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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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民专业合作社；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

中图分类号：F235.9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3-0099-02

为了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会计工作，财政部于2007年12月了《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决定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该制度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财政部颁布并于2005年1月1日执行）共同构成了我国农村会计制度体系。本文就两个会计制度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研究。

一、资产的比较研究

1.资产组成内容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将合作社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对外投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则将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资产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和固定资产。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资产分类具有以下特点：（1）将农民专业合作的所有投资统一为对外投资，不区分为短期和长期投资；（2）增加了无形资产的相关内容。

2.存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存货的核算有以下两点不同：（1）存货核算范围扩大了，增加诸如受托代销商品、受托代购商品、委托代销商品和委托加工物资等内容的核算；（2）仅对存货盘亏、毁损和报废的会计处理做出规定，即将盘亏、毁损和报废的存货价值计入其他支出，而对存货盘盈未规定其处理方法。

3.对外投资的比较。关于对外投资，《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分为短期投资、长期投资，并分别规定其会计核算方法。《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未将对外投资进行短期和长期之分。

4.固定资产的比较。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固定资产的核算主要有两项变化：（1）增加了接受捐赠旧固定资产的计价内容，即接受捐赠的旧固定资产，按照经过批准的评估价值或双方确认的价值计价。（2）未对盘盈固定资产确认、计量和记录做出规定。

5.无形资产的比较。《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无形资产的内容，并对无形资产计价、摊销方法、转让无形资产的处理等均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未有相应的规定。

二、所有者权益的比较研究

《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等。《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所有者权益包括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等。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相比，《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关于所有者权益有以下不同：（1）部分项目的称谓不同，如收到投入资本，《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资本”，《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股金”；（2）《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的核算；（3）部分核算内容更为细化，如接受捐赠资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计入公积公益金，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单独计入专项基金。

三、收入和收益（盈余）的比较研究

（一）收入的比较

收入内容的比较。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的收入主要包括经营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两个制度关于各项收入确认、计量、记录及报告方法差异不大。

（二）收益（盈余）的比较

1.称谓不同。作为反映和考核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民专业合作社经营成果的综合性财务指标，《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

2.构成不同。虽然两个制度均将收益（盈余）区分了经营活动和非经营活动产生的收益（盈余），但其构成确不同。按照《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收益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确定：

收益总额=经营收益+农业税附加返还收入+补助收入+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 经营收益=经营收入+发包及上交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的本年盈余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本年盈余＝经营收益+其他收入-其他支出

其中：经营收益=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

3.收益分配核算内容不同。村集体经济组织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的分配方案，对其当年可供分配的收益按下列顺序进行分配：（1）提取公积公益金；（2）提取应付福利费；（3）外来投资分利；（4）农户分配；（5）其他分配等，其核算内容包括村集体经济组织按规定提取公积公益金、提取应付福利费、外来投资分利和进行农户分配等内容。

四、会计报表的比较研究

（一）会计报表组成的比较

根据《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和年度终了应当提供的会计报表种类有所不同：

1.年度中间：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中间(即月份或季度)，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其中。科目余额表是村集体经济组织按月或按季度编制，用以反映月末或季度末会计科目余额的会计报表；收支明细表是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各月或各季发生的各项收入和各项支出情况的会计报表。

2.年度终了：村集体经济组织在年度终了，应当提供两张会计报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及收益分配表。其中：资产负债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末全部资产、负债和所有者权益状况。收益分配表反映村集体经济组织年度内收益实现及其分配的实际情况。

《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规定，合作社应编制资产负债表、盈余及盈余分配表、成员权益变动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财务状况说明书等。其中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中的资产负债表、科目余额表和收支明细表性质、结构等内容基本相同。与《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不同的是，《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会计制度(试行)》增加了成员权益变动表和财务状况说明书。

（二）会计报表结构和内容的比较

1.资产负债表的比较。由于两个制度关于资产、所有者权益组成内容的差异，进而影响了资产负债表中资产部分的结构以及所有者权益项目的内容。《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农业资产、长期投资、固定资产四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资本、公积公益金、未分配收益三项内容；而《农民专业合作社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将资产负债表资产部分分为流动资产、长期资产和其他资产三部分，所有者权益分为股金、专项基金、资本公积、盈余公积、未分配盈余五个项目。

2.收益（盈余）及收益（盈余）分配表的比较。反映合作社一定期间内实现盈余及其分配实际情况的会计报表，在《村集体经济组织会计制度》称为“收益及收益分配表”。而《农民专业合作财务社会计制度（试行）》则称为“盈余及盈余分配表”。不仅称谓不同，其结构也不同：

“收益及收益分配表”采用的是报告式结构，其上端为收益的形成，分为经营收入、经营收益和本年收益三个层次，下端则为收益分配，包括本年收益、年初未分配收益、可分配收益和年末未分配收益部分。

而“盈余及盈余分配表”则采用账户式结构，左边为“本年盈余”，右边则为“盈余分配”。每一方分为若干具体项目，左边项目是依据“本年盈余＝经营收入+投资收益-经营支出-管理费用+其他收入-其他支出”的依存关系排列，而右边“盈余分配”则是根据“本年盈余+年初未分配盈余+其他转入-提取盈余公积-盈余返还-剩余盈余分配=年末未分配盈余”的依存关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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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 市场 转型 博弈 共生

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殊性

1、生产力水平比较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几乎都是在资本主义得到发展，通过资本主义改革或革命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资本主义因素与市场在资本主义国家得到了充分发展，这就为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受到多年殖民侵略和战乱使我国的经济基础几乎被破坏殆尽。建国后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在恢复战争创伤以及快速建立工业化基础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慢慢显露出来，这种高度集中、政府安排一切的经济体制管的过严、过死不利于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这就促使我国开始探索更加有效率的更加合适的经济体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市场经济体制在发展经济上的的灵活性、效率性更加有利于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因此市场经济作为一种发展经济的手段被我国引入，用以促进我国生产力的解放与发展，促进经济平稳快速发展。

2、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

我国虽然引入了市场经济体制，但是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却是不同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国的社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我国要建设与发展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而不是传统的含有资本主义意味的市场经济。虽然我们认识到了市场在发展经济上的优点，但同时我们更加要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万能的，他有着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最重要的是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就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非公有制经济，如何处理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的影响等等问题都相继而来。如何处理发展市场经济带来的问题，更好的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也是对党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挑战。

3、我国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与西方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依靠经济自身的发展而建立的，因而市场体系比较健全。而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则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我国的经济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历经多年却并仍处在转型的关键期，在这个时期，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短期内不会消失，政府与市场在经济领域将会有许多摩擦与碰撞，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更为复杂。尤其是我国的改革开始进入攻坚期，继续改革必然会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需要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

二、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现状

1、政府与市场边界模糊

在我国现在的经济建设中，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问题一直不是特别明确的。目前经济建设中比较典型的边界模糊就是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现象。首先，就是政府“越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关了太多应该交由市场来负责的事情。例如企业竞争，政府应交由市场来充分的优胜劣汰。其次，是政府“缺位”，我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公共物品与服务的需求量巨大，市场在没有利益的公共领域几乎不发挥作用，而政府在这个领域的作用就要明显加强。最后，是政府“错位”。中央政府与各级政府之间的重叠机构太多，重复性建设多，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什么是政府应该管、必须管的，什么是政府要退出，由市场来管的，搞清楚这个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重要突破。

2、政府地位突出与市场不足

（1）政府地位突出

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突出。首先，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虽然政府的职能在一步一步改革与完善，但这种经济转型期的历史阶段，使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指导与干预不会在短期内消失。其次，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经济必然占有主体地位，这就使政府在市场中又以一个竞争者的身份出现，他的权力必然会影响各种所有制企业之间竞争的公平性。他的这种既是指导者又是竞争者的双重身份使政府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地位比较突出。这种政府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使得“寻租”现象开始显现，权钱交易已渐露头脚。权力与市场的结合会造成经济主体的不公平竞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是十分不利的。

（2）市场体系不健全

我国的市场经济与西方的市场经济有所不同，西方的市场经济是由其经济慢慢发展形成的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有比较系统的市场道德体系、诚信体系等等。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过来的，本身经济体系就不健全，除了商品市场外，资本、土地、劳务、技术、信息等现代市场经济体系所必须的要素仍然很不完善。尤其是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等还远远没有在各领域中发挥应有作用，市场体系仍不完善。这是我国不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思考

1、界定政府权力，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

要进一步调整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首先就是要明确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边界。要弄清他们之间的关系，首先就要明确我国经济体制发展的方向，是要强化政府职能转变，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最基础作用，还是要继续强化政府的直接干预。在经济体制发展方向上，十决定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就是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但我国特殊的情况又决定政府主导作用短期内不会消失，这就必须要界定政府权力，转变政府的经济职能，使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明确化。政府与市场必须分开，但我国目前政府的干预不可避免，那么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界定政府权力，防止政府越位、错位与缺位现象，同时防止权钱交易的形成。对一个转型期的国家而言，哪些权力与手段是现在必须要用而以后却要退出的，哪些干预是现阶段与日后都不能用的，哪些手段是需要长远坚持并不断改善的，这是政府权力界定所必须要回答的问题。政府只有找到了自己作用的关键点才会在经济调控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2、政府培育市场，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

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由于起步比较晚，体系还不健全，但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压力，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任务已刻不容缓。而我国的特殊情况又为市场经济的健全提供了一种比较新的发展模式。

首先，政府部分代替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起步比较晚，在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还没有完全形成与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要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引导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大的风险，而且需要的时间也比较长，这对于我国的经济健康稳定发展是十分不利的。政府代替市场行使一部分资源配置的职能，以推动市场经济的更好发展，这是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转型期的国情决定的。但在我国市场经济相对成熟之后，原来由政府代替部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必须交还给市场，尤其是在经营性与竞争性领域，政府必须逐步退出，让市场发挥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其次，大力培育市场经济，完善市场经济体系。我国为了解放与发展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但是要想在短期内实现根本性转变，就必然会受到传统体制惯性的制约。新旧体系的碰撞不可避免的会引起经济观念的转变，最重要的是必然会造成利益调整等方面的冲突。这会对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提出挑战，在这种时期，政府就必须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政治智慧找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大力推进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培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逐步完善市场经济体系。

3、政府与市场良性博弈、合理共生

首先，我国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转变过程中，就必然会有新旧体制的碰撞，体现在经济关系中，就是政府与市场的博弈，即政府与市场争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既然要建立市场经济，即使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也是由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作用。由政府向市场的转变，是一个重要的转变，这中间必然会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的博弈。面对这种博弈，我党必须要有更大的政治勇气与智慧找到突破口，实现政府在资源配置领域的逐步淡出以及政府职能的转换，真正做到政府在经济领域的宏观调控。

四、结语

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也必然会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在世界其他国家中并没有现成的模式，需要我国不断探索与创新，找到政府与市场的最佳契合点。

参考文献：

[1]高尚全.市场条件下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宏观观察，2012，（09）.

