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作者简介：李国平，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

通讯作者：郭江，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矿区生态补偿。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完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编号：12&ZD072）。

摘要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支出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生态环境的补偿费偏少的问题。煤炭企业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约为11.12-12.9元，最多只能补偿因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的1/3，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低于煤炭资源开采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的水平要求。能源资源富集区地方财政的生态环境支出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难以为当地生态环境的恢复治理提供有效的资金支持。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地方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所占比重偏小，限制了生态环境治理经费的支出；另一方面，现行财税体制的不完善导致地方财政增收能力存在一定的局限，导致地方财政支出资金来源不足,造成地方财政不能满足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的要求。最后，从明确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的原则、改革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税费体系、增强地方财政的增收能力三个方面提出完善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补偿费来源渠道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补偿费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04（2013）07-0042-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3.07.007

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资源的开采，往往都是以牺牲当地的生态环境为代价的，这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现象。为了有效地矫正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的外部不经济现象，通常采取生态补偿的手段使这种外部不经济性内部化，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党的十七大报告要求建立健全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加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力度，从源头上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生态环境补偿已成为国家发展的战略任务。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矿山环境恢复治理实践多属于“抑损”型的生态补偿，是获益的经济系统对受损的生态环境系统的补偿［1］。恢复治理因资源开采破坏的生态环境，需要大量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作为保障。当前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来自来两个途径：一是资源开采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二是政府财政拨款。但是补偿费远不能满足资源开采带来的巨大生态环境破坏［2］。生态环境补偿费的不足，直接导致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效果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为了进一步研究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本文以榆林市作为研究对象。榆林市位于陕西省的最北部，拥有世界七大煤田之一的神府煤田，有我国陆上探明的最大整装气田，被誉为“中国的科威特”。随着能源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当地的生态环境遭受了巨大的破坏。截止到2010年，榆林市煤炭采空区达499.41 km2，每年新增70-80 km2；已塌陷118.14 km2，每年新增30-40 km2。至2007年，榆林市因煤矿采空区塌陷造成2 805户、9 585人受灾，损毁房屋4 500多间、耕地2.4万多亩、林草地65 800多亩；湖泊由煤田开发前的869个减少到79个。目前，榆林市的矿区生态环境治理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未达到治理的要求，其中生态补偿费不足是影响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基于此，本文结合榆林市的实际情况，从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和政府财政两个角度探讨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偏少的问题及对策。

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分析1.1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我国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有两类，一是生态环境治理费，二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生态环境治理费属于事后行为，能源资源开采企业缴纳生态环境治理费后，政府将代替企业承担起生态环境治理的责任。征收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属于事前行为，该行为一方面能够激励企业认真履行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以获得保证金的全额返还；另一方面，约束企业规避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责任的行为，使其为忽视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付出代价。虽然，生态环境治理费体现了“谁破坏、谁付费”的原则，使得能源资源开采企业为自己的生态环境破坏行为买单，但是，能源资源开采过程中产生的生态环境破坏问题往往治理难度大、周期长，甚至有些破坏是不可逆转的，所以，企业上缴的生态环境治理费可能不能满足整个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过程中的费用开支。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作为生态补偿费的有效补充，能有效地激励和约束企业参与生态环境恢复治理行为。生态环境治理费和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能够从事前、事后两个阶段，有效地保证矿区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任务的完成。

根据各级政府部门的规定，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主要涉及以下名目：水土流失补偿费、煤炭矿井废水处理费、煤矸石排污费、地表塌陷补偿费、煤炭矿山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等。具体标准见表1。

综上，榆林市每开采1 t煤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为11.12-12.9元。

李国平等：能源资源富集区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3年第7期1.2能源资源开采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水平

李国平等［3］根据煤炭开采给当矿区大气、水、土壤、植被等造成污染破坏的统计资料，以2003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出陕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约为34.63元。茅于轼、盛洪和杨富强［4］以2005年为计算口径，估计全国开采1 t煤炭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约为69.47元。吴文洁和高黎红［5］从环境污染损失和生态破坏损失两个方面对榆林能源资源开采的环境代价进行估算，得出，2008年榆林地区平均每开采1 t煤炭会带来约 78元的生态环境破坏损失。

