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 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 不平衡性发展

2008年国务院正式将长三角扩大到苏、浙全省和上海，兼顾区域平衡和互补，提高长三角的实力和发展潜力。长三角占我国经济总量也由19.3%提升到24.2%，号称我国的“金三角”。长三角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在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长三角经济区各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及产业结构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水平和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使得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状态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一）循环经济指标的选取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以“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资源化（Recycling）”为原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以反映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强调反映资源环境因素外，还要考虑经济及社会因素。基于上述理解，结合各文献所列示的循环经济指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从循环经济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化投入、污染减量排放及资源循环利用四方面对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进行评价。表1列出了长三角地区2008-2010年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指标。

（二）长三角循环经济现状分析

1.各省市循环经济发展纵向对比。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指标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单位GDP能耗指标方面长三角各地区也都出现了明显程度的降低，这说明各地在落实发展循环经济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及绿化覆盖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循环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较快上升的发展趋势。

2.各省市之间循环经济指标的横向对比。如表1所示，上海市201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7.28%，远高于江苏和浙江两省，可见上海的优势是第三产业，而江苏的优势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关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上海、江苏与浙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长三角地区的循环经济总体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苏、沪、浙之间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各省市内部差异性更加明显，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带来了阻碍。为了评估这种不均衡性，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出长三角2010年的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三）长三角区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能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评价。

1.层次分析模型的构建。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综合评价的层次分析结构如图1所示。借鉴各省市评价循环经济水平的方法，本模型共选用4个准则层，13个评价指标。

2.构造两两判断矩阵。评价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采集的。为保证调查的随机性和普遍性，问卷共发80份，其中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发放40份，环境专家、学者25份，高校师生及其他社会成员15份。运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进行意见集中度的检验，由于样本量大且难以组织重评，因此依次略去专家高差度最大的样本，直至达到预期的意见集中度要求。对保留的样本按照AHP处理，问卷中有15份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不符，予以舍弃。长三角循环经济测评的准则层为4个，采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重要性标度。其中，1表示两元素同样重要；3，5，7，9分别表示一个元素比另一个元素略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绝对重要；2，4，6，8表示2个相邻奇数标度的中值。这里以准则层B的各元素对目标层A来构造判断矩阵A-B，同理可得判断矩阵B-C等。

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以判断矩阵A-B来说明其过程（见表2）。本文采用方根法计算权重，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Mi，第二计算Mi的n次方根Ki，第三对向量K正规化K=（K1K2K3K4）T，第四计算权重值Wi：Wi=Ki/Σ4i=1Ki，第五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第六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结果：CR=Ci/Ri=0.0223

篇2

关键词：地区发展不平衡；低碳经济；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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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摘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单一的金融政策，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对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金流动；不平衡；泰尔指数

【作者简介】李兴汉，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资金流动是指其所有者在追逐效益的过程中，使资金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或由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由于资金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性，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存在着明显的收益水平不均衡现象。在此情况下，只有当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收益水平比发达地区高，资金才会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由此导致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反过来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

一、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

（一） 金融机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

在我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金融不平衡的状况严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域金融依然会保持以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的格局。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分行体制，由于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逐利性质，各行采用行政或者经济的手段统筹安排其分行的资金，以求全行效益的最大化。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贷款收益往往比内陆地区高，风险却比内陆地区低。如此一来，各行会不断加强对各分行信贷状况的调整，从内陆欠发达地区吸收资金投向东部发达地区。各商业银行不约而同地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资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表1 所示， 东部地区存款余额的比重为58.2%，是中部地区的2倍左右、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比重比中部高出几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相对来说更为多样化，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

（二） 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平衡

1990 年11 月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股票市场为上市公司融得了大量社会资金，成为优化资金配置、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向“资产池”方向发展。

但同时应当看到，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量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券商的分布格局同上市公司基本一致，东部和中西部严重失衡。东部地区不论是券商的数量、分布，还是市场占有率都占有绝对优势，主导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截止到2012年末，全国共有2494家境内上市公司。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的境内上市公司分别是1621 家、512 家、361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到了65.0%，而当年东部地区的筹资额更是占到了66.9%。很明显，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从内地欠发达地区大量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三） 直接投资的不平衡

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9%、25.7%和24.9%，中部和西部增速均超过了东部。但如表1所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依然呈现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2012年东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5万亿元，占全国的41.2%，远超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624.5亿美元，占全国的55.9%，超过中西部地区之和。直接投资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资金流动地区间的差距，进而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四） 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引发的资金流动不平衡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目前，对税源大而集中的中央税贡献最大的是东部地区，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将东部地区的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发行国债等完成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另外，我国存在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政策性融资方式把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我国近年来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通过减免税收、扶持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优惠等进一步引导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二、导致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因素

（一）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资金流动上，主要表现为资金的来源用途。东部发达地区资金的来源要广得多，信用扩张的范围也较大。欠发达地区资金来源非常有限，信用扩张的余地很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地区间资金运行、资金流动的不平衡。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充满了商机和活力，大量的社会资金通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被吸纳进来。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所有者为了逐利往往把资金投向发达地区，造成资金的流失。

（二） 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东中西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无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银行存贷款余额，还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内的资金流动不平衡性也表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区域间的不平衡性。而区域内部资金流动不平衡会带动全国资金流动不平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全国区域性资金流动不平衡问题就很难解决。

（三） 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

东部地区最早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较快，市场化程度高，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有着较高的拓宽融资渠道的能力。通过规模经营，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不断下降，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提升了东部地区整体的资本积聚实力。而中西部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较弱，没有一个业已成熟的金融市场，融资效率处在较低水平。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衡量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对总体的不平衡性有怎样的影响，文本使用泰尔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标准，一般作为衡量个人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目前在中国区域资金流动中，银行存贷款仍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银行存贷款余额为具体研究对象，设K为全国存贷款余额，R为全国人口数量。Ki为i地区存贷款余额，Ri 是i 地区人口数量。根据国务院对东中西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 东部地区的i=1,2，…，11；中部地区的i=1,2，…，8；西部地区的i=1,2，…，12。用D、Z、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KD、KZ、K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存贷款余额。RD、RZ、R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口数量。TD、TZ、TX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泰尔指数。T表示整体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间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内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2），计算得出我国近15 年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资金流动的泰尔指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利用Excel 分别做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以及分解的存贷款不平衡性，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显示，东部地区的存贷款区内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还呈现一个“倒V型”的态势，即先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一个过程。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在大部分年份里中部地区的不平衡性略小于西部地区，而且两者均呈现出幅波动态势，即增大和减小不断更替的过程。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均很大，因此东部地区对全国差异的影响也会很大。

图2显示，中国存贷款泰尔指数在整体上呈现“倒V型”，即先上升后下降，与图1中东部地区泰尔指数的走势比较接近。另外，三大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始终大于三大区域间的泰尔指数，说明我国的存贷款不平衡性更主要地表现在各区域内部。

四、政策启示和结论

区域资金流动的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必须首先重视区域资金流动的作用。

首先，金融政策的制定要体现区域化，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平衡以及区域内的平衡。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建立适应每个区域各自发展特点的相应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体系，有力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即使是三大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更加具体、更加符合实际的区域化金融政策亟待出台，以打破过去资金基本上呈单向流动的局面。

其次，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深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根据经济需要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双重思路设置机构网点。尤其是东部地区，要改变过去区域内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动的协调发展，通过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得全国的资金流动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再次，要加强各区域间金融合作。东部地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辐射能力和辐射范围，各区域要协调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金融和财政的双重协调，进一步发挥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乘数效应，减少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距，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另外，要重视对区域内金融机构的整合，以合作促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资本积聚实力。

最后，建立专为落后地区设计的专项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存在地区发展差异的客观情况，很难完全依靠市场对融资进行调节，因为完全依靠市场的结果就是落后地区流失更多的资金，发展更困难。而实行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建立专项基金等为落后地区服务的金融机构，无疑有利于改变当前区域资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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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国俊,苏存.区域金融协调互动发展的内涵及实现路径[J].银行家,2013,(9):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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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晓夏,章林.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研究[J].金融论坛,2010,(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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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创新平衡性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113-03

创新是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力。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都要依托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及其创新活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企业生产的主要决定力量。这导致企业技术一直处于更新升级的状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此，我国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体现出国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视和扶持。各级政府也积极响应，支持并推进高新技术研究，鼓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整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前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概念的提出

企业的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的长期成长一方面依赖于对现有创新能力的开发，另一方面依赖于对新组织能力的探索，因此，学者提出企业创新包括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两种方式。其中，探索性创新（Exploratory Innovation）是依托新知识带来的新设计方案、新市场或新的分销渠道，以此迎合新的市场需求。利用性创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则是依托企业现有的知识结构，强调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目的是迎合既有市场需求。

二、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的关系

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对企业的资源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不同，但是二者对企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然而，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源竞争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既要有足够的利用性创新来保证当前的生存能力，也要有足够的探索性创新来保证未来的生存能力。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应该接受两者之间的冲突，并在它们之间进行妥协，因为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是难以在组织内部得到协调的。还有学者认为，企业可以采用任务分配的形式来解决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的矛盾，例如，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部门分别进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在企业内部融合不同的看似矛盾的要素，并在同一部门内协调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做法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可能支付的成本。学者们关于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关系的研究共识在于，过度偏重利用性创新虽然能够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却容易使企业陷入创新能力陷阱，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过度偏重探索性创新虽然能够更新企业的知识基础，却会使企业承担高额的探索成本。因此，这两类创新活动应当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企业需要并且有可能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企业创新平衡性（Ambidexterity）观点最早出现在邓肯（Duncan）的研究中。邓肯指出，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而且当环境需要创新思想时，探索性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如何利用这些创新想法时，利用性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托什马（Tushman）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能够实现创新平衡性的企业（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既在成熟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而且有能力为新兴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只是前一种情况更强调成本、效率和渐进的改变，而后者更强调试验、速度以及灵活性。

