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和经济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文化和经济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文化产业；经济增长；理论

[DOI]1013939/jcnkizgsc201717091

文化创意产业（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ies），是一种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产生的以创造力为核心的新兴产业，强调一种主体文化或文化因素依靠个人（团队）通过技术、创意和产业化的方式开发、营销知识产权的行业。文化创意产业本质上并不是全新内容，它的内容是非常成熟的各个产业分支，比如广告、漫画、设计、演出、建筑设计等，其中广告业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深刻影响着世界各国的经济面貌，同时也对文化施加重要的影响，造成了国际文化秩序的变动和文化格局的重组。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是重要的经济问题，也涉及意识形态，国家安全的层面，所以各个国家都十分重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和国家品牌的宣传，中国也不例外。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落后于中国GDP增长速度。据中国传媒大学博士后符绍强的统计，文化产业总值占GDP总量的比重，美国是25%左右，日本是20%左右，欧洲平均在10%～15%，我国仅仅在3%左右。文化产业的进出口比例，逆差幅度惊人。

1创新设计是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技术

我国目前已经兴起了创意产业，其中就包含了创新设计等具体的内容，这是文化产业的核心内涵，我们以创意经济为支点来推动社会经济的进步，确切地说，是以设计创意经济为支点，以设计这个行业直接影响文化创意产业，改变传统产业和高风险投资行业的经济形式。在发达国家，创新设计带来的经济效益比例是很大的，如去年英国创意设计的文化产业产值达到116亿欧元，约占13%，今年这一数字还将持续增长，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工业设计生产价值将会超过15%，这些数据充分表明创意设计在文化产业中的重要作用。根据不久前国家统计局的调查，网络服务、电脑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的设计服务已经成为文化创意产业的主要方向，虽然在规模、资金、从业人员上还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但就创意文化产业来说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不同的设计行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生命力，越来越多的企业已逐渐认识到要在激烈的竞争中取胜，必须有自己的设计，保证其在整个文化行业的前景。许多文化设计企业都想成为下一个三星企业，韩国三星公司在20年前才开始生产电子产品，经过多年的努力，在产品设计和文化创意上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三星公司赢得了更多的市场，跻身为最有价值的品牌行列。

我国创意产业的兴起是不容置疑的，在政府、媒体和社会推动下，创意产业的大船也开启了它的旅程，今后如何走还需要具体细化，这是现代文化产业为经济建设项目的重要作用，成功的创意设计将会促进经济发展和文化创意产业的形成。

2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个关系的研究是发展文化产业和经济的主要手段，目前来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联系。

第一，文化产业与生产力理论。在这里所说的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文化生产力，文化产业通过这个生产力来实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化生产力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这个概念是基于国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提出的，国家的生产力也是国家进行经济发展与建设的主要动力，我们也是强调生产力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生产力并不意味着生产力的单一方面的生产资料，文化产业最终还是要满足人民的物质消费和精神文化，过分地追求利润将无法实现艺术价值的超越，艺术设计方向的产品也是文化产业的内容之一，刻板的规范化和程序化要求使艺术品也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因此曾经出现过反对经济文化产业化的呼声，事实上文化产业是可以形成工业生产力的。1964年，英国伯明翰大学基于文化创意和法兰克福学派进行整合，从微观政治制度和权力分析角度来倡议文化产业与生产消费文化的重要关系，并主张从辩证的观点保护文化产业，促进大众文化的兴起，文化产业就是工业生产力。文化产业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文化生产力具有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学术界对文化产业的理论一直在探索中，对文化生产力的理解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意见。

第二，文化资本促进人的发展。经济学教授大卫・罗斯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举行的文化资本论坛中明确指出：在经济学中，文化资本是基于特定文化价值的积累形式展示财富，强调文化资本在经济生产和经济增长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文化资本理论主要阐述的是文化资本和个人发展之间的关系，如教育和家庭背景对人的影响，同时在文化产品贸易方面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进而决定产品的价值。文化产品和文化产业在经济文化的基础上与地区企业关联，影响国家经济和文化投资以及资本积累等一系列的价值体系。

第三，文化产业促进经济体系的发展。文化产业的品质对经济增长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是现代经济体系的重要增长点，脱离文化资本的经济制度结构可能更容易崩溃，相反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将会加快工业建设的步伐，更新的产业信息，促进传统产业的经济增长。文化渗透将会提高工业产品附加价值，有些行业的经济与文化传统相关联，新形象文化成为经济发展的重点，文化产业和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提高工业产品的竞争力。中国的文化产业与工业产品还在发展过程中，产业链的聚合也正在逐步完善，另外，产业文化的核心价值对于传统的制造业还有更加广阔的合作空间，最大化地发挥文化的载体作用，提高社会经济价值，增加产品的竞争力。

第四，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多的地区已经体会到了经济增长对文化产业的依赖，这一观点已经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规范了，研究表明，文化产业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快速发展的文化产业可以更新资源区并增加吸引力，提升城市的艺术水平和历史文化资源，我国的文化产业与经济发展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3结论

文化创意产业要以人为本，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文化产业和中国特色的文创产品，在结合国情吸收西方文化精髓的同时，应充分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进行继承和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文化产业实践也会越来越重要，我们要注意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与民族文化产业的关系，文化产业与经济增长对于国家实现经济发展与平衡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相关文化产业理论在国内外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已经得到验证，我们应该支持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M].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2]阿瑟・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3]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32）

[4]马克卢普美国的知识生产与分配[M].孙翻君，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5]Harry Hilman-Chartrand，Claire MccaugheyThe Arms Length Principle and the Arts：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Past，Present and Future[Z].Whos to Pay for the Arts，2011

[6]廖春苗，刘兴高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初探――学科交叉的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J].文存阅刊，2017（1）.

篇2

【英文摘要】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growing in the marginal areas of the national statute law， is the main form of our countrys customary law culture， meanwhile， is the key vector and realistic expression of our countrys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Its the eliminating the conflicted and excluded relationship between national statute law and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and re-birthing the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in modern legal system， that is the common goal of returning to the legal cultural tradition of harmonious natural order， rebuilding the spirit of legal faith， returning to the concern of laws valuable reason.

【关键词】民族环境习惯法 传统法文化 法律信仰 价值理性

【英文关键词】 Ethnic Minoritys Customary Law on Environment; Traditional legal culture; Legal faith; Valuable reason

【正文】

在广大民族区域的不同历史分期，民族环境习惯法总是异彩纷呈，生长繁茂，彰显着民族环境习惯法所独有的人文魅力和丰富的法文化内涵。在我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已被推向深入的今天，国家制定法层面的环境法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并获得了强势“话语权”，而与此同时，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况却不尽如人意。诚如陈兴良教授所言，习惯法与制定法在各个国度、各个历史阶段，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反向关系状态之中：习惯法越是强大的古代社会，制定法越是微弱；制定法越是壮大的现代社会，习惯法越是衰弱，民族环境习惯法在当代中国也同样处于几乎无人问津的边缘地带。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这种生存状态源自迅速发展的国家制定法的挤压和侵噬，而更为深层的原因是现代法律对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的背弃。试想一下，人类在一套背弃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精神的信仰和法律价值理性，而仅靠科学逻辑、世俗功利追求和对自然和社会的技术控制而获有生命的法律规则体系的指引下，将会面临一个多么离奇和不可想象的前途，若不及时还回法律应有的精神灵光，等待人类的便是一个罪恶的万丈深渊！现代法律必须迷途知返，找回已远去的法文化传统、法律的精神信仰和价值理性。因此，在这一意义上，民族环境习惯法作为传统法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其所承载的诸多价值和可能贡献并不会因其被边缘化的命运而遮蔽，相反，在相关理论的反思和追问中，民族环境习惯法所蕴含的内在机理及对法律建设生态文明的启示将逐步显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指日可待。然而，民族环境习惯法之“进”必然造成国家制定法之“退”。因此，当国家制定法方兴未艾之时，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面临生死存亡的挑战。仅仅在粗浅层面的认识和论说不仅无法为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提供充分理由，而且将会加剧与国家制定法之间的对抗和挤压。同样，若不探究国家制定法存在的诸多问题而任其一路高歌，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生存状态仍然不会有所改变。这就必然要求不但对国家制定法的弊病进行深度和全面剖析，同时也需对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贡献进行深掘。基于此，本文将通过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重回法律精神的信仰和还原法律的价值理性等三方面的思考，反思和批判现代国家制定法并最大限度地挖掘民族环境习惯法的精粹，以实现民族环境习惯法的重生，进而建构一个更为真实和充满人文关怀的现代环境法。

一、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法文化传统——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一

西方法文化发展至今，作为主导形态的法律实证主义忠贞不渝于这样一个信条：虽然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都可能反映道德和政治选择，但在法律和道德之间没有必然的或者概念上的联系；有效的法律并不需要具有道德性。[1] 不仅西方法律实证主义创始人奥斯丁阐述了“法律的存在是一回事；其优缺点是另一回事”这一基本观点。哈特的思想更是达到极致，认为“对法律概念或涵义的研究不同于对法律产生的原因或起源的历史研究，不同于对法律和其他社会现象的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不同于用道德、社会目标、功能或其他标准对法律所作的评判或评价”[2]，因而，法律体系更似一个“封闭的逻辑体系”，其自足性无需摄取体系外因素的养分。不仅如此，在这一自足法律制度体系的“权威下”，习惯被认为从属于立法，因而习惯法可能被法规剥夺其法的资格。[3]缺乏社会道德考量的法律实证主义乐此不疲于其自足的王国，但在面对工业革命迅猛发展中的诸多问题时，却日渐力不从心。法律实证主义只关注经济立法与规制的自足而无视经济立法与规则的外在因素，只关注技术入法的自足性而无视技术的负面之害。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继而成为现代文明辉煌的统治与核心。而事实却是，法律实证主义的“功利”性自足规则已在一定程度上将人类引入与自然、社会伦理相决裂的冰火时期。于是，西方后现代话语开始怀疑并逐渐反思“为什么在我们时代给出一种有关社会进步以及我们制度意义的连贯叙得如此艰难？”[4]这种怀疑和反思的结论是，在社会历史生活中，法律不能作为独立自足之物而置身度外。在一个崇尚经济之快与科学技术癖嗜的时代，法律不能是经济、政策、功利、技术的奴仆，而更应坚守其道德之根本性。在倡导逻辑和科学的实证主义那里，“人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在讲话”[5]，因而，对道德和传统的忽视注定实证主义“是天真而狭隘的”[6]。“实证主义单纯重视认识对象而无视认识主体、单纯强调逻辑和科学方法的作用而抹杀人的情感和欲望的功能、单纯推崇事实而忽视价值”，必“将带来灾难性的后果”。[7]

在中国，外源型法制现代化的进程使现有法律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几乎完全决裂。工业文明的兴起是西方法律实证主义渗入我国的重要条件。因为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之上的中国古代法虽自成体系且在历史舞台上发挥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工业文明日盛的现代社会，以“形式的或者经济的‘期待’来衡量，它却是不尽合理的”[8]。而“更重要的是，一向决定着中国法律发展的文化和社会因素，以及中国古代法发展趋向本身，都是与形式法律的发展背道而驰的”[9]。受以形式、自足为特征的法律实证主义的直接影响，通过国家立法产生并标榜经济、科技、效率等价值的法律在我国现代社会发展中获得了绝对权威，而中国古代法因其无法承受助益工业文明之大任而只能被迫退居幕后，直至销声匿迹。结果，悲剧发生。经济偏好和科学技术癖嗜上演了人与自然、社会道德伦理冲突的中国版本：环境污染和破坏日益加剧、功用主义盛行、技术统治主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利益主体之间的摩擦与对抗有增无减等等。实证主义自身弊端暴露无遗。而要克服中国版本的实证主义在法制领域里的先天不足，只有两种途径可循，即，要么全盘摒弃，重拾作为自然秩序和谐手段的中国法文化；要么通过发掘中国法文化的合理部分来抵制、消弭其漏弊，达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而第一种途径显然在我国现今社会历史条件下是行不通的，因为这种全盘性解构必然面临解构之后政治、经济、社会等领域制度依赖的空乏，且为市场经济模式下的政治意识形态所不许。这样，只有第二条途径可供选择。而选择第二条途径必将引起中西文化的剧烈冲突和挤压。在这种意义上，“法律改革的命运在根本上取决于文化建设的成败。法律问题最终变成为文化问题”。[10]法律变革的当务之急便是法律的文化识别和选择，无论这种识别和选择的进程如何艰难，扼杀法律实证主义的梦魇而重释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本质及籍以指导我们当如何行为的机制的本质显然十分必要和紧迫。

