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掌握汉朝与西亚的经济交往;东汉与大秦的政治交往。

4、丝绸之路

掌握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通的条件、路线和意义;掌握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意义。

重点和难点精析

1、陆上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的内涵：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西传而得名。

(2)开通的历史条件：①秦汉的统一，中原王朝实力的积聚。②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③西汉丝织业的发展。④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3)开通和维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①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②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③西汉末年，中原与西域关系一度中断。④东汉班超经营西域。⑤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

(4)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它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西域的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等作物，罗马的玻璃器皿、中亚的服饰、饮食等物产，西域的乐舞、杂技，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产品由此传人中国。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海上丝绸之路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a.秦汉时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惧风浪，很早就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b.西汉中后期，汉朝政府派人远航，直抵东南亚和南亚，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2)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大致航线与经过地区：a.阅读课本插图《海上丝绸之路》;

b.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

(3)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a.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b.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3、两汉时期中外关系的特征及其原因

特征：①以商贸为主，丝织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单向性。②中外交往以陆路为主，水陆并举。③与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交流频繁，对东方文化影响大，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④中国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传人欧洲。⑤中国开始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⑥汉代文明先进，对世界影响深远。

原因：①国家统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发展;②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③丝织、冶铁等技术领先世界;④张骞沟通西域后，开通了丝绸之路;⑤交通发达，两汉政府保护交通的畅通;⑥科技文化成就辉煌;⑦统治阶级比较重视。

师生探究

例1.西汉与西亚欧洲通商关系发展起来的主要条件是()

A.西汉丝织业的发展

B.张骞沟通了与西城的联系

C.甘英到达了波斯湾

D.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解析本题答案是B。西汉同西亚和欧洲通商关承发展的前提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丝绸之路是在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之后形成的。此题中的A项只是作为对外交往史中的主要物品而出现，而C、D两项都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出现的。

例2.汉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输出的主要是()

A.应用性技术B.农作物良种

C.手工业产品D.书画艺术品

解析本题答案是A。汉代在中外交往中输出的主要是应用性技术，例如中国的铁制生产工具输出到朝鲜，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传到越南并推广，铁器、丝绸和养蚕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等。

例3.秦汉时期，中国已走向世界，其主要表现不包括()

A.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

B.丝绸等技术传播到中亚和欧洲地区

C.甘英出使大秦，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D.中国与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否定式选择题，旨在考查准确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A、B、C三项符合史实，D项表述有误，因为秦汉时期中国只与欧亚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与非洲国家直接开始贸易交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板块小结

民族关系是指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对外关系是指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

民族关系

从民族关系上看，民族交往，特别是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重大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形成。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灭六国，南平越族，北击匈奴，修建长城，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初步奠定了祖国疆域的基础。两汉时期，民族交往频繁。西汉的“和亲”政策和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同中原的联系。边疆各族对开发边疆地区，缔造中华民族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意：各民族间的联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贸易、战争、和亲、迁徙、招抚、设置特别机构等，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经济上的互补和文化上的相融、认同，一直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主要动力。

对外关系

篇2

21世纪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连繁荣的东亚经济圈，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其建设是这一区域内30亿人口的重大发展机遇，将开启我国向西开放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大战略背景下，地处西部交通通道和重要枢纽的青海省，需对自己的交通战略地位应重新认识，定位于新丝路上的交通经济带。定位于交通经济带，从主观上看，便于合作共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要在和平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在融合不同国家利益、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所以，定位凸显经济，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利于市场主体理解、行动。从客观上看，抓住了区位优势。青海省地处我国西部的大通道和交通枢纽上，其定位当然离不开交通。从规律看，符合现代经济特征。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条件下，一个区域仅仅简单地只作为贸易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定位交通经济带，就是说青海不仅仅承担贸易路的作用，还与此同时要使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系统一体化协同发展。所以，青海定位交通经济带，是为赢得又好又快发展，抓住了天时。定位于交通经济带，青海省具备全部要素，包括区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工业商贸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具体来看，一是具备前提条件———区位优势。青海具备作为新丝路上交通经济带的首要条件，即无法复制的地理位置。“青海道”在古代交通史上地位显著，对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现代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通往西亚、中亚乃至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从青海通过距离更短、更便捷。所以，青海在新丝路上定位交通经济带，占尽地利优势。二是具备现实基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青海境内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网络正在形成，运输能力不断提高。打开今天的交通图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青海道”北路上，227国道、兰新第二双线高速铁路从西宁—张掖并驾齐驱；315国道—215国道、青藏铁路西格段和格敦铁路，从西宁—格尔木—甘肃敦煌。中路109国道、303省道、315国道，青藏铁路西格段和将要开工的格库铁路，联通着西宁—格尔木—新疆喀什和库尔勒。南路唐蕃古道上109国道、青藏铁路，东连北京南接拉萨。我们还看到这里有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出省通道和资源开发、旅游公路构成的“六纵九横二十联”公路网；有到“十二五”末，在东连陇海、北接兰新、西南连接拉萨的基础上，又西通南疆、东南通达成都的快速发展的铁路网；有即将形成的“一主八辅”机场格局；有西气东输的涩宁兰输气管道；有不断完善的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可以说，青海省境内的公路、铁路、航空运输、输电线路、油气管道、通信光缆正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不断延伸，通向东西南北。一个立体交通网络的现代版“青海道”已显山露水。三是具备“增长极”———茁壮成长的三次产业。近些年，作为增长极构成内容的三次产业特别是工业、金融商贸和信息产业茁壮成长。2000年以来，青海省生产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青海高新技术开发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和海东工业园区快速发展，三大工业园区优势互补，高新技术产业、轻工业、装备制造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70％。特别是地处青、甘、新、藏四省（区）交汇中心地带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在探索资源富集、生态脆弱地区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四是具备“成长三角区”———迅速发展的大中城市。今天的“青海道”从东向西分布着海东市、西宁市、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及玉树市，集中了青海境内全部的城市、工业、第三产业和绝大多数人口，是交通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依托。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与中介、商贸餐饮、房地产、旅游、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商务会展等十大服务业蓬勃发展。一个个城市，作为成长三角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集中，像一颗颗明珠，把古老的“青海道”装扮得亮丽现代。青海定位新丝路上的交通经济带，是既不脱离交通又不只限于交通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选择，并且是有现实基础的选择。

