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丝绸之路形成的历史条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掌握汉朝与西亚的经济交往;东汉与大秦的政治交往。

4、丝绸之路

掌握陆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开通的条件、路线和意义;掌握海上丝绸之路的路线和意义。

重点和难点精析

1、陆上丝绸之路

(1)丝绸之路的内涵：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由此西传而得名。

(2)开通的历史条件：①秦汉的统一，中原王朝实力的积聚。②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③西汉丝织业的发展。④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3)开通和维持过程中的重大事件：①张骞两次出使西域。②前60年，西域都护的设置。③西汉末年，中原与西域关系一度中断。④东汉班超经营西域。⑤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波斯湾。

(4)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它是东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交流的通道和桥梁。西域的胡桃、胡瓜、胡葱、胡椒、胡萝卜等作物，罗马的玻璃器皿、中亚的服饰、饮食等物产，西域的乐舞、杂技，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等精神文化产品由此传人中国。两汉之际，佛教也通过丝绸之路传到中国。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海上丝绸之路

(1)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a.秦汉时期，一些商人船舶不惧风浪，很早就往来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b.西汉中后期，汉朝政府派人远航，直抵东南亚和南亚，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2)海上丝绸之路的方向、大致航线与经过地区：a.阅读课本插图《海上丝绸之路》;

b.了解海上丝绸之路从广东沿海港口出发，向西沿海岸线、印支半岛南下，绕过今马来半岛、出马六甲海峡，到孟加拉湾沿岸诸国，最远抵达印度半岛南端和斯里兰卡。

(3)海上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a.加强了中国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扩大了秦汉文化对外的影响。b.从海路沟通了东、西方外交联系，拓展了中国、亚洲濒海地区、欧洲一些国家的外交活动范围。

3、两汉时期中外关系的特征及其原因

特征：①以商贸为主，丝织品在通商中占很大比重，并具有相当程度的单向性。②中外交往以陆路为主，水陆并举。③与亚洲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等地区的国家交流频繁，对东方文化影响大，形成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④中国文明通过丝绸之路开始传人欧洲。⑤中国开始吸收佛教等外来文化。⑥汉代文明先进，对世界影响深远。

原因：①国家统一，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得到发展;②社会经济发展，国力强盛;③丝织、冶铁等技术领先世界;④张骞沟通西域后，开通了丝绸之路;⑤交通发达，两汉政府保护交通的畅通;⑥科技文化成就辉煌;⑦统治阶级比较重视。

师生探究

例1.西汉与西亚欧洲通商关系发展起来的主要条件是()

A.西汉丝织业的发展

B.张骞沟通了与西城的联系

C.甘英到达了波斯湾

D.西汉在西域设西域都护

解析本题答案是B。西汉同西亚和欧洲通商关承发展的前提是丝绸之路的开通，而丝绸之路是在张骞沟通了与西域的联系之后形成的。此题中的A项只是作为对外交往史中的主要物品而出现，而C、D两项都是在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才出现的。

例2.汉代在中外文化交流中输出的主要是()

A.应用性技术B.农作物良种

C.手工业产品D.书画艺术品

解析本题答案是A。汉代在中外交往中输出的主要是应用性技术，例如中国的铁制生产工具输出到朝鲜，铁犁牛耕技术、水利工程技术传到越南并推广，铁器、丝绸和养蚕技术，以及铸铁术、井渠法、造纸术先后西传等。

例3.秦汉时期，中国已走向世界，其主要表现不包括()

A.大秦王安敦派使臣从海道来中国

B.丝绸等技术传播到中亚和欧洲地区

C.甘英出使大秦，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创造了条件

D.中国与欧亚非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

解析本题答案是D。本题为否定式选择题，旨在考查准确掌握基础知识的能力。A、B、C三项符合史实，D项表述有误，因为秦汉时期中国只与欧亚许多国家开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并没有与非洲国家直接开始贸易交往。

秦汉时期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板块小结

民族关系是指国内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对外关系是指中国与外国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别。

民族关系

从民族关系上看，民族交往，特别是经济文化交流有了重大发展，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国家格局形成。秦汉时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的一个重要时期，在春秋战国长期的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统一。秦灭六国，南平越族，北击匈奴，修建长城，加强对边疆的管理，初步奠定了祖国疆域的基础。两汉时期，民族交往频繁。西汉的“和亲”政策和昭君出塞，密切了汉匈关系，张骞和班超先后出使西域，沟通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促进了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汉武帝在西南设置郡县，加强了西南少数民族同中原的联系。边疆各族对开发边疆地区，缔造中华民族历史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注意：各民族间的联系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贸易、战争、和亲、迁徙、招抚、设置特别机构等，但民族间的友好交往，经济上的互补和文化上的相融、认同，一直是推动民族融合的主要动力。

对外关系

篇2

21世纪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大致在古丝绸之路范围之上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东连繁荣的东亚经济圈，西系发达的欧洲经济圈。其建设是这一区域内30亿人口的重大发展机遇，将开启我国向西开放的新格局。在这一新的大战略背景下，地处西部交通通道和重要枢纽的青海省，需对自己的交通战略地位应重新认识，定位于新丝路上的交通经济带。定位于交通经济带，从主观上看，便于合作共赢。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要在和平发展的国际背景下，在融合不同国家利益、实现优势互补、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同时，实现中华民族两个100年的奋斗目标。所以，定位凸显经济，更符合时代要求，更利于市场主体理解、行动。从客观上看，抓住了区位优势。青海省地处我国西部的大通道和交通枢纽上，其定位当然离不开交通。从规律看，符合现代经济特征。在现代交通运输工具条件下，一个区域仅仅简单地只作为贸易路，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作用是有限的。定位交通经济带，就是说青海不仅仅承担贸易路的作用，还与此同时要使交通运输与区域经济系统一体化协同发展。所以，青海定位交通经济带，是为赢得又好又快发展，抓住了天时。定位于交通经济带，青海省具备全部要素，包括区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以工业商贸为主的三次产业、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具体来看，一是具备前提条件———区位优势。青海具备作为新丝路上交通经济带的首要条件，即无法复制的地理位置。“青海道”在古代交通史上地位显著，对中西方经济、文化交流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时，也为现代交通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我国经济发达的东部、南部通往西亚、中亚乃至南亚的大多数国家，从青海通过距离更短、更便捷。所以，青海在新丝路上定位交通经济带，占尽地利优势。二是具备现实基础———交通运输基础设施。青海境内四通八达的公路、铁路、航空等现代交通网络正在形成，运输能力不断提高。打开今天的交通图我们可以看到，古老的“青海道”北路上，227国道、兰新第二双线高速铁路从西宁—张掖并驾齐驱；315国道—215国道、青藏铁路西格段和格敦铁路，从西宁—格尔木—甘肃敦煌。中路109国道、303省道、315国道，青藏铁路西格段和将要开工的格库铁路，联通着西宁—格尔木—新疆喀什和库尔勒。南路唐蕃古道上109国道、青藏铁路，东连北京南接拉萨。我们还看到这里有国道、省道干线公路、出省通道和资源开发、旅游公路构成的“六纵九横二十联”公路网；有到“十二五”末，在东连陇海、北接兰新、西南连接拉萨的基础上，又西通南疆、东南通达成都的快速发展的铁路网；有即将形成的“一主八辅”机场格局；有西气东输的涩宁兰输气管道；有不断完善的能源、水利、通信等基础设施和配套条件。可以说，青海省境内的公路、铁路、航空运输、输电线路、油气管道、通信光缆正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不断延伸，通向东西南北。一个立体交通网络的现代版“青海道”已显山露水。三是具备“增长极”———茁壮成长的三次产业。近些年，作为增长极构成内容的三次产业特别是工业、金融商贸和信息产业茁壮成长。2000年以来，青海省生产总值增长幅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不断优化。青海高新技术开发区、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和海东工业园区快速发展，三大工业园区优势互补，高新技术产业、轻工业、装备制造业更是快速发展，工业增加值占全省的70％。特别是地处青、甘、新、藏四省（区）交汇中心地带的柴达木循环经济试验区，在探索资源富集、生态脆弱地区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四是具备“成长三角区”———迅速发展的大中城市。今天的“青海道”从东向西分布着海东市、西宁市、德令哈市、格尔木市及玉树市，集中了青海境内全部的城市、工业、第三产业和绝大多数人口，是交通经济带建设的重要依托。金融、物流、科技服务、信息与中介、商贸餐饮、房地产、旅游、文化体育、社区服务、商务会展等十大服务业蓬勃发展。一个个城市，作为成长三角区，经济快速发展，人口迅速集中，像一颗颗明珠，把古老的“青海道”装扮得亮丽现代。青海定位新丝路上的交通经济带，是既不脱离交通又不只限于交通的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科学选择，并且是有现实基础的选择。

二、积极建设新丝路上“交通经济带”的主要措施

交通经济带建设的关键，要使经济社会随着走廊功能的发挥而发展，要避免过度依赖交通通道而导致的区域和产业畸形发展，而且积极打造新丝路上的青海交通经济带主要措施，包括区位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以工商贸为主的三次产业结构的优化、沿线分布的经济中心和大中城市的升级。

（一）积极争取进入国家规划

进一步夯实“交通经济带”基础设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又一轮对外开放的大战略。毋庸置疑，国家对“五通”之一的道路联通投资巨大，相应项目落地是各地基础设施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青海省集西部地区、民族地区、高原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于一身，2001年以来，经济连续保持10％以上的增长速度，人民生活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差距在不断拉大。2013年，青海省GDP占全国的0．36％，财政收入的0．28％。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牧民人均纯收入，分别由2000年的第24位、25位，下降至第30位。要乘上与全国同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快车，青海省必须抓住历史机遇，争取国家层面对青海交通经济带定位的认可，使更多的基础设施项目落地，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一要加强舆论工作，通过论坛、新闻媒体、理论研究等渠道，强调青海省在新丝路建设中的交通通道地位，明确国家层面认可青海交通经济带定位的必然性；二要积极争取新丝路上青海交通经济带进入国家规划。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开局之时，牢牢把握区位优势，在自己心中有数的同时，争取青海交通经济带进入国家战略规划，进入大规划；三要积极主动制定青海新丝路交通经济带发展规划，为对接国家规划打好基础，掌握主动权。

（二）切实围绕新丝路交通经济带建设

布局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新格局从站在青海看青海、站在西部看东部，积极转变为站在青海看全国、看亚洲、看全球的全方位视角，重新认识青海在生态、资源、稳定、交通等方面的战略地位，重新布局国土空间开发格局。一是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出发，把无可替代的水资源禀赋和交通地域优势作为着眼点，作为顺应自然规律、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进行科学布局的前提条件；二是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调整空间结构，水往东流、路向西走。即南部、北部以三江源、祁连山为核心，布局生态空间，建设生态保护屏，承担“中华水塔”功能，全力做好生态环境保护；中部以丝绸之路为轴心作为生产空间、生活空间，承担交通通道、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全力做好交通经济带建设。

（三）加快产业结构调整

打造交通经济带的“增长极”调整产业结构，做大做强交通经济带上的“增长极”。一要以开放合作共赢为着眼点，调研新丝路上各国各地需求。立足青海向东看，我们生产力水平相对落后。但是，如果扭过头来向西、向西南看，就会有新的发现。如中亚各国在交通、邮电、纺织、食品、制药、化工、农产品加工、消费品生产、机械制造等行业有引资需求，在农业、沙漠治理、太阳能、环境保护等方面有合作需求；二要梳理出自己绝对优势产业，寻找广泛合作基础。如青海光伏产业占据全国半壁江山，不仅率先打造了国内国际最大规模的光伏电站，而且光伏发电势头一直“领跑”全国，与此同时，光伏制造产业也初步形成了“以硅为主、多元发展、集中布局”的格局，一批重点项目投产，产业链条日趋完整。光伏产业不仅从国内看是我们的优势产业，而且从对中亚各国的合作来说，也是我们的优势产业；三要围绕开放合作，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梳理出自己相对优势，在生产、贸易、旅游、科技、交通运输、能源环保、通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等经济领域，寻找出合作的基础，并且围绕此，促进投资增长、改善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四）积极推进交通经济带城镇化进程

篇3

一、引言

2013年9月我国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制定了“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方针，这是中国政府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重要举措。一方面，丝绸之路经济带地域辽阔，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土地资源和宝贵的旅游资源，但区域自然环境较差，交通不够便利，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区域内贸易及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是最终实现区域经济和中国社会同步发展的关键所在，其中，物力资源和人力资源是最基本的生产要素，而人力资源相比物力资源更具能动性和创新力，并能够调动物力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另一方面，“货币流通”和“贸易畅通”是金融在融通货币和配置资源方面的重要功能体现，区域金融功能的实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有效配置资源、促进贸易流通，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的早日实现。发挥人力资源对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完善区域金融功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路径和内在要求。认清当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情况，预测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对金融人力资源的需求，对我国实施金融人才战略计划、促进金融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交流与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Kletzer&Bandhan（1987）、Rajan&Zingales（1998）、Baldwin（1989）、Svalery& Vlachos（2002）等经济学家对金融促进区域经济带贸易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广泛研究，认为金融具有资金配置的功能，而配置方式决定了国际贸易的交易模式。Rajan、Zingales认为一国的金融发展促进了行业的生产水平，进而影响了该国的对外贸易；Baldwin发现金融发展程度越高，一国在风险品的出口上就更具比较优势；Svalery&Vlachos通过实证分析OECD国家金融发展与比较优势的关系，验证了Baldwin的结论。国内学者徐建军，汪浩瀚（2009）研究认为，金融发展主要通过金融制度、技术创新、资源配置、分散风险和汇率调整等影响国际贸易，是外贸可持续的重要因素。戴卓（2012）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为例分析国际贸易的决定因素，发现金融危机对双边贸易的负面影响较大。

关于人力资源在促进金融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从卢卡斯（1988）将人力资本纳入到内生增长模型开始，就成为一项重要的研究课题。现今，国内外的研究都已经较为成熟。Galor（2001）、Dutta（2005）、Fleisher（2009）认为在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人力资本积累是重要渠道之一。国内学者潘英丽（2007）从现代服务业创造价值的角度分析，认为金融竞争的实质是金融人才的竞争，要创建适合金融人才效能得以发挥的有效激励机制。目前对金融人力资源的研究多集中于现状分析或金融机构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如李全敏（2007）对我国加入WTO以后金融人才市场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发现我国金融人力资源具有素质结构差异明显、行业分布不均衡、总需求量大等突出特点；李江、谢小蓉（2009）认为改革人力资源管理机制是我国商业银行在金融危机后的重要任务，关系到商业银行的国际地位和稳定运行。专门针对金融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研究较少，如李绪红、罗仲星（2009）专门对上海人力资源进行评估和预测，发现金融从业人员结构不合理、单位金融人才效率较低是约束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

目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研究表明，我国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重要时期。王保忠、何炼成（2013）认为金融和贸易是丝绸之路经济一体化的战略路径之一，贸易一体化和金融一体化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阶段和核心问题。何茂春、张冀兵（2013）认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一体化和能源等资源的合理配置都是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面临的战略难题。李忠民、夏德水（2014）对我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基础设施效率研究发现，贸易环境负向变化成为未来该经济带发展的重要问题。

总体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需要解决各种资源和资本的配置问题，从而通过贸易和货币的一体化实现区域一体化的伟大战略构想。研究证明，金融在配置资源、促进贸易方面具有核心作用，而人力资源的低效率配置成为制约区域金融发展的重要原因。因此，本研究拟通过对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现状的分析，对未来经济带发展所需要的金融人力资源进行需求预测，以期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能够得到有效配置，促进该区域金融功能的逐步完善，最终实现“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现状评估

要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未来的人力资源需求做出合理预测，首先应该对该区域当前的人力资源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在了解历史数据的基础上，总结该区域的金融人力资源发展规律，得出客观科学的预测结果。本文根据《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中提出的金融人才发展战略目标，从人才总量、人才结构、人才素质、使用效能四个方面分析丝绸之路经济带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现状。

丝绸之路经济带不仅是在古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延伸形成的一个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也是以亚欧大陆桥等铁路大干线为纽带的经济带（刘育红，2012）。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各省市经济金融发展差异较大，难以形成明确的横向对比，因此分析时将丝绸之路经济带划分为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三个区域：西北段包括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北五省区；西南段包括重庆、四川、云南、广西西南四省区市；中东段包括江苏、安徽、河南三省份1。各段分析数据均由2002年至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金融年鉴》、《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和各省市《区域金融运行报告》及统计年鉴整理得出。

（一）人力资源总量

从业人员是指从事一定社会劳动并取得工资或其他形式劳动报酬的人员，反映了一定时期内该行业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利用情况，是衡量行业人力资源总量的关键指标。由表1可以看出，2001至2004年期间，三个区域金融业从业人员数量都呈现出一定波动。2004年后，各个区域的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都保持了较稳定的增长趋势。2008年金融危机时，西南段出现负增长，西北段增长幅度加大，说明西南段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金融人才向西北部回流。金融危机之后，各区域金融人力资源都呈稳步增长，其中中东部增加幅度最大，呈“√”型增长；西北段增速平稳，西南端增速呈倒U型。

从三个区段的对比来看，虽然中东段只有三个省份，但是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一直都高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总人数，而金融业就业的区域差距是区域金融发展差异较大的重要原因（杨艳琳，2004）。

从金融业从业人员占第三产业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来看，西北段略高于西南段和中东段，原因可能在于不同区域的服务业从业人员规模有所差异，后两者较为相近，说明金融业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同经济发达程度不一定呈正相关，这与李俊（2013）的研究结论一致。为了发挥金融杠杆的作用，就要合理控制金融业在第三产业中的比例。

（二）从业结构

本文对金融人力资源的从业结构从性别结构、所有制结构、行业结构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变化趋势如表2所示。从所有制结构来看，各个区段的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例都呈现出逐渐下降的趋势，说明更多的金融业从业人员选择在非国有金融机构工作，即所有制结构变革推动了就业结构优化。从表2中看出，截至2014年底，中东段的国有金融机构从业人员比重最低，其他两个区段的比重相当，说明应该继续推进西部地区的金融制度改革，调整金融人力资源就业结构。

金融业就业人数的行业结构变化较为明显，体现了金融业从业机构多元化发展趋势。2004年至2008年，三个区段除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之外的金融机构从业人数出现大幅度增长，对比而言，中东段金融人才在除银证保以外其他金融行业就业的比重最高，说明其所在区域金融服务更优，行业就业结构更为合理。此外，西北段这一比重起初低于西南段，在2009年之后反超，表明国家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部署在西北地区成效得以显现。

（三）素质结构

随着金融全球化，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成为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金融人才的素质一般体现为受教育程度的高低，此处用专科以下学历、本科学历、硕士学历、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数占总从业人数比例来衡量个区段金融人才的素质结构。表3根据2009-2015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和《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换算而来。

从表3可以看出，西北段人力资源素质结构弱于西南端及中东段，但总体而言三个区段的金融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都出现一定程度的优化，其中西南段和中东段的学历层次变动较大。

（四）人才效能

人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可以按照边际生产规律确定人力资源的效能，即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通过对各个区段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进行测算，发现西北段人才效能远远低于中东段和西南段，反映了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方面水平较低，其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存在约束（杨万平，2014）。总体来说，三个区段的人才效能水平相对于国际发达区域均较低。如香港2014年的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为103.63（李绪红，2009）），中东段人才效能仅为香港水平的57%。

四、模型分析及数据选取

（一）GM（1，1）模型

目前有关人力资源需求预测的方法有很多，基本上可分为定性和定量两种。定性分析多采用德尔菲法、名义小组等方法；定量分析通常采用多元回归模型、神经网络模型、ARIMA时间序列模型、GM灰色系统模型等方法。区域金融人才需求受经济金融发展水平、政策制度环境等多因素影响，影响因素繁杂，同时现有样本数据少，信息不完整，结合各研究方法特点和适用条件，本研究确定采用GM（1，1）灰色系统模型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该方法既可以弥补统计数据较少的缺陷，也可以避免预测值与实际值误差较大、预测结果过于主观等问题。

GM（1，1）模型通过部分已知的数据，将系统信息抽象的概念量化并模型化，通过模型优化来预测部分未来的数据。其计算过程如下：

（二）数据选取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模型分设两个模型：人力资源需求总量预测模型和人力资源素质结构预测模型。由于GM（1，1）适合小样本预测，且2005年的总量数据波动较大，影响预测结果的可靠性，因此采用2006-2014年的年度数据分别对西北段、西南段和中东段构建需求总量预测模型；采用2009-2014年的年度数据构建素质结构预测模型，分别对三个区段的本科学历从业人员数量、硕士学历从业人员数量、博士从业人员数量进行预测。根据GM（1，1）模型适合短期和中长期预测的特点，模型的预测跨度为2015-2020年2。研究中为了消除不规则变动对预测结果的影响，首先通过弱化缓冲算子生成灰色序列后，运用GTMS3.0软件进行数据预测。

（三）总量预测结果分析

从表6的GM（1，1）模型精度检验结果中可以看出，各区段的灰色发展系数-a均小于0.3，说明可以运用已经建立的GM（1，1）模型进行中长期预测。除中东段的为二级精度等级，其他的检验指标都达到了一级精度等级，表明建模很成功。

从表7的预测结果来看，2015至2020年金融业从业人员总量增长最快的是中东段，以4.239%的增长率领先。综合来看，在“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期间，西南段和中东段金融人才的总量差距在逐渐缩小，而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年增长率为2.6%，加之基数本就偏小，与另外两个区段的金融从业人员总量差距将继续拉大。根据《金融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提出的2011至2020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总量按照年均3.5%的速度增长的战略目标来看，西南段和中东段都满足全国金融发展的趋势，西北段还需要政策支持以达到计划平均增长水平。

（四）结构分析

根据前文所述，高素质金融人才的聚集程度是反映一个地区金融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卢福财、罗瑞荣（2010），因此本文对未来金融人才发展的素质结构趋势进行预测分析，并以此判断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各区段金融发展的程度。表9中，各区段的本科、硕士、博士数量预测模型的灰发展系数-a都小于0.3，表明可以运用灰色预测模型进行中长期预测。各预测模型的均方差比值c和小误差概率p都达到了一级精度等级，平均精度都到达了95%以上，说明模型的预测结果可靠性很高。

从表10的预测结果来看，2015至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的本科学历金融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1.02%、6、67%和9.76%，硕士学历的增长率分别为7.26%、7.28%、10.00%，博士学历的增长率依次为12.48%、10.13%、10.9%。说明未来几年西北段的本科学历、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都要高于西南段和中东段；硕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增长率最高的是中东段，而西南段的各学历金融从业人员的增长速度都较其他两个区段缓慢。

