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文学思想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儒家的文学思想，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代文学； 儒家思想；素质教育启示

作为人类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很早就形成了完整的素质教育的观念体系，中国古代文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宝藏与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途径。而丰富的儒家文化，既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也规定了素质教育的观念的主要内容。素质教育的根本点是树立和践行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弘扬平等自由和谐的人文主义精神，对于中国主流社会来讲，这种精神就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理想中的儒家精神思想。

一、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

（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涵儒家思想的核心：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儒家以修身为本、以仁道为重心的人文理想是当代人文素质教育不可或缺的历史和传统纽带，“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崇德修身”、“建功立业”“整体为止”、“仁爱和谐”。儒学中善的观念是以仁、义、礼、智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为基础的，它以君臣、父子、夫妻的伦理关系为出发点，以“仁”为灵魂，以“礼”为框架。“仁”的基本精神以孔子的说法可以概括为“爱人”和“忠恕”， 而“爱人”和“忠恕”的根本途径是“克己复礼”，可以说“克己”与“修身”是孔子道德修养论的一大特色，他提倡通过个体以仁为目标的道德修养来调整整个社会关系。

（二）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

中国大力推进素质教育，当前的素质教育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即弘扬人文精神的教育。国家教委《关于当前积极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中作了明确解释：“素质教育是以提高民族素质为宗旨的教育。它是依据《教育法》规定的国家教育方针，着眼于受教育者及社会长远发展的要求，以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宗旨，以注重培养受教育者的态度、能力、促进他们在德智体等方面生动、活泼、主动地发展为基本特征的教育。“

（三）儒家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契合点

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共识是素质教育应贯穿于专业和课程教学始终。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以学生的实际和学习需求把对学生进行人文精神熏陶和培养作为素质教育的理念。因为中国古代文学本身就具有很强的教化色彩，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传统思想对古代文学有着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建功立业、治国平天下是大多数古代作家的共同人生目标；把文学作为道德教化成为我国古代重要的文学思想，“文以载道”是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众多古代文学优秀作品具有极为丰富而深邃的人文精神；中国古代文学所展示的是中华民族的生活画卷，它真实深刻地反映了我们祖先的生活面貌，更真切地记录了他们心灵。在当今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我们要利用文学作品本身的教化作用，全面深入梳理挖掘作品的思想内容，阐释其思想意义或价值，明其所载之“道”，阐释作品包蕴的真善美的光辉，以触动学生的心灵，引导学生能更深一层体会我国文学的基本精神。

二、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

在中国古代文学价值理念大厦的构架中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参阅文化历史不难发现，灿若星辰的中国古代文学在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引领性的作用，大批优秀的作家群体、文学作品以及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批评、文学理念本身就映射着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优秀成分，并将这种精神以文学文本的形式进行凝聚、传承、强化和进一步升华。中国古代文学传统理想之塔的构成博大而深邃，精美而瑰丽，千百年来扩散着无尽的阅读、评鉴、感悟的品格张力，不同的文学家、批评家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理解和诠释不尽相同，常有精辟概括之词，不尽一致，各领。中国古代文学中映现出来的儒家理想价值体系，是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主流因素。

（一）诗歌

诗歌作为人类文化活动的最古老的一种文学艺术形式，它的社会功能与人文价值，已被世界上各个民族的文化所认同。诗歌所蕴含的内涵主要体现为对人的生命价值、社会责任的实现与追求。

（二）散文

蕴含儒家思想的散文始终存在，作品反映的基本思想人生态度是积极用世，它的许多经世致用的优质是超越时空的，是中华民族文学永远的精神营养，在《论语》、《孟子》到《荀子》这些儒家哲理散文中，随处可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理名言，社稷的存亡、天下的安危，社会人生和伦理道德成了儒家散文最关注的主题。

（三）小说

不仅诗歌、散文蕴含儒家思想，极具教化作用，小说也具有这样的功能，其作者也总是明确地以自觉推行教化为目地。中国传统小说弥漫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处处显露着对人生存价值的思考和评判。

三、古代文学中蕴含的儒家思想对当代素质教育的启示

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以人为本的内在要求、全经济球化时代对人整体性综合素质的看重，要求大学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可持续发展、和谐与法治并重、培育理想的人格和人性，而儒家人文思想的人本主义价值和当代大学教育的努力目标不谋而合。因此，提高大学生素质，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丰富素质教育内容，继承和发扬传统儒家人文思想价值体系，营造良好的弘扬儒家理想价值的校园文化环境。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再造和弘扬有着重要的的意义。

中国古代文学对生命价值精义的阐发，已深深渗透与中华民族的观念、习俗和思维方式之中，是民族传统拥有更多光华，使后人成长拥有更多钙质，为我们国人贮藏着取之不尽的营养。

参考文献：

[1] 徐放.杜甫诗今译[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85.10.

篇2

【关键词】文学；儒家；政治；忧患意识；仁

早在几千年前，孔子论诗便指出诗有“兴、观、群、怨”之作用，可见儒家思想积极入世，重视实践的思想已深入人心，与其相符的文学作品更是数不胜数。但我们应知道的是，在“文学”诞生之初，它的种种社会功用是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的，只是人们口耳相传的，记录光怪陆离神奇之事，多是神的故事及英雄传说，但之后随着社会的发展，王朝的建立，儒家思想的产生，原先的神话故事在儒家学子的改造下逐渐被“理性化”，原先的神变成了“人”，原先的“英雄”变成“帝王将相”，文学被人们重新认识、加工、包装，从此有了新的社会功用，就像统治者手里的权杖，指挥着社会的伦理道德，纲常教化。那么儒家思想究竟对中国文学有怎样深刻的影响呢？那就不得不说以下三个方面

1 文以载道，为政治教化服务

《论语·子张》：“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十分重视学习与从政的关系，认为“学而时习之”后应关心国家政事。可见儒家思想注重学以致用，是一种积极“入世”的思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是孔子所提出的文学标准，仔细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孔子是十分提倡文学的社会实践功用的，而不仅仅是人们寓情于诗，借诗抒情的产物，这种社会公用与唐代提倡的“文以载道”、“文以明道”“作文害道”等思想结合，不难看出儒家所提倡的文学是要经世致用，为政治教化服务。这种社会政治教化的文学是统治者维护其地位，治国安邦的重要法宝，这也是中国文学最显著，最本质的特征之一。

《诗序》中提出的“六义”“美刺”等说，都是与政治教化息息相关的。《诗大序》有云： “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发于声，声成文谓之音。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诗。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一段不仅对诗、歌、情、志的关系有了深刻的阐释，而且充分肯定了诗对于国家政治、社会教化的重要推动作用。关于诗的“美刺”作用，我们可以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这句话中受到启发。

无论是“美与刺”还是一系列爱国诗歌的产生发展，都受到儒家思想积极入世的影响，体现着“文学为政治教化服务”的主张。关心政治，崇尚现实，注重作品的讽刺性，教化性和教育意义，促使我国古代作家写了不少针砭时弊的优秀文学作品，但在当今社会，“文学为政治服务”受到了不少人的反对与质疑，而文学作品如何在这种反对质疑声中发展，繁荣，开辟一条新路才是人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2 中庸之道

《论语 先进》中记载：“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孔子是很崇尚中庸之道的，他认为“中庸之为德也”，“中庸”的“中”不是中间的意思，不是在两个极端中间找到中间的哪一个，而是找到最适合的哪一个，中庸之意其实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中庸之道可以说已经渗透到绝大数中国人的血液之中，中国人讲究“中庸”，而“中庸”更是促使自古以来的很多文学作品呈现含蓄、内敛的倾向，作家们似乎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强烈的情感不致一泻千里地抒发。像《论语 八佾》中孔子就赞扬《关雎》是“乐而不，哀而不伤”就是说《关雎》这首诗在表达情感方面比较平衡，没有过度的快乐或者悲伤。男子对自己心爱的窈窕淑女求之不得时，只是“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并没有过于强烈的哀伤，这应该就是“哀而不伤”，但当男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女子是也仅仅是“锺鼓乐之”“琴瑟友之”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欣喜若狂的表现，这应该便是“乐而不”。此外。孔子的“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也是强调凡是诗都要具有中庸之道，要使人的思想中正无邪。在这种儒家思想的影响下，许多文学作品都具有朴实、含蓄、委婉的特征，多是“怨而不怒，婉而多讽”的效果。就拿李清照的《武陵春》为例，原文如下：

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 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几多愁。

这是李清照五十三岁时避难金华所作，当时的她面对着家破人亡，丈夫死去，孤苦无依。可以想象她的心情是何等的悲伤。词的首句写狂风花尽，一片凄凉，但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风之残暴，花落狼藉，而是极为含蓄地用“风住尘香”四字来点出春光一去不复返的哀愁。词的下片“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一句更是极其委婉地表现作者的愁绪，让哀愁有了重量，这种含蓄反而将作者的哀伤之感扩大化了，算得上“哀而不伤”的中庸之道好的典范。

3 “天人合一”的天道观

篇3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为黑龙江省教育厅课题“儒家文化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成果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由于西方文化严重冲击了中国传统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问题层出不穷，道德滑坡现象严重，连老人摔倒该不该扶起来都成为一个问题。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就需要我们正确看待和运用儒家文化，充分发挥儒家文化的积极的引导作用。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如何让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为我所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是一个很有时代意义的，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1 儒家文化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

1.1 儒家文化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利于增强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的今天，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逐渐对当代的青年大学生产生剧烈冲击，使得很多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日趋淡化和削弱。他们在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出现偏轨，这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急需处理的一个重要环节。儒家认为，爱国爱民、救国救民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肩负的责任，我们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的幸福生活与我们每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息息相关。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爱国诗人陆游“位卑不敢忘忧国”的诗句，屈原的“待从头收拾旧山河”的顽强抗敌，这些思想弘扬的都是个人对国家对社会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是忠贞爱国的真情流露。儒家思想所提倡的“大公无私”“公而忘私”“先人后己”的群体主义和利他主义精神，对于现今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利己主义这些错误的价值观念和恶俗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整治和洗涤作用。因此儒家文化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让大学生学会关心他人、关心社会，弘扬社会、国家、人民的利益至上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所在。

