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文化与经济学的含义

文化，广义地说，一般是指在人类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它包括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物质文化是指人类创造的各种物质文明，包括日常用品、交通工具、装饰品等，是具体的客观物质。制度文化是指生活规则、家庭组织方式和社会制度等等。精神文化是指文学、政治学、哲学、历史学、伦理学等等，它们都深刻影响着人类思想和文明。

在个体层面上，文化一词具有合宜性。例如某个人受过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言谈举止优雅，并在某些社会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都合乎社会主导价值体系，甚至是社会价值观所认可并崇尚的对象，所以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而受到尊重。在群体层面上，文化是指在不同社会群体中产生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思维方式。因此，文化具有物质的属性，也具有精神的属性，二者互相依存，相互创造和发展。

经济，广义地说，是指人类为满足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而进行的一切活动。狭义上说，经济是指物质的生产、流通和分配，也形成了一门学科叫经济学。经济包含了物质属性和精神属性，文化也有着物质内涵和精神内涵，因此，二者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也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叫做文化经济学。国际上权威文化经济学刊物《文化经济学》杂志将文化经济学定义为:文化经济学是一门将经济学分析方法应用于一切公共及私有的创作艺术、表演艺术、文化遗产及文化产业的学问。它着重研究文化部门的经济组织以及与文化相关的生产者、消费者、政府部门的行为，它的研究主题涵盖了很广泛的范围，包括主流的及新兴的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福利经济学、公共政策及制度经济学。

文化经济学的产生，标志着文化与经济学的融合和发展。文化经济学一般包括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文化产品的价值;文化资本的可持续性;文化遗产的分析;文化产品的生产和文化产品的消费。

2.文化产品的经济基础

文化在整体性上表现为对满足人类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需要的产品，这种文化产品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流通，表现为商品化。文化产品具有社会实践的性质，脱离了社会现实意义的产品也终将会被淘汰。人们在最基本的日常生活中，都普遍凝结着文化因子，这种文化因子的普遍性正是文化产品进行流通的基础。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基础之下，人们选择相应的生活方式，建立完善一套相应的社会文化制度。人类整个的生产系统就是一个充满了文化意图的领域。也即，所谓自然，并非一种完全脱离于人的独立客体，而是由人的存在赋予了一定意义的、用精神的线予以贯穿起来的一种社会存在。这种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决定了人同自然界的关系直接地包含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直接地就是人同自然界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饥饿总是饥饿，但是用刀叉吃熟肉来解除的肌饿不同于用手、指甲和牙齿啃生肉来解除的饥饿。人类的经济发展过程，既具有自然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既是真实存在，也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因此，物质的生产一方面具有客观实践性，也同时打上了文化含义的烙印;文化范畴一方面具有抽象和自制的性质，也同时拥有其物质基础。

在现代社会中，随着文化事业的高度发展，市场中的企业不再单纯是生产的基地，而且也是不同企业文化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地方。企业内的文化氛围，更具有维护社会稳定，实现人和人关系和谐的功能，这超越了仅仅是提供商品生产的功能。在消费领域，传统的物质消费已经无法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开始转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营销中，不仅宣传产品的经济价值，也宣传其产品的文化功能和价值，从而使得市场营销开始提升文化层面的评价，最终使得文化产品快速地商品化了。

二、文化与经济的基础性关系

1.文化与经济的共生

一般的说，经济是文化的基础，决定文化的发展;文化是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支配和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从文化和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来看，两者具有共生的关系。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和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作为人的本质存在的一种体现，无论是文化还是经济，它们都是人作为自然界本身的一部分，为维持和繁衍自己的生命存在而生产人所必需的消费品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结果。

人类活动具有自我意识和主动性，具有非常直接的目的。这种目的反过来使得人类活动具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也使得活动过程本身也具有意义和价值。生产作为人类活动最普遍的一种行为，也具有了意义和价值。因此，在生产过程中，既体现了经济性质，也体现了文化性质。因此，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上，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具有文化的性质，都具有文化的内涵和价值，而文化本身也蕴含着经济的性质。文化与经济是既有其独立性，又有其共生性。

文化和经济体现了人类的发展进程，二者也体现了生命的延续，统一地指向一个对象。彼此交融，形成了一种文化经济共同体，也即文化经济一体化。在人类社会发展到在物质生活可以满足自身的需求时，文化开始逐渐繁荣起来，为了适应人类对文化的需求，文化和经济开始互相结合起来，并成为一种互动双方，不能离开彼此。真正自觉的、合目的的、现代意义上的以精神文化产品的生产、消费和流通为主体特征的文化经济活动，则是在人类文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即在人类自觉地发现文化作为一个相对独立于经济之外的一种财富之源，以及成为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之后才出现的。

