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的平衡性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经济发展的平衡性，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长三角地区 循环经济 低碳经济 不平衡性发展

2008年国务院正式将长三角扩大到苏、浙全省和上海，兼顾区域平衡和互补，提高长三角的实力和发展潜力。长三角占我国经济总量也由19.3%提升到24.2%，号称我国的“金三角”。长三角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经济总量规模最大的经济区。在对外开放的沿海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经济发展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长三角经济区各省市区域经济发展程度的差异性及产业结构分布的不均衡性，导致循环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方面存在着水平和区域差异，随着经济发展，使得整个长三角地区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本文以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的发展状态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问题并提出应对策略。

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发展现状评价

（一）循环经济指标的选取

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是以“减量化（Reducing）、再利用（Reusing）、资源化（Recycling）”为原则，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核心，促进资源利用由传统的“资源—产品—废物”的线性模式向“资源—产品—废物—再生资源”的循环模式转变，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使社会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协调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所以反映循环经济发展水平除了强调反映资源环境因素外，还要考虑经济及社会因素。基于上述理解，结合各文献所列示的循环经济指标，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从循环经济的经济社会发展、资源减量化投入、污染减量排放及资源循环利用四方面对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进行评价。表1列出了长三角地区2008-2010年发展循环经济的标志性指标。

（二）长三角循环经济现状分析

1.各省市循环经济发展纵向对比。从表1中可以看出，近年来长三角地区各省市的指标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尤其是单位GDP能耗指标方面长三角各地区也都出现了明显程度的降低，这说明各地在落实发展循环经济上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同时，三废综合利用产品产值以及绿化覆盖率也有了很大的提升。这说明长三角地区的循环经济在总体上呈现出较快上升的发展趋势。

2.各省市之间循环经济指标的横向对比。如表1所示，上海市2010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57.28%，远高于江苏和浙江两省，可见上海的优势是第三产业，而江苏的优势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关于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上海、江苏与浙江明显高于全国水平，长三角地区的循环经济总体上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走在全国前列。但是苏、沪、浙之间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尤其是在各省市内部差异性更加明显，这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现带来了阻碍。为了评估这种不均衡性，本文运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出长三角2010年的循环经济综合评价指数。

（三）长三角区域的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评价

层次分析法（AHP）是一种能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系统分析方法，本文将采用层次分析法对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评价。

1.层次分析模型的构建。长三角地区循环经济综合评价的层次分析结构如图1所示。借鉴各省市评价循环经济水平的方法，本模型共选用4个准则层，13个评价指标。

2.构造两两判断矩阵。评价数据是通过问卷调查采集的。为保证调查的随机性和普遍性，问卷共发80份，其中政府环境管理部门发放40份，环境专家、学者25份，高校师生及其他社会成员15份。运用肯德尔和谐系数进行意见集中度的检验，由于样本量大且难以组织重评，因此依次略去专家高差度最大的样本，直至达到预期的意见集中度要求。对保留的样本按照AHP处理，问卷中有15份判断矩阵的一致性检验不符，予以舍弃。长三角循环经济测评的准则层为4个，采用数字19及其倒数作为重要性标度。其中，1表示两元素同样重要；3，5，7，9分别表示一个元素比另一个元素略微重要、明显重要、强烈重要、绝对重要；2，4，6，8表示2个相邻奇数标度的中值。这里以准则层B的各元素对目标层A来构造判断矩阵A-B，同理可得判断矩阵B-C等。

3.层次单排序及一致性检验。以判断矩阵A-B来说明其过程（见表2）。本文采用方根法计算权重，计算的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计算判断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Mi，第二计算Mi的n次方根Ki，第三对向量K正规化K=（K1K2K3K4）T，第四计算权重值Wi：Wi=Ki/Σ4i=1Ki，第五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λmax，第六检验判断矩阵的一致性。

结果：CR=Ci/Ri=0.0223

篇2

关键词：地区发展不平衡；低碳经济；LMDI分解法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6）05-0038-06

随着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能源需求保持稳步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与气候变化问题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和需要共同面临的挑战。根据国际环保组织“全球碳计划”的测算，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发展的新兴国家，能源消费增长迅速，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于2006年超过美国，人均碳排放于2014年超越欧盟。作为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与贡献，相继制定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强化应对气候变化等行动政策。根据《强化应对气候变化行动――中国国家自主贡献》，我国确定于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60%～65%，逐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但长期以来我国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不仅表现在人均GDP差异巨大，还表现在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并进一步产生地区间碳排放转移与碳泄漏等问题。因此有必要厘清地区发展不平衡对低碳经济转型造成的压力与挑战，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各地区制定差异化的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提供依据。

一、地区发展不平衡与碳排放现状

二氧化碳排放主要由经济活动中的化石能源燃烧产生，因此碳排放问题实际上是一个能源问题。地区间经济发展不平衡表现在经济活动在空间分布上的差异，并会反映到能源系统上，导致碳排放在地区间的不平等。二氧化碳减排是一个涉及时间、空间和行业的复杂系统，政策制定需要地区间的协调与配合，从而减小地区间发展差距，实现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解与最终实现[1]。

（一）地区间碳排放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资源禀赋、地理条件、国家给予的定位与政策不尽相同，导致各地区发展速度不一致，地区之间存在巨大的发展差异。由于二氧化碳排放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息息相关，最终在二氧化碳排放方面各地区也存在显著的差异。碳排放的核算问题一直是学界研究的一个主题，目前采用最多的是基于能源消费量的计算方法[2]。参考IPCC和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提出的方法，计算出各种化石能源的碳排放系数。由EPS中国能源数据库获得各省各种能源消费量，计算出各省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量，并进一步计算出碳生产力①（见图1）。

2013年二氧化碳排放最多的五个省份从高到低依次是山东、河北、山西、江苏、内蒙古，其排放量均超过80 000万吨；排放最少的三个省份海南、和青海均只有约8 000万吨，前者是后者的10倍以上，可见省份之间碳排放的巨大差异。考虑到省份之间人口数量与碳排放总量的正相关关系，进一步用碳生产力考察省份之间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碳生产力最高的省份是北京市和广东省，两者的碳生产力均超过0.9万元/吨二氧化碳，北京市该指标更是高达1.79万元/吨二氧化碳。山东、山西、内蒙古、辽宁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都位居前十，但其碳生产力比较低，都没有达到0.5万元/吨二氧化碳，不及北京和广东碳生产力的一半。碳排放量和碳生产力的差异揭示出地区间低碳经济转型的差异，而其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地区发展的不均衡。

