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法律体系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金融法律体系，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随着低碳经济越来越深入人心，低碳经济的发展越来越被国际社会高度重视，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发展碳金融已是必然趋势。作为最基本的社会规范之一，对于市场的有序运转，法律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碳金融市场的井然有序离不开碳金融相关法律的规制。然而我国碳金融法律处于空白状态，逐步构建与完善碳金融法律体系成为我国现阶段一项重要任务。碳金融法律体系是站在环境与经济发展问题的高度构建的一项新的法律体系，其可行性和价值应与现实相结合，需要论证其需求的客观性。Faure & Peeters（2009）、Peeters & Nóbrega（2014）等采用法学学科和经济学学科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通过比较分析欧盟和美国关于温室气体排放管理的体系异同，从经济和法律的视角综合提出了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机制的立法及政策的选择。陆静（2010）、涂永前（2012）、郭晓瑞（2012）、尚全跃（2014）等分析了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存在的问题，介绍欧美国家碳排放交易立法概况和实践，分析他们相对较为成熟的体制及经验，提出了完善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制度的建议。

二、中国构建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一）中国构建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必要性

目前，在国际社会发展碳金融已经达成共识，世界各国已在积极开展碳金融活动，并通过一系列的法律制度保障其健康有序发展。作为CO2等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积极参与国际碳金融发展的进程中，我国也应借鉴国际经验，加强碳金融法律体系建设，促进我国碳金融健康良性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碳金融法律体系是发展碳经济、碳金融的基石与准则，在以下方面对我国有积极的作用。

1.有利于我国建立完善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我国是高碳型的发展中国家，减排项目和减排数量均处于全球第一，因而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发展空间较大。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处于起步状态，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对其支持与促进，缺乏良好的制度环境支撑其良好运行。

2.有利于维护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能源消耗量大且使用单一。建立碳金融法律体系，约束与规范参与主体的行为，有利于维护我国能源安全，应对气候恶化。

3.有利于增强我国在碳排放权交易中的主动权与话语权。虽然目前碳排放交易主动权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里，但全球范围内统一的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尚未建立，碳权价格、需求关系都还未通过市场机制真正反映出来。我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仍有机会参与碳排放权规则制定，让交易规则更加符合我国利益需要。

（二）中国构建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可行性

作为国际碳减排的积极倡导国和参与国，我国完全有条件也有能力构建本国的碳金融法律体系。

1.构建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可以现有政策法规为支撑。目前我国能源相关行政法规有30部左右，与能源相关的部门规章有200部左右，于这些政策法规中，金融法和环境法体系都为建立碳金融法律体系奠定了良好的政策背景和法规基础，指引着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涵盖于这些法律法规政策中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以及基本法律制度对于碳金融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立法思路的确立与整体性把握基础性意义重大，因此不可否认节能减排法律法规及政策对于碳金融法具有基础地位。

2.科技发展奠定了技术基础。碳金融涉及到碳排放权权利移转、信息沟通与共享、绿色信贷标准等，这些决定了建构碳金融制度需要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支持，目前我国大力倡导科技发展，为此奠定了技术基础。

3.国外先进的法律制度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借鉴。在世界各主要发达国家，为防止气候恶化，各国都通过金融杠杆应对气候变化，相对我国而言碳金融发展较为成熟和完善，其理论、法律制度和实践中积累的成功经验为建设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提供了借鉴作用。例如：美国的《低碳经济法案》、《欧洲温室气体排放交易指令》等，西方国家碳金融法律体系蓬勃发展，为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拥有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多年来，人类一直在寻找公正且合理地遏制环境恶化、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方法，形成三大成果：《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这些为我国碳金融法律体系构建提供了良好的国际法律环境。

三、中国碳金融法律体系构建的基本原则

碳金融法律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是指在制定、实施整个碳金融制度中所应遵循的基本原理和准则。“立法是执法、守法之本，立法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执法、守法效果的好坏。”若要完善我国碳金融相关立法工作首先要有强大的立法原则作为指导。综合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能源立法和碳金融的相关立法情况，在完善碳金融相关法律制度的过程中，除了需遵循民法、经济法及环境法有关基本原则外，有必要将以下立法原则作为立法的出发点。

