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的交流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文化的交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 正 文】

一

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注：［日］《类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 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注：［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团第一次到达福建。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船匠、射手、水手、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中国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黄金 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一袭，黄金150两（注：［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同时，日本遣唐使团到唐朝，往往带有絁、绵、帛、布等礼品。据《延喜式》载，日本统治者委托遣唐使赠给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锦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贴，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团出发时，朝廷一般还赠给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各种人员以数量不等的絁、绵、布。如给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录事“絁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这些物品主要是为了让遣唐使团成员在到中国后作为费用而赏赐的，使团人员也会带上这些物品的大部分或部分前往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

随同这次遣唐使舶到达福建的还有日本僧人空海、留学生桔逸势等。这一年（公元804年）十一月三日， 他们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的安排下，离开福建，由陆路跋山涉水，前往长安。空海在唐朝留学期间，与唐朝著名的僧人、文人广泛接触交流，归国后，努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注：［日］《大师御行状集记》、《桔逸势传》。）。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附商舶来到福建， 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注：［日］《行历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圆珍后来离开福建，参拜天台山，在越州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到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 他在日本近江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给“智证大师”称号（注：［日］《智证大师传》。），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乃，南方小国林立，福建为闽国所统治。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在福州设置榷货务，由随王氏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张睦任之，张睦“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注：《福建通志·名宦传》卷3《张睦传》。）。在福建泉州， 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继其父王审邽为泉州剌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注：《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王延彬传》。）。当时这些船只主要是发往东南亚各国，但也会间接或直接与日本有往来。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政局较为稳定，福建在唐五代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事业勃兴。福建商船到达日本的不少。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风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关照，留住七年才回国。周世昌在日期间，曾与日本诗人互相赠诗唱和，并编成诗集带回给宋真宗。与周世昌同船至宋的还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亲自接见滕木吉，还赠送时服、铜钱等物，送其归国（注：《宋史·日本传》。）。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秋，福州商客陈文祐由日本归国，第二年（公元1027年），陈文祐又到日本（注：［日］《小右记》。）。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赠送土特产品（注：［日］《小右记》）。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注：［日］《朝野群载》。），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潘怀清献佛像给大宰府（注：［日］《续本朝通鉴》。）。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僧成寻乘中国商舶来华，他在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当时船头有三人，一为（广东）南雄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注：［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这艘宋朝商船船头的三人中福建人占了两位。

徽宗崇宁元年至四年（公元1102—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曾两次到日本从事贸易（注：［日］《朝野群载》。）。他第二次再到日本大宰府时，呈上本国的公凭，请求贸易。这份公凭，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为《朝野群载》一书所辑录。这份公凭不仅登记了全体船员的姓名、所有货物的名称及船上的其他器具，还记载了有关舶船出海的各项具体规定，为我们了解当时中日之间的海船组织、市舶制度及进出口货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宋时，福建已有比较固定的开往日本的航线，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注：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与日本等国之间。

到了南宋，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南宋的明州。离明州不远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达。据南宋理宗时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板、罗木板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注：［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

二

综观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日本与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要靠官方组织的遣唐使团，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赴日，乃是跟随鉴真和尚，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势等人的赴唐，也无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注：详参拙文：《略论唐后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86年第2期。），来往于中日间的民间商船增多， 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圆珍附商舶到福州， 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来往于两地的频繁景象。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祐、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总的来看，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乃是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和一大特点。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从贡品、礼品为主转变为商品、文化用品为主。

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交流的物品种类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团的因素和作用，往来的物品多以贡品、礼品为主，如金、银、水精、玛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来往的物品多为磁器、绫绢等类商品和书籍等。如北宋时泉州商客李充驾船到日本，运去的货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贰拾匹、磁垸贰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载》。）。当时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输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故这种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称为“珠光瓷”。在日本福冈松州等地出土有晋江磁灶窑生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德化窑生产的“白瓷盒子”（注：［日］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宋代，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还有很多是书籍，日本僧人庆政自泉返日，就带回很多书籍，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福建建阳麻沙是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也传播到日本等国。宋末建阳学者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一滴龙湖山下水，千源万派定朝宗。”（注：《熊勿轩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书籍已远输日本等国。至今，一些建阳刻本还珍藏在日本，由于这些刻本在我们国内已不可见，因此在日本的藏书已成为海外孤本。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开了后代两地大规模交流的先声，综观这种交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与日本双方经济的发展与相互需求，是促进这种交流的主要因素。

唐初的福建还比较落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福建迅速崛起。尤其是唐后期随着中西交通西北陆路的受阻，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兴起，福建的各项产业也迅速发展。宋代，福建的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事业已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且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大量的福建商人便频繁地来往于福建与日本之间，从事磁器、丝绸等商品的贸易活动。

