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文化一体化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文化一体化，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世界经济一体化，实际是一种趋同发展。那么这种趋同发展会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呢？我认为不会。因为从总体上讲，经济和文化处于不同的社会领域。经济处于物质社会关系领域，文化主要处于上层建筑领域。二者之间，只有经济法规属于制度文化，但制度文化还包括政治、思想、社会、伦理、宗教等等多方面的法规和规范；即使经济法规全部随着经济关系“一体化”了，不同文化之间制度文化的个性也不会消失。而最富有个性的精神文化领域以及技术文化上的技术风格等，又都不受影响。所以，哪怕完全实现了经济一体化，也不会导致文化一体化。换句话说，在可预见的将来将始终是多元文化共存的世界。

外来经济实体和本土社会之间出现主动积极的文化交融

但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确实引起了不同文化之间前所未有的高频率的文化交流和日益深刻的涵化（即：被同化）。来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经济实体――企业、公司，以及银行、保险、通讯、旅游、交通等服务机构，汇集到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之中，形成了怎样的局面呢？这些经济实体并不是作为裸的“经济成分”加入到同一个文化共同体的经济领域的，而是携带着与生俱来的母体文化进入同一个文化共同体，进入该文化共同体的整个文化领域的。它们要想在这个文化共同体中站住脚，融入当地的商品市场，就得使自己的母体文化与当地文化相融合，它们融入当地文化的深度和广度全部会变成商品市场上成功的筹码，直接影响到市场运作的成功率。由于它们不但要和当地同行竞争，还要和像自己一样携带着外域文化来到当地的同行们竞争。所以，融入当地文化的进程不敢怠慢。另一方面，接纳这些外来经济实体的本土社会、本土文化，也不仅仅是让出一块经济领域就万事大吉。它要吸引外资，就得创造适于外资生长的宽松的、高效的、兼容并蓄的文化环境，就要为吸纳和兼容外来文化做出自身的适应性调整。否则，外资可能撤走，对自己的经济发展不利。于是，在市场竞争机制的推动下，外来经济实体和本土社会之间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主动积极的文化交融。因而就生成了如下三种文化现象：

其一，一切吸收了外来资本的文化共同体中，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以及不同外来文化之间进行着极其频繁的文化交流。这种文化交流，使参与各方相互之间取长补短、共同繁荣发达起来，却不影响任何文化的稳定性，仅仅省却了它们各自的重复性的文化创造。

其二，那些吸收了外来资本的本土社会，为了给外资创造适于生长的文化环境，都在尽可能调整着本土文化的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的调整，虽然不能说它是被外来文化“逼”出来的，但却的确是为适应外来文化而进行的，因而也属于文化交往中涵化的范畴，一种本土文化的涵化。由于不同本土文化的不同文化模式，都朝着同一的方向和目标――适应各种外来资本带来的各式各样的外来文化――进行自我调整；结果，自然是使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大文化之间相互接近、相互协和起来。

其三，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一切来到本土社会的外来经济实体，自身也在日益深刻地调整着文化模式。由于这种微观文化模式的调整，同样是为适应当地文化环境而进行的，因而也属于文化交往中涵化的范畴，也构成一种涵化――单元文化、微观文化的涵化。

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是如何形成的

外来经济实体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和当地文化，不仅调整着自身微观文化模式中独具特色的部分，而且还调整到了微观文化模式所包含的更深层次的母体文化的文化模式。结果，经过调整的外来经济实体的微观文化模式就变成了既与母体文化相融通，又与当地文化相融通，然而与在母体文化中生长的时候具有本质区别了――不再是母体文化的文化模式的鲜明表现、典型代表了。实际上，这种微观文化模式乃是母体文化的种子撒播在当地文化土地上生长起来的新品种，是一些经过涵化而生成的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

反过来我们又看到，在每一个接受了外国资本的文化共同体中，都生长着来自不同文化共同体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奇葩――新型的微观文化模式。这些文化奇葩，将母体文化和当地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构成所在文化共同体中一道亮丽的风景。举例来说，在中华大地上就出现了美中、韩中、俄中等文化奇葩；在美国大地上也出现了日美、俄美、中美、韩美等文化奇葩，如此等等。另一方面，与这种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中生长着大量的各式各样的文化品种的景观相对应，那些跨国公司的微观文化模式也由“单一”变成了“多样”，由原有的企业文化模式蜕变出一系列的新品种。这些新品种并不是原有企业文化模式的“亚”文化模式，由于深层结构发生了变动，它们与原有企业文化模式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都只能是平行的姐妹关系了。比如，美国的可口可乐公司蜕变出了美中、美俄、美日、美韩等等的新型企业文化模式；日本的丰田汽车公司也蜕变出了日美、日中、日俄等等的新型企业文化模式。

从以上三点我们看到，“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世界文化的发展确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它不仅推进了广泛的、频繁的文化交流，而且促成了两种形式的涵化，形成两个结果：一是各个接受了外来资本的文化共同体的文化模式朝着同一方向调整，因而使这些大文化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融通、更加协和；二是这些文化共同体本身的文化内涵，也由“单一”演变为兼容各式各样文化奇葩的“多元化”文化了。可见，“世界经济一体化”所带来的并不是“文化一体化”，而是文化的多元化和多元文化的协和发展。

篇2

[关键词] 文化；文化经济；文化经济化；经济文化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尤其是网络的兴起，文化的力量日益凸显，经济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在经济全球化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全球化进程的最终决定力量将是文化。因此，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文化对经济已不单纯是影响作用，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作用，文化经济时代已临近家门。

一、经济文化一体化是挡不住的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尤其是世纪之交，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因特网的普及，文化与经济共生互动，经济和文化的一体化趋势日益增强。经济日益文化化，文化日益经济化。

伴随着经济文化化，文化不断地向经济活动渗透，给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和精神动力。文化决定着资源的开发、组合，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速度，检验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推动着先进价值体系的形成，协调着市场和环境的结合与互动，以及人才素质的提高。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来说，文化的内在驱动力比经济力、政治力具有更强大的牵引力。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影响地区竞争力的关键因素。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经济的文化含量日益提高，文化含量的高低直接决定着产品的被接受程度和价格的高低。美国、西欧、日本等国，经济发展中观念的、科技的、信息的，乃至心理的等文化要素大量进入，使其产业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经济中的文化因素已日益跃居重要地位。服务、知识、信息等第三产业成了经济的重心。与之相呼应的是，脑力劳动者的数量迅速增加。到1970年，美国“白领”职工与“蓝领”工人的就业结构比已为5∶4，到1980年，美国第一产业即农业和矿业中的从业人员仅占总比例的2.9%，第二产业即各种制造业降到31.6%，而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百分比已上升到65.5%。而在第一、第二产业中的科技管理人员也超过直接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员[1]（P3）。

伴随着文化经济化，文化日益进入市场，进入产业，其经济功能不断增强，对企业的兴衰、产品的销售及品牌的流行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并且文化本身也成为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文化还成为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的商品属性日渐显现，从而增加了文化的造血功能，使文化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机制。这一点在西方国家的文化产业发展中尤其明显。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以音乐磁带、激光唱盘、MTV、电影、电视、录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拳王争霸赛、世界杯足球赛为代表的娱乐文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中的新兴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等高科技及其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为标志的科技革命宣告知识经济、文化经济时代的到来。如今，新经济已占据美国GDP的70%，加拿大GDP的60%。迪斯尼公司产业规模及赢利均进入世界前十强，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创下全球18亿美元的票房收入等等，都充分证明了文化的经济价值[1]（P18）。文化产业被视为21世纪的“朝阳产业”，文化产业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新的增长点。

经济文化的一体化推动了文化经济的兴起。文化与经济互动，将构成新时代全新的生产形态和发展模式。打造文化经济，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壮大文化产业，在经济活动中更多地注入文化内涵，提升产业层次、产品档次，增强竞争力，逐步转变广大人民群众转变生活方式，注重物质消费产品的文化内涵，追求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竞争力提高的合理选择。从改革开放的历程来看，改革开放初期靠政策优势，20世纪八九十年代靠环境优势，21世纪靠的是文化优势。知识、智慧、价值观念、精神动力，以及文化所创造的人文环境，文化发展所形成的巨大创新能力和人力资源，最终将转化为物质形态的竞争力。21世纪，各地区经济的赛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力”的较量。

目前，很多学者把世纪之交产生的与文化高度融合的经济形态称为“知识经济”。笔者认为，不如称为“文化经济”更合适。文化经济比知识经济概括性更强、涵盖面更广。文化，根据其与行为的关系不同，可分为知识、观念和技术。人的行为，首先要明白根据什么干，其次要明白干什么，最后还要明白怎样干。知识，解决的是根据什么干的问题，它是反映和解释事物的，使人知道周围事物及人自身的状况。观念，解决的是干什么的问题，使人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事和想要什么东西。技术，解决的是怎样干的问题，使人知道怎样干成要干的事和怎样获得想要的东西。文化中，哲学、宗教、道德、法律及政策等属于观念文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等属于知识文化，而各种工程技术、技艺、技巧等，则属于技术文化。知识、观念和技术，皆为人的行为所必需，缺一不可。缺乏知识，人就不能及时准确地把握外界信息，不能认清自身，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使人不能知己知彼而进退失宜。观念错误，就不能正确的选择行为方向，即便拥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技术，也不能持久、持续地利人利己。技术低下，就会心有余而力不足，陷于妄想和空谈，不能实现既定目标。在知识、观念和技术三者之中，观念是目的，知识和技术是手段，是为观念服务的。三类文化，应相互协调，平衡发展，不能畸轻畸重，厚此薄彼[1]（P46）。由此可见，“知识”只是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包括知识，但又不仅仅是知识。“知识经济”的提法有些偏狭，也不太确切。“文化经济”的提法比“知识经济”全面、确切。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使用和分配基础上的经济，核心是突出知识、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价值；而“文化经济”则是对知识经济内涵的扩展和深化。

二、“文化经济”的涵义、内容及特征

在我国，“文化经济”这个范畴，首见于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2002年5月13日发表的题为《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加快文化发展，进一步推进文化大省建设》的讲话。张德江在讲话中首先精辟地概括了新世纪经济的显著特征：“文化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动力，在新世纪对于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作用越来越重要。”“随着知识经济的兴起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联系更加密切，文化和经济出现加快融合乃至一体化的趋势。经济活动中注入的文化内涵越多，物质生产中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就越高，竞争力就越强，效益就越好；文化发展中吸收的经济成分越多，科技含量越高，文化的覆盖面就越广，影响力就越大，渗透力就越强。”然后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讲，新世纪的经济，就是‘文化经济’。”

文化经济，是文化与经济高度融合的产物，文化含量十分丰富。概括地讲，文化经济就是建立在人文精神和知识、技术高度发展基础上的新型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之后的又一种经济形式。文化经济的出现，深刻反映了当今时代文化与经济日益交融、彼此渗透、相互促进的现象，揭示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新趋势和新动向。文化经济是对知识经济的提升，其内容不仅有科学、技术等智力因素，还有理想信念、价值观念等精神因素。“文化经济”的要点是:(1)精神生产上升为当今社会发展的主导性系统。(2)文化与经济日益融合。文化已深深融入经济之中，几乎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物质产品都包含着文化因素和文化内涵，而且经济借助文化的力量急剧扩张，成为当代社会生产力的原发性因素和经济增长的基本推动力量。(3)基于以人为本的理念，文化以其人文格调和高科技含量，对社会全面发展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来越强。文化的精神要素和技术要素高度统一，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高度统一，形式不断创新，内容更加丰富，人类的存在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表现为一种文化精神。(4)文化产业作为精神生产的当代形态，将成为未来产业结构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文化服务日益具有经济功能和市场效益，范围不断拓展，包括了教育产业、智力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媒体产业、艺术产业、健康产业、体育产业、休闲产业等诸多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加速了原来在知识、技术之外的文化要素作为生产力要素进入社会生产领域的过程，其势头迅猛，潜力巨大，必将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引发新的产业群，对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综合实力的增强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5)文化在政治运行和治理中的作用也日渐突出。政治运行越来越多地通过文化的形式来表现。政治理念融入大众文化之中，政治内容通过文化形式生动表达[2]。

篇3

关键词 品牌 文化 销售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一个有销售力的品牌，往往就是将某种精神和生活方式揉进品牌文化，通过长期不懈的演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有丰富文化内涵的品牌而不是冷冰冰的产品。当一个品牌成为某种文化的象征或者在生活中形成习惯的时候，那么它的传播力、影响力和销售力是无法估量的，并且这个品牌就将与它所代表的文化共浮沉。而文化本身具有极强的地域性限制，因此，在开拓新的市场时，品牌需要融入当地的文化特色，在原有基础上对品牌文化进行延伸和扩充，从而适应并满足变化了的消费群体。如国际知名腕表品牌欧米茄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选用具有地域性明显、针对性更强的代言人，如在香港分别有首位华裔F1试车手董荷斌、影星任达华等，皆为在香港本地人中耳熟能详，并且形象良好的知名人物；又如针对迅速崛起的中国奢侈品市场，选用今年来在世界范围内知名度大增的华人女星章子怡为其代言，不难看出，品牌在制定其销售策略时，融进了更多不同特色的文化内容，从而达到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同步进行。

