畜牧业的起源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畜牧业的起源，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畜牧企业；员工发展；有效途径

一、员工发展的概念及内涵辨析

“员工发展”这一概念最初是由美国的福特和通用汽车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提出来的，当时是为了应对竞争对手的挑战，这两家公司希望通过“员工发展”计划为员工提供素质和技能培训，从而提升企业员工的素质和技能水平。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霍尔顿（lEwoodF.Holton）和纳奎（hSar5.Na）认为“员工发展”是泛指一切由员工和组织共同参与的、旨在提高员工胜任力和专业技能且对员工和组织都有利的活动,包括正式培训、资助员工继续深造、工作培训、自主学习等。维基百科认为“员工发展”是组织的一种战略性投资,专门对某组织成员进行培训。百度百科认为，员工发展是指通过各方的信息加上被评估者的自我评估，使其能更清楚客观地认识到自身的业绩水平和优缺点，以便在将来的工作中进一步完善。进入21世纪，人力资源管理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创新，员工发展的内容也不仅局限于对员工进行素质和技能培训及为员工提供继续深造的机会或者监督督促员工进行自主学习，员工发展的概念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员工发展是指员工在企业的发展前景和发展方向，不仅包括企业提供的培训学习、深造等机会和条件，还包括员工在企业的新酬待遇、工资水平、职业晋升渠道、职业发展路径等，还包括能够满足员工进行个人价值实现的制度、条件和环境。

二、员工发展的理论基础

从管理学的视角来看，行为科学学派的Y理论、需要层次论以及成就需要论从不同的角度说明了员工有发展的愿望和需求，都是企业员工发展的理论基础，在知识经济和创新时代，对于企业员工发展管理实践具有更深刻的理论内涵和指导意义。1.Y理论。Y理论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Mcgregor，1906~1964）于1957年提出来的，是行为科学学派的主要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人们对工作的喜欢和憎恶决定于工作对他是一种满足还是一种惩罚，在正常情况下人们都愿意承担责任，人们热衷于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那么，人们要想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创造性，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需要通过自我发展来实现，该理论认为，作为个体的人都有自我发展的需求和愿望，只有个人的才能和创造性得以发挥才能实现自我发展。2.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需要层次理论是由美国心理学家亚布拉罕马斯洛（AbrahamMaslow，1908~1970）于1943年提出来的。该理论认为，人的需要是分层次的，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人们只有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以后，人们才会去追求高层次的需求。该理论认为人类最高层次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那么自我实现的需求即希望自己在工作上有所成就，在事业上有所建树，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每一个人最终的需求层次都会上升到自我实现的层次，企业员工也一样，在解决了衣、食、住、行等低层次的需求以后，他们最终的需求必定是自我实现。站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角度来看，自我实现的需求其实就是员工发展的需求。3.成就激励理论。成就激励理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的威廉麦克利兰（DavidMcclelland）提出来的，他主要是研究人的高层次需要，即在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条件下还有哪些需要，研究结果发现人在基本需要得到满足以后，还会有权力需要、社交需要和成就需要。权力需要是施加影响和控制别人的需要，社交需要是建立友好、亲密人际关系的需要，成就需要是追求成功实现目标的需要。该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成就动机，个人行为主要取决于其中被环境激活的哪些需要，个体的努力奋斗程度取决于其追求卓越、力争成功的意愿程度，也就是个人成就的愿望越强烈，那么他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愿望也越强烈。那么企业员工对于成就的渴望以及这些成就的实现，只有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不断进步，不断发展、不断完善来实现。

三、畜牧企业员工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分析

同畜牧业发达的国家相比，我国畜牧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的前端和价值链的低端，跟踪式、模仿式甚至低水平的重复建设居多，形成了“低门槛、低投入、低产出”的低端产业格局，同时，管理理念、管理制度落后等问题已成为制约畜牧企业发展的瓶颈。既然人力资源是企业的第一资源和第一动力，那么畜牧企业发展中面临的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员工发展得以破解和消除。从目前来看，我国畜牧企业员工发展方面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从畜牧企业员工个人的角度看，员工个人的发展愿望不强烈，发展后劲不足

1.文化水平相对较低的传统型员工自身发展愿望不强烈。畜牧企业养殖牛、羊、猪及禽类动物为主，员工的工作环境差，工作条件艰苦，收入一般，一线从业人员以中年农民或初中辍学的农村青少年为主，他们普遍文化水平较低，对生活质量及事业成就要求不高，只要能解决吃饭和生存的问题，没有过多地追求和目标，所以，他们几乎不存在对事业发展、个人成就的追求，因此，这部分群体普遍自身发展的愿望不强烈。2.文化水平较高的现代型员工对畜牧企业的认同度低，发展愿望不强烈。目前，我国畜牧企业中部分员工是科班出身的大专或本科毕业生，这部分年轻人可能在大学时学习的农牧类专业是被调剂的结果，并非自己意愿，因此并不热爱农牧行业。其次，由于传统的对农牧业从业者的轻视，导致年轻人不愿意到畜牧企业就业，即使农牧类专业的大学生在毕业后为到畜牧企业就业，也是为了暂时解决生存问题而并不认同自己的工作和岗位内容，而是时刻想着跳槽，因此不会产生在畜牧企业好好发展的需求和愿望。还有部分年轻人，到畜牧企业从业只是为了积累经验，为自己将来创业做准备，那么这类群体在工作过程中只关注自己能学到哪些知识和技能，多长时间能掌握自己想学习的内容，并不关心自己在企业会发展到什么程度或上升到什么职位。3.部分没有职业生涯规划的员工，发展愿望不强烈。畜牧企业还存在部分员工，对生活和工作现状的自我满足度高，满足于每天按部就班的上下班的安稳生活，对自己未来没有规划，这类员工也无所谓自我发展、自我成就的需求。

（二）从企业的视角看，影响畜牧企业员工发展的因素主要有对人力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人力资源规划缺失、缺乏职务说明书、职业生涯规划可操作性差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也严重制约着员工的发展

1.畜牧企业对人力资源对于企业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人力资源是企业最核心的因素，人力资源的素质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企业发展的速度和水平，但由于目前我国畜牧企业人力资源中人才资源相对较少，精英类人才更少，大多数员工都属于被动工作型，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导致畜牧企业管理者普遍认为人力资源不是最重要的资源，没有充分认识到人力资源作为企业最核心资源的重要性和价值，对人力资源管理机构及制度建设不够重视，以致于出现了人力资源管理理念落后、管理制度僵化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员工发展问题也就更无从谈起了。2.人力资源规划缺失。人力资源规划是企业为了实施发展战略，完成生产经营目标，根据企业内外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运用科学的方法对企业人力资源的需求和供给进行预测，制定相宜的政策和措施。科学而合理的人力资源规划有助于企业发展战略的制定，可以实现人力资源合理配置，为员工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依据，有效激励员工，是做好人力资源管理的第一步。然而目前我国大多数畜牧企业在用人方面随意性强、主观性强，甚至完全根据领导或部门负责人的喜好而定，缺乏整体规划的用人模式根本不具备员工发展的基础和环境。3.缺乏职务说明书。职务说明书是建立在职务分析的基础之上的，通过职务分析可以明确职位设置的目的，明确该职位如何为组织整体创造价值，如何支持企业的战略目标和部门目标。通过进行职务分析，可以明确职位的职责与权限，从而避免因职责不清导致的扯皮推诿，提高工作效率。职务说明书既是企业招聘和制定薪酬的依据，也是员工明确自己的岗位职责和权限的书面材料，更是其做好本职工作，为后续发展打基础的必备文本。但是由于职务分析和职务说明书专业性强，且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成本投入，目前，我国的大多数畜牧企业基本不做职务分析，也没有职务说明书，使得员工的招聘和使用都较为盲目，也不利于后续员工的发展和自我实现。4.职业生涯规划的可操作性差。在去畜牧企业调研时发现，部分畜牧企业制定有详细的职业规划路径，而且根据工作岗位的不同可以细分为生产设备类、市场业务类、技术品管类、行政管理类等，每一类岗位都可以从最基层的一线员工上升为项目经理甚至副总裁、总裁。而且，通过职业规划历程对于不同职位之间的晋升时间及待遇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和分析。但通过走访调研发现，实际上畜牧企业通过这些渠道和途径晋升的员工很少，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规划的理论上可行，而联系实际工作以后，因为内容不够具体详实而导致可操作性较差。所以虽然员工知道有职业规划，但因其可操作性差而对员工发展没有实际的促进作用。

篇2

关键词草原畜牧业；成效；问题；对策；内蒙古伊金霍洛

中图分类号S812.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12-0299-02

伊金霍洛旗地形地貌基本呈西高东低，由西向东倾斜，海拔1 070～1 556 m。东部属晋陕黄土高原的北缘水蚀沟壑地貌，中部为坡梁起伏的鄂尔多斯高原，西部是风沙地貌比较发育的毛乌素沙地。属温带大陆性气候，干旱，风大少雨，寒冷温热，温差大，是温带干旱草原向荒漠草原的过渡地带，全旗年降雨量340～420 mm，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减。全旗年平均气温6.2 ℃，无霜期130～140 d。土壤总面积534 560 hm2，占总面积的95%，栗钙土占15%，粗骨土占10%，风沙土占61%。属温带半干旱草原，草原植被广泛发育，草类大部分由多年生的草群组成，而又以丛生禾本科为主，其次是油蒿和豆科杂草，灌木和半灌木占有较大比重，草群主要以毛乌素沙区的植被类型为主。

1草原畜牧业取得的成效

1.1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过去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因素，生态环境严重恶化。通过禁牧、人工种草、生态项目实施等，伊金霍洛旗天然草原生态效益明显改善[1]。1999年禁牧前，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仅30%~40%，牧草生长高度约20 cm，梁地草原和沙地草原的产草量（干重）为30～60 kg。2012年禁牧后，天然草原植被迅速恢复，优良牧草生长旺盛。据测定，天然草原植被覆盖率已达到86%，牧草生长高度达到35 cm以上，梁地草原和沙地草原产草量（干重）分别提高到50～80 kg，产草量平均提高了30%左右，全旗生态环境逐步向良性循环方向转化。

1.2畜牧业基础设施得到加强

近年来，伊金霍洛旗借助国家生态项目实施，加大基础设施投入，使草原畜牧业基础设施得到有效加强。目前，全旗人工种草保有面积达7万hm2，主要种植品种有草木栖、沙大旺、紫花苜蓿等，年产干草平均在7 500 kg/hm2左右。积极推进模式化、规范化养殖，全旗建成养殖小区93处，其中绒山羊36处，肉羊42处，猪8处，肉牛4处，奶牛3处；标准化配种站128处，其中肉羊79处。现已形成稳定生产各种肉类7 500 t、绵羊毛600 t等优质畜产品生产能力。畜牧业产值占农业总产值的58%。

1.3促进传统畜牧业向现代畜牧业的转变

伊金霍洛旗将舍饲畜牧业作为农牧业结构调整作为重点和突破口来抓，促进了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在生态环境得到保护的前提下，农牧结合有了深层次的突破，种养业内部结构更趋合理。羔羊育肥、肉牛养殖、饲草料加工调制等适用技术的应用，增产效果明显，母畜繁殖成活率、个体乳肉、生畜出栏率明显提高，畜牧业生产经营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步伐进一步加快[2]。

1.4农牧民保护草原的意识普遍提高

草原是畜牧业生产的物质基础和生态安全的根本保障，在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3]。为了加强生态保护和建设，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伊金霍洛旗札萨克镇等地区开始禁牧，生态效益明显。各地通过多种途径，宣传禁牧及草畜平衡的重要意义，使广大农牧民充分认识到草原保护和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2草原畜牧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2.1草原“三化”程度严重，人工草地不足

目前，伊金霍洛旗草原退化、沙化、盐碱化程度仍较严重。据上级业务主管部门测定，该旗可利用草原面积42.59万hm2，草原退化面积17.60万hm2，占草原面积的41.3%，其中轻度退化面积11.60万hm2，中度退化面积 4.70万hm2，重度退化面积1.30万hm2，未退化面积21.73万hm2。而人工种草面积仅为7.00万hm2，占可利用草原面积的16.4%。

2.2草业发展相对落后

当前，伊金霍洛旗草业生产明显滞后于畜牧业发展，特别是养殖园区快速发展、全年禁牧、全面实施舍饲圈养的大环境下，人工草地建设远赶不上当前畜牧业发展的需要。一是劳动力素质低下。随着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劳动力进城务工或创业，而留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的人员大都在50岁以上，他们对草原生态建设新技术接受能力差，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造成草地建设发展缓慢。二是生产与加工脱节，产业化程度低。牧草产业是一次性投资巨大的行业，仅靠一家一户或单个企业很难支撑。政府对一家一户难以解决的牧草收割、加工等机械作业关键环节的引导和投入相对较少，各地存在收割、加工能力不足、生产与加工脱节的问题。据调查，该旗养殖园区约50%饲草从外地调入，大大增加了养殖成本。在霍洛、札萨克、苏布尔嘎等镇，很多牧民饲养的家畜在200只以上，仅靠天然饲草和农作物秸秆远不能满足饲养需要，人工草地建设滞后已成为制约农牧业经济持续发展和生态环境改善的重要因素[4]。

2.3草原建设专项投资不足

近年来，虽然政府不断加大草原建设与保护方面的投入，但仍与草原在畜牧业发展和生态安全等方面的效益和价值不相适应。投入不足不但成为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天然草原保护与建设的主要瓶颈，而且成为退耕还草、农田种草为主的人工草地建设进程缓慢的根本原因[5]。

3草原畜牧业发展对策

3.1加大牧草生产补贴力度

从实际出发，逐步建立和完善有利于草原建设的有关补贴政策，改变重粮轻草的传统观念。在牧草质量相对较差的地区，实施天然草原提质增产建设项目。可以借助于国家生态建设项目等形式，对该区域牧户的天然草原实施提质增产补偿建设项目。一是根据草场的实际产草量，按当年相应等级干草的市场价格，等值补偿草场使用因禁牧而造成的损失部分。二是以增加对农牧户人工草原投入的方式，进行补偿。在牧草质量好、产量高的地区实施草原建设、机械配套项目，以鼓励牧民合理利用草原，特别是提高牧草的刈割利用率，同时配套水利设施，以增加小型农业机具的形式进行相应补偿[6]。

篇3

Abstract：The higher Vocational Undertakes an important task for training advanced skilled talents and advanced technology applied talents，mainly trains the line of work talent for the manufacture， management， service. In the face of such a situation， the industry and the enterprisesoccup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Evaluationand employment demand for research and training students'occupation quality is a very important index.。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employing units on theoccupation quality of vocational graduates， so as to train and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to improve students'occupation quality. This article on how to develop and further analysis and research for Promoting Graduates occupationquality automobile specialized subjec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Keywords： Enterprise Needs；Higher vocational graduates； Professional Quality

一、问题的提出

从最近几年全国高职学生就业统计数据来看，高职生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影响高职毕业生就业的因素有什么？企业确定和录用高职毕业生的标准是什么？随着就业环境与工作要求的不断变化，企业对高职毕业生职业素质的要求有何调整和变化？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已显得越来越重要。分析、总结用人单位的需求，确定评价高职毕业生职业素质的标准，不仅能够为企业招聘学生提供考核标准，更能够为完善高职院校教育内容，提升学生职业素质提供重要参考依据，对于学校人才培养也具有重要意义。

为了更充分的了解用人单位对学生职业素质的要求，对我院一汽―大众奥迪、一汽―大众校企合作项目的20余家4S店进走访调查。我们发现，高职生职业素质普遍存在下面几方面的问题：

1.职业意识淡薄。绝大多数的同学几乎没有思考过自己的职业兴趣、职业倾向、职业道路、职业道德、职业技能、职业价值、职业发展等一系列问题，大部分同学没有系统的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基本的想法是：走一步、看一步，干什么工作无所谓，只要有“钱”途就行，以至于有的同学产生了换其它工作工作的念头。

2.职业道德认识肤浅。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高职生中，对自己将来所从事职业所要求的职业道德几乎不了解，即使有的同学知道一点点，也仅仅是停留在表面，很少有同学去主动的思考，作为一个合格从业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职业道德。目前，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许多同学误以为诚实、守信就是“笨、傻”的代名词，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清规戒律是必须遵守的，职业道德是用来约束别人的，对别人没有职业道德他们可以痛恨、愤怒，但对自己而言，职业道德就形同虚设，可有可无。

3.职业能力较弱。职业能力是人们从事某种职业的多种能力的综合。通常包括专业能力和综合能力两个部分。大部分高职生专业知识基础差、专业技能缺乏、没有取得相应的资格证书、专业知识拓展面窄，自学能力差、外语能力弱、计算机运用能力不足、信息获取意识弱、缺乏团队合作精神、不具备创新能力。

