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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精选(五篇)

发布时间:2023-09-22 10:35:25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本文所说的“成本”,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不限于企业经营管理中的成本。所谓成本化解,指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问题,可以从如下三个角度提出。 

 

(一)实践角度 

不难想象,在原始条件下,人们无论怎么勤奋地劳动,其结果最多只能获得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这就是说,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今天,其间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一巨额经济成本是怎样化解的?或许有人说,人是高级动物,不仅有体力能劳动,而且还有智慧可以发展科技,人类正是依靠科技不断进步才达到现代的生活水平。的确,科技能够提高劳动效率,因而可以化解经济成本。但是,原始人终日赤身****分散劳动,有什么条件和时间研究科技?此外,科技成果并不直接就是生活资料,原始人何来研究科技的动力?须知,人们从终日赤身****分散劳作到有科学研究,其间同样存在着巨额经济成本,那么这巨额成本又是怎样化解的?——于是,问题依然存在,只是换了形式。 

 

(二)理论角度   

大家知道,亚当·斯密提出了分工经济理论,研究了劳动生产力的改进问题。这实际上就是生产成本化解问题。事隔161年(1776—1937),科斯在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时发现了交易成本。显然,交易成本是与生产成本不同的另一种经济成本。就此,我们提问:第一,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是事隔161年才相继提出并加以研究的,可见研究经济社会发展成本的问题不易,那么,这两种成本是否穷尽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所有成本?第二,生产成本、交易成本抑或还有其他成本,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由此可能发现怎样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律

 

(三)比较角度 

科学史表明,仅凭人的感官不足以认识事物,理性计算才能发现更深刻的规律。物理学就有一个能量过程的计算问题,物理学家运用于探索原子系统,发现了一系列出乎经典物理学意料的全新过程和规律,创立了量子力学。经济学的“成本一收益”核算亦即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相当于物理学的能量过程计算。因此,笔者预言,通过成本化解过程的研究,有望获得与量子力学相媲美的经济学成果。 

 

二、问题视野中的成本分类 

 

经验证明,提问方式决定着对事物的分类方式。本节以“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问题为主线,找出可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过程所需要的成本分类。 

 

(一)生产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康芒斯的划分,所谓“生产”,仅指人对自然的活动,亦即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而进行的物质变换活动;由此,所谓“生产成本”,仅指人们为谋得物质生活资料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此外,本文的目的是再现以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由此探索发展规律,因此我们必须也只能从原始人开始。显然,对原始人来说,“进行物质变换而投入的劳动”,只能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没有分工没有交易,当然更没有物质资本。这就是说,对原始人来说,他们的经济活动只有生产活动,生产成本只是赤身****而进行的分散劳动。 

如前所述,原始人这种赤身****的分散劳动,最多只能谋得最简单的生存资料,不可能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那么,后来人类的生活水平是如何获得提高的呢?对此,亚当·斯密做了开创性探索,其名著《国富论》开篇就写道:“劳动生产力最大的改进……似乎都是劳动分工的结果。”接着,他用大量的事例证明了上述论点,并且在理论上分析了劳动分工其所以能够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原因。关于后者,他写道:“这种由于劳动分工而使同一数量的人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的增长,是由于三种不同的情况。”第一,劳动分工,使每一个人的业务降为某种简单的操作并成为终生的唯一职业,必然使熟练程度获得提高,从而使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得到巨大增长。第二,劳动分工,减少了劳动者从一种工作转向另一种工作所花费的时间,因而同样数量的劳动者在同样多的劳动时间中可以完成更多的工作量。第三,劳动分工,使劳动者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而不是分散在许多事物上,因而劳动者更有可能发现比较容易和比较迅捷地达到目的的方法,进而发明特定的劳动工具和机器;此外,劳动分工也包括一部分人从简单劳动中分化出来专门从事科学研究,而且科学研究本身也可因分工而获得快速发展;工具、机器的发明和科研的发展,将在更大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力。诚然,斯密说的是提高劳动生产力,但是,提高劳动生产力的另一面就是成本化解,因此,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可以视为第一个探索成本化解问题的理论。 

那么,分工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到底有多大?是否有可能使人类从原始人的生活水平达到现代人的生活水平呢?对此,可作粗略的逻辑演算。

第一步,假设整个社会只有两个人,遵循上述斯密所揭示的规律,如果他们不分工,那么其产出各是1,社会总产出就是l+l=2;如果进行分工,劳动效率可获提高,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2,而是大于2,即有

1+1>2

第二步,对上述计算进行逻辑推论。如果整个社会有3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不止是3,也不止是>3[既然1+1>2而不是1+l=2,那么(1+1>2)+1也就不能是一(>3)],而是>>3(可读为“远大于3”),即有

1+l+1>>3

于是,如果整个社会有m(m是任意自然数)个人且组成分工生产系统,那么,社会总产出就

因为上式中的m可以是任意自然数,因此上式表明:只要社会总人数m足够大且分工的层次可任意深化,那么,分工就可化解任意大的生产成本。诚然,分工层次不可能任意深化。但是,现实是直到今天最发达国家社会分工的深化过程仍未终止。由此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二)交易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前面,我们从斯密关于劳动分工的理论证明劳动分工可能化解巨额生产成本,从而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然而,这一结论只是逻辑上的,现实中并没有那么简单。1937年,科斯发表了《企业的性质》,文中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交易成本。后来的学者通过重温康芒斯关于“交易”概念一般化的论述,从而将“交易成本”的概念也一般化了。于是,经济活动就分成两个领域即“生产”和“交易”,而经济活动的普遍成本也分为两大类即“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因分工化解生产成本而生成,这是容易理解的。分工的特征和结果,可用一个字来概括:专(产品专门、资产专用、劳动者专业)。词典解释,“专”,指“集中在一件事上的”。人的活动“集中在一件事上”,就能熟能生巧,增强从事这件事的能力。因此,“专”就是“偏”、“强”,它的“强”是以“偏”(即以放弃“完整”和“独立”)为条件的。产品专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消费,资产专用(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使用,劳动者专业(到一定程度)便不能独立劳动。这就是说,分工必须以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为条件,否则分工不仅无利而且有害。然而,分工之间的协作配合并不是一件易事。因为一种“专”必须与特定的另一(或几)“专”相匹配,而不能随意“拉郎配”,因此要完成特定的“专”与“专”之间的匹配需要花费大量的成本,这成本就是交易成本。

