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法治的关系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法律和法治的关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但是，任何一个语词的含义都是复杂的，它都会具有其“核心领域”，相应的也会具有“边缘领域”，简而言之，语言具有一种“开放结构”，这意味着任何定义都是不完整、不确定的。[2]同时，“法律关系”这个语词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直接的对应物，它并不代表和描述任何具体事物，这恰恰导致了对“法律关系”的定义会产生相互冲突的理论，仅此这一点，就表明定义的方法存在问题。[3]对这些语词，种属的定义方式“在启发性方面毫无助益而在导致误导方面却是最为糟糕和复杂的”；[4]运用事实性的词汇进行“转释”也是不可能的。[5]

因此，虽然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本身作出了定义性规定，但如果要真正地明白萨维尼所使用的“法律关系”这个语词的含义，所需要的并非是将此语词从与其相关的陈述中剥离出来对之进行定义，而是将其放入萨维尼的与此相关的陈述中，对于这些陈述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理解。[6]在萨维尼的对“法律关系”这个语词的使用中，最为与本文主题直接相关的就是对于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以及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论述，所以，本文内容并非旨在重新对于萨维尼所理解的法律关系进行一个定义，而是对法律关系的上述语词使用进行细致分析。较之定义的方式，也许现在所采取的方式更有利于对本文主题的论证。

一、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

(一)作为规范关系的法律关系

在法律关系理论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在于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关联。萨维尼认为：“从现在所取得的立场观察，对于我们而言，任何一项法律关系都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bestimmt)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Beziehung)。”[7]在任何法律关系中，都存在两个组成部分：“首先是题材，即关系(Beziehung)本身，其次是对于该题材的法律规定。第一个组成部分，我们可将之称为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或者称为在此法律关系之中的单纯事实；第二个组成部分，我们称之为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即事实关系被提升为法律形式所依据的东西。”[8]

因此，萨维尼将“关系”(Beziehung)本身作为法律关系的实质因素，其是“法律关系之中的单纯事实”，对于此“关系”的法律规定被视为将此“关系”提升为“法律关系”所依据的东西。“关系”(Beziehung)本身就被视为一种“事实关系”，是一种生活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规定后的结果。法律关系因此就是一种规范关系。

那么何为规范关系？规范关系是一种价值关系，它存在于价值层面，从而与经验(事实)关系区分开来，后者存在于经验(事实)层面。规范关系的连接词并非是“是”，而是“应当”。根据凯尔森的观点：“认为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这种说法，既不意味着某一其他人表示‘意志’要求他或‘命令’他这样，也不意味着应当以一定方式行为的那个人实际上就这样行为。规范表示这样的观念：某件事应当发生，特别是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规范丝毫没有讲到有关个人的实际行为。认为一个人‘应当’在一定方式下行为这种说法意味着，这一行为是由一个规范(它可能是道德的或法律的规范，或某种其他规范)所规定的。‘应当’只不过表示了人的行为是由一个规范所决定的这一特定意义。……这种意义不同于我们说一个人实际上在一定方式下行为、某件事实际上发生了或存在着的那种意义。认为某件事应当发生这种说法是关于一个规范的存在和内容的一种说法，而不是关于自然现实，即自然中的实际事件的一种说法。”[9]虽然这一段的主旨是区分“规范行为”与“实然行为”，但它同样可以应用于“关系”的区分上，即将“关系”区分为“事实关系”与“规范关系”。这实际上延续了自休谟以来的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

萨维尼在将“关系”(Beziehung)本身确定为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时，认为其是“法律关系之中单纯的事实”。事实上，萨维尼已经将“关系”本身作为一种事实关系，我这里称之为“生活关系”，以与“法律关系”相对应。生活关系为何要上升为法律关系？萨维尼认为：“生物人(Mensch)存在于外部世界，对于他而言，在其环境中最为重要的是因素是与那些与他本质和规定相同的人发生联系”，[10]这时就会产生一种“生活关系”。而这种生活关系中的双方需要相互的促进以保障自由，“要实现这点，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式，即对于一条无形界限的承认”，[11]这就需要通过法来进行。法就需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将生活关系上升为法律关系，法律关系就是法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的结果。作为事实关系的生活关系蕴含于生活层面，而作为规范关系的法律关系则蕴含于法层面。

(二)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相互关系

1.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概念上的区分

在萨维尼之前，已经有一些法学者使用了“法律关系”这个语词，但对萨维尼影响最大的还是施塔尔(Stahl)。[12]

根据施塔尔的观点，在法和生活关系方面并没有严格的分离，法并非外在或超越于生活情势从而成为抽象规范的体系，而是将其存在作为法所型塑的现实( juristische ge-stalteteW irklichkeit)。[13]法和社会现实就并非是对立的。在这里，浪漫主义的观点是施塔尔观点的基础。在浪漫主义看来，所有的现实是一个生活统一体(Lebenseinheit)，这里存在着“整体性”(Totalitat)原则，法是生活现实的一部分，法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生活之中。[14]因此，在法律关系理论中，法律规定与生活关系就并非作为“形式”和“内容”而相互对立，毋宁说它们是联系一体的，法律关系内在于生活关系之中。

萨维尼也坚持此种观点，“法是社会存在整体中的一部分，并不可分离”，[15]“从某一方面来观察，法并无自为的存在，其本质是人类生活本身”，[16]萨维尼由此延续了浪漫主义的观点。但是他在此基础上又认为，法具有双重生命，法同时又是“掌握于法学家之后的独立科学”。[17]法就并非等同于生活，它需要成为一种科学。这样，法与生活就相互区分。当萨维尼说道“法规则需要转入到生活”[18]之中时，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此种区分。与此对应，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也就相互区分，后者是前者的一个要素。生活关系如果要成为法律关系，还需要一个“形式”要素，即法律规定。

这一点可以从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所下定义的语词使用中找到证据。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是“通过法律规则界定的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Beziehung)”。首先，被定义项“法律关系“中的“关系”用的语词是Verhaltnisse，而定义项中的“关系”所使用的是Beziehung，这样，被定义项和定义项的语词使用就区分开来；其次，关系是“人(Person)与人”之间的关系，而这里的“人”用的语词是Person，从而与生物人(Mensch)区别开来，后者属于生活之中，而前者则属于法之中，是“法律关系的承担者(Trager)”，两者的内涵是不同的，基于“内在于每个人中的意志”， Person的原初概念与Mensch概念可能恰好相合，两者可能会外延相同，但这种相合可以被实证法变更、扩展或限制，这样，两者的外延便不再相同。[19]生活关系要成为法律关系需要有一个形式因素，即法律规定。因此，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内涵就存在不同。

萨维尼同时强调，“并非人(Mensch)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都属于容易接受并需要法的这种界定的法领域”。[20]这里存在三种情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或者全部、或者全不、或者部分属于法领域或需要由法律规则支配。第一类的例子是所有权，第二类的例子是友谊，第三类的例子是婚姻，婚姻部分属于法领域，部分不属于法领域”。[21]这就是说，从外延上来看，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也存在区别。

由此，萨维尼就将生活关系与法律关系从概念上区分开来，区分的关键恰恰就在于上面所说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上。法律关系是一种规范关系，具有规范属性，需要通过法来进行规定。这实际上奠定了后世法学家对于法律关系界定的基础，他们大多都强调法律关系必须由法律进行规定，注重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22]由此，法律关系就是法律所规定的法律主体之间的规范性关系。[23]

生活关系常通过“事物本质”作为中介上升为法律关系，会对于法的外部体系产生重大影响，但是两者并非等同，因为这里存在一个法的评价。[24]埃利希(Ehrlich)认为，法律关系并非通过法律产生，社会直接创造了法律关系：“家庭、社团、所有权、物权、买卖、租赁、借贷，在罗马法学家第一次将其普遍化之前，就是法律关系了。”[25]对此，拉伦茨评论认为，埃利希的社会实证主义忽视了法的约束性要求和法的规范意义，有效的法需要事实和规范的两种效力。[26]拉伦茨也承认在法律关系和生活关系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但他认为“这种关系并不因此是相合的”，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不能放弃。[27]生活关系需不需要上升为法律关系，其中的哪些事实对法律关系具有决定作用，成为法律关系的一部分，都是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的结果。如果法律决定一些生活关系不需要法律进行调整，根据这些生活关系就不能产生法律关系，如萨维尼所认为的友谊关系，或者生活关系中的某些事实对法律关系不具有决定作用，这些恰恰已经是评价之后的结果了。

2.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的联系

萨维尼在概念区分的基础上，又将生活关系作为法律关系的内容要素，法律关系中同时还存在法律规定这个形式要素。法律规定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评价，进行界定(Bestimmung)，由此产生法律关系，所以根据萨维尼的观点，法律关系就是“法所规范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如何进行评价，萨维尼并没有对之进行论述。梅迪库斯认为，这需要对于生活关系进行“撷取”。“生活关系是一个连续统一体，而我们正是从这一连续统一体中取出一部分来，对其进行法律观察。”[28]将法律关系限制在生活关系的一部分是必要的，否则，法律发现将依赖于对法与非法的一种非理性的整体印象，因而会完全丧失可信赖性。因此，要实现一种唯理性的法律发现，就必须撷取生活关系中有限数量的，实际上甚至是较小数量的重要情况，否则法律发现的过程就会非常复杂。[29]这实际上是一种规范限制技术，虽然存在将一项法律关系与另一项法律关系结合起来的做法，但这种做法毕竟是一种例外的情况。[30]梅迪库斯的这一看法实际上是对于萨维尼的最好注脚。法律对于生活关系进行调整，必须运用一定的限制技术。拉伦茨举例认为，如果出租者A与承租者B之间存在租赁关系，那么他们之间的生活关系是冷淡的还是友好的，对于法律关系并不起决定作用。[31]法律只是从生活关系中抽取出一定的事实作为法律关系的决定性因素。这些从生活关系中抽取出来的事实就是“法律事实”。同时这种限制技术也决定了一些生活关系不能上升为法律关系。

法律关系必须从生活关系中“撷取”一些事实，这在另一方面就意味着，法律关系必须以生活关系作为基础，法律关系具有经验现实的基础，生活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基础关系，法律关系不能忽视这个经验现实基础。根据萨维尼的观点，生活关系是根据生物人的本质和共同生活情况而产生的，[32]它通过法律的规定而形成法律关系。这一点最为清晰的表现是在萨维尼关于家庭的论述中。“所有的家庭关系在最初的概念上涉及到自然的生物人(natürlichenMenschen)，对它的法律处理是派生性和从属性的。”[33]即使是在财产法律关系中，萨维尼也首先探求生活关系，即物和行为的单纯的、前法律的存在。[34]以所有权为例，萨维尼的出发点在于：“每个人都负有使命对不自由的自然进行支配；但他必须也同样承认他人也具有相同的使命，而在个体于地域上发生接触的情形，则从这种相互承认中产生了平衡的需要。”[35]这种“生活关系”中的平衡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这只有“借助于国家中的共同体，通过实证法而实现”。[36]这时，所有权法律关系就由此产生。

普赫塔在其《学说汇纂》关于法律关系的章节中，并没有详细论述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之间的关联，[37]实际上他力图抽取出法律关系的经验现实基础，从而实现一种概念的金字塔，通过抽象的概念构成完成对于法的科学创造，法不需要考虑其生活层面，生活层面对于法体系的构建并没有太大的意义。这样做的结果是，普赫塔“在体系与概念建构上显示的逻辑力量上”超过萨维尼，但在“精神层次与观照能力上”却无法与萨维尼相提并论。[38]法律关系产生之后，又会对于生活关系产生影响。萨维尼由此认为：法律关系能够“影响实际生活”。[39]例如，一个合同法律关系成立之后，债务人就必须履行合同义务，否则就会发生损害赔偿义务，此种义务就必然会对于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生活关系发生影响。

(三)本部分的结论

萨维尼认为法律关系具有两种因素：作为实质要素的生活关系以及作为形式要素的法律规定。形式要素使得法律关系具有规范属性，是一种规范关系，之中存在评价，从而与作为事实关系的生活关系区分开来；而实质要素使得法律关系与生活关系保持一种紧密的联系，这种联系通过限制技术而发生，法律关系具有经验现实的基础。由此，萨维尼既注意到了法的规范层面，同时也注意到了法的生活层面。普赫塔注意到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从而是一种概念法学；而埃利希注意到了后者而忽视了前者，从而是一种法的社

会实证主义。

二、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

(一)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关系的初步观察

在萨维尼的眼中，体系并非科学的任意性作品，体系的组成部分存在内在的关联，具体的法律概念和法律规则就由此形成一个大的统一体，[40]科学任务就在于发现这种主要的内在关联，而通过这种内在关联，外在的秩序也得以确定。[41]但是，萨维尼同时认为，这种内在关联只能在法律制度中才能发现，“……在法律制度中，根据不同的方面发现和寻求这种亲和关系……”，[42]体系并非法律规则和法律规定的整体，毋宁说体系性关联存在于法律制度之中。[43]

萨维尼首先从权利入手。权利是一个人(Person)“意思支配的领域，我们同意这种支配”，[44]如果权利被怀疑或者存有争议，那么就需要法官的判决对其存在和范围予以承认。由此，萨维尼认为，“判决的逻辑形式只是通过偶然的需要而产生，其并非事物的本质，而是需要一个深层次的基础”，[45]这个基础就是“法律关系”。任何权利“都只是描述了法律关系的特别的、通过抽象而分离出来的一个方面”，对于具体权利的判决“只有在它以法律关系的整体直观(Gesammtanschauung)作为出发点时才可能是真实的和令人信服的”。[46]这样，相对于权利而言，法律关系就享有一种更高的一般性。权利并非单纯的根据自身而被形式化地判决，判决应当首先在一般性中着眼权利。[47]萨维尼为证明这一主张，以L. Frater a fratre(兄弟诉案)作为例子。[48]这个案子的情况是这样的，兄弟二人均处于父权之下，一个借钱给另一个，而受领人于父亲死后偿还了所借款项，他问自己能否因错误支付而请求返还已经支付的金钱。法官的任务在于就是否存在非债清偿给付返还之诉作出判决。而为了能够作出此判决，必须首先对于整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整体直观”。此法律关系中的各项因素是：对兄弟二人的父权、一个借钱给另一个、债务人从其父获得的特有产(Peculium)。由这些因素构成的法律关系由于父亲的死亡、继承遗产而进一步发展到借款偿还，根据这些因素就可以得出法官所要作出的判决。

而针对具体权利的判决只有通过具体事实与普遍规则的联系才是有可能的，“规则支配着具体权利”。[49]这样，在主观权利和客观规则之间就存在着一种联系。而判决如上所述，具有一种限定性和依赖性，必须从法律关系的直观中寻求其活生生的根源和说服力。与此类似，法律规则也必须从法律制度的直观中寻求其深层次的基础。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直接的现象上，而寻求事物的本质，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法律关系处于相应的作为“原型(Typus)”的法律制度之下，法律制度支配法律关系，如同法律规则支配对于权利的判决一样。而后一种支配又取决于前一种支配，通过前一种支配才能获得真实性和生命。[50]以前面所述的“兄弟诉案”为例，此案中所涉及的法律制度有：父亲通过儿子进行的取得，特有产以及其中的“保留”(deductio)，债权转移给继承人，债权债务的混同以及错债索回之诉。[51]

