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的七大分析方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学的七大分析方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韩非；马尔萨斯；人口；思想

中图分类号：F091.341/F009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72-04

人口是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的主体，直接关系一个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活动。人口问题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从古至今都是思想家考察、论述的重点。韩非(约公元前280-前233年)和马尔萨斯(1766-1834)是中西方人口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人物，韩非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绝对人口过剩论者”，他从历史进化论的角度论述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马尔萨斯作为西方近代人口理论的奠基者， “唤醒了人们对人口和生活资料的关注，开人口理论的一代先河。”对韩非和马尔萨斯人口思想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人口思想的某些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从经济思想的角度考察，马尔萨斯和韩非在人口问题的见解上，既有相近的一面，也有显明的相异之处。两人思想比较一致的地方，恰好表明人类经济生活的客观实践和理论反映自有较为普遍的共同性，即使相互隔绝、互不联系的场合也会发展出极为类似的理论观点。具体说来，马尔萨斯和韩非的人口思想的相似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处于新旧秩序转换的历史过渡期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十八世纪末英国社会阶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英国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产业革命，到十八世纪末产业革命达到。产业革命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机器大工业的技术基础，然而机器的使用造成了人数众多的小生产者和工人的破产与失业。伴随工人、农民生活的日益恶化，贫富差距和阶级冲突不断加剧，英国掀起了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在法国革命和启蒙主义影响下，各种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思想纷纷涌现。威廉・葛德文在《政治正义论》一书中，论证了消灭私有制的必要性，指出私有制是一切灾难的根源。法国思想家让・康多塞同样认为社会状况取决于社会制度，好的制度会使一切财富、机遇的不平等消失，使人口增长不致因生活资料的匮乏而阻滞。为了消弭激进思想的影响，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英国当政者需要一种新的理论为其辩护，于是，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登上历史舞台。

与此类似，中国的春秋战围之际，封建生产关系也发生了巨大变革，由贵族领主土地占有形式向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形式过渡。与这一变革相适应，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礼乐征伐白天子出”递次降为“自诸侯出”、“大夫执政”、“陪臣执国命”，表明整个社会已陷入“礼废乐坏，大小相逾”(《史记・礼书》)的失序状态中。重新恢复和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成为摆在先秦诸子面前的迫切问题。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认为个体私欲膨胀、无限制地追求财富是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宣扬“以义制利”作为稳定社会、缓和阶级矛盾的统治原则。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提出了截然不同的主张，他们从人口与财富的对比关系中，说明社会治乱的原因，进而为财产私有权进行辩护。

二、面临增加人口的主流思想趋势

西方近代人口思想发源于重商主义， “重商主义的人口观主张国家像窖藏金条那样积聚人口”。托马斯・孟说：“在人数众多和技术高超的地方，一定是商业繁荣和国家富裕的。”著名经济学家蔡尔德・配第、斯图亚特，乃至亚当・斯密等都把人口视为财富的源泉，提倡增加人口。蔡尔德・配第指出“人口少是真正的贫穷，有800万人口的国家，要比面积相同而只有400万人口的国家不仅富裕一倍。”亚当・斯密认为：“一国繁荣最明显的标识，就是居民人数的增加。”斯密之后，约翰・拉姆齐・麦卡洛克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指出： “资本所指的应当不光是人体之外可以用于维持生活并帮助生产的一切劳动产品，人本身不当成国家财富一部分是没有任何充分理由的。反之，把人当成国家财富的一部分，则可以举出许多理由。人正和人力所造成的机器一样，都是劳动的产品。”由此可见，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在人口思想的取向上是基本一致的，即众多的、不断增加的人口是国力强盛的标志，人口增长有利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这种人口观截至18世纪中期，一直是欧洲占主流地位的思想。

增加人口，作为一种经济思想或国家政策，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最早强力推行人口增殖政策的是越王勾践。他规定“壮年男子不许娶老妇，老年男子不许娶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和男子二十不娶则罪其父母。……生育男孩者赐以两壶酒一条狗，生育女孩者赐以两壶酒一头猪。一胎生三子者官府为之雇乳母，一胎生二子者给予粮食津贴。”勾践之后，梁惠王及秦孝公都是厉行人口增殖政策的封建国君。在春秋战国的思想家中，孔子、墨子、管子、商鞅等无不主张增殖人口。孔子说： “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耻之。” (《礼记・亲记》)墨子认为： “然则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 (《墨子・非攻中》) “孰为难倍，唯人为难倍。” (《墨子・节用上》)并提出早婚、禁妾、非攻、薄葬、减税等一系列增加人口的具体措施。商鞅、管子从富国强兵的观点出发，力主增殖人口。商鞅说：“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管子指出： “地大国富，人众失强，此霸王之本也。” (《管子・得令》) “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 (《管子・霸言》)总的看来，在先秦时期占主流地位的人口思想是追求人口的增加，增殖人口的目的在于发展生产或富国强兵。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思想背景下，马尔萨斯和韩非提出了人口过剩论，它既是对客观经济现象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前人思想成果的积淀与扬弃。

