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案件的诉讼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案件的诉讼，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一、债权人不愿打官司的“三怕”心态

一怕“拔出萝卜带出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带有色彩的促销手段如信息费、好处费、回扣等应运而生，部分企业在业务往来中，有损公肥私、中饱私囊的问题，这往往也是经济纠纷发生的诱因之一。一旦发生纠纷，他们便极力逃避法律，采取消极的讨债方法，不惜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以达到相互掩盖的本文来源：文秘站 目的。

二怕诉讼费用支出过高。经济案件所需诉讼费用高于其他类型案件。一方面，债权人要按照《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交纳一定比例的案件受理费；另一方面，有的法院因经费紧张，还要债权人承担诉讼过程中的其他费用，特别是债务人在外地的，还要承担一些不应承担的额外费用如路费等，从而加重了债权人经济负担。所以，有些债权人打官司前首先考虑的是承担诸多费用是否“值得”。因此会出现以下几种心态：一是担心标的小，赢了官司，输了钱，得不偿失；二是担心审理后执行不了，为一纸文书，“赔了夫人又折兵”；三是担心费钱、费时、费力，不如把打官司的支出作为私下和解让步的条件，既节省人力和财力，又维持了“友好”关系。

三怕外地官司难打赢。经济纠纷涉及外地的较多，但一些法院在处理外地纠纷时存在有狭隘的地方保护主义观念，在处理外地债权人与本地债务人的经济纠纷案件中，千方百计地为本地一方找理由，刁难外地一方，造成执法不公。甚至有些地方的党政部门领导，为了本地利益，以权压法，干扰法院办案，所以形成外地债权人对当地法院不信任，债权人怕到外地诉讼的局面。债权人宁愿自我协商，也不愿到外地打官司受冷落。

二、消除债权人怕打官司心里的对策

（一）进一步加大法律宣传力度，提高人们的法律意识和维权观念。要主动上门宣传法律，注重案前调解和诉讼风险提示，讲求调解艺术。

（二）人民法院应尽量减轻债权人不必要的经济负担，严格收费标准，合理适用诉讼费用的缓、减、免政策，提高办案效率，杜绝“吃、拿、卡、要”和乱收费现象的发生，以“优质服务”赢得债权人的信赖。

（三）树立“立案审查时考虑执行，实体审理时着眼执行、案件审结后抓紧执行”的审执结合观念，力求做到案结事了，以实际行动消除当事人怕赢了官司不赢钱的畏诉心理。

篇2

关键词:刑民交叉案件;处理;浅析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1671―7740(2009)07-0089-03

一、刑民交叉案件处理的现行立法规定及存在的问题

如何处理刑民交叉案件,我国现行的相关法律规定主要体现在下列法律文件之中:其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其二,1997年12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存单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1997年规定》);其三,1998年4月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1998年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刑民交叉案件的具体表现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因不同法律事实分别涉及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法律事实之间具有一定的牵连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例如,同一行为主体实施了两个独立的法律行为,分别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但都是基于同一行为主体,法律事实牵连,刑民案件交叉。第二类,因同一法律事实涉及的法律关系一时难以确定是刑事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而造成的刑民交叉案件。法律事实的复杂性和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及差异性,决定了对同一法律事实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理解,造成了公、检、法三部门对案件性质的认识存有分歧,有的认为是刑事案件,有的则认为是民事案件,由此形成了刑民交叉案件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第三类,因同一法律事实同时侵犯了刑事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从而构成刑民案件交叉。此类交叉实质上是源于法规竞合,由于刑法和民法都对该项法律事实作了相应的规定且竞相要求适用于该法律事实,造成刑民案件的交叉。

对于第一类刑民交叉案件,《1998年规定》第1条、第10条已经作了明确规定。对于这类案件,刑事案件与民事案件应当分别审理,这已成为大家的共识。

对于第二类刑民交叉案件,《1998年规定》第11条规定,“人民法院作为经济纠纷受理的案件,经审理认为不属经济纠纷案件而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裁定驳回,将有关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显然,该条的立法本意是只要某一经济纠纷涉嫌犯罪就专属刑法调整而绝对排斥民事救济。然而,该规定存在两大不足:首先,经济纠纷案件仅仅是有经济犯罪嫌疑,而案件最终是属于经济犯罪还是普通的经济纠纷,取决于结果,人民法院不能在对案件进行侦查前决定案件是普通民事经济案件还是刑事案件;其次,刑法与民法虽然都是保护人权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基本法律,但是二者在手段和功能方面具有明显的区别,而且刑事救济手段并不当然排斥民事救济手段,在刑法所不能实现的方面应该尽可能发挥民法的作用。因此,对于仅仅有犯罪嫌疑的经济案件,不能驳回而应该裁定中止审理,并将案件线索和全部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