[2]赵荣.试析经济发展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太原大学学报，2009，（12）.

[3]刘书明.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政府经济职能[J].社会纵横，2009，（04）.

[4]刘志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J].改革与发展，2012，（02）.

[5]乔新生.政府与市场是什么关系[J].大家思考，20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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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体制改革

一、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的必要性

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离不开财政税收体制改革。财政税收属于我国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对于国家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具有积极支持作用。财政税收属于国家职能之一，改革创新财政税收体制不但可以优化社会各种资源的配置，合理调节收人分配，使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得到进一步的健全及完善，而且可以推动产业经济的有效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协调的持续发展。另外，财政税收体制的健全程度对于其自身职能能否良好发挥功效有着重大影响。面对当前国际经济高速发展的大环境，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必须要进行积极创新与改革。但是，目前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与改革仍旧存在一定问题，因而有必要对其创新和改革的策略作出分析与研究。

二、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的作用

（一）推动税收结构性调整的作用

税改作为重要的宏观调控工具，可以推动税收结构性调整。结构性减税虽然在短时间内会造成税收减收，却也能减轻企业负担、促进经济增长，更会增宽应纳税税基，财政收入届时将会得到反哺。但同时也会在消除重复征税、促进社会化分工协作、激发市场活力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因而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其改革进程。

（二）有利于政府实施宏观调控政策

财政税收制度对于政府的决策与政策的实施具有直接影响，与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亦存在密切关联。新形势下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创新和改革，将能够对当前的支付方式进行改变。我国传统的国库支出方式比较分散，可以通过财政税收制度的创新与改革将其集中。由此将能够提升财务收支的透明度，促使政府提高财务活动效率，优化自身的财政考核。

（三）有利于完善预算制度

我国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均需要通过预算予以支撑，因而需要制定相应的预算制度。改善现阶段的预算管理体制，进一步提高预算体制合理性。为了保证经济建设当中的收支平衡，促使我国社会经济水平稳步提升，必须要加强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使其能够予以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建设稳定的、充足的资金支持，继而在完善预算制度的情况下，提升我国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能力。

三、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财政税收体制不完善

财政税收体制的不完善性，对财政税收改革创新的有效运行造成很大的影响，同时给财政税收工作的顺利进行带来了一定制约作用，主要表现为：第一，财政税收体系不健全。我国的财政税收当中包含了多样化的税种，但是并不是每一个税种均有技术与科技的支持和创新，并且缺少能够稳定调解社会收入分配，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税种[1]。该种情况使得我国的财政收入并不能够良好发挥其资金支撑作用，反而会出现损失，影响政府的财政预算与支出。第二，分税制度未进行彻底改革。分税制属于财政税收制度创新与改革当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其在创新与改革当中并不彻底，出现了财政收入过度流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经济自受限等情况，严重制约了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三，对于财政收人划分方面，也存在一定的漏洞，没有考虑部分重要资本创造所获得的收人，导致财政收人具体分配结构缺乏合理性，大多数都在顶层，逐渐往下就会越来越少。第四，忽略了现阶段财政税收体制提到的集中税收中部分税种所产生的作用，没有对部分税种进行有效设计，如所得税等。这些税种一般和资源的分配以及调节、社会的发展以及进步存在紧密的联系，如不加重视，就会对国家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同时影响国家对当前社会发展所给予的实际财政支撑度。

（二）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

我国的财政税收基本上依靠分税制进行实施，可以说，分税制的实施对于地方经济的之间的差异平衡具有重要积极影响。但是，纳税个人以及单位根据分税制基本上会进行转移支付，此时，便会出现比较严重的贪污、浪费、效率低下等问题，导致我国的财政税收体制缺少规范性。产生该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在运行当中，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账目不清、财务漏损等问题，使得转移支付存在不合理性，影响了财政税收制度中分税制平衡地方经济差异功能的实现。

（三）财政管理体制不健全

在财政税收管理当中，预算管理应该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虽然在我国的财政税收创新与改革当中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果，但是预算管理体制却仍旧存在一定缺陷。由于我国的财政预算管理体制覆盖的范围比较小，地方政府进行财政预算管理体制改革便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滞后[2]。加之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与改革当中，并没有设置比较严格的监督与审批机制，通常情况下预算审核以及审批仅仅是一种形式化的过程，没有发挥实质作用，导致相关预算管理机制不能获得人们的信赖。财政预算管理更加不透明，难以体现科学、合理、公正的特点，因而并不利于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

四、财政税收体制创新改革策略

（一）完善财政税收体制

对于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完善，首先必须要根据我国财政税收的基本情况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形式，通过先进的科技与技术手段，创新能够有效调解社会收入分配并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税种。对该类税种进行完善与实施，使其能够对财政税收进一步的优化配置，对中央以及地方政府的经济活动等予以积极的财政支撑。除此以外，我国更要重视彻底改革分税制，健全分级、分权的财政结构体系，充分发挥各级政府的职能，合理分配中央以及政府的财政税收，保证各个地方的经济建设均稳步发展。

（二）规范财政税收转移支付

规范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属于支付体系的创新与改革工作。针对该方面工作，必须要将重点放置于完善转移支付体系，建立转移支付过程监督体系两个方面。首先，完善转移支付体系方面，必须要对各个地方经济的实际水平，以及与其他地方经济水平之间的差异作出充分的了解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地方经济均衡发展状态进行评估[3]。其次，在财政税收转移支付的监督管理方面。我国各级政府均应该建设并且成立专门的职权监督管理部门，对纳税的个人或者单位的转移支付，以及政府的财务税收明显等均要作出严格的检查，以便及时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

（三）健全财政管理体制

我国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需要对财政管理体制进行健全，在此方面必须要重视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与完善。通过有效的、完善的法律和法规，对财政税收进行一体化、合理性的监督与管理。此外，中央应该授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财政权力，促使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经济自，便于地方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更加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建设与发展。但是，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工作开展情况，必须要加强监督与管理，以避免出现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

（四）正确处理经济与财政关系

现阶段，我国各级地方政府为了提高政绩，在市场经济竞争领域均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介入，例如对辖区内部分企业的发展予以财政补贴，或者通过投资进行干预等。诸如此类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对企业自主发展状态产生了影响，更加大了政府的财政资金支出，使财政税收的公共财政管理目标发生扭曲。面对该种情况，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必须要能够正确处理经济与财务的关系，可以予以管辖区域内企业发展一定政策优惠，但是必须介入有度，保证企业发展具有自。与此同时，政府应该重点为企业营造有序、公平的竞争环境，促使经济与财政之间能够良好互动，由此促使财政税收能够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当今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建设步伐不断加快，我国中央以及各地方的经济活动与社会建设更需要具有完备的财政税收体制予以支持。财税体制改革创新的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往往牵一发而动全身，它推动经济转型、促进节能环保、激发社会创造活力，应有序全面推进，并与货币政策等协调发力，防止改革措施间缺乏有效的衔接与支撑。此时，必须要重视对财政税收体制进行创新与改革，以便使其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状态。财政税收体制的创新与改革是一项漫长且艰巨的工作，在进行财政税收体制创新与改革的过程中，必须要重视完善财政税收体制，规范财政税收转移支付和健全财政管理体制等方面内容，由此方能够不断提高我国财政税收体制对各项经济活动的支持力度，保证我国各级政府的经济发展均衡，国家社会经济良好发展。也才能顺利完成财税体制改革的任务、早日建立起现代财政制度，也才能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

参考文献：

[1]赵丰.新形势下财政税收体制改革的创新思考[J].北方经贸，2014，11（05）：10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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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乡镇刑侦管理体制建国之后几经变迁，形成了目前的行政管理模式，随着时代的不断发展，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弊病不断凸显，并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负面影响，在这种背景值之下，经济发达镇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与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因此需要其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做到先行先试，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的变革，来释放出来更多的市场活力。

一、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工作，这一工作推进中必然会遇到各种阻力，要做好这一工作，必须要坚持以下几个基本原则。

1.循序渐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循序渐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然会遭遇到各个方面的阻力，这些阻力既包括利益层面的阻力，也包括观念层面的阻力，对于经济发达镇来说，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必须要客观评估各种阻力，在明确阻力的情况下来进行的改革方案的制定，避免改革方案过于冒进可能出现欲速则不达情况出现。

2.依法推进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无视法律，依法推进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依法推进要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之下来进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改革措施不能够过于激进，更不能够与我国的法律法规相违背。

3.不断调整原则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需要做到不断的调整，因为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套用，因此各项改革措施是否比较合适，难免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试错，需要根据实际效果以及环境要求变化来进行调整，这样才能够保证改革方向的正确与改革措施的有效。

二、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诸多突出的问题，例如权责失衡、职能扭曲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已经损害到了行政管理体制的有效性，同时更是给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带来了诸多的负面影响。

1.权责关系不够对等

从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具体情况来看，权责关系不对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权责关系的不对等充分的体现出来了目前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问题，一方面是经济发达镇在权力层面比较小，另外一方面则是承担了比较多的职责，二者之间的矛盾非常突出，权责失衡导致经济发达镇在发展方面左右制肘，难以释放发展活力以及动力，从而拖累了地区发展的步伐。