（一）公平原则

公平原则认为人类各代都处在同一生存空间，他们对这一空间中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财富拥有同等享用权，他们应该拥有同等的生存权。在碳排放权交易活动中，对碳排放权的分配应当公平，只要符合法定的申请条件，人人都享有平等的申请权利；同时，任何参与主体进行碳排放权交易时，都享有平等的机会和地位，其合法的权益都能公平的保护，任何损害行为均应受到相应的惩罚。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我们共同的未来》中对“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可持续发展原则包括两方面内涵，首先金融机构的金融活动必须以保证自身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具体而言就是金融资产安全；其次从社会利益看碳金融活动是为气候环境服务的，核心价值为保证经济可持续发展。碳金融的大力开展，目的是推进低碳经济，促进温室气体减排；金融机构涉足碳金融市场本质是最大限度追逐利润，但是如果碳金融的发展只注重碳资产的买卖、资产价格的炒作和控制，那碳金融市场必然将会像楼市、股市一样炒出泡沫，最终背离碳金融的初衷。避免这种恶性状况的发生，需要依靠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与法规，引导公众实现碳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一方面，通过政策调控指导和法律监督确保碳金融市场的健康有序发展，以推动低碳经济，实现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另一方面，加强控制风险能力建设，防范金融机构参与碳金融市场导致的多重风险，实现金融机构对碳金融市场推广的持续性支持。

（三）风险可控原则

碳金融的安全性强调参与主体追求长期稳定的效益和免遭风险损失，效率性则强调金融市场资金或资产最终实现效益过程中（也就是实现碳金融市场流动性的过程）高周转速度和高运转频率。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是判断金融业务是否良性运转的三项指标，三者在经营实践过程中形成一个矛盾共同体，相互发生冲突又协调统一，寻求有效的平衡机制：流动性是国际市场上有效利用碳金融资产资源的现实要求、是实现安全性和效益性的手段和工具；碳金融活动的效益性决定了金融机构需涉足其中，这为实现碳金融的流动性奠定了基础，为避免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带来系统性金融风险，风险可控应为一原则。碳金融法律体系的设计应以激发碳金融市场资源的流动性并将规范碳金融资源流动性作为主要目标，同时为确保金融活动安全应当注重建设风险防控机制，反向刺激资源流动从而实现金融市场资源融通价值，使得碳金融参与主体在碳金融市场中得到效益的同时推动碳金融市场发展，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据此，整体制度设计应当确定以市场机制为主导，政府相关主管部门要从社会可持续整体利益出发，对碳金融市场适度干预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减少全球性金融波动带来的影响。

（四）效率与效益兼顾原则

在经济学领域中“效率”与“效益”有着广泛的应用，而现在效率与效益的概念也被引入法学领域中。其中，经济分析法学派尤为关注效率与效益在法学领域的意义，甚至将效率与效益作为评价法律的核心价值之一。运用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法学问题，在法学中渗透效率与效益的概念，不但利于跨学科的交流与互动，研究成果也因此更具现实意义。金融立法更强调整体效益与社会效益，安全与效率一直是金融法立法必须遵守的一项基本原则，此项原则用可持续发展的眼光来看，存在明显不足，因为没能将环境效益纳入其中。在碳金融立法中既要遵循金融立法的基本原则，强调社会环益，又要兼顾环境效益，就是必须注意“效率”与“效益”的平衡，在碳金融法律体系构建过程中要重视用法律的手段提高碳金融的效率，金融效益、社会效益与环境效益亦需兼顾协调。

四、中国碳金融法律体系立法模式的选择

目前，有关碳金融的规范主要是规章和政策性文件，虽然这些对发展低碳金融有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不成体系，对碳金融激励和具体的监管缺乏可供实施的具体制度设计，对低碳金融业的发展缺乏具体的鼓励措施，不能适应低碳经济的发展新趋势。因此，为了使碳金融真正成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手段，使之积极引导金融市场的行为，建立碳金融法律体系已经大势所趋。碳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有三种模式可以选择：

（一）单独立法模式

即出台一部专门规定碳金融的法律，如《碳金融法》，详细规定有关碳金融的主体、客体、程序、实施及责任等全面的法律规则；也可以国务院为制定主体，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来确定碳金融法律体系。碳金融法律体系以这种单独立法模式确立，有利于对碳金融所涉及各个方面进行具体的规定，使碳金融法律体系的地位大大提高，但是这种立法模式的执行存在一定的难度。

（二）整合和修改现有法律的立法模式

即对我国目前现有的环保、金融等法律根据需要进行整合和修改，对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规定进行修订，碳金融有关的内容增订其中，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碳金融的内容，确立碳金融法律制度，完善碳金融法律体系。

（三）适用国际条约的模式

即各国政府通过加入或签订有关碳金融方面如《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等国际条约，直接适用国际公约的规定，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发展，维护全人类共同的生态环境。