那么,交易成本的量及其变化趋势怎样?显然,分工就是行业分隔。俗话说,隔行如隔山。由此,容易想到,劳动者越多分工越深化,“行”与“行”之间的“山”就越多越高,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层山叠岭望而生畏。这就是说,随着劳动分工的不断深化,行业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行业之间的协作配合越来越难,因而需要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本文第一节已经证明,分工可能化解生产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化解生产成本的潜力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近乎无止境。通过本节的讨论,我们又获得如下认识:分工所需要的交易将生成交易成本,随着分工的深化,其生成的交易成本越来越大,而且其增大的趋势同样无止境。这正是“没有免费午餐”,人类从分工可能化解的生产成本,又被协作可能生成的交易成本所抵销。正因为这样,我们不能不发出这样的感叹:分工是经济,爱你不容易!于是,又有如下结论:即使能够证明劳动分工可以化解生产成本,但仍不足以使人从原始生活水平达到现代生活水平。

那么,怎么办?天无绝人之路。在分工降低生产成本而协作增大交易成本的两难选择中,人类发明了交易组织。词典解释,“组织”是“按照一定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分工的特征在于“分”,而交易组织的特征则在于“合”。第一,交易组织是交易活动的中介,各成员可通过这一中介和获取分工、交易的信息,从而促成交易;第二,交易组织可压缩交易次数,交易有可能是同类多次,而有了交易组织则同类多次交易可一次进行;第三,交易组织可通过总结交流交易经验,发明简便高效的交易技术,制定交易规则,防范和制止交易欺诈,仲裁交易纠纷,监督交易的实施;第四,有了交易组织,交易本身还可继续分工,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提高交易效率。如此等等,这一切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交易成本。

(三)管理成本及其化解途径

管理成本指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它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管理成本的内容,即管理成本是建立组织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二是管理成本的性质,即管理成本是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相区别的第三种相对独立的成本。前一要点大约无异议,无须多作解释;后一要点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已有理论相悖,需要多说几句。 毋庸置疑,新制度经济学提出交易成本概念并将其一般化,拓展了经济学的视野,拉近了理论与现实的距离,是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革命,其意义是深远的。但是,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其一,学者们将“交易”与“生产”并列对应,将“交易成本”与“生产成本”并列对应,有意无意给人以如下信息:交易与生产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活动,交易成本和生产成本一样都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这是值得商榷的。从本文前面的分析可知,只有生产活动才是原生的经济活动,而交易则是生产因分工而派生的(有了分工才需要也才有交易);因此,只有生产成本才是原生的经济成本,而交易成本则是生产成本的转化或替代。其二,学者们认为,交易成本是“利用制度的成本”,“是经济制度的运行费用”,这给人以如下印象: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这是不正确的。首先,人们建立组织,其目的在于化解交易成本,交易成本的先在性是组织建立的逻辑前提,因此,就不能说交易成本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或者说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其次,一般的,组织绩效即被组织化解的交易成本与组织成本也即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所花费的成本,是两个不相等的量,如果用同一个名词“交易成本”来称呼两个一般不相等的量,必定导致概念混淆,以致对组织过程的“成本一收益”分析无法进行。再者,学者们否定或忽视管理成本的独立地位,其理由可能是:管理成本归根结底是交易成本(因此没有必要确立独立的管理成本)。但是,这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交易成本归根结底也是生产成本,于是,按照同样的逻辑也可以说不存在独立的交易成本,这样交易成本的理论也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否定管理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行不通的。必须强调,认识到“交易成本是生产成本的转化”和“交易成本不是建立和维持组织过程的成本”是重要的,由此出发,我们才能发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化解系列,揭示经济社会发展成本化解的完整过程和规律。

那么,管理成本的根源何在?任何组织的建立和维持运行都需要管理成本,即使将来实现社会大同,人与人之间不存在因生产不足而导致的利益矛盾,这种成本依然存在,只不过在这种情况下管理成本将十分微小。然而,在现阶段管理成本绝对不可忽略。其原因可概括为三大疑难。其一,一致同意疑难。组织建立和健康运转的关键,是集中组织成员的偏好,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然而,在分工协作必须通过交易(利益交换)才能实施的社会发展阶段,确立组织一致同意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组织强制(一部分人强制另一部分人)就不可避免,而组织强制需要大量的成本。其二,搭便车疑难。大家知道,组织运行需要管理制度,这在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需要采用强制手段实施的情况下就更是如此。当然,如果组织全员自觉参与制度生产,制度生产成本尽管仍然需要,但可降低到最低限度(因为如果全员参与,那么收集制度生产所需要的信息就变得很容易)。但是,美国经济学家诺思发现,人们为了规避公共品生产中的个人成本,普遍存在“搭便车”现象,这就使得制度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其三,监督疑难。对组织成员实施监督,是落实组织制度实现组织目标从而维持组织运行必不可少的举措。然而,监督的困难在于:监督者也需要监督;于是,可能产生监督系列无限倒退的逻辑困境——这就是监督疑难。监督疑难将使潜在的管理成本大得无法计量。

那么,管理成本能化解吗?如果能化解,其化解的途径又是什么?回答是肯定的,其化解的途径就是以各种文化(市场文化、企业文化、社会文化)为载体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知识的结晶,因而是组织目标不能一致同意情况下的组织目标孵化器和组织制度生产指示器。意识形态的建立,就如在组织中建立了一个磁场,从而使组织监督和控制变得容易。此外,意识形态的内容具有连续性和积累性,且具有利益外溢性(意识形态的效益不仅惠及意识形态的创立者)和成本内部化(意识形态的成本却仅由意识形态创立者承担)的特征。正因为此,意识形态成为化解管理成本的有效途径。