当今社会是一个商品极度丰富的社会，市面上的商品林林总总，消费者必须借助于产品的品牌来识别和挑选自己喜爱的商品，因此一件质量好的商品的品牌要对消费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从而树立购买的决心。而超市的出现给商品销售方式和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带来新的特点，由于无人售货，消费者完全采取自选的方式购买商品，因此，品牌本身就担当了推销员的任务。

一、销售市场的巨变―全球经济一体化

约翰・奈斯比特在《2000年大趋势》一书中写道：“我们所处的时代，变化速度之快，前所未有，其中最惊人的变化也许是全世界正迅速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现在我们恐怕再也不能谈什么美国的经济了，因为它同其他国家的经济已经密不可分。今后也不会再有什么欧洲的经济、日本的经济或第三世界的经济。”

由此可见，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已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不同国家与地区的劳动力、资本、商品、服务等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比如，美国的公司在日本生产、提供和销售货物与劳务价值，土耳其在伦敦购买韩国股票，非洲成为世界的原材料供应基地，中国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这一切都昭示了世界都属于一个经济体，即新的全球经济体。

全球经济一体化要求世界各国经济之间彼此相互开放，形成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有机体。在这样的经济浪潮发展下，各大国际知名品牌的国际扩张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出迅速蔓延的趋势，包括沃尔玛、家乐福、麦德龙等在内的世界超级巨型零售企业的跨国销售额，每年都以百亿美元计。由此可见，全球经济一体化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方向，世界不同国家地区之间日益形成一个紧密的经济共同体，世界，将是未来是最大最有前途的市场，跨国经营也将成为各大品牌商家持续发展并争取市场主体地位的必由之路。

二、销售方向的转移―消费者的需求决定品牌文化

20世纪50年代，美国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第一次提出品牌概念。品牌是消费者与产品有关的全部体验。品牌是一个符合概念，它是由品牌外部标记（包括名称、术语、图案等）、品牌识别、品牌联想、品牌形象等内容构成。

品牌是作为产品出售给消费者的企业“象征”，也是消费者购买心目中的精神“象征”，品牌属于消费者，而非企业，消费者拥有选择品牌的权利，消费者拥有品牌的体验，消费者拥有对品牌的忠诚，企业品牌推广和维护的一切行为都应该考虑到：如何尊重消费者，如何满足消费者需求，如何获得消费者的美誉才是建立品牌的最佳途径和方式。

品牌的知名度与品牌的美誉度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品牌认知是推动品牌延伸并持续发展的坚实后盾，因此，良好的品牌形象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产品质量，如此相得映才是一个完整的品牌文化。相信如果可口可乐没那么可口，我们也不会愿意为了品牌去饮用，如果消费者没有使用奢侈品的需求，所谓的奢侈品牌也就不会成立。

此外，品牌还必须有与之相匹配的广告宣传模式和营销渠道与价格，最重要的是品牌所涵盖的品牌文化。很多学者都将品牌文化定义为凝结在品牌中的价值、情感、观念等文化因素的总和。品牌文化虽由企业组织实施，但由消费者需求决定，不是生产主导而是消费主导，换句话说，就是消费者认同你的文化，并产生购买行动；同时，品牌文化不仅要随着消费者的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也要随着不同文化人群的需求的变化，品牌文化也要不断地调整与创新，这样，品牌文化才有更大的生命力。

三、销售的新趋势―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商品的日益丰富，人们的消费水平逐日提高、消费需求也不断提高，人们在选择商品的时候已经摆脱了国货的束缚，眼光已经颇具全球化趋势，人们对商品的要求不仅包括了商品本身的功能等有形表现，也把要求转向商品带来的无形感受，也就是品牌可以显示人们的身份、地位、心理等个性化要求。而品牌的选择范围更是广泛，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人们在挑选商品的时候，只选择对的，不受品牌文化和地区的限制。而企业市场和投资活动的日益全球化，传统的传播范围、手段和渠道已经远远不能实现企业的发展目标，品牌文化的传播也势必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进行。全球化传播就是信息资源的全球化流动和共享，它扩展了全球化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以及共享，随着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跨文化传播已经成为人类互动的一种沟通方式。

我们上网，看电视、报纸和杂志等任何信息传播途径，得到的是路虎新款刚刚问世的信息，看到的是爱马仕新款香水上市的消息，看到的是娇兰新款散粉的试用报告，看到的是可口可乐新饮料推出的广告，这些都是全球化传播的成果。我们足不出户，全世界的品牌信息都向我们涌过来。不止是国外品牌对我们的侵袭，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也开始走向海外，联想、海尔、TCL，联想和IBM的合作，海尔在纽约最繁华的第五大道的广告，TCL找韩国女星金喜善做代言，这一切都预示了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的趋势。

四、总结

品牌形象是由产品的“品质形象”、“价格形象”、“广告形象”、“促销形象”、“顾客形象”和“企业形象”所共同创造的。而人们对品牌形象的认识刚开始是基本着眼于影响品牌形象的各种因素上，如品牌属性、名称、包装、价格、声誉等。品牌形象是存在于人们心理的关于品牌的各要素的图像及概念的集合体，主要是品牌知识及人们对品牌的主要态度。从品牌策略的角度来讲，品牌形象是在竞争中的一种产品或服务差异化的含义的联想的集合。品牌应像人一样具有个性形象，这种个性形象不是单独由品牌产品的实质性内容确定的，还应该包括其他一些内容……虽然对绝大多数中国企业来说，品牌文化的全球化传播现在还只是一个愿景。但这些企业首先要做的就是把握好全球化销售的心趋势，将眼光放长远，要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以便拥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有力武器。

（作者：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助教，研究方向：视觉传达和艺术设计）

参考文献：

[1]魏中龙，郭小强编著. 品牌形象与设计[M].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12.

[2]（美）玛丽安・罗斯奈・克里姆切克，桑德拉・A・科拉索维克著， 包装设计 品牌的塑造[M].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8.

篇4

【关键词】知识经济一体化；中国文化产业；发展

我国的文化产业由来已久，尤其是时代进入了全球知识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的文化产业不断整合知识资源和智力资源，并以科技创新和专利技术知识产权为核心，将经济、政治与文化产业融为一体，最大程度上覆盖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所有文明，包涵了知识、信息、娱乐、休闲等内容，拓展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内容，并逐渐在经济发展领域突显出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成为了我国的主导、支柱型产业。

一、文化产业概念综述

文化产业的概念应当以文化为生产第一要素，在工业标准和条件下，实现对文化商品的规模化生产、策划、销售和售后服务，并通过文化资源市场配置而实现的产业集合型文化经济形态。它主要是向消费者提供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具有自身独特的特点和属性：

1、知识创造特性。在文化产业之中，其特定的知识信息、文字、音像、艺术等产品和服务，都承载有文化的内涵和知识的特性，在这些文化内容的生产过程中，最为突出的属性即在于文化产业的知识创造性，它必须是原创的、唯一的，具有不可替代和再生的特性。可以说，文化产业是以其独特的知识原创性的特征而存在的，正因为这个特性，一些国家将文化产业界定并命名为“创意产业”。

2、可复制性的传播特征。在文化产业的经营产品或服务之中，对于原创文化的传播是需要加以工业化复制为前提的，它虽然以知识原创性为核心，然而对于文化产业的传播则需要借助于复制技术而加以实现。

3、市场导向特性。文化产业是一种营利型的商品，它要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它与其他商品一样，都要依循市场价值规律而运营，然而，它不是简单的文化商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而是在产业化的运营机制之下，通过整合知识产权资源，进行持续化的产业链开发，从而满足人类对于文化的需求。同时，文化产业的产品和服务还具有对人类的意识形态的导向性，其中包括的政治观点、社会观点、哲学观点、道德观点、艺术观点等，都对人们产生思想上的导向作用。

4、服务与营利特性。文化产业提供的是一种无形的服务，它将人类的知识、智力成果，以文化产品为依托，满足人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同时，它在市场经济的运作之下，还具有自身的营利性特性，也即文化产业的双重属性：经济性和社会性。

二、我国文化产业发展在知识经济一体化背景下的战略地位和意义

1、文化产业是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基础和灵魂

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基础性的作用和意义，它是我国民族发展的灵魂，我国所提倡的社会主义主流文化，对于我国的发展方向具有极为重要的引领作用，通过与中国民众道德观念相契合的先进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可以使其代表中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实现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的功能。在文化产业的发展基础上，才能深入和全面建构我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在文化产业为中国人民提供充足的精神食粮的前提下，可以满足人们对于大众文化的需求，这对于提高中华民族文化水平和文化素质，都具有不可比拟的重要功能。

2、文化a业是衡量我国综合国力的标志

文化产业归属于第三产业，在现代知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背景下，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成为了衡量国家和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也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尤其是在中国现今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的繁荣和发展，对于凝聚和激励中国人民的思想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文化产业作为一种生产力，也是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象征和标志，在知识经济一体时代，国家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于文化产业的繁荣和发展，文化产业的繁荣直接推动了第三产业的繁荣，并直接促进生产力发展。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文化这种生产力要素，文化产业的“人化”作用可以较好地提升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开发程度，从而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增强社会文化创新能力。

3、文化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我国的国民经济体系构成之中，文化产业作为第三产业，已经不断发展、繁荣和壮大，成为了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在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随着知识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传统的文化产业如：新闻产业、出版产业、广电产业成为了“核心层”，新兴的文化产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多媒体广告、会展等成为了“层”，它们共同映衬、互为提升，致使我国文化产业的生产规模和销售规模不断上升，并创造出上千亿的文化产值。可见，文化产业在知识经济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不断繁荣，不断创新，逐渐形成了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亮点。

4、文化产业成为了我国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撑

中国文化产业为人们提供了精神文化食粮，对于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传播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信息，提供了有益的渠道，并在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文化环境的保护等方面，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另外，我国的文化产业还具有传承和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重任，尤其是不可再生的文化或文物资源，突显出文化产业的责任和使命。

5、文化产业成为了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和媒介

在二十一世纪的知识经济一体化背景下，人们必然要进行文化的交流，国际贸易内容也融入了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一些经济强国通过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而对世界文化起着主导作用，其文化产业也极其强盛。我国在走向世界的进程中，也必然要以文化产业作为与世界联结的桥梁和媒介，将中国的文化有力地推向世界，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文化、领略到中国文化产业的魅力，从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和经济交流。

2、全面优化中国文化产业环境

在发展中国文化产业的知识文化进程中，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优化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环境：

（1）人文环境的优化

我国要从国情出发，用先进的文化理念打造一流文化产业园区和文化产业中心区，利用地理资源、文化资源、技术资源的不同优势，创建和开发具有典型代表意义和深远影响力的文化产业园，并促进配套产业的发展，优化文化产业发展的人文环境。还要注重社会文化氛围的积极创设，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支持，为了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需要注入社会各界的力量，充分发挥基层工会、共青团、文联、作协、记协的团队力量，营造出有利于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另外，还要强化文化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规划和设计特色化、功能化的文化产业基础设施，为文化产业的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创造条件。

（2）法制环境的优化

在推进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进程中，法制环境的优化是前提和保障。要完善文化产业相关的规制，健全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如：高新文化企业的优惠政策、文化企业的所得税返还政策等，并在对文化产业加强执行监督的同时，更好地实现对文化资源的开发、民间艺术的保护，确保文化产业发展在法制的轨道上不断壮大。

（3）市场环境的优化

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市场的资源配置基础作用密不可分，通过对市场环境的优化，积极鼓励和引导文化消费，通过文化创意吸引社会消费者，打造全新的文化品牌，增强社会文化产业的消费。同时，还要将文化产业的眼光投向广阔的农村市场，要打造与我国农村经济相适应的农村文化市场环境，从而培育多种形式的文化产业市场。

3、提升中国文化产业整体素质

在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进程中，要实现跨行业经营、多媒体运作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在多元资本介入的条件下，成立跨行业的文化产业集团公司，在集成资源的前提下，对文化产业结构和产品加以优化，从而实现跨区域文化经营和管理。并致力于提高文化产业的科技含量，使之成为增强中国文化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法宝，最快地缩短中国文化产业与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差距。文化产业专业人才还应当是文化产业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在人才强国的战略引领下，培育中国文化产业的专业创意人才、经营人才和管理人才。

五、结束语

总之，我国的文化产业是在知识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新兴的产业，它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同时也存在自身的问题，为了实现二十一世纪下的中国文化产业跨越式的发展，我们要依循文化产业发展的原则，制定文化产业发展战略，在文化创新、知识创新、制度创新的文化产业发展进程中，把握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真谛，促进中国文化产业的繁荣与提升。

参考文献：

[1] 祁述裕，刘琳. 文化与科技融合引领文化产业发展[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06）

[2] 李凤亮. 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的战略路径[J]. 南京社会科学. 2011（12）

[3] 王安琪. 文化产业竞争力研究述评[J]. 生产力研究. 2011（11）

[4] 刘筠梅. 新世纪以来我国的文化产业研究综述[J]. 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1（06）

[5] 冯华，温岳中. 产业链视角下的我国文化产业发展[J]. 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2011（05）