2.政府职能转变落后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虽然在不断的推进，但是依然存在职能转变落后的突出问题，即政府职能没有做到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以及乡镇发展的需要做到不断调整，具体来说，经济发达镇依然存在的职能缺位、错位以及越位的具体问题，本来政府承担的职能政府没有承担，同时不需要政府做的事情，政府有干预太多。经济发达镇依然没有构建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府，全能型的乡镇管理理念依然根深蒂固，这大大损害到乡镇行政管理的有效性。

3.监督评价没有到位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缺少监督评价，在乡镇行政机构工作开展中因为没有监督机构而容易走向一条不受约束的道路，这也是目前基层乡镇机构公信力不断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经济发达镇乡镇管理方面监督评价的不到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就是本级政府部门中没有专门监督机构，对于乡镇不同机构工作的开展没有监督评价；另外一方面就是来自于公众、媒体的监督缺失，这导致了对于政府机构的工作不能做到客观评价。

三、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议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有一些基本性的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良好地解决，导致乡镇管理体制目前弊病四现，针对这种问题，需要重点做好一些几个方面的问题，解决好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中存在的突出问题。

1.完善权责对应关系

权责对应关系这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要求之一，有多大的权力，就要给予多大的责任，经济发达镇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方面，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授予更多的权利，另外就是要将本该上级政府承担的职责交给上级。通过理顺权责关系，才能够让乡镇政府去集中人力、物力做好份内的工作，推动乡镇的更好发展。当然完善权责对应关系方面，也需要注意度的一个把握，在加大经济发达镇权力的同时，也要注意相应监督机制调整，确保权力不会失控。

2.加快政府职能转变

从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这是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全能政府与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有着内在的冲突，因此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必须要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合理既定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政府将职能集中在市场解决不好的问题方面，专注于公共产品的提供、市场秩序的维护，同时还要将职能重心从单纯的经济发展方面，向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层面进行转变。

3.加强监督评价建设

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中要重点做好监督评价工作，监督评价的主要目的在于约束政府机构工作人员的行为，让其在监督下能够严格按照岗位职责、法律法规来开展工作，用好手中的权力来为人民服务。监督评价方面，一方面要注意本级政府内部建立完善的监督机构，同时主动接受上级部门的监督评价，另一方面接受群众、媒体的监督评价。对于监督评价反馈的问题要及时进行的解决，确保各项工作的更好开展。

结束语

总之，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任重而道远，未来需要各级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不断推进，这样才能够全面的提升行政管理水平，实现乡镇的更好发展。（作者单位：华侨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殷存毅，杨勇.新型城镇化与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J].云南社会科学，2015年2期

[2]张思琪.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问题与措施[J].中外企业家，2015年27期

[3]钱中益，毕东升.经济发达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J].江南论坛，2014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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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

关键词：转型经济渐进式演化激进式变革制度变迁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篇6

关键词：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是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必要依据。可是，这几年来，中国的农村经济环境和结构有了比较明显的改变，以往的经济体制难以充分满足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该方面的因素，必须要加快改革的速度，突破以往的模式，处理好目前所面临的多种体制约束性问题，给农村可持续发展提供良好的保障。

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一）农产品市场体系比较落后，其竞争能力很低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针对农产品市场的需求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可是根据当今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状况来看，农产品市场体系和别的经济发展相比较有非常明显的不足，造成竞争能力不够，直接影响着农村经济的发展。[1]其一般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交易方法比较单一化，农产品流通系统不完善；组织化程度很低，制约农产品竞争能力与层次水平；农村基础设备建设非常落后，直接影响了农产品市场化进程的推进。

（二）城乡差距明显，局限了农村经济发展

城乡差距一般体现在城乡二元制结构，二元制结构有非常突出的表现就是城乡收入的差距大，并且贫富差距拓展增加了社会矛盾。其基本原因就是农产品价格很低，直接影响到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与主动性，这对于农村经济发展有着较大的威胁。由于城乡收益差距，严重打击了农民种粮的主动性，这也是我国需要快速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最大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在于增加产量增加收益，而经济发展并未增加更多的经济收益，或者收益增长无法跟上物价增加，这就造成农民收益不增加反而减少。

（三）农业生产经济组织程度不高

农村经济发展是构建在的经济体制之上的，遭受到小农经济的直接性影响。农业生产经济面积很小，并且基础弱，层次与发展水平无法和别的经济相匹敌。一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机制，将农村经济发展局限性放宽了，提升了农民生产粮食的积极性，这对于农业经济发展具备很大的促进作用。二则，有一定的弊端，缩减了农业生产经营面积，农业生产集中成熟以及经济效益比较低，农产品生产效率不够。在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农产品没有一定的竞争优点，造成农产品价格受到制约，农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这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结构调节，信息采集与反馈均无法充分满足农村经济发展需要。

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举措

（一）增加城乡一体化发展速度，处理余下劳动力

根据当今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中国农村经济有着比较严重的劳动力剩余问题，这就是因为中国农业人口多导致的。因而处理农业人口过剩是处理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国家需要激励和支持农民去城市参加工作。要增加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速度，处理农村劳动力剩余的实际状况，提升农民经济收益，从根本上处理农村经济发展的现实性问题。[2]第一应当增加城市化进程，加快城市化建设的脚步，将农村余下劳动力转移。再者，将农村产权体制改革，在处理农村余下劳动力的时候，也需要深化改革农村土地扭转，处理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提升农村就业能力。

（二）提高农民经济收益，减少城乡差距

提高农民收益是减少城乡差距，降低矛盾出现概率的核心部分。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增加产量与增加收益是农村经济发展的核心体现，农民的收益增加了，才可以实现中国和谐建设。第一，将收益分配关系理清楚，减少农村负担，从国家农业税取消到现今的支农惠农策略，没有体现我国对三农问题的重点。再者，增加农村企业发展，提高农民收益，伴随着农村企业发展，政府需要积极指导与大力支持农村企业发展，切实提升农民收益水平。农村经济改革基本是依赖于农业面貌，可提升农村经济发展速度。

（三）发展市场农业

第一，需要将农业社会化服务建设速度加快，建设完整的管理体系。针对该方面，政府部门需要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制定出相关服务细则。再者，逐步对其运作结果以及管理体制进行改进。根据社会化服务管理工作发展需求，此项工作一定要把管理经济效益以及效率提高当成是行为准则。第二，农业产业化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必要选项，所以，一定要发展农业产业化企业，进而整合农村资源。比如，在中国部分农村地区，地方政府进行积极指导，发展乡村种植产品，指导农民种植，并且承担起联系销售的工作，提高农民收益。因此，针对政府而言，不单单需要给农村企业发展提供一定的支持，还要依照地方实际情况和发展方向，选取正确的经营模式。

三、结束语

进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需要将定位找准确，找准其方向，才可以促进农村可持续发展，促使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正常开展。鉴于此，往后需要推行城乡配套改革，给农民减轻其负担，保证农民土地经营权，推进土地流转，增加对农民的教育工作。与此同时，发挥出信息技术优点，进行网络销售，以此推动市场农业发展。

参考文献

[1]栾君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研究[J].中国市场,2015,(52):252+254.

篇7

关键词：社会保障 社会问题 政治体制 改革

一、社会保障需要宏观制度环境的改善

在当代，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但是也造成了很多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问题、腐败问题、通货膨胀问题等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有人呼吁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有人认为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可，长期争执不下。到底该怎么办？需要对社会问题性质与社会保障和政治体制的关系作具体的分析。

社会保障是一项系统的工程，涉及到的是整个的文化传统、社会结构与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效果也必然受它们的影响，特别是政治制度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功能发挥通常并不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不同的政治制度下即使社会保障设计理念和目标相同，但是由于执行差别太大，结果可能大相径庭。从实践来看，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伴随着民主制度的成长而发展起来的，凡是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往往都是民主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因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不仅是对工业化社会带来各种风险的一种技术性修复，更是公民意志表达的结果，因此深深地植根于民主制度之中。而当代中国诸多问题，最终莫不与政治体制相关。因此仅进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而忽视政治体制建设，被许多人认为并非治本良方。

二、当代中国几大社会问题对社会保障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双重要求

当前中国社会问题繁多，但就其成因来说可以分为有两种性质类型：一种是制度性问题，是制度弊端引起，这种问题非制度改革所不能解决，比如改革开放前中国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经济制度都存在问题。通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废除计划经济体制，并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制度的问题基本解决，但是政治制度的问题还在，并通过市场化造成社会不公，激化了社会矛盾。政治体制改革于是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另一种是技术性问题，是在社会基本制度没有大的问题的情况下或社会结构比较合理的情况下的局部性或暂时性问题，只需要在制度的框架内进行技术性的调整就能修复。这类问题多半是由于“市场失灵”造成的，不需要改变基本制度，只是通过技术性的调整就可以很好地解决，比如当代大学生的就业问题，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可以解决。是否建立民主制度属于政治制度的核心问题，社会保障问题虽然被许多国家纳入制度建设的范畴，但是相对于更大政治制度建设而言，社会保障制度只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手段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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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80年代，包括前苏联、东欧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的经济体制转型。以前苏联和东欧为代表的激进式变革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渐进式变革，取得不同的经济绩效，形成巨大反差。转型经济学（或称转轨经济学、过渡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

一、引言

转型经济学是指一种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学理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迅速发展的转型经济学主要是指具有共同研究主题和追求目标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盛洪，1996）。目前，关于转型经济还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也很难说谁是转型经济学家，因为还没有专门从事这一理论研究的人。关于其理论体系，我们只能从现在构成这一经济学流派的一些理论文献，以及撰写这些文献的经济学家的文献、研究思路来寻找一条线索，理清其脉络。本文首先介绍转型经济学的内涵，然后简述一下各个学派关于转型经济的理论要点，最后简要回顾中国经济奇迹并作以简要评述。