(四)意识形态成本

然而,意识形态的建立同样要花费成本。首先,意识形态的创造需要花费劳动;其次,经济利益集团化使意识形态的建立和替代过程充斥着矛盾和斗争,甚至需要通过残酷战争和政权更替才能实现;最后,意识形态对组织成员的监督和控制建立在成员自觉基础上,因而效率较低。这一切都可能成为意识形态成本的生成根源。

至此,我们已经知道有四种成本;且本文下面的讨论将证明,仅就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不涉及过程的循环)来说,意识形态成本是最后一类相对独立的成本。因此,我们有结论:在“成本化解”的问题层面,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本有且仅有四种,即生产成本、交易成本、管理成本和意识形态成本。确立上述四种成本相对独立的地位是重要的,由此前进,我们将会看到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

三、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竞争

完整甚至是构造美妙的成本化解系统,由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所构成。在汉语中,“组织”指“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其中的“集体”,可以指人的集体也可以指物的集体(例如机体中的器官)。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也可视为一种组织,机器也可视为一种组织,因为他(它)们都是以物为元素组成的集体。这样,上面所说的“组织生态”中的“组织”,就有两类三种:以人为元素的集体,我们称之为狭义的组织(下称“人类组织”);加上以物为元素的集体即人和机器,我们称之为广义的组织。

(一)机器在成本化解中的特殊作用

要说清成本化解循环链和组织生态及其竞争,必须先讨论机器及其在成本化解中的作用。机器是人类劳动的物化,它可替代人类体力和脑力劳动,这已经是人们的常识,用不着多说。本文要增加的新内容是:机器不仅可物化人类劳动,而且还可物化人类组织(物化企业,物化市场,甚至物化分工协作的整个社会);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对成本化解具有特殊的即其他组织所不可替代的作用。

机器可物化人类组织,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为说明劳动分工可提高效率,曾经列举了许多分工协作组织,例如,制针业的分工协作组织、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但是,后来这些分工协作组织都被一台相应的机器(制针机和制钉机)所取代。马克思在《资本论》第416-417页也曾谈到“一台信封制造机”取代“信封手工工场”的情况。显然,如果没有制针业分工协作组织和打制钉子的分工协作组织,就没有后来的相应机器;如果没有“信封手工工场”,就没有后来的“信封制造机”。这就是说,后来的制针机、制钉机是对前在的制针和制钉分工协作组织的物化;后来的“信封制造机”是对前在的“信封手工工场”的物化。历史走到今天,机器不仅可物化简单的分工协作组织,甚至可以物化复杂的局部市场(如电子商务),物化庞大复杂的分工协作的世界社会(互联网)。可见,机器可以物化人类组织,这是一个日益明显和正在快速推进的事实。

机器物化人类组织,在成本化解问题上会带来什么结果?回答:机器物化组织,保存着组织分工协作对生产成本的节约,但并不继承分工协作所引起的交易成本(例如制针机各部件的配合协作并不需要交易成本)。也就是说,机器保存着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分工协作产生的效率),而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诚然,制造机器也需要成本,但那已经是地地道道的生产成本——于是,成本化解的单一过程有了终端。由此,我们将看到成本从有到无这样一个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

(二)成本化解循环链

奇妙的成本化解过程,就是成本化解循环链。

首先,从静态看,成本化解过程是一条链:生产成本一(分工协作化解部分生产成本但生成)交易成本一(交易组织化解部分交易成本但生成)管理成本一(意识形态化解部分管理成本但生成)意识形态成本_÷(机器化解上游过程中所有成本但生成)新的生产成本。诚然,过程中的每一个环节,其“化解”的成本量与“生成”的成本量相比,逻辑上有三种可能,即有: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化解”的成本量<“生成”的成本量。

然而,这毕竟显示了成本完全消解的可能性。

其次,从动态看,成本化解链是无限循环的。很容易看出,上述从静态角度所给出的成本化解链,其始点和终点都是生产成本。这就表明其动态过程是这条成本化解链的循环周转。在前面,我们已论证过,机器取代人类组织可保存人类分工协作的成果,消解分工协作所生成的交易成本;尽管生产机器仍需成本,但那已经是新的生产成本了——于是,回到了链条的始点,开始了新的循环。这样,每一次循环的结果将生成新的一代机器;继而人们又将在新一代机器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分工协作,因而将生成新的交易组织,生成新的管理模式,以至生成新的意识形态——这一切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已作了深刻的描述。于是,一条无限循环的成本化解链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这条链每循环一次都将一劳永逸地化解一部分成本,这条链无穷次循环周转就将化解无穷大的成本!

篇2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株洲 412001)

摘 要:便利的交通条件是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基础保证。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网的规划建设,将对区域内旅游协调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主要分析了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并从差异化旅游、创建协调机制、完善区域内旅游交通、区域内旅游产品升级等四个方面就二者协调发展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城际轨道交通;区域旅游;协调发展;路径

中图分类号:F523.3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8.004

*基金项目:湖南省情与决策咨询研究课题资助项目“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研究——以长株潭(3+5)城市群为例”(项目编号:2014ZZ041)

