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代文学批评理论，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荀子·乐论》)这就为情感的艺术戴上了理性的镣铐。作为“道”的具体表现的礼也就此产生:“礼起之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也,以养人之欲,给人以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荀子·礼论》)真是一物降一物,相生相克,且这一套礼仪也顾及人的心理需要,颇富人情味,入情入理,可谓中肯。以上各种功用主义思想最早胎育于早期社会对美的观念。《国语·楚语上》中记载,楚国的政治家武举在回答灵王问他新造章华之台美不美的问题时说:“夫美也者,上下、内外、大小、远近皆无害焉,故曰美。若于目观则美,缩于财用则匮,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美之为?……其有美名也,唯其施令德于远近,而大小安之也。若敛民利以成其私欲,使民蒿焉忘其安乐,而有远心,其为恶也甚矣,安用目观?”陈伯海先生认为,武举给美下的定义,是文献录存最早的有关美的解说,其内涵深烙着功利性色彩。孔子发表过类似的主张,《荀子》记载:“子贡问于孔子曰:‘赐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为人下者乎?其犹土也。深拍之而得甘泉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生则立焉,死则入焉,多起功而不德。为人下者其犹土也。”孔子以土为美的思想,正是一种功用意识的反映。孔子在解释子贡提问君子为什么贵玉而贱珉这个问题时说:“夫玉者,君子比德焉。

温润而泽,仁也;缜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荀子·法行》)由此观之,孔子是把万物之善性和美联系在一起,与其说在向我们申诉万物因善而美的道理,毋宁说以此为比况向我们昭示君子以德为美。所以我们可以说孔子将“善与美”统一起来了。问题不应仅仅停留于此,应该看到,这种“美善合一”论对后世文学批评的影响十分巨大。在儒教成为国教之后,这种功用主义文艺观也就基本上成为中国二千年封建社会最具有说服力的文学批评思想。回溯历史,首先把孔子“美善合一”的功利主义思想理论化、系统化、政教化,并自觉运用于批评文艺的是荀子,后经扬雄、刘勰等人,把“明道”、“征圣”、“宗经”的文艺批评思想逐步臻于完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总体上是一部处理艺术与生活(政治)的关系史。这种功利主义的文学观念,一旦被僵化和扭曲,其负面效应十分巨大。

首先,容易把文学变为政治的附庸,不宜于文学自身的独立。文学批评容易走向非学术的政治批评,从而导致文学批评在非本质的层面上游离,很难冷静下来作自身的、内在的本质建设。

其次,造成批评审美趣味的狭隘和单调。我们从孔子“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的态度中不难揣摩出,读诗就是为了在实际生活、工作中用得上,不然就毫无用处,完全排斥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这种急功近利的观念显然不是对待艺术所应持的中肯态度。再如韩愈曾写过《毛颖传》、《杂说》、《石鼎联句诗序》等一类近似传奇小说的作品,表现为重视从民间文学和对新兴的文学体裁与表现方法中吸取滋养的积极态度。但却遭到裴度的批评,称之为“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这就极大地限制了题材、艺术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性、活泼性。在“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的重负之下,创作与批评的丰腴性被挤榨殆尽,只剩下庄严肃穆的道德意识,无法轻松,更不能放纵。

再次,在深层的文化心理上养殖了文学价值取向上的退避心态,即征古文化心态。韩愈在叙说自己文学创作的经历时说:“始者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无迷其途,无绝其源,终吾身而已矣。”这种征古文化心态促成了一代代声势浩大的复古浪潮,形成了中国独具特色、横贯古今的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发展模式。转贴于

最后,对文学批评自身的束缚。两千多年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既丰富又单薄。所谓丰富,有浩如烟海的文学批评典籍为证,其诗话、词话、言、纪事、诗品、典品、精义、广记……可谓汗牛充栋。但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相比,文学批评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和急功近利的功用思想,决定了在诸多的批评领域里无法客观公正地深入研讨,特别是对文学形成的研究尤显冷落。中国的诗学批评理论较发达,但相形之下,散文理论、小说理论、戏剧理论等则难以望其项背。

再看叙事文学样式,如小说、戏剧,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大最普遍的文学体裁,但中国文学批评对此一向较冷漠。《中国文学理论辞典》中关于小说、戏剧的词条几近于无,最具权威的郭绍虞先生的九十万字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竟一字不提小说和戏剧批评。造成这种偏失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与中国文学批评观念中功用主义的道统思想有关。因为以“明道”为正统的文学观念十分反感虚拟,从功用角度看,完成经国大业的、体现道统的东西怎么可能是那种荒诞无稽的奇门道术之类的虚妄之体呢?所以批评家们一开始就定下原则:“书不经,非书也,言不经,非言也,言书不经,多多赘矣。”(扬雄《法言·吾子》)

从现存的资料看,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作评价的是刘安,而第一个对屈原作品中浪漫成份表示不满的是扬雄,称其为“过于浮”。在其《法言》之《重黎》、《问神》、《吾子》诸篇中,皆流露出不容浪漫虚拟的思想。他在批评司马迁《史记》时认为,《史记》能够秉笔直书,在《淮南子》之上,这就是“实录”,但同时又批评《史记》的缺点在于“杂”和“爱奇”。他说:“太史公记六国,历楚汉,记麟止,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汉书·扬雄传》)受其影响,王充也十分反感虚妄。他在《佚文篇》中明确表示:“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在谈到《论衡》的写作目的时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论衡·对作》)王充之所以对“虚妄”如此深恶痛绝,实乃基于其文学的功用思想,他说:“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论衡·自纪》)要使文章有补于世,就必须“真实”,要能证之验之。“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论衡·对作》)对于两汉功用主义的专制与霸道,罗根泽先生有段妙论,他说:“两汉是功用主义的黄金时代,没有奇迹而只是优美的纯文学书,似不能逃出被淘汰的厄运,然而诗经却很荣耀地享受那时的朝野上下的供奉,这不能不归功于儒家的送给了它一件功用主义的外套,做了他的护身符。这件外套,不但不是一人所作,亦且不成于一个时代。”(《中国文学批评史》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篇2

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以另一种形式演绎着文学历史的进程,发展着我国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的生产,构成文学发展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些文学批评刊物和批评成果在文学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组织的作用。但是,文学界对于文学批评在文学发展史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却认识不足,相关的研究也非常薄弱。我们知道,在文学创作、欣赏和批评实践中所积累的种种经验最终都要敛聚成思想、观念的结晶,以理论的形态反映文学思想、观念的发展水平。据此,我们可以看到,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发展,往往是从对既有批评理论局限性的批评开始的,以不断注入新的思想理论和方法,实现推动文学的进步。无论是在文艺学学科领域,还是在现当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领域,都是通过运用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和方法实现对本学科领域研究的不断拓展。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批评研究所做的是为一定的文学批评方法提供理论基础,而相关研究的水平高低,决定着整个文学实践的发展水平。因此,全面梳理和评价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和现状,应该是当前文学研究的基本课题,对于推动我国文学事业的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文学批评的理论研究,包括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发展论、功能论等,关系到文学批评逻辑前提、文学批评的对象与范围、文学批评的范畴与方法、文学批评的标准、文学批评功能,以至文学观念的建立等最为重要的文学基本问题。在文学界,将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概称为/批评的世纪0,意指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成果对文学的影响超出了文学创作,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观念、理论的兴起改变了传统的文学观念,极大地拓展了文学活动领域。二十世纪西方文学批评各个思想理论流派的出现及其对文学实践的积极推进作用,以实践成果表明了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对文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为我国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说进展与局限均极为明显。

就其进展来说,可以说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这种发展集中体现在四个层面:一是实现了解放思想、突破、全面开放;二是全面占有了世界上一切文学批评的思想与理论资源,获得了世界性的视野;三是在对影响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文学批评理论、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理论、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及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在系统性、全面性和深入性方面都获得了显著的发展;四是在吸收、融合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一些新的文学经验、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已经丰富了中国当代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理论形态。中国当下的文学批评在开放性、理论视野、占有的思想理论资源,以及思想、理论、方法的多样性方面,与新时期之前相比已经有了新的繁荣。

但是,熟悉文学理论的人都明显感受到,新时期的发展历史中,受到诟病最多、最集中的不是某种文学创作现象,却是文学批评。这就意味着文学批评的发展现状还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还存在着明显的局限。就其现象层面看,存在着思想性的弱化、功利性的极端化、现实性的淡化、批评的人情化、消费性的娱乐化,以及捧、骂、炒、抄的非学理化等现象。就其基础理论的研究层面,我国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总体上还处在对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引进、模仿、吸收阶段,自身还没有形成关于建构文学批评的逻辑前提、方法、范畴等原创能力,还没有达到对现有的文学批评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综合、创造,从而与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经验相契合,建构符合中国文学批评理论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根据文学发展规律,这一层面的局限是最应该受到重视的,因为它关涉到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的问题。近年来,文学界的学者们关注文学批评、批评文学批评、研究文学批评,就是要突破这种局限,探索形成原创力的方法和途径。

鉴于西方二十世纪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经验和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取得的成果与局限,笔者认为,我国当前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的关键在于彻底改变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局限于对西方现代个别思想流派的思想、理论、观点引进、模仿、吸收的状态,形成中国文学思想理论的核心创造力,即在全面占有世界一切思想、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文学传统与现实,开展文学批评基础理论的研究,在文学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范畴、价值、功能、发展规律等本体层面进行系统研究,从而达到在综合的基础上实现创新,建构反映中国文学经验与文化精神的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实现这一目的,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十分重要的,在文学批评的本体论、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发展论等不同领域全面开展研究,在多种思想、观点相互交流、碰撞、融合过程中实现综合与创新。应该说,新时期三十年中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不同层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为此任务的提出和实现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仍没有以自觉的意识和明确的目标与方法开展系统的研究,实现综合与创新。基于此种认识,笔者主张,要自觉地开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的课题研究,并且使之成为我国文学理论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课题,力图通过有规划、有组织的系统研究,分辨清楚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究竟取得了什么样的进展,在历史的考察中掌握我国文学批评思想、理论的发展脉络和基本特点,以对当前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发展方向和基本任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更重要的是,通过总结和反思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对取得的成果、存在的问题与发展的任务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展这一课题研究不仅在文学批评理论建设本身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同时,对于整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与实践也有着重要的意义。

对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现状大体上可以从两个层面考察:一是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研究,一是文学批评理论的本体研究。考察新时期以来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在这两个层面究竟做了哪些研究,取得了什么样的成果,对于我们全面掌握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进展,反思、评价我国的文学批评研究的进展和水平,从而在此基础上自觉地整合各个具体研究,最终形成系统的中国文学批评理论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中,对于构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四个主要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都取得了明显的进展,只是由于学科领域和具体研究目标的限制,这些研究都还是相对独立的,还没有实现较为理想的整体性的研究,更没有在文学批评的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形成如西方二十世纪学派林立、不断创新的局面。当然,我们必须承认,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已经为今天实现高水平的整合奠定了基础。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四个思想与理论资源的研究对于建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体系的意义与价值。概括地说,文学批评理论的中国化,试图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和指导思想问题;西方现代文学批评理论的本土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性和现代性问题;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的现代转化,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民族文学传统和民族特色问题;西方古典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解决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基础性和普适性问题。这些努力,都从不同层面丰富和发展了我国当代的文学批评思想和理论,为我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在新世纪实现提升奠定了基础。对于文学批评理论本体的研究,如在文学批评理念、批评的逻辑起点、方法、标准、功能等等方面的研究,也都获得了丰富的成果。可以说,本体研究是文学批评理论在新时期以来取得最显著进步的领域,从哲学基础对认识论模式的突破,到对语言学、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符号学的借鉴和融合;从批评方法对社会历史批评的突破,到对语言学批评、英美新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神话原型批评、解构主义批评、符号学批评、接受美学批评、阐释学批评、新历史批评、后现代批评、文化批评等等借鉴和融合;从概念、范畴对作者、环境、再现、表现、真实、典型、本质等核心范畴的超越,到对文本、读者、语义、能指、所指、共时、历时、结构、符号、无意识、原型、隐喻、转喻、变形、荒诞等范畴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伦理价值观念的突破,到对审美、人文价值的借鉴与融合;从对文学的政治工具论的突破,到对本体论、交往论、对话论的借鉴与融合,等等。新时期以来发表的大量著述主要集中在这一层面,为中国当代的文学理论研究开拓了空前的视野与巨大的空间,使当代文学理论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些成果体现为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中的点滴积累,逐渐汇聚成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理论构成的思想、观点元素,丰富着新时期文学批评的理论建构。