（二）产业结构差异

由于行业间存在的异质性，导致不同行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存在差异。从产业结构上看，第二产业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工业内部，不同行业的能耗强度也是不同的，其中炼焦化工和金属制造业以及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消耗的化石能源数量巨大，其碳排放占工业部门碳排放的80%以上[3]，这些部门就成为减排重点关注的部门，关系到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由于各省经济发展水平不一致，表现在产业结构上就是各产业占比存在较大差异。如图2所示，2013年第二产业占比最高的五个省份是青海、陕西、河南、吉林和辽宁，这些省份或者是处于工业化前期，工业处于扩张阶段，或者是属于传统的工业大省。工业占比最低的两个省份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省份都基本完成工业化，产业结构以服务业为主导。其余省份的第二产业占比基本都在50%左右，能源消耗强度相对较高。鉴于工业部门的能耗强度不同，进一步计算出高耗能行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②。该比值最高的省份是河北省，其值高达83.63%，这不仅给节能减排造成巨大压力，还给周围省份的环境带来负面影响，由此可见京津冀建立联合行动机制治理大气污染的必要性。部分中西部省份如甘肃、青海、宁夏等高耗能产业产出占工业产出的比值也比较高，虽然工业化前期或许需要高耗能产业占比提高的过程，但这无疑给碳减排造成一定难度。北京、上海等的高耗能产业占工业比值在30%左右，相对于黑龙江、重庆等省市而言，仍有一定下降空间，应进一步实现工业向低能耗、低污染转型。

（三）能源结构差异

二氧化碳排放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含碳的化石能源燃烧引起的，涉及到不同能源的利用问题。由于我国资源分布不均，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煤炭和油气资源比较丰富，而中部和沿海地区在水力发电和核电资源上有优势，地区间的能源结构存在一定差异。我国2013年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的比重超过70%，在山西、陕西等煤炭资源富集地区，煤炭消费的占比更高。另一方面煤炭的碳含量更高，产生相等的能量，煤炭燃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要多于同样是化石能源的石油和天然气。

在不同地区之间，不仅使用的能源品种占比存在差异，在用途上也存在差异。能源既可以用于生产活动，也可以用于消费活动，也就是生产端和消费端都会有二氧化碳排放[4]。各地区由于产业结构和经济活动分布的差异，在生产端和消费端排放二氧化碳的比例也是不相同的。能源用于消费主要包括家庭取暖、私人交通等，其中城镇和农村的能源消费存在一定差距。各地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不一致，能源用于生产和消费的比重也存在差异。以北京和四川为例，根据2014年北京和四川的能源平衡表，2013年北京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超过70%，其中用于农业和工业生产的比例只占30.37%，而用于服务业的比例达48.62%，剩下的约20%用于消费，而消费部分中90%以上由城镇居民消费。与之形成对比的是，2013年四川能源用于生产活动的比例约为94%，但其中约82%用于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源用于私人消费的比例不足6%。能源用途的占比的不同对碳减排的隐含意义是不同的，更多的能源被用于生产活动意味着要在生产端着重落实好减排政策，另一方面在消费端需要加强宣传和强化低碳生活的理念，营造节约能源、低碳生活的社会氛围。

二、地区发展不平衡给碳排放造成的挑战

由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在碳排放责任划分上会产生如碳排放转移、碳泄漏等一系列问题，客观上给二氧化碳协同减排造成一定的挑战。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地区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仍会存在，因此在考察地区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的分配时，需要对这些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和研究。

（一）碳排放转移问题

由于各省能源富集程度和产业结构不尽相同，在相互之间的经济往来中会产生碳排放转移问题。从碳足迹③的角度观察，我国地区间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是碳排放从能源丰裕地区和重化工业基地向经济发达和产业结构不健全的地区转移，并且碳排放在转移规模、层次上都存在一定区别[5]。此外各省处于一个经济体中，各省的需求不仅会拉动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还会通过省际间的贸易对其他省份有相互的驱动作用，对碳排放有转入或转出的作用，即贸易隐含碳问题[6]。碳排放转移的规律显示，山西、陕西等能源和重化工业富集区域是碳排放净调出地区，表明这些地区是碳排放的受益者，因此一定程度上需要承担更多的碳减排责任。

地区间的产业转移是减小地区间差距的一种途径，但该过程可能会导致碳排放转移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和沿海地区利用政策优势实现率先发展，其产业逐步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型升级，同时由于高劳动力成本、高地价等趋势，东部地区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成为明显的趋势。在地区间产业转移过程中，相应的产业排放的二氧化碳也会随之转移[7]。如果不注意产业转移过程中碳排放转移的问题，就可能导致局部地区碳排放量下降、而另一些地区碳排放量上升的情况，最终全国的碳排放可能不降反升。

（二）碳泄漏问题

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密切。西方国家由于技术较为先进和更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中国长期以来在世界价值链低端生产、出口高能耗产品，由此产生碳泄漏问题。碳泄漏是全球范围内的外部性问题，部分发展中国家宽松的环境政策，发达国家的高能耗产品生产被转移到该国，二氧化碳排放也在国家间转移。由于中国各省发展程度不一致，出口所占比重也不尽相同。中国的碳泄漏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包括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份，这些地区都是制造业大省，主要出口金属及非金属制品、化工产品等高能耗产品，诸如此类的碳泄漏问题也是发达国家要求对我国征收碳关税的一个重要依据[8]。

（三）地区间碳减排政策的协调

我国是个负责任的世界性大国，在二氧化碳减排方面做出了自主贡献和承诺。目前我国碳减排措施主要分为行政手段和市场化机制，自2013年以来，中国陆续启动了深圳、北京、上海、广东、天津、重庆七个省市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并计划于2017年建立全国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引入碳排放权交易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截至2015年，七家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共纳入控排企业一千多家，累计交易额突破十亿元。已有研究表明，碳排放交易相比于行政命令减排，由于碳减排造成的产出和福利损失都是更小的[9]，成本节约也更加明显[10]。