在识别和选择中，中西文化形态的轮廓逐渐清晰起来。就中国传统法文化言，悠长的历史轨迹勾勒出了一副以人与人、人与自然秩序和睦为轴心的画卷。中国文化关于社会、人生、自然、宇宙等事物都有自己的独到认知。这种认知的核心就是“和”。“和”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特征向量、古代先哲的生命信仰和思维基础”。[11] 如，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的思想；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荀子提出“万物各得其和以生”思想；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的思想；等等。“和”的思想与西方文化旨趣迥异，构成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范式和立场，也直接影响并形成中国法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精神——自然秩序的和谐。而就西方法文化来说，一方面主客二分的主导范式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极度紧张，另一方面，强调利益分配、形式正义以及资本主义之后对经济和技术的热衷“追随”使法律飘摇游离，迷失了方向。显而易见，抵制西方法文化的弊端，回归以维护自然秩序的和谐为目标的中国法文化传统是我国法律发展和变革的主要方向。只有如此，才可实现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与协调。然而，传统法文化的回归需要我们置身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田地之中。曾在中国古代社会籍以生长传统法文化的两块沃土——历代国家制定法和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中，历代国家制定法已全然让位于西方法文化主导下的现代制定法，因而丧失了传统法文化生长的空间。找寻官方颁布的法律中的法文化传统只能寄希望于“死去”的古文本典籍。但令我们欣慰的是，存在于民间的习惯法依然是中国传统法文化再生、延续的沃土。作为民间习惯法的重要形态之一，民族环境习惯法[12]同样在现代制定法疯长和蔓延的缝隙中顽强生存了下来，为我们找寻传统法文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不仅如此，民族环境习惯法所承载的传统法文化源于各民族地区先民们对自然的体验、认识和情感，直接体现先民对自然万物自有秩序的认知，因而也最为深刻地表达了自然秩序和谐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因此，找寻民族环境习惯法中传统法文化的意义更为重大。可以说，回归自然秩序和谐的中国传统法文化，进而建构中国传统法文化主导下中西法文化的良性互动和协调制度形态，民族环境习惯的重生不可或缺。

二、重塑法律信仰的精神品格——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二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人类步入法制文明社会之后，信仰曾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支撑人类对精神和价值王国的虔诚追奉。在西方，两千多年前的希腊人就已开始对伫立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上的真理王国的发现之旅。在柏拉图那里，法律的合法性正是建立于对终极真理矢志不渝的信仰基础之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社会生活的全部是对宇宙万物的目的性和终极性——善的渴望，因而，法律作为一种工具，应将人类引向普遍的善，即法律的目的必须服从对善的道德性选择，否则将是不正义的恶法。自奥古斯丁开始，神学与世俗权力的结盟引导法律忘我于对彼岸世界的朝圣之途，“信仰启示我们，帮助我们在不同的目标中进行正确的选择，用崇高神圣的目标取代世俗的目标”[13]，因而世俗法律必须符合源自上帝理性的自然法。在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中，真正的法律是上帝给人类的恩典，必须是铭刻在人的心灵和意愿之中。这样，上帝洒向人性的神光指引人类战胜痛苦和恐惧，并达到最终的完满。自托马斯·霍布斯始，上帝之爱因法律的世俗化而被消解，对产生宇宙的能力的敬畏和困惑的情感——自然主义宗教又是利维坦世界中信仰的目标。信仰的自然主义倾向瓦解了上帝的本体论，人类对上帝的敬畏和崇拜进而转变为一种对自然功能的认识和态度，但这种权威的转变丝毫没有影响到利维坦世界中世俗法律信仰自然法则、理性力量的信心。因此，法律尽管是主权者的命令，但必须在符合自然法则——生命、自由和平等的前提下才是可靠的。在康德那里，法律作为人类实践理性的一种方式或工具，必须要服从于自然界普遍的道德法则这一“绝对命令”。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走出“他治”而达到自由的最高境界；也只有对道德法则的信仰，人类才能从强制性法律中解放出来，并最终走向世界范围的人类伦理共同体。[14]黑格尔也同样论述了信仰和理想之于法律合理性的绝对意义。在黑格尔看来，法律发展的推动力量是信仰理性的存在与认识的原则，这是法律的“伦理生命之所在”。只有法律拒绝成为单纯的意义浅显的事实问题，拒绝成为展示强者混乱而武断的意志的空洞工具时，它才能成为合理的法律。[15]在法律发展的这一历史脉络中，信仰始终伴随左右。虽然信仰的内容在不同历史时期各不相同，但不管是纯粹理性、善，还是上帝、自然理性，抑或是道德法则、法之伦理，都为人类生活的终极意义的关切指明了皈依和献身的目标。因此，法律不仅仅是工具理性的产物，而是被深深烙上有关终极意义的各种价值印迹。不乏信仰的法律不仅能凸显其解决纷争、分配权利的工具性价值，也能确保其工具理性不会逾越人类终极关怀所设定的实质理性的边界。

然而，法律功利主义、法律实证主义以及实用主义等思想的盛行不仅宣告了尼采之后上帝在法律王国的彻底“死亡”，而且使实质理性、道德法则等上帝之子被绞杀于须臾之间。代之而兴盛的“现代法律纯是世俗的、合理（即合功利性目标之理——笔者注）的，是用以贯彻特定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的工具，而与生活终极意义一类观念无涉”。[16]法律只关心自己的工具、程序性事务，而上帝、道德、理性均为虚无之物，统统不予关注。法律没了信仰，唯“利”是图。主体与客体、实然与应然对立的二元模式随之产生并主导西方社会人们的认知模式，法律的神圣性丧失殆尽。如此一来，仅凭工具理性的“推导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如何赢得民众的衷心爱戴？”[17]缺乏灵魂的纯粹功利性法律在社会治理中的无能日渐凸现。各种严重犯罪行为屡禁不止、愈演愈烈，人们大多急功近利、忽视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法律的这般修为，我们怎能有勇气说人类社会尚处不断超越和进步的过程之中呢？

在中国古代社会，儒学对人们心灵的洗涤和行为的引导使儒家思想的伦理精神沉淀为华夏民族社会生活所遵循的普遍性道德律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也离不开儒家精神的包裹，儒家精神就是道德化的法律，而法律就是儒家精神的道德律令，二者在很广泛的意义上共生共存。就社会个体而言，对法律的道德信仰和对道德的律令服从也同样融为一体。信仰儒家道德精神的中国古代法律在王朝更迭的历史沧桑中始终没有迷失方向，因为它在解决纠纷、分配利益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终极目标追求。儒家思想培养了中国人较为持久的信仰品格。直到今天，我们仍在反思信仰。可是，不久前西方法文化的植入割断了我们赖以信仰的一切基础。在我们今天的法律体系中，没有多少我们的传统体现出来，“这里不但没有融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经验，反倒常常与我们固有的文化价值相悖。于是，当我们最后不得不接受这套法律制度的时候，立即就陷入到无可解脱的精神困境里面。一种本质上是西方文化产物的原则、制度，如何能够唤起我们对于终极目的和神圣事物的意识，又怎么能够激发我们乐于为之献身的信仰与激情？”[18]于是，我们必须穷自己之力以获取信仰的重生，并以重生的信仰改造舶来的法律，使法律始终面向信仰所指的方向。而如何才能获取信仰的重生呢？我们发现，在现有法律体系的边缘，若隐若现的各类民间习惯法依然承载着我们对传统伦理精神的信仰。首先，民间习惯法是中国古代法律生活和法文化思想的现代延伸，是重获基于我们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活化石”；其次，民间习惯法本身即是人类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这一过程发生在国家制定法辐射不到的广大乡土社会之中。由于乡土社会是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社会，[19]乡土居民的世代定居和不变是其主要特点，因此，生长于乡土社会中的民间习惯法历经世代沧桑，仍保有其最原初的文化价值和信仰意蕴。再次，已被抛入历史尘嚣之中的各代法律文本典籍尽管最为逼真地承载了传统文化价值，也在一定程度为本土信仰的重生提供了真实资料，但与民间习惯法这一本土信仰的“活”的承载体相比较，过分依赖法律文本典籍来追寻本土法文化信仰，往往极易转移追寻者的视线而变为对典籍中法律制度本身的狂热，这势必将引起中西法律制度在我国现有法律制度语境下的巨大冲突，从而，对本土法文化信仰的追寻却被遗忘或遮挡在狂热和冲突之外。最后，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民间习惯法在没有中断的历史生活中始终承载本土法文化信仰并获得永生，足以鉴证民间习惯法在西方法文化已经植入的现代社会仍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沉寂多年的文本典籍曾经承载的本土价值信仰能否在法律范式西化的今天复活则是一件未知之事。毋庸置疑，对民间习惯法的挖掘和整理是我们孜孜以求的本土法文化信仰得以重生的最重要的渊源。在论述本文主题的意义上，生长在广大民族地区的环境习惯法凝结着民族地区的历代先民们对自然环境和宇宙万物的顶礼膜拜和对自然力量的虔诚信仰，无疑是本土文化信仰重生的重要而鲜活的“制度”依赖，对它们的深掘和梳理过程也必将是一次意义深远的发现和重建之旅。

三、祛技术癖嗜之魅，还法律的价值理性——民族环境习惯法重生的基点之三

与17世纪英国爆发的工业革命相伴，科学技术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获得了迅猛发展，为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和经济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以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规模逐渐成为社会历史舞台的主角，并受到人们狂热的追随。科学技术以战胜自然、聚集财富，甚至解构传统、无所不为的勇气和能力捍卫了作为第一生产力和当今时代全球统治力量的地位。技术癖嗜取代人文精神，标榜工具理性，成为社会压倒性的评判标准。时至今日，“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而使自身永久化并不断扩大，技术为不断扩大的、同化所有文化领域的政治权利提供了很大的合法性”。[20]科学技术作为社会第一生产力的地位已使其完全意识形态化。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明显具有掩盖意识形态本质、影响更为深远而难以抗拒以及代替政治手段而成为纯技术操作规则等特征，并且更加凸显出宰制大众意识、诱导大众行为的操纵功能和抹杀目的行为合理性、压制人性的压抑功能。[21]同时，韦伯还认为，现代社会因拒绝宗教，拒绝对世界的形而上学或者迷信的解释（即缺乏信仰），而唯独偏爱经验的解释，即对实证主义的痴狂，由此把世界简约为“因果机器”。那么，社会就是以“机器生产技术和经济条件”驱动着现代世界。理性过程的继续前行，就助长了“铁笼”的建造。生活本身变得并不比运动更为严肃，在整个技术运动的过程中找不到真正的目标，即生命的意义和价值。[22]工具理性颠覆了人类传承至今的人文精神。伦理、道德、法律、宗教等在工具理性的横眉冷对中遭受彻底性的现代祛魅，继而要么被划为神秘的形而上学范畴（如伦理、道德和宗教）而被束之高阁，要么在发挥有限作用之时（如法律）皈依科学技术门下，并假工具理性之名而大行其道。