二、积极建设新丝路上“交通经济带”的主要措施

交通经济带建设的关键，要使经济社会随着走廊功能的发挥而发展，要避免过度依赖交通通道而导致的区域和产业畸形发展，而且积极打造新丝路上的青海交通经济带主要措施，包括区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工商贸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的升级。

（一）积极争取进入国家规划

进一步夯实“交通经济带”基础设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又一轮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毋庸置疑，国家对“五通”之一的道路联通投资巨大，相应项目落地是各地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青海省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于一身，2001年以来，经济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2013年，青海省GDP占全国的0．36％，财政收入的0．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00年的第24位、25位，下降至第30位。要乘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快车，青海省必须抓住历史机遇，争取国家层面对青海交通经济带定位的认可，使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要加强舆论工作，通过论坛、新闻媒体、理论研究等渠道，强调青海省在新丝路建设中的交通通道地位，明确国家层面认可青海交通经济带定位的必然性；二要积极争取新丝路上青海交通经济带进入国家规划。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局之时，牢牢把握区位优势，在自己心中有数的同时，争取青海交通经济带进入国家战略规划，进入大规划；三要积极主动制定青海新丝路交通经济带发展规划，为对接国家规划打好基础，掌握主动权。

（二）切实围绕新丝路交通经济带建设

布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站在青海看青海、站在西部看东部，积极转变为站在青海看全国、看亚洲、看全球的全方位视角，重新认识青海在生态、资源、稳定、交通等方面的战略地位，重新布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把无可替代的水资源禀赋和交通地域优势作为着眼点，作为顺应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布局的前提条件；二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调整空间结构，水往东流、路向西走。即南部、北部以三江源、祁连山为核心，布局生态空间，建设生态保护屏，承担“中华水塔”功能，全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中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作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承担交通通道、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全力做好交通经济带建设。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打造交通经济带的“增长极”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交通经济带上的“增长极”。一要以开放合作共赢为着眼点，调研新丝路上各国各地需求。立足青海向东看，我们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是，如果扭过头来向西、向西南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如中亚各国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有引资需求，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合作需求；二要梳理出自己绝对优势产业，寻找广泛合作基础。如青海光伏产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不仅率先打造了国内国际最大规模的光伏电站，而且光伏发电势头一直“领跑”全国，与此同时，光伏制造产业也初步形成了“以硅为主、多元发展、集中布局”的格局，一批重点项目投产，产业链条日趋完整。光伏产业不仅从国内看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而且从对中亚各国的合作来说，也是我们的优势产业；三要围绕开放合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梳理出自己相对优势，在生产、贸易、旅游、科技、交通运输、能源环保、通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经济领域，寻找出合作的基础，并且围绕此，促进投资增长、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积极推进交通经济带城镇化进程

篇3

一、引言

2013年9月我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制定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方针，这是中国政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但区域自然环境较差，交通不够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内贸易及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中国社会同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源相比物力资源更具能动性和创新力，并能够调动物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货币流通”和“贸易畅通”是金融在融通货币和配置资源方面的重要功能体现，区域金融功能的实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资源、促进贸易流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的早日实现。发挥人力资源对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完善区域金融功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路径和内在要求。认清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情况，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对金融人力资源的需求，对我国实施金融人才战略计划、促进金融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Kletzer&Bandhan（1987）、Rajan&Zingales（1998）、Baldwin（1989）、Svalery& Vlachos（2002）等经济学家对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带贸易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金融具有资金配置的功能，而配置方式决定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模式。Rajan、Zingales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促进了行业的生产水平，进而影响了该国的对外贸易；Baldwin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一国在风险品的出口上就更具比较优势；Svalery&Vlachos通过实证分析OECD国家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的关系，验证了Baldwin的结论。国内学者徐建军，汪浩瀚（2009）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制度、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和汇率调整等影响国际贸易，是外贸可持续的重要因素。戴卓（2012）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发现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大。

关于人力资源在促进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卢卡斯（1988）将人力资本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开始，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现今，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较为成熟。Galor（2001）、Dutta（2005）、Fleisher（2009）认为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渠道之一。国内学者潘英丽（2007）从现代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角度分析，认为金融竞争的实质是金融人才的竞争，要创建适合金融人才效能得以发挥的有效激励机制。目前对金融人力资源的研究多集中于现状分析或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如李全敏（2007）对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人才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金融人力资源具有素质结构差异明显、行业分布不均衡、总需求量大等突出特点；李江、谢小蓉（2009）认为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是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商业银行的国际地位和稳定运行。专门针对金融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研究较少，如李绪红、罗仲星（2009）专门对上海人力资源进行评估和预测，发现金融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单位金融人才效率较低是约束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表明，我国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期。王保忠、何炼成（2013）认为金融和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路径之一，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和核心问题。何茂春、张冀兵（2013）认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能源等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战略难题。李忠民、夏德水（2014）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效率研究发现，贸易环境负向变化成为未来该经济带发展的重要问题。

总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解决各种资源和资本的配置问题，从而通过贸易和货币的一体化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伟大战略构想。研究证明，金融在配置资源、促进贸易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而人力资源的低效率配置成为制约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现状的分析，对未来经济带发展所需要的金融人力资源进行需求预测，以期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促进该区域金融功能的逐步完善，最终实现“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现状评估

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做出合理预测，首先应该对该区域当前的人力资源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总结该区域的金融人力资源发展规律，得出客观科学的预测结果。本文根据《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提出的金融人才发展战略目标，从人才总量、人才结构、人才素质、使用效能四个方面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延伸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也是以亚欧大陆桥等铁路大干线为纽带的经济带（刘育红，2012）。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各省市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明确的横向对比，因此分析时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划分为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三个区域：西北段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北五省区；西南段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西南四省区市；中东段包括江苏、安徽、河南三省份1。各段分析数据均由2002年至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及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一）人力资源总量

