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的交流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文化的交流，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 正 文】

一

福建与日本的交往，见于文字记载最早的是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随师父唐高僧鉴真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船赴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以此为开端，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人、僧人、官吏及各色人等频繁往来。

昙静随鉴真前往日本，一行共24人，带去的物品有佛像、佛具、佛经和字贴等。佛像有功德绣普集变1铺、阿弥陀如来像1铺、阿育王塔样金铜塔1躯等8种；佛具有如来肉舍利3000粒、玉环水精手幡4口，菩提子3斗等7种；佛经有金字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大佛名经16卷、四分律1部（60卷）等33种；字贴有王右军真迹行书1贴、小王（献之）真迹（行书）3贴、天竺、朱和等杂书50贴等3种（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这些物品的采办，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应也参与其中。同时，昙静本人也带上一定数量的香料、药物和佛具等前往日本。鉴真一行在日本传道弘法、校勘佛教经典、建寺庙、行善事，为日本天平时代的佛学、艺术、建筑、医药等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作出了卓著的贡献，其中也有福建僧人昙静的一份功劳。昙静后来成为鉴真弟子中扬名于后世的18位名僧之一，他担任戒师，并设立放生池（注：［日］《类聚三代格》。）。

除了福建人前往日本，日本也有人员到达福建。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公元804年），日本桓武朝遣唐使团赴唐， 七月六日自肥前松浦郡田浦出海，遭遇暴风，大使藤原葛野麻吕的第一舶，在海上漂流34日，于八月十日到达福州长溪县（注：［日］《日本后纪》延历二十四年六月乙己条。）。这是日本官方遣唐使团第一次到达福建。日本遣唐使团一般都有四舶，人数最多的达近600人，少的也有一二百人，设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翻译、医师、阴阳师、船师、船匠、射手、水手、留学生、学问僧等。这次到达福建的遣唐使团也是一支规模庞大的队伍。临行前，日本朝廷举行隆重的朝见仪式，并特别按照汉法做成中国菜，赐宴给大使藤原葛野麻吕、副使石川道益，并制御制诗：“此酒虽不丰，愿祝平安归。”另外赐给藤原葛野麻吕御被三领、御衣一袭，黄金 200两；赐给石川道益御衣一袭，黄金150两（注：［日］《日本纪略》延历二十二年三月庚辰条。）。藤原葛野麻吕等人也将这些赐物的一部分带往中国。

同时，日本遣唐使团到唐朝，往往带有絁、绵、帛、布等礼品。据《延喜式》载，日本统治者委托遣唐使赠给唐帝的礼物有：“银大五百两，水织絁，美浓絁各二百匹；细絁、黄絁各三百疋，黄丝五百絇，细屯绵一千屯，别送彩帛二百疋，叠绵二百帖，屯锦二百屯，纻布三十端，望陀布一百端，木绵一百贴，出火水精十颗，玛瑙十颗，出火铁十具，海石榴油六斗，甘葛汁六斗，金漆四斗。”（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

日本遣唐使团出发时，朝廷一般还赠给大使、副使、判官、录事、知乘船事、译语、请益生、留学生、学问僧等各种人员以数量不等的絁、绵、布。如给大使“絁六十疋、绵一百五十屯、布一百五十端”，副使“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一百端”，判官“絁十疋、绵六十屯、布四十端”，录事“絁六疋、帛四十屯、布二十端”，留学生、学问僧“絁四十疋、绵一百屯、布八十端”（注：［日］《延喜式》卷30《大藏省》。）。这些物品主要是为了让遣唐使团成员在到中国后作为费用而赏赐的，使团人员也会带上这些物品的大部分或部分前往中国，作为旅费或交易之用。

随同这次遣唐使舶到达福建的还有日本僧人空海、留学生桔逸势等。这一年（公元804年）十一月三日， 他们在福建观察使阎济美的安排下，离开福建，由陆路跋山涉水，前往长安。空海在唐朝留学期间，与唐朝著名的僧人、文人广泛接触交流，归国后，努力传播中国文化，著有《文镜秘府论》等数十部著作（注：［日］《大师御行状集记》、《桔逸势传》。）。

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本僧人圆珍附商舶来到福建， 在福州开元寺就中天竺般恒罗学悉昙（注：［日］《行历抄》。）。日本僧人在福建的寺庙从师学习，与中外僧人进行交流。圆珍后来离开福建，参拜天台山，在越州开元寺研究天台宗，到长安从法全学密教，归国时带回经论章疏441部、1000卷及道具、法物等16种。 他在日本近江开创圆城寺，成为天台宗寺门派的开山祖，被日本醍醐天皇赐给“智证大师”称号（注：［日］《智证大师传》。），为中日佛教交流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五代时期，中原战乱频乃，南方小国林立，福建为闽国所统治。闽王王审知重视发展海外贸易，在福州设置榷货务，由随王氏入闽的光州固始人张睦任之，张睦“招蛮夷商贾，敛不加暴，国用日以富饶”（注：《福建通志·名宦传》卷3《张睦传》。）。在福建泉州， 王审知的侄儿王延彬继其父王审邽为泉州剌史17年，“每发蛮舶，无失坠者，人称招宝侍郎”（注：《十国春秋》卷94《王审邽传》、《王延彬传》。）。当时这些船只主要是发往东南亚各国，但也会间接或直接与日本有往来。

北宋时期，经济发展，政局较为稳定，福建在唐五代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全面发展的基础上，海外贸易事业勃兴。福建商船到达日本的不少。北宋真宗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建州海商周世昌，船遇风漂流到日本，受到日本朝廷的关照，留住七年才回国。周世昌在日期间，曾与日本诗人互相赠诗唱和，并编成诗集带回给宋真宗。与周世昌同船至宋的还有日本人藤木吉。宋真宗亲自接见滕木吉，还赠送时服、铜钱等物，送其归国（注：《宋史·日本传》。）。

宋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秋，福州商客陈文祐由日本归国，第二年（公元1027年），陈文祐又到日本（注：［日］《小右记》。）。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九月，福州商客周文裔再次赴日，十二月，周文裔上书右大臣藤原实资，并赠送土特产品（注：［日］《小右记》）。

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福州商客潘怀清前往日本（注：［日］《朝野群载》。），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潘怀清献佛像给大宰府（注：［日］《续本朝通鉴》。）。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僧成寻乘中国商舶来华，他在所著的《参天台五台山记》中写道：“当时船头有三人，一为（广东）南雄人，一为福州人，一为泉州人。”（注：［日］成寻：《参天台五台山记》。）这艘宋朝商船船头的三人中福建人占了两位。

徽宗崇宁元年至四年（公元1102—1105年），泉州商客李充曾两次到日本从事贸易（注：［日］《朝野群载》。）。他第二次再到日本大宰府时，呈上本国的公凭，请求贸易。这份公凭，至今还保存在日本的古代典籍中，为《朝野群载》一书所辑录。这份公凭不仅登记了全体船员的姓名、所有货物的名称及船上的其他器具，还记载了有关舶船出海的各项具体规定，为我们了解当时中日之间的海船组织、市舶制度及进出口货物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北宋时，福建已有比较固定的开往日本的航线，曾任福州太守的蔡襄，在其所著的《荔枝谱》中记道：“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注：蔡襄：《蔡忠惠公法书》卷五。）福建商船往返于福建与日本等国之间。

到了南宋，航行在东海两侧的商船除了福建船等中国商船外，又增加了日商的船只。据《开庆四明续志》载：“倭人冒鲸波之险，舳舻相衔，以其物来售。”（注：《开庆四明续志》卷8“蠲免抽博倭金条”。）可知有很多日本商船驶往南宋的明州。离明州不远的福建也常有日本商船到达。据南宋理宗时泉州市舶提举赵汝适撰写的《诸蕃志》“倭国”条载：该国“多产杉木、罗木，长至十四五丈，径四尺余，土人解为枋板，以巨舰运至吾泉贸易。”（注：赵汝适：《诸蕃志》卷下《倭国》。）日本商人常运载杉木板、罗木板直接驶往福建泉州港进行贸易。日本各色人等到福建的也不少，南宋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侨居泉州，从事中日佛教文化的交流，归国时带回福州版《大藏经》和其他书籍（注：［日］高山寺旧藏《波斯文书》，转引自木宫泰彦《日中文化交流史》第347页。）。

二

综观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可以看出有如下两个特点：

一是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

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受生产力条件的限制，日本与福建的交流往往要依靠国家的强大力量，要靠官方组织的遣唐使团，个人的力量是无济于事的。泉州超功寺僧人昙静赴日，乃是跟随鉴真和尚，搭乘日本归国的遣唐使舶才得以成功；空海、桔逸势等人的赴唐，也无不是搭乘遣唐使舶赴唐。只是到了唐代后期，由于中日之间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注：详参拙文：《略论唐后期的中日民间贸易》，载《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会刊》1986年第2期。），来往于中日间的民间商船增多， 才可能有唐大中七年（公元853年）日僧圆珍附商舶到福州， 以及宋代大量福建、日本的商人、僧人来往于两地的频繁景象。宋代来往于福建与日本间的福建商人见于记载的就有周世昌、陈文祐、周文裔、潘怀清、李充等等，他们都是属于民间商人贸易性质，并非由国家组织的。总的来看，从国家间的官方交流逐步走向民间商人贸易，乃是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然趋势和一大特点。

二是交流物品逐步从贡品、礼品为主转变为商品、文化用品为主。

唐宋时代，福建与日本交流的物品种类很多。唐代前期和中期，由于遣唐使团的因素和作用，往来的物品多以贡品、礼品为主，如金、银、水精、玛瑙等。唐后期至宋代，由于私人海上贸易的兴起，来往的物品多为磁器、绫绢等类商品和书籍等。如北宋时泉州商客李充驾船到日本，运去的货物就有“象眼肆拾匹、生绢拾匹、白绫贰拾匹、磁垸贰佰床、磁堞壹佰床”等（注：［日］《朝野群载》。）。当时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大量的是青瓷器。福建同安汀溪窑的青釉划花篦纹碗输入日本后，很受日本人的欢迎，日本高僧珠光和尚很喜欢用这种青瓷碗饮茶，故这种青瓷器又被日本人称为“珠光瓷”。在日本福冈松州等地出土有晋江磁灶窑生产的“黄釉铁绘花纹盘”和德化窑生产的“白瓷盒子”（注：［日］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出土的中国陶瓷》。）。

宋代，福建输往日本的物品中还有很多是书籍，日本僧人庆政自泉返日，就带回很多书籍，至今日本宫内厅还保存有庆政所献的福州版《大藏经》。福建建阳麻沙是全国四大印刷中心之一，建阳刻书也传播到日本等国。宋末建阳学者熊禾《建同文书院上梁文》写道：“儿郎伟，抛梁东，书籍高丽日本通。一滴龙湖山下水，千源万派定朝宗。”（注：《熊勿轩先生文集》卷6。）可知福建书籍已远输日本等国。至今，一些建阳刻本还珍藏在日本，由于这些刻本在我们国内已不可见，因此在日本的藏书已成为海外孤本。

唐宋时期福建与日本的经济文化交流，开了后代两地大规模交流的先声，综观这种交流，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

首先，福建与日本双方经济的发展与相互需求，是促进这种交流的主要因素。

唐初的福建还比较落后，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各项生产事业的发展，福建迅速崛起。尤其是唐后期随着中西交通西北陆路的受阻，东南海上丝绸之路发展迅猛，中日之间的海上贸易兴起，福建的各项产业也迅速发展。宋代，福建的制瓷业、纺织业、造纸业、印刷业等生产事业已走在全国的先进行列，并且积极地开拓海外市场。于是大量的福建商人便频繁地来往于福建与日本之间，从事磁器、丝绸等商品的贸易活动。

唐初的日本，生产力还较为落后，贵族专权，朝臣倾轧，社会不安定。但日本人很善于学习外来的东西，他们加强与唐王朝的联系，派遣规模庞大的遣唐使团，学习中国先进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及经验。遣唐使团到福建，也与福建人进行了交流。

经过遣唐使时期大规模的对中国的学习，促进了日本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到了唐后期，日本已羽翼渐丰，不必需要像唐前期那样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学习唐朝的先进经验了，中日之间的交往便逐渐由民间商人海上贸易取而代之。