唐初的日本，生产力还较为落后，贵族专权，朝臣倾轧，社会不安定。但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外来的东西，他们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派遣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及经验。遣唐使团到福建，也与福建人进行了交流。

经过遣唐使时期大规模的对中国的学习，促进了日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唐后期，日本已羽翼渐丰，不必需要像唐前期那样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了，中日之间的交往便逐渐由民间商人海上贸易取而代之。

北宋初，公元967年（北宋乾德三年，日本康保四年）， 日本藤原实赖出任关白，朝臣尽归藤原氏，开始了百余年的摄关政治，藤原氏掌权期间，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本土文化正处于发展繁荣时期，统治者并不主动与中国建立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中日海上之间活跃的主要是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船。

南宋建立不久，在日本，武士平清盛以平定保元之乱（公元1156年）的军功，出任大宰府大宰大贰。平清盛接触宋日贸易并从贸易中获得巨利，便主动积极地开展对宋贸易。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日本仁安二年）平清盛升任大政大臣，日本政权归平氏，启武士掌权之滥觞。平氏修筑港口，整治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向前发展。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日本养和元年），平清盛死，朝政归于源氏，源氏幕府和平氏一样，热衷于对宋贸易，南宋商人到日贸易时常受将军召见。源氏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甚至亲造大船，准备赴宋朝佛。由于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和生产力的发展，故南宋时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不仅有包括福建船在内的中国船，还有不少日本船。

其次，福建造船业和港口建设事业的发展，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前提和物质基础。

福建与日本隔着浩瀚的海洋，没有船只根本不可能交流。而福建的造船业在我国则属先进地区。早在三国时期，立国于东南的孙吴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市）设有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在温麻（今福建宁德地区）设有温麻船屯，负责建造船只。孙吴曾数次派军队北攻辽东、南取珠崖、儋耳（两地均在今海南省），又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 派遣有甲士万人的庞大船队到达台湾，这些大规模的航海所使用的船只也很多来自福建的温麻船屯。

隋唐时期，福建造船业继续发展，福州、泉州是两个造船中心。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高僧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睿、 普照曾派人到福州买船，准备东渡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可见福州的造船业已名闻遐迩、蜚声海外，并且具有横绝东海的能力。

宋代福建造船业加速发展，造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3。）根据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以后的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3。）。有学者据此推算，当时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注：陈高华、 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140页。）。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而且出现了“番船主”，为海商提供船只。

在港口建设方面，唐宋时期，泉州港、福州港等福建港口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唐代后期，泉州港已与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府（今广州）、江都（今扬州）并列为唐代的四大贸易港。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对外交往，又在闽江口外的黄岐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到了宋代，泉州港、福州港继续发展。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是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奠定了泉州在宋元之际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基础。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海舶穿梭，蔚为东方巨港。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海洋文化所熏陶的福建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开拓精神和日本人的奋斗精神。

福建山多地少，有漫长的海岸线、无数的海岛和辽阔的海域，居民具有海洋文化所形成的强悍气质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秦汉魏晋时期，很多中原人民南下，他们和当地人结合，成为福建的主要居民，共同开发福建的山区、沿海平原和海洋资源。唐代福建人口迅速增加，隋时仅有12420户（注：《隋书》卷31《地理志》“建安郡”。）， 到唐中期德宗建中时期（公元780—783年），户口却一跃而为93535 户（注：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为隋代的7倍多。隋时福建仅有建安—郡和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到唐玄宗天宝前后，福建已有福、建、泉、漳、汀五州和闽、侯官、长乐、连江、长溪、建安、晋江、南安、莆田、长汀、龙溪、漳浦等23县（注：详参拙文：《唐朝前期对逃户政策的改变与福建州县的新建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这些州县除了一部分在山区外， 大部分是建置在沿海地区，从中也可看出福建沿海的迅速发展。沿海的福建人除了发展农业、手工业，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事业，他们积极与世界各国往来，发展友好关系。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注：《全唐诗》卷208。）在泉州，异国商人云集，各国使臣从泉州上岸朝贡唐廷很频繁。五代至宋，福建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宋代泉州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竞相传播和发展，也显示出福建人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气魄和胸怀。

日本地处海岛，日本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精神和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好学精神。唐前期，日本人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派出庞大的遣唐使舶赴中国学习。唐后期，尽管遣唐使已停止，但中日海上往来还是持续不断。到了南宋，在中国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和商人便有很多是日本的了。转贴于 三

篇2

21世纪无疑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跨文化知识经济交际越来越频繁，成为如今普遍的现象，具有时代性，外语是跨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工具，面对这种情况，给我国的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外语教学必须真正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而更加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