本文以2009年为计算口径，分别对李国平等、茅于轼等、吴文洁等的计算结果进行了折算，得出他们三人的估算值分别为：41.40元/t、78.52元/t、77.45元/t。需要指出的是，煤炭开采过程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状况的估计的复杂性、计量数据收集的难度和计量方法的差异，是引致以上研究结果存在较大偏差的原因。

1.3能源资源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与生态环境破坏损失价值的比较从当前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标准来看，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远远小于生态环境破坏的损失价值。如果以李国平等估算的生态环境破坏

表1榆林市煤炭开采企业应缴的生态环境补偿费

Tab.1Compensation paid by coal mining

enterprise in Yulin City

项目

Item征收标准

Collection

standards依据

Basis生态环境

治理费水土

流失

补偿费5元/t2009年实施的《陕西省煤炭石油天然气资源开采水土流失补偿费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得知陕北地区征收水土流失补偿费的标准：原煤5元/t、石油30元/t、天然气0.008元/m3。矿井

废水

篇2

在2010年北京市工商局工作会上，张志宽局长代表市局党组提出了“营造首都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的新理念，这是市局党组适应首都发展的新形势，提出的工商行政管理的新理念、新任务、新目标，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阶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极强的现实意义。随后，海淀工商分局党组几经研究，在工作会上提出了“营造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核心区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的理念。

可能有人会问，生态、生态环境这些生物学、环境科学的概念怎么能、为什么要移植到工商行政管理领域来呢?市场生态环境是不是就是生态食品、用品组成的市场环境呢?

在生物学的意义上，生态是指生物体与其周围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圈是有上下游、层次之分的。但这个概念近几年来已经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市场营销的范畴，大有返朴归真的趋势。由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常说的生态食品、生态用品是指自然的、未经污染和化学过程处理的、有机的、无公害的、安全的、富有营养的和利于身心健康的，不仅吃得饱，还要吃的好，吃的有营养。不仅穿的暖，还要穿的好，有利于身体发育的需要。生态环境是“由生态关系组成的环境”的简称，指与人类密切相关的，影响人类生活和生产活动的各种自然(包括人工干预下形成的第二自然)力量(物质和能量)或作用的总和。他不仅包括生物物种之间和物种内部各个体之间的关系，也包括生物体与其赖以生存的外部自然环境(如土壤、岩石、水、空气等)之间的关系。

市场生态环境是一个仿生学概念，把他移植到公共管理中来是社会学、公共管理学的进步。是指市场经济就“在”市场生态环境下运行和发展，工商行政管理就“在”市场生态环境下维护社会主义统一大市场的经济秩序。市场生态环境既包括市场主体之间和主体个体内部的相互关系，也包括市场主体与外部所处的经济、社会、文化、科技等宏观层面的外部环境，包括公民道德、法律法规、社会信用体系、行业自律、企业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内容。以生产型企业为例，既要与上家的材料供应厂商、客户，下家的经销商、目标客户发生关系，还要与竞争对手、金融机构、各级政府、相关媒体等发生关系，还要承担一定的社会道义责任、传承企业文化，建立起一系列类似生物链的市场链关系。工商行政管理要在市场链的基础上建立起与市场链相适应的包括市场准入、市场竞争、市场退出、市场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等一系列制度安排，保障市场生态秩序的动态平衡和有序竞争即是市场生态环境建设。可以看出，市场生态环境与生物学、环境科学意义上的生态环境有许多“相似”之处，如分层生活、上下游链条的衔接、自我处置内部事务(自净功能)、开放系统，等等。正因如此，这种概念移植才有价值，才有文章可做。

故此，我们认为，营造核心区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的中心意思有两个，一是可持续发展，一是和谐社会建设，根本目的是和谐社会建设。包括三个环境建设，即安全的投资环境、公平的交易环境和放心的消费环境。

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是适应“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和世界城市以及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新的战略目标的需要。作为世界城市，作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00多万消费者，140多万市场主体，没有一个安全的投资环境，公平的交易环境，放心的消费环境，是万万不可能的。