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该行业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衡量行业人力资源总量的关键指标。由表1可以看出，2001至2004年期间，三个区域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都呈现出一定波动。2004年后，各个区域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都保持了较稳定的增长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南段出现负增长，西北段增长幅度加大，说明西南段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金融人才向西北部回流。金融危机之后，各区域金融人力资源都呈稳步增长，其中中东部增加幅度最大，呈“√”型增长；西北段增速平稳，西南端增速呈倒U型。

从三个区段的对比来看，虽然中东段只有三个省份，但是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一直都高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总人数，而金融业就业的区域差距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杨艳琳，2004）。

从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西北段略高于西南段和中东段，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区域的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有所差异，后两者较为相近，说明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这与李俊（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为了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就要合理控制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

（二）从业结构

本文对金融人力资源的从业结构从性别结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变化趋势如表2所示。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各个区段的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例都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更多的金融业从业人员选择在非国有金融机构工作，即所有制结构变革推动了就业结构优化。从表2中看出，截至2014年底，中东段的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重最低，其他两个区段的比重相当，说明应该继续推进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金融人力资源就业结构。

金融业就业人数的行业结构变化较为明显，体现了金融业从业机构多元化发展趋势。2004年至2008年，三个区段除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之外的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出现大幅度增长，对比而言，中东段金融人才在除银证保以外其他金融行业就业的比重最高，说明其所在区域金融服务更优，行业就业结构更为合理。此外，西北段这一比重起初低于西南段，在2009年之后反超，表明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在西北地区成效得以显现。

（三）素质结构

随着金融全球化，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成为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金融人才的素质一般体现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此处用专科以下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来衡量个区段金融人才的素质结构。表3根据2009-2015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换算而来。

从表3可以看出，西北段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弱于西南端及中东段，但总体而言三个区段的金融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优化，其中西南段和中东段的学历层次变动较大。

（四）人才效能

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可以按照边际生产规律确定人力资源的效能，即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通过对各个区段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发现西北段人才效能远远低于中东段和西南段，反映了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水平较低，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约束（杨万平，2014）。总体来说，三个区段的人才效能水平相对于国际发达区域均较低。如香港2014年的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103.63（李绪红，2009）），中东段人才效能仅为香港水平的57%。

四、模型分析及数据选取

（一）GM（1，1）模型

目前有关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可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分析多采用德尔菲法、名义小组等方法；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ARIMA时间序列模型、GM灰色系统模型等方法。区域金融人才需求受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等多因素影响，影响因素繁杂，同时现有样本数据少，信息不完整，结合各研究方法特点和适用条件，本研究确定采用GM（1，1）灰色系统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该方法既可以弥补统计数据较少的缺陷，也可以避免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较大、预测结果过于主观等问题。

GM（1，1）模型通过部分已知的数据，将系统信息抽象的概念量化并模型化，通过模型优化来预测部分未来的数据。其计算过程如下：

（二）数据选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模型分设两个模型：人力资源需求总量预测模型和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预测模型。由于GM（1，1）适合小样本预测，且2005年的总量数据波动较大，影响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采用2006-2014年的年度数据分别对西北段、西南段和中东段构建需求总量预测模型；采用2009-2014年的年度数据构建素质结构预测模型，分别对三个区段的本科学历从业人员数量、硕士学历从业人员数量、博士从业人员数量进行预测。根据GM（1，1）模型适合短期和中长期预测的特点，模型的预测跨度为2015-2020年2。研究中为了消除不规则变动对预测结果的影响，首先通过弱化缓冲算子生成灰色序列后，运用GTMS3.0软件进行数据预测。

（三）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从表6的GM（1，1）模型精度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区段的灰色发展系数-a均小于0.3，说明可以运用已经建立的GM（1，1）模型进行中长期预测。除中东段的为二级精度等级，其他的检验指标都达到了一级精度等级，表明建模很成功。

从表7的预测结果来看，2015至2020年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增长最快的是中东段，以4.239%的增长率领先。综合来看，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西南段和中东段金融人才的总量差距在逐渐缩小，而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年增长率为2.6%，加之基数本就偏小，与另外两个区段的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差距将继续拉大。根据《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提出的2011至2020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总量按照年均3.5%的速度增长的战略目标来看，西南段和中东段都满足全国金融发展的趋势，西北段还需要政策支持以达到计划平均增长水平。

（四）结构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是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卢福财、罗瑞荣（2010），因此本文对未来金融人才发展的素质结构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并以此判断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各区段金融发展的程度。表9中，各区段的本科、硕士、博士数量预测模型的灰发展系数-a都小于0.3，表明可以运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中长期预测。各预测模型的均方差比值c和小误差概率p都达到了一级精度等级，平均精度都到达了95%以上，说明模型的预测结果可靠性很高。

从表10的预测结果来看，2015至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的本科学历金融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2%、6、67%和9.76%，硕士学历的增长率分别为7.26%、7.28%、10.00%，博士学历的增长率依次为12.48%、10.13%、10.9%。说明未来几年西北段的本科学历、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都要高于西南段和中东段；硕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增长率最高的是中东段，而西南段的各学历金融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都较其他两个区段缓慢。

就西部区域来看，西北区段基数小，各个学历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落后于西南段；就全国来看，西北段和西南段与中东段金融人力资源水平有一定差距，尤其是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人数较少，表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人才素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国家金融人才战略要求2015 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所占比重达到6.4%以上，2020 进一步达到9.6%以上。根据上文对各区段的金融人才总量的预测结果分析，2015年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的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6.42%、7.63%、14.46%，2020年各区段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所占比例一次为的8.28%、9.16%、19.08%。说明在短期内，西北段和西南段基本上会达到国家平均水平，但是中长期内将略低于国家计划平均水平，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内科学调整人才战略，以促进未来区段内金融业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发展。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三个区段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5-2020年三个区段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总量和金融人力资源素质结构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就现状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区段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不断增长，结构逐渐优化，但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较低，与国际发达区域贡献率指标差距太大。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质量有待提高，配置效率较低，制约了金融对经济贸易的促进作用。

（2）预测结果表明，在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上，西北段依然落后于中东段和西南段。在2020年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将达到44.6万人，西南段90.54万人，中东段109.29万人，西北仅占期间两个区段的差距达到50%以上。就年均增长率而言，三个区段依次为2.6%、4.003%、6.7%，西北段落后全国3.5%的增长目标。