收稿日期:2015-01-25

0 引言

城市带和城市群是城市化的必然结果。城际轨道交通以快捷、准时、安全、容量大、绿色环保等优势成为城市群之间交通联系的纽带。区域城市群的城际轨道交通主要承担区域城市和主要城镇间、城市组团和次中心城镇间的城际中短途客流运输,一般时速在100~200 km之间,是区域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合理分工的城市间基础设施,也是区域城际客运系统和城市群发展的骨干和基础运输方式,将为区域城市群居民构建“一日交流圈”提供便利。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网于2007年获国家发改革委正式批复,将建成以长株潭三市为中心,辐射益阳、常德、岳阳、衡阳、娄底五市的城际铁路网,在“3+5”城市群中实现“3、6、9”的公共交通目标,线路总长合计达760km。目前,首期长株潭96km长的城际轨道交通线正在全面开建,2016年底将实现通车运行,预计到2020年,长株潭城际铁路将承载全日客流量37.8万人次,2030年将达到54.2万人次,其他几条城际轨道交通线也正在按计划筹建当中。

旅游活动异地性特征,使得游客出行必须借助旅游交通工具才能实现,区域内便捷的旅游交通将有利于区域旅游的发展。随着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与建设,二者之间如何协调发展也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协调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此影响(以至联合起来)的现象,是在各子系统间的良性互动下,相互依赖、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动态关联关系。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是指二者通过互动发展构成一个良性协调发展系统,及时关注、把握两者相互作用的方向、强度,促进二者形成良性互动发展,对于助推湖南省旅游业升级改造,实现湖南省旅游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 长株潭(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

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城际轨道交通也不例外。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在给区域旅游带来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必然会产生消极的负面影响,且对区域内不同城市旅游影响的效应也各不相同。因此,发挥城际轨道交通的积极效应,强化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二者之间良性互动、协调发展必不可少。当前,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1 “中心—外围效应”影响区域旅游协调发展

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构筑了长株潭核心区通勤在30min以内,长株潭至“3+5”其他中心城市60min,其他次中心城市之间90min以内的生活圈,拉近了城市景区之间的空间距离,降低了交通成本,增加了旅游的可达性,同时必将导致空间竞争加强。对于长株潭核心区域及资源优质、项目吸引人的景区将越做越强,而对于景区资源贫乏、旅游基础设施落后的城市,极易出现游客群体“过而不入”的“过滤效应”,使得旅游活动向一地集中,形成明显的“中心一边缘”效果,导致一些城市旅游业停滞不前,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无从谈起。

1.2 城市群各主体利益协调困难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更好地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合作,区域旅游合作随着城际轨道交通的便利性成为各城市旅游业发展的必然途径。但由于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在GDP标准至上的评价模式下,各行政区域间存在更多的是竞争意识,区域旅游协调与合作意识相对淡薄。在此背景下,各地竞相出台自己的政策保护己方区域经济的发展、区域旅游资源的同质化及相互替代性、区域旅游市场定位的冲突等形成区域内旅游产品雷同、旅游市场恶性竞争的局面,对区域旅游业的协调发展形成负面影响,导致区域旅游合作力度并没有因为交通条件的改善变得紧密,长株潭(3+5)城市群区域旅游一体化市场还有一段距离。

1.3 城际轨道交通线路与直达景区交通设施衔接不紧密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在规划设计的时候,更多的考虑是以方便城市居民出行为主的宗旨进行设计规划的,在建设过程中并没有考虑如何与区域旅游发展进行统一规划,就现有城际轨道的设计建设来看,能够直接通过城轨到达区域内知名景区的数量非常有限,必须通过中转其他交通工具如城市地铁、旅游巴士、公共汽车等方式才能到达旅游景区。但从当前城市群中各城市现有的交通布局及规划来看,除了长沙接驳旅游景区的相关交通设施相对较为齐全以外,其他城市在这方面都存在很多不足,严重制约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进程。

1.4 城际轨道交通建设与各城市旅游业发展不同步

长株潭(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区域内城市之间最短0.5h,最长1.5h内就能到达,极大地缩短了城市之间的乘车时间,降低其到达旅游景区的交通费用,区域内旅游活动基本上可以做到早出晚归,这必然会给旅游客源市场带来极大的改变,商务旅游、散客旅游、自助旅游人员将得到大力发展,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将产生很大的变化。但各城市的旅游相关职能部门并没有意识到城际轨道交通开通所带来的巨大变化,没有做好相应的规划。如新建景区的空间布局、旅游接待企业的规划、旅游市场营销的时机选择等,导致城际轨道交通对区域旅游业的积极效应不能得到充分的利用。

2 长株潭(3+5)城市群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协调发展路径

2.1 充分挖掘地方特色,走旅游差异化发展道路

为避免因为城际轨道交通建成后所造成的“中心-外围效应”的出现,弱化边缘城市的旅游地位,可根据城市群各自旅游资源的特色,充分挖掘地方特色,抑制同质化、寻求差异化将成为区域内旅游资源开发的重点,从而避免区域内的客源市场向中心城市或优质旅游景区聚集的不平衡发展模式。如长株潭的都市景观、红色资源;岳阳湘北文化和休闲度假旅游;衡阳的宗教旅游资源;常德、益阳、娄底三市的生态旅游资源、乡村旅游资源的开发,使其各有所长,互为补充,从而充分发挥城际轨道交通的优势,促进区域内旅游资源一体化开发。

2.2 创建协调机制,谋求共同发展

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涉及到不同的利益主体,建立统一的协调机制必不可少。

(1)各政府部门之间协调机制的创建。随着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建成,长株潭城市群为区域旅游协调发展出台了专门的《环长株潭城市群发展规划(2012-2020)》文件,但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环境保护、跨区基础设施共享与建设、旅游资源布局、市场监管等,增强与城际轨道的协调性,政府部门必须要加强协作配合,积极构建科学有效的运行机制,使文件内容得以落实,切实实现与城际轨道的“零距离服务”,尤其是在区域合作的初期阶段,政府的政策引导、规范管理显得尤为重要。如:为避免区域内旅游资源的重复建设而引起的恶性竞争,由各方政府的相关旅游职能部门成立专门组织共同协商规划旅游资源布局,制定相关的合作框架解决各种问题;定期举行例会,协商调整业界所反馈的问题,不断优化完善合作机制等。