北宋初，公元967年（北宋乾德三年，日本康保四年）， 日本藤原实赖出任关白，朝臣尽归藤原氏，开始了百余年的摄关政治，藤原氏掌权期间，深受唐文化影响的日本本土文化正处于发展繁荣时期，统治者并不主动与中国建立过分密切的联系。所以，在中日海上之间活跃的主要是包括福建在内的中国商人和中国商船。

南宋建立不久，在日本，武士平清盛以平定保元之乱（公元1156年）的军功，出任大宰府大宰大贰。平清盛接触宋日贸易并从贸易中获得巨利，便主动积极地开展对宋贸易。1167年（南宋乾道三年，日本仁安二年）平清盛升任大政大臣，日本政权归平氏，启武士掌权之滥觞。平氏修筑港口，整治濑户内海航路，使宋日贸易向前发展。1181年（南宋淳熙八年，日本养和元年），平清盛死，朝政归于源氏，源氏幕府和平氏一样，热衷于对宋贸易，南宋商人到日贸易时常受将军召见。源氏幕府第三代将军源实朝甚至亲造大船，准备赴宋朝佛。由于日本统治者的重视和生产力的发展，故南宋时往来于中日之间的，不仅有包括福建船在内的中国船，还有不少日本船。

其次，福建造船业和港口建设事业的发展，为这种交流提供了前提和物质基础。

福建与日本隔着浩瀚的海洋，没有船只根本不可能交流。而福建的造船业在我国则属先进地区。早在三国时期，立国于东南的孙吴在福建侯官（今福州市）设有典船校尉，负责督造船只，在温麻（今福建宁德地区）设有温麻船屯，负责建造船只。孙吴曾数次派军队北攻辽东、南取珠崖、儋耳（两地均在今海南省），又遣中郎康泰、宣化从事朱应出使南海诸国。黄龙二年（公元230年）， 派遣有甲士万人的庞大船队到达台湾，这些大规模的航海所使用的船只也很多来自福建的温麻船屯。

隋唐时期，福建造船业继续发展，福州、泉州是两个造船中心。唐天宝三年（公元744年），唐高僧鉴真和尚与日本僧人荣睿、 普照曾派人到福州买船，准备东渡日本（注：［日］真人元开：《唐大和上东征传》。）。可见福州的造船业已名闻遐迩、蜚声海外，并且具有横绝东海的能力。

宋代福建造船业加速发展，造船的数量和质量都有很大的提高。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乾道四年（公元1168年），“福州番船主王仲珪等言，本州差拨海船百艘至明州。”（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23。）根据南宋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以后的规定，福建海船“自面阔一丈二尺以上，不拘只数，每县分三番应募把隘”（注：《宋会要辑稿》食货50之13。）。有学者据此推算，当时仅福州一地，面阔一丈二尺以上的海船就有300艘以上（注：陈高华、 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第140页。）。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而且出现了“番船主”，为海商提供船只。

在港口建设方面，唐宋时期，泉州港、福州港等福建港口都得到不同程度的开发。唐代后期，泉州港已与交州（今越南河内）、广府（今广州）、江都（今扬州）并列为唐代的四大贸易港。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为了鼓励商业贸易，发展对外交往，又在闽江口外的黄岐半岛开辟了甘棠港，作为福州的外港。到了宋代，泉州港、福州港继续发展。北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泉州市舶司的设置，是泉州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奠定了泉州在宋元之际成为世界第一大港的基础。当时，泉州港“风樯鳞集”，海舶穿梭，蔚为东方巨港。

最后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为海洋文化所熏陶的福建人所具有的坚韧不拔、顽强拼搏的开拓精神和日本人的奋斗精神。

福建山多地少，有漫长的海岸线、无数的海岛和辽阔的海域，居民具有海洋文化所形成的强悍气质和勇于开拓的精神。秦汉魏晋时期，很多中原人民南下，他们和当地人结合，成为福建的主要居民，共同开发福建的山区、沿海平原和海洋资源。唐代福建人口迅速增加，隋时仅有12420户（注：《隋书》卷31《地理志》“建安郡”。）， 到唐中期德宗建中时期（公元780—783年），户口却一跃而为93535 户（注：杜佑：《通典》卷182《州郡》十二。），为隋代的7倍多。隋时福建仅有建安—郡和闽、建安、南安、龙溪四县，到唐玄宗天宝前后，福建已有福、建、泉、漳、汀五州和闽、侯官、长乐、连江、长溪、建安、晋江、南安、莆田、长汀、龙溪、漳浦等23县（注：详参拙文：《唐朝前期对逃户政策的改变与福建州县的新建置》，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1期。），这些州县除了一部分在山区外， 大部分是建置在沿海地区，从中也可看出福建沿海的迅速发展。沿海的福建人除了发展农业、手工业，还积极开拓海外贸易事业，他们积极与世界各国往来，发展友好关系。唐天宝、大历间人包何在《送李使君赴泉州诗》中写道：“傍海皆荒服，分符重汉臣，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人贡频。”（注：《全唐诗》卷208。）在泉州，异国商人云集，各国使臣从泉州上岸朝贡唐廷很频繁。五代至宋，福建的海外贸易继续发展。宋代泉州伊斯兰教、婆罗门教、摩尼教等各种外来宗教竞相传播和发展，也显示出福建人对外来文化兼容并蓄的气魄和胸怀。

日本地处海岛，日本人民具有与大自然搏斗的勇敢精神和虚心学习外来文化的好学精神。唐前期，日本人不畏艰难险阻，冒着生命危险，派出庞大的遣唐使舶赴中国学习。唐后期，尽管遣唐使已停止，但中日海上往来还是持续不断。到了南宋，在中国福建与日本之间的商船和商人便有很多是日本的了。转贴于 三

篇2

21世纪无疑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世界上各个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跨文化知识经济交际越来越频繁，成为如今普遍的现象，具有时代性，外语是跨文化经济交流的重要工具，面对这种情况，给我国的外语教学，特别是英语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外语教学必须真正地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从而更加适应新时代的需要。

关键词：

国际背景；跨文化经济交流；外语教学；影响及意义

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跨文化经济交往越来越频繁，跨文化的信息交流以及国际生活给我国的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机遇和挑战，外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主要工具，在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国与国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密切，我国的对外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经济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对外经济的发展就必须伴随着跨文化经济交流，因此对外语人才的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高素质的专业人才不仅要具有专业的素质，还要有良好的外语水平，只有这样才能担负起跨文化经济交流的重任。在新形势下，我国的外语教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跨文化经济交流促进了我国外语教学的改革。

一、跨文化经济交际的两个基本组成部分

（一）经济交际经济交际是指专用语交际，涉及的层面比较广，主要是如今已经确定的所有的语言层面，在进行经济交际的时候必须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外语中在描写经济专用术语时候的常用的形式结构特点，以及一些在经济交际中具有专用性的某些词语义项，在此基础上再对经济领域中概念系统的构建进行探讨；此外，还要对经济领域中新出现的事物以及新词语的形成过程以及方式进行考察；经济用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要时刻关注经济用语的句法变化，并考察它们对普通用语的影响，经济用语的新变化是具有生命力的，在跨文化交际中对其进行深刻的了解是十分有必要的；另外，想要对经济交流专用语进行充分的了解还可以对相关的经贸问题以及篇章的才找关系和超结构等方面进行分析和总结，从而发现其规律以及特点。其实最重要的是对实际交流的场景以及类型进行综合考察，这样才能真正了解经济交际的特点。

（二）文化交际同文化与跨文化是不同的，同文化视角下的语言表达模式、以及认知模式都是同质的，但是在跨文化的视角下，则是一种交叉的异质现象。所谓的交叉现象就是以对其中一种文化的交际模式进行违反的形式展现的，两种文化放在一起都具有各自的特殊性，再加上有多种参数会介入其中，从而使其表现方式更加的多变，由于它的多变因此很难找出其固定的规律性，多变也是建立在交流主体的差异、个性因素之上，个性差异与文化差异有时候很难分辨，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会出现跨经济文化交流出现障碍，给交际活动带来阻碍，使其不能正常进行，甚至是夭折、短路。这种交际障碍是很难跨越的，就算是交际者很擅长这门外语，但是由于个体差异因素的不同还是会给交流带来很大的难题，跨文化经济交流需要克服这个难题，需要交流者对自己的记忆记忆思维过程中进行调整自身的语言行为，从而调整自己的整体结构网络，然而这种调整也并不是容易的，它不是仅仅靠着简单的学习就能实现的，而是要通过切实地锻炼与实践才能逐渐掌握交流的技巧，只有经历实践才能真正了解一门外语的精髓所在，才能熟知其交流规则和习惯。

二、跨文化经济交流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之间的交流对于每一个国家来说都十分重要，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甚至是文化的交流都越来越频繁，一个国家的外贸决算与外贸人员的语言能力有着直接的关系，由此可见经济交际的重要性。如今，一个国家对外经济是否能够顺利进行，首先就要先关注经济文化交流活动是否能够顺利开展，跨文化经济交流在经济交际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只有充分顺利开展跨文化经济交流才能给国家经济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保障经济的发展。外语教学是为了培养社会以及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对外经济的发展的需求，外语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跨文化经济交流给我国的外语教学带来了很大的影响，直接促进了其改革与发展，从而使其培养出来更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为国家的对外发展培养高素质人才。

（一）促进外语教学课程内容的改革外语教学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熟练运用外语的高素质人才，但是以往的教学内容都过于陈旧，与时代脱轨，无法满足当今社会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全球化以及改革开放持续深入的背景下，外语教学的任务和责任更重了，国家发展亟需高素质的人才，因此外语教学的课程内容不能一成不变，以不变应万变是无法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需求的，因此只有根据时代的发展与进步逐渐地改善课程内容，使其与社会相接轨，才能教授社会发展需求的外语内容，改变教学的重点，从而培养出社会发展经济需要的人才。

（二）重视语言的运用以往传统的外语教学遵循一种死板的教学模式以及教学方法，我国的外语教育理念虽然是希望培养出具有高素质的人才，但是事与愿违，在正确的理念的指导下，虽然老师和学生都认识到了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受应试教育的深刻影响，所以在实际情况中，学校和老师都只注重学生的学习，死板的教学方法以及沉闷的课堂学生对外语的学习早已失去了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没有了兴趣又怎么能够学好外语呢？又怎么能掌握一门语言呢？这些无疑都是很难的。老师的满堂灌，学生处于一种被动学习的状态，老师平时上课只注重学生的听、读、写，完全忽视了口语的联系，更忽视了学习外语基本知识之后的运用与实践，学生学习语言只是单纯地学习语言，就像高中学习文化课一样有很强的功利性，而没有真正认识到语言运用的重要性，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了做外语题目上，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浪费在考一些证书上，这种只注重知识理论而忽略实际操作的做法无疑是本末倒置的。

跨文化经济交流越来越频繁，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如此的重要，外语教学不得不重视起来，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教学的方法以及重点，国家发展需要的人才不是手持外语等级证书的无用之人，国家重视的不是学生学习外语的死能力、死记硬背，而是需要熟练运用外语的人才，能够进行交流的人才，面对这种要求外语教学不能再一如以前，只重视学生的读写能力的培养了，要把重点放在外语的运用以及实践当中，切实地提高学生的实践和运用一门语言的能力，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自身的不足，才能不断地去弥补，从而提高自身运用外语的能力，成为国家发展、社会需要的人才。

三、结语

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外语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面对日益频繁的跨文化经济交流，外语教学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也促进了外语教学的反省与思考，会直接促进外语教学的改革，从而培养出高素质具有外语素养的人才，为国家的发展提供智力保障以及强大的人才力量。

参考文献：

[1]钱敏汝.跨文化经济交际及其对外语教学的意义[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7,04:45-51.