[6] 薛秀萍. 政府在文化产业发展中的功能探析[J]. 企业导报. 2011（17）

篇5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服务贸易问题

所谓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也就是说当前世界的整体经济形态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作为服务贸易的典型代表旅游业来说，它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京津冀经济圈是刚随时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经济圈，它是我们国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典型代表，特别是服务贸易行业的发展。这三个省份旅游业的发展也是很快速的，旅游业是新时期发展较快的一个行业，而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经越来越不满足于在自己国家内部的旅游，人们对于其他国家的旅游景点游览需求越来越高，也就间接的促进了这个区域经济体服务贸易的发展。旅游经济的发展使得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区域经济一体化趋势更加明显。但是，在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人们对于服务贸易也产生了很多质疑，因为旅游行业使得很多自然景点被破坏，也使得景区的环境被破坏，同时景区所在地的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经济利益，对于景区进行人为的改造，这就使得很多景区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同时，景区的服务也达不到人们的需求，社会经济在发展，人们对于服务质量个水平越来越高，也就使得越来越多的服务贸易中的问题凸显，本文我们就将针对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服务贸易问题做出探讨。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服务贸易的几种基本表现形式

所谓的区域经济也就是指跨国际开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式，它通过把不同地区的经济加以融合，从而从不同的方面促进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这也是区域国家开展合作的表现，它对于提高我们国家整体的经济水平有很大的帮助。

(一)跨境交付

跨境消费是当前国际开展服务贸易的主要形式，从它的定义中我们不难看出它的消费过程是完全的服务贸易，它不会涉及到服务的人员和机构，它只需要通过网上交易手段使得提供服务者和消费者之间能够取得一个很好的联系，从而使得区域经济达到一体化，这种跨境支付是当前服务贸易最普遍的支付手段，它更加方便快捷的为消费群体提供了服务。随着电子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跨境支付更加被人们所喜爱，它既是一种安全的消费方式，同时它也可以保障很好的服务贸易，所以它越来越多的被人们用在跨境交易上，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来说，它也是发展旅游贸易的一种必要手段，不仅促进了国家间的经济联系，也使得这三个省份经济发展方向被快速推向世界。

(二)境外消费

所谓的境外消费就是指服务的提供者本身是不移动的，而是消费者通过跨国去消费，去享受其他国家给人们提供的服务，包括入境旅游和处境旅游，这是服务贸易最常见的两种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主要是通过人群的流动来开展的，人群通过移动去享受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包括餐饮消费、住宿消费、观光消费等等，这种消费形式也是当前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开展服务贸易的一种常见的表现形式。这在京津冀区域一体化过程中表现也是比较明显的，因为京津冀经济圈本身发展比较快，吸引了很多外来国家的投资，也就促使这部分地区的服务贸易得以繁荣昌盛。

(三)商业存在

这种服务贸易提供的方式是服务提供者到同一区域的其他国家去开展贸易，从而把自己的服务贸易通过各种形式走出去，这就是商业存在。跨国公司的建立也可以说是商业存在的一种，而跨国公司在京津冀经济圈是十分常见的，因为这个区域经济水平相对较高，更容易吸引外资。它是人们为了发展经济而逐渐传播开来的一种服务贸易形式，它对于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贡献是非常大的。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发展服务贸易的有利因素

当前整个世界的经济发展形式都是以一体化形式存在的，它对于发展每一个国家的经济都是十分有利的，对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发展影响深远，同时它对于发展服务贸易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以下就是我们的分析。

(一)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给全球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随着世界经济整体的发展，可以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被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形式所带动，对同时也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越来越重，特别是旅游行业的发展。我们国家历史文化比较悠久，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资源，这是我们国家旅游业吸引游客的关键，这也是京津冀区域发展旅游业的关键。京津冀区域旅游业是区域经济中服务贸易呈现的一种主要形式。我们可以说区域经济的一体化给全球旅游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人们开展服务贸易的时候消费手段更加丰富安全，旅游业的发展标志着全球服务贸易的盛行，它对于我们国家整体经济的发展是具有带动作用的。

(二)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国际服务贸易一体化提供了平台

所谓的区域经济也就是一定区域没发展自由贸易，它对相关区域管家经济的促进作用是非常大的，不仅仅为各个国家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同时也使得各个国家间的交流更加便利。对于服务贸易这个含义比较广阔的经济群体来说，它不是通过商品的流通来实现的，它主要是以旅游业形式存在的，它使得不同国家的文化得以交流，这样不仅可以促进双边国家经济的发展，也使得服务贸易被广泛推广，这就使得北京、天津、以及河北等地的经济往来更加密切，给三个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平台，因此我们也可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为国际贸易一体化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三、结束语

对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来说，它是可以通过多重发展形式的，服务贸易作为一种新型的产业，它越来越被人们重视，而且形式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我们国家的发展受服务贸易影响很大，而且其影响在未来会升级。旅游行业作为服务贸易的主体，它应该更加重视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并且对产业不断进行产业升级，同时，应该以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为发展模板，从而让我们国家经济快速发展。

参考文献:

[1]陈启斐.区域经济一体化、边界效应与服务贸易[J].当代财经，2013年第12期

[2]温黎.市场关于中国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的研究——基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视角的分析经济，2014年第3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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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 金融合作 本地化

一、前言

2014年开始，在书记与总理的倡导下，京津冀一体化上升成为了国家重要决策。京津冀三地在交通、环保、物流与经济发展等多方面的合作。综合国际与国内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地区一体化发展经验来看，经济一体化，首先要金融一体化。金融一体化能够密切各地联系，加快经济一体化进程。

二、京津冀金融一体化存在的问题

（一）京津冀区域内金融发展水平差距过大

金融发展水平主要是指经济金融化的程度，金融资源数量占 GDP 的比重越高，一般认为金融发展水平越高，研究发现，京津冀三地中，北京占比最高，天津次之，河北最低。这反映了三地金融发展水平差距大问题。

（二）行政区划壁垒导致金融资源的分割

区域金融的合作伴随着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如今的行政区划将京津冀划分为三个不同的行政区域，分属不同的地方政府。在现在以税收衡量地方政绩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则完全有可能有必要为了自己区域的发展尽心尽力，而对于其他地方的发展不闻不问。因此，各地方政府将集中精力将各项金融资源集中于本区域，而不是辐射于周边区域。比如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各地致力于争取更多金融机构，设立更多交易市场，而不是从促进金融市场发展和金融产品创新来提高金融效率。

（三）利益协调机制的缺失导致金融竞争大于金融合作

实现了区域金融的一体化，金融资源必然要在区域之间流动，这就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这正是目前京津冀地区所缺少的，其在金融资源的分配和争夺方面展开了相对竞争，却缺失一定的合作能力。例如京津两地都将建设北方经济中心定位了发展目标，在如此一致的目标之下，京津两地政府在进行决策时一定会努力在本区域集聚金融资源，使得在金融资源分配和争夺的竞争加剧，资源无法辐射到周边区域，阻碍区域进一步的金融发展。京津两市的竞争使得面对面的交锋不可避免，其结果不容乐观：要么一方的回报无法收回，惨败收场；要么两败俱伤，使得双方的人力物力财力都造成巨大浪费。

三、对京津冀金融一体化的建议

（一） 合理分工定位以充分发挥比较优势

只有充分利用比较优势理论才能实现区域金融合作。所谓比较优势理论，即在同一个经济区划内，将各个区域的金融资源优势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制定有差别的发展

目标与工作重心，从而实现资源之间的有效流动，使得产业分工合理，资源实现高效合理配置。

（二） 制定覆盖全区域金融合作规划

京津冀各地政府应转变各自为政的观念，树立“区域金融”的观念，站在更高的角度共同制定一套符合市场要求的覆盖整个区域的金融合作规划，确定共同的竞争规则、发展步骤，明确各省市在整个大市场的区域金融一体化发展中的定位、目标、任务等，形成市场化的金融运行机制。另外，可以防止各种地方由于利益得失所形成的不公平竞争，以及解决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地方企业所形成的不公平待遇，构建良好的竞争环境，杜绝地方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的不公平事件，从而建设良好的金融竞争环境。使金融环境更加透明健康发展。另外还能减少资源浪费，各个地方所拥有的资源不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特征，因此找到自身适合的发展机会是十分重要的。

（三） 建立长效的利益协调与共享机制

无论是从地域层面还是文化层面，京津冀地区自古就具有密切的关联，现在三地更应该摒弃冲突和矛盾，看重共同点，从长远利益出发，以共同利益为重，发挥各自的独特优势，建成区域金融一体化机制，从而实现金融资源在京津冀地区的无障碍流动，实现金融资源跨区域的有效合理配置，从而使得金融资源能够共享，实现金融跨区域合作。

（四） 搭建信息沟通平台促进区域金融协调监管

在区域金融一体化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地域的行政划分，对各个区域当中所呈现的资金业务服务，如结算，贷款等，在信息流通方面构成了一定的难度，增加了不必要的成本开支，因此需要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金融监管等权限的发放等。金融业务的在不同的地域进行，因此要特别重视其安全性以及可操作性，对于相关的权限要适当地进行开放，异地资金的处理要尤为谨慎，需时刻保证信息监管的准确性以及及时性，维持信息的畅通状态；根据现阶段的发展现状来分析，金融混业经营是当下十分流行的一种金融经营状态，而且各个部门的信息流通要求较高，这就意味着各个地区各个部门之间要保持良好的沟通，创造良好的金融监管环境。

参考文献：

[1]安虎森，彭桂娥.区域金融一体化战略研究：以京津冀为例[J].天津社会科学，2008，06.

[2]林季红.欧洲金融一体化的进展及其存在的问题[J].中国经济问题，20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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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区经济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国际分工是产生国际贸易的基本原因，国际贸易又进一步加深国际分工，解释贸易的理论都是以阐释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理论的发展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比较利益理论。李嘉图认为，各国应致力于生产其相对具有较高劳动生产率的产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其相对具有较低劳动生产率的产品；赫克歇尔—俄林模型则表明，商品价格差异是贸易的基础，要素价格差异是产品价格差异的根源，各国应出口密集地使用本国丰富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商品，并以之出口换取密集地使用本国所稀缺的生产要素所生产的产品。二是新贸易理论。以克鲁格曼、赫尔普曼等人为代表的国际经济学家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差异是国际贸易产生的动因之一，但该理论仅解释了要素禀赋具有差异国家之间的产业间贸易，而现实中有相当一部分贸易是发生在经济特征相似国家之间的贸易，新贸易理论从两个方面分析了其产生的原因，其一是着眼于规模经济与产品差异化，以边际成本递减作为生产分工与集中的理由，其二是用不完全竞争及其市场细分策略来解释这类贸易与国际分工，说明规模收益只要超过运输成本，生产应有集中化的趋势，并且市场规模越大、“学习曲线”效应越明显的行业，成本就会越低，以此为基础的生产分工与选址，不再决定于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而是历史因素与政府政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以上理论出发，分析经济一体化在贸易流向与产业组织结构两方面对分工的影响，可以发现具有以下几方面明显的效应：第一，市场规模效应。一体化以后，国与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降低，因而无论从市场范围还是消费者效应来说，都有效地扩大了市场的规模，相似要素可以更密集地使用，按照一国都趋向于出口在本国市场上占有较大份额产品的原理（克鲁格曼、赫尔普曼，1985），一体化区域将具有增加对区外出口的倾向。第二，市场竞争效应。贸易壁垒降低将导致区内市场竞争激化，减少寡头垄断，降低区内市场细分的程度，可以强制地带来经济效率的调整。第三，规模经济与专业化分工的效应。市场规模扩大以后，企业可以通过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一些厂商能够从事更多的工厂专业化分工，减少每个工厂生产的产品种类，降低服务成本，增强出口与区域内进口替代的能力。以上三方面都将增加一体化区域的区位优势，增加一体化区域内部分国家的竞争优势，引起区内投资格局的调整与区外对区内投资的增加。

从贸易对分工的影响来看，传统贸易理论与新贸易理论的分析有三个共同点：一是产品都是由一国国内的企业生产的；二是贸易保护的对象都是一国的产业、产品及其生产的企业；三是要素在地区间不流动。但如果以跨国公司的跨国一体化经营为分析背景，以上三点结论就需要重新推敲，国内有学者将跨国公司内中间产品的贸易、对外直接投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的融合概括为贸易投资一体化现象（张二震、马野青，2002），得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我们认为，分析贸易投资一体化对国际分工的影响，可以以要素的跨国流动与各国同类要素的异质性为基础，当跨国公司实行跨国一体化经营时，跨国公司的管理、技术以及品牌都可以成为投入的要素，地区经济一体化降低了贸易壁垒，有利于要素与中间产品的国际流动，从而推动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依据各国的要素差异进行不同的价值增值环节的选点布局，一国科技型、管理型以及高素质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价值增值环节大的生产投资与研发机构的建立，低素质低技术的劳动力较多，将有利于一般加工型生产环节的建立。贸易投资一体化使产品乃至产业失去了国家的界限，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不能再说是由中国制造的，但国际分工仍存在，不过分工不以产品、产业为标志，而以国家之间的要素差异为标志，以要素创造的价值增幅为标志。以这种分工为基础的贸易，结果不是要素价格的均等化，而是其差距的扩大，如跨国公司专门将技术研究与开发中心、价值增幅大的生产环节放在本国，而把生产的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放在中国，或仅建立适应中国市场的技术应用中心，中国将专门成为成熟技术的生产加工基地，长期下去中国的知识型管理型人才收入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越来越大，造成人才培养的困难与人才的流失，进而掉入要素低水平成长的贸易陷阱。