如上所述，法律规则构成了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但法律规则并非是随意和偶然地排列着，它们相互之间具有一种内在的亲和性和关联性，形成一个更高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就是法律制度，它是法律规则的“深层次基础”。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构成了一个有机体，其中的各个部分生机勃勃地互相联系在一起并且持续地发展。[52]法律制度又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Typus或者Urbild[53])。举例来说，所有的补充性法律关系———婚姻、父权、亲属———被称为家庭法律关系，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被称为家庭法。[54]对于财产法律关系也同样如此，“所有扩展了个人能力的法律关系被称为这个人的财产，而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被成为财产法。”[55]这样，法律关系就与法律制度区分开来，但彼此之间又存在密切的联系。[56]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图表来表示，可以大概如下：[57]

基础

法律规则

法律制度

支

决

支

配

定

配

判决（权利）

法律关系

基础

(二)法律制度的两种含义以及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

“法律制度”这个语词[58]在萨维尼那里具有两种含义，虽然这两种含义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如果要精确界定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对于法律制度的多种含义进行考察。

萨维尼实际上从实证两个层面上理解法律制度：一种是抽象的、超实证的法律制度，这可以被称为“一般法律制度”；一种是具有具体形态的、实证化的法律制度，这可以被称为“实证法律制度”。[59]这一点有多个证据加以证明。例如，他认为，所有权只能通过下列方式才能作为现实的存在：“首先使所有权与国家相联系，将国家作为所有权人；然后借助于在国家的实证法中所形成的规则，将所有权与国家中的个别权利主体相联系，并以之作为所有权人。”[60]这时，国家对于自然进行总体支配，而个体就表现为这种共同权力的分有者，这种共同权利的分配存在三种方法，萨维尼由此得出结论：个人对不自由的自然作所有权之外的支配是不可想象的。[61]萨维尼进一步论述：“但也许在所有权内部，就可以想象多种多样的有限的支配；这样，分别按照任何实证法的规定，就可以构成多种作为特殊法律制度的他物权( jura in re)。我们将物上一切可能的权利———所有权和他物权———归纳于一个共同的名称之下：对物权。”[62]这里，所有权作为个人对于自然进行支配不可排除的方式就是一种一般法律制度，它并不依赖于实证法而存在，而只是通过实证法而取得现实化，是超实证的，具有一般的必然性；而依赖于实证法的制度的个人所有权、他物权就是一种实证法律制度。

同样，萨维尼在论述权利能力时，以“人的原初概念”作为出发点，[63]而论述行为能力时，以相应的“人的自然能力”为出发点，[64]但是这两个一般界定都会存在“实证法的变更”。[65]而法律制度的这两种含义的区分最为清晰的表现是在萨维尼关于婚姻的论述中：“一夫一妻制的存在是实证法律制度，而婚姻(它可能以上述形式出现)具有一般的必然性。”[66]他又对此补充道：“这并不是说，在一夫多妻或一妻多夫和一夫一妻之间存在一个通过偶然情势而确定的选择，毋宁说，前者在民族的道德发展中被认为是较低层次的。”[67]法律制度的这两种含义也充分体现在萨维尼在体系最高划分的最后所说的一段话上：“在我们观察三种类型的法律制度时，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上述制度在我们的实证法中的一些变更和特别发展。”[68]

这样，萨维尼将法律制度作为具体法律关系的“原型”时，他所指涉的是实证法律制度，而非一般法律制度，前者是后者的具体形态。[69]一般法律制度体现了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70]本文如果没有特别说明，“法律制度”指的就是“实证法律制度”。

法律制度也并非法律规则。早期萨维尼认为：“体系的内容是制定法，即法律规定。”[71]拉伦茨对此评论认为，在早期萨维尼那里，体系构成并非是制度的有机关联，而是概念的逻辑关联。[72]但伴随着萨维尼早期制定法实证主义的转变，萨维尼对此观点加以修正，认为：“一国的实证法体系”只是通过“直观(Anschauung)”由“可认识到的法律制度”组成。[73]“存在于民族共同意识中的法的形态并非抽象规则，而是处于有机联系中的法律制度的生机勃勃的直观。”[74]即使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由属于它的法律规定组成，但他仍然在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制度以及法律规则。[75]法律规则是抽象的，而在萨维尼那里，“法律制度”是“大量生机勃勃的现实(reiche lebendigW irklichkeit)”与“一般概念(Allgemeinbegriffen)”的混合，法律制度的概念在实质-社会学理解和概念理解之间闪烁不定，[76]但是无论如何，法律制度并非如同法律规则那样是抽象的，而是具有有机性。这并非指法律制度等同于社会现实，而是说，在法律制度下的思考方式是复杂并且具有创造性的，无论如何不能过分脱离社会现实而上升为纯概念式的思考。维亚克尔的观点非常具有道理：“‘有机特征’云云，并非意指社会现象真实的分布与秩序，毋宁是法理论上的假设，质言之，法学概念式思考之复杂且有创意的特质。这乃是尝试将活生生的法律素材形式化为精神上之一体性的最终界限，同时也是萨维尼‘历史性’法学研究之历史性，质言之，与真实之关联性的绝对界限。”[77]

(三)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联系的深层次观察

1.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概念上的区分

“法律关系(Rechtsverhaltnis)”与“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的语词并非是萨维尼最先使用。费希特(Fichte)于1796年在其《自然法权基础》(Grundlage desNaturrechts)这本著作中已经使用了Rechtsverhaltnis这个语词，他认为：“一个有限存在者不把自身设定为能与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处于一种确定的、人们称之为法权关系(Rechtsverhaltnis)的关系中，就不能假定在自身之外还有其他有限理性存在者。”[78]从费希特的表述中可以看出，在他之前，“法律关系”这个语词已经存在并被使用。胡果(1799)和蒂堡(1803)也已经使用了这个语词。[79]而萨维尼在其早期的方法论中就使用了这个语词。[80]

而“法律制度”这个语词的使用更为复杂一些。萨维尼作为罗马法律史学家很可能吸收了罗马法上的“法律制度”这个语词，即Institutiones，[81]这个表述在盖尤斯那里已经被使用。Institut或者与其含义相同的Institution在哲学中并没有太大的作用，而只是在法学、社会学以及神学理论中被论述。[82]格莫尔(Gmür)认为，[83]萨维尼于1831和1833年所作的学术论文“Von dem Schutz derMinderjaehrigen im R mischenRech，t und insbesonde-re von derLex Plaetoria”中，并没有论及法律制度，所有权和法定继承顺位都仅仅指的是法律关系；[84]但是，萨维尼在1836年的论文“Beitrag zur Rechtsgeschichte des Adels imneueren Europa”中则论及了“关系”和“制度”。[85]威廉(W ilhelm)也接受了这种观点。[86]但是，萨维尼在1808年就已经使用了“法律制度”这个语词，并且还论述了“政治制度”。[87]

无论如何，萨维尼并非是使用“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第一人，但其最为重要的贡献在于“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上的区分。[88]在其学术早期，萨维尼并没有在概念上区分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89]而之后萨维尼很有可能是从施塔尔(Stahl)那里得到了在概念上区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启发。[90]

在施塔尔的论述中，[91]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体系性分离还没有发生，但他已经对此种分离作出了准备。施塔尔认为，客观意义上的法并非只是单纯的法律规范的集合，同样也是依照这些规范而被实际规定的全部关系———财产、家庭、国家等(只要这些关系因为法而作为固定的制度存在)，即整体的法律状况。这样，法学的内容就是所有权、役权等，并且，这很明显不仅是制定法，也是法律关系、法律制度。[92]这样，施塔尔就很明确地区分了法律关系、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定，体系就并非制定法或权利的相互连接，而是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相互连接。[93]但施塔尔并没有区分主观法和客观法，因此也就没有在概念上区分开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他只是对法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94]

如上文所述，根据施塔尔的观点，法和社会现实并非是对立的，浪漫主义的“整体性”原则是这种观点的基础，[95]他强调法是社会现实的一部分，法律规范以自然的方式内在于生活事实之中，强调法和生活事实的统一，法律关系内在于生活关系之中。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的对立的深层次基础是社会现实和法之间的对立，而施塔尔并不认同这个基础，因此他的论述重点在于确立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而并非这两者之间的概念上的区分。[96]

但是，施塔尔在具体问题的论述中，却体现出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概念上的区分。一方面，他认为占有(possessio)作为占有关系“在法的真正部分中享有当然的位置”，同时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占有“属于物法(Sachenrechts)，物法并非对物的权利(Rechtenauf eine Sachen)，而是物的法律制度(Institutdes Sachenrechts)，是规范对物的关系的有着密切联系的法律规定的整体”。[97]这样，占有就一方面是占有关系(法律关系)，同时另一方面是物法(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可以看出，虽然施塔尔的论述重点是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但他也同时暗示了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在概念上的区分：法律关系是被法所规定的生活关系，法律制度是法律规定的整体。[98]

而萨维尼则拟定了法的层级结构，将法律关系与主观权利联系起来，将法律制度与客观法联系起来，这样，基于主观权利和客观法之间的区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在概念上也就区分开来，法的层级结构就体现为：客观要素：法律规则———法律制度———法律体系；以及主观要素：主观权利———法律关系。[99]在他认为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的时候，其实萨维尼就已经在概念上区分开了这两者。事实上，这种区分在影响其法律思想的哲学上有着深厚的基础。[100]

在维持现实(W irklichkeit)的统一性之下，形而上的客观唯心主义(metaphysischen，objektiven Idealismus)作出了以下区分：本质(Wesen)和形式(Form)或现象(Erschei-nung)，核心(Kern)和表面(Oberflache)，自然(Natur)和精神(Geist)。[101]法是现实的一部分，这样，法也当然可以区分为自然层面和精神层面，前者就是法律关系，后者就是法律制度。[102]萨维尼对此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如果我们不只是停留在直接的现象(Erschei-nung)上，而寻求事物的本质(Wesen)，那么我们就会认识到，法律关系处于相应的作为‘原型’的法律制度之下。”[103]由此，萨维尼就从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前者是法的自然或现象，后者是法的精神和本质。[104]

萨维尼对于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概念区分具有决定性的影响。[105]温德沙伊德认为：“与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规定的整体叫做法律制度。”[106]邓恩伯格认为：“法律制度是规整一个范围的在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107]梅迪库斯也同样认为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存在区别。[108]法律制度是“规范通常因属同一法律机制或为同一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一组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法律规定集合也。”[109]此表述中所蕴含的前提就是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在概念上的区分。

2.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的相互关联

尽管萨维尼在概念上区分了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但是这种区分毕竟是在维持现实的统一性的前提之下而作出的。在这一点上，萨维尼与施塔尔的观点是相同的。在自然和精神的区分之下，法律关系属于自然层面，法律制度属于精神层面，两者必须相互符应(entsprechen)，这样，法本体论上的统一性才不会被打破。[110]而精神层面更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就更高，精神层面支配着自然层面，因此，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

萨维尼对此言明：法律制度支配着法律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原型(Typus)。[111]当萨维尼使用Typus这个语词的时候，他实际上是在指明一种安排方式。[112]在萨维尼使用“涵摄(Subsumieren)”这个语词的时候，他是在与康德的语言用法同样的含义上使用的。[113]涵摄涉及到康德所谓的“规定性的判断力”，即“把特殊思考为包含在普遍之下的能力”，[114]康德对此说明道，“如果普遍的东西(规则、原则、规律)被给予了，那么把特殊归摄与它们之下的那个判断力”就是“规定性的判断力”。[115]而康德使用Typus的语境是在他的实践理性批判之中。在康德看来，理论理性中，需要有“图型(Schemata)”作为知性概念和感性直观之间的中介。[116]邓晓芒对此举出一个通俗的例子：“比如说，‘狗’的概念和具体的狗，当你用‘狗’的概念套到一个具体的‘狗’身上的时候，你预先在心目中要形成一个狗的图型，就是这只狗肯定是一个四足动物，那么一个抽象的形象。”[117]这个抽象的形象就是“图型”。同样，在“实然”(自然法则)和“应然”(道德法则)层面也需要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就是“Typus”，邓晓芒将之译为“模型”。[118]与“图型”相对应，在实践理性中，通过原型(模型)，自然法则和道德法则就得到了连接。道德法则需要以“能够在感官对象上具体地得到表现”的自然法则作为原型(模型)，[119]“纯粹实践理性法则之下的判断力规则就是这条规则：问问你自己，你打算去做的那个行动如果按照你自己也是其一部分的自然的一条法则也应当发生的话，你是否仍能把它视为通过你的意志而可能的？”[120]这样，自然法则就是按照道德原则来评判行动准则的一个原型(模型)。“知性在任何时候都执有自然法则，只有在出于自由的原因性应当得到评判的情况下，它就使那种自然法则仅仅成为一条自由法则的模型了，因为知性如果不执有某种它能够使之成为经验场合中的实例的东西，它就不可能使一个纯粹实践理性的法则获得适当的运用。”[121]由此，通过作为原型(模型)的这个自然法则，道德法则能够具体应用于具体的经验性对象上，具体情形中的善恶就会得到判定。

萨维尼当然并没有直接借用康德对于这个语词所附加的含义。因为康德所谓的道德法则的原型(模型)只是就形式而言，[122]而萨维尼的法律制度是一个有机体，其组成部分是内容方面的。[123]但是，在使用这个语词时，萨维尼和康德的思考方式确实是非常类似的，即“原型(模型)”都代表了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124]特殊能够在此普遍之下被探求到。[125]在此过程中，可能会同时涉及到康德所谓的“反思性的判断力”———“如果只有特殊被给予了，判断力必须为此去寻求普遍，那么这种判断力就只是反思性的”[126]———和“规定性的判断力”，这取决于观察的角度。[127]这里就必然会涉及到特殊和普遍的区分。而在萨维尼那里，由于法律制度的有机特征，普遍和特殊的具体界限并非那么泾渭分明，[128]但是，普遍和特殊的区分仍然在原则上被作出。

换而言之，“涵摄”是把特殊涵摄到普遍之下，这个过程涉及到康德所谓的“规定性的判断力”；而“原型(模型)”则代表了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特殊能够在此普遍之下被探求到，但此过程并非是一个如“涵摄”那样的纯粹逻辑的过程，会同时涉及到康德所谓的两种判断力。法律关系、规则对于法律制度都是如此。当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关系的原型时”，实际上他所表明的就恰恰是后面这种安排方式。这样，法律制度就是代表一种普遍，而法律关系就是代表一种特殊。萨维尼由此就阐述道：“在此存在一个自然的区别：法律只是首先被分别建构出来，之后能被任意组合；而法律关系通过生活事件而被给定，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组成和复杂中直接显现出来。”[129]萨维尼的意思也就是，法律制度并非“直接显现”和“直接给定”，与生活关系远一些，因此就更为普遍；而法律关系是“直接显现”和“直接给定”，更为贴近生活，因此就更为特殊；这个过程就不是那么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而是一种富有创造力的过程，需要按照与具体情形的解决相适应的方式进行建构和组合，这里就需要结合经验材料(也就是“生活关系”)，而这恰恰体现了法学工作的特殊性。[130]由此，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和生活关系这三个概念就互相联系起来。