二、转型内涵

关于转型概念的理解，比较经典与普遍的定义是热若尔。罗兰的表述：转型即一种大规模的制度变迁过程或者说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从目前国内的文献来看，从三个层面上使用转型的概念：第一种含义是从传统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第二种含义是在包括了第一种含义外，还包括那些过去实行广泛管制的经济向自由市场经济转型；第三钟含义是在前两种理解基础上还包括了所有发展中国家促进经济市场化，实现经济发展的过程。

实际上许多人把转型经济学看作制度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的原因正是由于把转型理解成为一种制度的变迁过程，只是描述了转型的一般的特点。不错，转型的确主要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但转型还有其本身的特殊性，而这些特殊性仅依靠制度变迁是不能够真实的描述，更别说来解决这些问题。鉴于以上理论实践中三个层面使用转型概念的事实，笔者个人比较赞成转型的第一种含义，即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当然，后两种转型概念的理解当然没错，但关键是其不符合概念提出的历史与逻辑的一致性，更不适合建立新的独立的研究学科。对于第二种理解，放松政府管制，实行经济自由化，其实这在传统的主流经济学框架内可以得到解释；对于第三种发展经济学范畴内使用的转型概念，现有的发展经济学就有了相应的解答与分析框架。转型（或者转轨、过渡）概念的提出应该来说主要发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全球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在计划经济实践中遇到困难并探索其解决办法的历史事实。

三、几种转型理论范式

20世纪80年代末，包括前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在内的30多个国家开始了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将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一起称之为“二十世纪两项最伟大的经济实验”。毫无疑问，这场涉及多达15亿人口的重大变革吸引了全世界学者的目光，他们应用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信息经济学、演化经济学以及比较经济学等最前沿的理论成果从不同侧面对这一变革加以研究。在短短的十几年里，相关文献数量迅猛增长，从而在主流经济学中赢得了巩固的学术地位，并且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催生出了一门新的学科—转型经济学，来专门研究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

1、主流经济学的激进主义转型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理论的系统化。按照新古典理论的理解，市场机制不过是资源配置的工具，其核心是供求和价格的相互作用。在转型之初，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华盛顿共识在转型经济理论和政策研究中占据统治地位。根据华盛顿共识：严厉的需求紧缩，加上放松管制、贸易自由化和私有化，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因此，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核心就是“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实行以宏观经济稳定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为核心的激进式的“休克疗法”。采取了一系列诸如：大幅度缩减货币供应量，实行高利率；保留少数重要商品的国家定价，绝大多数商品价格全面放开；消除预算赤字，减少价格的国家补贴；取消对企业工资的限制；全面改革财税体制等措施。

2、演进主义的渐进式转型理论

随着俄罗斯等国的激进式改革的受挫和中国经济改革的巨大成功，演进主义的兴起及其影响力的扩大是转型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演进主义理论核心思想可概括为：知识和信息是有限和主观的，并以分散的状态为个人拥有，因此，人们根本无法认识和控制社会生活，最好的社会就是顺其自然。想通过理性设计而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革必然造成社会的灾难。渐进式改革实际上是社会不断的积累、加工信息，而且知识与信息是具有连续性的，用一种完全不同的系统来强制使其中断是不可取的。经济体制本身是一个具有自我强化机制的复杂系统，在演进过程中会不断吸取旧制度中的合理因素。因而，渐进式改革更可取。

3、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

新制度经济学把企业制度、产权制度、市场制度以及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制度现象纳入经济学分析的框架之内，扩展了经济学的视野，对于我们研究制度现象有重要的参考意义。根据这种理论，改革的过程实质上是在一定的条件下通过成本收益分析寻求成本最小的最优改革路径。经济学家热若尔。罗兰曾指出：“如果转型的经验给了我们任何启示的话，那便是，没有以适当的制度为基础的自由化、稳定化和私有化政策，不大可能产生实际的效果”。公共选择学派代表人物布坎南指出市场制度是自由交易的制度，这些制度结构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另外，科尔内、萨克斯都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转型理论的代表性观点。

4、凯恩斯主义转型理论

与新古典主义理论相比，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对于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和内在机理的认识更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现实，他们对于转型经济中产权改革、宏观经济、转轨速度和次序、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认识值得重视。

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一书中，新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对以新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转型经济理论提出批评。认为在决定选择哪种市场经济模式时，一定要牢牢记住实际的市场经济是如何运行的，而不是去记住毫不相干的完全竞争范式；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竞争远比私有化重要得多；由于信息的不完全，私有企业和公有企业一样都会出现激励问题，因此，建立一种集中与分散、公有因素与私有因素相结合的混合体制才是现代市场经济的正确选择。马克。奈尔（MarkKnell）等人认为激进式改革对自由市场的崇拜是盲目的。市场化和私有化的方案往往忽视了这样几个重要因素：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并不是一种单纯的交易关系，而是一种生产关系；企业是生产组织，市场是交易机构，企业与市场是相互补充的，而不是相互替代的；价格机制不仅是一种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段，同时还有金融功能、战略功能等，在满足这些功能上越是成功，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就越难以实现；私有化对于提高效率并不是必要的；国有企业也可对市场做出积极的反应。因此，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5、市场社会主义

市场社会主义就是以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为目标的一种理论和主张。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能否在理论和实践中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结合问题，是决定经济体制改革前途和命运的关键因素。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最初模式即兰格一泰勒一勒纳模式，借助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这一理论假定，市场机制仅仅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后来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虽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新古典的范式，但是中性论的假定却被接受下来，因而这些理论难免会带有新古典理论的缺陷。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一项复杂的长期的任务，绝不可能一蹴而就。经过近百年的探索和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获得巨大的发展，市场社会主义也成为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之一。

6、比较主义

用比较经济学理论来分析现实的改革问题是九十年代以前转型经济学的主流。这种理论从不同的经济体制中总结出若干基本的经济体制模式，在此基础上进行比较，做出最优选择，指导改革的实践。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几十年里，从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到匈牙利新经济机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再到90年代东亚模式，都曾是人们心目中的理想。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市场经济模式和市场化道路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的经济转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当然比较经济学的方法也存在着根本的缺陷。一方面，这一理论是经验的而非规范的，因而无法形成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另一方面，它把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历史环境下的经济体制简单化，因而无法深刻理解制度变迁的复杂现实。

7、特殊改革方式理论

中国的学者在借鉴国外关于转型经济理论的基础上，把转型经济研究放在中国特殊国情和特殊道路选择上。林毅夫等人认为，经济改革的核心是经济发展战略的转轨，改革以前中国发展缓慢的根本原因在于推行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而改革以来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关键则在于改革“三位一体”的传统经济体制，使资源的比较优势能发挥出来。中国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保证是选择了渐进式改革道路。张军指出，由于传统国有部门的绝对规模使它事实上处于垄断地位，因而，在改革过程中如果实行完全的价格自由化，就可能给国有企业提供操纵市场的机会，造成生产下降和经济的衰退。相反，在价格双轨制下，国有部门将比完全的价格自由化条件下生产的产品多且定价更低。以价格双轨制为特征的“边界改革”的经验正在于，国有部门在计划外边界上通过对价格信号做出反应去捕捉获利机会，要比突然被私有化的国有部门去对经济扭曲和短缺做出的反应更迅速。

四、中国增长的“奇迹”

自1978年开始，中国开始经济转型。10年后，东欧和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也加入转型的行列。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选择了与东欧和前苏联不同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的“休克疗法”。中国经历了20年迅速的增长，而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国家却经历了将近10年的下降。改革方式选择的不同导致了不同的改革结果。以下两组数据清楚的表明了中国改革与前苏联、东欧改革成果的巨大反差：

中国改革二十多年的稳定的高速发展，引起全球的瞩目，经济学家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专家指出中国能在这二十年间迅速发展的原因在于1979－1983年之间中国建立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起了非常重要要的作用，在此之后，中国又进行了政治体制改革，还有乡镇企业的作用。中国的改革成功的原因是基于保持和建立在社会和组织资本上的这一系列的制度变迁。斯蒂格利茨认为基于社会资本的制度变迁是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而在很多国家转型后的社会资本比转型前要薄弱的多。相对而言中国特别重视创造和改组，特别是新企业和创造新的就业机会，而不仅仅是进行单纯的私有化。而在国有企业改革中国采取了渐进型的方式。这对于改革普及到其他企业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中国经济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是明显的。体制外增量改革对解释转型经济的中国提供了有创建性的解释，但随着转型的完成，对存量的改革也许会成为重点；国企改革还存在诸多困境；城镇改革与农村改革的冲突；消费需求的拉动力不足；与世界经济接轨的问题等等一系列问题亟待解决。

五、简评

通过以上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转型经济学正在同比较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相融合，然而以上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够完全取代转型经济学，它们只是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转型经济学所正在经历的分化。而对不同的经济学流派来说，过渡问题的出现既是一个机遇，又是一种挑战，不同理论所具有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将受到严峻考验。在实践中形成一种比较科学的价值和逻辑相一致的制度变迁理论，是我国经济理论发展特别是经济理论发展中面临的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应当为此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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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比较经济学的出现

在新的形势下，更多的比较经济学家鲜明地打出了“新比较经济学？这面大旗。世界银行专家S．詹科夫、哈佛大学的学者R．拉・波塔和A．施莱佛、耶鲁大学的F．洛佩兹・德－西拉内斯等联合著文。他们声明：“从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废墟上又浮现出了一个崭新的领域，我们称之为新比较经济学，它继承了传统比较经济学的基本理念，即通过比较不同的经济体制，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各种经济制度是如何运行的。”他们所谓的“新比较经济学”就是“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而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比较。

还有些比较经济学家虽然没有使用“新比较经济学”这个名称，但是他们在剧变后的近十多年出版的比较经济学新著，也都在方法、理论、内容和观点，甚至体系等各个方面作了很大或根本性改进。因此，也应当属于“新比较经济学”的范畴。