国际背景；跨文化经济交流；外语教学；影响及意义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跨文化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以及国际生活给我国的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外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主要工具，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我国的对外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对外经济的发展就必须伴随着跨文化经济交流，因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不仅要具有专业的素质，还要有良好的外语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跨文化经济交流的重任。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跨文化经济交流促进了我国外语教学的改革。

一、跨文化经济交际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一）经济交际经济交际是指专用语交际，涉及的层面比较广，主要是如今已经确定的所有的语言层面，在进行经济交际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外语中在描写经济专用术语时候的常用的形式结构特点，以及一些在经济交际中具有专用性的某些词语义项，在此基础上再对经济领域中概念系统的构建进行探讨；此外，还要对经济领域中新出现的事物以及新词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方式进行考察；经济用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要时刻关注经济用语的句法变化，并考察它们对普通用语的影响，经济用语的新变化是具有生命力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其进行深刻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想要对经济交流专用语进行充分的了解还可以对相关的经贸问题以及篇章的才找关系和超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发现其规律以及特点。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实际交流的场景以及类型进行综合考察，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经济交际的特点。

（二）文化交际同文化与跨文化是不同的，同文化视角下的语言表达模式、以及认知模式都是同质的，但是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则是一种交叉的异质现象。所谓的交叉现象就是以对其中一种文化的交际模式进行违反的形式展现的，两种文化放在一起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再加上有多种参数会介入其中，从而使其表现方式更加的多变，由于它的多变因此很难找出其固定的规律性，多变也是建立在交流主体的差异、个性因素之上，个性差异与文化差异有时候很难分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跨经济文化交流出现障碍，给交际活动带来阻碍，使其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是夭折、短路。这种交际障碍是很难跨越的，就算是交际者很擅长这门外语，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因素的不同还是会给交流带来很大的难题，跨文化经济交流需要克服这个难题，需要交流者对自己的记忆记忆思维过程中进行调整自身的语言行为，从而调整自己的整体结构网络，然而这种调整也并不是容易的，它不是仅仅靠着简单的学习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切实地锻炼与实践才能逐渐掌握交流的技巧，只有经历实践才能真正了解一门外语的精髓所在，才能熟知其交流规则和习惯。

二、跨文化经济交流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流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甚至是文化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的外贸决算与外贸人员的语言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交际的重要性。如今，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是否能够顺利进行，首先就要先关注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开展，跨文化经济交流在经济交际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顺利开展跨文化经济交流才能给国家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外语教学是为了培养社会以及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的需求，外语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跨文化经济交流给我国的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直接促进了其改革与发展，从而使其培养出来更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家的对外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一）促进外语教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熟练运用外语的高素质人才，但是以往的教学内容都过于陈旧，与时代脱轨，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外语教学的任务和责任更重了，国家发展亟需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外语教学的课程内容不能一成不变，以不变应万变是无法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的，因此只有根据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逐渐地改善课程内容，使其与社会相接轨，才能教授社会发展需求的外语内容，改变教学的重点，从而培养出社会发展经济需要的人才。

（二）重视语言的运用以往传统的外语教学遵循一种死板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我国的外语教育理念虽然是希望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但是事与愿违，在正确的理念的指导下，虽然老师和学生都认识到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受应试教育的深刻影响，所以在实际情况中，学校和老师都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死板的教学方法以及沉闷的课堂学生对外语的学习早已失去了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又怎么能够学好外语呢？又怎么能掌握一门语言呢？这些无疑都是很难的。老师的满堂灌，学生处于一种被动学习的状态，老师平时上课只注重学生的听、读、写，完全忽视了口语的联系，更忽视了学习外语基本知识之后的运用与实践，学生学习语言只是单纯地学习语言，就像高中学习文化课一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语言运用的重要性，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做外语题目上，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考一些证书上，这种只注重知识理论而忽略实际操作的做法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跨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如此的重要，外语教学不得不重视起来，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教学的方法以及重点，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不是手持外语等级证书的无用之人，国家重视的不是学生学习外语的死能力、死记硬背，而是需要熟练运用外语的人才，能够进行交流的人才，面对这种要求外语教学不能再一如以前，只重视学生的读写能力的培养了，要把重点放在外语的运用以及实践当中，切实地提高学生的实践和运用一门语言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才能不断地去弥补，从而提高自身运用外语的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才。

三、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语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日益频繁的跨文化经济交流，外语教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促进了外语教学的反省与思考，会直接促进外语教学的改革，从而培养出高素质具有外语素养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以及强大的人才力量。

参考文献：

[1]钱敏汝.跨文化经济交际及其对外语教学的意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04:45-51.