（3）在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结构上，到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和中东段本科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将达到20.32万人、33.91万人和48.83万人；硕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将达到3.13万人、6.44万人、16.64万人；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依次为0.56万人、1.86万人、4.21万人。结果表明，三个区段本科学历人数差距较小，硕士和博士学历人数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使命，积极促成人力资源对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完善区域金融功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路径和内在要求。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人才战略，以人才发展带动金融发展，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战略路径。

篇4

关键词：民族走廊；整合；国家化；向心力；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37-08

“民族走廊”学说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先生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围绕费先生的指导思想，我国民族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界迅速掀起了一场民族走廊的研究热潮，逐渐形成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几大区域性的研究领地。继而，武陵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等新概念及论证亦开始进入公众视阈。综合十多年来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民族走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交通研究；民族走廊的历史研究：民族间交往与融合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与走廊经济开发研究；走廊民族政策与制度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特征研究，等等。在细部研究方面，民族走廊少数民族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也受到一定的关注，试图解决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从研究模式上看，传统的研究多以族群为单位，以某个民族或村寨入手，缺乏区域研究的整体视角，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人员易受画地为牢的限制，无法相互启迪、形成研究合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走廊的研究。往往沿着一种“预期”的模式：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譬如，人们通过关注民族走廊历史上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以“内地化”或“汉化”模式讨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缘地区民族走廊的整合是否适当。值得商榷。本文希望沿着这一研究理路继续展开下去，相关的探讨包括：民族走廊如何与作为更高一层级的王朝国家产生关联，如何被王朝国家整合。其效果又如何？与之相对应，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为何长期游离于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外，它们的政治向心力、国家认同感如何？……在此基础上，找出民族走廊“成为中国”的进程与缘由，也即，中国建构在民族走廊的拼图，并重新检视已有民族走廊历史书写的“内地化”或“汉化”模式。当然，本文只是对上述问题一种粗浅的研究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博学之士能将此类研究引向深入。

一、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结构

（一）“异域”的历史

民族走廊的历史其实就是与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交通阻隔、战争、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民族走廊对外交往造成了重要限制，也直接影响到民族走廊历史的书写。由于文献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历史上走廊内的地方王国、部族群落发展缺乏清晰的脉络，很多族群的渊源充满悬疑。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建立的政权，史料记载莫衷一是，甚至出现名称混淆、史料篡乱的现象。以藏彝走廊为例，由于与汉族父系体系的巨大差异，汉文史籍记载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国，留给后人一系列悬疑：女国是否有东、西女国之分？东女国的具置何在？史料中几个女国风习类同又当如何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吕思勉、任乃强、王子今、石硕等多位专家学者相继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他们或驳斥，或补充，新的观点层出不断，然而，至今仍未能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研究结论。历史上区域性的王国政权尚且如此，对于散杂群落历史的争议更是可想而知。三岩系蜚声藏族史学界的一个不大区域，历史上剽悍的民风及赵尔丰武力征讨使其“恶名”得到最大程度“彰显”。该部落位于川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历史上既不属藏，亦未附汉，直至清末改土归流前，仍是一个“化外野番”。从流传下来的遗风习俗看，三岩人明显不同于周边其他藏族群体，其族属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但研究结论同样充满了争议。可见，厘清民族走廊的历史，注定要比其它空间区域复杂得多，亦困难得多。

某种程度上讲，民族走廊与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走廊内众多族群、部落自身无文字记载相传，它们的历史主要靠汉文记载和书写。因此，那些和中原王朝交往、联系的部族、王国最有可能进入内地官修史志当中。相反，那些和外界联系较少的部族，则未能载入汉文历史中，它们或已“失去”历史，其兴衰败亡无从可知，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大海。可见，历史上中原王朝不同的经略方式，影响到民族走廊族群历史的“书写”。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民族走廊的经营策略大体归为两类：一是积极进取、锐意经略型，比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抚谕民众，招抚邛、笮、冉等部落，并置县，划归蜀郡统辖。另一类则对边远地区、民族采取消极策略，甚至置之不理。宋太祖玉斧划地图，以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所有”，以达到与大理国“和平相处”，致使北宋时期基本中断了与大渡河西南，乃至边疆地区政权或部族的交流，其实际疆域为我国历代王朝中最小的一个。因此，民族走廊中的王国、部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

当然，如果民族走廊的族群研究不倚重“客观标准”，族源问题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记载与留存的风俗去追溯、建构不同族称之间关系，把各少数民族当作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话，其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情境：当地民间传说、历史记忆、族群认同无疑也构成了民族走廊的历史拼图。在藏彝走廊彝族民间传说中，尊奉神农氏为鼻祖，武陵民族走廊苗族早期的记忆和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有关，保留着和黄帝部落争夺华夏的古老历史……。民族走廊这类传说、记忆大都揭示了一个类似的历史“渊源”：多数族群的族源、祖先都一致性地指向了中原地区早期的炎黄部落。在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边远印象以及仿若荒诞的传说背后，存在某种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机理的扣连：民族走廊中的族群支系在华夏系谱中身处边缘，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沿用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定位，藉此证实其久远的“历史”及华夏身份。

作为偏远的异域，民族走廊未能进入历史书写的主体，其“历史存在”可归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存在于汉文书写的历史当中，主要指那些居住在走廊边缘，邻近汉文化的族群，或是那些历史上曾经与中原王朝交往、接触的族群，它们的历史出现在内地撰修的史志中——通常位于专门的“蛮夷传”之列。第二类无汉文历史记载，但其族群内部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或口传故事，这类族群的存在延传着他们的历史或记忆。第三类为“消失”的族群，它们留给后世的历史仅仅是一些只言片语的传说或故事，而且这些传说、故事附着于第三方的“记忆”中。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戈基人即属此类，他们的故事为川西北羌族部落口口相传——在当地羌人的历史记忆中，其祖先曾经和一种叫作“戈基”的部落发生过战争。三种类型的族群历史层次分明，犹如一个洋葱：表皮层系接近汉区的第一类族群；中间层相当于民族走廊中的第二类族群：最里面的一层则是那些隔绝于汉文化。“遗失”在历史中的第三类族群。