这种对于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理解也可以由现代法学家的论述而得到支持。梅迪库斯认为，法律制度和法律关系的区别大致在于：“‘法律’制度总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用的。我们在使用‘法律关系’的概念时，往往是指向某种具体的买卖行为或某项具体的所有权等等，而在使用‘法律制度’的概念时则没有这种具体的指向。”[131]Pinto认为，法律制度是“规范同样因属同一法律机制或为同一职能服务而联合起来的一组抽象意义上的法律关系之法律规定集合也”；[132]“通过讲述法律所载的典型、范例和模式来研究法律关系。例如讲述承租人向业主交纳租金这一义务所建基的关系。这里所谈的就是一种抽象法律关系”；“我们又可以讲述现实中，特定人之间基于一特定法律事实而就一特定标的发生的法律关系来研究法律关系，比如业主甲因出租房地产给承租人乙而要求他交纳二千元租金。此乃具体法律关系。”[133]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 Pinto实际上也是在普遍和特殊的关系上来理解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

同时，根据上面的观点，法律制度是规范一定范围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定的集合，并且，法律关系更为贴近生活，“法律关系通过生活事件而被给定，也就是说在其具体的组成和复杂中直接显现出来”，[134]而法恰恰就是对于生活的调整。因此，法律制度就必须以法律关系作为基础而形成，法律制度内部的亲和性的根源也是其所支配的法律关系下的生活关系在生活范围内的密切相关。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邓恩伯格认为法律制度“是规整一个范围的在生活中密切相关的法律关系的法律规范的组合。”[135]法律制度的形成是因为法律关系的抽象。

(四)本部分的结论

法律制度具有两种含义：一般法律制度和实证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相关的法律制度是实证法律制度。在现实统一性的前提之下，法律关系与主观权利联系起来，代表着法的主观-自然(现象)层面，法律制度与法律规则联系起来，代表着法的客观-精神(本质)层面。由此，法律关系与法律制度就在概念上得到区分，这是萨维尼与他之前的法学家的不同之处，因此也是他的独特之处。

但是区分始终是在存在现实的统一性这个前提之下而作出的，因此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又存在密切的联系。萨维尼认为法律制度是法律关系的原型，这与康德的“原型(模型)论”中的思考方式相同，都代表着一种对于普遍的寻求，因此，法律制度较之法律关系就更为普遍，它们分别代表着法的精神层面和自然层面。精神是更为普遍的，而自然较之就更为特殊，前者支配后者，这样法律制度就作为法律关系的原型支配着法律关系。而在法的层面，法律关系是法律制度得以形成的基础。法律制度、法律关系、判决(权利)、规则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的四边形结构。

三、结论

法律关系、生活关系以及法律制度这三个概念相互区分，但相互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生活关系是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而法律关系的形式要素又具体体现为法律制度，法律制度又形成法律体系，在此，法律关系具有一种中间的作用。法律关系的实质要素使得法与生活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而形式要素使得法律关系具有一种规范属性。这样，生活关系属于生活范畴，而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属于规范范畴。而在规范范畴之中，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又可以被进一步区分，它们分别属于法的主观-自然和客观-精神的层面，后者较之前者更具有普遍性，前者又是后者得以形成的基础。在普遍和特殊的上升和下降中，又必须考虑到经验事实，也就是生活关系。如果以婚姻作为例子，那么法的总体状况可用这样一个图表表示：

生活

生活关系（素材）————甲和乙的关系

法律关系（自然）————甲和乙之间的婚姻法律关系

规范

法律制度（精神）————婚姻制度，一夫一妻制

法律关系

————民法体系

从这里可以观察到，法律关系一方面连接着法的生活层面，即生活关系，另一方面连接着法律制度和法体系，在这个意义上，维亚克尔认为法律关系在萨维尼那里具有一种“媒介”作用，它将生活世界与法世界结合起来。但法律关系本身仍然是一种规范关系，因此在法世界中，它就成为一个基础性的概念。 注释:

[1]参见[德]萨维尼：“本杂志的目标”(Savigny，über den Zweck dieserZeitschrift， in：ZeitschriftfürgeschichtlicheRe-chtwissenschaft，I (1815))，第10页。

[2]这种语言的“开放结构”最早由以奥斯丁为代表的“牛津学派”和以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剑桥学派”认识到，之后由哈特运用于法学理论上。哈特的关于此点的论述，请参见[英]哈特：《法律的概念》，许家馨、李冠宜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21页以下；以及他的论文“耶林的概念天国与现代分析法学”，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89页以下。

[3]关于这一点，请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中的定义和理论”，载[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支振锋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25页以下。虽然哈特并非以“法律关系”作为例子，但他的论述同样也适用于“法律关系”这个语词。

[4]同注[3]引文，第36页以下。

[5]同注[3]引文，第38页。

[6] 哈特所论述的是“法律概念”，即以一个法律体制的存在等等作为条件的概念，例如有限公司，在他看来，“有限公司”这个语词需要放入整个陈述中，“真正需要的只是一个细致的省察，一个对陈述———关于有限公司之法律权利与义务的陈述———跟法律规则一起与世界发生联系的省察”，最为重要的第一步是明白“在什么情况下此种陈述才具有真值并且它们的确是真的”，也就是说，将“什么是有限公司”这一问题搁置起来，代之以“根据何种条件，法律才将责任归于公司”，这样才能阐明一个法律体制的实际运作。但是，哈特的这些论述对于本部分内容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其根据边沁的理解而运用的“使用中定义”这种方式。关于哈特的上述观点，请参见[英]哈特：《法理学与哲学论文集》，“导言”，第4页以下，以及上面所引的哈特的文章。

[7][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1卷(Savigny，System desheutigen r mischenRechts， Bd.1， Berlin， 1840. )，第333页；相关部分的中译请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论法律关系”，田士永译，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七)，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页以下。

[8]同注7引书，第333页。

[9][奥]凯尔森：《法与国家的一般理论》，沈宗灵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39页。

[10]同注[7]引书，第331页。

[11]同注[7]引书，第331页。

[12]关于在法律关系理论方面，施塔尔对于萨维尼的影响的简略介绍，参见[德]威廉：《19世纪的法学方法论》(W ilhelm，Zur juristischenMethodenlehre im19. Jahrhundert，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2003. )，第49页；具体请参见下文的论述。

[13][德]施塔尔：《历史视角下的法哲学》，第2卷(Stah，lDiephilosophiedesRechtsnach geschichtlicherAnsicht，Bd. 2，Heidelberg， 1833)，第146页；同注12引书，第50页。

[14]同注[12]引书，第50页。

[15][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Savigny，Vom BerufunsrerZeitfürGesetzgebung und Rechtswissenschaft，Heidelberg， 1814. )，第12页；本书的中译本参见[德]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版。

[16] 同注[15]引书，第30页。同样的观点请参见[德]萨维尼：《中世纪罗马法史》，第一卷(Savigny，Geschichte desr mischen Rechts imMittelalter，Bd. 1， 2. Auf.l， Heidelberg， 1834. )，前言； [德]萨维尼：“1802 /1803年的方法论讲义”， (Savigny， Methodologien 1802 /1803，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juristischen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 )，第88页； [德]萨维尼：“1803 /1804年的方法论讲义”(Savigny， Mehtodologien 1803 /1804，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第133页。

[17]同注[15]引书，第12页。

[18]同注[7]引书，第206页。.

[19]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二卷(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2， Berlin，1840. )，第2页。

[20]同注[7]引书，第331页以下。

[21]同注[7]引书，第334页。

[22] 参见[德]布罗克斯：《德国民法总论》(Brox，AllgemeinerTeildesBGB， CarlHeymannsVerlag， Berlin， 2002. )，第279页； [德]科勒：《德国民法总论》(K hler，BGB AllgemeinerTeil，Beck Verlag， München， 2004. )，第283页；[德]胡伊特斯、施塔德勒：《德国民法总论》(Rüthers/Stadler，AllgemeinerTeildesBGB，12. Auf.l， Beck Verlag，München， 2002. )，第47页； [德]许布纳：《德国民法总论》(Hübner，AllgemeinerTeildesBGB，WalterdeGruyter，Berlin， 1996. )，第192页； [德]梅迪库斯：《德国民法总论》，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2页； [德]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57页； [德]施瓦布：《民法导论》，郑冲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139页； [葡]Pinto：《民法总论》，澳门大学法学院1999年版，第87页；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8页；龙卫球：《民法总论》，中国法制出版社2002年版，第105页；李永军：《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页。梁慧星先生虽然认为法律关系是“人类社会生活关系中，受法律所支配的关系”，但是他之后认为，法律关系是“因法律之规定而在当事人间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权利义务关系”一词表明梁先生承认了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23]王涌：“权利的结构”，载于郑永流主编：《法哲学与法社会学论丛》(四)，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页。关于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的进一步考察，请参见刘岸：“法律关系的概念分析”，载于方流芳主编：《法大评论》第二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0页以下。

[24]参见[德]卡纳里斯：《法学中的体系思维和体系概念》(Canaris，Systemdenken und Systembegriff in der Jurispru-denz，2. Auf.l， Duncker&Humblot， Berlin， 1983. )，第34页以下。

[25]参见[德]拉伦茨：《法学方法论》(Larenz，Methodenlehre derRechtswissenschaft，4. Auflage， SpringerVerlag， BerlinHeidelberg， 1979. )，第71页；更多持此种观点的文献，请参见注24引书，第34页。

[26]同注[25]引拉伦茨书，第71页。

[27]同注[22]引拉伦茨书，第259页。在这个意义上，拉伦茨认为：“如果由此就认为，法律关系是一种法律规定的‘生活’关系，则是错误的”，他只是说，法律关系不是任何离开法律规范的生活关系，应注意到法律关系的规范属性，而不是否认它们之间的关联。对此的解释，参见注22引龙卫球书，第105页。

[28] 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1页。

[29]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3页。

[30]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4页以下。

[31]同注[22]引拉伦茨书，第258页以下。

[32]同注[7]引书，第331页。

[33]同注[19]引书，第238页。

[34]同注[7]引书，第367页以下；对此观点，请参见[德]威廉：“萨维尼的超实证体系”(W ilhelm， SavignysüberpositiveSystematik， in： hrsg. Blühdorn und Ritter，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1969. )，第131页。

[35]同注[7]引书，第367页以下；此部分的中译请参见[德]萨维尼：“萨维尼论财产权”，金可可译，载于《中德私法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07页。

[36]同注[7]引书，第368页。

[37][德]普赫塔：《学说汇纂》(Puchta，Pandekten，12. Auf.l， Leipzig， 1877. )，第46页以下。

[38] 参见[德]维亚克尔：《近代私法史》，陈爱娥、黄建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386页。

[39]同注[7]引书，第393页。

[40]同注[7]引书，前言，XXXVI.。

[41]同注[7]引书，前言，XXXVII.。

[42]同注[7]引书，前言，XXXVI.。

[43]同注[7]引书，第10页。

[44]同注[7]引书，第7页。

[45]同注[7]引书，第7页。

[46]同注[7]引书，第7页。

[47][德]吕克特：《萨维尼的理想主义、法学和政治》(Rückert，Idealismus， Jurisprudenz und Politik bei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RolfGremerVerlag， Ebelsbach， 1984. )，第342页。

[48]同注[7]引书，第8页。

[49]同注[7]引书，第9页。

[50]同注[7]引书，第9页以下；对此的论述也请参见杨代雄：“萨维尼法学方法论中的体系化方法”，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06年第6期，第26页以下。

[51]同注[7]引书，第10页。

[52]同注[7]引书，第9页。

[53]同注[7]引书，第291页。

[54]同注[7]引书，第342页。

[55]同注[7]引书，第339页以下。

[56]但萨维尼在具体行文中，并没有非常严格地对待这种概念区分，用词上有时会出现互换，参见同注[7]引书，第352、370、393页；对此的论述参见同注[12]引书，第48页；同注[38]引书，第385页：“……‘制度’或者(与前者未能截然区分)的‘法律关系’”。但从整体上而言，萨维尼确实已经对于这两个概念进行了区分。

[57]这个图表的制作参考了杨代雄的图表，但其中存在少许变化，参见注[50]引杨代雄文，第27页。

[58]对于“法律制度”(Rechtsinstitut)与“法律关系”(Rechtsverhaltnis)的语词史考察，请参见下文。

[59]对此，参见同注[34]引威廉文，第131页以下；这部分的论述主要参考了这篇文章。

[60]同注7引书，第380页。

[61]同注7引书，第369页。

[62]同注7引书，第369页；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强调。

[63] 参见同注[19]引书，第2页。

[64]参见[德]萨维尼：《当代罗马法体系》，第三卷(Savigny，System des heutigen r mischen Rechts，Bd. 3， Berlin，1840. )，第90页。

[65]同注[59]引文，第132页。

[66]同注[7]引书，第346页，注释a；黑体字部分为笔者所强调。

[67]同注[7]引书，第346页，注释a。

[68]同注[7]引书，第345页。

[69]同注[59]引文，第133页。

[70]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不仅体现在“一般法律制度”和“实证法律制度”的区分上，其萌芽在“自然的法律制度”和“人为的法律制度”的区分上已经有所体现，具体请参见后文。同时，萨维尼还区分了“一般法”和“个别法(反常法)”，后者是完全实证的，并不能根据法律基本规定推导出来，其根据存在于法律领域之外(参见注[7]引书，§16)，例如，萨维尼写道：“在基督教徒和犹太人之间的婚姻是被完全禁止的，并应该受到通奸的法律处罚。这个规定是完全实证的，并不能被视为是异邦人无通婚权的应用。”(同注[19]引书，第231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同样，萨维尼还区分了“一般人类精神”和“民族精神”，虽然他认为两者并非相互矛盾，前者与万民法( jusgentium)联系起来，后者与市民法( jus civile)联系起来(参见注[7]引书，§8)。所有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对于这一点的详细论述，请参见注[59]引文，第133-136页；关于萨维尼法律理论中的超实证因素的论述，也请参见托维斯：“法的内在起源和先验目标：萨维尼、施塔尔以及基督教德国的意识形态”(Toews， The ImmanentGenesis and TranscendentGoal ofLaw： Savigny， Stah，l and TheIdeology of the Christian German State， 37Am. J. Com. L.139， 1989. )，第141页以下。

[71][德]萨维尼：《法学方法论：格林笔记》(Savigny，JuristischeMethodenlehre， Nach derausarbeitung desJacobGrimm，hrsg. Wesenberg， K. F. K hlerVerlag， Stuttgart， 1951. )，第37页。

[72]参见注[25]引拉伦茨书，第18页；哈曼对拉伦茨的此观点的引用有些断章取义，拉伦茨只是认为在早期萨维尼那里存在这样的情况，而并非认为萨维尼一直持有如此观点，但哈曼却忽略了拉伦茨的这种限定，参见[德]哈曼：《萨维尼对于德国民法典一般教义基础的意义》(Hammen，Die Bedeutung Friedrich Carl v. Savignys für dieallgemeinen dogmatischenGrundlagen desDeutschenBürgerlichenGesetzbuchs，Duncker&Humblot， Berlin， 1983. )，第25页。

[73] 同注[7]引书，第9页。

[74]同注[7]引书，第16页。

[75]参见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

[76]同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注4；另请参见注38引书，第385页：“(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有时被看作人类基本关系之‘自然的原始形象’，有时变成这些关系的抽象法律类型，有时又是复杂的、归纳式的体系建构时运用之方法工具。这种未经澄清的事实关系，即使透过‘有机性脉络’之类的想法，也只是为它们盖上面纱，基本上并未加以处理。”

[77同注[38]引书，第385页以下。

[78][德]费希特：《自然法权基础》，谢地坤、程志民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42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79][德]诺尔：《萨维尼的哲学学习期》(N rr，Savignys philosophische Lehrjahre，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1994. )，第275页，注75。

[80]例如， [德]萨维尼：“1809年方法论讲义”(Savigny， Methodologie 1809， in： hrsg. AldoMazzacane，Friedrich Carlvon Savigny， Vorlesungenüber juristischen Methodologie，1802-1842，Vitt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1993. )，第140、148页。

[81]同注[72]引哈曼书，第24页。

[82] 同注72引哈曼书，第49页，注190。

[83][德]格莫尔：《萨维尼和法学的发展》(Gmür，Savigny und die Entwicklung der Rechtswissenschaft，Münster，1962. )，第14页；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84]参见[德]萨维尼：《论文集》，第二卷(Savigny，Vermischte Schriften，Bd. 2， Berlin， 1850. )，第391页以下。.