(2)行业组织协调机制的创建。区域旅游竞争合作发展过程中必然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冲突必须通过一定协调机构来解决。除了寻求政府部门解决外,区域内行业协会社团组织也可在市场准入、规范价格、界定市场范围、预防恶性竞争、行业行为自律等在行业内进行协调。因此,区域内各方行业社团组织也应加强合作,共同协调区域内行业矛盾。

(3)旅游企业协调机制的创建。旅游企业作为区域旅游合作市场的主体,区域内各旅游企业通过联合开发客源市场和旅游精品、共享资源等方式进行合作,也可通过集团化、连锁经营等实现共同发展,从而完成在政府协调框架下的协调发展。

2.3 优化区域内旅游交通网络

区域内旅游景区间交通的可达性与便利程度,是影响区域旅游发展的核心因素,也是区域各旅游景区空间相互作用和合作的先决条件。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网由于其不能实现“门对门”的旅游者运输服务,不能把游客直接运送到旅游景区。要想发挥其旅游交通的功能,还需要在中心城区和沿线区域建立起更快捷、更环保的旅游交通支线的配套设施,这样才能大大提高中心城市与景区之间、景区与景区之间的通达性。因此,优化区域内旅游交通网络,一方面城际轨道交通可以在技术许可和不影响功能的前提下,同时开行直达快车或缩短发车时间间隔,以解决城市间直达需求;另一方面可在各个中心城市或人流较为集中的站点,加速建设旅游交通网络,设立旅游交通服务中心,加强旅游公交巴士场站建设,增加到区域内主要旅游景(区)点的巡回式旅游巴士,开通旅游中心地市区到各个旅游景区(点)旅游公交专线,提高景区(点)可进入性,以促进区域中心城市与旅游景区的无缝衔接,极大地提升城际轨道交通建设对区域旅游协调发展的影响力,扩大区域内核心城市对边缘城市旅游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

2.4 加快区域内旅游产品的升级

城际轨道交通促使区域内的旅游客源市场发生了改变,游客对旅游产品的需求也随之改变。因此,区域内城市群各城市应根据城际轨道交通的规划布局,统筹安排区域内各线路旅游项目的规划与建设,如按照城际轨道交通所带来的便捷条件,结合特色整合资源,开发重点旅游线路;根据交通通达情况、可进入程度合理安排各旅游线路的主题,打造相关的旅游项目。如为突出区域内城市、乡村、红色三大主题旅游,沿城际轨道交通开发新的旅游景区,从而加快区域内旅游产品的升级,实现城际轨道交通与区域旅游的合作共赢。

3 结语

回顾世界旅游业的发展历史,旅游业的每一次发展无一例外都与发达的旅游交通紧密相关,没有完善、便捷、高效的交通系统,就没有现代旅游业的规模发展。长株潭(3+5)城际轨道交通的便捷性、舒适性、大容量对于游客旅游决策和城市旅游产品开发、游客流向、旅游客源市场规模、旅游形象塑造等均具有重要影响,同时城市旅游地的成长也必然会提高城际轨道交通的使用强度,分析、总结相关成果,把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和区域旅游进行协同研究,有助于提高长株潭(3+5)城市群旅游竞争力,促进区域旅游业健康、快速发展。因此,长株潭(3+5)城市群应进一步完善城市旅游系统与城际轨道交通资源平衡配置,协调发展,早日实现区域旅游一体化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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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王欣,邹统钎.高速铁路网对我国区域旅游产业发展与布局的影响[J].经济地理,2010(7)

3 王洁,刘亚萍.高速铁路与城市旅游发展研究——以武汉市武广高铁旅游发展为例[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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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史 世界经济史 课程特性

世界经济史是一门反映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活动领域的一门科学,学习这门课程,不仅要了解人类经济活动的知识,更要培养深刻的历史理解力、洞察力和对历史发展趋势的预测力,进而对现实的经济问题有所指导和参考。经济学本科专业开设这门课程,将有助于学生将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与历史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通过考察经济发展演变的具体过程更好的理解经济学理论和探究经济发展规律,对构建经济学专业学生完整的知识结构有着重要意义。

一、世界经济史的课程特性

经济史是一门伴随经济学发展而发展起来的介于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在课程设置上,经济史分为中国经济史与世界经济史两个分支,中国经济史主要以中国经济发展演变过程为研究对象,侧重于探求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而世界经济史则以世界各国、各地区以及全球经济发展演变为研究对象,侧重于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与地区人们经济活动的联系与相互影响,从地理范围上看,世界经济史即包括对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也包括对中国以外其他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过程的研究。所以世界经济史具有和经济史一样的学科特性。

首先,世界经济史是经济学理论的源泉。世界经济史是研究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经济关系,研究经济组织、经济制度和经济部门的发展演变过程,研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历史过程,研究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的相互关系。而经济学理论恰恰也是以人类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经济关系为研究对象,研究个人、组织和社会行为的学科。世界经济史为经济学理论提供了大量历史事实,经济学理论就是从这些历史事实中凝练和抽象出来的。世界经济史通过为经济理论提供大量证实与证伪素材,推动着经济理论不断完善和发展。正如希克思所言:“为了不致使逻辑进程与最明显的事实发生冲突,我们应当回过头来看看历史纪录”。

其次,世界经济史注重时序性与规律性研究。世界经济史与历史学的相似之处更多地体现在研究方法的趋同性,二者的考察对象都是以往经济、社会状况以经济发展轨迹,在叙述方法上都有用“史料说话”的特点,在研究过程中都重视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描述,从而探索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指导当前的人类活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做出合理预测。但二者的研究任务却不相同,世界经济史的研究任务在于通过对史料的发掘,以证实和证伪的方法推动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而历史学的研究任务则在于客观反映人类社会发展过程,探求事物发展规律。