就西部区域来看，西北区段基数小，各个学历层次的金融从业人员数量远远落后于西南段；就全国来看，西北段和西南段与中东段金融人力资源水平有一定差距，尤其是硕士学历和博士学历人数较少，表明西北段和西南段的人才素质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

国家金融人才战略要求2015 年全国金融从业人员中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者所占比重达到6.4%以上，2020 进一步达到9.6%以上。根据上文对各区段的金融人才总量的预测结果分析，2015年西北段、西南段、中东段的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所占比例分别为6.42%、7.63%、14.46%，2020年各区段硕士以上学历从业人员数量所占比例一次为的8.28%、9.16%、19.08%。说明在短期内，西北段和西南段基本上会达到国家平均水平，但是中长期内将略低于国家计划平均水平，需要在“十三五”期间内科学调整人才战略，以促进未来区段内金融业人力资源结构优化发展。

五、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国内三个区段金融人力资源发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运用灰色预测模型，对2015-2020年三个区段金融人力资源需求总量和金融人力资源素质结构进行预测，主要结论如下：

（1）就现状而言，丝绸之路经济带三个区段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不断增长，结构逐渐优化，但单位金融人力资源对金融业增加值的贡献率较低，与国际发达区域贡献率指标差距太大。说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金融人力资源质量有待提高，配置效率较低，制约了金融对经济贸易的促进作用。

（2）预测结果表明，在金融从业人员总量上，西北段依然落后于中东段和西南段。在2020年西北段金融从业人员数量将达到44.6万人，西南段90.54万人，中东段109.29万人，西北仅占期间两个区段的差距达到50%以上。就年均增长率而言，三个区段依次为2.6%、4.003%、6.7%，西北段落后全国3.5%的增长目标。

（3）在金融从业人员素质结构上，到2020年，西北段、西南段和中东段本科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将达到20.32万人、33.91万人和48.83万人；硕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将达到3.13万人、6.44万人、16.64万人；博士学历金融从业人员依次为0.56万人、1.86万人、4.21万人。结果表明，三个区段本科学历人数差距较小，硕士和博士学历人数存在较大差距。

根据上述结论，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丝绸之路经济带肩负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重要使命，积极促成人力资源对生产要素配置的主导作用、完善区域金融功能是实现丝绸之路经济带“贸易畅通”和“货币流通”的基础路径和内在要求。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机遇与挑战并存，应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人才战略，以人才发展带动金融发展，以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发展，形成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具体战略路径。

篇4

关键词：民族走廊；整合；国家化；向心力；国家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681（2013）02-0037-08

“民族走廊”学说既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先生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宏大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对于整合中华民族，尊重各民族个体，对于中华民族的长治久安都是关键。围绕费先生的指导思想，我国民族学界、历史学界，乃至整个人文社科界迅速掀起了一场民族走廊的研究热潮，逐渐形成了藏彝走廊、西北走廊、南岭走廊等几大区域性的研究领地。继而，武陵民族走廊、古苗疆走廊等新概念及论证亦开始进入公众视阈。综合十多年来民族走廊的研究成果，可发现它主要集中在以下几大方面：民族走廊的地理、生态环境与交通研究；民族走廊的历史研究：民族间交往与融合研究；民族文化遗产与走廊经济开发研究；走廊民族政策与制度文化研究；民族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及其特征研究，等等。在细部研究方面，民族走廊少数民族语言、体质、文物、社会结构、风俗习惯、神话传说等也受到一定的关注，试图解决诸如民族的形成、接触、融合、变迁等方面的问题。

从研究模式上看，传统的研究多以族群为单位，以某个民族或村寨入手，缺乏区域研究的整体视角，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人员易受画地为牢的限制，无法相互启迪、形成研究合力。另一方面，人们对民族走廊的研究。往往沿着一种“预期”的模式：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譬如，人们通过关注民族走廊历史上的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此类观点显然过于简单，因为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

以“内地化”或“汉化”模式讨论历史上中原王朝对边缘地区民族走廊的整合是否适当。值得商榷。本文希望沿着这一研究理路继续展开下去，相关的探讨包括：民族走廊如何与作为更高一层级的王朝国家产生关联，如何被王朝国家整合。其效果又如何？与之相对应，历史上一些少数民族、部落群体为何长期游离于王朝国家的统治范围之外，它们的政治向心力、国家认同感如何？……在此基础上，找出民族走廊“成为中国”的进程与缘由，也即，中国建构在民族走廊的拼图，并重新检视已有民族走廊历史书写的“内地化”或“汉化”模式。当然，本文只是对上述问题一种粗浅的研究尝试，以期抛砖引玉，博学之士能将此类研究引向深入。

一、民族走廊的历史和结构

（一）“异域”的历史

民族走廊的历史其实就是与外界接触、交流的过程。在古代社会，交通阻隔、战争、经济发展程度等因素对民族走廊对外交往造成了重要限制，也直接影响到民族走廊历史的书写。由于文献缺载、简略或语焉不详，历史上走廊内的地方王国、部族群落发展缺乏清晰的脉络，很多族群的渊源充满悬疑。一些有着较高文明程度的“蛮夷”及其建立的政权，史料记载莫衷一是，甚至出现名称混淆、史料篡乱的现象。以藏彝走廊为例，由于与汉族父系体系的巨大差异，汉文史籍记载中充满传奇色彩的女国，留给后人一系列悬疑：女国是否有东、西女国之分？东女国的具置何在？史料中几个女国风习类同又当如何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吕思勉、任乃强、王子今、石硕等多位专家学者相继对此类问题进行了研究、考证。他们或驳斥，或补充，新的观点层出不断，然而，至今仍未能形成一种共识性的研究结论。历史上区域性的王国政权尚且如此，对于散杂群落历史的争议更是可想而知。三岩系蜚声藏族史学界的一个不大区域，历史上剽悍的民风及赵尔丰武力征讨使其“恶名”得到最大程度“彰显”。该部落位于川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历史上既不属藏，亦未附汉，直至清末改土归流前，仍是一个“化外野番”。从流传下来的遗风习俗看，三岩人明显不同于周边其他藏族群体，其族属问题已引起不少学者关注，但研究结论同样充满了争议。可见，厘清民族走廊的历史，注定要比其它空间区域复杂得多，亦困难得多。

某种程度上讲，民族走廊与中原王朝的历史进程紧密相连。走廊内众多族群、部落自身无文字记载相传，它们的历史主要靠汉文记载和书写。因此，那些和中原王朝交往、联系的部族、王国最有可能进入内地官修史志当中。相反，那些和外界联系较少的部族，则未能载入汉文历史中，它们或已“失去”历史，其兴衰败亡无从可知，早已湮没于历史的大海。可见，历史上中原王朝不同的经略方式，影响到民族走廊族群历史的“书写”。中原王朝对边疆地区、民族走廊的经营策略大体归为两类：一是积极进取、锐意经略型，比如，汉武帝开发西南夷，抚谕民众，招抚邛、笮、冉等部落，并置县，划归蜀郡统辖。另一类则对边远地区、民族采取消极策略，甚至置之不理。宋太祖玉斧划地图，以大渡河为界，“此外非吾所有”，以达到与大理国“和平相处”，致使北宋时期基本中断了与大渡河西南，乃至边疆地区政权或部族的交流，其实际疆域为我国历代王朝中最小的一个。因此，民族走廊中的王国、部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交往联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们是否拥有自己的“历史”。

当然，如果民族走廊的族群研究不倚重“客观标准”，族源问题不局限于历史文献记载与留存的风俗去追溯、建构不同族称之间关系，把各少数民族当作一种先验的存在的话，其历史或许会是另一番情境：当地民间传说、历史记忆、族群认同无疑也构成了民族走廊的历史拼图。在藏彝走廊彝族民间传说中，尊奉神农氏为鼻祖，武陵民族走廊苗族早期的记忆和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有关，保留着和黄帝部落争夺华夏的古老历史……。民族走廊这类传说、记忆大都揭示了一个类似的历史“渊源”：多数族群的族源、祖先都一致性地指向了中原地区早期的炎黄部落。在这些貌似无关紧要的边远印象以及仿若荒诞的传说背后，存在某种深刻的历史与社会机理的扣连：民族走廊中的族群支系在华夏系谱中身处边缘，跟中原王朝的关系沿用三皇五帝的传说故事定位，藉此证实其久远的“历史”及华夏身份。

作为偏远的异域，民族走廊未能进入历史书写的主体，其“历史存在”可归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存在于汉文书写的历史当中，主要指那些居住在走廊边缘，邻近汉文化的族群，或是那些历史上曾经与中原王朝交往、接触的族群，它们的历史出现在内地撰修的史志中——通常位于专门的“蛮夷传”之列。第二类无汉文历史记载，但其族群内部有着丰富的历史记忆或口传故事，这类族群的存在延传着他们的历史或记忆。第三类为“消失”的族群，它们留给后世的历史仅仅是一些只言片语的传说或故事，而且这些传说、故事附着于第三方的“记忆”中。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戈基人即属此类，他们的故事为川西北羌族部落口口相传——在当地羌人的历史记忆中，其祖先曾经和一种叫作“戈基”的部落发生过战争。三种类型的族群历史层次分明，犹如一个洋葱：表皮层系接近汉区的第一类族群；中间层相当于民族走廊中的第二类族群：最里面的一层则是那些隔绝于汉文化。“遗失”在历史中的第三类族群。

（二）走廊的结构

相对于走廊的历史而言，走廊的结构是一个纷繁复杂的空间体系。民族走廊内部族际成分繁芜：有散杂的部落组织，有中原王朝的属国，也有独立的“王国”。以宋代的西南地区为例，藏彝走廊内外分立着宋和大理两个强大政权，为走廊内多样性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提供了空间，有部分地区进一步官僚化，并发展成为地方王权，而有些则有若世外桃源，保持与既有国家或自立成国的距离。

概括地讲，地处“蛮夷区”的民族走廊主要涵盖两类区域，羁縻区系主体，此外还有很多蛮夷游离于羁縻统治之外，与王朝之间甚至缺乏名义上的统属关系。在羁縻区内，中原王朝的管辖大多是象征性的，并无实质性的统治。在藏彝走廊，表面上看它在西汉时期就纳入王朝秩序，但是汉朝真正能够控制的区域其实相当有限，走廊内大大小小的王国与部落林立，它们之间交错分布、各自为政、不相统属。走廊深处地理位置偏僻，内地教化难以到达，彼此言语不通，形成隔阂。以致于在历史上，藏彝走廊一直未能建立“地域性的内部统一”。中原王朝对走廊的控制更是鞭长莫及，虽然历史上几个强大的中原政权，曾试图在走廊内设治，建立机构，进行治理。但其有效管辖范围非常有限，而且并不持久。常常伴随着王朝势力的盛衰而张弛，乃至失去控制。因此，历史上，民族走廊“国家化”进程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中原王朝无意或无力实施有效整合，将其纳入管辖范围之类。

从族群属性看，民族走廊似一个“非我族类”的聚合体。中原王朝对其治理、统治从未完全或彻底实现过，甚至对走廊的认识亦远未达到全面或准确的程度，从走廊内族群的名称、称谓足可窥见一斑。

民族走廊聚集着众多少数民族，历史上人们对其族类划分或认识粗略而模糊。“蛮”、“夷”、“戎”、“狄”等系中原地区统治民族对民族走廊在内周边族群的泛称。在汉文史籍中，先秦时期就有了族群区分的观念和称谓。《竹书纪年》、《尚书》、《诗经》中即出现了“夷”、“西戎”、“蛮”、“狄”的记载。此类称谓表明，诸夏各国视蛮、夷异族为一个遥远的存在，而且在用语上明显有歧视之意。“戎，禽兽也”，“狄，豺狼之德也”，将戎、狄视为豺狼与禽兽，显然是对他们非华夏、非中原、非中心族别所贴的异类标签。稍后的史书中，对民族走廊、边疆地区蛮夷族群的笼统称谓加上了地理方位的词汇，如“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武陵蛮”等。《汉书》中陇西郡下还有秦时的狄道、氐道、羌道等针对夷狄的民族型政区设置。从方向性分类到地理位置、民族型政区的族类划分。包含着中原王朝在行政建制与夷夏之分这两套体系下对少数民族的认知和分类。从羌到羌道、蛮到武陵蛮是王朝对民族走廊土著认知与分类的一个重大转变，与王朝增加和土著的接触，并在新的夷夏秩序中重新定位我者与他者的历史过程密切相关。这些称谓也彰显统治者希图将蛮夷之族由遥远的“化外”之阈纳入“王化”的愿望。

西汉以后，我国史书开启了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专传的优良传统。《史记》开其端，有《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其后史书皆宗其例，整部二十四史除《陈书》、《北齐书》外，皆有少数民族专传，虽各书立传的范围不同，详略不同，划分的原则亦有异，但一些重要少数民族，尚大体能明其脉络。《史记》较早对藏彝走廊进行了关注，开辟《西南夷列传》一栏，用一个“夷”字概称西南所有族群。而在“夷”的总框架内，记载了夜郎、靡莫、邛都、昆明、巂、筰都、徙、冉駹、白马等数十个族属的状况。

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古代从来没有壁垒森严的民族界限，历史上对少数民族区分标准。都归结为一个“礼”字。华夷秩序是在古代社会条件下产生的一个有理念、有着自身一套比较完备体制的族群关系体系，所谓夷、戎、蛮、狄并非确指某一少数民族或族群，而是一个指代或泛称，一个“序”和“礼”的分类系统。诸夏、夷、狄、戎、蛮等概念的区分，实际上是不同地域人们在文化生活、典章礼仪方面的差异而己。诸夏与夷狄是地域、血缘上的区别，更是文化生活、耕作方式、政治形态的区别，有“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的文化意涵。具体言之，凡非中原大地、非农耕社会、非礼教教化，则不为诸夏而为夷狄。这是一种典型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点，该思想指导下。以夏变夷，将少数民族“内地化”或“汉化”便成为了一种历史的圭臬。

礼仪的正统化是王朝时期国家统治与社会整合最重要的基础之一。礼仪、秩序视为王化、正统的标志，王朝国家正是一种用礼与法的语言来表达的秩序和规范。在古代，中原王朝对周边族属的评价，乃至排斥或歧视，与王朝所提倡的礼仪与制度密切相关。和行政体系“内”、“外”之别有内在联系的另一对概念，就是所谓“化内”与“化外”。“化”的本意是声教、教化，亦可引申为文化，因此，化内、化外之别显然是华夷之辨逻辑的延展。其含义更多是指是否纳入国家权力的控制范围而言。

通过对走廊历史与结构的梳理可知：当人们论及边缘地区的民族走廊时，基本都是在关注国家的整合与王权的建构与运作，其内在的脉络仍是作为中心区域的华夏、中原如何影响，乃至变周边的“蛮夷”为“我类”，视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先验的、不言而喻的进程。然而，事实未必尽然。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在《不被统治的艺术》一书中给出了一个“边缘”“不被国家化”的反面例证。在斯科特看来，生活在东南亚佐米亚（Zomia）崇山峻岭中的高山民族实际是国家政权高压统治的主动逃离者，他们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反文字倾向与族群建构的方式等，都是用以逃避国家的策略。在国内，先生的研究结论与此可谓异曲同工，费先生认为：绝大多数非汉民族不受融合的只有走到汉族所不愿去居住的地方，大多是不宜耕种的草原和山区。有些一直坚持到今天，在中华民族的一体中保留了他们的民族特点，构成多元的格局。当然，此类问题换一种角度解读，或别有一番道理，即，封建王朝不一定怀有对边远地区实施统治的兴致。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这些“无国家的山区地方”进入抑或逃离国家，而在于进入或逃离的动因、情境、机制及其运作进程。概而言之，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历史资料或历史事件的解读值得商榷。

二、“内地化”尝试：封建王朝的开发与经略

民族走廊的历史表明该区域为历代中原王朝所不熟悉、未完全纳入王化之地，民族走廊的结构显示走廊内曾经存在大大小小上百个王国、部落。虽说边缘族群可通过选择性策略，保留自身的生计方式、社会组织，以逃避中原政权“国家化”的影响。但毋庸置疑，拥有经济优势、地缘及地域优势的王朝帝国往往被证实有一种开拓疆域、王化四海、经略“蛮夷”的雄心。

早在战国时期，始皇赢政就开启了拓展疆域，大规模征伐民族走廊“非我族类”的序幕。在南方，开凿灵渠，贯通南岭走廊，开发并设立南海郡、桂林郡，以及象郡，秦朝势力深入到岭南之地。西汉武帝沿袭了这一恢宏策略，开发西南夷。在藏彝走廊及周边区域设置郡县、开发经营。

汉代对藏彝走廊土著首领封以“王”、“侯”、“邑长”，是为羁縻政策之雏形，但真正大规模的羁縻统治始于唐代。所谓羁縻制度就是封建王朝在民族地区“树其酋长，使自镇抚”的一种治理策略，它保留少数民族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承认其酋长、首领的政治统治地位，羁縻机构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承担朝贡义务。唐朝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先后设立羁縻府、州、县八百五十六个，加强了中央王朝同各民族地区的联系。藏彝走廊所在的西南地区在初唐七八十年里，少数民族纷纷“内附”、“来降”，唐王朝对该地实施了积极地经略。有唐一代，以羁縻府、州、县这样的民族型政区设置将边疆地区整合进王朝统治中，虽然其统治并不稳固，一些羁縻州府叛服无常，但是唐政府借助此类民族型政区进行社会政治整合的愿望显而易见。政治整合性管理行为强化了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之间经济文化上的联系，从而形成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互动。

元代在汉唐羁縻政策基础之上，逐步形成了土司制度，广泛推行于西南、西北、中南民族走廊地区。明、清沿袭了这一制度，并促使其更加成熟和完善。土司制的实质是以土官治土民。土司职官设置在全国范围内大体相同，以明代为例，它分为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等，再下一级还有千户、百户，等等。土司一经除授，朝廷即赐予诰敕、印章及冠带等信物，作为朝廷命官的凭证。

如果说土司制是封建王朝受地理交通条件、自身经济军事实力所限，对民族走廊地区采取的一种权宜之计的话，那么其后进行的改土归流则是王朝国家加强中央集权，推进一统化、“国家化”政策的一个战略举措。改土归流表现为裁撤土官、土司，改派流官直接经营，它所体现的不仅是行政体系的变更，更是文化风习、教育制度等一系列思想观念的革新，是中央王朝由间接治理向直接统治的全面过渡。

此外，在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在推行“国家化”、“一体化”进程中，为加强对边疆民族走廊地区的统治，还设有专职机构或人员处理边疆民族事务。如，秦置典客和典属国，汉设大鸿胪和客曹尚书，隋唐的鸿胪寺卿及礼部之主客司，元朝的宣政院，以及清代为统治蒙古、回部及等少数民族而设置的理藩院。这些制度或政策的实施，对保持边疆稳定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也极易受到王朝更迭、政局变动的冲击与影响。

从历史发展的脉络看，羁縻统治到土司制度，再经历改土归流，封建王朝对民族走廊的经略、治理逐步强化。然而，王朝统治者处心积虑开疆拓土，推行“国家化”举措的同时，一种来自走廊内部逃避管理、反控制、反征服的张力亦在增强。土司制度以及改土归流在推行过程中反反复复、时断时续即是一个力证。此外，历史上民族走廊地区，更有许多未被羁縻、管辖的部落、游民，它们也系封建王朝“国家化”策略的“盲点”。

综上，中原王朝统治者锐意进取，积极开发、经略民族走廊地区，对实现王朝统一化进程有一定的实践意义。统治者推行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改土归流等重大制度和事件，在“内地化”或者“汉化”模式下展开，认为经历这些制度与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就自然而然成为了华夏的“中国”。很显然，这类“国家化”模式难以达到“预期”目的——边缘地区进入国家为一种复杂的、缓慢的进程，中国是一个在不同时期用不同的方式整合各个地区的结果，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此外，在我国历史发展中。族群关系除具有“合”的倾向性外，还存在“分”的趋势——在民族关系中，由外在的生活处境造就一种天然的差异，这种差异经历一种文化的过程而不断得到自我强化。形成一种族群间相互分离的向度。正是这种“分”的向度构成了我国民族文化中异质化特征。

有学者把先秦时期中原周边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分为三种类型或模式——殖民模式、土著自动模式和浅层控制模式，这三种模式涉及的地区在国家化程度上是有差别的。该结论亦证实，历史上中原王朝或中原国家素有控制、经略周边区域的雄心和意愿。然而，从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考察，这类雄心却往往难以遂愿。一方面由于走廊过于复杂，地理、气候、民情风俗足以让“征服者”望而却步：“羁縻”意味着边远族类在承认天子统辖权的前提下，保持着自身传统与较大的独立性，对王朝而言，这是一种控驭而非实际控制；受册封土司的离心倾向也明显存在——虽说土司对封建王朝的政治向心力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占据主导地位，但不容否认，其社会文化基础“宗族”和“庙宇”即暗含着对抗“国家”的因素。加之中原政权更迭频繁，实力消长不定，缺乏经略民族走廊的长远规划，更为重要的还在于，王朝统治者根深蒂固的华夷之别、以夏变夷思想使其开发策略自身存在先天不足。

三、“蛮地”的向心力：文化异质与文明“东向”

民族走廊作为民族交往的动脉和族际交流的主要通道，对生活在其中的历史民族而言，既有山水交通之便，又有山水屏障之用；既可为迁徙、流动的交通要道，又可为退避、封锁的庇护地，以求民族及其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因此，走廊板块与中原王朝在上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结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既接触交往，又有退避、保全自己的倾向。走廊族群内部关系复杂，其文化和社会组织变迁呈多样化向度，相互间的互动更是千姿百态，因此，“内地化”理论失之松懈。“内地化”与“汉化”思维脉络不足以解释我国当前的民族格局，但过于强调历史上走廊内族群对中原王朝“反控制”、“反征服”，以及实施“不被统治的艺术”也非历史原委。作为“蛮夷”之地的民族走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并未导致民族间的离散与分裂，他们对中华民族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有着强烈的内聚力和认同感。