新时期的文学批评理论研究取得上述的成果,为今天从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进程创造了可能性,提出了新要求。在这个基础上,有必要在文学批评构成的各个层面系统地考察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理论发生的嬗变和所取得的进展,通过辨析文学批评理论体系建构的哲学基础、文化与文学思想资源、研究方法、基本范畴、基本概念、基本观点、理论形态等在新时期的发展变化,梳理出文学批评理论在不同层面所取得的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水平、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与评价。开展这一研究,必须要改变以重要的文学事件、理论论争现象为线索的思路和方法,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文学批评理论基本要素嬗变的考察上。这一考察应结合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实际,通过对各个基本层面的考察,最终达到对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发展现状的总体把握。如在哲学基础层面的研究,系统考察批评理论界如何逐渐将关于、西方、中国文学理论哲学基础的研究成果转化为新时期文学批评理论建构的哲学基础,形成了怎样的现实形态。又如,在范畴层面,考察新时期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理论如何不断拓展研究的领域,丰富研究对象,将过去不在批评理论体系建构视野和研究范围的领域转化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畴的过程,并研究在中国的文化与文学语境中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等。在历史的梳理与考辨中分析和评价文学批评理论的内在构成要素的嬗变状况。

篇3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HTtP//: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篇4

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最近成了一个热点话题。就其字面的意义而言，所谓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无疑是指文学批评活动应当产生实际效果。这种效果包含文学效果和社会效果两个方面。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它的工作对象，即作家、作品、文学思潮和创作现象等批评对象之间的关系，看文学批评活动相对于这些对象而言，是否具有针对性，是否是对该对象的思想和艺术或内容和形式所作的阐释与评价，更进一步说，则是这种阐释与评价，是否有效地揭示了该对象所显示或隐含的意义与价值。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与文学的读者，也包括文学批评的读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看文学批评活动及其结果，是否对读者产生影响和这种影响的深广程度及性质与结果如何。前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文学活动的有效性，后者说的是文学批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活动的有效性；前者是文学性的效用，后者是社会性的效用；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通过前者的效用而发生效用的。谈论文学批评的有效性，不能不注意二者之间的这种依存关系。

以上，是就文学批评的有效性的字面意义或词语（概念、范畴、命题）意义而言，如就其现实性而言，则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当今文坛，存在太多无效的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以我粗浅的观察，这种无效批评或缺少有效性的批评，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第一种表现，是不读作品的空头批评。说完全不读作品，可能冤枉了这类空头批评家，但粗粗浏览一下作品的梗概，或借助推介材料了解一点作品的大意，抑或抽读一些作品的章节段落，就开展批评，却是这类批评家的通病。更有甚者，是借助他人的转述，在他人的文章或发言中，掠取若干情节或命意，借鸡生蛋，就汤下面，假争鸣、商榷或多义、歧见之名展开批评，如此等等。对作品的精细阅读、对批评对象的深入了解，原本是文学批评的起点和依据。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就十分强调对文学作品的精细阅读，留下了许多丰富的经验。20世纪初兴起的英美新批评，甚至以“细读”二字为其派别的标志。这类空头批评却对文学创造的产品视若罔闻，仅凭大致的印象和一己的揣测作徒手的操练，结果既无益于创作，又有负于读者，是一种典型的无效批评。

第二种表现，是专在作战的迂回批评。这类批评又有不同的表现。其一，是赞扬作家的创作精神，常有甘于寂寞，潜心创作，数年磨一剑之类的赞词。其二，是述说作家的创作经历和已取得的成就，借当代文学史或文学界公认的评价，称颂作家的水平和能力。其三，是讲说与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相关的理论或文学常识，以之为导引，作意欲具体评论该作家作品或批评对象的跃跃欲试的趋向和态势。其四，更有甚者，是搜罗作家的生平、创作轶事，或与作家交往的见闻，间有与作品相关的本事、原型，随意铺张，大肆渲染，迹近文学“八卦”。如此等等，这类所谓文学批评，最终都不直接深入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而是点到为止，或在需要涉及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时，绕开正道，行走两厢，顾左右而言他。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在这类批评文章中，如草蛇灰线，时隐时现，或如神龙见首不见尾，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无法把捉其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阐释和评价，因而也是一种无效的批评。

第三种表现，是大帽子底下开小差的宏大批评。这类批评假学术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内流行的宏观研究之名，且借助这种宏观研究的方法和观念，动辄高屋建瓴，以西方某家某派的理论为蓝本，构造一个宏观的理论框架，而后从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中寻找适合证明该理论的具体例证，又以该理论的观念和方法加以阐释和说明，结果所得的不是或不完全是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的独立自主或客观公允的判断与评价，而是证明了该理论的正确无误和应用于批评对象的普适性。这类文学批评虽然不拒绝阅读文学作品和深入批评对象，但因为这种“主题先行”的批评观念和方法，和各取所需的实用主义的批评态度，割裂了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或批评对象所特有的现实性，对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同样是无效的。即使这类批评家所运用的理论，对阐释、评价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可能存在某种有效性，这种有效性也只限于与该理论对应的部分，而非对文学作品或批评对象整体阐释和评价的有效性。

第四种表现，是缺少经验和感悟的纯理性批评。这类批评源于学院派长期形成的一种学术著述传统或论文写作方式，这种著述传统和写作方式，不重视作者对文学作品的感觉和经验，相反，却认为这种感觉和经验有害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和理论表述。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在这类批评家眼里，不是一个感觉经验的整体，而是依各种构成要素，诸如题材、主题、结构、语言、方法、技巧等分类切割的碎片。批评家的工作，就在于将这些分类切割的碎片，进行理论上的说明，指出它的性能和特点，而不顾及它在整体上给人带来的审美经验和艺术感受。文学批评与一般的社会文化批评的不同之处，是它十分重视审美感悟或感性经验。虽然它最后也要像别林斯基所说的那样，形成一种“哲学的认识”，转换成“论理学的语言”，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上升到理性认识，但却是从感性经验出发的，离不开审美感悟的基础。正因为如此，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十分讲究体味、参悟、品评之类的感性活动，以此追求艺术感受过程中无穷的意境和韵味。西方文学批评在一般认识论的意义上重视感性经验的同时，也有偏重感性经验的印象主义批评，都说明文学批评离不开对批评对象，尤其是文学作品的经验和感悟。无视文学作品的感性特征，在文学批评中放逐经验和感悟，自然不能对文学批评对象作出有效的阐释和评价。

第五种表现，是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新书或新作评介，本来是近现代文学批评的一种初级形态，在近现代文学批评史上，也是最早独立的一种文学批评样式。在常态下，这种批评的主要功能，是通过对文学作品及相关背景知识的介绍、说明，向读者推荐新书新作，帮助读者进行阅读选择，充当一种“导游”角色。其形式和内容虽然比较简要，但却包含有文学批评基本的写作要素。以新闻、广告为手段的炒作批评，虽然也大多以新书、新作推介的形式出现，但往往不是以忠实地引导读者的阅读选择，而以其活动的商业或其他功利目的为目的。这类炒作批评，往往善于借助名人或某些文学组织、出版机构的社会效应，利用纸质或电子媒体，制造新闻热点，或通过销售渠道，用广告的形式进行商业包装。虚张声势，华而不实，夸大一点，不计其余，无实事求是之心，有哗众取宠之意，招徕看客，吸引眼球，是这类炒作批评的一个共同特点。结果既不能对文学作品作出客观评介，又不能对读者的文学阅读进行正确的引导，失去了应有的文学效用和社会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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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术语。最早使用“气”这个概念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曾子:“出辞气,斯远鄙债矣。”o当然,曾子所言之“气”是指日常说话的言辞声气。当以合于文合于理为贵。清刘熙载的《艺概》评点说:“此以气论辞始。”继曾子之后,孟子又提出:“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知言养气说,对后代的以“气”论文具有较大的影响,但他并未鲜明地把气运用于文学。他之所谓“浩然之气”,是指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至高无上的精神境界,是一种“配义与道”的最理想的道德规范。真正把以前论人和自然的“气”正式引入文论领域并开以“气”论文之先河的乃魏文帝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曹丕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着名论断,不仅第一次用“气”这个词来品评同时代的作家,而且对“气”的特点作了一些理论上的探讨:“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这里所说之“气”的含义虽众说纷坛,但大至都认为是指作家的气质才性。这种“气”形诸作品,便成为其风格。曹丕的“文气说”,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风格论。他最先看到了作家的个性气质同作品风格之间存在着相一致的关系,认为文章的风格决定于作家的气质才性,由于作家们“引气不齐”,所以不同的作家作品也就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风格。因此,曹丕论作家作品时,便首先着眼于作品的独特风格。他对建安七子诗文的评论,就是这些看法的具体体现。“王集长于辞赋,徐干时有齐气”,“应场和而不壮,刘祯壮而不密”;“孔融体气高妙。”这些作品的风格之所以各异,皆由于这些诗人所秉之“气”不同。所以曹丕在《与昊质书》中评徐干“辞义典雅”时,便特别注意徐干的“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的个性;评孔融的“体气高妙”,更兼及他的风格与个性。曹丕认为,作品之所以会“引气不齐”,是因为“气之清浊有体”,是因为“巧拙有素”是导源于个性的,所以作品的气便“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是“不可力强而致”的。这样一来,不同作家的作品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气”;而彼此相比较,也就会体现出各自的长短和差异。这是很自然的。可见,曹丕在评论作家作品时抓住了决定作家整个精神面貌的总根源—“气”和作品的联系。这显然是对前人所作种种探索的一个理论总结,也启示后人从作品整个精神世界的总体上去认识、把握和概括作品的基本特色。

    曹丕虽然提出了这个关乎到作家气质才性和作品风格关系的理论问题,但他并没有看到形成这种气质才性的客观条件,没有看到“巧拙有素”决不仅仅取决于作家的个性,更重要的还取决于作家的社会实践。这显然是一大缺陷。不过,曹丕把“文气说”运用于作家作品批评以及建安七子寥寥几十语的文人评传,显然前无古人,其草创之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文气说”的提出有天才论之嫌,尽管对建安七子的评论不那么妥贴,但在当时所有的文论家都只是围绕着政治盛衰对文学的影响讨论问题,几乎还没有人注意过各个作家之间在风格、个性等方面差异的特定历史时期,曹丕这一创举是不同凡响的。这一理论对后代的影响很大,刘勰的《体性》《风骨》等篇与之有着明显的渊源关系。

    刘勰的“以气论文”深受曹丕“文气说”的影响。尽管刘勰以气论文之内容要比曹丕丰富得多,复杂得多,但主要还是建立在“文气说”的基础之上。可以说曹丕“以气论文说”的胚胎到了刘勰才真正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因此,刘勰笔下之“气”与曹丕所说之“气”,有着一脉相承之处。