4.职业心理素质较差。职业心理素质是指从业者认知、感知、记忆、想像、情感、意志、态度、个性特征等方面的素质。高职生中，普遍缺乏自信心、缺乏进取心，不能承受挫折，没有顽强的毅力和意志力，缺乏自我控制力和适应力。

二、汽车行业、企业对高职学生职业素质要求现状

由于目前的高职院校汽车类专业学生就业后主要是从事汽车后市场的相关工作，通过对汽车行业、企业进行走访与了解，发现各类企业对人才需求基本是一致的，企业对职业素质重要性其重要性的排名为工作态度、团队精神、理解与学习能力、表达与社交能力、管理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

很多企业之所以招不到满意人选是由于找不到具备良好职业素素质的毕业生，现在越来越多的用人单位认为，高职毕业生正确积极的工作态度比专业技能更重要，大部分企业在招聘毕业生时把正确积极的工作态度作为最重要的因素进行考虑，毕业生应该具备强烈的敬业精神，干一行、爱一行、敬一行。团队合作精神和人际交往能力等也受到了用人单位的重视，重视程度几乎与专业基础技能持平。究其原因，当前无论是生产、管理或服务第一线在社会化大生产的条件下，工作岗位越来越需要团队合作和沟通，这是胜任工作的一个重要条件。

企业要求大学生们具备较强的与理解学习能力、较强的适应能力，能够在一线师傅的指导下，尽快弥补实际操作能力不足的缺陷，缩短在生产线上顶岗工作的时间，降低工厂的培训成本，尽快为企业创造效益。同时毕业生应该具有较强的表达与社交能力，能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能融人班组、车问、工厂的环境中，与其他同事一道，协同工作。部分企业还希望毕业生具有一定的管理能力和科学思维能力，通过良好的管理能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生产效益，通过科学的思维发现企业运行过程的问题，为解决问题提供更有意义的方案。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听话，做事，出活”。也即是说，对正确的批评、意见、建议要接受，要服从管理；眼里要有活，要积极进取，努力学习，钻研业务，要尽快适应工作，要能做事，顶岗工作；熟悉工作后，要尽快地成为一个合格的一线工人，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或熟练从事本职工作、独挡一面，为企业创造效益。

三、培养高职毕业生职业素质的对策与建议

（一）构建围绕培养职业素质的专业课程教学体系，提升社会适应能力

围绕培养学生职业素质这一主题，高职院校在设置课程时，应有意识地将课程设置与培养目标、专业能力有机地结合，在实施专业课程教学过程中，可以将学生在汽车行业、企业第一个3年需从事的典型、难度小、容易教学组织实施的案例为基础，，筛选出课程中与培养职业素质有关、使用率高的专业知识内容，通过任务驱动教学活动，使学生掌握汽车方面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并根据职业的不断变化和新的要求，逐步建立起以培养综合职业素质为目的、岗位实用性和专业针对性强的课程体系，不断推进高职学生的知识能力和职业素质的拓展，深化社会实践教学，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二）构建培养职业素质的考核评价体系

改革课程考核模式，学习领域课程的成绩评价主要基于过程考核，在每个教学任务完成后，在课堂进行相应的评价，评价分为学生自我评价、小组互相评价、教师评价三个部分，考核如表一所示，结合学生的就业方向，在考核项目与评分标准中做适当的调整，以培养学生在以后岗位上所需职业素质。学习领域课程的实施有赖于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及较高的自我认同感。因而，学生自我评价表现出的是学生对自己工作成果的判断，而实质是学生通过这个环节对自己的思维方式、工作方法、工作能力进行反思，从而不断改进，获得提高。 其次通过相互的评价可以把本小组的观点看法传递出去，培养学生的语言组织能力与口语表达能力；学生小组在相互的评价中，认识到自己优点的同时，更有效的听到自己的不足之处，在加上老师的积极引导，学生很容易激发一种弥补自己不足、保持自己长处的兴趣，提高了课堂教学的效率，更培养了学生正确看待自己、评价自己的鉴赏力，为将来学生走向社会、走向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提高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通过教师正确的、公平合理的课堂教学评价，可以调动课堂教学的积极性，激起学生进行学习的内部动因，维持教学过程中学生适度的紧张状态，可以使教师和学生把注意力集中在教学任务的某些重要部分。

（三）提倡组员协作，培养团队意识

在进行案例讨论或实训实践时，将学生分成小组，由小组根据各组组员的素质和能力推选出组长，并在组内进行合理分工，在目标一致的前提下，团结起来，同心协力、取长补短、群策群力，在小组组员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形成行动方案，再派出代表进行小组交流，并由其他同学进行补充或评价，通过这种方法提高团队合作意识。

（四）深化校企合作，使学生与企业形成无缝衔接

高职院校应准确把握行业、企业对人才各方面直接而实际的要求，以企业协议培养等方式实行定单培养，根据行业、企业的需求来设置课程，在课程中贯穿行业、企业对学生职业素质要求的培养，确定人才培养模式，最大化地实现高职院校人才产出与行业、企业需求之间的自动平衡，校企合作使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企业环境中学习知识，增长技能，可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精神，培养学生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独立处事能力、社交沟通能力，学习到的理论知识在实际生产中得到了验证，技能操作能力得到了提高，为毕业后步入工作岗位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以职场实践促进职业素质的提高

现代企业对员工培训已经不仅仅局限在专业技能上，很多企业都成立了企业文化部或类似部门专门负责对员工职业素养的培养。由于各个企业有自己的独特的企业文化，导致很多学生到工作岗位后不适应，于是就开始频繁跳槽，有些学生甚至是为了体现自我、单打独斗等现象与现代企业所要求的团队协作精神相差甚远，都需要加强教育力度。

学生通过在企业实训基地实训，充分受到企业文化熏陶， 感受独特的企业文化，可以向优秀员工学习良好的职业道德精神，传递企业的服务意识、团队意识、创新意识、热爱企业的意识等，从而起到对学生实施有效的职业素质教育和规范管理的作用，全方位地提升学生职业素质，更好地适应未来工作岗位。

（六）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目前，高职院校普遍存在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注重学生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培养，而用人单位对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要求越来越高。从以前对员工技能要求为主转向重视员工的职业道德要求为主，对从业人员的职业观念、职业态度、职业纪律和职业作风方面的道德的要求越来越高。甚至有的企业在招聘员工的时候就提出：“态度比能力更重要”。员工的技能可以通过企业培训与企业实践在短期提高，而良好的职业道德在短期内很难去形成，所以职业道德教育应贯穿于整个学生在校学习的全过程，让学生在毕业时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在新生阶段要开展思想道德修养课程，同时需要在专业课程的教学中融入职业道德的内容，实现智育与的德育的统一。在校期间的专业课程实训实践教学活动就是学生以后工作岗位的缩影，通过实训实践，老师不仅教授学生知识与技能， 也教会学生如何做人、做事，为学生进入社会后缩短自己的适应周期打下良好的基础。

（七）加强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大学作为高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的第一站，是学生迈出学校、走向社会的一座桥梁，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高职生就业期望高，而就业自主能力不强的问题，高职院校应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为目标，针对不同年级的学生形成分阶段、多层次的就业指导体系，在不同年级进行有针对性就业培训和指导。比如大一新生为职业规划期，该阶段的学生应以认识自我、了解职业为主，结合学生的学科状况及个人兴趣，进行职业规划，让学生从进入大学校门就开始确立工作目标、树立职业生涯规划意识，在新生入学校后，可在系部举行学生职业生涯规划大赛，邀请企业、行业的专家参加，以便对学生的规划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人才生长规律进行纠正与指导，为学生在校期间的学习指明一定的方向，让学生在以后的学习中有目的、有针对性的学习；大二为职业定向期，学生经过大一一年的基础课程与专业课程的学习，为以后工作储备了一定的知识，在该阶段，学校应开展职业道德教育，全面拓展学生职业素质，鼓励学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特别是与本专业密切相关的一些活动，比如汽车专业的学生可以在车展的时候作为厂家或4s店的志愿者参与车辆销售或现场讲解的工作，观摩一些地方性的职业技能大赛，利用假期到企业社会实践。通过这些社会实践，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学生获得了成就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同时通过社会实践也意识到了自身的缺点与不足，根据个人情况及时修订和调整职业生涯规划；大三为职业冲刺期，高职院校学生面临就业选择，在该阶段，学校要对学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就业方面的一些培训，以免学生就业时茫然、盲从、态度傲慢等不良情况，努力培养和提升学生的就业素质。

（八）加强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

随着社会对汽车节能、安全、环保的要求日益严格及人们对称作舒适性、驾驶便捷性的的要求日益提高，机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学生在校期间所学到的专业知识只能适应当前市场的车型，面对以后涌现的各种新车，高职学生应掌握科学的学习方法和加强自学能力的培养，以突出其学习主体地位.所以高职教育中须加强学生对自学的认识，培养他们课堂自学、课外自学的能力.

篇4

《国家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二五”规划》提出今后15年要提高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符合我国能源产业政策。近年来，风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等可再生能源发展迅速，众多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领域，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对企业投资可再生能源项目不同阶段财务分析需要注意的问题提出一些建议，供企业投资和决策部门参考。

一、项目前期筛选阶段

在项目前期筛选阶段，选择前景好、未来效益可观及可持续发展的项目，是项目投资成功的第一步。在该阶段应重视整理已完成项目的资料，总结经验，并可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预测项目未来效益及控制投资规模。

在前期筛选项目时，可参考同地区、相近规模电站的投资、年利用小时数、财务内部收益率等情况，快速判断待筛选项目的投资前景，提高筛选项目的效率。

基于整理好的项目资料，可以采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效益预测与投资控制。结合工作实践，影响电站财务收益的主要因素是投资、电量与电价，单位电度静态投资可以同时反映投资与电量两个因素。目前风电场及光伏电站上网电价均实行分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可以整理企业在国内各省区已设计或投资建设的风电场及光伏电站资料，利用excel的数据分析工具库，将整理后的风电及光电项目资料分别进行回归分析，得到风电场财务效益回归方程及光伏电站财务效益回归方程，即因变量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与两个自变量单位电度静态投资及上网电价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通过残差分析验证回归方程的准确度，若准确度较高，则方程可用于风光电项目效益预测与投资控制。

在企业投资决策初期（项目筛选阶段），可根据项目估算的单位电度静态投资和标杆上网电价初步估算项目的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另外，还可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方程进行投资控制，即在某地区投资风光电项目时，标杆电价及该地区的风光资源情况是已知的，在电站初拟装机容量及发电量后，可根据预期的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的范围，利用回归方程推测需要控制的投资范围。

二、项目前期研究阶段

在项目前期研究阶段（预可研及可研阶段等），应对项目进行财务评价，必要时还需进行经济评价。为了财务评价的准确性，需要掌握项目应缴纳的税收及各项费用，尤其对于海外投资建设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摸清项目所在国的电价及税费政策至关重要。另外，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可以通过选择较有利的还款方式（等额本金利息照付或者等本息还款方式），及推迟贷款的额度、年限等方式节省项目的投资成本。

（一）详细调研项目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电价及税费政策

若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位于国内，需要详细了解项目的价格政策、税费政策、生产成本取费标准等。目前国内风电、光电均实行分资源区标杆上网电价政策，分别见《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适当调整陆上风电标杆上网电价的通知》（发改价格〔2014〕3008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发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发改价格〔2013〕1638号）；目前国家对水电项目尚没有制定标杆电价，各水电项目在前期研究阶段一般根据资本金内部收益率或全部投资内部收益率达到10%或者达到业主期望的收益率测算上网电价。目前国内风电场、光伏电站征收的税费主要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水电站征收的税费主要有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水资源费等。风电、光电、水电项目生产成本取费中福利费等取值采用国家及各省区规定标准，定员工资、材料费及其他费用等取值参见各企业要求，或参考同地区或相邻地区已投产相近规模的同类项目相关经营费用取值。

若投资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位于国外，由于各国在税收、电价等政策上差异较大，财务评价前，需要摸清国外相关政策。例如，巴基斯坦风电电价政策为：运营期每年的上网电价由六部分组成，即O&M费电价（包括修理费电价、材料费电价、其他费用（含土地使用费）电价、人工工资及福利等电价）、保险费（含海外投资险）电价、资本金收益电价、红利预扣税电价、还贷本金电价及还贷利息电价。资本金收益17%，红利预扣税为资本金收益的7.5%。另外，根据巴基斯坦风电购电协议样本，从有售电收入的第一个月起，每月售电方将年经营成本（即annual operating and maintenance budget）的1/24存入售电方与购电方约定的单独账户，连续存9个月，共存入年经营成本9/24作为Reserve Fund。Reserve Fund，用于项目的改建、维修、改进、更新及替换。在运营期内若因为大修，使用了Reserve Fund后，要及时补充资金，使Reserve Fund一直维持在年经营成本（即年运行维护费）的9/24的水平。在购电协议结束后，购电方将Reserve Fund如数返还给售电方。

（二）在投资决策中，综合考虑贷款偿还方式等因素

在项目投资决策中，可通过财务分析选择较有利的还款方式，减少投资成本。以某风电项目为例，装机48MW，年利用小时2300h，静态投资37965万元，电价0.54元/kW?h，采用等额本息及等额本金利息照付两种不同的还款方式，控制还贷期15年（含建设期），得到等额本息比等额本金利息照付还款方式多支付还款总额约2401万元（不考虑资金时间价值）。等额本金还款方式虽能节省一定还款成本，但在还款期前几年还款压力大。若考虑资金时间价值时，两种还款方式支付的还款总额相差不多，等本金比等本息还款方式多支付约163万元，主要原因在于等本金方式在前期还款数量较大，时间效应更显著。在等本息及等本金两种还款方式下，项目资本金财务内部收益率分别为15.36%和13.43%。因此，在其他财务测算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采用等本息还款方式，项目的财务效益较好。另外，推迟贷款的额度及年限，也能一定程度提高项目的财务效益。项目不同还款方式、推迟贷款额度及年限时的主要财务指标见表1。

投资者可根据项目的具体情况、投资者的偏好及与银行沟通的结果，综合选择较有利的还款方式。

三、项目电价谈判阶段

海外投资的一些可再生能源项目需要电站投资方与电站所在国政府通过谈判的方式确定上网电价，如水电BOT项目等。关于BOT项目的定价，特许权协议中明确的产品定价方法通常有三种，[3，4]即公式定价法，产品定价以市场价格为基础，但通常规定最低限价；固定价格定价法，通常根据通货膨胀率或工业部门生产指数进行调整；实际成本加固定收益定价法。

BOT建设项目前期研究及电价谈判阶段，需要从不同利益相关方（投资方、东道国政府、借款银行）的关注点出发，来分析其对电价的需求。[5]从投资方角度出发，通过项目前期研究阶段的多种方案测算，选择利润大、风险小的方案，并制定谈判的可退让方案，以便于谈判取得较好的结果。投资方在做多方案测算时，可考虑物价上涨因素对财务效益的影响。

从政府角度出发，政府关注的是项目对财政的贡献及带来的社会效益。政府定价时，应在保证项目有较大的财政贡献及社会效益的同时，给予投资方适当的利润空间。[5]

从银行的角度出发，银行关注的是项目偿还借款的能力。投资方通过和银行的多次沟通，旨在增强银行对项目偿还能力的信心，进而降低项目的融资费用。

四、结语

企业投资项目存在一定财务风险，在项目投资决策阶段，通过财务分析能够对项目的财务生存能力、盈利能力、偿还借款能力进行较全面的分析，减少投资风险。本文结合工作实践，对企业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不同阶段（前期筛选、研究及电价谈判阶段）财务分析应注意的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即项目前期筛选阶段应重视资料整理及经验总结，可以运用数理统计方法进行项目效益预测及投资控制；项目前期研究阶段要详细了解项目所在国家及地区的相关政策，在投资决策中，要综合考虑贷款偿还方式等因素，以利于减少融资成本；在项目电价谈判阶段，定价方式需要兼顾不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

篇5

（一）分布区域不同

农业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农业化，是有机体生产过程，农业生产不可在大范围内逾越自然地带而存在。我国地域辽阔，跨越数个自然地带，从中国的东北到西南，从完达山开始，越过长城，沿吕梁山，经延安，一直向西南到青藏高原的东麓，东南部分是丘陵平原区，濒临海洋，气候温暖湿润，原生动植物多为森林型，产生了以农耕为主的农业；西北部分则深居内陆，高山峻岭，远离海洋，气候波动影响大，干旱且多风沙，原生动植物为草原型，发端了饲养家畜为主的畜牧业。我国草原畜牧业主要集中于内蒙古、新疆、青海、、甘肃、四川等西部、北部天然草原分布面积较大的省份；农耕畜牧业则广泛分布于东部、南部种植农业大省，在气候、交通、劳动力资源等方面都具有明显优势。它们在历史时期内的分布大体与自然地带的分布相吻合。