[85]参见[德]萨维尼：《论文集》，第四卷(Savigny，Vermischte Schriften，Bd. 4， Berlin， 1850. )，第51、58页。

[86]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87]同注[72]引哈曼书，第49页，注190；同注79引书，第275页，注75。

[88]同注[79]引书，第275页，注75。

[89]参见[德]茨威尔格玛莫尔：“萨维尼的法理论”(Zwilgmeyer， Die Rechtslehre Savignys， in：Leipziger rechtswiss.Studien，Heft37(1929))，第13页以下；同注12引书，第49页，注128。

[90]根据威廉的观点， 1833年秋，施塔尔出版了他的“法哲学”的第二卷第一分册，萨维尼这时已经知道了这本书的第一卷，这可以根据他于1830年7月21日写给施塔尔的信件而得到证明：“……匆忙的浏览就足够使我确信您书中的重要内容。”由此可以合理地推断，萨维尼也会对于这本书的第二卷很熟悉，在此卷中，施塔尔深入研究法律关系和法律制度的本质。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的“法律制度”这个章节中明确引证了施塔尔在《法哲学》第二卷第一分册中的相应论述(参见注7引书，第10页，注a)。另外，在萨维尼那里还有其他一些与施塔尔相似的论述，例如立法问题和类推问题。具体请参见：注12引书，第49页；注89引茨威尔格玛莫尔文，第13页以下。另外，施塔尔在这一问题上对于萨维尼存在重大影响的观点也请参见[德]克莱因海尔、施罗德：《九百年来德意志及欧洲法学家》，许兰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91页：“施塔尔的思想特点是对现存的(bestehend)、而不是既有的(gemacht)具体秩序的研究：……同样， (私法的)法律体系也是现存生活关系在‘法律制度’中的反映。其思想或许是经萨维尼的传播，……产生了影响。”

[91]对于施塔尔观点更为详细的描述，请参见[德]马格：《制度保障》(Mager，Einrichtungsgarantien： Entstehung，Wurzeln， Wandlungen und grundgesetzmassigeNeubestimmung einerdogmatischen FigurdesVerfassungsrecht，MohrSie-beck， Tübingen， 2003. )，第8章。

[92]同注[13]引书，第114页；同注12引书，第49页。

[93]同注[13]引书，第146页；同注12引书，第50页。

[94] 同注12引书，第50页。

[95]关于萨维尼以及施塔尔法律理论中的“整体性”原则，请参见注70引托维斯文，第143页以下。

[96]同注[12]引书，第50页。

[97]同注[13]引书，第158页；同注12引书，第51页。

[98]参见注[12]引书，第51页。

[99]参见注[91]引书，第99页。

[100]虽然不能将萨维尼理解为一个优秀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否则就会对于萨维尼进行了“过度诠释”，将萨维尼过度哲学化，但是不理解其所处时代的哲学思想，则无法充分理解萨维尼的法学。所以，不能把萨维尼作为一个“思想家”，而是要将其作为一个“学问家”来理解，但必须结合同时代的哲学思想来理解其学问。维亚克尔就表达了此种观点，参见[德]布吕道恩、利特尔主编：《哲学与法学》(hrsg. Blühdorn und Ritter，Philosophie und Re-chtswissenschaft，Vitt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1969. )，第143页。

[101]参加注[47]引书，第241页；注[91]引书，第102页。

[102]参见注[47]引书，第343页。

[103] 同注7引书，第9页；黑体字为笔者所强调。

[104]同注[7]引书，第10页：“法律制度与法律关系存在自然的区别。”

[105]对此参见[德]穆勒：《作为科学的行政法：弗里茨弗莱纳， 1867-1937》(RogerMüller，VerwaltungsrechtalsWis-senschaft： FritzFleiner1867-1937，VittorioKlostermann， Frankfurt， 2006. )，第80页，注184。

[106][德]温德沙伊德：《潘德克顿教科书》，第一卷(W indscheid，Lehrbuch des Pandektenrechts，Bd. 1， 6. Auf.l，Frankfurt a. M.， 1887. )，第101页。

[107][德]邓恩伯格：《潘德克顿》，第二卷(Dernberg，Pandekten，Bd. 2， 2. Auf.l Berlin， 1888. )，第89页。

[108]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6页。

[109]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

[110]同注[47]引书，第343页。

[111]同注[7]引书，第9页；萨维尼在与“Typus”同样的含义上使用“Urbild”，例如，同注7引书，第291页。

[112]同注[79]引书，第277页。本文这一部分的论述参考了诺尔在本书中的观点。

[113]同注[79]引书，第276页。

[114][德]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115]同注[114]引书，第13页以下。“归摄”就是本文中所使用的“涵摄”。

[116]参见[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杨祖陶、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38页以下。

[117]邓晓芒：《康德哲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18]参见[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2页。

[119]同注[118]引书，第94页。

[120]同注[118]引书，第95页。

[121]同注[118]引书，第95页。

[122]同注[118]引书，第94页。

[123]同注[79]引书，第277页以下。

[124]参见注[118]引书，第94页：“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按照法则发生的某个情况的图型，而是某种法则本身的图型(如果这个词在这里合适的话)”，其中的“法则”一词就表明了是一种普遍之物。

[125]参见注[79]引书，第277页以下。

[126]同注[114]引书，第14页。

[127]参见注[79]引书，第278页。观察角度主要涉及到“建构”和“阐明”，两者的前提是不同的，前者是特殊之物从不存在到存在，后者是特殊之物从存在到被发现和意识到。在法律上，这两者不准确地说是“立法”和“司法”，萨维尼对此曾说明：“规则和规则适用在基础上是同样的”，到底是前者还是后者，主要取决于上述的观察角度。对此的详细论述请参见后文，也请参见[德]吕克特：“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法律方法与法律现代性”，盛桥译，载《清华法学》第九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9页以下。

[128]参见注[79]引书，第278页。

[129] 同注[7]引书，第10页。

[130]Typus在现代的法学方法论中又被称为“类型”，类型思维在法学方法论中的作用以及与萨维尼法律关系理论的连接，笔者将另文论述。

[131]同注[22]引梅迪库斯书，第56页；相同的观点也请参见注[22]引李永军书，第41页。

[132]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法律制度”在此被翻译为“法律范畴”，但根据上下文，后者指代的就是“法律制度”。

[133]同注[22]引Pinto书，第87页。

篇2

关键词：国际支付，信用证，权利义务

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依据是国际商会制定的《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世界各国银行开出的信用证均须注明依此统一惯例开立，在发生纠纷时有关法院依此惯例裁决。我国法律也明示承认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参加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我国其他涉外法律中也都作了关于适用国际惯例的规定。这些规定为中国金融机构从事涉外贸易、金融活动与国际惯例接轨创造了条件，也为中国司法机关和仲裁机构审理涉外经济纠纷提供了依据。

一、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

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号文本第一部分“总则与定义”，笔者将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性质归纳为如下四点：

1、是一种银行信用

信用证是银行有条件的付款承诺。信用证是一种银行信用，是开证银行用自己的信用为进口商的商业信用作担保，但开证银行的这种付款信用保证是有条件的，即受益人（出口商）必须完全遵守信用证条款规定，提交符合要求的单据。信用证开出后，开证银行负第一性的付款责任，是主债务人，即只要受益人（出口商）通过有关银行交来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开证行不管进口商能否付款给它，都必须对受益人或指定银行付款。这不同于一般担保业务中银行只负第二性的责任，即是在被担保人不付款情况下银行才代为付款，更不同于托收业务中的委托关系，即能否收款银行不负任何责任，只是代为办理。

信用证是以银行信用为基础的“有条件的银行付款保证”。这种支付既可以由开证行直接办理，也可以指定另一银行付出，或授权另一银行议付。开证银行或其人在信用证项下的付款保证，要求以提供“在表面上完全符合信用证条款的单据为唯一的条件”。

在信用证业务中，一家银行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都被视为另一家银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确立上述准则是因为一家银行及其在不同国家设立的分支机构，往往是同一法人，在处理债权、债务上相互有关。因此，同一法人条件下的经济诉讼，有时将在跨国间出现纠纷。这种纠纷如被介入信用业务，则对顺利进行结算非常有害。国际商会为排除上述纠纷的干扰而确立这一准则。

在信用证业务中是否执行《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条款，由有关当事人共同确定。这一信用证业务的特殊性质表明，只要各当事人一致同意，则允许在信用证中列入特别条款，亦即不受惯例约束的条款。但是，如果在信用证上已标明“本证按照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500号文本办理”，在这样的条件下，则“除非另有约定，本惯例条款对当事人都具有约束力。”

2、是一项独立文件

信用证是一项独立文件，不依附于贸易合同。一般来说，进口商向银行申请对外开立信用证，首先必须是它已调查对方资信并通过洽谈订立合同，在合同中规定使用信用证方式进行结算，并在规定期内要求银行开出信用证。但是，以合同为依据而开立、内容也应该与合同一致的信用证，一旦开出，就是一项独立文件，不依附于合同，有关当事人（开证银行、议付银行、买方、卖方）只受该信用证条款的约束，不受合同的约束。在出口业务中，出口公司在收到对方开来的信用证后，一定要立即对信用证内容进行仔细审核，如发现信用证条款与合同不符或难以接受的，应立即联系对方开证银行和进口商进行必要的修改，否则到时无法提供符合信用证要求的某项单据，即使货物出口保质保量保时、完全符合合同要求，对方也会拒绝付款，因为在采用信用证方式下发生纠纷，唯一的依据是信用证条款，而非合同。

信用证项下的有关当事人不得利用有关的其他合约，对信用证的业务运作进行违约抗辩。信用证作为一种合约必然会与其他合约有联系，如信用证与贸易合同，信用证与银行间的业务合约等。但是，信用证项下的各当事人不能引用有联系合约的规定，作为地信用证条款违约抗辩的依据，《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3条6款规定：“受益人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利用银行之间或申请人与开证行之间的契约关系。”这些规定，是为了保障银行结算业务的顺利开展，避免对信用证业务造成干扰或破坏。

3、是一种单据业务

信用证业务是纯粹的单据业务。信用证项下的单据，不论它是“金融单据”即汇票、期票、支票、付款收据等，或“商业单据”即发票、提单、保险单、检验证收、产地证明等，虽然这些单据确实具有履约证明或代表货物的作用，但是，在信用证业务运作中，有关银行只能凭单据办理结算业务，而根本不会去考虑单据背后所反映的事实状况。

信用证业务中一切以单据为准，不以货物为准。在信用证业务中，银行处理的是单据，而不是货物，对货物的真假好坏，货物途中损失，是否达到目的地概不负责。只要客户交来的单据符合信用证条款，银行就必须付款。办理信用证业务的有关银行既无必要亦没有可能监督实际货物的交易或实际劳务的供应等行为。银行办理信用证业务的目的在于促进国际贸易往来的发展，并发挥其融通资金的作用。

4、是一种书面凭证

从信用证本身内容的规定来看，它必须有助于结算的顺利进行。信用证的内容应该完整、明确。必要的项目缺一不可，描述信用证内容的词语不得摸棱两可或含糊不清。信用证上的每一条款均应反映“单据化”的要求，即必须以“提供单据的办法”来体现条款的要求。信用证的内容必须简洁，避免繁琐。在信用证的内容中不应列入过多的细节。《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第13条规定：“银行将不审核信用证没有规定的单据”，“如信用证含有某些条件而未列明需提交与之相符的单据，银行将认为未列明此条件，且对此不予理会”。

二、国际信用证业务的法律关系

篇3

关键词 劳资关系 法律支持 运用

中图分类号：D922.5 文献标识码：A

1《劳动合同法》对劳资关系的法律支持

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是构建和谐企业的核心内容。因此，《劳动合同法》将“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立法的目的之一，通过立法思想和法律条文来引导和支持劳资关系的健康发展，让企业和员工能够在法律的框架下灵活运用各种规定，在公民的劳动权和用人单位的企业责任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点，有利于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减少劳动争议发生，保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双方利益。

1.1劳动合同订立的告知和说明义务

《劳动合同法》第八条中规定了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告知”和“说明”义务。指出用人单位在招用劳动者时，应当如实告知工作条件、工作内容以及报酬和职业危害等与劳动者利益相关的情况，同时，用人单位有权向劳动者了解劳动合同直接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劳动者应当如实说明。这一规定借鉴吸收了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和《合同法》的相关制度精髓。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合同的强势一方，在劳动合同订立环节，如实告知涉及劳动合同履行的相关情况，不仅是遵循上述原则的表现形式，也有利于落实劳动合同法的原则。同样，劳动者在订立合同中也有义务如实说明相关情况，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合同预期目的。