1.2 儒家文化对于培养大学生高尚道德情操，提高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思想政治教育关注人的发展首先就应培养主客体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儒家文化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充足的营养。孔子提出的“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的严己待人之心以及“与朋友交，言而有信”的诚信态度。“百善孝为先”的孝道思想；孟子提出的“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的关爱他人之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将心比心”的宽容品质。无不反映了我国传统文化对道德修养的重要性。我国传统文化的诚信、宽爱之心、孝道，谦虚谨慎等思想，对现在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重要的教育意义，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高尚道德情操，增强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水平有着重要积极的作用。

2 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

2.1 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知识源头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与核心。直接从文化典籍中汲取理想、价值、基本道德素养，允吸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原汁原味的儒家文化经典中感受“仁”、“礼”之理，品悟出为人处世之大道理大智慧，从

而更好的为大学生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服务。《诗》、《书》、《礼》、《乐》、《易》、《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都是儒家文化的重要典籍，这些充满哲学思辨、人生智慧的著作无不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塑造人的品德的重要性。因此，重视对儒家文化典籍的学习，从浩瀚的传统文化中找到思想政治教育的根基，是当代思想政治教育长足发展的切实立足点与内涵丰富的不竭源泉。经济全球化日趋加强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在国内遭到冷落的普遍现象，我们应把传统文化作为必修课开设，让儒家文化普及到大学生日常课程的学习当中。大学生组建儒家文化典籍阅读爱好者社团，通过团体宣传的力量去感染每一个大学生，在寻找和发现儒家文化典籍的知识海洋中去修缮和加强自身道德水平。总而言之，我们应积极营造学习儒家文化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行动让大学生在传统文化中学习经典，扩大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领域，从源头处发现，在行动中收获。

2.2 利用多渠道的传播方式加强对儒家文化的学习

丰富思想政治教育形式面对传统文化在国内越来越遭到冷落的局面，大众传媒、网络绝对是一个有效传播儒家文化的有效方式，从而使儒家文化借助信息化时代的特有方式得到传承。我们应该用多渠道传播方式弘扬儒家文化，丰富思想政治教育的形式，以更好的对大学生进行教育。在校园生活中，学校可以组织学生看《百家讲坛》节目，从大师们的讲解中感受、学习和领悟儒家文化；在学校的班级实践活动上，也可以组织各个学习小组把通过电视、网络、杂志、论坛、广播中学习的儒家文化进行小组间的心得交流，以讨论的方式做到对儒家文化精华与糟粕的扬弃，从而启迪智慧、陶冶情操，营造良好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以促进自身思想水平的提升。总之，思想政治教育应根据时代的要求，积极的将儒家文化精华与时代精神相结合，将好的品质渗透到对每一个大学生人生观及价值观的教育之中，发挥文化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并投入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做到儒家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互促，切实提高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水平。

为了将诚信思想根植于当代大学生的头脑，成为他们心中永不磨灭的信仰，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实施：

（一）设置儒学课程，进行儒家文化的熏陶，笔者认为这是对当今大学生进行思想道德建设的最基础手段。只有大量地阅读，学生才能从书中汲取文化营养，丰富自身内涵，提高自身修养，才能真正地置身于孔子的世界之中，同孔子一起享受诚信的滋养。

（二）校园文化建设。作为一种环境教育力量，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作用不可忽视，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学校中体现的一种方式。加强校园文化建设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内在要求，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有着巨大的影响。因此，各学校要加大校园文化建设对大学生进行诚信方面的教育力度，从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和精神文化各个方面人手，使学生沐浴在诚信的氛围之中，加强对学生的身心影响。

（三）开展多种形式的校园教育活动。就像理论来自实践一样，学生的素质修养来自他们自身的实践活动。因此，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经典文化教育活动，使其从活动中受到熏陶，让儒家精髓在日常生活中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学生的思维方式、行为习惯当中，形成他们自身的一种素质。这些活动或者是开展多种形式的儒家诚信讲座，或者是举办各种各样的儒家诚信文化知识竞赛，或者是举办诚信演讲比赛等，更具有意义的应该是参与做一些诚信的实践。总之，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儒家文化在完善人格、开发智力潜能、形成宏伟理想以及实现人生价值等方面具有切实有效的作用。儒家文化中的诚信，是儒家思想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远来说，都能抑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变革中形成的名利思想以及改革开放过程中来自西方的腐朽文化的不良影响，对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高等学校应充分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对当代大学生进行这方面的教育，以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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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 教学相长

为了实现我国的教育科学化，奉献在教学一线的教师们更加迫切需要熟悉掌握并吸收利用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精华，从而为当前的教学实践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指导。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经典教学方法与教学原则对中学语文教学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启发诱导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一）孔子曾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由此可知，在教学中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是儒家的重要教育思想。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也要不断引导学生们认真思考。多运用启发诱导的教学方法，让学生们独自探索，重视学生们对文章的个人感悟;多运用讨论、交流、问答的教学形式，不能教师一言堂;采取不断追问的指导原则上，提倡学生敢于质疑，不唯书、不唯上、只为实，反对学生们对课本、教师等权威的盲从。

（二）循序渐进。儒家从孔子时代就形成了循序渐进的教育思想。孟子也主张循序渐进的原则，他把学习过程比作流水，水在流动的过程中，是先注满一个坑洼再注下一个，学习也是这样，要一环扣一环的进行。因此，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根据知识体系和学生们认知的先后顺序循序渐进地教学，按照拼音、字、词、句、句群、篇章的结构体系来逐步学习语文，不能跨越任何一步，因为学生不可能刚学会拼音和字，就能写出好的文章来，还需按照结构顺序按部就班地学习。

二、因材施教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中发现每个学生的个性、智力、兴趣等都是不同的，并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方法。由于语文具有人文性特点和学生们个性化的特点，因此，在教学过程中，语文教师要结合每位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

（一）“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儒家教育思想认为，只有了解每个学生的特点，才能教好学生。因此，在中学语文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有一定的教学敏感性，把握学生的认知情况，把握学生情感的触发点，根据学生们的课堂反应，及时调整教学内容和教学目标。

（二）“教亦多术”。儒家提出要在了解学生差异的基础上，根据他们的具体情况，采取多种方法进行有针对性地教学。因此，广大语文教师在教学中要在深入了解学生的情况下，针对他们的实际情况展开教学工作。例如，根据学生的智力水平和能力设置不同梯度的问题，把难度较大的问题留给那些程度好的同学;而难度较小的问题留给那些程度较低的同学。另外，还可以根据他们的学习状况进行分组，小组内的成员可以互帮互助，尤其是提倡那些学习成绩好的同学主动帮助学习成绩差的同学。

（三） “长善救失”。儒家在长期的教育中发现学生存在“四失”的现象，即在学习中出现贪多反而学得不扎实，片面专精，浮躁怠慢和畏难不前的情况，学生的心理是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在中学语文的教学中，教师要及时、全面了解学生的各种心理，在熟练掌握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学生们的心理以及需求、兴趣等及时调整、更新教学内容，创设巧妙的教学情境，以激发学生们的学习兴趣并引起学生们的情感和心理共鸣，从而使学生在学习中扬长避短。

三、教学相长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影响

教学相长是指在教师教和学生学的过程中，师生之间互相切磋、启发，进而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状况。儒家思想认为学生具有超过老师的可能性，老师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学习，或答疑解惑时，相互切磋、相互启发。鉴于教学相长的重要作用，语文教师在语文教学中要做到：

（一）“学而不厌”。儒家教育早就涉及到了终身教育这一观念，孔子进入老年以后仍然学习、写作。语文教师更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不断扩充、更新自己的知识。另外，还要善于在师生互动中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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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教育思想 中学语文教学 主体型人格

一、儒家代表的教育思想概述

孔子、孟子作为儒家学派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大师，其教育思想影响了我国教育事业数千年之久，在历史的长河中画下色彩浓厚的一笔。本文主要就《孔子》《孟子》这两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入手，分析其教育思想的核心与精髓。

1.孔子教育思想。作为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一生都在致力于教育事业，其治学育人的儒家教育理论影响至今，归结起来，其教育思想的精华主要体现在“修己安人”两个方面。《论语》曰：“修己以安人”，修己是从教师一方来讲，要求教师首先保证自身修为，方可“安人”。梁启超在《儒家哲学》中这样阐述孔子的修己：“做修己的功夫，做到极处，就是内圣。”可见修己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要将修己做到极处，首先要谦虚好学，“三人行，必有吾师焉”，“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诸如此类思想观点，在《论语》中随处可见；其次，返躬内省是修己的另一要素，人应该“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教学中遇到挫折或者困难，先要自我反省，在看到别人优点时需“见贤思齐焉”。教师做好修己后，怎样“安人”是从师生关系的角度出发，选取合适的方式与态度，使学生信服并以自己为榜样，进而促进其学习兴趣与效率。在孔子看来，与学生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不但要对学生进行适当表扬，重视与他们谈论“志向”，还要给学生适当的批评与评价。通过与学生谈论交流可“听其言而观其行”，适当的表扬和鼓励一方面可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另一方面可创建良好的课堂氛围。适当的批评与评价可使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不足与别人的优势。

2.孟子教育思想。孟子除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教育思想精华之外，他还以育人为人生之乐。《孟子·尽心上》曰：“君子有三乐，而天王不下欲存焉……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孟子对教育人的思想哲学上比较注重人格主体性的培养，他教育学生在进行价值选择时要注重人格和意志自由。这种人格与意志的自由应用到语文教学时，体现在学生对文章的自由理解、对阅读空间的自由选择、对观点的自由辩论等。在塑造学生主体性人格时，主要通过反求诸己、自得、自觉三个方面。在教师观上，孟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他认为面对不同类型、不同资质的学生需要选择不同的教育观念和方式，但作为教师，其教学标准面对所有学生是一样的，不以学生资质论标准高低。

