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差距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城乡经济差距，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政策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就要从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城乡规划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统筹。

关键词:统筹城乡;机制;城乡差距;区域政策;要素流动

一、城乡经济运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乡社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影响其行为的仅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纯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补贴三部分构成,即纯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补贴,可见纯收入与自身能力大小正相关,与其生活成本负相关,与其所获得的福利保障补贴正相关。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生活条件所需花费的成本,福利保障补贴是指同等条件的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实,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补贴大,那么总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补贴+社会保障补贴,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保障补贴统一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性收入。这样,居民的总收入就是由其市场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两部分构成。

(二)运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所有的可流动的产品和要素都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流动从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结构和增长极等理论可知,城市在整个大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发展优势。基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原因,厂商、居民以及资本等可流动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以谋取最大利润和效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实现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从而确定均衡的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要表现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生产经营行为),并要以居民的行为作为运动的基础。因为尽管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也是城乡发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支配的,其价值都体现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这种劳动力要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按最优化原则在各种约束条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资源,参与农外就业、科技进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会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人口不断集中于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出现聚集不经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边远地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经济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向城外(农村)迁移,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总之,出于经济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会作出选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最大。可见,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对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会使主体在城乡空间上位移,最终实现居民城乡收入均等化,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只取决于主体的偏好,与其经济收入无关。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所描述的,发展初期地区差距会日益扩大,从长远看地区间的发展将趋向均衡。这种设想也被稍后几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证实,并被概括为区域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线”或“威廉姆森法则”。但是,如果仅凭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种使地区差距状况发生转折的倒U形曲线的顶点何时才能到来。

由于居民的总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策收入两部分构成,市场收入主要由居民的个人素质、知识、技能等决定,政策收入则由国家对待居民所处区域(城市或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决定。可见,居民的总收入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区域(是城市还是农村)紧密相关。相同条件的城乡居民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市场收入低于城市工商业的收入。通过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区域将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会在城乡区域间迁移,也就是说这样就会最终导致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一致。当然,这种收入与城乡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又与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这时劳动者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对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罢了。

2.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农村时,那么,只有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城乡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缩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那么,从事农业的居民就会往城市转移,但是没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与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则其收入可能要低,城乡差距将不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拉大。

3.如果居民在农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即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则城市居民会往农村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而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则农村居民会往城市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

(三)结论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保证相同能力的城乡居民能获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决定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待城乡区域的政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或缩小城乡差距,提前或延后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二、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而远离城市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价格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悬殊,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从1978-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2倍,绝对差距由209.8元急剧扩大为7238元;如果用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表示,1978年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20~0.24,1980年为0.33,1990年扩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0年后达到0.417,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已经达到0.447;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8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61.8%,到2005年分别下降到36.7%、45.5%,两者差距由当初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432万人。当然,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乡教育存在严重差距[4],具体表现为:一是原来的《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存在歧视。《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附加费,而大多数城镇居民则没有这个责任;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方面,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类似硬性规定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二是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15岁~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为8.46%,比城市低了35个百分点;而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为47.62%,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三是城乡教育投资差距。以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955元,农村为1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四是城乡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办学层次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投资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农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稀少。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广大农村都得到了实现,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也使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的距离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其教育层次仅仅限制在9年义务教育上,在高中层次和大学层次上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村的高中教育与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农村的高中入学率还很低,有的地方还在28%以下;农村不仅没有大学,就是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遇也比较少。

3.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趋势[5]。其主要表现为:(1)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405元,农村为138元,以后逐年扩大,到2004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7812元,农村为2185元,农民消费在城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乡消费结构存在差距。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大,1978-2003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为45.6%,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7.5%下降为37.1%。(3)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差距大,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重视衣着服饰,从支出额来看,城镇衣着支出额从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增幅一直不大,从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乡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众所周知,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将会更大。

4.城乡差距还表现为[6]:(1)城乡医疗差距大。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2)就业差距大。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打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当然,在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费差距是最直接的经济差距,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则是间接的经济差距,因为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生活,从而影响其收入。

(二)城乡经济差距悬殊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自身素质、能力的差距较大,这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个体的能力差异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乡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镇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水平和拥有较多的财产积累,从而具有更强的消费支付能力。

在实际的城乡政策上,确实也证明了这种城乡差别。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各地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对农业支出的份额始终大大低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投资政策系统不利于农业,这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在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由于农村社区的边缘性、生产的分散性及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各类物品和服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产品,特别是“软”公共产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种农村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这具体体现在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上,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7]。还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对农民存在着的明显不公平,农民合法权益被大量侵占。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乡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动,这不但阻碍了城乡经济的更快发展,也阻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和步伐。

