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资源养护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渔业资源养护，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1黄河流域基本概况

黄河发源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麻莱县东北部，巴颜喀拉山脉卡日扎北麓的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海拔4500—4800米，黄河自源头流经玛多、达日、甘德，在久治县进入甘肃省，在青海省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再次入境，经玛沁、兴海、贵南，贵德、尖扎、化隆、循化，在民和进入甘肃省。干流流经青海省4州1地区16个县，境内干流全长1694公里，占全长31％；流域面积12．1万平方公里，占全流域面积的16．1％；多年平均径流量为280亿立方米，占全流域水量的48．4％。青海省境内黄河支流众多，流域面积在300平方公里以上的各级支流90余条，其中10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29条，主要支流有湟水河、大河坝河、曲什安河、泽曲河、洮河等。黄河流域最大的湖泊扎陵湖和鄂陵湖，水域面积分别为526．1平方公里和610．7平方公里，湖内均蕴藏有丰富的鱼类资源。

1．2渔业状况

黄河上游青海段现有鱼类35种，其中土著鱼类22种，外来种13种。土著鱼类分属2目3科1l属22种，其中鲤形目2科10属21种，包括黄河上游特有的两个单型属种，黄河鱼属和扁咽齿鱼属，鲶形目1科1属1种。黄河上游鱼类区系组成比较简单，属中亚高原山区复合体鱼类有17种，占土著鱼类的77．3％，构成鱼类区系主体成份，为鲤科裂腹鱼亚科和条鳅亚科鱼类；属第三纪早期区系复合体鱼类1种，兰州鲶；属中国平原区系复合体鱼类2种，刺鮈和黄河绚；属北方平原区系复合体2种，黄河雅罗鱼和北方花鳅。主要经济鱼类有厚唇裸重唇鱼、花斑裸鲤、黄河裸裂尻、极边扁咽齿鱼、拟鲇高原鳅、黄河高原鳅等。外来种主要是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进行沿黄水库渔业开发时引进的，主要人工增养殖种类为高白鲑、池沼公鱼、虹鳟、河蟹等。在龙羊峡、李家峡开展虹鳟鱼网箱养殖，龙羊峡水库网箱养殖曾取得亩产75吨的全国记录，目前民营企业虹鳟等网箱养殖发展势头较好；龙羊峡水库池沼公鱼大水面移植增殖1997年获得成功，年均产量1400吨以上，产品出口到日本、韩国等地；高白鲑大水面增殖2007年在龙羊峡水库获得成功，该鱼做为发展生态渔业理想品种极具潜力；贵德沿黄滩地河蟹养殖近年来发展较快，显示出地方特色和良好地经济效益。

1．3黄河上游水电开况

黄河上游已成为我国规划建设的重要水电基地和能源基地。龙羊峡以上黄河鄂陵湖出口至羊曲河段1360km，规划建设16座电站，已建成黄河源电站，2009年开工建设的有班多电站、羊曲水电站；龙羊峡至青铜峡河段918km，规划25座大中型水电站，省内黄河干流现已建和在建的水电站共10座，已建成7座，分别是龙羊峡、尼那、李家峡、公伯峡、苏只、康扬和直岗拉卡；在建3座，分别是拉西瓦、黄丰和积石峡。大通河规划18座电站，目前已建成8座水电站，在建有石头峡水电站，引大济湟调水总干渠工程。

1．4渔业资源养护情况

1．4.1渔业机构设置与管理。我省黄河干流及其支流湟水河、大通河沿线，渔业机构主要是设有渔政站或水产技术推广站。现有3个市(地、州)级渔业机构，分别是西宁市渔政站、海南州渔政执法大队和海东地区水产站；有13个县级渔业机构，包括玛多、共和、贵德、尖扎、化隆、民和、大通、湟中、湟源、互助、平安、乐都县、门源县等。主要开展渔政执法、水产技术服务等工作。目前黄河流域沿线尚有2州、11个县未建立渔业机构。