三、首开人口与资源关系研究之先河

马尔萨斯在1798年匿名发表了《人口原理》，首次对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马尔萨斯认为，人类社会有两个永恒的法则：“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第二，两性间的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在这个前提下，他阐述了人口与生活资料变动的一般规律。“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生产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在马尔萨斯看来，人口的增长要快于物质资料的增长，绝对的人口过剩是不可避免的。 “随便假定世界有多少人口，比方假定有十亿罢，人类将以一，二，四，八，一六，三二，，一二八，二五六，五一二那样的增加率增加；生活资料却将以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样的增加率增加。”因此，马尔萨斯把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看作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过程，“人口的增加，必然要受到生活资料的限制；生活资料增加，人口也常随着增加；占优势的人口繁殖力为贫困和罪恶所抑制，因而使现实的人口得与生活资料保持均衡。”换言之，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增加是有自然规律限制的，当人口增加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而出现不平衡时，自然规律必然使二者恢复平衡，那么，人口增长的最终结果就是贫困。“南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产生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富裕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的同时，穷人也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总之，“人口的不断增加使社会下层阶级陷于贫困，使他们的境况永远也得不到明显的改善。”在这里，马尔萨斯抛开人类生产方式、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因素，抽象地总结所谓的“人口规律”，其理论的局限性不言而喻。但是，马尔萨斯对人口适度增长的最初表述却奠定了人口经济学的雏形，他通过对人口与生活资料的比较分析，揭示了劳动需求、人口与劳动工资等人口经济关系的基础。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 “马尔萨斯的理论却是一个不停地推动我们前进的、绝对必要的转折点。由于他的理论，总的说来是由于政治经济学，我们才注意到土地和人类的生产力。”

与马尔萨斯不谋而合，韩非同样从人口和财货对比关系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治乱的原因。韩非指出：“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今……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是以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韩非子・五蠹》)在韩非看来，现实的问题不是人口稀少，而是人口过多。“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财货寡。” (《韩非子・五蠹》)可见，韩非虽然没有“几何级数”、 “算术级数”的概念，但他和马尔萨斯一样，认为人口增殖的倍数快于财货增加的倍数。从客观物质因素中寻求社会变动的根源，说明韩非已经接触到人口问题的核心， “这在古代世界史上恐怕是最早出现的朴素的唯物主义人口观点，这种观点到今天还不无现实意义。”

四、反济贫法与反足民论

为反对社会主义者改革社会制度的主张，马尔萨斯在分析人口问题时，区分了不同社会制度下人口过多与社会贫困的关系。他认为财产私有制以及各人负担养育子女的责任，是控制人口的最有效制度。“在私有财产权确立的地方，在社会的需要由勤劳和交换来满足的地方，任何一个人想要占有必需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欲望不管怎样强烈，如果他自己所占有的某些东西不为别人所需要，他的这种欲望就不能对生产起任何作用。……从利润的观点来看，如果产品的价值不能大于取得这种产品时所花费的劳动，就不会有对生产性劳动的需求。”因此， “在理论上，当不需要增加劳动时，人口的增加将因就业机会的缺乏和已就业的劳动者生活的恶劣而立刻受到抑制。”如果实行财产公有制，人们虽然消除了贫困和饥饿的顾虑，但人口生殖会很快超过生活资料的增加，公有制便要迅速瓦解和消灭。 “在一种平等制度之下，虽然大家都努力于获取更多粮食，但是人口仍紧紧地压迫着生活资料的限度，而且所有的人都变得很贫困。”“除非人口的增长有办法加以阻滞，这种趋势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将使全体人民沦于贫乏和困苦的境地。”马尔萨斯由此断言： “贫困的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原因是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没有多大关系或没有任何直接关系的”，人口的过快增长才是贫困的根本原因。

为保持利益约束的应有压力，马尔萨斯反对英国的济贫法。他指出贫困救济不仅不能缓解贫困反而创造了更多的贫困人口，“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其次，济贫院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最有价值的社会成员，但他们消费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本应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迫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所以，贫民的穷困“和任何其他人无关；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及统治这个社会的政府对于这个问题都没有直接的力量；社会和政府不管怎样热心要救济他们，或试图要这样去做，它们的这种仁慈的愿望，只不过是不合理的许诺，是无法实现的。”为此，马尔萨斯强调： “应该形成一种风气，把没有自立能力而陷于贫困看作是一种耻辱，尽管这对个人来说似乎很残酷。对于促进全人类的幸福来说，这种刺激似乎是绝对必需的。如果某些人根本没有可能自立，根本不可能养家糊口，只因可以指望得到教区的施舍，便结婚成家，不仅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不幸，而且还会不知不觉地损害同阶级的所有其他成员。一个不能养家糊口而结婚的劳动者，在某些方面可说是他所有劳动伙伴的敌人。”1834年，英国依据马尔萨斯的思想，撤销原来的济贫法，制定了一项新济贫法。新济贫法规定：取消一切金钱的或实物的救济，只承认一种救济方式即把穷人收容到当时已在各地迅速建立起来的习艺所里。