篇3

关键词：中国；德国；教育交流障碍；跨文化交际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在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交流与日俱增。文化交流的不断加深加快了世界各国教育国际化的步伐。跨国别、跨民族、跨文化的交流给各国教育注入新鲜血液的同时，也带来了由于陌生文化和各国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行为方式、价值观念导致的交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冲突现象。跨文化交际的研究领域较为宽泛，本文仅就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出现的理解偏差做简单分析，以减少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由于跨文化冲突导致的教育交流障碍及理解歧义现象。

跨文化交际，顾名思义，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与人之间交际的过程[1]。跨文化交际理论下影响交际的因素较多。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社会结构、心理因素以及交际双方的社会地位、角色关系的差异等都会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造成理解歧义和文化冲突。

笔者于2016年10月9-29日参加公派赴德国海德堡大学的教育培训团组。作为团组的外事联络人，在与德国培训承接方的交流沟通及课程内容翻译过程中，受到跨文化交际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一些交流障碍及问题，本文以其中的一些问题为例做简单分析。

一、中德教育交流障碍原因分析

（一）不同的教育传统

中德教育交流的开展大多由中德教育传统为话题开始，不同的教育传统衍生出中德两国截然不同的教育体制。因此，在教育交流过程中，如果无法全面了解中德两国教育传统及教育体制的差异，就容易产生相应的交流障碍。

德国的教育体制在中古世纪以后开始获得系统发展。起初，只有神职人员和贵族拥有受教育权，随后才渐渐普及到民众，使得全民教育体系发展和兴盛起来。义务教育的传统起源于马丁・路德的思想，直到21世纪才被全社会所倡导。受到国情、人口、宗教及哲学传统等因素的影响，德国教育相对更注重文化素养的提高以及应用技术的培养。受传统教育观念影响，“知识改变命运”的观念在中国深入人心。相对而言，中国传统教育更注重知识的学习。[2]

德国是联邦制国家，历史传统和联邦制的国体使德国的16个州在文化教育领域享有充分的自治权和自。联邦政府除在高等教育原则问题、企业范围内职业教育和科研以及学习资助方面有发言权外，在教育领域的权力有限。因此，德国没有全国统一的关于中小学的法律，而是由各个州在《基本法》（德国宪法）的范围内独立管理发展其学校教育事业，州颁布各种专门的法规，规定各级学校的设立、维护和发展，师资的培训和进修，学校的监督和管理，学生在学校中的地位，学费和教材费用的减免以及教育补助等事宜。这导致各州间的学校教育发展各具特色。为保证全国教育的基本统一，各州文教部长组成文化教育部长联席会议，共同协商联邦和各州在教育方面的合作。

中国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国家设立教育部，作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主管全国教育工作，统筹规划、协调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各直辖市设有教育委员会，各省、自治区设有教育厅，各地方市、区、县设有相应的教育局或教育办公室。

由两国的教育体制可以看出，德国的教育管理是自下而上的模式，相反，中国则是自上而下的模式。因此，在德国教育传统影响下，统一的制度化体系相对较少。每个州的教育制度各具特色，统一管控的部门权利较弱，管控机制较为笼统。中国的教育由教育部统筹管理，大范围内实行的统一标准相对较多，教育管理部门权利较大，各省份及地方学校独立制定教育政策的余地较小。

在中德教育交流的过程中，由于教育传统、教育体制不同产生的沟通障碍并不少。受到中国教育体制及教育传统的影响，中国的教育学者往往会将德国教育体制与中国教育体制做类比。在自上而下的模式观念影响下，交流过程中会频繁提出“统一”“体系”“机制”“结构”“管理部门”“上级部门”等概念。例如，“德国学校课程体系结构是怎样的？”“教育评价的管控部门是什么？教育评价如何进行？由谁发起？”“联邦范围内是否有统一的教师进修要求？”上述问题单纯从字面上翻译给德国学者，得到的答案往往只有一个――“联邦范围内没有统一的标准和结构。每个州对自己的教育负责，每个州有不同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机制” ，并会误认为中方学者重复提出同类问题。随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德国学者往往会就本州的特色制度进行讲解，但显然无法满足中国学者对于“全国统一化”标准的求知欲，从而产生“答非所问”的沟通障碍。

（二）不同的教育理念

海德堡大学进修学院主管托马斯・海茨（Thomas Hetz）先生在其中德教育对比课程中提到，中德教育理念的不同是导致教育体制不同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宪法》总纲第一条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德国宪法的第一条内容则是：“人的尊朗遣豢汕址傅模尊重和保护人的尊严是国家所有权力的义务”（Die Würde des Menschen ist unantastbar. Sie zu achten und zu schützen ist Verpflichtung aller staatlichen Gewalt.）。由两国宪法的首条可以看出，德国整体的国家理念强调国家是由一个个小单位组成的，只有个体安定有序才能带来整个国家的繁荣；而在中国则强调个体要服从国家的需要，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

德国近代教育先驱洪堡提出的教育理念是，人作为个体，自己有意愿获取知识。通过获取知识，使得个性化更好地发挥，使得头脑更加清醒、更加理智。中国的教育名家孔子倡导儒家思想。中国提倡人是整体的一部分，注重整体和谐，通过教育使人变得更好，使人与人更加和谐地生活在一起。在跨文化交际理论中，该项差异可以归结为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文化差异带来的跨文化交际障碍。个人主义，即以个人为中心，个体需要重于集体需要；集体主义则强调“我们”，而非“我”。[3]

中德教育理念的不同在很大程度影响了中德教育体制的发展。当今德国的教育体系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幼儿园阶段（3岁起，非强制性入学）；小学阶段（4年）；中学阶段（5～9/10年）；职业学校（3年）或高校（4年以上不等）；更高学历或深造阶段（见图1）。

德国教育理念影响下的教育体系最大的特色在于横向与纵向相通，在中等教育第一阶段（初中阶段）就分流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者可以自如地相互转换，即每个学生可以在特定阶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受教育方式。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在补齐相应的中学阶段课程后，便可在不同阶段选择适合自己的职业学校就学，也可以通过补齐文理中学第二阶段水平课程后进入高校读书[5]。与此同时，文理中学的学生也可以通过补齐相应的实践课程进入职业学校读书。这样，每个受教育者能够根据自身情况获得个性化发展。

相比较而言，中国教育体系由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条相对独立的部分组成，两部分的管理互不相通。受到中国传统儒家教育理念影响，“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根深蒂固，使得职业教育成为学习成绩不好、无法接受高等教育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

不同教育理念导致的沟通障碍主要体现在学生的特色发展及教育评价方面，德国学者在教育交流过程中的出发点大多基于个体的个性化发展，由个体的实际发展情况及出现的问题推向某条相应教育政策。在被频繁问及“德国联邦或者州范围内是否有统一的教育评价机制？教师如何评价学生？学生如何评价教师？是否有成体系的评价表格？”等内容时，德国学者的反应先是困惑，表示不理解中方学者想要获取的交流内容，随后反问“中国是否有相应的教育评价机制？如何推行？”在获知中方教育评价体系后，德国学者会进一步追问该评价体系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的推行情况以及收效，这是由德国“个性化发展至上”的教育理念所决定的。笔者在回应德方前半部分提问的交流过程中并无障碍，然而被问及亲身经历教育评价推行的问题时，发现实施过程可能并不如体系本身系统化，从而在交流过程中给德国学者以下印象：中国系统化的教育评价机制在实际推行过程中收效并非十分理想。这使得德国学者产生“既然没有收效，那么系统化机制出现的意义是什么？”的困惑。

德国学者提出，德国的学校及学生拥有自我发展的潜力和自我认知的能力。学校的发展是为了让学生得到个性化成长，发展成为独立的、有思想的个体。因此，学生不会被统一化、标准化评价。学生会评价教师，以获取更适合自己的教育内容。对于教师的评价也取决于学校本身。如果学校不开展自我评价，教育部门并不会实施从上到下的学校监控与评价。

该类型的沟通障碍在教育政策与教育制度的交流过程中一直频繁出现。由于对彼此的教育理念、特点认知不够，交流中会出现各自强调自身特色而忽略对方需求的现象，导致沟通不畅，甚至出现理解误区。

（三）不同的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

华裔设计师刘扬的作品《东西相遇》将中德两国的文化差异以简笔画的形式生动体现，其中涉及不同思维方式及表达方式的作品有以下两幅（图2、图3）（左边德国VS右边中国）。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一般分为语言交际与非语言交际，抛开语言理解层面的交流过程，跨文化交际亦会由于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不同产生交流障碍。[6]

上图非常生动、直观地反映出两国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的差异。中国是综合型思维方式，以直觉的整体性与和谐的辩证性著称，强调“整体关照”，表达方式相对委婉、含蓄、内敛，喜怒不形于色；德国则是分析型思维方式，以逻辑、分析、线性为特点，强调“细剖精析”，表达方式直接、大方、严谨。[7]

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中方学者偏向于将交流过程中的问题和疑惑先记录下来，用委婉和间接的策略首先回避交流障碍，在交流结束的时候统筹考量提出该问题的必要性，统一将一系列的困惑和问题提出。在碰到对方向自己提供不感兴趣的话题及内容时，中方学者一般会微笑表示接受，并将意见记录下来，转由外事人员私下与德方代表进行沟通和商榷，以示对德方讲师的尊重。相反，德方讲师则困惑于自己的交流内容全程没有中方代表的呼应与沟通，并对于自己课程内容、交流话题和表达方式是否能够引起中方学者的兴趣产生疑问。经过解释和沟通后，德方讲师积极鼓励中方代表在交流过程中就自己的困惑及时进行反馈，并随时打断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从而提高效率，认为即时进行思想碰撞是交流的必经之路。然而，传统的中式思维方式依旧很难改变中方交流代表的表达习惯，在交流末尾提出一连串的、来自不同章节的问题也往往会使德方讲师在没有即时交流话题背景支撑下措手不及。

思S方式导致的沟通障碍还有很多，如在笔者与德国学者沟通课程内容准备的过程中，由于自身毕业于语言专业，教育专业知识相对薄弱，对于很多课程需求的解释停留在文字表面，较为虚化和笼统，提出相应的课程需求后，会虚心表达个人在教育专业知识方面的匮乏。德国学者受到分析型思维方式的影响，往往会在沟通过程中将每一个问题深化、剖析、解释，使得简单直接迅速的“课程需求沟通会”演变成深入讲解教育专业知识及背景的“课程需求研讨会”。笔者需要多次委婉打断德国教育专家的深入讲解以达到尽快完成沟通的目的。

（四）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性

语言是跨文化交际最直接的工具，翻译作为沟通桥梁在教育交流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翻译的过程中，由于译者对源语和目标语的文化背景差异缺乏相应的了解而导致的交流障碍也不少。该因果关系亦可以类比到教育交流过程中。中德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表达方式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译者教育专业术语翻译的准确性。翻译环节导致的中德教育交流障碍主要有以下三种。[8]

1.不理解造成的交流障碍

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对于交流主题及交流内容的笔译必须经过精细准确的推敲（如邮件沟通过程中的专业术语定义），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进行面对面或电话上的语言直观沟通。由于中德的语言习惯、语法等方面的差异，如果将中方学者的兴趣议题进行直译，没有补充说明，就会导致德方学者产生不理解（Unverst？]ndnis）的交流障碍。例如，交流过程中中方学者提出希望了解德国某州的教育标准的框架和结构。译者将源语中的框架和结构直接翻译后，德国学者直接表示能够理解“框架”和“结构”的字面意思（Rahmen & Struktur），但是无法理解中方希望获取什么方面的教育内容。经过后期进一步的解释和描述，德国学者将源语对应为“Bildungsplan”（教学大纲）。类似的案例还有“学校的法律与法规”（Regeln und Gesetz der Schule）应直接翻译为“Schulgesetz”（学校法），“家长参与学校管理”（Verwaltung der Eltern in der Schule）应翻译为“Mitwirkung der Eltern in der Schule”（家长与学校的协同合作）。

2.误解造成的交流障碍

误解（Missverst？]ndnis）造成的交流障碍的特点在于，当交际者意识到障碍出现的时候，该障碍已经发生了。产生的过程一般分为三步：所想非所言（Gemeint ist nicht gesagt），所言非所意会（Gesagt ist nicht verstanden），所意会非所认同（Verstanden ist nicht einverstanden）。如果译者发出了和自己内心所想表达的内容有偏差的信息，就会导致信息接收者产生交流误解。例如，中国学者就中国教育区域合作中的京津冀一体化问题希望与德国学者在欧盟大环境的区域一体化进程做类比交流。区域一体化的直译（Regionale Integration）直接让德国学者误解为“区域融合”。在对于京津冀一体化（Koodinierte Entwicklung der St？]dte Beijing und Tianjin sowie der Provinz Hebei）做了进一步阐释之后，德方将“教育区域一体化”的翻译对应为“Regionaler Strukturausgleich im Bereich des Bildungswesen”（教育领域内的区域结构平衡）。