对一体化国家而言，区域经济一体化扩大了区域内的市场，降低了区域内同类生产要素流动的障碍，增加了同类生产要素尤其是知识型管理型人才的聚集，这都将增加区内的区位优势，提高以贸易投资一体化为基础的国际分工层次。但对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而言，跨国公司的生产选址将非常重要，使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落址于本国，通过对知识型人才的需求来实现本国有竞争力要素的持续增长，将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新目的。吸引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不仅要有量，而且还要有质。

研究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投资效应，国际经济学界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前，分析总是以一体化对新贸易格局的影响作为基础，20世纪80年代中叶以后，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创立，市场结构、产业组织的理论被植入国际贸易的分析，因而投资效应的分析就以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作为基础，贸易投资一体化基础上的贸易与投资行为主要还是以寡占反映战略为主，在方法上仍属产业组织的行为分析，下面我们以这两个阶段为界分而述之。

二、从国际贸易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跨地区跨集团的直接投资以及跨国公司的战略联盟策略，从根本上来说将成为打破地区封锁抑制排他性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当国际直接投资的动机从以降低成本为目标的要素寻找型向市场开拓型转变后，国际贸易的作用将是长期的基础性的。从贸易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投资的影响，出发点是一体化对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与福利的影响，理论基础基于比较利益之上的专业分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部门间或产业间的区域内部贸易的增长，市场规模以及规模经济都成为一体化收益的主要来源，经济特征相似的国家都可以在专业化分工中收益，从与一体化之外的国家贸易条件的改变中获益。分析一体化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采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方法，考虑关税、配额和其他贸易障碍降低后对相对价格的影响以及价格对贸易商行为的影响。由于影响相对价格的行为因素很多，如政策、收入等，因而不联系具体产业与产品是很难下具体结论的，但总体的分析可以提供基本的分析方法与思路。

美国经济学家J·瓦伊纳于1950年提出了“贸易创造”与“贸易转移”这两个基本概念，用以反映贸易对一体化的反应，金德尔伯格(Kindleberger,1966)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投资转移”与“投资创造”，用以反映外部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对区域一体化贸易流向的反应，由此奠定了这一领域的基本分析框架。

金德尔伯格认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经营战略表明，一体化组织的贸易流向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和流量产生影响，形成投资创造效应与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创造是由贸易转移引起的，一般而言，关税水平越高的国家，一体化后贸易转移效应越大，该国将从成员国进口成本更高的产品，消费者获得价格相对较低的产品，但国家失去部分甚至全部关税收入。如中日组成关税同盟或自由贸易区，中国可能以从日本进口汽车来代替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进口，但别国厂商自不会坐以待毙，中国厂商也不能面对新格局而束手无策，由此形成的区外非成员国对一体化区域内的直接投资和区域内成员国之间的直接投资的增加即为投资创造，区外的跨国公司在一体化内部建立“避税工厂”(Tariff-exemptfactory)，并向一体化市场供货，以维护其原来以出口方式占领的市场份额，同时，由于区域内贸易自由化使市场扩大与需求增加，为厂商带来了新的市场机会，一体化内外的跨国公司互相竞争以追求潜在的规模经济效益，也会增加在区域内的直接投资。

投资转移是由贸易创造引起的扩大了的外国直接投资，贸易创造的产生主要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影响：成员国的数量，数量越大，表明市场越大；平均关税水平的降低程度，平均关税水平越是降低，同盟越可能趋向贸易创造；成员国经济的竞争程度，受保护的同类企业的单位生产成本差异越大，贸易创造效应越大。贸易创造的产生来源于规模经济与专业分工，为从一体化经济中获取规模经济和专业分工的收益，需要进行生产的重组，由此引起区域内直接投资布局的调整与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及区外外国直接投资的增加，产生投资转移。

投资创造与投资转移根源于一体化的规模效应与市场统一效应，相对于区外国家而言，一体化内部的总收益无疑是提高的，尤其是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对发展工业的偏好，其收益更具有长期意义，但对一体化内不同的国家而言，其收益是不对等的，模型分析表明(PeterRobson,1998)，一体化区域内产业在国与国之间转移是必然的，甚至存在产业全部向一国偏转的可能，因而认真研究一体化成员国之间的相互优势及产业分工趋向，制定适当的补偿机制就成为一体化的重要制度内容。

三、从产业组织的角度进行的分析

由于生产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为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而进行的跨国投资战略调整，建立在地理意义上的贸易创造和贸易转移概念的界限已变得模糊起来，因而以地理概念为基础的金德尔伯格的二分法就难以反映外国直接投资之间的全部复杂问题，随着新贸易理论的兴起，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以占领市场为导向的寡占反映战略就成为解释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

这种方法着眼于一体化从哪些方面影响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其分析一般以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为依据，该理论认为，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取决于以下三个要素的组合：第一，所有权优势。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应具有某种垄断优势，以抵消在陌生环境中经营所需增加的额外成本，一般业主的无形资产与规模经济都可能体现特定的所有权优势，其内容主要包括研究与开发能力、管理能力、获取信息能力、营销技巧、特殊的组织结构以及进入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市场的便利条件等。第二，内部化优势。制度学派认为企业作为一种科层组织，与外部市场相比具有减少交易成本的优越性，根据邓宁的分析，国际市场的失效主要有两类，一是结构性失效，如贸易壁垒的存在与无形资产的溢出效应影响外部市场的形成和发育；二是交易性失效，如交易渠道不畅及国际市场经营风险过高都将提高交易的机会成本，交易成本提高促使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将外部市场内部化。第三，区位优势。区位优势来自东道国特定的自然和人文环境，如自然资源的禀赋、社会文化、法律、政治和制度环境，以及政府通过立法或行政政策所提供的优越条件等，这些因素不是跨国公司特有的，但跨国公司可以不断适应它，利用它。

将以上三个方面结合起来可以合理清楚地解释国际生产的组织形式，所有权优势决定了“谁”来生产，内部化优势决定了“怎样”生产，区位优势决定了“在哪里”生产。而一体化从规模性、结构性与交易性三个方面增强了区域内国家在以上三个方面的优势。贸易壁垒的降低尤其是专用性资产、中间产品及要素流动壁垒的降低，提高了跨国公司内部化的能力，一体化后的区域市场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的市场，具有文化、政策等多方面的差异性与复杂性，为区域内的跨国公司提供了国际经营的学习机会与条件，使一部分区位优势转化为所有权优势(MiraWilkins,1991)，一体化最为突出的还在于它凸显了区域市场的区位优势，拓宽了市场的范围，加大了经济的总体规模，提高了经济的抗震性，能使经济周期的波幅减少，周期拉长，降低了国际贸易中的许多不确定性，对于一体化的小国来说，生产的种类可以减少，规模可以加大，生产的某种地理分工变得更自然，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尤其有利于那些在大工厂中应用的重要生产要素，如某些类型的技术和管理人员，这也成为跨国公司对区内投资的重要原因。

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企业的战略对策结合的分析认为主要有四种形式的战略投资对策(Yannoponlos,1990):(1)防御性进口替资，也叫“桥头堡投资”或“跳越关税”的投资，是外部企业对一体化贸易转移效应的一种对策，反映了一个企业为维持在一体化经济中的市场份额从以贸易为基础的战略向以投资为基础的战略的转变；(2)进攻性进口替资，亦称出口导向投资，它以一体化对竞争效率、收入水平、增长和创新的影响为依据，投资的动机在于利用地区一体化所造成的市场扩大和需求增大的势头，是企业抢占市场进一步扩大在该地区的市场份额的一种战略投资；(3)重组投资，又叫合理化投资，即生产经营的布局按一体化后更自然的区位优势重新组织所进行的投资，因为贸易壁垒消除以后，各成员国的比较优势成为资源重新配置的主要依据，生产活动将向成本较低的地区集中；(4)寡占反映投资，指当地企业面对外部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进入该地区，为保持自身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必须通过做大规模进行回应，从而刺激其通过直接投资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从产业组织的角度分析一体化对直接投资的效应，最主要在于强调它对工业效率的影响，这可能是比资源配置效应更为重要的一种收益来源，因为从贸易的角度所作的分析是在完全竞争的框架内展开的，而从产业组织的角度所作的分析强调的是以不完全竞争为框架，分析一体化对厂商竞争行为的影响。鉴于一体化后兼并与收购将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因而如何规范本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与垄断行为，就成为新的更重要的课题。

四、启示与结论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参与经济一体化必将有得有失，但一般总是得大于失，这是双赢、多赢的博弈，而非零和博弈，国际直接投资的流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一体化分工的格局趋向，也是利益分配的重要导向，一国要从一体化中获得有益的分工，就要从比较优势、竞争优势以及竞争性要素的持续增长等几个方面来引导国际直接投资的方向，从以上贸易与产业组织两方面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分析来看，我们认为中国参与经济一体化主要应处理好以下三方面的关系：

1.处理好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依照传统贸易理论，中国是简单劳动力要素的供给极其丰富的国家，几乎可以说具有无限供给弹性，因而一体化后，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将有向中国集中的趋向，依照新贸易理论，生产也有向平均成本低的国家集中的趋向。但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国向别国开放市场也具有诱人的利益，当中国与东盟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不无妒忌地宣称，为了享受中国对东盟出口的零关税，日本企业可能进一步向中国投资，为了同样的理由，日本可能将已或拟向东盟的投资转向中国（冯昭奎，2002），其实，中国与东盟都大可不必为此而担心，制造业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国转移的趋势是存在的，但制造业的产品丰富多彩，千差万别，只要一体化内的商品比要素多，要素价格就有均等化的趋向（赫尔普曼、克鲁格曼，1985），如果其生产全向一国集中，则比较优势的天平将向另一面倾倒，况且生产同样的商品对要素的组合方式仍有差异，可以起到平衡各国生产要素供给的作用，东盟即使生产的种类减少了，但贸易壁垒的降低使中国辽阔无边的市场向他们优惠开放，从美加墨自由贸易区的运转来看，自由贸易的协定尤其有利于小国，因为他们的增长与繁荣有了更多的空间(ShyamalenduSarkar,2001)。对东盟而言，中国是竞争者，也是有利的合作伙伴，其合作的空间将主要在制造业、电子、通讯等产业内部的分工与贸易，由于这些产业的发展取决于最初的生产与更大的市场份额，因此实证分析这些产业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的分工布局将对资源的配置起导向作用。

2.处理好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关系。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基础的分析表明，一体化后的市场将成为有实力的跨国公司角逐的场所，其第一阶段的投资将是对资源重新配置、生产合理化布局的反映，第二阶段的投资则是实现企业的快速增长和加强对市场的控制，而兼并和收购当地企业便成为其迅速占领市场的最有效的手段。面临外国跨国公司的竞争，我们在不同的产业市场结构中应有不同的应对之策，具体而言，在规模经济较显著的行业，如汽车、化工、金融、民用飞机等部门，在收入需求弹性较大的部门，如电子通讯、计算机、药品等部门，其产品的技术含量较高，企业兼并的国际化倾向也明显，因而应鼓励国内企业实现并购，形成产业组织的集中化，以大企业与跨国公司合作，而在规模经济不明显、生产处于成熟阶段、生产技术已标准化、需求收入弹性较小的部门，如纺织、服装等，应以鼓励竞争为主，制定较严格的反垄断管制，这种按产业结构的差异制定垄断管制的双重标准是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都采用的方法。

3.处理好具有核心竞争力要素的培养与跨国公司一体化经营的关系。在跨国公司全球一体化经营的战略下，中国既要发挥简单劳动力丰富低廉的比较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也要发挥中国优秀人才的竞争优势与跨国公司的优势资源相结合，既要有生产加工中心，也要有技术中心。在贸易投资一体化的背景下，要保护本国有竞争力的要素在本国有就业机会，有获取高工资的机会，要力争让跨国公司的价值增值幅度大的生产环节，具有核心创造力的研发活动在中国展开，如法国在药品生产行业就规定在当地建立研究与开发机构是外国投资进入法国市场的先决条件。无论是国内企业还是国外跨国公司，只要能对中国关键的核心生产要素付高额报酬，都应受到鼓励，这是从根本上获取关键产业的自我发展能力，关键要素与技术的持续供给能力，这样，中国经济才能具有“独立于一体化经济中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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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ShyamalenduSarkarAndHongY.Park"ImpactOfTheNorthAmericanF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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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货币区 经济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 货币联盟

1997年～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东盟各国认识到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的弊端，以及开展货币合作的重要性。经济大国日本也因日美元汇率的急剧变动给其经济带来的不良影响转变了原本消极的态度,正在积极支持和推动亚洲货币一体化的进程，中国经济的发展给亚洲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区域经济一体化为“亚元”的可能性提供了更大的保障。 随着亚洲经济的高速发展,东亚货币一体化成为学术界内外讨论的焦点。笔者就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与货币一体化问题谈点浅见。