民族走廊不同于内地区域一个显著的特征在其内部多元上。在藏彝走廊及其周边区域，从空间上看有四川盆地、云贵高原、川西高原、横断山区四个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从民族来源看主要有：汉藏语系的汉族、藏缅语族、壮侗语族和苗瑶语族的民族，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低、布朗、德昂等民族，这些民族的种类占中华56个民族一半以上。特殊的空间地理环境与多元化的种族来源，造成了走廊内异质程度较高的民族文化图景。走廊地区的地貌通常表现为山川河谷的形式。山区的特点是落后闭塞，交通不便，使来自中原地区文明不同的各民族得以保留下来。在藏彝走廊内部，自然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造成了一个个独立的文化单元，有利于物质文化的保存，许多被民族学家、人类学家称作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同时，走廊中多条南北峡谷通道，自古以来即为西北、西南诸多民族迁徙、交流的要道，形成走廊两侧的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制度迥异的自然生态基础。正因为有保存的条件，才能使民族走廊积淀民族文化，成为历史文化多样性与复杂性的沉积地带。各地形成了许多有趣的文化奇观：所谓“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每条沟有自己的习俗，每条沟有自己的土话”，甚至同一支系的人群内部所讲的语言也存在方言和土语的差异，以及各地独特的“语言孤岛”现象。分布于边疆地区的民族走廊既是我国古代社会民族迁徙、交往的大舞台，同时也是一个保留了各自文化特质的民俗博物馆。

李亦园先生曾指出：“在中原区域中居住的中国民族文化基调中一直有一种容纳、吸收居住于边缘民族的‘主旋律’在发生作用。因此几千年来，整个中国境内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是在这一‘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之中而作旋转。”汉族建立的中原政权在历史上并不是以血统、种族的形态去吸收或统合别族的，而是以发挥“文化”或“文明”影响的方式来起到这个核心和凝聚作用的。李先生所强调的中原民族与边缘民族“融于一体”的“主旋律”不仅指历史上“夷人”接受汉文化、华夷之间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更是指边缘族群对中原华夏文明的一种认同、仰慕与主动学习的心理。在中华民族从分散到一体的形成过程中，起凝聚作用的不是汉族族体，而是以汉族为代表的在当时国内各民族眼中属于先进水平的，且为大家所景仰的“汉文明”。石硕教授在《文明东向发展史》一书中提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既没有成为印度或是其他某个邻国的一部分，也没有发展成一个独立国家，而恰恰最终成为了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原因在于文明自吐蕃时代以来在地域空间上大体采取了一种东向发展的轨迹，不断呈现向中原倾斜与靠拢的趋势，并最终被纳入中原文明体系之中。此结论用在解释民族走廊中的文化现象，亦不无道理。走廊内部文化异质性强，积淀深厚，族群部落间不相统属，但他们对中原文明的仰慕、学习心理却异常强烈，甚至不远万里，长途跋涉表达慕义之情。东汉明帝永平年问，居住在藏彝走廊中部白玉、巴塘一带的白狼部落不远万里，到洛阳觐见，并在汉庭演唱颂歌三首：《远夷乐德歌》、《远夷慕德歌》和《远夷怀德歌》，表达了偏安走廊一隅少数民族对中原王朝的慕义归化之情。

民族走廊少数民族心系华夏，对中原文化的认同也体现在“蛮夷”与中原族裔共祖同源情结上。藏彝走廊中的彝、白、拉祜等均认为自己先民从河湟地区迁入云南，与西北民族同源。所以，从种族、文化源流看，这类民族是适应固有的自然、历史条件而结合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结构中的。民族走廊少数民族同根共祖的观念，以及由此而生发的同胞兄弟观念包含在众多民族的创世史诗当中，是一种起源久远、根深蒂固的观念。根据笔者调查，在藏彝走廊东端的四川省石棉县蟹螺藏族乡，当地藏族群众认为火塘中三个锅庄分别代表着藏族大哥、汉族二哥，以及彝族三弟。藏、汉、彝分别为当地三大世居族群，它们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一种平等、和睦的关系。在云南，彝族创世史诗《查姐》中写道：“阿朴独姆兄妹成亲后，生下了三十六个小娃娃”，“从此各人为一族，三十六族分天下；三十六族常来往，和睦相处是一家”。纳西族创世史诗《崇搬图》中也有类似的情节：洪水过后，只剩下从忍利恩，他与天神的女儿衬红褒白成婚，并生下三个儿子，“一母生出三种人，三弟兄说三种话，三个民族同祖先。”《史记》华夷诸族共为“炎黄子孙”的记述，成为中华民族不可分离及其走向融合的依据与前提。民族走廊自然历史、文化心理的特点，反映在民族意识中，成为许多民族同源异流的观念，铸就了中华各民族源于炎黄、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这类传说起源久远，在走廊内各民族中广为传扬，体现了民族精神深层中存在的、中华各民族同根共祖的意识。这种意识对于各民族的相互认同，对于多元一体民族结构的建立起着促进和指引作用。因此，可以讲，中华民族的一体既表现为文化上的一体，也是基于想象的“种族”、“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于是，炎黄五帝就自然成为了许多少数民族的共有始祖。

民族走廊与中原地区在制度化的交往中，亦增强了其对中原文明的认同感和内向力。历史上风行于西南、西北两地的茶马贸易，是沟通内地与边疆民族走廊重要的物物交换形式。“茶马互市”起源于唐、宋，是古代中原与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以茶易马的商贸形式。宋明王朝还专门设立了管理茶马交易的官职，并一度将茶马交易作为“军国大政的基本国策”。因此，可以讲，茶马贸易既是中原王朝对民族走廊地区物质文化、生活方式的输出，也是关系到国家安全、民族团结的基本国策。此外，朝贡体系、征调赋役等也是地方社会与封建王朝沟通、交往的一种重要形式。朝贡表明一种通行的宗属关系，是中央对四方的一种统治、怀柔政策。我国历史上的朝贡关系是地处走廊深处的族群走出走廊、打破封闭，加强与中央王朝互动往来的一种重要形式。在土司时期，贡赋数量不多，却具有重要意义，朝贡象征着土司对中央王朝的臣服；纳赋意味着土司地区归属中央王朝的版籍。

四、封而不闭：远播华夏文明的“国际”走廊

对外国际关系是促成中华民族内部大认同的最根本的外部因素。表现在政治意义上的“中华民族”整体意识认同，在经济、文化等领域扩散亦是一系列重要的方面。民族走廊一端连接着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原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根源和主干，另一端连接着华夏广袤疆域之外的异邦诸国，沟通着同样灿烂辉煌的异域文明。民族走廊是一个历史通道，一个开放的、流动的空间体系，从秦汉起就是联通中原与边疆、中国与世界的国际通道。

在我国古代，南北东西文化以至族群的交流互动，主要是通过北方丝路和南方丝路进行的。在西南，藏彝走廊是一条重要的东西方国际走廊，它在沟通南北丝绸之路，中外文化互动、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藏彝走廊的四个方向都有对外联系的通道，其南北两端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最重要的国际文化交流的进出口。藏彝走廊的北方出口是北方丝绸之路，其南方出口则是南方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由横断山向南，一直延伸到中南半岛，并从横断山脉南端西经南亚印巴次大陆伸展到中亚、西亚和东地中海地区。这条丝绸之路形成于2000多年前，是西南各族系往返迁徙的重要通衢，古蜀文化对西南民族的整合，基木上就是沿着南方丝绸之路展开的，同时它也是中印两大文明古国早期联系的纽带。

西北走廊是我国古代沟通中亚、西亚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北方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地理路线上，它大体与西北民族走廊相当。在西汉，形成了以长安（今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西交流的商品主要有金器、银器、镜子、稀有动物和皮货、植物、药材、香料、珠宝首饰等。北方丝绸之路的开辟，有力地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也带动了区域社会的进步。罗马与汉朝两大文明相互吸引，造成古典丝绸之路的繁荣，商路沿途，邦国林立，更有中介波斯，乘势而起。

海上丝绸之路是陆上丝绸之路的延伸，在我国南方，以南岭走廊为“底层”，存在一条跨越大洋，连接中外的海上丝绸之路，又名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起点为福建泉州。从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广泛性来说，海上丝绸之路较陆上丝绸之路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元时期，仅福建泉州港就与世界七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着海外贸易。以贺州为核心的桂、粤、湘连接带，历史上曾是中原与西南、岭南以及海外交通的走廊，秦代即已开辟，它北接潇水，出洞庭湖，南接番禺下南海，族群、货物、文化交流频繁，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部分。迄今仍留有大量古迹。借助于岭南走廊的地理交通优势，古代海上丝绸之路将东南亚、南亚广大地区星罗棋布的邦国织在一起，以中国为核心组成一个海上贸易网。

结语：从边缘-国家到多元-一体

民族走廊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边缘-国家关系。蕴含着中华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程。中华民族的“多元”，表现为民族的多元，它不仅是民族来源的多元，更是文化、风俗、经济等多方面表现的多元，其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多元。民族走廊存在多个有自己文字、礼仪与政治架构的王权及其运作，它们有着不易改变的风习，体现了中华民族一体中多元化特征。而民族走廊的历史进程以及空间结构显然并未沿着一种预期的整合模式，边缘地区进入国家实际表现为一种全方位、复杂的历史进程。在“内地化”或“汉化”模式下，通过经历一系列制度或事件，作为“异域”的民族走廊，并非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华夏“中国”的一部分。正如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多元’与‘一体’在某种程度上的对立紧张，正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结构性特点，简而言之，是中国社会既在客观上保持一定程度的文化多样性，又在主观上具有强大的国家认同的凝聚力。”

篇5

［关键词］公共艺术设计；地域文化；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J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20-0097-02

地处西北部的陇上（指今甘肃）地区，自古以来既是内外交通的重要枢纽，又是多种经济、多元文化交流共融的中心，具有显著的地方文化特色，在城市文化建设和公共艺术装饰中既影响于多元文化，也体现文化多样共融的特点。季羡林先生曾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而这四个文化体系会流的地方只有敦煌和新疆。” ①丝绸之路文化、宗教文化、黄河文化、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和交流，使甘肃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为公共艺术设计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如附近的敦煌莫高窟、榆林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炳灵寺石窟和马家窑彩陶文化；历史事件如张骞、班超出使西域，霍去病北击匈奴等人物故事成为陇原地域文化的精神财富，也成为室内外公共艺术建设的重要题材和内容。当公共艺术成为城市公共空间的形象外衣、对外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名片时，地域文化中的元素符号则成为这个形象外衣的主要形象语言。它一方面彰显和弘扬了地域文化特色，使公共艺术成为地域文化的形象代表；另一方面拓展了地域文化资源的应用范围，使地域文化的展示形式和传达方式得以更新并赋予了新的内涵。

一、传统文化基础上的公共艺术文化创意

陇上地区的特点是多民族杂居、多种共存，佛教、藏传佛教、道教多种教派在此共处，形成多样传统文化共融的局面。其次，文化遗址和旅游资源丰富。文化遗址和旅游景点是公共环境的一部分，具有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景观性和人文性的特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景观艺术形式，因其独特的考古价值、风格特征和艺术形式颇具社会影响力，其风格特点为中外公众所熟悉和了解。《遁甲开山图注》亦云：“仇夷山，四面绝立。彭池、成起皆西士，是伏羲出生处。”仇夷一说为今甘肃陇南仇池山。另外，据《汉书》记载：“成纪属汉阳郡，汉阳郡即天水郡也。古帝伏羲氏所生之地。”所以，天水历来被称为“羲皇故里”。伏羲传说及相关的古代朴素的哲学文化成为华夏文明发展的重要基础。被誉为“彩陶之乡”陇上临洮、大地湾遗址孕育着享誉中外的马家窑、辛店、寺洼文化类型，彩陶文化考古和研究为本地蒙上一层传奇和神秘的色彩，丰富的纹饰和多变的器形成为历史学、美学、经济学等多学科研究的对象，具有非凡的价值意义。在设计创意中，这些公共艺术经常选择现代艺术的抽象语言和形式，把大众熟悉的彩陶内容、符号或信息作为设计元素运用到环境中，关注人文环境的重塑和社会意义。例如在园林建设中，现代设计经常和传统文化元素嫁接使设计变得富有创意、灵活多样而充满生命力。在兰州展园彩陶园中，将彩陶和水景结合构成现代景观富有文化内涵的创意，想象丰富，意趣隽永。

二、旅游资源开发和公共艺术设计共同发展

甘肃省因其独特的自然历史条件，景观多样且文化丰富，至今保存了多样的文化遗址，遗产资源富饶，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旅游资源。旅游资源开发成为陇上地区发展的特色之一，旅游业的发展必然要求公共文化建设的提升，公共服务和公共艺术设计是其建设的关键环节，文化遗址旅游区经常设计一些与古文化相联系的雕塑、壁画，布局在室内外公共场所中，使其具有资源共享的特点，成为公共艺术的一种展示形式。莫高窟和天水麦积山石窟艺术盛传佛教，兰州附近的兴隆山寺观则盛行道教，这些宗教兼民俗文化艺术、社会宗教、研究于一体成为多方研究的对象。这些古迹被发展成为享誉中外的文化艺术旅游胜地，其资源成为公众共享的对象。宝贵的窟寺艺术不但丰富了公共艺术设计的内容，而且拓宽了公共艺术设计的思路，增加了文化信息容量，使设计文化品位得以提升。

其次，旅游景观的信息和宗教元素在公共艺术设计中的运用较为普遍。“马踏飞燕去、天女散花来”，无论在城市广场、公园、街道、河岸、小区的室外设计，还是车站、博物馆的室内、室外公共艺术设计中，受敦煌艺术的影响，敦煌宗教人物和色彩元素在壁画和雕塑中成为装饰的重要视觉内容。例如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风航天城的广场，就是以敦煌壁画飞天的形象作为广场雕塑的视觉元素，这些形象和信息为大家所熟知，以浪漫、理想、神秘、幻想的手法，将传统艺术融入现代设计并介入现代生活，将现代科技理念与古代的艺术理想结合，通过艺术形象传达现代的文化思想和艺术观念，在渲染和升华具体的空间氛围起着重要作用。

三、具体的环境条件是公共艺术的设计依据

地域环境决定了风土人情和文化的统一和专属性，它有着一个延续渐进、积累沉淀的历史过程，是用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支撑起来的地域个性和气质，是民族历史和区域历史文化的综合，也反映了特定区域民众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等深层结构，体现了特定的人际关系和价值体系。出色的公共艺术设计既关注具体的人文环境，又受自然地理空间的制约，根据具体的空间特色进行公共艺术创作是环境艺术设计的基本要求。例如兰州市的地理特点是“两山夹一河”，据此特点提出了“山水兰州”、“绿色兰州”、“人文兰州”的建设理念，并逐渐形成了建设“百里黄河风情线”的思路。按照“促进人和自然协调与和谐”的要求，兰州市以黄河40公里为纽带，将公园活动空间、公共绿化、行道绿带和体现丝绸之路文化、黄河文化、民族文化的景点有序布设，点缀镶嵌在黄河两岸，建成一批文化内涵丰富、自然与人文景点结合的全国最长、面积最大的滨河园林景观。包括《黄河母亲》、《生命之源》、《丝绸古道》等一系列公共雕塑与壁画。例如《黄河母亲》采用象征、寓意的手法，充满了地域性的装饰特点，雕塑下基座上刻着源自甘肃彩陶水波纹和鱼纹的原始图案，悠远的历史文化与现代设计结合，用古老的时空表现当代的精神和审美追求，增强了设计的乡土文化气息。而《生命之源》雕塑则运用现代造型手段和语言阐释以马家窑文化代表的文明之始人类对水的敬畏。位于兰州市西关十字街口的公共雕塑《热冬果》，塑造了淳朴的老人、天真的孩子形象。静态的雕塑与匆匆过往的行人形成新与旧的对比，作品通过一个老兰州民俗生活的印象，表达了对渐渐远去的文化缩影的思念。这些富有城市历史、区域特色的意象性符号、标志、色彩等，以巧妙的形式通过公共艺术来记载、提示、纪念或反映历史信息。对传统元素的继承、扬弃的前提是以理解为基础的，风俗文化是历经千百年的积累而形成的，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文化的价值将会随着新文化内涵的积聚而丰富多姿。“公共艺术与环境的协调不仅仅是视觉上的协调，同时还表现为公共艺术与生活在这个环境中的公众在文化精神上的协调和一致。”②所以，艺术家和设计师要善于理解这种深厚的地域文化特色，将其加以消化融入具体的环境，成为公众理解和认可的地域文化语言。

四、结 语

刘勰《文心雕龙・时序》云：“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故知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③无论从建筑、都市规划，或者艺术角度来看，时代正逐渐将注意力转向公共艺术。2004年，哈弗大学的一项研究报告得出核心结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心正向文化积累厚重的城市转移。” ④利用区域文化发展公共艺术不但能够弘扬地域性文化、美化环境，它还蕴涵着促进区域文化经济、构建和谐社会等潜在的宏观价值和意义。梁思成认为：“如同语言和文学一样，为了同样的需要，为了解决同样的问题，乃至为了表达同样的情感，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时代是可以各自用自己的‘词汇’和‘文法’来处理它们的。”⑤这就要求设计者能够将传统与现代的观念构想有机结合并努力体察其作品在现实中对人们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把握时代脉搏，发掘传统文化底蕴，做到“古为今用”，突出地域文化特色。黄河中上游地区作为人类文明的发祥地，在经济条件相对落后，但传统文化资源丰富的现实条件下，如何发挥文化资源优势，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繁荣，彰显地域文化特色，成为本地域发展的重要课题。公共艺术的发展正面临着很大的机遇和挑战，公共艺术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无论是设计的种类、形式，还是数量和质量还需要进一步拓展和提高。从艺术设计的角度，探究设计规律，将传统的文化元素转为公共艺术设计的语言，既是专业水平高度、深度的问题，又是一个需要开阔眼界和提高认识的过程。目前，甘肃省政府正筹划建设文化大省，着力发展旅游业，这无疑从政策上为公共艺术的发展孕育了新的契机。

［注释］

①季羡林：《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红旗》，1986年第3期。

②孙振华：《公共艺术时代》，江苏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

③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篇6

工艺美术就是美化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术。又可称为实用工艺，一般是指在造型和外观上具有审美价值，与人类的生活用品或生活环境相关的一类工艺美术品的总称。工艺美术直接受到物质材料和生产技术的制约，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和民族特色。主要包括三大类：一类是经过艺术处理的日常生活实用品，如漂亮的绣花枕套、精致的被面床单、美观的玻璃器皿等，这些用品多是以实用为主，装饰为辅，或者说，它们是在实用的基础上兼有观赏的功能。另一类是民间工艺美术品，如竹编器件、草编器件、蜡染织物、泥塑、木雕、剪纸等，它们采用的原材料一般比较低廉，工艺比较简单，价格也比较便宜，既可供实用，又可供观赏。再一类是特种工艺美术品，如景泰蓝器皿、象牙雕刻、瓷器玉雕等，它们采用的原材料比较珍贵，工艺非常精细，价格也比较昂贵，主要供观赏和珍藏之用，这些特种工艺品实际上已经不具有实用价值，其主要价值集中体现在审美和艺术上。

中国目前有各种与它混用的相关概念。例如，最早采用的实用美术或应用美术一词，含义过于广泛；图案或设计一词只是指意匠而言，未能体现工艺制作；工业设计是指现代材料、现代技术的大工业生产的美术；特种工艺则是指材料贵重、加工复杂的传统手工艺而言。

二、工艺美术的用途

工艺美术既是一种物质生产，也是一种精神生产，具有物质的和精神的双重属性，并直接为人们的生活服务。这是它在艺术领域中区别其他艺术的根本点。

工艺美术创作，包括设计和制作两个过程；即它不只是纸面上的美的图案，而且要通过工艺材料，制成具体的物质成品。正是对于生活用品和生活环境的美术加工，所以它的物质功能是第一的，基本的；美观则是第二的，从属的。在历史发展中，有的工艺美术品种已渐渐脱离实用而成为纯粹欣赏品，按其艺术本质说，它已脱离工艺美术范畴而成为纯艺术。

工艺美术从用途分，有生活日用品和装饰欣赏品；从制作分，有手工制作和机器生产，包括现代电子生产；从材料分，有陶瓷、金工、木工、漆器、染织等；从时代分，则有传统工艺和现代工艺等。

三、 工艺美术的内容及形式

工艺美术的内容包括两个方面：由生活实用所规范的功能条件，由审美要求所体现的美的内容。工艺美术侧重表现美好的、积极的和肯定的题材。工艺美术主要是通过把握人们的精神世界，以表现出特定的情趣、格调等生活趣味和精神面貌。

工艺美术也同样具有两个方面的表现形式:符合生活使用功能要求的基本型；表现审美要求的外在型。这种外在形式受功能要求制约，通常是以造型、色彩、装饰三因素来体现。造型是以基本型为基础的外在形式，一切工艺美术种类，造型是最主要的；色彩是以工艺材料或附加材料来体现，色彩具有重要的精神影响和艺术表现力，但是没有造型，也就没有色彩；装饰是为了加强艺术效果的一种手段，优秀的装饰不是附加物，而工艺美术的美，也并不完全取决于装饰的有无。

四、工艺美术的表现手法

工艺美术的表现手法，由于要服从实用的要求，受功能条件的局限，所以，一般不宜采用对客观物象的描写，而以表现为主。通常是充分运用形式感，体现其特定的审美意识、情趣和艺术格调。而这种体现往往是比较含混的，非具象的。因而，工艺美术不只经常采用表号、象征、比拟、寓意、联想等多种手法，而且要利用人们在生活中对于形式的体验、积渐形成的审美心理和情感反映。

五、中国工艺美术发展脉络

中国工艺美术的历史呈现着清晰的发展脉络。

古代工艺美术是中国人民为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采用各种物质材料和工艺技术所创造的人工造物的总称。它是中华民族造型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体现了工艺美术的一般本质特征，在内涵和形式上保持着实用性与审美性的统一，又显示了中华民族文化自身所具有的鲜明个性。中国工艺美术以其悠久的历史、别具一格的风范、高超精湛的技艺和丰富多样的形态，为整个人类的文化创造史谱写了充满智慧和灵性之光的一章。

以实用为主体的民间工艺美术和以观赏为主体的宫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艺美术体系。它们作为在不同社会环境和条件下生长发展起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两种工艺文化形态，有着不同的生产方式、组织结构、功用目的和美学特征。民间工艺美术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家庭手工业，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着满足生产者自身的需要。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使民间工艺美术产品完满地体现了实用、审美一体的基本原则，具有朴质、刚健、明快的品质。宫廷及文人士大夫工艺产生于官营或私营手工业作坊之中，迎合贵族和文人阶层的需要和趣味，因而侧重于显示观念意蕴和追求观赏把玩价值，推崇精雕细刻、矫饰奇巧。

近年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事业的发展也对工艺美术的发展起到了提升和促进作用。部分民间工艺美术技艺已上升到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范畴，对于工艺美术保护的内容也已包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这些都为工艺美术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好环境。