在有序建立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同时，需要注意到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在控制全国排放总量的基础上，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有区别地将减排指标分解下去。另一方面需要设计合理的制度和措施，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活跃碳排放权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地区间的政策协调成为一个关键，关系到全国碳减排目标能否顺利实现。

三、地区碳排放驱动因素的LMDI分解与碳减排路径分析

（一）双层LMDI分解法

由于地区间产业结构、能源结构都存在差异，为考察各省二氧化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将碳排放量做双层分解。参考Wu et al（2005）的思路[11]，各省碳排放总量可以表示为：

Ci=■■■■■■Yi

=■■CIijkESijkEIijYSijYi，i=1，…，30（1）

式（1）中，C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E表示能源消耗量，Y表示产出。对应地，CI表示碳排放强度，ES表示能源结构，EI表示能源强度，YS表示产业结构。下标i表示省份，j表示部门，四个部门分别是农业部门、工业部门、服务业部门和私人消费部门，把私人消费剥离出来是为了考察生产端和消费端对碳排放的影响。k表示能源，8种能源分别是煤炭、焦炭、原油、汽油、煤油、柴油、燃料油和天然气。因为缺失数据，因此只使用剩余30个省市的数据做实证分析。

利用LMDI分解法[12]，碳排放增量的变化可以分解为：

ΔCi=CiT-Ci0=■ΔCl，l=CI，ES，EI，YS，Y（2）

ΔCl=■■■ln■，l=CI，ES，EI，YS，Y（3）

式（2）将碳排放增量（ΔCi）分解为碳排放强度效应（ΔCCI）、能源结构效应（ΔCES）、能源强度效应（ΔCEI）、产业结构效应（ΔCYS）、经济规模效应（ΔCY）。式（3）进一步给出了各种效应的计算方法。通过定量分析各省在给定时间段中二氧化碳排放的变化和增量的构成部分，可以比较得出碳排放的驱动因素，为碳减排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二）碳排放变化的分解结果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年份为2003年和2013年，数据来源于2004年和2014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和各省统计年鉴。根据原始数据计算出碳排放强度、能源结构、能源强度、产业结构等变量，按照式（2）和式（3）进行分解，分解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各省份二氧化碳排放在该时间段都是上升的，并且上升的幅度不同，其中山东、内蒙古、河北三个省份增加量最大，都超过了5亿吨。进一步观察分解结果，促使各省碳排放增加的各效应的构成是不同的。仍以山东、内蒙古和河北为例，虽然三个省份碳排放增加最多，但驱动因素不同，其中山东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是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而内蒙古和河北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则是能源结构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值得指出的是北京和上海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说明北京和上海产业结构变化减少了碳排放，原因在于北京和上海近十年来工业占比不断下降而服务业占比上升，而服务业的碳排放强度明显小于工业的碳排放强度。

碳排放分解的五个因素中，碳排放强度效应和经济规模效应是无法直接控制的，因为碳排放强度与各种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和能源结构有关，最终仍落实到改善能源结构和能源使用效率。在新常态下，可以预见十三五期间我国经济仍会保持稳步增长，重点在于经济增长的质量，即需要通过调整产业结构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效应。以河北和贵州为例，河北碳排放的三个控制因素中，能源结构效应和能源强度效应远大于产业结构效应，因此河北在碳减排政策的制定过程中需要着重考虑改善能源结构和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而贵州产业结构效应明显大于能源结构和能源强度效应，因此对贵州而言，尽快完成工业化前期和中期阶段，促进经济结构向服务型转变是完成碳减排目标的一个主要途径。

（三）碳减排路径分析

我国各地发展水平不一致，碳排放变化的趋势也不尽一致，碳减排的责任和压力也会有所区别。LMDI分解结果表明各地区碳排放变化的驱动因素有自己的特点，因此在碳减排路径上需要因地制宜，针对碳排放的主要贡献因素制定相应的政策目标，争取碳减排目标的顺利实现。

具体而言，碳排放的减排路径如图3所示。改善能源结构、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产业结构三个主要方面是相辅相成的，往往能源方面的调整也涉及到产业结构的调整。三个方面的最终目标都是发展低碳经济，其中改善能源结构可以通过减少煤炭，增加天然气、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来实现。另外发展新能源不仅可以增加替代能源的使用，还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关于能源使用效率，合理的城镇化模式和技术进步是两个主要选择途径：合理的城镇化应是结合城市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引导人口向适宜开发的区域集中，推动主体功能区建设，促进城市的集约化发展；技术进步可以通过研发和自主创新来实现，在能源的开发、使用环节减少损失量。在产业结构方面，高耗能产业占比降低是未来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另外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将是未来碳减排的一个行之有效的途径。

因此各省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并做好协调工作，争取顺利完成碳减排目标。以北京和河北为例，北京的能源结构和产业结构改善明显，2013年北京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降至20%，服务业占比77.9%，在碳减排方面效果显著。未来北京在碳减排政策方面应该注重提高能源效率，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推广新能源的使用。河北作为经济大省，在环境压力下能源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势在必行。2013年河北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根据2014年国家发改委出台的《重点地区煤炭消费减量替代管理暂行办法》，2017年河北将比2012年压缩煤炭消费4 000万吨，占京津冀控煤指标约60%。同时河北需要着力改变高能耗、高排放的传统产业，包括钢铁、水泥、电力和玻璃四个治理重点，建立绿色、低碳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地区碳减排的对策建议

鉴于我国地区间发展差距较大，不同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对协调碳减排政策带来一定挑战。在做好区域规划，缩小地区发展水平差距的同时，需要因地制宜选择合适的碳减排路径，打破体制机制壁垒，推动区域减排政策的协调与配合，明确各地区碳排放的责任和减排目标在地区间的分解，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行动。

1. 加快建立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在现有的七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经验基础上，总结各试点地区在实际运行中的不足与缺陷，充分做好试点向全国推广的前期研究和验证工作。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顶层设计工作，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财税、价格、金融等一系列政策和市场化机制，最大程度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在现实操作层面，需要采取一套激励措施，提高企业参与碳排放交易的积极性，引导民间资本广泛投入到应对气候变化领域，活跃碳排放交易市场。