新比较经济学的各种流派

根据我们的研究，新比较经济学可以大体上分为三个学派，即新“主义”学派(或称“资本主义”学派)、“组织”学派和“比较制度分析”学派。

新“主义”学派：可以归入的作者比较多，其主要代表是S．詹科夫、R．C．Mascarenhas、James Angresano等。我们之所以称他们为新“主义”学派，是因为他们抛弃了旧的“主义”方法，但同时却宣布他们的研究对象仍然是“主义”。他们认为新比较经济学将“侧重于对各个国家所实行的不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比较分析”。

在新“主义”学派看来，支配资本主义经济资源配置的各种制度中，最主要的是市场监管制度和政治监管制度。各国经济制度的差异不在于“主义”不同，而在于市场和政治制度安排的不同。(1)在市场监管制度领域，各国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对产权保护和自由竞争的监管制度存在巨大差异。在一个相对安定的社会，地方司法体系可以较少受到破坏和威胁，而在有些国家却被利益集团所左右，“法院无法有效抵御新兴起的强大经济利益集团――‘强盗资本家’的破坏行为”。这是市场监管制度是否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2)在政治监管制度领域，各国的差异主要表现为行政、司法和立法三者制衡状态的选择。这一选择取决于一国政治制度的设计，而政治家们总是要自己设计和改变制度来“保证自己及其政治联盟者大权在握”。就政治监管制度来说，明显的存在着三种模式：1)英国模式，即法律一经国会批准，就由法院执行而不受政治干预；2)美国模式，即法院有权审查国会通过的法律和决定是否违反宪法，法院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干预立法选择；3)法国模式，即大陆法系模式，法官受国家雇佣．上级对下级司法判决进行多方面的控制和干预。显然，“影响许多国家制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该国的法律起源”。这一因素也可以用来说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制度差异。(3)制度安排不同，绩效也不同。但一国制度的形成不是任意选择的，取决于内因和外因。内因包括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种族等特征，外因主要指制度的移植。但制度移植必须服从于内因才能有效。

“组织”学派：这个学派以蒙泰斯、本奈和纽伯格为代表。他们在其《比较经济学》新著中充分表达了自己对比较经济学的革新思想，其突出的特征是把组织的分析与比较置于比较经济学的核心地位。所以，我们称他们为“组织”学派。

在方法论方面，除了静态的方法外，还加进了动态的方法，即在对组织进行描述或者比较的时候假设构成体制的规则、法律、风俗以及正式程序是不变的，在探讨体制变迁时，探讨了体制对于环境变化以及公共和私人组织功能分析以外，还吸收了信息经济学、产权理论的研究成果，并将“有限理性”、“机会主义”、“信息不对称”等理论作为比较体制分析的出发点。

在研究内容方面，该学派力图将比较经济学微观化。蒙泰斯等人认为，经济体制虽然是由各种经济规则构成，但却是由各种组织来体现的。离开组织就无法理解体制。因此，他们把重点放在对组织的研究和分析上。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他们把制度等同于组织。

他们始终认为，比较经济体制的最终目的是提高体制的绩效。因此，必须“将经济体制(更准确地说是体制规则、法律、习俗、一般程序)对基本的经济运行结果(比如，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收入分配、经济稳定、国家竞争力等)的影响加以识别和度量，并且将这种影响与环境变量的影响以及经济参与者的决策和政策区别开来”。在他们的著作中，对各种组织或一个组织不同时期绩效的差别的一般原因，用公式推导的方法作了概括。关于体制变迁和转轨，他们特别强调体制内的各种规则必须配套，单纯的从外部移植是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的。

“比较制度分析”学派：以青木昌彦为首的“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独树一帜，他们并不把自己的理论归入比较经济学或新比较经济学的范畴，但是由于他们宣称“比较制度分析是对现行各种制度进行比较分析”，因此我们仍然可把他们作为新比较经济学的一个学派来研究。

就其研究方法来看，他们使用了最广泛的、跨学科的研究工具，如博弈论、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工具等，特别是博弈论成为比较制度分析的主要工具。这是该学派不同于其他学派的一个显著特征。

新比较经济学研究的总体评价

比较经济学已经取得新的学科进展。首先，它在学科方面一个最突出的新成就是彻底摆脱了“主义”比较方法。虽然新比较经济学中也有一种新“主义”学派，但这只是一种“借喻性”的说法，其本质已经抛弃“主义之间”的比较方法，而是主张“主义内”(即资本主义内)各种体制进行比较。其次，新比较经济学各流派都吸收了现代经济学、甚至跨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和方法。最明显的是各流派都把新制度经济学(如企业与经济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的成果作为自己研究的理论基础，“比较制度分析”学派还大量使用博弈论和社会学理论与方法。这些新的理论和方法的吸收大大推进了新比较经济学的探索和研究。再者，从研究对象来说，新比较经济学各流派都定位于制度或体制的比较，但又各具特色。新“主义”学派的研究角度是宏观经济体制，其基本的比较研究单位是各个国家；“组织”学派则着重研究微观经济体制，其基本的比较研究单位是各种“组织”(小企业、大公司、政府、工会等)；“比较制度分析”学派则主要研究体制或制度的理论与模型，如什么是制度或体制？制度怎样形成？制度为什么是多样性的等等。各个学派多多少少都已形成自己新的比较经济学研究的逻辑体系与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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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不存在关于现代经济增长的什么中国模式。毫无疑问，过去三十年间，中国实现了快速经济增长，但这一事实未必能够证成“中国模式”。在过去一百五十年的世界历史上，经济持续二三十年高速增长的事例频繁出现过：美国、德国、日本、韩国、希腊、巴西、墨西哥、新加坡等，都有过经济增长的奇迹，像美国、德国、日本等大国甚至一冲升天，成为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至于其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准，更是大幅度提升。拿这些指标来说，中国只能相形见绌。如果中国可以成为一种模式，这世界上该有多少种模式？

即便真有所谓中国模式，高谈阔论者的唾沫星子还存空中漂浮，这个模式就已经终结了自

中国模式论的唯一依据是中国过去三十年出现的超常规经济增长。但仔细分析，实现这一增长的因素主要是经济增长的一般性前提，这包括：第一，民众的企业家精神得以释放。这里的企业家既指管理学意义上的“企业家”，更指每个人身上都具有的“企业家精神（entrepreneurshlp）”。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原来被强行淤积在农村的劳动力，现在可以到一个更广阔的市场体系中寻找更高收入的机会。第二，全球性分工交换体系的扩展，由此，中国人可以方便地利用外部的制度、知识、资本、资源和市场。第三，一个强政府，它大体上保持了社会秩序稳定，让上述经济增长的实体性因素可以在和平环境下进行组合。

应当说，凡是经历过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都依赖这些要素，不可能有任何例外。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抑制这些因素，经济因此陷于停滞状态。1980年代之后，这一抑制性制度松动，上述因素得以发挥，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随之，社会领域也发生了良性变化。

当然，有些人谈论中国模式，似乎是因为，权力比较强大的中国政府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有助于经济增长的正确政策，有些人把这些政策组合称为“中国模式”。这个意义上的中国模式倒也成立。不过，恰恰是由这些政策组合构成的中国模式，乃是一个坏的模式。正是政府这个中国模式制造了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严重问题，让中国模式的终结迅速得令人难以置信。

比较优势“战略”与农民工体制

这一中国模式的核心政策是“比较优势战略”，该战略的基础则是“农民工体制”。

中国确实具有廉价劳动力的优势。不过，有些专家把比较优势理论与对政府的巨大希望混合在一起，发展出所谓“比较优势战略”。它要求各级政府制定法律、政策，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政府很乐意实施这样的战略，并且通过法律和政策，创造与维持了一个农民工体制。

受制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及相关联的经济与财政体制，农村的内生性增长和产业升级基本上被抑制。追求自身幸福的年轻农村人口别无选择，只能大规模转移到沿海新兴工业区。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在打工地，这些劳工的国民权利被忽视甚至剥夺。法律不给他们任何希望，因而，他们被迫接受较低的工资。政府也不许工人集体主张和维护自己的权利，因而，他们的工资也可以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持不变。基本上，这些农民工是完全沉默的一群，他们没有社会身份，只不过是一种生产要素而已。

农民工体制让中国的劳动力异常廉价。从乡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价格之所以比较廉价，固然与市场的供需关系有关。但是，法律、政策歧视性地、不公正地对待农民工的制度安排，也极大地削弱了农民工在市场中的地位和权利。举例来说，他们无法带领家人在城市定居，被迫单身在城镇工作，八年、十年之后又被迫返回乡村度过余生。这一事实必将大大地降低他们对工资的预期，又会在相当程度上使他们容忍不公正的制度。

农民工体制的基本特征是不平等，农民工的社会身份被体制化，则显示了整个社会，尤其是居于优势地位的人群，缺乏化解这种不平等的愿望。事实上，政府和企业显然在有意识地充分利用这一点。他们通过种种政策，让农民工体制永久化。比如，迄今为止，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缺乏像样的户籍制度改革决心，更不要说方案。

这一农民工体制确实把中国的比较优势发挥到了极限。但是，这样的战略必然走向自己的反面。经济学意义上的比较优势更多地只在理论解释意义上成立，在现实中，一个经济体的比较优势是有待于发现甚至创造的，因而必然是动态的。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则假定，政府可以确定比较优势并利用之。政府据此出台的种种制度把某一时间点上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固定化。

这样的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不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在特定制度环境下，农民工的劳动力价格被人为地持续低估。这当然对全球资本产生了强烈吸引力，中国迅速成为世界工厂。在普通劳工被严重低估的工资的基础上，沿海地区形成一整套产业链和经济结构，它通过劳动力、资本、制度、环境破坏等资源的高投入，实现着超常规增长。

中国模式的终结是一件好事

但是，为了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优势而系统地忽视、限制劳工权利的“比较优势战略”具有双面性：它在最为充分地利用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的同时，也制造了严重的问题。2004年这样的体制就已经显示出严重问题：内部是经济、社会结构的失衡，比如贫富急剧分化，另外还有严重的内外失衡。但似乎无人愿意认真面对这些问题。因为经济仍然在快速增长啊，中国模式论也就是借着这个快速增长的东风而兴起的。