同时，建设市场生态环境也是工商行政管理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新思想。传统的提法是：工商局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综合经济监管部门和行政执法机关。那么营造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提法有何异同呢?我们说一脉相承，继承创新。工商局早期的职责主要是监管集贸市场和个私经济，基本的方法是“六管一打”和驻场制。上世纪90年展到巡查制，本世纪初实行动静结合的网格责任制。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的职能交给工商以后，意味着工商不仅监管市场主体及其行为，而且监管商品客体，并做到主客体监管相统一。近年来，国家工商总局提出了“四个统一”、“四个转变”、“四高目标”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倡导监管与发展相统一、监管与执法相统一、监管与维权相统一、监管与服务相统一，监管领域由低端向高端延伸、监管方式由粗放向精细转变、监管方法由突击性专项性整治向日常规范监管转变、监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可以说，市场生态环境建设的理念是“四个统一”、“四个转变”、“四高目标”等一系列战略思想在首都市场经济秩序建设上的实践和落实，丰富和发展，具有全新的实践和历史意义。

二、营造市场生态环境的新要求

(一)市场监管要遵从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市场生态环境有其自身的规律。有自我净化的能力，行政管理要按规律办事，自觉遵从规律，因势利导。老虎虽为百兽之王，称王称霸，但繁殖能力极弱，子孙后代极少，蟑螂虽弱，人见人捏，但繁殖能力极强，这是生物的规律。行政管理要认同并尊重这种规律，主要依靠经济的、法律的手段，辅之以行政的手段，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充分竞争，来维护市场的动态平衡和良性发展，不要动辄以长宫意志、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调整市场资源，让市场主体无所适从。

(二)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的作用，以行规、行约来约束市场主体及其行为

大雁南飞有领头雁，羊群食草有领头羊，市场生态链也得有挑头的，我们认为，这个挑头的，不是政府，而是行业协会、商会等企业自治组织。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建设“行政执法，行业自律，舆论监督，群众参与”的市场监管体系。政府部门不要总是迷信、迷恋、习惯于行政命令，要从一些管不了、管不好、管不着的领域逐步淡出，请行业协会、商会用行规行约逐步自律，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要相信圈中人管圈中事自有高招。当前情况下要积极扶持这些企业自治组织的发展，有意识地引导他们开展一些活动，把一些事项交给他们来做，腾出手来做好公共管理。当前政府部门正在做的一些事情，如绿色消费通道的建立、超市下架食品公示栏的制作与张贴等等，都可以交给行业协会来做，达到事半功倍的目的。

(三)从市场准入到市场监管，要有意识地培育、发展核心区的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培育龙头企业，帮助产业做大做强

从电子一条街到试验区，从试验区到科技园区，从科技园区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的产业在不断升级，蓄意打造高新技术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工商行政管理要顺应这种升级。从市场准入开始，有意识地培育符合示范区核心区产业规划和布局的市场链、产业链和产业集群，使得

核心区产业的上下游紧密连接，保障供给和市场终端，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

(四)从“管制”型政府转向“公共管理”型政府，不断满足市场对公共服务产品的需求

做公共管理得有公共服务产品，提供公共服务产品在满足市场的需求的同时，也像一双无形的手对市场发挥引导、预警的作用，引导市场理性投资。目前来看，市场对我们最迫切的服务产品是工商信息。我们要把海量的死信息变成市场主体需要的活资源，强化工商信息的预警、警示和引导功能。譬如说，我们可以通过信息分析，总结出中关村企业成长的规律、存续时长、市场饱和度等等，还可以分析中关村大街沿线这一特定区域企业开业、变更、灭失、业态变动情况，这些都是市场需要的“商务信息”，以此引导投资和经营。此外，像下架食品的信息、消费警示信息等等，都可以广而告之，引导社会消费，营造放心的消费市场生态环境。

(五)行政执法与行政指导相结合，不断提高对市场秩序的预防和控制能力

行政执法与行政指导犹如我们的一双手，两手都要硬，都要强。对于一些轻微的违法违规行为以行政告诫、行政建议、行政提示等方式，防微杜渐，妥当处置。而对于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如传销或变相传销、危害公共食品安全、大要案件等，则坚守“严格执法即是最好服务”的理念，严厉打击，绝不姑息。对违法行为的打击就是对守法行为的保护。近年来，海淀分局每年立案查处的案件四五千件以上，有力维护了公正公平的市场竞争秩序。除了对个案的查处，我们还要对市场中出现的苗头问题、疾顽问题、带有普遍性的问题的分析和监控，采取重点监管、科学监管的方法，标本兼治。