1．4．2禁渔制度。对沿黄重要渔业水域、水系实行重点保护，鄂陵湖、扎陵湖以及吉迈以上黄河河道相通的湖泊进出水口、鄂陵湖与扎陵湖之间的河道、星宿海附近河道常年实行封湖育鱼，龙羊峡水库每年6月21至7月31日和10月21至翌年3月31日为禁渔期。

1．4．3渔业保护区建设。经农业部批准，2007年建立黄河上游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2008年建立扎陵湖鄂陵湖花斑裸鲤极边扁咽齿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开展黄河上游特有鱼类的资源救护、原种保存、渔业生态环境监测等工作。

1.4．4增殖放流。2007年在黄河苏只水电站、积石峡水电站建设鱼类增殖站2座，主要增殖放流黄河裸裂尻鱼、花斑裸鲤、厚唇裸重唇鱼等裂腹鱼类。2009年6月首次开展黄河土著鱼类放流活动，向河道放流人工驯养的黄河裸裂尻鱼苗15万余尾。并于当年在苏只鱼类增殖站花斑裸鲤和黄河裸裂尻鱼人工繁殖获得成功，共培育出鱼苗17万尾，这两条鱼的人工繁育技术成功在国内均属首次，标志着我省水生野生动物人工驯养繁育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为大规模开展黄河土著鱼类增殖放流奠定基础。

1．4．5渔业环境监测及环评。近年来陆续开展了黄河拉西瓦水电站、积石峡水电站、黄河上游特有鱼类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河南县)渔业生态环境监测，洮河青海段水生生物监测，以及大通河石头峡水电站、引大济湟调水总干渠工程水生生物监测，并对引大济湟调水总干渠工程进行水生生物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等。

2存在问题

2．1沿黄流域渔业资源养护管理工作薄弱

我省黄河流域渔业资源养护工作基础薄弱，管理机构和手段还未能覆盖到全流域。沿黄除东部农业区少数沿黄县区有渔政或水产技术推广等机构外，青南绝大多数地区目前尚未设立渔业行政和管理机构，严重影响到全流域工作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且设有基层机构的，没有明确的水生生物养护等职能，也缺乏工作专项资金，不能有效开展水生生物的养护工作。

2．2缺乏对沿黄流域渔业资源系统调查

对沿黄水域及渔业资源状况不了解、不掌握，缺少基础数据。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原国家水产总局开展过黄河渔业资源调查工作，之后的20多年里，除做过零星的小规模的调查以外，再没有做过系统性的调查。现在经过多年的人为活动的影响，在鱼类组成、分布区域、数量方面都已发生重大变化，一些种类已变为濒危物种。境内黄河流域鱼类的种类、分布和现存状况尚不清楚，其生态学研究等许多方面尚属空白，从而对制定相应的濒危水生动物保护措施缺乏一定的研究基础和科学依据。

2．3水电工程建设对渔业资源影响环评及补偿措施滞后

黄河上游水电站的开发对渔业资源造成的影响难以估计，在黄河干流上修建的水电工程设施，直接或间接改变水域生态环境，鱼类栖息地范围不断缩小，连续性分布被割成点状分布，严重影响了鱼类“三场”，阻断了鱼类生殖洄游通道，冲沙、下泄低温水等严重影响鱼类的正常繁殖、栖息，尤其是土著鱼类种群下降明显。目前我省境内黄河流域除苏只水电站和积石峡水电站现建有土著经济鱼类增殖站外，其他水电站都没有修建渔业资源增殖设施，已建成的大部分水电站也没有详细开展过渔业环境评价，现国家缺乏对水电工程建设对水生生物带来影响的有效管理和补偿措施，亟待建立水电开发与水生生物保护的协调机制和补偿机制。