几乎就是从那年开始，劳动力市场结构发生巨大变化：劳动力代际替换，到这两年完成，那些被人为维持的廉价劳动力体制压制的年轻劳工，终于不愿忍受下去。愈演愈烈的“民工荒”本身就是民工发出的消极抗议，今年以来的富士康员工频繁非正常死亡及各地年轻劳工的停工事件，则意味着他们发出了更为积极的抗议。农民工体制动摇了，而这就是令人自豪的中国模式的根基。

与此同时，社会已经显示出断裂的迹象：底层充斥着失落感和绝望，极端性个人犯罪事件和，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精英在经济、政治过程中不加节制，造成严重经济社会问题之后又不负责任，在强烈的不安全感的驱动下，大规模逃离中国。穷人与富人、大众与精英之间的不信任和对立，在此清楚表现出来。一个社会处于这样的状态，算是什么模式呢？恐怕只能说是中国问题模式。

从解决中国问题的角度看，中国模式神话的终结，对中国未来的变革和发展，其实是一件好事。中国模式论让很多人以为，中国已经找到了终极的优良秩序。这个世纪最初几年，学界还在讨论，中国应当如何转型，或者讨论中国、俄罗斯转型的模式哪一个更好。这几年来，似乎很少有人谈论这个问题了，事实上，人们已经很少提到“转型”这个词。中国模式论则等于宣告，中国已经达到了一种优良秩序，不仅对中国是优良的，对整个世界都有示范意义――总结中国模式者都有一种向世界传播成功的中国模式的雄心。

今年以来发生的诸多现象证明了'其实，中国甚至还没有完成最基本的体制转型，不要说政治、文化等领域的制度还没有达到优良状态，即便是经济体制、经济结构本身，也带有强烈的“前现代性”。

现代经济体系的基本特征是人人平等地进行自由合作与交换。农民工们显然没有从法律上、政治上获得平等对待，他们甚至在人格上也被视为次等的。农民工体制的本质就是，―方面，在乡村，他们的土地产权等权利受到限制，另一方面，在工业地区，他们作为国民的政治、法律权利被打工地政府忽视甚至限制、剥夺。他们确实可以住城乡之间进行选择，但他们被迫在极为挟小的范围内进行选择。他们的境遇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他们本来可以获得更多改善，农民工体制剥夺了那些本来应该也可以属于他们的社会福利。

基于人与人的不平等关系的经济体系.注定了将会落人无法自拔的陷阱。不平等意味着弱者、穷人不被尊重，反过来，对他人的不尊重必将败坏强者、富人的心灵，诱导其进入一个畸形的结构。举例来说，农民工体制让企业家产生了中国劳动力可以永远维持廉价的幻觉，因而企业始终缺乏进行技术创新的意愿。一旦年轻劳动者发出抗议，不愿继续忍受自己劳动力价值之被低估，企业就会发现，自己根本缺乏应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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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等教育；财政问题；比较研究；书评

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改革已呈现出明显的相似性。高等教育经费短缺成为一个世界性问题。拓宽经费来源渠道、提高财政投资的效率是各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普遍趋势。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94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的发展变化：指导文件》中指出，应建立适当的高教集体制，将教育费用的回收与充分开发现有人力、物力的努力一齐推进。各个国家都在为此而努力，以解决高等教育经费困难的难题。

在上述这种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氛围中，吕炜教授的专著《高等教育财政：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选择》正式出版了。作为多年来在我国财政管理体制和公共支出领域从事研究工作的专家，吕炜教授曾主持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大项目及教育部和财政部的相关项目等，取得了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高等教育财政：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选择》就是以他所主持的教育部课题“高等教育财政的国际比较研究”的研究成果为基础，修改而成的。

一、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的研究背景和理论基础

吕炜教授治学严谨，所涉及的研究领域也较为广泛，尤其是在转轨经济研究、财政体制改革、风险投资等方面颇有建树，形成了个人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在财政体制改革和财政政策领域，吕炜教授涉猎较早，迄今为止，已在《中国社会科学》、《财贸经济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财政研究》等刊物上公开70余篇。

吕炜教授从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大背景出发，提出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的总过程具有双重渐进的特殊性质，而运行于此背景下的财政体制演进包含一般逻辑顺序和操作层面的特殊逻辑顺序。他提出，中国财政制度的创新逻辑始终包含着2项内容：一是作为推动经济转轨、调控经济运行的重要手段，不断地根据体制的演进和经济运行的变化进行创新；二是本身作为经济转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适时进行改革，保持与整个体制的同步性和一定的运转效率。

吕炜教授认为，目前经济中的诸多矛盾正呈现向财政集中的趋势，具体表现为：财政收支矛盾呈现向中央和基层两极集中的趋势，经济运行中的矛盾呈现向财政转化的趋势，部门内部的利益矛盾呈现向财政部门转移的趋势。他认为，财政矛盾累积与激化的体制性根源在于财政体制双轨并行导致其承载政策运行的能力不足，市场机制传导的障碍根源于经济转轨的制度性约束，财政承受了实际的压力；同时，在处理财政管理方法与政府行政体制的关系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倒置，这使得公共财政管理改革的目标难以界定。所以财政矛盾已经成为考察经济运行状况的一个窗口，其解决也必须着眼于体制；而且未来财政运行的效果将直接影响到战略机遇期改革与发展目标的实现。因此，吕炜教授提出，在短中期，财政应继续应对经济周期性变化，承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在中长期，应逐步解除旧的社会契约，支持转轨成本，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的契约关系。

基于上述观点，吕炜教授认为，财政体制的创新问题包括公共财政体制框架建设的次序问题、国有资产进退与转轨成本的补偿问题、公共投入的民营化问题。他在《体制性约束、经济失衡与财政政策——解析1998年以来的中国转轨经济》一文中，对体制转轨、经济运行与财政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积极财政政策正在演化为当前经济运行的一个内生因素，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受困于消费环节的障碍，而制约消费环节传导功能的体制性原因在于解除旧的“社会契约”所形成的对消费的总体性制约及“二元结构”所形成的对消费的结构性制约。政府投资主导在现行体制环境下推动了经济的失衡。因此，吕炜教授提出，应着重处理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1)处理好财政政策创新与财政体制改革的关系，核心是解决好财政体制的承受力问题；(2)处理好财政投资与供给结构改善的关系；(3)处理好分摊转轨成本与发挥收入政策效应的关系；(4)处理好收入差距与发展战略的关系。这些观点从深层次的角度探求了积极财政政策难以淡出的体制性根源，为学术和政策层面带来了新的思索。

对于财政体制与政策的变迁，吕炜教授首先将其运行划分为如下3个阶段：第一阶段，以放促活，时间从改革开放以来到1994年以前；第二阶段，建立分税制，即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政体制，时间为从1994年财税体制改革至今；第三阶段，多重磨合，即在积极财政政策应对经济周期和确立公共财政取向改革的多重目标中，磨合财政体系内部职能、体制、管理的多重关系，时间从1998年至今。

对于战略机遇期的财政制度创新选择，吕炜教授认为，重点在于积极财政政策如何在实施经济自主增长的同时顺利淡出，而不至于陷入困境；以及财政体制如何在推动经济转轨完成的同时顺利完成自身的体制转轨，而不至于形成体制冲突。

吕炜教授还在国内较早地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研究现实问题，在其先后承担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农村基础教育的公共投入政策研究”、教育部项目“高等教育财政的国际比较研究”、财政部与机械科学院项目“振兴装备制造业的财税政策”、财政部与文化部项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的运行机制研究”、财政部与商务部项目“推进‘走出去’战略的财税支持政策”、财政部与文化部项目“国家大剧院的管理体制研究”以及“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的热点问题”的系列研究上，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为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大量的理论支撑。

高等教育准公共物品的经济属性决定了政府在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中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而这一作用主要通过高等教育财政所体现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活动的基本模式予以反映。因此，适时调整高等教育财政职能与政策工具，不断推进高等教育财政改革，是各国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20世纪后半叶是高等教育飞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的时期。发展高等教育一直是发达国家继续发展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虽然各 国的经济发展程度、政治经济体制和高等教育传统各不相同，但主要市场经济国家在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改革模式上却呈现出相似性，即拓宽教育经费渠道。在此背景下，研究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改革的有益经验，对拓宽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思路、发挥财政资金与政策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中的特殊作用、进而推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国家竞争力的提升，无疑具有重要性和紧迫性。

二、《高等教育财政：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选择》一书的主要特点

吕炜教授的专著《高等教育财政：国际经验与中国道路选择》在明确高等教育财政属性和配置方式的基础上，以系统的思维、新颖的视角、独到的见解，通过国际比较的方式揭示了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有益经验；并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开拓性地设计了在公共财政框架下的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基本框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对提升高等教育财政多样化职能作用的协同性、改进与完善中国高等教育财政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纵观全篇，该书的主要特点包括以下5个方面。

(一)全面性

全书共分为6章，体现了层次分明、结构合理、论述有力的特点。在明确高等教育财政属性和配制方式的基础上。该书将基础理论和专题研究有机地结合，在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高等教育财政经费筹措、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以及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具体实践等方面，揭示了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国际经验；并论述了推进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战略选择。各章节之间环环相扣，突出了全面、系统的特点。

(二)理论性

该书是在参阅大量中英文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比较国内外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经验，融合提炼并加以创新而形成的。该书从国际上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问题谈起，对高等教育财政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思路与方法。例如，该书阐述了高等教育资源分配的5条原则，即资源分配均等原则、财政中立原则、调整特殊需要的原则、成本分担和成本补偿原则、公共资源从富裕流向贫困的原则。再如，该书明确界定了高等教育财政多元模式的定义，即“高等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是政府拨款、多方面筹措资金和学生成本分担与补偿”。该书还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财政存在的主要问题，即财政压力巨大，高等教育经费严重不足；高等教育经费的主渠道薄弱，结构不合理；财政性教育经费事权、财权不统一，高等教育拨款依据和收费标准不合理；对多元化筹措教育资金的政策扶持力度不够等。