1.2强化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义务与责任

《劳动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已建立劳动关系，未同时订立劳动合同的，应当自用工之日起1个月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对于劳动合同书面形式的强调是符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的，主要表现在：第一，我国现阶段市场信用低，即使书面合同的履行率都不高，口头合同就更难得到保障；第二，国外的经验表明，在劳动标准、集体合同等制度较为完善的情况下，如果劳动合同的内容有缺失，劳动标准、集体合同等也可以起到明确劳动权利和义务的作用。与国外相比，我国有关劳动标准、集体合同、内部劳动规则等确定劳动权利义务的规定尚不完备，因此劳动合同当事人劳动权利义务的确定主要还是依赖于劳动合同的约定。

1.3进一步规范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和《劳动法》相比，《劳动合同法》相对细化了预告辞退解除合同的条件。这对于制约和监督用人单位的辞退行为，保护劳动者的工作权具有积极的意义。同时《劳动合同法》对用人单位经济性裁员规定中放宽了裁员的标准，增加了裁员的范围，并且规定了裁员中需要优先被照顾的人员。

2和谐劳资关系背景下的《劳动合同法》运用

首先，劳动者需要了解法律知识，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现实中，很多劳动者迫于生计和法律知识的匮乏无法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作为劳动者个体无法对抗强大的用人单位。《劳动合同法》将在双方权利义务上实现平衡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劳动合同法》基于劳动者在劳动关系中的弱势地位，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作为立法宗旨，其价值取向是可以维护劳动者的利益，这就要求劳动者有更强的竞争意识，并在工作过程中不断提高，加强自己的业务水平，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篇4

一、国际贸易惯例的内涵

准确理解国际贸易惯例的基本含义，必须把握以下特征： 第一，习惯性。国际贸易惯例是在国际贸易某些习惯做法的基础上产生的。但并不是任何一种贸易习惯都可以成为国际贸易惯例，更不能将国际贸易实践中的某些习惯做法与 国际贸易惯例两个层次的不同概念混淆起来，视为同义语。 第二，权威性。 国际贸易惯例通常是由国际上的权威组织编撰的成文规则，如国际商会制定的《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等。第三，国际性。国际贸易惯例必须是国际上普遍接受和广为适用的规则。即使某些做法已成为惯常做法，拟或在某地区、某行业 1 或某港口成为惯例，却未被各国普遍接受和广为适用，由于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也不能视为通行的国际贸易惯例。 第四，规范性。国际贸易惯例作为一种重要的游戏规则，一经双方当事人协商选定，就明确了双方的权利、 义务，对双方产生约束。

二、国际贸易惯例的法律性质

1.国际贸易惯例本身不是法律，它是由国际上的权威组织整理、 编撰而成的贸易规则， 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不能强制适用。但如果买卖双方在合同中适用某个国际贸易惯例，此时该惯例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的强制效力。

国际贸易惯例的价值在于事前公平、合理地对贸易主体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界定，当事 人一旦选择，便对双方当事人均有拘束力。正是基于国际贸易惯例效力的特殊性，人们通常认为国际贸易惯例对当事人的拘束力只能基于当事人的同意。“如果当事人在合同中已明示排除某惯例的适用，则不论该惯例如何广为人知，且被普遍尊重，均不可拘束此合同当 事人。”诸多富有影响的国际贸易惯例汇编，也有肯定这种观点的倾向，如《2010年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规定：“希望使用INCOTERMS2010的商人，应在合同中明确规定该合同受 INCOTERMS2010约束。” 当事人的选择是国际贸易惯例对其有拘束力的前提条件。这种选择 既可以是明示的，也可以是默示的。但是，国际贸易惯例在当事人没有选择的前提下， 其不具有直接自动适用的效力。有关国际贸易惯例的这一规定符合合同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并且，国际商会作为具有“权威性”的国际贸易惯例编纂机构，也曾特别警告说它所制定的这 些惯例仅仅是私人机构制定的，只有在当事人直接或间接采用时，才对他们有拘束力，不可轻率地肯定其具有法源地位或法律拘束力。

2.国际贸易惯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法律地位。 一些国家通过国内立法赋予国际贸易惯 例法律效力。如我国《民法通则》、《海商法》等法律都规定，在我国缔结或参加的国际 条约、公约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国际贸易惯例。这实际上是有条件地承认了国际贸易惯例的国内法效力；从国际法的角度看，国际贸易惯例的地位与效力得到充分肯定，如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明确规定，当事人在合同中没有排除适用的惯例，或双方 当事人已经知道或理应知道的惯例，以及在国际贸易中被人们广泛采用和经常遵守的惯例，

篇5

【关键词】医患关系；医疗纠纷；法律支撑

Discussion of the legal support of harmonious relation between hospital and patient LU Wei-gen.Haimen Public Health Bureau,Haimen City,Jiangsu,226100,China

【Abstract】 As the relation between hospital and patient is becoming the hot topic to which the society pays great attention.The hospital is at the strong position while it doesn’t respect the patient’s right and dodging the natural duty.Lacking of medical specialized knowledge and the legal method,the patient is passive obeying in weak side.Thus imbalances of right and duty between the hospital and patient caused the relation between hospital and patient to be intense.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eek the support from the legal angle to improve the relation between hospital and patient by discussing it under the existing laws and regulations frame,the right and duty of both sides,and the method to solve the medical dispute.

【Key words】Relation between hospital and patient;Medical dispute; Legal support

1 医患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医疗合同关系

医患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关系，发生在医疗机构、医务人员和患者之间，二者是一种以信任为基础的委托关系，这种委托关系在法律上形成了事实上的医疗合同关系。

1．1 医患关系已逐步过渡为平等参与的医疗合同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并未把医疗合同规定在内，但这并不影响医疗合同关系的成立。建国以后，我国医疗卫生事业长期实行计划体制，医疗机构是政府实行一定补贴并严格限制服务价格的公立非营利性机构，医生只向医院负责而不是对患者负责，医患双方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主体的契约关系，医疗机构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营者。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快，医患关系的模式由过去的主动-被动型、引导-合作型的关系逐淅过渡为现代倡导的平等的参与关系，患者到医院按规定支付医疗费用，医院接诊表示同意为其服务，就达成了医疗服务合同关系，患者的挂号行为属《合同法》中的要约，医疗机构发给挂号单属承诺，如果医院及时提供与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医疗服务，即属违法。医疗合同属于民法学上的无名合同，按《合同法》第124条规定，适用《合同法》总则的规定。

1．2医患合同关系有别于一般的合同关系

绝大多数合同的目的都在于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而医疗合同是一种带有人身性质的合同，获取利润并非医疗合同的首要目的。首先医疗合同在法律上限制了意思自治。《合同法》第三条规定:合同当事人的法律地位平等，一方不得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另一方。法律确认了民事主体之间的活动是基于其意志自由的基本原则。但是，医疗合同限制了医患双方的某些方面的意志自由，医疗机构及其医生没有是否缔约的选择自由，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以下简称《执业医师法》)第三条规定:医师应当具备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医疗执业水平，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履行防病治病、救死扶伤、保护人民健康的神圣职责。因此医疗合同是强制医方缔造的合同。同样在某些情况，患者也失去了自由选择的权利，表现为强制诊疗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以下简称《传染病防治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医疗机构发现甲类传染病时，应当采取隔离治疗，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脱离治疗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协助医疗机构采取强制隔离治疗措施。《传染病防治法》第四条规定，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炭疽中的肺炭疽、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采取甲类传染病的预防控制措施。法律明确了鼠疫、霍乱、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肺炭疽和人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的患者属于强制治疗的范围，患者没有选择不隔离治疗的权利。其次，医疗合同约定的内容一般不包括结果，属于一种手段之债合同。医疗活动有特殊的内在规律，医学上尚有很多未被认知的领域。加上患者个体差异，相同的诊疗手段也可能出现不同的结果，医生对治疗的后果难以预料，具有较高的风险性。祛病除痛是医患双方的共同意愿，但这并不是约定内容，医疗合同中的约定义务实际上是医生应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而不是达到预期的结果。医生违反了应尽的注意义务，才可以追究其违约责任。

2 医患双方的权利义务受法律保护和制约

医患双方作为一般的民事主体，享有与其他民事主体同等的权利和义务。除此以外，医患双方又是特殊民事主体，享有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医疗机构以救死扶伤，防病治病，为公民的健康服务为宗旨；《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六条明确“医疗机构依法从事诊疗活动受法律保护”；《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了医师在执业活动中享有的七项权利和五项义务。归纳起来医生享有被尊重权(《执业医师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二十一条第五项)、医学处置权(《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一条第一项)和特别干预权(《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四条)等。患者的权利散见于有关法律法规中。目前医患关系中，患者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加强患者权利的保护有利于医患关系的改善，患者的权利即是医生必须应尽的义务，归纳起来有:

2．1 生命健康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生命权是指自然人维持自己生命延续，不受他人非法剥夺的权利；健康权是自然人依法享有的以保持自身及其器官以至身体整体功能安全为内容的人格权。任何非法侵害只要伤害了公民的生命和健康，都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医务人员也不例外。

2．2 身体权 身体权是指自然人对其肢体、器官、组织完整享有的权利。《民法通则》中并没有对公民的健康权和身体权进行区分，二者根本区别在于，身体权受到非法侵害，是使身体的某一部分受到破坏，并不必然导致生命权的破坏；而生命权受到侵害是无法得到恢复的，身体权指向的对象是组织器官[1]。2007年3月国务院颁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七条规定:人体器官捐献应当遵循自愿、无偿的原则。公民享有捐献或者不捐献其人体器官的权利；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强迫、欺骗或者利诱他人捐献人体器官。第二十五条规定，对于未经公民本人同意摘取其活体器官，或者摘取未满18岁公民的活体器官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条有关故意伤害罪的规定，或者第二百三十二条有关故意杀人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对于公民生前表示不同意捐献其人体器官摘取其尸体器官，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二条有关侮辱尸体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2．3 隐私权 隐私权又称个人生活秘密权，是指公民不愿公开或让他人知悉其个人秘密的权利。《民法通则》中没有将隐私权明文规定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形式宣扬他人的隐私，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故我国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依照名誉权的保护方式进行[2]。《执业医师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医师在执业活动中应当尊重患者、保护患者的隐私。

2．4 知情同意权 《医疗机构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医疗机构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必须征得患者同意，并应当取得其家属或者关系人同意并签字。《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医疗机构应当尊重患者对自己的病情、诊断、治疗的知情权利，在实施手术、特殊检查或者特殊治疗时应当向患者作必要的解释。因实施保护性措施不宜向患者说明情况的，应当将有关情况通知患者家属。《执业医师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医师应当向患者或者其家属介绍病情，但应注意避免对患者产生不利后果，医师进行实验性临床医疗，应当经医院批准并征得患者本人或家属的同意。这些法律法规都明确规定了患者的知情同意权。尽管这种知情同意权有时是扭曲的，对于患方来说求生的欲望和医疗知识匮乏可能导致其意思表示的虚假性，但医方的尊重是十分必要的。

3 依法保护患者在医疗纠纷中的举证权是法制进步的重要体现

医患纠纷是指医患双方对医院的医疗服务行为认识不一致而引发的争议，其原因涵盖了医疗事故、医疗差错、医疗意外、并发症、护理质量等。医疗纠纷中的相关证据对于医患双方利益的保护至关重要。由于医学技术性强，医方秉有强势地位，患方常不得不囿于医疗专业知识的缺乏而处于弱势，这显然有利于医方规避其应尽的义务而不利于患者合法权益的保障，现代法制都是体现保护弱者原则，因此，《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此作了制度上的设计。

3．1 患者有权要求复制复印和封存病历资料，有权要求封存现场实物 《条例》第十条规定:患者有权复印或者复制其门诊病历、住院志、体温单、医嘱单、化验单(检验报告)、医学影像检查资料，特殊检查同意书、手术同意书、手术及麻醉记录单、病理记录、护理资料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规定的其他病历资料。这些客观病历部分的资料，患者有权复印或复制，医方有义务提供并加盖证明印记，并且规定复印或复制病历时，患者应当在场。第十六条规定:死亡病历讨论记录、疑难病历讨论记录、上级医师查房记录、会诊意见、病历记录应当在医患双方在场的情况下封存和启封。这五类主观病历部分的资料患者有权要求封存，双方共同签字，在签定或诉讼时共同启封。第十七条规定:患者在输液、输血、注射药物等引起不良后果的，医患双方应当共同对现场实物进行封存和启封。

3．2 患者有权请求实施尸检 患者死亡，医患双方当事人不能确定死因或者对死因有异议时，应当在患者死亡后48 h内进行尸检，具备尸检冷冻条件的，可以延长至7 d。患方当事人有权请法医病理学人员参加尸检，也可以委派代表观察尸检过程。如果医方拒绝或者拖延尸检，超过规定时间，影响对死因判定的由医方承担责任(《条例》第十八条)。

3．3 患者有权请求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 《条例》第二十条规定了启动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的两种方式，一种是由患方向卫生行政部门申请处理医疗事故争议，卫生行政部门审查后认为需要进行鉴定的提交鉴定；第二种是医患双方共同委托鉴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由地(市)级医学会或省直辖县地方医学会负责组织首次鉴定工作，省级医学会负责组织再次鉴定(《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

3．4 医疗侵权案件适用“举证责任倒置”原则 民事诉讼中对举证责任的分配，通常遵循“ 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由提出权利请求和事实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四条第二款第(八)项规定: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患者除了证明其与医疗机构间存在医疗服务合同外，其余的证明责任向医疗机构转移，如果医疗机构不能证明其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者医疗行为没有过错，就要承担败诉的结果。这种制度设计考虑到患者在医疗过程中的被动服从地位，另外，诊疗过程中的检查、化验、病程记录等都由医疗机构实施和掌握，医疗机构是控制证据源、距离证据最近的一方，符合举证责任分配的实质标准。

4 畅通的申诉途径是解决医疗纠纷的重要手段

《条例》对解决医疗事故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提出了三条并存的患者可自由选择的途径。一是医患双方协商解决；二是当事人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调解申请；三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条例》第四十六条)。医方双方协商解决和卫生行政部门调解解决实际上是一种协商缔结合同的过程，由于医患信息掌握上的不对称，双方都应本着公平、诚信原则，体现医患双方意思真实和平等自愿达成协议，否则患方仍有权提起民事诉讼。

4．1 医疗纠纷的民事诉讼可选择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

关于民事诉讼的案由，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医疗纠纷主要有两种案由，分别是第一部分第134条第1款:医疗服务合同纠纷，第二部分第214条第6款: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即所谓的违约之诉和侵权之诉，医疗纠纷往往表现为违约之债和侵权之债的竞合，但当事人只能选择一种案由提出诉讼。违约之诉可按照《合同法》和《民法通则》等待有关法律追究违约责任；对于侵权之诉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发生医疗事故纠纷，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的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其法律位价低于《民法通则》，但由于《条例》是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体现了国家对医疗事故处理及其损害赔偿的特殊立法政策，因此，人民法院处理医疗事故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时应当以《条例》为依据，但对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其他医疗侵权纠纷应按《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和一百一十九条的规定处理[3]，即所谓的适用法律“二元化”现象。

4．2 涉及第三人过错应按照合同相对性原理，医方先履行违约责任 医疗合同关系发生在医方和患方之间，若因第三人的过错造成医方不能履行义务，根据合同法的相对性原理，法律要求医方首先应向患方负责，然后再向第三人追偿，而不得以第三人过错造成损害，自己无过错为由要求免责。医疗事故的构成要符合五个要件，并且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条例》第二条对医疗事故的概念作了明确的界定，即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在诊疗活动中，违反医疗卫生管理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治疗护理规范、常规，过失造成患者人身损害的事故。如果医方没有过错而是第三人过错，造成患方的损害不构成医疗事故。例如医院里药品、诊疗设备的提供商，提供了不合格的药品和设备，医方根据规定合法采购而并不知情，在此情况下造成患方的损害，医方并无过错，不构成医疗事故，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理，第三方的责任先由医方依法承担，然后医方依法向第三方追偿。

参考文献

［1］ 王岳.医患之争.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3:21.