    在《文心雕龙》中,“以气论文”的精神贯串全书。刘耀所言之“气”,既指作家的精神元气和包括气质才性在内的创作个性,也指作品中由作家的创作个性所体现的艺术特点和风格。刘勰很重视探讨“气”的特性,注意分析“气”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以及“气”对作品成败得失的影响。无论是在叙述和总结创作理论问题时,还是在分析文体特征、评论具体作家的艺术成就以及作品的艺术风格时,刘勰都一再强调“气”的重要性,对“气”从理论上多方面地提出了自己的新见解,从而深化和发展了曹丕“文以气为主”的论述,使“以气论文”开始成为中国古代文论史上的一个重要理论问题。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是把“气”提高到文学创作的必要条件之高度来认识,从理论上论证了“气”在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从而揭示出“气”在创作中带规律性的意义。他在《风骨》篇中详细分析作品风骨形成的原因时指出:“结言端直,则风骨成焉,意气骏爽,则文风清焉。若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是以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刚健既实,辉光乃新。”刘怒认为,风骨作为文学作品所特具的艺术美,与作家之“气”有着密切的关系。作品所以要以“气”为主,是因为有气就有风骨,“气是风骨之本。”?因此,要使文学作品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使读者享受到刚健有力的风格美,就必须在具体创作中做到“结言端直”和“意气骏爽”,即要求文学语言端庄准确,要有骨力,要求作品表现出高昂爽朗的意志气概。“结言”若不“端直”,“意气”若不“骏爽”,就会损害作品的成就,使之因缺乏风骨这种刚劲、质实的美学特点而成为平庸之作。因此,要想使自己的作品“唯藻耀而高翔,因文笔之鸣凤”,成为文章中的凤凰,作家必须“缀虑裁篇,务盈守气”,在创作过程中一定要有鲜明的创作个性,做到文辞刚健,内容充实,这样的作品才能闪发出新颖的艺术光采,获得创作上的成功。反之,若“思不环周,索莫乏气,则无风之验也”(《风骨》),作家的创作个性就会象枯禾一样萎蔽,作家的气质就会象干瘪老头一样枯寂和死气沉沉,其结果必然导致创作的失败。

    刘勰“以气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二就是指导批评者们正确分析品评具体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和曹丕一样,刘勰认为作家之“气”决定着作品之“气”,“辞理庸携,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体性》),强调作家的“气”与这个“气”体现于作品中所呈现出来的艺术风格是“表里必符”的。因此,刘勰在许多论述作家作品成就的篇章中,都充分注意到“气”的作用,强调不同的个性铸成不同的风格,作家的风格与作家的先天气质很有关系。《才略》评阮籍的创作才能是“体气以命诗”,具有鲜明的气质和创作个性,因而其诗的特点是“响逸而调远”(《体性》),达到了“阮旨遥深”的高格;而孔融的创作特征是“气盛于笔”,所以他的文章“辩给足采”(《沫碑》)、“气扬采飞”(《章表》),艺术格调鲜明突出;贾谊的作品言辞简洁而风格清新,是因为他个性豪迈,“贾谊才颖,议惬而赋清”(《才略》),司马相如的文章说理夸张而辞藻过多,是因为他个性狂放,“长卿之徒”,“丽而繁句”(《物色》),扬雄的文章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长,是因为扬雄性格沉静,“‘扬雄悠远,理赡而辞坚”(《才略》)。正因为作家的创作个性决定着文章的风格,因而不同的作家作品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若总其归涂,则穷数八体:一日典雅,二日远奥,三日精约,四日显附,五日繁缉,六曰壮丽,七日新奇,八曰轻靡。”这是具体区分文章风格的最早而比较系统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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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学科分工所造成古代与现代尔疆彼界。是否可以尝试另外的思路：既突破“古”“今”之间的学术疆界，又不至于混淆“古”“今”之间的学术界限，在细心的辨析中总揽相关学科之间并行而又互相纠缠的生动景观。比如，20世纪新文艺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不可能不与20世纪古典文学思想的研究发生纠葛。既然如此，当我们回顾百年历史中的古典文学思想研究时，就不能只限于考察现代学人对传统批评著作和传统批评理论的兴趣，而应该同时考察他们的这种兴趣实际辐射到哪些现代文学思想领域。要之，由于我们所关注的对象是现代的文学思考者对古典文学思想的思考，又因为20世纪的新文学有着与传统文学全然不同的文化价值追求，所以，沿着“现代”与“古典”并存而纠缠的双行思路去探询，应是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我们先关注一下王国维。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现代学人，很容易觉得中国文化思想在整体上擅长于历史叙述而缺乏哲学思考，于是，出于批判改造之意，必然要引西人思辩之长以改造传统文化思想。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既是传统词学批评的一种自然延续，又是20世纪新学人批判旧说而另立新说的“先锋”行为。换言之，王氏既可以看作是新文艺学思想的奠基者，又可以看作是治传统文学批评的先行者，这双重属性恰恰也是当时中国之文化形势的生动体现。在某种意义上，王国维的研究，已经在尝试着20世纪末人们所说的“转型”；为什么在百年之后的今天，人们还在吁求“转型”呢？

“转型”必需的前提就是不因循既定的格式套路。一般研究者多认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作为现代学科的确立，是以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课程并最终写成《文心雕龙札记》为标志的。循着这种规范的学术思路，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或者被确认为传统文学批评的自然延续，或者被确认为同其《红楼梦评论》一样，是当时以西方思潮为动因而展开的新文学批评，总之是不宜拿它来当20世纪古典文学批评之研究的开山著作！而现在想提请大家讨论的是：这样一种规范的思路，是否可以与另一种思路连通？我认为是有必要的。

于是，可以尝试双行思路。而一旦超越了单行思路，就会生成为多维思路。王运熙先生曾呼吁过，古代文学批评的研究，应该重视作家作品评论中所具体展开的古典文学思想。这一呼吁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响应。举一反三，我们其实还可以意识到，在进入20世纪以后，古典文学思想的展开方式将是多维的：既可以在纯粹的古典文学思想以及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专门化研究中展开，又可以在具备了新与旧、中与西之思想冲撞运动的文学批评实践中展开，还可以在新世纪人们创建民族文学理论体系的思考中展开，等等。其中，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在中国走向更加开放的大形势下展开的学术思维，不可能不具备中西比较的思维态势，但这必须是具有原创性的，不宜因循于既定的比较模式。比如，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认识：西方文化善于逻辑推理，中国文化善于直觉感悟，其实，我们何妨一问：那种被称作逻辑的东西，是否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态？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发现百年以来人们以西方逻辑思维模式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思想时所可能出现的错觉和误解。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尝试着去发现中国古典文学思想，以及其所体现的哲学思想、美学思想、政治思想等所具有的逻辑理性——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逻辑理性。

不论是多维展开方式的确认，还是对中国传统逻辑理性的“证明”，都要求我们具备一个“思想者”所应该有的强烈的“问题意识”，捕捉真正的“问题”，于是就成为我们最为艰巨的学术任务。在这里，有以下几个“问题”，希望能引起人们的关注：

古典文学思想的现代延伸方式与现代高校文学教育。只要回顾一下已经流行起来的古典文学批评方面的研究著作，就不难发现，其中很多是作为高校文科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而出现的，于是，大学文科教育就自然成了古典文学思想之现代延伸方式的基础，也自然就成了我们的基本关注点。百年以来中国高等学校的文学教育思路，以及其中相应的古典文学的内容，究竟有哪些“问题”值得思考呢？

现代“文学思考者”的汉语文化情结。20世纪，对中国来说，意味着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而因为这种新文化又是西方文化与中国国情的历史结合，所以，也就意味着西学东渐、洋学华化的历史过程。身处这一历史过程之中，而就文学之价值进行思考的中国现代的“文学思考者”，之所以始终不曾放弃对中国古典文学思想的关注，说透了，有一种民族文化意识在起作用。尽管提倡白话而反对文言，并因此而产生了现代汉语，但是，一旦问题提到民族文化情结的层次上，一切就融会为整合性的汉语文化意识了。既然文学具有作为语言艺术的性质，那么，汉语文化环境中的文学以及文学思想，就应该具有超越时代而贯通古今的一致性。要之，关注于这种古今一致的汉语文化语境——民族文化情结，就有可能合理解释20世纪百年以来所有文学性思考的古今两难之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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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新思考与确定文学批评课程的性质

文学批评课程是以文学批评作为对象的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课程。长期以来，这门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一样，是一门令学生费解难懂的抽象、枯燥、乏味的老大难课程，教师的教学效果与学生的学习效果都不佳。然而，这门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却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与意义：一是与文学理论紧密相连，是以文学概论课程为核心的文艺学系列课程、后续课程、应用课程，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桥梁与中介；二是与文学史课程密切相关，文学课程无论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还是民族文学、民间文学以及外国文学等课程，其教学都离不开对作家、作品及其文学史评论，其评价内容、形式和方法都需要以文学批评为基础；三是人类行为、活动都必须具备认识与评价素质和能力，文学批评作为对文学进行评价的一种行为活动方式，其文学评价能力带动与影响人类其他行为活动能力，使评价作为人类综合素质与能力的表征。因此，文学批评课程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其学生选课的积极性与教学状况的窘境、不佳效果形成反差和矛盾，不仅影响文学理论课程的作用与效果，也会影响其他文学课程的教学效果。作为课程对象的文学批评属于文艺学学科的构成部分，与文学理论、文学史构成文艺学三大组成部分。因此长期以来文学批评课程因文学批评的文艺学定位，而将此门课程也定位于理论课程，是文艺学系列课程之一，也是中文专业主干课程文学概论的后续课程，其教学内容、教学目的、教学思路都是围绕文学理论来拟定的。因此，文学批评课程的定位受到文学批评定位影响，长期以来教学的理论性、学术性、学科性较强，从而忽略了应用性教学、教学实践性环节以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能力和素质的培养。学生反映此门课程与文学概论课程一样抽象、枯燥、乏味，缺乏学习的动力和兴趣，教学效果受到严重影响。因此，文学批评课程改革及其教学改革首先应是课程观、教学观的观念的改革，针对现实实际问题与教学改革思路，重新思考与确立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

其一，文学批评课程的应用理论型课程性质的定位。长期以来，文学批评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属于理论型的文艺学系列课程之一，文学理论是文艺学基础与核心，故而文学批评定位于理论型课程，加强教学宗旨、目的、内容、方法的理论性、逻辑性、体系性，成为文学批评学，或者文学批评理论，多在批评本体论、存在论、价值论、源流论、构成论等理论结构与体系构成基础上确立教学内容，甚至按照文学概论的理论体系框架设置文学批评的理论体系框架，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混淆。这明显还带有前苏联文艺学学科设置在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关系处理上有所失误的后遗症，从而形成我们现在认识上的偏差。美国学者韦勒克认为：“我们必须回到建立一种文学理论、一套原则体系、一种价值理论的任务上来，这就一定要依据对于具体艺术作品的批评并且不断争取文学史的帮助。但是这三个学科是而且将来也是各自不同的。”显而易见，文艺学构成中的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是三足鼎立又相互联系的整体，三者的功能与职责及其分工与定位是明确的。文学批评是一种对正在进行时的文学现象进行评论的一种独立形式及其活动形态，是运用文学理论对文学实践进行评价的行为，可谓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桥梁。文学批评既是文学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相对于文学理论而言的实践活动；也是文学实践推动文学理论建设发展的、相对于文学实践而言的理论运动。因此，文学批评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性质特征，既具有理论品质，又具有实践品格。但过去我们偏重于其理论性而忽略实践性，偏重于其基础性而忽略应用性，尤其在教学中偏重于作为理论知识结构体系的教学而忽略作为理论应用的实践性教学及其学生素质能力培养的训练。由此而言，简单将文学批评视为理论活动是有所偏颇的，以此将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定位于理论型课程也是有所失误的。根据文学批评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特点，应该将其准确定位于应用理论课程，强化其理论与实践结合特点，强化其教学的理论运用的实践性品格，强化其人才培养的素质能力的训练。因此，对文学批评性质的认识，不仅有利于对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及其文学史性质和关系的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观、批评观的观念更新，更有利于推进文学批评发展；而且也有利于对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的认识，以推动教学观、课程观的观念更新，更有利于教学改革及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其二，文学批评课程性质还需要将其放在课程教学系统中来确立。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固然是由课程对象内容性质所确立，但还需要依据课程教学规律与特点来确立，应该充分考虑课程体系与教学结构及其人才培养的需要。作为中文专业选修课的文学批评课程，在选修课系列化的课程群板块中被列入理论型选修课，从其归属于文艺学课程体系，作为文学理论课程的深化与后续课程而言无可厚非，但却忽略其自身作用与独立地位，一方面作为文学理论的实践运用与实际效果的实践性品格有所削弱；另一方面作为文学批评的独立功能作用未能更好体现；再一方面作为课程体系构成与教学内容结构的特点也被忽略。从专业课程结构体系设置角度而论，文学批评课程在其课程体系中的位置往往也会决定其性质，一般将文学批评课程安排在大二或大三年级段开设，决定其在课程间起着承上启下作用。