3.翻译错误造成的交流障碍

专业术语的翻译错误（Irrtum）也叫误译。近义词辨析不准确、词义理解不当、缺乏背景知识等都可能导致误译，从而造成交流障碍。例如，联邦德国的教育评价制度，译者起初将“教育评价”译为“Erziehungsbewertung”，考量后改为“Bildungsevaluation”。Bildung侧重学校的、专业的教育。Erziehung指养育、教养、抚育，主要指幼儿园、家庭的抚养和培育。因此，在该语境下应该用学校教育的Bildung。再比如，德国有关学校的质量管控模式，此处的“质量管控”（原本译为Qualit？]tskontrolle）作为一个宏观概念包含了计划、实施、考评过程。因此，Qualit？]tsmanagement更接近于希望表达的意思。

二、避免中德教育交流障碍的措施

凡物莫不相异，中德教育交流是跨语言、跨文化的交流，由于上述多方面原因造成交流障碍在所难免。那么，如何尽可能避免教育交流障碍，障碍出现时如何尽快弥补，是提高教育交流效率、优化交流成果的重要议题。

（一）全面了解德国教育传统、教育背景及教育体制

跨文化交际背景下的教育交流绝非局限于几个小时的课堂或会议，而是需要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完成的。只有全面了解交流对象国教育传统、教育背景及教育体制，才能够在教育交流的过程中有针对性地吸取精华，提出问题。教育交流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吸收、借鉴来促进创新。具体到中德教育交流而言，即如何正确处理德国先进教育文化与本国实际国情的关系。中方学者的前期准备工作不能仅仅停留在专业知识层面，还应提前对比两国的文化差异，尊重出访国的文化习惯，用双方更容易接受的方式提出问题。

（二）加强沟通，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正确看待中德教育交流过程中出现的障碍

在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我们需要正视中德教育交流障碍，提高跨文化交流意识。教育交流障碍的产生源于交流双方教育传统、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表达形式等多方面因素，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并没有孰是孰非[10]。当然也有很大程度的个人因素，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思维惯性，潜意识里认为对方的想法与自己的没有本质差别。因此，在教育交流的前期、中期、后期，都应加强即时沟通意识，将教育交流障碍带来的危害降低到最小，尽可能将教育交流的每一个环节成果化、书面化，并经过交流使双方进行二次核实，使前期的交流需求、中期的交流过程以及后期的交流成果最大程度地接近交流双方的实际需求。

（三）提升翻译水平，开拓新方法，全方位提高交流效率

教育交流的外事人员需要不断加强个人的职业素养，提升专业能力，包括教育专业知识与翻译水平。定时获取国内外教育最新资讯，开拓新方法，灵活应对每一次跨文化交际中遇到的问题。对有可能出现的交流障碍，要在事前礼貌地向交流双方提出建议并在障碍出现的时候及时进行补救。在交流沟通过程中，克服畏难情绪，力争做到沉着、果断，运用多语言优势达到沟通目的。注意积累专业术语的准确表达方式，在小语种专业词汇不确定的情况下，可以用更为普及的英语适当进行补充，避免理解歧x。勤于实践，虚心向具有多国教育背景的专业人士请教，并及时将交流过程中遇到的交流障碍进行归纳总结。

三、结语

世界飞速发展的今天，各国的联系愈发紧密，教育国际化带来的教育交流、访学等活动与日俱增。政府部门和民间交流使得越来越多的教育从业者有机会亲身接触世界各国的教育理论并借鉴优秀经验。与此同时，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不同的教育背景、教育理念、教育文化带来思想冲击，教育交流过程中产生的交流障碍也在羁绊教育交流的步伐。中国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除了有与世界沟通交流的愿景，更要有高效的沟通交流方式。从这个角度上看，学习跨文化交际知识，最大程度地避免交流障碍，提高教育交流效率，将教育交流的成果具象化十分必要。

参考文献：

[1][7]严明.跨文化交际理论研究[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12-13，20.

[2]周薇.中德教育体制对比浅析[J].赤峰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2012，28（7）.

[3]潘一禾.超越文化差异：跨文化交流的案例与探讨[M].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175.

[4]Bildungsg？]nge im deutschen Bildungssystem. Accessed on[EB/OL].http：///wiki/Berufsvorbereitungsjahr#/media/FileDeutsches_Bildungssystem-quer.svg，2016-11-15.

[5]陈红岩.中德两国职业教育对比及启示[J].市场周刊・财经论坛，2003（7）.

[6]吴为善、严慧仙.跨文化交际概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47-49.

篇4

在全县上下深入开展学习实践活动试点工作的重要时刻，我们在这里隆重举行全县“五好文明家庭”创建经验交流暨表彰大会。首先，我谨代表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县政协向今天受到表彰的“五好文明家庭”和“优秀家庭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重视和支持这项活动的各级领导和相关单位以及为创建活动付出辛勤劳动的各级妇联干部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县妇联周主席全面总结了全县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开展情况，七个先进单位和个人做了交流发言，讲的都很好，我完全同意。希望大家结合各自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近年来，我县“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总体部署，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文明家庭创建为主线，以提高广大家庭综合素质、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为目标，相继推出了“家庭美德在农家”、“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平安家庭”、“节约型家庭”和“廉政文化进家庭”等影响大、效果好的活动品牌，树立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先进家庭典型，形成了家庭成员共创文明城市、共建和谐社会的良好氛围，创建活动在县妇联及相关单位的辛勤努力下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下面，我就进一步开展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再讲几点意见：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进一步增强做好“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生活的质量和水平不仅直接反映社会文明程度，更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一要充分认识到“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没有和谐文明的家庭，社会和谐就会失去基础，就很难做到全面、协调、可持续。我们要从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人的幸福生活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文明家庭建设工作，要通过创建活动来努力提高家庭的文明程度和幸福指数，引领家庭创造更加和谐美好的生活。二要充分认识到“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迫切需要。当前，我县正处在科学发展、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迫切需要良好的发展环境、和谐文明的社会氛围。“五好家庭”创建作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社会保障，做好创建工作，责任重大。三要充分认识到“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是争创全国文明县城的迫切需要。省文明办要求，我县要以争创全国文明县城为契机，进一步完善机制和措施，把__建成全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排头兵。这就必然要求我们要把“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作为全县各级妇联组织的光荣使本文来源：文秘站 命，继续深入持久地组织好、开展好，以“小文明”积“大文明”，确保全国文明县城创建工作顺利通过国家验收。

二、突出重点，注重实效，进一步打造“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品牌

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必须要结合__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结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不断探索新规律、把握新特点、开拓新思路、创建新机制，进一步突出重点，注重实效，打造品牌，更好地发挥“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影响力、感召力。在组织上要注重整合资源。要把“家庭美德在农家”、“学习型家庭”、“绿色家庭”、“十星级文明户”、“廉洁家庭”、“节约型家庭”、“平安家庭”、“无毒家庭”等各类特色家庭创建活动作为“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和有效抓手，紧密联系，有机整合，不断丰富活动载体，确保取得实效。在内容上要突出社会主义荣辱观。广泛开展“家庭助廉”等形式多样的家庭道德实践活动，努力把社会主义荣辱观的具体要求落实到家庭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载体上要强调学习型家庭创建活动，广泛动员、引导和支持城乡广大家庭创企业、创事业、创家业，在全县大力倡导家庭学习、共同学习、终身学习，为实现__科学发展、转型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在特色上要加强新农村“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要以“美德在农家”活动为重点，以十星级文明户为抓手，以“富裕在农家、和谐在农家”为内容，进一步加快全县新农村建设步伐。

三、加强领导，靠实责任，进一步做好对“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

“五好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全面推进，需要各级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高度重视，需要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各单位要找准创建工作与自身工作的结合点，加强沟通协作，充分整合资源，凝聚各方力量，形成党委领导、文明办牵头、妇联主抓、各方协作、齐抓共管的良好环境。一要明确工作责任。要根据本次会议提出的目标任务，制定相应的工作目标和工作措施，切实抓好落实。县委宣传部、县文明办要加强对创建工作的指导和统筹协调工作。县体育中心要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家庭体育运动。县文体局要在加强农村文化建设的同时，大力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家庭文化活动。县广电局要大力宣传“五好 文明家庭”创建工作的目标意义、措施成效和先进典型，不断营造人人关心、人人支持、全社会参与的良好氛围。县环保局要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要求，引导广大家庭树立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意识。县妇联作为牵头单位，要加强协调和联络，积极开展各类特色家庭创建活动。二要形成工作合力。各有关单位要紧密配合，相互协作，着重在工作上抓联合、资源上抓整合、载体上抓融合，内创外联，形成合力，不断推动创建活动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三是要加强督查考核。县妇联要牵头逐步建立健全创建工作长效机制，坚持从大处着眼、细处着手，通过建章立制、完善考评机制，真正做到上下联动，切实把创建工作抓紧、抓实、抓好，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五好文明家庭”创建活动的参与率和满意率，使创建活动走进千家万户，为加快“和谐__”建设步伐奠定基础。

篇5

Abstract： Based on six forces model， this paper makes a deep analysis on how to improve Tianjin's culture industry competitiveness from six competitive forces： buyer， seller， competition among enterprises in the existing industries， potential entrants， replacer and government， in hope of offering some references for the sound progress of Tianjin's culture industry.

关键词： 六力模型；文化产业；竞争力

Key words： six forces model；culture industry；competitiveness

中图分类号：G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22-0008-02

0 引言

进入十二五以来，文化产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要想发展文化产业，关键在于增强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天津市可以借助全国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热潮，加快文化产业改革的步伐，然而，由于多种原因，天津市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仍然还不够高，需要进一步提升。

要提升竞争力，可以从六力模型的视角思考。六力模型是对经典的迈克尔·波特的五种竞争力量模型的补充，目前对第六种竞争力量的界定还没有完全统一，主要有两种代表性的观点。①2001年我国学者项保华教授提出了六力模型，其中互补品厂商即是他认为的第六种力量；②还有部分学者认为第六种竞争力量应当是政府，因为政府对产业竞争的影响是比较大的，需要单独提出来。本文选择第二种观点的视角，分别从六个方面进行具体分析。

1 从买方——顾客角度分析

2010年天津城市居民人均用于文化娱乐服务和文化娱乐用品的消费支出达到1146.95元，比2005年增长1.02倍。这个数据说明天津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在逐步提升。另外，天津居民文化消费的特点目前也发生了变化，已由单纯的物质需求向精神需求的方面转化，居民文化消费的层次也提高了。同时，随着消费者消费保护意识的增强，加之对价格较敏感，且现在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网购文化产业的产品或服务，并在网络上对比和发表消费的价格、售后服务等信息，所以购买者的讨价还价能力从总体上提高了。

为降低买方的讨价还价能力，提升天津市文化产业竞争力，就必须充分了解顾客不断变化的需求，根据顾客的需求来提高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质量，并让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鲜明的特色。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吸引顾客消费，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从而能够产生再次消费；而且也可以让天津市文化产业的定价主动性更大，既可以用高性价比吸引和留住顾客，也可以因质量高和有特色而适当定高价，从而让天津文化产业在与顾客的讨价还价中占据有利地位，赚取更多的利润。

2 从卖方——供应商角度分析

文化产业的卖方主要是文化资源的拥有者或者是有形的文化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商。文化资源的拥有者拥有的文化资源越独特越稀少，对于文化产业来说，想要获得这些资源的代价就越大。天津市拥有特殊的近现代史的文化资源，杨柳青年画和泥人张等民俗文化资源，这些资源的拥有者的讨价还价能力强。

拥有特殊资源的供应商一般一体化的能力也较强，可以向前整合，自己发展文化产业；而不需要特殊资源的文化产业的后向整合的能力就会较强。对于需要特殊资源的文化产业，基本上无法通过自身的努力降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而对于不需要特殊资源即可运转的文化企业，可以通过批量购买或联合购买等方式降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能力。

3 从现有产业内的企业间竞争角度分析

天津市的文化产业许多是从文化事业单位转制而来，规模小，管理水平普遍较低，竞争意识较弱，低水平、重复仿制的文化产品充斥文化市场，这是天津市文化产业缺乏竞争力的重要原因。为此，就必须提高文化产业的集中度，培育有竞争力的文化企业集团，提高文化资源的利用率；大力扶持中小文化企业；提升文化企业的科技含量；打破地区分割和行业垄断，为形成良性竞争的文化市场体系创造条件。

重大项目的建设对天津市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但是目前为止，很多大的项目都处在投资回收期，真正产生高效益的还比较少，还需要实施文化产业人才培养与引进工程，健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机制，来保证在这些项目运营中需要的人才。