篇3

关键词：中国；德国；教育交流障碍；跨文化交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日俱增。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加快了世界各国教育国际化的步伐。跨国别、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给各国教育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由于陌生文化和各国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导致的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现象。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较为宽泛，本文仅就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理解偏差做简单分析，以减少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由于跨文化冲突导致的教育交流障碍及理解歧义现象。

跨文化交际，顾名思义，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交际的过程[1]。跨文化交际理论下影响交际的因素较多。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社会结构、心理因素以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角色关系的差异等都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造成理解歧义和文化冲突。

笔者于2016年10月9-29日参加公派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育培训团组。作为团组的外事联络人，在与德国培训承接方的交流沟通及课程内容翻译过程中，受到跨文化交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交流障碍及问题，本文以其中的一些问题为例做简单分析。

一、中德教育交流障碍原因分析

（一）不同的教育传统

中德教育交流的开展大多由中德教育传统为话题开始，不同的教育传统衍生出中德两国截然不同的教育体制。因此，在教育交流过程中，如果无法全面了解中德两国教育传统及教育体制的差异，就容易产生相应的交流障碍。

德国的教育体制在中古世纪以后开始获得系统发展。起初，只有神职人员和贵族拥有受教育权，随后才渐渐普及到民众，使得全民教育体系发展和兴盛起来。义务教育的传统起源于马丁・路德的思想，直到21世纪才被全社会所倡导。受到国情、人口、宗教及哲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教育相对更注重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应用技术的培养。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教育更注重知识的学习。[2]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历史传统和联邦制的国体使德国的16个州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和自。联邦政府除在高等教育原则问题、企业范围内职业教育和科研以及学习资助方面有发言权外，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有限。因此，德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中小学的法律，而是由各个州在《基本法》（德国宪法）的范围内独立管理发展其学校教育事业，州颁布各种专门的法规，规定各级学校的设立、维护和发展，师资的培训和进修，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学生在学校中的地位，学费和教材费用的减免以及教育补助等事宜。这导致各州间的学校教育发展各具特色。为保证全国教育的基本统一，各州文教部长组成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共同协商联邦和各州在教育方面的合作。

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家设立教育部，作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各直辖市设有教育委员会，各省、自治区设有教育厅，各地方市、区、县设有相应的教育局或教育办公室。

由两国的教育体制可以看出，德国的教育管理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相反，中国则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因此，在德国教育传统影响下，统一的制度化体系相对较少。每个州的教育制度各具特色，统一管控的部门权利较弱，管控机制较为笼统。中国的教育由教育部统筹管理，大范围内实行的统一标准相对较多，教育管理部门权利较大，各省份及地方学校独立制定教育政策的余地较小。

在中德教育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传统、教育体制不同产生的沟通障碍并不少。受到中国教育体制及教育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教育学者往往会将德国教育体制与中国教育体制做类比。在自上而下的模式观念影响下，交流过程中会频繁提出“统一”“体系”“机制”“结构”“管理部门”“上级部门”等概念。例如，“德国学校课程体系结构是怎样的？”“教育评价的管控部门是什么？教育评价如何进行？由谁发起？”“联邦范围内是否有统一的教师进修要求？”上述问题单纯从字面上翻译给德国学者，得到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联邦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结构。每个州对自己的教育负责，每个州有不同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制” ，并会误认为中方学者重复提出同类问题。随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德国学者往往会就本州的特色制度进行讲解，但显然无法满足中国学者对于“全国统一化”标准的求知欲，从而产生“答非所问”的沟通障碍。

（二）不同的教育理念

海德堡大学进修学院主管托马斯・海茨（Thomas Hetz）先生在其中德教育对比课程中提到，中德教育理念的不同是导致教育体制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内容则是：“人的尊朗遣豢汕址傅模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国家所有权力的义务”（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由两国宪法的首条可以看出，德国整体的国家理念强调国家是由一个个小单位组成的，只有个体安定有序才能带来整个国家的繁荣；而在中国则强调个体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德国近代教育先驱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人作为个体，自己有意愿获取知识。通过获取知识，使得个性化更好地发挥，使得头脑更加清醒、更加理智。中国的教育名家孔子倡导儒家思想。中国提倡人是整体的一部分，注重整体和谐，通过教育使人变得更好，使人与人更加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该项差异可以归结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差异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个人主义，即以个人为中心，个体需要重于集体需要；集体主义则强调“我们”，而非“我”。[3]

中德教育理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德教育体制的发展。当今德国的教育体系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幼儿园阶段（3岁起，非强制性入学）；小学阶段（4年）；中学阶段（5～9/10年）；职业学校（3年）或高校（4年以上不等）；更高学历或深造阶段（见图1）。