过去我们考虑较多的是承接文学概论课程，因此容易将其理解为批评概论的承接性，而忽略其理论运用的实践性；同时，更容易忽略其对其他课程，尤其是现当代文学课程的承接性。其实这些正在进行中的文学实践现象更为文学批评提供基础与资源，作为后续课程更应该承接其课程的实践性品格。对于所谓启下课程而论，在大三或大四安排课程大部分是非基础课的实践性、实用性、深化与拓宽知识的课程，对于文学批评课程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特点而言，无疑既奠定了承上启下的基础与条件，而且其上下左右课程也决定其应用理论性质及其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特点的定位。其三，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应该根据人才培养目标来确立。中文专业主要培养中国语言文学教学与研究人才，分别通过综合性大学、师范大学以及其他类型院校中文专业的学校与专业定位来确立人才类型，如作家、教师、编辑、研究者等。但无论哪一种文学人才，不管其职业类型如何，在大学所受的中文专业教育都应该包括文学、语言、理论三大系列的专业课程，人才培养目标就好定位在厚基础、宽口径、高素质、强能力、重创新的复合型、综合性的中文专业人才上，具体而言就是培养中文学生的听、说、读、写、做、思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其中的“写”是其核心素质与能力。显然，中文专业开设的写作课程不足以完全能承担这一功能，还必须与文学、语言、理论等专业课程共同承担，文学批评课程无疑也是承担评论写作素质能力培养的重要课程。因此，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在一定意义上取决于人才培养目标，强化其文学批评课程的应用性与实践性及其应用理论课程性质也就理所当然。此外，过去大学教育通常是培养高精尖的理论型、研究型、基础型人才，忽略应用型、综合型、复合型人才培养，特别在当前教育大众化、教育社会化时代，大学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与社会需求存在矛盾进一步扩大，有必要强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的设定，从而也有必要强化其课程体系与教学结构的应用性、实践性内容，确定其专业基础课程、理论课程的应用性、实践性品格，以及将能够体现理论与实践结合特点的课程性质。因此，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就应该确定为应用理论型课程，应该与中文专业文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大学本科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紧密联系。当然，对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的重新认识不意味着削弱与淡化其理论性，也并不意味着要将其理论型课程转换为实践型课程，而是针对过去忽略实践性与应用性的问题与缺陷加以校正，强化理论性与实践性统一特点，确认其应用理论型课程性质。只有确定准确文学批评课程性质与定位，才能明确课程改革与教学改革的思路。

二、文学批评课程在专业课程体系中的定位

文学批评课程性质决定其在专业教学系统及其课程体系中的定位。其应用理论性质决定了它兼有理论型课程与应用型课程的特点，也具有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的特色，更具有以评论写作带动能力提高的人才培养的优势。因此，这门课程的改革必须充C-j,-~虑其在课程体系与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定位与作用。其一，文学批评课程在文艺学系列课程群中的定位和作用。文艺学系列课程在中文专业课程体系中定位在理论型课程，文学批评在文艺学理论型课程群中定位在应用理论课程，一是相对于文学概论课程而言，其理论应用性与应用理论性更为凸显，它不仅是对文学概论课程的延续和深化，而且是文学理论的实际应用与实践行为。从这层意义而言，文学批评是文学理论的践行，相对于文学概论其实践性、应用性更强。二是相对于文艺学系列课程群的西方文论、中国古代文论、文论、文艺美学、文艺心理学等选修课而言，这些深化和拓宽的理论型课程既为文学批评提供古今中外的理论资源及其指导思想，也为文学批评扩大理论视野与领域；文学批评课程也为其提供理论运用于实践的空间，深化和拓展了理论空间，使文学批评作为一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行为活动，在文艺学系列课程群中的ttg位作用必然凸显。三是在文艺学构成中，批评与理论的互动互渗形成理论批评化和批评理论化状态，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文艺学课程体系中文学概论的改革，面对理论课程教学的概念化、抽象化、教条化所带来的困境，强化理论的实践性品格，拓展理论的批评空间，成为文学概论课程改革的趋向．，批评作为“运动的美学”、“批评永远是和它所批评的现象相适应的”，其地位作用得以强化；对于文学批评课程而言，批评理论化倾向确实存在正面与负面双重影响，克服其负面影响的途径是强化批评的实践性与应用性，使其所谓理论化形成理论应用性的优势和特点，成为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桥梁。因此，必须在文艺学理论型课程群中强化其作为应用理论性质课程的特点与作用，才能凸显其在文艺学课程群中的地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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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

    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

    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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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张一平《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 中国古诗话研究 系统性

《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是温州大学张一平的一部文学理论专著，由于其在系统性方面对中国古诗话诗歌批评理论作了全面的把握，从而推动了当代学者对古代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研究。

一、中国古诗话研究的现状与缺点

中国古代诗话数量浩如烟海，作家如林，作品云蒸，其数量如“波涛汹涌的长江大河”，不可胜计。近年来以郭绍虞、吴文治为代表的老一辈诗话学者在古诗话研究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在诗话原文总集方面，如《历代诗话》、《中国诗话珍本丛书》等；单个古代诗人之诗话的出版物如袁枚《随园诗话》，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王世G的《带经堂诗话》，等等。海外研究古诗话的，如台北文艺印书馆出版了清何文焕辑的《历代诗话》，还有近代丁福保辑的《历代诗话续编》，等等。甚至在国外也有研究中国古诗话的，如日本池田四郎编有《日本诗话丛书》，韩国赵钟业编有《韩国诗话丛编》，等等，其论诗体质、风格特征、创作宗旨均受中国古诗话研究的影响。

纵观当前学界，还没有人能在已经研究的中国古代诗话的基础上，充分借鉴日、韩古诗话之精华，就古诗话之群体对古代诗歌批评理论所涉及的全部问题，进行全方位的宏观细致的专题研究。而张一平认识到了目前学界理论研究的弊端，毅然肩负起了作为一个真正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他认为目前这种情况会严重制约我们今天对古代诗话批评理论优秀遗产的继承。因为没有宏观系统的古诗话专题性的批评理论研究，就不足以反映古诗话对古典诗歌批评创作理论的全部精髓。

二、中国古诗话研究的新发展

针对目前学界在研究古诗话方面的不足，《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以下三个方面体现了与以往研究的不同。

（一）从全书的结构框架来说，对中国古诗话批评理论进行了全方位系统的研究。本书洋洋洒洒五十余万字，除却绪章，共十一章。绪章论述了中西方批评的区别、中国古代诗歌批评之演进，以及古诗话研究的现状；第一章论述什么是诗话；第二章论述文学批评的“再创造”；第三、四章论述诗歌的神、韵、格、调、气、味；第五章论述诗歌、时代与诗人；第六、七章论述诗歌风格；第八章论述诗病；第九章论述知音；第十、十一章论述诗歌批评的标准。这十一章基本上包括了文学理论研究的各个方面，俨然形成了一套比较完备的理论体系。另外全书采用非常有诗意小标题，使得整个诗话论纲读起来有一种“人在画中游”般的诗意美感。如：“诗如天生花卉，春兰、秋菊各有一时之秀”、“精神道宝，闪闪着地，文之至也”、“犹之惠风，荏苒在衣”、“桃花轻薄梅花冷，占尽春风是牡丹”等。全文一气呵成，条理清晰，诗意般的标题附于前，对文章内容起到了一个提纲挈领的作用。本书第三、四章论述诗歌的神、韵、格、调、气、味；第六、七章论述诗歌的风格，包括清淡、自然、含蓄、新奇、绮丽；第九章论述知音。著者可以将诗歌写作的知识要领如此详备地论述出来，必定与他苦心研究文学理论名著《文心雕龙》不无关系。书中的“格谓品格，韵为风神”、“天有六气、降生五味”、“八体虽殊，会通合数（上、下）”及“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弦属子期”等章节其实就是《文心雕龙》创作论和文学评论的再创造。创作论中的“神思”、“体性”、“风骨”、“情采”、“物色”、“丽辞”、“比兴”、“隐秀”、“养气”等篇，还有文学评论中的“知音”篇正是本书写作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

（二）从中西方文论异同的角度来认识中国古代文论的独特性。本书虽然是关于中国古代诗话的理论研究，但著者并没有将视野仅仅局限在中国古代文论的范围，而是始终将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进行比较研究，将视野范围扩大到西方理论界。如在绪章第一节著者就以中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出发点，深入探讨分析了西方诗歌批评的起源和发展。同时还把西方的接受美学批评引入中国，从而中国古代诗歌批评出现了“审美”一词。但是仅就中国古代诗话对古代诗歌理论批评来讲，其范畴与西方鉴赏审美和批评学之内容不大相同。用西方诗论来套用批评中国古代诗人、流派的创作过程，批评古代诗歌的审美，体验古代诗人写作的经验得失，实有张冠李戴之嫌，诸如对诗歌创作之“神”、“韵”、“气”、“味”、“自然”、“淡泊”、“虚静”、“温柔敦厚”等概念的审美与批评，它们植根于本民族文化土壤之中，打上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鲜明的烙印，这些是难以用西方诗话来解释的。因此，本书使我们认识到中西方诗歌审美批评的联系与区别，同时也明白了他山之石，未必可以攻玉。

（三）从书中问题的分析来看，资料的详实丰赡是本书的一大特点。由于中国古诗话散见于古代诗歌、文论、诗话、词话、笔记、批注、杂录、评点、史传、书札等评品诗歌的作品里，有助于研究的材料确实很多，但是杂乱无章，毫无头绪。那么如何全面搜集、整理、分析、研究这些资料，如何在这片荒地中披荆斩棘，开拓一条有前途的道路，就是摆在当前研究者前面的难题。所以要想提出有见地的见解，就必须在诗话丛中艰苦探索、披荆斩棘、过关斩将，剔除糟粕，保留精华。然而没有渊博的知识、扎实的古文功底、求真务学的学术态度是难以完成的。以诗话中的“含蓄”为例，如何从浩如烟海的诗话世界中提炼出所需的材料，实在是不易之事，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但是在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著者是如何发挥这种才能的。著者以清吴乔《围炉诗话》中“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为题，追溯到春秋末期老子的《道德经》中的“无隅”、“希声”、“无形”，到汉代《毛诗序》提出的“谲谏”，这些都是些零星的论述。真正深入地探究含蓄风格是从六朝刘勰的《文心雕龙・隐秀》开始的，“隐秀”即“含蓄”。接着司空图于《二十四诗品》写“含蓄”，稍后的唐人景淳在《诗评》中阔谈含蓄，宋人魏泰《临汉隐居诗话》以“诗贵隐”而闻名于诗话界。而以“含蓄”作为诗人才气品评标准的宋惠洪，以及从“不”、“不乱”、“不@”三方面来比较古今诗人的优劣的杨万里，使得“含蓄”作为诗话界作诗的评判标准愈演愈烈。明清对“含蓄”风格也非常关注，清王士G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将“含蓄”之标准引向了极致。此后全书为了说明古诗话对“含蓄”的贡献，著者引用了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的“宫词”篇、宋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宋张戒的《岁寒堂诗话》、宋司马光的《温公续诗话》、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法》、明王世贞的《艺苑卮言》、明胡应麟的《诗薮》、清沈德潜的《说诗B语》、清厉志的《百华山人诗话》、清吴雷发的《说诗菅蒯》、清王]运的《湘绮楼说诗》、清袁枚的《随园诗话》、清潘德潜的《养一斋诗话》等一系列诗话著作，全书以丰赡的原始资料见长，采用无征不信，以诗话本身论述来说话的写作方法，借鉴现代美学及西方文论的经验，将古代诗话中有关批评与审美的诗歌理论组成一个批评体系。同时在论述过程中，著者特意将纵向（历史）和横向（诗话作者当时的现实）、宏观（现存全部诗话）与微观（单个诗话）、同一时代诗话的各种诗话内容相互结合起来，进行了扎实的比较和分析研究。这种写法在书中俯拾皆是，不胜枚举，在这里不加赘述。