上述三种立法模式中，第二种更具有操作性、更符合我国国情，碳金融法律体系的构建选择此模式，更容易被社会和公众接受。原因有如下三点：

一是我国目前的金融法律与环境法律还不完善，碳基金和碳保险等碳金融衍生品还处于初步开发阶段，以单独立法模式构建碳金融体系条件尚不成熟。同时，如果直接适用国际条约，增强我国在国际货币定价体系中的主动地位的愿想将难更实现，不利于提高碳排放交易体系中的话语权。以我国现有的法律为基础，选择整合与修改现有的环保、金融等法律，修订不符合社会需要的规定，在其中增加与碳金融有关的内容，如在《商业银行法》中增加碳金融的内容，这种立法模式成本较低，也使得碳金融更具有操作性，有利于碳金融法律制度得以更好的贯彻和实施。

二是碳金融体系的构建是项庞大的工程，细化深入到不同的法律部门并形成交叉，尽管碳金融是新生事物，但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基本都能找到相应的适用基础，则其应当受到一般性规定的调整，对于碳金融衍生品等新生概念只需通过修改现行立法即可解决。

三是碳金融在全球范围发展势头迅猛，我国作为碳排量最多，且尚未承担减排义务的国家，势必要积极参与到碳金融市场中，如果采用单独立法模式，等待专项立法成熟，需要一定的周期，彼时我国将错失金融创新的契机，最终导致会我国丧失在以后碳金融定价中的话语权。

篇2

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衍生产品；虚拟经济；法律问题

从2007年初开始，由美国抵押贷款风险逐渐演变出的一场次贷危机，不仅瞬间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而且不同程度地扩大和影响到包括我国在内的多数国家。普遍的观点认为，“次贷危机已成为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面对突如其来的金融灾难，从各国政府首脑到金融监管部门、从金融机构到学术界，都在匆忙而审慎地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求有效应对、渡过难关。就法律界来讲，同样面临着反思与应对的迫切任务，应当采取分析与综合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准确把握成因，进而做出科学判断和合理建议。

一、金融危机爆发的内园分析——以美国为案例

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就受影响程度而言，作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的美国，显然首当其冲。客观地讲，金融危机在众多国家的蔓延，都多多少少受本国或区域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程度的影响，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日益成熟的今天，此次危机的成因及根源，存在着很大程度上的共性，甚至是同一性，而其最集中、最全面的代表就是美国。就金融危机在美国的成因来讲，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钩，缺乏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有效法律监管

美国经济最大的特点是虚拟经济，即高度依赖虚拟资本的循环来创造利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最早对虚拟资本(FictitiousCapital)作出系统论述。虚拟资本以金融系统为主要依托，包括股票、债券和不动产抵押等，它通过渗入物质资料的生产及相关的分配、交换、消费等经济活动，推动实体经济运转，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因此虚拟经济本身并不创造价值，其存在必须依附于实体生产性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就会变成无根之草，最终催生泡沫经济。当前的美国金融危机是经济过度虚拟化和自由化后果的集中反映。这其中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与房地产相关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开始不断泛滥，金融衍生产品的极度膨胀导致美国金融服务业产值占到其GDP的近40％。脱离了实体经济的支撑，又没有相应的管制措l施，虚拟经济就会逐渐演变成投机经济，这也就从根本上决定了美国房地产泡沫的最终破灭。

(二)按揭法律结构上存在缺陷

美国在住房按揭贷款的设置上虽有担保的存在，但其法律结构上却存在重大缺陷，使得这种担保不具有实际意义，从而也就使得金融风险从源头上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在美国次贷危机中首付款都很低，按揭担保变得非常脆弱，金融的风险也就变得更容易发生。有数据显示，2006年美国发放的次贷平均只有6％的首付款比例。2002～2006年间，美国家庭贷款以每年11％的速度增长，远远超过了整体经济的增速。金融机构的贷款年增速为10％。如今，由于房价暴跌，很多贷款人无力还款。而购房人对于所购房产只有很少甚至没有自己付款，全部以银行的贷款购买房产，然后再以该房产做还款的担保，从这样的担保结构中可以看出，担保人的担保物虽然具有法律形式上的所有权，但就实质而言并不具有真正的交换价值意义上的“所有权”。实际上，英美财产法中本身就没有明确的“所有权”概念，有的只是对于财产进行利用的相关概念，这通常被理解为灵活并能适应社会的发展，而按揭这样一种交易一担保模式在高房价时代确实为普通人购房提供了一种可能。适应了经济迅速发展下的社会需求。但是，法律作为对社会经济进行最本质、最深刻描述的工具，在所有权归属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不能含糊其词的，否则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在大陆法系国家，对于“无权处分”之类问题的研究汗牛充栋，并一直争论不休，其主要考量就在于没有所有权而处分财产是法律上一个极为重大的事件，一定要有一个明确的处理机制。像现在遇到次贷危机的时候就能发现，正视所有权本质的问题其实就能发现它的价值。