2. 发展清洁能源和新能源。各地区应结合自己的优势，选择发展可替代的能源，以减少煤和其他化石能源的使用。天然气无疑是替代煤炭的一种现实选择。已有勘探结果表明，我国天然气资源潜力大于石油，并且天然气是相对最为清洁的化石能源，未来减煤增气将势在必行。此外，各地可以根据自己的优势开发新能源，如日照充足的新疆等地区可以加大扶持光伏发电的力度，风力资源最丰富的内蒙古可以选择大力发展风力发电项目，其他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选择发展潮汐发电、水力发电、核电等项目，推动新能源行业的发展，逐步减少化石能源特别是煤炭的使用。

3. 完善能源品种价格形成机制。加快改革电价、气价等价格体系，充分发挥价格成本的倒逼机制作用，引导企业积极改善能源消费结构。理顺能源价格机制，完善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政策，推进天然气价格和电力改革的深入推进。积极疏导价格矛盾，逐步放开与居民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专业服务价格，吸引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

4. 限制高耗能产业的发展。建立严格的高耗能行业准入机制，避免高耗能行业盲目建设和重复投资造成的产业同构化问题。针对传统行业占比高的地区，需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有效的高耗能产品淘汰制度，限制高能耗、高污染行业的发展空间。加强对重点高耗能企业能耗的统计监测工作，为限制高耗能产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进一步增加对自主研发和创新的投入，加大对节能技术的支持力度，促进节能技术向企业实践的转化和推广。

5. 发展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服务型制造业和生产业是未来产业发展的趋势，相比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能耗更低，污染更小。各地区在制定产业战略时，应注意差异化和错位发展，如有较好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可以推动发展装备制造业以及相应的服务业，有资源禀赋条件的中西部地区可以大力发展现代化农业、食品加工业和配套的服务业。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注意地区间产业的协调发展，防止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同构化，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与自由流动。

注释：

①碳生产力是指单位二氧化碳排放对应的平均产出，碳生产力越高，各种物质投入和能源消耗的产出效率越高。

②根据《20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报告》六大高耗能行业分别为：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有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

③碳足迹是指企业或个体在生产、运输、消费等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的集合，有不同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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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摘要】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不平衡以及单一的金融政策，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呈现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本文对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利用泰尔指数对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进行实证研究，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关键词 资金流动；不平衡；泰尔指数

【作者简介】李兴汉，江苏师范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学。

资金流动是指其所有者在追逐效益的过程中，使资金由一个部门向另一个部门转移，或由一个区域向另一个区域转移。由于资金在流动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平衡性，我国区域资金流动存在着明显的收益水平不均衡现象。在此情况下，只有当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收益水平比发达地区高，资金才会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地区，然而这在实际中是很难实现的。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的经济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同时也产生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严重失衡，由此导致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反过来资金区域流动的不平衡又加剧了区域经济的不平衡。

一、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

（一） 金融机构发展和分布的不平衡

在我国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区域金融不平衡的状况严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区域金融依然会保持以国有银行和大型股份制银行为主导，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的格局。我国的商业银行普遍采用总行-分行体制，由于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逐利性质，各行采用行政或者经济的手段统筹安排其分行的资金，以求全行效益的最大化。在东部发达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银行贷款收益往往比内陆地区高，风险却比内陆地区低。如此一来，各行会不断加强对各分行信贷状况的调整，从内陆欠发达地区吸收资金投向东部发达地区。各商业银行不约而同地定位于经济发达地区，资金向大中城市流动的趋势非常明显。

如表1 所示， 东部地区存款余额的比重为58.2%，是中部地区的2倍左右、西部地区的3倍左右。东部地区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比重比中部高出几个百分点，比西部地区高出十几个百分点，而且东部地区金融机构相对来说更为多样化，提升了资金使用效率，进一步加剧了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

（二） 资本市场发展的不平衡

1990 年11 月26 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以来，股票市场为上市公司融得了大量社会资金，成为优化资金配置、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中国资本市场逐步向“资产池”方向发展。

但同时应当看到，我国的上市公司大量分布在东部地区，西部的上市公司所占比例很小。券商的分布格局同上市公司基本一致，东部和中西部严重失衡。东部地区不论是券商的数量、分布，还是市场占有率都占有绝对优势，主导着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截止到2012年末，全国共有2494家境内上市公司。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区域的境内上市公司分别是1621 家、512 家、361家。东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占到了65.0%，而当年东部地区的筹资额更是占到了66.9%。很明显，我国资本市场呈现出地域上的不平衡性，社会资金通过资本市场从内地欠发达地区大量流向东部发达地区。

（三） 直接投资的不平衡

2012年，东部、中部、西部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分别为18.9%、25.7%和24.9%，中部和西部增速均超过了东部。但如表1所示，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状况依然呈现明显的地域性不平衡。2012年东部地区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5.5万亿元，占全国的41.2%，远超中西部地区。2012年东部地区实际利用外资624.5亿美元，占全国的55.9%，超过中西部地区之和。直接投资的不平衡发展导致了资金流动地区间的差距，进而拉大了地区间经济发展的差距。

（四） 对中西部地区的倾斜政策引发的资金流动不平衡

1994年，我国实行了分税制改革。目前，对税源大而集中的中央税贡献最大的是东部地区，中央通过转移支付将东部地区的资金转移到中西部地区，通过税收的再分配、发行国债等完成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另外，我国存在政策性金融机构，通过政策性融资方式把资金投向中西部地区。我国近年来实行的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通过减免税收、扶持优势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优惠等进一步引导资金流向中西部地区，拉动当地的经济增长。

二、导致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的因素

（一） 区域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我国幅员辽阔，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反映在资金流动上，主要表现为资金的来源用途。东部发达地区资金的来源要广得多，信用扩张的范围也较大。欠发达地区资金来源非常有限，信用扩张的余地很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了地区间资金运行、资金流动的不平衡。