综上所述，中国古诗话浩若繁星，但存在系统性不强、自身良莠不齐的缺点，然而这一点在《中国古诗话批评论纲》中得到了很好的解决。研读全书，受益匪浅，不仅见证了著者扎实深厚的文学功底，而且其作为一名真正学者的风范，将激励我们在这条文学大道上勇往前行。

参考文献：

［1］李建中.中国古代文论［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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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自然辩证法 批评法 诗歌

诗歌是“文学中的文学”，自然辩证法理论知识对于诗歌研究、诗歌研究者是十分重要的，也是诗歌研究者应该掌握的一门学科。

辩证法即对立统一法则，在自然、社会和人们的思维中普遍存在。文学是对生活进行艺术加工的产物，就必然程度不同地反映出对立统一的规律，形成文学艺术的辩证法。社会生活的辩证法反映于作家笔端，就形成了文学艺术的辩证法。批评方法则是文学艺术辩证法的一个分支，更是批评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1］古代诗论家根据中国古代诗歌的审美特点和规律，提出了“知人论世”、“以诗解诗”、“识鉴诸家”等重要批评方法，这些方法自成系统，不但对古代诗歌的创作、批评及鉴赏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实用意义。

（一）客观分析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以诗解诗”是王夫之提出的诗歌批评方法，它要求评诗者按照诗歌本身的特点、规律去客观地评论诗歌。王夫之《姜斋诗话》云：“以帖垫师之识说诗，遇转则割裂，别立一意，不以诗解诗，而以学究之陋解诗，今古人雅度微言，不相比附。陋于学诗，其弊必至于此。”这样解诗评诗，忽视了诗歌本身的审美特点，违背了诗歌的基本规律，势必曲解诗意。中国古代诗歌具有言在此而意在彼的特点，若忽视这一特点，而拘泥于诗之字句形迹，则无法理解诗的真正意蕴。谢榛《四溟诗话》说：“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若“泥其迹”，只能割裂诗之本义精神。古代“不以诗解诗”者常有之，这种错误的评诗方法多为古人所指斥。如清代黄锡磺《汉诗总说》云：“世之说汉诗者，好取其诗，牵合本传，曲勘隐微，……执词指事，多流穿凿。又好举一诗，以为此为君臣而作，此为朋友而作，此被谗而作，此去位而作；亦多拟度，失本诗面目。”造成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仍在于古代诗歌具有言简意丰、言外有意等审美特点。［2］古代诗歌贵在含蓄，“寓意”曲折委婉、幽深微妙，若局限于字面而“强解”，甚至考据式地解诗，不但无法把握这些诗的寓意，而且只能曲解其意。因而，诗“皆宜细参，不得强解”。

“以诗解诗”，一是要求解诗者不能局限于诗歌的表面文字，而应把握其幽深微妙的“寓意”；二是要以意为主，以韵为次，对于诗中“韵变而意不变者”，不能以韵害意；三是要避免以“拟度”、“强解”、“穿凿附会”等方式解诗。而应入乎诗内，把握诗歌之本义、诗人之本义。这样才能对诗歌作出正确评价。王夫之的“以诗解诗”说是一种十分科学的评诗方法，它体现了评诗应从诗歌本身特征出发的客观精神，它是根据古代诗歌自身审美特征及古代诗歌批评的常见错误而提出来的。这种批评方法不但对于批评古代诗歌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甚至对于今天的文学批评，也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社会历史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知人论世”是我国最早的诗歌批评方法，由孟子提出。《孟子・万章下》云：“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知人”，就是要了解诗人的生平、身世、思想状况等；“论世”就是要了解诗人所处的时代社会背景。“知人论世”要求批评家必须对诗人及所处时代有比较全面地了解把握。这一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作品与作者及时代三者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孟子认识到了诗歌创作受时代社会因素的影响，时代社会影响着诗人的思想感情，诗人的思想感情影响着诗歌作品，即时代诗人诗歌。诗歌受时代社会背景和诗人思想感情的制约，因而，只有把诗歌与诗人的身世及所处时代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对作品作出正确的评价。这种批评方法将诗歌批评与社会历史联系起来，不但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古今学者在研究、评论具体作品时，都离不开对作者身世遭遇历史背景的研究。很多诗歌只有“知人论世”，才能理解其本义内涵，如柳宗元的名篇《江雪》，写寒江独钓的渔翁，若不了解柳宗元当时的遭遇、处境、背景，就很难能理解此诗的真义。不知其人、论其事，对诗歌就无法“得其义、知其味、会其精神之妙”。［3］“知人论世”不但是诗歌批评方法，也是其它文学样式的批评方法，不但对古代文学作品的批评有重要意义，对于现在的文学批评也有重要的意义。

（三）横向比较批评法在诗歌中的运用

选诗是古人表述自己诗歌审美态度的一种方式，如徐陵选《玉台新咏》、殷选《河岳英灵集》、方回选《瀛奎律髓》等，选诗也是一种诗歌批评，体现着一定的批评标准。选家选诗须“识足以兼诸家”，这样才能进行比较、鉴别，从而选出符合自己审美理想的作品。兼通诸家而进行横向比较，以显示出优劣高下，也是古人进行诗歌批评的常用方法。如钟嵘的《诗品》将122位诗人的诗歌分为三品，主要就是用横向比较法。《文心雕龙》中多处运用比较法，陈子昂、杜甫、苏轼、严羽、张戒等也多用此法评前人作品。横向比较法主要有不同作品之比较，不同诗人的成就、风格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之比较等。

诗歌作品之比较。将不同诗人的作品进行比较，从而在对比中见出作品的不同思想内容、艺术特征、风格特点等，是最常见的比较法。较早运用此种方法进行诗歌批评的是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国风》好色而不，《小雅》怨诽而不子厚发纤禾农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4］这也是将不同诗人进行广泛比较。此外，严羽、张戒、刘熙载等也都屡用此法。

不同时代诗歌之比较。不同时代的诗歌有不同的特色，通过比较，而能见出不同时代诗歌的特色。如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曾将西晋诗歌与建安、正始诗歌进行对比，云：“晋世群才，稍入轻靡，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刘勰通过对这三个时代诗歌的对比，指出了西晋诗歌有“轻靡”、“采缛”、“力柔”等毛病，无法与建安、正始诗歌相比。严羽将诗歌分为词理意兴等要素，通过对比，而指出了南朝诗“尚词而病于理”，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各有毛病，而汉魏盛唐诗才词理意兴俱佳。［5］不同时代诗歌的比较，更具有宏观比较批评的特点，其概括性也更强。

这三种批评方法内涵不同，各有特点。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三种诗歌批评方法，它们涵盖了从诗歌生成的社会背景到诗歌文本及横向比较的多维度批评的宏观视野，构成了中国古代诗歌批评方法论的基本理论框架。

参考文献：

［1］杨玉辉.现代自然辩证法原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P212.

［2］张丰.中国历代诗学论著选集［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P78.

［3］傅杰.王国维论学集［C］.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P3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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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知人论世；念奴娇・赤壁怀古

孟子谓万章曰：“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万章下》）其中“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是针对结交朋友而提出的，而“颂其诗，读其书”也应该“知其人”、“论其世”，即“知人论世”，被后世普遍接受与运用后，成为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原则和主要方法。

“知人论世”包含“知其人”与“论其世”两个方面。“知其人”，就是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事迹、生活际遇、思想情感和审美倾向；“论其世”，就是要研究作者所处时代的生活风貌、历史事件和写作背景等等。

中学教材中所选取的古诗文的作者与写作的时代对中学生来说是相当陌生的，因此要运用合适的方法引导学生进行文学鉴赏，而“知人论世”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比较恰当的方法。苏轼的词《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宋代，当时社会情况复杂，作者生平事迹也较复杂，而且词中还涉及到三国时期的人物和社会状况，因此人物和社会背景更为复杂，所以在文学鉴赏教学中就要运用“知人论世”这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理论。

一、“知其人”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中的应用

对《念奴娇・赤壁怀古》进行文学鉴赏时，涉及到三个人物，“我”，“公瑾”，“小乔”因此要做到知这三个人物。

1、知“我”

在西方文艺理论中，“我”与作者是不同的，但这不是此篇文章的写作目的，亦不是高中文学鉴赏的教学目标，因此不再赘述两者的区别，此处仅把“我”看作是作者。

《念奴娇・赤壁怀古》写于公元1082年（宋神宗元丰五年），当时苏轼谪居黄州，时年四十七岁，因“乌台诗案”被贬已两年余。苏轼由于诗文讽喻新法，为新派官僚罗织论罪而被贬，心中有无尽的忧愁无从述说，于是四处游山玩水以放松情绪。正巧来到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游览，写下此词。经过“乌台诗案”后，作者的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转折，文学创作进入全盛时期，成就斐然，而且创作个性更加成熟，反映现实的同时表现得更加洒脱、更加旷达，“一尊还酹江月”。

此诗是豪放词。从总的方面来看，这首词气象磅礴，格调雄浑，境界宏大，却也衬以婉约之句，英俊将军与国色美人相映生辉，慷慨豪情与洒脱旷达的思绪相互交替，庄中含谐，直中有曲。这首词塑造了一位英气勃发的儒雅将军，透露了作者有志报国、壮怀难酬的感慨，对用词表现社会题材产生了重大影响。

2、知“公瑾”

“公瑾”，即周瑜，三国时期吴国人。若论相貌，《三国志》记载他“长壮有姿貌”，想来外表自然不俗。若论本事，“英达夙成”，赤壁之战更是言谈笑语间让曹军“灰飞烟灭”，想来军事更是了得！若论品德，他脾气好，肚量大。如论才情，“瑜少精意于音乐。虽三爵之后，其有阙误。瑜必知之，知之必顾，故时人谣曰：‘曲有误，周郎顾。’”足可见音乐造诣精深。若论人际交往，“策年十余岁，已交接知名，声誉发闻”其个人魅力也是超群的。

无论是功成名就，还是个人魅力，都是一位风流千古的人物，此时来到这赤壁（鼻）矶，就更让诗人心中更加无限向往与遐想了，同时与自身境遇及坎坷的仕途对比，感慨万千了。

而“周郎”一词，语出《三国志》，“是岁，建安三年也。策亲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将，即与兵二千人，骑五十匹。瑜时年二十四，吴中皆呼为周郎。”由此可见此时的周瑜已经有所建树了。

3、知“小乔”

据《三国志・吴书九・周瑜鲁肃吕蒙传》记载，周瑜“从攻皖，拔之，时得桥公两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桥，瑜纳小桥。”从“国色”可以看出小乔是何等美女。自古美女配英雄，能娶国色的人自然不是一般人，可见周瑜是少年得志，意气风发。

二、“论其世”在《念奴娇・赤壁怀古》教学中的应用

1.作者所处时代的社会背景

北宋时期，国家相对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1069年，王安石主持变法，但宋神宗死后，变法废除，北宋走向衰亡。而作者所处时代正是北宋走向衰亡的时候，凭借文人对社会状况的敏锐嗅觉和对社会的责任，诗人感到不安以及渴望改变国家命运。