二、当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困境分析

从语文学科教学的现状来看，目前中学语文教学“工具性”与“人文性”兼而有之，但仍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升学标准等压力的存在，使绝大多数学校目前的语文教学仍以“应试教育”为主，“唯分数论”造成语文教育人文性缺失的结果，偏离了语文教育的真正目的。第二，语文教学模式不开放，走不出传统教学的框架，重视多媒体等新式教学方法没错，但教学内容并未随之提升。第三，考核方式的单调使中学语文教学失去了应有的地位。语文学科教学及考核不像其他理工科目，有成型的、标准的内容体系，语文是开放的、发散的，考核内容并非出自教材之内，而是关联的、延伸的，这就造成中学语文教学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境地。第四，教师在教学的准备与进程中，备课及教课内容单调，过于“应试”。

三、儒家教育思想对中学语文教学的启示

1.中学语文教学内容因人而异。孔子所处时代因其教育不受制度限制，不具有制度性特征，因此孔子在对其弟子进行教育，往往因人而教。语文的人文性与诗意性要求语文教学课堂富有启发性，优美而深刻，但同时又要保证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体验，不同的感受。这些都要求教师在教学中，注意教学内容的设计多元化、层次化。比如对于公共知识或公共赏析用半节课或者多半节可完成，剩余的课堂时间则是分配给因人而异的教学，根据学生的语文素养及语文能力进行“长善救失”。

2.深化师生关系是语文教学的深层次要求。师生关系很大程度上影响到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欲望。教育体制与教育环境的不同使目前的教学模式不可能和孔子当时完全相同，不能达到孔子与弟子朝夕相处的地步。但是我们可以改变现有可改变的东西和地方，尽可能的为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创造机会。比如充分发挥网络的作用，利用网络建立班级社区，使教师和学生可在课余时间进行有效沟通。

3.体会“反求诸己”的教师观教育思想，时刻保持自身素养的学习和提升。从内心来说，每位教师都想成为优秀教师，但在应试教育的压力下，沉重的业务压力使教师们对学生产生了高期望值。这种高期望值不是建立在语文能力上，而是升学及考试分数上。在这些压力下，教师可借着儒学“修己”的精神启示，在反思中寻求突破，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提升自身的教学素养，用智慧去教好语文。另外，教师应树立“自觉、自得”的心态，以学生未来成长为思考出发点，坚持正确的育人观。

4.在教师观上，坚持身正为范，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语文教学思想，同时，坚持教师的主导地位，避免过度“以学生为本”而使教师处于旁观地位。建立与语文教学相适应的教学标准，这个标准的建立是基于教书育人、语文学科性质的，而不是由考试来决定的。这些正如孟子曰：“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

参考文献：

[1]杜娟.儒家教育思想对当代中学语文教育的影响[D].云南师范大学，2006.

[2]苏明飞.儒家教育思想与中学语文教学[J].现代教育科学，2007，（2）.

[3]秦晓春.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教学的启示[J].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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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 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062-01

一个人智育不过关是次品，体育不过关是废品，德育不管过则是危险品。大学生担负着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健康、全面的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全面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如果能将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能够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能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逐渐滑坡，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诚信的缺失。大学生不诚信的行为到处可见：考试作弊、迟到早退、欺骗师友、伪造证书等等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

二是价值观出现偏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大学生出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倾向，对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心，而是热衷于追逐金钱和名利，价值观物质化、庸俗化现象严重。

三是心理素质薄弱。部分大学生心理素质差，遇到一些坎坷和挫折便容易想不开，甚至轻生。这种对生命的否定感是大学生思想意识中的大蛀虫。

二、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帮助学生重塑道德意识，提高其人文素质。

第二，有教无类的教学方式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思维。在与学生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第三，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教学思维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教育的实效性。儒家文化重视学生的个体性，强调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擅长启发学生、引导学生，通过学与思的辩证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儒家文化强调在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在学与思的循回往复中实现知识的渗透和精神的领悟。

三、探索儒家文化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现代教育理念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二者不谋而合。大学生思想政教育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的放矢、全面系统地对学生展开教育，才能真正做到继承传统、把握现代。

（一）引进儒家经典，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依然采用传统的课堂式教学，将中国传统文化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针对学生特点进行的一次课堂完善，能够在提高课堂吸引力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不仅是课堂和教学方法上的完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要将儒家经典融入思想政教育内容中，让学生领悟儒家文化价值，将儒家文化精髓内化在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二）注重知行合一，促进儒家文化从理论走向实践。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文化追求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要求学生不仅能领悟某一真理，更要在实际生活中践行。具体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举办经典文化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促进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播，学以致用，将内化于心的文化修养外化到行动中。

（三）营造校园文化，形成浓厚广泛的儒家文化氛围。

校园文化对大学生的影响是无形的，要想将儒家文化彻底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必须营造出深厚广泛的儒家校园文化，润物于无声，充分发挥文化渗透的作用，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标语、社团等方式，使学生每时每地都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和感染。另外，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如微博、微信、博客、论坛等平台，不遗余力地进行儒家文化传播，营造出真正浓郁的儒家文化氛围，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充分地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周春晖.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J].中州大学学报.2014（4）：102-105

[2]周捷.将儒家文化精髓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4）

[3]王晔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J].黑龙江史志.2009（24）

篇7

首先，文庙祭祀开创了一种新的祭祀模式，是中国“尊师重教”传统的重要标志。

根据对象不同，祭祀活动大体可分为血缘性祭祀与非血缘性祭祀两种。血缘性祭祀更多的是出于亲情，而非血缘性祭祀则更多的具有社会文化的意义。

孔子去世后，对他真正意义的祭祀活动，首先产生于孔子弟子依孔宅立庙之后，具体体现便是孔门弟子后学对于孔子的祭祀。这不属于血缘性祭祀，但孔子以其伟大的人格魅力、渊博的阅历学识加之以慈父般的关怀，赢得了弟子们衷心的拥戴和尊敬。在孔门师生这里，“孝”这个原本属于血缘与宗法范畴的伦理概念，已经超越了狭义上的亲情。

孔门弟子们对孔子的“祭祀”活动，乃是模仿祭祖活动而来，但又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开创了祭祀史上的一大变革，为其增加了一项新的内容——祭祀老师。这种祭祀老师的模式，因为儒家的推扬而延续下来并成为一种传统。局限于孔门弟子之间的“祭孔”，因之具有了“血缘性”与“非血缘性”并行的特征，使得文化传承与亲情延续的意味同时存在，并行不悖。将“师”纳入祭祀对象，成为中国文化“尊师重教”的重要标志。

其次，文庙祭祀体现了儒家的学术风向，也是历代“道统”与“治统”交争与融汇的集中展示。

历史上，孔子地位的起伏、儒学地位的升降，均可以在一部文庙祭祀史中得以展现。

也就是说，从文庙从祀制度的变革中，可以发现儒学本身的学术、信仰变化。唐代贞观年间，以左丘明等22人配享孔庙，其中多数为汉唐注疏专家，乃“传经之儒”。这显然与当时崇尚汉唐经学的风气有天然的联系。随着理学的兴起，孟子、子思地位升格，颜、曾、思、孟四配开始定型，而周敦颐、二程、张载、邵雍、朱熹等六人被尊为“先贤”，凌驾于汉唐诸儒之上。这一时期“明道之儒”地位的上升，无疑是理学道统观的直接体现。清代更是尊崇孔子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康熙皇帝亲自到曲阜孔庙行叩拜大礼，雍正时期破格准许只能是帝王宫殿建筑才能使用的黄色琉璃瓦用在各地的孔庙建筑之上。增祀诸儒中又出现了“行道之儒”，其中尤以诸葛亮、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为代表。他们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形势密切关联。

在儒者看来，对于孔子学说和儒家经典有所发明，有所维护，可以教化人心，所谓“扶纲常，淑人心”者，就应当被升入文庙从祀。但“孔庙从祀，非寻常事”，从祀诸儒的选择和晋升，均需受到官方的认可与节制。历代统治者热衷于此，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以此来取得政权的合法性。

再次，文庙祭祀还具有一定的宗教与信仰意蕴，是中国历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

历代不厌其烦地兴建文庙、祭祀孔子，并非尊孔子为教主，立文庙为教堂，而是着眼于其现实的政治目的与文化道统的确立。孔子并不像老子被道教化身为神，文庙祭祀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化贡献尤其是其为人类所制定的纲常伦理、道德教化。然而，以另一角度看，儒学在历史上却又实在起到了宗教的某些作用。文庙祭祀虽不能完全等同于宗教活动，却无疑蕴涵着宗教的意义，发挥了宗教的部分功能。当然，学术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经过千百年来的贯彻实行，儒学作为社会教化准则已经为广大民众自觉不自觉地接受，既是理性教化的实体，也是一种情感态度。所以，儒学与其他的宗教不同在于，它是一种信仰，而不是一种完全神学的宗教。

文庙祭祀，包括其中的附祭系统，是彰显对于圣贤人格的推崇，是士人感受群体优越性和文化价值的一条重要渠道。如果能够进入文庙从祀，将证明其得到了儒学的正统地位。因此，某些儒生“梦在两庑之间”，以为“人至没世而莫能分食一块冷肉于孔庙，则为虚生。”（刘大鹏：《晋祠志》）不少人梦寐以求死后能够进入文庙从祀，一些大儒的门人后学也积极推动其宗师进入文庙，为自己和其学派争得一份殊荣。因此，人们认为：“从祀大典，乃乾坤第一大事。”

文庙祭祀与经典的诠释、科举制度的推行和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共同奠定了士人对于儒学和孔子的信仰。这种信仰尽管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宗教，但其对于古人“安身立命”的功能，完全可以与宗教相仿佛。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是儒家优秀分子对于自身信仰和使命的自觉表达。

最后，文庙祭祀从本质上讲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尊重与传承。

历代重视文庙祭祀，当然首先在于尊重作为伟大思想家的孔子本人，尊重以孔子为代表的历代圣哲贤儒，同时，更是尊重以孔子儒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恐怕才是文庙祭祀的本质意义所在。