毋庸讳言，法律最普遍、最直接的功能体现在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上，因此工具理性理当为法律所推崇。但同时，法律应当在解决纠纷、分配权利的同时关切人类生活的终极目的，并以对这一终极目的的持久信仰而铸就自己的伦理、道德和宗教生命，即法律的工具理性不应代替、侵噬法律的价值理性。[23]考察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的关系，虽然在把社会生活中的人看作是沟通二者的桥梁的时候，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之间事实和价值的张力在逐渐消退，呈相互包容和交叉之势，故二者之间的分野更似理论视域的“理想类型”，[24]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的侧重点却相去甚远。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在既定的法律制度中仍然清晰可辨。因此，当代社会好的法律应当是体现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既顺应技术发展潮流，吸纳技术发展成果，适时对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进行调整，同时又高度重视对人的存在价值的关怀，关注人的发展的长远利益的法律。[25]然而，现代法律以机器般的精妙设计而在任何时代的法律文明中独领，人工智能和专家系统的现实化等“推论自动化”系统的发展已“为法律领域卓有成效地开辟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和收效显著的研究方向”[26]我们已被技术唯理性驱使得太远，我们这个社会的法律化是技术唯理性的一部分，以至于忘记了人类和人类的基本关怀。[27]法律不再具有人文精神的气息，更不用说是人文精神的使者。将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28]作为讨论的对象，我们将有更为清晰的认识。

追本溯源，在国家制定法意义上，现代环境法的兴起与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引起的环境迅速恶化不无关系。也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了现代环境法自诞生之日起已经具有先天的适应科技并适时反箝科技的技术性本能。这一技术性本能要求现代环境法优先彰显工具理性，成本效益方法、经济模型的指导和套用、环境保护的技术手段、环境科学技术支持环境修复等构成了现代环境法律制度的绝大部分内容。工具理性导向使现代环境法在价值关切方面与传统法律部门严重决裂，现代环境法的灵魂也被形形的科学技术手段和经济策略模型所填充，而应当倡导的人文精神却被排挤于千里之外。不仅如此，环境制定法的技术本能以无所不为的勇气拓展技术统治的疆域，唯一仅存的彰显自然主义宗教精神和人与自然和谐与共思想的民族环境习惯法在环境制定法的浩大声势下几乎无容身之处，只在环境制定法的边缘地带——遥远的民族乡土中顽强地存活了下来。就像其被排挤和驱逐的命运一样，民族环境习惯法所尊崇和传承的价值理性同样受到排挤和驱逐，而无法传播到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能辐射到的范围。在环境制定法的强势话语下，民族环境习惯法只有在很少有人问津的角落默默品尝孤芳自赏的凄美。在一个热衷法律工具理性、压抑法律价值理性的技术王国里，我们是否曾想到矫正二者之间严重的失衡关系而还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兼备并更加凸显价值理性的法律之原貌呢？

于此情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思辨的启示是：首先，民族环境习惯法本身即是人们生活的过程，是人们对自然万物最真实情感的表达，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真实写照。民族环境习惯法不但真实存在，而且其所传递出的自然主义宗教思想和对自然的道德认知是民族地区人们行为的最高价值准则。因此，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不能侵扰和试探民族环境习惯法的最高价值准则，否则，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将在民族环境习惯法生存的有限范围内遭致被彻底驱逐的命运。其次，民族环境习惯法崇尚自然、对自然道德关怀以及调和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理性能在环境制定法的工具理性所不能及的范围内发挥重要的作用。因此，环境制定法没有理由忽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再次，环境制定法不仅要正视民族环境习惯法的功能和价值，而且应当主动为释放民族环境习惯法的许多功能和价值提供必要的条件，并广泛吸纳民族环境习惯法的价值理性和多种功能以补充和完善自身工具性价值和功能的诸多不足。最后，通过民族环境习惯法和环境制定法之间的充分沟通和选择，消解环境制定法工具理性的鬼魅，拓展民族环境习惯法价值理性的功能空间，从而达到现代环境法的“进化性理性”和“建构性理性”[29] 的最佳平衡。

【注释】

[1]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

[2] H.L.A.Hart.，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

[3] [英]哈特，《法律的概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P102.

[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4.

[5] Habermas，J.Towards A Rational Society[M].Boston:Beacon Press，1970.

[6] 刘放桐等，《新编现代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P465.

[7] 陈学明，罗富尊：《评“西方”对科学技术社会功能的批判》，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P81.

[8] Max Weber，，PP，264--265.

[9]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0.

[10] 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P382.

[11] 叶小文，《中国文化“和”的内涵与民族复兴的“文明依托”》，载《理论前沿》，2005年第6期。P12.

[12] 一般认为，民间习惯法包含民族习惯法，包括行业习惯法、团体和社群习惯法、宗教习惯法和地缘习惯法等一切与官方法律相对的民间法律文化现象，而民族习惯法更接近于其中的地缘习惯法，具有中国乡土社会的地域性和封闭性特点，所以民族环境习惯法仅仅是民间习惯法的一种表现形态。参见：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和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于语和，《民间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13]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63.

[14]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59.

[15] [英]莫里森，《法理学：从古希腊到后现代》，武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182-183.

[16]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6-287.

[17]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88.

[18] 梁治平，《法辨——中国法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P295.

[19] ，《乡土中国》，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P2.

[20] [德]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版，P134-135。

[21] 崔永杰，《“科学技术即意识形态”——从霍克海默到马尔库塞再到哈贝马斯》，载《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P72.

[22] 周书俊，《技术理性的鬼魅：评施米特的经济技术理性》，载《新视野》，2007年第6期，P85.

[23]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是一种相关意义上的概念。工具理性又称为技术理性，或形式理性，是关于事实的判断，表现为手段和秩序的可计算性，强调客观合理性；价值理性又称为实质理性，是关于抽象价值和因果关系的判断，表现为目的和后果的终极性，因而强调主观合理性。

[24] [徳]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下）》，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P461.

[25] 范在峰，李辉凤，《论技术理性与当代中国科技立法》，载《政法论坛（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02年第6期，P53.

[26] [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556.

[27] 转引自：[徳]阿图尔·考夫曼/温弗里德·哈斯默尔，《当代法哲学和法律理论导论》，郑永流译，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P23.

篇3

本文阐述了传统文化在城市景观设计中的作用，探讨了在城市景观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的途径与方法。指出要加强地域性文化传承；增强传统元素与色彩的运用；提高传统文化意境的运用水平。

【关键词】

传统文化；城市景观；设计；应用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世代相传的有一定特色的思想、道德、风俗、文化、艺术、制度、技术等等一个外延很广的概念。从静态上看，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中国封建社会不同时期的文化总和；从动态上看它还包括从过去传承下来的至今还存活于我们内心深处发挥影响的那些习惯、伦理、方法和文化心理。

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在城市景观设计中，便是本文拟探讨的重要问题。

一、传统文化的运用可以提高景观设计的档次

景观设计指对包括家庭住宅院落，城市的街道、休闲广场、活动公园、桥梁、河流、绿色用地等区域的规划与设计。使之形成科学美观的办公区、居住区、工业区、商业区等。

中国古代早已形成了观点深刻、独具特色的景观设计理论，并创造出了数不胜数的经典案例，如大唐芙蓉园、圆明园、苏州园林等。历史悠久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直接影响了古代景观设计理念。诸如儒家的“礼制思想”，我们抛开等级观念不说，其中的“中和”思想就对景观设计有很大影响。具体来说就是保持中正仁和无不及无不过的谦谦君子之风。体现在景观设计上就是在进行城市景观设计时要与本地文化、经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在庄重而不失情趣的设计风格之中体现一种宁静优雅的含蓄之美。道家与自然和谐统一的思想更是在古代景观设计中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且独具特色，将独具特色的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运用于景观设计中，能将往昔的辉煌照进当下的现实之中，从而激起久违的民族自豪感与美好的记忆。能使中国的景观设计变得与众不同，使中国的景观设计拥有自己的独特品格。

二、如何在景观设计中运用传统文化元素

传承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中国经过上下五千年的发展，园林的形式与内容颇为繁杂。传承问题在园林中指的是文化的传承（地域性会有很多不同的文化）、意境的传承（中国讲“禅”，在园林中运用较多）、传统美德的传承（比如大树旁是小树，尊老爱幼）、中国艺术的传承（讲究虚实相生，动静结合）等。

1、地域性文化传承

在崇尚人文精神回归的今天，常听见“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发展史，我们民族的美是独有的，但美是没有国界的，所以我们民族的美也是世界的美。我们要善于在古典风格中体味现代生活的味道，要在现在景观设计中找寻传统文化的影子，寻找我们或许遗失的美好，从而创造景观的独特品质。例如浙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纵览整个广场，我们会发现它是以杭州特有的西湖文化、古塔文化和运河文化为建筑背景，并巧妙的结合了现代文明的瑰丽意象，出色的体现出了秀外慧中的吴越文化本质。再如陕西西安的大雁塔北广场的景观设计，整个广场由水景音乐喷泉、园林景观、休闲文化长廊和旅游商贸设施等组成。广场以大雁塔为中轴分为三大部分，中间为音乐喷泉，左右两侧分别为“唐诗园林区”、“法相花坛区”、“禅修林树区”等景观，南端设置“水景落瀑”、“观景平台”等景观。将一系列诸如中国结、唐诗雕塑、戏曲脸谱、开元通宝、剪纸等陕西传统文化元素穿插其间。从容地烘托出了本地的文化特色。

2、传统元素与色彩的运用

我国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在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里，有许多独具特色的元素得到了世界范围内设计师的青睐，其中有诸如中国书法、中国结、国画 、篆刻印章、京剧脸谱、观音手、龙凤纹样、祥云图案、太极图等这些寓意深刻的民族图案。许多设计师将其运用到自己的景观设计中，不仅表达出了中华民族深刻的文化内涵，而且向世界介绍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并很好的起到了本民族文化传承的作用，同时又使景观设计的品格得到了极大的提升。例如，将祥云图案和龙凤纹样等元素通过雕刻或手绘的手法装饰桥梁栏杆或空白墙壁，能将文化中寓意的祈福与祝愿的美好意愿传达给民众，使民众内心油然而生一种自豪感与文化归属感。

景观的色彩是景观表情定位的首要元素，在城市建设、景观设计方面，对于色彩的运用也是多样的。比如明朝以后，在故都北京，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住在红墙黄瓦的建筑中，百姓的建筑只能是青砖青瓦。但在雕梁画柱方面，色彩的使用也是十分丰富的。民间建筑多为黑瓦白墙。将传统色彩运用到景观设计中，能有效地营造景观的表情。

3、传统文化意境的运用

设计结合自然，中国古代建筑园林设计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力求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这对今天的城市景观设计仍有现实意义。

中国古典园林营造丰富意境的最重要的手法，是采取曲折而自由的布局，用划分景区和空间、以及“借景”的办法。在空间布局方面，通常使用风景开合、空间对比等手法。在借景方面，《园冶》一书中，总结为五种方法，即“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利用具有浓厚民族风格的建筑物，如亭、台、楼、阁、廊、榭、轩、舫、馆、桥等，配合自然的水、石、花、木等表现园景的不同情趣。还可运用一些诸如引导与暗示、藏与露、渗透与层次、叠石观水等艺术手法，创造出丰富多彩的景观空间意韵。还会吸取其他艺术领域的优点，比如诗词、山水画等，将其“中和”的思想融入景观设计中，巧妙地将自然与建筑物融为一体。实现写意与写实、自由与规整和谐统一的效果。例如，奥运森林公园以及中心区景观规划设计就是巧妙地运用了传统的阴阳哲学，依据方位设计了3个景观区，分别代表“历史”“现在”与“未来”。并充分吸取了中国古代庭院建筑中门的设计理念，结合现代设计手法在公园的起点方位将奥运五环标志设计成了大门，并巧妙构思了起点和终点，每个空间的设计无不很好的展现了“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的精神。