2.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人类的经济行为首先是为了生存，此后才是发展。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本身就具有了文化的含义，其行为也就有了文化的属性。每一次经济的革新，都代表了人类文化有了一次质的提高。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正是揭示了经过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和价值，也说明了一个民族的精神文化气质与该民族的社会进程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也说明了文化与经济逐渐交融，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

文化系统的全面升级，其内容包括了人在进行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感情、思维方式等体系，也即文化和经济逐渐统一起来。文化有其结构，经济也有其结构，二者在共生的基础上走向了一体化。例如，农耕式的文化与自然经济相对应，工业文化与工业经济相对应。每一次经济结构的质的革新，必然伴随着文化结构的革新。同样，人类文化思想的每一次提升和解放，必然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变，二者一一对应。

历史文化推动经济结构，经济结构改变文化，二者共生，并彼此交相影响，逐渐融合为一体。现代社会，商品体现了以人为本，并附加了更多的文化象征和价值，形成了文化商品的产业链，也形成了工程学、美学等学科的融合。当精神文化的消费需求实现了对于物质消费需求的本体性超越，使得一切关于知识和美的精神文化创造获得了财产和财富的价值认同，以文化的经济价值为追求目标的产业文化产业应运而生，从而在全新的意义和层面上形成了文化与经济的一体化。

篇2

张晋敏（1991-），女，甘肃武威人，西北民族大学2012级民族学专业硕士生。

摘 要：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精神财富。民族文化对经济的发展既有促进作用，同时，某些民族传统文化也会成为经济发展的障碍因素。增强民族地区的竞争力，不单是要提高区域民族经济的增长能力，而且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关键词：民族文化；经济；关系

一、民族文化的结构与特点

（一）民族文化定义

文化一词起源于拉丁文的动词“Colere”，意思是耕作土地（故园艺学在英语为Horticulture）。到了古代希腊和罗马时期，因为公民对于社会政治和社会的参与，认为人的理智也需要加工，就像土地需要耕耘，于是文化被理解为培养公民政治和社会参与能力，培养一个人的兴趣、精神和智能。18世纪，文艺复兴时期，文化与人的教养联系了起来。此后，许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下过定义，可谓层出不穷。克莱德・克拉克洪曾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作过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条之多。

现代人类学家爱德华・鼻祖泰勒是第一个界定文化概念的学者。他在1871年将文化定义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所获得的能力与习惯的复杂整体”。他的定义影响重大且深远，时至今日国内外讨论文化的著作都要提到这一公认的最早的专业文化定义。

美国社会学家David popenoe则从抽象的定义角度对文化作了如下的定义；一是一个群体或社会就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它包括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在物质形态上的具体化，人们通过观查和接受其他成员的教育万而学到其所在社会的文化。此定义的前两句概括了泰勒的第一句，文化对于人类来说，就象是本能对于动物一样，都是行为的指南。

文化在汉语中实际是“人文教化”的简称。前提是有“人”才有文化，意即文化是讨论人类社会的专属语；“文”是基础和工具，包括语言或文字；“教化”是这个词的真正重心所在：作为名词的“教化”是人群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共同规范（同时这一规范在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的对象化成果中得到体现），作为动词的“教化”是共同规范产生、传承、传播及得到认同的过程和手段。

目前，我国学者一般认为，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宋原放主编《简明社会科学词典》第176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出版）。狭义的文化则指依附于语言、文字、书籍、建筑物以及自然万物等载体得以显现的人们的世界观、价值取向、意识流动和精神气蕴等。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民族语言、民族性格、民族传统以及生活方式等，都可以构成民族文化的形式。由此，民族文化指的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

（二）民族文化的结构

民族文化或者文化的结构有二元结构说、三元结构说、四元结构说和多种要素说。

二元结构说源于前苏联学术界，认为文化由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构成。物质文化是少数民族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及其创造方式。精神文化主要是指用脑力劳动所创造出来的成果。其理论基础是的唯物史观。除了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划分外，还有“显在文化”和“潜在文化”、“表层文化”和“深层文化”、“硬文化”和“软文化”的区分。

三元说。DAvid总结文化的要素主要为3个：（1）语言和符号.（2）规范准则，对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人们应该怎样思想、感觉和行动作出的解释，包括习俗、道德、宗教和法律；（3）物质文化，实际的和艺术的人造物体，它反映了非物质文化的意义，包括机器、工具、衣服、房屋等等。目前，通常是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和“实物文化、行为文化、观念文化”的几类。