孔子有大功于中国文化，故文庙之设，即是为了尊崇孔子之道。文庙中除了祭祀孔子，还祭祀儒家后学。诚如《礼记·学记》所说：“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明儒王世贞认为文庙从祀与太庙从祀有异曲同工之妙，是为“佐其师，衍斯世之道统。”（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文庙祭祀孔子，乃为尊祀其教、尊祀其道。文庙以后儒配享、从祀，乃为衍续儒学道统。

篇8

【关键词】儒家思想 语文教学

【中图分类号】G63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10-0146-02

前言：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要经过对儒家思想的理解，然后自我反思，最终去实践。在当今社会，大多数人对个人的品德水平越来越重视，道德品质成为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标准。因此，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应注重思想道德教育。由此一来不仅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同时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引发学生的思考，发挥儒家思想的教育作用。

一、传统儒家思想的含义

传统的儒家思想大体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推行仁政、有教无类、士大夫品格。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王之间征伐混战，百姓无法安居，在一些国家里甚至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面对这样的一种状况，受过完整教育的士大夫阶层开始有了新的感悟和觉醒，知识分子对于世界的敏感往往可以推动着历史进程。士大夫阶层开始意识到诸侯纷争的残暴，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反对诸侯王继续彼此杀伐，因而提出“仁政”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赢得了百姓的拥护，“仁政”思想主要是劝解君主要推行一系列爱民政策，减少杀戮和征伐，从国家内部开始治理，不搞扩张。另一种思想是“有教无类”[1]。是指教育要面向所有人。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机会，孔子提出教育不能分出三六九等，每个人都有平等的机会获得教育，明白事理。最重要的一种思想是“士大夫品格”。中国古代有一种能够说法，即是“君子[2]”。何为君子？就是具有儒家性格的士大夫形象。这种形象是具有传统社会符合周礼下的，具有高尚人格和优秀品质的士人。

二、儒家思想的意义

如何理解儒家思想的影响首先是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精华进行学习，这样的学习并不是单纯在书本上领悟，重要的是要将这种感悟带到生活和学习中。领悟儒家传统思想，对于每个高中生来说，有两个重要的意义。在高中时期，每个学生正处于三观形成的关键时期，针对这一时期的教育，要偏重于对学生思想上和人格上的教育。所以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理解儒家思想的重要性是每个学生成长过程中必要的一个步骤。具体的做法就是需要教师和家长、社会多对儒家思想有一些深入的了解，并能够积极引导孩子自主的学习儒家思想，培养自己“君子”一般的品格。老师要做到早联系教材的同时，注重课堂教学中儒家思想灌输 其次，教材是在专家严格筛选下选取的有关儒家思想的篇章，对于儒家思想已经基本过滤完成，教师在教学中顾及较少。同时，联系教材的课堂教学亦可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提升其理解能力与道德情操。教师积极搭建一个课堂平台，这样可以给予学生更多实践和理解儒家思想的机会。教师的课堂灌输可以直接告诉学生儒家思想的内涵和现实意义，但对于学生真正认识和理解儒家思想来说还不够。要让学生真正能够贯彻儒家思想，那么搭建相关平台，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儒家经典[3]。要让学生真正能够贯彻儒家思想，那么搭建相关平台，让学生用自己的理解来阐释儒家经典。此时，教师的作用就是肯定或者纠偏。

另一方面，学习儒家传统思想是每个人追求完美人格的需要。如果说高中生的人格发展还有达到成熟的阶段，那么语文课堂上无数的人文启迪和文学作品的无形感染都可以使孩子能够正确接受优秀价值观的引导，避免误入歧途。那么儒家思想对于年轻人的影响是可以贯彻整个一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其深远程度却是持久的。文化对人的影响无时无刻不表现在人与人的交往之中，表现在每个人对外界事物的选择判断之中。最后，开展实践教学，注重儒家思想的现实传承。在当代社会，许多道德问题纷纷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对于语文学科，尤其是高中语文学科，应该有反思和顿悟，从根源抓起，把不道德的根源找到。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教学活动时，不仅要注重对学生书本知识的教授，更要注重学生思想境界的影响。为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念做出正确的引导。

三、结语

在语文教学活动中，老师传授知识并不是最终的目的，知识只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才是指导实践的唯一主体。因此，开展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贯彻和传承儒家思想不失为一件好事。具体来说，可以搞一些主题调研，帮扶活动，社区公益，等等，这些实践活动，一方面，可以让学生得到锻炼；另一方面，也让儒家传统思想得到现实传承。

参考文献：

[1]陈娟. 高中语文教学中儒家思想对学生道德情操培养的意义[J]. 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13，01：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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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非智力因素；先秦儒家；教育思想；语文学习

一、引言

教育的终极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既需要注重智力因素的提升，还需要关照学习者非智力因素的发展。在我国，“非智力因素”概念的提出是近二十年的事，但是“非智力因素”的思想早已散见于古代教育家的言论和著作之中。尤其在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的著作和实际教学中，尤为重视“非智力因素”的作用。“非智力因素”是相对于智力因素而言的。智力因素就是“具有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处理各种内外信息等具体操作的机能。”②主要指观察力、记忆力、思维力、想象力。而非智力因素是指对认知活动起始动、维持、强化、定向、引导和调节作用的动力系统，它不直接参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处理内外信息。一般包括动机、兴趣、意志、情感、个性、志向等。在语文学习中只有全部的心理机能都得到充分调动，才可以收到理想的效果，其中“非智力因素”占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因而培养学生的“非智力因素”在当前的语文学习中是非常必要的。

二、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中语文学习“非智力因素”的培养

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根基，是渗透在中华民族血液中的一种文化基因。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和荀子。他们的思想在今天的语文教学中依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下面着重看其对培养学生语文学习“非智力因素”的启发价值。

（一）学习动机论

学习动机是“学生倾向于发现学习活动的意义和价值并尽力从中获取预期的学业上的提高”③。动机对语文学习具有激发、维持与指向功能。回顾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给我们的启示是明确“以人为本”的教育目的，确立正确的语文学习动机。

在先秦时期，没有独立的语文学科的设立，但孔子、孟子、荀子这些教育家们积极开展的“诗教”课程可以说正是我们语文课程的萌芽，“诗教课程是以孔孟儒学的育人标准，以《诗》的审美趣味，净化美化学习者的品德情操与历练涵养学习者的言语行为的母语教育实践过程”④。其目标是紧紧围绕“人的发展”来展开的。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他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志士仁人”“文质彬彬”的君子；孟子认为教育要“明以人伦，教人以善”；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他认为“以美其身”是教育所要达到的目标。他们对教育目的虽有不同提法，但皆是围绕促进“人的发展”而展开的，简而言之便是“以人为本”。

从先秦儒家教育思想中看，正确的语文学习动机，包括以下三个层次：第一，获得知识，充实自我，即“求知”。掌握基础的语文知识，养成良好的阅读、写作、口语表达等能力是语文学习的基础。《孟子·尽心上》：“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孟子在这里强调了学习语文知识要有系统性，只有“成章”才能为“志于道”做好准备，“求知”乃语文学习动机的第一层次。第二，涵养道德，提升自我，即“立德”。语文学习不能仅仅停留在获得知识技能的层面上，必须将自我的全面发展作为学习的目的。孔子在《论语· 学而》中讲道：“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 谨而信， 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这里孔子的目的是让学生明白学习不光是为了获取知识，还需要通过不断地学习涵养自己的道德品质。“立德”乃语文学习动机之第二层次。第三，完善人格，实现自我，即“立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增厚美德、容载万物的君子人格是孔子、孟子、荀子等教育家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语文学科相对于其他学科而言，在塑造学学习者的主体人格方面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立人”是语文学习动机的第三层次。

在当前的语文教学中，学习者普遍对语文有一种误解，认为学习语文没有太大的价值和意义，因为学与不学，在成绩上差别不大。这就是没有正确的语文学习动机的表现，因而我们当前的语文教学在激发学生学习动机时，不防有选择地借鉴古人“求知——立德——立人”的层次理论。

（二）学习兴趣论

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一个人倾向于认识、研究获得某种知识的心理特征，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力量。“兴趣”是“非智力因素”的核心。先秦儒家教育家们非常注重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积极有效的策略激发学习者的兴趣：

第一，选取贴近生活的学习内容、学习情境。《论语·公冶长》：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在孔子的教学过程中，他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交流，用亲和的话语消除学生顾虑，以贴近日常生活的问题导入教学情境，从而提起学生的兴趣。孟子、荀子以善用譬喻见长，且譬喻多与生活贴近，教学过程不是空洞的说理，而是借助生活中极其简单的例子，让人顿时清晰明白，学习者自然不会感到乏味。

第二，营造平等和谐的学习氛围。《荀子·性恶》中说：“得贤师而事之，则所闻者尧、舜、禹、汤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则所见者忠信敬让之行也。”荀子认为治学要有良师益友相辅， 师友之间相互切磋，平等交流。孟子提出“圣人与我同类”、“圣人之于民亦类也”，圣人与凡人、圣人与我，均为人。这样就改变了学生仰望圣人、仰望老师的视角。在这样一种平等和谐的氛围之中，每一个学生都会积极主动的投入到学习中，兴趣自然日益浓厚。

第三，构建渐进有序的学习过程。学习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只有遵循其规律，才能使学习者维持学习兴趣，持之以恒，有所进益。《学记》指出了教学中贪多求快的后果，“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针对这种情况孔子强调学习是由浅入深、由简到繁、由具体到抽象的过程，不能一蹴而就。颜渊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孔子善于依据教学内容的客观顺序，又能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一步步地进行诱导，使学生能由浅入深、由近及远、有步骤地学习，越学越有兴趣，“欲罢不能”。

第四，采用愤悱启发的教学方式。《论语·述而》：“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学记》：“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 “道而弗牵”是指引导学生但不强行牵引；“强而弗抑”是指要激励学生而不要压抑他们；“开而弗达”是指开导学生而不是全部告知。这种教学方式尤其适用于今天语文的阅读教学。很多教师在上阅读课的时候往往将讲台变为展现自己渊博学识的舞台，用详尽的、无一遗漏的讲授代替启发引导学生自己领悟，导致的后果是越来越多的学生失去学习语文的主动性。