德国教育理念影响下的教育体系最大的特色在于横向与纵向相通，在中等教育第一阶段（初中阶段）就分流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可以自如地相互转换，即每个学生可以在特定阶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受教育方式。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补齐相应的中学阶段课程后，便可在不同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学校就学，也可以通过补齐文理中学第二阶段水平课程后进入高校读书[5]。与此同时，文理中学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补齐相应的实践课程进入职业学校读书。这样，每个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获得个性化发展。

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体系由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两部分的管理互不相通。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理念影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职业教育成为学习成绩不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不同教育理念导致的沟通障碍主要体现在学生的特色发展及教育评价方面，德国学者在教育交流过程中的出发点大多基于个体的个性化发展，由个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出现的问题推向某条相应教育政策。在被频繁问及“德国联邦或者州范围内是否有统一的教育评价机制？教师如何评价学生？学生如何评价教师？是否有成体系的评价表格？”等内容时，德国学者的反应先是困惑，表示不理解中方学者想要获取的交流内容，随后反问“中国是否有相应的教育评价机制？如何推行？”在获知中方教育评价体系后，德国学者会进一步追问该评价体系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推行情况以及收效，这是由德国“个性化发展至上”的教育理念所决定的。笔者在回应德方前半部分提问的交流过程中并无障碍，然而被问及亲身经历教育评价推行的问题时，发现实施过程可能并不如体系本身系统化，从而在交流过程中给德国学者以下印象：中国系统化的教育评价机制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收效并非十分理想。这使得德国学者产生“既然没有收效，那么系统化机制出现的意义是什么？”的困惑。

德国学者提出，德国的学校及学生拥有自我发展的潜力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学校的发展是为了让学生得到个性化成长，发展成为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因此，学生不会被统一化、标准化评价。学生会评价教师，以获取更适合自己的教育内容。对于教师的评价也取决于学校本身。如果学校不开展自我评价，教育部门并不会实施从上到下的学校监控与评价。

该类型的沟通障碍在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的交流过程中一直频繁出现。由于对彼此的教育理念、特点认知不够，交流中会出现各自强调自身特色而忽略对方需求的现象，导致沟通不畅，甚至出现理解误区。

（三）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

华裔设计师刘扬的作品《东西相遇》将中德两国的文化差异以简笔画的形式生动体现，其中涉及不同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的作品有以下两幅（图2、图3）（左边德国VS右边中国）。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一般分为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抛开语言理解层面的交流过程，跨文化交际亦会由于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产生交流障碍。[6]

上图非常生动、直观地反映出两国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中国是综合型思维方式，以直觉的整体性与和谐的辩证性著称，强调“整体关照”，表达方式相对委婉、含蓄、内敛，喜怒不形于色；德国则是分析型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线性为特点，强调“细剖精析”，表达方式直接、大方、严谨。[7]

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中方学者偏向于将交流过程中的问题和疑惑先记录下来，用委婉和间接的策略首先回避交流障碍，在交流结束的时候统筹考量提出该问题的必要性，统一将一系列的困惑和问题提出。在碰到对方向自己提供不感兴趣的话题及内容时，中方学者一般会微笑表示接受，并将意见记录下来，转由外事人员私下与德方代表进行沟通和商榷，以示对德方讲师的尊重。相反，德方讲师则困惑于自己的交流内容全程没有中方代表的呼应与沟通，并对于自己课程内容、交流话题和表达方式是否能够引起中方学者的兴趣产生疑问。经过解释和沟通后，德方讲师积极鼓励中方代表在交流过程中就自己的困惑及时进行反馈，并随时打断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从而提高效率，认为即时进行思想碰撞是交流的必经之路。然而，传统的中式思维方式依旧很难改变中方交流代表的表达习惯，在交流末尾提出一连串的、来自不同章节的问题也往往会使德方讲师在没有即时交流话题背景支撑下措手不及。

思S方式导致的沟通障碍还有很多，如在笔者与德国学者沟通课程内容准备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毕业于语言专业，教育专业知识相对薄弱，对于很多课程需求的解释停留在文字表面，较为虚化和笼统，提出相应的课程需求后，会虚心表达个人在教育专业知识方面的匮乏。德国学者受到分析型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会在沟通过程中将每一个问题深化、剖析、解释，使得简单直接迅速的“课程需求沟通会”演变成深入讲解教育专业知识及背景的“课程需求研讨会”。笔者需要多次委婉打断德国教育专家的深入讲解以达到尽快完成沟通的目的。

（四）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性

语言是跨文化交际最直接的工具，翻译作为沟通桥梁在教育交流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差异缺乏相应的了解而导致的交流障碍也不少。该因果关系亦可以类比到教育交流过程中。中德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译者教育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性。翻译环节导致的中德教育交流障碍主要有以下三种。[8]