(六)更加强调与其他职能部门、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配合，擅打组合拳

核心区市场生态环境建设是海淀区所有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企业和消费者共同的责任，不是工商部门单打独斗的事，现代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同时协作又越来越紧密，所以。我们要加强与其他政府职能部门、非政府组织的沟通、协调、配合，共同打造核心区良好的市场生态环境。譬如说，质检部门已经在生产领域进行了QS质量认证，我们完全可以接过来，做到与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的对接，还要延伸到消费领域，防止不合格商品的二次回流。还有企业场外经营、占道经营问题，可以与城管部门一起配合解决。

(七)研究工商行政管理的基本范畴、基本理论和基本规律，指导实践

篇3

关键词：动态环境；可持续成长能力；提升机制

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企业要生存和发展，在当今的动态环境下面临更大的挑战。为什么有的企业寿命短暂，成为“流星企业”，而有的企业能基业长青，成为“百年老店”？怎样实现企业的可持续性成长？因此，尤其在当今的动态环境下，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及提升机制的探讨显得很有必要。

一、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内涵

企业可持续成长不是成长过程中某个相对独立时期的状态，而是对企业总体发展趋势的反映。尽管目前对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概念提法不尽一致，但其内涵都包含基本的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企业在存活下来的前提下，力求整体成长壮大，在质和量两方面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在相对长的时间内整体呈现稳定成长状态，成为行业内的“常青树”。事实上，两方面是密切相连的，共同构成企业可持续成长的基本分析框架。文章将首先分析动态环境下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演化路径，在其基础上再探讨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及提升机制，旨在提升企业动态能力，促进企业可持续成长。

二、动态环境下的企业可持续成长的演化路径

迄今很多学者探讨了企业成长，但大都是在静态环境下研究的，这对动态环境中的企业来说，说服力不是很强。动态环境作为当今企业的主要生存背景，具有高度的复杂多变性和不确定性，在此成为讨论的假设前提。

企业的成长状态一个相对意义上的概念，是相对于同行业的企业发展状态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企业的成长建立在与竞争对手的竞争优势之上，能不断的创造其竞争优势才能实现可持续成长。当今企业想在动态环境中长时间的维持某个竞争优势非常困难了，整体的竞争优势都是建立在持续、短暂的相对优势上。只有不断的积累新的竞争优势，也就是保持动态竞争优势，才能使企业可持续成长。

动态环境下，企业面临的竞争是激烈的，竞争优势也快速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竞争优势可能消失，新的优势产生并起到主导作用。要保持整体上的持续竞争优势，只有在企业的成长过程，特别是在代际成长中持续的创造出新的竞争优势以更新旧的竞争优势，依靠动态竞争优势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动态能力是其动态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环境下，企业先前拥有的能力所发挥的优势可能会接近极限水平，此时，企业只有不断发展新的能力形成企业的动态能力，即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因此，在一个动态复杂环境下，企业要想保持可持续性成长必须具有持续的竞争优势，要获得持续的竞争优势必须建构动态能力，形成“动态能力持续竞争优势可持续成长”的路径。

三、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及其提升机制分析

1.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形成

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拥有即要企业获得动态能力，动态能力的获得需要不断的创新，推动企业的能力不断更新，保持动态创新的势态。此处的创新不仅是技术和产品方面的，还包括组织结构、营销策略和管理等方面的。如何使企业保持动态创新的势态？本文认为是在有能力的企业家的领导下，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制定合适的发展战略，对未来的发展领域进行准确定位，充分利用拥有的资源，应用组织能力，不断进行学习，进而进行动态创新。这其中包含企业家、资源，组织能力、学习能力四个要素。

创新在不断的学习中进行，通过研究已有的知识，改进或发现来进行创新。动态环境下，前沿的知识快速更新，要想通过学习实现创新，容不得企业进行漫长期限和低效的学习，且企业拥有的资源能力有限，不能进行太宽泛领域的学习，所以需要企业进行精准和高效的学习。

精准和高效的学习需要企业家有效发现和利用市场机会，制定合适且明确的发展战略，确定发展领域。只有有了明确的战略定位，确定了实现战略目标的实施计划，企业的学习才是有方向性和争对性的。当然，这也要企业家具有战略思考能力，进行战略定位；具有创新意识，勇于创新实践并承担经营风险，才能实现战略创新，引导企业不断学习和创新。同时，企业现有的资源和组织能力也是其学习创新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这里所指的企业资源是广义上的，包括一切能为其控制或利用的内外部资源集合。它是企业生存的根本，承担着基础角色。