篇7

关键词：新疆；民族产业；和田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118（2012）05-0156-02

一、民族产业

（一）民族产业的概念

作为一个历史范畴，民族产业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内容和意义。民族产业最初是在第一次产业革命后资本主义强国奴役、侵略和掠夺落后国家的背景下提出的。在当时“民族产业”是一个被赋予了强烈政治意义的经济术语，发展民族产业是摆脱殖民统治的一种重要手段。二战以后，大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经济上尚未获得自主，依附于发达国家而作为初级产品出口国和制成品进口国。此时发展民族产业是实现“把财富和所得由发达国家重新分配到发展中国家”这一目标的必要手段。进入70年代以后，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国际分工的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相互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民族产业对于本国经济体系的健全和经济安全的巩固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当前，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和各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强，各国产业间相互渗透，民族产业与外资之间已经不再呈现截然对立的局面。但这并没有消除各国参与世界经济运行时的利益独立性，一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仍然在于本国民族产业的发展。在当今经济生活开放化和全球化的背景下，民族产业这一概念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1］。

对于和田地区来说，我们所指的民族产业，与传统意义上的讲的民族产业概念与意义并不完全相同。这里不是指对于一个国家来说的产业，而是对一个地区来讲具有民族特色、起着振兴地区经济发展的产业。

（二）和田民族产业的内涵

1、维吾尔医药。维吾尔医药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药品对治疗许多疑难杂症具有显著疗效，现有的维吾尔医院、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具备较强的研发实力，维吾尔医药药材资源在和田地区广泛种植。维吾尔医院已研制146种维药，其中准字号药品4个，部颁标准药品25个。1989年在和田建立的新疆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是全国唯一的一所维吾尔医学专科学校，已成为全国最大和最系统的维吾尔医学人才培训研究中心。

2、和田地毯。已有2000多年历史、使用“和田羊毛线”手工精制而成的和田地毯至今仍深受国内外客商青睐。和田地毯属东方民族手工地毯体系，用料考究，织工精细，图案独特，具有丰富的文化传统。所用的和田羊羊毛纤维粗细适中，弹力大，拉力强，有丝样光泽。和田地毯历史悠久，自古是上佳贡品，历史上曾大量出口世界各地，北京人民大会堂也使用了和田地毯，是自治区政府祝贺香港、澳门特区成立的赠品。

3、和田丝绸。和田是古丝绸之路南路的交通枢纽，是重要的丝绸集散地，是西域的三大丝都之一。和田丝绸业有上千年的历史，是西北地区最大的桑蚕茧和真丝绸生产基地，现代和田丝绸在周边国家具有很高的声誉，深受穆斯林群众的喜爱。和田艾德莱斯绸以其传统的扎染工艺而闻名中外。

4、民族服饰系列及民族工艺品。和田地区的民族传统服饰和工艺品在全疆来说，还是保留了相当浓厚的民族特色。如维吾尔花帽、小刀、木制品、民族工艺品等。

5、和田玉。和田玉是驰名古今中外的和田“老三宝”（和田玉石、和田地毯、和田丝绸）之一，世人皆知。和田玉，自古以来一直是美好、吉祥和坚贞的象征，现存故宫博物院大禹治水玉山及人民大会堂的玉屏风“手鼓舞”都是用和田玉精制而成。“北京奥运会会徽”更加提高了和田玉的世界知名度。如今，和田玉价仍在飞速上涨，大有直追翡翠之势，“求神拜佛，不如戴和田玉”的说法更是广为流传。

6、旅游业。和田地区旅游业是从80年代中期开始发展的，在全疆属于起步较晚的地区。近年来，和田地委、行署把和田特色旅游业确定为地区国民经济五大支柱产业之一，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增长方式，引领第三产业发展的先导产业来抓，加强了旅游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干部队伍建设。2007年3月，和田地区旅游局正式成立，标志着和田旅游业开始迈入规范化、法制化的发展轨道。2009年，和田地委、行署出台了《和田地区加快旅游产业发展的意见》及相关配套优惠政策，预示着和田旅游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和田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经历了近30年的艰苦发展历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进步。

二、民族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一）民族产业的整体生产工艺比较落后，行业规模小，技术水平低

目前和田地区的民族产业基本上还未形成规模，集体和个体较多，主要以手工生产为主。部分具有一定厂房规模的也是处于半机械化状态。产品单一，初加工多，深加工少；一般产品多，名优新产品少；内销产品多，外销产品少。由于和田地区民族产业长期在封闭的绿洲内进行，没有进行太大的技术改造，自产自销，没有受到太多外界的冲击，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公开的市场竞争面前，民族产业面临巨大的市场竞争和挑战。由于科技含量低，原料生产的投入成本大，加上技术改造缓慢，劳动力素质较低，所以同类产品在与内地发达地区的竞争中就会处于劣势。还有由于市场的开放，和田地区内行业竞争加剧。像在和田地区除了和田地毯厂之外，还有众多的个体农民和其他部门参与地毯织造，形成了业内竞争不断的局面，也影响了地毯厂形成一定的规模，也不利于技术改造和升级。

（二）还未形成品牌效应

和田地区民族产业生产集中度和产品知名度不高，缺乏拳头产品。民族产业的粗加工产品多，产品结构不合理，效率低、消耗高，缺乏现代感和综合竞争力等问题。还缺乏强有力的经营网略体系和专业营销管理人才，销售市场有待开发。如维吾尔医药，在西域广泛流传于民间至今，是维吾尔族人民在几千年来生活、生产和与疾病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经验和智慧结晶。维吾尔医药源自天然，毒副作用小，具有保健、预防、治疗、康复等综合作用，但是因维吾尔医药包装、商标不明、不规范及缺乏综合竞争力等问题，没有像其他药品那样形成商品进入新疆各大医院、药店，在内地更是没有市场，大多只是在民间使用［2］。

（三）民族产业在发展资金、规模、技术、市场竞争力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不足

民族产业企业普遍存在着生产规模小、经营分散的问题，而且发展资金不雄厚。民族产业技术研究开发投入比例偏低。在知识经济中，技术是核心竞争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中，企业都十分重视对技术研究和开发的投入，在整个社会体系中企业是技术开发和创新的主要承担者。而在我国，由于体制和观念上的种种原因，技术研究和开发的主力不是企业而是国家科研机构。在和田地区，更是如此。长期以来，民族产业企业技术开发能力很弱。此外，民族产业在市场营销手法、品牌培育、竞争手段上还比较单一，缺乏市场竞争力。

三、发展民族产业的思路

（一）提升民族传统工业的市场竞争力

提升民族特色传统加工业的市场竞争力势在必行。要立足传统优势和区域特色，大力扶持发展手工羊毛地毯、艾德莱斯丝绸、桑皮纸系列产品和维吾尔族小刀具、花帽、乐器、民族服饰等民族特色加工业。坚持以民间加工为基础，以扩大就业为目标，加大落后工艺改造升级力度，结合旅游产品开发，提高加工工艺和包装档次，提升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以研发攻关为重点，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增加品种、拓展市场，做大做强维吾尔药业，提升民族特色传统工业发展水平。

大力发展和田地毯业。地毯业是和田具有优势的一项产业，也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入少，见效快，而且与农事活动不相冲突，广大农牧民群众普遍爱好织毯。政府部门应该制定优惠政策，进一步加大扶贫地毯项目的争取和落实力度，加强地毯图案设计，提高品质，扩大规模，就目前来说，可以借鉴和推广“公司+车间+农户”的产业化生产经营模式，努力把手工羊毛地毯打造成促进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做到户均一台地毯架，只要有空闲，农民随时可以上架织毯，实现足不出户、就地就近转移创收。以“提高品质、创建品牌、开拓市场、创新管理”为发展思路，切实把和田手工羊毛地毯这一传统产业做大做强。等发展到一定程度，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技术，和田地毯业也还是应该走规模化企业化的发展道路，还是应该培养一批专业的技术工人。

此外，要加快艾德莱丝绸加工业发展；加大维吾尔药开发力度；加快大芸系列产品开发；加快玫瑰花系列产品开发；加快小刀、小花帽、小葫芦等手工艺品发展；加快维吾尔特色食品开发。在传统手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着重要提升传统手工业的市场竞争力。

（二）依托旅游业，发展民族产业

随着旅游业的不断升温，我国西部省区的少数民族用品开始由原来的民族生产生活用品向旅游工艺品演变，为广阔的西部市场带来新的商机。旅游工艺品需要旅游市场的带动，每年到和田旅游的国内外游客增加，将推动和田地区少数民族产业发展。和田地毯、和田丝绸、和田玉、玫瑰花系列产品、小花帽等成为国内外游客的购物之选，为和田民族产业的发展搭建了平台。

因此，和田地区可以依托旅游业，来带动民族产业的发展，带动民族产品的产销。和田地区可以充分利用国家、自治区的各类扶持政策，促进民族产业的开发和发展，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提高产品工艺。在民族产品的开发过程中，要注重把握由民族产品向旅游工艺品演变必须有序开发，把握市场需求，根据旅游者的喜好和需求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生产企业和个体生产者要突出产品的民族特色和个性化，提高产品的质量和文化内涵。大力培育和发展旅游购物市场，据有关资料介绍，新疆游客大部分支出都在交通和住宿上面，旅游品的支出比例比较低。因此，大力培育旅游购物市场是有必要的。除重点建设旅游纪念品集中的少数民族特色巴扎外，对于民族手工艺品，还要大力推广在旅游景点设点销售。

（三）整体规划发展特色民族产业生产基地，保护性地开发民族产业资源

政府相关部门，应对已经形成的和正在形成的民族产业基地进行整体规划，从开发民族产业资源的角度，制定扶持措施和优惠政策，进行设施、技术、生产条件等方面的资金投入，使其发展壮大。

（四）扩大开放，充分利用现有资金和多渠道吸引资金

1、改善投资环境，积极搭建招商平台，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把招商引资作为引进资金、技术、人才，开拓市场，加快经济发展的突破口，立足优势，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以最有吸引力、最具发展潜力的产业，最好的资源和项目，最优惠的政策，广泛吸引国内外企业和各方人士到和田投资兴业，努力提高招商引资的规模和水平。着力改善投资经营环境，吸引更多的大企业、大集团到和田投资兴业。具体措施：（1）落实优惠政策，通过兑现优惠政策，进而提高政府公信度、企业满意度，吸引更多大企业大集团投资；（2）强化优质服务，进一步完善地、县市政务中心功能，强化领导联系重点项目、投诉协调处理等各项制度落实，着力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3）用好优势资源。坚持用最好的资源和最具优势的产业实施招商引资，引进大企业大集团参与开发，互利共赢。

2、把充分利用有利时机、资金和挖掘和田地区自身潜力相结合。（1）坚持抓住大项目不放松：抓住中央进一步加大对新疆特别是南疆地区支持和新一轮对口援疆的有利时机，加大对重大项目的争取和建设力度，加强基础设施建设；（2）积极扶持壮大本地区起点高、有特色、有市场的中小企业，因势利导，做大做强；（3）盘活现有闲置资产：进一步挖掘利用现有闲置资产，通过清理债务、妥善安置职工，实施招商引资，盘活现有闲置资产，变包袱为财富，同时为投资企业节约资金和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为加快企业建设和发展创造条件。

参考文献：

\[1\]杜惟毅.利用外资与保护民族产业的发展\[J\].财经理论与实践,2001,(3).

\[2\]阿不都热扎克·铁木尔.新疆少数民族传统经济生产方式研究\[M\].新疆人民出版社,2005：348-349.

\[3\]施政一,黄建英.起飞——西部民族地区大开发的新思维\[M\].民族出版社,2003,(6).

篇8

关键词：民族民间舞；风格；教学；创编

中图分类号：J72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4）38-0137-02

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在浩瀚如星空般的历史文化之中，舞蹈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星，它是一种肢体语言的艺术，是用肢体的律动来表达内心情感和社会生活的艺术形式。在舞蹈众多的组成部分中，民族民间舞蹈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它是各族人民对生活和劳动的一种歌颂和赞美，是每个民族开创时间最早、历史延续时间最长、流传范围最广、最能直接表现情感的艺术形式，也是每个民族最有代表性、最有民族特色、最能反映民族性格和审美情趣的文化传承。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生活着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一套反映民族生活、思想情感并有审美特征的民间舞蹈，它们各有特色、风格各异，要想在舞台上更好的展示民族民间舞蹈作品，就必须深入了解不同民族民间舞蹈的风格特点。下面是我在舞蹈教学和创编中对民族民间舞蹈风格性的一些心得和体会。

一、民族间的文化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民俗学教授罗雄岩老师曾说过：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由劳动群众直接创作，又在群众中进行传承，而且仍在流传的舞蹈形式，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表现了一定历史时期经济条件下的文化背景。这句话告诉我们，要想把握一个民族的舞蹈，首先要探知这个民族的文化背景。例如：生活在草原的蒙古族、藏族、塔吉克等民族，他们都把鹰作为歌颂的对象，但在舞蹈中塑造的鹰的形象、气质却各有不同。在蒙古组舞蹈中，鹰的形象体现了生活在大草原上游牧民族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而在藏族舞蹈中，由于藏民大多信奉佛教，有天葬的习俗，他们认为鹰可以把死者的灵魂带给天神，是一种神鸟，因此鹰在藏族舞蹈中更多的赋予了高贵、神圣的品格，更具严肃性；塔吉克族舞蹈中，虽然也将鹰的气势神态和对鹰的崇敬融入于表演当中，但节奏鲜明、风格别致，不论是鹰起飞和落地的跳跃，还是由低到高的连续旋转，都显得无比轻盈、洒脱。所以说即使同样的艺术形象，由于各民族间文化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风格特点。

二、特有的地理环境与历史条件形成特有的风格韵味

民族民间舞蹈源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各民族聚居地不同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各有不同，进而形成了各民族民间舞蹈特有的风格韵味。俗话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对于各民族地理环境和历史变迁的了解，对掌握民族民间舞蹈特有的风格韵味有着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例如藏族舞蹈：它源于青藏高原，特有的高原缺氧环境，使人们劳动的节奏不能过于急促；气候温差大，人们多穿着宽大的长袍，劳动时把两只长袖系于腰后，以便双手进行劳作；高原道路崎岖，人们喜欢穿软底、软帮的长靴以便行走，在搬运物品或劳动时，一般不用肩挑，而是用背来背；此外藏族人民在住房、饮食、起居方式等方面，也有着高原色彩与情趣。这些特点综合起来形成了特有的审美特征，所以藏族舞蹈在表演时身体处于比较放松的状态，舞步比较沉重，上半身往下垂，重心向下，膝盖微微上下起伏颤动，这些都与高原地区繁重的劳动生活和独特的历史变迁有密切的关系。再比如维吾尔族舞蹈，它流传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天山南北各地，在它的舞蹈形成和发展中，因为不同的经济、生活、、还有“丝绸之路”商业文化等影响，形成多种多样的表演形式。维吾尔族盛产葡萄和哈密瓜，所以舞蹈动作中有很多都是刻画反映这些的，在音乐节奏上多有切分和附点的节奏，更突出民族风韵。挺胸、立腰、感觉长长的辫子甩在背后，给人高傲的感觉，这就是它的基本体态。膝盖微颤，有连续的也有变换动作前瞬间的，这与藏舞中的微颤是截然不同。表演维吾尔族舞蹈都是眉目传情，表情丰富，再加上“移颈”、“打响指”、“翻腕”这些特有动作，使舞蹈表现得更热情、奔放。技巧运用中旋转用的很多，有连续的旋转突然造型的，也有连续旋转再不断变换动作的，技巧的运用使维吾尔族舞蹈更显难度，这些风格的形成都是与它的民族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相关。每个民族受地理、气候、环境、习俗各不相同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千差万别的舞蹈风格，正是因为这些因素，才使得民间舞蹈形成了具有个性化、人文化、民族化的艺术表现风格，而韵律和体态成为每个民间舞蹈的灵魂所在。

三、不同道具突出各民族民间舞蹈的不同风格

提起民族舞蹈的表演道具，就让人想到锣鼓、绸带、扇子、手绢花，另外还有盅碗、筷子等。每个民间舞蹈都会有特有的一种或几种道具，当然也有不同民族使用同一种道具的，但在细节处一般都会有一定的差别。道具用来表现舞者的内心想法，展现舞者鲜明的舞蹈形象，我们也可通过以不同的手法使用同一种道具而表现出不同的个性。比如蒙古族的“盅碗舞”，是比较典型的，也是现在很多大赛都见过的，该舞蹈一般是女性独舞或群舞，它具有古典舞蹈的风格，舞者头顶瓷碗，手持双盅，在音乐伴奏下，按盅子敲击的节奏，两臂不断地施展屈收，身体一会前进一会后退，表现了蒙古族妇女端庄娴静、柔中有刚的性格气质，舞蹈利用富有蒙古舞风格特点的“软手”、“抖肩”、“碎步”等，表现盅碗舞的典雅、含蓄的风格，呈现别致的舞蹈形象；另外朝鲜族民间舞蹈中的“长鼓舞”也是特有道具运用比较典型的，舞蹈为女性表演的单人舞蹈或群舞，后来男子也有表演，舞者身挎长鼓，右手持竹键敲打高音部的鼓面，左手用掌拍低音部鼓面，高低音的鼓声，花样繁多的鼓点相映成辉，再加上相应的特定舞蹈动作，充分体现朝鲜族民间舞蹈潇洒、典雅、含蓄、飘逸的风格韵味。不同的民间舞蹈都有不同的舞蹈道具，正是因为利用特有的舞蹈道具才使得各民间舞蹈的不同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

四、吸收其他艺术元素形成了特有的表演规律

民族民间舞蹈是群众性的舞蹈，它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在民族民间舞蹈发展演变的过程中也吸收了其他的艺术元素，例如：武术、戏曲、美术等，当吸收了其他艺术元素后，其表演过程便有规可依，有了一套表演规律。比如花鼓灯中的舞蹈动作，大多是从生活中提炼的，又从武术、戏曲中吸收元素，在锣鼓打击配合下，形成了特有的表演规律。其中的挂垫子演员挂上垫子（脚夫上穿着特别的小脚鞋型的跷板）表演时必须踮起脚掌踩着木跷走路，小腿的部分就比较吃力，所以膝部比较艮直，走起路来两腿靠紧，不能窜动，有下沉感，而着地的部分又要扒住地，故而形成一种特殊的劲，艺人们把它叫作艮劲。它是花鼓灯动作的主要规律，花鼓灯发展至今，在我们的学习中虽然已经不存在“挂垫子”但是表演中它的动律和造型还是保持着，如：半脚尖落地，两膝盖靠拢，两脚要别起来，一脚是重心，另一只脚要交叉点地，腰部稍突出，走起来利索，旋转起来灵活。中国民间舞蹈也是因为吸收了武术中的身法、技艺，地方戏曲等艺术的元素，才形成了富有民族色彩的舞蹈，从而增强了民间舞蹈不同风格的表现力。

五、在民族民间舞教学和创编中的几点体会

中国是地域辽阔、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了风格特点各异、地域文化鲜明的民族民间舞蹈。作为“艺术舞蹈之母”的民间舞蹈，有着纷繁多彩的表现形式和多么深厚的文化底蕴，需要我们来继承和发扬。作为舞蹈教育工作者，在舞蹈的教学和创编中有几点必须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一是要对各民族的生活习惯、地域风土有所了解，特别是在舞蹈教学时，一定要对其信仰表示出充分尊重与敬仰，因为舞蹈的最初来源是其民族对其信仰的神的祭祀求拜祈福感恩的需要，从最初的简单粗陋的肢体语言，到形成复杂讲究并且独立的舞种，民族的信仰有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由于舞蹈是肢体语言的艺术，评论家永远只是一个追风者，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只有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再回到实践中去，才能够开阔视野发现不足，从而达到质的飞跃；三是要在理解的基础上加强自我创新，虽然民间舞蹈经过长时间的演变，形成了一个不变的体系，但却不是要固守民族民间舞代表动作来进行创作和表演，追求精神层面符合民族民间舞蹈的本质特征才是舞蹈创作和表演的精髓，比如舞蹈《扇骨》在创编中更侧重于民族民间舞蹈的文化内涵，在展现民族文化的魅力和感染力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少人很容易把思维规范化，抹杀了原有的创作能力，同时带给观众一个不好的思维定势，这样不仅增加了今后舞蹈传授的难度，使得民间舞蹈的创新和发展止步不前。

传承和发扬民族民间舞蹈是我们这一代必须肩负的重任，因此在舞蹈的教学和创编中，我们更应该懂得民族民间舞蹈教学不是单纯的技术技艺传授，更多的是对综合知识的掌握，是对民族民间舞蹈风格性的把握。我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更多更好的舞蹈人才和作品必将使民族民间舞蹈独特的风格魅力更加绚烂多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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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普贤菩萨是何等神圣？佛教经书《华严经》云：“普贤菩萨，证穷法界，久成正觉。为辅弼释迦，度脱众生，隐本垂迹，其德无量无边，不可思议。名号亦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今且约‘普贤’二字，以示其概。”普贤与文殊同为释迦牟尼的主要助手，文殊表“智”，普贤表“德”。普贤因广修十种行愿，故又称“愿”王，号为“大行普贤”。正因为普贤在佛教中的重要地位，所以千百年以来峨眉山香火兴旺不断，至今不衰。可谓是佛因山而兴盛，山因佛而扬名。

峨眉山为什么会成为普贤的道场？清人蒋超在其所撰《峨眉山志•形胜》中引用了一个传说“汉，永平癸亥（公元63年）6月1日，有蒲公者采药于石窝，见一鹿迹如莲花，异之，追之绝顶无踪，乃见威光焕赫，紫气腾涌，联络交辉成光明网。骇然叹曰：“此瑞稀有，非天上耶?”迁投西来千岁和尚（即宝掌和尚），告之。答曰：‘此是普贤瑞象’于是蒲公归而建普光殿”。这就是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药农蒲公”的故事，也是普贤道场由来的最早源头。甚至世界遗产委员也承认了这个传说“公元1世纪中叶，佛教经南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入峨眉山，药农蒲公在今金顶创建普光殿。”

不过，“药农蒲公”的故事真实性备有争议。一个传说不可能造就一个圣地，一个圣地也不可能一朝一夕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一个事物的产生必是内外因结合的产物。峨眉山之所以成为普贤道场，无论真假的“药农蒲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推动力，笔者认为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是神奇自然的吸引、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佛教中国化三重合力推动下的结果。