篇4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关问题综述

（一）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概念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以促进农业经济持续、快速、高效、稳定发展为最终目的，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对各类农业信息进行收集、整理、传播以及利用，以实现对农业新成果进行有效推广的系统活动。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劳动者工作的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并且还可以通过国家的宏观调控实现各种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农业经济更快更好的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内容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农业教育和科技的信息化。要想从本质上提升农业发展的水平，一定要注重培养高素质的人才，而实酿业教育和科技的信息化，可以培养专业的农业人才，为农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基础。二是农业生产要素的信息化。健生产要素主要涵水、土壤、空气、阳光以及营养等，实现农业生产要素的信息化就是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充分发挥生产要素的作用，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质量。三是农业市场的信息化。提高农业市场的信息化水平，可以保证农业产品进行顺利的销售，使农民获得经济收入。同时，实现农业市场的信息化，还有利于农民获取市场信息，从而对农业生产结构进行合理的调整，以更好的满足市场的需求，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三）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对于农业发展的积极作用

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利于提高农业信息资源共享的程度，从而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促进农业产业更快更好的发展。二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利于加强不同地区之间的交流，促进农业生产向产业化和规模化的方向发展，提高农业经济的竞争力。三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利于推动农业经济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改变传统的单一形式的农业经济管理模式。四是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有利于农民更快、更全面的了解市场信息，掌握市场发展的动态形式，从而有针对性的对麵勺种植结构进權整，生产市场需要的农产品，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二、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由于农民的文化水平较低，缺乏信息化的意识，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无法顺利实施，并且农民以及相关的一些部门领导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认识也不够透彻，不知道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实施的具体方法，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全面实施。

2、缺乏健全完善的信息化平台，无法对有效的农业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并且对农业信息资源的开发程度也比较浅，导致农业信息资源的共享程度较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成果不显著。

3、对于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政府投入的资金较少，限制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发展。

4、缺乏专业的信息化人才，严重制约了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在现实的工作中，从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的工作人员一般都是非专业编制内人员，普遍存在信息素质偏低的情况，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效率非常低，质量非常差。

5、政府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工作的支持力度较小，特别是在信息技术研发方面，重视程度以及资金投入的情况都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的具体措施

（一）加大对农民教育和培训的力度，提高农民的综合素质

农民是农业发展的主体，农民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农业经济的发展质量。因此，加强对农民的教育和培训至关重要。同时，要想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水平，关键就是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信息化专业技术应用知识的教育和培训。首先，要充分利用各种媒介来宣传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相关问题，让农民真正认识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对农业发展的积极意义，从而使农民树立起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意识，从而在各方面进行配合。其次，当地政府还可以聘请专业的信息化技术专家开展相关的讲座，让每户家庭选派一位人员参见讲座，这样可以让农民更多的了解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相关知识，从而为加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

（二）建立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平台，实现对农业信息资源的有效整合

首先，有关部门应该建立有效的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平台，对多种农业信息资源进行有效的整合，提高资源共享的程度。其次，需要专业的技术人员来管理这个平台，保证的所有信息都真实可靠，为农民提供正确的指导。最后，鼓励农民主动学习计算机技术，使农民可以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的方法，将自己的种植经验在网络上进行分享，为其他的农民提供一些参考和建议，从而促进农民共同发展，提高农业生产的水平。

（三）适当增加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所需的资金，不断完善信息化建设

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资金，而制约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资金。资金的缺乏导致相关的基础设备不够健全，从而导致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发展的质量难以大幅度的提高。因此，政府一定要适当增加一些资金投入，为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建设提供重要的物质基础。同时，政府还需要对当地的农业生产情况进行全面的调查，从而购买适合当地农业发展的信息化机械设备，建立规范化的作业区，并组织当地的农民参加机械使用培养，提高农民对机械设备使用的技能。另外，在增加资金的基础上，政府应该对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所有的资金去向明确，尽快提升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的水平。

（四）大力培养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强化信息技术队伍的建设

首先，国家和政府已经进一步提高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加大对农业的抉持力度，提高农业经济的地位，改变人们对农民固有的看法和认知。其次，在高校要加强农业相关专业的建设，培养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为农业的发展提供重要的人才基础。最后，当地政府还要在乡镇组建信息技术模范队伍，让农民认识到农业信息化的优势，并加强对农民的信息化教育和培训，提高农民的信息化素质，让农民可以在网络平台上进行交流和沟通，丰富自己的农业知识储备，提高农业种植技术的水平，从而更好了推动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全面建设与实施。

（五）加大对信息技术研发的力度

要想更快更好的实现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其中加大对信息技术的研发力度就是重要的任务。首先，政府一定要充分认识到自己的职责，加强对农业信息技术的研发力度，并对其进行科学的管理和规划，保证多种类型的农业信息技术都可以得到发展和进步。其次，政府在研发新技术时一定要坚持以农民为本的原则，将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并在巩固原有农业经济管理模式优势功能的基础上对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技术进行创新和发展，提高农业经济管理信息化程度，以促进农业经济更决更好的发展。

篇5

一、公司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要保持着极高的风险意识，对安全问题零容忍，在保证资产安全的前提下，为成员单位资产的保值增值、为集团公司成为一流集团而持续奋斗。

1、由于财务公司的特殊属性，公司服务的客户对象存在局限性，开展的业务也具有特定性。上述特性决定了公司面临的合规风险具有内生性、隔离性和相对封闭性的特点。在金融这个经营风险获取收益的领域，合规风险被视为核心风险，某种程度上也是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重要风险的主要诱因，是全面风险管理的基础，是对金融机构持续正向经营活动的保护。只有合规与经营的深度融合发展，合理平衡发展和创新边界，才能真正实现资本保值增值。

2、合规建设的重点不仅在实体的风险控制、业务流程、经营指标上，而且也体现在职能边界的界定，经营考核的导向上。财务公司的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信贷、投资、票据、结算等业务领域，都高悬着合规风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二、合规管理制度先行

1、搭建合规管理体系框架。按照监管要求和经营管理的实际需要，建立健全由董事会及其下设风险管理委员会、审计委员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业务部门、风险管理部门和内部审计部门组成的多层次、相互衔接、有效制衡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构建形成“风险为导向、制度为基础、流程为纽带、系统为抓手”的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体系，并能够通过建设、检查、评价、完善的工作循环，保持体系的持续完善、执行有效。

公司所有业务必须遵守审贷分离的原则，因此，公司在经营层下设审贷委员会和投资决策委员会，分别负责审议公司信贷业务、资金业务以及投资业务等；同时为保证决策效果，两个决策机构的人员由风险管理部门、资金管理部门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人员组成。

2、加强合规制度体系建设。根据关于风险、合规、法律的管理要求以及公司内部管理的需要，对公司风险管理制度再次进行全面梳理，建成以全面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管理为主线的全面风险管理制度体系，基本覆盖公司各项经营管理活动面临的主要风险，能够较好地指导公司的合规、稳健开展。

3、筑牢合规管理三道防线。

公司业务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一道防线，是风险管理的直接责任人，业务部门通过建立有效的内控制度和流程，并予以严格执行，最大程度降低业务开展中的主要风险。

风险管理部门作为风险管理的第二道防线，履行业务风险审核的职能，提出独立的风控意见；随着对风控工作不断提出更高要求，风控管理部门工作不断前移，不仅包括具体业务审核的前移，更重要的是通过对业务制度与流程的优化和再造，持续提升业务管理的合规水平。

内部审计部门作为风险防范的第三道防线，从独立、客观的角度检查风险疏漏和控制缺陷，对前两道防线的管理措施和效果进行评估和监督，提出更多管理建议，促进公司提升管理水平。

三、加强合规文化建设，深入人心

面对错综复杂、日新月异的金融市场，财务公司面临的风险不断加剧。作为经营管理活动中的基础性风险，公司自上而下要高度重视合规风险防控，将合规风险防控作为主动规避违规事件，主动发现并采取适当措施纠正已发生违约事件的内部控制活动。

要重点结合监管要求和业务需求，分层级、针对性地开展了合规教育培训工作：

1、开展全员培训，针对监管政策重点，系统介绍内部控制方面的监管政策，梳理贷款、投资等重点业务的监管要求，揭示潜在合规风险，增强全员合规意识；

2、定期对新员工进行合规管理的普及教育，树立新员工的基本合规理念，降低新员工的合规风险；

3、通过办公系统、微信公众号等途径，及时对最新监管要求进行解读和宣贯，深入传递合规理念，推动落实监管要求；四是印发员工手册，明确公司基本管理要求，为员工提供行为规范指南。

四、解析案由、对照检查相应业务。

1、信贷业务方面，做实贷款“三查”，严格资金用途审核，规范发放，推进信贷资金“脱虚向实”；针对票据业务要特别加强贸易背景审核，推进延伸产业链金融服务业务开展的同时严格审查基础交易的真实性，加强风险管理；

2、投资业务方面，对于投资资产管理计划等产品，要严格执行对底层资产的穿透管理，加强对同业交易对手的动态管理，包括名单制管理和授信管理等；

3、审慎经营方面，不冒进经营，加强内部控制，杜绝内控严重违规事件，持续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金、资产流动性管理等；

4、监管数据质量方面，强化数据源头治理，加强责任落实，建立健全监管数据质量管理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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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吉林省；服务业发展；经济增长；协整分析

中图分类号：F2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3.09.56 文章编号：1672-3309（2013）09-125-03

一、引言

随着〔2001〕98号文件的，我国城市“退二进三”政策开始逐步实施。服务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拉动一国经济增长，增强国际竞争力的主要力量，成为优化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择。党的十报告中，在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面，强调要优化产业结构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因此，正确认识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进一步促进经济的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于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这一问题，国内外很多学者对其作了研究。从国外学者的研究现状来看，Cohen和Zysman（1987）主张服务业依赖于其他产业活动，认为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起着被动的作用。[1]Summers（1985）运用1975年34个国家的数据，计算了6个服务业部门与GDP的关系，并以人均GDP为自变量、服务业支出为因变量建立回归模型，结果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2]Clemes（2002）研究了从1965-1994年服务业的发展对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并认为服务业的发展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率和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3]

国内学者对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也大多基于实证分析的角度。魏锋、曹中（2007）基于东、中、西部的面板数据对我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三个地区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是有差异的。[4]王治、王耀中（2009）利用1978-2007年行业数据对中国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作了实证研究，认为由于服务业的复杂性和异质性，不同服务行业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是不同的。[5]曾国平（2010）根据我国1952-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城市化水平、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服务业和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城市化水平对经济增长作用并不明显。[6]

目前，吉林省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937.82亿元，第三产业增加值4151.26亿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9个百分点，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为34.8%。因此，对吉林省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进行实证研究对于明确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促进全省经济的平稳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利用2000-2012年吉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平稳性检验、协整分析、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的构建对吉林省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二者具有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长期来看，服务业的发展与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最后，从优先发展生产业、加快信息服务公共平台建设、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突出发展吉林特色服务业着手来加快服务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全省经济的增长。

二、吉林省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选取了2000-2012年吉林省服务业增加值（SRV）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时间序列数据，[7]为了消除物价水平变动对SRV和GDP的影响，以1994年为基期进行指数平减，生成实际的服务业增加值（RSRV）和实际的国内生产总值（RGDP）。同时为了避免时间序列数据存在异方差，在不改变原协整关系的情况下，将数据取自然对数，分别用LNRSRV和LNRGDP表示。采用双对数模型对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模型的回归与检验均利用Eviews5.0计量软件来完成。

（二）平稳性检验

由于本文采用的是服务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通常是非平稳的，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可能会出现“伪”回归，因此需要先对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LNRSRV和LNRGDP这两个变量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那么再对他们差分后的序列进行检验看是否平稳。在各变量为平稳的序列的前提下，他们的线性组合也是平稳的，变量间才存在协整关系。运用Eviews5.0软件所做的ADF检验的结果如下表1所示。

由以上表1可以看出，在α=0.01的显著性水平下，LNRSRV和LNRGDP的二阶差分的ADF统计量均小于临界值，从而LNRSRV和LNRGDP均为二阶平稳序列，即为I（2）序列，由此说明，服务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进一步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三）协整关系检验