此处组织能力包括刚性和柔性两个方面。刚性方面的能力是外在的，可以物化的，能迅速被模仿和获得。柔性方面的能力是根植于组织中的，不能被轻易模仿和获得，如积累的经验、行为规范、价值认同等。组织能力在企业活动的每个环节都起着重要的作用，是形成企业持续竞争优势的基础。

在不断学习进行动态创新的过程中，以上四个要素所起的综合作用至关重要。企业家起主导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成长的进程。资源和组织能力作为两大基石，起着基础的支撑作用，离开它们就失去了企业成长的基础。学习能力是企业动态能力的形成和维持的必备能力，贯穿着学习创新的整个过程。

2.提升机制分析

通过以上的分析，企业要在动态环境下培养和提升动态创新的能力，可以着重从提升企业家能力、储备战略性资源、重视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建立学习型组织和加强创新五个方面进行。

（1）提升企业家能力

提升企业家能力主要是培育企业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是企业精神“人格化”的集中体现，它是整个组织所体现出来的核心精神，非某个自然人的精神情感。培育企业家精神一方面要企业家不断“修身”，提升自我的能力，特别是培养创新精神，勇于进行创新实践；另一方面要完善有利于企业家创新创业的的制度安排，这不仅是企业，社会和政治法律也要建立支持鼓励和保护创新的法律制度和机制，为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储备战略性资源

在动态环境下，可持续成长的企业总是能抓住机会，渡过危机，实现代际推进。虽然有时看似带有某些偶然性，但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企业，其拥有的战略性资源是必然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Penrose的“内生成长论”，企业拥有的资源是决定其能力的基础。把未利用资源作为创新能力的重要来源，它的继续可利用性是企业成长的原因。战略性资源是资源中让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核心部分，适度的储备战略性资源，既能防止企业行为的短视性，又能为未来抓住市场机会做好准备。

（3）重视人才培养和制度建设

企业作为一个有主观能动性的组织，智力资本占据核心地位。知识经济时代，人才竞争成为企业竞争的主战场。所以要重视人才的培养，促使员工进行职业规划，鼓励学习和创新，加强能力提升，建立健全人才激励制度，为企业可持续性成长建立好人才库。企业的发展壮大是一个持久的过程，相应企业组织也会不断增大，良好的组织管理是一个系统工程。所以，需要建设一套完备有效的制度，根据企业自身的实际情况，建立的制度应具可实施性，灵活有效。要使制度落到实处，切实起作用，注重制度的推行、检查、评估和反馈。用完善的企业制度为企业的可持续成长提供保障。

（4）建立学习型组织

组织学习能力是企业成长的必备能力。为了深入学习，实践创新，学习型组织的培育是企业持续要做的必修课。如何建立学习性组织？具体可以从如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持续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建立健全学习机制和激励制度，为建立学习型组织保驾护航；二是企业高层管理人员身体力行，树立学习榜样，起到表率和引导作用；三是要将主动学习根植于组织文化中，营造人人学习的氛围，促使全员参与学习。

（5）加强创新

创新作为企业持续获得能力保持竞争优势的法宝，加强创新是必须且必要的。一是要增强全员的创新意识，不能安逸现状，从思想认识上重视创新；二是培育创新能力，从寻找创新方向目标，学习和应用创新方法到创新成果的孵化及应用整个过程的知识和能力都要不断积累和提升；三是对创新过程控制的把握，有效适时的控制创新风险，创新都具有风险，一旦创新失败，带来的损失要控制好，才能保持整个企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成长状态。

参考文献：

[1]郭蕊.企业可持续成长能力的关键纬度及分析模型[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

[2]李允尧.企业成长能力研究[D].中南大学，2006.