篇6

【关键词】新生儿；窒息；复苏；病死率

新生儿窒息是导致新生儿死亡、脑瘫和智力障碍的主要原因之一，其病死率占新生儿死亡的25%左右[1]。我院产科为郑州市重点专科，年分娩量占全市分娩量的近35%，旧的程序是待胎儿娩出后，若出现异常情况，再通知新生儿科医师到场抢救，可能延误抢救时间，影响患儿愈后，为了有效降低新生儿窒息发病率及致死率，我院于1998年10月底开始，加强产儿科合作，即对有高危因素的所有产妇，分娩前由产科医师通知我院新生儿科，新生儿科派专职新生儿科医师提前进产房或手术室，了解产妇情况，做好复苏抢救准备，胎儿娩出后及时给予评估和/或复苏，危重病儿及时转新生儿科治疗，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从1998年11月――2003年12月在我院分娩的胎龄在37-42周的18643例活产新生儿作为观察组，并以1995年1月――1998年10月分娩的11656例同样情况的新生儿作为对照组。2组性别、胎龄、体重及出生方式，经统计学处理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具有可比性。新生儿窒息的判断标准采用Apgar评分标准[2]，生后1分钟、5分钟、及10分钟，8-10分为正常，4-7分为轻度窒息，0-3分为重度窒息。

1.2方法我院于1998年10月年底开始，实行针对有高危因素的所有产妇，分娩前由产科医师通知新生儿科，新生儿科派专职新生儿科医师提前进产房或手术室，了解产妇情况，做好复苏抢救准备，胎儿娩出后及时给予评估和/或复苏，危重病儿及时转新生儿科治疗。

3讨论

新生儿窒息是新生儿的最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可由多种原因所致，包括产前、产时及产后，其中出生时因素约占70%[3]，窒息的抢救必须分秒必争，复苏效果与复苏时间及参与复苏人员的专业素质密切相关，为了保证复苏效果，我院对产儿科医师每年均要进行新生儿窒息新法复苏技术的理论培训及技能考核，要求人人掌握，由于专业原因，新生儿科医师进产房/手术室，能及时发现新生儿的各种高危情况，保障了新生儿在第一时间得到及时救治，提高了复苏的效果，减少了并发症的发生，也提高了产科质量，降低了医疗风险，保障了医疗安全。加强产儿科合作，明显地降低了新生儿窒息的发生率及窒息病死率，值得推广普及。

参考文献

[1]邵肖梅，叶鸿瑁，丘小汕.实用新生儿学[M].第4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755-758.

篇7

【关键词】 生理学和手术严重度评分；髋关节置换术；死亡率；并发症发生率

DOI：10.14163/ki.11-5547/r.2016.09.068

临床上采用髋关节置换术治疗老年患者骨科疾病， 其主要的目的是缓解患者关节疼痛、矫正畸形、恢复和改善关节的运动功能， 使得患者恢复正常生活， 但是临床实践研究表明：髋关节置换术在治疗时具有一定的风险性[1]。本文随机选取本院收治的行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老年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 对所有患者进行POSSUM和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评估手术风险， 对患者手术治疗提供了风险评估价值， 现将具体的预测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 1 一般资料 随机选取本院2013年5月～2014年5月收治的经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老年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 患者均符合髋关节置换术治疗标准， 其中男63例， 女37例， 年龄58～89岁， 平均年龄（62.3±11.2）岁， 结合患者的临床资料及具体病情， 实施POSSUM和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探究。

1. 2 方法 采用POSSUM和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对患者进行术前风险评估， 具体预测并计算患者术后病死率情况和并发症率发生情况， 探究生理学评分和手术严重度评分在老年髋关节置换术后的并发症率和死亡率的应用价值[2]。

1. 3 观察指标 患者在进行髋关节手术治疗前， 对其进行POSSUM和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 计算出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的具体情况， 并做好详细记录[3]。

1. 4 统计学方法 采用SPSS20.0统计学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计数资料以率（%）表示， 采用χ2检验。P

2 结果

2. 1 老年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前的POSSUM和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情况 髋关节置换术的老年患者的POSSUM评分系统预测值为11～24分， 平均评分为（12.45±3.08）分， 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值为13～40分， 平均评分为（18.21±5.17）分。

2. 2 老年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的POSSUM评分系统预测情况 预测42例并发症发生， 实际发生40例， 并发症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2. 3 老年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的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情况 预测13例死亡， 实际死亡2例， 预测死亡率显著高于实际死亡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 讨论

本次研究随机选取本院收治的经髋关节置换术治疗的老年患者100例作为研究对象， 结合患者的临床资料探究并分析POSSUM和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患者手术死亡率和并发症发生率的具体情况， 统计研究结果显示， 老年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的POSSUM评分系统预测中患者的并发症预测值与实际值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老年患者髋关节置换术后的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中患者的死亡率显著高于实际死亡率， 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 在临床上对老年患者进行髋关节置换术的P-POSSUM和POSSUM评分系统预测时， 对老年患者进行手术风险评估， 以便采取最佳的治疗方式， 避免患者在手术过程中出现出血现象， 降低手术死亡率和预防并发症的发生。

参考文献

[1] 李元城. 改良POSSUM与P-POSSUM对老年人工髋关节置换患者术前评估价值初探.医学杂志， 2013， 11（1）：224-226.

[2] 王坚， 宋艳艳. POSSUM与P-POSSUM评分系统预测肝手术风险价值的Meta分析.中国循证医学杂志， 2014， 4（25）：336-338.

篇8

1 临床资料

本组患者19例，其中男性11例，女性8例，年龄18―72岁，平均42岁，病史1―22年。疾病分型：血行播散型肺结核1例，浸润型肺结核15例，慢性纤维空洞型肺结核3例。经抢救无效死亡2例。19例患者血液监测结核抗体均为阳性或弱阳性，痰监测结核菌涂片阳性15例。

2 咯血及窒息先兆症状表现

病人咯血先兆表现有胸部不适、咽喉发痒或刺激感。咳嗽、胸闷加剧、胸腔内灼热感，多在20-40分钟内发生咯血；全身发麻，口渴病人多在3-5分钟内发生咯血；口感甜多在3-9分钟内发生咯血。先兆表现到大咯血的长短不一，多数病人在出现先兆症状1小时内出现大咯血，个别病人长达12小时。咯血窒息病人最多表现先兆症状为胸闷、气促、极度烦躁、大汗淋漓、情绪紧张、表情恐惧、面部肌肉颤抖，有时出现精神呆滞、面色晦暗、呼吸变浅加速、口唇发绀、目瞪口张、双手乱抓，也可出现绝望情绪或昏迷，大小便失禁。

3 咯血窒息的预防及处理

咯血窒息的预防，关键是病情观察。对大咯血病人要加强巡视，密切观察病情变化。咯血发生时，除给病人积极药物抢救外，同时应给予病人心理安慰，保持病室安静，使病人得到充分休息，以利于稳定病人情绪。积极采取有效的护理措施，保持呼吸道通畅尤为重要，可采取头低脚高位，取患侧卧位，头偏向一侧，鼓励病人轻咳将血排除，不可屏气，防止血液阻塞气道引起窒息，注意观察有无窒息先兆。充分做好吸痰、气管插管、气管切开等抢救工作，咯血病人建立静脉通道时最好使用留置针，以利于随时抢救及治疗用药，可赢得最佳抢救时间。一旦出现窒息时，立即组织抢救。首先保持呼吸道通畅，迅速解除阻塞包括引流，立即将患者置于头低45°-90°，轻拍病人背部，必要时用手掏出口腔及咽喉部凝血块，通过口或鼻腔插入粗导管至咽喉部用电动吸引器吸出血块，在及时清除口腔、鼻腔内积血的同时鼓励患者咳嗽，以便随时将上呼吸道内血液咯出。其次高浓度氧气吸入，以改善组织缺氧，必要时行气管切开。随时注意血压、呼吸、脉搏、精神和意识的变化，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篇9

关键词 胆固醇 甘油三酯 脑卒中 随访

脑卒中是一个多因素的疾病，一般认为，血压升高，特别是舒张压升高是重要的危险因素，但脑卒中发病与胆固醇、甘油三酯的关系不甚明确[1~3]。2002年1月～2007年1月，我们对200例患者进行随访，以探讨高血压患者与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与脑卒中发病率之间的关系。

资料与方法

一般资料：从2002年1月开始选择在本院曾住院过的高血压患者均无脑卒中病史(其中76例行头颅CT检查)、资料完整，按序入200例患者于本院观察。13例患者随访失败。

完成随访的187例中，男101例，女86例，平均年龄61.53岁(按入选之日计算)。

随访方法：采用专科门诊与住院随访相结合的方法，固定专人填写专用表格。①随访内容：每例患者至少每年检测1次血清胆固醇和甘油三酯。随访全过程中，每例患者至少行1次头颅CT检查。随访时均进行必要的体格检查及神经专科物理检查。②随访终点指标：患者被诊断为脑卒中，或各种原因死亡，即视为随访终点，但其资料仍纳入统计。③随访时间：2002年1月～2007年1月，187例平均被随访30.60个月，累积随访7 031个月。④统计：随访结束时，对诊断为脑卒中的患者与非卒中患者分组进行分析。患者收缩压、舒张压、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均取平均值进入分析。全部数据均在Excel统计操作平台进行分析，见表1。

结 果

结果见表1。

本组187例均为高血压患者，其中29例被诊断为脑卒中，发病率为15.51%，远较文献报道[2，3]为高,可能与入选时血压已较高，症状较重，均系住院患者有关。

讨 论

脑卒中又称中风或脑血管意外，是一组突然起病,以局灶性神经功能缺失为共同特征的急性脑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是由各种血管性病因引起的脑部疾病的总称，过去因认为其是心血管系统或整体性疾病的脑局部表现，而被归类为心血管疾病之中。近年来，由于对脑血管疾病病因及危险因素的研究日趋深入和神经科学的发展，脑部血管疾患区别于身体其他部位血管疾患（如冠状动脉疾患）的特点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后述）。因此，在世界卫生组织（WHO）编制的国际疾病分类（ICD）中，在分科较细的临床医疗机构中，脑血管病现均被列为神经统疾病，是最常见的神经科疾患。

虽然本组脑卒中与非脑卒中之间血压差异不甚明显，收缩压或舒张压均是如此。但从脑卒中分组分析情况来看,出血脑卒中组血压明显高于缺血脑卒中组(P

MONICA研究提示，女性脑卒中与胆固醇水平呈正相关，而男性患者则无此特点[2]。一组中国、日本的资料显示，胆固醇与脑卒中总发病率关系不大，可能与脑卒中的分型有关。降低血胆固醇，缺血性脑卒中的相对危险性下降，而出血性脑卒中危险性却相对增加[3，4]。

在随访中，无论是出血性脑卒中，抑或是缺血性脑卒中，血清胆固醇水平并不高于非脑卒中组，提示降低胆固醇治疗并非预防脑卒中之首选。

甘油三酯在脑卒中发病中的作用不太引起人们重视。有人认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甘油三酯的升高是动脉血栓性脑血管病的独立危险因素[5]。本组随访发现：脑卒中组甘油三酯水平明显高于非卒中组(P=0.02)，但出血性与缺血性脑卒中之间差异无显著性(P=0.64)。

我们认为，没有大样本资料的支持，没有干预因素的前瞻性观察，仅凭本组29例脑卒中的发病来评价甘油三酯在脑卒中的作用难免偏颇，其意义有待于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PankN Shana．Genes for ischemic stroke:Strategies forth it detection.J Hypetens,2001,14:227.

2 吴兆苏,姚崇华,赵冬,等.中国多省市心血管病趋势及决定因素的人群监测［中国MONICA方案］.Ⅲ•危险因素水平与心血管的联系.中华心血管杂志,2003,26:85-88.

3 Easter Stroke and Coronary Heart Disease CollaborativeResearch Gro1p．Blood pressure，cholesterol，and stroke in eastern asia. Lancet,2005,352:1801-1807.