1.不理解造成的交流障碍

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对于交流主题及交流内容的笔译必须经过精细准确的推敲（如邮件沟通过程中的专业术语定义），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面对面或电话上的语言直观沟通。由于中德的语言习惯、语法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将中方学者的兴趣议题进行直译，没有补充说明，就会导致德方学者产生不理解（Unverst？]ndnis）的交流障碍。例如，交流过程中中方学者提出希望了解德国某州的教育标准的框架和结构。译者将源语中的框架和结构直接翻译后，德国学者直接表示能够理解“框架”和“结构”的字面意思（Rahmen & Struktur），但是无法理解中方希望获取什么方面的教育内容。经过后期进一步的解释和描述，德国学者将源语对应为“Bildungsplan”（教学大纲）。类似的案例还有“学校的法律与法规”（Regeln und Gesetz der Schule）应直接翻译为“Schulgesetz”（学校法），“家长参与学校管理”（Verwaltung der Eltern in der Schule）应翻译为“Mitwirkung der Eltern in der Schule”（家长与学校的协同合作）。

2.误解造成的交流障碍

误解（Missverst？]ndnis）造成的交流障碍的特点在于，当交际者意识到障碍出现的时候，该障碍已经发生了。产生的过程一般分为三步：所想非所言（Gemeint ist nicht gesagt），所言非所意会（Gesagt ist nicht verstanden），所意会非所认同（Verstanden ist nicht einverstanden）。如果译者发出了和自己内心所想表达的内容有偏差的信息，就会导致信息接收者产生交流误解。例如，中国学者就中国教育区域合作中的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希望与德国学者在欧盟大环境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做类比交流。区域一体化的直译（Regionale Integration）直接让德国学者误解为“区域融合”。在对于京津冀一体化（Koodinierte Entwicklung der St？]dte Beijing und Tianjin sowie der Provinz Hebei）做了进一步阐释之后，德方将“教育区域一体化”的翻译对应为“Regionaler Strukturausgleich im Bereich des Bildungswesen”（教育领域内的区域结构平衡）。

3.翻译错误造成的交流障碍

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Irrtum）也叫误译。近义词辨析不准确、词义理解不当、缺乏背景知识等都可能导致误译，从而造成交流障碍。例如，联邦德国的教育评价制度，译者起初将“教育评价”译为“Erziehungsbewertung”，考量后改为“Bildungsevaluation”。Bildung侧重学校的、专业的教育。Erziehung指养育、教养、抚育，主要指幼儿园、家庭的抚养和培育。因此，在该语境下应该用学校教育的Bildung。再比如，德国有关学校的质量管控模式，此处的“质量管控”（原本译为Qualit？]tskontrolle）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包含了计划、实施、考评过程。因此，Qualit？]tsmanagement更接近于希望表达的意思。

二、避免中德教育交流障碍的措施

凡物莫不相异，中德教育交流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造成交流障碍在所难免。那么，如何尽可能避免教育交流障碍，障碍出现时如何尽快弥补，是提高教育交流效率、优化交流成果的重要议题。

（一）全面了解德国教育传统、教育背景及教育体制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教育交流绝非局限于几个小时的课堂或会议，而是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完成的。只有全面了解交流对象国教育传统、教育背景及教育体制，才能够在教育交流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吸取精华，提出问题。教育交流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吸收、借鉴来促进创新。具体到中德教育交流而言，即如何正确处理德国先进教育文化与本国实际国情的关系。中方学者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还应提前对比两国的文化差异，尊重出访国的文化习惯，用双方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提出问题。

（二）加强沟通，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正确看待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障碍

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正视中德教育交流障碍，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教育交流障碍的产生源于交流双方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等多方面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没有孰是孰非[10]。当然也有很大程度的个人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思维惯性，潜意识里认为对方的想法与自己的没有本质差别。因此，在教育交流的前期、中期、后期，都应加强即时沟通意识，将教育交流障碍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尽可能将教育交流的每一个环节成果化、书面化，并经过交流使双方进行二次核实，使前期的交流需求、中期的交流过程以及后期的交流成果最大程度地接近交流双方的实际需求。

（三）提升翻译水平，开拓新方法，全方位提高交流效率

教育交流的外事人员需要不断加强个人的职业素养，提升专业能力，包括教育专业知识与翻译水平。定时获取国内外教育最新资讯，开拓新方法，灵活应对每一次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对有可能出现的交流障碍，要在事前礼貌地向交流双方提出建议并在障碍出现的时候及时进行补救。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克服畏难情绪，力争做到沉着、果断，运用多语言优势达到沟通目的。注意积累专业术语的准确表达方式，在小语种专业词汇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用更为普及的英语适当进行补充，避免理解歧x。勤于实践，虚心向具有多国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请教，并及时将交流过程中遇到的交流障碍进行归纳总结。

三、结语

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的联系愈发紧密，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教育交流、访学等活动与日俱增。政府部门和民间交流使得越来越多的教育从业者有机会亲身接触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并借鉴优秀经验。与此同时，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同的教育背景、教育理念、教育文化带来思想冲击，教育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交流障碍也在羁绊教育交流的步伐。中国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除了有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愿景，更要有高效的沟通交流方式。从这个角度上看，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最大程度地避免交流障碍，提高教育交流效率，将教育交流的成果具象化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7]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13，20.