2.4黄河上游珍稀土著鱼类资源急剧衰退

由于黄河上游鱼类大多为高寒地带生活的种类，生长期短，生长速度缓慢，性成熟期相对晚，繁殖力低的特性，已经成为这些鱼类种群发展的限制因子，决定其种群再生能力相对脆弱，一旦其种群数量受到外界因素影响而急剧下降，种群在短期内很难恢复起来。在近数十年人类活动与环境变迁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黄河上游鱼类总体资源明显下降，造成资源衰退，部分种类已呈濒危。2004年出版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黄河上游水系鱼类被列为濒危物种有9种，占黄河上游土著鱼类的40．1％。受污染影响鱼类生存最为显著的就是黄河上游最大支流湟水河，随着湟水河沿岸工农业的发展，湟水河接纳了大量的污水，导致鱼类急剧减少。黄河干流中个别鱼类现面临灭绝危险，如黄河雅罗鱼、黄河鮈、兰州鲶、骨唇黄河鱼等鱼类的减少十分明显，龙羊峡以下已很难觅到。

3保护对策

3．1开展宣传教育、营造良好氛围

黄河上游渔业资源养护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共同努力。沿黄各级政府要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充分利用电视、广播、报刊等新闻媒体及张贴标语、发放宣传资料等多种形式，围绕《青海省关于贯彻实施〈中国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行动纲要〉的意见》精神，开展相关法律法规及基本知识的宣传教育，增强生态保护意识，增进人们对水生生物的关注和关爱，倡导健康文明的饮食观念，自觉拒食受保护的水生野生动物，为保护工作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3．2建立和完善沿黄渔业管理体系

建立健全和完善沿黄县一级渔业管理体系，以县为主，促使管理机构和手段覆盖到全流域。利用现有的基层体系框架进行填平补齐，沿黄各地区已建渔业机构，赋予相应业务职能，未建渔业机构的县成立综合渔业机构，职能定位在水生生物养护、渔业环境监测、鱼病防检疫、水产技术推广服务等，同时保证有一定的人员、设备和运行经费，能够有效开展渔政执法、水生生物养护、水产技术咨询服务等工作。通过争取建设资金，重点支持县一级渔业保护机构和体系建设。

3．3建立健全涉水工程对水生生物资源影响的补偿机制和协调机制

尽快出台或建立可操作的涉水工程对水生生物资源影响的管理、补救措施的具体政策，使所有涉水工程建设单位在建设中环评论证、行政审批，以及采取何种补救措施都有章可循，做到统筹兼顾，布局合理，保障对遭受破坏的水生生物资源和水域生态环境的补偿和修复。同时建议农业部和水电开发集团建立协调机制，统一就水电开发后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协商解决，使有关渔业资源管理部门能够有行业评估和论证的结论批准权。

3．4开展本底调查和动态监测工作

针对黄河流域的渔业资源严重衰退、水域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现状，急需开展黄河流域基础性调查和研究工作。开展黄河上游土著鱼类种质资源调查，包括黄河上游干支流及内陆湖泊土著鱼类物种数量、物种多样性调查、资源量评价和生物学特性分析等，并进行土著鱼类遗传学评价，通过蛋白质、同工酶电泳及其线粒体和核基因测序等技术方法，从生化、分子水平评价黄河上游干支流及湖泊土著鱼类各物种间的遗传分化、种内进化显著单元、种群遗传多样性、种群结构和基因交流情况。在此基础上制定保护规划，跟踪监测其种群变化及其生态环境，并建立全流域重点水域渔业环境监测网，由国家安排项目和经费，使监测工作常规化，定期监测公报。

3．5加强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

现已建两个黄河上游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基础上，进一步扩大保护区范围，增加土著珍稀保护鱼类。重点在黄河干流龙羊峡至羊曲段、大通河上游建立拟鲶高原鳅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在黄河支流洮河上游建立厚唇裸重唇国家级种质资源保护区，对上述珍稀鱼类进行专项救护。

3．6开展黄河土著鱼类增殖放流工作

依托已建的黄河上游鱼类增殖站，跨省、跨地区(部门)协作，选择2—5种特有土著经济鱼类进行人工驯养、繁育技术研究和增殖放流，并对放流效果进行跟踪和评价，以逐步增加和恢复其天然渔业资源量。