四元结构说。英国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在著作《文化论》中，把文化划分为四个方面：（1）物质文化；（2）精神文化；（3）语言；（4）社会组织。除此以外，还有“智能文化、物质文化、规范文化、精神文化”和“精神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的划分法。

多要素说。代表性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他在著作《文化变迁》中，从文化功能与文化起源相结合的角度，把文化划分为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然后把非物质文化划分为宗教、艺术一类的精神文化和规范人类行为的制度、习俗一类调适文化。

（三）民族文化的特点

主要是：（1）共有的。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它是使个人行为能力为集体接受的共同标准；（2）差异性。在同一社会内部，文化也具有不一致性。例如，在任何社会中，男性的文化和女性的文化就有不同。此外，不同的年龄、职业、阶级等之间也存在着亚文化的差异；（3）后天性。学习得来的，而不是通过遗传而天生具有的。生理的满足方式是由文化决定的，每种文化决定这些需求如何得到满足。从这一角度看，非人的灵长目动物也有各种文化行为的能力，但是这些文化行为只是单向的文化表现如吃白蚁的方式警戒的呼喊声等。这和人类社会中庞大复杂的文化象征体系相比较仅显得有些微不足道；（4）象征性。文化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文字，但也包含其他表现方式如图像（如图腾旗帜）肢体动作（如握手、吐舌）行为解读（送礼）等。整个文化体系是透过庞大无比的象征体系深植在人类的思维之中，人们也透过这套象征符号体系理解解读呈现在眼前的中种种事物；（5）适应性。指的是文化能够适应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6）普遍性。不同民族群体所具有的饿多样的、特殊的文化内容往往是用普遍性的框架组织起来的，不同文化在终极价值和一般性伦理约定方面是非常相似的。

二、民族文化与经济的关系

一般地讲，民族文化与民族经济之间存在复杂的相互作用关系。一方面，任何民族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另一方面，民族文化反过来又对民族经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既有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因素，也有与经济发展相矛盾冲突的因素。下面分两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民族文化与经济的一般关系

1.民族文化与经济从来密不可分

文化与经济是人类所创造的财富中的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即文化是整体，是物质财富、经济财富的总和，经济只是其中之一。生产力越发达，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就越密切。从这个角度说，今后的经济是文化经济。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的竞争。如果少数民族在文化问题上变得自觉了，并且把民族传统文化和现代化结合好，可以在未来的经济发展只能感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另一个角度说，只有发达的经济而没有先进的民族文化，并非真正的强大；如果只谈经济，不谈民族文化，经济的发展也难以持久。

2.民族文化与民族文化竞争力密切相关

所谓文化竞争力，概括地说，就是各种文化因素在推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中所产生的凝聚力、导向力、鼓舞力和推动力。主要表现为文化创新能力、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高素质的人才。随着科技经济的发展，文化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文化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越来越高，不仅经济发展需要文化来支撑，而且文化产业本身也已成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竞争力是综合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此，增强民族地区的竞争力，不单是要提高区域民族经济的增长能力，而且应该是经济、社会、文化和自然的协调一致的发展能力的全面提高，尤其是民族文化竞争力的提高。

3.区域文化对区域竞争力具有“乘数效应”

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等理论研究表明，区域竞争力的增强需要文化因素的支持；反过来，经济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又会促进区域竞争力的提升，而且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特定的社会经济可以兼容并蓄，产生文化乘数效应，从而促进特定区域生产力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就我国而言，以孔孟儒家积极入世、崇尚进取为特征的齐鲁文化，因历史上商贾云集、重商遗风远扬的江浙文化，以20世纪20至40年代金融意识为底蕴的海派文化，善于开拓、勇于进取的岭南文化，以及长于经济形势分析、政治嗅觉灵敏的京派文化等，都对其所处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不同的文化源动力，致使中国东南部及沿海地区自改革开放以来与西北地区尤其是内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日益拉大。

（二）民族文化对经济的负面效应

1.传统文化对于经济开发的障碍

对于民族经济的欠发达现实，在一段时期里人们习惯于将其归咎于生态环境恶劣、经济基础薄弱、人口素质差诸如此类的原因。的确，民族经济之所以落后，这些都是原因，甚至是很重要的原因。然而好比是说“经济落后”是“经济落后”的原因一样，本身是不合逻辑的！如果我们把研究的目光拓展到经济以外，从文化的角度来考察民族经济欠发达的原因，则有可能从另一个侧面为我们打开一个认识民族经济发展的思维空间，从而使我们可以尽可能客观地面对民族经济发展的现实。