[2]周薇.中德教育体制对比浅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8（7）.

[3]潘一禾.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探讨[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75.

[4]Bildungsg？]nge im deutschen Bildungssystem. Accessed on[EB/OL].http：///wiki/Berufsvorbereitungsjahr#/media/FileDeutsches_Bildungssystem-quer.svg，2016-11-15.

[5]陈红岩.中德两国职业教育对比及启示[J].市场周刊・财经论坛，2003（7）.

[6]吴为善、严慧仙.跨文化交际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7-49.

篇4

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试点工作的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全县“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首先，我谨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向今天受到表彰的“五好文明家庭”和“优秀家庭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重视和支持这项活动的各级领导和相关单位以及为创建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各级妇联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县妇联周主席全面总结了全县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开展情况，七个先进单位和个人做了交流发言，讲的都很好，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近年来，我县“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文明家庭创建为主线，以提高广大家庭综合素质、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相继推出了“家庭美德在农家”、“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平安家庭”、“节约型家庭”和“廉政文化进家庭”等影响大、效果好的活动品牌，树立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先进家庭典型，形成了家庭成员共创文明城市、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创建活动在县妇联及相关单位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下面，我就进一步开展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再讲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不仅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更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要充分认识到“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没有和谐文明的家庭，社会和谐就会失去基础，就很难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要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文明家庭建设工作，要通过创建活动来努力提高家庭的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引领家庭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二要充分认识到“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县正处在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迫切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五好家庭”创建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保障，做好创建工作，责任重大。三要充分认识到“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争创全国文明县城的迫切需要。省文明办要求，我县要以争创全国文明县城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机制和措施，把__建成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把“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作为全县各级妇联组织的光荣使本文来源：文秘站 命，继续深入持久地组织好、开展好，以“小文明”积“大文明”，确保全国文明县城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进一步打造“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品牌

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必须要结合__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不断探索新规律、把握新特点、开拓新思路、创建新机制，进一步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打造品牌，更好地发挥“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影响力、感召力。在组织上要注重整合资源。要把“家庭美德在农家”、“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廉洁家庭”、“节约型家庭”、“平安家庭”、“无毒家庭”等各类特色家庭创建活动作为“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抓手，紧密联系，有机整合，不断丰富活动载体，确保取得实效。在内容上要突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开展“家庭助廉”等形式多样的家庭道德实践活动，努力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落实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载体上要强调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广泛动员、引导和支持城乡广大家庭创企业、创事业、创家业，在全县大力倡导家庭学习、共同学习、终身学习，为实现__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特色上要加强新农村“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以“美德在农家”活动为重点，以十星级文明户为抓手，以“富裕在农家、和谐在农家”为内容，进一步加快全县新农村建设步伐。

三、加强领导，靠实责任，进一步做好对“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全面推进，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各单位要找准创建工作与自身工作的结合点，加强沟通协作，充分整合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文明办牵头、妇联主抓、各方协作、齐抓共管的良好环境。一要明确工作责任。要根据本次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制定相应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切实抓好落实。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指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县体育中心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家庭体育运动。县文体局要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庭文化活动。县广电局要大力宣传“五好 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目标意义、措施成效和先进典型，不断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县环保局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引导广大家庭树立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县妇联作为牵头单位，要加强协调和联络，积极开展各类特色家庭创建活动。二要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单位要紧密配合，相互协作，着重在工作上抓联合、资源上抓整合、载体上抓融合，内创外联，形成合力，不断推动创建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是要加强督查考核。县妇联要牵头逐步建立健全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坚持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通过建章立制、完善考评机制，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切实把创建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参与率和满意率，使创建活动走进千家万户，为加快“和谐__”建设步伐奠定基础。

篇5

Abstract： Based on six forces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n how to improve Tianjin's cultur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from six competitive forces： buyer， seller，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n the existing industries， potential entrants， replacer and government， in hope of offering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ound progress of Tianjin's culture industry.