第三类刑民交叉案件是刑民交叉案件的最主要表现形式。根据犯罪嫌疑的发现时间,这类刑民交叉案件又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在刑事诉讼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案件;二是人民法院在民事诉讼中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三是民事诉讼审结后发现犯罪嫌疑的案件。根据我国现行法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于第一种案件,和第二种案件学术界和实务界对此无争议,笔者在此不多做探求。对于第三种案件,立法没有相应的规定。对于这类刑民交叉案件的处理,争议较多。其主要的问题表现在:其一,在处理模式上,是继续保留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还是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其二,“先刑后民”原则是否合理?下文主要围绕这几二个问题进行探讨。

二、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若干问题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是刑事诉讼法学中的一个既极为复杂又十分重要的问题,虽然《刑诉法》第一编第七章以专章的形式对其作了规定,但由于该法所规定的内容过于原则和简单,因而在诉讼法学理论上和刑事审判实践中出现不同的认识和作法,因此,在贯彻实施修订后的《刑诉法》的今天,对其仍有进一步研讨的必要。

1.附带民事诉讼的概念。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在刑事诉讼的过程中,人民法院在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一并审理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被害人或者在国家财产、集体财产由于犯罪行为遭受物质损失时人民检察院提起的有关赔偿损失的请求而进行的诉讼活动,以及在这些活动中产生的各种诉讼关系。

2.附带民事诉讼的特点。从主体上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所进行的活动。这一特征表明,附带民事诉讼的主持者是人民法院而不是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根据《刑诉法》第77条第2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就附带民事诉讼而言,人民检察院只有权,而无处理权。《刑诉法》第78条还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里的“审判”只能是人民法院的活动而非公安机关和人民检察院的活动。因此,唯有行使审判权的人民法院才有审理附带民事诉讼的资格。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涉及处理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实体权益时,应该移送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处理,此为其一。

其二,《刑诉法》第77条第1款规定,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期限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所谓“在刑事诉讼过程”包括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阶段,从司法实践看,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有不同的理解。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刑事案件程序的具体规定》第64条作了明确规定,即“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在刑事案件立案以后,第一审判决宣告之前,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在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不受本条规定的限制。”如果被害人在侦查、阶段向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接受的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并没有权力对损害赔偿问题作出裁决,而只是进行必要的审查和调解,然后将附带民事诉讼移送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对赔偿问题进行审判。但是,对于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又撤销的案件,被害人要求赔偿的,公安机关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5条和第8条的规定予以处理;对于人民检察院决定撤销或决定不的案件,如果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人民检察院可以调解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如调解不成,被害人可依照民事诉讼程序向人民法院提讼。

3.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是指哪些刑事案件的被害人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亦即对哪些犯罪行为是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我国刑法第36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诉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据此规定,在司法实务中,人们对附带民事诉讼的受案范围的认识不尽一致,有以下几种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凡是造成物质损失(或经济损失)的犯罪行为,都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二种意见认为,在财产犯罪中,以侵害财产的数额为定罪量刑标准的案件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盗窃、贪污、诈骗等,因为此类案件被告人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非法占有财物,给予刑事处罚也是由于其侵犯了财产的所有权;第三种意见认为,破坏性犯罪造成毁坏的,如毁坏公私财物罪和破坏生产经营罪等,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这类犯罪是以犯罪危害结果作为定罪量刑的主要依据;第四种意见认为,原则上对于一切造成经济损失的犯罪行为都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是根据《刑法》第64条关于,“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产,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违禁品和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应当予以没收”的规定,被害人所受损失已经得到补偿的,就没有必要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我国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均存在不合理之处,有必要从制度上加以完善。对此,笔者认为,为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与被害人的利益,应将这两种诉讼模式分立,在实现公正前提下兼顾效率。在民事赔偿救济问题上,参照法国的做法,赋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以选择权,由他们自己选择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还是单独提起民事诉讼,以实现其权益的最大化。当事人一旦作出选择,则原则上不得反悔,案件应按其选定的程序进行。不过,当事人的这种选择权也不应当绝对化,而应因案而异:如果案情简单,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允许当事人选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渠道;如果案情复杂,不适宜通过附带民事诉讼的,则应限制被害人的选择权,告知其向民事庭或者将案件转交民事庭处理。

三、“先刑后民”的合理性存在疑问

所谓“先刑后民”,是指在民事诉讼活动中发现涉嫌刑事犯罪时,应当在侦查机关对涉嫌刑事犯罪的事实查清后,由法院先对刑事犯罪进行审理,再就涉及的民事责任问题进行审理,或者由法院在审理刑事犯罪的同时,附带审理民事责任问题,在此之前,法院不应单独就其中的民事责任予以审理判决。因此,“先刑后民”原则的理论基础应重新考虑。从现实生活来看,一味坚持“先刑后民”原则可能严重阻碍被害人的利益保护。此外,有些案件不能实行“先刑后民”,反而只能实行“先民后刑”才符合案件的特点和审判规律。