三、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平衡关系的测度

对企业创新平衡性的测度以对企业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程度的衡量为基础。其中，以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两者的交互作用来测度企业创新平衡性是比较普遍的测度方式。有学者认为，在现有评价指标体系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企业是否达到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平衡：一是两者评价得分的乘积。尤其当某个企业的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评价得分都较高时，通过两者的乘积可以较好地测度企业创新的平衡程度。二是两者评价得分的差额，即通过企业在这两类创新评价得分的差的绝对值来判断企业创新的平衡程度。这两种方法也符合了战略匹配的两个类型：调节匹配、相称匹配。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平衡关系的乘积评价法可以体现两者之间的调节匹配效果，即两者通过彼此促进共同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而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平衡关系的差额评价法可以体现两者之间的相称匹配效果，即两者不同的占比对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还有学者认为，企业创新平衡性由平衡（Balance）维度和整合（Combined）维度构成。其中，平衡维度是指企业基于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差异的角度，对两者作用之间平衡程度的描述，一般使用差额法测度；整合维度是指企业基于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共性的角度，对两者的整合作用的描述，一般使用乘积法测度。

四、企业创新平衡性的影响因素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企业创新平衡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结构、组织情景和高管团队。塔什曼（Tushman）等指出，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安排会影响创新平衡性的实现，而不同部门分别进行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则可避免两者的矛盾及对资源的争夺。伯金肖（Birkinshaw）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创新平衡性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景的平衡性。情景平衡化是解决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冲突的有效方式，而纪律、拓展、支持和信任的结合等能够促进情景平衡性的建立。其中，纪律和拓展强调规则和效率，能够更好地促进利用性创新；支持和信任强调权利的下放和开放的氛围，能够更好地促进探索性创新。卡尔梅利（Carmeli）等学者指出，在高管团队中建立创新平衡性的认知模式和过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平衡的实现。因为管理者的认知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管理者主观上平衡性的认知模式和过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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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份额模型；技术交易市场；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技术产品流向；技术流向规模；技术市场交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7；F713.5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102-07

The Study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ZHAO Wen-dan1, LI Lin2

(1.School of Global News and Transmiss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market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 shows that in regional technical market pattern, the impact of market sca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echnology-imported areas on technical flow scale and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change in technology-exported areas on total trading pattern is not obviou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emand change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on tot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demand market featur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local technical trading reality, use the two strategies of “market-developing”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impor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tudiously push forward policy innovation, gradually optimize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and upgrade regional core competence.

Key words:Market Share Mode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technical flow scale;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一、引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都有着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技术所蕴含的效益均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在技术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技术交易格局已成为反映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科技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技术交易总额由651亿元上升至3 039亿元，年均增长18.7%。从各省区的实际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10年间在技术交易规模上牢牢占据前两位，两者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也由2000年的33%上升至55%。总体上讲，我国技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育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辽宁、重庆、湖北等），北京与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心城市，兼有这两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和文教领域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市（自治区），在技术交易市场的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科研实力与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呈现正相关性。

赵文丹，李 林: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区域技术交易格局研究按照我国传统区域划分，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和西部地区（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总量规模上看，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同时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国份额的逐年降低，到2009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国份额降低到15.6%。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差距逐步缩小，市场规模相差无几；但从发展潜力上看，西部地区上升潜力较大，十年来，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地区2.3个百分点；就个体而言，随着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青海等省市技术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张，西部地区将会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二、我国不同区域技术交易的不平衡性

1.区域技术交易不平衡性的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演化规律，必须定量测度三个地区历年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状况。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技术交易水平差距很大，测度方法应当能够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技术交易不平衡对我国技术交易不平衡的影响。因此，测度方法应当将三个地区技术交易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中部地区内部不平衡，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本文选择泰尔指数这一数学工具对区域间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分解测度。

设y=(y1,y2,y3…,yn)是n个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分布向量，测度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

T(y;n)=1nni=1yiulogyiu

式中u=ni=1yln，为n地区在统计年中技术交易水平的均值。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个地区在技术交易中的不平衡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09年共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规模，数据取自2001―2010年全国统计年鉴。

2.计算结果分析

按照泰尔指数的表达式，计算泰尔指数结果如表1。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市场规模的不平衡性逐年加剧，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277 379上升为2009年的0.476 597，这一结论与基本判断大体一致。

第二，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3年，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二是2004年至2009年，不平衡性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与全国各地区不平衡性发展趋势一致，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对全国技术交易水平影响最大。

第三，中部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呈现下降趋势，中部6省之间技术交易水平差异逐年缩小，2006年泰尔指数降低到0.1以下。

第四，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不平衡性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步缩小；2006年内部差距的急剧扩大，2007年又缩小；2007年后随着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市场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

第五，通过对三类地区泰尔指数的分析可知，促进区域技术需求和供给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活动数量三个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强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结构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存在重大影响，在反映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扩大先进技术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经济发展活动都涉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等的增加，都将直接拉动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活动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既需要吸收先进技术，又可能出让技术成果，所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数量及经费投入、人员投入量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为影响技术交易规模的因素指标。

三、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国（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Tysznski（1951）年提出，后经Leamer和Stern、Jepma以及Milana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外贸增长源泉的重要模型（帅传敏 等，2003）。鉴于技术交易“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特点，在技术交易格局的研究中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优点在于:在产品划分和市场划分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进行简化处理，继而分析某一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分布和不同的产品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既有利于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也有利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1.市场份额模型

假设某一地区A的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1的输出量（或者其他地区从该地区的输入量）为：

式中，Vij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j表示某地区各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其他地区的输出量；V1j和V2j分别表示某地区在时期1和时期2对不同地区j输出技术交易额的绝对值，二者之比即构成不同时期某地区对地区j的输出增长率rj，同理，r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总额增长率，r表示不同时期技术交易总量的增长率。

由此，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的增长(V2-V1)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rV1表示A地区对全国技术交易贡献的一般增长，反映由市场规模因素产生的效应。

（2）mi=1(ri-r)V1i表示A地区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量增长，反映技术产品分布因素效应。

（3）mi=1nj=1(rij-ri)V1ij表示A地区技术市场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额增长，反映市场分布因素效应。

（4）mi=1nj=1(V2ij-V1ij)-rijV1ij表示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增长与在每种技术产品对每个地区保持市场份额所需的增长mi=1nj=1rijV1ij之差，反映竞争力因素效应。

2.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东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持续上升，短期内不会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6省内部不平衡性逐年缩小，全国技术交易区域间不平衡性逐年加剧，这说明中部区域的技术交易规模对全国影响有限。同理，西部地区在2005年后内部不平衡性呈缓慢扩大的趋势，与全国趋势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技术交易格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全国欠发达地区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重庆和陕西在技术交易规模上曾进入全国前十强外，大部分总量规模较小，对于研究技术交易格局意义不大。基于此，本文选择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是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六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在技术交易这一指标上，位列西部地区首位；二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政策优势明显，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科技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西部腹地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为显著。

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遵循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在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输出地是在重庆市历年技术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简单算术平均处理；在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是全国的总量数据。为了更准确地测度重庆市技术交易格局，把2004―2009年六年分为两期，并在数据上采取均值的方法处理。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数据的采集尽量做到同类数据出处相同。数据主要取自2004―2009年《全国统计年鉴》以及2004―2009年《重庆市科技统计报告》。

3.重庆技术产品流向格局分析

（1）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市场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产品的模型。单一产品的市场份额模型相当于对上面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简化，不需要再考虑不同产品类别的贸易份额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而只需关注某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市场份额变化即可。公式简化为：

根据技术交易流向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技术产品的输出地区以国内省市为主，选取国内16省市作为模型分析对象。这样的样本选取涵盖了重庆市技术市场80%以上的份额，对反映技术交易格局有较好的代表性。

根据表2反映的两个时期重庆对主要省市技术产品输出的变动情况，在总体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下，重庆技术市场萎缩，来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场交易量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从表3的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技术产品在第二时期（2007―2009）较第一时期（2004―2006）减少了0.4亿元，市场份额下降了1.0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总量规模下滑造成的。而从两期重庆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看，重庆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逐步合理，主要表现在市场分布效应对于市场总体规模整体具有极大的止滑作用。其中重庆在第二期对北京、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输出份额大幅攀升，而对本市输出份额大幅下跌，说明重庆市技术市场对外辐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竞争力来看，重庆技术市场竞争力也有明显提升，对于全市技术交易规模下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抵消作用。

总体上看，重庆市技术交易总体规模变化受全国输入省市（自治区）市场规模影响很大；而全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技术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对重庆市技术交易市场带动效应明显。

（2）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产品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市场模型。单一市场的市场份额模型是对恒定模型的另一种简化形式，即不再考虑不同市场分布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只关注不同时期某地区不同产品的输出份额即可。公式简化为：

按照本研究的划分，技术产品可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大类。样本的选取，遵循在可靠范围内的最大化。

表4反映了重庆各类技术产品从第一期（2004―2006）年到第二期（2007―2009）在技术市场上的输出额和市场占有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二期较第一期技术交易出现较大萎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的交易金额都较上一时期有较大的下滑。在全国技术市场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交易最为活跃。重庆市技术服务交易量的减小对其技术交易量的整体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表5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重庆市技术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市场份额也由第一期的35%下降到第二期的2%，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尽管产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对整个技术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弱。

1.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技术区场格局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而中西部地区的18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的份额不足20%。同时，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部不均衡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逐年加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第二，对重庆的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总体交易规模波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技术输出的角度看，重庆技术产品对外辐射的分布较为分散，输出市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度较高；重庆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几个地区的输出份额较大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输出规模都比较弱。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输出市场规模变动对重庆技术市场格局影响显著；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

第三，由于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重庆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技术市场格局特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格局特点。依据输出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因素对技术输出规模的影响，对重庆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自治区）技术交易市场格局的改进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技术输出市场结构的调整，可以选择中部省市、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技术交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作为重庆及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选择。从技术交易市场四大类产品的竞争力水平看，四类技术产品均有较大的规模拓展空间。

2.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出地的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取“开拓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第一，实施“开拓市场”战略。区域技术市场交易格局的优化要密切结合发达地区需求市场的变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输出方式，提高技术输出的档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对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省市）的输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减小对当地技术市场的依赖度，实现技术产品输出的多元化市场营销战略。