一、鬼斧神工、得天独厚的峨眉山地貌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先天自然推力

峨眉山在成都平原西部边缘拔地而起，是新构造期地壳抬升与地表夷平两个相反方向作用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的构造——岩石地层背景产生不同的地貌成因类型。其主要类型有：构造地貌、流水侵蚀地貌、岩溶地貌和构造剥蚀台地等是峨眉山的主要地貌类型。多样的地貌类型产生了多样的自然地貌景观。主峰金顶绝壁凌空，高插云霄，巍然屹立。登临其间，可西眺皑皑雪峰，东欧莽莽平川，气势雄而景观奇，有云海、日出、佛光、圣灯四大奇观。中部群山峰峦迭峰，含烟凝翠，飞瀑流泉，鸟语花香，草木茂而风光秀。植被垂直带谱明显，由山麓至顶可经历亚热带至寒带的气候和观赏多种带谱的植物景观。雄伟的山体景观与秀丽的植物景观以及神奇的气象景观有机地融合，在中国名山中实属罕见。

“蜀国多仙山，峨眉邈难匹。”也正是因为峨眉山山势雄伟，层峦叠嶂，云蒸雾绕，到处弥漫着浓郁的神仙氛围。东汉以前就有轩辕问道，葛由入山，楚狂归隐等神仙故事流传，成为人们向往的仙道之地。佛教的有心之人当然不会对此视而不见。天台宗沙门志磐所著《佛祖统纪》卷四十三载：“三峨（大峨、中峨、小峨所组成的峨眉山），高出五岳，秀甲九州。西竺千岁和尚曰：‘此震旦国（古时印度称中国为震旦）第一山也。’”

峨眉山对初来中国的印度和尚可用“震撼”二字形容。

“天生丽质难自弃”，鬼斧神工、得天独厚的峨眉山从一开始就注定要闻名天下。“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道教称之“洞天”，佛教视之“圣地”。只不过，最终历史选择了它以“普贤道场”的名义出现在今人面前。

二、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政权推力。

乐山麻浩崖墓1区1号墓门楣上发现的着名的“麻浩佛像”（高浮雕石刻佛像），其为中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石刻佛像之一。这表明东汉时期佛教传入乐山地区，峨眉山此时很有可能有寺庙。但这个时候的峨眉山却以道家仙山闻名。

东汉时，道教的实际创始人张陵在峨眉山周围地区设有稠梗治、北平冶、本竹治、平盖治、平冈治和主簿山治六治，其中的本竹治“北有龙穴地道通峨眉山，上有松,昔郭子声得道之处也”(《云笈七签》卷28)。张陵之孙张鲁于建安三年（198年）增设“八品游治”，其中第一治就是“峨眉治”。如果把廿四治及相关地方称为早期道教发祥地的话,那么,峨眉山即是这种发祥地之一。后来的道士又在全国分设三十六洞天，峨眉山被列为第七洞天。晚唐杜光庭《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也将峨眉山列为道教“三十六小洞天”之一，称之为“灵陵太妙洞天”。唐代一些诗人如司空曙、施肩吾、韦庄、鲍溶等人的诗歌中还记述了与峨眉山道士的交往，如司空曙所作《送张炼师还峨眉山》诗中有“前登灵境青霄沧，下视人间白日低。”诗人鲍溶在《寄峨眉山杨炼士》诗中有“道士夜念蕊珠经，白鹤下侥香烟听”之句。直到宋初，峨眉山仍是以道家仙山闻名全国的。成书于太平兴国二年（977）的《太平御览》卷三十六—五十《地部》篇中将全国465座名山分为两类：一是全国级的名山35座，峨眉山即在此列。该书“峨眉山”条下，所记是道家掌故，如楚狂接舆，汉武求药等，无一点涉及佛事。这说明峨眉山是以道教仙山而进入国家级名山的。由此可见，虽然东晋时名僧惠持创立普贤寺（今万年寺），标志峨眉山佛教已经走向普贤信仰的道路，但普贤道场的说法在宋初还没形成气候，影响甚微，只能是出家人的孤芳自赏。

北宋初期，也是峨眉山佛教地位发生转变的时期。由于宋太祖及其继位者，不遗余力地支持佛教的发展，峨眉山道教在长久以来的佛道斗争中渐趋弱势，逐步衰落，佛教开始扭转局势，占据统治地位。在朝廷的扶持下，峨眉山开始成为与“文殊道场”五台山相抗衡的“普贤道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敕内侍张重进，往峨眉山普贤寺朝拜佛像。开宝五年（972），宋太祖“赐峨眉山新寺名光相”太平兴国五年（980），宋太宗“敕内侍张仁赞，往成都铸金铜普贤像高二丈，奉安嘉州峨眉山普贤寺之白水，建大阁以覆之，并诏重修峨眉五寺”。宋太宗敕建的这座巨型金铜普贤像，至今仍完整地供奉于峨眉山万年寺。巨型金铜普贤像在峨眉山的出现，是普贤道场形成的关键一步，因为它表明“普贤道场”获得了世俗政权力量的官方承认，标志着普贤道场在大众面前的正式确立，道教已不能与之相争。

明清的统治者继续扶持佛教的发展，佛教在峨眉山日趋兴盛，明清之际达到极盛。一时梵宇琳宫、大小庙宇170余座遍布山峦茂林间。明朝时，万历皇帝御题“圣寿万年寺”、“护国圣寿永延寺”；建无梁砖殿、大佛禅院、普贤金殿等，使得佛教以压倒之势占据了山中宗教统治地位。清朝时，清圣主取《释氏要览》“四恩四报”中“报国主恩”之意御题“报国寺”匾额，道教全面退出峨眉山，至民国彻底消失。今天，峨眉山上的一些寺庙虽然保持了道家的名称如纯阳殿、遇仙寺、仙峰寺等，但供奉的都是菩萨了。普贤道场的地位至此时已经坚不可催。

从峨眉山宗教文化史，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普贤道场的确立以及后来的坚不可催，封建帝王的介入和推崇，政权的力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过程其实也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佛道相争的一个缩影。

三、为适应发展需要佛教进行的中国本土化改造，是普贤道场的形成的公关推力。

孔子曰“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这句话揭示了这样一个客观规律：外来文明如果要被中国文明所接受，必须要进行中国化的改造。佛教能在中国扎根、发展、壮大和佛教的中国化分不开。

佛经所记载的普贤道场在何处？《华严经•菩萨住处品》经文：“西南方有处，名光明山，从昔以来，诸菩萨众于中止住。现有菩萨名曰贤胜，与其誊属诸菩萨众三千人俱常在其中而演佛法。”这是峨眉山为普贤道场的理论依据。且不说“光明山”只是佛家传说，就算峨眉山的佛光勉强与光明二字有关，但西南一词稍加逻辑推理便知站不住脚：《华严经》来自梵文翻释，西南一词指的应是印度西南，峨眉山处中国西南方，恰在印度东北方，可谓差之千里。历史上高僧辈出的峨眉山僧众不会对此不知，但有趣的是中唐时“华严四祖”澄观“巡礼峨眉”，还以宗教权威人士的身份承认“普贤境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出佛教传播者的用心良苦：遥不可及的“光明山”远远不如中国本土的“峨眉光明山”更能吸引信众。本土的“峨眉光明山”对于佛教当时在乐山地区、中国西南地区的迅速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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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族文化 茶叶包装与储运 课程建设 作用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9682（2011）09－0073－02

“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是茶学与包装学相互结合发展而成的一门交叉学科课程，该课程是针对茶叶生产包装、贮藏、运输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而提出的解决方案而形成的理论与技术学科体系。任何学科课程都要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不断充实内容、丰富内涵、完善更新和提升教育教学水平，“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也概莫能外。

一、云南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

云南民族文化是云南各民族在云南这一特定地理环境下所创造的一切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中国有56个民族，云南除汉族外，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还聚居着25个民族，这些民族分别是：彝族、白族、哈尼族、壮族、傣族、苗族、傈僳族、回族、拉祜族、佤族、纳西族、瑶族、藏族、景颇族、布依族、普米族、怒族、阿昌族、德昂族、基诺族、水族、蒙古族、布朗族、独龙族、满族。全省少数民族人口占总人口的近1/3，云南拥有丰富而宝贵的民族文化资源，是民族文化大省。

云南各民族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代人的艰辛努力和积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了丰富多样并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是其他民族不曾拥有的，代表着本民族特色。例如史前文化、古滇国文化、南诏大理国文化、元明清时期独特的滇文化、抗战文化，以及独特的茶马古道文化、马帮文化等。又如纳西族的东巴文化、傣族的贝叶文化、彝族的太阳历文化、哈尼族的梯田文化、白族本土文化、藏族藏传佛教文化等。就建筑来说，傣族的竹楼、白族的三坊――照壁、彝族的土掌房、哈尼族的蘑菇房等各具特色。云南各民族的服饰文化更加异彩纷呈，傣族的筒裙、纳西族的七星披肩、彝族的天菩萨和披毡、景颇族的银饰戎服、德昂族的藤篾腰箍等。饮食文化特色突出，各地名特食品，展示了云南饮食文化特有的内涵。

随着云南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云南的民族文化资源面临着逐渐丧失的危险，民族文化资源的保护问题被鲜明地摆在云南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面前。多样的民族，各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积淀都是云南社会和谐发展的必不可少的积极元素，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人口的流动、现代文明的冲击，使得云南的民族文化传承受阻，传统正在消失，需要大力抢救、挖掘、保护、弘扬和科学开发与利用。

二、云南省“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的发展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作为茶学专业的一门重要的必修课在云南省茶学教育中已开讲多年，所用教材是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的《茶叶包装与储运》。云南农业大学作为云南省唯一开办茶学本科及研究生教育的高等院校，为了拓展茶学专业学生的知识面、培养茶学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提高学生的社会竞争力，较早地开设了“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

面对着美学理论、广告理论与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技术和新工艺的发展以及自动化设计理论与技术的进步，“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面临着与时俱进的课题。除了将电脑自动化设计、新包装材料知识、传感信息技术、仓储信息化管理及运输现代化等知识及时充实到课程之中外，云南农业大学作为云南省重点大学，应该在保护和发展云南民族文化传统方面发挥自己力所能及的积极作用，学校的普洱茶学院所开设的“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应该体现地方特色，以开发和利用民族文化为出发点，充分利用云南民族文化资源，将当代科技与民族传统文化有机结合，把“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成为富有传统民族文化特色、浓郁的边疆地域特征、先进的时代科技气息的精品课程。

三、云南民族文化在“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上的运用

云南民族文化是一个巨大的“金矿”，是云南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南民族文化的精华完全可以被“茶叶包装与储运”这门课程吸收利用，这是完全必要的，也是切实可行的。

1．云南民族服饰文化可以丰富“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的内容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云南各民族的广大人民群众发挥本民族的聪明智慧和吸收借鉴其他兄弟民族的文明成果，创制并传承了各具本民族特色的服饰，这些服饰丰富多彩、多种多样，图案多取材于本民族的神话传说、历史典故或生存环境中花鸟虫鱼以及山川风物。有的图案简洁明快，有的图案复杂别致；有的造型通俗平常，有的造型新颖罕见；有的颜色简单明了，有的颜色华丽多彩；有的材质普通易寻，有的材质贵重稀有，充分反映了本民族的心理和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

“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完全可以借鉴云南各民族服饰在造型选择、图案设计、颜色搭配、材质选用上的长处，结合茶叶自身的品质特点和文化底蕴，创制出美观、精致、富有民族文化气息的茶叶包装。

2．云南民族文化中的生产、生活传统及民族传说、历史史诗与历史典故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提供了设计素材

茶叶是具有厚重文化的传统产品。这就要求茶叶包装也要突出文化品味，茶叶包装上的图案选材可以是云南各民族的生产、生活场景以及民族发展过程中留下的民族传说、历史史诗与历史典故，这些源于生产生活和历史传承的素材会为茶叶包装设计提供鲜活的创作源泉。如果将这些素材运用地科学和恰当，将会极大地提升茶叶包装设计的水平，让茶叶包装更富有民族文化的韵味，更能反映云南茶叶源于大山、源于生态、源于边疆、源于民族的文化特征。

3．云南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文字也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提供了特殊元素

云南民族中有的民族是有自己本民族的独特文字的，如纳西族拥有东巴文、傣族拥有傣文、回族拥有伊斯兰文、藏族拥有藏文等，这些民族文字是民族文化的载体，有的已经不再使用，成为了死文字，有的仍然发挥着传播和承载文明的重要作用。

在茶叶包装中使用这些文字作为一种体现民族文化特色的元素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民族文字的书写所使用的字体、书写工具和书写颜料的不同，会产生不同的艺术效果。多样化的民族文字不仅起到宣传的作用，也为茶叶包装点缀上了民族特色，成为茶叶民族包装的亮点和鲜明标志。

4．云南民族文化中民族所使用的盛具和材料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设计及包装、储藏材料的选择提供了资源

云南各民族在各自的繁衍生息中创造了各具特色的生产与生活用具，他们利用生活环境中固有的资源所创制的这些用具既具有实用性又富有艺术性，比如一些竹器、藤器、布器、木器、石器、陶器、铁器、铜器和锡器等，用于盛放生产与生活用品，非常方便耐用。茶叶包装要积极吸取这些盛具的艺术营养，在按比例缩小或放大仿制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突破，力图使设计出的茶叶包装更适合包装与盛放茶叶。

在包装材料的选择上，不应该丢掉传统，传统的包装材料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比如用竹笋壳包装普洱七子饼茶或砖茶，具有驱虫、防潮、透气等良好的功效，比牛皮纸的效果要好，若有条件，还是提倡使用这些传统的包装材料。此外，木器、布器、藤器、陶器、锡器等，也在茶叶包装与储藏中普遍得以应用，这对于茶叶包装的民族化是非常有益的。

5．云南民族文化的图腾文化、节庆文化、婚恋文化、饮食文化、民居文化、丧葬文化、生态文化和祭祀文化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茶叶包装提供了独特的设计素材

有独特性才会有差异性，云南民族文化是丰富多彩的，但最能体现其各民族文化特质的便是其发展历程中逐渐形成的图腾文化、节庆文化、婚恋文化、饮食文化、丧葬文化、生态文化和祭祀文化等，不同民族有不同的图腾崇拜、敬畏对象以及民族信仰；不同民族也有不同的节日庆典、婚恋观及婚恋行为、饮食习性、住房特征、丧葬习俗、生态传统和祭祀礼节。这些具有民族特色、反映民族观念的文化形态为茶叶包装提供了独特的设计素材。

只要将各民族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形态的含义及典型表现形式加以综合研究，探究出其外在文化形态所体现的规律性和必然性，在此基础上，继往开来，推陈出新，将茶叶包装设计的造型、图案、色调融入云南民族这些具有标志性的文化元素，以发挥云南茶叶包装在民族文化宣传、继承和保护发展方面的作用，同时，为云南茶叶包装注入源源不断的民族文化的活力与动力。

6．云南民族的经贸文化和商旅文化是“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需要重点吸纳的文化养分

在长期的边疆经贸活动中，在云南省诞生了一条条云南各民族以及云南与外界交流物品、互通有无的贸易之路，当代人命名它们为“茶马古道”，被誉为“南方丝绸之路”。有了古道，有了古道上的驿站，有了在这些充满坎坷的道路上往来的富有冒险精神的马帮和商旅，当时边疆人民的生活才变得更好。古道上运输的物品比较丰富，有茶叶、盐巴、铁器和工艺品等，虽然道路艰险、行程艰辛、风餐露宿以及可能会遭遇疾病困扰、野兽袭击、土匪抢劫，但是靠着集体的团结一致、排除一切困难的勇气、钢铁般的意志和坚忍不拔的毅力，使当年的茶马古道上活跃着生生不息的马帮和商队，主要由云南各民族同胞开辟的云南茶马古道以及古道上的爱情与历险故事加之商旅文化、贡茶文化、茶马文化都是“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中茶叶包装乃至储运可以吸纳的文化养分，在当代茶叶包装领域可以深度挖掘和积极运用。

四、利用丰富的云南民族文化推动云南省“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的快速和健康发展

云南省各开设茶学专业的大中专院校所开设的“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都应力争利用好云南省丰富而多样的民族文化资源。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在当代云南提倡文化多样性，努力打造民族文化强省的社会背景下，“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也应充分挖掘、整理和利用云南各民族的文化资源，让云南民族文化渗透到“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中，让“茶叶包装与储运”充满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以期让云南民族文化成为在云南开设的“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鲜明特征。

在当前学科融合和交叉的大趋势下，云南民族文化和茶叶包装与储运的彼此结合，既充实了“茶叶包装与储运”的课程内容，丰富了“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文化内涵，增加了“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的趣味性和教育意义，将促使今后从事云南茶叶包装事业的人才拥有更好的运用民族文化来设计生产茶叶包装的意识和能力，为提升云南茶叶包装事业的文化内涵和设计水平发挥重要作用。另外，通过将大量的民族文化植入到云南茶叶包装之中，也将极大地促进云南民族文化的宣传与推广。

随着云南着力建设绿色经济强省，茶叶经济一定会得到更大、更好地发展。茶叶包装作为茶叶商品生产和营销的重要方面，也一定会得到长足的进步。找准民族文化的卖点、切入点和突破点，在云南茶叶包装上标注更多的民族文化元素，结合云南旅游事业的发展，云南茶叶包装文化和事业一定会在文化助力的基础上厚积薄发，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文化推介效益。云南茶叶包装事业的良好发展也必将最终为“茶叶包装与储运”课程建设的良性提升和快速、健康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

参考文献

1 王 雷、陈出云、徐游宜.云南工艺品包装设计探讨［J］.湖南包装，2007（2）：2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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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广州通商；十三行；行商制度

中图分类号：F1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096（2013）06000306

一、广州十三行兴起的背景——广州通商

广州十三行也称为公行，十三行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清政府管理外商来华贸易的制度。要追溯十三行的发展变迁，不得不从广州对外通商港埠说起。

（一）广州通商的历史渊源

中国早期的对外贸易往来，特别是对西亚与东欧的贸易自汉代就开始了，但海上贸易的发展远不及西域丝绸之路。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经济往来和沿海港口商埠的发展，海上交通枢纽日渐强盛。

广州（古称番禺）为广东的省会，地处珠江三角洲要塞。广州以下，以珠江直入南海，港口宽阔，河网密布，百川交汇。从广州港出发入南海，西行到印度洋，可通往西亚、北非和南欧诸国；南行直达东南亚，经过太平洋与美洲各国交往。因此，它也顺理成章成为中国通向海外贸易的南大门。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设置南海郡，此为广州建立之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粤处近海，多犀象、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番禺其一都会也。”即可知广州在秦汉时便展现出“番贾充斥”的繁荣景象。

隋开皇十年（公元590年）设置南海县，县署设于广州。唐朝时设广州都督府，仿隋代交市监，置市舶使于广州。广州在北宋初已经成为重要的外贸重镇，宋代在唐代市舶使的基础上设立市舶司来管理对外贸易。市舶司是集海关和贸易于一身的外贸管理机构，其经济职能包括阅货、抽解、禁榷、和（博）买、向中央纲运交纳钱物、治理港口和修筑城池；行政职能体现在监察和荐举地方官员，发放进出贸易的公据，执行国家的禁令、接待管理外商、参与组织祈风典礼、维护地方治安和剿灭盗贼等[1]。

17世纪后期大清帝国进入康熙盛世，1683年清，审时度势的康熙帝为了振兴经济，下令解除明代以来实行300余年的禁海令，准许中外商人进行贸易往来。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清政府在东南沿海设立粤、闽、江、浙四大海关。1685年粤海关在广州正式成立。粤海关的建立取代了宋代的市舶司，从此商人进出港必须向粤海关缴纳关税，粤海关肩负起中外贸易的管理职责。

中国南方四大海关通商后，极大地触动了资本主义逐利的神经。资产阶级革命后蓄势待发的西方诸国正努力扩大市场，寻找资源，而在中国，他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商机与极佳的经商环境，东西方之间建立频繁的商贸联系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强大趋势。

（二）广州“一口通商”的形成

封建中国一直以“天朝上国”的观念自居，反映在贸易制度上，就是“四夷来朝”的朝贡体制。明代东西两洋诸蕃来朝贡，蕃商同来，实行“贡舶贸易”，贸易办法规定每个国家在一个口岸登陆，这首先是接待上的方便，更重要的是管理上的方便。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广州设怀远驿，专门接待占城、暹罗和西洋诸国贡使及蕃商进行市舶贸易[2]。《江南经略》云：“凡外裔入贡者，我朝皆设市舶司以领之。在广东者专为占城、暹罗诸番而设。在福建者专为琉球而设，在浙江者专为日本而设。”满州人取代朱元璋统治后，接受了大部分的“对渡口岸”的传统，在与台湾的交通上表现得尤为强烈。例如，规定以蚶江对渡鹿港，以淡水对渡福州，以厦门对渡台湾府（台南）[3]。这样政府可以设官以便利稽查和征税。但清代的海上形势和经济景象与明代有着较大变化，中西航线的开辟和世界市场商品需求的扩大，促使这条海上的丝绸之路无比繁荣。

开放海禁后，西洋和南洋各国商人来中国的目的不再是“贡舶贸易”，清代原来指定的“对渡口岸”也就没有存在的意义了。外国商船与中国的贸易往来主要穿梭于四大通商口岸之间。但到了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清政府宣布所有外国商船只准在广州停泊与贸易，沿海其他海关对西方一律关闭。中西方政治、经济与文化交流一时间集中到了广州。这是清代外贸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变动。它使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和广州十三行独揽对外贸易持续百余年直至爆发。清政府为何要在开禁后又关闭，关闭的同时又保留广州作为全国唯一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呢？清政府在四口通商之后，外国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禁令，并有“移市入浙”的趋势，企图直接打开中国丝茶产区的市场，使宁波成为另一个澳门；贸易之外的文化上的冲突也是存在的，并且日益尖锐，这些形势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认为江浙是华夏文化礼教之乡，而且物产富庶，如果渗入外国势力，会对其统治不利。此外，粤海关在四口通商时期，80%以上的外国商船都泊靠于广州港，广州是世界各国与中国贸易的集中地，其他三处只是附属而已；广州拥有成熟的洋行制度与经商奇才，更重要的是粤海关海防也比浙海关坚固，有利于防范外商并保证巨额税收。因此，乾隆皇帝首先下令增加浙海关税收，以抵制外国商船北上，使其无利可图而返回广东。但此举仍然没有效果。于是，清政府宣布彻底封闭闽、浙、江三海关，仅保留粤海关对外通商。自此，广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海上对外贸易口岸。