与这些大项目相反，资金不足是当前制约天津中小文化企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为此，应当考虑要降低市场准入门槛，除涉及国家安全和机密的机构外，原则上大多数文化产业都应允许各类资本进入。也可以鼓励各类有实力、有条件的企业进入文化产业领域，鼓励文化企业以各种形式进入资本市场，谋求较快发展。

4 从潜在进入者角度分析

随着国家和天津市对文化产业的重视程度的增加，想要进入天津文化产业的潜在进入者数量也在增加，而且其中不乏规模大、实力雄厚的大企业。但随着上文所述的重大项目的陆续建成，天津市文化消费市场将会有一段时间的稳定阶段，进入者数量将会减少。

如果潜在进入者规模大、实力雄厚，那么对现有企业的冲击会较大，除非小企业之间形成联盟，否则，会导致很多小企业被挤出市场。天津文化企业可以从这些方面来考虑提升竞争力和构筑进入壁垒，如加强品牌建设和给予消费者消费优惠等从而加大消费者的转换成本，构筑文化产品或文化服务的差异性，申请专利或者拥有专有技术，构筑生产、研发或营销等方面的规模经济，牢牢把控住独特资源和有利的环境位置等。

5 从替代者角度分析

因文化产业涉及的具体产业类别较多，替代者角度就选择其中的文化休闲娱乐服务为例进行分析。文化休闲娱乐服务的替代者主要是广播电视电影服务和新闻出版发行服务等，看动物表演可以通过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去动物园现场看，还可以阅读电子出版物，它们之间就形成了替代，只不过因为消费过程中的实际感受的差异导致满意度会不同。

形成替代的产业之间，必然就会相互争抢顾客。因此就需要提升天津文化产业的竞争力，基本上可采取三种对策，一是提高性价比。二是不断推出新产品。三是提高转换成本，通过签订服务合同或给消费者累计消费优惠等等措施，可以提高顾客的转换成本。

6 从政府角度分析

政府对于文化产业的影响是巨大的。2013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文化改革发展纳入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列入各级政府效能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中。2011年《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公布了，从规划中，可以看出，十二五期间天津政府将加快涉及文化产业的法律法规的完善工作，推动我市文化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推动我市文化产业扩大规模、走向专业化，并形成一些产业集群，发挥集聚效应，扶持民营中小文化企业，督促文化企业提高管理和技术水平，加强我市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促进健康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并保护公平公正的良性竞争。

我市政府在促进文化产业提升竞争力的过程中，还有必要在不妨碍政府安全和机密的前提下，关注和促进我市文化产业和其他省市的文化产业的合作，并为促进这样的合作减少一些行政法规的约束，并简化行政手续。

综上所述，只有从以上六个方面全面思考并采取对策，才能更好地提升天津文化产业的整体竞争力，推动天津文化产业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天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印发天津市文化产业发展“十二五”规划的通知.〔2011〕979号.

篇6

[关键词] 文化交流 旅游资源 开发

一、前言

海峡两岸交流20年来，两岸文化交流从无到有、从间接到直接、从单向到双向，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推动两岸交流发展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随着两岸的文化交流的不断深化，促进了两岸经贸的合作；而两岸经贸合作的发展又进一步加强了文化交流，形成一种良性循环，现已成为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纽带。文化交流不但活跃了两岸关系，同时还给我区的旅游乃至整体经济发展带来良好机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泛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的建立，给广西经济发展带来了从未有过的大好机遇，同时也使我区面临严峻挑战。

二、广西经济发展现状与优势

广西虽然经济文化相对落后，但具有发展经济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国际经济关系优势。广西地处东南沿海经济圈、大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具有沿海、沿边、沿江三位一体的特殊优势，是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走向东南亚，走向世界的重要门户，国家从战略高度把广西推上了对外开放的最前沿。泛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的建立，给广西经济的发展又提供了新的机遇，并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开拓了更广阔的空间。

三、国际环境与两岸文化交流的作用

两岸交流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经济基础的变革引起政治上层建筑的相应调整。在经济全球化影响下，以往的经贸活动突破了地区、国家界限，甚至突破意识形态和敌对壁垒的制约。改革开放适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同时为不同地区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创造了条件。11月6日是两岸交流满20年纪念日，两岸文化交流的内容不断扩展，层次不断深化。1987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台胞来祖国大陆探亲，一些岛内文化界人士和歌手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先驱。据统计1991年～2007年，经文化部同意的两岸文化交流项目达5千多项，5万多人次，内容涉及文学、艺术、教育、文物、民俗等领域。见下表

近年来，文化部所属中华联谊会连续成功举办“情系三峡”“情系黄山”“情系香格里拉”等两岸文化联谊活动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可见，两岸文化交流成为维系两岸同胞情感、推动两岸关系正常化的重要手段，同时也促进了两岸经贸和政治上的交往。总书记会见连战、宋楚瑜等台湾政党要人是两岸交流深入发展的结果。

四、文化交流和我区旅游资源的开发

旅游与文化有着天然的联系，旅游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旅游是一种跨文化交流，其实质是感受、体验一种有别于自己母文化的文化，这样就体现了两种文化或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台湾文化源于大陆，在某些方面依然保持中华民族的传统特色，例如佛教和民间祭祀文化、艺术和书法等。由于两岸长期的隔离，造成同一文化产生了源和流的分歧以及同一民族思想意识上的差异，但这给跨文化交流和发展旅游提供了动力。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及泛北部湾经济开发区的建立是一把“双刃剑”，在给我区带来有利发展机遇和条件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挑战。任何与外界的交流都可能成为发展我区经济的契机。两岸文化交流发展形成跨地区旅游经济是可能的、是文化交流深入发展的必然结果。近年来，台湾高校和学术团体直接和间接到广西的文化交流逐渐增多，除学术交流外，更多的是进行山水风光和民族风情旅游等。台湾年轻一代同胞对了解祖国大陆的需求胜过了对了解学术的需求，这是一个从两岸文化交流发展成为旅游的极好机遇。抓住机遇，大力发展港、澳、台三地的旅游业交往，将为广西的旅游业发展，甚至整体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五、旅游资源开发现状、条件与市场供求关系

目前我区以文化交流为主题品牌的旅游还在酝酿中。广西经济发展相对滞后，推动广西经济全面发展不仅要依靠资金和科技，更重要的是创新思想观念和形成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区域文化。区域文化环境是经济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前提，并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广西拥有11个少数民族，分布地域零散，经济文化水平发展不平衡。这种经济水平和地域文化的差异阻碍了和谐社会的建设，但我们要把不利因素转化为发展经济的有利因素，恰恰这种文化差异，是形成旅游需求的外在动力。目前，我区已经形成较系统的旅游产业结构，其中桂林山水和各种少数民族的风情游等，吸引游客留恋忘返；抗日、、湘江战役等红色旅游线路吸引了大批海外游客来追溯历史。这种以文化为主题的旅游市场虽然还没有系统开发，但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形成，并有待进一步开发。

六、文化旅游市场开发的策略

1.广告效应

既然文化旅游巨大的市场需求已经形成，市场开发前期的广告、宣传要依据目前的发展状况有序地进行。创新思想观念，摆脱区域性规模发展的思想局限，与全国的大旅游圈密切配合。例如，把“牵手08―情系邕城”、“牵手08―情系漓江”等旅游品牌打出来，使我区的旅游成为全国大旅游圈有机整体的一部分。结合我区少数民族地处的不同山水风光、文化特色和民族风情等，充分利用各种媒体进行广告宣传，将台湾同胞对祖国大陆迫切了解的需求转化为一种现实的旅游消费。在区党委和政府的支持与宏观指导下，积极地发展台湾各大高校和中学生来我区学校进行相对应的参观访问，加深两岸青少年之间的了解，为吸引更多的海外同胞来访大陆和两岸关系正常发展打下长远的基础。

2.开发项目的建设与旅游资源的整合

整体规划上遵循系统的理论，坚持从大旅游观念出发的原则，以所在区域的社会经济实力及区位条件为依托进行逐步开发。具体可分为纵向和横向两方面的有机联系。

纵向联系遵循从国家到地区、从中央到地方、从重点到普通的原则。台湾与大陆的文化交流一般都是通过文化部、教育部等级别的单位进行沟通的，往往都是从北京国家各重点大学进行访问后才有选择地到各省、市和自治区的大学进行访问，因此要保持我区与中央及其重点大学的密切联系，形成从上到下的一个链条式文化交流与旅游结构。横向联系一方面是指加强与其他省、市和自治区的大学或教育、文化等部门的联系；另一方面是指依托我区已经较为系统发展的旅游产业结构，将以两岸文化交流为主题的旅游整合到我区的大旅游圈中，与纵向联系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网络状旅游发展结构，并根据市场需求进一步完善。

3.开发的预期经济效益与可持续发展

目前，两岸文化交流的经费主要依靠国家财政拨款，注重社会效益。但随着交流规模的扩大，以及旅游产业的规模式发展，逐渐转变为政府办和社会办相结合，并以后者为主体，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趋势。良好的社会效益会促进经济效益的稳步发展。只要有隔阂，就会有思想、文化的差异，这是产生交流和形成旅游市场的原动力。以文化交流带动经济、政治方面的交流，是产生效益和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自形成“三通”以来，两岸的交流不断增加，层次从平民百姓发展到政府和政党要人，发展规模的扩大促使旅游及相关产业的形成，目前，在国家优惠政策的支持下，台商的投资已遍及我区各地，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给两岸交往树立了榜样，并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

科学的管理是可持续发展的有力保障。管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他既是管理的主体，同时也是管理的客体。加强在两岸文化交流和旅游活动中组织与管理人员的素质建设，是旅游产业乃至整个广西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所在。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如何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发挥我区特殊的地理及国际经济关系优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已经成为广西经济再次腾飞的关键。

参考文献：

[1]茆雷磊:文化部：两岸文化交流20年来从无到有、不断深化［EB/OL］.省略/jrzg/2007-11/06/content_797820.htm.2007-11-06

[2]韦耀莹钟燕莫理宁:“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下的广西经济发展对策[J].广西财政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2005，18(4):4～50

[3]李祥福: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旅游[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3，30(2):61～64

[4]李玫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立与广西经济发展对策思考[J].计划与市场探索2003，(6)：5～6

[5]杜文宏龙:创新区域文化 推动广西经济发展[J].广西经贸2003，(8):16～18

篇7

关键词：跨文化交流；商务交流；案例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2851（2012）04-0245-01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时代。各国之间的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上的依赖促进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文化间的差异引起的不同文化的冲突，严重的影响了相互的合作与交流，这使人们认识到，国际商务活动和商务谈判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市场、价格、质量、运输等与利益取向相关的直接因素，还取决于人们的语言、价值观念、民族文化背景、传统的社会观念和行为原则等间接因素(统称为文化因素)。这就要求从事国际商务活动者不但要具备经济、商业知识，还需要深刻理解对象国的文化，文化也是影响国际间经济交往和商务交流的重要因素。因此，在跨文化交际学理论框架下形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跨文化商务交际。世界上许多大公司在国际商务活动中都十分重视跨文化交流的研究和培训，许多经贸类大学也都把跨文化商务交流作为学生的必修课。

跨文化交流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20世纪80年代才首先由外语教师结合语言教学，引进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研究成果，把跨文化交流理论应用到商务活动的时间研究就更晚。近年来，随着涉外经济贸易的迅猛发展，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不同国家的文化的差异引起的文化冲突对商务活动影响的问题日渐突出，跨文化商务交流的研究和应用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出现了不少介绍国外跨文化交流的著作、文章及有关跨文化交流的论文，在高校教学中，除了在外语专业中增加了跨文化交流的内容外，一些院校还在对外经济贸易专业中开设了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课程，以提高所培养的人才在商务交流中的实际交流能力。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我国部分矿业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国外寻找矿产资源，参与国际矿业活动，在这些活动中，由于对所在国的文化了解较少，对文化在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而出现了不少问题，影响了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甚至影响到两国关系，惨痛的教训使这些企业在实践中认识到了跨文化商务交流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其中科蓝煤矿枪击事件就是教训深刻的一例。

科蓝煤矿是在赞比亚南方省锡纳宗圭地区的一家中资企业，近年来数次发生示威和肢体冲撞，发生了致使双方1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事不但对在比亚的中资企业影响很大，其影响甚至上升到了两国关系。