(三)比较性

该书作者不但参阅了大量的中英文资料，而且还对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的高等教育财政管理进行了实地考察。基于此，该书对各国高等教育财政拨款体制、高等教育经费筹措以及高等教育成本补偿机制的发展历史与现状的共同特点进行了归纳。例如，通过归纳，该书指出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4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模式主要是公共拨款法、专项拨款法、增量拨款法。再如，通过对各国改革经验的归纳，该书提出，高等教育在政府财政拨款的基础上，应多方筹措教育经费，筹措渠道主要包括学生缴费、发展学校有偿服务、校办企业的创收，私人、社会团体、企业的捐赠，以及招收海外留学生、利用信贷资金和争取国际教育资助等。该书通过对若干个国家的高等教育财政状况进行个案分析与比较，展现了各国高等教育财政的特点，使读者清晰地看到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财政的演变成果与轨迹，从而更好地认识世界各国高等教育财政发展的共性及趋势。

(四)创新性

高等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创新的过程。该书基于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这一普遍趋势，参考、借鉴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财政与管理改革的经验与启示，开拓性地设计了中国高等教育财政改革的战略框架；并着重在重塑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高等教育的分权模式、实行高等教育基金制、完善高等教育财政预算管理制度、改革高等教育经费财政拨款模式、建立高等教育经费多元筹集模式、科学确定高等教育财政成本回收政策等问题上，进行了富有特色的探讨。

(五)政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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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三十年多年来,我国的乡镇经济体制经历了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变革是在80年代初,它将人民公社由乡镇政权代替,逐渐施行集体所有制,促进了乡镇商品经济的发展;第二次变革是在第一次变革的5年后,大约是在1985年后,基本建立了新的集体经济组织形式,确立了家庭联合生产的承包责任制,基本能够确保每家每户资金、人力和物力的充分发挥,能够引导农户联合发展,共同参与社会生产和市场竞争;第三次变革是在第二次变革的四年后,即1989年后至今,建立了明确的产权制度和集体所有、共同发展的合作制,较好解决了产权归属和如何组织等问题。当前,我国乡镇政府急需解决“进一步推进农村股份合作制,建立强有力的行政管理体制”的重大问题。

    近年来,我国乡镇经济结构以及它的格局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尤其一些乡镇开办企业,而且办得有声有色,几乎成为乡镇经济的主体。如我国广东省的乡镇企业的总收入已超出一千亿元,大约是乡镇总产值的60%。要使乡镇企业能够快速发展,就得保障企业受到乡镇权力机构的扶持,切实得到政权机构的服务。那么为保障乡镇企业能够更快更好的全面发展,促使其走向大城市,甚至走向世界,那自然就得全面完善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乡镇在经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科技进步、农业技术的提高,越来越多的由农民自主创办的专业技术协会产生了。这些技术协会以科技为导向,以各个院系、科研机构以及科技学会为支柱,以科技人员、农民技术员为领头人,有力推动了乡镇产业结构的升级转型。我国农民根据市场发展的需求,借助商品的生产与销售,创办了多形式、多层次的社会服务组织,使科技、资金和资源等多方面的生产要素得到了充分利用。同时,由于商品经济在发展中不断进步,很多农业协会都进行了跨地区、跨行业的重组,逐渐实现了联合发展。这也需要完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借以不断满足行业的发展管理需要,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从以上几点,我们可以看出:随着乡镇经济社会的发展,乡镇的行政管理职能以及管理方式都连带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我们的乡镇机构基本是按照计划经济模式设置的,在管理经济时通常采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后来,计划经济基本被市场经济取代了,乡镇政权管理职能和管理手段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综合利用了经济、法律、行政和教育等手段,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大大减少。但是,随着网络向农村的逐渐普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速、社会中介和服务组织的不断发育及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目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又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情况,亟待进步一完善。

    二、当前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问题

    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是国家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核心是权利与职能,其表现形式是组织结构。基于此认识,对照当前网络向农村的逐渐普及、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明显加速、社会中介和服务组织的不断发育及文化经济一体化的迅速推进的形势,发现我国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尽管在不断改革、完善,但仍不能乡镇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存在诸多问题。其中,既有一般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有经济发达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独特问题。

    (一)一般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普遍存在的问题

    1.分工不明,责任不清,难以调动职员工作积极性、承担职责和协调配合

    我国乡镇政府管辖的区域比较广泛,但对其管理的只是县级政府,这就不能建立完善的乡镇行政机构,不能促使责任、权利的统一管理。因为不曾建立有效的管理制度,机构比较臃肿,机构人员不能很好地服务人民、贡献社会,不少乡镇政府干部基本都是在混日子。由于不能界定各项职责功能,部分事业单位总是依靠业务主管部门行事,财政拨款基本成为经费的唯一来源,主管部门也承担着其人员管理职能。这些情况导致了相当多的乡镇干部、职员、机关缺乏竞争和服务意识,不能承担起相应的民事责任以及法律责任。

    2.财政体制不完善,乡镇债务负担沉重

    我国乡镇政府有很大的债务负担,我国2010年,乡镇的财政负债总额达到两千多亿,全国总共有五万多个乡镇,它们平均负债400万元。这些债务往往来源于银行、其他金融机构、个人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贷款。导致债务负担沉重,一方面是由于单位在招人时,不是从超额编制单位选进人才,而是从下级机关招人,或是进行公开招考,造成缺编单位逐渐满编,并不解决超编单位现象,财政供养的人在不断地增加;另一方面,是由于财政不能满足财政人员的供养,财政体制也不完善。我国乡镇政府在偿还债务时主要是通过向人民群众收取费用,但是由于改革的推进,向人民收取费用得到限制,一些收费被取消,使得乡镇政府的财政收入缺乏稳定的来源,偿债能力降低,乡镇债务负担自然更加沉重。

    3.乡镇干部对乡镇政府职能认识不清

    当前,很多乡镇干部都不清楚乡镇应该履行什么样的职能,不知如何推动农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不知如何促进农民生活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很多乡镇政府只注重政府的转型,并不注重当地经济的发展。另外,一些政府在行政管理方面不考虑长远利益,只注重当前的利益。总之,乡镇政府只会完成做好上面下达的任务、指示,不懂得进行发展和规划,不能够正确履行其职能。

    (二)经济发达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存在的独特问题

    1.政府管理权与执行权不能够很好融合

    在已有的行政管理体制中,表面上乡镇政府是一级政府,实际上在设置管理职能时不能够到位,并不能满足发展需要,其中缺少很多元素。如,乡镇发展需要的“城建、环保、治安、节能、消防、卫生防疫”等职能,基层政府普遍缺少,又缺少行政许可权、处罚权和强制权。当出现上述违建、食品卫生等问题,作为一级政府的镇政府并没有权力去查处,只能通报上一级主管部门,由其派人来调查处理。往往在向上级部门汇报时,程序比较繁琐,它需经过审批才能下达命令、实施解决方案,工作效率非常低下,会严重延误很多事情的处理、很多事情的解决。由于经济发达,外来人口必然会增加,从而对该镇的公共设施与卫生、医疗机构、教育水平、社会保障与治安以及环境保护方面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当前,经济发达乡镇的社会治安还不是很完善,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能力也存有不足,经济发达乡镇的行政管理能力严重被制约着。

    2.机构编制不能满足管理对象的需求

    经济发达镇的机构编制基本是由县里统一发配的,乡镇并不能自行调整,不具备自主权。县政府在确定发达乡镇的编制数时,并不考虑外来人口的增加,只按本地的户籍人口数确定,而往往外来居住人口要多于当地的本籍人口。这使得发达乡镇的行政管理人员不能够满足当地发展需求,不能够完成制定的管理目标,但是他们又想完成任务,苦于人力不足,就只好聘用临时雇员。这种方法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前,我国珠三角的有些乡镇,编制数额严重不足,不能适应当前急速发展的经济需求,不能完成制定的管理任务。受固定编制额的影响,目前好多经济发达乡镇的公务员升迁机会渺茫,总停留在原位,处于进退两难境地。长此以往,这些在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厌倦了这样的生活,没有更好的发展空间,就接二连三地跳槽,去寻求更好的发展机会,致使人才在不断流失,乡镇政府竞争力难以提高,甚至下降。

    3.财税体制不完善

    虽然我国建立了以分税制为框架的财税制度,但其只在县级以上部门执行,乡镇政府施行的财政体制是统一收取统一支出。有许多发达乡镇的财政收入已达到几十亿甚至更多上百亿,但是有90%的财政收入都得交到县级政府,回到镇里的只是少数。如,2006年,绍兴县钱清镇上缴税收近5个亿,但最后回到镇里的却只有6000万元。2007年,嘉善县姚庄镇上缴税收2个亿,回到镇里也只有1000多万元。这对发达乡镇极不公平。

    4.规划建设还不全面,相对较落后

    当前乡镇的规划建设管理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审批和监督管理的,由于经济发达乡镇的规划建设项目比较多,还比较复杂,造成了经济发达乡镇不能准确定位,难以实施操控,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经济发达乡镇在规划建设中,有的规划水平不是很高;有的只停留在整体上,并不作细分;还有的产业规划不联合实际,不能保证产业有效发展;甚至有的规划根本不具备科学性与严谨性。这些都严重制约了经济发达乡镇健康、科学、合理、快速的发展。三、完善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

    (一)完善一般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路径

    第一,详细了解和认识乡镇基层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作用与地位。中国的乡镇不但是国家的最基层政治权力中心,还是保障农民各种需要的经济文化中心和社区服务中心。在前对我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进行完善时,最主要的是要将行政权力划分开,规范到一个合理的空间,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紧密联系起来,促使它们紧密联系,密切合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完善乡镇管理体制时,要确保有完整的行政领域,有适度的人口规模,具备有序的管理层,能够进行科学的职能定位,并设置有合理的乡镇机构。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切实得到完善。