（三）广州十三行的兴起

梁廷枬在《粤海关志》中写道：“国朝设关之初，蕃舶入市仅二十余舵。至则劳以牛酒，令牙行主之。沿明之习命曰‘十三行’，舶长曰大班，次曰二班，得居停十三行，余悉守舶，仍明代怀远驿旁建屋居番人制也”[4]。这说明了两层含义：第一，十三行于明代时已存在，其前身是牙行；第二，十三行所在的地点沿习于明代怀远驿。明代有限的海外贸易活动主要以朝贡贸易为主，从洪武初年设立市舶司直至明末，海外贸易主要由官府控制。市舶司是官办管理贸易的机构，主要管理沿海少数城市对外的朝贡贸易，对民间的商贸往来管理极其严格。但随着手工业和农业生产活动的日益活跃，商业活动日渐兴旺，外国商人不断冲击着海禁。

广州作为开禁后对外贸易的重要门户，海外贸易日渐鼎盛。由于长期“闭关锁国”，清政府尚未形成健全的贸易制度。开关初期，大量西方船只到港时，组织混乱，外国商船被拥堵在港外，官员们无法控制局面，也给商人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在清政府无力直接控制对外贸易的时候，一个更为有效的手段出现了。沿海经济的繁荣造就了众多精明强干的商家。来自广东、福建和安徽的一些商家在与外商长期的贸易往来中获得信赖，1686年，即粤海关开关的第二年，广东政府招募有实力的商家，最初确立为十三家，称为十三行。这一名称并不反映商家的实际数目，历史上洋行的数目最多时有几十家，最少时只有四五家。但十三行约定俗成，成为广州对外贸易洋行的统称。

十三行是在明代市舶司制度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种官控商营的新制度。这一制度赋予行商垄断专权，允许他们代表官府去经营对外贸易，代表粤海关征收关税。但十三行不具有行政管理权力，它是清政府在调节“闭关锁国”政策与外国通商压力的矛盾下的权宜之计。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十三行制度推动了对外贸易的繁荣和社会的发展。

二、广州十三行的性质与管理制度

广州十三行是官方批准的对外贸易机构。它是明代的朝贡贸易向清代的海关贸易转变的产物。它由官方管理，由经官方审批的行商经营，逐步形成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当时的外商称之为“广州制度”。从官府角度来说，十三行是外商的代表；从外商的角度来说，十三行又是清政府的代表。粤海关直接领导十三行，十三行的行为受到粤海关的监管。十三行作为外商和清政府之外的第三方，以官商、税官和外商的多重身份出现。

（一）保商制度

由于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百万元，受益良多，责任也重大，有效地监督和管理外商需要特殊的手段。“凡粤东洋商承保税饷，责成管关监督，于各行商中，择其身家殷实居心笃者，选派一二人，令其总办洋行事务”[4]。1745年户部从二十多个行商中选出了五个财力雄厚的人担任保商。“凡外洋夷船到粤海关进口货物，应纳税银，督令受货洋行商人于夷船回帆时输纳税；至外洋夷船出口货物，应纳税银，洋行保商为夷商代置货物时，随货扣清，先行完纳”[4]。1754年保商制度正式建立，1755年把所有与外国商船的交易限定由行商经营[5]。

保商制度规定，外国商船或其人如果违反了相关的规定，后果皆由行商负责。由于行商被认为是外商的及行为的管理者，“应当而且能够管理及控制广州商馆外国人在国内的商业行为及其生活起居。行商具有保证他们守法的责任” [6]。对于外商而言，他们对行商也充满了信任。《广州番鬼录》的作者亨特，1829年加入美商旗昌洋行，在中国的保商是“浩官”“浩官”是指怡和商行伍秉鉴和伍绍荣父子，这里指前者。“官”是尊称，为名字的一部分，相当于英文中的先生，实为控制与管理之义。，他认为“行商在所有交易中，笃守信用、忠实可靠、遵守合约、慷慨大方”[6]，并戏称“浩官”为他的教父。足见行商与外商之间相互依存和相互牵制的复杂关系。

（二）对外商在华经商活动的管理制度

1720年行商在广州成立公行，订立了一部含十三项条款的行规来协调价格与交易程序。为了防止恶性竞争及商品价格的动荡，“各行商应与夷商相聚一堂，共同议价”[7]。公行排斥非公行成员，非公行成员不得参与对外通商。行商垄断了广州贸易，控制了大部分重要的进出口货物的销售，如茶叶、丝绸、瓷器和大黄。外商运来的货物也一并由行商代为销售，外商需要购置的货品也统统上报给行商统一采购。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政府再三申令，使对外贸易完全操纵于行商之手，绝对禁止散商及店户参加。公行建立后遭到外商的反对，曾一度被废除，但不久又恢复了原状 [5] 。1760年清政府再次规定，外商只能与公行行商进行交易，行商包揽贸易的权力极速扩张。尽管至嘉庆二十二年（1817年），按规定对外贸易仍只限于行商，但实际上已经有了较大变通，除极重要的商品，如茶叶、生绵和纺织品仍由公行一手操纵外，其他商品多由外商与公行之外的散商交易，这也是中西间利益较量的结果。

在管理对外贸易过程中，行商主要承担监管与纳税的责任。只有行商才能与粤海关这一官方机构交涉，这样可以使外商省去进口报关纳税的繁琐事宜。同时，由于行商是得到官府承认的唯一合法机构，从行外买进的商品，如果不通过行商无法运出。因此，“通过行商采购的货物，必须由行商抽取一部分手续费，然后以行商的名义办理出口报关”[6] 。在通商季节开始时，西方舶来者先要到澳门雇佣一名航路引水员、一名通事和一名买办。买办包办船舶及船员的给养，然后驶向虎门办理丈量及交费手续，在办完一应手续后，才获准在黄浦下碇。在黄浦，货物转给行商，由行商确定货物的价格，同时，外商也只能通过这位指定的行商采购货物。承办外商业务的行商对外商负全面的责任，包括安置住所与推荐买办、通事和银师等。根据公行的规定，一个行商不得包揽一艘外国商船上一半以上的货物，待他们将剩下的货物按程序卖给其余的行商后，外商就必须立刻离开广州回国或驶向澳门。

来中国贸易的外国商船要承担各色各样的苛捐杂税，主要分为三大类：船钞、规礼和关税。“除船有‘船钞’，货有‘货税’，分别船之等次，货之精粗输纳外，依照粤海关则例：其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 规礼是性质复杂的极其不正规的收费，包括开舱费、验舱费、银两秤量和成色的差额费等，实际是一系列名目繁多的勒索。、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条；又放关出口，书吏等验舱、放关、领牌、押船、贴写、小包等名色共三十八条。名目之多，不胜枚举。而又不分船只大小等次，一律于‘船钞’、‘货税’外完缴”[7]。 “广州海关需索层出不穷，每船，通事索费250两，买办索费150两，船只丈量费3 250两，其后亦不过减至2 962两而止”[8]。广州贸易，初有“百分三”之税，后又有“百分四”附加于正税外，其后又增至“百分六”，雍正六年（1728年）增设“百分十”之税，遂引起外商强烈之抗争，后经过调解，由行商代垫税金。但此项“百分十”之税一直执行至乾隆改元（1736年）才进行裁革。1750年政府下令由通事缴纳船钞及规礼银两，保商制度建立之后，改为保商缴纳。乾隆十九年（1754年）政府下令以后所有外国商船的船税与贡银、行商与通事的手续、出口货税和采办物品等皆由行商负责，并反复重申除行商团体之外的散商不得与外商进行贸易。行商在贸易领域的垄断地位日益巩固，相对来说，外商也愈受压迫。

（三）对外商个人行为活动的管理制度

广州当局对于管理外国人的看法是，贸易已经是给予洋人的一项恩赐而非其他的特有权利。1792年乾隆致英王乔治三世函中有语：“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在这种恩惠思想指导下，洋人理应规范自己的行为，有义务服从一些行为规定。1759年“五条规则”在经历了洪任辉事件后由两广总督李侍尧颁布，之后修订为“八项规章”，在1810年由嘉庆皇帝颁发一道谕令再次加以重申，整个19世纪都不断地对规章做了许多增补与修正，最终形成的行为规范包括：外国兵船须停江外，不得进入虎门；妇女、枪炮、戈矛和其他任何武器不得带入商馆；行商不能拖欠夷人债款；外商不得雇用华籍仆役；洋人不得乘轿；夷人不得入省河划船游乐；洋人不得呈递禀帖，如有陈述，必须由行商转呈；抵达之船不得在口外游荡，必须直入黄浦。在规定季节之后，洋人不得逗留广州，必须在他们的货物卖尽和船装好之后，回国或前往澳门。这些规章规章制度时常由通事通事是为了方便行商与外商、外国官员与海关的联系而设置的职位，具有执照，起到上传下达的作用。带到商馆中传读，震慑着夷人的神经，绽放出大清皇帝不可一世的权威。“管束洋人的规程引起了这些商人的不便，但在中国可以迅速赚到钱的愿景缓解了这种暂时的痛楚”[9] 。

三、广州十三行的衰落

“咸丰六年（1856年），亚罗船期事起，英军再攻广州，居民愤慨外人频年横暴，不问黑白，烧夷馆，洋行被殃及，尽成焦土”[7]。十三行的命运遂告终结。自粤海关设关时，十三行自存在至终结经历了160余年的历史，它的陨落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十三行在“一口通商”背景下运行是封建社会后期市场的最优选择，在制度安排中，确定其作为唯一代表与西方进行贸易，这一规定确定了十三行独一无二的先占优势，但保商制度让他们身负沉重的枷锁，一损俱损，步履维艰；无穷尽地为皇室的纳贡、捐摊和勒索而疲于奔命，破产待亡；身陷外债的恶性循环像琐住的咽喉，不得喘息；鸦片走私、战争和世界经济的大局势让这个苟延残喘的制度彻底毁灭。

（一）保商制度——责权利的不平衡

保商制度实际是清政府对行商和外商的双重牵制。行商要保证外商在华经商和个人行为等方面符合规章制度，如果外商在经商或生活起居方面违反了清政府的规定，行商都要受到牵连。“行商控制了广州口岸全部的对外贸易，每年总额达数百万元，受益固多，责任亦重。外国商船或其人如果违犯了规条，俱由行商负责”[6]。 “对于各国船只应纳之税额，固须负连带支付之责任，即船员水手之犯罪案件，亦须负责” [7]。保商制度无疑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保商往往因为外商不遵守清律而受到牵连被免去行商的头衔或受到严厉惩罚。雍正六年（1728年）外国商船“哈里森号”因不同意被丈量，海关监督召集行商，限其三天之内缴纳丈量费，否则将全体行商清退。嘉庆五年（1800年）港脚船“剌必臣号”因走私羽纱，丽泉行商人潘长耀被罚，罚金是走私货值的100倍。

在行商作为外商保商的同时，政府也要求行商彼此之间互保，共同承担债务及课税的责任。据东印度公司档案记载，1817年美国商船私运鸦片被官府查获，怡和行伍浩官交出罚银16万两，其他行商被罚5 000两，相当于鸦片价值的50倍。外商作为独立个体或商人组织，他们具有较强的逐利性，行商无法完全控制他们的思想与行为，因此，保商制度使行商受牵连与惩罚的事件屡见不鲜。实际上，虽然行商被赋予贸易专权，但其行政权归于政府，经济的权利与政治的权力没有高度统一，势必在享有利益的同时却要承担莫大的风险。

（二）海关苛税与陋规

清政府设海关通商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增加政府税收。粤、闽、江、浙四大海关中，外国商船云集的粤海关的关税额所占比重最大，约占全国关税总额的1/3。其关税额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在大幅度地增长。雍正初年粤海关的关税定额还只有四万余两，乾隆初年增加到二十万余两，嘉庆四年各海关对关税定额进行了调整，其中，浙海关和闽海关两关关税定额均有削减，而粤海关关税定额大幅度增加，在道光年间每年竟达一百数十万两 [10]。

在广州作为唯一通商口岸后，粤海关的巨额税收成为皇家内务府的重要财源，关系着皇帝的生存。苛税猛于虎就不足为奇了。海关的税目种类繁多，规礼无数。在公行成立后的康熙六十年（1721年），进入粤海关的船舶附加税最初为百分之三，后在雍正六年增加到百分之十，此为货税。外国商船的进口与出口，设有船钞，“分一二三三等，征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至一千三四百两”[7]。船舶碇泊在黄埔的日费，计有11种不同的名目，共达11 230两银子，以通常约3个月的停留计算，总数约1 000两银子。此外，通事还必须为船分送规费，到达时付25两，离去时付30两[5]。除货税和船钞外，海关的勒索陋规严重。1759年英商与通事洪任辉越过广州到宁波贸易后，前往宁波进行贸易的外商增多，“广州市舶突形减少，1759年，洪复趋浙江，被迫返棹，乃北赴津沽，卒被告送回广州”[7]。此事引起了朝廷的重视，两广总督在呈皇帝的奏折中指出：“拟将粤海关征收外洋番船现行各项税则令浙海关悉照征收。其正税则酌量加征一倍”[3]。由此可见，粤海关的关税远超宁波海关。在洪任辉被拒从宁波出港时曾控诉粤海关的勒索陋规，“每船放关，总巡口索礼十两，黄埔口索礼十两，东炮口索礼五两；充每船买办，总巡口索礼五十两，黄埔口索礼三十两；每船验货，总巡口索匹费一百两……夷船进口同出口，每船缴番银一千九百五十两，又有梁期正银一项，每船征银一千一百七八十两不等，两项合计，原有三千一百余两”[7]。另外，每船有陋规花钱，“从前总巡、黄浦二口十三元，东炮台六元半，以为饭食、灯油等项费用”[7]。

（三）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

除关税和规礼外，对行商的敲诈与勒索也与日俱增。要成为行商，入行会要向政府上交一大笔会费与贡银。1839年行商积欠商捐摊缴贡银数至百万之巨。例如，怡和行商人伍绍荣欠交戊戌年备贡银2 710两，广利行商人卢继光欠交戊戌年备贡银6 034两。除上缴贡银外，政府还经常以公益事业、公共建筑、赈济灾区或夸大长江、黄河泛滥造成的灾害为由向他们索要捐助款项。例如，道光六年回疆的军需费用，每户行商捐银60万两，虎门修筑炮台，每户行商捐银6万两。

此外，每年粤海关都要采购大量奇珍异宝献给皇帝。例如，每年由粤海关筹备的官物：紫檀、花梨、乌木、羽纱和洋金银线等，向来定有“官价”比市价低，实际上是由宫中派遣的侍从以较低的价格从外商手中购得，其中的差价必然由行商来承担。此外，有些御用官物由行商共同购进，实为政府强迫行商以高价购买进奉皇上。难怪有记载称：“行商破产之一部分原因虽由于骄奢逸，无可避免债务之梏桎，然根本原因则在饱受政府大吏之苛敛勒索所致”[7]。

（四）外债与摊偿

清政府为了避免中外的债务纠纷及外商滞留中国，不允许行商拖欠外商款项。但行商因为拖欠外商债务而倒闭的现象从未停止过。商欠开始至行商走向衰亡经历了三个时期，自康熙至乾隆时期（1716—1795年）为初步发展时期，嘉庆时期（1796—1820年）为进一步恶化时期，道光时期（1821—1843年）为行商的终结期。1782年许多广州商人已对外商负了很重的债，数目高达3 808 075元，他们面临着无法偿债的困难[5]。1782年“公所基金”成立，这项基金是由对外贸易上直接征收百分之三的金额取得的，用做清偿拖欠、罚款和亏折等方面的债务[5]。“公所基金”的成立未成为行商救命的稻草，行商也没逃脱因商欠被革职充军的命运。在乾隆四十年后，行商对外贸易权利加强，同行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行商赊欠外商的现象更加普遍。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丰进行行商倪宏文赊欠英商货款一千余两，被发往伊犁充军，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泰和行行商颜时瑛和裕源行行商张天球借英商银两，被革去职衔，两行资产和房屋变卖缴完税费后，被英商收领。不足银两由行商潘文岩等分做十年偿还。“1779年行商接受外资及货物总额为一百零七万八千九百七十六圆，此时英债权人所提出的债项连同复利竟达三百八十万八千七十六圆之巨”[7]。随着商欠的扩大及政府要求行商共同承担债务的责令，行商倒闭的序幕也缓缓地拉开了。道光四年（1824年）至九年（1829年）丽泉、同泰、福隆、西成和东生商行相继倒闭，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至道光二十年（1840年）33家商行中有24家因为商欠而破产。

（五）鸦片走私、战争及世界形势的变化

中国沿海口岸的开放吸引了西方各国来华贸易，中国的丝织品、茶叶和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但外商输入中国的商品大多滞销。1699年英国毛纺织品刚输入中国时，广州大班的记录中写道：“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这一年共运进价值五千英镑左右的呢绒，其中四分之一没有卖出。四十年后，毛纺织品仍是难卖的商品，最后不得不亏本出售”[11]。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每年出超二三百万两以上，大量白银从欧洲和美洲流向中国弥补贸易逆差。英美商人逐渐发现鸦片在中国市场销路好，解决贸易的不平衡就有了新的罪恶的手段。于是外商在与行商贸易中夹带鸦片或直接进行鸦片走私。白银的大量外流与鸦片贸易严重损害了国体，最终爆发。《》与《五口通商章程》的签署意味着广州从此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权，广州十三行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四、结语

半官半商性质的行商既不是纯粹的政府官员，又非纯粹的自由商人，而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即清政府“一口通商”特殊国策下的产物，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周旋于中西之间，受到不同层面的束缚与牵制。自明代沿习而来的十三行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挣扎，公行不间断地时立时废就是十三行制度遭遇尴尬的表现。恰似催命弹让这个存续百余年的贸易制度夭折，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扫除封建障碍，从而进一步推动资本积累这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格局是十三行灭亡的根源。经历过辉煌的行商注定的悲剧是一步步走向衰亡，这是自由与垄断的对抗，这是资本主义制度对封建制度抗争的胜利，这是制度变迁中各种利益方较量的结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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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M].计秋枫等译，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119.

篇12

一、“茶马古道”的定义、主要路线与历史概貌

“茶马古道”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历史概念，它是指唐宋以来至民国时期汉、藏之间以进行茶马交换而形成的一条交通要道。具体说来，茶马古道主要分南、北两条道，即滇藏道和川藏道。滇藏道起自云南西部洱海一带产茶区，经丽江、中甸、德钦、芒康、察雅至昌都，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川藏道则以今四川雅安一带产茶区为起点，首先进入康定，自康定起，川藏道又分成南、北两条支线：北线是从康定向北，经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江达、抵达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北线），再由昌都通往卫藏地区；南线则是从康定向南，经雅江、理塘、巴塘、芒康、左贡至昌都（即今川藏公路的南线），再由昌都通向卫藏地区。

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言只是茶马古道的主要干线，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对茶马古道的一种约定成俗的理解与认识。事实上，除以上主干线外，茶马古道还包括了若干支线，如由雅安通向松潘乃至连通甘南的支线；由川藏道北部支线经原邓柯县（今四川德格县境）通向青海玉树、西宁乃至旁通洮州（临潭）的支线；由昌都向北经类乌齐、丁青通往藏北地区的支线，等等。正因为如此，有的学者认为历史上的“唐蕃古道”（即今青藏线）也应包括在茶马古道范围内。笔者以为，虽然甘、青藏区同样是由茶马古道向藏区输茶的重要目的地，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确有交叉，但“唐蕃古道”毕竟是另一个特定概念，其内涵与“茶马古道”是有所区别的。而且甘、青藏区历史上并不处于茶马古道的主干线上，它仅是茶叶输藏的目的地之一。“茶马古道”与“唐蕃古道”这两个概念的同时存在，足以说明两者在历史上的功能与作用是不相同的。正如世界上的道路大多是相互贯通和连结的，我们并不能因此而混淆它们的功能与作用。当然，有的学者主张茶马古道应包括“唐蕃古道”，主观上是想扩大茶马古道的包融性。这一愿望可以理解，但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即任何一个概念若将其外延无限扩大，则其内涵亦会随之丧失。因此，在对待“茶马古道”这一特定历史概念乃至在开发利用茶马古道过程中，采取一种科学的、客观求实的态度是非常重要的。

从有关史籍记载看，茶马古道的历史可追溯到唐朝与吐蕃交往时期，茶叶也正是在这一时期由祖国内地传入吐蕃。藏文史籍《汉藏史集》记载，在赞普赤都松赞（676～704年）在位时吐蕃已出现茶和茶碗，称“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且对不同种类的茶已有所区分和了解，并且还提到一本记载如何鉴别汉地茶叶好坏的书，名为《甘露之海》。（1）唐人李肇所著《国史补》也记载，唐德宗时监察御史常鲁出使吐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处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2）这条记载恰好可与《汉藏史集》的记载相印证。常鲁入蕃时间是建中二年（781年），较之赤都松赞执政年代已晚了80～90年。据唐人封演所撰《封氏见闻录》记载，唐时饮茶风气的形成与佛教禅宗的流行密切相关，因禅僧坐禅，“务于不寐，又多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3）而唐时汉地佛教对吐蕃影响最大者正是禅宗，吐蕃时佛教所发生的最大僧诤一“渐顿之争”即是汉地禅宗（顿悟派）与印度显宗（渐悟派）之间的纷争。（4）所以，茶之最初传入吐蕃很可能与禅宗向吐蕃的传播有关，也就是说，是禅僧们到吐蕃传法的同时也将饮茶习俗作为一种“坐禅不寐”的技巧传到了吐蕃僧众之中。《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的和尚”，又记吐蕃“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5）这段话能说明这一点。但从“高贵的大德尊者全都饮用”的记载看，吐蕃时茶还是一种奢侈品，其饮用者主要为佛教高僧和贵族上层。由于吐蕃与唐朝的交往极为频繁广泛，而且这种频繁的交往持续达200余年，因此，当时唐地的茶开始传入吐蕃并在吐蕃上层中逐渐形成饮茶的习惯是完全可能的。

不过，汉、藏之间茶马贸易与茶马古道的大规模开通与兴起应是在宋代，亦即吐蕃王朝崩溃以后的分裂时期。此时饮茶习俗在藏区已逐渐从上层普及到民间，茶开始成为整个高原藏区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饮用品。为此造成了藏区对茶叶需求量的骤增。这也导致了由宋朝中央政府直接介入的汉、藏之间大规模茶马贸易的兴起。两宋时期，为对抗北方辽、金、西夏等游牧政权的侵扰，需要大量战马。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立茶马司，并在西北地区设置了众多买马场和卖茶场，每年由官府将川茶大量运往西北地区与吐蕃等部落交换战马，同时也在四川地区用川茶与吐蕃部落交换羁縻马。自此，汉、藏茶马贸易开始兴起。有学者估计，北宋时官府用川茶交换藏区的马匹每年达2万匹以上，南宋达1万匹以上，而两宋时期四川年产茶3000万斤中，每年至少1500万斤以上销往藏区。（6）宋代还“禁南茶勿入陕西，以利蜀货”，（7）从而保证川茶向藏区的销售。但元朝仍重视茶叶向藏区的销售，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由官府统购茶叶，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听其销往藏区。元代销往藏区的茶开始形成一种新品种，即“西番茶”（即今藏区所称“马茶”），因其味苦涩，适宜制酥油茶而深受藏区民众喜爱。