第二，实施“内养外引”战略，引进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本土研发机构，提升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一是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平台，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龙头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等的研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或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发展产学研联盟，整体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科技文献中心及科技检测中心、质量计量检测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第三，注重政策创新。增强法规配套性和政策操作性，形成贯穿整个流程的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和贯彻执行政策法规的合力。加强科技法律法规的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完善部门依法行政基本规范；细化科技政策法规实施办法，加强科技政策法规的宣传解读，扩大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重点新产品奖励等科技政策执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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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2012年南疆五地州的统计数据，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人口结构、农业生产构成、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等方面选取了22个相对指标，分别为：第一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X1），少数民族人口比例（X2），乡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X3）；农村居民全年家庭人均纯收入（X4）；农村居民家庭农业生产总支出（X5）；农用地面积（X6）；水利设施用地面积（X7）；农村用电量（X8）；有效灌溉面积（X9）；化肥施用量（X10）；农业总产值（X11）；非农行业总产值（X12）；农业机械总动力（X13）；农作物播种面积（X14）；主要农作物总产量（X15）；地区生产总值（X16）；人均地区生产总值（X17）；耕地面积（X18）；农业固定资产投资（X19）；农业从业人数（X20）；受灾面积总数（X21）；农业总产值增长率（X22）。

2南疆农业经济区域差异分析与评价

由于新疆地域辽阔，各地州自然禀赋、社会环境和经济基础等差别很大，使新疆各地州区域农业经济水平差异很大。而农业总产值增长、非农行业产值增长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是体现农业经济增长的三个主要方面。区域经济差异可以通过绝对差异和相对差异两类指标加以衡量。因此，选择2000-2012年昌吉回族自治州、伊犁州直属县(市)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阿克苏地区、和田地区和喀什地区共8个地州的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作为量度指标，通过比较其变异系数和标准差两个相对差异指标的变化，来反映13年间新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标准差由2000年的686.15，增加到2012年的2472.34，增长了3.60倍，增速也逐年提高，而变异系数虽有小幅波动，但也一直稳定在34%左右，表明各地州农业经济差异正逐年稳步扩大。比较2012年新疆南、北部10个地州的部份经济指标。总体上北疆五地州的GDP为南疆五地州的2.01倍，而南疆五地州农业生产总值比北疆高68.4亿元；人均GDP北疆普遍高于南疆，但位于南疆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GDP高于北疆3个地州，人均GDP为10个地州中最高，说明造成新疆区域经济差异的因素已由地域性向结构性转化，地区经济专业化分工进程加速。由于Ward法并未给出合并成几类，根据表2给出的统计量可以看出，伪F统计量在归为3类时较大，说明归为3类较好；伪t2统计量在归为1类、2类时较大，由于伪t2统计量越大，表明上一次归类的效果好，也表明归为3类较好，因此将南疆5个地州分为3种类型。结合聚类分析过程和树形图，可将南疆五地州的农业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分为以下3类：

1）非农经济主导地区，包括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2）农业经济稳定发展地区，包括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

3）农业经济落后地区，包括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和田地区。前4个主成分的特征值、相邻两个主成分特征值之差、每个特征值所解释的方差贡献率和累积比例。可见，主成分一、二的累积贡献率已达93.19%，远大于85%，已经能较好地概括原始变量，而主成分三、四的特征值小于1，说明其对原始变量的解释力较弱。因此，选择主成一、二作为分析变量。此时，两个主成分的累积贡献率为93.19%，表明其包含了原22项指标信息的93.19%，已足够反映原有指标的信息。表4为22个评价指标对应于前两个主成分的特征向量（载荷量）对于前两个主成分的因素载荷量的贡献率。通过各主成份的载荷可对各主成份作出符合现实意义的解释：主成分一（PCR1）包含了全部信息量的56.04%，在X5、X7-X11、X13-X16、X18、X19、X21与X22上有较高正载荷。可见，PCR1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区域农业生产规模、资本投入与经济效益，体现的是区域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因此，称PCR1为农业经济综合发展水平因子。主成分二（PCR2）包含了全部信息的37.16%，在X1-X3与X20上有较高正载荷；在X4、X6、X12、X17上有较高负载荷。可见，PCR2反映的是区域农业劳动生产率与农业劳动力供给水平，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村人口及其结构、农业劳动的经济收益和农业劳动力宏观需求等。因此，称PCR2为农业劳动力要素因子。在PCR2上喀什地区与和田地区的得分较高，分别为1.1232和0.5314，表明其在农业劳力要素方面具有较强优势，两地区少数民族人口、乡村人口占地区总人口和农业从业人数比例高，反映出这两个地区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而农业劳动力投入水平高，农业发展仍为粗放型，其农业经济是建立在较高的资源和资本投入上；巴州在PCR2上的得分最低，其非农产业吸收和消耗了大量劳动力，使区域农业劳动力无法支持和满足农业生产与发展的需求。因此，造成南疆地区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因素可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即农业综合发展水平与农业劳动力要素。从南疆5地州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得分情况来看，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南疆5地州中居第一位，得分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的阿克苏地区，第三为和田地区。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最强，其人口达415万，为南疆人口最多的地区，耕地面积达530457.1hm2，地理位置、自然资源和发展基础等方面的较强优势，是喀什地区农业经济综合竞争力具有较强优势的主要因素；克州最弱，属典型民族贫困地区，其人口较少且土地总面积中平原仅占10%、山地占90%，耕地面积52859.6hm2、人均耕地面积仅0.094hm2，自然条件较差、耕地资源严重不足和劳动力素质偏低等，是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可见，近年来由于各类援疆政策和较好的发展环境，进一步加大了对南疆地州的援建力度，使得南疆地区的经济获得了好的发展机遇。特别是喀什地区在建立经济特区以后，对其周边地州经济产生了一定的辐射带动作用，喀什地区已逐步成为南疆经济中心，表现出了良好的经济发展趋势。

3南疆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变化特征及预测

3.1库兹涅茨比率及其分解

2000-2012年南疆地区农业人口比重大于其农业产值的地区个数始终保持不变，即m=4，南疆地区仅巴州农业人口比重小于其农业产值占全疆比重，其他4个地州人力资源生产效率相对较低。从库兹涅茨比率分解值上来看，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变化趋势明显表现为相对稳定的两个阶段，即2000-2005年为第一阶段，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基本维持在α=0.45左右；2006年以后为第二阶段，α一直维持在0.49左右（图4），表明低收入人群人口比重在2005年以后有所下降，其收入比重有所提高，使2005年以后k开始下降。而k与β的变化曲线高度相似，均表现为3个阶段，即2000-2005年的稳定上升阶段，2006-2009年的逐步下降阶段，2010年以后的快速上升期。在2000-2005年期间，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明显上升，使得k也随之上升；在2005-2009年期间，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开始下降，低收入人群比重下降且趋于平稳，使得k也随之下降；2010年以后，高收入人群收入的比重迅速上升，而低收入人群比重基本没有变化，这种高度同步现象，表明高收入人群收入比重对k的影响趋于增强。可见，农业人口中的高、低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差异逐渐提高，加剧了南疆农业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地区间的农业区域经济差异增大。综上分析表明，南疆地区农业经济差异正在增大，而南疆地区低收入人口及其收入所占比重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性的影响较小，高收入人群人口及收入比重的变化是影响区域农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波动的主导因素，特别是2009年以后，进入高收入人群及其收入比重的迅速加大，导致不平衡性急剧上升。南疆五地州中除巴州外，其余4个地州的农业劳动生产率较低，也是造成农业经济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3.2区域农业经济差异的预测

9698，大于0.5，表明2013-2020年间的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将会延续2005-2012年的发展趋势，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增大的可能性很高。3.3区域经济差异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影响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区域经济发展初期，一般采取倾斜发展战略，伴随着区域经济绝对差异（库兹涅茨比率k）的增大，经济增长速度会相应的提高，当差异达到合理值（k0）时，增长速度达到最大（v0）。如果k继续扩大，区域经济对差异的耐受力减弱，出现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增长速度也会开始回落，这时如果不采取有效的调控措施，增长速度会继续下降，随着各种矛盾的积累及爆发，就会对区域经济发展造成重大影响，甚至导致区域经济停滞。以库兹涅茨比率（k）作为度量区域经济差异的指标，以农业经济增长速度（v），利用SAS统计分析软件可得非线性回归方程为：v=-0.2404+2.4611k-4.8426k2（8）对公式（8）求一阶导得：v'=2.4611-9.6852k（9）令v'=0，得：k0=0.2541，v0=0.0723，而2012年的库兹涅茨比率k为0.2919，大于k0，表明南疆区域农业经济差异已经超过警戒水平，农业经济对区域差异的耐受力减弱，并已开始对南疆农业经济的稳定持续增长产生负影响。

4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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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

早在1948年,哈罗德在阐述其经济增长模式时,就提出当国内储蓄不足以支持理想的经济增长率时,应该利用国外储蓄(引进外资)来提高储蓄率。纳克斯认为应当利用外资的直接、间接利益来加快国内资本形成,以突破贫困的恶性循环。1960年,罗斯托的“起飞理论”给出:资本输入可以帮助一国经济起飞阶段的有效投资率达到10%或10%以上的条件。而第一个关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资的较为系统的理论是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两缺口”模型,即为维持经济的一定增长速度,储蓄缺口与外汇缺口必须保持平衡,而吸收外资可以同时填补这两个缺口。诸多理论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对中国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诸多实践同时告诉我们,利用外资发展经济同样要付出代价。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在利用外资上取得了优秀业绩,但在很多方面也呈现出极不平衡性,需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分析评价当前中国利用外资中的不平衡性问题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形成

(一)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地区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总量不平衡和效率不平衡。

1.总量不平衡。地区间利用外资总量不平衡指我国各地区吸引外资总量的水平不一,主要是量化指标。把全国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我国在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的利用外资中,东部地区占绝对优势,明显呈“东高西低”的基本格局。20世纪90年代初,这种地区差异就表现得十分突出,当时东部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29.7亿美元,占比高达93.9%,而中西部地区比重分别为3.87%和2.26%,东部地区相当于中部地区的23倍,西部地区的33倍多。到了2006年,东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同比上升6.28%,在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总量中的比重为90.3%;中部地区占比为6.2%;同时西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为21.8亿美元,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总额比重比2005年上升0.3个百分点。可见,外商在华直接投资仍高度集中在沿海地区,尤其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东中西部利用外资的总体格局尚不会有根本变化,但差距将会有所缩小。

2.效率不平衡。利用外资的效率,即利用外资的质量和业绩,这里引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衡量各国利用外资的业绩指数,即一定时期内某地区FDI流入量占全国FDI流入量的比例除以该地区GDP占全国GDP的比例。若指数大于1,说明该地区吸收了相对于其GDP而言更多的外资;若小于1,说明该地区吸引的外资低于应该达到的数量;等于1则说明该地区FDI流入规模与GDP比重相等。显然,东部地区吸收的FDI的业绩高出中西部很多,前者是后两者的3.3和10倍。综合来看,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总体效果要高于中西部地区,而且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规模大于中西部地区,但是部分沿海省份利用外资的质量却落后于中西部地区。