篇10

关键词：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高血压合并冠心病

中图分类号：R544.1 文献标识码：C 文章编号：1005-0515（2013）8-108-01

我院为提高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治疗效果，对收治的82例患者行不同的治疗方式，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现将具体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

本次研究选取的是我院自2010年1月至2011年1月收治的82例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男49例，女33例，最小年龄43岁，最大年龄79岁，平均年龄58.4岁；病程最短1年，最长24年，平均9.89年；82例患者均符合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诊断标准。其中34例患者为稳定型心绞痛、48例患者为不稳定型心绞痛。排除继发性高血压、肿瘤、心肌梗死、传染性疾病、严重脑血管、肾、肝、胆、甲状腺功能障碍患者。患者坐位舒张压均为95-110mmHg，坐位收缩压均小于180mmHg，且患者近两周内，每周心绞痛发作次数大于3次，每日发作次数小于4次；静息心电图有明显缺血性。随机将其分为观察组和对照组，各41例，两组患者临床资料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对照组患者口服氨氯地平片治疗，每日5mg。观察组：观察组患者在此基础上加用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每日10mg。同时给予两组患者阿司匹林等常规药物抗凝治疗。治疗时间为6个月，对两组患者的血压及血脂变化情况进行观察，并对患者的不良反应情况进行观察。

1.3统计学分析

本次研究所有患者的临床资料均采用SPSS18.0统计学软件处理。两组间比较用X2检验，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血压、血脂变化情况对比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的平均收缩压为（164.5±9.6）mmHg，平均舒张压为（82.6±5.4）mmHg，治疗后平均收缩压为（134.6±7.8）mmHg；平均舒张压为（71.9±5.5）mmHg；对照组患者，治疗前平均收缩压为（163.5±8.8）mmHg，平均舒张压为（81.4±4.9），治疗后的平均收缩压为（141.2±5.1）mmHg，平均舒张压为（74.5±5.1）mmHg；两组患者治疗前血压水平比较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血压水平均有所下降，但观察组患者明显优于对照组，（P

观察组患者治疗前TC水平为（5.61±0.72），TG水平为（2.35±0.65），LDL-C水平为（2.81±0.48），HDL-C水平为（1.21±0.25），治疗后TC水平为（4.03±0.64），TG水平为（1.55±0.71），LDL-C水平为（1.66±0.46），HDL-C水平为（1.05±0.19），对照组患者治疗前TC水平为（5.62±0.72），TG水平为（2.29±0.61），LDL-C水平为（2.78±0.54），HDL-C水平为（1.23±0.19）；治疗后TC水平为（4.21±0.87），TG水平为（1.94±0.91），LDL-C水平为（1.87±0.51），HDL-C水平为（1.32±0.28），两组患者治疗前血脂各项指标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治疗后两组患者的各项指标水平均有所下降，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3.讨论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生活习惯、饮食结构也相应的有了极大的变化，加之现代人生活压力、工作压力的增加，使得高血压、冠心病的发病率逐渐增加[1]。据调查，目前我国的高血压及冠心病患者有3亿左右，心肌梗死的发病率及死亡率也不断的增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已逐渐被认为是引发心血管并发症的高危因素[2]。所以，加强对患者血压控制及冠心病治疗的重视也逐渐成为临床上一项重要的课题。氨氯地平对血管具有很强的选择性，能有效的对患者血管平滑肌进行松弛，并且通过对外周血动脉及冠状动脉进行扩张达到降低外周血管阻力，并增加冠状动脉血流量的效果，从而有效的降低患者血压，同时该药还具有良好的抗心绞痛作用。此外，该药具有半衰期长、起效平稳、迅速、不良反应少等多种优点[3]。阿托伐他汀钙片则具有良好的调脂效果。而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则主要是有阿托伐他汀钙及氨氯地平两种成分构成，两种药物具有良好的兼容性，可协同发挥作用，从而有效的增加了药物疗效，而且服用时间不受时间限制，不会和食物发生不良反应，此外，该药还具有良好的抗氧化性，并能有效的保护血管内皮细胞，特别适用于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本次研究表明治疗后两组患者的收缩压、舒张压均有所降低，但观察组明显优于对照组，（P

参考文献：

[1]孟昭君.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临床疗效观察[J].吉林医学，2013，8（06）：90-92.

篇11

关键词：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效果

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是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其临床症状为暂时缺血导致心肌前区出现疼痛或者心肌缺氧[1]。常规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方法为口服氨氯地平片。近年来有报道证明阿托伐他汀有降低血脂、抗血小板凝集和抗动脉硬化的作用[2]。因此，本文对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2012年～2014年我院接收治疗的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108例，其中男性72例，女性36例。年龄为48～75岁，平均年龄为（53.6±4.5）岁。病程1～26年，平均病程为（9.83±8.26）年。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病程等方面比较无统计学意义（P>0.05），可以进行比较。

1.2方法 ①对照组：对照组患者口服氨氯地平片进行治疗。患者口服1片/d氨氯地平片（规格：每片5mg）。连续口服2个月。②观察组：观察组患者口服复方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进行治疗。患者口服1片/d复方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规格：每片中氨氯地平5mg，阿托伐他汀10mg）。连续口服2个月。所有患者均保持引用低盐低脂食品，不服用其他降血脂和降血压的药物。治疗后由研究小组专门人员对患者进行随访。

1.3统计学方法 应用SPSS19.0软件对数据结果进行统计学分析，计数资料以频数表示，比较采用χ2检验。计量结果用（x±s）表示，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以P

2结果

2.1两组患者治疗前后的血脂变化情况 观察组患者与对照组患者治疗后的血脂TG、TC、LDL-C和HDL-C水平差异显著，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临床效果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有效率为88.89%优于对照组患者的74.07%。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3两组患者治疗后的不良反应情况 治疗后观察组患者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为7.41%优于对照组患者的12.96%，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高血压是心血管内科常见的疾病，严重的高血压患者会发生动脉粥样硬化造成患者发生冠心病。从而使患者缺血、缺氧等 [3]。临床上对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患者进行治疗的关键为调脂，多采用氨氯地平进行调脂，氨氯地平的持续时间长，不良反应少[4]。阿托伐他汀钙片能够调节血脂，抑制胆固醇的发生[5]。

本文研究结果显示，使用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血压，降低治疗后不良现象的发生。这与国内外许多报道结果一致[6]。这是由于氨氯地平能够松弛血管平滑肌，扩张外周血动脉和冠状动脉，增加冠状动脉的血流量，降低外周血管的阻力，从而达到抗心绞痛和降低血压的作用。其次，阿托伐他汀也能够有效的进行调脂[7]。治疗后观察组患者的临床疗效和，不良反应率均由于对照组，比较两组间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综上所述，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有较好的临床效果，能够显著改善患者的血压，降低患者治疗后不良现象的发生。

参考文献：

[1]邢艳伟，腾非，高永红，等.绞股蓝总甙片联合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对冠心病合并高脂血症患者血脂以及炎症指标的影响[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3，11（6）：655-657.

[2]张春华，熊旭华.复方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高血压的疗效及依从性观察[J].实用临床医学，2011，12（5）：22-23.

[3]张奕.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疗效观察[J].中国美容医学，2012，21（1）：163-164.

[4]金盛龙，陈次滨.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片治疗高血压合并冠心病的疗效观察[J].广东医学，2011，18（3）：56-57.

[5]姜涵，张小冲，李明生，等.苯磺酸氨氯地平阿托伐他汀钙复方制剂及单药联合治疗老年高血压疗效观察[J].中国当代医药，2011，18（31）：82-83.

篇12

【关键词】  退行性膝关节炎;电针灸;针灸减肥

【摘要】  目的 探讨常用电针灸配合针灸减肥治疗对退行性膝关节炎复发率的临床价值。方法 60例退行性膝关节炎且有体形肥胖的患者按抽签法分为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在膝眼、梁丘、膝髌周部位和阿是穴予以电针灸治疗，试验组在电针灸治疗上述穴位的基础上加支沟、内关、水分、天枢、带脉、腹结、四满、关元。这些为针灸减肥常用穴。结果 试验组治疗1年后复发率为10%，而对照组治疗1年后总复发率为30%，差异具有显著性(χ2=8.53，p<0.05),而在总有效率上两组均为100%，差异无显著性(χ2 =0.08，p>0.05)。结论 电针灸配合针灸减肥治疗能显著降低退行性膝关节炎复发率，值得推荐。

【关键词】  退行性膝关节炎;电针灸;针灸减肥

[abstract]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mmonly used electro-acupuncture and acupuncture weight loss treatment on degenerative arthritis of the knee recurrence rate of clinical value.methods 60 patients with degenerative arthritis of the knee in patients with obesity and there is shaped by drawing of lots divided into experimenta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and control group in eyes of knee,liangqiu(st34), the lateral knee position and ashi point to be with electro-acupuncture treatment,the experimental group in electrical acupuncture points on the basis of the appeal added zhigou(sj6),neiguan(pc6), shuifen(rn9),tianshu(st25),daimai(gb26),fujie(sp14),siman(ki14),guanyuan(rn4).these common points are for acupuncture to lose weight.results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after one year of therapy the recurrence rate was 10%, while the control group after one year was 30%,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χ2=8.53(p<0.05), while the total efficiency of the two groups were 100% , there is no difference，χ2 =0.08(p>0.05).conclusion the electro-acupuncture and acupuncture weight loss treatment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recurrence rate of degenerative arthritis of the knee, should be commended.

[key words] retrogression gonarthritis;electroacupuncture;th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loses weight

退行性膝关节炎又称增生性膝关节炎，肥大性膝关节炎，老年性膝关节炎，由于膝关节的退行性改变和积累性关节磨损而造成的，其病理机制是关节老化[1]，以中老年女性发病多见[2]。临床运用常规取穴治疗该病多能取得较好疗效，但大部分都好反复发作。笔者尝试针灸减肥和常规取穴联合，治疗该病，对减少复发有满意的疗效。现报告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病人60例，全部来源于本院针灸科和骨科的门诊病人，根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亚洲成年人肥胖指征：体质指数bmi (body mass index)≥25[体重(kg)/身高(m2)](注：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亚洲人的bmi在18.5～22.9之间为正常体重，bmi≥23.0为超重，其中在23.0～24.9之间为准肥胖，25为肥胖)。所有病例bmi在25.7～34.6，其中男4例，女56例，平均年龄57岁，平均病程4.5年。剔除因肿瘤、感染、风湿、类风湿、外伤引起的膝关节疼痛患者。参加者按抽签分组法分为两组：试验组、对照组各30例，准确记录试验组各病人体重。

1.2 治疗方法

1.2.1 仪器设备 常州英迪电子医疗器械公司生产的脉冲针灸治疗仪。汉医牌一次性针灸针。

1.2.2 取穴 患者取平卧位，取内、外膝眼，梁丘，膝髌周部位和阿是穴。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加支沟、内关、水分、天枢、带脉、腹结、四满、关元。这些为针灸减肥常用穴。

1.2.3 操作方法 (1)两组均以针刺得气后接电针，以引起肌肉节律性收缩为度，波形为连续波，频率4～6hz，留针40min。(2)结束后，试验组再于针刺针灸减肥穴得气后每次选4穴接电针，以引起肌肉节律收缩为度。节律频率同上，留针30min。

1.3 疗程及统计学方法 两组均每日治疗1次，10次为1个疗程。2个疗程后，对照组治疗结束，开始随访。试验组在2个疗程后停止常规穴治疗，再做30天的针灸减肥。后记录体重，开始随访。两组均随访1年。后将两组进行效果评价。

1.4 统计学处理 数据的统计学处理采用χ2检验。

2 疗效观察

2.1 疗效标准 临床痊愈：经治疗后自觉疼痛症状消失，膝盖功能恢复正常，可以参加一般工作;显效：自觉疼痛症状基本消失，膝盖活动功能稍限制，或走路有轻度疼痛或不痛;好转：自觉疼痛症状明显好转，但膝部活动功能有障碍，行走时有些疼痛或跛行;无效：症状无明显改善。

2.2 治疗结果 见表1。表1 两组治疗结果比较 例(%)

试验组经针灸减肥后体重下降0.5～4kg，平均2kg。治疗后试验组和对照组在疗效上愈显率比较差异无显著性(χ2=0.08，p>0.05),在复发率上比较差异有显著性(χ2=8.53，p<0.05)。

3 讨论

退行性膝关节炎与膝关节炎的机械关系密切，膝关节的疼痛多发于肥胖的中老年女性，由于超负荷等因素反复持久地刺激而引起膝关节的关节软骨面和相邻软组织的慢性积累性损伤，现在针灸在治疗该病上已颇有成效，但其复发率高，反反复复，给病人不断地带来痛苦和麻烦。虽然很多病人认识到因为肥胖大大增加了复发的几率，但由于膝关节炎的病人不能负重的锻炼，让其用运动来减肥似乎不太可能，而药物减肥也不合适，减肥药物副作用大，患者也不愿意接受，针灸减肥，最佳年龄段是20～40岁，故笔者采用电针增强刺激，延长疗程，同样取得满意的效果，减轻了病人的体重，减少了膝关节的负荷，膝关节的关节软骨面受到保护，相邻软骨组也减缓了损伤，提高了耐受力，降低了复发率。同时针灸减肥在饮食上没有苛刻要求，安全、可靠，病人也愿意接受，是治疗退行性膝关节炎值得推荐的方法。

【参考文献】

篇13

为适应推行证券发行核准制的要求，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我会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现予，自之日起施行。1999年6月15日的《公开发行股票公司信息披露的内容与格式准则第六号法律意见书的内容与格式（修订）》（证监法律字[1999]2号）同时废止。

公开发行证券公司信息披露的编报规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第一章、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基本要求

第一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和已上市公司增发股份、配股，以及已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拟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公司或已上市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所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及其委派的律师（以下“律师”均指签名律师及其所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应按本规则的要求出具法律意见书、律师工作报告并制作工作底稿。本规则的部分内容不适用于增发股份、配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等的，发行人律师应结合实际情况，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调整，并提供适当的补充法律意见。

第三条、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是发行人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开发行证券的必备文件。

第四条、律师在法律意见书中应对本规则规定的事项及其他任何与本次发行有关的法律问题明确发表结论性意见。

第五条、律师在律师工作报告中应详尽、完整地阐述所履行尽职调查的情况，在法律意见书中所发表意见或结论的依据、进行有关核查验证的过程、所涉及的必要资料或文件。

第六条、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应符合本规则的规定。本规则的某些具体规定确实对发行人不适用的，律师可根据实际情况作适当变更，但应向中国证监会书面说明变更的原因。本规则未明确要求，但对发行人发行上市有重大影响的法律问题，律师应发表法律意见。

第七条、律师签署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报送后，不得进行修改。如律师认为需补充或更正，应另行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第八条、律师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所用的语词应简洁明晰，不得使用“基本符合条件”或“除XXX以外，基本符合条件”一类的措辞。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的事项，或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对其法律性质或其合法性作出准确判断的事项，律师应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

第九条、提交中国证监会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应是经二名以上具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经办律师和其所在律师事务所的负责人签名，并经该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签署日期的正式文本。

第十条、发行人申请文件报送后，律师应关注申请文件的任何修改和中国证监会的反馈意见，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也有义务及时通知律师。上述变动和意见如对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有影响的，律师应出具补充法律意见书。

第十一条、发行人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文件前，或在报送申请文件后且证券尚未发行前更换为本次发行证券所聘请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的，更换后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及发行人应向中国证监会分别说明。

更换后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应对原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真实性和合法性发表意见。如有保留意见，应明确说明。在此基础上更换后的律师或律师事务所应出具新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第十二条、律师应在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中承诺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并对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审慎审阅，并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概要中发表声明：“本所及经办律师保证由本所同意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中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已经本所审阅，确认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不致因上述内容出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引致的法律风险，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十三条、律师在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同时，应制作工作底稿。

前款所称工作底稿是指律师在为证券发行人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过程中形成的工作记录及在工作中获取的所有文件、会议纪要、谈话记录等资料。

第十四条、律师应及时、准确、真实地制作工作底稿，工作底稿的质量是判断律师是否勤勉尽责的重要依据。

第十五条、工作底稿的正式文本应由两名以上律师签名，其所在的律师事务所加盖公章，其内容应真实、完整、记录清晰，并标明索引编号及顺序号码。

第十六条、工作底稿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一）律师承担项目的基本情况，包括委托单位名称、项目名称、制作项目的时间或期间、工作量统计。

（二）为制作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制定的工作计划及其操作程序的记录。

（三）与发行人（包括发起人）设立及历史沿革有关的资料，如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合同、章程等文件或变更文件的复印件。