（二）走廊的结构

相对于走廊的历史而言，走廊的结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空间体系。民族走廊内部族际成分繁芜：有散杂的部落组织，有中原王朝的属国，也有独立的“王国”。以宋代的西南地区为例，藏彝走廊内外分立着宋和大理两个强大政权，为走廊内多样性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有部分地区进一步官僚化，并发展成为地方王权，而有些则有若世外桃源，保持与既有国家或自立成国的距离。

概括地讲，地处“蛮夷区”的民族走廊主要涵盖两类区域，羁縻区系主体，此外还有很多蛮夷游离于羁縻统治之外，与王朝之间甚至缺乏名义上的统属关系。在羁縻区内，中原王朝的管辖大多是象征性的，并无实质性的统治。在藏彝走廊，表面上看它在西汉时期就纳入王朝秩序，但是汉朝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其实相当有限，走廊内大大小小的王国与部落林立，它们之间交错分布、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走廊深处地理位置偏僻，内地教化难以到达，彼此言语不通，形成隔阂。以致于在历史上，藏彝走廊一直未能建立“地域性的内部统一”。中原王朝对走廊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虽然历史上几个强大的中原政权，曾试图在走廊内设治，建立机构，进行治理。但其有效管辖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并不持久。常常伴随着王朝势力的盛衰而张弛，乃至失去控制。因此，历史上，民族走廊“国家化”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中原王朝无意或无力实施有效整合，将其纳入管辖范围之类。

从族群属性看，民族走廊似一个“非我族类”的聚合体。中原王朝对其治理、统治从未完全或彻底实现过，甚至对走廊的认识亦远未达到全面或准确的程度，从走廊内族群的名称、称谓足可窥见一斑。

民族走廊聚集着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上人们对其族类划分或认识粗略而模糊。“蛮”、“夷”、“戎”、“狄”等系中原地区统治民族对民族走廊在内周边族群的泛称。在汉文史籍中，先秦时期就有了族群区分的观念和称谓。《竹书纪年》、《尚书》、《诗经》中即出现了“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此类称谓表明，诸夏各国视蛮、夷异族为一个遥远的存在，而且在用语上明显有歧视之意。“戎，禽兽也”，“狄，豺狼之德也”，将戎、狄视为豺狼与禽兽，显然是对他们非华夏、非中原、非中心族别所贴的异类标签。稍后的史书中，对民族走廊、边疆地区蛮夷族群的笼统称谓加上了地理方位的词汇，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武陵蛮”等。《汉书》中陇西郡下还有秦时的狄道、氐道、羌道等针对夷狄的民族型政区设置。从方向性分类到地理位置、民族型政区的族类划分。包含着中原王朝在行政建制与夷夏之分这两套体系下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分类。从羌到羌道、蛮到武陵蛮是王朝对民族走廊土著认知与分类的一个重大转变，与王朝增加和土著的接触，并在新的夷夏秩序中重新定位我者与他者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这些称谓也彰显统治者希图将蛮夷之族由遥远的“化外”之阈纳入“王化”的愿望。

西汉以后，我国史书开启了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专传的优良传统。《史记》开其端，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其后史书皆宗其例，整部二十四史除《陈书》、《北齐书》外，皆有少数民族专传，虽各书立传的范围不同，详略不同，划分的原则亦有异，但一些重要少数民族，尚大体能明其脉络。《史记》较早对藏彝走廊进行了关注，开辟《西南夷列传》一栏，用一个“夷”字概称西南所有族群。而在“夷”的总框架内，记载了夜郎、靡莫、邛都、昆明、巂、筰都、徙、冉駹、白马等数十个族属的状况。

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古代从来没有壁垒森严的民族界限，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区分标准。都归结为一个“礼”字。华夷秩序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族群关系体系，所谓夷、戎、蛮、狄并非确指某一少数民族或族群，而是一个指代或泛称，一个“序”和“礼”的分类系统。诸夏、夷、狄、戎、蛮等概念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在文化生活、典章礼仪方面的差异而己。诸夏与夷狄是地域、血缘上的区别，更是文化生活、耕作方式、政治形态的区别，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意涵。具体言之，凡非中原大地、非农耕社会、非礼教教化，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该思想指导下。以夏变夷，将少数民族“内地化”或“汉化”便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圭臬。

礼仪的正统化是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礼仪、秩序视为王化、正统的标志，王朝国家正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族属的评价，乃至排斥或歧视，与王朝所提倡的礼仪与制度密切相关。和行政体系“内”、“外”之别有内在联系的另一对概念，就是所谓“化内”与“化外”。“化”的本意是声教、教化，亦可引申为文化，因此，化内、化外之别显然是华夷之辨逻辑的延展。其含义更多是指是否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而言。

通过对走廊历史与结构的梳理可知：当人们论及边缘地区的民族走廊时，基本都是在关注国家的整合与王权的建构与运作，其内在的脉络仍是作为中心区域的华夏、中原如何影响，乃至变周边的“蛮夷”为“我类”，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然而，事实未必尽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边缘”“不被国家化”的反面例证。在斯科特看来，生活在东南亚佐米亚（Zomia）崇山峻岭中的高山民族实际是国家政权高压统治的主动逃离者，他们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反文字倾向与族群建构的方式等，都是用以逃避国家的策略。在国内，先生的研究结论与此可谓异曲同工，费先生认为：绝大多数非汉民族不受融合的只有走到汉族所不愿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种的草原和山区。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当然，此类问题换一种角度解读，或别有一番道理，即，封建王朝不一定怀有对边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兴致。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无国家的山区地方”进入抑或逃离国家，而在于进入或逃离的动因、情境、机制及其运作进程。概而言之，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历史资料或历史事件的解读值得商榷。

二、“内地化”尝试：封建王朝的开发与经略

民族走廊的历史表明该区域为历代中原王朝所不熟悉、未完全纳入王化之地，民族走廊的结构显示走廊内曾经存在大大小小上百个王国、部落。虽说边缘族群可通过选择性策略，保留自身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以逃避中原政权“国家化”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拥有经济优势、地缘及地域优势的王朝帝国往往被证实有一种开拓疆域、王化四海、经略“蛮夷”的雄心。