篇3

关键词：经济法纠纷；经济公益诉讼；社会公共利益

经济法作为现代法，与传统法律部门一个重要的不同点，在于不可诉性规范较多。为弥补经济法的不可诉性缺陷，近年来，学界开始对公益诉讼制度给予了较多的关注。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一方面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和迫切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又面临着一些重大的制度障碍。

一、经济公益诉讼产生的理论根源

随着社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造成大规模损害的经济违法案件频繁出现，如垄断案件、不正当竞争、环境污染案件、国有资产流失案件等。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受害人往往具有不特定性，且个人所受到的直接损害较小，或者根本没有受害人，只是公共利益受到损害。对此类案件的查处和对违法行为的制裁，长期以来主要是靠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活动进行的。因此产生了对现行诉讼制度进行拓展变革甚至创建特殊诉讼制度的需要。经济公益诉讼产生的根源，首先在于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法纠纷的大量存在，以及现行诉讼调整机制对解决此类纠纷的无能为力。随着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触犯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的日益增多，人们认识到，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它是国家和社会公众的共同职责。基于此种理念，学界开始倡导上个世纪中期就在国外出现的公益诉讼。所谓公益诉讼，是指(一定范围内的)公民、社会组织及国家机关均可根据法律的授权，对违反法律、侵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讼。而解决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根本措施就在于在传统诉讼制度基础上建立一种特殊诉讼程序――经济公益诉讼。

笔者认为，我国建立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比较私益诉讼应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一）经济公益诉讼的诉讼目的是维护国家经济利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经济公益诉讼的任务就是要保护那些涉及公共利益的经济关系。为此，应授权一切组织和公民可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由法院审理经济违法案件、制裁经济违法行为，以保护国家经济利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

（二）无直接利害关系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作为经济公益诉讼案件的原告，代表国家经济违法行为人，是经济公益诉讼的重要特点

因为公益诉讼是国家机关及其他组织和个人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向法院提讼，要求追究责任人的民事责任、经济责任、刑事责任的一种诉讼活动，根据追诉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国家追诉”和“私人追诉”两种。前者是依法具有违法追诉权的国家专门机关，代表国家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人提讼，要求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后者是任何组织和个人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不受非法行为的侵害，对危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违法行为人依法直接向法院提讼，要求审判机关进行审判的一种诉讼活动。经济公益诉讼中进行私人追诉的原告既可以是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社会组织和个人，也可以是没有直接受到经济违法行为侵害的任何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组织和个人。

二、我国创建经济公益诉讼面临的难题

公益诉讼在我国属于新生事物，构建我国的经济公益诉讼制度，无论在法律理念还是在法律制度方面都面临着一些必须克服的障碍：

（一）原告的资格于理不符、于法无据

原告享有诉权，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正当当事人是发动司法诉讼程序的基本前提。传统的民事诉权理论和诉讼当事人理论认为，有利益才有诉权，诉权就是民事主体在其自身或由其代管的民事权益受到他人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时，请求法院通过审判予以保护的权利；诉讼当事人指因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发生纠纷，以自己的名义进行诉讼，案件的审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并受人民法院裁判拘束的人。可见，民事主体遭受损害的利益必须是直接利益，与案件必须有直接的利害关系，才能够成为民事诉讼的正当当事人。然而，经济公益诉讼是在案件没有直接受害人，或者虽然有直接受害人，但其因各种原因不愿或不能的情况下，由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提起的诉讼。显而易见，法律授权的机关、团体或者个人并非案件的直接利害关系人，他们提讼的目的也并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实体利益。

（二）法律责任制度不完备、法律制裁措施不力

法院审判案件的过程，既是对遭受损害的权益进行补救的过程，也是对违法行为予以法律制裁的过程。法律制裁的前提是必须有明确的法律责任规定，没有完备的法律责任制度，司法诉讼就失去了发挥调整作用的手段。经济公益诉讼建立在民事诉讼的基础之上，是民事诉讼的特别程序，法院裁判案件当然要适用民事责任规定。现有的民事责任方式显然是难以胜任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重任的。其一，损害赔偿是常用的民事责任方式，但在垄断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环境污染案件等这些大规模损害案件中，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难于精确计量，即使是个人利益的损害，也由于人数不确定，而导致损害赔偿额的计算存在困难；其二，当违法行为已经发生，而损害赔偿、赔礼道歉、恢复原状等措施又难于达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的情况下，对违法行为人予以罚款、限制其行为资格或抑制其行为能力，如吊销许可证、执照、分割企业等，更能够发挥法律的制裁功能，且一定程度上防止违法行为的再次发生。但是在我国，这些措施属于行政责任方式，只有行政机关才能适用，法院无权采用。总之，让法院仅在现有的民事责任的框架内对经济公益诉讼案件进行裁决，经济公益诉讼将难于发挥其应有的效果。