20世纪80年代由恩格尔和格兰杰首次提出了协整理论，该理论用来检验两个或多个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具有长期均衡稳定关系。基本理论思想为：即使两个或两个以上变量是非平稳的，但是他们的某个线性组合却是平稳的，那么这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就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关系。[8]本文运用Engel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吉林省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关系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利用Eviews5.0计量软件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协整回归模型：

LNRGDP=-0.1466+0.9909LNRSRV

t = （-0.9832） （42.5068）

然后，对残差e进行单位根检验，看其是否为平稳性序列。以下表2为e的单位根ADF检验结果。

由表2可以看出，残差e的ADF值为-1.9431，其绝对值大于10%水平下的临界值-1.6029的绝对值，所以拒绝存在单位根的零假设，说明残差e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因此，吉林省服务业增加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从而服务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长期均衡稳定关系。

（四）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通过以上协整关系检验得出了吉林省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否具有因果关系，究竟是服务业的发展变化引起了经济增长的变化，还是经济增长的变化引起了服务业的发展，或者二者之间有着相互影响的作用，还需要对此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实质是检验一个变量的滞后变量是否可以引入到其他变量方程中。一个变量如果受到其他变量的滞后影响，则称他们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8]由于不同的滞后期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不同，本文采用滞后1、2期对LNRSRV和LNRGDP做了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由以上表3可以看出，当滞后阶数为1时，服务业发展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却不是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原因；当滞后阶数为2时，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互为格兰杰因果关系。也即长期来看，不仅经济的增长会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服务业的发展也会带动经济的增长，二者具有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

（五）误差修正模型（ECM）

通过对LNRSRV和LNRGDP两个变量进行平稳性检验、协整关系检验以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知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稳定关系且长期内二者相互格兰杰因果原因，为了度量二者之间的短期偏离，将误差修正项作为解释变量加入模型来研究模型的短期动态和长期调整特征。利用Eviews5.0建立的回归结果如下：

由此，误差修正模型为：

在上述误差修正模型中，误差修正项的系数为-0.5586，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状态时，将以55.86%的力度拉回到均衡状态。服务业的短期波动将导致经济增长的同向变化，服务业增加值每增长1%引起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48%。模型的系数均通过检验，且DW约等于2，说明该模型能够很好的解释吉林省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短期波动和长期均衡稳定的关系。

三、结论以及促进吉林省服务业发展的路径

本文通过对吉林省2000-2012年服务业增加值与国内生产总值在消除物价水平影响之后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得知LNRSRV和LNRGDP均为二阶单整平稳序列，进一步对序列进行E-G两步法协整检验的结果表明，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稳定关系；由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可知，滞后期为2的情况下，服务业发展和经济增长具有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不仅经济增长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服务业的发展也会促进经济的增长，二者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因此，吉林省政府应该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的长久持续增长。

吉林省研究制定的《加快推进服务业跨越发展的若干政策》，在市场准入、财政、税费、土地、金融、集聚区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当前，吉林省服务业重点领域发展势头良好，文化产业改革发展力度加大，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成功上市、吉林省东北亚文化创意科技园被命名为国家级文化产业试验园区。但是，服务业总体规模尚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依然偏低，而且服务业集聚力较弱，生产业发展滞后。鉴于此，吉林省将着力优化服务业结构，推进服务产业集聚，加快服务业向集群、特色、现代方向转变。

首先，优先发展生产业。吉林省依托其自身产业优势、资源禀赋和消费市场需求，沿主要交通干线和节点城镇，布局建设现代物流业重大项目，积极发展汽车整车及零部件、石化、农副产品加工、生物医药、轻工纺织等大宗商品的产业物流。

其次，重点发展电信服务、互联网服务，加快信息服务公共平台建设，以长春、吉林为重点，推进信息产业园区建设，吸引高端信息产业落户该省产业园区，扩大信息服务产业规模。

再次，加快金融创新步伐，大力发展银行、证券、保险、担保、租赁业等，积极培育股权投资基金、网络金融等新型金融服务业，完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

最后，突出发展吉林特色服务业。发挥长白山品牌和鲜明的东北地理气候、科教文化、民俗风情等旅游文化资源优势，打造旅游精品路线，加快旅游产品开发，加强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文化体系建设，促进娱乐演出业发展繁荣，推动文化产业升级。[9]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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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在上正式提出了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也逐渐成为我国改革的重点内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协调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成为当前社会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因此，本文对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进行分析，并重点探究如何协调两者的关系，以促进我国的快速发展。

一、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政治体制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基础

为了适应经济基础发展需要，就要进行上层建筑改革。纵观我国改革的路程可知，经济体制改革深入后才会提出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中，就会引起新一轮行政体制的改革。通过经济体制改革，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但为了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政治体制也要进行改革，以促进社会经济的快速、稳定发展。例如：在1993年以后，政治体制的改革是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基础的。

（二）政治体制改革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保障

众所周知，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就是政治，政治以其特有的职能和功能，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政治对国家的发展方向具有决定性作用，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极大的反作用，在某种条件下，甚至占据首要位置。政治能够对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进行调控和管理。政府作为我国经济改革的推动者，对市场经济的建立起着关键性作用。因此，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为经济体制顺利改革提供重要保障。

（三）两者相辅相成，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

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政治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保障，两者是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相互促进，不能分割。两者要紧密结合，相互影响，要协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明显滞后于另一方的改革。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两者相互促进的作用，为社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现阶段，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在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中，如何协调好两者改革的关系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内容，因为，只有两者的改革关系相适应，并进行不断的改革，才能促进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二、如何协调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

（一）为什么协调两者的关系

第一，社会基本矛盾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解决两者的矛盾依赖于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影响生产力发展，这是根本矛盾，只有改变生产关系，并变革上层建筑，只有这样才能解决矛盾。第二，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决定两者必须协调发展。任何一个国家的改革，都涉及到很多方面，诸如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及文化教育改革等，它们之间相互促进，密不可分，必须协调发展。经济体制的改革，使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混乱的经济秩序、日益严重的经济犯罪等，这是因为政治体制改革不完善所致，因此，只有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使两者发展相适应，才能使市场经济活而不乱，充满生机。第三，两者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协调发展。政治体制改革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保障，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把握市场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经济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两者关系密切，不能分割。

（二）如何协调好两者的关系

1.坚持目标模式协调发展

现阶段，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明确目标，使政治体制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相适应，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模式去考虑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作为政治制度制定的重要依据。立足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际，进行创造性思考，借鉴先进国家的政治体制改革经验，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社会管理职能进行研究。

2.确保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现状的协调

现阶段，要对我国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现状进行研究和掌握，分析两者的运行机制、相互作用机制，并分析现阶段的政治体制在哪些方面阻碍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并商讨改革的方案，促进两者的协调发展。

3.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步骤要协调

政治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保障，而经济体制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要确保改革步骤的协调，任何一方都能严重滞后于另一方，保持动态中的协调发展，但并不是绝对的平衡推进，要正确把握保持协调、平衡的度。政治体制在改革的某方面，变动更大，时间更长，因此，要合理把握两者改革的协调性，做好各项改革的方案，并进行排列组合，以确保改革顺利完成。

4.加强改革措施的协调性

当前，最大的危险是腐败，消除腐败的措施就是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解决人民的怨气，要努力实现收入分配公平，确保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缩小贫富差距。同时还要解决教育、医疗等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要想实现这一切，必须加强两者改革的协调性。改革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方面的体制，因此，需要相应的体制改革。统筹好经济体制改革及政治体制的各项工作，统筹兼顾改革中涉及的各项内容，形成推进改革的整体合力。通过经济体制改革，为经济发展提供极大的动力，增强我国经济实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为社会经济管理提供保障，促进经济、政治的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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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利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文化。人有自利的一面。社会生活和经济在许多方面离不开互利合作。如果抛弃互利文化，单纯强调自利文化，这个社会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灭亡。互利文化除了源于人类的善良本性和道德情操，更多的是源于单个人的弱小，而只有合作互利才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另外，社会制度也要求人们互利合作。大量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互利合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最佳选择。和谐财务文化肯定比冲突财务文化更有生命力。

二、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基础是财务关系文化

财务关系是由财务活动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人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如何处理财务关系，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财务关系是否和谐成为和谐财务的重要标志。财务关系文化的好坏极大地影响和谐财务的基础。试想财务关系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和谐财务文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三、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核心是诚信文化

诚信是人类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道德准则，是市场经济的核心。诚信文化是市场经济文化的核心，也是和谐财务文化的核心。诚信文化要求人们在财务活动中要诚实、守信、自觉约束自己的财务行为，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样财务才能实现和谐。相反，如果财务关系人之间诚信缺乏，必然造成信用危机，进而引起财务冲突，甚至引发财务危机和经济危机。诚信文化作为和谐财务文化的核心文化，首先要求各个财务主体道德自律，履行自己的道德责任和财务责任。其次，需要法律的严格约束，失去法律约束的诚信是脆弱的。最后，营造良好的诚信文化氛围，加大诚信的宣传教育力度，提升整个社会人的基本素质。

篇9

相对于“股东至上”的财务管理观念，和谐财务管理是一种更新的财务管理理论。和谐财务管理强调多重利益相关者利益的和谐性与持续性。

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前提是互利文化。互利文化是市场经济的基本文化。人有自利的一面，但在社会和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都离不开互利合作。如果抛弃互利文化，单纯强调自利文化，这个社会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灭亡。互利文化除了源于人类的善良本性和道德情操，更多的是源于单个人的弱小——只有合作互利才更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另外，社会制度也要求人们互利合作。大量的经济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互利合作是人们从事经济活动、处理财务关系的最佳选择。和谐财务文化肯定比冲突财务文化更有生命力。

和谐财务文化构建的基础是财务关系文化。财务关系是由财务活动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经济组织之间、人与经济组织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如何处理财务关系，成为财务管理的重要内容，财务关系是否和谐成为和谐财务的重要标志。财务关系文化的好坏极大地影响和谐财务的基础。试想，如果财务关系人之间充满着尔虞我诈，和谐财务文化就根本无从谈起。

篇10

关键词：文化价值取向 ；收敛性 ；模糊经济学；经济发展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61(2008)04-0117-04

引言

文化作为产生内生行为模式的一个源泉，其演进过程对经济发展或经济绩效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对此问题都有所研究。韦伯（Weber，1930）［1］较早地关注了关于文化和经济绩效的关系，他认为来源于宗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①，作为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行为方式的变革，最终推动了经济绩效的提高。但由于文化作为一个宽泛的定义，其组合要素的单位和精细分类程度又很难以有一个统一的界定，对经济影响的真正要素是什么更难以真正去把握。尽管随着计量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发展，一些经济学家已用实证的方法去验证文化所包含因子对经济的影响，如信任（Beaugelsdijk，2006［2］；Zak,

Knack,2001［3］）、经济自由（Dollar,1992［4］;Johnson,Lenartowicz,1998［5］）等，但是因为相关概念定义的不统一和交叉模糊，以及缺少直接变量和经济发展发生关系，使得此研究的视阈有所偏窄。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反映了非正式制度对于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的影响。诺思（1990）［6］认为在小型的不发达的市场上，非正式制度和正式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相互替代。在这些市场上，个人关系和社会关系被用来保证契约实施，防止人们之间相互占便宜。这种关系是由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决定的，进而构成了团体的行为模式。Aoki、Dore（1994）［7］在研究日本和西方工业国家企业的区别时，得出了企业不一定采用所属行业中认为最有效的组织方式，而是采用反映该国最基本的组织实践的方式。就我国而言，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是人际交往中价值判断的重要条件，构成了个人关系的主体。Weidenbaum、Hughes（1996）［8］从海外华人投资地域的选择角度，论证了家庭关系和乡土关系这两种价值取向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