（二）经营方式不同

经营方式的差异是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最为明显的区别。我国传统农耕区农户定居，以村落形式集中居住，就家庭为中心经营畜牧业，分散圈舍养殖，或以定居点为中心小范围游牧。因农耕的需要而饲养畜禽，规模不大，因此需要的养殖技术较为简单，对管理要求不高，病害往往是制约因素。草原区畜牧业普遍水热条件较差，难以满足定居的生态需要，多以游牧为主，活动范围大，往往可远至上千公里。由于气候的波动性，草原区畜牧业不确定因素很多，如天气、饲草料、疫病、食肉野生动物侵袭等都可能成为制约因素，对养殖知识及生产组织水平的要求很高。为了对抗风险，减少生产的边际成本，因此草原区畜牧业不以小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而是以氏族或血缘关系为纽带的部落生产，家畜虽私有，但内部多有分工。体现了一定的社会化生产，单个放牧单元的家畜规模可达成千上万。

（三）农业经济地位不同

畜牧业在农耕区与畜牧区的地位也有显著差异。农耕区畜牧业的目的多是对种植业进行完善和补充，其目的在于提供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役用畜力需求、改善生活等方面。如南方地区饲养的耕牛，不是为了肉用，而多是用来耕田、负重。故传统农耕区种植业可脱离畜牧业而存在，而畜牧业则不可脱离种植业，是从属地位。畜牧业则是草原区农业生产的支柱形态，几乎是游牧民农业收入的全部。畜产品既是游牧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同时由于游牧农业不是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需要通过畜产品来交换农区的茶叶、粮食、手工业品等生活必需品，所以畜产品也是牧民的生活来源。

（四）驯化的畜禽种类不同

农耕区畜牧业与草原区畜牧业对畜禽的选育标准有差异，驯化出的家畜种类、品种也不一样。农耕区畜禽的选育标准主要为饲料转化效率高，多为杂食性，能够喂养农耕生产出的各种农作物，生产性能好。个体大小不重要，多不善游移，独居群居均有，繁殖率要高。由于有圈舍保护，对恶劣环境的耐受力也不是重点。总体要求是易于管理，家畜种类地域差别不显著但品种区域有差别。草原区畜牧业饲养的几乎都为家畜，它们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多为草食动物，且体格较大，便于牧人在空旷的草原地区监管。往往一个游牧系统饲养多种家畜，各有作用。家畜为了采食、躲避自然灾害、种内竞争，都非常善于游走，喜群居，耐受力好。草原区家畜与环境之间经过多年的双向选择，家畜种类的区域差别很大，如在青藏高原饲养的是藏羊，而蒙古高原则饲养的是蒙古羊，前者耐寒、耐高海拔；后者适于游牧，耐寒耐旱。

（五）孕育的文化类型不同

这两种类型的畜牧业还孕育了不同的文化形态。农耕区畜牧业分布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农耕文化区域内；而草原区历史上一直为少数民族的游牧文化所占据。从历史传说到历史记载开始，就出现了中国文化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分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虽草原民族与农耕朝代有所演替，但各自区域内的畜牧业形态几乎没有变化，所孕育的两种文化，既有冲突，又有联系与交融。农耕和畜牧文化不断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曾是中国历史的主线之一。

二、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农耕区畜牧业是人们利用农区中大量的农作物秸秆、陆生（或水生）饲料植物及丰富的农副产品等，采用舍饲、半舍饲经营方式，饲养牛、羊、猪、鸡、鸭等家畜与家禽。农耕区畜牧业在当地农业系统中的地位虽不如草原区畜牧业，但因我国农耕区体量庞大，基数大，故在全国畜牧业总量占据的比例也非常大，历来是我国畜禽产品的主要来源地。农耕区畜牧业除了提供丰富的畜禽产品，其重要的生态价值是通过畜禽转化农副产品为有机肥，家畜粪便还田，保证了土壤肥力，维系农耕系统的养分循环，构建成中国传统的生态型农业。农耕区生活可以独立于畜牧业，但生产不能长期脱离畜牧业。中国农耕业精耕细作的传统，有大量的技术措施都是针对种养结合，种植业和养殖业相互促进。中国的土地耕作数千年之久而未明显衰退，畜牧业粪肥及其副翼性经济作用功不可没。如我国农耕核心地带太湖地区，明清时衍生出了“农副产品—猪—大田”系统、“蚕桑—羊—桑田”系统、“虫草谷—鸡鸭—田鱼”系统和“桑基鱼塘”系统，这些复合生产系统中畜牧业都发挥了重要的养分转化与流动功能。因中国南北地带性差异较大，农耕区畜牧业文化遗产又有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的分异。

（一）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中国南方的农业系统主体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滥觞，逐步融合荆楚和巴蜀农业系统，并随着汉族的流徙向南推至珠江、闽江流域，向北抵及淮河以南，向西远达西南岩溶地区，最终将稻作农业系统扩散到整个南方地区。稻作农业系统的畜牧业作为种植业的副业存在，核心是建立了“粮—猪农业”这一简单而又高效的农业结构，猪吃残羹剩菜及多余农副产品，并辅以鸡鸭鹅等家禽，按需促进役畜的饲养。以长江流域为主还产生了蚕桑养殖这一独特的劳动密集型养殖业类型，长江上游的巴蜀和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都是重要的养蚕治丝起源地与发展地，衍生了蚕桑生产与其文化系统。南方农耕区畜牧业多舍饲经营，并培育出相应的品种，如太湖猪、湖羊等。不占大量土地，管理精细，配合优良的水热条件，种养相得益彰，生产效率很高，满足了南方地区在宋代之后成为全国经济、文化重心的物质需求。这一精细舍饲畜牧业模式的发生有其合理历史内核，在现今及以后的畜牧业发展规划中，其价值应予以肯定与重视。

（二）北方农耕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北方的农业系统建立在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之上，并向北扩展到东北辽河流域，向南扩展到淮河流域，向西到达青藏高原东沿。种植粟、黍等旱作作物，生态广谱性，森林、草原等不一而足，早在周代就有“马、牛、羊、豕、犬、鸡”六畜的养殖。畜牧业起源多元化，畜禽品种依生态系统而定，驯育出不少性状优异的草食家畜品种。但随后畜牧业的基调受“粮—猪农业”之影响，无不竭力种粮养猪。水热条件较南方次之，没有大量余粮大规模发展耗粮型畜牧业，但因农田附近天然草地面积较大且不少区域处于半农半牧区，多保留了牛、羊等草食动物的舍饲或半舍饲的畜牧业模式，在定居点附近进行适度放牧。精细管理的程度较南方差，但畜牧业的模式更为灵活，农牧结合，不专事农耕，如宁夏盐池的滩羊养殖系统，甘肃民勤的绿洲－荒漠草地放牧系统等。北方农耕区靠近草原牧区，与其发生不自觉的系统耦合，还产生了如四川雅安茶马互市、甘肃临夏东乡异地育肥系统等重要畜牧业文化遗产内容。

三、草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我国天然草原面积巨大，类型多样，从东北延续到西北的广袤草原，是欧亚大草原的重要部分，具有发展畜牧业的优势条件。草原地区发展畜牧业的时间很早，约在全新世早期，欧亚大草原的先民已进入游牧阶段，并随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产生了非常成熟的游牧文明。此后随着历史的演进，在草原地区的民族有消融、有新生、有迁移，但游牧畜牧业的农业生产形态未发生改变，构成游牧文明产生的物质基础。历史时期内草原畜牧业的最重要价值一是保护了草原地区的生态环境与景观格局。我国草原畜牧业产生于草原生态系统，继承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区域性特点，畜牧业文化遗产也相应呈现出区域特色，在与其环境协同进化和动态适应下，形成了物种、土地利用系统、景观、生态伦理观念等丰富的农业文化遗产内容，在数千年中为维护生物多样性，维持社会的经济、文化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二为产生了除农耕文化之外的多元文化。今天我们所见到的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无论衣食住行，还是文学艺术、伦理道德，无不融合了几千年来各个历史时期、各个游牧民族贡献的草原文化元素。如果舍去草原文化，我们将无法想象华夏文明是何等式样，更无从探索其发展历程。草原区畜牧业文化遗产按草原类型、游牧方式、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又可分为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和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三大版块。

（一）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蒙古高原生长有羊草、羊茅、冰草等多种禾本和豆科优良牧草，培育了牛、马、山羊、绵羊、骆驼五畜为主的家畜。游牧技术发达，可通过家畜配比来提高草场利用率；缺乏高大山体，则依靠长距离迁徙的“走敖特尔”来追寻食物与躲避自然灾害；生产组织多以部落为基本单位，各有分工。蒙古高原牧区在文化上更是大放异彩，因没有阻隔交通与交流的自然屏障，游牧部族常可在这块大草原上建立类似农耕政权的有效管理组织，如秦汉时的匈奴、隋唐时代的突厥、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柔然、明时的北元等，他们都曾在此登台亮相。蒙古高原既是他们挥师南下入主中原的大本营，又是他们班师回乡休养生息的根据地。蒙古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既是孕育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摇篮，形成中国北方草原文化，又通过互市或军事介入，与南方的农耕政权发生物质和文化交流。

（二）青藏高原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在青藏高原农业系统中，畜牧业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青藏高原海拔高、气候寒冷潮湿，牧草生长期短。生活在这里的藏族牧民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下从事畜牧业生产活动，并培育出了适应高原环境的专一型藏系家畜，如牦牛、藏马、藏羊、藏猪、犏牛和藏獒等。畜种分布出现地域化、专业化的特征。牦牛是古人类在狩猎生活中逐步认识和驯养出来的家畜，比较适应高原生态环境，分布较为广泛；马、驴、骡和猪等牲畜的高原适应能力较差，主要分布在河谷、盆地一代；绵羊和山羊更能适应高寒环境，多分布于山地之间。高寒草原＋藏系家畜形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高寒草原畜牧业区域，游牧业经济活动表现岀明显的专一性、稳定性特点，其游牧系统是建立在不同海拔高山草地之间的季节游牧，游牧的距离不远，如四川红原的麦洼牦牛放牧系统，甘肃天祝县的白牦牛放养系统。同时青藏高原畜牧业还哺育了藏族及藏传佛教的地域性文化，其农业伦理思想不过分追求畜牧效益，如藏族的放生传统、野生动物爱护、禁忌文化等习俗，生态伦理思想非常浓厚。

（三）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

包括河西走廊和新疆在内的内陆河流域广袤区域，该区以多个分散的点状绿洲为节点，构建了山地－绿洲－荒漠的复合生态系统。其发生的大背景是海洋气候影响薄弱的广大内陆，存在地带性荒漠和高大的山体，高大山体构建了不同的垂直生物气候带，分布着面积广阔的草原，历史上无数游牧民族在这里发展了草地畜牧业。高山上较为丰富的降水又形成冰川和河流，河流的出山口，挟带沙石和土壤有机物，在山麓地带形成冲积扇，这里水分充沛，土壤肥沃，适于中生植物生长，于是成为草木丰茂，鸟兽繁衍的天然绿洲。绿洲以农业为主，在绿洲边缘地带进行着适度游牧，多为半农半牧或农牧结合的类型。该区培育出了诸如伊犁马、大尾羊、哈萨克羊这样的优良畜种。游牧方式为不同绿洲或山体不同海拔之间的长距离游牧，转场可达上千公里，对生物的时间地带性原理体现最为明显。家畜在牧人的管理下，突破地理地带性的局限，对地理地带性加以剪裁、连缀，排除不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截取适宜自身生存的环境时段构建了全新时空体。同时由于山体的牧区和绿洲的农区大体沿山脉走向线状分布，农牧区距离较近，农牧系统结合一直较好。西北内陆畜牧业文化遗产区孕育了以哈萨克、柯尓克孜、塔吉克族为主体的游牧民族，还一直担当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纽带，文化则以外入的伊斯兰文化为主导。

四、结语

篇6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篇7

在世界农业、畜牧业起源时期，世界主要农作物和驯化动物的整体空间分布有什么特点？

主要集中在中国、印度、西亚、中美洲和欧洲

2、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哪些影响？

原始农业和畜牧业的产生与发展，标志着人类从食物的采集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是食物生产的革命（有了稳定的衣食来源）。①使生产工具有了显著的改进，出现了磨制石器，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②推动了原始社会家庭手工业的发展，例如制陶、制革、纺织等以妇女为主的手工业；③促使农业村落出现，人类逐步实现了定居生活。

3、

较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先民在生产和生活方面主要有哪些不同之处？

新石器时代的“新”表现在磨制石器和陶器的使用上。石镰作为磨制石器的代表，侧重于生产领域；陶器作为重要的生活用具，侧重于生活领域

4、

农业的产生、家畜的驯养、陶器的发明、与定居的实现有什么关系？P12

原始农业、畜牧业的产生，磨制石器、陶器的出现，使人类逐渐开始了定居生活，形成了农业村落。定居生活促进了原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发展，物质生活的提高也促进了人们精神生活的改善，对于人类文明的起源和传承，具有重要的意义。

5、

半坡居民的房屋有什么特点？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什么关系？

半地穴式房屋。半坡遗址处于黄河流域，气候冬冷夏热、干旱少雨，半地穴式的房屋冬暖夏凉。

河姆渡居民的房屋有什么特点？这与当地的自然环境有什么关系？

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当地处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多雨，这种房屋利于通风、防潮。

6、先民的精神世界体现在哪些方面？艺术、、审美观念、科学萌芽，图腾崇拜等方面

7、第一单元内容列表

生活时间

远古人类

特点差异

旧石器时代

距今约170万年

①云南元谋人（我国境内发现的已知最早人类）

生产工具上使用打制石器

生产生活靠采集狩猎为主

生活方式过着群居生活

距今约100万-50万年

②陕西蓝田人

距今约70万-20万年

③北京人

距今约30000年

④山顶洞人

新石器时代

距今约1万年

生产工具“新”：主要使用磨制石器

生产生活靠种植粮食和饲养家禽为主

生活方式上过着定居生活

生活用具“新”：主要使用陶器

距今约7000年

⑤浙河姆渡遗址

距今约6000-5000年

⑥陕西半坡遗址

距今约5000-4000年

⑦炎黄尧舜禹传说

P15[自我测评]

1、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相比，新在哪里？

生产方面：生产工具新，主要使用磨制石器；生活方面：生活用具新，使用陶器。

2.比较河姆渡遗址与半坡遗址的异同（半坡居民和河姆渡居民的生活的异同）

河姆渡遗址

半坡遗址

区域

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

生活地点

浙江余姚

陕西西安

生活时间

距今约7000年

距今约6000-5000年

自然环境

气候比较湿润多雨，水网密布

气候比较干燥少雨，河流较少

建筑样式

干栏式木结构

半地穴式（圆形尖顶小屋）

种植的农作物

水稻

粟（小米）和小麦

驯养的动物

牛

猪

制作的陶器

黑陶

彩陶

相同点

河姆渡居民与半坡居民都生活在新石器时代，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会建筑房屋，建立了农业村落，过着定居的生活，从事原始农业和畜牧业。

篇8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早期，采集、渔猎、畜牧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存在的生产部门。虽然在采集、渔猎中萌生了原始农业，而原始农业又分化出畜牧业，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明显的部门区别与区域分异，各生产形式之间相互补充、相互完善，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结构特征。例如在我国内蒙古东西部许多史前时期聚落遗址中都发现有代表畜牧文化的细石器与表现鲜明定居农业的陶器、石器共存的现象，其中内蒙古西部老虎山遗址出土的器物就是一则农牧共存的典型事例[1]。进入国家阶段以后，这样的事例也仍然存在，如夏商周三代时期华戎之间的地域分异仍然十分不清晰，许多中原民族往往在农业中杂以狩猎与畜牧。由于广泛存在这样的生产结构，以至于在中原文人撰写的文献中，也不过用西北多牧畜少农耕，中原多农耕少牧畜描述而已，你我之间还没有明显的界限。

萌生于原始农业的畜牧业，不但在地域上与农业相互交叉，而且由于早期的畜牧业是与原始农业相伴而生，因此并不具备迁移特征，属于放养型畜牧业。随着农业生产内部结构进一步分化，以迁移生活为代表的游牧业逐渐游离出来，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而依附于定居农业的放养型畜牧业继续与农业生产保持着密切联系，并以家庭舍养、近地放牧等不同形式持续发展到近现代。

游牧型畜牧业与放养型畜牧业存在许多差异，其中在以下几方面尤为突出：1)规模：放养型畜牧业中牲畜的食物来源主要限于聚落周围地带，因此畜养规模有限，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性很强。游牧型畜牧业中牲畜获取食物的空间范围很广，完全脱离了农业聚落的束缚，畜养规模很大。2)区域：由于放养型畜牧业与农业生产之间的依存关系，其分布地区多与农业生产结合，出现在农耕区或半农半牧区。与放养型畜牧业分布地区不同，游牧型畜牧业则跳出农耕区的基本范围，成为草原环境的产物，并在迁移中建立了更广阔的生存空间。