（三）权力配置失当，法院公益维护能力有限

在我国，行政机关在法律实施中处于很重要的地位，不仅具有对社会经济的调控权、管理权、监督权，而且还具有对经济违法行为的专属性调查权和处罚权。行政权的强大适应了社会生活瞬息万变、必须高效及时做出反应的需要，但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公益诉讼的社会调整作用的发挥，不利于对大规模损害案件的解决及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一方面，按现行的权力分配体制，当经济违法行为发生，行政部门有权对其进行处罚，而法院只有作出要求违法者赔偿损失、恢复原状等补救性裁决的权力。如果原告提起公益诉讼，法院势必在做出权限内的裁决后又将案件移送行政部门，或者先将案件交给行政部门处理后再进行司法审判。这样人为地将案件一分为二，不仅容易导致国家机关之间在案件处理上发生冲突，而且也将拖延案件解决时间，耗费国家的执法和司法资源，加大法律的适用成本；另一方面，因法院不具有对违法行为的行政性制裁权力，也致使司法机关只拥有有限的民事制裁手段，难以很好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所谓的公益诉讼也仅是有名无实。

（四）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全社会成员的整体文化素质不高，法律意识淡漠，不按规则踢球的现象比比皆是

面对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的经济违法活动，单靠行政执法机关的执法监督，只能是杯水车薪，挂一漏万。经济违法和经济立法的增长总会超过经济行政执法机关的承载量，即经济行政执法机关所需配备的资源，包括经济行政执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的权力资源和依法设立的执法机构，配备的专职执法人员总是赶不上经济违法活动和经济立法活动不断增长的需要。

三、经济公益诉讼的制度克服的几点设想

（一）放宽原告资格

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与较低的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民事主体的能力越来越显现其局限性，不能胜任日益扩大的经济活动的需要，这在客观上要求允许民事主体以外的人作为民事诉讼主体，以自己的名义提起民事诉讼，维护民事主体的权益。如果仅将本案的当事人定位于实体法律关系的主体，就无法解决当事人基于信托关系、管理权、诉讼上的参与权等提讼时的当事人的问题。适应时代进步的需要，现代民事诉讼法已不再拘泥于民事实体权利的狭小框架内构筑诉权理论和当事人理论，而是明确承认民事实体权利与民事诉讼权利以及民事主体与民事诉讼主体的分离，从而直接享有民事法律关系上的实体权利就不再是享有诉权并向法院提讼的必备条件。民事诉讼理论的发展客观上为公益诉讼制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这种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公益的需要。目前，公益诉讼已在许多国家的立法和判例中得到承认。如法国和德国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案件、不正当竞争案件中建立的团体诉讼就属于典型的经济公益诉讼。笔者认为，在我国，检察机关是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专门代表者和维护者，由其向法院提起公益诉讼不失为一种很好的选择。

（二）加强经济责任制度的建设

经济法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在法律规范中综合运用各种法律调整手段对经济关系做出调整，如民事的，刑事的，行政的。但在实践中，经济法领域中已出现了传统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所不能包容的法律责任形式。鉴此，已有学者指出，经济法责任是一类独立的部门法责任，它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或财产责任、经济行为责任、经济信誉责任和经济管理责任。从性质上讲，它既包括违法人向对方承担的民事性质的责任，也包括向国家和社会承担的行政性质的法律责任。当然，经济法责任在许多方面和许多时候与传统法律责任是并用的，而且很多责任方式是相同的，这一点不容否认。总之，在经济法的公益诉讼案件中，需要救济的损害以及需要制裁的违法行为，都与一般的民事案件有很大不同，因而在法律责任制度上也必须要有新的突破。

（三）进一步增强法院的公益维护能力

为了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借鉴英美法制度的合理方面，赋予司法机关在案件审判中享有对违法者的“行政性”处罚权力，是完全可行的也失完全有必要的。近几年来，一些法学理论工作者和审判人员根据经济法上法律责任和制裁手段多元化的特点及司法实践中反映出来的问题，提出了经济诉讼制裁手段一体化的设想，主张在单一的诉讼程序中，同时从民事、行政、经济几方面解决经济冲突中的有关问题，做出几种不同的制裁和处理，保证纠纷解决的彻底性和有效性。这一突破传统诉讼制度和理论的设想，避免了由不同程序转换所带来的诉讼成本增加和处理结论矛盾等问题，反映了经济冲突的客观要求。要实现这一设想，首先就要突破现行的司法和行政在处理违法纠纷方面的权限分配体制，赋予法院在经济案件审判中的处罚权力，从而进一步增强法院的公益维护能力。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权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2.