篇4

关键词 环境影响评价；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生态系统服务功能

中图分类号 F3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3-0045-05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其配套法规的颁布实施，土地利用规划的环境影响评价（以下简称“环评”）成为当前规划环评的研究热点之一。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过程中开展环评，分析、预测和评估规划实施后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为决策者提供必要的环境信息，是进一步提高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科学性、促进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的重要途径，也是满足法律要求、构建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必要手段。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综合性较强，其核心内容为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生态方面的影响是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考虑的重点，主要表现为土地利用宏观结构调整与布局以及土地开发整理复垦等活动对区域生态系统的影响。然而，由于当前规划环评的理论方法体系仍不完善以及中宏观尺度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基础研究不足，使很多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的实际效果不尽理想。以土地利用/土地覆盖变化（LUCC）研究为代表的土地利用变化的环境效应研究，多是从微观、小流域或长时间尺度等角度考虑土地利用/覆盖变化对气候、土壤、水文及不同尺度生态系统的影响[1]，较难应用于中宏观、较短时间尺度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规划环评中常用的一些定性方法（如核查表法）虽然在环境影响识别时可操作性较强，但在预测、评估复杂宏观的生态环境影响方面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单纯定性的结果不能很好地反映环境影响的程度，往往使评价结论缺乏应有的说服力。

作为生态学前沿课题之一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可以定量反映区域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综合影响。本文在应用生态系统服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

的应用进行了探讨，旨在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定量地考虑生态环境影响提供一种思路。

1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估算的研究概况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可以理解为生态系统与生态过程所形成及所维持的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条件与效用[2]，国内外学者对其功能的分类至今还未形成共识，如Daily[2]、Costanza等[3]、欧阳志云[4]等均有不同看法，近年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取得了诸多成果，如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划分[4]，对某种生态系统类型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5]，对不同类型或尺度区域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评估[6～7]等。

如何解决现实的生态问题是当前生态系统服务研究的热点，特别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为规划、决策和管理提供定量依据方面的研究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关注，如彭建等[8]利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资料和TM影像，研究了2000年深圳市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城市生态管理提出了有益建议；于书霞等[9]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评价指标，对吉林省生态省建设中土地利用政策的环境影响进行了定量的分析，并针对政策实施引起的负面环境影响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可见，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作为生态学的前沿课题之一，其研究着眼点正从单纯的自然科学领域向着为满足社会对生态学的需求过渡。因此，规划环评的方法体系对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吸纳，开辟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研究的新领域，更重要的是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工具。

2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1969年确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美国《国家环境政策法案》明确规定，该法案旨在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努力预防和消除对环境和生物圈的危害。要求政府部门用系统的、人文和自然等多学科综合的方法来分析决策可能对环境的影响，使决策在考虑经济和技术因素的同时，对当前尚不能量化的环境价值给与恰当的评估(nepa.gov/nepa/regs/nepa/nepaeqia.htm)。几十年来，环境影响评价正是遵循这些核心思想发展起来的。从这点上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有必要成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理论和方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要对规划实施前后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效益进行估计，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核算是正确评价土地生态效益的重要基础。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以确定或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和用地布局为核心的宏观战略措施，其实施将引起区域内各种土地利用类型数量和空间位置的变化，进而影响土地生态系统所提供服务的能力。长期以来，由于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难以度量和货币化，人们往往更看重单纯或狭义的经济价值，而忽视了土地的生态服务功能、代际公平等外在于市场的价值[10]，如何更好地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的宗旨，全面、客观地考察土地利用变化的生态价值损益，为决策提供更加充分、科学的依据，是当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个重要任务。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能综合评估土地利用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其评估结果将以对策和建议的形式反馈给规划决策者，从而促进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更好地发挥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协调作用。

同时规划环评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专门技术，综合性与可操作性是其选择评价工具的重要原则。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以其指标的综合性、定量化，以及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特点相适应性，可作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一项定量化指标，这种定量的评价结果对于形象地反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具有积极意义。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主要包含以下工作内容：首先，根据规划所确定的土地利用目标，对规划实施前后区域内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情况进行分析。其次，以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为指标，核算并比较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第三，根据实际需要及已获得的数据，可以核算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量变化，也可重点核算某一类用地类型（如农用地、水域等）变化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变化。综合评价。根据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量的计算结果分析规划目标的环境合理性，比较各规划方案的环境可行性，并针对显著的负面影响提出补偿或减缓措施。

3 案例研究

选取上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的一个城市层面的规划――《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1997～2010年）》(digitalwuhan.省略 /articleshow.asp?NewsId=1923)（以下简称“《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为评价对象，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