一、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程度分析

目前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是在两个框架下进行，一个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一个是次区域的东盟组织，两个框架的基本目标是实现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APEC是一个连接亚洲和太平洋国家的、松散的、关于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论坛，内涵的国家众多，差异性极大，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受到多方面的障碍。东盟是一个次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涵盖的经济体规模太小，区域内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很小。

这里，我们主要选取三个指标来考察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程度：区域内贸易占各国GDP的比重、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各国经济增长之间的相关性。

1.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及GDP的比重

区内贸易量越大，货币一体化给成员国带来的利益越大，因为共同货币将会降低贸易活动中的交易成本。东亚地区区域内贸易占总贸易的比重是33.15％，而欧洲共同体是55.9％，占GDP的比重东亚是40.58％，欧洲共同体是39.46％。这表明东亚地区区域内自由贸易的程度和共同市场的建设程度虽然比欧洲还有一定距离，但近年来，随着东亚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个差距在逐步缩小。

2.经济增长的相关性

我们通过分析东亚各国1985年至1999年这15年的GDP增长率，计算出任意两个国家之间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并与欧洲共同体主要成员国的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进行比较，发现:东亚各国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20.493，平均相关系数为0.4554;欧洲共同体经济增长率的相关系数之和为14.185，平均相关系数为0.6755。这反映出东亚目前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还远远不够。

二、东亚地区要素流动性分析

1.劳动力流动性及工资、价格弹性

一方面，东亚各国和地区并没有像欧盟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目前限制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很多，包括语言障碍、法律障碍、文化障碍、政治障碍等等，这些障碍都使得整个东亚地区劳动力的流动程度很低。

另一方面，东亚地区工资和价格又有较大的弹性，它具有一下四个方面的特征：第一，东亚地区是具有较高增长速度的发展中地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刚刚完成（与欧美国家相比），如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而另外一些国家则正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化的过程伴随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大批量转移，这种转移在满足了工业化过程中对城市劳动力的巨大需求的同时，保证了劳动力市场的充分弹性；第二，东亚国家和地区一般都不制定最低工资法、雇员税法和就业保障法等法规，使工资完全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劳动力市场基本上不发生扭曲；第三，东亚国家工会的力量与欧美国家相比比较弱小，谈判能力低，失业保险制度也不健全，导致工资刚性不强；第四，日本是东亚国家工业化完成较早的国家，虽然各方面的法规相对比较健全，但是日本的终身雇用制度也保证了工资的充分弹性，在终生雇用制度下，劳动力需求下降时企业不裁员、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方法是削减工资水平。工资构成企业成本的最重要部分，工资的较高弹性保障了产品价格的较高弹性。

2.资本流动性

东亚各国（地区）金融发展的水平存在很大差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由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组成，该类国家和地区金融深化的程度较高，是地区性的金融中心，基本不存在资本流动的障碍。第二类由中国台湾和马来西亚、泰国、日本组成，该类国家或地区正处于金融深化的过程中，政府对金融的管制已经大大放松，金融市场也有了一定的发展。第三类由中国、韩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组成，这类国家（地区）金融自由化起步较晚，目前存在较多的政府对金融的管制，资本流动的政策和市场障碍都很大。由于该地区的大国――中国、韩国和日本都存在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资本流动存在一定的障碍，致使整个东亚地区的资本流动性不高。

三、 经济发展水平及结构相似性分析

如果外界冲击对货币区内各国的影响是对称的，可采用同样的（或类似的）货币政策予以抵消，各国就不需要独立的货币政策而形成一个货币联盟。而冲击是否是对称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两国经济发展水平是否相当，是否具有相似的经济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经济结构趋同的国家有可能形成货币联盟。

1.经济发展水平

为了反映东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采用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折算）这个指标。可以明显看到，东亚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既有像中国这样人均GDP仅仅2624美元（按购买力平价折算）的发展中国家，又有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那样的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还有日本这个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强国的发达国家，贫富悬殊十分严重，最高和最低之间相差竟达10倍以上。

2.经济结构相似性

这里我们选取两个指标反映经济结构的相似性：贸易结构和资本形成比率。

表1计算了东亚各国（地区）1985年～1999年期间平均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平均资本形成比率、资本形成比率的标准差。标准差反映东亚各国（地区）偏离平均资本形成比率的程度。该指标的高低粗略反映了一个地区各国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标准差越高，相似性越低。表2给出了欧洲共同体各国1979年的资本形成比率。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的标准差，说明东亚地区资本形成比率的相似性大大低于欧洲共同体1979年的水平。

表1 东亚各国(地区)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85年～1999年)

资料来源：根据IMF、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2000有关资料计算

注：日本的资本形成率和GDP均使用第四季度的数值计算

表2 欧洲共同体国家资本形成占GDP的比率（1979年）

资料来源：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1986

从进出口结构的差异度来看．东亚地区1993年出口的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58.56，进口差异度指标的平均值为34.47；而欧洲国家1979年这两项指标分别为35.71和23.21。东亚地区进出口结构差异明显高于欧洲共同体。

四、政策目标的相似性

政策目标相似性越高，在对付经济冲击时货币合作各国政策协调越容易．货币合作越容易成功。

我们选取了通货膨胀作为主要的政策目标来考察。表3和4列出了东亚地区上世纪90年代和欧洲共同体70年代的平均通货膨胀率，及通货膨胀率的平均值和标准差。东亚地区的标准差是5.2，欧洲共同体是3.73，东亚明显高于西欧地区。

表3欧共体国家的通货膨胀率（1970年～1980年）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1982年世界发展报告》

表4 东亚国家（地区）的通货膨胀率（1992年～1998年）

资料来源：根据APEC秘书处《1999APEC经济展望》，1999年9月有关资料计算

五、东亚货币一体化存在的困难和障碍

综合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东亚地区还不具备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有制度保障、以汇率目标区为主体的如同欧洲货币体系的货币合作机制的条件。具体来讲，目前东亚货币合作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大，经济一体化程度不高

经济发展水平及经济结构有较大差异国家的一体化相对较为复杂。东亚建立货币联盟的过程应该在初步实现经济一体化、达到一些前提条件之后，包括建立关税同盟或者共同大市场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一体化。东亚各国和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差悬殊，经济一体化程度大大低于欧洲各国，目前还不具备实施货币一体化的条件。

2.东亚区内尚不存在轴心国

德国是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享有稳定的宏观经济政策的声誉。欧洲中央银行事实上是遵从了德意志银行的货币政策，这一方面反映了德国经济在西欧经济中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德意志银行长期拥有的反通货膨胀信誉。

东亚地区尚没有能为整个区域决定货币政策并对区内各国政策起协调作用、担当轴心国的国家。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关系中，日本始终扮演主角，日元也是地区内最国际化的货币。近年来，日本与亚洲各国的经济关系越来越紧密，在某些国家其重要性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即使不考虑政治因素，日本在经济上的某些缺陷也使它难以在该地区担当轴心的角色。如日本国内市场狭小，金融市场限制过多，日元在国际贸易结算、外汇市场等的地位大大小于其国民生产总值及对外贸易在全球的地位，这些都影响了日本在东亚的核心地位。

3.在东亚国家（地区）合作中存在着政治方面的障碍

欧洲货币联盟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货币联盟要有一个政治联盟为后盾。与欧洲相比，东亚货币合作的困难可能主要在政治方面。

首先，长期以来东亚各国和地区一直存有分歧，包括历史上的积怨、领土纠纷、文化传统、、价值观的差异等，因此它们更多的是把彼此视作竞争对手而不是潜在的合作伙伴。历史上日本的侵略战争给一些国家留下创伤，而且日本对战争问题至今没有深刻反省，因此，东亚国家很难对日本有信任感。另外，东亚国家领土问题尽管目前暂时搁置，但随时都会成为合作的祸根。总之，在东亚地区合作过程中存在着政治障碍，各国很难相互信任，对合作始终存有戒心。

其次，区域货币合作需要各国让渡一部分经济政策的自，服从一种共同的货币政策。然而，到目前为止，东亚国家并没有显示出愿意放弃部分货币政策的自换取货币合作成功的决心。这一地区也缺乏类似欧盟货币委员会那样的超越国家权力的机构，以及对违反合作协议的成员国进行强制惩罚的机制。因此，如果东亚地区希望采用单一货币、形成货币联盟，需要各国强有力的政治承诺。

参考文献:

[1]McKinnon, Ronald I. “Optimum Currency Areas”.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3, 53: 717-725

[2]Krugman, Paul R., and Maurice Obstfeld.“International Economics-Trade and Theory 5th edition” Addison-Wesley,2000

[3]王子先:欧元与东亚区域金融合作.世界经济,2000,3

篇9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吴桥杂技;保护和传承

一、吴桥杂技的文化底蕴

吴桥现有人口30万，陆地面积600平方公里。因为这里有悠久的杂技文化传承，在吴桥涌现了很多享誉世界的杂技名人名家，成为了世界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作为我国杂技的发祥地，有着悠久的战绩历史和精湛的杂技艺术。吴桥杂技文化有广泛和深厚的群众基础。吴桥人世代以杂技为生，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创造了灿烂的杂技文化，成就了杂技人才成长摇篮的美誉，也造就了吴桥杂技良好的文化生态。

民间杂技的产生与发展依赖于吴桥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历史上吴桥土地贫瘠，经济落后，为了生存的需要，人们逐渐把在田间地头闲来杂耍的“玩意儿”变成了谋生手段，并最终发展成为当地特有的一种文化――吴桥杂技。

吴桥人对杂技有着特殊的爱好，吴桥县乃至周边地区都是杂技艺人创造杂技文化的社会场所，有杂技文化得以传播的社会环境，这种特有的社会环境铸就了吴桥杂技坚实的文化生态基础，推动着吴桥杂技文化向海内外的广泛传播，并逐步成为民族文化的象征。截止目前，吴桥30万人口中约有10%的人从事杂技旅游或与其相关产业，其中包括一处国家首批4a级旅游主题公园，40个杂技团体，44所杂技学校，50多个杂技专业村。另外以吴桥命名的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已经成功举办了9届。

二、吴桥杂技文化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杂技已不是吴桥人唯一的饭碗。文化生态保护成为一个普遍性难题。在多元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家庭不愿再送孩子去学杂技，吴桥杂技之乡原有文化生态环境面临冲击。有关专家呼吁，加强吴桥杂技文化生态保护已刻不容缓。加强吴桥杂技文化和生态保护是当今面临的一项严重的问题。

吴桥杂技人才的培养主要靠杂技学校招生授和家族化的传承模式。杂技学徒的生源主要来自吴桥和周边地区的农村和少量外省市的杂技爱好者。近年来，随着农村多元经济的发展，不少农民选择进入乡镇企业和外出务工。杂技行业收入水平不高，而且演出时有很多高难动作，存在一定的危险性。现在大多家庭孩子少了，家长舍不得让孩子受苦学杂技。学杂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回报却没有明显增加。杂技已不再是吴桥人赖以谋生的唯一手段。大多数杂技艺人都必须面对未来再就业的问题。然而，因为这些人是从小学习杂技，受教育程度不高，就业面非常窄，它也成为许多家长不愿意让孩子学习杂技的原因之一。

吴桥从事杂技表演的艺人不断老龄化，身体等原因面临转行，很多老杂技艺人的绝活儿面临断代失传、后继无人的危险。当杂技艺术成为人们直接或间接谋生的手段时，其文化生态就能在自然状态下得到健康发展;反之其文化生态会逐步变得脆弱，急需得到保护和传承。

三、京津冀一体化在吴桥杂技文化传承和保护中的促进作用

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给吴桥杂技文化传承和保护带来了新的希冀。京津冀三地地缘相近，文化旅游资源各具特色，地域特点明显，在区域旅游合作方面有着先天优势。三地仅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就接近百项。另外，京津冀地区经济发达，市场极具活力，开展区域文化旅游合作拥有很好的市场基础。为了促进三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保护，京津冀区域文化旅游一体化的开发成为趋势。如果能够把吴桥杂技文化项目有效地融入京津冀区域旅游的线路产品中，必将提升该地区旅游产品的品位和层次，同时，也能满足游客参与、体验民间文化生活的需要。

2014年国务院发文提出要“创新文化旅游产品”。即鼓励专业艺术院团与重点旅游目的地合作，打造特色鲜明、艺术水准高的专场剧目，发挥品牌效应，组织开展群众参与性强的文化旅游活动。这一意见，为吴桥杂技文化的创新发展指明了方向。吴桥杂技应凭借这一优势，与京津冀的旅游产品合作，实现互惠互利，合作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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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建议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商场不仅要面对国内的竞争，还要适应国际的竞争，为了获得可持续的发展，现代商场要注重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其中文化竞争力的提升是重要的，主要是由于消费者对现代商场有了更好的要求，不仅要求其提供优质的商品与服务，同时还关注其休闲与时尚等内容，因此，现代商场要关注其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下面将分析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的内容与提升的建议。