早在战国时期，始皇赢政就开启了拓展疆域，大规模征伐民族走廊“非我族类”的序幕。在南方，开凿灵渠，贯通南岭走廊，开发并设立南海郡、桂林郡，以及象郡，秦朝势力深入到岭南之地。西汉武帝沿袭了这一恢宏策略，开发西南夷。在藏彝走廊及周边区域设置郡县、开发经营。

汉代对藏彝走廊土著首领封以“王”、“侯”、“邑长”，是为羁縻政策之雏形，但真正大规模的羁縻统治始于唐代。所谓羁縻制度就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的一种治理策略，它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的政治统治地位，羁縻机构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承担朝贡义务。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八百五十六个，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各民族地区的联系。藏彝走廊所在的西南地区在初唐七八十年里，少数民族纷纷“内附”、“来降”，唐王朝对该地实施了积极地经略。有唐一代，以羁縻府、州、县这样的民族型政区设置将边疆地区整合进王朝统治中，虽然其统治并不稳固，一些羁縻州府叛服无常，但是唐政府借助此类民族型政区进行社会政治整合的愿望显而易见。政治整合性管理行为强化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互动。

元代在汉唐羁縻政策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土司制度，广泛推行于西南、西北、中南民族走廊地区。明、清沿袭了这一制度，并促使其更加成熟和完善。土司制的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土司职官设置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以明代为例，它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再下一级还有千户、百户，等等。土司一经除授，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

如果说土司制是封建王朝受地理交通条件、自身经济军事实力所限，对民族走廊地区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其后进行的改土归流则是王朝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推进一统化、“国家化”政策的一个战略举措。改土归流表现为裁撤土官、土司，改派流官直接经营，它所体现的不仅是行政体系的变更，更是文化风习、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革新，是中央王朝由间接治理向直接统治的全面过渡。

此外，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推行“国家化”、“一体化”进程中，为加强对边疆民族走廊地区的统治，还设有专职机构或人员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如，秦置典客和典属国，汉设大鸿胪和客曹尚书，隋唐的鸿胪寺卿及礼部之主客司，元朝的宣政院，以及清代为统治蒙古、回部及等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理藩院。这些制度或政策的实施，对保持边疆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极易受到王朝更迭、政局变动的冲击与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羁縻统治到土司制度，再经历改土归流，封建王朝对民族走廊的经略、治理逐步强化。然而，王朝统治者处心积虑开疆拓土，推行“国家化”举措的同时，一种来自走廊内部逃避管理、反控制、反征服的张力亦在增强。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在推行过程中反反复复、时断时续即是一个力证。此外，历史上民族走廊地区，更有许多未被羁縻、管辖的部落、游民，它们也系封建王朝“国家化”策略的“盲点”。

综上，中原王朝统治者锐意进取，积极开发、经略民族走廊地区，对实现王朝统一化进程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统治者推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很显然，这类“国家化”模式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复杂的、缓慢的进程，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此外，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族群关系除具有“合”的倾向性外，还存在“分”的趋势——在民族关系中，由外在的生活处境造就一种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经历一种文化的过程而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形成一种族群间相互分离的向度。正是这种“分”的向度构成了我国民族文化中异质化特征。

有学者把先秦时期中原周边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分为三种类型或模式——殖民模式、土著自动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涉及的地区在国家化程度上是有差别的。该结论亦证实，历史上中原王朝或中原国家素有控制、经略周边区域的雄心和意愿。然而，从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考察，这类雄心却往往难以遂愿。一方面由于走廊过于复杂，地理、气候、民情风俗足以让“征服者”望而却步：“羁縻”意味着边远族类在承认天子统辖权的前提下，保持着自身传统与较大的独立性，对王朝而言，这是一种控驭而非实际控制；受册封土司的离心倾向也明显存在——虽说土司对封建王朝的政治向心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容否认，其社会文化基础“宗族”和“庙宇”即暗含着对抗“国家”的因素。加之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实力消长不定，缺乏经略民族走廊的长远规划，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王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以夏变夷思想使其开发策略自身存在先天不足。

三、“蛮地”的向心力：文化异质与文明“东向”

民族走廊作为民族交往的动脉和族际交流的主要通道，对生活在其中的历史民族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通要道，又可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以求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因此，走廊板块与中原王朝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既接触交往，又有退避、保全自己的倾向。走廊族群内部关系复杂，其文化和社会组织变迁呈多样化向度，相互间的互动更是千姿百态，因此，“内地化”理论失之松懈。“内地化”与“汉化”思维脉络不足以解释我国当前的民族格局，但过于强调历史上走廊内族群对中原王朝“反控制”、“反征服”，以及实施“不被统治的艺术”也非历史原委。作为“蛮夷”之地的民族走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并未导致民族间的离散与分裂，他们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和认同感。

民族走廊不同于内地区域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其内部多元上。在藏彝走廊及其周边区域，从空间上看有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区四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从民族来源看主要有：汉藏语系的汉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民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低、布朗、德昂等民族，这些民族的种类占中华56个民族一半以上。特殊的空间地理环境与多元化的种族来源，造成了走廊内异质程度较高的民族文化图景。走廊地区的地貌通常表现为山川河谷的形式。山区的特点是落后闭塞，交通不便，使来自中原地区文明不同的各民族得以保留下来。在藏彝走廊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有利于物质文化的保存，许多被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称作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同时，走廊中多条南北峡谷通道，自古以来即为西北、西南诸多民族迁徙、交流的要道，形成走廊两侧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迥异的自然生态基础。正因为有保存的条件，才能使民族走廊积淀民族文化，成为历史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沉积地带。各地形成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奇观：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甚至同一支系的人群内部所讲的语言也存在方言和土语的差异，以及各地独特的“语言孤岛”现象。分布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走廊既是我国古代社会民族迁徙、交往的大舞台，同时也是一个保留了各自文化特质的民俗博物馆。