科蓝煤矿在经营中忽视了中赞两国的文化差异，导致劳资双方及当地群众的关系恶化。首先是制度文化冲突。由于该国曾长期被英国统治，受西方影响很大，有非常健全的劳工保护法律。科兰煤矿作为外资企业不遵守当地法律并且引发了严重的冲突事件就使当地政府和民众无法容忍了。其次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冲突，和大多数非洲人一样，赞比亚当地员工的生活习惯是有钱就花，没有积蓄，“理财”观念是过一天算一天，和中国人虑后、储蓄的习惯截然不同。他们没有储蓄，而每天的生活需要钱，在这种情况下该拿到的钱不能及时拿到，他们的不满情绪就可想而知了。其三是不同文化中行为习惯的冲突。非洲人性格外向，喜怒哀乐均形于外，表达诉求的方式比较简单，在其要求得不到合理回应时就容易发展为暴力，以宣泄不满情绪。科蓝煤矿的管理者没有考虑到这种文化差异，从而使一些小矛盾发展为大问题。

综合归纳分析，国际商务交流活动可以从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几方面体现出文化差异。例如，一国际公司在卡塔尔进行谈判时，由于负责人忽略宗教因素，携带了白兰地准备在仪式上与同事庆祝，结果使公司成为了不受欢迎的公司。又如，一中方企业为欢迎俄罗斯公司的代表团，特别布置了鲜花，可是他们不了解俄罗斯人认为双数是送给死人的，使这次会晤非常尴尬。

在国际贸易中，由于各国国情不同、政治因素不同，对商品的包装材料、结构、图案以及文字标识等都有不同的要求。如阿拉伯国家规定进口商品的包装禁用六角星图案，因为六角星与以色列国旗中的图案相似。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细节上的失误，导致了贸易合约的损失。

从以上案例中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对国际商务活动的影响，以及了解不同文化差异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的重要作用。在对外商务活动中应用跨文化交流理论妥善处理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对于提高对外商务交流水平、减少对外商务交流中的矛盾和摩擦、促进对外商务活动的开展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交流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总之，在国际商务交往中。如果我们对异文化缺乏必要的认识或学习不够。就常常会出现摩擦，影响国际合作，甚至还会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因此，在从事商务交际活动时，我们必须具备对文化的敏感性和敏锐性，了解多元文化，掌握异文化与我国文化之间的差异。通过以上对跨文化商务交际中中西文化差异的论述，可以看出，文化差异对商务交际活动的影响是很明显的。我国企业要想在多元文化的国际舞台中取得成功，就必须要在跨文化商务交流中灵活地应对多元文化因素的影响。

参考文献

[1]常婧.简议文化差异与商务沟通[J].经营与管理，2007（5）.

[2]王颜敏.浅析跨文化商务沟通中的文化冲突[J].绥化学院学报，20l1（4）.

篇8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法教学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语境也日益明显，其跨文化传播特质也愈发凸显和普遍化。因此，在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必须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不同于国内法那样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国际经贸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事人对不同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要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当事人而言，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只有实现当事人共赢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选择也需要实现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国际经济法的“弱法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法律只是当事人最后的救济手段，却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协商与适当妥协才是解决国际经贸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护本方当事人利益，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共赢。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学生除了需要做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之外，还得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对世界各国的相关国际贸易、金融等法律知识都应了如指掌，对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当理解和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径选择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体会、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篇9

关键词：文化交流：翻译；异同；

前言： 翻译工作的目的和特点是思想文化交流。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民族或社团之间希望互相理解、互相学习的愿望，产生了互译精神产品的要求。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特点，是不同民族在特殊历史地理环境里的独特创造，因此，在翻译过程中如何对待和处理外来文化，无论在理论上或实践上都是一个重大的课题。通过翻译，尽量加强和增进不同文化在读者心目中的可理解性，缩短由于缺乏理解甚至误解所产生的障碍和距离。

1.文化交流与翻译

1.1有关文化交流

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 译界虽对此一直多有讨论 ， 但并未取得共识。从翻译实践来看 ， 不论是在当代还是在历史上 ， 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即归化）的原则似乎是占了上风。近十多年来 ， 随着文化研究日益成为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并逐渐向边缘学科广泛渗透 ， 翻译理论界越来越注重把翻译放在全球文化交流的大环境中进行考察 ， 人们更多地从文化的差异与渗透来看异化与归化问题 ， 即把翻译不仅仅看作不同语言的转换 ， 而且把它看成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重新审视翻译中归化和异化的关系及它们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本文试图从翻译的本质出发 ， 通过讨论译者的使命 、读者阅读的认知过程及信息时代与全球化对文化交流的影响 ， 来重新诠释归化与异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处理归化和异化关系的总原则 ， 即在不排斥归化法的前提下 ， 尽量采用异化或异化加释义的方法来处理作品中含有文化色彩的语句。文字间意义的传达或功能的对等等方面的研究 ， 而对意义与功能之外的因素关注甚少。近十多年来 ， 随着文化学研究的兴起及各民族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 ， 人们越来越注重从文化层面来探讨翻译的本质。翻译的文化学派代表人物巴斯奈特和勒弗维尔在他们合编的《翻译 、历史与文化》中正式提出了“翻译的文化学转向” 这一口号，这也标志着翻译的文化学派的正式兴起。在以后的几年中 ， 他们又各自或一道陆续出版了几部专著来讨论翻译与文学 、意识形态 、权利及文化的关系。与以往翻译中的文艺学派或语言学派不同 ， 文化学派是当前翻译理论界中具有相当强“革命”因素的学派 ， 有人甚至认为他们的观点对以前的翻译理论具有“颠覆” 性。 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特别强调文化在翻译中的地位和翻译对于文化传播 、推动社会和文化进步的重要意义。他们认为 ， 通过翻译可以引进新概念 、新文体和新的表达手段来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翻译的目的是使译文在目的语文化中起原文在源文化中同样的功能。另外 还有一些翻译家如兰博和雷恩也推出了此功能。

1.2 文化交流中的翻译

著名作家于冠西说：“人类文化从整体来说，是各国、各民族的文化汇聚、交流的产物。”不同文化的交流必须通过翻译来完成，没有翻译就没有文化交流。翻译不仅是不同语言相互转换的过程，更是不同文化相互融合的过程。不同国家和民族的不同环境氛围，独特思维方法、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造就了不同文化的独特内涵和文化特色，呈现出明显的文化差异。这种文化差异阻碍了信息的交流和沟通，给翻译带来一定阻碍和困难。因此，如何成功跨越文化阻碍，寻求恰当翻译策略，从而实现高质量跨文化交流，进而推动文化传播，是翻译过程中急需解决的重要课题。翻译是不同语言社会的交流工具，通过转述语言文化信息，促进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和进步。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流活动，翻译应该充分重视语言中的文化因素，注意不同文化间的相似和差异。如果两种语言社会中人们的生活、思维和表达方式大致相同，两种社会的文化内涵也会大致趋同，这种情况下，翻译就可以实现互译，保留原文文化色彩；如果两种语言社会的地域环境、文化习俗、人文历史、、价值观念等存在较大差异，则需要注意，因为这种文化差异影响着翻译活动的范围和方式，制约着翻译内容的呈现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因此，解决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困境，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关键。

2 .目前影响翻译不同的因素

2. 1不同语言社会的历史和习俗等文化内涵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根源因素。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不同国家和民族形成了具有自身民族特点的历史文化；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孕育形成了富有民族文化特色的语言和词汇；语言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是本民族交流情感和表达思想的独特工具。由于受价值观念、社会风尚、道德情操、和生活习惯的影响，各民族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这些不同的文化习俗也产生出内涵丰富的文化差异。因此，要重视不同语言社会的历史和习俗差异，把握翻译中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根源。

2.1作品的时代背景和地域环境等文化背景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客观因素。文化作品以整个社会为反映对象，用独特视角反映社会生活，形成浓厚而鲜明的时代色彩。作品的创作离不开身处的地域环境，还与个人的生活经历、家庭环境密切相关。只有充分关注作品、作者的相关背景，才能充分了解作者传递的信息，了解作者的创作意图，揣摩作者写作时心境，感悟作品深刻内涵。因此，不考虑社会时代背景对作品翻译的重要影响，就会产生翻译的文化偏差，无法保留和彰显源语文化特色。

2.3 翻译者的价值观念和语言功底等文化素质差异

是影响文化交流和传播的主观因素。翻译者是作品翻译过程的主体，是两种文化的传播中介。不同翻译者，所翻译的作品意蕴和内容各不相同。一方面，由于受社会环境、价值观念、生活习惯等因素影响，翻译者逐步形成相对固定的思维方式、行为特征和价值观念，进而影响翻译用语和价值选择；另一方面，翻译者要对原作品进行解读、评价、加工和改造，仔细把握作品的文化内涵，领悟作品的内容精髓，品味作品的思想精神，用精准的语言进行文化传播和再造。因此，翻译者正确的价值观念和扎实的语言功底是翻译优秀作品的必备条件。

3 .当前文化交流中翻译存在的问题

3.1加强全球文化交流与融合，减少翻译语言障碍

今天，文化融合成为世界文化交往的发展趋势。作为开放的动态性系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力和渗透力，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碰撞、吸纳、融合，增进了人们的相互理解，增加了人们的相互认同。这使得跨文化交流――翻译的障碍越来越少，语言沟通越来越顺畅。因此，翻译者要把握原作品所属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习俗，强化保护源语文化意识，深度了解原作品的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和渠道，增进文化融合，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世界文化交流和传播。

3.2合理恰当运用翻译方法，扫除文化交流障碍

翻译者是联结原著作者和译著读者关系的纽带，在翻译过程中，若以原著作者为中心，就不免会给译著读者带来诸多困惑和不解；若以译著读者为中心，就不免会失去原著文化特色。因此，需要正确处理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差异，灵活采用音译、套译、移植、译注、重创、摹仿等方法，找出传递文化信息最恰当表达方式，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或以源语或原著作者为依归，以原著内容特点为基础，采用“异化”或“直译”翻译方法，最大限度保留原著风貌和风格；或者以目的语或译著读者为指向，把握原著作者思想，关照译著读者态度，采用“归化”或“意译”翻译方法，促进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的融合。

3.3提高翻译者综合文化素养，增强翻译实践经验

翻译者是翻译活动的主体，其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翻译作品质量的优劣。作为一种跨语言和跨文化的交际活动，翻译要求翻译者既能熟练掌握和运用两种语言，又要熟知两种文化差异；要求翻译者不仅具备深厚的语言文字功底，还要具有较高的综合文化素养和文化意识，牢固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努力积累翻译实践经验。在翻译时谨慎处理文化差异，准确把握文化内涵，真实再现原文风貌，恰当传递文化信息，更好地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加快文化交流步伐。文化交流是人类交往的产物，是文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随着人类交往的广度和深度的发展，文化交流的规模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层次越来越深，这是文化发展的规律。冷战结束之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全球化、科技信息化，文化多元化日益发展。世界各国的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合作的程度不断加深。社会发展日益将整个世界紧紧连在一起。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以至最不发达国家，都不能自外于这一历史潮流，都必须在这一浪潮中趋利避害，以求得自己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必然促进全球性的文化大交流，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 人类社会是经济、政治、文化的有机统一。文化受制于经济和政治，又反作用于经济和政治。经济、政治和文化相互协调发展，社会才能协调、和谐、有序运转，走向良性循环，否则就会失衡，甚至瓦解。经济全球化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过程。任何一种经济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发生发展的。从这个意义来说，经济全球化本身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 文化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是由文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矛盾决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既有特殊性又有普遍性，是个性和共性的统一。文化的个性、特殊性决定着文化交流的必要性；文化的共性、普遍性提供了文化交流的可能性。正是文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矛盾运动，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不断碰撞和交流，促进文化的不断发展。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是一定社会实践的产物，有其长处，也有其局限。它只有从其他文化中吸收营养，才能永葆青春，具有活力，否则就会变成“死文化”。古代中国非常强大，文化一直处于领先地位，特别是“四大发明”对人类社会作出过巨大贡献。但后，中国却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其原因之一就是闭关自守。

人类文化史表明，一个封闭的文化系统，必然走向衰落以至灭亡。只有实行开放，不断碰撞和交流，文化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从而长盛不衰。古代日本比较落后，但它不断从中国文化中吸取积极成果，不断丰富自己，发展自己，“明治维新”之后又积极向西方学习，从而成为一个发达国家。亚洲“四小龙”基础并不很好，但战后积极对外开放，吸取别国的长处，取得很好效果。今天的美国之所以在许多方面能保持领先地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吸引了来世界各国的大批优秀人才。党的之后，我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坚持改革开放，积极学习并善于学习别人的先进成果。正反经验说明，文化交流是通向文化繁荣、经济发达、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一带一路；文化产业；合作机制；合作平台