    第二,坚持党的领导方针,了解党对农村工作的重要意义,坚持依法审批,积极推动与完善乡镇政府的审批制度,让其能够适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推进乡镇行政管理体制的完善。另外,乡镇要减少税收负担,对于那些违规条款要坚决废除,对于阻碍市场开放的审批制度要彻底撤除。企业、市场和社会中介能够解决的事情,就要让他们自行解决,政府部门要懂得适当的放手。

    第三,更新乡镇政府的行政管理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地转换乡镇政府的职能,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

    第四,加强对乡镇政府职能的规划。当地政府进行经济调节时,有赖于政府职能能够合理被规划,各级政府要制定合理规划,并将规划切实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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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渐进改革　增量改革　摩擦成本　实施成本

一、我国渐进改革的显著特点

(一)“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市场主体的培育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市场主体的逐渐培育过程，包括新的市场主体――个体经济、三资企业、私营经济、股份制经济、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的逐渐改造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二)“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市场机制的培育过程

在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市场机制的逐渐培育过程，如先后引入了动力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等，直至建立起市场定价机制，都是循序渐进的过程。

(三)“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的双轨制做法

“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一系列双轨制做法，如所有制双轨制、价格双轨制、决策双轨制、用工双轨制等。双轨制表明了我国改革的渐进性质，准确刻画了我国改革的重要特点和优点。

(四)“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社会制度完善的量变态势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呈现出渐进的量变态势。渐进式改革，在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约束下完成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五)“渐进改革”概括了我国改革的局部推动特征

我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改革通过局部逐渐推进，如先农村后城市，先特区后沿海、再内地，先微观后宏观，先经济后政治等。

二、我国渐进改革的动因

(一)市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在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前提下确定的

斯坦利・费舍尔认为，一个典型的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做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框架。同时大部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这六大变革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因此实行私有化成为一些国家改革的重要方面。基于此，原苏联东欧各国的改革都走向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路线，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在目标上与这些国家显然不同。

我国的经济改革始终是以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政治基础和依托。尽管我国是在改革进行10余年后，即1992年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改革目标，但在此之前各阶段的实际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经济的基础性调节作用。从本质来讲，这一主线没有改变过。从党的提出改革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体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最终确立，只不过反映了对改革目标不同程度的认知过程。因此我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不断嵌入和加强市场机制的作用范围，是市场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到位”的过程。这种制约决定了我国的经济制度改革只能选择渐进道路。

(二)经济制度的制约决定了渐进改革的道路

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即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需要以按劳分配和公有制为条件。改革实践证明，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在市场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目标，恰恰是目前我国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所在。从改革的具体措施看，由于我国的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具体改革中，必须面对和消化过去经济体制的遗留问题，以保持基本制度的完整性和过渡的平稳性。

(三)渐进改革还与我国经济改革的内容有关

实践证明，建立计划经济体制可以很迅速，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很困难，需要充分的时间来调整和完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形成并发挥综合调整作用，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艰辛过程。具体表现为：1　市场机制的作用要以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为前提，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不是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自然过程，特别是在我国长期排斥市场经济的前提下就显得尤其困难。2　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适应市场机制的特点进行改革，从过去的直接调控转化为间接调控，需要改革原有的直接调控体系，调整调控对象，积极探索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方式。这显然也是一个比较困难的过程，需要不断的摸索和经验总结。3　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做出积极反应，要以本身经营管理体制的转变和组织结构的变革为前提。这种机制的转变和结构变革是在原有企业机制和结构的基础上进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

三、探索渐进改革的理论依据

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不仅在于新体制的运作效率明显高于旧体制，而且在于实行制度改革的预期收益减去为改革付出的代价仍高于旧体制的净收益。因此，改革成本成为衡量改革方式的一个重要标准。

(一)改革的实施成本

实施成本是体制转换前、转换过程中及新体制完善阶段对时间和物质的消耗，可以看作是克服客观障碍而产生的费用。实施成本一般包括以下几项内容：1　创造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的成本，“必要条件”包括稳定的社会环境及必要的经济秩序、消除经济发展的深层阻隔等；2　体制方案的设计、比较、选择、试错、、调整修改过程中发生的费用；3　因违反经济规律出现重大失误而遭致的经济损失；4　传递有关旧体制非均衡和和体制创新(转化)潜在收益信息促使旧观念旧意识变更、新意识新观念形成所耗费的时间和资源；5　社会全体成员为学习和适应新体制所花费的时间和资源以及因社会成员不再采用旧体制但新规则还不完善，或者人们一时还不能适应新规则，新规则还不能发挥效用而导致的经济生活的混乱和经济效率的损失；6　制订、实施确保市场经济发挥效用的法律、法规，如维护经济主体的财产权利、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等方面的法律法规所需要的费用；7　新体制完善的成本，包括确立保障新体制合法性的法律制度的成本以及规范新体制组织与运行方式的成本。

我国改革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内，让市场机制在资产增量的配置上发挥作用，从而使增量部分不断扩大，计划经济的存量比重逐步缩小，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实施成本。我国的增量改革创造了体制转换的必要条件：1　改革前做了一系列重要工作来恢复经济秩序，经济秩序的恢复是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2　家庭承包联产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促使了生

产力水平迅速提高。生产剩余的产生，为引导农民走向市场创造了必要条件。农民收入水平提高又导致城市工业产品的需求增加，从而为国有企业改革创立了条件。3　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非国有企业的崛起一方面促进了竞争机制的发挥，另一方面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从而避免了强行纠正经济结构的成本。4　社会环境因增量改革方式大大缓冲社会阻力而得以保持相对稳定，从而避免因社会动荡而造成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和损失。此外，增量改革还起到示范、传播新体制经济潜在信息的作用，有利于人们头脑中旧意识、旧观念的改变及新意识、新观念的确立，从而可节省在变更旧观念、确立新观念方面所需要的实施成本。

(二)改革的摩擦成本

实施成本是克服客观障碍而产生的费用，而摩擦成本可视为因人为(主观)设障而引致的成本。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就是改变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此过程中总会有人受到一定的损失。1　体制改革使一些人失去旧体制下的种种既得利益，既包括权力、地位、特权等少数人才有的利益，也包括“铁饭碗”、“大锅饭”等多数人享有的利益。若这些既得利益者不能从体制转换中得到相应的补偿，他们就会反对改革。2　改革虽说能使绝大数人获益，但也存在相对获益水平高低的问题。从相对收入的角度看，只要有人在社会收入的结构中与他人相比，收入相对水平下降或社会地位相对下降，他们也会反对改革。3　即使考虑“补偿”的因素，人们可以把改革的收益拿来对受损者进行补偿，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首先，补偿应该超过受损者原先的相对收入水平，否则没任何意义；其次，改革是一个总过程，“投入”与“产出”间存在一定时滞，可能使受损者不能及时得到补偿。正因为以上如此，改革是一个“非帕累托改进”，必然存在巨大阻力。这种改革阻力会造成多种形式损失，因这些阻力而造成的经济损失(时间和物质的损失)即为改革的摩擦成本。

如上所述，我国的改革属于增量改革，增量改革不仅减少了我国改革的实施成本，同时有效控制了摩擦成本。原有的体制条件拥有数量众多的受益主体，如果改革一开始就针对旧体制的核心部分(存量部分)，无疑会触及这些既得利益主体，遭受很大阻力，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失。摩擦成本的上升可能会阻滞改革的深入，甚至使改革中途夭折。而我国的改革始于体制的部分(以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和乡镇、私营企业的崛起为表征)，避免了对旧体制核心的直接冲击，从而极大减小了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进。此外，增量改革还能有效缓冲由“投入”和“产出”间的时滞所引致的阻力，因为在增量改革方式下，新体制经济迅速成长会使社会内部产生越来越强的经济实力，能为受损者提供及时的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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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6年7月上旬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与海口市人民政府、德国技术合作公司、德国阿登纳基金会联合举办的“中国：公共服务体制建设与政府转型国际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的政府官员、专家学者与德国、美国、印度、世界银行等国家与国际机构的代表300多人纷纷出谋献策。

有专家认为，中国公共服务领域的实际供给不足，除了主要与政府财政收入有关外，根本上是体制和机制问题。

具体表现为，一是公共服务供给中没有形成规范的分工和问责制，在事实上造成了公共服务指标的软化。二是没有形成可持续的财政支持机制，中国财政仍然是经济建设型财政。三是政府转型的滞后。从更深层次来看，体制机制方面不健全的原因在于，政府没有强化自身的建设与约束，在公共服务领域中错位、越位和缺位现象普遍存在，没有真正实现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与会专家认为，在一定条件下，两者可以相互促进：建立公共服务体制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增强财政实力：在某种情况下，两者也存在一定的冲突，这主要取决于如何处理特定时期效率与公平、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普遍认为，在现行财政体制约束情况下，应尽快建立“低水平、广覆盖”的公共服务体制，以需求来定位生产，先定好“分蛋糕”的规则，在分“蛋糕”的过程中进一步做大和做好“蛋糕”，而政府官员则普遍认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政府，在财政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需要保证最基本的财政支出，往往无法满足公共服务方面的支出。因此，多数地方政府官员强调，推进公共服务体制改革，首先要大力发展经济，做大“蛋糕”，增强财政实力，以满足社会公共需求。

也有专家指出，公共服务水平取决于两个变量，一是经济能力，二是制度安排。改革之初，中国的财政收入只有3000亿元，人们寄希望于通过财政收入的增加来解决公共服务矛盾与问题。但到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已经达到3万亿，但公共服务供求矛盾甚至比以前更加突出。这表明公共服务领域的问题，根源并不在于没有提供公共服务的经济能力，而在于缺乏合理的公共服务制度安排。要解决这些问题，并非增加财政投入总量就可以，还必须构建和完善公共服务体制，减少资金转移支付过程中的漏出和提高资金使用的效率，形成权责统一、职责分明的财力保障体制，使资金供给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同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