2、漆多俊.经济法基础理论[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

3、颜运秋.公益诉讼理念研究[M].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

4、蔡虹，梁远.也论行政公益诉讼[J].法学评论，2002(3).

篇4

关键词：先刑后民，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公权私权

 

一、先刑后民基本原理

先刑后民是指在同一案件中既涉及刑事责任又涉及到经济纠纷时，应先解决刑事责任问题，待刑事责任问题确定和解决后，再解决该案涉及到的民事责任问题。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是：犯罪侵犯的是国家利益、统治阶级的利益，法律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国家公权力的正常运行，而民事诉讼的功能在于维护民事主体的私权益，优先保护国家利益之后，再保护个体利益。以及，刑事诉讼中实行国家侦查，侦查人员有丰富的侦查经验和先进的侦查技术，可以搜集到涉及全案的相关证据，既可以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依据，也可以作为处理民事案件的依据，免去了民事诉讼当事人举证的困难。

《刑事诉讼法》第78条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9条规定：对于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或者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时难以确定，以及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因故不能到庭等案件，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附带民事诉讼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

上述规定体现了先刑后民的原理。如果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存在犯罪嫌疑时，相关规定同样要求先刑后民，先处理刑事案件，然后再处理经济纠纷。

1985年8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及时查处在经济纠纷案件中发现的经济犯罪的通知》中指出，为了保证及时、合法、准确地打击这些犯罪活动，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如发现有经济犯罪，应将经济犯罪的有关材料分别移送给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侦查起诉，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均应及时予以受理。以及，1998年4月9日，最高法院《关于在审理经济纠纷案件中涉及经济犯罪嫌疑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1998]7号）第12条也规定，人民法院已立案审理的经济纠纷案件，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认为有经济犯罪嫌疑，并说明理由附有关材料函告受理该案的人民法院的，有关人民法院应当认真审查。经过审查，认为确有经济犯罪嫌疑的，应当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并书面通知当事人，退还案件受理费；如认为确属经济纠纷案件的，应当依法继续审理，并将结果函告有关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

二、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

先刑后民规则适用以来，在惩罚犯罪、保护公权力运行、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法律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差异性，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在实践中也暴露了一些问题。

第一，现行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主要侧重诉讼程序方面，忽视了实体责任方面的刑事民事先后问题。从现行有关先刑后民的相关规定来看，主要侧重解决在诉讼程序进行中，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哪个在先处理。但程序的设置和运行最终要解决刑事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和被害人的民事赔偿问题，所以先刑后民规则的不仅应立足于解决程序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也应当着眼于实体领域的刑民先后问题。。

第二，刑事诉讼过分延长的情况下，当事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处于等待状态，不利于民事权利的保护和实现。刑事诉讼法之所以规定为了防止刑事诉讼的过分迟延，可以先就刑事部分判决，然后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处理民事诉讼，是因为刑事诉讼贯彻诉讼及时原则，在英美法中将刑事诉讼称为“外科医师的手术”，案件的审理期限比较短，一般情况下为立案之后一个月宣判，至迟不超过一个半月。论文大全。实践中因为种种原因，刑事诉讼一般都很难在一个半月宣判，如果中间有补充侦查或鉴定的，相应期限并不计入审理期限，司法实践中刑事诉讼的期限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以死刑案件为例，死刑案件要经过一审、二审、死刑复核，两三年之内一个死刑案件没有最终结果是常见的。根据先刑后民的规则，被害人一方必须等到刑事部分完结之后才可以实现民事权益，被害人也处于漫长的诉讼等待过程中，即使被告人一方愿意赔偿，也是先将赔偿款交给法院，法院结案后将该赔偿金支付给被害人一方，被害人权利保护因此受到了限制。英国有一句法谚语：迟来的正义是非正义。当被害人权益因为刑事诉讼的进行而不能得到及时实现时，法律的正义也无从谈起。

第三、实践中存在滥用先刑后民规则的现象

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同时存在时，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惩罚犯罪，民事诉讼的目的在于救济被害人的民事权益。先刑后民的理论依据之一是国家利益高于私人利益，所以应当先刑后民，即使在一些私权制度发达的国家，也适用这一规则。但先刑后民规则有时候会被当事人滥用，规避自己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笔者办理某合同诈骗案件，某公司以开发楼盘为幌子，吸收了大量的个人资金，合同履行期到来时，既不能交付房产，也不能退还购房款。广大购房者就将该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退还购房款并承担违约责任。在民事诉讼过程中，公安经侦部分接到举报，按照合同诈骗罪立案，并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采取了强制措施。法院知晓公安立案的情况后，按照先刑后民的规定，中止案件的民事诉讼，等待刑事部分的处理。该法定代表人由于身体原因，申请取保候审，侦查机关批准该申请，办理了一年的取保候审，之后案件进入了漫长的侦查阶段。到本文撰稿之时，刑事案件还未进入审判程序，广大购房住户只能无助地等待。本案属于典型的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该公司以刑事案件的存在为前提，暂时成功地规避了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三、先刑后民规则的完善