(二)产业间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利用外资产业不平衡主要指外资流向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不平衡,以及在各个产业中的行业分布也不平衡。经过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第一产业农业利用外资虽然稳步增长,但是整体比重较少;70%以上的外商投资都集中于投资少、见效快、盈利高的第二产业上;其次是第三产业。另据商务部统计,虽然从2002年到2006年第三产业在中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比上升较快,其中,批零贸易及餐饮、金融和保险业占比分别从2002年的1.8%和0.2%上升到2006年的4.2%和0.5%,投机性较强的房地产业吸收外资从2002年的56.6亿美元上升到2006年的82.3亿美元。但整个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仅为23.92%。由此看来,外资的投向与我国的引资目标存在偏差。

(三)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

我国现在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可以分为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两大类,其中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又有合作经营、合资经营和外商独资等三种主要形式,而利用外商间接投资一般有利用借款和境外上市等形式,再加上一些特殊的利用外资形式如补偿贸易和加工装配。这里所说的利用外资方式的不平衡,是指少数方式占了总外资额的大部分,经分析可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占有绝对优势,年年所占比重都达90%以上。而外商直接投资则经历了从合资为主到独资为主的转变。1997年以前,我国利用外资以合资为主,独资虽然在所占比重上不如合资经营,但呈现了一定的上升趋势;加入WTO后,无论是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和实际使用金额,外商独资企业均超过中外合资,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2006年外商独资企业实际使用外资金额超过合资企业达到462.81亿美元,而合作经营类型一直不受青睐。外商间接投资发展缓慢,份额较少。

二、形成中国利用外资不平衡性的因素

(一)政策因素

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允许广东、福建实行某些“特殊政策”,并设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四个经济特区,成为我国对外开放和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试点“窗口”。1984年又开放沿海多个港口城市,从北到南形成了一个开放城市带。1985年,国务院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的厦门、漳州、泉州一带划为沿海开放地区。90年代初,国家又决定建设上海浦东新区,由点及线至面最终形成了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同时,我国政府在制定“七五”计划时,已经明确了对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的划分,并针对不同地带的地区实行不同的经济发展战略,使沿海地区率先走向国际市场。可见,我国各项改革开放政策的出台基本上都采取了由沿海向内地逐步展开的梯度推进方式。这种推进方式给东部沿海地区吸引外资带来了明显的先发优势。可以说,我国利用外资“东高西低”的格局与政策因素密切相关。

产业的失衡也与政策的长期倾斜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经历了进口替代型经济向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型,2006年我国产品出口总额为9689.4亿美元,工业制成品出口为9161亿美元,占94.5%。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导致我国对制造业的重视,制造业成为外商投资的主要领域。而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政府给予了相应的扶持政策,引导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一些薄弱的第三产业部门,继续深化服务业的改革,扩大我国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规模、深度和方式,以实现外商投资的产业流向与中国产业结构演进方向一致。

(二)区位因素

根据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导致对外直接投资的三因素中,所有权优势和内部化优势是可以通过企业自身的发展而具备的,而区位优势是外生变量,只能通过投资主体在外界寻求,企业自身无法创造。从狭义的角度看,区位因素主要指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由于中国在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初期,主要是发展外向型的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大多是“两头在外”的出口加工型企业,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生产运输成本和缩短交货期,需要相对有利的交通运输条件和畅通的物流体系。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尤其是中国港澳台地区投资最初主要集中在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区交通发达,海运、陆运、内河运输相当发达,地理位置优越,形成进入我国的“东部大门”。交通部2004年10月26日公布的全国主要港口和内河港口,三大经济区覆盖了95%以上。根据规划,到2010年,我国将建成高速公路网5万~5.5万公里,其中,东部地区约1.8万~2.0万公里,基本形成高速公路网。相反,中西部地区由于远离沿海主要港口,对外交通联系不太方便,吸引的外商投资一直较少。

(三)要素禀赋因素

一般来说,要素禀赋主要包括自然环境、劳动力、资本和技术等的富存和质量。在改革开放初期,自然环境和廉价劳动力的供应曾经对外商投资的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但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外商投资产业层次的提高,劳动力素质、管理水平、当地资本供应和工业配套程度等因素越来越重要,成为外商直接投资首先要考虑的因素。从自然资源来看,我国各地区自然环境呈现由东至西优势度递增的梯度。但是,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区域状况来看,自然资源禀赋的影响作用不是很明显。从劳动力资源角度来看,它不仅包括劳动力数量,而且也包括劳动力素质和技能。东中部地区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东部地区每万人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大学本科和专科毕业生数都远高于中西部地区,2005年三大地带之比为1118∶615∶464,70∶46∶30,80∶53∶27。这说明,总体上看,东部地区在科技教育方面具有比较明显的优势,加剧了我国利用外资的不平衡。

(四)国际经济环境因素

经济全球化和信息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日益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角。跨国公司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张,使得直接投资成为主流,我国利用外资来源的失衡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息息相关,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成功进展,为亚洲各国经济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氛围。尤其是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发展前景,使得我国在APEC中的地位明显提高,中国成为亚洲国家投资的首选地。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原来就与内地保持着稳定的贸易往来,2003年,CEPA出台以后,这些地区在优惠政策的保护下进一步加深了与内地经济的联系,其投资也大幅度提高。发达国家间的投资成为主体,占90%以上,且有逐年上升趋势。发展中国家也有增长,但增幅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我国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比重少,而主要是来源于华人经济圈。

三、政策建议

利用外资不平衡是很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问题,每个国家具体情况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尽相同。当前,中国经济仍处于经济转型期,在利用外资上,以下几点应该引起重视:

1.国家在政策上要加强对外资的区域投向进行引导,针对“先富”带动“后富”、“东部战略”等不平衡性政策,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万商西进”等战略,鼓励外资进入中西部,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2.国家在产业引导上要偏向服务业和农业,吸引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重心应该转变到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产业良性发展上来。我国服务业本身基础弱,加之门槛限制,发展缓慢,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如实施“两税合并”,2007年3月新《企业所得税法》出台后,服务性的外资企业由原来承担33%的税率下降到25%,就十分有利于服务行业外资企业的进入。另外,要针对我国农业大国、农业古国的实际,积极采用现代技术发展农业,为农业吸引外资提供条件。

3.加入WTO后,FDI流入的规模和形式等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需要及时制定或修改各种法律、政策以及制度安排来适应这些变化,适时调整我国利用外资不平衡的状况。

4.中国拥有位居世界首位的外汇储备,所以利用外资的主要意义已经不是资金,而在于技术、管理、制度等方面,应加大引资力度,采用多种形式吸引更多来自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先进外资,以期达到真正推动中国发展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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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荆林波.外资对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影响[J].国际经济合作,2008.

篇8

内容摘要：本文应用散点图法和相关系数法研究了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不平衡性，具体的是从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散点图，揭示了我国社会保障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

关键词：社会保障支出 相关系数 散点图 不平衡性

研究背景

由于我国各地区间的经济发展水平不一，人口年龄结构也不同，社会负担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因此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的不公平性比较突出。

林治芬（2002）就全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养老社会保险基金收支比例及缺口、替代率、抚养比率等指标，分析了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但该研究的统计指标都比较简单，而且没有分解区域差异；彭海艳（2007）首先运用GE 指数分解法，分析我国社会保障支出区域差异及贡献率；然后运用GINI 系数分解法，分析社会保障各项支出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差异变动趋势不一致，且对总体差异的贡献率差别较大；社会保障各项支出的贡献率差异较大，其中社会保障补助支出成为总体差异的主体因素。冉维（2007）的研究表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水平问题有所凸显，国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数量较少、增长缓慢、结构不合理等问题越来越严峻，这是政府责任和社会公正的缺失，必将严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我们必须站在战略高度来解决好这些问题。刘畅（2009）运用1998 - 2007年的相关数据分析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存在的问题， 并试图提出应对方案。

本文试图分析我国各地区之间社会保障发展水平以及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发展水平的平衡性问题，即要考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是否也越高，两者是否为同向发展，如果是同向发展就是良性的，否则，经济实力越低，经济发展越慢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越高，而过高的社会保障支出对经济发展起到阻碍作用；反倒是经济发展实力强的省份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却低，社会保障的负担水平越低，对经济的阻碍作用越弱。反映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指标是社会保障水平，其计算方法是用社会保障支出总额除以国内生产总值。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选择了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共29 个省、自治区以及直辖市作为样本。分析样本时间为2007 年的统计数据。

从目前的社会保障体系来看，我国社会保障支出主要由社会保险（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与生育保险等）、社会福利、社会保障补助支出、社会优抚与社会救济等项目组成，其中，后三项是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它与社会保险基金的总和构成了社会保障支出总额。本文社会保险基金分项、分省数据来源于2008年《劳动与社会保障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来源于2008年《中国统计年鉴》。

财政支出中的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表示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障的发展水平。该指标也是衡量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主要指标之一。

本文研究各指标相关性使用简单相关系数又称皮尔逊相关系数，它描述了两个定距变量间联系的紧密程度。样本的简单相关系数一般用r表示，计算公式为：

其中n为样本量， Xn，Yn，X，Y分别为两个变量的观测值和均值。r描述的是两个变量间线性相关强弱的程度。r的取值在-1与+1之间，若r>0，表明两个变量是正相关，即一个变量的值越大，另一个变量的值也会越大；若r

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相关指标相关性研究

为了分析各地区社会保障支出水平的差异，本文分别计算了2007年各省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以及财政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如表1）并绘制了散点图（如图1），借以研究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及其与其他经济变量的关系。

（一）从社会保障支出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60143，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与社会保障水平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不平衡现象，其中比例高的5 个地区是：青海11. 86 %、甘肃8.91 %、新疆8.31 %、宁夏8.05 %、云南7.93 %；比例低的5 个地区是：福建2.55 %、浙江2.62 %、贵州2.63 %、山东3.05 %、广东3.19 %。本来，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社会保障支出占GDP的比重应该上升，但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却看到相反的现象，社会保障支出占GDP 的比重低的却是经济发达的省份。这一方面是因为上述比例低的5 个地区经济发展较快，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5 个地区的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负担相对较轻。

