理由强行要增加关税，同时要求人民币升值。发达国家的经济策略成为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要面的一个难题。

2.国内形势

拉动内需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然而在后危机时代，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不平衡，它体现在投资过多而消费不高的状况上。中国的内需难以拉动与我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有关，目前中国的福利保障欠缺，民众不敢随意消费；同时也与城乡二元结构的经济发展有关，这种经济发展方式拉大贫富差距，使大量的民众不敢随便消费。后危机时代，我国的投资和消费问题显得更突出，它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的产业结构不平衡也在后危机时代显得突出。我国的经济发展长期以来依靠能源消耗大，污染严重的第二产业为主，相对投资较少，能产出大量经济利益的第三产业还未完全展开，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萎缩，其它各国对工业产品需求量减少，这使我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减缓。

我国的经济发展过度以依靠第二产业带来能源消耗问题和环境污染问题两大隐患。虽然我国地大物博，但是如果自然能源长期大量的消耗，未来我国的自然资源将不能再支持我国的经济发展。环境污染问题现在体现得更突出，以山西为例，山西原属于我国产煤的大省，然而现在山西部分县市已出现缺煤的现象，更有部分县市因为煤炭资源开采过度，生态环境被破坏而出现沙尘现象。北京及一些其它的城市出现严重的雾霾现象，它使人民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治理环境污染问题，我国不得不投入大量的资金治理。

三、后危机时代我国未来政策的取向

1.构建拉动经济发展机制推动消费

投资、消费、净出口是使经济持续发展的三条途径；从2008年起，我国利用经济危机时期加强对外投资，获得一定的经济回报，然而必须看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使发达国家感受到威胁，他们利用种种借口给中国对外投资设下屏障，且后危机时代，发达国家经济紧缩限制了我国出口的范围。我国必须意识到一味增加对外投资，依靠对外出口并不是使经济发展的长远办法，我国需要从政治上调整贫富差距、政策上保障民众福利，用拉动内需的方法才能让我国的经济继续向前发展。

2.改变政治环境构建新的经济制度

我国经济发展是近二三十年才开始的，经济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决定国民的素质，我们必须看到我国大部分劳动力的素质非常低下，他们仅仅只具备初中生的教育水平。劳动力的素质问题让他们的劳动方式粗放化。一些农村劳动力只能从事简单的自然农业生产，他们甚至不能用科学的方法从事农业生产。一些农村和城镇的劳动力只能做较简单的体力劳动或最简单的工业加工劳动，他们无法从事高、精、尖端的工业生产。部分劳动力只能用家族性的方式管理企业，他们无法理解现代企业的管理方法。劳动人口的素质使我国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都受到限制，更使我国的经济竞争力受到限制。我国在调整产业结构以前，需要通过改变政治环境提高劳动力的素质，让高素质的劳动力用更有效率的方法提高经济产业的发展。

篇5

关键词：财政政策 经济增长 财政支出 固定资产投资 国内生产总值

财政政策是一种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它可以用来调节总需求，应对严重的通货紧缩或者通货膨胀，避免经济周期出现较大波动，在不同经济时期实施不同的财政政策能起到保持或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明确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性问题，对当前我国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相关文献综述

财政政策是在凯恩斯宏观经济学理论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对经济积极干预，在总需求不足情况下，如果增加政府支出总需求就会增加，突出了政府赤字支出对总需求扩张作用。萨谬尔森在该理论基础上, 强调税收既是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又是政府掌握的稳定经济的“人为稳定器”，他认为财政政策是一种管理和控制税收及公共开支的政策。

国内一些专家学者对我国财政政策提出了独到见解。樊纲（1998）强调,应根据国内外经济状况变化，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经常性适时微调。陈松青（2001）认为，制定财政政策，要立足于我国二元经济结构国情，公共支出应投向农村和农业，其“乘数效应”才是最大的。但邱华炳、蒋经法、李齐云等（2002）指出：积极财政政策效果没有预期那样大，乘数效应较小。滑冬玲（2010）分析了积极财政政策有效性不足问题，建议谨慎使用财政政策，同时结合适度宽松货币政策。在实证研究方面，李永友（2006）的研究表明经济波动和财政政策波动之间存在不完全双向因果关系。王树华、方先明（2006）经过分析后得出：总体来看，中国财政政策从其宏观效应来分析是有效的，但存在挤出效应，且时滞较为明显。钟永红（2007）检验了1978～2006年间我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有效性的差异性特征，认为积极财政政策仅在短期内有效，长期内呈现负效应且随时间推移逐渐显著。

综上所述，大多数文献只注重财政政策有效性研究，或者是比较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有效性差异，而很少通过实证研究方法来分析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关联性。因此，本文正是在该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然后得出相关结论。