针对先刑后民规则的不足之处，笔者认为应当从以下三方面完善。论文大全。

第一、应当完善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先刑后民规则仅适用于诉讼程序方面，实体责任方面适用先民后刑。先刑后民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已经适用已久，但主要侧重程序的运行，即民事纠纷和经济犯罪交叉时，刑事案件审理在先，民事案件审理在后。笔者认为，法律概念的确定应当是准确而完整的，为防止对先刑后民规则的误解，应当明确先刑后民的适用范围仅限于程序领域。其一，良好程序的设置最终也是为了保障实体责任的准确确定；其二，现行相关法律中已经体现出实体上的先民后刑。如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公司法215条规定：公司违反本法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和缴纳罚款、罚金的，其财产不足以支付时，先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10年7月1日生效的侵权责任法第4条规定：因同一行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和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侵权人财产不足支付的，先承担侵权责任。理论界和立法层面需要做的是，将现行关于先刑后民的程序性规定和实体性规定进行有效的梳理，将先刑后民的概念予以明确和完善。

第二，为了民事权利的及时救济，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

由于刑事案件期限比较长，刑事案件的过分迟延有时候延误了被告人民事权利的救济，因此当符合条件时应当允许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如民事诉讼部分并没有太大争议，当事人愿意就民事部分先行解决时，法院可以灵活变通，先就民事部分处理，民事部分的处理结果作为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依据，部分法院也在进行相关的探索。笔者办理某一交通肇事罪案件，当被告人在羁押期间时，被害人向法院单独提起民事赔偿的诉讼，法院经征求被告人意见，被告人愿意赔偿，于是法院先就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且达成调解意见，被害人一方先行支付了赔偿款。刑事部分审理时，法院基于被告人积极支付赔偿款的事实，对被告人从轻量刑，判处缓刑，案件圆满处理。这种做法可以作为法院处理类似案件的参考和借鉴。

第三，应当有效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

在合同诈骗、集资诈骗等经济类案件中，究竟属于刑事犯罪还是经济纠纷有时候很难界定，侦查机关谨慎起见，立案后对被告人一般先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强制措施。但被害人此时即使持有民事关系非常明确的证据也由于先刑后民规则的阻却而不能进行民事诉讼。被告人一方也以先刑后民为由，主张中止民事诉讼，导致先刑后民规则被滥用，被害人民事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救济。为此，先刑后民规则的内容之一应当是有效防止该规则被滥用，应当允许在一定条件下私权优先。具体来讲，如果相关证据缺失，案件事实不清，必须以刑事案件的侦查和处理作为民事诉讼的前提和基础时，坚持先刑后民并无异议。如果民事法律关系事实清楚，当事人也能够提供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时，不乏先就民事部分进行处理，优先保护当事人的私权，再进行刑事诉讼的程序。

总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坚持国家公权力行使，追求刑罚权实现的过程中，不应当忽视当事人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当准确厘清先刑后民规则的内涵和外延，明确先刑后民规则的适用范围。论文大全。在司法实践中，应当着眼防止先刑后民规则的滥用，允许一定条件下先刑后民规则的例外，优先保护被害人的民事权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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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奚晓明：《中国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 2010.1