在各类非农业生产类型中，游牧型畜牧业（简称游牧业）虽然起步较晚，但无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还是在由人类活动而塑造的人文景观中，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许多学者就游牧业与骑马民族的产生提出了多方面的见解，其中日本学者江上波夫认为骑马民族的发生和发展，极大程度上决定于地理环境。尤其欧亚大陆中部的茫茫草原，既因干旱缺雨而无法进行农耕，又没有大型食肉动物对草原牲畜造成威胁，是理想的牧场[2]。美国学者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timore)则就中国历史背景指出，草原游牧的产生与马的应用关系密切[3]。乘马可以使依草原而生存的牲畜与依牲畜而生存的社会密切联系在一起，从而由部落发展成草原国家。那么除了草原环境与马具之外，是否还有其它原因成为游牧业脱离农业而趋向草原的动力呢？离开中外史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我们将问题的视点放在环境上，并指出游牧业的产生与环境存在一定的互动关系。

2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兴起与气候变迁

在广义农业的范畴之内，游牧业出现最晚。就中国的历史背景而论，对亚洲草原民族研究具有权威地位的拉铁摩尔、江上波夫等外国学者认为，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区游牧业与骑马民族兴起的标志[2～5]。对于这一观点的理解应包含这样的内涵，即胡服骑射是中原民族对抗草原骑兵的应对措施，因此这一时段不但标志着骑马民族的成熟、强大，而且也显示了真正以文化、生产手段与分布地域不同而区别出农耕与畜牧两大区域的历史进程。在此之前游牧生活已经在北方民族中存在很久了，只不过那时这些民族的空间发展还仅限于北方草原地带，农牧民族双方还没有在空间上发生激烈冲突，以中原诸国为代表的农耕民族也用不着采取任何防御性的应对措施。

2.1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人

见于文献记载最早活动于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是匈奴人。战国以前的文献中也将其称之为“鬼方”、“猃狁”等，战国时期“匈奴”一词开始反复在文献中出现。大约从战国初期这些活动在山陕、内蒙古一带的非农业民族逐渐具备了骑马民族的特征，不但有成群的牲畜，而且有极具战斗力的骑兵部队，屡屡对秦、赵等国构成军事威胁，并以中原诸国北方劲敌的定位而见诸于史籍。伴随游牧活动，整个民族具备典型的“行国”特征。“行国”之称始见于《史记·大宛传》，其中提到所谓的“行国”就是“随畜迁移，与匈奴同俗”。这时匈奴已经成为人们理解中的典型“行国”。正像所有游牧民族一样，匈奴人的马背生涯扩大了他们的活动空间，不但带领他们驰骋于欧亚大陆中部草原地带的东西南北，而且这一骑马民族自从公元前5世纪左右登上历史舞台后，在近10个世纪内影响着中国历史，影响着中亚乃至于世界历史。

2.2气候变迁导致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的考古依据

匈奴人如何骤然兴起、如何发展成影响中国北方乃至于整个欧亚草原的“行国”，是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游牧业的重要问题。在对文献记载进行考辨的同时，考古发现为回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大量的依据。

1974～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队在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进行了近10年的发掘工作，其中取得的成就对于探讨中国北方游牧民族起源的问题作出重要贡献。朱开沟遗址的文化遗存共分五阶段，表1归纳了这五阶段文化遗存的年代、环境、文化以及经济特征[6]。从中可以看出朱开沟遗址的文化时期内，这一地区环境与人类经济活动方式的互动关系以及人类活动方式由农耕、狩猎、采集向畜牧业为主方向的渐进过程。

表1朱开沟遗址经济文化与环境特征表

Tab.1Theeconomy,cultureandenvironmentofZhuKaiGousite

阶段年代环境生产工具猪：羊：牛

第一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很少，主石刀，石斧、石磨棒、

化早期要为草本花粉，其磨石、骨镞、骨凿、1:0.45:0.36

中蒿、藜花粉占全骨针。

部花粉的50%。

第二段相当龙山文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石斧、石凿、石刀、

化晚期少量的胡桃和漆等石镰、石铲、石杵、

阔叶林木，草本蒿石纺轮、砍砸器、石1:1.29:0.33

、藜花粉增多，约矛形器、石镞、角锄、

占全部花粉的70%骨刀、骨镞、骨匕、

以上。骨针管、骨针、陶垫。

第三段相当夏早期草本蒿、藜花粉继生产工具中石器、骨

续增多，约占全部器、陶器与前段相差1:1:0.27

花粉的90%以上。不大，惟出现了铜器，

且石器中细石器的比

重略有增加。

第四段相当夏晚期木本花粉中出现了生产工具数量。种类、

耐寒的云杉、桦、制法与前段无明显区1:1.15:1.15

榆等，以松、桦针别，骨镞、纺轮的数

阔混交林为主。量较前段增加，铜器

仍为小件工具。

第五段相当商二里木本以松、杉针叶石器中除细石器与石

岗文化阶段林为主，草本蒿、斧、石刀，其它种类

藜花粉约占全部花都有所减少。骨镞的1:1:1

粉的93%。数量有明显增加。铜

器中除小件工具外，

出现了铜短剑、铜戈、

铜刀、铜镞、铜鍪、

铜护牌、铜项饰等大

型工具、兵器等。

植被类型是环境特征的标志性指示物，朱开沟遗址不同阶段木本与蒿科、藜科等草本植物花粉比例的变化，显示出遗址所在地区环境的基本面貌与变化特征。蒿科、藜科均属于半干旱、干旱气候条件下的草本植物，这类植物对旱生环境有较明显的指示作用。虽然在整个朱开沟遗址文化的5个阶段中，木本植物中针、阔树种花粉比例的变化，反映了气候存在冷暖、干湿波动的特征，但从整体看变干则是气候变迁的基本趋势。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文化层中蒿、藜科植物花粉的比例仅占50%，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植物所占比重越来越大，由50%增至70%，至第五段已达到93%，成为占绝对优势的植物。由于蒿科、藜科植物的旱生属性，这类植物比例增加反映了环境逐渐向干旱方向发展的变化特征。对于全新世湿润期以来内蒙古农牧交错地带具有明显的干旱化趋向，地理学家从另一角度也给予了证明[7]。

早期人类活动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十分密切，因此伴随环境发生变化的同时，人类活动方式与生存手段也出现了相应的转变。在朱开沟遗址第一段发掘的生产工具中既包含农业生产工具，也有用于射猎的工具，这些工具证明了人们在这一阶段不但从事于原始农业种植，同时也将射猎作为辅佐农耕的重要谋生手段。在农耕与射猎两种生存方式之外，遗址中出土的动物骨骼从另一个角度显示了朱开沟时期的人们在从事农耕与射猎的同时，还存在放养业。如果对于朱开沟遗址五个阶段的环境、工具以及猪、羊、牛骨骼数量的变化进行对比分析，就会发现遗址文化层从第一段到第五段随着气候干旱程度逐渐增加，羊、牛与猪之间的比例也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猪、羊、牛虽然都属于人类驯化、饲养的动物，但由于动物之间生理特征的差异，一般将猪的饲养视为农业生产的标志，而羊与牛的饲养则成为畜牧业的象征。朱开沟遗址五个文化段中猪、羊，牛比例的变化，说明的正是农业与畜牧业比例的消长。第一段中猪所占比例超过羊、牛比例的总和，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在各业中占有突出地位，此后各段中随着气候转干，农业逐渐消退，而畜牧、射猎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朱开沟——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发掘报告》中指出，当文化发展到第五段时，不但房址、墓葬数量明显减少且分散，而且人们使用的工具中已经出现了大量青铜工具，这些青铜工具与后来在内蒙古其它地区发现的青铜器均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

朱开沟遗址的文化信息清楚地显示了随着气候变干，草原边缘民族一步步放弃农业生产，转向畜牧业生产的过程。这个过程既没有像拉铁摩尔曾经指出的那样，由于农业民族的强大，逼迫游牧民族从自然条件较好的农耕区退向草原，也不是源起于与农耕区对立的其它环境中，草原边缘民族在由原始农业转向放牧业几乎没有发生空间区域的位移，或许几代前他们的祖先就从事着原始农耕业，到了后来他们却渐渐放弃了农耕技艺，将谋生的方式变换为射猎、畜养，而导致所有这一切转变都与气候变化有关，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当然，促使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的环境背景，并不仅仅限于气候变干一个环节。大量的研究明确指出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经历过一次变干且变冷的过程，随着气候变冷、变干，温性森林减少，草原扩大，那些原本在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生长的农作物，渐渐失去了生存条件，而面对环境变化牛、羊等牲畜却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6]。生活在这里的草原边缘民族失去了农业这一食物来源，自然而然将生存的依托转向畜牧业，并在越来越多依靠畜牧业的同时，不断积累动物驯养经验，从牛、羊的畜养到马的驯化，进而使驯养牲畜变得更加成熟、独立。

2.3游牧业产生

朱开沟遗址第五段发掘的青铜工具虽然带有游牧经济的文化特征，但若对遗址的全部信息进行分析，可以发现这时朱开沟人从事的仍属于放养型的畜牧业，而不是游牧业。前文已经指出放养业与游牧业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放养业是在定居农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动物饲养过程，而游牧业则完全脱离了定居生活，随阳而居，逐水草而迁。在整个朱开沟文化的发展阶段中，尽管定居农业的比重越来越低，但定居生活在遗址中却始终显示出核心作用。定居生活与畜牧业相伴的现象维持很久，直至春秋时期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畜牧业中仍含有定居、半定居的经济成分[10]。

在活动区域上游牧业与放牧业最大的不同在于空间的拓展，对于游牧业来讲，决定其发展的关键因素不在于土地占有权，而更多地取决于迁移权，只有在随阳而迁的迁移过程中，草原民族才能不断获得丰美的水草，发展壮大。因此驯化马匹，发明控制牲畜行动、适应频繁迁徙的用具是草原边缘民族摆脱定居农业，迈向游牧生涯的关键。针对这一问题，中外学者就马具出现与游牧业兴起的因果关系早已形成共识。其中拉铁摩尔在论证这一问题时，就注意到草原与农耕区的边缘地带存在既非完全农耕，也非绝对游牧的草原边缘民族，随着马具的产生使这些民族脱离定居生活，放弃过渡文化最终成为真正的游牧人[11]。与这一观点相应，由朱开沟阶段代表的放养型畜牧业向游牧业转型过程中，同样离不开马具、车具的应用。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内蒙古宁城南山根3号石椁墓及其它墓葬中发现了成套马具，包括马衔、镳、銮、铃、节约、铜泡等，其中马衔有两种形式，一种比较罕见，两端有齿状倒刺；另一种为常见套环式。两端有齿状倒刺的马衔外侧有可以转动的环，只要马头偏离方向，倒刺便刺入嘴中，任何野马也会被驯服。南山根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左右[12,13]。内蒙古考古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墓葬中也多次发现马衔、节约、马镳、轴头等马具、车具，经研究证明，这些马具、车具的所属时代早于公元前6世纪[10]。有了马具，有了骑马术，才有了真正的骑马民族。内蒙西杭锦旗桃红巴拉遗址是一处时代相当于公元前665～590年的典型匈奴墓葬，墓内已没有殉猪、殉鸡以及任何表明从事农耕的遗留物，而是以数量可观的殉马、牛、羊的头、蹄为主，显然

马、牛、羊牲畜是当时主要的财富与生活来源[14]。如果说马具的产生是草原民族脱离定居生活，走向游牧化的标志，那么至少早在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二百多年前，以匈奴人为主的北方游牧民族已经形成。在以后的二百年中随着匈奴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成长壮大，逐渐与中原诸农业国构成文化、生产方式以及活动区域的分异，至公元前4世纪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正是在空间上明确这一区域分异的标志。

2.4匈奴等北方草原民族的空间扩展

匈奴既是典型的北方草原民族，也是最早见于文献的游牧民族之一。自70年代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在鄂尔多斯地区开展考古工作，相继发现大量极具特点的青铜器，这些被称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珍贵文物经考古学界研究，认为是以匈奴为主体的中国北方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与游牧业伴生的文化。这批青铜器不但反映了匈奴人的游牧生活方式与文化内涵，而且也揭示了这一草原民族的起源历程。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属于起源于鄂尔多斯以及临近地区的土著文化，其早期往往与商式铜器伴出，以后不断向东、向北扩展。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鄂尔多斯青铜器分布范围很广，并在不同时期形成各自的分布中心。其中：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多分布于鄂尔多斯、山西吕梁地区以及陕西北部。相当于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相继在鄂尔多斯，北京昌平、延庆，河北平泉，内蒙古赤峰、宁城等地发现，并在外贝加尔出土了相似的器物。相当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主要发现于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宁夏固原和河北北部。其中仍以鄂尔多斯地区发现为最多，向北在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也有类似发现。相当于两汉时期的除鄂尔多斯外，蒙古境内诺颜乌拉、海尔罕山、色楞布贝勒赫、呼尼河等地以及俄罗斯境内叶尼塞河左岸、科伊巴尔草原都有一定数量器物发现[10]。

上述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分布中心的变化，既证明了朱开沟所在地——鄂尔多斯地区与匈奴等游牧民族的渊源关系，也清楚地显示了匈奴人的空间发展历程与气候变迁的对应变化。在匈奴历史早期，即相当于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具有游牧文化特征的民族从主要分布于鄂尔多斯以及山陕等地开始向塞外延伸，这一点可以从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的分布区多与夏家店上层文化区吻合得到证实。这一时期以黄河流域为核心的农耕区尚处于岛状分布状态，农耕区之间还存有大片未开发地带，这里或保持着原始自然风貌，或成为非农耕民族的活动区域，这一切都为鄂尔多斯式青铜器穿插式出现在山陕一带构成了背景条件。大约距今3500多年前中国北方气候开始转冷，气候变迁不但促进畜牧业进一步从农业中分化出来，而且也使塞外辽河流域具有农耕文化特征的夏家店下层文化转向含有畜牧业生产方式的夏家店上层文化，与此同时以鄂尔多斯式青铜器为标志的草原民族也进入了辽河流域以及毗邻地区。当历史进入战国时期，随着以匈奴为主的北方草原民族逐渐强大，农耕民族与草原民族之间的对立日趋明显，农耕民族在作出“胡服骑射”的应对性措施的同时，也在双方的交接地带修筑了防御性工程——长城，在长城的制约下匈奴等游牧民族南下活动受到限制，故这一时期鄂尔多斯式青铜器多呈现沿长城一线分布的特征。秦至两汉是匈奴人壮大的时期，这时匈奴人不但建立了王庭，而且依凭马上优势将自己的势力从漠南伸向漠北，直抵西伯利亚的旷野之中。

2.5中国北方畜牧业与欧亚草原文化的同步性

畜牧业的产生地不仅限于中国北方草原，整个欧亚草原现已发现多种典型畜牧文化类型。这些畜牧文化虽然显示了各自区域性的文化特征，但在发生时间上却表现出极大的同步性。与朱开沟文化晚期、夏家店上层文化时代相近，欧亚草原除长城沿线及以北地区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外，黑海北岸的斯基泰文化、咸海沿岸、谢米列奇耶和天山地区的萨基文化、叶尼塞河中游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文化、图瓦的乌尤克文化、阿尔泰的巴泽雷克文化、蒙古西部的乌兰固文化、蒙古东部和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等都是典型的畜牧文化。这些典型的畜牧文化几乎出现在同一时期，从欧亚草原的中部一直延伸到中国长城沿线，构成世界上连续性最长的文化景观。能够在如此广大的范围内，驱动欧亚草原上不同地带的人们同时脱离定居农业生活，走向草原与畜群相伴，其促动因素不应仅来自于人类活动本身，全球变化是其最主要的驱动力。目前已有的科学研究成果证明，全新世温暖期结束之后，气候转冷、转干的地区不仅限于中国北方，在气候变迁的共同背景下，欧亚草原不同地区的人们作出了共同的选择，放弃原始农业，融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15]。

3结语

畜牧业作为人类的生产方式之一，它的起源不但取决于人类生产自身的发展，而且深受环境变化的影响[16]。距今3500多年前随着气候变冷、变干，萌生于农业生产内部的放养业逐渐脱离农业生产，形成独立的生产部门——游牧业。游牧业一旦兴起之后，就在中国人文地理区域分异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与包括渔猎、采集、放养型畜牧业等非农耕生产部门并存，构成北方草原与森林草原地带的基本文化景观。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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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翟德芳.试论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青铜器.见：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1994.296～316.