（三）学习情感论

语文课程具有很强的人文性，学习者带着饱满的情感投入语文学习， 同时在学习语文的过程中也在进一步升华着学习者的情感。人的情感简单地分为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积极情感的推动促进，避免消极情感的负面影响。学习者以积极的学习情感为学，就是学会“乐学”。

怎样在语文学习中培养学习者积极的学习情感？首先，需要学习者树立正确的语文学习动机、并且激发学习者对语文的学习兴趣。关于这两点，前面已有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此外，先秦教育家们还做了其他方面的探索和实践。第一，因材施教，调动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我们今天语文教学要求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其实就是孔子孟子所说的因材施教。作为教师要善于观察学生，发现学生，针对不同学生选取程度不同的教学内容、教学方式，使学生觉得自己得到了尊重，有利于激发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论语》中多处记载学生个性的不同：“由也果”“赐也达”“求也艺” “师也辟”“由也喭”，当教师依据这些不同的个性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时，学生自然感到一种人性的关怀，学习也开始积极主动起来。第二，恰当运用正反激励评价，激化学生积极的学习情感。现代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当学生的某种良好行为出现之后，如能及时得到相应的认可，就会产生某种心理满足感，形成愉悦的心境，并使同类行为向高层次发展。在《论语》中，孔子曾多次称赞颜回“贤哉，回也！”评价闵子骞“孝哉，闵子骞！”评价南宫适“君子哉若人！上德哉若人！”他善于抓住学生身上的每一个闪光点，及时加以表扬。这样学生就会受到极大的鼓舞。另外，恰当的反面激励评价会使学生摒弃消极地情感因素，从而走向积极。孔子对于自我要求不严而“ 昼寝” 的宰予， 采用“朽木不可雕也”的严厉批评促使他摒弃消极、“回归正途”。第三，以自身人格魅力升华学生的学习情感。“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要让学生好学，教师必先博学；要让学生身正，教师必先德高。教师人格魅力的形成必须要有广博的学识、崇高的品德。孔子作为一个伟大的教育家，他首先对自己严格要求，由“好学”至“博学”，对于他的学生来说他们的老师就像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很多学生就是因为钦师敬师继而好学乐学。语文的学习内容很广，教师要激发学生对语文学习的兴趣，必须自己先广博的学习，成为一个“好学者”，才能向学生展现语文的魅力，引导其进入语文学习的殿堂。

（四）学习意志论

“学习意志是指学生根据学习目标， 在学习过程中自觉地实施、调节自己的学习行动， 不断排除干扰、克服困难， 以完成预定的学习任务的心理过程。”⑤语文课程包罗万象，在语文世界里探索遨游需要有长期的努力，顽强的意志作为保障。在先秦儒家的教育思想中主要从以下方面培养学习者的学习意志。

首先，培养坚定的学习意志，要以专心——信心——恒心贯穿学习过程。第一，要做到“专心”。《孟子·告子上》：“今夫弈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诲二人弈，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为是其智弗若与？曰：非然也。”两个人一起学习，成功与否不一定是智力因素所决定的，还要看其是否专心、用心。第二，要树立“信心”。信心是反映个体对自己是否有能力成功地完成某项活动的信任程度的心理特征，它是意志的重要保障。孟子说“自暴者，不可与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自暴自弃皆是没有信心、没有意志力的表现，这样的人不可能在学业的追求上善始善终。第三，必须始终贯穿“恒心”。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没有恒心是坚持不下来的。

其次，培养坚定的学习意志，要养成良好的自我监控能力。学习中的自我监控是指学生为了达到学习目标，在所进行的学习活动中，不断进行积极自觉的计划、监察、评价、反馈、控制、调节的过程。这是形成坚定的意志力的基础。先秦诗教课程的核心是“以和谐为中心，在自求、自省、自克、自成中涵养美丽人生。”⑥其中“自求、自省、自克”正是良好的自我监控能力的表现，在语文学习中，首先要有语文学习的自觉性，即“自求”。孟子主张“深造以道，反求诸己”，他认为自觉得到的知识才能成为自己的知识，学习者只有主动求知，才能深造自得。第二，要有语文学习的反思意识，即“自省”。曾参说“吾日三省乎吾身”每天去反思自己学到了哪些知识，对这些知识还有什么困惑，这不仅是一种高效学习方法，也是培养意志力的一种途径。第三，语文学习需要有一定的自制能力，即“自克”。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蓬生麻中、白沙在涅，皆是受到外界负面因素的干扰，但是其结果不同，关键就在于能否做到“自克”。在当今社会，有许多干扰因素在影响着学生，使其自我监控能力非常差，而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为我们提供的“自求——自省——自克”范式正能帮助我们排除外界的干扰、重享学习之宁静。

三、结语

先秦儒家教育思想是我们语文教育的“根”。一个民族的发展，决不能摆脱自己的根基，更何况，在我们源远流长的历史中，还有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分。在当今语文学习中，教学者和学习者都应该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先秦儒家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在这方面给了我们不少的启示，我们应吸纳其有价值的成分，让我们的语文教学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更行更远！

[注释]

①靳健.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106.

②阴国恩.智力因素、非智力因素与教育[J].天津师大学报.1999.4.26

③[美]阿妮塔·伍德沃克.教育心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468.

④靳健.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0.50.

⑤林斯坦.学生学习意志综论[J].教育评论.1995.5.28

⑥靳健.后现代文化视界的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50.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6.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2.

[3]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12.

[4]张隆华 曾仲珊.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M].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3.

[5][美]阿妮塔·伍德沃克.教育心理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4.

[6]沈德立 阴国恩：非智力因素与人才培养[M].北京：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1.8.

篇10

关键词：当代文学教育 孔子文学思想 启示

孔子是一位有思想的伟大的教育先知，早在春秋末期致力于教育事业，开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学，提出了有效的教育方式育卓越的教育理念，形成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教育体系。其文学思想至今仍被当代文学所信奉，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发展留下了重要作用。

一、孔子文学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所讲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即儒家文化学术的总称”，关于孔子文学思想这一文学概念的定义相当宽泛。孔子生于春秋时期，一生致力于利用儒家思想对当时政治进行改善，所以其文学思想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与政治相关联的。在孔子看来文学并不是如今现代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一种能够参与到政治中去，并且能够有所为的文治教化之学。

孔子文学思想核心：文德兼并。在《论语》中孔子强调了文与的的重要联系，认为进行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就是弘扬儒家“仁”、“礼”的思想。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文学与道德必不可分，也就将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坚守自己的道德。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创作的目的就是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与乐，意在强调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投入真实情感，用极具感染力的作品获得大众的认可，另外，还强调文学作品要能够给予人们快乐。这表明了孔子对于文学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在当时社会道德规范下进行了一场文学教育。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与质。在孔子的认知里，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将文与质进行完美的中和，质胜于文则野，文胜于质则史，一部秀的文学作品必须要能够保证文质两全，相互平衡。孔子的文学思想表现形式很好的解释了“文质彬彬”的文学君子，成为了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推进了中国特色文学思想体系的形成。孔子的文学思想既包含了对旧思想、旧制度、旧文化的呵护，又推进了新思想、新制度、新文化的发展。

二、当代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启示

孔子文学思想极具魅力，在多年历史的熏陶、沉淀下已经渗透到了当代文学的各个角落，对中国当代文学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了解孔子文学思想的基础上综合分析了文学教育受孔子文学思想的几点重要启示。

（一）追求中和之美：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追求中和之美，具体来讲也就是文与质的中和，“文”在这里指一个人的内在，而“质”就是指一个人的外在。其意在于进行文学创作，要追求中和之美，既要抓住外在形式的表现美，也要抓住内在主题的意蕴美，这局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保证文学的质量，注意文学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将孔子的文质中和理论应用到当代文学教育中，很好地推动了文学教育的发展与改革。

（二）注重文学社会作用，推动现实主义

孔子处于一个乱世，春秋时期政治动乱，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文学思想自然离不开对政治的看法与劝谏，这就启示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文学的社会作用。立足于当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认真、透彻的对社会表象进行分析，进而得出问题的根源所在，再借以文学的表现形式呈现，这样的文学作品不仅能够真实反映当时社会的现象，还能够深入的剖析社会现象的本质。通过这样的文学作品更能够将社会真实的呈现，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社会中存在的不良风气，认识到社会发展的需要，进而促使更多的人投入到社会风气改良、社会发展建设中去。只有拥有一定社会作用的文学作品才更有可能被人们铭记、被社会铭记，才更有可能在当代文学中留下深刻痕迹。而这种能够深刻反映社会现状的文学作品通常被归类为现实主义文学作品，这无疑又是为当代文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推动了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

（三）文德相随，提高道德标准

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提出文德兼并，即在孔子看来进行文学创作必须要有道德标准的限制，在任何时刻都不能给抛弃道德。所以，在当代文学教育中也要重点强调文学创作的道德标准，一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能够使读者通过作者文字表述进行深入分析而得到一种精神上的感悟。这就是道德的作用，文学创作本身就是一种高雅的行为，而只有当其内容也处处体现道德规范时才能够称这部文学作品良心。相信那些充满粗鄙、污秽思想的文字被以书籍的形式出版也不能够被称之为文学作品，毫无道德标准的文字内容根本不是当代文学教育的需求。积极、向上、健康的文学作品才是当代文学的重点，才是提高读者文学修养的有效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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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孔子的文学思想

孔子所说的文学是指“文治教化之学,也即儒家文化学术之总称”,这一文学概念相当宽泛,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孔子一生致力于利用他的儒家学说改良当时纷乱的政治,他的文学也是为政治服务的,“孔门四科”与“孔门四教”的提出都是基于其恢复周礼的政治理想。孔子眼中的文学并不是指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文学艺术,而是指“能够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后来成为儒家文化典籍和学术思想的总称。”