民族文化作为一种控制机制，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文化的不适，往往会导致行为的不适，其结果是人的经济行为偏离经济发展的一般原则。由此，在民族经济欠发达问题上，我们的讨论就不能仅仅停留在表层的经济现象上。尽管对于这些现象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而应当透过这些经济现象，去探讨导致民族经济欠发达的文化原因。民族经济的发展，政策上的倾斜和经济上的扶持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忽略了其他非经济因素的发展，尤其是少数民族在文化上的自觉调适，则政府的所有这些努力都只可能取得事倍功半的效果。

2.西北民族文化对于经济开发的障碍作用

总体上讲，西部民族地区在文化方面不同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地方是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其实质是一种惰性文化。由于历史沉淀和累积效应的作用，这种以伦理为核心、富有人文精神的传统文化，包括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重义轻利的价值标准、谦恭和顺的人生哲学、求稳求同的思维方式、知足常乐的文化心态，已经深深地根植于西北民族地区人民的精神生活中。西部民族地区随处可见的听天由命、消极无为的处世观，安于现状、好逸恶劳的幸福观，不求更好、只求温饱的消费观，死守田园、安土重迁的乡土观，等、靠、要的度日观，畏难怕险、墨守成规的工作观，喝酒赌博的娱乐观就是这种世俗性文化在日常行为选择中的真实显现。西北民族地区文化和它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障碍在于它具有鲜明的特殊性。主要是：

（1）多元性和差异性。社会文化环境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隐性影响因素。适宜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助于市场经济文明的形成、发育和成长，反之则会阻碍农耕、游牧文明的传统社会向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社会的顺利转型。长期以来，由于自然、经济、历史、社会等条件不同以及的差异，西部民族地区形成了多层次、多元化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并且决定了本地区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居民在价值取向、创业精神、竞争意识、适应市场经济的能力、对待市场化改革的态度等方面必然有较大差异，因而与东部相比，在市场文明的进程中人们的主动性、积极性、适应性也将因所属文化圈不同而不同，进而影响作用和程度也相异。

（2）逆市场性。西北民族地区所有游牧文明、农耕文明、藏传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相结合而成的文化体系，是草原游牧经济、小农经济、自然经济的产物，其核心观念和主体意识已经成为人们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加以遵循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与此相适应其价值观、财富观、就业观、生产生活方式、一种高度束缚下追求未来生活即“来世”的理想生活模式，同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准则相矛盾和相抵触，因而使该区域与东部地区相比，在发展中面临更大的阻力和障碍，致使该区域目前的市场化程度仍然很低，市场化进程仍然很慢。如：市场经济提倡“经济人”，把人看成是经济利益的主体，认为追求财富是天经地义的事，而该文化则提倡“道德人”，把创造财富视为小人之举，从而压抑了冒险创业与从事商业的社会精神；市场经济提倡自律基础上的市场竞争，而该文化则提倡“平均主义”和贬低逐利行为；市场经济提倡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民主制，而该文化则提倡血缘宗亲的家族中心论，表现为人们呼唤“青天”，崇拜权威，希望“家长式”人物拯救社会市场经济注重法理，而该文化讲求感情，情大于法，少独立，少理性；尤其是游牧民族“无恒产，无恒信”的经济关系，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工业文明的契约精神和与信用交易相适应的现代主流文化。

（3）保守性和封闭性。西北民族地区民族众多、各异等因素造成文化传统呈现出明显的封闭狭隘特征，传统农业社会、农耕文明气息浓郁悠久，尤其是该地区黄土高原板结性质的黄土文化、游牧民族的“逐水草而生”的文化，有很强的内聚力，总是企图把新的文化意识、异质文化和对立思想纳入到固有的文化中去，使外来文化在与其融合中失去原有的特征。并且由于复杂的文化环境和众多的民族成分，根本上使本地区与其他地区进行文化交流和互动时面临更大障碍，很容易以民族纠纷和宗教纠纷等形式再现出来。加之计划经济的外在动力，使这种文化的排他性、封闭性进一步强化，二者结合起来形成了一种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封闭落后的思维定势，进而对国家政策的理解局限在文字上，从实际出发和变通很少，缺乏创造性思维和社会文化创新，不能在文化转体和吸取异质文化中适合自己的精华部分，难于摆脱文化传统的羁绊。

在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关系中，文化因素的影响十分关键，它是决定减缓或加速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否合理的根基。如果脱离对该地区文化基础之分析，任何一种经济改革和政策都将不能从根本上使其发展差距得到彻底解决；同时，若把西北民族地区区域协调发展目标问题与其文化因素分析相脱离，也将最终要以失败而告终。