与马尔萨斯的主张相似，韩非也坚决反对把土地，分给贫穷者的济贫政策。他说： “今夫与人相善也，无丰年旁人之利，而独以完给者，非力则俭也。与人相善也，无饥馑疾疚祸罪之殃，独以贫穷者，非侈则惰也。侈而惰者贫，而力而俭者富。” (《韩非子・显学L》) “今上征敛于富人，以布施于贫家，是夺力俭而与侈惰也。”征课富人而施与贫穷者，就是使“无功者得赏” (《韩非子・奸劫弑臣》)，这样，贫者不急于耕作，不仅对生产不利，也有损于富者。况且，人们在“财货足用”以后会产生奢侈与怠惰，故足民不但不能使人富足，反而使人贫困。 “凡人之生也，财用足则隳于用力。……财货足用则轻用，轻用则侈泰，……侈泰则家贫……此虽财用足而爱厚，轻利之患也。” (《韩非子・六反》)在韩非看来，必须人人贫困才能加倍努力，家家贫寒才不会因奢侈而陷于穷困。正如马尔萨斯所指出的： “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给善良行为提供自然的报酬，并广泛地普遍地使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里往上升，而害怕沦落。这种社会形态无疑是最能发挥人的能力和智慧，并且是有利于人类

品德的锻炼和改进的。”由此可见，韩非和马尔萨斯反对济贫的思想虽有各自不同的时代特点，但为阶级利益辩护的逻辑却如出一辙。

韩非和马尔萨斯的人口思想尽管具有以上相似之处，但由于社会经济环境、思维方式和方法原则的差异，二者在控制人口、消除贫困的具体措施上仍存在重大分歧。

据现在的研究考证，欧洲大约从1750年起，人口增长率迅速提高，到1800年，人口增加到1.8亿至1.9亿，即50年问，人口总数翻了一番。随后，整个欧洲的人口增长率不断提高。18世纪下半叶人口的增长率约为34％，1800年到1850年上升到43％，1850年至1900年上升到50％，人口的高速增长使当时的欧洲成为全世界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人口增加有助于刺激生产，加快工业革命的进程，但资本、技术等“瓶颈”因素的制约使“人口有超过生活资料许可的范围而增长的这一恒常的趋势”。对此，马尔萨斯指出：“在努力提高任何国家的生活资料数量对消费者数量的比例时，我们的注意力自然首先集中在生活资料的绝对数量的增加上。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立即发现消费者人数的增加远远地快于生活资料的增加；并且发现不管我们怎样努力，生活资料老是瞠乎其后。这时我们就该相信我们仅仅在这个方向上努力一定是不会成功的。这好象是驱使乌龟去赶上兔子一样。既然我们不能使生活资料赶上人口而达成适当的比例，那末次一步的打算自然就该使人口去适应生活资料了。假使我们能说服兔子使它乖乖地睡着，那末乌龟便一定能够赶上它。”可见，马尔萨斯所主张的恢复人口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平衡的办法，是减少人口而不是发展生活资料的生产。 “唯其如此，才能够保证生活资料的增长超前于人口增长一定的距离，我们所希望的两大目标就可以同时达到，就是，一方面有实际的充实的人口，而另一方面又较少有赤贫和求助于人的社会情况。”

与之不同，中国战国时期，在文明比较发达的地区仍是地广人稀，“七大诸侯国的人口共约两千万左右”。只有韩、魏等国在秦国的不断进攻下，疆土削，而被占土地上的人民“不乐为秦” (《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纷纷向尚未被占的国土上迁移，以致在这些地区出现了“土狭民众”、“参居而并处”(《商君书・徕民》)的现象。所以， “人多财少”不是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更不是生活资料增长过慢的结果，而足军事、政治原因所造成的局部地区的人口机械增长。作为战国末期的韩国人，韩非对这种情况具有直接的见闻和亲身的经历。为使人口数量与能够承载其生存的生活资料的数量保持平衡，韩非厉行法制，奖励耕织。他说： “家有常业，虽饥不饿”(《韩非子・饰邪》)， “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 (《韩非子・六反》)， “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 (《韩非子・五蠹》)等，都是劝民归农以增加生活资料的生产。从某种意义上说，韩非施行“务法”、“务耕”的政策是对当时中国人口矛盾的透彻判断和处理，“是一种历史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统一的思想理论。”具有不可抹煞的思想价值和历史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