（二）从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的关系来看

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20554，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能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社会保障水平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其社会保障水平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小的省份，社会保障水平较高；而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社会保障水倒较低，这表明我国的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存在着不合理现象，按理说，经济发达地区的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虽然也相应较大，但是其社会保障水平却是相对较低的；而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相对较小，但是其社会保障水平（或者说社会保障负担水平）却相对较高，这暗含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额，因为其经济实力较强，并且其社会保障负担水平较低，提高地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适当地转移支付到经济落后地区。

（三）从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关系来看

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的相关系数为-0.21437，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小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而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大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反倒较低，这表明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存在着不合理现象。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并没有与社会保障支出按比例增加。

（四）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的关系来看

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的相关系数为-0.44645，再从图1的散点图的分布区状态看，也说明两者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这表明我国各省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与财政支出也存在着不平衡现象，本来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大的省份其财政支出也应当相应的较高，但是实际上却不是这样，反倒是财政支出小的省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高；这表明我国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也存在着不合理现象，经济发达地区，财政支出绝对值相应较大，但是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是相对较低的；而经济落后地区，财政支出绝对值相对较小，但是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却相对较高，这也暗含着，经济发达地区可以进一步提高财政社会保障支出额，因为其经济实力较强、财政收入也较大，并且，其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低，提高的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可以适当地转移支付到经济落后地区。

结论

本文通过研究我国各地区社会保障水平与国内生产总值、社会保障支出绝对值与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支出与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以及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与财政支出之间的相关系数以及散点图，揭示了我国社会保障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性的特点。而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负相关，究其原因，负相关性来自于我国省际之间社会保障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的严重不协调，这表明，我国省际之间在社会保障支出负担水平上的不均衡将导致我国社会保障发展水平的差异越来越大，难以达到各地均衡发展的总体目标。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是必须尽快实行社会保障的全国统筹，全国确定统一缴费标准收取社会保障基金，然后根据各地的消费水平确定社会保障支出水平，对社会统筹帐户实行全国范围内的统收统支。或者实行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落后地区社会保障基金的转移支付，从制度上确立富帮穷的公平机制，达到全国均衡发展的和谐社会目标。

参考文献：

1.林治芬.中国社会保障的地区差异及其转移支付.财经研究[J]，2005(2)

2.彭海艳.我国社会保障支出的地区差异分析.财经研究[J] 2007(6)

3.冉维.关于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的分析.重庆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07(4)

4.刘畅.我国财政社会保障支出困境及对策建议.中央财经大学学报[J]，2009(9)

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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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区域发展；发展问题；三农；农业农村经济

中图分类号：F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809（2010）12-0291-01

在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进程中，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发展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课题。通过对发展历程的梳理，笔者将我国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四大突出问题作如下归纳及分析：

一、不平衡性

不平衡性似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普遍存在的特点，这种不平衡性体现在经济基础及发展规模的阶梯差异，城市如此，我国不同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更是如此。若将我国农村区域按照东、中、西划分，济实力随之递减，并且这种差异由东至西愈发明显。差异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形成的，这可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由于依靠政策、地理条件等多方面优势，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早已在起跑的时候就将西部地区远远地甩在了身后，因此，东部地区农村区域发展所能依靠的基础也更为扎实。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东部农村区域发展依靠其具备的得天独厚的优势，进一步拉大了这种差距，虽然目前我国着力改善这种区域化的差异性，但是在短时间内农村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想要得到实质性的改善还是非常困难的。

二、发展与环境的矛盾

在我国积极推动农村区域发展进程的同时，环境问题的日益严峻已经成为一大突出问题，农村环境的破坏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现代化农业生产对农村土地资源造成的破坏

相对于传统农业，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对于土壤的破坏力更强更大。滥垦乱伐造成大批农业用地产生水土流失、土壤风蚀等现象；化肥、农药、农用地膜对土壤的侵蚀也大大减少了农村土地的肥沃程度，使土壤质量大大下降，进而影响农作物产量。在经济利益的刺激下，农村规模化生产给广大农村土地资源带来了巨大损失，加之生产者土地及环境保护意识、可持续发展观念缺乏，加大了对农村土地资源的浪费和损害。

2. 广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落后

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乡一体化趋势愈加明显，由于人口的不断聚集，生活垃圾等环境污染情况愈发严重，脏乱差等现象随处可见。与城市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相比，广大农村地区相对缺乏这类解决生活污染的配套设施，这大大制约了我国农村区域发展。因此，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力度，有效改善广大农民的生活环境及条件，是一个利国利民之举。

3.工业污染严重

在农村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工业污染问题不容忽视。由于我国乡镇企业在工业生产时忽略了预防及治理环境问题的考察，大多存在布局不合理的问题，严重缺乏环境保护观念，导致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问题的产生。与此同时，农村大力开发养殖业，这种生产模式对于环境造成的影响也不亚于工业污染，同样不容忽视。

三、农村城镇化规划细节存在不合理性

在推动我国社会协调发展方面，合理的农村城镇化规划对于消除城乡差距、促进农村经济发展能够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在我国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很多细节问题存在致命缺陷。首先，规划没有完全做到因地制宜。由于我国不同地区城市布局存在差距，大中小城市的比例也存在极大差异，从数量上看，东部地区城市数量远远超过西部地区。而对于农村城镇化的规划过于宏观，没有将地域特色及区域优劣势充分考虑其中，这样在农村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农村发展步骤及策略就缺乏合理的依据，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农村城镇化进程的更好更快发展。

四、农村区域发展中的政府干预

在我国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县域经济扮演着重要角色，它是基于农村、立足县乡的一种我国特有的农村区域经济模式。在市场经济社会，无论是城市经济还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均应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调动一切合理存在的市场因素，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保障经济秩序的正常运行。而在我国农村县域经济的发展浪潮中，不同农村地区政府干预力度不同。据了解，在西部落后地区，县域经济的发展政府干预性非常明显，这不仅制约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阻碍了该地区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而相对于一些政府干预力度较弱的地区，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得到了充分调动，恰当的政府引导也起到了很好的调控作用，该地区农村经济发展阻力相对减少。

五、结语

相较于发达国家，我国的综合国力及经济实力还有待提升，而作为一个农业人口比例占全国总人口近7成的发展中国家，农村区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就更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为农村区域发展战略扫除阻力与障碍，为我国农业农村的全面协调发展保驾护航，使农村区域经济的发展真正成为我国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关键。

参考文献：

[1]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中国农业自然资源和农业区划[M].北京：农业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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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区域经济学 学科属性 理论创新 平衡

一、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

区域经济学在当前是一门有着较短发展历史的新兴学科，因此并没有较为成熟的理论体系，而且对所研究对象进行的表述有着很大的差异，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点：

（一）诺斯（H. O. Nourse）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为人们所忽视的经济空间秩序，研究稀有资源的地理分布的科学”。

（二）程必定（1989）认为：“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地域组织规律。”

（三）刘再兴、周起业等（1989）认为：所谓的区域经济学也有另一个名称为区域科学。主要是针对一个国家的区域经济系统的建立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然后再根据区域分工与合作的方法原则对区域的各类型产业进行布局，进而保证该区域的经济能够与世界经济发展相接轨，又能够将当地的优势产业发挥到极限；得出一个企业大小规模大小都有的多层次区域经济，进而让当地的城乡经济连接成一片的有机经济体。

（四）艾萨德（Walter Isard）认为：区域经济科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该区域内的一些进行生产工作从而来收获利润的个体产业或者企业；让当地区域的居民的福利扩大化；当地区域的人均收入增加，收入分配得到有效改善和衡量让该区域内的资源能够得到每个产业的合理利用等等。

（五）杜贝（V. Dubey）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在经济学观点下研究资源不均衡分配的科学”。

（六）陈栋生（1993）认为：区域经济学是“从宏观角度研究国内不同区域经济发展及相互关系的决策性科学”。

（七）郝寿义、安虎森（1999）认为：“区域经济学是研究区域经济活动的自组织和区际经济联系科学”。

因此，针对以上研究与论述的比较可得：首先，（1）、（2）两者都有着较为一致的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即认为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为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分布。并且两者主要强调内容都是低于组织、地理分布与经济空间秩序的规律。不过实质上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与区域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对象还是有着一定去别的。再者就是（4）的观点中对区域的经济发展效率问题和市区内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主要强调，但是却忽略了区际的关系。然后就是与（4）相反的（5），主要强调了区际关系与地区差异的重要性，而对区内的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忽略。不过（5）观点中有一点创新就是区际关系没有被限制在国内，即区际关系是可以跨国界的。还有就是（3）、（6）、（7）三者的观点都对区内经济及进行了重点强调和研究，同时也注重对区际关系的研究。不过各自的表述有所差异，（3）（6）认为区域经济学是对一个国家内部的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进行研究与分析的，而（6）（7）则是将区域经济学认为是决策类型的科学学科。

二、区域经济学的学科属性

（一）属于经济学科论。

区域经济学在多数的经济学家眼中是产业经济学与区域经济学相融合的学科，即被分为了应用经济学范围内。经济学家们一直以来都只是关注和研究宏观、围观经济学、产业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但是都却不注重经济发展要素的空间布局和运动规律问题、产业与空间方面的区域资源分配问题以及区域经济管理的主要运行机制问题。所以对区域经济学科的发展，实质就是对经济学进行渐渐完善的一个过程。所以，包括我国官方的大多数区域都认为经济学科内包括区域经济学。

（二）属于地理学科论。

针对区域经济学与经济地理学的研究差不多是一致的，这是最近多数地理学家的观点。尤是针对区域地理经济学的研究。区域经济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是一个经济地域内如何建立较为完善的经济系统、布置地域内的产业布局，进而使得空间内的产业布局结构较为合理。而区域经济地理学的主要研究是经济地域系统与产业布局。因此，比较二者可发现研究对象几乎相同，且很多的经济地理学家后来都开始事区域经济研究工作。所以地理学内应包括区域经济学。

（三）属于边缘学科论。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域经济学既不是经济学范围又不是地理学范围，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边缘性质的学科。虽然区域经济学在研究内容上与地理学内容类似，同时也对区域差异和条件分析持重视态度；不过区域经济学也是与经济学相同，对经济学内的企业、产业、和相关政策的研究也是比较注重。研究者的群体中包含着经济学和地理学两个学科。因此，将区域经济学看作为两者的边缘学科，对经济学与地理学两者的精华内容进行吸取，并对进行全面发展。