2.作品涉及时代的社会背景

三国时期，战乱不断，群雄逐鹿，国家处于不稳定时期。但正是如此，才使得周瑜等人有了建功立业的机会，诗人虽是文人，但也希望像武将一样渴望保家卫国。

3.与作者、作品相关的古代文化常识

第一，念奴娇是词牌名。念奴是唐代歌女的名字，她色艺双全，其声名一直传至后世，因之取念奴为词牌名。相传《念奴娇》词调就由她而兴，意在赞美她的演技。

第二，羽扇纶巾是古代儒将的打扮。而何为儒将呢？就是有勇有谋，文武双全的儒门将帅。如周瑜、诸葛亮、陆逊等。

第三，赤壁，古代地名，赤壁之战的古战场，在今湖北省赤壁市西北部。“赤壁”二字位于赤壁矶头临江悬岩，《湖北通志》载：赤壁山临江矶头有‘赤壁’二字，相传为周瑜所书。而词中的赤壁是古代黄州城外的赤壁（鼻）矶，在今湖北省黄冈市。

第四，怀古诗，以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遗迹为题材，借登高望远、咏叹史实、怀念古迹来达到感慨兴衰、寄托哀思、借古讽今等目的，内容、思想较沉重。这类诗多写古人往事，且多用典故，手法委婉。《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是借用了三国时期与周瑜有关的典故，借而抒发诗人自己的情感。这类诗都是怀古惜今，“有感而发”，往往是诗人处于某种背景之下，前往瞻仰或凭吊历史古迹，回顾古人的业绩或遭遇，内心产生共鸣，发出对古人业绩的慨叹或对物换星移、物是人非的悲哀之情。因此，感情基调一般都比较苍劲悲凉。但《念奴娇・赤壁怀古》与此不同的是他的感情基调是慷慨激昂，豪放洒脱。

在进行文学鉴赏时，“知其人”、“论其世”是密不可分的，知人的同时需要论世，反之亦然。做好“知人论世”，才能充分理解古人的作品，体会他们所抒发的情感，进而指导今人的写作与生活。

（作者单位：渤海大学教育与体育学院）

参考文献：

[1]（清）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2]（晋）陈寿撰.（宋）裴松之注.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篇12

    我的判断,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总体上很落后,表现为:其一,理论体系不完备,不稳定,学术界对文学批评缺乏充分的研究,也缺乏基本的共识。其二,批评家人数相对较少,批评家的理论素养和批评素养总体不高,大批评家尚未出现。其三,文学批评的影响有限,作家对文学批评并不信服甚至不屑一顾,在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领域,其研究并不建立在文学批评的基础上,对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也不信任、不认同。在造成当代文学批评落后的众多原因中,高校文学教育体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方面。根据高校文学课程体系,文学史和文学理论是基础课,而文学批评甚至连选修课都不是,仅在文学理论和美学中略有涉及。文学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意在培养文学研究的学者,而非培养文学批评家,这便造成了文学研究生教育中重学术研究能力轻批评实践能力的现状。这样,当代中国文学研究的状况就是:一方面,文学史研究、文论研究队伍庞大、人才济济,因而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相对成熟、成果丰硕;另一方面,文学批评队伍弱小,且多由“学院批评”、“媒体批评”、“作家批评”构成的“乌合之众”为主。“学院批评”越来越成为文学批评的主力军,虽然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是高学历、高潜资,但很多均为半路出家,并未接受过系统的文学批评的学术训练,且只在学术之余兼做文学批评。

    与作协的理论机构不同,在大学中文专业中,文学研究在人们的意识中实际上是分层的,古代文学是最纯正的学术,其次是文学理论和现代文学,再次是当代文学,文学批评是极端边缘化的领域。究其原因,与文学批评自身的学术性关系不大,而是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尚缺乏充分的积累和建树。而研究机构的文学批评和媒体的文学批评就更糟糕,无论是学术训练还是专业知识都非常欠缺,其反应的迟钝以及批评上的浅薄与当代文学创作的繁荣构成巨大的反差。事实上,中国当代文学批评既不真正切中当代文学的创作实际,也不能为文学史、文学理论研究提倡有效的帮助和借鉴,不仅作家不买账,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研究界也不认同。基于此,中国当代文学很多重要的作品和现象都没有得到真正的批评,当代文学批评很少提出真正有价值的理论问题,它们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和定位是很不准确的。于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功能最后只能由文学史研究的补课来完成。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作品的“重读”成为文学史借以完成文学批评未竟使命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事实上,当代文学批评缺乏有效的组织和准确的定位,面对复杂的文学现象和纷繁的作品,批评家们似乎手足无措,不知道什么是重点什么是非重点?不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不知道应该从什么地方下手来展开文学批评?批评家们缺乏足够的学术和批评的训练:对于新的文学现象和文学理论问题缺失必要的敏感和历史反思,对于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他们的评论要么缺乏真知卓见、流于肤浅,要么恣意抬高或者恶意攻击;要么泛泛而谈,空洞无聊,不着边际,简直是“放之四海皆准”。近年来,在文学评价制度的影响下,文学批评成为掌握话语权力和操作权力的工具,很多缺乏自身基本原则和标准的批评家,在利益的刺激下热衷于各种评奖和作品推广和研讨会,作出了很多并不切实际的评论和评价。

    而当前的文学评价制度也为这些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可能。近10年来,中国文学兴起了各种各样的文学奖,官方的,民间的,其中很多批评家都参与其中,很多批评家更像行为艺术家,而不是批评家。也就是说他们“出场”的意义远大于他们批评的意义。但凭心而论,这么多文学奖中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检验的少得可怜。可悲的还在于,有些奖反而成了负面经验,文学史可以据此而放心地忽略它的存在。我的判断,文学批评在当代似乎已经丧失了其基本功能,变得可有可无。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薄弱并不能全然怪罪当代中国文学批评家,它与审美批评的缺失和混乱有着密切关联。如果从更宽泛的视界来理解,审美批评就是重视文学性、艺术性和美感的文学批评。与其它文学批评不同,审美批评更重视文学的内部构成和形式,比如写作技巧、写作手法、叙事方式、结构、虚构、想像、联想、语言、风格、意象、形象、修辞、文体等,通过解剖和分析文学作品,用理性的语言呈现向读者呈现作品之美。作为一种对作品的评价和判断,文学批评与其说是对文学创作的反应,还不如说是对作品的推介、赏析与引导,这种引导包括对作家和对读者的引导。虽然文学批评类型各样、层次各一,但审美批评则是建立在审美基础之上的基本的、基础的、第一层次的批评。中国当代文学审美批评的缺失、不健全,恰恰应证了当前文学批评的“基础设施”依然相当落后。纵观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功利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社会批评、政治批评、伦理批评、历史批评以及文化批评等,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内容,强调文学对社会的作用和意义;二是审美批评,其特点是重视文学作品的艺术形式,强调文学的审美性以及文学作品对人的美感作用;三是从西方学习和借鉴而来的各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批评,包括诸如语义学、接受理论、读者阅读理论、阐释学、符号学、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女权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前两者是传统批评,第三种则是现代批评。当然,三者并不在同一逻辑层次上,现代文学批评具有极大包容性,它包含了传统的审美批评和社会功利批评,比如象征主义批评、意象派批评、形式主义批评、新批评、语义学批评、叙事学批评等就更接近审美批评,而精神分析批评、存在主义批评、荒诞派批评,西方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新历史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则更接近于社会功利批评。

    但是,现代文学批评中的审美倾向或者审美因素与传统的审美批评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样,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倾向、因素与传统的社会功利批评也有根本的不同,比如,文学批评属于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而西方新文学批评则属于现代批评中的社会批评,二者之间既有相似性,但又具有观念和方法等方面的深刻差异。再如语义学批评和传统的语义分析,既有相似性,又有质的区别,它们实际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批评理念,也是以两种完全不同的学科作为理论基础,传统的语义分析依托于语言学,而现代语义学批评则是“意义”诗学。所以上述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三种类型的划分其实也是权宜之计。当前,社会文化批评在中国当代文学批评中占绝对的优势,是主流和主体,传统悠久、体系严密,从方法到观念都较为成熟,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认同度较高。审美批评虽然也有悠久的历史,但其影响要小得多。其理论价值为大家所认同,而实际上它很难产生社会文化批评那样广泛的社会效应。而现代批评本质上是现代各种文学理论的衍生物,更多地是介绍、探讨和阐释,主要是理论探讨,并没有真正进入操作层面。主要是文学史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有些实验性的运用,比如运用某种西方文学理论和方法重新评价文学史上的一些被忽略的作品,或者重新解读一些经典作品。有人认为:“80年代中期以前,社会历史批评在批评史上占据着绝对权威的地位,构成主流批评样态;在此后由于社会文化语境的转型,前者失去了或部分失去了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处于次要地位,新的批评形态如历史文化批评、文化原型批评、文本语言批评、解构批评、新文化批评等,居于批评的主导地位。”①对此,我不敢苟同。在我看来,中国自近代以来,社会历史批评一直居于主导地位,80年代是这样,90年代、新世纪仍然是这样。

    二

篇13

关键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教师培养；课程关系；课程资源；转化

将多门课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协同建设，在文艺学领域里，始于1980年代初华中师范大学王先霈教授领衔的文艺学系列课程的教学改革。该系列课程由“文学文本解读”、“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原理”三门课程构成，它们“分别承担提高学生文学鉴赏能力、传授文学基础理论知识和培养学生批评实践能力的任务”。该系列课程已于2003年立项为国家首批精品课程。在系列课程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随着课程理论本身的发展，教育理论界将这种关联紧密、相互支撑、互为补充的多门课程协同建设的实践称之为课程群建设。本文论及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主要是指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方案中由文艺学学科开出的以“文学概论”为基础、以“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为两翼，以“文学批评”为落脚点的课程性质相同、功能相异、服务同一教学对象、彼此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多门课程的整体建设。近年来，以课程群的思路来建设文艺学学科开设的多门课程的做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与教育管理部门的认可与赞同，不同高校的文艺学课程群也不同程度地得到了国家、省、校三级教育管理部门的立项资助。通过几年来的立项资助，文艺学课程群建设成绩斐然，引起了教育界的瞩目，但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以下几个问题是当前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尚未得到应有重视，而又必须重点关注和处理好的。

一、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与教师培养的问题

通观国内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近年来文艺学教学界的主要兴奋点和着力点集中于以下四个方面：（1）是各门课程教学内容的调整与改造，（2）课程教学方法的改革与创新，（3）课程教学手段的探索与变革，（4）课程群建设成果的固化与教材建设。以上几个方面确实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核心内容和重中之重，应该加强。但在近年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太过集中于课程群的内涵建设，导致只见独立于教学活动主体之外的课程内容、方法、手段与教材的建设，而忽略或者遗忘了教学活动中的组织者、引导者——教师这一重要的“人”的因素的建设，以致在课程群建设中，只见“物”而不见“人”，这就是说，只见课程内容与教学条件的建设，而不见教学活动主体的建设。

在我们看来，教师在课程群建设中至关重要。教师在整个教学活动中，充当了课程内容的理解者、阐释者、建构者与传播者，学生则是课程教学活动的参与者、体验者、评价者和接受者。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我们理应重视教学主体之一教师的培养，强化“人”的建设。如果没有合格教师的培养与建设，没有教师正确的理解和有效的阐释，再好的课程内容，再完善的知识体系，再优秀的课程教材，对于学生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低效”或者“无效”的课程资源。这将不利于学生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学习使自己的知识储备、思维水平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实际的提高。如此一来，最终将导致人才培养目标的落空。

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如何实现对教师的培养？在以往的理解中，教师的培养我们主要着眼于教师科研水平的提高和学术能力的训练。但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视野中，我们强调对教师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的培养。那么，究竟如何有效地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在我们看来，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必须首当其冲地培养教师形状一个完善的文艺学知识结构，使教师对教学中的各种问题有一个立体、多维的知识视野，能够从课程群的其他课程中驾驭和把握该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应该改变一个教师终身只教一门课程的做法，让参与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所有教师，轮番从事“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一组课程的教学。通过课程群教学的实践，从教学制度安排的层面迫使教师必须从单门课程的局限中走出来，打破此前课程与课程之间森严的壁垒，树立教师以课程群为基点的整体课程观，在教学实践中使教师的知识构成日趋完善，知识视野慢慢得到拓展，自身的能力逐步得到提高。