(三)金融债务信用基础的法律保障机制存在缺陷

善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体系。目前，中国金融法律体系仍存在不少弊端，无法保证金融活动合理、有效、规范地实施。首先是配套法规不完善，大法不少，实施细则和其他规章制度却不配套。其次是法律法规普遍缺乏科学定量，实际执行中尺度不易把握，可操作性不强。如上所述，我国的金融法律法规尚有不足，其完善当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尽快完善主体法律，加快制定相关金融法律法规的步伐。同时，制定与金融法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并对原颁布的有关法律制度进行清理，对不适应的条款进行废除或修订。

综上所述，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金融形势，面对金融危机教训，面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金融体制的要求，可以看出，如何防范金融风险、预防金融危机，完善金融监管体制，保持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任重而道远。我们一方面要坚定信心——“面对危机，关键是要鼓起勇气和信心，这比黄金更重要。”一方面，要坚决贯彻法制化金融建设方针，厘清相关法律问题，边借鉴边反思，用理性的思维和务实的精神，力争将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轨道，从而使我国金融市场健康稳定地发展。

此次美国次贷危机的导火索应该是金融债务信用基础遭到了摧毁性的破坏，客观地评价，美国作为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极其牢固、自身修复性很强的金融债务信用体系，同时，还有严密的法律机制对其进行全方位保护。但是，在此次危机中，我们可以清晰地观察到，其金融债务信用基础以及相关的法律制度仍然没有抵挡住自由金融市场负面作用的巨大冲击。其整个逻辑过程其实非常简单，就公司金融债务而言，公司企业从商业银行大量借款，再将借来的钱从事证券业或房地产业的投资。这时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高涨。但是，当过热的股市或房地产市场高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发生崩溃，此时公司的资金都压在股票或房地产上，无法套现偿还银行的贷款。这就会导致银行的信用基础出现问题，银行的资金不具有流动性，就会引发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的危机。此外，借款公司，如果不是从事股票业或房地产业这些高风险的投资，而是从事出口贸易或制造业投资时，也可以从银行大量贷款。但是，因为市场情况的突然变化，由于对市场估计的错误等各种原因，产品压库滞销，也可能导致公司到期不能偿还贷款。这也会影响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能力。银行对存款客户的支付信用出现问题时，公众存款人便对银行进行大规模的挤兑。挤兑必然导致银行倒闭。一家银行倒闭还会引起数家银行接连发生挤兑，金融危机就爆发了。

二、爆发金融危机的外因分析——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缺陷

金融危机自美国肇始，而后以极快的速度蔓延到其他国家，其原因，除了已经分析过的国内因素外，对于外在因素也不能忽视。就法律角度讲，外在因素，其实质就是国际金融法方面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一方面，国际金融法对各国以及经济实体的制约性不强。这是各种国际金融关系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具体表现在：第一，在维护国际金融秩序与安全方面功效最为突出的公法性金融条约数量稀少、内容抽象，不能为金融危机治理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例如，《国际货币基金协定》虽然规定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促进国际货币稳定的宗旨和监督国际金融运行的职能，但对于IMF如何促进国际货币稳定、如何实施金融监管、是否有处理金融危机的权能等，并未作出具体的规定，致使金融危机治理实践中产生有关IMF越权、救助时机延误、救助资金不足、救助措施失当等种种纷争和问题。第二，与金融危机治理密切相关的金融监管双边文件的强制力有限。其主要形式——“谅解备忘录”不具有法律拘束力，仅仅是各国金融当局之间签署的一种意向性声明，因而在实施时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另一种文件形式是相互法律协助条约，其虽有法律拘束力，但并不是关于国际金融监管合作的专门性文件，且它们大多在发达国家之间签订，处于金融危机震中地带的发展中国家反而较少签订，因此在金融危机防范与控制方面的作用也大打折扣。第三，非政府组织的国际金融监管规则缺少法定拘束力。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国际证券业监管者组织和国际保险业监管者为代表的非政府组织所的一系列国际金融监管规则不具有法定拘束力，它们主要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向各国监管当局推荐采用的一些金融监管原则、标准、建议和做法，同时，这些规则更适合于发达国家及其活跃银行的监管，在金融监管体制和监管水平各不相同的国家事实上很难得到确定的和同步的实施。

另一方面，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漏洞或问题：第一，缺乏维系国际监管合作机制的惩戒制度。第二，缺乏明确而权威的国际金融监管者。第三，缺乏有效的国际金融政策与制度的协调机制。第四，缺乏对资本跨国流动的有效监管。第五，缺乏针对金融危机的一整套彼此联系的法律应对机制。