综上所述，文化发展及因素分析是拉动西北民族地区经济增长、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深层原因。须在发展西北民族地区特有的文化传统优势和进步性的基础上，将市场经济主导下的现代工业主流文化逐渐纳入和融合到西北民族地区文化之中，并将其文化进行重构。只有实现使其成为极富世界性、多元性和先进性的开放文化体系，西北民族经济开发才会呈现为整个社会的整体协调运行，西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有持久的文化源动力和支撑加速力。（作者单位：1.甘肃省广播电视学校；2.西北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赵显人《西部大开发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1年。

[2] 温军《民族与发展――新的现代化追赶战略》，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

[3] 王希恩《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现状及其走向》，《民族研究》2000年第6期。

[4] 《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学术研究》2003年第7期。

篇3

按照学者的定义，文化是一个群体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这一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群体文化被视为该群体成员所共有的一套规则。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是嵌入于群体文化当中的。群体中一个人的异举不一定能够改变群体文化，但是很多个人的异举则显示为群体文化的变迁，决定了群体文化的产生、复制、传承、选择和变迁。

在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容易陷入文化决定论或者文化虚无主义两种极端观点。一个区域的文化与本地地理、气候、环境、经济、社会、政治发展状况以及人的感知等因素有关，也与外部的信息交流、刺激和冲击等因素有关。一个区域内，一些文化不一定对经济发展有明显影响，另一些则有明显影响。即便存在明显影响，经济与文化之间不一定存在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正反馈的累积因果关系。

区域文化在一些条件下对地方经济发展可能发挥影响（比如在市场环境中），在另外一些条件下可能不发挥影响（比如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反过来，区域的经济发展（比如其经验和教训）也会影响到区域内的文化，而这种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经济发展。

也就是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但不一定嵌入于地方存在的全部文化。而且，即便嵌入于地方存在的一部分文化，还存在强嵌入和弱嵌入问题。一些冲击因素（比如计划经济）还可能导致地方经济发展及其模式，去嵌入于地方存在的文化。

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共生演化框架还是不完全的，但我们可以把它作为一种有待检验的假说加以利用。这里我们试以温州和苏南地区为例来对之加以分析。

温州地区和苏南地区都有人多地少的特点，为什么前者走上了主要发展个私经济、后者走上了主要发展集体经济的道路？此外，改革开放后，温州地区之外的浙江省其他地区总体也大搞乡镇集体企业，后来为什么先于国内其他地区实施改制，走上主要以发展个私经济的“温州模式”之路？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温州在内的浙江和苏南地区两者有一点相同：两者都有着发展工商业的传统。

温州地处东南沿海，远离政治中心，人多地少，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这种地理环境和资源条件迫使历代温州人需要依靠经商养家糊口，逐步形成强烈的重商文化、商业意识和商业头脑，这又反过来促进温州人的商业发展。

温州在宋朝的时候就出现了“永嘉学派”，其代表人物为叶适。“永嘉学派”综合了儒家文化、周边外来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要素发展而来，讲究实效，主张义利并举。而温州的本土文化属于“水文化”，这种基于海洋的“水文化”有一种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是一种“重商文化”，与历代温州人必须借重航海贸易的生活方式有关。温州被称为“瓯越”，“越”人被吴人视为“野蛮人”，“天高皇帝远”，有着一种反抗皇权专制的文化传统。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经济的计划控制，温州人的商业文化传统很难发挥其效用。不过，早在改革开放之前，温州就有人私下对抗“皇权”搞农户家庭承包制，有着相对较多的个体和私人经营成分。改革开放之后，温州人成为自组织大力发展个体经济、私人经济的地方，还利用了“红帽子”企业这类假集体企业形式――温州人搞的股份合作制实质上也是数个私人大股东掌控的私人实体，而非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自组织发展在1980年代成就了名闻全国的“温州模式”。这里，温州的重商文化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共生演化，两者之间存在着强烈的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位于长江下游的小三角，即江浙沪交汇之地，自古以来就是天下粮仓，也是各代官府重税之地。这种地方历来稳定压倒一切，官府控制较严，要求秩序稳定、百姓顺从。不过，即便是重税之地，税负在多数年份也会在官民博弈中倾向于达致一种平衡，使百姓值得努力劳作。当地内河水系发达，历史上形成的“吴文化”就是指这一带的地方文化。它也属于一种“水文化”，但这种“水文化”属于“内陆水文化”，不同于“海洋文化”，有利于商业运输，但没有多少冒险精神和开放精神。苏南地区临近代表“海派文化”的上海。而上海的市民“小传统”也受到“吴文化”的影响。相对于上海，苏南地区的“吴文化”是一种城乡混合文化，总体上有着勤劳、精巧、阴柔、秩序（顺从）等特点。