由于地区之间经济水平的差异，资金使用效率也不同。东部发达地区充满了商机和活力，大量的社会资金通过对周围地区的辐射被吸纳进来。而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所有者为了逐利往往把资金投向发达地区，造成资金的流失。

（二） 区域内经济发展的不平衡

东中西区域内部经济发展也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表1可以看出，东部地区无论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量、银行存贷款余额，还是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方面都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区域内的资金流动不平衡性也表现得相当明显，甚至超过了区域间的不平衡性。而区域内部资金流动不平衡会带动全国资金流动不平衡。若不能很好地解决这一问题，那么全国区域性资金流动不平衡问题就很难解决。

（三） 市场化程度的不平衡

东部地区最早改革开放，经济结构调整升级较快，市场化程度高，包括银行、证券公司在内的各种金融机构有着较高的拓宽融资渠道的能力。通过规模经营，这些金融机构的运行成本不断下降，资金使用效率不断提高，提升了东部地区整体的资本积聚实力。而中西部地区不论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是市场化程度都比较弱，没有一个业已成熟的金融市场，融资效率处在较低水平。

三、我国区域资金流动不平衡性的实证分析

为了更准确衡量各区域间资金流动的不平衡性，以及区域间和区域内的不平衡性对总体的不平衡性有怎样的影响，文本使用泰尔指数进行实证研究。

泰尔指数又称泰尔熵标准，一般作为衡量个人和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指标。目前在中国区域资金流动中，银行存贷款仍占主要地位，因此本文以银行存贷款余额为具体研究对象，设K为全国存贷款余额，R为全国人口数量。Ki为i地区存贷款余额，Ri 是i 地区人口数量。根据国务院对东中西区域的最新划分标准， 东部地区的i=1,2，…，11；中部地区的i=1,2，…，8；西部地区的i=1,2，…，12。用D、Z、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KD、KZ、K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存贷款余额。RD、RZ、RX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人口数量。TD、TZ、TX 分别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泰尔指数。T表示整体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间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T-TJ表示东部、中部和西部区域内不平衡性的泰尔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通过查询国家统计局网站和《中国金融年鉴》（1999～2012），计算得出我国近15 年来东、中、西部三大区域资金流动的泰尔指数，如表2所示。

根据表2，利用Excel 分别做出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以及分解的存贷款不平衡性，如图1和图2所示。

图1显示，东部地区的存贷款区内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大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而且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还呈现一个“倒V型”的态势，即先由小到大，再由大到小的一个过程。中西部地区的不平衡性整体上处于一个较低水平，在大部分年份里中部地区的不平衡性略小于西部地区，而且两者均呈现出幅波动态势，即增大和减小不断更替的过程。由于东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存贷款区内不平衡性均很大，因此东部地区对全国差异的影响也会很大。

图2显示，中国存贷款泰尔指数在整体上呈现“倒V型”，即先上升后下降，与图1中东部地区泰尔指数的走势比较接近。另外，三大区域内差异的泰尔指数始终大于三大区域间的泰尔指数，说明我国的存贷款不平衡性更主要地表现在各区域内部。

四、政策启示和结论

区域资金流动的不平衡制约着我国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实现经济的全面协调发展必须首先重视区域资金流动的作用。

首先，金融政策的制定要体现区域化，充分考虑到区域间的平衡以及区域内的平衡。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的职能，建立适应每个区域各自发展特点的相应的金融制度和金融市场体系，有力促进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即使是三大区域内部也存在着较大差异，因此更加具体、更加符合实际的区域化金融政策亟待出台，以打破过去资金基本上呈单向流动的局面。

其次，进一步健全金融体系。深化商业银行体制改革，切实提高其市场竞争力，根据经济需要和区域平衡发展的双重思路设置机构网点。尤其是东部地区，要改变过去区域内资金流动不平衡的现状，同时促进中西部地区的资金流动的协调发展，通过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使得全国的资金流动朝着健康方向发展。

再次，要加强各区域间金融合作。东部地区在现有的基础上继续扩大辐射能力和辐射范围，各区域要协调好金融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矛盾和问题。通过金融和财政的双重协调，进一步发挥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乘数效应，减少地区间金融发展的差距，促进各区域协调发展。另外，要重视对区域内金融机构的整合，以合作促发展，增强中西部地区资本积聚实力。

最后，建立专为落后地区设计的专项基金和政策性金融机构。由于存在地区发展差异的客观情况，很难完全依靠市场对融资进行调节，因为完全依靠市场的结果就是落后地区流失更多的资金，发展更困难。而实行差异化的金融政策，建立专项基金等为落后地区服务的金融机构，无疑有利于改变当前区域资金分布不平衡的局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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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国俊,苏存.区域金融协调互动发展的内涵及实现路径[J].银行家,2013,(9):5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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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何晓夏,章林.中国区域金融结构差异研究[J].金融论坛,2010,(1):2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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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探索性创新；利用性创新；创新平衡性

中图分类号：F2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2-0113-03

创新是经济发展和企业成长的根本动力。任何一个国家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取并保持竞争优势，都要依托以科学技术为主的知识及其创新活动。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信息技术快速发展，市场取代计划成为企业生产的主要决定力量。这导致企业技术一直处于更新升级的状态，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为此，我国将“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理念，体现出国家对企业创新活动的重视和扶持。各级政府也积极响应，支持并推进高新技术研究，鼓励企业的创新活动。然而，目前我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与发达国家或地区的企业之间还存在很大差距。因此，整理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前沿研究成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概念的提出

企业的创新活动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企业的长期成长一方面依赖于对现有创新能力的开发，另一方面依赖于对新组织能力的探索，因此，学者提出企业创新包括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两种方式。其中，探索性创新（Exploratory Innovation）是依托新知识带来的新设计方案、新市场或新的分销渠道，以此迎合新的市场需求。利用性创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则是依托企业现有的知识结构，强调在现有能力的基础上实现企业创新能力的改善和效率的提升，目的是迎合既有市场需求。