人类社会的某些普适性基本价值（如自由、公正、平等）是置于偏好的优先位置的，支配着对事物的选择，支撑着整个人类社会的人际结合。将个人动机和信仰与价值观和行为规范，进而与作出的选择联系起来的任何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反馈过程都将是路径依赖的（达斯古普特，2005）［9］。然而这并不断言文化的价值取向就决定着经济绩效的健康良性运作。由于机会成分的存在，使得这些价值观不能普惠市场上所有的潜在参加者，有时还会削弱或打破原有的价值标准。正如Sethi 、 Somanathan（1996）［10］关于机会主义者和合作主义者的博弈模型，如果人口中有足够多的机会主义者，那么未来将有更多的机会主义者。当然，在追求这些基本价值时会出现冲突，但如果着眼于长远，依赖规则而不是任意的特殊干预，冲突是可以被缓和的，甚至还能被转化为互补的②（柯武刚、史漫飞，2004）［11］。

从模糊经济学角度来看，模糊数学为个体行为选择向群体行为转变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工具。模糊经济学始于1975年篷萨尔（Ponsard）的研究，此领域的独创之处在于采用了一组由模糊性或不确定性定义的新概念，运用精确的数学方法展开对经济学的研究。他先后研究了消费者空间偏好（1981）［12］，消费者的多重标准分析（1986）［13］，纳什均衡（1987）［14］，经济选择、经济计算和一般均衡理论（1988）［15］，个体选择的传递性（1990）［16］等问题。此外，Banerjee（1995）［17］通过显示性偏好满足一定的规则条件，研究了模糊集合确定的选择函数是可以看作理性表现的。Shepherd(2006)［18］讨论了模糊建模和经济关系估计的问题。

笔者将在以上研究和认识的基础上，借用文化功能学派的视角③，从微观经济决策单位的模糊选择机制出发，运用模糊经济学相关研究，探讨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这一宏观问题，以此佐证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又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论文其余部分的内容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界定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并阐述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第二部分探讨了文化价值取向功能收敛性的模型的引入，第三部分构建了具体的分析模型，第四部分解释了模型蕴含的意思。

1.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界定及其条件收敛性的阐述

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哈耶克认为，“文化乃是一种由习得的行为规则（learnt rules of conduct）构成的传统”(哈耶克,2001) ［19］。诺思认为，“文化不仅是不同种知识的混合，还包含对行为标准的价值判定，行为标准(社会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被用来解决交换问题”（诺思，2000）［20］。文化涉及了人类行为的出发和价值标准。假定文化给定，并视其为经济定价过程中的输入变量，那么文化的价值就可以看作人们所持有的一种已知偏好（Throsby，2001）［21］。文化的功能是指文化在人类活动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马林诺斯基，2002）［22］，它的重要性是在于人类活动的体系，并不是偶然堆集而成，而是有组织的、完善配置的及永久的。这就是说，同样的体系可见于全球各地不同的文化中。由于行为模式必然要反映相应的价值标准，行为间的相互关系随价值体系的变化而变化。文化的价值功能通过行为模式而成为判断标准。文化的价值取向功能反映着主体受文化观念的影响而形成的对价值追求、评价、选择的一种倾向性态度，也就是一个人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社会价值和自我价值，并做出选择。它涉及微观经济个体做出选择和决策，是本文微观经济分析的基础。

如何来界定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呢？首先要确认文化对经济的影响。诺思(North,1992)［23］认为，正式规则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但非正式规则的改变只能是渐进的。因为虽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合法的规范给正式规则，但是革命性的变革从来不像它的支持者所期盼的那样，其实施过程也从来不像所预期的那样。一个社会移植另一社会的正式制度，是与原创国家的实施特征明显不同的。这是因为两者的非正式标准和强制执行特征是不同的。反向考虑此问题，造成经济社会差异的一个构成要件是非正式标准，而根据前面的界定非正式标准正是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一个重要体现。其次，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指的是在相关变量都相等时，区域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差异表现出一种缩小的趋势。再次，如何进一步去佐证文化条件收敛性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一方面，哥登卫舍(Godenweiser)“有限变异”原则（马林诺斯基，2002）［21］可以体现这一点，即对于一种文化的需要，满足这需要的方法的变异是有限的，于是由这需要而引起的文化结构是被决定于极少可能变异的程度之中的，各地区域间有些制度化活动的基本相同就是一个例子。另一方面，在一个文化所涵盖的领域，由于这种价值是一种判断的标准，那么文化自身的自我强化会使价值取向功能趋于条件收敛。最后，还需要用制度变迁理论来勾勒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是为了减少生活中人际交流的不确定，但由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选择不是同一的，社会将面临自由、平等、信任等的多维度选择，进而这可能使得社会整体的预期潜在收益并非主要表现在金钱上。Stigler、 Becker（1977）［24］认为，偏好是“随着时间逐步稳定并在人们之间变得相似”。价值取向作为反映偏好的一个方面，其条件收敛性也正反映了这一过程，其随时间维度而自我强化的行为往往表现为惯例或风俗的形成。一个倡导经济自由（主要指个人财产的保护，交易自由，个人自主）的社会文化氛围，其文化的这种价值取向所产生的路径依赖会促进经济的增长（Johnson, Lenartowicz,1998）［25］；而一个社会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是偏向于保守和等级制度的，这种路径依赖必然会阻碍经济的增长，因为这与经济增长又呈负相关的。此外，外来文化渗入会影响原创文化的价值取向，其滞后的影响也可能改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2.文化价值取向功能收敛性的模型的引入

从经济系统复杂性的角度看，复杂的经济系统是异质的行为人在一个空间内部采取的行动是相互影响而产生的，是系统内的要素相互作用及其与环境的非线性作用而产生的，行为结果是无序的。在复杂经济系统中，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是紊乱的，不存在一个超能者能够利用系统的运行规律和系统内行为者之间的相互影响而获取超常的好处。在经济系统中，人的行为会表现出非单一特征，有时会有跳跃式行为，有时会表现出突变现象，这意味着个体行为在特定时间表现出的非线性和间断性。当我们要处理的事情复杂性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人类的逻辑思维受到限制，缺乏足够的计算能力理性地应付这些复杂性问题。但这种受到限制的逻辑思维，并不能禁锢决策者可能采取的行为。

从“经济人”视角的角度看，考虑把经济个体定位于放在某一社会背景中的“经济”人，即个体不仅要考虑自身的财富上的逐利和非财富的追求，他还要权衡与他人的利益冲突,也就是使我们去考虑行为主体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经济模型中的表现与量化。此外，近些年以伦理为核心的利他行为逐渐进入了经济学中研究视野，贝克尔(Beker,1976)［26］用理性选择模型对利他偏好做出了解释,并进一步论证了利他行为的均衡是施用者的边际适用性等于受惠者的边际适用性。这些都使我们不得不去考虑扩展的“经济人”偏好选择模型。

从主体价值取向的心理现实化和判断模糊性角度看，传统经济学建构的经济学微观心理基础是效用理论，无论是采用基数效用理论还是序数效用理论，都趋向于建立以财富状态量为价值载体的绝对函数。正如哈耶克（1997）［27］认为，当我们努力建构一种合理的经济秩序的时候，假设我们又有所有相关的信息，假设我们能够从一个给定的偏好系统出发，又假设我们掌握了有关可使用的手段或资源的全部知识 。这种经济运算方法的发现之所以无法解释社会经济问题，其原因在于作为这种经济运算出发点的“数据”或“基据”就整个社会而言，对于一个能够计算其结果的单一心智来说，从来就不是“给定的”，而且也绝不可能是如此给定的。非确定性因素的存在，产生了信息种类、数量、可靠性、一致性的模糊性问题，进而影响着经济个体的选择问题。而个体在做出选择时，影响因素应为权重，正如Kahneman 、Tversky（1979）［28］指出，决策者赋予各种可能结果的权重是决策权重，而不是概率。

从价值取向功能收敛性的角度看，由于经济主体文化价值取向的一致性所引致的行为判断的相对稳定性，与经济发展所带来产品的丰富多样性的对立统一；以及资源稀缺所带来的选择行为的约束与现实选择单一性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某种程度上都可理解为“收敛”和“发散”的相对均衡。且从短期来看收敛性居于上风；从长期来看，除非打破原有的价值理念，否则收敛性依然存在。通过对个体目标的多样化和主体文化观念的模糊性的整合，反衬出个体整体利益观的形成和路径依赖，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往往会形成趋同的价值评价。

3.模型构建

3.1 相关假设

a.非线性、间断理的假设。主体经济行为的非线性和无序性，以及选择视角拓宽所引起量纲的不统一，因而假定理性人的可具有非线性、间断理。

b.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可使偏好与选择一致的假设。这是因为生活中选择可能与偏好、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不一致而作的假定。

3.2 模型框架

a.设是论域X到［0，1］的一个映射，定义：X［0，1］，x(x),称是X上的模糊集，(x)称为模糊集的隶属函数。我们用隶属函数反映个体的偏好程度，可避免量纲的不统一，如财富可以用金钱衡量，但非财富却不能用金钱来衡量。

4.结论

在同一文化的价值取向下，在某时点的时间界面上，文化群体的选择会趋向于一种稳定状态；从长期时间序列的情形看，其可能选择的演进方向是k，但序列的数目是趋于减少的。在其他相关变量都相等的条件下，这反映了区域文化价值取向功能差异的缩小的趋势，即我们定义的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这时个体会趋于形成一个稳定的习惯，并且不会轻易改变。同一社会近似的价值判断，一方面减少了经济个体估算的成本；另一方面，经济个体又较容易地判断社会中的其他人，即为经济生活提供了一套框架，使合作和竞争具备了一定的预见性和依赖性。因为经济个体所需的信息和计算能力的容量大大超出了经济个体的能力，要对经济行为的所有方面进行有意识的理想思考是不可能的。同时这也为经济主体提供了一套稳定的判断选择标准，主体采用相对权重选择机制，为其做出选择提供了极大的便捷，减少了决策判断的交易成本。这种自我强化往往会形成一种路径依赖，若这种路径依赖强化的是促进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如信任、平等、自由等，这将促进经济的增长。反之，则会阻碍经济的增长。

在多元文化中，个体受其他文化价值取向观念的影响，其权重分配及评价等级也会发生改变，此时合成矩阵种类的多样性会远远大于单一矩阵幂的多样性(M1M2)，个体可能会改变现有价值取向。当然，这种演进过程通常是人们生存方式、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的改变，或者说是个体所接受的新思想和习惯之间的优胜劣汰。这种影响因素的扩张，会增加文化群体的可能选择，但由于不同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同，外来文化的影响并不一定会影响这种价值判断，进而促进或阻碍经济的增长。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割裂原创文化的以期重现强国之路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如拉丁美洲移植了美国的宪法等制度，但并没有真正促进经济的增长。

文化价值取向功能的条件收敛性体现的是在相关变量相等时，价值取向功能差异缩小的趋势。在一定情况下，文化的价值取向会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也可能导致经济衰退；当这种条件收敛性被打破时，可能带来经济更好的发展，抑或造成经济一定的衰退。此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也佐证着文化既是经济发展的一个动力，又可能导致经济的衰退。

注 释：

①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把"资本主义"当作一种整体性的文明来理解，认为"资本主义精神"（依靠勤勉、刻苦、利用健全的会计制度和精心盘算，把资本投入生产和流通过程，从而获取预期的利润）构成了近代欧洲所独具的价值体系，驱动着人们按照这些价值原则进行社会行动.