此外，在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中，由于整个文艺学课程群的任课教师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教学团队，加之在制度安排层面上要求人人都得从事课程群中所有课程的教学，因此对于如何理解教材、如何阐释教材、如何拓展教材，如何选择有效的方式进行传达，课程群的所有任课教师都会有经验性的体会这样就能够进行实际性的“交流”和“切磋”，能够针对同一教学对象在教学活动中存在的具体问题提出有教学经验为依托而不是停留于理论层面的建设性意见，从而使参与课程群建设的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教学能力能得到实际性的提高。通过课程群建设培养教师，在具体形式方面主要有老教师的“传、帮、带”、课程群的专题教学研讨会，以及将需要培养的教师送往国内高水平大学里进行相应课程的专门进修和访问等。总之，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我们不应忽视对教师的建设，要充分认识到教师建设的重要性，更要挖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对于教师尤其是新教师培养的巨大空间和潜力。

二、文艺学课程群诸课程之间的关系问题

课程群，根据教育理论界的共识，从数量上说一般由三门以上相互关联的课程组成，而且具有如下一些特征：“第一，课程群中必须以某门课程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开设出若干门子课程；第二，课程群中的所有课程是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密切联系的课程；第三，课程群应从属于某个学科，相互之间有着合理分工的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践中，国内目前存在的问题是，虽然各个具体的建设单位将文艺学的若干门课程在申请立项建设时作为一个课程群来对待，但在具体的建设实践中，往往并没有将这些课程视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在文艺学课程群名义下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各自为政，课程内容在建设的过程中，相互交叉、重叠、条块化分割、对话性欠缺的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于课程群中各门课程之间的课程使命、目标、功能与任务没有很好地协调与理清，在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很好地发挥课程群教学的整体优势和集团效应。因此，在进行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过程中弄清各门课程在整个课程群建设中的地位与关系尤为重要。只有理清了这种关系，各门课程就能各司其职，相互支撑，相互补充，相互印证，最大可能地发挥出应有的课程群效应。

理清文艺学课程群中诸门课程之间的关系，在我们看来，一个重要的视角就是从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各门课程在整个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地位来讨论。根据《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简介》（1998年版）和国内众多主流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我们可以发现，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一般被设定为专业基础课，“中国文论”与“西方文论”被设定为专业主干课，“文学批评”则被设定为专业拓展课。由此看来，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文艺学课程群中的“文学概论”是为学生学习汉语言文学各门专业课程奠定必要基础、掌握专业知识技能必修的重要课程。通过“文学概论”课程的教学，学生获得的各种知识、素质与能力是进一步学好“中国文论”、“西方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基础与前提。因此，“文学概论”是课程群建设的重中之重，处于课程群中的核心地位，而“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课程则构成了文艺学课程群的两翼，是从历史的角度和广大的文艺实践的基础上对“文学概论”内涵的进一步深化，是对“文学概论”课程教学内容的强化和印证。“文学批评”作为专业拓展课，是学生在掌握文学概论、文论史的基本知识的前提下，对学生运用文艺学相关知识分析文艺现象与文本提出的要求，是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落脚点，是对学生素质能力进一步拓展与提升的课程。

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理清诸门课程之间关系的另一个视角，则是从文艺学课程群中各门课程的性质的差异来分析。根据文艺学界的共识，由于研究任务、目标、内容、方法和使命的差异，文艺学一般分成五个学科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文学理论史、文学批评史。在教学领域中，文学史在汉语言文学人才培养方案中具体化为“西方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三门课程，它们均独立于文艺学课程群而专门开设。因此，在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课程群的内涵较学科意义上的文艺学学科群要小得多，主要包含以文学理论的基本知识为课程内涵的“文学概论”、以中国文学理论史与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中国文论”、以西方文学理论史与西方文学批评史为基本内涵的“西方文论”、而“文学批评”则更为强调的是各种文学批评理论与方法在解读、理解文本时的运用，强调理论的应用性和操作性。具体而言，“文学概论”这门课程主要以文学是什么、文学是哪些、文学从哪里来、文学有何作用、如何评价一部文学作品等有关文学的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基本方法等“元”命题来建构课程的内涵，它是文艺学课程群中“论”的部分。通过这门课程的教学，使学生掌握文艺学的基本理论术语，在面对文学问题时，能够用专业术语对其进行解答。“中国文论”、“西方文论”这两门专业主干课则是以中西文艺实践的历史作为依托，描述中国和西方文学理论问题是如何产生与发展的，每一个独特的理论问题与理论术语是怎么从这种独特的文化语境与艺术实践中生发出来的，遵循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哲学方法论，描述它们的变化、发展与演进，给学生提供“文学概论”课程中有关文学的基本问题要如此解答的历史支撑。这两门课程是属于理论“史”的范畴。“文学批评”则是强调课程的实践维度和操作程式，主要是在上述三门课程学习的基础上，学会使用文艺学的基本批评理论与批评方法去阐释和解读各种文学文本，使学生对文学文本的阅读、阐释有一定的方法论自觉，超越未接受文艺学训练的印象式阅读和理解，使学生在阐释文艺现象时具有文艺学的专业特征。

文艺学课程群建设需要一种整体思维与全局视野。根据这些分支课程的功能和性质，我们在对文艺学的诸门课程作为课程群进行建设的时候，要注意理清各门课程之间那些交叉、重叠的内涵，摆正各门课程的位置，理顺课程与课程之间的关系。有时，有些内容即便在课程群的几门课程都要讲解，但讲解的侧重点与方式是肯定要有所区别的。譬如都要讨论文学批评，在“文学概论”课程中，主要是阐述文学批评的性质、特征、类型与方法，但在“文学批评”这门课程中，则主要强调各种具体文学批评方法的运用和操作。总之，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我们要建立一个系统的课程教学目标，那就是通过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要使学生初步形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知识构架，让他们分析文艺学问题时，既要有一个“史”的知识视野和理论谱系，也要有“论”的内在周延性和学理性，从而整体上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资源转化的问题

从建设的维度来审视文艺学课程群，就意味着文艺学课程群下的各门课程是未定型的、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和最终固化的，这表现为：（1）“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等各门课程的教学内容将随着文艺学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推出而进行调整；（2）文艺学课程群下包含的相互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的“文学概论”、“中国文论”、“西方文论”、“文学批评”这四门课程也不是永恒不变的，也有可能随着本学科研究成果的迅猛发展而产生新的课程，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包含的课程愈来愈丰富。历史地看，科研成果向课程的教学资源转化有一定的时间差。但在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向课程教学资源的转化太过缓慢，教学领域的知识、观念和思维更新远远落后于本学科的相关研究。

从当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实际来看，“文学概论”课程基本上沿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童庆炳教授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里所使用的编写体例、知识体系与基本观念，近十年来关于文学理论研究的大量有价值的成果并未在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譬如此前由本质主义所建构的文艺学知识构架在经过十年来的争鸣与讨论，很多观点和问题都明显呈现出内在的矛盾性和不周密性，但教学界并没有及时地来清理这些问题。“中国文论”还基本上停留在郭绍虞、王运熙、顾易生、张少康等学者的研究视域中，当代海外华裔学者和国内学者对中国文论研究的新成果和新贡献并没有得到及时的吸收。“西方文论”的课程建设基本上以朱光潜的《西方美学》为底本，吸收了蒋孔阳、朱立元主编的《西方美学通史》和马新国主编的《西方文论》的内容而形成。西方文论20世纪以来本身的发展与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没有及时转化为课程建设的资源。总之，目前的文艺学课程群建设从整体上来看，面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得较为保守和滞后，科研成果转化成课程建设资源的动力明显不足。

在我们看来，文艺学课程群建设应该坚持与时俱进的品格和立场，敞开胸怀吸纳学科研究的前沿成果，从而使文艺学课程群的教学具有较强的时代感和现实关怀。文艺学前沿研究成果转化为现实的课程教学资源，从现实操作层面上看，可以有以下三种路径：（1）根据学界研究成果提供的新材料、新观点与新结论，更新或者补充文艺学课程群相关问题的阐释和解答，“从教学角度来看，这些科研成果进一步证实了相关课程教学内容的有效性”，增强了文艺学课程群中基本问题理解的多元性与对话性。（2）根据文艺学本身的发展，增加相关课程的教学内涵，使课程的教学内涵变得更为丰富和完善。譬如在教授文学批评方法的时候，晚近兴起的性别批评方法、文化研究

（上接第54页）方法这些尚未进入课程的内容。我们可以通过课程内容的开放，及时将这些研究成果吸收进来，从而使课程教学的内容与学科发展的水平的距离尽可能地缩短。（3）将本学科发展的大量最新前沿研究成果集中向文艺学课程群的课程资源转化，开发出新的课程，从而使本课程群中相互关联的课程更为丰富和多样。这种以新课程的形式来实现科研资源向课程资源的转化一方面可以以专题的形式来开发。如结合当前的研究热点，我们可以开发出“视觉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媒介变革与文艺发展”等课程，也可以以综合的形式来开发，诸如增加“文艺学前沿问题研究”这类新课程等。只有这样，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才能够扎根于当下的学术语境和生活情境，才能够得到较为丰富的学术滋养而永葆生机，才不会沦为离我们现实生活十分遥远的高头讲章。

总之，文艺学课程群的建设与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教育制度变革、学术研究的现状紧密相连。除了上述几个较为重要的问题需要亟待厘清和解决外，还有一些问题也较为重要，诸如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专享与共享问题、文艺学课程群建设的目标与实效问题也值得展开认真的研究与仔细的讨论，限于篇幅，我们将另文专门讨论。

参考文献：

[1] 王先霈.文艺学系列课程简介[EB/OL]. jingpinke. com/course/details/introduction?uuid=8a833996-18ac928d-0118-ac929227-06b6&courseID=B030032&column=brief.

[2] 1990年北京理工大学基于“在课程建设中应当以教学计划的整体优化为目标”，提出要注重“课群建设”，“课群建设”即为今天“课程群建设”的早期称谓.

[3] 刘晨晨，王伟. 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角色定位[J]. 现代教育科学，2011(4)：75.

[4] 韦雪艳等. 高校青年教师教学能力影响因素与提高措施实证研究[J]. 现代教育管理，2011(7)：75.

[5] 陈庆文等. 教育学课程群建设初探[J]. 玉林师范学院学报，2008(6)：104.

[6]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4.