二、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的关系

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对企业的资源和创新能力的要求不同，但是二者对企业的发展都非常重要。然而，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资源竞争关系。对于企业来说，既要有足够的利用性创新来保证当前的生存能力，也要有足够的探索性创新来保证未来的生存能力。部分学者认为，企业应该接受两者之间的冲突，并在它们之间进行妥协，因为相互矛盾的两方面是难以在组织内部得到协调的。还有学者认为，企业可以采用任务分配的形式来解决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的矛盾，例如，企业可以选择不同的部门分别进行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也有学者认为，可以在企业内部融合不同的看似矛盾的要素，并在同一部门内协调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的矛盾，而这种做法的收益要远远大于可能支付的成本。学者们关于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关系的研究共识在于，过度偏重利用性创新虽然能够提升企业的短期绩效，却容易使企业陷入创新能力陷阱，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过度偏重探索性创新虽然能够更新企业的知识基础，却会使企业承担高额的探索成本。因此，这两类创新活动应当是相互补充的关系，企业需要并且有可能在两者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企业创新平衡性（Ambidexterity）观点最早出现在邓肯（Duncan）的研究中。邓肯指出，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之间存在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而且当环境需要创新思想时，探索性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而在如何利用这些创新想法时，利用性创新将发挥更大的作用。托什马（Tushman）等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能够实现创新平衡性的企业（Ambidextrous Organization）既在成熟市场具有一定的竞争能力，而且有能力为新兴市场需求开发新产品和服务；只是前一种情况更强调成本、效率和渐进的改变，而后者更强调试验、速度以及灵活性。

三、企业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平衡关系的测度

对企业创新平衡性的测度以对企业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程度的衡量为基础。其中，以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两者的交互作用来测度企业创新平衡性是比较普遍的测度方式。有学者认为，在现有评价指标体系无法做出准确判断的情况下，可以从两个方面判断企业是否达到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平衡：一是两者评价得分的乘积。尤其当某个企业的探索性创新和利用性创新的评价得分都较高时，通过两者的乘积可以较好地测度企业创新的平衡程度。二是两者评价得分的差额，即通过企业在这两类创新评价得分的差的绝对值来判断企业创新的平衡程度。这两种方法也符合了战略匹配的两个类型：调节匹配、相称匹配。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平衡关系的乘积评价法可以体现两者之间的调节匹配效果，即两者通过彼此促进共同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而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平衡关系的差额评价法可以体现两者之间的相称匹配效果，即两者不同的占比对提升企业绩效的效果。还有学者认为，企业创新平衡性由平衡（Balance）维度和整合（Combined）维度构成。其中，平衡维度是指企业基于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差异的角度，对两者作用之间平衡程度的描述，一般使用差额法测度；整合维度是指企业基于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共性的角度，对两者的整合作用的描述，一般使用乘积法测度。

四、企业创新平衡性的影响因素

从已有研究文献来看，企业创新平衡性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企业结构、组织情景和高管团队。塔什曼（Tushman）等指出，企业在组织结构上的安排会影响创新平衡性的实现，而不同部门分别进行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则可避免两者的矛盾及对资源的争夺。伯金肖（Birkinshaw）等的研究结果显示，企业创新平衡性也可以说是一种情景的平衡性。情景平衡化是解决利用性创新和探索性创新之间冲突的有效方式，而纪律、拓展、支持和信任的结合等能够促进情景平衡性的建立。其中，纪律和拓展强调规则和效率，能够更好地促进利用性创新；支持和信任强调权利的下放和开放的氛围，能够更好地促进探索性创新。卡尔梅利（Carmeli）等学者指出，在高管团队中建立创新平衡性的认知模式和过程，能够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平衡的实现。因为管理者的认知对企业的行为具有很大的影响，管理者主观上平衡性的认知模式和过程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引导企业的创新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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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市场份额模型；技术交易市场；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技术产品流向；技术流向规模；技术市场交易格局

中图分类号：F127；F713.5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131（2012）02-0102-07

The Study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ZHAO Wen-dan1, LI Lin2

(1.School of Global News and Transmiss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s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2.Research Institute for Overall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Chongqi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Chongqing 400020, China)

Abstract: Technology market prosperity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separable and the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Chongqing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based on Market Share Model shows that in regional technical market pattern, the impact of market scal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in technology-imported areas on technical flow scale and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significant a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demand change in technology-exported areas on total trading pattern is not obvious, however, the effect of demand change in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on tot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s relatively remarkable. Based on this, the optimization of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in less-developed areas should be based on demand market feature of relatively developed areas and local technical trading reality, use the two strategies of “market-developing” and “cultivation of internal technology and import of external technology”, studiously push forward policy innovation, gradually optimize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and upgrade regional core competence.

Key words:Market Share Model; technical trading market; regional technical trading pattern; technical products flow direction; technical flow scale; technical market trading pattern 一、引言

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实践表明，强大的经济实力背后都有着雄厚的科技能力支撑，无论是企业还是政府，对技术所蕴含的效益均给予了极大关注，并在技术市场投入了大量资源。技术交易格局已成为反映区域内部及区域之间科技实力强弱的重要指标。

从2000年到2009年，我国技术交易总额由651亿元上升至3 039亿元，年均增长18.7%。从各省区的实际看，北京和上海两大直辖市10年间在技术交易规模上牢牢占据前两位，两者在全国的市场份额也由2000年的33%上升至55%。总体上讲，我国技术市场活跃的地区大多分布在东部发达地区（如北京、上海、广东、江苏和浙江等）或者是高等教育和工业基础较好的地区（如辽宁、重庆、湖北等），北京与上海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中心城市，兼有这两方面的优势；而经济发展和文教领域发展较为落后的省市（自治区），在技术交易市场的占有量不高。由此可见，经济因素、科研实力与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呈现正相关性。

赵文丹，李 林: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区域技术交易格局研究按照我国传统区域划分，内陆31个省市（自治区）可划分为东部地区（北京、天津、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湖南、山西、安徽、江西）和西部地区（广西、内蒙古、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从总量规模上看，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同时这一比重还有继续上升的势头。与之相对应的却是中部和西部在全国份额的逐年降低，到2009年，中部和西部占全国份额降低到15.6%。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两者差距逐步缩小，市场规模相差无几；但从发展潜力上看，西部地区上升潜力较大，十年来，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年均增长12%，高于中部地区2.3个百分点；就个体而言，随着西部地区重庆、四川、陕西、贵州、青海等省市技术交易规模的持续扩张，西部地区将会有较大规模的增长。