（四）重大合同、协议及其他重要文件和会议记录的摘要或副本。

（五）与发行人及相关人员相互沟通情况的记录，对发行人提供资料的检查、调查访问记录、往来函件、现场勘察记录、查阅文件清单等相关的资料及详细说明。

（六）发行人及相关人员的书面保证或声明书的复印件。

（七）对保留意见及疑难问题所作的说明。

（八）其他与出具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相关的重要资料。

上述资料应注明来源。凡涉及律师向有关当事人调查所作的记录，应由当事人和律师本人签名。

第十七条、工作底稿由制作人所在的律师事务所保存，保存期限至少7年。中国证监会根据需要可随时调阅、检查工作底稿。

第二章、法律意见书的必备内容第十八条、法律意见书开头部分应载明，律师是否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法律意见书。

第一节律师应声明的事项第十九条、律师应承诺已依据本规则的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发表法律意见。

第二十条、律师应承诺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对发行人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第二十一条、律师应承诺同意将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公开发行股票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同其他材料一同上报，并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律师应承诺同意发行人部分或全部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行引用或按中国证监会审核要求引用法律意见书或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但发行人作上述引用时，不得因引用而导致法律上的歧义或曲解，律师应对有关招股说明书的内容进行再次审阅并确认。

第二十三条、律师可作出其他适当声明，但不得做出违反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的免责声明。

第二节法律意见书正文第二十四条、律师应在进行充分核查验证的基础上，对本次股票发行上市的下列（包括但不限于）事项明确发表结论性意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应包括是否合法合规、是否真实有效，是否存在纠纷或潜在风险。

（一）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二）发行人本次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四）发行人的设立

（五）发行人的独立性

（六）发起人或股东（实际控制人）

（七）发行人的股本及其演变

（八）发行人的业务

（九）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十）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十一）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十二）发行人的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十三）发行人公司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十四）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十五）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十六）发行人的税务

（十七）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十八）发行人募集资金的运用

（十九）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二十）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二十一）原定向募集公司增资发行的有关问题（如有）

（二十二）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法律风险的评价

（二十三）律师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问题

第三节本次发行上市的总体结论性意见

第二十五条、律师应对发行人是否符合股票发行上市条件、发行人行为是否存在违法违规、以及招股说明书及其摘要引用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的内容是否适当，明确发表总体结论性意见。

第二十六条、律师已勤勉尽责仍不能发表肯定性意见的，应发表保留意见，并说明相应的理由及其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程度。

第三章、律师工作报告的必备内容

第二十七条、律师工作报告开头部分应载明，律师是否根据《证券法》、《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律师工作报告。

第一节律师工作报告引言

第二十八条、简介律师及律师事务所，包括（但不限于）注册地及时间、业务范围、证券执业律师人数、本次签名律师的证券业务执业记录及其主要经历、联系方式等。

第二十九条、说明律师制作法律意见书的工作过程，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相互沟通的情况，对发行人提供材料的查验、走访、谈话记录、现场勘查记录、查阅文件的情况，以及工作时间等。

第二节律师工作报告正文

第三十条、本次发行上市的批准和授权

（一）股东大会是否已依法定程序作出批准发行上市的决议。

（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等规定，上述决议的内容是否合法有效。

（三）如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有关发行上市事宜，上述授权范围、程序是否合法有效。

第三十一条、发行人发行股票的主体资格

（一）发行人是否具有发行上市的主体资格。

（二）发行人是否依法有效存续，即根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发行人是否有终止的情形出现。

第三十二条、本次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

分别就不同类别或特征的发行人，对照《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逐条核查发行人是否符合发行上市条件。

第三十三条、发行人的设立

（一）发行人设立的程序、资格、条件、方式等是否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

（二）发行人设立过程中所签定的改制重组合同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因此引致发行人设立行为存在潜在纠纷。

（三）发行人设立过程中有关资产评估、验资等是否履行了必要程序，是否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发行人创立大会的程序及所议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三十四条、发行人的独立性

（一）发行人业务是否独立于股东单位及其他关联方。

（二）发行人的资产是否独立完整。

（三）如发行人属于生产经营企业，是否具有独立完整的供应、生产、销售系统。

（四）发行人的人员是否独立。

（五）发行人的机构是否独立。

（六）发行人的财务是否独立。

（七）概括说明发行人是否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

第三十五条、发起人和股东（追溯至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

（一）发起人或股东是否依法存续，是否具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担任发起人或进行出资的资格。

（二）发行人的发起人或股东人数、住所、出资比例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起人已投入发行人的资产的产权关系是否清晰，将上述资产投入发行人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四）若发起人将其全资附属企业或其他企业先注销再以其资产折价入股，应说明发起人是否已通过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取得了上述资产的所有权，是否已征得相关债权人同意，对其原有债务的处置是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五）若发起人以在其他企业中的权益折价入股，是否已征得该企业其他出资人的同意，并已履行了相应的法律程序。

（六）发起人投入发行人的资产或权利的权属证书是否已由发起人转移给发行人，是否存在法律障碍或风险。

第三十六条、发行人的股本及演变

（一）发行人设立时的股权设置、股本结构是否合法有效，产权界定和确认是否存在纠纷及风险。

（二）发行人历次股权变动是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发起人所持股份是否存在质押，如存在，说明质押的合法性及可能引致的风险。

第三十七条、发行人的业务

（一）发行人的经营范围和经营方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发行人是否在中国大陆以外经营，如存在，应说明其经营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三）发行人的业务是否变更过，如变更过，应说明具体情况及其可能存在的法律问题。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是否突出。

（五）发行人是否存在持续经营的法律障碍。

第三十八条、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发行人是否存在持有发行人股份5%以上的关联方，如存在，说明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存在何种关联关系。

（二）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重大关联交易，如存在，应说明关联交易的内容、数量、金额，以及关联交易的相对比重。

（三）上述关联交易是否公允，是否存在损害发行人及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若上述关联交易的一方是发行人股东，还需说明是否已采取必要措施对其他股东的利益进行保护。

（五）发行人是否在章程及其他内部规定中明确了关联交易公允决策的程序。

（六）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争。如存在，说明同业竞争的性质。

（七）有关方面是否已采取有效措施或承诺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同业竞争。

（八）发行人是否对有关关联交易和解决同业竞争的承诺或措施进行了充分披露，以及有无重大遗漏或重大隐瞒，如存在，说明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第三十九条、发行人的主要财产

（一）发行人拥有房产的情况。

（二）发行人拥有土地使用权、商标、专利、特许经营权等无形资产的情况。

（三）发行人拥有主要生产经营设备的情况。

（四）上述财产是否存在产权纠纷或潜在纠纷，如有，应说明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五）发行人以何种方式取得上述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是否已取得完备的权属证书，若未取得，还需说明取得这些权属证书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六）发行人对其主要财产的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行使有无限制，是否存在担保或其他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况。

（七）发行人有无租赁房屋、土地使用权等情况，如有，应说明租赁是否合法有效。

第四十条、发行人的重大债权债务

（一）发行人将要履行、正在履行以及虽已履行完毕但可能存在潜在纠纷的重大合同的合法性、有效性，是否存在潜在风险，如有风险和纠纷，应说明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二）上述合同的主体是否变更为发行人，合同履行是否存在法律障碍。

（三）发行人是否有因环境保护、知识产权、产品质量、劳动安全、人身权等原因产生的侵权之债，如有，应说明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四）发行人与关联方之间是否存在重大债权债务关系及相互提供担保的情况。

（五）发行人金额较大的其他应收、应付款是否因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发生，是否合法有效。

第四十一条、发行人重大资产变化及收购兼并

（一）发行人设立至今有无合并、分立、增资扩股、减少注册资本、收购或出售资产等行为，如有，应说明是否符合当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已履行必要的法律手续。

（二）发行人是否拟进行资产置换、资产剥离、资产出售或收购等行为，如拟进行，应说明其方式和法律依据，以及是否履行了必要的法律手续，是否对发行人发行上市的实质条件及本规定的有关内容产生实质性影响。

第四十二条、发行人章程的制定与修改

（一）发行人章程或章程草案的制定及近三年的修改是否已履行法定程序。

（二）发行人的章程或章程草案的内容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的章程或章程草案是否按有关制定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草或修订。如无法执行有关规定的，应说明理由。发行人已在香港或境外上市的，应说明是否符合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第四十三条、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及规范运作

（一）发行人是否具有健全的组织机构。

（二）发行人是否具有健全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议事规则，该议事规则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发行人历次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的召开、决议内容及签署是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四）股东大会或董事会历次授权或重大决策等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第四十四条、发行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变化

（一）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上述人员在近三年尤其是企业发行上市前一年是否发生过变化，若存在，应说明这种变化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

（三）发行人是否设立独立董事，其任职资格是否符合有关规定，其职权范围是否违反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第四十五条、发行人的税务

（一）发行人及其控股子公司执行的税种、税率是否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若发行人享受优惠政策、财政补贴等政策，该政策是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二）发行人近三年是否依法纳税，是否存在被税务部门处罚的情形。

第四十六条、发行人的环境保护和产品质量、技术等标准

（一）发行人的生产经营活动和拟投资项目是否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要求，有权部门是否出具意见。

（二）近三年是否因违反环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而被处罚。

（三）发行人的产品是否符合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标准。近三年是否因违反有关产品质量和技术监督方面的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第四十七条、发行人募股资金的运用

（一）发行人募股资金用于哪些项目，是否需要得到有权部门的批准或授权。如需要，应说明是否已经得到批准或授权。

（二）若上述项目涉及与他人进行合作的，应说明是否已依法订立相关的合同，这些项目是否会导致同业竞争。

（三）如发行人是增资发行的，应说明前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是否与原募集计划一致。如发行人改变前次募集资金的用途，应说明该改变是否依法定程序获得批准。

第四十八条、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

（一）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与主营业务是否一致。

（二）发行人业务发展目标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是否存在潜在的法律风险。

第四十九条、诉讼、仲裁或行政处罚

（一）发行人、持有发行人5%以上（含5%）的主要股东（追溯至实际控制人）、发行人的控股公司是否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如存在，应说明对本次发行、上市的影响。

（二）发行人董事长、总经理是否存在尚未了结的或可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及行政处罚案件。如存在，应说明对发行人生产经营的影响。

（三）如上述案件存在，还应对案件的简要情况作出说明（包括但不限于受理该案件的法院名称、提起诉讼的日期、诉讼的当事人和人、案由、诉讼请求、可能出现的处理结果或已生效法律文书的主要内容等）。

第五十条、原定向募集公司增资发行的有关问题

（一）公司设立及内部职工股的设置是否得到合法批准。

（二）内部职工股是否按批准的比例、范围及方式发行。

（三）内部职工股首次及历次托管是否合法、合规、真实、有效。

篇14

关键词：瑞舒伐他汀；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心律失常；炎性因子

ACS为临床最为常见的心血管疾病之一，其以冠状动脉急性缺血闭塞为主要病理改变，临床以胸闷、胸痛为主要临床症状，可严重危险患者的生命安全[1]。心律失常为ACS后最为常见的并发症之一，近年来临床观察显示，ACS合并心律失常后可导致体内大量的炎性因子释放，可刺激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进一步加重，为导致ACS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2]。为可更为有效的抑制ACS合并心律失常患者体内炎性因子的释放，我院近年来在临床工作中，将瑞舒伐他汀应用于其中，现将应用效果总结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将于2014年1月～2015年9月就诊于我院的100例合并心律失常的ACS患者作为观察对象，所有患者均需符合ACS的临床诊断标准[3]，并经24h动态心电图检查明确存在心律失常。患者于签署知情同意书后，随机分为未接受瑞舒伐他汀治疗的对照组及接受瑞舒伐他汀治疗的观察组，每组50例。对照组，男33例，女17例；年龄53～72岁，平均（62.05±6.15）岁；病程5～10d，平均（7.65±1.36）d；疾病类型：不稳定心绞痛26例，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7例，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17例；心律失常部位：房性心律失常25例，交界性心律失常15例，室性心律失常10例。观察组，男35例，女15例；年龄52～73岁，平均（61.85±6.11）岁；病程5～11d，平均（7.61±1.33）d；疾病类型：不稳定心绞痛27例，急性非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5例，急性ST段抬高性心肌梗死18例；心律失常部位：房性心律失常27例，交界性心律失常14例，室性心律失常9例。两组性别、年龄、病程、疾病类型及心律失常部位经统计学分析，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患者后均接受不包括瑞舒伐他汀的常规药物治疗，治疗药物包括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硝酸甘油、左卡尼汀及胺碘酮。观察组患者在常规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联合应用瑞舒伐他汀（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国药准字J20090091），10mg/次，1次/d睡前口服。所有患者均需接受2w的静脉药物治疗及4w的口服药物治疗。

1.3观察指标 所有入选者均于入组次日及4w治疗后进行血清hs-CRP检测，对比两组治疗前后血清hs-CRP含量变化情况。血清hs-CRP检查的血液标本采集自晨起空腹肘静脉，并应用免疫透射比浊法对hs-CRP含量进行测定。同时对所有患者在治疗期间所出现的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进行统计并进行对比。

1.4统计学方法 统计学软件应用SPSS 19.0进行，计量数据表示方法应用（x±s），计数数据表示方法应用百分率，并分别应用t检验及χ2检验对计量数据及计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所得结果中以，P

2 结果

2.1两组治疗前后hs-CRP含量分析 两组入组时hs-CRP含量比较，差异未见统计学意义（P>0.05），而在4w治疗后，观察组hs-CRP含量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存在统计学意义（P

2.2两组间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分析 两组治疗期间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2。

3 讨论

hs-CRP为临床常见的炎性因子，近年来临床观察显示，hs-CRP在ACS患者中可有显著的升高，目前临床认为hs-CRP不仅为评价动脉粥样硬化程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是评价ACS病情的主要指标之一[4]。因此本研究将hs-CRP作为观察指标。

目前临床观察显示，瑞舒伐他汀虽属于他汀类降脂药物，但其在有效降低患者血脂的同时，同样具有着较为理想的抗炎作用。因此本研究将其应用于合并心律失常的ACS患者的临床治疗中。本研究结果显示，入组时，接受不同治疗方案的两组间，hs-CRP含量均未见显著统计学差异，但在接受4w治疗后，接受瑞舒伐他汀治疗的观察组，其患者血清内hs-CRP含量显著低于为接受瑞舒伐他汀治疗的对照组（P0.05）。由此可见，瑞舒伐他汀在合并心律失常的ACS患者的治疗中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瑞舒伐他汀可在不增加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同时，有效改善ACS合并心律失常患者的炎性因子。因此在合并有心律失常的ACS患者的治疗中，可将瑞舒伐他汀作为常规治疗药物。

参考文献：

[1]苏懿，王磊，张敏州，等.急性心肌梗死的流行病学研究进展[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2，10（4）：467-469.

[2]陈志亮，顾宁，赵庆峰，等.麝香保心丸抑制急性心肌梗死模型大鼠梗死组织炎性因子的研究[J].中国实验方剂学杂志，2011，17（20）：224-227.

[3]中华医学会心血管病学分会，中华心血管病杂志编辑委员会，《中国循环杂志》编辑委员会等.急性心肌梗死诊断和治疗指南[J].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1，29（12）：710-7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