晚清以来，苏南地区就大力发展并拥有了较发达的经济作物种植业和家庭手工业，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无锡、常州、镇江等地已成为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重要基地。在计划经济时代，苏南地区的社队企业有了一定的基础，这也便利了改革开放之后苏南发展乡镇集体企业。苏南地区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改革之初上海国有企业较多，社队企业的资金规模和人员规模也适合于与上海的国有企业的合作。苏南集体经济的发展显示出“吴文化”与以集体经济发展为主的“苏南模式”也有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浙江的杭嘉湖地区距离吴文化区较近，受到吴文化的影响。而浙江的其他地区，比如宁波，就与温州类似，同属“海洋文化”，而且根据1842年中英《》，宁波与上海等地一起成为通商口岸。1949年后，由于浙江省地处东南沿海前线，资源贫乏，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央政府长期不在浙江发展重工业。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在浙江的人均投资只有420元，属于全国投入最少的省份。温州之外的浙江其他地区虽然也发展了大量乡镇集体企业，但是这些地区比省外其他地区政府职能转换和企业转制更早，总体上转向自组织经济。前述浙江区域文化无疑有助于这种转型。浙江省到20世纪90年代末，民营经济得到了蓬勃发展，可以说，浙江全省的地方文化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有着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苏南地区的改制虽然落后于浙江，但毕竟进行了改制。这种改制与“吴文化”的某些要素发生了脱钩。市场因素的冲击和不同所有制结构效率的真实比较，也对当地的区域文化造成较大的冲击，“温州模式”和“浙江模式”中的一些重视个私经济的文化和正式制度因素也为苏南地区所接受。由此看来，苏南地区的“吴文化”即便仍然成为“吴文化”，其内核已经出现了变迁。从苏南地区当前的高速发展来看，新的“吴文化”与苏南地区的新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一种强累积因果效应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在浙江和苏南地区，还都存在着集权文化和依附文化。集权文化的存在与我们的单一制政体和主流意识形态有关，也与中国的政治传统有关。有集权文化和集权体制的地方，就有依附文化。这种文化和其他文化（地方文化，儒教文化，西方文化）存在着竞争关系，它们之间的合力影响着地方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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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经济建设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8-0-01

一、文化经济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特征

文化经济并不是一个专业的术语，甚至于学界对其都没有准确而明晰的定义，在本文当中主要表示的是和工业经济、农业经济或者是商业经济相对称的一个概念，表示在少数民族内通过文化资源的开发而获得的市场经济价值增值，其基本特征可以简单的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1.文化经济是一种人类资本型经济

文化本身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综合体，多方面的包含着知识、信仰、道德、习俗或者是艺术等，具体到少数民族，强调的就是人们所能够获得的所有能力。文化经济的发展是通过文化资源的生产、保护来实现的，因此在发展与进步的过程当中也能够对整个少数民族内的知识水平、道德高度以及艺术水平等起到非常好的提升作用，这实际上表达的就是人力资本的优质性。正是因为这样，我们认为文化经济是一种人力资本型经济，其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实现人力资本的不断增值。

2.是低能高效的优质经济

低能高效优质经济是现代社会发展和进步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文化经济正好能够达到和实现这样一种完美的目的。文化本身就是人类文明的积累和表现，它的进一步开发和再生都不需要大量物质资源的投入，只需要有文化有素质有能力的人来对其进行发掘和再现即可，而在我们国家这样一些方面的人才是并不缺乏的。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文化经济相比于其他的经济而言在投入上是大大减少的，尤其是在新世纪新环境人们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现在，人们对于精神享受的追求更是使得文化产品成为了高附加值的产品。

3.文化是一种扩散性经济

文化资源在开发和利用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是能够获得直观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还能够通过市场性质的展示来扩展出新的良性发展道路来，在此过程当中，民族文化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会大大加强，伴随之而来的就是交通运输、通信咨询、建筑商贸或者是商业金融等各行各业的快速崛起与发展，这对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刺激、促进和保障都是非常有利的。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文化经济的发展能够对人们文化素质以及道德水平的提高起到非常好的激励作用，这也就意味着，文化经济的发展能够实现社会主义进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丰收。