李亦园先生曾指出：“在中原区域中居住的中国民族文化基调中一直有一种容纳、吸收居住于边缘民族的‘主旋律’在发生作用。因此几千年来，整个中国境内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在这一‘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之中而作旋转。”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血统、种族的形态去吸收或统合别族的，而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这个核心和凝聚作用的。李先生所强调的中原民族与边缘民族“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不仅指历史上“夷人”接受汉文化、华夷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是指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文明的一种认同、仰慕与主动学习的心理。在中华民族从分散到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汉族族体，而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国内各民族眼中属于先进水平的，且为大家所景仰的“汉文明”。石硕教授在《文明东向发展史》一书中提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没有成为印度或是其他某个邻国的一部分，也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国家，而恰恰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文明自吐蕃时代以来在地域空间上大体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不断呈现向中原倾斜与靠拢的趋势，并最终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之中。此结论用在解释民族走廊中的文化现象，亦不无道理。走廊内部文化异质性强，积淀深厚，族群部落间不相统属，但他们对中原文明的仰慕、学习心理却异常强烈，甚至不远万里，长途跋涉表达慕义之情。东汉明帝永平年问，居住在藏彝走廊中部白玉、巴塘一带的白狼部落不远万里，到洛阳觐见，并在汉庭演唱颂歌三首：《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表达了偏安走廊一隅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慕义归化之情。

民族走廊少数民族心系华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体现在“蛮夷”与中原族裔共祖同源情结上。藏彝走廊中的彝、白、拉祜等均认为自己先民从河湟地区迁入云南，与西北民族同源。所以，从种族、文化源流看，这类民族是适应固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结合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民族走廊少数民族同根共祖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同胞兄弟观念包含在众多民族的创世史诗当中，是一种起源久远、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据笔者调查，在藏彝走廊东端的四川省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当地藏族群众认为火塘中三个锅庄分别代表着藏族大哥、汉族二哥，以及彝族三弟。藏、汉、彝分别为当地三大世居族群，它们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在云南，彝族创世史诗《查姐》中写道：“阿朴独姆兄妹成亲后，生下了三十六个小娃娃”，“从此各人为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洪水过后，只剩下从忍利恩，他与天神的女儿衬红褒白成婚，并生下三个儿子，“一母生出三种人，三弟兄说三种话，三个民族同祖先。”《史记》华夷诸族共为“炎黄子孙”的记述，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及其走向融合的依据与前提。民族走廊自然历史、文化心理的特点，反映在民族意识中，成为许多民族同源异流的观念，铸就了中华各民族源于炎黄、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这类传说起源久远，在走廊内各民族中广为传扬，体现了民族精神深层中存在的、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对于多元一体民族结构的建立起着促进和指引作用。因此，可以讲，中华民族的一体既表现为文化上的一体，也是基于想象的“种族”、“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于是，炎黄五帝就自然成为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共有始祖。

民族走廊与中原地区在制度化的交往中，亦增强了其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和内向力。历史上风行于西南、西北两地的茶马贸易，是沟通内地与边疆民族走廊重要的物物交换形式。“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古代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茶易马的商贸形式。宋明王朝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茶马交易的官职，并一度将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因此，可以讲，茶马贸易既是中原王朝对民族走廊地区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的输出，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的基本国策。此外，朝贡体系、征调赋役等也是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朝沟通、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朝贡表明一种通行的宗属关系，是中央对四方的一种统治、怀柔政策。我国历史上的朝贡关系是地处走廊深处的族群走出走廊、打破封闭，加强与中央王朝互动往来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土司时期，贡赋数量不多，却具有重要意义，朝贡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

四、封而不闭：远播华夏文明的“国际”走廊

对外国际关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表现在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认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散亦是一系列重要的方面。民族走廊一端连接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另一端连接着华夏广袤疆域之外的异邦诸国，沟通着同样灿烂辉煌的异域文明。民族走廊是一个历史通道，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空间体系，从秦汉起就是联通中原与边疆、中国与世界的国际通道。

在我国古代，南北东西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主要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在西南，藏彝走廊是一条重要的东西方国际走廊，它在沟通南北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互动、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藏彝走廊的四个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其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是北方丝绸之路，其南方出口则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由横断山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并从横断山脉南端西经南亚印巴次大陆伸展到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这条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是西南各族系往返迁徙的重要通衢，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木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同时它也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早期联系的纽带。

西北走廊是我国古代沟通中亚、西亚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北方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地理路线上，它大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当。在西汉，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西交流的商品主要有金器、银器、镜子、稀有动物和皮货、植物、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带动了区域社会的进步。罗马与汉朝两大文明相互吸引，造成古典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路沿途，邦国林立，更有中介波斯，乘势而起。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在我国南方，以南岭走廊为“底层”，存在一条跨越大洋，连接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起点为福建泉州。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来说，海上丝绸之路较陆上丝绸之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元时期，仅福建泉州港就与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着海外贸易。以贺州为核心的桂、粤、湘连接带，历史上曾是中原与西南、岭南以及海外交通的走廊，秦代即已开辟，它北接潇水，出洞庭湖，南接番禺下南海，族群、货物、文化交流频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迄今仍留有大量古迹。借助于岭南走廊的地理交通优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

结语：从边缘-国家到多元-一体

民族走廊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边缘-国家关系。蕴含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多元”，表现为民族的多元，它不仅是民族来源的多元，更是文化、风俗、经济等多方面表现的多元，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多元。民族走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其运作，它们有着不易改变的风习，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中多元化特征。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以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边缘地区进入国家实际表现为一种全方位、复杂的历史进程。在“内地化”或“汉化”模式下，通过经历一系列制度或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并非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中国”的一部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多元’与‘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紧张，正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点，简而言之，是中国社会既在客观上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多样性，又在主观上具有强大的国家认同的凝聚力。”

篇5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J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97-02

地处西北部的陇上（指今甘肃）地区，自古以来既是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又是多种经济、多元文化交流共融的中心，具有显著的地方文化特色，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公共艺术装饰中既影响于多元文化，也体现文化多样共融的特点。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会流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 ①丝绸之路文化、宗教文化、黄河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和交流，使甘肃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为公共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如附近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马家窑彩陶文化；历史事件如张骞、班超出使西域，霍去病北击匈奴等人物故事成为陇原地域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室内外公共艺术建设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当公共艺术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形象外衣、对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名片时，地域文化中的元素符号则成为这个形象外衣的主要形象语言。它一方面彰显和弘扬了地域文化特色，使公共艺术成为地域文化的形象代表；另一方面拓展了地域文化资源的应用范围，使地域文化的展示形式和传达方式得以更新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公共艺术文化创意