二、我国不同区域技术交易的不平衡性

1.区域技术交易不平衡性的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为了研究三个地区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演化规律，必须定量测度三个地区历年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状况。由于东部、中部和西部的技术交易水平差距很大，测度方法应当能够研究东部、中部和西部之间的技术交易不平衡对我国技术交易不平衡的影响。因此，测度方法应当将三个地区技术交易不平衡分解为：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中部地区内部不平衡，西部地区内部不平衡以及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本文选择泰尔指数这一数学工具对区域间技术交易水平的不平衡性进行分解测度。

设y=(y1,y2,y3…,yn)是n个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分布向量，测度技术交易水平不平衡的泰尔指数可表示为：

T(y;n)=1nni=1yiulogyiu

式中u=ni=1yln，为n地区在统计年中技术交易水平的均值。

为了更准确地衡量各个地区在技术交易中的不平衡性，本文选取2000年到2009年共10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实际规模，数据取自2001―2010年全国统计年鉴。

2.计算结果分析

按照泰尔指数的表达式，计算泰尔指数结果如表1。

第一，总体来看，我国技术市场规模的不平衡性逐年加剧，泰尔指数由2000年的0.277 379上升为2009年的0.476 597，这一结论与基本判断大体一致。

第二，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正在扩大。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经历了两个阶段：一是2000年至2003年，东部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低于西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二是2004年至2009年，不平衡性高于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总体上看，东部地区的不平衡性与全国各地区不平衡性发展趋势一致，说明东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水平对全国技术交易水平影响最大。

第三，中部地区技术市场不平衡性呈现下降趋势，中部6省之间技术交易水平差异逐年缩小，2006年泰尔指数降低到0.1以下。

第四，西部地区的技术市场不平衡性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到2005年，西部地区内部差距逐步缩小；2006年内部差距的急剧扩大，2007年又缩小；2007年后随着重庆、四川、贵州等省市经济的飞速发展，西部地区内部技术市场差距呈缓慢扩大的趋势。

第五，通过对三类地区泰尔指数的分析可知，促进区域技术需求和供给增长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实力、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活动数量三个方面。国内生产总值规模是区域经济实力的主要指标，强大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增强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能力，也有利于增强先进技术的供给能力；区域经济结构对先进技术的需求存在重大影响，在反映经济结构的三次产业比重中，第二产业比重的提高对扩大先进技术需求的作用更大。任何经济发展活动都涉及先进技术的应用，基本建设投资、挖潜改造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技术改造投资等的增加，都将直接拉动技术交易规模的扩大；经济发展活动主要包括企业技术开发和新产品开发等，既需要吸收先进技术，又可能出让技术成果，所以大中型企业的技术开发项目数量及经费投入、人员投入量以及大中型企业技术开发费占产品销售收入比例等，都可成为影响技术交易规模的因素指标。

三、基于市场份额模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

恒定市场份额模型是用于反映某一国（地区）出口增长影响因素作用程度的模型，最初由Tysznski（1951）年提出，后经Leamer和Stern、Jepma以及Milana多次修改完善，成为研究外贸增长源泉的重要模型（帅传敏 等，2003）。鉴于技术交易“服务当地，辐射周边”的特点，在技术交易格局的研究中采用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优点在于:在产品划分和市场划分两种情形下对基本模型进行简化处理，继而分析某一地区技术交易市场在不同的市场分布和不同的产品结构分布条件下的变动情况和影响因素，既有利于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也有利于推动相对落后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和质量的提升。

1.市场份额模型

假设某一地区A的各类技术产品在时期1的输出量（或者其他地区从该地区的输入量）为：

式中，Vij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j表示某地区各类技术产品对j地区的输出量；V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对其他地区的输出量；V1j和V2j分别表示某地区在时期1和时期2对不同地区j输出技术交易额的绝对值，二者之比即构成不同时期某地区对地区j的输出增长率rj，同理，ri表示某地区第i类技术产品总额增长率，r表示不同时期技术交易总量的增长率。

由此，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的增长(V2-V1)主要由四个部分组成：

（1）rV1表示A地区对全国技术交易贡献的一般增长，反映由市场规模因素产生的效应。

（2）mi=1(ri-r)V1i表示A地区技术产品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量增长，反映技术产品分布因素效应。

（3）mi=1nj=1(rij-ri)V1ij表示A地区技术市场结构变化引起的总额增长，反映市场分布因素效应。

（4）mi=1nj=1(V2ij-V1ij)-rijV1ij表示A地区技术交易总额增长与在每种技术产品对每个地区保持市场份额所需的增长mi=1nj=1rijV1ij之差，反映竞争力因素效应。

2.样本的选择与数据来源

如前所述，由于东部地区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东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持续上升，短期内不会降低。中部和西部地区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呈现下降趋势，而中部6省内部不平衡性逐年缩小，全国技术交易区域间不平衡性逐年加剧，这说明中部区域的技术交易规模对全国影响有限。同理，西部地区在2005年后内部不平衡性呈缓慢扩大的趋势，与全国趋势一致。因此，基于本文的研究目的，把西部地区作为重点研究对象，不仅对西部地区自身技术交易格局的优化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研究全国欠发达地区提升科技综合竞争力也具有重大意义。

西部地区包含12个省市（自治区），其中除重庆和陕西在技术交易规模上曾进入全国前十强外，大部分总量规模较小，对于研究技术交易格局意义不大。基于此，本文选择西部地区唯一直辖市――重庆市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原因在于，一是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2000年至2009年十年间，六次进入全国前十强，在技术交易这一指标上，位列西部地区首位；二是重庆作为直辖市和国家中心城市之一，政策优势明显，经济规模快速扩大，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科技综合竞争力不断增强，对西部腹地的辐射和带动能力较为显著。

本文在数据的选择上，遵循了数据的连续性和可获取性原则。在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输出地是在重庆市历年技术流向中排名前十的省市，并做简单算术平均处理；在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交易格局分析中，选取的是全国的总量数据。为了更准确地测度重庆市技术交易格局，把2004―2009年六年分为两期，并在数据上采取均值的方法处理。为了保证统计口径的统一性和完整性，数据的采集尽量做到同类数据出处相同。数据主要取自2004―2009年《全国统计年鉴》以及2004―2009年《重庆市科技统计报告》。