3．7利用水体资源，大力发展养殖渔业

青海境内黄河段龙羊峡上游为黄河源区，生态环境脆弱，不宜进行渔业开发利用，主要以水生生物养护及监测为主。龙羊峡以下至积石峡段形成的大中型水库形成的库区面积约70万亩，利用水体洁净、冷凉的资源优势，发展冷水鱼增养殖业潜力巨大。可采取大水面增殖和集约化养殖并举的措施，进行高白鲑、虹鳟、金鳟等鲑鳟鱼类大水面增养殖，加快水体开发，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增加农渔民收入。同时开发黄河土著鱼类养殖品种，发展沿黄特色水产养殖，以此减轻对天然水域野生鱼类资源的需求压力，促进黄河渔业保护与开发协调发展。

篇2

严重的海洋环境污染引起了舟山市人大代表的高度关注。2008年初的舟山市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钱自行等代表提出了《关于加大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力度的建议》。

建议指出，浙江是海洋大省，舟山是海洋大市，舟山乃至浙江经济对海洋的依赖度非常高。而要建设海洋强省、海洋强市，保护海洋环境是先决条件。代表们建议，一定要加大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宣传力度，增强全民对保护海洋环境重要性的认识，提高全社会的环保意识。同时，加强对污染源的控制，切实做好污染源的这标排放。包括对重污染行业进行重点监督检查，对污水直排入海的水产企业加大整治力度，对新建的工业园区必须先行建设油污水处理装置，加大港区航行作业船舶排污的专项整治，加快城区污水处理厂和截污管线的建设，尽快使城区的雨污合流管道分离。

另外，要建立健全的海洋环境监测网络，为海洋环境质量的评价和污染事故损失的索赔提供科学的依据；建立海域污染补偿机制，开展海洋生态修复。

办事结果　坚持标本兼治打造海上花园

代表的建议引起了舟山市政府的高度重视，舟山市环保局和市海洋与渔业局共同协作，进一步加大了海洋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为强化环保宣传力度，增强公众环保意识，舟山市环保局着重对重点污染治理工程建设进程进行跟踪报道，对污染严重的企业进行曝光，并加大处罚力度，以引导企业正确处理好开发海洋和保护海洋的关系，从而提高全社会海洋环境保护意识。

其次，从源头上控制污染排放。着重加强对城市生活污水、水产品加工业及船舶修造企业等重点污染源、环境风险企业及工业园区的污染治理；加强对化工行业、油品业等高环境风险企业的监管力度，把有毒有害物入海污染的环境风险降到最低。2008年，舟山市先后新建、改造了5座污水处理厂，污水日处理能力这8万吨以上。同时，通过对全市56家涉污企业进行关停及结构调整等举措，较大幅度地减少了陆域污染物排海量。

目前，国家海洋局东海分局还在舟山成立了“舟山海洋工作站”，建成了岱山、嵊泗两个县级站和六横岛观测站，另有两个区级站和金塘、大巨岛观测站也已着手筹备。为加强对入海排污口的监督监测，强化对海洋污损事件及赤潮、风暴潮等海洋灾害的监视监测，还大幅增加了海域环境监测临时站点。据统计，监测站点已从2005年的23个，增至目前的100个，监测频次也从原来的每年1次增至每年2次。

与此同时，舟山市海洋与渔业局还在全省率先实施建设项目海洋生态补偿机制，由相关涉海企业出资，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对特定海域进行渔业资源增殖放流等海洋生态修复。截至2008年4月，全市已对8家新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引入海洋生态补偿机制，共筹集海洋生态补偿资金近300万元，并于2008年7-8月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资源增殖放流。