再次,世界经济史是一种分析方法。熊彼特说过:“经济学的内容,实质上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独特过程,如果一个人不掌握历史事实,不具备适当的历史感或所谓历史经验,他就不可能指望理解任何时代(包括当前)的经济现象。……我相信目前经济分析中多犯的根本性错误,大部分是由于缺乏历史的经验,而经济学家在其他条件方法的欠缺倒是次要的”。由此看来,“历史感”和“历史经验”是经济学者研究经济学必备的基础。而所谓的“历史感”和“历史经验”其实就是思考和分析经济问题的历史自觉性,具体而言就是在历史中求解现实经济问题时,做到“以史为鉴”,在运用经济理论工具分析经济问题时,做到“史论结合”,在归纳总结经济问题,探寻经济规律时,做到“论从史出”。

二、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现状

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高校课程设置中,长期作为历史学专业的必修课。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新制度经济学传入中国,国内学者开始有意识地以新经济史学的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外历史中的制度(变迁)案例,并与中国当前的制度变革进行比较、印证,世界经济史开始成为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目前世界经济史课程的开设情况大致可归纳为三种情况:少数高校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部分高校将其纳入经济学专业选修课,还有部分高校并未开设该课程。

通过上述资料显示,在少数重点财经类高校经济学专业,基本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多数作为必修课程。在综合类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基地班,在教学方案设置中,也都开设世界经济史课程,并作为必修课。而在地方财经类院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学专业本科必修课程开设的则寥寥无几,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设置中一度被边缘化了。当然,由于一些高校的专业设置及课程开设情况并未通过网络公开,为此只能通过不完全统计得出上述结论。

三、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充分重视的原因

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一个重要分支,为何在课程设置中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国内多数高校的经济学本科专业为何没有将其列为必修课程,我们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探求原因。

首先,经济学本科专业人才侧重于理论逻辑培养的理念导致世界经济史课程未得到应有重视。自亚当・斯密《国富论》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来,几百年间,经济学理论先后演化出古典学派、边际学派、新古典学派、数理经济学、制度学派、福利经济学、凯恩斯学派、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理论基础、芝加哥学派等多个经济学流派,各学派在分析经济问题的方法上各有所长,共同促进了经济学理论的繁荣与发展,与经济学理论的多样性相适应,形成了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创新经济学等许多经济学理论课程,而这些课程都是经济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专业课,为此经济学专业本科教学则更侧重于对上述经济学理论课程的传授与学习,使学生掌握各种经济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此外受到总学分和学时的限制,经济学专业课的门数也存在界限。总体而言,在本科生培养过程中各高校更加注重对学生逻辑思维及运用经济学理论方法的培养,世界经济史作为经济理论源泉的作用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所以大多数高校并未将世界经济史列入经济学本科专业的必修课程。

其次,对世界经济史的课程定位影响了其作为经济学本科专业必修课程的开设。如前所述世界经济史在我国长期以来作为历史学专业必修课,20世纪80年代以来才逐渐作为经济学专业课来开设,所以提到世界经济史,很多教师和学生并未认识到其在经济学理论学习过程中应发挥的证实与证伪功能,而仅将其列入历史学的一个分支。不仅如此很多财经类高校将世界经济史作为通识课程,意在扩展学生的知识面,所以仅作为选修课来开设。

再次,世界经济史课程师资培养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界经济史教学。从教师知识结构上,讲授世界经济史课程要求教师既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同时又具备历史学人文素养,并将二者融会贯通,授课时既能用经济学理论分析经济问题,又能自如发掘经济史素材,让学生逻辑分析经济问题的同时又能以史为鉴,然而同时具备两种知识结构高素质教师队伍人数较少。

此外,世界经济史课程的教学方法也影响其对经济学功能的发挥。就目前来看,世界经济史课程教学多以课堂讲授为主,虽然在教学方法上采用了多媒体授课,但是课件内容以文字和授课大纲为主,视频和音乐运用较少,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免感觉枯燥、乏味,自然将世界经济史等同于高中时期的历史课程,重视程度也随之减弱。

四、加强世界经济史课程地位的建议

首先,正确定位世界经济史课程,加强对其重视程度。世界经济史不是一门历史课,而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是将历史学的研究方法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强调历史与经济学理论相统一,培养学生以史的方法和视角,运用经济理论去分析经济问题,通过世界经济史的教学,实现学生对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在头脑中衔接历史与未来,而不是单纯学习各种经济学理论。因此应该重视世界经济史课程在经济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中的地位,将对世界经济史的学习作为经济学专业人才知识结构中必备的基础知识和专业素养。

其次,培育世界经济史教学队伍,增强教学能力。世界经济史课程对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较高,需要教师同时具备经济学专业素养和历史学人文素养,因此要求本科高校重视该课程教师队伍培育,为教师提供多种形式的进修、访学、攻读学位、科研项目及精品课程申报等途径,促进教师队伍成长和成熟。

第三,开展专题教学,选择注重历史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目前大多数世界经济史教材均采用编年体例来设计内容,而这种设计与历史教材雷同,使学生感觉乏味,按这种方式编排教学内容,容易疏离世界经济史与经济理论和现实经济问题的联系。所以在教学过程中,如果以专题形式来讲授世界经济史的相关内容更符合经济学专业本科生的特点,容易吸引学生,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能够更好地将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相结构,对能适当对现实经济热点问题进行分析。

第四,采取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提高教学的趣味性。以课堂讲授为主的教学手段,如果偏重于史实的介绍,很容易变成史料堆砌,如果偏重于理论和方法讲授,又容易枯燥乏味,因此有机结合多种教学方法,对于世界经济史教学非常重要。其中全面调动学生视觉、听觉和思考的多媒体教学、对经济热点问题有针对性的研讨式教学以及让学生直接参与的研究型教学是世界经济史教学值得尝试和实践的几种好方法。

参考文献:

[1]马世力.世界经济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2]侯燕.关于经济史教学中的若干思考.经济与社会发展,2011.1:180-182