1.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文与德并”。在《论语•宪问》中,孔子特别强调了文与道德的联系,认为“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将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归根于宣扬儒家的“仁”“礼”的思想。孔子在其文学思想中,始终认为诗与道德、文学与道德修养是必不可分的,将“文与德并”的文学思想核心阐述为“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坚决反对任何不宣扬“仁”“礼”的文学创作,认为不能“文与德并”的作品,其实就是“恶紫之夺朱也,恶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论语•阳货》)。从《诗论》和《论语》总的来看,可知孔子在与学生论诗时,着重在谈诗的政治伦理的教化功能。政治和伦理的诉求,是孔子论诗、论文学的归宿。

2.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中,孔子认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在于教育人们知礼而成于乐,强调文学作品要有感染力,能“感发意志”,这就是兴;强调文学作品要遵循于儒家的道德规范,能“文质彬彬”,这就是礼;强调文学作品要给人们予娱乐,能“乐则韶舞”,这就是乐。可以说,孔子言语教学的培养目标是君子儒,即将言语教学落实到君子个人的心性修养和社会制度的设计上,将文学与自己的思想道德和政治理念结合起来,最终回归于自己理想的世界。孔子对文学的艺术性已有一定程度的认识,因此他对文学的社会性作用论述比较全面。孔子在概括前人成果的同时,对诗的作用作了较系统的理论表述,在理论上比前人发展了一步。同时,也为先秦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进行了一次质变性的理论化,形成了中国社会长期以来渗透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仁”“礼”思想体系,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和文学创作,体现出孔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文学思想目的。

3.孔子文学教育的内容———“四教”“四科”。孔子关于文学教育的内容的论述,依《论语》记载,有“四教”“四科”。所谓“四教”,即“文、行、忠、信”;而“四科”,是同“十哲”,即十个拔尖的特长联系着的。孔子非常重视通过《诗》来进行文学教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他甚至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孔子对弟子进行的教育本着这样的方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就是要弟子们树立远大的目标,把德当作行为的根据,把仁当作行为处世的方法,最后落实到具体的本领上。这是德智并提又重视德育的主张,要对弟子进行明道、树德、行仁的思想教育,最主要的方式是讲道理,而“诗教正是讲道理最形象、最深刻、最有效的一种方式”。

4.孔子文学思想的形式———“文、质”。孔子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于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文质彬彬”就是文学创作达到的完美君子境界,“《关雎》乐而不,哀而不伤。”所谓中和之美,就是孔子哲学理论上中庸之道在文学思想上的反映,是对文学创作内容与形式的要求。这种思想直接导致了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的建立。孔子基于这种思想,排斥任何形式不符合中和之美的民间音乐和文学创作,说“郑声”,主张“放郑”,推崇《韶》《武》;要求文学创作必须“行百般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文学创作应遵循正统和复古,引经执典,从而达到内容与形式上“文质彬彬”的完美结合。孔子对文学关于“文质彬彬”的完美阐述影响了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历史,引起历代文学正统与诸子的斗争,始终主导着中国文学思想的主流,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思想体系。

孔子的文学思想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成果,它诞生于“学在王官”向“学在四夷”的学术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春秋末期,是西周以来思想文化发展的结果。孔子把礼乐文献、礼乐制度作为文教与文学的核心内容,把礼乐文化精神贯彻到文教与文学的整个过程中,又将君子人格培养作为文教与文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既有对旧思想、旧文化、旧制度的理想化解读和真心呵护,又在客观上为新思想、新文化、新制度和新人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孔子的文学思想是中国古代最早的文学观念,并且一直影响着中国文学思想的发展。那么孔子的文学思想在当下能给我们什么启发?能否从中借鉴一些于我们今天仍然有用的东西呢?

二、当代文学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1.观念陈旧。由于长期缺乏文学理论,人们对于“文学教育”的观念显得比较陈旧。有人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教学;或是认为,文学教育就是文学的教育功能。这些观念是陈旧和片面的,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文学教育的本来面貌,束缚了文学教育的实施和发展。

2.缺乏理论。过去由于对文学教育的研究不够重视,只有在大学的“文学概论”教材中,才会有一节是谈文学教育功能的,除此之外,很难看到关于“文学教育”的专门系统的理论研究。无论是“主体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还是“活动论”体系的文学概论教材,几乎都回避了文学的教育功能,而只谈论文学的审美功能。

3.重视不够。虽然有些院校已经开设了文学课程,还有学分方面的一些要求。但就国家方面对学校的要求而言,没有像“两课”那样的硬性规定,没有英语四六级那样的全国性统一考试,所以学校重视的力度远不及思政、外语等学科,这影响了教师的工作热情,也导致了学生对这门课程的应付了事,难以收到好的效果。#p#分页标题#e#

4.模式老化。大学文学课程应该是鉴赏研究课,启发创新思维课,人文精神传承课。但由于受到科技教育的强烈影响,文学教育仅限于知识层面的传授,却不能把文学内容与现代文化思想以及学生的实际衔接起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多采用传统的讲授法,缺乏对学生的引导和启发,受教育者对蕴涵在文学作品中的人文精神难以体会和认同,文学教育无法达到传承人文精神的作用。

三、孔子文学思想对当代文学教育的启示

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子对文学教育的认识已远远超越了审美意义的范畴。虽然孔子的文学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它仍是我们应当继承的一份珍贵遗产,对当代的文学教育的也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1.当代文学教育要实现终身化。终身教育可以使人获得、更新和提升知识、技巧和态度的改变,最终目的在于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仅凭《诗》《书》对学生进行文学教育,就基本实现了文学教育终身化。原因就是孔子把握住了文学教育的核心问题;对文学“悟”的能力以及“举一隅而以三隅反”的能力的培养,最终实现了学生自学机制的培养。文学教育的终身化是与文学对人的精神特殊需求而提供的满足、滋养的特性不可分的,它既是人的“文明素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又是人的“创新素质”和“文明素质”“精神素质”不断生长的需要和土壤。

2.当代文学教育要体现人文化。孔子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所谓“兴、观、群、怨”,实际上就是我们今天常说的伦理作用、教育作用和认识作用。文学教育既是一种审美教育,也是一种知识教育,更是一种人文教育。我们对文学教育关于人文素养的认识,绝不是对“兴、观、群、怨”的反叛,而是在继承孔子“兴、观、群、怨”的文学观的基础上,强调灌注人文精神。我们必须从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塑造健康的文化人格的高度,从提高国民素质的高度认识文学教育,这样,我们才会创造性地进行文学欣赏课的教学改革,并找到切实可行的方法,从而使文学教育达到人与文化双重建构的目的。

3.当代文学教育要注重个性化。文学教育只有把学生置于这种价值世界中,让学生去寻觅、体悟、创造出自我的生活的真意和诗意,这才是文学教育的美学蕴涵。而当前很多文学教师总习惯于把文学作品沦为理论的工具,学生的文学阅读也被束缚在理论中,文学情感逐渐流失。在学习个性化问题上,孔子给我们提出了行之有效的方法:开放式教学法,即提问式、讨论式教学法。文学教学首先应该建立在学生的文本体验的基础上,然后教师再给学生解惑,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相互讨论,即所谓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有把学习的主动权归还给学生,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教育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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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语》是儒家学派重要的经典着作,阐述了孔子重要的文学思想观点,对后代的儒家学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笔者通过分析孔子最具代表性的经典着作———《论语》,总结出孔子重要的文学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并为政治外交服务“仁”是道德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孔子一切学说的重要出发点,因此,孔子在文学思想中强调文学与道德修养并重是其文艺思想的核心。对于文学与道德的关系,孔子在论语中是这样阐述的,“有德者必言,有言者不必有德”,可见,孔子将道德置于与文学同等的位置,而文学创作的最终目的主要是为宣传自己的“仁政”思想服务的。另外,孔子也认为,文学与道德修养是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可分离的。在《礼记?孔子闲居》中,孔子说到,“志之所致,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文学的创作必须把道德始终放在第一位。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文学创作应该为政治外交所服务。孔子认为,诗歌的目的在于表达作者的志向,即反映作者内在的想法,特别是政治上的愿望,因此诗歌的创作必须满足作者本人政治思想上的诉求。“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理解诗歌,解读诗歌的重要意义所在就是要实现政治外交活动的顺利完成。

    (二)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文学思想目的性的重要体现。孔子文学思想的目的性主要体现在文学的社会作用上,最具代表性的学说就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兴”就是指“兴于诗”,它想要告诉大家的就是,修身的第一步必须要学诗,诗歌可以通过艺术的形式将各种形象具体化,从而激发人们内在的精神修养,达到培养人格修养的作用。“观”就是指“观察”,即要通过各种感觉器官去感受外在的事物,就是指诗的内容应该与生活的实际相结合。“群”就是指将不同的人的观念结合起来,通过相互的交流切磋,以达到统一人们思想认识的目的,提高人们的思想修为。“怨”就是指文学作品应该批判现实的黑暗社会,为政治服务,达到教化人的目的。“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我国文学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是一个完整的学说体系,表述了文学的认识作用、对人的教育作用以及审美作用等。

    (三)文学的内容与形式相协调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一直十分强调诗乐的和谐美。他认为文学创作的表现形式在于“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即“文质彬彬说”。“文质彬彬”一词主要用于形容人的精神品格,“文”主要是指人的外貌,而“质”主要是指人的品质、内在的修养等,即外貌的修饰必须要与人的内在的品格相统一。在这里,孔子引申为,在文学的创作上必须达到文学创作内容与文学形式达到和谐统一的境界。孔子并不是将内容与形式放在同等的位置,在孔子的文学思想里,他认为内容应该重于形式,即内容决定形式。从根本上来说,他更加强调“质”的重要作用,而“文”应该随着“质”的变化而变化,与“质”相统一。