明代是汉、藏茶马贸易的极盛期。由于明朝的治藏之策是“以其地皆肉食，倚中国茶为命，故设茶课司于天全六番，令以市马，而入贡者又优以茶布。诸番恋贡市之利，且欲保世官，不敢为变”，因此，茶成为明朝廷牵制、笼络藏区僧俗首领和对其优予贡利的主要物品。茶叶也成为明代藏区僧俗首领朝贡的重要目的之一，他们不仅因朝贡而获得大量茶叶，其返回藏区时更是大量“市买私茶等货，以此缘（沿）途多用船车，人力运送，连年累月，络绎道路”，（8）足见当时茶叶输藏之盛。明朝，茶叶不仅成为汉、藏之间一个重要经济纽带，同时也是汉、藏之间一条重要的政治和文化纽带，它对于加强明朝中央与地方乃至汉、藏人民之间的依存关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强化茶叶在汉、藏之间的联系作用，明政府于天顺二年（1485年）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今四川天全）茶马司支给”。（9）成化三年（1467年）又“命进贡番僧自乌斯藏来者皆由四川，不得迳赴洮、岷，著为例。”（10）成化六年（1470年）又明令僧俗官员入贡“由四川路入”。（11）自此，川藏道成为入藏正驿，兼贡道、官道为一体，成为茶叶输藏的主要通道。

清代，茶叶输藏规模及汉、藏茶道的开拓又有长足发展。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虽停止茶马贸易，但却十分重视茶叶输藏，清廷放弃了对藏区茶叶供应的限制，使茶叶大量输入藏区，带动了汉藏贸易的全面发展。清代，除川茶外，滇茶也开始大量输藏。顺治十八年（1661年）五世达赖喇嘛请求在云南胜州开展互市，以马易茶，得清廷许可。（12）云南销往藏区的主要是茶、糖。雍正时规定，云南商贩所贩茶叶每百斤为一引，由户部颁发茶引3千，各茶商向丽江府申领引票，经中甸、阿墩子（今德钦）进藏售茶。（13）因当时普洱茶受到藏区欢迎，今中甸、德钦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300～500匹到西双版纳运茶，销往昌都、拉萨等地，称“边销茶”、“蛮装茶”，每年约3000担。（14）茶叶还是清廷馈赠藏族上层的重要物资，如清廷每年赐达赖茶5000斤，班禅2500斤。由于清代茶叶输藏规模扩大，促进了茶马古道沿线市镇迅速兴起和繁荣。雍正时置打箭炉（今康定）厅，“设兵戍守其地，番汉咸集，交相贸易，称为闹市焉。”（15）使边茶市场由雅安碉门深入到藏区，从此打箭炉成为南路边茶总汇。乾隆时，松潘也发展成为川西北、甘青乃至蒙古的西路边茶集散地，“人渐稠密，商贾辐辏，为西陲一大都会”。（16）此外，理塘、巴塘、道孚、炉霍等集镇也都因茶叶集市和转运而迅速兴起和繁荣。特别是察木多（今昌都）因其为川藏茶路与滇藏茶路的交汇处，又是川藏南、北两路入拉萨汇经之地，各地茶商云集，也迅速成为“口外一大都会也”。（17）从明至清，川藏茶道分别形成了由雅州、碉门越马映山（二郎山）至打箭炉的“小路茶道”和由荥经、黎州（汉源）越大相岭、飞越岭至打箭炉的“大路茶道”。再往西，即有由打箭炉经理塘、巴塘、芒康、贡觉、察雅、昌都至拉萨的南路茶道和由打箭炉经乾宁、道孚、炉霍、德格、昌都而至拉萨的北路茶道。但无论是南路，还是北路茶道，其至拉萨的单边行程（借助畜力情况下）一般均需3～5个月。（18）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茶马贸易受到冲击和影响。为抵制印茶，清末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茶政，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保证内地茶叶迅速销往各藏区。内地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民国时期，由于军阀战乱和川藏纠纷，虽以国家和政府角色茶叶输藏逐渐淡出，但是汉、藏民间商人之间的茶叶贸易却始终活跃，内地茶叶仍畅行于藏区，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仍成为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经济联系，并一直延续至民国末。

二、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与特点

今天，随着现代交通的兴起，这条自唐宋以来延续达一千多年并在汉、藏之间发挥过重要联系作用的茶马古道虽已丧失了昔日的地位与功能，但它作为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作为今天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却依然熠熠生辉，并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日益凸显其意义和价值。我想，这恐怕也正是促成今天藏、川、滇三省区联合举行此次大型的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一个原因。那么，应当如何看待和认识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内涵及其与其他文明古道相比有什么特点？同时，我们又应当如何在茶马古道与当前藏区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寻找一个结合点，使其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焕发生机？这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茶马古道的特点及其历史文化内涵，目前我们至少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茶马古道是青藏高原上一条异常古老的文明孔道。

从茶马古道的路线看，我们不难发现，昌都是茶马古道上的一个重要枢纽，它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汇点。事实上，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汉、藏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一条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4～5千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19）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是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一个重要孔道上。从卡若文化中，我们既可见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见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20）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个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一个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汇萃的一个重要枢纽地区。

此外，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阿坝自治州境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21）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均有发现。（22）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23）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我们知道，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一林芝一山南一日喀则，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原始居民进行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约4～5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第二，茶马古道是人类历史上海拔最高、通行难度最大的高原文明古道。

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高原，被称作“世界屋脊”或“地球第三极”。所以，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文明古道，是没有问题的。正因为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道路并且几乎横穿了整个青藏高原，所以其通行难度之大在世界上的各文明古道中当是首屈一指。说茶马古道是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文明古道，主要表现在：其一，茶马古道所穿越的青藏高原东缘横断山脉地区是世界上地形最复杂和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区，故其崎岖险峻和通行之艰难亦为世所罕见。茶马古道沿途皆高峰耸云、大河排空、崇山峻岭、河流湍急。正如任乃强先生在《康藏史地大纲》中所言：“康藏高原，兀立亚洲中部，宛如砥石在地，四围悬绝。除正西之印度河流域，东北之黄河流域倾斜较缓外，其余六方，皆作峻壁陡落之状。尤以与四川盆地及云贵高原相结之部，峻坂之外，复以邃流绝峡窜乱其间，随处皆成断崖促壁，鸟道湍流。各项新式交通工具，在此概难展施。”（24）据有人统计，经川藏茶道至拉萨，“全长约四千七百华里，所过驿站五十有六，渡主凡五十一次，渡绳桥十五，渡铁桥十，越山七十八处，越海拔九千尺以上之高山十一，越五千尺以上之高山二十又七，全程非三、四个月的时间不能到达。”（25）清人对茶马古道之险峻崎岖有生动的描述，焦应旂的《藏程纪略》记：“坚冰滑雪，万仞崇岗，如银光一片。俯首下视，神昏心悸，毛骨悚然，令人欲死……是诚有生未历之境，未尝之苦也。”（26）张其勤的《炉藏道里最新考》记，由打箭炉去拉萨，凡阅五月，“行路之艰苦，实为生平所未经。”（27）杜昌丁等的《藏行纪程》记滇藏茶路说，“十二阑干为中甸要道，路止尺许，连折十二层而上，两骑相遇，则于山腰脊先避，俟过方行。高插天，俯视山，深沟万丈……绝险为生平未历。”（28）茶道通行之艰难，可见一斑。其二，茶马古道沿线高寒地冻，氧气稀薄，气候变幻莫测。清人所记沿途“有瘴气”、“令人欲死”之现象，实乃严重缺氧所致之高山反应，古人因不明究竟而误为“瘴气”。茶马古道沿途气候更是所谓“一日有四季”，一日之中可同时经历大雪、冰雹、烈日和大风等，气温变化幅度极大。一年中气候变化则更为剧烈，民谚曰：“正二三，雪封山；四五六，淋得哭；七八九，稍好走；十冬腊，学狗爬。”其行路之艰难可想而知。千百年来，茶叶正是在这样人背畜驮历尽千辛万苦而运往藏区各地。藏区民众中有一种说法，称茶叶翻过的山越多就越珍贵，此说生动地反映藏区得茶之不易。《明史·食货志》载：“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斯藏，行茶之地五千余里。”如此漫长艰险的高原之路，使茶马古道堪称世界上通行难度最大的道路。

第三，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因此，中国的历史很大程度上也是多民族逐渐聚合在一起的历史。茶马古道所见证的，正是汉、藏乃至西南其他民族怎样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我们知道，汉族文明的特点是农业和儒教；藏族文明的特点则是高原地域和藏传佛教，两者都有深厚的底蕴，但也有一些差异。那么，是什么因素使两者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是一个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民族，藏族之所以成为中国多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虽然由多种原因所促成，但可以肯定，这条连接汉、藏之间的茶马古道在其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就是说，汉、藏之间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和相互依存，是使其共同成为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茶马古道的意义显然并不仅止于历史上的茶、马交换，事实上它既是历史上汉、藏两大文明发生交流融合的一个重要渠道，也是促成汉、藏两个民族进行沟通联系并在情感、心理上彼此亲近和靠拢的主要纽带。恰如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中所言：“汉地的货物运到博（藏区），是我们这里不产这些东西吗？不是的，不过是要把藏汉两地人民的心连在一起罢了。”（29）这是藏族民众对茶马古道和茶马贸易之本质的最透彻、最直白的理解。所以，无论从历史与现实看，茶马古道都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与纽带。

第四，茶马古道是迄今我国西部文化原生形态保留最好、最多姿多彩的一条民族文化走廊。

茶马古道所穿越的川滇西部及藏东地区是我国典型的横断山脉地区，也是南亚板块与东亚板块挤压所形成的极典型的地球皱褶地区。岷江、大渡河、雅砻江、金沙江、澜沧江、怒江六条大江分别自北向南、自西向东地从这里穿过，形成了世界上最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由于高山深谷的阻隔和对外交往的不便，使该地区的民族文化呈现了两个突出特点：第一，文化的多元性特点异常突出。沿着茶马古道旅行，任何人都可深刻地感受到一个现象，即随着汽车的前行，沿途的民居样式、衣着服饰、民情风俗、所说语言乃至房前屋后标志始终像走马灯一样变化着，让你应接不暇。对这种现象，当地谚语有一个形象的概括，叫“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这种多元文化特点，使茶马古道成为一条极富魅力且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走廊。第二，积淀和保留着丰富的原生形态的民族文化。茶马古道所途经的河谷地区大多是古代民族迁移流动的通道，许多古代先民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踪迹，许多原生形态的古代文化因素至今仍积淀和保留在当地的文化、语言、宗教和习俗中，同时也有许多历史之谜和解开这些历史之谜的线索蕴藏其中。千百年来，不仅是汉、藏之间，藏族与西南其他少数民族乃至藏族内部各族群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传播均在这里默默地、不间断地进行着，这里既有民族文化的冲突与碰撞，也有各民族文化之间积极的互动、融合与同化。事实上，正是这条东西横跨数千里，穿越青藏高原众多不同民族（或不同族群面貌）、不同语言和不同文化地区的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彩带将他们有机地串连起来，使他们既保持自己的特点，又彼此沟通和联系并协同发展。所以，茶马古道既是民族多元文化荟萃的走廊，又是各种民族文化进行交流、互动并各自保留其固有特点的一个极具魅力的地区。诚如先生所言，该地区“沉积着许多现在还活着的历史遗留，应当是历史与语言科学的一个宝贝园地”。（30）

三、开发茶马古道的意义

由以上四点所体现的茶马古道的历史文化价值及特点，我们不难看到，茶马古道是一个极具文化底蕴和开发价值的珍贵文化遗产。它的历史地位与文化价值不但不逊于世界上任何一条文明古道，而且也完全可与北方的丝绸之路相媲美。显然，茶马古道自身所包含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价值，不但为其开发提供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广阔前景。

笔者认为，当前对茶马古道的开发至少有以下三个意义：

一、茶马古道可成为发展藏区旅游的一个黄金品牌和黄金路线。

当前藏区人民要求发展的愿望非常迫切。这种迫切的发展愿望，正是促成此次藏、川、滇三个藏区联合举行茶马古道学术考察活动的主要动因。且从藏区的实际来看，旅游业可能是藏区最具前景，最能使人、自然、社会协调发展的产业。发展旅游对于藏区社会至少有两个最直接的好处：一可促进开放，开放可促成观念的转变与更新；二可促进基础设施（如交通、通讯、电力等）建设和对人文及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这两点乃是任何一个社会发展所必需之前提。但在藏区发展旅游面临一个很大问题，即藏区的范围太大，地域辽阔，藏区各地的人文与自然景观又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各地都仅仅强调自己的特点和优势，就势必造成分散和分化局面，难以发挥藏区在旅游上的整体优势，也很难使藏区的旅游资源对外形成强大影响和辐射。因此，我认为，从“茶马古道”这一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文化遗产的思路上切入，让“茶马古道”成为藏、川、滇藏区实现旅游发展的一个整体战略思路和共同品牌，对于有效发挥藏区各地的优势和特点，构建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和辐射力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打一个形象的比喻，如果说，藏区各地各具特点的人文与自然等旅游资源是一颗颗璀璨的珍珠，那么，“茶马古道”就是一根线，它可以把所有的珍珠串连起来，将一颗颗单一、分散的珍珠变成一串美丽的项链，从而构建起藏区旅游资源的整体优势与品牌并对外形成强大的影响力。茶马古道独具特点的旅游资源已显示出其旅游开发前景无限广阔。事实上，今天已经成为旅游热点并仍在急剧升温的云南香格里拉和四川康定两地，都只是茶马古道分别在云南藏区和四川藏区的两个起点而已，它们率先成为旅游热地绝非因为其旅游景观在茶马古道上最突出，主要原因是因其靠近内地并得交通之便利。所以，就茶马古道的旅游开发前景来说，今天的云南香格里拉与四川康定不过是浮出水面的冰山之一角。

二、茶马古道开发对弘扬藏族文化、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知名度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茶马古道不仅是一个旅游品牌，更是一个文化品牌。茶马古道上的斑斑印痕不仅记录了千百年来藏族人民不畏艰难险阻，孜孜不息地与恶劣的自然环境相抗争的民族精神，也记录着藏族人民的开放意识，记录着汉、藏人民源远流长的情谊与历史关系。所以，茶马古道本身即是藏族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藏民族昨天的一段可歌可泣的历史足迹，也是中华民族宝库中一份珍贵而厚重的历史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发和宣传茶马古道这个品牌，既是宣传藏民族的历史，展示藏民族的多姿多彩的文化和民族精神，也是展示藏族与中国多民族大家庭的紧密关系与逐渐聚合的历史过程。此外，茶马古道沿线本身即是一条展现藏族文化的走廊，是藏族文化之多样性及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互动的一个极为典型的地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展示藏族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特点，宣传和弘扬藏族文化必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长期以来，拉萨以享誉世界的布达拉宫、大昭寺等景观而驰名中外；日喀则以历代班禅主寺扎什伦布寺而吸引八方游客。甘、青则因是入藏的主要交通干道并拥有塔尔寺。青海湖和拉卜楞寺等著名景点而为外界所知。相比之下，昌都和川滇藏区则因地处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地区，交通相对不便，其知名度在藏区中一直偏低，其经济发展程度在藏区中也相对滞后。不少对藏族情况较陌生的一般民众甚至只知藏族居住于，而不知四川、云南也有藏区。与川、滇藏区相接的昌都地区则因地处之最东部、又远离中心城市而知名度较低，其经济发展条件也相对不利。在当今时代，任何一个地区发展之前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开放之程度。而开放的程度又显然与该地区的知名度即是否对外界具有吸引力息息相关。由于茶马古道所穿行的核心地区正是处于横断山脉地带景色壮丽的昌都和川滇藏区，所以，茶马古道的开发对于提升昌都和川滇藏区的知名度，加快这一相对滞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三、茶马古道的宣传及开发利用有利于增进汉、藏民族团结和维护藏区稳定。

茶马古道是汉、藏民族关系和民族团结的象征和纽带。千百年来，茶马古道犹如一条强有力的经济文化纽带，将藏民族同祖国大家庭紧紧地拴在了一起。所以，宣传和开发利用茶马古道，在今天对于密切汉、藏关系，增进汉、藏民族之间的和谐与团结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虽然，随着航空、火车、公路等现代交通手段的开辟，茶马古道的作用已不如从前，昔日人背畜驮、“连年累月，络绎道路”的繁忙景象也一去不复了。但是，今天历史又重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遇：这就是我们可以通过开发茶马古道来发展旅游，通过旅游来沟通藏区与内地、藏区与世界来促进藏区的开放与发展，也促进汉、藏民族之间的进一步联系与沟通，从而让茶马古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焕发其加强汉、藏联系与汉、藏团结的纽带作用。因此，开发茶马古道其意义远不止于旅游一项，它对藏区社会发展各个方面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将会更为广泛和持久。

鉴于茶马古道开发在当前对促进藏区发展具有的重要意义，笔者以为，“茶马古道”应该是一个大思路、大手笔，需要有一个高起点的定位。也就是说，要把茶马古道开发提高到加快藏区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来考虑和认识，而不能单单将它定位在旅游开发的层面（虽然不能否认旅游层面的操作将是茶马古道开发的一项重要内容）。事实上，茶马古道作为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独特的文化品牌，作为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作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的一个历史见证，它的涵盖及其对藏区发展所具有的现实和潜在意义与作用要远远超过了旅游开发层面。因此，从更高的目标着眼，如果我们能通过对茶马古道的开发与利用，让茶马古道成为一条与“丝绸之路”齐名的享誉世界的文明古道之品牌，其对于藏区的发展和弘扬藏族优秀文化将会起到不可估量的巨大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有理由相信，对茶马古道的进一步开发与利用，不仅将使之成为我国西部一条绚丽多姿且极富魅力的民族文化走廊，更重要的是，也会给至今尚不富裕且亟待发展的茶马古道沿途的各族人民带来新的生机与活力。

注释：

（1）达仓宗巴·班觉桑布：《汉藏史集》，陈庆英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04～106页。

（2）李肇：《国史补》下卷。

（3）封演：《封氏见闻录》卷二。

（4）参见[法]戴密微：《吐蕃僧诤记》，耿升译，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见注（1），第143～145页。

（6）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

（7）《宋史·黄廉传》。

（8）（9）《明英宗实录》卷177、291。

（10）《续文献通考》卷29。

（11）《明宪宗实录》卷78。

（12）《清圣祖实录》卷四。

（13）参见成崇德、张世明：《清代开发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1996年版，第75页。（14）参见杨毓才：《云南各民族经济发展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0页。

（15）王世睿：《进藏纪程》；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62页。

（16）民国《松潘县志》。

（17）林隽：《归程记》；见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页。

（18）贾大泉：《川茶输藏的历史作用》，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四川藏学论文集》，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9页。

（19）（20）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所编《昌都卡若》，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153页。

（21）文管会文物普查队：《贡觉县香贝石棺墓葬清理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6期；文管会普查队：《贡觉县发现的石板墓》，载《文博》1992年第6期；文管会文物普查队：《小恩达新石器时代遗址试掘简报》，载《考古与文物》1990年第1期。

（22）扎丹：《林芝都普古遗址首次发掘石棺葬》，载《研究》1990年第4期；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错那、隆子、加查、曲松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自治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乃东县文物志》，铅印本；文管会文物普查队：《仁布县让君村古墓群试掘简报》，载《南方民族考古》第4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萨迦、谢通门县文物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3）罗开玉：《川滇西部及藏东石棺墓研究》，载《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24）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25）《康藏交通与抗战建国》，载《边政公论》卷五。

（26）（27）（28）吴丰培辑《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13、387、41页。

篇13

尤其是工业革命之后，大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工业的比重逐步超过农业;第三次产业革命之后，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成为比重最大的产业形态。现代科学技术在提升了人类生产力的同时，也给促进整个人类的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进步、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丰富大众的文化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现代科技的发展扩大了各民族之间的交往范围，改变了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往方式，为全球化奠定了基础。现代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打破了地域上的时空界限，拉近了区域与区域、民族与民族的距离，使地球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各民族无一例外被纳人全球化的系统中。科技的进步，改变了人们的交通方式，从最初的步行到马车等畜力交通工具再到火车、汽车、飞机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的使用，缩短了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时间成本，扩大了交往的范围。在民族文化“自我认识”过程中，科学技术的发展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打破了民族文化之间的自然壁垒，而且超越了其在历史中形成的民族、族群之间的文化边界，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和接触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交往深度不断拓展。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发展，无障碍交流变成了可能，边缘化、地域化的传统民族文化间隔被打破，从而大大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和融合，给民族文化的全球化奠定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现代科技在促进传统第三产业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化创意产业等新兴产业的发展。现代科技促进了国际商业贸易、金融贸易等传统服务业的发展，也使得第三产业的服务领域进一步拓展，导致了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的革命性变革;提供了优质、便捷的服务，为社会生产和生活消费创造了全新的服务方式和理念。网络、通讯卫星、电视、影像技术创意了与传统的文化体验、文化生活不一样的各种现代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带动了文化创意等新兴产业的发展。正如科学家、艺术家达•芬奇所说:“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科技在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作用是多层次渗透、全方位介人的，具体表现为提高全社会特别是创意者的科技素养、形成激发创意和拓展思维方式的技术环境、为创意产业提供相关的核心技术和应用技术平台支撑等方面。现代科技在文化创意产业的各个阶段如影随形，无处不在。现代科技深人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不仅是当代文化最具影响力、最具活力的文化表现形式，成为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推动了席卷全球的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现代科技与民族文化保护