实证分析过程

（一）变量选取及样本来源说明

财政政策主要调控手段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财政收入主要是税收收入，但税收本身并不能准确反映财政政策松紧程度；财政支出中的转移性支出能够直接影响投资，进而影响GDP，所以它能通过乘数效应对经济产生很强的扩张作用。固定资产投资一直被当做宏观经济调控重要工具之一，有分析指出，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和实际GDP之间体现出较强当期相关性，它仍然是驱动我国经济增长主要动力之一。所以本文将财政支出（GE）和固定资产投资（FAI）作为财政政策代表变量，以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经济增长代表变量。样本区间为1990～2009年，采用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异方差现象，分别对各个变量取自然对数，处理后的时序变量分别记为LGE、LFAI、LGDP。

（二）实证检验及结果分析

1.数据的ADF检验。为了证明所用时序数据是平稳的，避免出现伪回归问题，在进行协整分析前，需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样本数据和其一阶差分项的ADF检验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变量LGE、LFAI、LGDP都为非平稳序列，而经过一阶差分后分别在1%、5%显著水平下都是平稳的，故上述变量均为一阶单整，记为I（1），所以可以运用协整方法进一步检验这些变量之间协整性。

2.数据的Johansen检验。协整检验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同阶单整非平稳时间序列线性组合是平稳时间数列，则这些变量之间关系就是协整的。上述检验结果显示三组时间序列是一阶稳定的，故这些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长期稳定线性关系。Johansen协整检验结果见表2。

从表2中可以看出，只有第一个似然比统计量大于5%水平下的临界值，表明LGDP与LGE、LFAI之间在5%显著水平上有且仅有一个协整关系，协整关系式为：

et=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1）

则各变量之间的长期均衡为：LGDP=0.5124LGE+0.2857LFAI+3.5544

（2）

（0.1580） （0.1525）

以上协整关系式中，两个解释变量弹性系数都为正值，说明在长期内GDP与GE、FAI之间存在正相关性，即GE、FAI对GDP具有明显正向推动作用；且GE影响力较大（弹性系数为0.5124），而FAI影响力相对要小些（弹性系数为0.2857），说明GE对GDP贡献率要大于FAI。

3.Granger检验。经过上述协整关系检验，各变量之间存在高度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之间就一定存在因果关系，且因果关系方向也不明确。为此，本文运用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来分析GDP与GE、FAI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王文博认为，Granger因果检验对滞后期长度较为敏感，最好是多选几个不同滞后期进行检验，若结果一致，则认为检验较可信。本文将以该原则进行因果关系检验，具体过程如表3。

由表3可知：除滞后期取3时，GE都是GDP的Granger原因；而滞后期取1～4时，GDP都不是GE的Granger原因。当滞后期取1～3时，FAI是GDP的Granger原因，取4、5时，FAI不是GDP的Granger原因，此时说明FAI对GDP影响消失；GDP始终不是FAI的Granger原因。综上，GE、FAI和GDP具有正向变动关系，但GE对GDP影响时间更持久。

4.脉冲响应函数。接下来运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GE、FAI对GDP动态影响，图1、图2分别是我国GDP增长对GE、FAI脉冲响应函数图。

由图1可以看出，当本期给LGE一个冲击后, 会引起GDP迅速增长，并在第6期达到最大（0.044），持续时间较长，随后效果开始逐渐减弱，但减弱速度较慢。由图2可知，当本期给LFAI一个冲击后, 也会引起GDP迅速增长，并在第5期达到最大（0.11），持续时间较短，随后效果开始逐渐减弱，但减弱速度较快。综上得出，GE、FAI对GDP动态冲击影响存在明显差异：GE对GDP影响速度相对较慢，效果较弱，但持续时间较长；FAI对GDP影响速度相对较快，效果较强，但持续时间较短。

结论及启示

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体现出较强相关性，三者存在一种长期均衡关系，而且驱动机制主要表现为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拉动作用。虽然财政政策效应发挥具有一定时滞性，对经济增长正向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

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具有影响关系上的非对称性，财政支出对GDP具有单向强Granger因果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则与GDP之间存在单向弱Granger因果关系。这说明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可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和投资率增长率来引导未来经济走势，但同时需注意遵循适度原则。

我国当前财政政策与经济增长之间尚未形成一种长期稳定的内在调节机制。从趋势上看，财政支出对GDP贡献明显大于固定资产投资，但是固定资产投资对GDP影响速度明显快于财政支出。因此，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应注意合理优化财政政策结构，使政策各要素之间互相适应和协调，以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我国财政政策短期调控效果显著，但对经济增长影响不够深远。从实证研究结果可以看出，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对GDP的脉冲作用并不持久，说明经济自身内在发展动力不足，所以当前财政政策并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长久之计，亟待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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