我们的观点则是，看一门学科是否有这比较旺盛的生命力主要是实践功能强大与否。即根据问题出发，结合实践内容而跨学科的主要攻关是奔着学科、市场以及实际实践的需要而说的，也是未来时间内的发展趋势。所以将区域经济学科视为是地理学与经济学两者的边缘学科是更有利于将区域经济学的实践功能发挥极致。

三、区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及规律性

（一）空间规律的不平衡性。

区域资源由于受到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方面的影响使得区域经济的空间分布与空间配置开始出现不平衡性。虽然平衡是暂时性的，但不是绝对性的不平衡。区域资源空间配置和经济的空间不平衡分布的恒久性在全球角度下来看主要是自然环境对进行了主导作用。而部分地区和国家不平衡的区域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则会由于社会、自然以及经济条件的综合作用出现相对稳定；如果再根据一个国家的一级行政区进行分析，则区内资源空间配置与区域经济空间分布不平衡，由于区位条件、自然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等之间的差异而使得存在普遍性。因此，那种盲目的追求区域资源的均衡配置和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而忽略了实际情况，除了让预期目的实现出现困难之外，还能够让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甚至使得宏观效益得以下降。

（二）时间规律的阶段性。

根据时间规律来分析，区域内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过程，分析每个区域的以前、现在和未来的整体过程都会根据当地区域经济的变化而表现出每个时期各个的特点，所以就会由较为鲜明的发展阶段出现，这也是当地的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性规律的主要体现。区域资源配置与经济发展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超越发展阶段的，深圳就是一个发展的特殊例子，不过该种跳跃式、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不是在一般情况下实现的。

（三）动力机制人地互动性问题。

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时间规律是区域的阶段性，那么空间规律就非不平衡性莫属了，区域的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机制是人地互动性。而人地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则就是区域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整个过程。即人与地理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因此人地之间关系的互动和综合平衡是区域发展应重要关注的，同时也是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过程。

四、新区域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一）新区位因素研究。

社会经济条件、自然资源、生产技术以及地理位置等是研究传统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区位因素，并且对于自然资源、运费、劳动力成本等因素的重视程度更大，但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的状况忽略了，该状况在我国区域研究和原苏联的区域研究突出更加明显。新型的区域经济学在对传统区位因素进行研究时，对网络、市场、信息技术、政策、外资等新位因素研究重视程度更高。自从上世纪80年代之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的不断增多，专家学者非常重视这一系列新区位的影响因素。并且他们试着想根据数学相关模型来解释这些新区位影响因子的作用机理。这与传统区域经济学对区位因素的分析思路有差异。

（二）新地域运动规律研究。

1.新地域运动的影响因素研究。要探讨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地域运动之间的影响因素，进一步分析主要原因，发现限制因素，并分析几个因素间的互相作用模式。

2.新地域运动的空间模式及演化规律研究。要研究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之间地域运动的功能与构成要素、空间组成模式，并分析这些空间模式的不同演化规律。

3.新地域运动的城市效应研究。根据实证调查结果，分析跨国公司、信息技术以及经济全球化对城市规模、性质、空间组织所造成的影响机理，并根据这个基础，分析全球城市体系的形成和演变规律。

（三）新空间集聚研究。

1.报酬递增与空间集聚研究。对报酬递增和集聚空间的研究内容在早期是阿瑟、维纳布尔斯和克鲁格曼等人开展的。根据形成专业化和贸易方面的报酬递增、经济规模以及不完全竞争相比于报酬更加稳定、完全竞争的相对优势是更加重要。使得报酬递增的主要因素、技术、市场等并不是国内也不是国际上的规模，而是一个区域经济通过集聚而逐渐形成的。每个学者对于报酬递增在空间集聚过程中的形式强调是不同的。例如，维纳布尔斯、克鲁格曼研究得出的模型里将技术溢出、劳动力市场、中间商品的供求关系这三个外在因素作为集聚的动力，是这些外在因素使得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开始集聚。

2.区域成长与空间集聚研究。区域增长与空间集聚两者存在的内在联系是新区域经济学的主要强调对象，人们研究区域集聚的兴趣来源是由于一些经济学家在增加内生增长变量与新古典增长模型改进大前提下得出了新增长理论。据分析沙拉马丁和巴罗的研究成果，国际之间的新古典集聚模型没有国内的区际之间的实用性强。主要是由于同一个国家内的各个地区的文化、政府管制政策、技术、立法体系等工业发展因素都是比较相似的。因此一国内部的各个地区间的集聚比国际方面的集聚形式实现比较容易。

市场的交通费用、波及范围、区域间劳动力可移动性等都是根据区际经济活动的扩散与集聚受到经济全球化影响而决定的因此，经济全球化使得资本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得以提升，并使得空间集聚开始向更大范围发生，边缘与核心区之间的差距也将变得更大，进而导致空间不平衡性情况更为严重。

参考文献：

[1]柏银玲.区域经济学与空间经济学关系研究[J].西安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04）.

[2]滕少霞，骆玲.论经济地理学与区域经济学的整合与分异[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6，（01）.

[3]杨开忠.区域经济学概念分支与学派[J].经济学动态，2008，（01）.

[4]刘玉奎，潘雄锋.论区域经济学理论研究方法体系的构建[J].生产力研究，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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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政策 企业经营管理 影响

经济政策主要是指为了实现现有人员的就业问题，保证价格水平的稳定发展，促进国际之间的收支达到平衡，以及推进经济飞速提升等宏观性的经济政策目标，同时能够加强经济福利，有效控制经济问题的情况下，国家及政府针对性制定的指导原则与措施。经济政策又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宏观经济政策是指财政等政策；而微观经济政策是指为了市场经济能够运作正常，政府确立的法律条例等。

一、经济政策内容

在制定与经济政策时，应当确保其连续性，严禁出现忽左忽右的情况，防止给市场经济带来不稳定因素；在制定和实施相关经济政策时，也应当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在遭遇特殊情况时应当视情况来判断问题，并且及时针对问题对政策中出现疏漏进行调整改革。经济政策是否正确，关系着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无疑正确的经济政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而错误的经济政策也必然会给经济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甚至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遭到破坏。国家与政府在对经济政策进行制定时，主要包含，围绕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战略方针和产业政策，通过有效控制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来确保经济发展的平衡性，并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对产业布局进行调整规划；通过制定财政、货币政策，以及财政与信贷之间的平衡政策，来有效促进消费与积累存在的比例，进而有效确保社会财力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性，保证货币的发型量，防止出现通货膨胀等情况；通过建立其收入分配政策，能够为消费需求提供发展导向，进而达到优化消费结构的作用，以保证消费基金与积累基金之间的平衡比例，控制通货膨胀的情况出现。

二、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一)扩张性财务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财政政策主要包含了扩张性与紧缩性两大方面，这主要是按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起到的不同程度的影响来进行辨别区分，而扩张性政策是通过减少税收收入，提高政府支出等手段。在经济发展的进程中，若出现供大于求的情况时，可通过扩张性政策对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进行合理调整，已达到有效控制供需之间的平衡性。在政府对税收进行调整时，由于加大支出或者降低税收等方式，会使社会总共需求出现上升，这时对企业产品的需求也随之加大，为此，企业应当及时抓住时机，并结合实际情况，做出正确有效的决策。通过整顿管理体系，快速提高生产效率，加大产品出产数量。并从采购原料开始进行改革，改革过程应当包含生产要素，加大生产质量的监督管理，强化物资的控制，优化薪酬的分配制度等方面，进行科学调整，以此来确保更加优质的产品进入到市场销售行列中。当然，在销售中，市场的需求并不是永无止尽的，因此，企业的掌舵者应当结合实际情况准确掌握生产数量，并注意控制产品质量，严格控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达到标准化，确保在取得最大利益的同时能够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作为企业的决策者应当明白，扩张性政策不可能永远存在，因此，应当及时做好市场调查研究工作，掌握了解消费者的喜好及需求，结合市场的规律，有效确保企业经营能够更加持久。

(二)紧缩性财政政策对企业经营的影响

紧缩性财政政策也可以称之为盈余性财政政策，主要是指降低财政支出或加大税收收入等方式有加大财政收入或有效控制总需求的提高，其主要表现在财政结余，而其主要方法为降低财政支出，加大税收收入等。若发生通货膨胀亦或者经济发展过快的情况时，国家将通过紧缩性财政政策对社会总需求进行控制，以此缓解经济压力。对企业来说，这时社会对产品的需求随之减少，给企业发展带来了极大的阻碍。但在这样的环境下，企业扩大生产也不是不可为的，这就需要企业及时调整战略计划，加大对市场的调研力度，掌握消费者的需求，结合市场实际情况，来控制生产，并积极研制开发更新的产品，对现有产品进行引导更换，增加时下更加流行的理念，例如：“有机”“环保”等。

(三)货币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

货币政策也同样分为扩张性与紧缩性货币政策，若出现经济萧条的情况时，中央银行将通过提高货币总供给，以此来控制利息率的下降，并通过刺激投资及出口，来提高总需求。若出现经济发展过快或者通货膨胀等情况时，中央银行也将随之降低货币供给，加大利息率，以此来控制消费与投资，防止经济增长过快，使物价随之上升。在扩张性货币政策的条件下，贷款也随之变得容易，因此企业应当抓住时机，进行适当地储备。在有了足够资金的情况下，应当加大产品开发力度，积极引入新项目，以此来加强企业的信誉度与竞争力。若出现紧缩性货币政策时，企业要取得贷款就相对比较难，这时企业应当减少生产数量，并注意降低生产成本。

三、结束语

总而言之，经济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企业经营管理是一大挑战，为有结合市场、社会以及经济政策的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发展脚步，才能有效确保企业的长久发展。

参考文献:

[1]胡日杰.经济政策对企业经营管理的影响[J].经济导刊,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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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内容摘要：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从旅游业综合现状和旅游流集散能力来看，其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造成这一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规模、旅游资源状况以及客源接待和盈利能力等。南京都市圈地跨江苏安徽，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和巢湖。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确定了都市圈旅游发展中心城市及各层级，并着力分析以中心城市为起、止点的旅游流及其影响因子，以及中心城市目标市场层级划分。

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选取2008年南京都市圈内各市旅游发展指标，运用聚类分析和相关性分析等统计方法，以SPSS17.0实现数据处理，研究圈内各市的旅游发展水平，确定圈内旅游业中心及各圈层。同时分析以中心城市为起、止点的旅游流规律及其影响因子，以及中心城市目标市场划分。