3.重庆技术产品流向格局分析

（1）市场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市场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产品的模型。单一产品的市场份额模型相当于对上面恒定市场份额模型的简化，不需要再考虑不同产品类别的贸易份额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而只需关注某地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市场份额变化即可。公式简化为：

根据技术交易流向的实际情况，重庆市技术产品的输出地区以国内省市为主，选取国内16省市作为模型分析对象。这样的样本选取涵盖了重庆市技术市场80%以上的份额，对反映技术交易格局有较好的代表性。

根据表2反映的两个时期重庆对主要省市技术产品输出的变动情况，在总体市场规模扩大的背景下，重庆技术市场萎缩，来自四川以及本地市场交易量锐减是其主要原因。

从表3的模型计算结果可知，重庆市技术产品在第二时期（2007―2009）较第一时期（2004―2006）减少了0.4亿元，市场份额下降了1.08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总量规模下滑造成的。而从两期重庆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看，重庆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逐步合理，主要表现在市场分布效应对于市场总体规模整体具有极大的止滑作用。其中重庆在第二期对北京、浙江、广东、辽宁等地的输出份额大幅攀升，而对本市输出份额大幅下跌，说明重庆市技术市场对外辐射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从竞争力来看，重庆技术市场竞争力也有明显提升，对于全市技术交易规模下跌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抵消作用。

总体上看，重庆市技术交易总体规模变化受全国输入省市（自治区）市场规模影响很大；而全市技术交易输出结构的逐步优化和技术市场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对重庆市技术交易市场带动效应明显。

（2）产品划分条件下的技术市场格局分析

产品划分条件下的市场份额模型为单一市场模型。单一市场的市场份额模型是对恒定模型的另一种简化形式，即不再考虑不同市场分布在不同时期的增长率变化，只关注不同时期某地区不同产品的输出份额即可。公式简化为：

按照本研究的划分，技术产品可分为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四大类。样本的选取，遵循在可靠范围内的最大化。

表4反映了重庆各类技术产品从第一期（2004―2006）年到第二期（2007―2009）在技术市场上的输出额和市场占有比重的变化情况。可以看出，重庆市第二期较第一期技术交易出现较大萎缩，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项目的交易金额都较上一时期有较大的下滑。在全国技术市场中，技术开发和技术服务项目交易最为活跃。重庆市技术服务交易量的减小对其技术交易量的整体下降产生了很大影响。

从表5的计算结果来看，第二期与第一期比较，重庆市技术市场规模大幅萎缩，市场份额也由第一期的35%下降到第二期的2%，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各类技术产品竞争力的下降。尽管产品结构有所优化，但对整个技术市场规模的拉动作用依然较弱。

1.主要结论

第一，我国各省区技术区场格局分布呈现显著的不均衡性，东部地区13省市技术交易规模在全国的份额超过80%，而中西部地区的18省市（自治区）在全国的份额不足20%。同时，东、中、西部三个区域内部不均衡各有特点，东部地区内部不平衡性逐年加剧，中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缩小趋势，而西部地区内部差距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

第二，对重庆的实证研究发现，重庆市技术交易规模在西部地区处于领先地位，在总体交易规模波动增长的同时，占全国的比重呈下降趋势。从技术输出的角度看，重庆技术产品对外辐射的分布较为分散，输出市场对东部发达地区的集中度较高；重庆除北京、上海、浙江、广东、辽宁等几个地区的输出份额较大外，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其他省市（自治区）的输出规模都比较弱。技术市场的竞争力和输出市场规模变动对重庆技术市场格局影响显著；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

第三，由于本文样本选择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重庆的实证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全国技术市场格局特点，特别是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格局特点。依据输出地区技术市场规模和竞争力因素对技术输出规模的影响，对重庆市，特别是西部地区其他省市（自治区）技术交易市场格局的改进有较大的选择空间。技术输出市场结构的调整，可以选择中部省市、西部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等技术产品竞争力较弱、技术交易规模增长速度较快的地区作为重庆及西部地区技术市场规模扩大的市场选择。从技术交易市场四大类产品的竞争力水平看，四类技术产品均有较大的规模拓展空间。

2.政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在区域技术市场格局中，输入地区市场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对技术流向规模和技术市场交易格局影响较为显著。技术输出地的需求变动对总体交易格局影响并不显著，而相对发达地区的需求对其产生较为显著的影响。基于此，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要立足于较为发达地区的需求市场特征，结合当地技术交易实际，采取“开拓市场”和“内培外引”两大战略，大力推进政策创新，逐步优化区域技术交易格局，提升区域核心竞争力。

第一，实施“开拓市场”战略。区域技术市场交易格局的优化要密切结合发达地区需求市场的变化，在巩固传统市场的同时，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采取有针对性的技术输出方式，提高技术输出的档次和附加值。尤其要加大对发达地区（如东部沿海省市）的输出比重，拓展中部及西部地区的技术交易市场，形成多层次、全方位的技术交易市场，逐步减小对当地技术市场的依赖度，实现技术产品输出的多元化市场营销战略。

第二，实施“内养外引”战略，引进国内外知名研发机构，大力培育本土研发机构，提升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一是依托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业园区等平台，借力科研院所、高校及龙头企业设立的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等的研发能力，支持龙头企业自建或联合建设研发机构和工程中心，支持境内外大学、科研院所与企业发展产学研联盟，整体提升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和技术交易产品综合竞争力。二是建立和完善科技资源共享平台、大型科学仪器中心、科技文献中心及科技检测中心、质量计量检测中心等公共技术服务机构。

第三，注重政策创新。增强法规配套性和政策操作性，形成贯穿整个流程的统筹配置科技资源和贯彻执行政策法规的合力。加强科技法律法规的执法调研和执法检查，完善部门依法行政基本规范；细化科技政策法规实施办法，加强科技政策法规的宣传解读，扩大技术开发费税前抵扣、高新技术企业奖励、重点新产品奖励等科技政策执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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