②当弘扬一种基本价值又进一步实现了另一种价值时，这两种价值就是互补的。参见柯武刚,史漫飞.制度经济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③此学派学者认为，把文化分成原子及个别研究是没有希望的，因为文化的意义就在要素间的关系中，他们亦不同于文化丛体是偶然集合的说法。他们偏重于文化的动态，以此观察文化要素如何活动、如何集合及如何帮助人类满足需要及实现他们的命运。参见马林诺斯基.文化论[M].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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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全球进入知识经济新时代

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迅速转化，为全球社会化大生产和大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使世界各国为抢占科技、产业和经济的制高点，既进行着全方位的剧烈竞争，又进行着全方位的合作，不同社会制度、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国家，纷纷以科学技术为手段，进行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制度的大变革和经济增长方式的大转变，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而登上全球经济形态的宝座。

政治全球化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要求并带来政治全球化，要求政治上的合作和联合，要求建立更公正、更具同情心、更合理的世界新秩序，以确保越来越多的人受益，越来越少的人受害；要求确保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是全球议程的首要目标和主题。当代科学技术和经济的发展为满足这种要求提供了可能。现在，东西方冷战结束，南南合作、南北对话、大国间结成战略伙伴关系、政治上的握手、全球论坛的创造等等，就是政治全球化的证明。

文化全球化

文化是凝结在人类劳动产品上的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总和，包括哲学信仰、价值取向、行为准则、风俗习惯、制度礼仪等。当代科学技术及成果本身就是全人类共同创造的一种高级文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以及计算机网络的产生和普及、虚拟组织的出现等，促进了全球往，从而使各国、各民族的文化在全球往中碰撞、磨合，取长补短、相互包容，从而形成全球性文化。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全球化，而全球化的趋势也加快了当代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全球化下的当代科学技术哲学观

全球化下的科技哲学是什么

全球化下，科学技术发生了理论自然科学的多次革命、系统科学革命、新技术和高技术革命，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整体化，科学技术社会化、社会科学技术化，科学技术除了提供自然界纵向演化图景，还提供了横向的新的特征图景。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应该是人类为获得人化世界的科学图景和辩证发展而对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知识体系进行思维综合以及对现代科学技术的终极存在、终极解释和终极价值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价值论、发展论上作出的理性追求。

科学技术的主体――人是什么

全球化下，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表明，人是具有由生理、心理、思维器官组成的自然结构，由人际交往关系、文化交流关系和目标达成关系组成的社会结构，由情感、意志、知识组成的精神结构，以及与这些结构相对应产生的以生理性、心理性和思维性为标志的自然属性，以实践性、角色性和个性为内容的社会属性，以自主性、能动性和创造性为特征的精神属性相统一的存在物；人的价值的实现就是人的自然力的唤醒、对象性关系的全面生成、社会关系的高度丰富、需要性的全面满足。因此，当代科学技术哲学新理解的人是以自然、社会、精神结构和属性为本质，以生物性、劳动性、智慧性、情感性、社会性、需要性、非特定性为本性，以本体力量、异体力量和提升力量形成的本质力量向世界展示其行为和价值的不断发展的理性存在物。

科学技术的本体――世界是什么

科学技术本体的根基是外部世界。那么，世界是什么？ 这是科技哲学终极存在追求的主题。传统自然哲学把科学技术的本体看成是自然界，而且仅仅是以物质和能量组成的自然界。在全球化的趋势下，科学技术的对象是自然界、社会和人构成的世界。依据现代科学技术成果，对世界进行哲学反思，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是由物质、能量、信息组成的多级递阶结构的整体大系统，是一个人类实践活动所能把握的和暂时不能把握的胀缩永恒循环的世界，是简单性和复杂性、必然性和偶然性、决定性和统计性、线性和非线性、渐变和突变等相统一的一切皆关系的世界。

人类和世界的关系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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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教育发展 经济增长 灰色关联度 重庆市

一、引言

经济的又好又快发展不仅需要物质资本的投入，更需要且依赖于科技进步和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而人力资本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一直是经济学界关注的焦点。

早在古希腊时，哲学家柏拉图就在《理想国》中论述了教育和训练的经济价值。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1960）认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人力资本是促进当今时代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在当代，卢卡斯(1988)提出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人力资本，主要靠教育来实现。

国内学者对教育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研究。杨文波（1997）认为，经济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高素质的劳动者,而教育正是此二者的基础。史世新，金周英（2005）认为，教育系统的主要产出是人力资本,教育系统是一个专业化生产人力资本的部门。教育及其生产的人力资本具有资源配置功能、制度和生产等功能,是技术进步的载体,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间接贡献。熊春文（2007）从制度角度说明教育有利于经济的增长。

二、灰色关联模型建立

本文的实证研究采用了我国学者邓聚龙教授（1982）的灰色系统理论。由于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的复杂性，我们在分析重庆市教育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联性时采用了灰色系统理论中分析复杂系统因素的方法――灰色关联分析（GRA）。

本文分析的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所以选取经济增长作为参考序列，设为y0，选取受教育年限，受教育程度等指标作为比较序列xi，再建立灰色关联分析模型。分为以下几步：

1.确定分析数列并将变量无量纲化

为了使不同年份的各个数据具有可比性，首先要对参考序列y0、比较序列xi的原始数据进行初值化处理，消除量纲。本文中比较序列分别是平均受教育年限（x1=(未上过学人口 2+小学文化人口 6+初中文化人口 9+高中文化人口 12+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 16)/总人口） 、受初等教育人口比重(x2=初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受中等教育人口比重(x3=高中文化人口/总人口)和受高等教育人口比重(x3=大专及以上文化人口/总人口)。

2.求差异信息序列

0i (k)=|y0(k) - xi(k)|，k=1,…,n;表示时间

并找出最小值min|y0(k) - xi(k)|和最大值max|y0(k) - xi(k)|。

3.经计算取分辨系数

=0.5（0

4.计算关联系数

5.排序

通过排序即可得出比较序列对参考序列的影响的大小并得出结论。

三、数据搜集与分析

1.数据搜集与处理

把重庆市2002年―2009年GDP数据[7]作为参考序列y0（单位：亿元）；把6岁及6岁以上人口的受教育水平的数据[8]作为比较序列，经处理的具体指标与数据见表1。

四、结论与建议

由结论可知，重庆市作为一个西部的新兴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教育发展水平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关联度比较高，达到0.6169。此外，，说明高等教育与重庆市GDP的关联度最高，达到0.6769，重庆市市GDP增长与教育发展水平呈正比。

由此情况可知，重庆市政府应大力支持教育事业，重点培养高素质人才，提高教育质量，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此外，可以引导企业加大员工培训力度，增加教育事业的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

参考文献：

[1] Thodore W.Schults. Human Capital Investment and Urban Competitiveness.1960

[2] Robert Lucas.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J].J ouran

[3] 杨文波.教育发展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力杠杆.陕西教育，1997（5）

[4] 史世新，金周英.教育促进经济机制的作用机制分析.经济问题探索，2005(11)

[5] 熊春文.论教育公平与社会公平――基于帕森斯理论视角的一个反思.中国教育学刊，2007(7)

[6] 邓聚龙.灰色控制系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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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两岸制度；经济一体化；可行性分析

一、全球化和区域化对两岸制度的影响

     1、经济经济全球化和经济的区域化是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深入发展，对我国和我国台湾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面对全球经济的迅猛发展，我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在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引进外部资金，发展内部经济，这时期我国逐步开始与世界接轨。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当今世界局势的转变，和平与发展成为了当今世界的主题，为我国德尔经济发展赢得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就在这一时期，大陆对台湾的政策也有了巨大的转变，又原先的两岸对立，逐渐到两岸开展经济互动，特别是中国实行一国两制的政策在收购香港和澳门的成功应用，就更大大的缓解了两岸之间的紧张关系，为两岸的进一步交流和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两岸经济合作是在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展开的。众所周知两岸的经济贸易是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进行开展的，是在大陆实行改革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的，两岸的合作首先是从民间的经济方式合作开始的，突破了台湾的相关政策的限制，从而迫使台湾方面当局必须正视两岸经贸交流交往现实的重视，最终导致了台湾以默认的方式承认“在一个中国的前提”框架下实现两岸的经济合作。

二、经济一体化在两岸制度中的可行性分析

1、对于两岸制度性经济一体化在建构的过程中应当采取何种组织形式，两岸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和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从大陆方面来看，可以建立起多种层次的自由贸易区的模式，也就是说内地可以港澳实行CEPA的合作机制，而大陆与台湾可以采取FTA的自由贸易区的模式，对于某些相关的从产业可以借鉴新加坡与日本的合作模式，即对某些产业实行新加坡--------日本投资协议自由贸易模式。现在两岸的状况是，经济过于火热，而两岸的政治状况还是不稳定，再加上一些外部力量的干预，两岸在短时间内不会建立和实行共同的市场机制。

2、众所周知，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好转，是基于两岸经济合作实现的，我国自从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逐步走上了一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特色道路，大陆对台湾的政策由过去的对立，逐渐走上缓和，在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发展的大背景下，才导致了两岸之间的经济合作。大陆与台湾关系的好转，还基于我国现行的基本国策，我国一国两制国策的成功应用，成功的解决了香港和澳门的历史遗留问题，现行的一国两制的国策今后将在与大陆等方面的问题仍然是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两岸将会采取各种措施共同推进两岸共同市场的目标，继续推动经济区域化的进一步发展。因此在这一条件下，即是两岸建立了共同市场，也不会涉及到财政、货币、收入分配等制度性的根本问题，由于没有根本的触动，才会在共同市场的建立有了很大的进步。

     3、但是随着世界大趋势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区域化的进一步深入发展，两岸的经济相互的依赖性就会越来越强，在加上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以及在相关制度的改善的情况下，两岸的联系将会越来越紧密。根据欧盟的实践经验，双方建立共同市场的一体化模式，需要双方共同作出努力，首先要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尽快取消进出口关税和非关税的限制，实现货物和服务贸易自由化;其次逐步建立起对外关税和共同贸易政策（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两岸的经济发展水平逐步接近，尤其是产业合作的深化和加强）;第三，实现资本，技术，人才和其他生产要素等各方面的充分调动;第四，加强在农业特别是在稳定农业发展领域的合作，从而实现协调农业发展政策的目标，消除可能导致的负面影响;第五，是建设一个统一的，规范的市场机制，以确保公平竞争和有效保护知识产权，鼓励创新;第六，采取切实有效可行的步骤，以实现经济政策的协调，以保障经济的稳定。为了获得经济发展的提供有利条件，以增强其在区域经济中的地位，从而进一步提高经济一体化，共同促进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的总体目标。

总结：

众所周知，两岸有着共同的文化根源，有着共同的生活习惯，在经济上也有很强的互补性，经过二十年的两岸经济的发展表明，两岸在经济的合作上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们相信，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政治体制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的发展，两岸之间的经济、政治的交流就会不断的加强，政治互信的程度就会进一步的加强，从而进一步推动东亚乃至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两岸在不断合作的基础上，共同提高，共同发展。

参考文献：

[1]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国台办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唐永红.两岸经济一体化未来取决于制度性合作[N].法制日报,2011, (2011-03-15)

[2]记者 黄戎杰.两岸经济一体化 平潭作为实验区[N].福州日报,2009, (2009-03-20)

[3]记者杜军玲.设立合作试验区推动两岸经济一体化[N].人民政协报,2010, (2010-03-05)

[4]张烨、周熙雯福州大学管理学院.海峡两岸经济一体化路径选择的实证分析[N].福建科技报,2008,(2008-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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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群众文艺；经济建设；关系；促进作用

引言

群众文艺的发展，对于经济建设究竟能够有何作用，往往会被认为这只是一个很简单、甚至有些肤浅的话题，更有甚者认为这是无法融洽的问题。对于经济建设而言，它的发展能够促进国家与个人财富的极大积累，但是发展群众文艺却需要不断耗费大量的资金与人力，而且在群众文艺事业中的投入并不会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成效[1]。这主要是因为文艺创作同其他的部门工作不一样，它需要较高的经济扶持力度，而且所产生的物质需要历经周折才能够取得经济利益。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文化部门而言，其运转经费必须由地方政府批准，一些纳税者眼中，发展群众文艺就是在浪费资金，他们没有认识到发展群众文艺对于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导致在文艺活动的开展过程中，寻找赞助商总是困难重重[2]。关于群众文艺的重要性，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曾经做了明确论述，指出发展文化事业及文化产业不仅是满足人们精神文化建设的需求，同时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如果没有不断创新的文艺在社会经济极大发展的背景下，怎样发挥出群众文艺的社会效应，确保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相得益彰，需要我们去探讨。