一、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的内容

1.在购物环境文化方面

在消费者购物过程中商场的环境是重要的，目前，现代商场多建立于市中心，其建筑往往具有一定的标志性，同时其场内的环境也相对高雅。现代商场购物环境中较为关键的便是橱窗的设计，橱窗展示的商品将易于吸引消费者的目光，从而让消费者进入店铺进行商品的选取，在商品陈列与货架摆放等方面也要进行精心的设计，让消费者能够进行自由的、便利的选择；同时商场的灯光、室温也要适宜，使消费者能够尽情的选取。部分商场配有音乐与广告播放等，通过听觉与视觉，实现了对消费者的双重刺激；部分商场也设置了休息设施。现代商场为消费者营造了良好的购物环境，将利于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因此，购物环境文化是重要的。

2.在时尚商品文化方面

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均对其有着一定的时尚需求，因此，现代商场在发展过程中，其文化竞争力的内容之一便是时尚商品文化。现代商场中的商品要具有时尚性，突出时尚商品的地位，并要对消费者的需求进行挖掘，从而实现示范消费的作用。在时尚经营之际，现代商场的商品要具有名特优新美等特点，并利用商品的特点提升商场的价值，通过时尚商品吸引消费者的注意力，通过购物增强消费者的信心，从而形成持续的影响。

3.在服务文化方面

现代商场的服务文化是重要的，主要是由于现代商场经营的为零售商品，具有服务特征，同时要求现代商场的服务文化精神要包括周到、耐心、热情与细致等，现代商场的服务文化主要体现在其服务人员的服务工作之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服务理念也有所转变，但服务的目的是永恒的，在现代商场的服务中仍要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为其提供必要的售前、售中与售后等服务，同时现代商场的服务文化要坚持以消费者为本，不断完善商场的文化内涵。

4.在经营文化方面

现代商场的经营文化是逐渐形成的，有着深远的影响。现代商场多处在城市的黄金地段，拥有便利的交通，丰富的服务机构，从而吸引着大量的人流、商流与物流等，现代商场的经营将成为城市靓丽的风景线。现代商场经营的成功将带动周边的商业街与零售区的发展，通过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将利于现代商场的发展。

二、提升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的建议

1.注重时尚经营

现代商场要注重时尚经营，让商场的商品具有时尚性，才能为其发展奠定可靠的物质基础。现代商场要增多新商品经营的比重，创造需求、树立时尚榜样、示范消费，同时现代商场要积极利用其区位优势、购物环境，根据消费者购物的心理需求进行商品的经营，其市场需求是巨大的。现代商场在经营过程中，要注重商品的时尚性与创新性，利用创新产品从而占据销售的领先地位，让现代商场的消费者成为时尚的传播者，从而实现商场的经营目标。

在激烈的商场竞争环境中，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的提升要注重时尚经营与商品创新，其经营要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深度经营；同时要完善其信息沟通机制，从而实现对新商品的及时引进与销售。

2.关注休闲消费

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的提升不仅要关注其经营，还要关注其休闲消费，因此，现代商场在保证主营商品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展对购物环境的建设，同时要关注替代性业务与互补性业务的开发。现代商场要加大对休闲消费业务的投入力度，如特色餐饮、娱乐健身、电影城等，从而实现休闲与消费的一体化发展。现代商场的多元化发展，将满足消费者的多样化需求。

3.促进效益提升

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的提升要注重对其成本的控制，才能实现其效益的增长，成本控制将直接影响现代商场的竞争力，成本控制主要的方法为开源节流。现代商场的多元化经营要坚持实效性、循环性与可持续性等原则，商场要加强经营与管理，逐渐实现制度化与规范化管理，同时，现代商场要保证资源的合理利用与优化配置，对商场的物力进行充分的利用，其撤下的设备可以变卖或转租；对商场的人力要进行合理的安排。

4.营造品牌文化

现代商场要营造品牌文化，品牌的价值是无限的，作为商场的无形资产，现代商场要创建自身的品牌，通过品牌文化从而提升商场的文化竞争力。现代商场可以通过连锁经营的方式，从而让消费者形成认店购买的意识，也可以增加与大企业的合作，开展定牌生产与经营业务买断等，从而保证商品的货源。

三、总结

综上所述，现代商场文化竞争力主要包括购物环境文化、时尚商品文化、服务文化与经营文化等内容，针对其内容，提升现代商场的文化竞争力，要注重时尚经营、关注休闲消费、促进效益提升与营造品牌文化等。相信现代商场通过不断的创新与调整，其文化竞争力将获得较快的提升，从而将保证现代商场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吴燕琴.论商业银行的文化竞争力[J].金融研究，2011，12（9）：19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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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小城镇 形象 历史文化 宜居

中图分类号：J043 文献标识码： A

1、引言

在21世纪新的历史时期，在中国城乡一体化建设过程中，小城镇被作为城乡之间联系的纽带，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小城镇吸纳了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缓解大城市人口压力，同时带动农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与城乡一体化的背景下，我国小城镇形象建设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诸如生态环境破坏，建筑缺乏文化认同感、地方特色缺失等问题，鉴于此，如何协调小城镇发展中各项要素之间的矛盾，营造高品位、富有特色的小城镇形象，实现小城镇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必须关注的问题。

2、何为城镇形象

城镇形象是城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内在的历史底蕴和外在特征的综合表现，是城市总体的特征和风格。它是在城镇功能定位的基础上，将城镇的历史文化、城市标志、经济支柱、生态环境等要素塑造成可以感受的表象和能够神会的内涵。

3、城镇形象设计现状

塑造城镇形象是一项重大工程，涉及建筑学、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多种学科，需要政府专员、专家、学者和广大市民共同行动。

当今我国的城镇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镇形特色的消失增加了城市发展的代价和成本。许多城镇忽视自身特色，热衷于盖高楼，搞“仿古一条街”，或人造景点。城市的民族特色、历史特色、区域特色都在消亡。

天津市政府已批准3批29个示范小城镇，第4批示范小城镇规划工作也已经启动。截至2009年，天津市已开工建设农民还迁住宅1400万平方米，累计完成投资300亿元，14万农民迁入新居，全市农村城市化率达到58％。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居民生活条件的改善，同时改变了众多城镇和村庄的原有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千城一面”与功能趋同，城镇特色和形象缺失。

4、小站镇形象的塑造

4.1小站概况

小站镇是天津市首批中心示范小城镇，国家发改委批准的全国示范镇，位于天津中心城区和滨海新区核心区之间，津南区南部，镇域面积62．6平方公里，人口7．4万人，辖1个镇和26个行政村。小站镇自古就是华北名镇，清代淮军为设防京城建立驿站，40里一大站，10里一小站，小站镇因此得名。之后淮军移防至此，开掘马厂减河，引进稻种，屯田练兵，并培育出闻名于世的小站稻。

4.2小站形象的塑造

小站镇的形象塑造主要在历史文化和自然环境两方面。

4.2.1历史文化的复兴

文化上，小站有着徽文化和稻米文化。“小站镇因兵而兴，因米而名”，所以打造小站的形象应加大对小站文化的塑造。

“徽文化”上，昔日淮军屯兵小站，使小站形成徽派乡土文化，所以在小站镇的建设上应该重塑小站镇“沽上徽城”的形象，传承小站镇的徽派民居特色，突出小站镇自己的建筑特色。

“稻米文化”上，小站稻品质优异，素有“一篙御河桃花汛，十里村爨玉粒香”的美誉，曾销往日本、东欧、东南亚及古巴等国家，小站稻连同小站镇闻名世界。然而近年由于水质、土壤的变化，小站地区已不再种植和出产小站稻。所以在经济上应充分挖掘小站稻米品牌，扩大小站的知名度。

4.2.2自然环境的塑造

地理位置上，小站镇地处天津市东南，距天津市中心20公里，东距塘沽天津港20公里，有着良好的区位交通优势。

环境上，小站镇地跨马厂减河，镇区“三面环水”，良好的自然环境，使小站镇成为天津市区和滨海新区的“后花园”。

综上所述，小站镇的形象为“津徽文化名镇、秀水宜居城镇”。

5、小站镇形象建设中的问题及对策

5.1小站镇形象建设中的问题

小站镇在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为建筑特色不统一、交通组织简单、公共设施不完善。

5.1.1建筑特色混乱

建筑特色方面，小站镇特有的徽派风格不能完全运用，在镇区出现了现代风格的建筑，与周围的大环境格格不入。练兵园的重建，米立方的建成，应注意天际轮廓线和观景的视线，而镇区中心建筑出现高层建筑，破坏了天际轮廓线，遮挡了观景的视线。在建筑色彩上，颜色没有限定，影响整体的不协调。

5.1.2交通组织简单

交通组织方面，由于道路形式的过于单一，作为一个休闲、旅游、宜居的城镇，应更多的关注“慢”城的建设，可以让人们在日益激烈、工作、学习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环境中，放松自己的身心，体验生活的乐趣。

5.1.3公共设施不完善

公共设施方面，城镇的公共设施分布不均，居住区的公共设施较少，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5.2如何打造好小站镇形象

5.2.1文化保护优先

在小站镇划分不同区域，严格按照区域的规划要求建设。恢复城镇历史风貌，从经济发展和古城氛围的保护上，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1)文物古迹的保护及修复。对文物古迹按照规划划定保护范围，对其内的建设进行相应控制。修复周公祠，并划定保护范围，对重建的小站练兵园划分保护范围。

2)控制地段的建设。在控制地段的不协调处进行整治，降低建筑物密度和高度，改变其建筑风格及色彩，使其风格与周边环境相一致。同时增加绿地面积，提高环境质量，改善旅游氛围。

3)城市轮廓线的保护。控制城镇建筑物的高度，对不同控制地段的建筑限定合适的高度，色彩和风格要符合城镇形象的需要，对现有超过高度或风格不符的建筑应逐步进行改造提升。

5.2.2公共服务设施体系

1)绿色慢行系统

除普通出行外，绿色慢行系统作为一种旅游产品和“名片”出现，同时承载提高城镇景观和环境质量、提升城镇品质形象的新功能。在打造小站镇的品牌时，应以“慢行交通与休闲旅游相结合”，运用生态交通、旅游及景观规划等多种专业方法对小站镇综合分析。

在小站旅游区，规划旅游区以慢性为依据，打造特有的交通系统

a．旅游公共交通，以最多地串联小站镇的旅游景点为目的，将起止点放在小站练兵园外，以小站练兵园、米立方、水上公园和仿古商业街为重要节点，规划旅游交通。b．自行车，主要在小站练兵园周围行驶，作为小站镇的旅游重点，应让人们多时间在此驻足，感受小站的历史。

2)基础设施建设。

根据城市总体规划在城内布设给排水管道、供热管道、燃气管道，所有架空线路均采用地埋形式，以彻底改善小站镇的基础设施条件，从而优化环境卫生条件和视觉感观效果。

3）公共设施

根据居民生活的需要，适当增加居住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居民公共活动空间，打造良好的宜居小城镇形象。

5.2.3 品牌特色发掘

1）产业品牌

恢复小站水稻的种植，在小站农业园区种植优质小站稻育种，加强水环境治理，重现稻蟹共存的鱼米之乡。同时延伸小站稻的第二、第三产业，第二产业重点发展稻米及相关产品的加工，第三产业重点发展文化旅游和稻米研发，努力打造小站稻的形象。

2）地方特色

传统村落民俗活动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是我国的特色文化之一，也是最自然地村民生活的体现。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有助于小城镇特色的塑造。

加大对小站传统的民俗活动的保护，传承节庆民俗、贸易和游艺民俗、信仰民俗等活动，保护小站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6、结束语

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如何避免“千城一面”的通病，该如何让一个小城镇能够区别于其他的城镇，除了需要在规划设计与设施建设过程中，寻找突出小城镇特色的方法，还需要城镇的管理者能够更全面的思考，在政策方面保证规划的落地建设，以期更好的扩造独具特色的城镇形象。

参考文献

（1）吴一州，王琳，我国城镇化的空间绩效：分析框架、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2012.03

（2）彭荣斌，对中国旅游小城镇规划与更新的反思，2007.05

（3）陶伟 岑倩华，历史城镇旅游发展模式比较研究――威尼斯和丽江,城市规划,2003.10

（4）徐婧 刘锐 宋宜璇，小城镇规划的文化特色塑造―以天津小站镇总体规划为例，城市，2010.04

（5）白佩芳 杨豪中 周吉平，传统村落民俗活动空间分析及传承―以山西榆次后沟村为例，华中建筑，20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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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生态文明；城乡一体化；苏州

中图分类号：F127.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155-03

生态文明作为现代社会推行的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建设城乡一体化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实践载体。在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苏州一直是一个积极实践、努力创新的典型地区。苏州在经济率先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城乡协调发展战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共同发展。城乡一体化建设在苏州试点先行，在取得成功的基础上在全省推行，带动全省，乃至全国的城市化进程。

一、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发展目标与发展轨迹

苏州城乡一体化发展综合配套改革的总体目标是：使苏州农村既保持鱼米之乡优美的田园风光，又呈现先进和谐的现代文明，逐步建设成为基础设施配套、功能区域分明、产业特色鲜明、生态环境优美、经济持续发展、农民生活富裕、农村社会文明、组织坚强有力、镇村管理民主的苏州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

苏州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分别是第一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兴办乡镇企业，开展以工补农；第二阶段(20世纪90年代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小城镇，逐步形成了以镇带村的格局；第三阶段(2003年开始)，尤其是最近几年，初步形成了以“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与“三化”(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股份化)互动并进为主要特征的城乡统筹新格局。