[3]希克思.经济史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10

[4]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31

[5] 文.方法与史实的契合:经济史教学多重价值探论.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2.1:1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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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世界经济;双语教学;思路;对策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913X(2013)01-0123-02

随着经济、信息的全球化和我国加入WTO,各国间经济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各高校国际贸易专业都在积极采用双语教学的模式培养既懂专业知识又精通外语的复合型人才。《世界经济》(有些高校也称《世界经济概论》)课程是国际贸易专业开设的专业课程之一。本文仅就高校《世界经济》课程双语教学进行探讨。

一、双语教学的内涵及实施《世界经济》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正确理解双语教学的内涵

双语教学是指用非母语进行部分或全部非语言学科的教学,其实际内涵因国家、地区不同而存在差异。如在欧洲,双语教学情况比较复杂,涉及的语言大多是英浯,旨在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交际,繁荣经济,形成合力。目前在我国开始试验推广的双语教学,指的是用英语进行学科教学的一种体系。

双语教学的主要特征是英语是教学的语言和手段,而不是教学的内容和科目;其最终目标是学习者能同时使用母语和英语进行思维,能在这两种语言之间根据交际对象和工作环境的需要进行自由的切换。所以双语教学并不是单纯的英语语言教学,不能简单地理解成“用外语上课”,也决不仅仅是指学生听老师用英语上课。它更强调的是师生之间把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渗透于各学科的教学、交流和互动之中。

(二)《世界经济》实行双语教学的必要性

首先,《世界经济》双语教学符合本课程的特点,是推动学科发展的需要。《世界经济》课是一门研究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和发展趋势的专业理论课,其一些理论观点源于国外的先进理论成果,同时它又是多门社会科学的综合和广泛的运用。所以,该课程进行双语教学能够将教学的内容与国外先进理论成果接轨,有利于师生在研究和学习中吸取新观点和新方法,有利于细致研究学科中重要的理论问题,并促进学科的快速发展。

其次,《世界经济》双语教学是提高学生素质与能力的需要。双语教学是以英语为媒介语言,通过引进原版教材的学科教学,让学生直接体会到原汁原味的英语语言规范和风格,通过各种实实在在的双语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用英语思考、用英语解决专业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与外界交流以及了解科技前沿和吸收各种国际信息的能力,加快高校高层次教育与国际接轨的步伐。国际贸易专业的学生面对的是全球市场和国际竞争,更需要通过不断增强自己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来提高国际竞争力。

最后,《世界经济》双语教学是顺应国际化趋势的需要。国际化是大学教育的必然趋势。积极地推进双语教学是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的必然选择,也是培养具有国际合作意识、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手段。此外,高校教师将有更多机会参加国际会议,进行学术交流。双语教学课堂可以为国际贸易专业的教师们提供一个提高自身英语综合运用能力的训练机会。

(三) 《世界经济》实施双语教学的可行性

鉴于《世界经济》课程涉及世界经济的现状、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势等内容, 而且主要探讨世界经济运行中的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以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所以实施双语教学不仅符合课程涉外性的特点, 也是满足国际交流的需要。从双语教学的实施对象看,选择在大二下学期或大三开设该课程的双语教学,学生已经掌握了系统的语法知识,有了相当的词汇基础,具备基本的听、说、读、写方面的能力;从师资队伍来看,各高校一般拥有一些英语水平较高的中青年教师,经过充分的备课与培训,完全能够胜任双语教学工作。

二、《世界经济》双语教学实践的思路

(一)教材的选用

目前,国内高校《世界经济》双语教学实践中可选用的教材不多,有的高校采用的是任课老师从国外带回的英文原版教材,如《Global Shift: Reshaping the Global Economic Map in the 21st Century》,作者是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教授Peter Dicken。更多的学校采用的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詹姆斯·格伯编著的《World Ecomonics》。这本书是基于美国的英文原版教材,经编审后增加了忠于原文的中文注解部分。所以,该教材相对于其他的世界经济教材更具有前沿性和实用性。而且,各章节中的案例学习部分都具有权威性和新颖性,能在加深学生的理解的同时扩展学生的知识面。为了让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任课老师还可以选用几本中文专业教材辅助学生的学习,如张幼文主编的《世界经济概论》(第二版)、庄起善主编的《世界经济新论》等等。同时,为了丰富教学内容,追踪阐述世界经济形势的新发展以及解释和介绍相关专业术语等,师生还需要充分利用学校图书馆、各种英语报纸、期刊杂志以及网络资源等,收集更多的最新资讯。

(二)教学方法的选择

双语教学在我国尚处于探索阶段。目前,我国各高校国际贸易专业的双语教学因课程设置不同,教学方法也各不相同。一般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一是一些高校使用英文专业教材,中文授课,试卷考核是英文的。二是一些高校采取两种教学语言,其中主要用英语进行讲解,对某些难点内容以汉语辅助讲解,板书和标注用双语进行。三是一些高校以全英语为主要教学语言,以全英语进行板书、讲解、提问,并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这三种教学模式中,第一种在全国高校,尤其是在中西部的高校中应用广泛。后两种在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应用比例较大,教学效果也比较好。

课堂上英语与汉语的使用比例是多少才算是双语教学确实是很难把握。如果全部用英语来讲授,学生会过多地注重语言而忽略了专业知识本身和内容体系,从而不能很好地完成双语课传授专业知识的目的;如果大量使用汉语讲授的话,虽然能使学生理解得更透彻些,但又会让人觉得这不像双语教学。因此,《世界经济》任课教师具体采用哪一种讲授方式,必须首先了解学生的英语基础情况,然后对每个教学环节的双语使用应该有一定的掌握和安排。

(三)考核方式的选取

《世界经济》双语教学涉及到专业知识和英语技能两方面的教学内容。由于增加了课程的学习难度,因此考核应以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情况为主,英语语言技能为辅(比如可以实行开卷考试,或中英文试题相结合等),同时结合学生平时的课堂表现和作业的考核等多方面的成绩对学生进行综合评定,来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以期更好地实现双语教学的目标。