引言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为“一带一路”文化建设工作的深入开展绘制了路线图。尽管这一战略蓝图构想乃是由我国提出，但其惠及的对象并不仅仅是中国，实则乃是一种全球化时代文化共同体的构筑。可以展望的是，此项战略蓝图将发挥文化的纽带作用，使不同国家与地区实现文化层面的深入交流，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由此可见，在践行一带一路的进程当中，必须注重文化产业的凝聚性力量，并依托文化产业实现对不同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深层次促进。

一、“一带一路”格局的提出

诞生于汉代的丝绸之路至今已经有了千年的历史，这条打通亚欧大陆、曾有着“玉石之路”美誉的通道，昭示着人类突破地域阻隔，追求开放共享的精神。两千多年之前，刘彻麾下的张骞打通了丝路，其后，东汉时期的班超将丝路延展到欧洲大陆，自此开创了中国同域外文化、经济实现深度交流的全新格局。也正是自此开始，中国以其雄浑的气魄傲然挺立于世界之林，从此，中华文化开始了对世界文明进程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正是通过丝绸之路，为世界打开了一扇了解中国的窗口。丝绸之路犹如一条架设于亚欧大陆之间的高架桥，使中国同域外国家、地区的文化、经济交流变得日益频繁。可以说，彼时丝绸之路的存在意义，相当于为彼时的世界创设了类似于今日全球化的文化交流契机。在2013年出访中亚等一些国家时，指出中国愿意同这些国家精诚合作，共同寻求发展的契机。2015年3月2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所谓的“一带一路”乃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从这一战略蓝图的构想来看，其表明了中国同域外国家开展深度合作的决心与诚心，表明了中国政府长期遵循的与其他国家共谋发展的庄严承诺。

二、“一带一路”为文化产业带来的发展契机

从我国的整体地区经济建设版图来看，西部经济整体发展情况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因而近年来我国政府一直积极践行西部开发战略，以期推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实现同其它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看齐。通过“一带一路”战略蓝图的构想，能够为西部地区创设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而且将使西部地区的文化建设进程进一步加速。正如前文所分析的那样，“一带一路”并非仅仅是一条经济合作之路，其更是一条使中华文化同域外文化实现深度交流、深度沟通以及深度合作的文化传播之路。同时，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承载了沿线不同国家与不同地区的独特文化记忆，推动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在同中华文化进行交融过程中的文化大繁荣，这既是以往中国开拓丝绸之路为世界作出的卓越历史贡献，亦能表现出现代中国推动区域合作、文化交流的决心和信心。

三、“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馆应该切实完善合作机制，构建文化合作平台，积极组织文化交流，从而不断地发展与繁荣文化产业，促进文化强国伟大构想的实现。

1.切实完善合作机制

《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提出，建立和完善文化产业国际合作机制，加快国内“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建设。为此，文化馆应该积极贯彻行动计划，与兄弟馆站建立合作关系，完善合作机制，通过不断地加强合作，来实现文化的交流与互促。

2.构建文化合作平台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的合作需要一更为广阔的平台。而作为文化服务部门的文化馆，则有构建文化合作平台的责任与义务。“一带一路”战略下，政府与沿线大部分国家都签署了文化交流合作协定及执行计划，而民间的文化交流也十分频繁，合作内容丰富。作为文化馆，应该积极配合政府和民间的文化合作活动，为其提供更好的平台，比如举办一些文化年、艺术节、文化推介活动、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文化交流与合作项目等。只有积极构建这样的文化合作平台，才能更好地促进不同文化的融会贯通，使不同文化有可以进行合作的平台和载体。

3.积极组织文化交流

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情况来看，其在历史、文化、政治体制、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因此，唯有依托文化沟通的方式，才能够促进和拉动不同国家与地区实现深度合作。据文化部资料，这些年来，我国与沿线沿途国家的文化交流形式越来越新、内容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广。如近一个时期以来，中国政府同沿线诸国相继订立了政府层面的文化交流协议，所涵盖的文化交流领域不一而足，进而依托文化层面的交流，为中国同沿线国家进一步开展合作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通过文化层面的有效交流，能够创设出由中国与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其中的国际文化共同体，进而藉由这一共同体的问世，加强各方的文化信任，架构起彼此文化深度认同的机制，进而搭建有益于各国开展深度合作的文化平台。

此外，在文化交流合作中，各地文化馆要加强设计和战略部署，推动文化交流与合作深入发展，精心打造新的文化交流品牌，承办种类丰富、别致新颖的文化交流论坛以及大型文艺活动。还有就是，各级文化机构应当以“文化新丝路”为活动主题，积极引进、译介各国优秀的文化书籍、影片，同时也将能够反映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成果的优秀书籍、影片推广至沿线国家，从而实现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互。

四、结束语

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蓝图建设过程中，必须注重彰显文化产业对这一战略实现的引领效用，通过国家、地区之间的文化交互，使不同国家、地区实现彼此之间的文化认同，另一方面，文化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业态，也可以丰富与壮大一带一路的战略内涵与规模。文化的交流、资源的整合开发、产业的规模发展，一定要建立在平台机制的形成上，而文化馆与文化站则应该积极完善机制，构建平台，促进文化的合作与交流。

[参考文献]

[1]徐伟，高芊芊.“一带一路”背景下连云港市文化产业发展策略[J].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6（12）.

[2]谢卓华.“一带一路”背景下广西对接东盟文化产业发展研究[J].广西社会科学，2016（03）.

[3]李康化.“一带一路”战略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J].青海社会科学 ，2016（09）.

篇11

 

国际经济法是对个人、法人、国家与国际组织从事跨国境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经济关系进行调整和规范的法学学科，其调整对象的跨国性与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有着不同于普通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特点。

 

一、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多元法律文化语境

 

我国经济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日益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当中，但对国际经济游戏规则的掌握却相对滞后。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研究所都开设了国际经济法课程，但由于该课程内容的庞杂性和学科的交叉性以及极强的实践性和鲜明的国际性，使得我国在开展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往往差强人意。

 

实际上，国际经济法教学不同于其他国内法法学学科教学的最大特点在于其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由于国际经济法是调整不同国家当事人开展跨越国境的经济活动时的行为规范，因此，国际经济法本身就包含了不同国家基于地理环境、经济方式、社会结构、民众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文化和宗教传统等因素产生的不同的法律理念和价值。在当今全球化时代， 不同类型的法律文化之间因经济上的一体性而不断进行交流、沟通、碰撞、竞争、排斥、渗透、融合，多元法律文化之间的接触与互动也越来越频繁、广泛和深入。尽管经济全球化浪潮带来了法律的国际化趋向，即法律的“非国家化”，也就是通过缔结全球的多边贸易协定来统一国际经贸游戏规则，但各国法律文化差异性的存在使得经济法律的国际化始终是有限的。

 

在上述多元法律文化的互动中，西方法律文化又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经过长时间，特别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的演变和发展，西方法律文化已创造出了一整套能够有力支持市场经济、工业文明、民主政治发展的法律观念和制度，而这些内容是很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或其他法律文化中发展出来的。因此，我国的学生在学习国际经济法的相关规则时，往往因为缺乏文化背景而对相关规则不能透彻理解，并将之应用于国际经贸实践。

 

二、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

 

随着全球化时代的来临，国际经济法教学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语境也日益明显，其跨文化传播特质也愈发凸显和普遍化。因此，在从事国际经济法教学时，必须将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的跨国性和国际性决定了国际经贸规则不同于国内法那样具有绝对的强制力。国际经贸规则的有效性取决于不同国家当事人对不同法律的选择和适用，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对于要从事国际经贸活动的当事人而言，首先必须深刻理解不同法律文化下的法律规则，并在此基础上选择适用最符合自己利益的法律。而国际经济活动本身只有实现当事人共赢才能不断发展，因此，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法律选择也需要实现共赢。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将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作为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重要价值取向。同时，国际经济法的“弱法性”也决定了在国际经贸实践中，法律只是当事人最后的救济手段，却不是最好的手段，平等协商与适当妥协才是解决国际经贸矛盾最有效的方式。要最有效地保护本方当事人利益，就必须在熟练掌握国际经贸规则的基础上，通过跨文化交流实现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共赢。在这种价值取向指导下，学习国际经济法的学生除了需要做到对本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传承之外，还得具有自觉的国际意识，对世界各国的相关国际贸易、金融等法律知识都应了如指掌，对多元化的法律文化都能恰当理解和认识。

 

三、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路径选择

 

1.多元法律文化的冲突与整合是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

 

如前所述，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了多元法律文化的语境。在这一语境中，国际经贸活动的游戏规则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形式。由于国际经济法主要属于任意法，当事人如何选择适用法律将直接决定国际经贸纠纷的发展走向。而各国的法律规则以及各国各地区的国际贸易惯例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性，上述差异与不同构成了国际经济法教学的逻辑起点。要增强国际经济法的教学效果，使学生对国际经济法课程形成全面、综合的认识，就必须在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中首先强调国际经济法本身蕴含的多元法律文化以及彼此间的冲突，再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学生自主探究式学习去发现和体验、整合多元法律文化，容忍差异性对于国际经济活动的发生和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

 

2.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渗透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

 

国际经济法所具有的鲜明的国际性和任意性决定了国际经济法课程本身贯穿了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跨文化交流的过程，因此，对于国际经济法课程的教学而言，就必须将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培养作为其教学的核心目标，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必须建立在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基础之上。具体而言，在国际经济法的教学过程中，要围绕学生的跨文化交流能力，通过各种教学法的综合应用，提高学生对跨文化交流能力在国际经贸活动中的重要性的认识;同时，通过案例、问答、角色扮演和辩论等方式，让学生在与实际相似的情景中逐渐体会、认知和运用跨文化交流能力，从而为国际经济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条件。

 

3.国际经济法教学过程要以学生的批判性跨文化思维能力培养为主要内容

 

各个国家和地区由于政治、经济和文化水平以及价值观等的不同，使得本国或本地区跨文化法学教育的内容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和形式，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就我国的国际经济法教学而言，学生跨文化能力的培养应以认识能力中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为主。批判性思维能力在人类的认知过程中常起着举足轻重之作用，以此为媒介，方能祛魅存真，抵达理性之光明彼岸。而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离不开教育的作用。在现代社会，加强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更积极和更重要的作用。在全球化进程中，信息技术革命和资本的全球性流动为文化信息的广泛而迅速的传播提供了载体、工具和渠道，而每一条纷繁复杂的信息背后必然隐含着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取向。如何对上述纷繁复杂的信息做出分析、比较和取舍，取决于从事国际经济活动的当事人是否具备严谨的批判性跨文化思维能力。有了批判性跨文化思维的能力，学生方能正确而全面地分析、理解这些信息所包含的不同民族文化，把握本民族文化与异民族文化的异同，并能在比较的基础上选择学习或者舍弃异民族文化，或其某些成分，从而促进跨文化实践走向理性，实现国际经贸活动的共赢。

篇12

“一带一路”倡议是在全球经济复苏缓慢、国际投资贸易格局酝酿调整、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各不相同的时代背景下，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的趋势，对于国际合作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目的在于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而在这其中，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将起到基础性和先导性的作用。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而民相亲，在于心之交。交心的基本方式和载体，就是文化和教育的沟通与交流，以及资源共享。

历史上，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为起点，经河西走廊，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以及成于汉武帝时期的海上丝绸之路，顾名思义，丝绸之路的最初功能是贩运丝绸，后逐渐演变为古代中国与西方所有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一个通道。因源于此，开始了东西方之间的人员、技术、宗教、文化交流活动，还涉及医学、舞蹈、武学和一些动植物种，并从物资流通向文化、精神层面的交流延伸，对以后相互的思想文化繁荣、社会和民族意识形态发展，产生了很多积极、深远的影响。中华先民们面对浩瀚的海洋一筹莫展之时，从陆路上打开了通向西方的大门，波斯、阿拉伯的技术和文化对于东方文明的启示和帮助，以及中国四大发明对于西方科学技术的影响，催生了人类的文明不断向前，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