篇14

历史上任何一派诗歌发展就像河流都有其源流，如宋代“以文为诗”之诗派，其代表人物主

要有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苏轼和辛弃疾等。宋代的这一诗派是继承和发展唐代韩愈（768－825年）的诗歌创作理论。自中唐以来，诗歌出现了柔弱浮荡的风气，韩愈为了矫正这种不良风气，主张以写文赋的笔调创作诗歌，以古风的音律统领诗律，因此他创作的诗歌才力充佩，想象奇特，气势宏伟和不同凡响。诗歌发展到北宋苏轼（1037－1101年）那里，他继承了韩愈“以文为诗”的良好创作方法，同样是“以文为诗”，他却能客服前辈欧、苏和梅等浅率苦涩的缺点，而能把诗写得英发精警和流畅婉转，充分显示出他的驾驭语言的才情。和苏轼同时代的黄庭坚（1045－1105年）则开创了另一诗派，这就是江西诗派。江西诗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陈师道、陈与义、韩句、吕本中和曾几等。苏黄二人同朝为臣，但他们在诗学上的主张却迥异。黄山谷的诗歌源流主要出自唐代杜甫，杜甫作诗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喜欢以事理见闻入诗，在音律上讲求格律精严，还把诗写得拗削兀奇。这些手法都被江西诗派所继承，江西诗还发展出了著名的“瘦硬”诗歌美学。正因此，黄庭坚的诗歌写得意象新奇，字偶奇特，句法烹熟，音节精准拗削，而且可用“生新瘦硬”的审美特征来概括。

我国诗歌发展到清代，诗坛又出现了新的流派嬗变，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发展和成熟，如“性灵说”、“童心说”、“神韵说”和“格调说”等诗学理论的出现，为诗歌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明末清初，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到了顶峰，随着叶燮（1627－1703年）《原诗》诗学的出炉，使诗歌文学发展到登峰阶段。宁都诗歌正是在这样的大好机遇下发展起来的。按照易堂九子之一彭士望的观点，宁都古代诗歌大部分继承了江西诗派。我观宁都古代诗歌，为何有那么多高水平的作品，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此，正是得益于我国清代高度成熟的诗歌理论。

传统诗词发展到今天应当革新，它寻求革新的理论是什么呢？作者认为：利用现代诗歌和散文改造传统诗词是很有效的途径，这就是当代人要走的“以文为诗”之路。当代文学主要指20世纪8、9十年代的现代诗歌和散文。从这些当代文学中可供借鉴的协作技法大致有：意象堆积、跨时空和时空错乱情节安排，潜意识自动写作法和通感拟人以及悖论等修辞手法。所谓意象堆积指人的思想情感靠意象群来表达，而跨时空则指意象来自不同的时间和空间，所谓时空错乱则指意象的排列没有时间和空间顺序。

在处理主客观关系上，采取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方法，这就是意象法。在处理抒情表现手法上，采取古典主义与现代主义相结合的方法。中国古典文学大概属于高雅文学，它的气质雅正，它的风范儒仁委婉。而现代文学属于通俗文学，它的气质庸俗，它的风度平凡猥琐。在形式上，古典文学的缺点在于辞藻晦涩，音格繁琐套式，而现代文学的优点则是语言流畅，不受音格语言之束缚。正因此，现代诗词的发展就是要走古典与现代相互补充之路线。作者在多年的现代诗词写作实践中，还借鉴了江西诗派和宁都诗派的许多创作规则。如“瘦硬”理论和“风雅”诗教理论以及重真气理论等。我希望，随着写作技巧的不断成熟，现代诗词的艺术水平一定会超过前人。

2013.1.2

谈两种创作方法的结合

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对文学创作之方法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自然无为法，二是人力有为法。这里所谓的创作方法指作家在进行创作中的心理方法。这种心理方法主要包括处理主观和客观，如作家在处理客观事件和景物时的心理方法。这种方法要么顺其自然不作人为控制，要么受人的思维控制。在过去坚持前种创作观的人有先秦的老子和庄子以及魏晋时的谢灵运等。坚持后种创作观的人有儒家代表人物孔子以及魏晋时的陆机和张华等。前者的方法可称为“解衣般礴”或“出水芙蓉”，在现代西方文学中则称为“意识流”写作。后者的方法可称为“错彩镂金”或讲究辞藻与章法等。前种方法有自然之美，更重神似。后种方法有雕饰之美，更重形似。

当文学批评发展到北宋时期，继承以上两种创作观的人又有了新的代表，他们是苏轼和黄庭坚等。苏轼作文主张“无心为文”，而黄庭坚则主张“有心为文”。这两种创作观的含义和区别如何呢？所谓“无心”指在文学创作过程中要减少人为的干扰，坚持“随物赋形”，即万事万物的形态如何，诗文的内容和形式也就如何。主张描慕自然而不加创造。所谓“有心”指在文学创作中要增加人为的干扰，在词法和句法上要精工细雕。这两种创作方法其实质和前面提到的创作观完全相同。

当文学批评再发展到清初时，又出现了“学人之诗文”和“文人之诗文”。前者以顾炎武和屈大均为代表，后者以钱谦益和吴伟业等为代表。所谓“学人”和“文人”之分，应指作家对待文学创作的态度而非方法。“学人”作家对待创作的态度是“不应为文而作文”，即不要去刻意做文人，所以做文人只是完全为了救国“致用”所需。而“文人”作家则不同，他们不关心社会和人生，而是专门研究文学和做文人。由此可见，所谓创作态度也是指创作方法，而以上提到的两种创作态度在本质上仍然属于前面提到的方法。

在现代，文学创作的方法也分两种，而且这两种方法和古代的两种方法完全相同。第一种叫自然流露法，第二种叫有意雕饰法。当作家处在物我两忘和人与环境为一时，人的思想感情就能借助景物事件自然流露出来，而这种过程不需要人的思维控制。这就是“自然流露法”。对于后种方法则指作家在写作过程中是在思维的控制下进行的。在古代的文学家中，不少人主张把这两种创作方法结合起来，他们如南北朝的诗人庚信和王褒以及南宋初期的吕本中等。作者认为，以上两种文学创作方法各有优缺点，如自然流露法有失文采，而有意雕饰法有失自然理趣。正因此，作者主张在文学创作中应当把两种创作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样做的现实基础是：现代文人尤其从政的文人，他们的心理极为矛盾，一方面他们想搞政治，想做济世英雄；另一方面，他们又想作文人，想借文学之羽翼提升自己的身位。要解决这样的社会心理矛盾，惟有走文化合流之路。

2013.5.25

谈“真气”

自20世纪以来，人类对文学创作活动有了更深的认识。美国现代学者艾布拉姆斯最早提出了文学“四要素”理论，在他看来，文学活动是关乎“作家、生活、作品和读者”四大因素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乃至世界浩瀚的文学理论中，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只探讨作品本身的美学，而只有一两个探讨作品与生活的关系美学。这种理论如战国时庄子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文艺思想。至于探讨作品与作家的关系只是从魏禧开始的事情。应当肯定，魏禧的“真气”说是对前人各种文学理论的总结和创新。在中国文学史上，东汉时期的王充提出了“真美”理论，这种理论反对文风的虚妄，提倡文学作品内容要真实，而且认为只有真善的东西才是美的。到了南朝时期，针对六朝时文“习华随侈，流遁忘反”，只重辞藻形式，不重内容充实的不良文风，刘勰又提出了“风骨”论，后来唐朝陈子昂发展了这种理论。在明代，针对前后七子复古慕拟的坏文风，焦竑和汤显祖共同提出了“情真”说。到了清代，作为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叶燮提出了“理事情论和才胆识力论”。在这些理论中，前三种都只在作品层面上探讨“真”的美学价值，只有最后者才在作家自身的修养上探讨“真”的美学内涵。

宁都古代“易堂九子”诗歌其总的风格特征可用“真气”二字来概括。正如当时的大文学家方以智所评论的那样：“易堂真气，天下罕二矣！”如何理解这句话？所谓“罕二”指再无第二个了，也就说，“真气"是易堂诗歌独一无二的风格特征。关于这个观点，可用易堂九子彭士望的观点来证明，他在为魏禧诗集所作的《叙》中说：“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其端见于父子兄弟朋友之间，而祸发于君国。此皆叔子自言其所得，精湛刻至，为古今名人所未发。”由此可见，“真气”的确是易堂文学家独创的做人做诗的独创风格。

宁都古代文学家的诗歌风格固然因人而异多种多样，但其总的风格应当是“真气”。可以说，“真气”是宁都文学家最基本共同遵守的创作原则。何谓“气”？《辞海》中的解释词条主要有如下几种：（1）气味：味道；意趣或情调。（2）气息：呼吸之气；情感、意趣或风格。（3）气岸：气质风貌。（4）气节：节操。（5）气象：气度、气概。（6）气韵：神气和韵味。（7）气质:风骨。根据上面的科学解释可知,所谓“气”应指整个人的生命活动，它包括人的生命、行事和情操性格等。所以“气”指人的全部本质内容。它在诗歌中主要指内容，但也包括形式。跟“气”相连的词语还有很多：如风气、文气、娇气、贵气、酸气、傲气、霸气、阳气、邪气、恶气、寒气、仙气、神气、精气、正气、生气、朝气、秋气等。所谓“真气”指立身行事，读书写诗，都要强调一个“真”字。做人要做“真君子”，待人交友要“真切恳到”，要讲义气和气节。读书做学问要“真实有用”，写诗歌要发自“真情”，写出“真意”和“真性情”。可见，“真气”作为一种诗歌创作理论，它所包含的内容是全方位的。既从做人的道理和修养，再到著述作诗的性情都做了全面的理论规定。

为什么说“真气”说是宁都魏禧和易堂文学家独创的诗歌理论？第一，它继承和包涵了我国古代多家文学理论。如上面提到的王充的“真美”观，南朝刘勰的“风骨”论和明朝汤显祖的“情真”说等。第二，魏禧成功地把诗歌创作中的“真”美从作品转移到了作家，这是他的首创。正是这一重要发现把文学研究从诗歌作品扩大到作家。第三，扩大了“真”的美学外延。在过去的文学理论中，所谓“真”只是指情、理、事，但魏禧把它扩大到了“气”。在魏禧看来，所谓文学作品中的“真”不仅包括“真情、真理和真事”，而且还包括“真人和真气”。魏禧在诗歌文学中首次开创了表现“真人”和“真气”的美学，这就是著名的“以气节入诗”。

所谓“真人”指作家一定要有气节修养，一定要是“正人君子”。那些阿媚小人和虚伪取宠之人绝不能作诗人。可以说，正是因为有良好的人格修养，才保证了魏禧诗歌的刚劲雄浑和浩然正气之文风。在春秋时期，孟子对“气节”做过精当的解释，他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一个人怎样才能养成浩然正气呢？在孟子看来，这个人必须坚持真理，以儒家的道义忠信来培养自己，而且不要让自己靠近邪恶下流的东西。如果能做到这样，这个人的浩然正气就会增长，以致充塞天地之间。

在诗歌风格上，魏禧更重追求清刚之美，因为这是一种气质之美。根据我国宋明理学知识，气质对于人是非常重要的，甚至它决定人的死生。《韩非子－解老》上说：“是以死生气禀焉。”而《论衡－命义》上则说：“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在此祖先试图用“气”来说明人的死生贵贱等命运。宋学家甚至认为，不仅人禀受天地之气而生，而且禀受清气者为圣人，禀受浊气者为恶人。因此在魏禧看来，既然“气”对于人如此重要，诗歌就是要表现人的清气之美。因为诗歌作品就像人，只有禀受了这种天地之清气，它才是有贤有德的“圣人”，而且只有这样的诗歌作品才能永恒。正如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所讲的：“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在这里，曹丕强调诗文是有生命的。认为诗文呼出的气有阳刚和阴柔之别。而且随着作者的不同，即使具有相同阳刚之气质的作家，诗文中这种气的清浊程度也是不同的。

“以气节为诗”之特征如下：第一，在内容方面，规定作家应当表达气节为主。这些气节如大公无私，爱国怜民，坚持正义和不屈不饶等。第二，在形式方面，主要表现在遣词造句和形像塑造上。其特点是语言简短有力，多采用五言或四言句式。在魏禧近六百首诗词中，其中四言和五言诗就有四百多首，占总数的73％左右，而七言诗只有一百多首，只占22.3％左右。在意象的营造上多选择瘦硬和颜色朴素的物象。应当指出，魏禧诗风转向崇宋的目的就是要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浮艳诗风。

现举魏禧《登莲花山》半阙诗为例：“百折山泉出，千寻石磴通。孤篁秀阴谷，高鸟入寒松。”在这首诗中，用到“山泉”、“石磴”、“孤篁”和“寒松”等意象，这些意象在颜色上是清亮的，在形态上是修长坚硬的。从这首诗可知，魏禧所追求的诗歌之美是清俊瘦硬。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诗才能生动感人，因为无论从诗的外在气象上还是从诗的内在气质上都是如此。相反，如果一首诗缺乏血气和精气，那它就会看不到气色而萎靡不振，甚至连气息也会停止，最终要中断气运。很显然，这种好诗其源流只能出自对宋代江西诗派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