篇3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

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公约》主要强调国际合作义务，以期各国间通过协商或通过国际组织实现渔业养护与管理的协调与配合。但是实践中各国立场冲突使得存在对《公约》条款解读的不一致，同时沿海国管辖权的明显扩张意图共同导致对这两种鱼类保护的不力。鉴于国际法没有高于国家的统一的执行机构，洄游鱼类种群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的执行主体仍要落实到各国。国际海洋渔业资源制度的执行一方面需要国家的对执行规定的遵守；另一方面，也需要国家就规定执行应具备的相应能力。但是，国家的执行意愿与执行能力往往难以平衡。

5结语

篇4

1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理论基础

1.1全球共同利益原则

渔业资源是人类从海洋获得的最主要的水产品，占人类捕捞的水产品的90%，也是海洋最主要的生物资源，与海洋生态环境甚至整个地球生态系统都有紧密联系。对于渔业资源的国际法关注也早就突破了单纯海洋法的范围，国际环境法的视角的强化更强调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养护。

为实现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人类活动应恪守义务约束;且活动关注的中心也应从人类利益转向人类与生物共享的全球利益。可以预见的将来，对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必定是更多地吸收国际环境法的先进理念并通过具体的制度予以落实，这也意味着渔业资源国际法规制终将归位于全球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

1.2极限理论

渔业资源枯竭的现状说明渔业资源的总存量是有限的，渔业资源的再生和自我更新能力也是有极限边界的;人类的过度捕捞活动一旦超越了这一边界就会产生渔业资源衰竭的问题。二十世纪80至90年代联合国对公海大型远洋流网捕鱼作业的系列决议就是渔业资源极限问题的实证。海洋资源分配所体现的基本精神义务，它为人们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设置限制，它要求各国占有、开发海洋资源的行动服从全球海洋资源持续利用的总体安排。

作为最主要的海洋生物资源，要以有限的渔业资源满足人类不断增长的需求自然也应服从这种以义务为重心的分配，而这种分配的义务重心则不仅要求渔业资源法律制度以限制人类行为为主，更重要的是为各项制度安排明确的义务主体并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

因此，对海洋渔业资源的国际法规制最终仍应落实和以推进国际合作国家责任为方向发展。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极限理论说明:一切作为人类共同财产的资源，其一定是将义务置于权利之上的，即将义务作为重心。且这种义务本身也是为了实现义务承担者的长远利益。国际海洋渔业资源法律制度正应以全球共同利益原则和义务重心的基本思想为指导原则，任何可能背离这两点基本法理的尝试都是危险的。

实际上，国际渔业资源法律制度的发展已经表明其义务重心，《公约》和后公约时代的各项制度都通过义务主体的安排，对渔业活动予以了越来越具体的限制，且越来越强调通过国际合作履行义务。

2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管理

2.1专属经济区的概念

所有的沿海国都享有一种领海权利，即沿海国有权把沿海捕鱼权完全保留给本国国民，禁止或限制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其管辖海域内从事捕鱼活动，这种权利被称为渔业管辖权。二十世纪40年代起，以拉丁美洲沿海国家为首，提出了一种新的主张，在沿海二百海里海洋区域内建立经济专属区。自此，很多海洋国家开始纷纷效仿，专属经济区的概念也就被提到各种海洋大会议题。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规定，专属经济区是领海以外并邻接领海的一个实行特定法律制度的区域，该区域的最大宽度从测算领海宽度的基线起不应超过200海里。

2.2专属经济区的权利和义务

之所以要制定专属经济区内渔业资源相关法律，其目的就是明确海洋渔业资源管理的主体，并规范沿海国在享受海洋权益的同时，承担该海域的养护任务。沿海国享有是权利主要包括:

①自行决定该海域内海洋生物的可捕量，分为不同时期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国家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个别船只对海洋生物的可捕量控制;②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的可捕量，因享有专属经济区的沿海国有促进该海域内生物资源得到适度利用的义务，因此，在这个前提下，他们可以限定其他国家对该海域生物资源的利用;③其他国家的国民在共享海洋资源的同时，必须遵守沿海国的相关法律法规，这也是确保沿海国能确实有效的保护海洋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前提。而沿海国同时也要承担防止该海域内渔业资源的过度开发，并承担养护的义务。