二、少数民族文化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

1.少数民族特色文化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

中西部地区想要尽快实现改革开放和进步，就必然需要通过资源优势发展产业优势的方式来实现，而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最具有竞争力的资源优势就是特色文化，这是因为少数民族在较多方面处于不尽理想的位置，因此就只能够通过自身独特的部分来占据市场优势，如少数民族内独特的产品或者是独特的生产技能等，或者是其他更加别具一格的文化资源等，如新疆维吾尔族，就具备相当多这样的典型产品，农业产品如葡萄干、文化产品如新疆舞蹈，以及其他的旅游产品等，都是能够为当地的经济发展起到非常好的促进作用的。

2.少数民族经济发展由粗放型转化为集放型需要通过文化手段

经济增长从粗放型向集放型的转型是我们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必然需求，而这样一种转变过程就要求我们不断增加新的要素来提高经济增长的效率，那么，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就成为了我们最为关注的问题。对于这样一个问题，很多经济学家进行过非常多艰辛的探索和分析，最终认为需要通过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来实现，其中最为强调的就是知识、技术和人力资本。具体到少数民族的经济建设，知识的生产力就成为了最为主要的生产力和竞争力，也成为了成就经济完美发展的关键所在。可以看到的是，少数民族内的文化积淀越深，则越有条件提高当地人们的知识水平和整个地区内人们的思想意识，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就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提高劳动生产效率。

3.少数民族的文化功能决定了文化能够成为经济发展的支点

文化经济的功能决定了它确实能够成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在这里我们通过四个方面的具体内容来对其功能进行分析和概括。一是文化能够对民族风情和异域情调予以表现和展示，从而加强对外开放并带动经济发展，我们国家的少数民族存在着相当多历史文化遗产或者是名胜古迹，除此之外，在食物、服装、婚俗、礼仪或者是节庆等各个方面也有着各不相同的显著特点，这样一些特点的存在都使得少数民族非常具有对外开放的能力和必要性。二是能够有效带动其他产业的良性发展，从而使得少数民族内较为脆弱的经济结构能够得到良好的调整和改善，文化经济本身的综合性质比较强，且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也使得人们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增加，文化经济就能够通过关联性质的作用来带动旅游、交通或者是邮电通讯等多行业经济的良性发展。三是通过文化的方式和手段发展经济还能够实现少数民族内的文明建设，可以看到的是，文化经济的发展所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直接的经济收入，还有民族区域内产业结构的改善和优化，甚至能够使得整个国家内的经济都走上更加合理的道路。可以看到的是，通过文化手段发展经济已经成为了少数民族对外开放的重要选择，文化活动所构建起的健康、文明和高雅的形象，使得更多的人能够看到少数民族内的特色，这对于整个国家民族遗产的继承和发扬同样是有好处的。

结语

本文通过民族文化、经济发展等基本概念的阐述，以及少数民族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关系的分析，指出少数民族内经济发展的重要支点就是文化，希望能够对少数民族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起到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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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旅游资源；全城全域；灵魂

旅游与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是旅游资源的魅力所在，是旅游主体的出发点与归宿，是旅游立兴旺发达的源泉；旅游则有利于挖掘文化、丰富文化、优化文化和保护文化。

一、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一） 旅游经济的发展最高境界乃是与文化的交融。不论是人文景观的游览，还是自然景观的亲近，都离不开文化的存在。旅游活动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文化活动。无论是旅游消费活动还是旅游经营活动都具有强烈的文化性。文化的本质又决定了文化的旅游功能他天然地融合和体现于旅游全过程。旅游作为当今世界最广泛、最大众的交流方式，必然是展示文化、传播文化、推动文化的重要载体。正如孙尚清指出的，”旅游在发展的一定阶段是经济-文化产业，在发展的成熟期是文化-经济产业.”此言透彻地阐明了旅游与文化的融合程度。

（二） 文化是旅游发展的灵魂，旅游是文化发展的依托。旅游产品的竞争力最终体现为文化的竞争。业内人士都清楚，旅游的个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和体现着对文化的应用，旅游产品的品位，反映策划、规划、开发者对文化的理解。只有把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旅游产品才更具有生命力。这个基本规律对于民族文化资源的旅游开发，更是表现得极为突出和典型。例如：西双版纳的傣族泼水节、杨丽萍的原生态大型歌舞《云南印象》等，都是对民族文化充分理解和挖掘运用的典型。当今世界，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旅游业已进入一个大发展的重大调整期，旅游与文化表现出了一体化的深入，共生的共同发展趋势。