都市圈建立的意义在于打破行政界线，按经济发展趋势构筑相对完善的城镇群体空间单元。南京都市圈是江苏省着重建设的三大都市圈之一，地跨江苏安徽，目前包括南京、镇江、扬州、淮安、马鞍山、滁州、芜湖和巢湖。中心城市占据都市圈系统经济发展高地，具有最高的经济势能和地位，它通过集聚与扩散两种作用力的交互耦合，实现与周边城市旅游要素的有序流动，促进各市旅游产业规模的提升和旅游业的发展。

都市圈旅游中心城市及圈层分析

影响旅游业发展水平的因素很多，影响力各不相同。本文选取的指标有：各市GDP、人均GDP、人口数、旅游接待总人数、平均逗留天数、人均消费、旅游总收入、4A以上景点数、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距中心城市交通里程（祁秋寅、张捷，2006），数据主要来源于各市200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通过SPSS降维处理（剔除因子载荷小于0.5的指标），最终保留的指标有GDP、旅游接待总人数、旅游总收入、4A以上景点数、星级饭店数、旅行社数。

综合以上指标对样本进行聚类分析，采用K-均值方法，设定聚类数为3，可将8个检验城市旅游业综合水平分为3个层级，第一层级为南京，第二层级为扬州和镇江，第三层级为淮安、马鞍山、芜湖、滁州和巢湖。通过ANOVA检验得到显著性水平均为中等或高度显著。可见，从旅游业发展的角度，南京是都市圈旅游发展状况优势最明显的城市，为都市圈的旅游业中心，扬州、镇江为发展相对较成熟区域，其余5市旅游业综合实力相对较弱。

中心城市旅游流分析

旅游流又称旅游客流，指旅游者从出发地到旅游目的地移动形成的客流。影响旅游流的因素有：两地距离和交通便捷度、旅游资源吸引力、经济联系、游客感知、旅游费用、接待设施等。都市圈旅游流是一个复杂系统，包括任何两个城市之间的旅游集聚和扩散流，很难形成清晰的研究思路和结论。因此本文以中心城市为视角，分别研究南京作为其它城市目的地和客源地情况下，旅游流聚散规律及其影响因素。

（一）中心城市旅游集聚流分析

本文定义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表示从各市直接来南京的客流占南京总客流的比例，它反映了圈内各市向中心城市提供客源的能力。可得的旅游流影响指标包括各地经济水平、人口数、旅行社数、到中心城市距离、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本文运用双侧相关性检验，选用Pearson相关系数，得到表1。各市人口数、与南京距离这两个指标同中心城市集聚比例无显著相关，而GDP水平及旅行社数与中心城市集聚流比例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结果具有高度显著性。

由此可知，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旅游产业规模对旅游流的产生具有重大影响，而人口数，与中心城市距离并不能成为促进其它各市产生旅游流的显著因素。这表明旅游流的产生更加依赖经济发展的规模和质量。中心城市要吸引都市圈内更多的客源，除了自身发展之外，更要加强圈内各市产业的合作，从而提高各市输送客源能力，实现共赢。

距离因素在都市圈内部产生旅游流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这与以往一般性认识有悖，随着近年来都市圈交通的日益发展和同城化进程的推进，市场对距离这一要素的敏感程度正在消减。

（二）中心城市旅游扩散流分析

中心城市扩散流比例是指直接从南京所往城市的旅游客占该城市总客流的比例。它反映了圈内各市吸引中心城市客流的能力。

如表2所示，中心城市扩散流比例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住宿接待条件（星级酒店数）有高度相关性，同旅行社数也有一定相关性，且前者比后者相关性更显著。这表明，由于中心城市消费能力相对较高，旅游方式多元化，游客对星级酒店的需求高于对旅行社的需求。中心城市扩散流比例还与当地旅游总收入高度相关，表明中心城市是各市旅游业重要收入来源，各市应当对中心城市这一巨大市场予以重视。同时，旅行社和星级酒店对各地旅游总收入的贡献很明显，但显然星级酒店与旅游收入相关性更大，这印证了过夜游客消费贡献更大这一观点。

中心城市旅游目标市场空间定位

由上文分析可知，中心城市的集聚流主要受都市圈各市GDP和旅行社数影响，因此选取南京周边7市GDP和旅行社数作为指标计算因子得分，按得分将南京目标市场划分为两个层级，第一层级为扬州、镇江、淮安，它们均在江苏省境内，旅游业综合水平为都市圈前三位（除南京），可将它们看成南京周边旅游目标市场的核心市场。第二层级为其他4个城市，它们均在安徽省境内，可见省际行政界线对都市圈旅游流集散有一定影响。它们的旅游业综合水平在都市圈中处于末位，旅游流产生能力尚待提高，是南京周边旅游市场的潜力市场。以上划分均是基于都市圈内部而言。

对于第一层级市场，应充分利用优势，进一步加强旅游同城化进程，将巩固高品位的传统景区与开发新旅游模式相结合，巩固市场份额。对于第二层级城市，急需打破省际和市际行政界线和经济壁垒进行区域合作，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当地旅游产业结构优化和模式升级，最终提升市场份额。

结论与对策

南京都市圈各城市，从旅游业现状和旅游流集散能力的角度来看，其发展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平衡性。造成这一不平衡性的主要因素是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规模、旅游资源状况及客源接待能力。要提高都市圈的整体产业竞争力，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首先，提升实力。影响旅游流的主要因素是GDP和旅游产业规模，各市要提升经济实力，优化扩大旅游产业规模，为旅游流的聚散提供可能。其次，加强内部合作。一定区域旅游经济整体水平由各城市的竞争、分工与合作决定，而区域的整体发展又影响着城市的兴衰（叶依广、周蕾，2004）。

参考文献：

1.张强.都市圈中心城市的功能组织研究[D].兰州大学，2008

2.祁秋寅，张捷.我国省际旅游经济影响因素分析[C].中国地理学会学术年会，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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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规模迅速扩张。服务贸易在世界各国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促进一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服务贸易的发展速度超过了货物贸易的发展速度。我国服务贸易起步较晚，发展速度较快，我国服务贸易贸易额从1982年的44亿美元发展为2012年的4706亿美元。但是，与国际平均水平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在竞争激烈的21世纪，为了增强我国的国际竞争力，我国必须把服务贸易的发展放在战略性的发展地位。要发展服务贸易，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它，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认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现状，了解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问题寻找解决方案，这也是本文写做的目的。

二、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现状及问题

1.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发展规模逐步扩大，但进出口逆差仍在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年平均增长速度高达10%以上，其增长速度高于我国GDP的增长速度。2012年，我国服务进出口较上面增长12.3%，总额高达4705.8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72%;2013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较上年增长14.7%，总额高达5396.4亿美元，占GDP比重为5.88%。虽然我过服务贸易发展迅速，但是我国贸易的出口规模较小，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实力不匹配。此外，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逆差存在扩大的趋势，并且自20世纪90年代服务贸易的起源发展以来从未消除，最近10年的服务贸易逆差如下表一所示。观察表一可得，我国近年来服务贸易发展迅速，尤其是2009年金融危机以前，2009年贸易总额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是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恢复不错，我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仍然呈持续增长态势，且增长率均维持在高于12%之上。虽然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迅速，整体规模呈逐步上升趋势，但是我国服务贸易仍然是进口多于出口，即我国服务贸易存在逆差，尤其是2008年之后，贸易逆差呈现急剧上升态势。除此之外，我们可以从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与GDP比重可以看出，我国服务贸易发展在我国整体经济中所占比重较小，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与我国的整体经济发展不匹配。2.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不合理传统服务贸易主要包括旅游和运输等资源、劳动密集型部门。目前，我国服务贸易结构仍然是以传统的服务贸易结构为主，我国服务贸易出口中传统服务业出口占比大于1/2;但是，在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方面，即金融、保险和计算机等现代服务贸易领域则发展滞后。金融、保险和计算机等现代服务业属于技术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对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现在的服务贸易结构不够合理，从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角度分析，我国的服务贸易结构现状可能影响我国服务贸易想技术、知识密集型行业的转变。3.我国人力资本优势减弱，人才缺乏我国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成本低，这是过去我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但是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我国不断出现“用工荒”现象。再者，信息技术发展迅速，现代社会需要的是高素质的人才。知识经济时代，人们生活成本的提高，我国工人的工资不断提高，与印度等国相比，过去我国劳动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已经弱化。再者我国大多农民工学历不高，造成我国大量劳动力自身素质不高，不能达到信息时代对劳动者高新技术应用的能力要求。因此，我国服务贸易发展中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优势已经减弱，如股采取措施改变这一现象，将会影响我国服务贸易的高速发展。虽然我国在改革开放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进行培养人才，同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这并不能缓解我国培养的人才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的脱节。我国人才一方面供大于求，然而另一方面则出现了“用工荒”的现象。尤其是我国国际贸易、咨询信息等高附加值的服务行业所需的高级专业人才缺乏，这一因素严重地影响到了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4.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立法不完备、管理滞后我国国内针对服务贸易的立法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在很多方面至今仍然处于空白状态。虽然我国也颁布了一些涉及服务贸易领域的法律法规，例如:《广告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海商法》、《对外贸易法》等(时间倒序排列)。但是，在实际运用中，这些法律中的个别条纹与国际上的规定不一致，可操作用相对较差。此外，对于国外对我国服务贸易设置壁垒以及我国的贸易在国外被歧视现象方面，我国的法律中不曾涉及，因此这些法律不能起到充分保护我国企业的作用，这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的立法相当不完备，我国相关部门必要完善立法，以保证并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样，我国的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缺陷众多，例如:责权不明、行业垄断等方面。在服务业贸易的政策和规章方面，我国中央和地方并没有形成一致、统一的政策，缺乏有效的调节部门。政策透明度欠缺，各个部门多头管理，容易造成权责不明、经营秩序混乱甚至行业垄断的问题。因此，在国家宏观管理政策方面，我们很有必要完善立法，完善并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管理的效率。