三、应对金融危机的法律手段

(一)加强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法律监管

此次金融危机使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衍生工具的两面性，在金融衍生产品交易的电子化、自由化、国际化趋势不断加深的形式下，风险也在逐步增强。据有关人士统计，在过去10年内，因衍生交易产生的亏损有一半涉及到法律风险。对金融衍生品缺少必要的监管，使得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轨，这是西方舆论公认的催生美国次贷危机的重要原因。我国目前对金融衍生交易仍缺乏较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有关交易的主体资格和授权、交易的、交易的避险性规定及其认定、交易的净额结算在破产程序中的有效性等法律风险，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具体的建议主要是：首先，要进一步建立起有效的监管体制。我国应当立足本国国情，建立政府监管、行业自律和交易所自我管理三级监管模式。这种三级监管结构可以实现对交易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全程监管。其次，应当制定并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对市场准人条件、信息披露、交易主体作出明确规定，并及时准确地向社会公众公布与衍生交易有关信息。在监管立法中，可以参考国际组织指导性文件，将其纳入国内法律体系中，使风险监管与国际社会接轨。最后，进一步加强与国际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

(二)进一步加强国际间金融法律领域的协作，切实提高有关法律制度的效力

首先，要对现行国际金融法律制度进行整合、查漏补缺。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集团、巴塞尔委员会等重要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充分利用其各自资源并促进资源的优势互补，通过加强其相互间金融信息及技术的交流与合作，促进金融监管标准的法制化和统一化，建立包括跨国资本流动监督机制在内的有相当约束力的国际金融安全机制。其次，围绕当代金融危机的主要特征进行有关制度设计。例如：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复合性，加强国际金融法制的协调性建设，包括国际货币法制、国际银行监管法制、国际证券监管法制等国际金融法制的内部协调及其与国际贸易法、国际投资法、国际刑法等的外部协调，使世界贸易组织、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等各类国际经济组织的政策制度实施或其国际行动产生正向叠加效应，而非反向抵消效应。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突发性，各国监管当局和国际组织可以考虑相互借鉴与交流经验，建立反应灵敏的危机预警机制和应急机制，改革和完善IMF贷款条件，建设危机救援的绿色通道。针对当前金融危机的系统性，应开发和利用国际金融法制的救济功能，赋予IMF金融危机救助职能，强化其制裁能力，依据权利义务一致原则建立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和危机救助中的责任制度，严格并完善危机处理的国际纪律和程序，研究和发展存款保险制度、国家债务重组制度等危机处理制度，有效地控制金融危机的蔓延和升级。

(三)进一步完善金融危机情况下的公共资金援助法律制度

如果说我们应当将主要的注意力放在如何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蔓延的话，与此同时，对于危机爆发后的补救措施的探讨也显得极有必要。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不少国家正在积极采取措施，力图控制和尽快摆脱危机困扰。而其中较为直接的补救方式就是公共资金援助制度。不幸的是，临时抱佛脚时，大家才发现，自己的制度设计存在如此之多的问题致使具体实施时困难重重。综合考量后，我们认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对公共资金法律援助制度进行改进：首先，从指导思想上，主管当局应当明确，所谓的公共资金援助不是万能的，其授予条件必须建立在客观标准之上，政治因素绝不能作为救助破产金融机构的借口和理由；金融机构应尽可能采取自我挽救措施，综合运用多种救助手段，充分调动股东、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金融机构等相关主体的积极性；主管当局要敢于让金融机构破产，让失败者自负责任，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不能完全倚重央行的贷款救助。

至于具体的制度设计方面，主要是：第一，立法中必须明确国家提供公共资金援助的条件，具体包括：该金融机构的偿债能力受到威胁，如果不提供资金援助就难以支付到期债务；救助资金主要用于减轻系统性风险的影响等。第二，公共资金救助形式可多样化，除了央行紧急贷款外，还应建立与地方财政、其他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多头救助机制，尤其应积极提倡并引导私人主体参与救助重整，如由金融机构股东、其他私人投资者注入新的资本等形式。第三，积极完善相关配套措施，如建立存款保险制度、设立金融稳定专项基金，使公共资金救助成本分担社会化等。

(四)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

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在促进金融监管国际合作法律制度的构建时，应该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重点明确确立金融监管的原则。金融监管权的行使是一国的反映，在我国金融监管法律制度的调整过程中，应针对金融活动国际化的趋势，明确金融监管的原则，以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公共秩序及公共利益。