3.1 研究方法

3.1.1 土地利用数据获取方法

依照《规划》将评价区域划分为耕地、园地、林地、牧草地、水面、建设用地、未利用地等土地利用类型。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变化数据均源于《规划》。

3.1.2 动态度

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K)反映了研究区一定时间范围内某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变化情况。

式中：Ua、Ub分别为研究初期及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T为研究时段，当T的时段设定为年时，K值就是该研究区某种土地利用类型年变化率。

3.1.3 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核算方法

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价值进行核算时，供选择的方法有市场价值法、替代市场法、防护费用法、恢复费用法、补偿价值法、生产功能法、造林成本及碳税法等[11]。Costanza等[3]和谢高地等[12]的方法模型近年来得到了国内学者的广泛应用。Costanza等[3]将生态系统的功能归为17类，综合应用多种评估技术方法对每种生物群落单位面积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估算，然后乘以该生物群落在地球上的总面积，相加后得到地球上所有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和。这一研究成果为后续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和研究空间。谢高地等[12]参考了Costanza等[3]的理论，并针对其不足（如对耕地价值估计过低、对湿地估计偏高等），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建立了中国不同陆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12]（见表1），将表1中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各项功能服务价值加和得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系数（见表2）。本文亦参考上述两项研究成果，按照公式（2）和表2中的参数，对《规划》实施前后研究区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引发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进行计算。

其中：ESV是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元）；Pi为单位面积上土地利用类型i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元/hm2）；Ai为研究区内土地利用类型i的面积（hm2）。

3.2 结果与分析

3.2.1 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分析

各种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率和动态度见表3。对比1996年现状与2010年规划目标值可见，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园地、林地和建设用地面积将增加；耕地、水面和未利用地面积均有所减少；牧草地的面积没有变化。其中，建设用地面积增加最多，达到12 417.9 hm2，其次是林地，增加11 495.9 hm2；园地增加幅度最大，达到20．04%；未利用地减少面积最多，达到22 507.3 hm2，幅度为34.77%。土地利用动态度的总体情况是：园地面积增加的速度最快，其次是林地；未利用地面积减少的速度最快，其次是耕地。从土地利用构成来看，耕地和水面仍是2010年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

3.2.2 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引起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变化

按照公式（2）和表2、3计算出研究区不同土地类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总价值（见表4）。1996年土地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09.93亿元；2010年将达到112.06亿元，相当于1996年研究区国民生产总值782.13亿元的14.33%。规划目标年较规划基准年的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增加了2.13亿元，增加幅度为1.94%。生态价值的总增加量2.34亿元中，林地的增加价值最多，占94.78%；生态价值的总减少量0.21亿元中，耕地减少的生态价值损失量占主导地位，为95.27%。但由于林地生态系统单位面积价值高，林地面积增加幅度较大，弥补了耕地和水面减少造成的总体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下降。由于缺乏对盐碱地和建筑用地等相关研究信息，以及未利用地中各类用地结构的变化数据，该估算结果是对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的保守估计。

3.2.3 生态环境影响的综合评价

总体上看，《规划》中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目标对于保护区域土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具有积极的意义，特别是林地的增加对于提高整个区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具有显著的作用。不过，耕地和水面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降，社会用地的增长是重要原因，《规划》中应加强科学技术手段在区域土地管理开发中的作用，完善对城镇建设、交通等用地的科学管理和监督措施，以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开发、集约利用及土地生态系统的保护。

4 结 论

通过案例分析可以发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具有很多优势，主要包括：把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转化为简单易懂的货币形式，表3 研究区各土地利用类型面积变化和动态度

Tab.3 Change in area of different landuse types and their dynamic degrees of research area

土地利用类型1996年2010年面积(hm2)比重(%)面积( hm2)比重(%)

为决策者提供了直观的生态信息，是将生态价值纳入土地利用规划决策的重要途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可作为一项量化指标，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目标及规划方案的生态效益进行综合评估。核算比较简单（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有助于节省规划环评的时间和资源。