    二、孔子文学思想对现代教育的重要启示探析

    孔子许多的思想至今为止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性,为我国物质文明的建设、精神文明的建设提供着重要的参考价值。笔者认为,其文学思想对我国的现代教育的重要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现代教育应该以德为本“仁”是孔子学说的灵魂,而品德与文学并重是孔子文学思想的核心内容。孔子认为,品德在文学作品的创作中位于首要的位置。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的根本目的是要促进我国教育向着素质教育的方向发展,即以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为根本目的,可见,德育应该放在首位。德育的内容是多方面的,孔子认为,德的内涵包括孝、义、忠、恕、勇、信、诚、勤、温、良、恭、俭、让、谦、和、宽、敏、惠、直、中庸等多个方面。在儒家的教育思想里面也着重强调了这一点,认为教育的首要目的在于培养学生高尚的人格,人最核心的素质应该是人的道德素质。道德教育是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道德观、世界观的重要途径,学生只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才能够对社会的发展有所贡献。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知道,我国素质教育的理念与孔子的文学思想内容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谋而合的。但受传统教育体制的影响,我国教育的核心主要偏重于学生“智”的发展,而忽视了学生“德”的培育,严重地制约着我国教育水平的提高。

    (二)现代教育应该为社会进步、经济的发展服务孔子的文学思想中认为,文学的创作的目的在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兴观群怨”学说则更加地突出了文学的社会作用,鉴于此,笔者认为教育更应该服务于社会的发展。众所周知,21世纪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人才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关键所在,也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所在。人才的培养在于教育,可见,教育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现代的教育也应该贯彻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服务的宗旨。[3]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经济的不断发展,各国之间对于人才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我国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多,因此,我国现代教育的改革应该紧紧地围绕这一需求进行,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现代教育应该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孔子认为,文学的创作应该反映现实,这主要体现在孔子“观”的学说上。笔者认为,教育更应该促进理论知识与实际的结合,使得学生的理论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实践。在我国传统的教育理念中,应试教育占据着主导地位,老师们都只是一味地追求学生考取高分,而忽视了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导致我国许多学生的综合素质较低。“哑巴英语”现象的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还有一些学生的动手能力较弱,连一些基本的实验都无法独立完成。“死读书,读死书”的现象较为普遍,将理论知识与实际相结合的能力较低,因此现代的教育必须要突破传统理念的束缚,全面地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断地提高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四)现代的教育应该注重“文质”的结合中国素来被称为“礼仪之邦”,而中国也素来重视品质与行为举止的统一。在孔子的文学思想中强调了“文质”的重要性,认为文艺要从属于礼,要为礼所服务。人在社会交往中,也必须注重行为举止与礼貌内在修养的统一。因此在现代的教育中,除了要树立“德育”的理念外,也必须注重社会交往的各种行为举止的教育,使学生在交往中做到“文与质”的结合。孔子的“四勿”,即“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仍然有重要的教育意义。在现代社会交往中,外在的礼貌修养的重要性已经不言而喻,尤其是在商业交往的各种活动中。但是,在我国,这方面的教育却是相当薄弱,从小学到大学,除了大学某些学校开设相关的专业之外,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开设这类的课程,导致我国很多大学生在求职、商业社交中,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外貌修饰,使自身达到“文质”的协调。

    三、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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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江宁的论文《“一代斗山”虞集论》刊行于《文学评论》2012年第3期，论文内容丰富、结构严谨，辨析细密、论述透辟，揭示了虞集作为元代文坛尤其是元代中叶文坛“一代斗山”的真正原因。文中从虞集的教育背景和人生际遇出发，细致地辨析了虞集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社会交友与文化主张，阐释了虞集在元代文坛“一代斗山”的卓然地位。

论文首先论述了虞集成为有元一代斗山，与他的家学、师承、交友和际遇等有重要关系。文章详细论述了虞集成长的背景，对于虞集的家世背景，在此前的许多论文中都有论述，重点从事研究虞集的学者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除早年受虞氏家学和外家杨氏之学的影响外，还先后受到了蜀中之学、吴澄之学、邵雍之学、张载之学的濡染。李舜臣博士的《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一文中，阐明虞集的文学思想、学术主张以及人格都深受江右文化的濡染，他接续了欧阳修、曾巩等人开创的散文传统，诗歌则主张“宗唐得古”，不满江西末流崇怪尚奇的倾向，力倡平易雅正的诗文风气。虞集的学术思想主张“会和朱陆”，融汇诸家学说，此亦深受元初江右理学特别是其师吴澄的影响。此外，他还与江西籍的玄教中人交往甚密，对道教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形成了冲淡舂融的品格。李舜臣博士一文中具体的论述了其师吴澄“和会朱陆”思想对虞集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代斗山”虞集论》，在论述虞集成长背景时，比较全面的论述了虞集教育，际遇背景，条分缕析，论述详细。与此前许多论文的比较中，文章中还论述了虞集人生中另一重要际遇――元文宗，虞集与元文宗的相遇相知，使虞集在政治上得意取得重大成就，进入奎章阁学士院，修撰《经世大典》等，虞集取得了崇高的社会地位。虞集借修撰《经世大典》的契机，接触了大量的典章制度、山川地理、文物礼义、档案公文等，扩大自己的学识眼界。同时，虞集受到元文宗的赏识，成为朝中极为重要的著作大臣，朝中著作大事无不参与其中，品题大量大量时人的文集、著作，见到当代大量著作。同时他还见识与品题了大量的书画作品。虞集这些特殊的际遇，使他成为了元朝的“一代斗山”。

《“一代斗山”虞集论》第二部分具体论述了虞集的文艺思想及创作实践――复古宗经，尊崇性情。1988年，邓绍基教授在《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发表《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一文，分析了虞集的思想倾向，指出其“尊奉程朱理学”，但“又不是完全拘守程朱门户，他曾追随老师吴澄在朱学中吸收陆学的若干成分的主张和实践”，肯定他在朱学“定为国是”的前提下，不趋向极端之卓越见识。邓先生将虞集的诗歌主张概括为三点：一是坚持儒家正统观念，主张“性情之正”；二是提倡宗唐宗古；三是推崇“嗜欲淡泊，思虑安静”的诗风。此文论述了虞集的思想倾向、诗文主张、诗文题材内容及艺术风格等在内的多项内容。查洪德教授《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一文中，论述了虞集之学术有三个特点：第一，他有回归传统儒学的倾向，第二，有兼融各家的倾向，第三，受张载影响较深。虞集学术的三个特点，决定了他的文学思想：他在学术上回归传统儒学，在文学上便倡导复古，具体表现为理性、中和、雅正、世用；兼融各家的学术特点，使他的文学思想，既不同于宋以来道学家的文论，也不同于文章家的文论，而是两者的融合，再加上政治家的眼光；他以气运论文，又主张克治血气，归于平和，都与张载的影响有关。

邱江宁与这两位先生的论文的都提出了虞集的复古思想，追求雅正平和之气。邱江宁的论文中详细论述了虞集的复古思想，分别从虞集的散文和诗歌进行论述，并且通过具有代表性的创作实践作品加以论述虞集的文艺复古宗旨。与邱江宁文章相比，查文中提及了虞集兼容百家的思想，这和邱江宁文中虞集和会朱陆，以经为本，涵容经史，有相似之处。邱江宁和邓先生的文章都提出了尊崇性情的思想，邱江宁重点从诗歌方面论述了虞集推崇性情的主张。邓先生一文中提出了虞集尊奉程朱理学的思想，但他不完全拘守程朱门户，吸取陆学思想，推崇儒家思想。邱江宁的文章以虞集的创作实践作品表现虞集的文艺思想，更易于理解，论述充分有力。

在论文的第三部分，邱江宁具体论述了虞集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大江以南，断无似人”。2009年，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一文中，论述了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文中论述了虞集深厚的儒学素养，秉持立言垂教的学术使命。从功利主义的角度论述文学于时政、道德的作用，赋予文学以政治的责任和道德的使命，体现了虞集对于外部事功世界的关注，是他那种以教化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意识在文学观念中的反映，也是其立言垂教的学术价值观在其文学思想中的折射。

邱江宁的论文中在论述虞集在元代文坛的影响时，虞集在退隐时期，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创作思想。这与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中虞集垂世立教，以成天下之务的主张相同，体现了文学的功利价值。邱江宁的文章还论述了虞集著书立教的重大影响。在以往的论文中，对于虞集在元代文坛的重大影响有一些论述，但是没有形成系统，没有专门的章节进行论述。邱江宁一文对于虞集“大江以南，断无似人”的重大影响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主要分为两个时期进行说明，馆阁时期和退隐时期。在馆阁时期的影响主要从北人和南人两方面影响说明，在北人中，虞集与卢挚、曹伯启、元明善、孛术鲁、曹元用、王结、王士熙、马祖常等北人都有非常频繁的交往，逐步受到影响并影响于人，他们一道发出了“元盛世之音”。虞集的北人弟子有苏天爵、王守诚、刘基等，都受到了虞集深厚的影响。虞集又与程钜夫、赵孟、邓文原、贡奎、袁桷等交往，他们相互唱和，掀起了元代中叶复古创作的热潮，虞集取得了瞩目影响，具有代表性。在退隐时期，虞集不仅著书立教，立言立教推广自己学术，还参与选集编纂全集并进行刊刻，将他在馆阁之中形成的理论及影响力波及山林。

邱江宁的《“一代斗山”虞集论》，论述精细，条分缕析，结构严谨，重点突出，揭示了虞集一生的巨大成就，展现了虞集卓尔不凡的人生，真可谓“一代斗山”“大江南北、断无似人”！

参考论文：

[1] 邱江宁：《“一代斗山”虞集论》，文学评论 2012.3。

[2] 查洪德：《虞集的学术渊源和文学主张》，殷都学刊，1999.11.30。

[3] 李舜臣：《论江右文化对虞集的影响》，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9.10。

[4] 邓绍基：《略论元代著名作家虞集》，阴山学刊（社会科学版），1988。

[5] 谢皓烨：《浅论虞集的文学思想》，湘南学院学报，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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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学术专著那客观冷硬的抽象概念性知识，很少让人读之而感动。许多年前，我读到罗宗强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得却不仅是对文学思想的认知，而且更是“文心”直觉的感动。为什么如此？我不断回想着那样的经验，有些明白因为罗教授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陈子昂的精神生命，王维、孟浩然的精神生命，岑参、高适的精神生命；李白、杜甫的精神生命，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商隐等等文学家的精神生命，当然罗教授自己的精神生命也已融贯其中矣。