第二，确保金融机构的稳健和审慎经营，化解风险隐患，杜绝不良经营行为。要把对金融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作为监管工作重点，以维护本国和世界金融体系的稳定。

第三，贯彻WTO下的互惠原则及国民待遇原则，增强法律的透明度，增强法律在适用上的权威性，同时也要善于运用WTO规则中的保障措施、国际贸易收支平衡等条款及原则，维护我国的经济利益。

第四，加强对外国金融机构的谨慎监管。在金融机构市场准入方面，既要切实履行人世的承诺，也要以金融机构的母国对该金融机构有无足够的监控手段、能否获取其经营信息、能否对该金融机构实施检查、审计等作为市场准入的条件。以双边、多边条约等方式建立金融机构母国、东道国协调监管机制，在制度设立上既要包括对外国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活动中的监管，也要涵盖我国金融机构在外国从事金融活动的监管。

篇3

论文关键词：金融危机；金融监管；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新趋势；启示

金融监管是指是指为了经济金融体系的稳定、有效运行和经济主体的共同利益，金融管理局及其他监督部门依据相关的金融法律、法规准则或职责要求，以一定的法规程序，对金融机构和其他金融活动的参与者，实行监督、检查、稽核和协调。调整金融监管关系的法律规范为金融监管法，当其参加整个国际社会金融活动时，国际组织与国际条约也直接或间接地成为该国金融法律监管的一部分。

一、金融危机后西方金融监管的新趋势

1．监管目标的新趋势——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由于各国的历史、经济、文化背景和发展水平不一样，一国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经济和金融体系发展状况不一样，金融监管的具体目标会有所不同。2O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金融监管的目标更注重效率，主张放松对金融的监管。2O世纪90年代以来，关于金融监管的目标，有些学者认为是“安全和效率并重”，事实上安全和效率一般存在替代性效应，这样的表述在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监管的重点。这一时期金融监管的目标是以安全优先并兼顾效率，这是因为美国暴发的次贷金融危机已经清楚地揭示出：就经济与金融的长期发展来说，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和效益与效率相比是更具根本性的问题。

2．监管主体的新趋势——主体的全面性。战后，由于中央银行越来越多承担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执行宏观调控职能的加强，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新兴金融市场的不断涌现，金融监管主体出现了分散化、多元化的趋势。其主要表现是：中央银行专门对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监督，证券市场、期货市场等则由政府专门机构，如证券市场委员会、期货市场委员会等行使管理职能，对保险业的监管也由专门的政府机构进行。

美国1999年《金融现代服务法案》掀起了金融综合化的浪潮，金融监管的主体得到了一定的扩大，在新的金融危机下，美国新的改革方案中，财政部建议设立按揭贷款监督委员会、联邦保险监管机构、审慎金融监管机构以及商业行为监管机构，这说明美国金融监管的范围是在不断地扩张，力图填补过去监管部门之间衔接的空白。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机构的建立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资源，必须在确保此要求的基础上才能建立一个相对全面的监管体系。其他的一些西方国家也不同的对本国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希望能在新的金融危机中全身而退。

3．监管对象的新趋势——加强对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管。在美国，非银行金融机构除了证券机构、保险机构和信托机构外，还有各类投资基金公司、投资顾问公司、消费信用机构、储蓄贷款协会、住房银行等，从1960年到1995年35年的时间里，非银行金融机构总资产比重由42．3％上升到62．2％，银行金融机构的总资产比重由58．7％下降到37．8％。美国在加强对非金融机构的监管中拟采取一些列的政策：扩大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成立按揭发放委员会，扩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权力，撤销存贷监管机构，由美联储监督支付与结算，合并期货与证券监管等等。

二、西方新趋势对我国的启示

1．加强金融立法．完善金融监管法律体系。依法监管是监管有效性的前提和保障。严格的金融立法是银监会行使金融监管职能的法律保证，是金融监管的法律基础和必要依据，不能用行政的随意性代替法律，要使金融监管法律能面支持未来金融监管的需要。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体系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两部基本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金融监管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各部委、中央银行制定的部门规章，包括“规定”、“办法”、“通知”等文件形式构成。这些法律法规之间有诸多重叠、不协调甚至直接抵触的地方，银行业务管理规章之间的内容重叠更为严重，还有部分法规和规章因未及时修订己明显过时的内容，有的内容甚至与现行的法律相矛盾。

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我国在努力构建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同时，世界各国已经从分业监管体制转向混业监管体制。在经济市场化和金融自由化的背景下，我国金融传统的分业经营方式上在悄悄地向混业经营方式转变，外资金融构大量地涌入我国，又加快了金融经营方式转轨地速度，改革和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立法就具有重要意义。