（三） 旅游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途径。文化学者于丹说过：文化文化，重点在“化”，不在文，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旅游作为“化”的途径。现有的文化传播形式已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的需要，而旅游业作为朝阳产业，传播形式活泼多样容易被人们接受，可以作为文化传播的途径。

旅游在文化传播方面旅游具有很大的优势，很多旅游景区、景点都是各种教育基地，比如纪念馆是红色教育基地；佛寺道则可以传播佛教、道教文化；博物馆、文化馆更是包含了悠久的中华文明。旅游参观让文化深入浅出，不再晦涩难懂，我想也是孔夫子当年带着他的三千学生周游列国讲学的原因之一，夫子在两千多年前就告诉世人，教育可以通过“游学”的方式进行。其实，文化又何尝不可以通过旅游的方式传播？所以，旅游是文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的突破口之一。

二、文化与旅游的发展路径

（一）旅游的“十二头”理论，为文化与旅游的发展提供载体。有看头 2、有玩头3、有住头4、 有吃头5、有买头6、有疗头7、有行头8、有说头9、有学头10、有拜头11、有享头12、有忆头13、有回头

（二）“六个一”工程，促进文化旅游的结合。1、一个好的广场；最好是能够体现当地的风情特征，民俗文化。2、一条好的街道；最好不要低于500米，每一个门面都要精心设计，切记不能卖农药、农具，要有咖啡馆。3、一个好的博物馆；比如体现现代与远古的桥梁，体现生活方式的变迁等，核心是文化。4、一个好的购物中心：可以展示当地的纪念品，特别是能代表地方文化的纪念品。一个纪念品就是当地文化的浓缩。5、一台好的节目：这台节目一定要代表当地的文化特色，比如遵义的《魂》、江西的《红歌会》、陕西的《梦回延安保卫战》、广西的《印象刘三姐》等。6、一个好的宣传片：体现当地的风俗、风光，用多种语言，一定要有英语，时间一般控制在八分钟左右。

（三）旅游“四个化”，促进文化与旅游全面发展

1、全城全域旅游化：全城全域旅游化是在有条件的旅游城市或目的地提出的具有战略性的一种发展思路和理念，即将整个城市或区域作为旅游吸引物，整合、提升和创新一切能为旅游所用的资源和要素，发展成为一个特色鲜明、功能完善、独具魅力的旅游目的地，要以旅游产业为核心和主导性产业，引导空间布局、产业体系、功能配套等规划和建设。

（1）以全城全域旅游化的规划理念为引导。要确立“城市即旅游”的新理念，以全城全域旅游化的规划理念和手段把旅游发展全方位地融入城市和区域整体发展，把城市作为最大的景区、最好的旅游产品、最美的旅游目的地来建设和经营。（2）以旅游功能的提升和完善为抓手。一流的城市不仅仅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一定也是高品质生活、高品位休闲的旅游城市。（3）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和营造旅游环境为保障。一是注重软实力建设，建设完善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二是注重服务品质，树立“中国服务”品牌。三是要大力提高民众好客度。（4） 以绿色田园城市建设作为旅游发展的有力载体。将田园城市作为旅游发展的整体吸引物，全面体现生态化、人性化、生活化、个性化和和谐化等现代城市特征，倡导旅游发展与城市环境的完美融合，以实现旅游发展的综合效益。

2、多种资源旅游化：旅游资源是一个动态概念，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外延，是无极限的。要整合资源、挖掘资源，创新资源，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不为所有，但为所用，转化和开发可利用资源为旅游所用，以超旅游资源观的理念，跳出资源看资源，满足当前大众多元化的旅游需求。

3、各行各业旅游化：各行各业旅游化是指通过各部门、各行业的通力协作，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建设向满足旅游需求和实现旅游功能转化，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构建产业集群，提升旅游产业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1）农旅融合，推陈出新。要用景观的概念来建设农村，用旅游的理念来经营农业，用旅游的方式提升农民收入。（2）工旅融合，增色添辉。结合工业资源基础，深入挖掘，做精做强，延伸旅游产品领域，以工业品牌的影响力带动旅游开发、以工业品牌的多元化丰富旅游产品，注重体验性和知识性，打造特色工业旅游产业链和产业基地。（3）文旅融合，提升品质。需要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以文化为灵魂，以文化显个性、建品牌、拓市场，打造旅游文化品牌，营造旅游文化环境。（4）商旅融合，人财两旺。商旅融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发展商务会展旅游，要走专业化、市场化、品牌化、规模化、信息化之路，建立多样化的旅游吸引物，提升品质和吸引力；发展商贸旅游，以建设商业旅游综合体为突破口，扩大区域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