3公海渔业资源管理

3.1公海渔业资源管理的历程

格劳修斯在1609年的时候曾发表了《海洋自由论》，自此，一种公海捕鱼自由的观点逐渐被大家追捧。而随着沿海国对海洋渔业资源的捍卫以及海上霸权的争夺，以及后来《公约》的形成，开始对公海捕鱼自由进行限制，许多国家纷纷加入了该《公约》，公海捕鱼的限制逐渐被广大沿海国所接收。根据《公约》的规定，所有的缔约国均有义务要求本国国民或自行，或与其他国家合作采取养护公海生物资源的必要措施。事实证明，不管是渔业资源的有效开发利用，还是渔业资源的养护与管理都离不开国际间的合作。同时，国际间的合作也是弥补海域划界所导致的管辖权争议，衔接各海域渔业制度的有效方式。除了《公约》对各个国家规定的义务外，《促进公海渔船遵守国际养护与管理措施的协定》也规定了公海渔业信息的交流与合作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便利了国家间在公海信息的广泛交流。《遵守协定》强调船旗国之间应互相交流有关渔船的资料，以协助彼此查明悬挂其旗帜、从事有损国际保护和管理措施的违法渔船②。另外，《遵守协定》还设定了缔约国间通过粮农组织开展的合作。

3.2 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出现的船舶改挂旗帜现象，成为对渔业管理措施最具破坏力的因素之一，引起了全球的关注。所谓的船舶改挂旗帜，是指船舶撤销其在一个国家的注册后又在另一个国家重新注册，其通常是为了达到降低运行成本和优惠的缴税条件等经济目的，从而规避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规则的约束。渔船改挂船旗规避管理措施的行为，不仅严重危及了区域性渔业组织的管理主体地位，还直接影响了国际社会和区域性渔业管理组织所采取的养护和管理渔业资源措施的效果。针对公海渔船改挂船旗，一系列国际法律文件都试图以强化船旗国义务为问题解决的突破口。

4洄游鱼类种群资源管理

针对洄游鱼类种群，国际法首先突出对此类鱼类种群的特殊关注，在进一步分类的基础上，就不同特点的洄游鱼类予以不同的制度规制，并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突出区域性渔业组织的主体地位，此外，针对洄游鱼类严峻的生存状态，引入预警原则。

预警原则的基本概念最早出现于1992年6月通过的《里约宣言》，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根据资金的能力广泛适用预警方法。如果存在严重不可逆转的损害，缺少完全的科学确定性的危险不应当作为拖延采取代价昂贵的措施防止环境损害的借口。

篇5

1加强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组织领导

为切实保证渔业资源得到有效恢复、加强生态保护、增加渔民收入[1-2]，2011年蒙城县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严格执行农业部《水生生物增殖放流管理规定》和《安徽省水生生物增殖放流技术规范》等规定，成立了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领导小组组长由县水产管理站站长担任，副组长由县水产管理站分管渔政工作的副站长担任，成员为渔政人员；技术小组组长由县水产管理站分管生产工作的副站长担任，成员为专业技术人员。在成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领导小组和技术小组的同时，又制定了《蒙城县2011年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实施方案》，2011年在该县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中，加强了组织领导，完善了监督机制，又制定了方案，强化了工作指导，从而确保该县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规范而有序地进行。

2开展苗种的增殖放流

2.1开展放流苗种的提前检验

按照省渔业局的2011年通知要求，蒙城县在2010年12月已把准备放流苗种送省渔业环境监测中心进行检验，经检验合格后的苗种，才能作为渔业增殖放流的预备苗种；苗种经检验合格的单位才有资格参与2011年蒙城县渔业增殖放流项目的竞标。