2．完善监管主体制度。监管当局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三驾马车”组成，由于现代金融业的迅猛发展，各金融领域的边界越来越模糊，根本不可能做到泾渭分明，一些业务难免会出现监管交叉和监管真空。现行“分业经营、分行监管”的监管体制虽然在一定时期发挥了很巨大的作用，在全球化的今天此种模式也存在相应的局限性，既不利于金融创新、不利于金融业的全面发展，也与国际上混业经营、混业监管的趋势不相适应，如保险基金进入证券市场时，保监会对流入证券市场的资金风险就无法监管。

虽然2004年6月，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签署了《在金融监管方面分工合作的备忘录》，明确三家机构要在工作中相互协调配合，避免监管真空和监管重复。但备忘录并不能解决三家地位平等机构之间可能产生的工作推委和相互扯皮的问题。随着国际混业趋势的发展，如何使国内金融业与国际趋势接轨，成为必需面对的问题。为了稳定和发展我国金融业，可以考虑借鉴英国和日本的做法，成立一家具有统一监管功能的国家金融管理局(以下简称金管局)。银监会、保监会、证监会仍保持相对独立的分业监管职能，在行政上统一接受金管局领导。金管局的职责对外代表国家监管部门，与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之间建立协调机制，处理信息共享和监管职责交叉事宜。对内组织三会协调处理混业经营引起的跨行业监管中的分工合作问题，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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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金融”泛指各种以互联网为手段或平台并在形态结构和运作机制等方面有别于网下现实环境中的银行、证券等传统金融领域的新的金融现象。互联网金融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是因为它本身具有着传统金融难以具备的法律价值。

首先是普惠价值。普惠金融就是创建一种新的金融体系，让社会的所有阶层和群体可以有效、全方位地享受金融服务。互联网从技术上优化了金融服务手段，从而使金融业回归了其服务业本源，也使得普惠金融体系的构建具备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途径。其次是公平价值。与传统银行业不同，互联网金融的门槛较低，大量民间资本可以以互联网为载体进入金融业，公平的从事传统上由金融机构垄断的业务，倒逼银行进行改革转型。虽然现在还没有对主流银行的垄断地位形成致命的打击，但其飞速发展的态势却给银行敲响了警钟。最后是创新价值。2008年之后金融混业态势正在加剧，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使得这种混业的趋势更加明显。互联网金融最大的特点是大融合、大混业、大金融的趋势，对我国一行三会的监管格局提出了挑战。

二、问题检视：互联网金融的法律困境概览

虽然互联网金融有着诸多的优点，但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然还是金融。因此互联网金融的金融风险等概念的内涵并未变化，反而增加和衍生了新的问题。

第一是法律地位不明、监管主体缺位。互联网金融长期处于互联网运营与金融业务的交叉地带，缺乏一个明确的监管主体，由此致使从事互联网融资业务的机构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法律的明确。在法律地位的不明确和监管主体的缺失的情形下，以P2P网络借贷平台和众筹平台为代表的互联网融资平台实际上一直处于非法经营的边缘，由此导致这些融资平台很容易走入“非法集资”等犯罪活动的歧路。

第二是行业准入退出法律机制的缺失。在美国，网络信贷被归为信贷类理财产品，有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批准准入，网络信贷企业必须取得证券经纪交易商牌照方可经营。而我国现有的法律并未对这类公司从事金融信贷业务作出相关规定，监管部门也无法给与他们相关的金融牌照。同时我国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也缺乏完善的退出机制。网络融资平台以何种方式退出市场，在其退出市场时如何保障借贷双方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都没有具体的法律规定，影响了金融市场秩序。

第三是交易主体权益保护法律机制的滞后。首先是互联网金融机构缺乏风险提示义务。现代金融的本质可以说就是对风险的防范和管理。可在互联网金融服务中，风险提示却被放在了很不醒目的位置，一般不在主页出现，而只是藏在二级或三级页面，有的甚至没有风险提示。其次是交易主体的隐私权难以保障。一般网站都要求个人投资者提供个人身份、财产等信息，若网站的保密技术被破解，个人投资者的隐私权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

三、路径抉择：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思路简析

（一）明确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国家和政府在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职能就在于营造一个公平和高效的市场环境，互联网金融游离于正规的金融业之外的灰色地带并进行滋生繁衍，风险的不可控以及业务的隐蔽性等极容易导致非法集资和洗钱等犯罪活动，不利于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因此，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就是需要我们的法律明确界定相关网络融资平台的法律性质和地位，使其在阳光下运营，不至于成为地下钱庄的网上模式，成为影子银行的一部分。由于互联网金融尚处速发展当中，发展模式和各方面的法律问题等尚未安全厘清，同时防止法律的矫枉过正，因此现在不宜由人大或其常委会出台专门性的法律进行规制，而是应当在对已有法律修改的基础上，出台相关行政法规或者部门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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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民间金融，法律监管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快速的腾飞，我国的金融业出现了空前的繁荣景象，其中被视为非正规金融形式的民间金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是关于民间金融的法律监管问题越来越受到了人们的关注，成为了学术界和实践领域讨论的热门话题。