[14l田广金.桃红巴拉的匈奴墓.考古学报，1976,(1):131～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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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农业起源理论

农业的起源是农业考古学的重点研究课题，西方的学术界对农业起源问题异常重视，早在18世纪就开始接触这个问题，19世纪就有一些学者从人类学史的角度进行探索。到了20世纪，由于考古学的发展，特别是在近东发现了许多早期农耕遗址，从而使农业起源问题引起更多学者的重视，纷纷提出各种假说，呈现百家争鸣的局面。

在农业起源问题上，英国考古学家柴尔德的贡献很突出。他首先将农业的产生作为区分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标准，而不是传统的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并将农业的诞生称之为新石器革命，认为其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性完全可以与近代的产业革命相比而毫不逊色。从而使考古界对农业起源问题更加重视，在考古发掘中更加主动自觉地搜集有关农业起源的信息，并对起源的原因进行各种探索。

西方有关农业起源问题主要有下列几种假说：

(1)绿洲说

柴尔德本人就以提出农业起源于绿洲的假说而闻名。柴尔德认为在冰河末期，湿润而寒冷的近东气候变得温暖而干燥，植物只在河边及绿洲生长，动物栖息在水源近处，人类也不得不居住在水源附近，因而得以观察周围的动植物，于是逐渐将植物进行栽培，将动物进行驯化。农业就这样产生了。

(2)原生地说

美国考古学家布雷德伍德则认为近东过去l2000年间气候并未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否定了以冰河后期气候变化为前提的绿洲说。布雷德伍德认为在冰河后期的近东，曾有野生谷物和野生动物共生的原生地带。洪积世末期，人类采集食物的能力已相当高，可供食用的动植物资源丰富，定居的时问逐渐变长，与周围动植物关系更加密切，认识也更为加深。人们反复试验谷物的收割和种植、动物的捕获与饲养，从而出现了农业的曙光。

(3)新气候变化说

后来出现了新资料，通过花粉分析的结果得知，洪积世末期的近东气候是由寒冷干燥转向温暖湿润，于是气候变化引起的农业发生说又从新的角度被重新提出来。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大约在公元前9000年的洪积世末期，气候变得温暖湿润，野生谷物的生长地扩展，人们为了更方便采集食物，离开了原来居住的洞穴，逐渐在平原上生活下来。由于得到更多的日光照射，一些被人类无意中遗弃的种子容易在住处的周围发芽生长，使人们掌握了野生谷物的生长规律，开始种植谷物。居住地周围的空地又给狩猎者饲养动物提供了机会。农业便在这种良好的条件下发展起来了。

(4)人口压力说

另一派学说认为人口的压力是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洪积世末期近东温暖的气候使植物繁盛，人口也随之增加。而人口增加又需要供应更多的食物，光靠采集野生植物已不能满足需要，人们就开始尝试种植野生的草本谷物。食物的增多促使人口增加，但人口增加到一定的限度时，又需要改进种植技术以提高产量。农业就是在这周期性的过程中产生的。

(5)周缘地带说

美国学者宾福德认为在一定环境区域内，由于人口的增加，原来的生活地区难以供给足够的食物，于是出现了两个集团，多出的人口成为移居集团，向适于生存的周围地区转移，而原有的集团留在原来的核心地带。因此迫切需要开发新食物来源的是移居人口增加的周缘地带，而不是核心地带。弗朗内立进一步发展宾福德的假说，认为栽培作物开始并不是在野生植物生存地带，而是在其周围那些条件稍恶劣的地方发生的[1]

(6)宴享说

加拿大学者海登1992年提出了一种动植物驯化的竞争宴享理论。他认为在农业开始初期，在驯化的动植物数量有限和收获不稳定的条件下，它们在当时人类的食谱结构上不可能占很大比重。而有的驯化植物与充饥完全无关。因此，一些动植物的驯化可能是在食物资源比较充裕的条件下，扩大食物品种结构，增添美食种类的结果。例如谷物适于酿酒，有些植物纯粹是香料和调味品，一些葫芦科植物的驯化可能是用作宴饮的器皿，而狗除了狩猎外也是一种美食[2]。

应该说，各家的假说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又都不很全面，因而总是互相否定，难以取得共识。其实，农业产生的原因是非常复杂的，是在各不相同的自然环境中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不能仅仅归结于一两个孤立的因素，也不能限于传统的概念仅在新石器早期阶段中去探讨农业的起源问题，而要将视野扩大到中石器时代。根据国内外考古资料及学者们新近的研究成

果，在许多距今15000年至l0000年之间的“中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出现了农业萌芽，诸如块根作物的种植及谷物的采集和栽培。而这时正是地球处于冰期阶段，气候严寒，原有的许多大型动物转移了，许多丰富的采集对象灭绝了，人们的食物资源出现了严重的危机，人们不得不寻觅新的食物来源。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除了猎获一些中小动物外，过去不大吃的苦涩的坚果、野菜、地下块根和水中的螺蚌以及野生谷物通通都被用来果腹。随着人口的增加，这些采集对象会日益减少，人们在熟悉了它们的生长规律之后，就会尝试去种植某些作物，先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谷类作物，作为采集经济的补充和后备。当冰期过去之后，气候转暖，那些种植过的作物生长得更加茂盛，产量增多，人们就扩大种植规模，逐渐将其驯化为栽培作物。农业就这样产生了。以中国为例，距今20000年至ll000年前，正当大理冰期的峰期，气候严寒，这时正是所谓“中石器时代”。在我国华南一带的许多洞穴中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遗址，并且在遗址中发现了农业遗存。如在湖南的玉蟾岩、江西的仙人洞和广东的牛栏洞都发现了水稻遗存或植硅石。当冰期结束之后，在距今八九千年之问，先民们开始大力种植水稻，并且使其在长江流域得到迅速的发展。这一观点，在1999年12月11日至l3日于广东省英德市召开的“中石器文化及相关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上，获得很多学者的认同[3]。

不过，与西方学者相比，中国的学者更关心本国农业的起源问题，并在下列几个问题上取得共识。

(1)中国农业的本土起源

在农业起源地方面，历来有多元论和一元论之争。多元论认为世界各地均有独立的农业起源地。如前苏联植物学家瓦维洛夫通过对大量栽培物种变异形成中心的研究，发现世界上有八个栽培作物起源中心地区。美国植物学家哈兰则将世界主要的农耕起源地划分为六个。两人都将中国划为一个独立起源中心。以美国地理学家索尔为代表的一元论者主张农业首先在某一特定的区域发生，再向世界各地传播。索尔认为农业发源地在东南亚，然后传播到周围地区。有的学者则主张近东月芽形地带是农业起源中心。中国的学者大多主张多元论，特别拥护中国是独立的农业起源地的学说。其中尤以美籍华裔学者何炳棣教授最为突出。他在1969年出版的《黄土与中国农业的起源》中，以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科学论据雄辩地论证了中国的农业起源于黄土高原，成为中国农业本土起源论的杰出代表[4]。

国内的学者对农业起源问题用力最勤、成绩突出的当数李根蟠、卢勋和黄崇岳诸位先生。他们在诸多论著中对农业起源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独立见解，引人瞩目。

(2)农业起源于采集、狩猎时代

关于农业起源问题，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以后人们为了解决饲料的需要才产生种植业。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指出：东半球(旧大陆)的农业，是游牧部落为了解决牲畜的饲料而产生的。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也引用同一观点：“十分可能，谷物的种植在这里首先是由牲畜饲料的需要所引起的，只是到了后来，才成为人类食物的重要来源。”b J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曾在中国史学界产生很大影响，某些学者甚至将它与古代文献记载中的“伏羲氏”和“神农氏”传说结合起来，提出“伏羲氏”是代表畜牧业发生时期，“神农氏”则代表农业发生时期，由于《易经·系辞下》有：“伏羲氏没，神农氏作”的记述，于是就认定中国也是先有畜牧业，然后因畜牧业发展引起的饲料需要才发明农业。李根蟠、黄崇岳、卢勋在《试论我国原始农业的产生和发展》-6 J和《再论我国原始农业的起源》[7]等论文中首次对这种观点提出异议，明确指出：原始农业(种植业)是从采集渔猎经济阶段直接产生的，其间并没有经过一个畜牧经济阶段，不是畜牧业的发展引起了农业；畜牧业虽然也是萌芽于狩猎采集经济阶段，但它的真正发展，特别是游牧经济的形成，往往是以农业生产的一定发展为必要条件的。

李氏等人首先从考古学角度进行考察，指出解放后所发掘和调查的大量新石器时代遗址，基本上都呈现了以农业(种植业)为主的综合经济面貌，至今未发现一处是以畜牧经济为主的早期农业文化遗址。过去将“细石器文化”当做“游牧文化”是不正确的，它应该属于狩猎经济，而农业是直接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因此考古学并没有提供畜牧业引出农业的任何证据，能够提供的倒是否定的证据。其次指出，司马贞补《三皇本纪》中把“庖牺氏”解释为“养牺牲以供庖厨”是后儒望文生义的一种曲解，根据战国学者的记述，“庖牺氏”时代属于渔猎经济时代，因此不能作为畜牧业先于种植业的根据。再次，大量的民族学资料也表明南方少数民族的农业是从采集经济发展而来的，即使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形成游牧经济以前，也经历过原始农业阶段，并非种植业发生在畜牧经济阶段之后。在我国考古和民族学材料中，迄今没有看到人类在狩猎采集经济阶段就完成了构成人类食物重要来源的、具有相对独立经济意义的草食或杂食性动物——牛、羊、猪、马的驯化和繁殖的事实。虽然畜牧业与种植业一样萌芽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采集狩猎经济(前者直接渊源于狩猎，后者直接溯源于采集)，但它的真正发展，尤其是游牧部落的形成，则往往是在其内部或外部的种植业有了一定发展以后。这是既合乎历史事实又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现象。

(3)首先种植块根或块茎作物

农业起源问题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原始种植业究竟是从栽培什么作物开始的。李氏等人通过对我国南方若干少数民族资料的研究，发现人类最早栽培的作物可能是块根块茎作物，然后才是禾谷类作物，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如云南的怒族最早栽培的作物是芋，它是从野生芋中独立驯化的，而不是引进的。景颇族以及与景颇族关系密切的阿昌族也是首先种芋的。独龙族最早栽培的作物之一也是芋。拉祜族曾经“以叶为棚，无定居，略种杂粮，取山芋为食，性嗜猎”。古代海南岛黎族最早种植的作物是薯芋。都是块根作物。台湾高山族的山地土著居民中最为原始的“野番”以及处于原始农业早期阶段的“生番”，以种植芋薯为主。在国外，东南亚、大洋洲和非洲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原始农业民族也是首先种植芋或薯类等块根作物的。

已故考古学家童恩正教授赞同这一观点，他指出：“就华南地区的农业发展而言，在栽培稻米之前，有一个栽培无性繁殖作物的时代，作为稻作农业兴起之前的一个准备阶段，这是十分可能的事。”[8]

块根块茎作物，特别是芋之所以在许多地方首先被原始农人所栽种，主要原因是：第一，在采集狩猎时代，块根块茎植物是人们最喜欢采集的野生植物之一。这类作物块大量多，含有丰富的淀粉和其他营养物质，吃了能耐饥。第二，块根块茎作物不像谷物那样要求砍烧比较大片的林地，可以利用林间隙地挖穴栽种。第三，芋薯类块根块茎作物产量高、质量好，而且炊食比较简便，只要沿用传统的烧烤兽肉的方法稍加变通即可，且能较长时间地保存。

(4)原始农业起源于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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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牧区的重要意义

一是提高草原畜牧业生产能力的主要手段。牧区是以草原畜牧业为主，草原畜牧业又是以草原和牲畜为基本生产资料的产业。草原具有很强的可再生性和可更新性，牲畜的规模和畜产品的产出量完全依赖于草原的可再生性和可更新性。因此，草原保护、利用、建设的程度如何，直接决定着草原畜牧业的生产能力和水平，影响着畜牧业的发展。

草原是一个十分脆弱的生物物理生态系统，人为的开垦、采挖和过度采石都会造成草原永久性的破坏。目前，内蒙古草原生态形势不容乐观。乱垦、乱挖、滥采、超载过牧、过度开垦以及不合理使用草原资源等直接造成了草原退化。据统计，全区草原面积由解放初期的13亿亩减到现在的11．23亿亩，可利用面积减少到8亿亩左右。改革开放以来，牧区从“草畜双承包”到草原承包经营权到户，是一种顺应改革发展的正确选择，在一段时期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如：“六五”时期牧区经济总收入比改革初期的1980年增加了2．5倍，平均年增长22．3％；“七五”时期平均经济总量比“六32"时期又增长了2．2倍，平均年增长17．9％；到了“九五”末期，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牧区经济总量增长开始下降，增速减缓，甚至出现负增长。截至2002年内蒙古牧区经济总收入56．7亿元，比2001年下降3-3％。再次出现负增长，2002年牧民家庭现金收入比上年减少11．4％，其中：出售牲畜及畜产品收人比上年下降3．6％。其主要原因是草原资源已经挖掘到了尽头，维持原有的再生产规模，已经十分困难，靠增加牲畜数量的扩大再生产已经不可能。

二是构筑北方生态屏障的必然选择。内蒙古大草原地处祖国的北部边疆，天然草原面积为8800万公顷，占国土面积的75％，占全国草原面积的22％，是中国面积最大、草原类型最为丰富的草原牧区，其中呼伦贝尔市、锡林郭勒盟是世界保存最为完整的草原之一。内蒙古大草原与东北地区的原始森林共同构筑了我国北方地区惟一的天然生态屏障。因此，内蒙古大草原的生态地位是不可取代的。而目前，“沙尘暴”这三个字对中国人民来说已经不再陌生。起源于内蒙古的“沙尘暴”所带来的经济与社会负面影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已经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如果我们再不抓紧进行草原生态的有效保护和建设，恢复草原本来面目，牧区的经济就得不到发展，而且离社会主义新牧区的目标会越走越远，更有甚者，可能会给全国带来环境灾难。

三是实现牧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需要。牧民是草原的主人，千百年来，广大牧民就有保护草原的意识和合理利用草原的方法。注意防火，懂得无水草场和有水草场怎么利用，知道当一个地片的草被采食到1／3时必须倒场，清楚这片草原能够容纳多少只牛羊。这种天人合一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产生活方式维系了草原的繁荣和活力，创造和推动了草原的文明和发展。可是，人口剧增的今天，保护草原只能靠控制牲畜头数来实现。值得庆幸的是：上世纪末，牧区开始逐步推行退耕还草、围封转移、休牧禁牧、划区轮牧等措施，取得了重大成效。短短几年时间，牧草长势、生态环境有了明显的变化。实践证明，只要不负重于草原，合理利用草原，再加以保护和建设，草原植被是可以恢复和永续利用的。

二、主要思路

今后一段时期，在保持经济又快又好发展的基础上，立足牧区实际，按照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为基点，正确认识和处理草原生态保护和发展畜牧业的矛盾，继续实施退耕还草、围封转移、休牧禁牧和划区轮牧，加强草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实现新牧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主要对策措施

一是大力发展牧区合作经济组织，提高草原畜牧业的生产水平。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小而全的家庭经营方式和统一的大市场的矛盾趋于尖锐，各种各类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应运而生，对当地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首先，草原是一个有机的生态整体，只有牧民联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保护和建设草原，靠一家一户孤立的行动是很难实现的。其次，草场有类别区分，用途和作用各不相同，牲畜有品种、性别、岁龄的不同，也要分群饲养，畜种还有品质、效益和市场需求不同，需要改良，草场虫害和牲畜疫病都需要防治等等，客观上都需要统一管理和使用，只有合作才能实现这种统一，才能有效地合理利用草场和科学养畜。再者，发展牧区合作经济组织有利于降低牧民生产、生活和销售成本，达到增收节支的目的。

二是进一步探索牧区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发展效益畜牧业。牧区产业结构单一，特别是纯牧区，基本没有二、三产业，成为困扰牧区经济发展一个重要因素。传统牲畜品种和数量一定程度受到市场影响，必须加强牲畜品种改良，选择一些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的饲草类动物来饲养，以此来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一些牧区已引进一些新的品种，并获得成功，值得加以推广。

三是重新认识和理解牧民的身份、地位和作用。传统的牧民在人民形象中是畜产业的创造者，即肉、奶、皮和绒毛的创造者。随着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等一整套的措施实施以后，牧民就不完全是畜产业的创造者了，还兼顾生态环境保护者和建设者的身份；产品也不仅限于肉、奶、皮和绒毛了，还兼顾创造无形产品，即：生态产品。生态环境的改善受益者不仅仅是牧民，而是整个社会。因此，希望能够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在拓宽牧民收入渠道的同时，适当地给牧民一些补贴，或者理解为支付给牧民生态产品的报酬。为了生态安全，调动牧民保护和建设草原的积极性，也应当给牧民发放生态补助。以至于不会因为草原生态保护和建设而减少牧民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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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动物福利壁垒; 畜牧业; 对外贸易; “四位一体”模式

中图分类号: F752.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 0892 (2007) 05- 092- 05

收稿日期: 2007- 01- 24

作者简介: 段辉娜,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WTO 规则及涉外经济; 王巾英,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贸易。