一、发展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的相关问题研究

（一）发展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只能齐头并进

曾经有人指出，发展文艺建设必须优于经济建设，这是由于作为文化发展的核心要素，文艺建设在当今社会中将物质与文化消费融为一体。要想带动地方企业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其产品必须具备较高的文化含量、品位及个性，除了能够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更应该满足人们日益提升的精神文化需求，以此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产品附加值。如果一个企业地处文艺发展较好的地区，其发展与管理中所涉及的文化因素明显增多，明显提升了企业的文化品位，其综合素质与竞争力也相应提升[3]。对于那些忽视地方文艺发展的企业，虽然能够取得一时的利益，但是势必无法在经济建设中获得长远发展。而且如今我国无论是在知识方面，还是经济方面，都获得了极大发展，地区经济建设的优势逐渐开始向着文艺建设的方向转移，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软环境正在越来越侧重于该地区的文化底蕴、氛围以及拥有文艺作品的多寡。该地区拥有越好的文艺发展软环境，其企业发展越顺利。某一国家或者地区拥有较高的群众文艺发展水平，其在经济竞争中才能够取胜。如果缺少了群众文艺事业的支持，那么该地区的经济建设水平提升会异常困难，即使有了一时的提升，也无法获得长远的发展。总而言之，这些人的观点便是发展群众文艺事业已经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所以，有必要对现代世界文化与经济发展的态势做好分析，认识到发展群众文艺对于经济的推动力量，加强推动文艺和经济二者的融合发展，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的文艺作品，为经济发展做好保障。这些人之所以认为文艺建设优于经济发展，多是基于以上分析。以上分析看似非常符合我们生活逻辑，如果我们对其展开深层次挖掘时，很容易发现以上观点有失偏颇，其认识过于肤浅。如果将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比作铁轨与火车，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便显而易见了，二者相互依存，齐头并进，在相互包容中获得发展，如果认为一方优于另一方，那么二者就会失去平衡，导致一种恶性循环的出现，相信我们必定不愿意看到这种结果。

（二）发展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的关系

从政治经济学的观点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群众文艺作品为上层建筑，那么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4]。物质基础决定了群众的文艺创作属于上层建筑。通过这一辩证论，发展群众文艺创作能够对经济基础产生积极的、能动的而且效果巨大的反作用。通过社会发展的本质来看，群众文艺是上层建筑，经济发展是基础，然而，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笔者结合自身的工作经验得出如下结论：归根结底，经济建设是人的活动，必须要受到精神文化的支配，群众文化如何便会导致相应的经济行为产生。也就是说，发展经济建设的基础结构是发展群众文艺创作。因此，从特定的环境关系中来看，群众文艺创作和经济建设的结合，属于一种最本质的发展结构。针对文艺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做了指示，认为文艺工作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如今我们物质生活水平获得极大提升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坚持文艺为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服务这一原则。通过上文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都高度重视群众文艺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为此，必须将群众文艺发展放在政治策略的高度对待，才能够确保创作出更多高质量群众文艺作品。对待国家政治的敏感性必须始终做出准确的鉴别，才不会迷失政治的道路，坚持国家政府部门关于发展群众文艺与经济建设的方针，发挥出应有的社会效应。

（三）群众文艺发展和经济建设发展的有机互动

如果摆脱了经济的有力扶持而单独去开展文艺创作，那么创作出来的作品势必没有生命力，而且内容空洞，只是枯燥无味的表面文学。我们日常所接触到的所谓的艺术创作来源于生活，指的就是文艺创作过程中，必须与外界相联系，而不是闭门创作。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在所从事的经济活动中获得创作的灵感，在生活中创造了艺术，这样我们的作品才具有激励、鼓舞的力量，才能够具备推动经济发展的实力。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发展摆脱了文艺的支持，那么该经济建设体系将会变得不堪一击，纵使获得了一时的经济效益，也注定不能够长久发展[5]。一切物质发展的源泉都来源于精神动力，缺少了精神文化的支持，我们在日常的经济建设中势必毫无动力可言。通过大力推动文艺和经济建设发展，能够促使精神与物质文明产生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最终使得经济获得飞跃式发展。

二、发展群众文艺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

（一）找准群众文艺和经济相结合的切入点

一座城市、一个地区要想获得发展，需要经济建设的支持，同样也需要群众文艺的作用。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文艺工作的有效性，主要是表现在如下两点：一是宣传教育功能，二是娱乐功能。群众文艺工作开展的主要宗旨之一便是注重宣传教育功能的发挥，将党的方针政策以群众文艺的形式宣传出去，体现群众文艺为党和人民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如今，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人们财富的积累，人们的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提升，相应地，人们对于文化也产生了更深层次的需求。因此，为了满足人们的这一更高的要求，群众文艺的宣传力度必须增加，确保承担起宣传教育功能的前提下，发挥其娱乐功能。注意到我们所处历史时期的特殊性，要想做好群众文艺工作，解放与发展社会文化，首先就应该从转变思维开始做起，明确群众文化的多样化理念，寓教于乐[6]。充分注重群众文化的娱乐功能，不断迎合人们对文化更高要求的前提下，寻找群众文艺和经济结合的切入点，发动身边一切有利因素，积极发展群众文化，定期举办形式多样的群众文艺活动，保障群众文艺在经济建设中促进作用的发挥，使其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二）借助广场平台，促进经济发展

在发展群众文艺事业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始终注意到对广场这一重要载体的应用。在广场这一平台的作用下，利用以点带面的形式，全面刺激出群众文艺活动的热情，在人口密集区大力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文艺活动。从这一角度看，广场可以说是拓展群众文化的一个有力平台。将活跃群众文艺与构建和谐社会所演绎出来的新气象推广出去，将其作为反映地区文化与经济建设的窗口，将其作为开发地区旅游的新增长点。例如，在我国某市区某一广场舞台上，每年都会有七十多场的文艺演出活动，充分表明了广场舞台已经发展成为群众文艺和旅游经济发展的新契机。群众文艺与经济建设二者在发展过程中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对于广场舞台而言，应该丰富群众文艺表演的类型，充分展现群众文艺多样性特征[7]。如今，众多企业纷纷对广场舞台这一群众文艺活动模式提高重视度，通过形式多样的演出将自身产品推向舞台，以群众文化活动这一方式为切入点，借机打造与宣传自身的品牌效应，通过在广场舞台的演出环节中增加一些小活动环节，发放一些免费或者低价产品，以此形成广告效应，提高企业产品在群众中的知名度。我国一些地区群众文文艺活动之所以能够迅猛发展，同群众文艺与经济的结合是密不可分的，通过二者的结合，有效吸引大量群众前来，通过群众的共同参与，推动地区的经济建设。总而言之，群众文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地区经济建设的步伐，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企业对群众文艺的重视，也有效拓展了群众文艺的发展空间。不得不说，这是群众文艺和经济建设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有效手段。

（三）全面运用群众文艺，拓展企业文化

在我国经济获得极大发展的同时，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有了显著提升，人们对于文化的需求表现得越来越强烈，这就使得群众文艺中一些潜在的活力得到充分挖掘。随之，一些校园文化、社区文化以及企业文化纷纷发展起来。就企业文化而言，虽然已经有了初步的概念，但是仅仅停留在表面演出的形式，如果不加以发掘，那么势必无法起到对经济的促进作用。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群众文艺所蕴含的潜力还没有被充分发掘出来，它还存在相当大的发展空间，这不得不说是群众文艺在我国社会步入经济发展阶段所迎来的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对于企业文化的理解，并不能简单地停留在“企业+文化”阶段。曾经有人片面地认为，企业文化就是在企业中经常做一些歌舞表演，这是非常不科学的。总体而言，企业文化实际上应该是企业的精神支柱，如果一个企业缺少了优秀文化的支持，那么其很难取得长远发展。以上观点得到了全球比较成功公司的普遍认可。国外企业对于文化的开发、培养与利用过程中，与我国企业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必须对企业展开以及引导。众所周知，企业管理的基本措施通常包含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制度、计划以及纲领的制定，二是使命感的导向。这两种方式以刚性与柔性并用的形式，带动着企业的发展。从管理学角度看，这两种方式缺一不可，但是通过组织发展的角度分析，往往认为具有柔性的使命感的导向难度更大，层次也更高。通过对众多企业的社会实践分析中我们能够看出，如果到了关系企业存亡的时刻，企业文化的作用便凸现出来。同时我们可以看出，经济社会与工业文明的核心正在由以往的强制性管理向着文化转移。所以，群众文化必须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能仅停留在表面，通过对企业的深层次引导，带动企业的发展，从而来调动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参与的积极性，发挥出集体的力量，使员工体验到自身在企业中的存在感，使得企业充满凝聚力与团结性。例如，某地区群众文化艺术馆为了打造群众文艺中的企业文化这一品牌效应，选取了一家效益不错的公司进行合作排演，参加省级比赛，帮助企业在内部选择演员，并组织排练，公司方面被群众艺术馆的真诚性所打动[8]。通过这一节目排练，企业的生产不仅丝毫没有受到影响，其演员的工作积极性却大大提升了，在工作中表现得更加努力，这是典型的低投入高收益的手段。此外，由于这个节目在省级比赛中获取了二等奖，使得这家公司的名称被人所熟知，很多同行业竞争者也是对这一公司心服口服。综上，企业文化属于群众文艺的一股特殊力量，这种力量目前为止并没有得到有效挖掘，要想切实推动企业发展，就必须要使群众文艺渗透到企业之中。

（四）应该强化两个扶持，加速推进两个效益的实现

所谓两个扶持，指的是思想扶持以及政策扶持。对前者而言，主要是在文化体制改革过程中所涉及的探索等环节，应该予以充分的思想支持与引导，充分调动起领导与群众的积极性；后者主要是针对政府部门而言，给予其相应的政策扶持，帮助文化单位发挥出自身应有的功能，确保其能够为经济建设服务。由于文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会牵扯到多方利益，所以难度极大，只有注重对领导和群众两方面积极性的发挥，强化两个扶持作用，在改革道路上达成共识，使得改革中拥有强大的推动力量，并与市场经济相适应，逐渐形成和当前政治、经济相匹配的文化，激发出群众文化事业与产业中的巨大潜力，提升我国的综合实力。“两个效益”指的是社会与经济效益两方面。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文化产品不仅是精神产品，同时它还属于文化商品的范畴。在文化的建设过程中，不但能够产生社会效益，同时也能够形成经济效益，二者是同时存在的，并不是以往的对立关系。针对文化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我们必须予以认同，支持合理的利润追求，同时反对将其当作唯一标准的做法。我们不仅追求文化建设的社会效益，更应该注重其经济效益，确保二者兼顾，统筹规划，这也在实践中得到了有效印证。群众文艺同时具备教育和娱乐的双重功能，我国各地区群众文艺活动正在大力开展，每年都有大量的企业在广场舞台这一平台中积极宣传品牌，做到了经济与社会效益的双重收获。

结语

对于发展群众文艺以及经济建设重要性的问题，认为二者同时属于矛盾尖锐而且利益包容的产物，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对二者的重要性下定义。我们只能说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群众文艺的发展属于一种较强的人文精神，它无法直接在经济建设中得以体现。但是，经济建设离不开群众文艺的作用，这也是群众文艺的人文动力所在，并且正在为新一轮的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支持。

参考文献：

[1]饶世坚.浅谈发展群众文艺对经济建设的促进作用[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0，(8)：113-115.

[2]周健.试论群众文艺纵深发展的价值关联[J].淮海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2)：63-65.

[3]黄贵平.新时期背景下群众文艺活动的组织方式研究[J].大众文艺，2016，(3)：23.

[4]孙彦琴.新时期群众文化的发展与建设[J].大众文艺，2012，(21)：197.

[5]仲呈祥.领悟讲话做好文艺批评工作[J].艺术百家，2015，(1)：1-6.

[6]田雨，王东维.浅析延安文艺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J].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4，(3)：63-68.

[7]王社稷.浅析群众文化事业如何创新发展[J].大众文艺，2016，(1)：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