物质和商业贸易交流和科技文化的交流相伴而生，但是在交流过程中，思想交流的力量更加强大，当僵硬的商业或者外交利益在国与国的交往中变得扑朔迷离时，人文与教育交流犹如春风化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教育交流，是科技、人文、思想交流的重要载体，可以影响国与国、人与人交往中的身心交流和社会实践。

实践证明，文化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是商业、建设、政策、金融等交流的基础和先行者，是打破壁垒和消除障碍的一把利器，是体现中华民族软实力的有效载体。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依旧连接着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的民族和最密集的国家及地区的分布，连接的是最多元的文化和教育体系。我们拥有多年的积累，也具备了攀登新高峰的能力和勇气，中国目前已经是全球最大的留学输出国和亚洲重要的留学目的国，足可说明我们在文化与教育交流中所蕴藏的潜力。在面对“一带一路”倡议和新的历史条件及地缘政治的背景下，与其他国家进行教育交流既有新的机遇，但依旧面临诸多挑战。

文化教育交流与合作要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扮演好重要角色，必须在实践中不断寻找创新的道路，实事求是，追求卓越。

打破既有模式，探寻新的文化教育交流革命。无论是输出还是引入，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我们的留学事业都取得了长足进步，可喜可贺。但是，留学生分布的国别不均，政府可以考虑在政策上加以引导，在专业设置上与时俱进。文化和教育交流，载体是留学生，仅2016年一年，我国出国留学人数就将近55万人，来华留学人数突破44万，而且我国能够接收留学生的高等院校遍布所有的省、市、自治区，来华留学生来自超过20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接受学历教育的学生占到一半，而且专业分布广泛，涉及工、商、医、农、文等不同的专业领域，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出国留学的目的国相对集中在几个教育发达的国家，美英澳加几乎占了九成；来华留学前5名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了三分之一，诸此种种，表明分布尚不均衡。对于“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我们要打破既有模式，寻求新的文化弘扬和教育交流的革命，既要在命运共同体国家加大宣传和推广力度，创新宣传和推广方式，甚至设立专门的驻外招生机构，同时在国家层面的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上要加以倾斜，给予特殊的政策激励，以使得“一带一路”光环上的每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共同繁荣。

对于高校，要鼓钭ㄒ瞪柚玫恼攵孕裕针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工程建设、经济贸易、管理服务、教育交流、政策法规、知识产权保护、文化传承等，设计与时俱进的专业和课程体系，以及灵活多变的人文交流和教育培训模式，有针对性地招收、培养急需的、能发挥作用的人才，多措并举，让教育交流为“一带一路”倡议发挥更大作用。“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个创新实践，因循守旧、墨守成规肯定不是一方良药，我们需要在教育及文化交流中有专业、地域、语言，以及文化习惯等，有针对性地去设计我们的文化教育交流项目。

培养适应国际合作的跨学科专业人士，发挥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先导作用。围绕“一带一路”倡议，我们有很多先进的理念，也有很多热衷于此的企业单位，这是积极的因素。但是，在“走出去”的过程中，缺乏基础性和先导性的工作，文化和教育推广将在这方面发挥作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工程建设和市场交流，引起了众多企业的高度关注，也激发了企业走出去的热情，但由于中国的跨国公司发展历史不长，管理经验不足，导致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除了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文化冲突等显性困难之外，还会遇到来自政策法规、知识产权保护等其他不同层面和不同方面的壁垒与障碍。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交流和教育先导一定要承担起责任，通过文化与教育的交流与合作，既要知己知彼，厘清合作区域和国家的人力、资源、科技、经济的发展现状，以及知识产权、投资保护的政策法规，避免因盲目而跌入陷阱。而且，要通过教育文化交流，培养一批能够适应国际合作的工程、管理、政策的跨学科专业人士，真正发挥教育和文化交流的先导作用，服务和促进商业、经济的合作与共荣。

从国家层面进行制度设计和政策诱导，发挥团队群体优势。目前，国内成立了许多针对“一带一路”的“联盟”机构，涉及各行各业，万众参与。但是，有必要进行制度设计、协同推进，避免走弯路。“一带一路”倡议给国内的高等院校、企事业单位催生了新的思路，很多先行军们纷纷举旗，成立各种针对“一带一路”的行业或区域性协作的发展“联盟”，极大限度地调动了科研院所、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积极性，促进了相互协同。然而，我们毕竟面对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面对的是不同教育背景和文化环境下的个性化合作伙伴，具有不同的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发展需求，我们没有太多经验可以借鉴，确实需要广阔的胸襟，携起手来，共同致力于对战略和未来的思考。只有从国家层面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和政策诱导，发挥团队群体作战的优势而非单打独斗，在“一带一路”这个伟大的工程中，才能将各自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高等院校也一样，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技术和教育需求，切忌一哄而上，对于工业、农业、交通、基础设施、商业、法律等不同的专业需求，发挥各所大学学科优势，共商共建，携手同心，才能真正发挥中国高等教育和中国古老文化的优势。

篇13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差异也正展示了当今世界的多元化文化，这可以通过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即生活方式和社会习俗等方面得以体现。文化多元性的存在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它具有保存文化积淀和社会价值观、保持和促进社会发展与文化活力的功能，是每个社会得以生存和保持竞争力的根源，使得人类的发展有了多种选择和相互学习、互补共进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承认：不同的民族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而个性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文化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俗话话“: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有个性才有魅力和存在的价值。文化交流是促进中外民族友好和理解最为重要的途径，可采用多种形式，组织与国外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各种门类的文化艺术交流。如举办书法、绘画、工艺品展览；组织书画家、歌唱家、工艺美术家和文艺团体赴国外进行考察交流和培训；为中外文化交流提供咨询服务；承办委托办理的宣传、策划、出访、编辑出版书刊等业务。

二、经济全球化与多元文化的关系

1.文化多元性对经济全球化的作用

全球化为世界各国文化的发展与进步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与参考坐标，文化的多元性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内在动力。当前，文化多元性在政治、经济、文化中的作用日益突出，且向统一的趋同和融合方向发展。文化多元性极大地完善和丰富了人民的社会生活，满足了人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种需要。文化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趋势在于它的多元化和共享性。有观点认为，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全球化是双向互补的关系。从经济学和文化学角度分析，这种双向互补增强了全球经济竞争力和价值冲突的双重作用。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文化趋同和文化多元是并存的，但是，也决不能强调趋同、共存而淡化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只有不断吸纳优秀文化资源，丰富本民族的文化内涵，才能充分发挥文化在经济全球化中的作用。

2.经济全球化对文化多元性的作用

经济全球化随着时代的发展是任何国家、民族回避不了的现实。全球化加快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推动了各国、民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趋同。有利于先进文化的继承与借鉴。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各个国家与民族都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便产生了多元文化。这种文化必然存在差异，既然存在差异，就应本着“多元共存”、“和而不同”、“趋同创新”的原则共存发展。“多元共存”就是要给各种文化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空间，形成平等共处、和谐发展的氛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促进人类先进文化的发展。“和而不同”就是要承认差异，不相互排斥，反对强制同化，相互共生共长，不论哪个民族都不要把自身文化强加给别的民族。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在相互尊重、相互促进的前提下学习和借鉴别国文化，共同发展。“趋同创新”是指多元文化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经济全球化加速了各种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在这一过程中，优秀文化渐渐被认同，并向趋同方向发展。一种文化绝不可能独立存在，更不是相互对立的关系。而是以相互渗透、交流、融合、竞争的关系存在。多元文化的生命力来源于不同优秀文化的有益成分。使自身文化得以创新与发展。

三、结语

篇14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中国与东盟各国开始愈来愈重视本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重视彼此间的文化产品输出和交流。广西社科院北部湾经济区开放开发研究岗位特聘专家杨亚非、助理研究员陈禹静认为，面对巨大的文化市场需求和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的需要，地处中国与东盟合作前沿地带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应充分发挥与东盟国家在地缘、语缘、亲缘上的“三缘”优势，将其作为撬动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合作的有力杠杆，以夯实中国-东盟自贸区不断发展的基础。

推进文化产业国际合作优势明显

首先，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对于东盟拥有文化认同上的优势。北部湾文化资源十分丰富，包括海洋文化、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华人文化等。历史上，广西合浦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该区域与东盟国家各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可谓是源远流长。广西还是中国的第三大侨乡，东盟各国华侨众多，华侨亲属与东南亚保持着亲缘的密切往来。由于民族起源、历史承传、地理风习以及文化交流等原因，广西和东盟国家有较多的文化认同理念和稳定的友好关系，为双方合作孕育了巨大的文化产业市场和产品消费主体。因此，充分挖掘和发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文化资源优势，有利于将该区域打造成中国与东盟进行文化产业合作的重要窗口和平台，能为我国与东盟的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巨大的商机和广阔的天地。

其次，在地缘和时机上有优势。北部湾经济区处于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走出去的桥梁和东盟各国文化产品进入中国的前沿地区。凭借特殊的地缘时机优势，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一是可以有助于发挥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品牌效应，通过旅游、出版、电影电视、音像、网络、演艺娱乐、文化用品、文化信息传输、文博会展、传统艺术等方面的产业链接，形成品牌集合群，深化双方的文化产业合作。二是有助于坚持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发展道路。利用边疆及沿海便捷的通道，能较好地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向世界展示它的博大精深，并加快向世界文化市场进军，把我国的文化产业做大做强。同时，利用毗邻海外市场的区位和机遇，能较好地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领域的对外文化交流和文化产业合作，广泛参与世界文明的对话，促进与各国文化相互借鉴，增强中华文化在世界上的感召力和影响力。

另外，具有特色文化项目上的优势。广西与东盟的文化交流行动早，收获大。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为代表的会展品牌、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代表的节庆文化品牌、以《印象·刘三姐》为代表的广西民族歌舞品牌，在东盟国家社会各阶层已产生广泛影响。广西与越南合作打造的下龙湾海上实景演出《越南越美》、与柬埔寨合作建设的吴哥窟实景演出《微笑的高棉》两个山水实景演出项目，开创了广西与东盟交流合作的新境界，项目已列入中国文化部对外文化贸易重点项目。在文化图书出版方面，如广西师大出版社和马来西亚智慧城有限公司共同出版的《儒学四书精选漫画》，短短半年在马来西亚的发行量即达10万册。在期刊出口方面，如接力出版社的《小聪仔》畅销新加坡、马来西亚，已拥有众多的小读者。广西已成立中国-东盟青少年培养基地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设立“中国-东盟文化交流培训中心”并开展系列活动。这些都为深化文化交流合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加强文化产业国际合作的对策

杨亚非、陈禹静认为，北部湾经济区应利用好各种优势，从以下方面加强与东盟文化产业国际合作。

——搭建文化产业合作平台。利用北部湾经济区处于中国-东盟枢纽的地位，以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东盟文化产业论坛为平台，以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为支撑，以正在建设的广西文化产业城为基础，有效整合国内文化产业资源形成合力，加强中国与东盟各国政府和企业在文化产业领域的紧密合作关系。在东盟国家的中心城市和南宁，建立中国-东盟文化产业园区，由双方共同投资，共同开发中国与东盟的文化产品市场。建立合资企业，吸引文化产业战略投资者，提高产品研发创新能力，生产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特色文化艺术产品，使园区成为批发、销售对方特色文化艺术产品的集散地，扩大当地的就业，带动双方文化产业快速发展。

——加强与东盟各国媒体间的合作。合作开办广播、电视、报纸杂志栏目，共同开发数字化的内容和节目，以生动形象的多媒体形式增进双方人民的沟通交流，促进双方媒体业的发展。

——开展“中国-东盟文化”巡展和巡演。可由文化部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牵头，在南宁设立“中国与东盟文化合作协调事务办公室”。文化合作协调办公室可与东盟各国的文化部门联手，开展“中国-东盟文化”双向巡展和巡演活动。可先沿南宁—河内—胡志明—金边—曼谷—吉隆坡—新加坡经济走廊，形成巡展和巡演亮点，然后由线到面，依次向泛北部湾经济合作圈和大湄公河次区域巡展和巡演辐射，加深与东盟国家和人民间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了解和认识。

——实施中国与东盟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开发项目。建设中国-东盟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市场，组建销售网络合作实体，把广西特有的画扇、绣球、三皮画、壮锦，以及中国各地特有的工艺美术品推介销往东盟各国，把东盟各国特有的工艺美术品推介销往中国，逐步建成面向双方市场乃至世界市场的民族民间工艺美术品的销售网络合作企业联盟，扩大产品销售覆盖面，促进工艺美术产业做大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