一、引言

在2005 年的哈洽会期间, 欧盟一个畜产品进出口贸易商到我国黑龙江正大企业, 欲采购金额达上亿元的活体肉鸡, 但是在欧盟厂商代表参观完正大企业后,宣布交易取消, 原因是正大企业“不够宽敞的鸡舍”。这一事件凸现出了一项新的贸易壁垒――动物福利壁垒。所谓动物福利壁垒就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 一国以保护动物, 或者以维护动物福利为由, 制定一系列动物保护或者维护动物福利的措施, 以限制甚至拒绝外国货物进口, 从而达到保护本国产品和市场的目的。动物福利发起于西方发达国家, 名为善待动物、保护动物福利和生态平衡, 实则进行贸易保护。我国目前对动物福利壁垒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李诚志博士指出, 动物福利的概念起源西方, 具有鲜明的西方文化背景, 东西方在文化价值观上存在的差异使中国人在现阶段接受动物福利的概念肯定有障碍; 翁鸣亦提出了动物福利壁垒的国家差距可能会成为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新壁垒[1]; 赵书华等对于动物福利的国内外立法现状进行了分析对比; 纪月清等从供给与需求的角度分析了动物福利转变为贸易壁垒的条件; 周正祥分析了动物福利壁垒形成原因, 并提出了初步对策。但关于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的影响及对策的分析尚很缺乏。

本文通过分析动物福利壁垒的发展, 透析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对外发展的影响, 并对此提出了“四位一体”的应对模式。

二、动物福利壁垒的发展

1976 年, 美国人休斯提出了动物福利的概念, 认为饲养在农场中的动物, 要使其与其环境保持协调一致的精神和生理完全健康的状态。目前, 国际上通认的动物福利基本原则为: 生理福利、环境福利、卫生福利、心理福利和行为福利, 具体如表1 所示:

目前, 一些发达国家在动物福利方面已制定相关规定。美国于2002 年启动了“人道养殖认证”标签,该标签的作用是向消费者保证, 提供这些肉、禽、蛋、奶类产品的机构在对待家禽方面符合文雅、公正、人道的标准。

欧盟也出台了一系列新措施。如2003 年1 月, 欧盟理事会提出欧盟成员在进口动物产品之前应将福利考虑在内; 从2004 年开始, 市场上出售的鸡蛋必须在标签上标明是“自由放养的母鸡所生”还是“笼养的母鸡所生”。[2]

这些均发出一个强有力的信号――动物福利壁垒日益盛行。

1. 动物福利壁垒已具有合法性

首先SPS 协议确立了WTO 成员运用必要措施保护人类、动物、植物的生命和健康的权利。而且在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督促和推动下, 2003 年2 月, WTO 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改稿, 已将“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之中, 并将有关动物福利内容正式列入WTO新一轮农业谈判,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动物福利在贸易中地位的认可。世贸组织又规定允许成员方采用“为保障人民、动物、植物的生命或健康的措施”。到目前, 世界上已有100 多个国家建立了比较健全的动物福利法规, 这些都成为动物福利壁垒合法并日益盛行的客观基础。截至2004 年, 世界动物健康组织(OIE)成立两年就已经有167 个成员国。

2. 传统技术壁垒的逐渐失效催生动物福利壁垒

在GATT 和WTO 的不断努力下, 随着一系列规则的确立, 关税作为一种贸易壁垒的作用已逐渐减弱,非关税壁垒蜂拥而起, 在此冲击下我国不断进行自我完善, 提高产品质量, 建立相关法规制度, 积极应对,致使非关税壁垒的阻碍作用逐渐减弱。而且在香港举行的WTO 第六次部长级会议的胜利闭幕, 亦标志着非关税壁垒将受到进一步规范, 成员国的市场将进一步开放, 出口补贴和国内技术支持将进一步削减, 贸易保护程度总体上将有较大的下降。这些因素刺激一些发达国家寻找新的贸易壁垒, 达到保护本国利益和市场的目的, 于是动物福利壁垒应运而生。[3]

3. 生态健康的要求奠定了动物福利的重要地位

随着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类的安全健康意识加强, 更关心产品对身体健康和安全的影响。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 人类也越来越关心赖以生存的地球和生态的平衡, 因而要求国际贸易中的产品本身及其生产加工过程都不要以破坏环境及生态平衡为代价。疯牛病、口蹄疫以及2003 年的SARS、2004 年的禽流感等事件更加使人类认识到生态、环境、健康之间的关系。不规范的养殖、运输、屠宰均会影响畜产品的质量, 进而影响人体健康, 这致使动物福利问题逐渐受到重视。

4. 我国持续的贸易顺差推动动物福利壁垒

在全球经济发展迟缓的环境下, 我国持续多年保持贸易顺差, 且大多年份顺差额呈增长趋势, 这使欧盟、美国等很多国家发起了“中国”。中国成为WTO 成员后, 各国对于中国产品的恐惧更是有增无减。曼德尔森于2006 年7 月7 日发表的《中欧贸易与投资: 挑战、机会与选择》演讲中提出一个“ 中国墙”概念, 标志着欧盟将会制定强硬的对华贸易战略。其他各国也在积极创造各种壁垒对我国产品进行“ 封杀”。在动物福利方面, 我国几乎处于空白, 未建立相关法规、标准体系等, 这给一些发达国家可乘之机,预示着动物福利壁垒将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对外贸易的又一大主要障碍。[4]

三、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发展对外贸易的影响

1. 市场准入门槛提高

动物福利壁垒的市场准入主要是指发达国家通过动物福利立法或制定苛刻的动物福利标准, 限制发展中国家动物源性产品的进口, 进而达到遏制发展中国家动物源性产品对本国出口的目的。表面上, 是保护环境和人类身体健康, 关爱动物; 实质上, 是阻碍外国动物源性产品输入, 保护本国市场。

2005 年2 月, 瑞士等国际动物保护组织发表相关文章, 就河北肃宁县皮毛动物养殖和加工业进行了不

实报道。其中, 轻视毛皮动物养殖和活剥动物皮毛的报道被国外多家媒体和国内部分媒体大量转载, 这使我国毛皮出口受到了严重影响。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副理事长张淑华称, 中国养殖业在发展过程中, 一直努力学习欧美国家先进的养殖技术、环境和设施, 屠杀均采用电击和注射等国际通用做法, 养殖场的管理、技术都是采用欧美的养殖标准。“文章对河北肃宁县及中国养殖业情况的报道以偏概全, 诋毁了河北肃宁及中国毛皮行业的声誉, 这样的报道和评价严重影响了中国毛皮的出口和毛皮行业的健康发展。”

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具有较完备、先进的生产经营技术、检疫检测体系, 并且其标准不分国别一视同仁, 这对处于经济和技术劣势的发展中国家而言, 无疑构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我国由于发展水平所限, 在畜产品的养殖、屠宰、运输、加工等技术上处于落后水平, 不规范的养殖、不安全的加工成为发达国家把我国畜产品拒之门外的合理理由。动物福利壁垒起到了关税配额的作用, 使贸易条件恶化。

2. 国际市场竞争力下降

畜牧业在我国属劳动密集型行业, 产品出口价格较低。以猪肉为例, 我国猪肉出口价格总体上低于日本和美国, 并且大体呈逐年递减趋势, 只2004 年因为疯牛病和禽流感的影响, 猪肉价格略高于上年( 如图1, 数据来自联合国粮农组织网站) 。低成本、低价格正是我国畜牧业的相对优势所在, 按照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 我国可以从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中获利。

但动物福利壁垒的出现, 会逐渐削弱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优势。动物福利壁垒以SPS 协议和TBT 协议为基石, 这两项协议在一定程度上鼓励较高的国际标准。我国受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水平的限制, 畜牧业还未实现规模经济, 成本优势主要表现在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和低廉的原材料上, 尚未考虑到动物福利问题, 若按发达国家的动物福利标准, 我国现有畜产品生产及加工方式都需进行彻底的改变, 这必然会导致我国畜产品的生产成本增加, 降低市场竞争力, 使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逐渐恶化。

表2 揭示了我国加入WTO 以来畜产品的国际贸易状况, 自2000 年以来我国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 且畜产品出口在农产品出口中所占比重大体呈下降趋势。动物福利壁垒提高了我国畜产品的进入国际市场的准入门槛, 大大降低了出口量, 是造成我国畜产品出口贸易恶化的原因之一。

资料来源: 根据2002 年- 2006 年《中国农业年鉴》、《中国经济年鉴》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

3. 贸易争端增加

我国在经济水平、生产方式、消费结构和传统习俗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存有较大差距, 我国不规范的屠宰方式、不安全的饲料成分是发达国家抵制的。瑞典某电视台播放了我国东北地区虐待动物、活剥狗皮的画面, 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感与抵制, 一些动物保护组织甚至要求政府抵制从中国进口相关产品。此外,动物福利具有复杂的特性, 各国规则各有侧重、不尽相同, 在我国出口畜产品时极易引起贸易争端。

贸易争端增加了交易成本。争端期间贸易不能正常进行, 造成贸易停顿甚至取消, 使出口商面临现金流不能按期回收, 甚至现金流损失的风险。贸易争端的处理耗费时间、人力、物力和财力, 这些均增加了交易成本, 使出口商为获得国际贸易利润所支付的代价增大, 导致出口商品的比较优势降低, 出口能力下降。

如图2 所示, D 为国际市场需求曲线, 交易成本使出口商供给曲线由S 移到S’, 均衡点由A 点移动至A’点, 出口商剩余由三角形EDA 所代表的面积减至三角形ECA’所代表的面积, 出口商剩余减少了图形A’CDA 所代表的面积, 出口量从OL 减少到OL’, 减少了LL'。

此外, 动物福利壁垒也暴露了我国动物福利状况的弱点, 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外向型发展。

首先, 在意识上, 我国尚未意识到动物福利的重要性。美国的民间组织“善待动物协会”发起抵制肯德基和麦当劳的运动, 因为他们为了节约成本, 没有建立足够的鸡舍, 使鸡拥挤在狭小的空间, 这一运动以肯德基和麦当劳的妥协而结束, 而在我国狭小鸡舍状况比比皆是, 从未考虑过动物也要享受五项福利。在技术上, 我国在养殖、运输、屠宰等相应环节上仍然落后。例如利用电击屠宰生猪, 电击量应该把猪击晕而不是电死, 然后再给它“温柔一刀”, 使其痛苦降至最低, 同时其它待宰活猪不能目击这一幕, 否则会因为恐惧而使肉质恶化。在我国, 屠宰场一般把猪四肢捆住, 在猪的哀嚎中给其放血; 也有用电击的, 但由于技术原因电击量不是过大就是过小, 使猪遭受更大的痛苦, 而其同伴则满怀恐惧地目睹这一幕[5]。2006 年欧盟销毁了一大批从我国进口的肉食品, 因为我国的肉用动物在饲养、运输、屠宰过程中没有按照动物福利的标准执行。

其次, 从发展趋势来看, 我国畜牧业应走外向型发展之路。自改革至今二十多年, 我国畜牧业连续年平均增长9.9%, 产值增长近5 倍。但我国城镇居民的人均猪牛羊肉消费量自20 世纪80 年代变化就不大,基本保持在人均年消费20 千克的水平上, 这表明国内对于畜产品的需求基本饱和。[6]日益增长的畜产品急需拓展国外市场, 走外向型发展之路。随着技术含量的提高以及国际贸易经验的积累, 我国畜牧业对外贸易状况在逐渐改善, 但动物福利壁垒的出现成为一个难度更大的难题, 严重阻碍了我国畜牧业外向型发展的步伐。

四、我国的应对措施

动物福利壁垒即将成为我国畜牧业发展对外贸易的主要障碍, 对此我国要建立“四位一体”的应对模式, 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调动企业的自我完善能力、消费者的理性消费能力,紧密结合“四位”的力量, 共同应对动物福利壁垒。

1. 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

( 1) 发挥我国在世贸组织中的作用, 严厉抵制滥用动物福利壁垒

按照WTO 规则, 遵循动物福利条款是必须的, 但一些发达国家无视发展中国家技术、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 以动物福利为借口, 制定苛刻的技术标准, 阻碍发展中国家畜牧业的对外贸易, 这严重违背了WTO的宗旨。我国政府应充分发挥在世贸组织中的话语权,积极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 利用WTO 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减少单边歧视性制裁, 依照SPS 协议和TBT 协议中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条款, 要求发达国家考虑我国在实施动物福利方面存在的困难, 严厉抵制某些发达国家滥用动物福利壁垒, 为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争取良好的国际市场环境。

( 2) 充分利用农业支持政策

WTO 规则允许各成员国实施“绿箱政策”和“黄箱政策”在规定范围内对农业进行支持。2003 年2 月WTO 农业委员会提出的《农业谈判关于未来承诺模式的草案》第一稿及其修正案中已将“ 动物福利支付”列入“绿箱政策”。“绿箱政策”共有12 项, 我国现已使用的只有6 项, 尚有很大空间可以利用。我国可设计合理的财政补贴措施, 由政府给予畜牧企业补贴,以弥补其为提高动物福利所耗费的成本。政府可以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或资金, 以调动畜牧企业改善动物福利状况的积极性。

( 3) 加快动物福利立法

从立法角度确立动物福利的法律地位, 对经济动物的文明饲养, 给它们以适当的生存条件, 无论对提高畜牧业的科技水平和产品质量, 发展对外贸易, 还是对提高人类文明的水平, 都是十分必要的。世界上第一部与动物福利有关的法律出台于1822 年, 由爱尔兰政治家马丁说服英国议院通过了禁止残酷对待家畜的“马丁法案”。目前, 西方关于动物福利的组织机构和规章制度都很完善, WTO 规则中也有明确的动物福利条款, 这为动物福利提供了法律保障。而我国现行的有关动物保护的法律为数不多, 没有一部专门、完整的动物保护的总括性法律。2006 年5 月初, 北京市法制办拟为“动物福利”立法, 最终因有关专家“给‘动物福利’立法过早”的反对意见而不了了之, 这形成了动物福利无法可依的局面。企业在畜产品生产环节缺乏约束机制, 造成了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难以达到发达国家的质量要求。不过在2006 年颁布实施的《实验动物管理条例》中, 新增加了“动物福利”的章节, 尽管内容只有短短不到200 字, 但这是我国首次将“动物福利”的概念正式列入法律, 标志着我国动物福利意识逐渐增强。

( 4) 建立健全质量认证和检疫检测体系

我国加入WTO 后, 实施标准化管理势在必行。目前, 在畜牧产品方面我国的相关质量认证和检测体系尚不完善, 与国际标准有很大距离。我国应积极建立信息收集系统, 了解国际动物福利通行标准和各国或地区的特殊要求, 然后建立并完善我国的畜牧产品质量认证与检测体系, 与国际标准体系接轨。在质量认证和检测体系的建立完善过程中, 除强调终端产品的认证与检测外, 更要注重产品生产过程的合格性。

2.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协调作用

畜牧企业应建立健全行业协会, 增强行业自律,监督行业内动物福利标准执行情况。并且当行业内企业遭遇动物福利壁垒时, 行业协会便于集中行业力量,代表出口企业向有关部门反映、申辩, 并对外应诉。各国动物福利立法及检疫检测标准不同, 信息繁多, 单一企业要搜集各贸易对象国的相关规定和标准,就必须投入巨大的成本。行业协会可以设立专人收集信息, 充分应用信息技术迅速、全面地掌握各贸易对象国的动物福利壁垒动态, 并通过信息技术便捷地与相关专家交流, 及时、准确地向各企业提供国外动物福利标准、发展动向及有关的分析研究结果; 同时行业协会应有效地收集、分析本国出口产品的信息, 包括价格、质量、市场份额等信息, 预测可能受到壁垒限制的概率, 使畜牧企业及时规避风险。

3. 提升企业竞争力

( 1) 畜牧企业加大投入, 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企业应增大投入, 尽可能参照有关动物福利标准来改善动物的生存环境, 使动物在养殖、运输、屠宰等过程中均能享受到较高的福利水平。[7]

同时要积极引进新技术, 提高畜产品的技术含量。目前HACCP 被发达国家广泛应用, 这是一种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管理体系, 由美国最早开发。HACCP 一般应用于生产环节, 通过对生产过程中的每一环节的控制, 来保证合格产品的生产。企业根据各自生产和加工的具体情况, 确定影响产品安全的关键环节控制点, 并在每个关键环节设定严格的限制, 加强监督,确保达到关键的控制。如屠宰企业可以选取致晕、放血、噪音、悬挂、电刺5 个环节作为关键控制点, 来检测、监控屠宰过程, 有助于畜产品质量和动物福利水平的提高。

( 2) 积极开拓新的市场我国畜产品的出口过于集中于发达国家和地区,这增加了贸易风险。2006 年一季度我国畜产品的主要出口到货地有: 日本、香港、俄罗斯、美国、印度、德国、波兰、韩国、新加坡、意大利和澳门, 出口总额为5.39 亿美元, 占畜产品出口总额的85.73%。[6]与上年同期比, 对日本、美国、德国、韩国、新加坡和澳门的出口下降, 其中美国、德国、韩国和新加坡的出口降幅较大, 均超过20%, [6]给我国带来很大损失。我国企业应该积极拓展新市场, 分散风险。不同的国家对动物福利的标准不同, 企业在完善自我的同时, 要注意出口市场多元化, 避免产品在某一国受阻而使企业陷入困境的局面。企业亦可在产品出口前, 研究不同国家的福利标准, 根据本企业产品的质量, 选择适当的市场, 规避风险。

4. 增强消费者理性消费观念

在国内需求环节, 一方面应宣传相关动物福利法律, 提高我国公民爱护动物、保护环境的意识; 另一方面积极宣传科学知识, 积极倡导理性消费。有研究表明, 在肮脏和密集的环境里, 猪、鸡、鸭等动物自身免疫能力会大大降低, 很易生病, 进而引起动物疫病。而动物如果处于突然的恐怖和痛苦状态时, 肾上腺激素会大量分泌, 影响肉的质量, 并且这些激素有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物质。要使消费者明了享受不到福利的畜产品会降低消费者的福利水平, 这样便于从需求角度规范畜牧业的发展。

动物福利壁垒对我国畜牧业的影响愈来愈大。我国应积极调动各方因素, 并将其有机结合, 应对这一新贸易壁垒, 提高我国畜牧业的对外贸易能力。

参考文献:

[1]翁鸣. 不可低估的道德壁垒――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动物福利问题[J]. 国际贸易, 2003, ( 6) , 28- 29。

[2]刘双芹. 我国禽畜产品出口面临的新问题――道德壁垒[J].国际经贸探索, 2005, ( 5) : 57- 61.