当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中的应用还需要在研究和实践中加以完善和深入，特别是核算过程中有关参数的确定，需要不断吸取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基础研究成果，例如对未利用地和建设用地等服务功能价值系数的进一步认识；综合生物量、空间位置及时间变化等多重因素来确定的各种土地利用类型单位面积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等。目前在没有更精准和统一的核算参数的情况下，我们使用该方法的重点应放在对于规划基准年和规划目标年在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变化量的核算上，并将此作为评估土地利用目标的环境合理性以及比较和选择环境友好性规划方案的重要参考。在未来的研究中有如下几方面值得关注：加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研究，特别是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空间层次、土地生态系统分类及其特点相结合，建立不同区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参数的基础数据库，为规划环评工作提供便利。还可以尝试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与“3S”技术相结合，对土地利用空间布局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预测和判断，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土地利用结构数量变化的生态环境影响进行分析。将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纳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应用于国家、省、市等不同空间层面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如冉圣宏等学者已经针对基于生态服务价值的全国土地利用变化环境影响评价进行了有关的探索[13]。总之，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评估的引进，实现了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方法体系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推进了以生态学为基础的土地利用规划的科学决策，对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环评的发展、完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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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TANG Tao ZHU Tan XU He WANG Zhe GUO Liang YANG Fan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EIA Law) was approved in 2003. According to the EIA law,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for Plans (PEIA) should be implemented in the landuse planning sector. PEIA is a useful tool for developing an environmentallyfriendly landuse master plan. The effective, systematic and universal methodology of PEIA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is still not developed, which is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obstacles for its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 new approach to assess th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cosystem resulted from the implementation of landuse master plan by using the changes of ecosystem services value (ESV) as one of the assessment indexes. Taking Wuhan city for instance, the authors discussed the methodology of applying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in the PEIA of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posed landuse master plan of Wuhan city is generally environmentallyfeasible from the ecosystem protection perspectives, while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should be strictly controlled. The Ecosystem Services Evaluation was considered to be a synthetic and quantitative method for the PEIA on landuse master planning, and some aspects of the application such as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SV parameters should be improved in the further studies.

篇5

课题组通过专家咨询、实证调研和文献查阅三种方式对指标体系进行遴选，但是，面对初步获取的这些为数众多的指标，必须进一步进行优选才能确定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指标体系，其一般方法是先进行问卷调查，然后对问卷调查进行效度信度检验，最后再运用因子分析方法。按照以上的思路，本文针对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特点，最后遴选了环境治理技术与装备能力、环境治理产品生产能力以及环境治理服务能力3个指标项，并据此设计调查问卷，对回收的235份有效问卷进行了信度检验、KMO统计量和巴特利球形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的问卷调查具有很好的信度且指标变量均适合做因子分析。依据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优化了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从而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2指标赋权的方法———基于信息熵修正AHP的组合赋权法

课题组成员卜华白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了这种指标赋权的方法，该方法属于组合赋权法，是一种将主观赋权（AHB）和客观赋权（Entropy）结合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利用AHP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再利用Entropy方法对AHP的主观赋权进行调整，这样就更能保证赋权值的科学性。赋权值的科学性也就使得本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2．1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主观赋权运用AHP法初定指标权重有很多的具体方法，本文采用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权向量解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比较判断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判断矩阵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一致性要求，如是，不管是近似解法，还是特征根法，其权重的计算结果都难以与“客观存在”的“真权”相吻合，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估计问题，因此，判断矩阵中的元素aij的相对权重不总是等于wi／wj，依据这一情况，有文献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出了三种相对权重计算的“最优解法”即：LLSM法、LSM法则和LOM法求解权数wi，从这三种最优解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定义不同的目标函数，最优权值也就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过程中，应依据对评价精度的实际要求，给“合理”的目标函数，只有这样，才可求得最为合适的“最优权重”。2．2运用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熵（Entropy）的概念来源于物理中的热学，是统计物理中用来量度分子运动无序程度的变量，ClaudeEShanon在1948年将其引入信息论中，作为系统不确定性（无序程度）的度量，一个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反之亦然），熵权法也是一种信息量权数方法，是客观赋权法中较为常用的方法［9］。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对评价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指标j的熵值ej；第二步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因数gj，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修正权重，通过以上步骤修正之后，得到的新权重更有效。本文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具体研究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方法及治理对策。

3实证评价———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设U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综合因素集，V代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表评价集，A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因素权重集，A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二层次因素权重集，R代表全体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R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B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模糊综合评价集。

4提升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