2.2通过公开招标确定放流苗种供应单位

2011年1月23日，蒙城县农业委员会公布蒙城县2011年渔业增殖放流实施方案，2011年2月1日蒙城县水产管理站蒙城县2011年渔业增殖放流项目招标公告，通过招标、竞标，鱼苗供应单位选择了具有渔业增殖放流资质和苗种生产资质的亳州市水产良种繁育中心，2011年2月25日，蒙城县2011年渔业增殖放流项目单位蒙城县水产管理站与苗种供应单位亳州市水产良种繁育中心签订了《蒙城县2011年渔业增殖放流水产苗种供应合同》。

2.3确定放流时间、地点、品种和规模

根据近几年来蒙城县各公共水体渔获物的数量及其品种构成，同时根据公共水体水质状况、水生生物量的多少确定了该县2011年渔业增殖放流的地点、品种、规格、数量和放流时间。确定2011年4月9日为蒙城县渔业增殖放流活动日，活动开始时间为8：30；放流地点为涡河上游蒙城城关段、涡河下游蒙城双涧段和蒙城县城南新区人工湖；人工放流规模为春片鱼种60万尾，放流品种为草鱼、鲢鱼、鳙鱼、鲤鱼，规格均为7～15 cm。

2.4进行渔业增殖放流公证和公示

为确保渔业增殖放流的公益性和公正性，2011年4月9日在开展渔业增殖放流活动时，邀请了蒙城县公证处的公证员进行了现场公证，并出具了公证书。对于此次放流活动，又在蒙城县电视台进行了公示，时间为7 d。

3继续实施禁渔制度，开展专项行动

2011年，经省农委同意，蒙城县继续在该县的5条国有主河道实施封河禁渔。全县禁渔面积2 000 hm2，禁渔时间为3月1日至8月31日。2011年，蒙城县开展了多次严厉打击“电、毒、炸”违法行为的专项行动。在广泛宣传《渔业法》的同时，严厉打击一些“电、毒、炸”违法分子。2011年该县共查处渔事案件12起，没收销毁电捕器7台，组织了3次渔业专项治理活动，从而保证了全县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工作的顺利进行。

4开展水生生物外来物种入侵防治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工作

目前，蒙城县水花生泛滥，该县所有水域均有分布，直接影响了渔业生产，2011年，蒙城县积极组织有关人员进行防治和人工清除，但效果不明显。芡河是淮河水系的组成部分，以盛产鳜鱼、青虾闻名。为确保芡河鳜鱼、青虾种质资源的稳定，维护渔业生态平衡，2009年，蒙城县政府下发了蒙政秘〔2009〕59号文件《关于建立蒙城县芡河鳜鱼青虾种质资源保护区的批复》，建立了蒙城县芡河鳜鱼青虾种质资源保护区。根据该县实际情况，2010年完成了芡河鳜鱼、青虾种质

资源保护区的规划工作；2011年，该县申报了省级种质资源保护区；目前，安徽省农业委员会已批准蒙城县种质资源保护区为省级保护区（皖农渔〔2011〕344号），省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申报，将有力促进该县渔业资源的保护。2011年，县政府拨专款10万元用于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的建设工作，2011年，该县已建成了1个监测站，设置了核心区、实验区标志。

5结语

通过落实2011年的渔业资源保护项目，渔业资源保护成效显著，在蒙城县的涡河、城南新区增殖放流水生生物苗种，该县的渔业资源状况明显好转。通过对2011年增殖放流的苗种进行跟踪分析，2011年增殖放流区域鱼类种群数量比2010年同期增加7.5%，这充分说明蒙城县2011年渔业资源保护、渔业增殖放流取得了明显效果。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水生生物养护资金不能满足生物养护放流的需要，需加大养护资金的投入[3-4]；水花生已严重影响了渔业生产的发展亟需治理；渔业生态环境亟需进行监控，必要设备缺乏等问题还有待解决。

6参考文献

[1] 杨兴，姚俊杰，袁家谟，等.贵州省水生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的规划[J].贵州农业科学，2008，36（6）：123-126.

[2] 赵法箴.加强增殖放流科学研究促进水生生物资源保护[J].中国渔业经济，2004（4）：2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