关键词： 六力模型；文化产业；竞争力

Key words： six forces model；culture industry；competitiveness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2-0008-02

0 引言

进入十二五以来，文化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要想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于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天津市可以借助全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潮，加快文化产业改革的步伐，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天津市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仍然还不够高，需要进一步提升。

要提升竞争力，可以从六力模型的视角思考。六力模型是对经典的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的补充，目前对第六种竞争力量的界定还没有完全统一，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①2001年我国学者项保华教授提出了六力模型，其中互补品厂商即是他认为的第六种力量；②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第六种竞争力量应当是政府，因为政府对产业竞争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需要单独提出来。本文选择第二种观点的视角，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 从买方——顾客角度分析

2010年天津城市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娱乐服务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支出达到1146.95元，比2005年增长1.02倍。这个数据说明天津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逐步提升。另外，天津居民文化消费的特点目前也发生了变化，已由单纯的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方面转化，居民文化消费的层次也提高了。同时，随着消费者消费保护意识的增强，加之对价格较敏感，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网购文化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并在网络上对比和发表消费的价格、售后服务等信息，所以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从总体上提高了。

为降低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提升天津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就必须充分了解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根据顾客的需求来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并让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鲜明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吸引顾客消费，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从而能够产生再次消费；而且也可以让天津市文化产业的定价主动性更大，既可以用高性价比吸引和留住顾客，也可以因质量高和有特色而适当定高价，从而让天津文化产业在与顾客的讨价还价中占据有利地位，赚取更多的利润。

2 从卖方——供应商角度分析

文化产业的卖方主要是文化资源的拥有者或者是有形的文化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商。文化资源的拥有者拥有的文化资源越独特越稀少，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想要获得这些资源的代价就越大。天津市拥有特殊的近现代史的文化资源，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等民俗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的拥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强。

拥有特殊资源的供应商一般一体化的能力也较强，可以向前整合，自己发展文化产业；而不需要特殊资源的文化产业的后向整合的能力就会较强。对于需要特殊资源的文化产业，基本上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降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而对于不需要特殊资源即可运转的文化企业，可以通过批量购买或联合购买等方式降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3 从现有产业内的企业间竞争角度分析

天津市的文化产业许多是从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而来，规模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竞争意识较弱，低水平、重复仿制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这是天津市文化产业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为此，就必须提高文化产业的集中度，培育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大力扶持中小文化企业；提升文化企业的科技含量；打破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为形成良性竞争的文化市场体系创造条件。

重大项目的建设对天津市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目前为止，很多大的项目都处在投资回收期，真正产生高效益的还比较少，还需要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健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来保证在这些项目运营中需要的人才。

与这些大项目相反，资金不足是当前制约天津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当考虑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除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机构外，原则上大多数文化产业都应允许各类资本进入。也可以鼓励各类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鼓励文化企业以各种形式进入资本市场，谋求较快发展。

4 从潜在进入者角度分析

随着国家和天津市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的增加，想要进入天津文化产业的潜在进入者数量也在增加，而且其中不乏规模大、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随着上文所述的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天津市文化消费市场将会有一段时间的稳定阶段，进入者数量将会减少。

如果潜在进入者规模大、实力雄厚，那么对现有企业的冲击会较大，除非小企业之间形成联盟，否则，会导致很多小企业被挤出市场。天津文化企业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提升竞争力和构筑进入壁垒，如加强品牌建设和给予消费者消费优惠等从而加大消费者的转换成本，构筑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差异性，申请专利或者拥有专有技术，构筑生产、研发或营销等方面的规模经济，牢牢把控住独特资源和有利的环境位置等。

5 从替代者角度分析

因文化产业涉及的具体产业类别较多，替代者角度就选择其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为例进行分析。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的替代者主要是广播电视电影服务和新闻出版发行服务等，看动物表演可以通过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去动物园现场看，还可以阅读电子出版物，它们之间就形成了替代，只不过因为消费过程中的实际感受的差异导致满意度会不同。

形成替代的产业之间，必然就会相互争抢顾客。因此就需要提升天津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基本上可采取三种对策，一是提高性价比。二是不断推出新产品。三是提高转换成本，通过签订服务合同或给消费者累计消费优惠等等措施，可以提高顾客的转换成本。

6 从政府角度分析

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201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2011年《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公布了，从规划中，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天津政府将加快涉及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推动我市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我市文化产业扩大规模、走向专业化，并形成一些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扶持民营中小文化企业，督促文化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加强我市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健康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并保护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

我市政府在促进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还有必要在不妨碍政府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关注和促进我市文化产业和其他省市的文化产业的合作，并为促进这样的合作减少一些行政法规的约束，并简化行政手续。

综上所述，只有从以上六个方面全面思考并采取对策，才能更好地提升天津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天津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2011〕979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