[3]蓝海涛. 国际农业贸易制度解读政策应用[M]. 北京: 中国海关出版社, 2002: 8.

[4]吴强. WTO 框架下农产品贸易争端研究[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 2004: 8.

[5]Lund, Vonne; Olsson, I. Animal Agriculture: Symbiosis,Culture, or Ethical Conflict? [J] .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Environmental Ethics 19, no. 1 (2006): 47- 56.

[6]边全乐, 马光霞. 中国畜产品进出口贸易评价分析[J]. 世界农业, 2006, ( 7) : 29- 31.

篇12

纳米比亚是一个神秘国家。它不像它的邻居南非那样举世闻名，但其境内的“红泥人”却远近闻名。

所谓“红泥人”，说的是辛巴族。辛巴族人生活在纳米比亚沙漠腹地，以游牧为生，仍然保存着500年前的原始风俗：一夫多妻，上身，全身上下挂满了装饰品。辛巴女人终年不洗澡，代之以用混合着黄油的红土涂抹在身上、头发上。她们坦胸露乳，从不穿上衣，被人们称为“红泥人”或者“红人”。

辛巴女人之所以要把自己的皮肤涂红，一是为了抵御烈日暴晒，二是防止蚊虫叮咬，三是红泥可以封闭毛孔起到保暖作用，四是通过擦红泥好比洗澡可以除去身体上的污物。

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辛巴族人的生活也在发生变化在上个世纪80年代，辛巴族还有20多万人口，到现在，大约只有2万多人了。过去，辛巴族男人外出狩猎，女人留守家园。现在，男人大多外出打工，留在村庄里的主要是妇女儿童和老人。

与辛巴“红泥人”相联系的是纳米比亚的红色沙漠。那些含有铁矿元素的沙子堆积成一个个沙丘，在阳光的照射下焕发出震憾人的红色，让人难以忘却。

而与红色沙漠联系在一起的是人类的起源。美国一个科学家通过DNA分析研究揭示，人类的祖先来自纳米比亚！这是《科学》杂志2009年的一项研究成果说的。这项研究又说，大约5万年前，150个非洲人首次离开非洲大陆，分散到世界各地。

非洲大陆最后一个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纳米比亚旧名“西南非洲”，位于非洲西南部。北与安哥拉、赞比亚接壤，东、南邻博茨瓦纳和南非，西濒大西洋。国土面积825，418平方公里（居世界第33名）。现有人口约240万（2013年，居世界第142名）；人口密度为2.5/km2（居世界第235名）。全国分为13个行政区和50个地方政府，首都温得和克（Windhoek），人口31.6万。

1.概况

纳米比亚地处南非高原西侧，沿海有狭长平原，南部多沙漠，北部多草原，常年有水的河流极少。内陆全属高原、山地，一般海拔1，000米以上，最高点为海拔2610米的布兰德山。中部为中央高地；东部为卡拉哈里盆地的一部分；西部沿海一带为沙漠性平原。南部的奥兰治河和北部的库内内河，分别为同南非和安哥拉的界河。大部分地区属干燥的亚热带气候、半沙漠性气候，干旱少雨，年降水量咱西南往东北从10毫米增至700毫米。因地势较高，终年温和，温差变化不大。年平均气温18-22℃。

最早居住在纳米比亚的是布须曼人、达马拉族人（Damara）和纳马族人（Namaqua）。公元14世纪，班图人自非洲中南部向南迁徙，其中少量人在纳米比亚一带定居。15世纪，荷兰、西班牙、英国等殖民者接踵而至。1884年，德国占领西南非洲沿海地区，宣布该地区为德国殖民地，名为德属西南非洲。1915年，德国在“一战”中战败，西南非洲被南非占领，并推行种族隔离政策。1966年，纳米比亚黑人开始展开反对南非的游击战。1968年6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将西南非洲更名纳米比亚。20世纪80年代，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南非终于同意纳米比亚独立。1990年3月21日，纳米比亚宣布独立。由此，纳米比亚成为非洲大陆最后一个获得民族独立的国家。

2.人口与语言

纳米比亚的大部分居民是非白种人（84%），其中大部分又为奥万博族，约占总人口的一半，主要集中在北部地区。除了占大多数的黑人班图族外，还有大群的科伊桑族。科伊桑族人在外表上与班图族人和白人区别颇大。另外，还有占总人口约8%的“有色人”和“巴斯特人”――他们拥有荷兰人、德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或葡萄牙人的血统――这个比例在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居第二位，仅次于南非。

纳米比亚的官方语言是英语，但大多数白人使用南非语或德语。在新一代人中，最广泛的语言是英语。

基督教是主要宗教，其中信奉路德教的人最多。另有10-20%的人信仰本地的土著信仰。

3.社会发展总体状况

纳米比亚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2012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22亿美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约7097美元。人类发展指数为0.625（2011年估计）。在《2010-2011全球竞争力排行》中，纳米比亚在全球139个国家中列第74位。

纳米比亚是全球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失业率高达51.2%，基尼系数高达0.743。占总人口1/5的富人收入占国家总收入的78.7%，占全国人口1/5的赤贫人口收入仅占全国收入的1.4%。全国约有1/3人口每天生活费仅有1美元。

纳米比亚的社会发展状况不太好，全国文盲率高达60%，医疗卫生状况也不容乐观。据《2010-2011全球竞争力排行》，纳米比亚每10万人中肺结核和艾滋病携带患者这一指标列全球第134位。

艾滋病在非洲十分猖獗，纳米比亚也深受其害。致使其国民的预期寿命由独立之初的60岁下降到目前的47岁。不过，经过多年努力，艾滋病感染率已经趋于稳定。

以矿业为主的国民经济

1.矿产资源丰富

纳米比亚矿产资源丰富，盛产稀有宝石矿物硼铝石，素有“战略金属储备库”之称。主要矿藏有钻石、铀、铜、铅、锌、金、银、镉、钒、锗、铀、天然气等，其中，钻石生产驰名世界。采矿业是纳米比亚经济的主要支柱，90%的矿产品出口，矿业所创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近20%。主要生产氧化铀、钻石、黄金等。出口收入占国家总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

纳米比亚是重要的钻石供应国，钻石产量居世界第六名。2008年，纳米比亚钻石产量达到222万克拉，产值分别占GDP的7.6%和矿业产值的47.6%，出口额约占商品出口总额的24.35%。受金融危机影响，2009年钻石产出急剧下降58.2%至92.90万克拉，出口额占商品出口总额的比重也下降为16.27%。2010年钻石产量有所回升，达147万克拉，比上年增长56.6%，销售额达50亿纳元。近年来，纳米比亚的钻石销售市场持续扩大，除美国外还销往中东和日本等地。

铀矿是纳米比亚居第二位的矿产。全国已发现8处铀矿藏，铀储量约28万吨，占世界储量的5%。

纳米比亚黄金储量约为1万吨，锌储量约为260吨，铜储量约20亿吨，铅储量约100万吨，为非洲第一大铅生产国，非洲第四大非燃料矿物出口国，非洲第一、南半球第二大铅生产国和非洲第三大锌生产国。此外，还探明天然气储量约3万亿立方米。

2.经济结构不甚合理

独立后，纳米比亚没有实行大规模国有化，采用赎买方式将未充分利用的土地收归国有，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黑人。实行混合经济体制，私人资本、外资和国有资本为国民经济主体，强调与私营经济部门建立合作伙伴关系。

纳米比亚经济结构不太合理，三大产业比重分别为：农业10%，工业46%，服务业44%。矿业，渔业和农牧业为三大传统支柱产业，种植业、制造业较落后。全国约有制造企业约300家。90%以上为小规模私人企业，主要从事肉类加工、皮革加工（鞣皮）、鱼类加工、乳业、食品饮料、纺织服装、木材加工和建材化工等。主要贸易对象为欧盟和美国。

纳米比亚主要出口矿产品、渔产品、畜牧产品及初级加工产品，其中钻石出口占出口收入总额的33%。经济对进口依赖性强，绝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需要进口。2011年出口总额45.68亿美元，进口总额53.45亿美元，逆差7.77亿美元。

近年来，铀矿增产势头强劲。20Q9年，铀矿业销售额达40亿纳元，首次超过钻石业。2010年。铀产量达到5306吨，成为非洲首位、世界第四大铀生产国（产量约占世界总份额的10%）。此外，黄金产量也达到2683公斤。

由于纳米比亚独立之前长期受南非殖民统治，导致对南非的依赖严重，连货币纳元也是与南非货币兰特挂钩。全国80%以上的工业品、消费品依靠从南非进口。2006年，纳米比亚货物的出口目的地南非居第二位，比重占24.7%（英国居首，达25.6%）；进口来源地则是南非居首，达82.4%。

3.政府致力于可持续发展

纳米比亚政府先后制订了三个五年经济发展计划及2030年远景规划。政府制定优惠政策以大力吸引外资，加强公路、铁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实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创造就业机会。重视扶贫工作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利用外资，建立出口加工区，允许外资进入矿、渔、农业等各行业。2010年经济呈现复苏态势。近两年，纳政府将实施“就业和经济增长定点干预计划”作为工作重点，加大资金投入，通过重点发展农业、交通运输和旅游业，以刺激经济增长。2011年，纳米比亚财政预算收入为280亿纳元，支出377亿纳元，较上财年增长36%。

2011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在全非及南共体地区外资流入低迷的背景下，2005年至2010年，纳米比亚吸引的外国投资增长1.5倍，从3.48亿美元增至8.58亿美元。外资80%主要来自非洲国家。当然也是以南非为主。

发展前景广阔的大农业

所谓大农业，是指包括种植业、畜牧业和渔业在内农业。

1.种植业比较落后

纳米比亚国有土地约占全国土地的15%，各部族占有的村社公地占41%，私有土地占44%。全国有可耕地面积6900万公顷。主要粮食作物有玉米、高粱和小米等。种植业一直比较落后，农业仅占全国GDP的10%左右。全国大约7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农业吸纳了全国65%的劳动力。

由于雨量稀少，土地贫瘠，农作物产出率低且不稳定，粮食不能自给。在不干旱的年份里，能够满足大约70%的国内需求量。纳米比亚是世界粮食不安全状况国家之一，据《纳人报》2012年10月11日报道，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报告显示，纳米比亚是撒哈拉以南非洲10个国家中饥饿状况最严重的国家，约34%的人口长期处于饥饿状态，远高于全球12.5%和非洲22.9%的平均水平。目前，70%的粮食依靠进口，主要来自南非。

纳米比亚干旱缺雨，又缺乏灌溉系统，致使粮食产量难于提高。鉴此，自2004年开始，政府制定并逐步实施旨在通过灌溉提高农业生产率的“绿色计划”项目，力求在2006―2030年的15年内，由政府规划实施新增灌溉面积27000公顷。政府负责筹资建设水利和道路等基础设施，负责提高低患和贴息的中长期贷款扶持农业开发项目。目前，全国已有大约7000公顷土地建有灌溉系统。

2011年，纳米比亚政府加大对农业的扶持和投入力度，推行“绿色农业计划”，力求增加粮食产量。

2.畜牧业比较发达

纳米比亚畜牧业比较发达。全国约85%的可耕地被用来发展畜牧业，畜牧业收入占农牧业总收入的比重高达88%。以养牛、羊为主，每年养牛180万～300万头，养羊400万只，大部分出口到南非和欧洲。纳米比亚出产的紫羔羊皮驰名世界――据说德属西南非洲时期，德国总督林德奎斯特引进了10头卡拉库尔羊。谁知这种羊所生成的紫羔皮大受市场青睐，后来以Swakara品牌驰名世界，成为纳米比亚农牧业的主要出口产品。纳米比亚饲养的卡拉库尔羊数目，居世界第一位。2008年，纳米比亚畜牧业产值达23.55亿纳元，出口额为7.85亿纳元。2010年，纳米比亚牛肉生产实现销售收入6.3亿纳元，畜牧业作为纳农业支柱地位继续得到巩固。

3.渔业发达

篇13

5年不做科研的康巴汉子

李键，男，藏族，1967年5月生于四川理县。现为西南民大青藏高原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1996年，李键从西北农大获得“兽医产科学”博士学位，被四川省畜牧科学研究院作为人才引进。“因为签了服务合同，却老是做不出成果，很有压力。这时国家从南非引进波尔山羊，这个世界公认最优秀肉用山羊，联合国粮农组织把它定为改良肉用山羊的终端杂交父本。我感觉自己一直做的胚胎移植有了生产上的价值。为什么？当时普通山羊每只三四百块，波尔山羊是2万多，我用几百块的羊生产2万多的羊，经济效益当然明显。那几年里，我们项目组在波尔山羊胚胎移植上取得突破，试验成功，省里高度重视，授予我们省科技进步一等奖。随后，有企业与我们畜科院合作，成立公司，为山西、陕西等好几个省提供技术服务，做得红火，也挣了不少钱。”

然而，身为公司总经理、研究所所长的李键却发现自己身心疲惫，越来越向往规律、平静的校园生活，希望能在母校西南民大谋得一个讲席。作为杰出校友之一，他很快被“引进”。恰逢学校“一体两翼”构想通过，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畜牧业高科技研发示范基地进入实施，他被任命为基地管委会常务副主任。

2008年，基地在红原县动工。以前成天研究卵子卵泡的李键，现在却要与学校基建、财务、人事、后勤，还有施工队和当地政府、百姓等等沟通协调，“又遇上汶川大地震，各方面更为艰难困苦，各种问题要协调。”通过不懈努力，基地第一期在2011年顺利完工。那时候，李键经常自己开车，在红原与成都之间奔波，山路崎岖，经常出现险情。某次，被罗布江村书记知道情况，心疼得狠训一顿，骂他不爱惜生命，山上的落石怎会长眼？立刻将自己的座驾拨给基地，还限令后勤部门3天内配备最好司机。李键说：“学校领导对基地建设这么重视，我这个常务副主任只有更拼命了。那几年里，我成天忙着救火，一会是土地证，一会是基建手续，一会是施工下雨，都是问题，哪有时间精力顾别的？基地建成时，我感慨万千：我对得起学校，却对不起自己和学生！原本我的特长是科研、做项目，为了基地，硬生生荒废了5年！相当于我从科研圈里消失了整整5年！这5年里，我的学生见我一面都不容易，我有没有误人子弟？我好歉疚。”

基地一期建设完成后，国家民委高度赞赏，很快批准二期，提前审批通过第三期并加大资金扶持。李键也从基建中解放出来，重新回归科研队伍。2012年，作为首席专家，他联合国内多家单位多学科专家，开展“青藏高原特色有机畜产品生产技术与产业模式”项目，总经费2182万元。项目在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牧区建立核心示范区，研发创新社区牦牛、藏羊安全屠宰、特色乳肉传统制品技术，研制屠宰分割、干制、酱卤、熏制以及有机原味酸奶、安全酥油和特色干酪等系列产品，制定畜产品生产技术与质量标准，建立产品营销模式，为畜牧业的高效、和谐发展，牧民收入的稳定持续增长提供技术支撑；同时，培养和造就一批藏区专业技术人才和藏族专家，为藏区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支持。