篇5

一、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的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是以被告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并以此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物质损失为必要条件。这二者缺一不可，缺少其中之一，就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物质损失不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造成，而是由其违法行为造成的，   则不属于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问题，而是属于一般的损害赔偿问题，只能通过一般民事诉讼来解决。如果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没有造成物质损失，则谈不上什么附带民事诉讼了。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此，有权以原告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是被害人和人民检察院。对这里的“被害人”，笔者认为应作广义的理解。这里的被害人不应仅指刑事案件的被害人，还应包括虽然不是刑事案件的被害人，但也因同一犯罪行为而遭受了物质损失的人。虽然不是刑事案件被害人，但只要也由于因同一犯罪行为而直接遭受了物质损失，就同样具备形成附带民事诉讼的基础，就具有了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成为原告的诉权。这里的被害人也不应仅指被害的个人，还应包括因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法人。有些人认为法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当其财产受到犯罪行为侵害时，只能由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笔者认为，这是对法律规定的一种误解，并非所有国家、集体财产因犯罪行为遭受损失的都必须由检察机关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遭受物质损失的法人已经提起了附带民事诉讼，检察机关就附带民事诉讼可不必再提出起诉，反之，如果法人所有或经营的国家、集体财产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人民检察院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法人可以以原告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治疗或者安葬被害人而受到物质损失的人，也可以原告身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那种由于被害人是未成年人或者是无民事行为能力的，其作为原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资格，虽然享有，但应由他的法定人代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被害人已经死亡，他的近亲属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对附带民事诉讼提起时间、方式和时效，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在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时间上，应限于第一审判决以前提起。有人提出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允许在上诉审时开始提起，因为上诉审仍属于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的“刑事诉讼过程中”。当然，上诉审固然属于刑事诉讼过程，但是如果允许附带民事诉讼在上诉审时才开始提起，就导致了二审人民法院所作的裁判，其刑事部分成为终审裁判，而民事部分却是一审裁判的矛盾，这显然不合适，所以限于一审判决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是比较合理的。如果是公诉案件，在侦查阶段可以向侦查机关提起，在审查起诉阶段可以向检察机关提起，也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如果是自诉案件，原告可以同时向人民法院提起刑事和附带民事诉讼。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阶段和法院开庭审理前没有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应允许原告在一审刑事判决宣告前提起，一并审判。关于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笔者认为，对一些争议不大，请求赔偿数额较小，以及某些特殊情况的，可以口头提起以外，一般应要求用书面起诉的方式较好，但不管是口头还是书面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都要求说明被害人和被告人的姓名、年龄、住址、被告人的罪行，因犯罪而遭受的经济损失的大小及具体的诉讼请求等内容。凡是口头起诉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要把口头申请的详细内容记入笔录，原告并签字盖章。附带民事诉讼，除了由检察机关提起的，应当实行告诉才处理的原则。被害人对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可以处分，原告在起诉后，应允许其在判决前撤诉，允许和被告人和解。如果被害人在判决前一直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被告人的刑事判决已经生效，笔者认为此时被害人则不能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在附带民事诉讼的提起问题上，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应严肃对待，不应重刑事轻民事，而忽略原告的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在司法实践中。甚至我们有些司法人员，认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解决的是经济赔偿问题，是法院的事情，只应在审判阶段提起，而不应在侦查、起诉阶段提出；也有的司法人员图省事，怕麻烦，限制了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这种做法既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也不利于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必须加强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公民的法律知识水平，特别是执法人员的业务水平，在办理刑事案件中，对应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被害人没有提起的，有关司法人员应向被害人讲明其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切实保障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严格依法办案。

二、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附带民事诉讼应当同刑事案件一并审判，只有为了防止刑事案件审判的过分迟延，才可以在刑事案件审判后，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这是因为附带民事诉讼同刑事诉讼都是由同一被告人的同一犯罪行为造成的不同后果，一并审判可以简化诉讼程序，节省办案的人力物力，方便当事人，并且还能避免人民法院对同一案件事实，作出互相矛盾的判决，从而及时有效地惩罚犯罪分子，保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审判，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其次才是它的民事责任。因此，应以刑事诉讼为主，原则上按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同时要根据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特点遵守民事诉讼法的一些主要原则、制度和程序规定。但这并不是说要把刑事和民事分开审判，一般情况下，仍然应当一并审判，只有在有可能使刑事案件审判过分迟延的特殊情况下，才能先审判刑事案件，再由同一审判组织继续审理附带民事诉讼。当前，我们有些审判人员，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担心被告人在判刑后经济赔偿不好执行，为了顺利结案，先审判附带民事诉讼部分，再审判刑事部分，这种“先民后刑”的做法，是违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的，它混淆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刑事与民事之间的关系，是对刑、民位置的颠倒，因此也拖延了对刑事犯罪的及时打击，应予纠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中，一些地方出现判而不赔，赔则轻刑的现象。我们有些审判人员把对犯罪分子的判刑与赔偿经济损失对立起来，对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在适用法律上，忽视判处赔偿经济损失，造成科刑不赔偿，赔偿不科刑的现象。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财产是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任务，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审判中，法院对被告人除依法应予以刑事处分外，应根据情况一并判处犯罪分子赔偿由其行为造成国家、集体和公民的经济损失，以维护国家法律的尊严，有效地保护国家、集体和公民的合法权益。

在审判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过程中，法院可以就民事部分进行调解，调解可以在开庭审理以前进行，也可以在开庭审理过程中进行。但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明确责任的基础上，本着自愿、合理、合法的原则进行。既不能无原则地迁就一方当事人，也要防止采取一些不适当的或非法做法，迫使原告撤诉或迫使被告接受调解。