尽管目前苏州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比较瞩目的成绩，但在发展过程中同时面临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要求。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必须融入到城市化进程当中。在城市化进程中，不仅要关注民生，造福城乡人民，更要以生态环境建设为着力点，加大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力度，大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形成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推动省域范围内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二、创新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及其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指导意义

1　生态文明的内涵是“协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多样关系的文明形态，内涵非常丰富，涉及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现今，广泛地体现在社会的物质、精神、政治和制度等多个方面。”党的十七大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目前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视程度已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并已经把城乡一体化建设归纳为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也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一大飞跃，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支撑点和重要内容。

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重大举措。随着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人们越来越把城市化进程与生态化进程合二为一，“生态文明”逐渐成为构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在以集约式的城镇化与生态大都市为基本目标的地区与城市建设过程中，只有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城乡一体发展的目标来追求，才能成功地完成城乡一体化建设，才可能让我们的城市成为可持续发展城市。

2　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必须贯穿生态文明理念。苏州市政府始终把生态文明理念贯穿于各项工作中，“十一五”期间，在全国率先根据全市人居环境建设、城乡一体化建设、生态文明城市建设的要求，融入了生态文明理论的分支——“循环经济”理论和模式。此理论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二)生态文明在城乡一体化建设中的地位

1　宏观上要树立系统化的生态文明发展观念。首先，衡量生态文明建设不要仅局限于自然生态系统，还在于树立生态价值观、绿色消费观、生态伦理及社区居民、组织等整体素质的提升，这些目标同样成为衡量建设成效的重要尺度。城市化进程中，坚持生态文明与社区建设相结合、与改善民生相结合，既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社会建设的有效途径。其次，建立健全城乡公共服务体系，这是生态文明在制度上的重要体现。农民转为市民后的社区生活保障和提高，就业创业机会以及收入的增加，农保转城保等。苏州2011年通过加大财政补贴的方式，将全市8万名具备条件的农村劳动年龄段农保参保人员纳入城保。到2012年，苏州市所有劳动年龄段的农保参保人员将全部进城保。

2　微观上要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综合评价和考核体系。生态文明的内涵极为丰富，目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量化指标尚待改进，这将是我们今后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毋庸置疑的是，生态文明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考量指标。

在城乡一体化工作中，要强化工作考评；在产业链的形成过程中要适时进行环境质量监控；农业产业化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生态环境治理、清洁能源推广、污染物总量减排，从源头开始节约资源能源；尤其是再生资源利用等相关生态文明指标任务的完成情况。健全奖惩制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建立健全领导责任制、任期目标责任制、责任追究等等。

三、生态文明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

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要保证城乡协调发展，从农村的角度看，要着重抓好三个方面的事：一是要把大多数农民转变为市民，二是要逐步把传统农业改造成为现代农业，三是要把落后的村庄改变成具有现代服务功能的新村。要做好这三件事，都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否则，城镇化建设就会失败。因此，在具体实践中，要努力实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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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在总结北京城乡一体化取得进展的基础上，分析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推进北京城乡一体化进一步发展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城乡一体化；二元体制；公共服务

【作者简介】王朝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农业经济。

作为首都，北京在城乡一体化发展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但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城乡二元结构导致的深层次矛盾日益暴露。由于受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体制的影响，农村在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与城市差距明显，有些差距呈逐步扩大趋势，成为制约北京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

一、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展

（一） 资源由主要向城区集聚调整为向郊区和农村延伸，“三农”工作取得了积极进展

2011 年， 北京市人均GDP 首次突破1 万美元，这不仅意味着北京经济实力有了大幅提升，同时也意味着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有了强大的经济基础。近8年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向郊区注入的比例逐年攀升，从2003 年的20%、2004 年的40%，到2005年接近50%，而且50%以上的比例已经连续保持5年。其中在2009年，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达到480.2 亿元，同比增长63.5%。就收入来源而言，农民收入已经由以前单一的经营性收入拓宽为目前的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四种渠道。2009年，北京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11986元，增幅13.4％。其中，工资性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比例首次突破60％。与此同时市民消费结构正在发生显著变化，亲近自然、体验生态正在成为他们日常生活和休闲度假的现实需求，这种变化直接促进了北京的农业功能由单一向多元转型，客观现实的需求，引导北京农业形态和功能深层次变革。

从一个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看，农村传统产业的提升，城市新兴产业的延伸，城乡人员交流的加速，需要在中心城之外寻找契合点。北京未来发展的潜力将蕴藏在过去被当作城市神经末梢的农村。集新农村建设、生态治理、种植养殖业、民俗旅游业、观光农业发展为一体的沟域经济发展模式已经成为统筹7个山区县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抓手。70条沟域正在进行或完成整体规划，17条沟域已经具备一定规模并起到了示范作用。在“乡村旅游改造提升”等工程的带动下，2011年前三季度，全市农业观光园收入9亿元，同比增长21.3%；民俗旅游接待收入4.4亿元，同比增长39.5%。

（二） 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保护加快向农村延伸和覆盖

2008年北京出台了《关于切实加强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若干意见》，提出稳步推进300个村庄建设规划编制工作，初步完成了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四年规划。2009年北京市新农村“5+3”工程总投资达80多亿元，按照“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进行建设，覆盖1700 多个村庄。农村居民参与“5+3”工程达到600万人次，获得劳务性收入5亿多元，120多万农村人口直接受益。2008年，出台《关于推动区县合作促进生态涵养发展区协调发展的意见》，东城、西城、朝阳、海淀、顺义、亦庄与生态涵养发展区5个区县及房山区签署了5年的区县合作发展框架协议，促进区县间的互助合作。率先在全国建立了集体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在实现巩固绿化成果的同时农民也得到了经济补助。2011年村庄的街坊路硬化绿化、老化供水管网改造和一户一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户厕改造和公厕建设等新农村五项基础设施建设工程的资金达70多亿元，120万农民直接受益。

（三） 城乡一体化的就业和社会保障体系进一步完善

实行农民转移就业登记制度，将有转移就业愿望的农村劳动力全部纳入城乡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范围。通过实施再就业援助制度，2009年全年累计转移就业10.3万人，完成全年任务的172%。让农民转移就业、有效就业、享有城乡均等就业政策，一直是北京市近年来最为关注的民生大计之一。截至2009年，北京基层就业服务体系已经实现了全覆盖，乡镇100%建立社保所，行政村100%建起就业服务站，京郊163万农村劳动力，已有88.4%以不同形式实现了有效就业。北京市社保“扩面提标”有序推进，养老、医疗实现制度全覆盖，“一老一小”大病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48.2万人。在全国率先消除城乡居民养老和医疗社会保障制度盲点，实现制度全覆盖。《北京市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行办法》和《城乡无保障老年居民养老办法》全面实施，新农保的实施范围、缴费水平和领取年龄得到规范和统一，实现了“城保”与“农保”的城乡互转。

（四） 公共产品和服务建设向均等化方向迈进

为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搭建了“北京市农村社会公共服务事业建设工作平台”，深入开展了医疗、养老、低保、就业、教育、文化、邮政等民生工程，进一步确立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近郊区低保实现城乡并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达到95.7%，门诊和住院补偿率分别提高到32%和50%。2009年，乡镇综合文化站和行政村文化活动室建设基本完成，实现每个乡镇所在地、每个行政村均有一个综合性的文化体育活动场所。2009年实施了“新四统一”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即全市统一规范“特殊病种”门诊补偿范围、统一试行乡镇卫生院“零起付”补偿政策、统一住院补偿“封顶线”18万元、统一推行“出院即报和随诊随报”。2009年1月启动了《北京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办法》，新制度打破了城乡户籍界限，将符合参保条件的本市城镇和农村居民统一纳入到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体系，并实现了缴费、待遇等标准上的城乡一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养老保障制度的城乡全覆盖和一体化。

（五） 探索建立金融支农联合工作机制，城乡二元体制有所突破

出台《关于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意见》，在农业信贷、保险、担保、投资、信用等方面创新农村金融服务机制。批准《北京市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实施办法》，即将开展试点工作。2011年12月10日，第一家以北京银行为独立法人的新型金融机构——村镇银行在延庆挂牌开业。在全国率先对种植小麦、牧草的农户实行生态补贴政策，率先构建了农保、农投、农担、农贷、农信、农基、综合改革试验区等“七农”平台，支持、保护农业产业发展和农民利益。修订了政策性农业保险条款和费率，承保险种由10个扩大到16个。随着北京村级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也在迅速推进之中，目前全市已有812个乡村的52万农民“变身”农村集体资产股东。合作社法实施一年来，全市正式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共计2136个，已覆盖到种植、养殖及农产品销售、加工等多个领域。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完善了《北京市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扩大试点指导意见》，研究起草了《北京市征地多元化补偿安置指导性意见》。

二、北京城乡一体化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 城乡公共服务失衡，生活水平和发展条件的差距不断扩大

由于长期对农村投入不足，且财政对农村的投入偏重于农村生产，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城乡不均衡状态没有明显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医疗卫生、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社会公共服务水平与城市相差悬殊。远郊区县道路长度、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环卫机械等城市公共设施的人均占有量只相当于近郊区的1/3～1/8。郊区城镇地区污水处理、垃圾清理等基础设施不配套，限制了其缓解市区人口压力功能的发挥。目前，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实现城乡统一，而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却按照户籍不同实行分轨运行，因制度分设、管理分离、资源分散形成了二元医疗体制。实行区县统筹的新农合在筹资方式、定点医院、起付标准、报销水平等方面均不相同，政策标准达35 种。原本最基本的、覆盖所有市民的医疗保障体系，却因为居民和农民的身份被区别对待。

（二） 城市对农村补偿缺失，导致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利益受损

一是对农业用地和生态用地的补偿不足。为了减少北京发生沙尘暴和涵养水源实施了封山育林、绿色隔离带建设和退耕还林还草工程，但与此相对应的生态补偿机制2005年才建立。中心城区主要发展二、三产业，中远郊区主要承担农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符合区位理论，然而，这也造成了不同区位条件下土地发展权的不公平。虽然近年来北京不断完善土地收储和绿隔补贴政策，但是，现有补偿标准基本只考虑对农业生产直接成本的补贴，且多以专项转移支付形式出现，没有考虑对农地发展权限的补偿，弱化了对农业发展的政策鼓励和补偿效果。二是城市扩张占地补偿机制不完善，区域内价值创造和利益分享机制不健全导致部分失地农民不能获得持续、稳定收益。征地拆迁补偿标准不统一，相邻土地的拆迁补偿和安置政策有较大差异，因而引发征地纠纷。由于城市对乡村的补偿不足，相应的补偿缺乏可持续性，使得一些地区在以土地开发带动村庄整理的过程中，整理动力不足，延缓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 未形成城乡产业联动发展趋势，乡村内生发展能力不足

由于北京城市中心区发展吸纳了周边的人才、资金和自然资源，使农村地区的发展受到限制，缺乏补充产业的发展。生态农业和旅游产业发展相对滞后，乡村旅游综合配套能力不足，山区交通基础设施滞后，旅游一线和辐射景区的联络不通畅，影响了当地农民收入。郊区小城镇发育程度低，对农村产业发展的带动效应有限，缺乏聚集效应。农业收入在农村家庭平均年收入中所占比重变化不大，家庭经营性收入比重有所下降。转移性收入增加得益于政府近年来扩大对农村的财政支出，而财产性收入增加中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房屋出租收入，这些结构变化反映出乡村内生增长能力的不足。

（四） 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缓慢，城乡收入差距有进一步扩大倾向

只有更多的农村居民在城市定居下来，其他农村居民才能够获得更多的人均资源，从而更快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北京城乡收入差距虽然从总体上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近年来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虽然北京经济发展速度很快，但农业劳动力比例下降缓慢，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偏离。在农村耕地大幅度减少的同时，农村人口数量保持了相对稳定，进一步增加了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难度。

（五） 城乡管理依然分割，城市管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

一是城乡结合部地区城镇居民管理体制与村民管理体制并存，出现管理“重区”与“盲区”并存现象。二是大龄农民转为城市居民后，由原集体经济承办的农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居民或职工养老保险体系时，由于制度基本构成要素的差异，需要补缴较大数额的养老保险费，由此给集体经济和个人造成巨大压力。三是流动人口和户籍制度需要不断创新。在对流动人口的信息管理、治安管理、公共服务供给、社会矛盾排查和利益疏导等方面都需要加强工作，需要平衡户籍制度改革与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及城市人口资源环境压力的关系。

三、北京进一步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政策建议

（一） 促进城乡产业联动，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重大项目建设

1.形成城乡不同产业发展的功能分区，建立城乡产业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农村空间广阔、资源丰富、生态良好的优势，大力发展适合农村特点的各类产业，延长农业产业链，实现农村产业向城市扩展。出台农村休闲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农民自主创业，走规模化、规范化、特色化的发展路子。引导城乡产业对接，实现城市产业向农村延伸。

2.寻求不同产业园区与周边农村地区产业发展的有效衔接，在生态环境优良的远郊区积极发展大型娱乐公园、主题文化旅游等现代绿色服务业。发展有利于拉动农村劳动力就业的物业、商贸服务、旅游、物流、保洁、保安等服务业。积极发展具有北京特色、文化品位、历史传统的农村手工业。