一、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现状

多年以来，我国政府一直视非正规民间金融为“非法”，通常将“取缔”作为处理民间金融的主要手段。但是历经多番事件之后，民间金融非但没有被彻底根除，反而发展迅猛，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由于民间金融游离于我国正规的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缺乏相应的法律支持，最主要的是无法可依。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的批复》等司法解释中只涉及民间借贷且十分简单；而诸如《商业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法》以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等专业性法律法规竞没有关于民间金融的专门条款。目前仅有《金融机构管理规定》和《非法金融机构和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可以作为监管民间金融的法律依据，但不成体系且法律效力比较低。由此可见，我国无论是在监管立法上还是在具体执行手段上都存在严重的缺陷，这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我国民间金融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二、民间金融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民间金融非法的地位

迄今为止，民间金融还未在法律曾面上获得相应的认可也没有相应的定义解释。学术界通常将民间金融分为两类，一类是非正规的民间自发的融资形式，另一类是完全非法的融资形式。前者是对我国主体金融一种有效额补充，后者则对经济危害较大应予取缔，文中指的主要是是前者。民间金融的这种非法身份有三种不良影响：其一，使其往往在经济整顿中成为牺牲品，即便不是完全非法的也会被取缔；其二，民众由于担心其法律地位而不愿通过其进行理财行为，限制了民间金融的进一步扩大；其三，无法可依造成监管真空，不利于金融监管。所以应当早日把民间金融纳入法律规范之中，意义重大。

（二）现有相关法律法规落后

我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如1998年国务院实施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即“两非”取缔办法）、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的《整顿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和乱办金融业务实施方案》具有较强的时代背景，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核心思想已经无法指导今天的实际情况，非但没有促进其健康发展反而阻碍了其前进的步伐。比如“凡未经相关部门依法批准”从事各类金融业务活动的机构和其相关活动，都被认为是非法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类业务基本上都没相关部门的批准，这就模糊了正常的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之间的关系而混为一谈。

（三）监管主体缺位

民间金融作为非正规金融，理论上虽不在国家的监管范围之内，但是它确实真是存在并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发挥这重要的作用，所以必须受到国家的调控和监管，任其发展则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损害。受民间金融相关法律空白落后的影响，对其的监管主体的身份一直以来都没有明确的规定。所以企业在社会上的“集资”行为出于无人监督、无人过问的状态，只有出问题了相关部门才会出面处理，但那时大错已经铸成，后悔晚矣。所以监管主体缺位确实是民间金融监管的一大问题，必须重视。

三、完善民间金融法律监管的途径

（一）确立民间金融合法身份

确立民间金融合法身份是实现对民间金融监管的首要条件。首先使民间金融行为主体合法化，根据民间融资的特点，制定相应的行业标准和行为准则，这样一来既能起到对它的指导、约束作用又能够在一定能够程度上实现对它的保护和监督。再者，可以鼓励民间金融以参资入股的形式加入正规的金融机构成立地方性股份合作银行，或者根据自身实力组建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等。这样一来，既能使民间金融机构心无旁碍的开展业务，又能实现监管部门对其有效地监管。

（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国务院在2005年颁布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民间金融组织，但仅有这一法规是远远不够的，当前我们需要的是专门的法律来指导监管民间融资机构的种种行为。比如我们应当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民间融资法》，其作用有三：一、可以明确民间金融机构的合法地位；二、为解决利益纠纷提供法律依据；三、可以明确合法融资行为与非法融资行为的界限。立法是法治的前提，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三）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监管

在有了法律依据、明确了民间金融机构合法身份之后，要想实现良性的监管就要明确监管主体，加强监管。首先，要明确监管的主体机构，可以通过成立行业协会、组建专门的监管部门来实现。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条件可以参考银监会或者央行的相关文件，也可以由银监会或央行直接成立相关部门进行监管。其次，在制定监管细则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考虑民间金融的特性及类别，实行有针对性的监管，不能一概而论。

综上所述，民间金融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确实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小企业的资金需求，弥补了我国正规金融体系的不足，所以必须加以保护。但是每年发生的由民间金融引起的各种案件也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对其的监管。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的民间金融实现健康稳定的发展。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