三、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趋势

1.国际服务贸易高度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对各个国家地区的贸易门槛降低，也加剧了企业和个人对服务的需求;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也减弱了区位优势的作用，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地理边界逐渐弱化，“国际服务贸易”中的“国际”一词从某种角度可以理解为是一个经济名词，而不是指一个具体的地方，是指一个经济个体。国际服务贸易将呈现高速发展状态，表现为不断丰富的内容和不断升级优化的结构。在全球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推动下，新兴的高附加值的现代服务业被纳入到服务贸易领域，其中包括金融、技术服务、保险、咨询服务、数据处理等。新兴的现代服务也属于资本、知识密集型行业，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不同。这也就在结构上改变了我国的服务贸易，从此，我国服务贸易中的传统服务贸易呈下降趋势，新兴的现代服务贸易不断上升、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因此我国服务贸易在内容上丰富的同时，结构也得到优化升级。我国的服务贸易正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变为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2.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不平衡性表现在地区分布上;第二个方面，不平衡性表现在行业分布上;第三个方面，不平衡性表现在产品结构上。在地区分布上，发达国家是服务贸易大国，发展中国家的服务贸易相对比较落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国家之间的差异造成了国际服务贸易的地区分布上的不平衡性。排在全球服务贸易进口额、出口额前10的国家(中国和日本除外)均分布在西欧和北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有逐步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趋势。例如2012年，我国服务贸易进口额居于世界第三位，紧跟在美国和德国之后;出口额在世界范围内排第五位，前四位为美国、英国、德国、法国;进口额位于世界第三位，紧跟美国和德。并且，处于中东亚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地区)高速发展，尤其是中国、中国香港和韩国。在行业分布上，国际服务贸易分布的不平衡性主要体现在贸易金融的大小，贸易金额较大的项目主要有:金融、保险、运输、旅游和电信等方面。在产品结构上，国际服务贸易的平衡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发展中国家的服务产品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甚至具有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的特征;发达国家的服务产品大多属于高附加值值的资本、知识技术密集型产品，污染小、耗能低。3.服务贸易的知识密集化发展趋势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知识经济时代，技术进步、技术创新改变了服务贸易的特性，使得服务贸易克服了服务不可储存性、无形性以及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的限制，使得服务产业进入高速发展阶段。例如医疗和银行系统的信息化与电子化、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及广泛应用、以及政府服务的电子化等，以及大量新行业的不断涌现。充分的证明了知识和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给服务贸易带来了新的贸易契机。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关键决定因素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可以带来信息技术的革新，为贸易提供新的支持手段，从而促使资源配置达到更高效的水平。

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1.大力发展服务贸易，扩大贸易出口，增强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从前文介绍可知，我国服务贸易整体规模较小，逆差不断增大。因此，首先我们应该利用我国的优势行业带动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同时利用GATS的相关规则对我国的劣势行业进行相应的保护。从而促进我国服务贸易均衡发展，并为我国服务贸易的结构升级提供坚实的后台支持。综合分析我国的经济状况，应该重点扶持的行业主要有以下四类:一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且，具有投资少、见效快、效应好的特点，并且能带动大批就业人员;二是高技术创新行业;三是为农业服务的农村服务业，因为我国农村人口占据绝大多数;四是基础性行业，如公共服务、教育事业。通过扶持强势行业，保护幼稚弱势行业，不断的刺激我国经济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培养我国服务贸易新优势，从而达到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目的。2.优化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目前，我国的服务贸易产业正处于传统服务贸易向新兴现代服务贸易转变的阶段。资本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是当今全球服务贸易发展的趋势，因此无论我国要实现经济高速发展，还是增强国际竞争力，均应尽全力全词我国服务贸易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在优化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进程中，我们可以运用倾斜优惠政策促使知识型、技术型、高附加值值的产业发展，并重点发展此类行业;同时还要充分利用我国劳动密集型的基础，提高我国劳动者的整体素质，利用自然因素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促进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优化升级，发展新兴现代服务贸易。在此过程中，技术和知识的作用不可忽略，我们也可以将新的知识和技术运用到传统的服务贸易上，改善一部分产业、企业或公司。3.加快人才培养，重视人力资本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缺乏专业的国际贸易高级人才，同时服务贸易需要高新技术支持，然而高新技术也是需要人力资本来完成的。因此要实现我国服务贸易高速发展，完成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必须要高度重视人力资本，加快人才的培养。4.完善我国有关服务贸易立法，加强政府有关部门监管力度加快立法步伐。我国有关服务贸易方面的立法不完备，管理滞后，没有一整套有效的法律法规保障和支持我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为了保证我国服务贸易发展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我国有必要尽快制定相应的一部与国际法规接轨同时又能有效保障我国经济发展的政策法律。加快完善服务蚂蚁管理体制，使得政策透明度提高，促进各个部门权责明晰，使得我国服务贸易得以高效管理，避免权责不明、行业垄断现象的发生。

五、小结

篇14

【摘要】

运输供给是以运输需求为基本目标，通过对各种供给因素的调节使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需求，实现运输市场均衡发展。本文首先从运输供给的特性出发，分析了影响运输供给的因素；其次从数量和质量上论述了运输供给规模与运输供给效率，二者的有机结合构成了有效供给；进而提出完善运输供给的相关政策意见。

【关键词】

运输供给；运输市场；有效性

1 引言

运输供给体现的是分布在一定空间上的能力，是指运输生产者在某一时刻，在各种可能的运输价格水平上，愿意并能够提供的各种运输产品的数量。与一般商品的供给相比，运输供给的特点在于其涵盖的范围很广，包括了基础设施、运载工具、运输服务的供给。运输的首要目标是满足国民经济对于分布在一定空间的客货位移的需求数量，其次运输系统具有一定的服务特性。国民经济除对运输具有量的需求外，还对服务水平有一定要求，如快速、舒适、经济、安全和可靠等，这对运输供给有了更高一步的要求。

2 运输供给的特性

2.1 运输服务的不可储存性

运输市场出售的不是实物产品，而是不具有实物形态、不能储存、不能调拨的运输服务，消费者在运输市场中的购买，不是为了直接占有运输产品，而是通过运输实现旅客货物的“位移”。运输产品的生产和消费是同时进行的，即运输产品不能脱离生产过程而单独存在，所以不能像工农业可以将产品储存起来，具有非储存性的特点。

2.2 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

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上。运输需求的季节性不平衡，导致运输供给出现高峰与低谷。由于经济和贸易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各地产业的不同特点，运输供给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也呈现出一定的不平衡性。运输供给的不平衡性还表现在运输方向上，比如矿区对外运矿的运力需求远远大于其它生产及生活资料的向内运输，加上有些运输需求对运输工具的特殊要求等，导致回程运力浪费。

2.3 运输供给的部分可替代性

运输供给由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等多种运输方式和多个运输生产者的生产能力构成。有时存在着可分别由几种运输方式的多个运输生产者完成同一运输对象的空间位移，即运输供给之间存在着替代性。同时，由于运输产品在时间上、空间上的限制，以及人们对运输服务的经济性、方便性和舒适性的要求等，使得不同运输方式间或同一运输方式中替代性受到限制，这种限制又使每种运输方式间或同种运输方式中的具有差别的运输服务都可能在某一领域的运输供给上形成一定程度的垄断。因此，运输供给具有部分可替代性，它的替代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同时存在的，而且是有条件限制的，运输市场的供给之间存在竞争也存在垄断。

3 运输供给的有效性

3.1运输供给规模分析

1．运输基础设施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是起动经济发展的龙头，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美国、日本、韩国等都在工业化发展初期把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作为发展经济的一项基本国策。正是由于在政府支持下的大规模交通运输投资，才形成高度现代化的交运输体系，成为经济起飞的重要基础保障。

2．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适应度分析。运输基础设施的形成和扩大，可以把国民经济不同地区、市场连接起来通过合理的劳动分工改进资源配置。从短期看，运输网的扩大带来的运输成本降低，会造成对某一个地区的产品的更大的需求。从长期看，运输网的扩大会鼓励在不同地区（特别是落后地区）进行新的投资。

3.2 运输供给效率分析

1．信息效率分析。开发利用好信息资源对提高车辆效率、合理配置资源起着重要的作用。由于运输产品的特殊性，运输需求与运输供给在时空上的规律性、在运输方向上的单向性、个别运输需求对运输工具的适应性等导致回程运力浪费，这就要求运输企业必须掌握运输信息，搞好生产的组织与调整。对货运企业来说，货源信息的畅通更为重要。货物在尺寸、重量、密度、脆性和其他装载性质方面表现出很大的不同，而旅客运输的性质非常相似。货物性质的差异造成货运企业动力调配的难度，对货运企业和货主来说，货源信息网的发展与完善极为重要。

2．企业组织规模效率分析。目前，我国个体运输户发展过猛，很多社会企事业单位车辆参与营业性运输活动，国有大中型运输企业推选单车承包为主的分散经营方式，使运输业大部分处于小规模且经营单一的状况。没有系列化、专业化运输能力，运输生产效率低下。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济效益增长取决于多种因素，其中企业生产经营的规模经济水平、技术进步能力、市场竞争能力等已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有效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实现企业规模经济的载体。

4 运输市场供给的完善

4.1 继续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强运输硬件供给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是实体经济的重要条件，是公共服务的重要基础。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与运输需求相比，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量规模仍然不足。因此必须合理有序、平稳较快地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国省干线公路改造，提高路网服务能力；加强农村公路建设，全面推进内河水运建设，推进沿海港口有序发展等，加速形成基础设施网络、提升运输保障能力，坚持速度、结构、质量、效益的相统一，实现交通运输又好又快发展。

4.2 加快综合运输体系建设，做好相关配套设施建设

推进综合运输体系建设，需要优化交通运输布局。从科学发展优化资源配置出发，建立健全综合运输规划体系．合理布局各种运输方式，充分发挥各种运输方式的比较优势，在大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实现和完善各种运输方式的合理分工和协调发展。要考虑各种运输方式的互补和相互促进的作用，以实现整个系统效率的高效为目标建立综合运输网络系统。同时要着力促进区域和城乡之间交通运输协调发展，不断提高交通运输服务质量、效果和保障水平，使交通运输发展不断满足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出行的新需求，实现交通运输协调展。

4.3 重视培养和引进高素质的交通运输人才

该项工作需要提升交通运输行业教育培训的软硬件环境水平．并加强运输业在职职工的培训工作。同时实现交通运输设施、设备、配置的现代化，提高运输业的信息管理水平，密切关注交通运输技术领域的新动向、坚持高起点、高标准的方针，充分实现现代科技，加大对交通运输领域技术的研究、引进，并尽快投入生产运营，以提高运输速度和服务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严作人，张戎.运输经济学［M］，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1）

［2］陈维，马驷.我国铁路运输供给水平研究［J］.铁道运输与经济，20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