3.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的重大项目建设。主要包括进城农民安居乐业工程、山区移民搬迁工程、农业产业化工程、社区支持农业工程、景观旅游农业工程、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工程以及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工程。

（二） 加强农村社会事业发展，促进优质公共资源城乡共享

1.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采取政策引导与激励措施，鼓励城镇学校教师下乡进村任教，组织农村教师到城区进修学习，定期对现有农村教师进行业务培训。推进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的建设和应用，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共享。

2.优化城乡卫生服务体系。积极引导市区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向郊区布局，重点加强乡镇卫生服务中心和村卫生室建设，建立农村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络，解决设备短缺问题。定期派乡村医生到区级以上医院进行培训，通过返聘、弹性退休等方式鼓励城市有丰富工作经验和较高医疗水平的医生到农村工作。

3.推行城乡居民医保政策、管理、服务、核算、监管“五统一”，建立新型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打破户籍界限，做到城镇居民医保和新农合可衔接，使所有未参加职工医保的城乡居民都纳入到社会保障体系之中。

（三） 理顺利益分配机制，推进城乡市场整合，实现资源自由流动

1.全面启动农村集体经济产权制度改革，理清资产关系，盘活集体存量资产，建立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的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为农民转居和农村城镇化奠定基础，消除农民进城的顾虑。

2.创新征地补偿方式，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供农户选择，让农民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得到实惠。

完善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土地权利保障机制，不能强行要求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利和宅基地用益物权。

3.加快土地市场的制度创新，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土地市场。开展村庄土地整理，妥善实施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管理。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鼓励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促进农用地的规模化经营。鼓励有条件的地区建立新型村级集体土地经营管理公司。在新农村建设重点村开展村级土地利用规划编制试点工作，将土地规划直接落实到村。保障符合规划的农村集体建设土地与国有土地享有平等权益。建立农村土地房屋交易中心，建立较为完备的交易规则和管理办法。

4.探索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制度，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建设用地指标竞得单位除土地储备机构外，还可有各类园区建设单位、大型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建设用地挂钩指标，特指包括农村宅基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公益事业建设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规定程序批准复垦为耕地后，经过严格验收，可用于建设用地指标。这种用地指标背后所体现的土地流转，需要通过农村土地交易所交易来完成，具体流程可参考建设用地挂钩指标交易图（图1）。

（四） 加强农村金融支持力度，拓展融资渠道，建立普惠性的农村金融体系

1.探索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保险相结合的农村保险市场体系，创新保险产品，努力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逐步形成农业灾害风险补偿和转移分摊机制。

2.加大财政资金贷款担保力度，扶持区县开展农业贷款担保，提高金融机构服务三农的积极性，缓解农民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贷款难题。

3.拓展农村信贷渠道，建立以财政贴息为主、财政补贴和以奖代补等多种手段为辅的财政支持制度体系，引导金融资本向农业和农村流动。4.开发多元农村金融产品，根据农户借款的用途，设置不同的金融产品。放宽小额贷款的额度，将城市成熟的金融产品延伸推广到农村。

5.创新抵押担保制度，探索以农民的承包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物向金融组织贷款的具体办法。建立专门的担保基金和担保机构从事农业担保服务，可以由政府出资支持成立农村信用担保的基金和机构，也可以通过鼓励措施引导商业担保机构开展农村担保业务，探索实行动产抵押、仓单质押和权益质押等担保形式，满足发展农村社区经济对风险控制的需求。

（五） 培育现代新型农民，加强农村人力资本

开发和新型农民培养，全面提高农民素质，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

1.整合各类培训资源，构建新型农民培训体系。在普及农村义务教育的基础上，整合城乡教育培训资源，构建由政府公共财政投入为主的多渠道、多形式、多元化的新型农民培育体系。

2.加强对培训对象的管理，对新型农民培训实行分层、分类、分级统一管理，逐步实现新型农民培训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科学化。

3.鼓励中青年农民扎根农村务农创业，以奖励、担保、贴息等手段留住本地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扭转目前农业劳动力素质急剧下降的局面。4.对农村社区实行开放政策，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引导涉农高校、农业科研院所和农业技术人才开展农业项目合作，实验推广新品种、新技术，以实实在在的举措鼓励大学毕业生、农业科技人员和企业家走进农村当农民，使之成为新型农民的生力军。

（六） 创新农村社区经济组织

1.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加强农村新型社区建设，努力把现代文明引向农村，逐步实现农业现代化。

2.引导和规范行政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将农户的承包经营权折股量化到村民个人，在切实保障农民土地权益的同时，推进规模化经营，发展现代农业。

3.引导和规范行政村组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将原有的村集体经营性存量净资产折股量化到村民个人，以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取代村民委员会成为村集体的经营主体，使农村社区经济的发展拥有充满活力和凝聚力的载体。

4.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向社区化和综合化发展。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相对分散的、功能单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难以实现有效的产销对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化和综合化有利于地域联合和一体化经营。应该扶持和推进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区化和综合化，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与农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和农业技术推广组织联合，鼓励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举办联社的方式实行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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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以来，国际金融危机愈演愈烈，迅速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际金融危机使得资金融通的链条发生断裂，引发流动性短缺和信贷紧缩，进而使经济总需求下降，导致实体经济萎缩，并进一步演变为国际经济危机。伴随着金融危机从国际向国内、从虚拟经济向实体经济、从外向型产业向其他产业的传导，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明显放缓，农业农村经济受到的冲击也不断加深。

目前，这场金融危机不仅本身尚未见底，而且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还在进一步加深，其严重后果还会进一步显现。从目前情况看，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的影响首当其冲的是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就业增收非常困难，进而影响农民消费水平的提高，最终影响我国扩大内需方针的落实，影响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也要看到，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产生的影响是在一个全新背景下发生的，即我国与世界、我国农业与世界农业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全球化背景，农业与国民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市场化背景，农村与城市联系越来越紧密的统筹城乡背景，以及区域间联系越来越紧密的分工协作背景。这要求我们在全新的大背景下审视和思考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以稳价格为核心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

国际金融危机给保障我国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带来新的挑战，那就是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近年来，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业生产成本大幅增加，而我国粮价对国际市场跟跌不跟涨，导致农民种粮收益持续下降。近期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滑更是对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造成新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仍是农业重中之重的任务。要充分注意到农业与现代金融业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关系的反映。一方面，农业是包括金融业在内的一切经济活动的前提；另一方面，金融动荡又会造成农业波动。历史经验表明，越是在金融动荡给农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的时候，越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农业，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奠定应对金融危机的物质基础。因此，在此次国际金融危机远未见底的情况下，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是掌握主动权、有效应对金融危机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工程。

当前国内农产品价格全面下行是多种因素导致的结果。首先，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需求减少是农产品价格下行的重要原因。国际农产品需求减少将继续抑制我国农产品出口和外向型农业发展，国际能源价格剧跌导致农产品转化能源需求的减少也将加大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大量农民工回流可能减少农产品需求数量或降低需求层次，也会影响农产品价格走势。其次，全球农产品供给增加也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下跌。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产、单产双双连续五年增加，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油料生产实现较大恢复，扭转了食用植物油自给率连续八年下滑的局面；生猪生产快速恢复，畜牧水产业稳定发展，“菜篮子”产品供应充足。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最新预测，2008／09年度世界谷物产量将达到22.4亿吨，增长5.3%。第三，能源价格暴跌加重了农产品价格下行的压力。金融危机使得能源价格大幅度下跌，国际石油价格从2008年年中最高时的174美元／桶下降到年底最低时的35美元／桶，扩展了农业生产资料价格下跌的空间，强化了人们对农产品价格下跌的预期。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由大涨到大跌的剧烈震荡增加了我国调控农产品供需平衡的难度。2008年上半年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大幅上涨，下半年全面大幅下降，比如大豆国际市场价格高点曾经达近1万元／吨，近期已经跌落到3000元／吨左右，大大增加了实现农产品供求平衡的难度。

2009年我国农业工作的首要任务是既要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更要保持价格稳定。确保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产量增长很重要，但在我国农业生产形势已经好转并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农产品有效供给在目前形势下是可以确保的，而近期农民增收在扩大内需战略中的地位更加凸显，2009年应该将保持农产品价格基本稳定并适度回升作为重要任务。这就需要加强和改善对农业生产的调控，充分发挥政府“有形之手”的作用，统筹处理好以下三个关系：一是确保粮食安全与增加农民收入的关系。确保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并不意味着简单地刺激生产、增加产量，而是要根据需求变化合理确定农业生产目标，把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与增加农民收入有机结合。重点是加强宏观调控，使农产品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上，通过保障农民种粮收益来实现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的目标。二是农产品总量平衡与结构平衡的关系。在粮食连续五年增产、国际农产品供求发生了新变化的情况下，我国出现农产品全面短缺的可能性势弱，但近年来生猪、棉花等产品的产量波动充分表明个别农产品供求失衡的威胁始终存在，国际金融危机又使农产品的消费结构出现新的变化。应未雨绸缪，增强预见性和主动性，重点防止个别产品的异常变动影响人们对农产品供求形势和宏观经济的预期。三是长期政策与短期政策的关系。应在坚持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确保农业发展可持续的基本方向下，重点发挥临时干预政策的作用，尤其要重点运用临时储和进出口调控政策作为短期调节的政策工具。

二、以统筹发展为长期战略推动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

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逐步加深，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受到的影响越来越大。2008年下半年以来，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遭受严重冲击，部分企业因出口订单大量下降而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农民工失业滞留城市或返乡回流的现象日益突出。2009年春节后，农民工外出就业数量很可能继多年快速增加之后转呈下降趋势。农民就业机会的减少将直接影响收入增长，而农民增收乏力又必将影响扩大内需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农民转移就业的严峻形势如果不能扭转，必将对我国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产生深刻而广泛的影响，甚至可能加剧我国经济的衰退。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不稳定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透视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战略的取向矛盾，其间有着深刻的体制和制度原因。首先，区域之间产业布局不合理是导致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动就业的直接原因。在我国工业化过程中，长期战略始终将有限的资本、技术等要素资源投向相对效率较高的东部地区，导致了区域间经济成长的差异。东部地区工业化份额高、中西部农业比重大的格局既已形成，构成了中西部劳动力向东部流动的初始条件。近些年，我国虽然相继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崛起等区域发展战略，但从创造就业机会角度看效果不是特别明显；虽然提出了区域间产业升级和转移的设想，但东部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速度仍然滞后，这导致了农村劳动力大规模跨区域流动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其次，过于偏重外向型经济使得经济增长的稳定性缺失。为促进沿海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我们在对外开放政策上没有实施同时开放、同等开放的均等战略，而是采取“东部优先”的发展战略，从政策、资金、技术等各方面给予东部发展的先机，特别是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外向型程度越来越高。这种非均衡发展战略，一方面使东中西部地区间差距逐步扩大，大量中西部劳动力加速向东部流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结构失衡、稳定性下降，一旦遇到外部宏观经济不景气

国际市场收缩，外向型经济首先受到冲击，在沿海地区就业的农民工失业现象就会凸显。第三，偏向政府和大企业的投资取向使得经济增长与就业弹性变动不一致。我国的投资主要是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大企业投资，大企业、重化工业投资由于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而对劳动力有排斥效应。本应成为主要就业载体的广大中小企业却由于诸多政策限制而发展缓慢。第四，城镇化发展滞后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也至为关键。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趋势，但我国城镇化发展的滞后使农村劳动力始终处于钟摆式循环流动状态，按照季节、经济周期甚至政策周期在城乡之间流动，而不是定居下来，已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户籍制度及与其配套的城市劳动就业制度、城市偏向的社会保障制度、排他性的城市福利体制以及这些制度改革的滞后是造成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问题的重要制度性因素。

随着宏观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今后一个时期农民工失业的数量可能继续增长，就业形势不容乐观。在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可能有三大问题值得关注：其一，我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可能还没有到“刘易斯”拐点，而且不能简单地套用国外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我国的经济现象。刘易斯二元经济理论为简化分析而设计了一个封闭经济的两部门模型，讨论了劳动力的单向流动及工资决定问题。在当今时代，封闭经济已极为罕见，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也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迁移，而只是临时性的转移，因此不宜简单地用短期内局部地区劳动力供求状况和工资升降情况来判断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否出现“刘易斯”拐点。其二，为有效地兑现“人口红利”，需要将我国劳动力的短期优势变为长期优势。有研究指出，我国“人口红利”的转折点大约在2015年，此后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人口转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逐渐由“人口红利”转变为“人口负债”。长期以来，我国以低素质、低成本劳动力促进经济增长，这只是短期优势，而高素质的低成本劳动力才是长期优势。在“人口红利”转折点到来之前，应该抓紧时机更快地提升劳动力素质特别是农村劳动力素质，更好地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促进经济更快发展。其三，解决农村劳动力“候鸟式”流动问题，需要推进统筹发展，逐步实现“三大转变”：一是经济发展模式由偏重投资和出口向投资、出口、消费并重转变；二是经济由区域非均衡发展尽快向均衡发展转变；三是城乡二元结构逐步向一元结构转变。这里最重要的是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剥离制约城乡融合的二元体制机制矛盾。

三、以政府行为调整为主要手段促进农民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