把一生献给牦牛的哈尼人

钟金城，男，1963年8月生于云南，哈尼族，博士，教授，青藏高原研究院副院长，动物遗传育种学国家民委-教育部共建重点实验室主任，西南民大牦牛研究中心主任、遗传学学科带头人，遗传学研究生点领衔导师。

钟金城老师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苟言笑。然而，三五分钟过去，他就出语惊人，惹得别人爆笑，他却沉静如山。“钟教授看起来很内向，却常常出其不意地吓你一跳。”据说，与恩师蔡立教授的宝贝女儿喜结良缘，就是他最让人吃惊的典故。

蔡立先生是原西南民族学院畜牧系教授，世界牦牛研究开创者。他毕生从事牦牛资源调查与科研，在资源与杂交改良方面，建树颇多，特别是在杂交优势利用方面，和其他老师共同建立了用普通牛冷冻人工授精改良牦牛的操作规程，提出“一代奶用，二代肉用”的终端杂交方式。此项技术被引上高山草原后，获得10万头杂种后代，大大提高了乳、肉生产性能，受到牦牛产区的欢迎，蔡教授因此被川西北牧民亲切称为“蔡牦牛”。这位大教授一直不支持女儿与单位同事谈恋爱，谁知钟金城经常到导师家探讨学术，竟和他女儿情投意合。蔡立教授知道后，却并没反对，大概因为钟老师是他的得意门生吧。

钟老师娶得导师千金，学术上更为精进。先后主持完成了12项省级课题，参加了13项国家及省级课题。获省部级科技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4项。出版了《牦牛遗传与育种》、《Yak Production in Central Asian Highlands》、《分子遗传学与动物育种》、《动物遗传学》等12部著作；在“Journal of Genetics and Genomics”、“Virus Genes”、“Asian-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Canad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遗传学报”、“生态学报”、“中国农业科学”、“畜牧兽医学报”、“遗传”等刊物上180余篇。主要创新性成果有：①在国内外首次开展了牦牛染色体高分辨G带的研究；②提出了犏牛雄性不育的多基因遗传不平衡学说；③证明了黄牛起源于分布在青藏高原的一支原牛变种；④从DNA、染色体和蛋白质等多个层次上分析了牦牛遗传多样性；⑤论证了家、野牦牛杂交产生杂种优势的原因；⑥首次系统地研究了牦牛的100多个功能基因。

聊起他的牦牛研究，钟老师十分谦逊， “在红原、若尔盖有推广，但面积不大。先说改良，牦牛本身的生长性能不高，跟其它牛杂交后产生的第一代主要是挤奶，一般牦牛年产700KG奶，杂交犏牛第一代能达到3000KG；但自然界的生殖隔离，让杂种雄性不能繁殖，第二代不能挤奶，只能肉用淘汰。这两代不断循环，推广效果很好，老百姓很接受。在若尔盖，我们主要做牦牛品种间杂交，没有不育或生殖隔离，生长、繁殖速度都要快一些。我们跟老百姓交往中，还建议他们不同牦牛群间做种畜交换，不光是同村，还可以从邻村、邻县交换种畜，就会产生杂交优势，减轻衰退。另外，学校与地方合作，向牧民优惠提供种畜，比如龙日种畜场去年就向牧民提供700多头种牦牛。如果老百姓自养的三四十头、上百头牦牛近亲繁殖，产量只会越来越低。

“再一个是牦牛遗传资源的保护。我国共有12个优良品种。甘孜的九龙牦牛，是学校老一辈科学家发现的，在世界上个体最大，公牛800KG多，母牛也有400KG多，但数量不多，全世界牦牛约1400万头，九龙牦牛只有5万头，当务之急就是保种，把这个稀有资源保护好，我们跟当地合作，制定了保种方法和措施。”钟老师最希望的，就是国家能针对青藏高原，制定出专门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把、青海、四川等高原牧区统筹兼顾。

从关注牦牛生产到畜牧生态的汉族专家

文勇立，男，1959年4月生于四川省小金县，“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专业博士。现任西南民大青藏高原研究院副院长，“生态学”和“农业推广”专业硕士生导师，兼任甘孜州、阿坝州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由于从小在藏族地区长大，文老师对青藏高原畜牧业情有独钟。1982年，他从西南民族大学“动物科学”专业本科毕业，回家乡阿坝州开始他的“高原畜牧业生产”研究。“我的工作侧重于牦牛的生产、生态、遗传育种，与生产结合得更紧密些。早期主要从事牦牛生产性能宏观研究，近20年来，力图将应用基础研究与牦牛生产、生态研究结合起来，走一条理论与实践研究并进的道路。先后主持了“提高牦牛主要经济性状生产力的生物学基础及分子机理研究”、“川西北草地退化放牧生态系统修复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等8项国家和省级科研课题。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olecular Sciences”、“Animal Biotechnology”、“Asian-Australasian Journal of Animal Sciences”、“生态学报”、“畜牧兽医学报”等刊物上100余篇。主编或参编《九龙牦牛选育》《牦牛肉制品工艺学》《麦洼牦牛生态系统特征及发展研究》等著作8部；1995年，主持制定了《麦洼牦牛品种标准》地方标准；获省级科技成果二等奖2项、三等奖3项。30多年的辛勤耕耘，文老师取得了可喜的成果：①通过对麦洼牦牛、九龙牦牛泌乳性能的长期系统监测，首次建立了我国两个著名牦牛品种生理及生态混合泌乳模型，为牦牛育种、泌乳生理和生产研究奠定了基础；②通过对我国草地型牦牛和高山型牦牛产肉性能及肉品质的系统分析，首次建立了牦牛肉色差变化时间序列模型，为牦牛品种选育、肉品研发提供了重要依据；③对牦牛繁殖生理的季节性节律分子机制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牦牛季节性生产优化调控理论，对于提高牦牛生产水平具有重要实践意义；④通过对金川多肋牦牛、野牦牛和我国12个牦牛地方品种的母系系统发生学研究，提出位于青藏高原东南缘的横断山脉地区，以及喜马拉雅山脉东部地区是牦牛驯化起源地的学术观点，为我国牦牛遗传背景、遗传结构演化和遗传多样性研究增添了新的线索，对于青藏高原牧区牦牛引种及遗传改良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⑤在金川牦牛多肋骨性状发生分子机制研究方面，获得重要突破，发现调控多肋性状的同源异构基因甲基化水平显著高于普通牦牛，为加快品种选育和推广提供了重要途径。

近年来，畜牧业与青藏高原生态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引起关注，载畜量过大，导致草原严重退化，以及植被盖度下降、地表面积增大，进而引起水土流失，甚至沙尘暴。“我们怎样把牲畜数量降下来？牧民崇尚精神生活，但这些年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追求也在提高，我们到草地看到牧民骑摩托、打手机，帐篷里有电视，外面还有小汽车，你让他减畜，他能同意吗？所以，去年我提出‘减畜增效’，就是把青藏高原上的牦牛数量减少，效益要增加，这个效益包括经济、生态、社会三方面效益。现在高原上牦牛数量太大，食草量太大，而草原产草量越来越低，如果我们从畜牧科学角度设计一套生产模式，既把牦牛数量减少，又能提高整个畜牧业的生产水平，那畜牧业的效益就提高了。对此，去年在王永校长大力支持下，已经向科技部申报了专门课题。”文老师讲到这里，开心起来。

“另外，我们也在探索，青藏高原上的畜牧生产系统已经不能养活那么多人，能不能一部分人继续放牧，另一部分分流到与畜牧业相关的产业，比如种草、畜产品加工等等？按照我的估算，青藏高原每年牧草缺口非常大，若尔盖县冬季缺草43 万吨，县里现在扩大人工种草面积，即使这样，10年后最多解决5.5万吨；整个青藏高原冬季（从11月或第二年1月到5月初），缺草1200到1300万吨，如此大的缺口，说明高原种草前景广阔。如果部分牧民能改行种草，既掌握了一门技术，又能赚钱，还能改善整个高原的生态环境，一举多得。”

牦牛创新团队

近10年来，我国成功举办4次国际牦牛会议，吸引近30个组织和国家的不同学科专家对牦牛科技发展的参与，牦牛技术发展已经不仅仅是畜牧学科的重点，而具有明显的国际性和多学科共同参与的特点。

篇14

关键词：图腾；地域文化；经济结构

中图分类号：GO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08)03－0180－02

图腾一词来源于印第安语“totem”，意思为“它的亲属”，“它的标记”。在原始人信仰中，认为本氏族人都源于某种特定的物种，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与某种动物具有亲缘关系，于是，图腾信仰便与祖先崇拜发生了关系，在许多图腾神话中，认为自己的祖先就来源于某种动物或植物，或是与某种动物或植物发生过亲缘关系，于是某种动、植物便成了这个民族最古老的祖先。例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史记》)玄鸟便成为商族的图腾。因此，图腾崇拜与其说是对动、植物的崇拜，还不如说是对祖先的崇拜，这样更准确些。图腾与氏族的亲缘关系常常通过氏族起源神话和称呼体现出来。

图腾的第二个意思是“标志”。图腾标志在原始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最早的社会组织标志和象征。它具有团结群体、密切血缘关系、维系社会组织和互相区别的职能。同时通过图腾标志，得到图腾的认同，受到图腾的保护。如旗帜、族徽。中国的龙旗，据考证，夏族的旗帜就是龙旗，一至沿用到清代；古突厥人、古回鹘人都是以狼为图腾的，史书上多次记载他们打着有狼图案的旗帜。

中国最早的图腾产生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但没有留下确凿的遗迹。新石器时代是图腾文化的衰退期。但在中国却发现了不少图腾文化的遗迹。这包括半坡遗址的彩陶纹，鱼纹等。同时，中国古代各民族也有各自的图腾文化，每个少数民族各自的图腾文化也是丰富多彩的。根据民族学资料，中国的少数民族图腾文化大致分为以下两种类型：

1、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图腾，如蒙古族的狼图腾，阿昌族的大象图腾以及傣族的孔雀图腾，仫佬族的竹图腾，等等。在我国的少数民族之中，以动植物为原型的图腾最为普遍，这是缘于当时初民的眼界险隘与氏族制度的特点。原始人不懂得男女媾和繁衍人类的道理，而认为本氏族的祖先与某种动植物、特别是动物有密切联系，氏族的祖先就是图腾动植物的化生或转世。

2、以无生物为原型的图腾，这一类包括以生产工具为原型的图腾，如保安族的腰刀；以乐器为原型的图腾，如毛南族的铜鼓，京族的独弦琴以及布朗族的三弦琴；还有以建筑物为原型的图腾，如白族的白塔，回族的清真寺，藏族的布达拉宫等。

图腾文化的丰富多彩也体现出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图腾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它是对于一个民族文化类型的高度概括，是这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所在，其具有普遍的象征意义和原型意义。因此，可以说图腾本身就是一种升华的地域文化。同时，文化本质上就是经济类型的产物。一个地区的精神气质显然与其生产和生活的实际形态紧密相关。另一方面，文化的类型对于经济社会发展也有着积极的反作用。就一个地区而言，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特别是一种新的精神气质、新的精神面貌，对经济形态的转变至关重要。在这个意义上看，文化是一个区域经济社会的核心价值之所在，是区域综合竞争力的灵魂。而作为地域文化的核心――图腾，更是与该地区的经济结构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要讨论各民族图腾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首先，从我国少数民族的经济类型分类人手。根据我国少数民族传统的物质生产条件、生产水平、自然生态环境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生计方式的特点，少数民族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经济类型：采集渔猎经济类型；畜牧经济类型；以及农耕经济类型。

一、采集渔猎经济类型

其中以赫哲族为例，赫哲族是中国东北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主要分布在黑龙江省同江县、饶河县、抚远县。少数人散居在桦川、依兰、富饶三县的一些村镇和佳木斯市。赫哲族最具代表性图腾图案上是一只天鹅和两只从水里越起的鱼。考古资料表明，赫哲族的古代文明，可以追溯到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黑龙江文物考古队在密山县新开流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带有浓厚渔业文化气息的陶器、石器、骨器。陶器上饰有美丽的图案：象征着鱼身上的鱼鳞纹、千孔百洞的鱼网纹、表现江河湖水荡漾的水波纹、变形夸张的渔网菱形纹。骨器主要有鱼钩、鱼叉、鱼标等捕鱼工具。另外，在不少赫哲人中流传着“赫哲人是鱼的后代”的神话，鱼的生殖能力给赫哲先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国早期的一些文献中称赫哲族为“鱼皮部”或“鱼皮”，这一称呼反映的是赫哲族人以鱼皮为原料制作衣服(乌提库)、(温塔)等，亦足见鱼在赫哲人中的显赫地位。赫哲族的经济结构以传统捕渔业为主，加上以鱼皮制衣的特色产业，以及近年来兴起的捕鱼观光旅游业，这一切都与先民的图腾鱼有关。先民对鱼的自然图腾崇拜反映了鱼在他们生产生活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鱼也成为了赫哲族经济结构的重要支柱，成为了赫哲族区域综合竞争力的核心所在。

二、畜牧经济类型

以分布在东起大兴安岭西麓，西到准噶尔盆地西缘，南到青海草原、甘南草原、藏北草原及横断山脉中段广大地区的蒙古族、藏族、宁夏回族等为代表。其中，以宁夏回族为例，畜牧业对于回族穆斯林是继商业之后的第二大事业，从对待畜牧业的文化观念、习惯传统和心理因素上说。回族十分重视畜牧业，而且也擅长畜牧业。这使得宁夏回族自治区在一定程度上属于畜牧经济类型。然而近些年来，蒙古地区以及地区的畜牧业的快速发展使得宁夏的畜牧业的优势在进一步弱化，如何才能找到突破口，调整优化该地区的经济结构，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就需要从所信仰的伊斯兰教的特点着手。伊斯兰教主张不崇拜植物、动物和自然、灵魂，不崇拜偶像。也不信什么财神、火神、风神等鬼神。因此，在回族的图腾图案上是一座清真寺，而不是动植物。这也反映了伊斯兰教在回族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性。对于宗教的虔诚信仰，使得回族很适合发展寺院经济，以清真寺为代表的寺院经济，是最具伊斯兰特色的宗教经济，也是伊斯兰教经济中主要的经济类型之一，它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极其可观的发展前景，其优势在于经济来源广，宗教仪式盛大，如每年的麦加朝圣。以及围寺展开的回族特色餐饮服饰，再加上比其他机构更容易募集到较大数额的资金，使投资活动变成现实。这些优势使得“以寺养寺”的发展模式更便捷。寺院经济对于活跃市场经济，推动回族地区经济发展将是前景光明。由此可见，图腾文化显示了回族民族文化的特点，而民族文化的特点进一步决定了回族优化经济结构的所在。

三、农耕经济类型

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周围，雅鲁藏布江流域，澜沧江、怒江流域。云贵高原一带，其中。我们以雅鲁藏布江流域

的门巴族为例，门巴族的图腾图案上是一个精致的木碗。何以以一只木碗作为图腾呢?原来这与门巴族的生产力水平有关。门巴族聚居位于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东南，峰峦重叠，原始森林茂密。在那里，有十分丰富的竹木资源，门巴族特别擅长竹蔑藤条的编织工艺。竹方盒、竹斗笠、藤背篓、竹筐等制品坚固耐用，工艺精美。特别是他们制作的传统手工艺品――木碗，别具一格，夺目生辉，在乃至国外享有盛誉。但是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的原因。门巴族的生产力水平一直处于缓慢发展状态，生产工具虽然铁木并举，但十分简陋，多为木犁、木锹、木耙、尖木棒、木叉、木槌、木连枷等，木制的农耕工具相比铁制工具，效率低下，严重影响了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简单的农耕业，再加上以木编、竹编为主的手工制造业，使得门巴的经济结构一直处于很低级的层次。木制的生产工具使门巴族生产力难以发展，而同时木制的碗因为其精致、轻便深受人们喜爱，使门巴族为世人所知。也许，把木碗作为自己民族的图腾，是门巴人民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心情的体现。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图腾文化与经济结构的关联性在于：

1、图腾文化显示出了一个少数民族经济体的资源要素禀赋状况。某一类资源富足，成为一个地区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为人们带来大量的生产产出，人们就满怀感激，顶礼膜拜，把它视为本民族的神灵甚至相信本氏族起源于这一动物、植物或其他特定物类，并认为这种物类是其氏族的象征和保护者，因而对之加以特殊爱护并举行各种崇拜活动，使之成为本民族的图腾，如赫哲族的鱼图腾，仡佬族的竹图腾，等等；同时，如果某一类资源不足，正是该民族长期生产生活缺乏的生产要素，那么处于对这类事物的向往或敬畏，乞求能得到它。就通过图腾膜拜的方式将它固化下来，以期望能永久拥有它，如农耕民族对于龙的崇拜，就是希望能得到充足的雨水，风调雨顺。图腾文化本身就已经决定了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基本点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