对于经审理、确认被告人无罪，或者系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或者已过追诉时效，但其违法行为又确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的，是否能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来解决其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笔者认为，对这种情况，应适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因为，虽然对被告人的刑事诉讼，因其不构成犯罪或已过追诉时效，或者系无刑事责任能力而不能成立，但其违法行为已给被害人造成经济损失，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判决和裁定要求分别对两个诉作出明白的表述，并对两个诉的处理分别适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民法通则、民事诉讼法的具体条款。因此，我们在判决或裁定时，不能只对刑事部分作出裁判。我们应当在作出无罪判决或不予追究刑事责任的同时，就民事赔偿问题一并作出判决，而不应让被害人再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只有这样，我们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中，才能在实体上和程序上正确适用法律，避免增加讼累迅速结案。

当前，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逐渐上升，特别是轻伤害案件数量不断增加，而且案情日趋复杂，处理难度愈来愈大。这种案件，罪与非罪的界限较难掌握，原被告在伤情如何、赔偿多少、过错责任的问题上各执一词，这些都给我们审理此类案件带来一定的困难，对此，我们必须对被害人的伤害程度作出科学的法医鉴定，对案件注重调查取证，以便分清是非，确定过错责任，才能够正确、及时地审理好这类案件。这类诉讼案件的被告人与被害人多为乡邻、亲属，被害人一般要求经济赔偿，而对被告人是否处刑，往往采取随法院处理的态度，被告人一般宁肯拿点钱赔偿被害人的损失，以争取不判刑或减轻处罚。因此，附带民事诉讼成为伤害案件的主要特点，我们处理此类案件，应在查明事实、确定伤害程度、过错责任的基础上，侧重对民事的解决，尽力调解，这样，既有利于对罪犯的教育、改造，也使被害人在经济上得到补偿，效果往往比较好。当然，我们在处理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轻伤害案件时，应根据具体案情，从有利于安定团结的原则出发，对刑事及民事部分进行调解，能够调解结案更好。另外，要把对这类案件的判处刑罚和民事赔偿与社会效果结合起来考虑，在这类案件中，有相当一部分被告人起初是受害者，后来在受欺压、受侮辱无法忍让情况下才实施伤害行为的，罪犯的主观恶性不深，社会影响不大，而且社会舆论大都同情他们，如过重判刑，社会效果不一定好，因此我们应考虑其社会效果，在法定范围内酌情从轻或减轻对被告人的处罚，调解或判决被告人适当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使我们能够正确及时地处理好自诉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轻伤害案件。

三、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经济赔偿的执行

当前，大量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审结后，有些被告人对调解或判决书中关于经济赔偿部分拖延执行或不执行，因此，人民法院如不及时依法执行，必然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损害，不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

此类案件审结后，只所以执行难，这也是由于长期以来，法制不健全，法律知识的普及率还不是太高，人们的法律意识淡薄，因而执行观念也较差。有些当事人不知法，不懂法，对有关法律仅道听途说或断章取义地略知一、二，而关于法律的权威以及法律效力、强制执行力等，他们都不甚了解，   或知而不解。如有的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被告人说：“案子已经审结了，我现在就欠你几个钱，你法院反正不能再重新判我刑，我不给，能怎么着！”也有的被告人在案件审结后，认为法院的处理决定，不是铁板一块，找找人，说说情，终会有所改观，因此，推三阻四不履行；也有的被告人在案子审结后，认为法院处理不公，对履行法律文书产生对抗情绪，拒不履行；还有的在审判人员做调解工作时，为了不判刑或少判刑，不顾自己的赔偿能力，同意了原告人的要求，结果对调解协议反悔，或者无赔偿能力而不履行的。

如何才能搞好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执行，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严肃性，笔者谈以下几点意见。民事诉讼中的执行，是指人民法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运用国家强制力，强制义务人履行生效的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的行为。既然要执行，我们首先要认真审查掌握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被告人拒不履行的实质性因素，审查申请执行的手续、根据是否合法，是否超过期限，了解案件基本事实和审理的大概过程，了解当事人的履行能力，从而做到心中有数，以利于下一步执行。我们的执行人员必须树立高度责任感，严格依法行使职权，按法定的程序、法定的强制执行方法进行执行工作。我们要敢于碰硬，善于执行。因为执行是强制义务人履行义务，其特征就是具有强制性。为了保证案件审结后的顺利进行，当我们在原告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后，就应根据情况，及时采取一定措施，为以后的执行创造良好的条件，如发现被告人及其家属有可能转移和隐匿被告人的财产时，原告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查封，法院也可依法主动进行。我们在执行前，应尽量做好对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的宣传、教育工作，必要时可采取强制措施，促使其严肃慎重地对待问题，争取其自觉履行，对于经过反复做工作，仍不履行的，再采取强制执行措施予以执行。

为保证案件审结后执行问题及解决被害人的经济困难，我们可以在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诉讼保全，以保证将来判决的执行，也可裁定先行给付。如被害人急需医疗费，可裁定被告人先行给付，   以解决被害人的困境，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查封、扣押的财产的数量，应以足够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为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