在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文化安全日益受到重视，民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成为热点话题。如何发挥民族文化的表现力、创新力和传播力，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现代科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扩大了不同民族间的交往范围，深化了不同民族间的交流深度，打破了民族文化边缘化、地域化、相对封闭式的发展状态，促进了不同区域、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融合，现代科技带来的一系列变革也为民族文化的保护、传承、传播寻找到了新的路径。现代科学技术与信息技术构筑的立体交通以及基于网络、影像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打破了单一的、相对封闭的文化发展格局。现代科学技术使文化生产从相对封闭、分散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开放的社会化生产方式，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和传播的效率。立体交通的构筑以及现代信息传播技术的完善，使得乡村封闭的文化发展格局被打破，城乡文化发展互补态势逐步显现。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科技力量的不断注人，民族文化、区域文化消费市场日趋活跃。发端于区域和不同民族日常生活的区域文化市场的发展，不但使传统、民族文化、地方性知识得到迅速发展，如手工技艺得到传承和发扬，而且活跃了城乡文化消费市场，为区域提供了众多的就业机会，解决了地方部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改善了当地的产业结构，推动了地方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现代科技和信息技术的支撑下，区域性、民族性文化突破了文化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播受制于资金、成本、人才、物流、市场的制约，凭借现代科技与现代信息技术，区域与民族文化可以突破区域的制约，走向国际市场。区域文化、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对话与交流成为可能。青海黄南州“热贡艺术”是15世纪发源于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河流域的一种藏传佛教艺术，是当地人民主要的文化生产方式。为了弘扬热贡艺术，传承传统文化，展示以唐卡为代表的热贡艺术的特色，打造自身品牌，扩大热贡艺术的知名度从而将唐卡等热贡艺术进一步推向市场，青海省于2008年开始，每年在西宁市举办“青海国际唐卡艺术节”，通过传统文化传播方式，如文艺表演、艺术精品展示、艺术宣传周、学术交流、风情歌舞晚会推介营销方式，提升了热贡传统民族艺术的产业化发展。同时借助网络营销、网络订货、销售系统，将青海热贡唐卡艺术从地方推向世界，实现了地方传统艺术产业化发展。热贡艺术作品远销至我国港台地区以及日本、美国等地，为当地农牧民群众带来新的机遇和丰厚的收益，青海热贡唐卡工艺产业已经成为热贡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科技为文化保护提供了技术支持，实现了对濒于毁灭的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的积淀，是一个民族文化认同的表征。多样性的文化遗产在全球化迅速推进的过程中或隐或现地受到西方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所构筑的商品、技术、知识等的影响。民族性、地域性的文化遗产正日益被纳人全球化所勾勒的世界图景之中。文化多样性面临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同质化的严重冲击，文化多样性正在逐步消失，文化遗产的保护迫在眉睫。传统文化遗产保护手段存在着周期长、收效慢、共享性弱等不可避免的问题，文化遗产保护需要创新，借用现代信息技术加以数字化处理便是人们目前采取的重要手段。20世纪90年代，随着信息技术的兴起，基于数字化技术的文化遗产保护日益受到瞩目，数字化技术“采用数字采集、数字存储、数字处理、数字展示、数字传播等数字化手段将文化遗产转换、再现、复原成共享、可再生的数字形态，并以新的视角加以解读，以新的方式加以保存，以新的需求加以利用”(王耀希:《民族文化遗产数字化)))。目前国内就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工程取得了一些令世界瞩目的成绩，例如:浙江大学虚拟故宫漫游，北京大学故宫数字化，微软研究院的兵马俑，南京大学三峡文化遗产数字化展览工程，国内各种数字博物馆包括南京博物馆的数字化、山东大学考古数字博物馆、中国国际友谊博物馆工程等等项目，为我国通过信息技术对濒危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再创造提供了有益的方法与经验。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保护文化遗产，克服了传统保护手段与方式的固有缺陷，大大提高了文化遗产保护的共享性、直观性，缩短了保护的周期，保护了文化遗产的原真性、独特性和完整性，与当今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协调的。现代信息技术为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传播提供了技术支持。文化交流与传播是国家和民族交往的重要方式，有利于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发展与创新。多姿多彩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不仅是少数民族的财富，更是世界的宝贵财富。加强地方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在向全世界展现中国文化的多样性的同时也能促进世界文化的平等交流，是构建全球共同文化价值体系的现实选择。由于各民族生产方式、语言、风俗习惯、等的差异，尤其是中西方的巨大差异，文化交流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出现理解偏差、观念隔阂，为了使世界各族人民更好地理解和接纳中国多样文化，将高科技手段与文化创意有机结合，用有表现力的、直观性的方式讲好“中国文化”和“中国故事”，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大型民族舞剧《丝路花雨》是以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和敦煌壁画为素材创作的，曾先后访问20多个国家和地区，演出深受好评，被誉为“中国民族舞剧的典范”。《云南映象》是一台将云南原创乡土歌舞与民族舞重新整合的充满古朴与新意的大型歌舞集锦，将传统歌舞和新锐舞蹈、现代舞美完美融合，在现实的基础上再创了神话般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这两部民族演艺作品之所以受到国际认可，源于它们充分借助现代声光电技术和影视特效，为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创意的实现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持，增强了地域文化的文化表彰力、艺术展现力，使艺术与技术、视觉与感受相得益彰。加之，互联网络技术以及现代移动通讯、非传统媒体、非主流媒体等现代传播手段的营销与推介，大大提高了地方文化的传播效率。现代科技凭借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快速便捷的传播体系和营销平台，为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发展和传播所探求的路径正是今后民族文化进一步发展的可取之路。

现代科技与民族文化产业发展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宝贵精神和物质财富，值得整个人类共同珍视、保护和推动其创新发展。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人类创造了多姿多彩、博大精深的地域和民族文化。集丰富性、多样性、吸引力、影响力和创新力为一体的民族文化资源，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文化和谐发展的基础，也是区域、民族特色文化发展的宝贵资源。保护好、开发好区域、民族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发展优势的转化，是实现区域和民族文化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区域和民族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举措，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代科技在促进民族文化资源向现代大众文化产品和服务的转化过程中，可以通过技术进步、创意提升、品牌营销等手段实现民族文化资源的规模化生产与产业化发展空间的拓展。现代科技促进了民族文化资源向文化产品的规模化生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文化生产从相对封闭的、分散的生产方式中解放出来，转变为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大大提高了文化生产的效率，从而有力促进了文化产品的生产与文化服务体系的形成。区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不同地区、民族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现代科技、信息技术与丰富多样的区域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可以促进诸如民族演艺、民俗文化体验、文化旅游、节庆会展、传统民族民间工艺等产业的发展。民族传统手工艺异彩纷呈、特色鲜明，是区域、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云南省大理州鹤庆县新华村早在唐代南诏时期就有从事金、银、铜器手工加工工艺的历史，至今已有1200多年。“小锤敲过一千年，一品富裕千万家”，新华村已成为云南著名的“民族工艺村”。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新华村的手工艺生产技能不断得到提高，在生产工具方面实现了电源动力和部分机械化生产，气泵、抛光机、压银片机、绞银丝机等新设备的引进，生产规模不断扩大，满足了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云南大理州剑川的白族木雕，历来蜚声海外，尤以剑川木雕最具代表性。为了满足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剑川木雕在传统手工艺的基础之上引进了平雕机与圆雕机，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同时，剑川木雕还利用计算机技术设计并开发木雕的数字化图案，从而赋予传统木雕图案以新形式和新寓意，增强了木雕的现代性与表现力、吸引力和感染力。在现代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民族传统技艺在秉持传统手工技艺的基础上，适当引人现代科技无疑是适应市场竞争的大潮、争取市场主动的明智选择。

现代科技为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意提供了技术支持。近年来，文化与科技的融合不断衍生出多种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这些新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正是文化产业中最具发展潜力、最具后发优势的业态，是增强我国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创新力的关键所在。我们要及时掌握最新科技，大力发展创意产业、动漫产业、数字出版产业等，同时，在民族文化丰富的中国，也要注重现代科技对民族文化的带动作用。现代科技为我国民族文化产品的创意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云南美瑾奇奥传媒有限公司是云南本土专业的动漫企业，公司以“弘扬云南本土文化，发展民族动漫品牌”为创作理念，致力于振兴民族动画、繁荣文化市场、促进经济发展。云南是全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在这片彩云护佑的沃土上，有许多美丽动人的传说故事，这为美瑾奇奥的剧本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公司成立以来，引进海内外先进的创作理念，结合业内最新的制作技术，制作完成了云南第一部具有民族特色的3D大型电视动画片《彩云南》，将云南极为独特的民族文化原汁原味地呈现在大众面前，向世界展示了这块“云南美玉”的绮丽风采。《彩云南》动画形象—“泡泡”，荣获“2010第二届中国年度十大最具产业价值动画片形象奖”;在“2010中国动画盛典”中，荣获了“2010中国动画年会评委会特别奖”;2010年9月，荣获“云南广播电视奖2009年度优秀影视广播剧奖”;2011年4月，荣获“美猴奖”提名奖;动画形象白族小姑娘“琪琪”荣获“第二届中国十大卡通形象”提名奖;2011年7月，《彩云南》荣获“首届中国•鄂尔多斯东胜动画推介会”国产原创动画优秀作品奖。现代科技的引进与民族文化的有机结合，正是美瑾奇奥成功的关键所在。运用现代科技整合民族文化、打造民族文化品牌，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可行方案。

现代科技与信息网络为民族文化品牌的营销提供了路径。“传播力决定影响力，而传播力往往取决于传播技术的先进程度。’旧趋激烈的国际文化竞争、信息技术的深人发展，构筑以科技为依托的现代传播体系已成为区域和民族提升文化影响力的重要选择。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十一五”以来，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快速发展，为文化传播、文化品牌建设注入了生机与活力。移动通信、互联网、手机报、流媒体点播等现代信息技术，使区域、民族文化产品的生产方式、展示方式、营销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化的营销手段已成为区域、民族文化品牌提高影响力的关键。

云南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大省，在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中，运用现代科技努力打造方便快捷的全新网络服务、传播平台，为本省民族文化旅游、民族民间工艺、珠宝玉石、影视、演艺、动漫等产业的发展搭建了良好有序的营销平台，促进了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六百年历史孕育了极边古镇—云南腾冲和顺古镇，2005年“中国第一魅力古镇”和2006年“中国十大最美丽的村镇”这两个大型评选活动，100多家媒体的介入，使得和顺名声大噪。和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就此提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文化旅游膨胀发展的今天，和顺的成功不仅仅源于它独有的民族文化资源，更离不开现代媒体的宣传、推介和营销。《滇西1944》、《我的团长我的团》、《茶马古道》、《大马帮》、《和顺的夏天》、《翡翠王》等电视剧的拍摄，更进一步提升了和顺的知名度。尤其是近两年来拍摄的电视剧《北京爱情故事》、《北京青年》的高收视率和电影《武侠》的高票房，使得和顺一时成为外来游客的目的地。《北京爱情故事》的热播，更使得“龙凤铃”成为和顺最畅销的旅游纪念品。现代科技的发展不仅促进了和顺文化旅游业的发展，也带动了云南影视业的发展，“天然摄影棚”的雅称实至名归。民族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合成就了云南民族文化品牌，助推云南民族文化走向世界，提升了云南民族文化的影响力和区域的软实力。

篇14

论文摘要：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丰富的经济价值，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当前，保护和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热门话题。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在生产和生活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成果，对今天的人们来说，仍然存在许多的价值，如：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历史价值等等。其中，对于其经济价值的认识和研究，对于现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研究，可以认识其特点，寻找其转换机制和转换形式，拓展文化资源的内容，增加文化资产的实力，提升文化生产力，为发展区域特色经济服务。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56个民族创立和传承了门类齐全、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门类齐全，有各具特色、绚丽多彩的雕塑、绘画、剪纸、杂技、戏曲、舞蹈等艺术创作，有源远流长、独具一格的中医、厨艺、酿酒、制陶等特殊技艺，有内容丰富、形态各异的民俗、民风、节庆、礼仪、游戏等固定仪式等等，这些都是可能带来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作为以文化价值为核心而存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所贮藏的巨大经济价值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就如何更有效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经济价值进行研究、挖掘、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挑战，中国人家喻户的“花木兰”故事被美国人改编成电影向全世界（包括中国）发行，获取经济利益，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我们要高度重视，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提升到文化资源和文化资本的高度，对内容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梳理和挖掘，认真研究和分析其潜在的经济价值和转化机制、转化方式，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资源范围，为中华民族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为未来的文化经济竞争取得资本优势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特点中，其区域性是最重要的一点。2003年10月1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NUESCO）第三十二次大会上通过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公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创造力。”国务院办公厅于2005年3月26日颁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在其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重新做出了“中国式”的界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两个定义都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群体在一个特定的环境下长期积淀下来的文化。在不同的区域内，由于人们所处的环境不同、传承方式不同，导致了其差异性，显现出鲜明的民族和地域特征。如中国的民族歌舞，由于民族和地域的不同，就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新疆的歌舞热烈奔放，内蒙的歌舞辽阔雄浑，的歌舞高远空灵，东北的歌舞轻盈飘逸，西北的歌舞苍凉凝重，江南的歌舞清新典雅，等等。正是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种民族性和区域性，使之在从文化资源转向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实现其经济价值的转换下过程中也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区域性特征。

具体讲，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产生和影响过程分为三个区域：原发区、影响区、消失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的展现也会根据区域的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层次。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济价值在原发区表现得最充分，影响区区次之，消失区更次。我们以一些具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来说明。如属于技艺的重庆火锅，是源于川江流域（即现重庆市所辖长江流域，因重庆市在成为直辖市以前属四川省管辖，故称川江。）。在当下，重庆火锅已成为重庆名片，是重庆市饮食业最重要的支柱，产生了响誉全国的“小天鹅”、“德庄”、“秦妈”、“骑龙”等大型火锅企业。顺川江而下，在湖南、湖北等辐射区，火锅的制作技艺开始有所改变，其经济价值也开始下降，只有一些小规模的火锅产业，再向下，到上海等华东影响区，火锅的影响就更小了，基本上没有规模化的产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经济价值的区域性特征，使我们在转化其经济价值的时候，不要轻易提什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口号，当然，作为一种文化可以向全国、全世界展示，但要转化为一个产业，就一定要考虑其区域性，考虑市场，考虑消费者。因此，利用产生于某一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挖掘出“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中的经济价值，并通过各种有效的产业途径和产业方式，实现这种经济价值的转换，实现产业化和规模化的经营，就可能形成一系列的具有特色的区域经济样式出来。

一、发展特色旅游业

特色是旅游业的生命，特色旅游资源是旅游业发展的基础。旅游对旅游者的吸引力，来源于旅游景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独特风格。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是非常明显的优势。“旅游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地域文化的差异性，旅游业的成功取决于不同文化与社会区域中的差异认识和促进。”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无论是旅游的形式还是内容都必须突现出文化的特点，才能吸引旅游者，才能促使他们产生消费的冲动，从这个角度讲，没有文化就没有旅游，旅游者通过旅游应该感爱到另一种文化和生活的体验，获得求新、求知、求乐、求美的需求。

各地如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利用区域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旅游业开发中，挖掘出“人无我有，人有我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形成独具特色的旅游景点或旅游项目。从旅游者的心理来说，区域差异越大、文化差异越大，就越能激发其好奇心和主观想象，从而引发旅游的兴趣和动机。例如：国内盛行的新疆旅、旅，出了对两个地方自然风光的想往外，对其独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神往也是不可缺的因素，“丝绸之路”的文明、“雪域高原”的文化，是吸引旅游者绝不能忽视的资源。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在各地及旅游景点或项目中蕴藏着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佛教文化、道教文化、伊斯兰文化、儒家文化、建筑文化、茶文化、酒文化、性文化等等。有独特地域和民族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不可替代的旅游资源，如何挖掘、整理、保护、开发和利用得好，就会一个地区带来独具特色的旅游业。

二、发展特色加工业

传统的手工艺技能，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样式，通过对与地方特产相联系的特殊技艺的整理、研究、挖掘，我们不难发现老祖宗传下来的特有技术和技能所制作的产品（如工艺品、生活品），仍然具有市场，仍然能为我们带来经济效益。所以，我们必须学会利用经济杠杆的强大内在动力去发扬光大一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生活技能，对其产品进行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和经营，形成一个地方的特色经济，带动地方经济发展。从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方面讲，这种经济开发，也是有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的。正是经济发展，促进了人们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只要我们引导得当，注意不要盲目开发，过度开发，经济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是有利的。对于中国而言，在城镇化的进程中，利用民间特殊技艺、民间美术、传统工艺，为农村的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近转移提业支撑，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以重庆为例，在城乡统筹的过程中，完全可以利用合桃片制作工艺、纸扎艺术，荣昌夏布、陶瓷、折扇制定工艺、永川豆豉酿造工艺、蝴蝶画制作工艺，铜梁龙制作工艺，梁平年画、竹帘制定工艺，大足石雕工艺、小五金制作工艺，以及遍布重庆的山城火锅等等，都可以形成有地方特色的加工业。目前，大足的小五金制作，已形成规模，成为大足县的重要产业。伴随着大足石刻的开凿而诞生的大足龙水小五金，已有上千年的历史。现在，龙水小五金有12个门类，200多个品种，2000多个规格型号，年产值达到亿，产品畅销全国及东南亚和欧美市场。龙水已建成我国西南地区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五金专业市场。又如：“中国烟花之乡”—湖南浏阳，浏阳烟花“始于唐，盛于宋”，至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现在，经过挖掘和开发，已有13大类3000余个品种，远销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创汇6000多万美元，国内市场占有率40%，国际市场占有率60%。已形成一个年销售额达20余亿元的现代化产业群和产业集团。

三、发展特色演出业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像珍珠样散落于中华各民族和各地之中，存在许多具有极高观赏性和娱乐性的表演艺术。通过对非物质文化表演艺术的开发和利用，不仅可以增加文化娱乐的方式使人们获得精神的享受，同时还可以使某种表演艺术得以再生，不断产生出新的文化产品，通过这些文化产品的营销，获得经济收益。以东北“二人转”为基础的“东北小品”已成功地走向了市场，获得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这方面做出了范例。对于“东北小品”风靡的原因，我们作一个简单的分析，任何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式，它的产生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在市场经济和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这些有鲜明地域性的传统表演形式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影响，面临着被消亡的可能，但是，东北的一批民间艺术家们，迎着市场经济的大潮，没有退却，以满足大众生活情趣为目标，适应市场需求为动力，在继承和发扬“二人转”的表演形式和表演手段的基本上，创作出了东北方言小品，赢得了市场的青睐，满足了大众休闲文化的需要。可以这样说，市场经济多元化文化条件下的平民化文化需求，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背景、机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表演形式“二人转”的平民化、地域性表现形式，为“东北小品”的火爆提供了基础和来台。

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演艺术在今天仍然具有市场，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去把它推向市场。现在，许多地方已开始有这种设想。如“中国龙都”—重庆市铜梁县政府提出了：“扎实推进龙灯舞展演，充分挖掘市场潜力，创新展演形式和内容，占领重庆市场，做大市外市场，拓展境外市场，打造和提升‘铜梁龙灯文化品牌’的影响力和辐射力”的战略设想。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表演艺术形式和整理和挖掘，使其为新农村建设服务更有其重要意义。

四、发展特色医药业

通过对传统医药学知识的挖掘，可以形式独具特性的医药产业。中国医药学知识是中国境内各地、各民族在数千年的医疗实践中总结形成的独具特色和优势的医药学知识。作为国宝，中国医药学知识在五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一个庞大而丰富的宝库，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特色医药产业，我们大致可以从三条路径出发：一是生产销售。生产又分为分为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对传统医药材料的种植（或饲养）。如山东郯城，开展大规模的银杏种植，被誉为“中国银杏之乡”，也成为郯城的重要支柱产业。重庆市石柱县，在600百多年前就开始种植中药材黄连，1954年，石柱黄连被定为国药和一类农副产品。2006年，全县在地黄连5.1万亩，产量1800吨，产量占全国的68%，产值1.3亿。因而，石柱被誉为“黄连之乡”。二个层次是传统医药成品生产和销售。如六味地黄丸、云南白药等。二是治疗。利用传统医疗技术，来为病患者服务。如：针灸及针灸刀、刮痧等。三是保健。这个方面包含着传统医学知识的丰富内容和经验。全国各地一大批利用传统中医保健知识和技能的健身、健体企业应运而生，相应的产品也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如工作之余，进入洗脚城、健身房放松，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时尚选择。

发展中药产业，已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2007年3月21日，科技部、卫生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等16个部门联合了《中医药创新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纲要》提出，未来15年我国中医药要在继承发扬中医药优势特色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阐明中医药的科学内涵，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中医医疗服务能力和中药产业技术水平，通过知识创新丰富和完善中医药理论体系及医疗保健模式，加快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全面提高我国的医疗保健和重大疾病防治水平。《纲要》提出了“继承与创新并重，中医中药协调发展，现代化与国际化相互促进”的基本原则，确立了“继承、创新、现代化、国际化”四个方面的基本任务，指出了优先发展“中医临床、中药产业发展、基础理论研究、创新体系建设、国际科技合作”的基本路径。从现实的角度看，发展特色中药产业，有利于我国医药产业结构调整。培育以中药为基础、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健康产业，将有利于提高中医药的市场份额，同时，发展中医药材料农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扶助贫困地区，保持生态环境，调整医药产业和产品结构，并对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综合带动作用，形成特色经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五、发展特色餐饮业

饮食文化是五千年中华文件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饮食文化，在世界上享有盛誉。中国餐馆能遍布世界各地，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与中国的饮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菜由宫廷菜、官府菜、各地方菜系组成，每种菜系中都深藏着中国饮食文化的精神内涵的文化。因而在今天，仍然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挖掘散落于各处的传统厨艺，发展出具有特色的餐饮业。从回报角度看，餐饮业是一个投资小，风险小，回报快，回报高的产业。如：起源于“明未清初”的重庆火锅，是由码头文化衍生出来，由码头而进入高雅之堂，现在已成为重庆的名片，市外人一提重庆饮食，首提必是重庆火锅。如今重庆火锅形成“公司+基地+农户+精加工+营销网络+物流中心”的完整产业链条，做到集产供销于一体的社会化大物流配送。重庆火锅协会会长何永智说：“重庆火锅的发展带动了很多相关产业的发展，例如说它的生产加工基地，凡是做火锅的，汤料都已经工厂化生产，而工厂化生产所带动的相关产业就是农业，我们的海椒基地、花椒基地、农副产品基地、相关的豆瓣，大蒜、老姜之类的，因此重庆火锅近几年的发展带动了重庆的知名度，也成了我们重庆的一张名片。”目前，重庆火锅在全国连锁经营户达11200多家，年创产值150亿元，年上交税收8亿，解决了50多万人的就业问题。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R].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三十二届会议.2003.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R].2005.

[3]张文建.区域文化差异性及其对旅游的影响——以华东和西南地区为例[J].学术月刊，2001,1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