陇上地区的特点是多民族杂居、多种共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多种教派在此共处，形成多样传统文化共融的局面。其次，文化遗址和旅游资源丰富。文化遗址和旅游景点是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具有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景观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艺术形式，因其独特的考古价值、风格特征和艺术形式颇具社会影响力，其风格特点为中外公众所熟悉和了解。《遁甲开山图注》亦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彭池、成起皆西士，是伏羲出生处。”仇夷一说为今甘肃陇南仇池山。另外，据《汉书》记载：“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历来被称为“羲皇故里”。伏羲传说及相关的古代朴素的哲学文化成为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被誉为“彩陶之乡”陇上临洮、大地湾遗址孕育着享誉中外的马家窑、辛店、寺洼文化类型，彩陶文化考古和研究为本地蒙上一层传奇和神秘的色彩，丰富的纹饰和多变的器形成为历史学、美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具有非凡的价值意义。在设计创意中，这些公共艺术经常选择现代艺术的抽象语言和形式，把大众熟悉的彩陶内容、符号或信息作为设计元素运用到环境中，关注人文环境的重塑和社会意义。例如在园林建设中，现代设计经常和传统文化元素嫁接使设计变得富有创意、灵活多样而充满生命力。在兰州展园彩陶园中，将彩陶和水景结合构成现代景观富有文化内涵的创意，想象丰富，意趣隽永。

二、旅游资源开发和公共艺术设计共同发展

甘肃省因其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景观多样且文化丰富，至今保存了多样的文化遗址，遗产资源富饶，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开发成为陇上地区发展的特色之一，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公共文化建设的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艺术设计是其建设的关键环节，文化遗址旅游区经常设计一些与古文化相联系的雕塑、壁画，布局在室内外公共场所中，使其具有资源共享的特点，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展示形式。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盛传佛教，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寺观则盛行道教，这些宗教兼民俗文化艺术、社会宗教、研究于一体成为多方研究的对象。这些古迹被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化艺术旅游胜地，其资源成为公众共享的对象。宝贵的窟寺艺术不但丰富了公共艺术设计的内容，而且拓宽了公共艺术设计的思路，增加了文化信息容量，使设计文化品位得以提升。

其次，旅游景观的信息和宗教元素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较为普遍。“马踏飞燕去、天女散花来”，无论在城市广场、公园、街道、河岸、小区的室外设计，还是车站、博物馆的室内、室外公共艺术设计中，受敦煌艺术的影响，敦煌宗教人物和色彩元素在壁画和雕塑中成为装饰的重要视觉内容。例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航天城的广场，就是以敦煌壁画飞天的形象作为广场雕塑的视觉元素，这些形象和信息为大家所熟知，以浪漫、理想、神秘、幻想的手法，将传统艺术融入现代设计并介入现代生活，将现代科技理念与古代的艺术理想结合，通过艺术形象传达现代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观念，在渲染和升华具体的空间氛围起着重要作用。

三、具体的环境条件是公共艺术的设计依据

地域环境决定了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统一和专属性，它有着一个延续渐进、积累沉淀的历史过程，是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支撑起来的地域个性和气质，是民族历史和区域历史文化的综合，也反映了特定区域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等深层结构，体现了特定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出色的公共艺术设计既关注具体的人文环境，又受自然地理空间的制约，根据具体的空间特色进行公共艺术创作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要求。例如兰州市的地理特点是“两山夹一河”，据此特点提出了“山水兰州”、“绿色兰州”、“人文兰州”的建设理念，并逐渐形成了建设“百里黄河风情线”的思路。按照“促进人和自然协调与和谐”的要求，兰州市以黄河40公里为纽带，将公园活动空间、公共绿化、行道绿带和体现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民族文化的景点有序布设，点缀镶嵌在黄河两岸，建成一批文化内涵丰富、自然与人文景点结合的全国最长、面积最大的滨河园林景观。包括《黄河母亲》、《生命之源》、《丝绸古道》等一系列公共雕塑与壁画。例如《黄河母亲》采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充满了地域性的装饰特点，雕塑下基座上刻着源自甘肃彩陶水波纹和鱼纹的原始图案，悠远的历史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用古老的时空表现当代的精神和审美追求，增强了设计的乡土文化气息。而《生命之源》雕塑则运用现代造型手段和语言阐释以马家窑文化代表的文明之始人类对水的敬畏。位于兰州市西关十字街口的公共雕塑《热冬果》，塑造了淳朴的老人、天真的孩子形象。静态的雕塑与匆匆过往的行人形成新与旧的对比，作品通过一个老兰州民俗生活的印象，表达了对渐渐远去的文化缩影的思念。这些富有城市历史、区域特色的意象性符号、标志、色彩等，以巧妙的形式通过公共艺术来记载、提示、纪念或反映历史信息。对传统元素的继承、扬弃的前提是以理解为基础的，风俗文化是历经千百年的积累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文化的价值将会随着新文化内涵的积聚而丰富多姿。“公共艺术与环境的协调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协调，同时还表现为公共艺术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公众在文化精神上的协调和一致。”②所以，艺术家和设计师要善于理解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将其加以消化融入具体的环境，成为公众理解和认可的地域文化语言。

四、结 语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③无论从建筑、都市规划，或者艺术角度来看，时代正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公共艺术。2004年，哈弗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核心结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 ④利用区域文化发展公共艺术不但能够弘扬地域性文化、美化环境，它还蕴涵着促进区域文化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等潜在的宏观价值和意义。梁思成认为：“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⑤这就要求设计者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构想有机结合并努力体察其作品在现实中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把握时代脉搏，发掘传统文化底蕴，做到“古为今用”，突出地域文化特色。黄河中上游地区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但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本地域发展的重要课题。公共艺术的发展正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和挑战，公共艺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设计的种类、形式，还是数量和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提高。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探究设计规律，将传统的文化元素转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语言，既是专业水平高度、深度的问题，又是一个需要开阔眼界和提高认识的过程。目前，甘肃省政府正筹划建设文化大省，着力发展旅游业，这无疑从政策上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孕育了新的契机。

［注释］

①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②孙振华：《公共艺术时代》，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③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