几年之后，我认识了罗教授，那么真诚、博通而赡才，非只学术卓尔成家，更精擅诗文、书画的创作。他就是一个优秀的文学家，文学家当然能“体会”文学家；其后读到他为门生张毅教授《宋代文学思想史》所作的序文，云：“文学毕竟是人学，描写人的生活、人的理想、人的心灵，社会上的一切影响，终究要通过心灵才能流向作品。”因此，罗教授之治文学思想史，掌握到独具只眼的锁钥：“士人心态的变化是文学思想变迁的关键。”当然，想要理解古代的士人心态，绝非史料考证、铺排，或套入某些抽象概念理论的框架，就能获致“体贴”的诠释；唯有学者带着自身精神生命的存在体验，契入历史情境中，借由文本而与古代士人相对“谈心”，才能获得“具体解悟”。罗教授就是这样在掌握古代士人的“心态”吧！我终于更加明白为什么罗教授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那么丰沛地流动着“士人”的精神生命，而让我读之感动不已。中国的人文学问，“文格”与“人格”不能切分，这又让我做了一次贴切的印证。

20世纪以降，知识生产分工越趋琐碎，各种知识专业学科化之后，彼此藩篱不可跨越；学者们也无意跨越，而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者；乃各个固守狭小如牢房的专业领域，不知方尺窗外，还有什么更广大的学问视野！其所为者，恐不在真理的无限创发；而仅是以学求食，知识也不过作为谋生的工具而已；研究的是儒是法是道是释、是文是诗是辞是赋、是戏曲是小说，又有何差别！都是一堆“死文字”罢了，与“人”的精神生命、存在体验、终极关怀全无贴切的关系；于是“学究”一仓库、“专家”满街跑，能博通而创发的学者竟尔难得！

知识专业界域的切割，使得近几十年来，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中国社会史、中国经学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各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专业知识界域。其实，从知识原产场域的存在经验情境与过程观之，并没有不能跨越、会通的界域；也就是当我们从观念上，拆除抽象、封闭的知识藩篱，而回归到“人”之生命存在所相即、开显，总体混融而不住衍变的世界，便可会悟到“真理”乃是原生于“人”所“感知”之总体、衍变的存在情境，其中各种要素交相渗透、彼此辩证，终而依借符号，形式化为各种产品。偏执某些知识界域的切分，都是在封闭、排除真理更多可能性、创发性的意义。

近些年来，在长期历经知识专业界域过度切分之后，前面所说总体混融、不住衍变、多元要素交涉辩证，已成为我的学术观念基调，并明确表达在几篇论文及演讲词中。因此，我认为所谓思想史、社会史、经学史、史学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等学科，都只是从总体切割为片面、从衍变抽离为固态、从多元缩减为单一，进而概念化表述为一种界域封闭的知识；但是，“说世界，非世界”，在这类片面、固态、封闭之知识的遮蔽下，吾人所真切相即的世界既无由开显，而自身生命的存在也毫不觉察地被遗忘了。“人文学问”之中，已经没有“人”了。

然则，人文的学问，其中必须有“人”；并且在理解、诠释以至建构为系统性知识的过程中，也应既知其“分”而又知其“通”。我认为各种人文知识的“意义结构”，在借由符号形式进行显题化、系统化建构时，纵然必须选择其中某一“显性”要素，作为“主位”的认识对象，但也得同时考虑它与其他“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这是一个总体而动态历程的“意义结构”，其实是中国古代以《周易》《文心雕龙》为“典范”（paradigm）的“知识型”（épistème）。2012年6月间，我在台湾清华大学“中国文学批评研究工作坊”研讨会中，提出这个源于中国古代人文学之本质论及方法论的“典范”。准此，各种被片面切分的知识之间，并非截然无涉，可以自成铜墙相隔、铁壁互绝的界域。它们只是认知及表述上，主宾显隐的分别而已。例如文学史知识，虽以“文学作品”为“显性”要素，为“主位”对象，却不能将它孤立认识；而必须同时理解到“文学”与其他相关的“隐性”要素、“宾位”对象，例如文化思想、政治处境、社会阶层化、、历史意识等，诸多因素之间如何彼此交涉、相互辩证，而“共显意义”。以此类推，“文学思想”等其他领域的知识，“意义结构”亦然。因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家的“实存”世界中，“文学”从来不曾、也不可能“独立”，更无所谓“纯文学”与“杂文学”之分。汉代以前固然如此，魏晋之后也是如此。“为艺术而艺术”，乃是近现代五四新知识分子既反儒家传统又受西方美学影响之文化意识形态的投射，是一种不切乎中国古代历史实境的幻想。

我抱持这样的学术观念，在阅读罗宗强教授及其门生一系列“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著作时，就经常产生“与我心戚戚焉”的共鸣。“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是罗教授独辟蹊径所建立的学科。五四以降，他面对中国思想史、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专业切分，仅识其“区别”却不知其“关联”的学术形态，乃寻思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如何能做到各知识领域之间“分而能通、通而能分”；而以“文学思想”为基地，会通古代文学家总体混融的历史处境，从各因素之间的交涉、辩证，去诠释历代“文学思想”的内涵及变迁。罗教授所执教的南开大学文学院，就是这一门学术的重镇，由历代“文学思想史”，推及“士人心态史”，成果非常丰硕，俨然已形成特色鲜明的学派。张峰屹教授的《西汉文学思想史》，正是其中成果之一。

罗教授早已建立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知识本质论与方法论，对于文学思想史与文学批评史或理论史、文学史之间的区分及关联，在他自己的著作及为门生的著作所撰写的序文中，已阐述得非常清楚。其中，最引起我的共鸣，厥为“历史还原”的研究进路。我理解到，罗教授所谓“历史还原”并非实证史学的“历史重塑论”，也就是并非仅就历史文献的考证，重塑纯为客观的历史事实。他所指出的研究进路，乃是强调“古代文学思想史”的“诠释”，首先就要做到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那不仅是文字训诂而已，更重要的是原典所蕴涵“文学思想”的意义，必须契入产生这种思想的“具体环境”，才能获致深确的理解。假如容我以“诠释学”进一解，也就是对“历史他在性”的文本进行诠释时，必须限定在“历史语境”的基础上，契入其中而体会之；而且所谓“历史语境”始终都处在动态中，并非僵固之物。“文学思想”乃是“文学家”面对他所处的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情境在进行“思想”，因此诠释“文学思想”，当然必须了解古代文学家在文化、社会，尤其政治处境中，所抱持或显或隐的“心态”。“士人心态史”也就成为研究“文学思想史”的要件之一。这是研究古代文化或文学所必要的“历史同情理解”，在这“理解”的基础上，才能进一步有些合理的批判。五四以降，新知识分子之“反传统”已成文化意识形态，未理解而先批判，骂尽古人，而渐积为刻薄之风。其因就在于对待古人，缺乏“动态语境”的观念，没有“历史同情理解”的体贴心。罗教授的“中国文学思想史”，或可一矫这种习气。

张峰屹教授这本《西汉文学思想史》，的确实践了其师所建立的知识本质论及方法论。我仔细阅读，他对于西汉士人由文化传统及当代社会，尤其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的“心态”，诠释得非常贴切而深入；而且能准确地辨识这种历史处境的演变，就在“动态语境”的基础上，恰当地区分出三个时期，并结合政治与经学处境所导致“士人心态”的迁变，以诠释各时期“文学思想”的内涵及转向，其中经学处境的影响尤深。同时，他也能适切地运用文学创作与批评的文本，深度揭明政论、辞赋、乐府诗歌等作品，以及文学家的创作行为所隐含的文学思想。这显然是在西汉士人总体存在情境的基础上，从文化思想史或经学史、政治及社会史、文学批评史、文学史之与“文学思想史”之间，彼此交涉、相互辩证的关系，去诠释“西汉文学思想”的生成与变迁。张教授在其师所开辟的学术蹊径上，走得昂首阔步，成果斐然。

我仔细阅读，还发现张教授也的确能实践其师所教示的“原典文本的正确解读”。许多原典的征引，都不是笼统印象的浅说，而能经由契入历史语境的深度理解，再依借文本分析，而获致确当性的诠释。其中，不少对原典的诠释，颇具独见，这在罗教授为他作的序文中，已指出多处。此外，另如关于《旱云赋》是否为贾谊所作，马积高的《赋史》认为“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这种现象是汉武帝以后才出现的事”，因而将《旱云赋》断为“非贾谊所作”。张教授不同意这个说法，举出《左传》文本为例，证述“把灾异与政治联系起来”的现象，东周时期已有之。又例如对于枚乘《七发》，他不同意刘勰《文心雕龙·杂文》所提出“始邪末正”之说——也就是刘勰所读出的文本之意，乃是前面描述听琴、饮食、跑马、游览、田猎、观涛六件事，皆是“发乎嗜欲”，应该戒除；而最后所描写方术之士的“要言妙道”，才是枚乘正面劝谏之旨。刘勰之后的读者，也多持此说。张教授认为这是误读，因而分析文本，论证听琴等六事皆非邪的“伐性之斧”、“腐肠之药”，反而与方术之士所言，同属疗愈的“妙道”。凡此，都可见张教授在“原典文本的解读”上，的确下了很深的工夫，才不致落于人云亦云的谬说。

同时，由于他对枚乘《七发》《柳赋》以及路乔如《鹤赋》、邹阳《酒赋》、羊胜《屏风赋》等这一类作品的细读，而看出汉代辞赋由贾谊《鵩鸟赋》《吊屈原赋》这一类“自我抒情言志”的作品，转向“歌功颂德、游戏逞才”的笔墨。其中，隐含着士人对于“词章”书写之“心态”的改变，这在西汉文学思想史上，具有值得诠释的意义。因此，张教授在文人“自我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对于“游戏笔墨”特别重视；而在本书中，专立章节，另眼诠释与评价。汉赋的意义及价值，的确应该在“抒情言志”的主流传统之外，另辟“游戏笔墨”及“语言艺术”的诠释视域。这是张教授为西汉文学及其思想研究，所开拓的一条值得继续探寻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