三、关于《世界经济》课程双语教学的问题与对策

(一)双语课师资队伍匮乏的问题及对策

双语教学需以双语教师为基础。从事《世界经济》双语教学的教师不仅要有丰富的专业知识,而且还要具备熟练的英语应用能力和较高的听说能力。可是在我国只有少数专业教师可以胜任两种语言的教学任务,不具有普通性。这些教师要么是英语语言专业毕业的年轻老师,要么是有国外留学经历的老师。但教学过程中的实际问题是英语语言专业毕业的年轻老师的国贸专业知识比较欠缺,这就制约了他们的双语教学效果。有国外留学经历的老师有一定的英语能力,而且具备一定专业知识,比较适合双语教学,但是人数太少。因此,加强环境贸易专业双语教学师资队伍的建设是当务之急。

首先,加强双语教学师资的引进,包括国内的或国外的符合教学要求的教师。这样可以快速满足对双语课教师的需求。其次,在《世界经济》任课教师中选拔基础较好的进行英语培训,并从中选拔优秀人才作为双语教学的师资储备。最后,加强校际间的交流实现人才共享。为充分利用教师资源,可以实行教师跨校授课、学生跨校选课,以此实现资源更有效的整合。

(二)双语教学资助较少的问题及对策

各高校应为推动《世界经济》双语教学的开展,给双语教学教师以不同程度的资金支持。相对于传统的汉语教学方式来说,双语教学无疑是一场需要极大资金、精力投入的教学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说,教学研究很难,甚至比科学研究还难。所以,开展国际贸易专业课双语教学需要学校和任课教师等多方的共同努力。目前,一些高校一般是给予双语教学老师的工作量乘1.5倍系数的奖励。笔者认为这个还远远不够,应加大资金的投入。除资金支持外,学校或院系还应该制定更多的鼓励政策和激励机制,对《世界经济》双语教学的课程以教改立项的形式进行课程建设,通过多种渠道为双语教学提供方便。各高校在给教师以经费资助之外,还应为学生上网查阅资料提供方便等等,以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三)学生的语言素质的问题及对策

学生的外语水平是成功完成双语教学的必要条件。受我国传统外语教学方法和测试要求的影响,我国大学生的外语语言能力普遍偏低。尽管进入高校学习的大学生都经过近十年的外语学习,系统学过了语法知识,也掌握了相当的词汇量,但学生往往听得不太懂,看得比较慢,更无法用外语进行交流。同时,大学生外语水平参差不齐也制约着双语教学的推广。同样一个班,有的学生英语水平高,非常适应双语教学方法,而有的学生几乎听不懂,造成在课堂上厌学和自我放弃的结果。

在这方面,首先,学生要更加重视外语的学习,尤其是加强专业词汇的学习并学以致用。其次,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中。如,课堂上可以采取讨论方式的教学方法,即根据学生外语水平的不同将其分组, 老师在课前布置好讨论题目, 学生可以分头查阅相关资料, 然后汇集成小组意见拿到课堂上讨论。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活跃课堂气氛, 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 而且可以通过课前准备缓解学生的紧张情绪, 提高学习兴趣, 对提升双语教学的效果也有帮助。此外,任课教师也要加强自己的口语表达的能力。譬如,教师可以参加学校组织的或其他机构提供的专门培训,有条件的教师还可以选择出国培训。

参考文献:

[1] 齐晓明.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课双语教学的实践与反思[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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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党校战略学研究室主任、教授

追求经济增长与追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追求经济质量与效益的提高、追求转变发展方式与创新、追求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是统一的,不能把速度目标与其他目标割裂开来,而应当在整个体系中确定其重要地位。

在科学发展中实现经济增长,这个提法看似平常,但在当前的背景下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面对金融危机的影响,又好又快发展的声音有所弱化,似乎为了保增长,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要求可以退居第二位。科学发展这一必须遵循的重大战略思想,似乎在应对金融危机的特殊情况下可以有所调整。

这是一个错误的短视的战略观点。笔者认为,越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越应当坚持又好又快的科学发展;因为金融危机所引发的,正是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危机,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之道恰恰是科学发展。越是在危机时刻,越是要求领导者有坚定的战略取向,有临危不惧的战略勇气,有高超的导向艺术。相机而出的权宜之计是需要的,但是,权宜之计和策略不能脱离基本的战略取向。切忌把战略与策略对立起来,把又好又快对立起来,以重复以往的发展模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在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单位的投资活动中,已经有所显现,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科学发展中实现增长,需要明确经济增长是科学发展的重要方面,而不是游离于科学发展目标之外的东西,在科学发展的整体目标中把握增长的目标。17大报告在论述这一目标时说,要使转变发展方式取得重大进展,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这是强调速度和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的目标体系。追求经济增长与追求经济结构优化调整、追求经济质量与效益的提高、追求转变发展方式与创新、追求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是统一的,不能把速度目标与其他目标割裂开来,而应当在整个体系中确定其重要地位。

之所以如此,也因为我们追求的增长是“以人为本”的增长,是应当从更高层面的经济观来把握的增长。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看,如果经济增长损害了更大的生态圈平衡,则不仅“以人为本”的价值目标难以实现,而且经济资源将在更大的范围内配置失衡,导致更高层次意义上的不经济后果。所以,必须把追求生态环境的良性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方面来看待。

在科学发展中实现增长,也需要从手段的层面上把握。在实际操作中,需要把经济增长与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结构调整和创新这些发展的途径,有机结合起来。即使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影响经济增长的方面除了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外,也涉及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创新。没有创新,资本的不断积累就会面临边际效益的递减,也不会有新的产业部门出现。自主创新通过生产方式的突破性转变有助于生产效率的提高,它所推动的劳动力知识技能的提高和技术装备水平的现代化,也间接提升了劳动力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所以,应当从上述方面的有机结合中实现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