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0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但是,现实却出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情况。蔡昉(2005)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林毅夫等(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从理论上讲,二元结构理论,只谈到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却没有讨论城市居民往农村转移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的人员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并且这种转移还不是充分的、自由的,还受到很多的制约,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理论上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转移人口拥有的农村资产没有退出来,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国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约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农村转移,导致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和爱好的城市居民不能进入农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见,城乡差距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城乡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尤其是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城乡空间作用机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场主体不能根据市场收入在城乡自由选址,致使城市向周边农村在空间上的扩散步伐受阻。

3.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不完善,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有欠缺,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城市居民获得同等条件下的福利保障补贴大于农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悬殊的农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机制的构思

区域政策决定区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响区域的经济环境,并且也对所在区域居民的市场性收入产生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乡经济差距之所以一直这么大,甚至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城乡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样;同时,又不能使城乡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乡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寄希望于某个领导或某个领导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来强制执行,而应该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构建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差距的机制。总的说来就是应该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鉴于此,笔者认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

1.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让城乡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流动,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乡市场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使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使农村要素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农村居民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同时也为农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取市场收入的潜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3.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村居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获得相应的福利保障补贴。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缩小、甚至均等城乡福利保障补贴。

篇2

关键词：第三产业；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贵州

1.引言

城乡经济差距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实现。

贵州的城镇人口为1176.25万人，农村人口为2302.75万人，农业人口达到了83.9%，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占到了70%，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0.1%，说明贵州的农业人口数量是庞大的。1978 —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收入从 261.26 元提高到14147.74 元，农村居民收入从 109.30 元提高到3472 元，2010年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14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12，然而两者相差3.15倍，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贵州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此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贵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2.39 倍，上升到 2010 年的 4.07 倍，上升了 70.29%，年均上升 2.20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例是4.0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23，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为4.18。

大量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就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路径。

2.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2.1贵州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现状

从贵州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贡献率在50%左右。但是第三产业占贵州农村经济总收入比重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贵州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在贵州省的第三产业中，位居前三位的一直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在第三产业构成中的比值仍然较低，这说明贵州省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主要是通过传统行业的有力支撑实现的，一些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咨询、中介、法律、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处在低水平、低效益的状态，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2.2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比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大，对劳动力吸收能力强。贵州第三产业的城乡就业人数差距较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26451人，农村为5056人，两者是5.23 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就业人数是3482人，农村的为760人，比例是4.58。

贵州对城乡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巨大差距，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差距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城镇的固定投资为21.64亿元，农村的为0.56亿元，两者的比例是38.6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城镇的589.65亿元是农村27.92亿元的21.12 倍。

私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活跃，影响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有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的私营企业户数是5022户，农村是968户，相比为5.19 ，对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为242户，农村为70户，前者是后者的3.46倍。

消费是拉动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贵州城乡居民对第三产业各门类的的消费存在着差距。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为12.6%，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12.50%；而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是8.1%，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6.5%。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全社会消费状况，对于零售商品的消费，城乡之间的消费也在逐年扩大。

3.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环境

3.1国家政策的支持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近年来，免除学杂费、医保、低保、老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2012年的国发二号文件，说明中央高度重视贵州经济的发展，贵州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势必影响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贵州缩小城乡差距争取项目与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3.2得天独厚的资源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资源也为贵州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贵州是中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诸多著名旅游景点，包括“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1个，国家5A级旅游区2个，国家4A级旅游区3个，等1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等。还有许多待开发的旅游景点都藏于深山之中，靠近农户居住地。这些都是贵州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

3.3人口红利的优势

贵州的农业人口达到了80%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且成本优势明显。2011年贵州农村人均GDP为4200元，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全省就业人数的70%多，在劳务成本方面， 2010年贵州县域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3412元，而同期贵州城镇居民的为14143元，农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的24.13%。贵州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低，为劳动力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

4.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

4.1加大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投资倾斜力度

改善贵州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工程。提高乡镇公路通畅率、行政村公路通达率，村通畅率。针对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应构建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农户帮扶制度继续加大农业补助强度.

4.2挖掘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特色优势资源

贵州农村地区有独特的民族传统、民族宗教、民族习俗和民族风貌，应大力开发具有地方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加快建设旅游小商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山区的资源和生态优势，把山区建设成为绿色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旅游观光胜地。加速发展非农产业，如休闲产业，城郊型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将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

4.3开发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配套优质服务

贵州有独一无二的气候，生态优势，农村地区应发展餐饮、住宿、旅行社等与旅游业相配套的后勤设施与服务，形成以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和特色餐饮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家政、养老等家庭服务业，为第一、二产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1]朱满德 王秀峰 贵州省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思考[J]贵州农业科学2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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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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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统筹；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14-07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选择[1]。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城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巨大，从而形成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而且农民居住分散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容易形成免费搭车心态，导致农民数量与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陷入一种悖论当中[2]。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居民之间公平地分享。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上述两种理论被国内一些学者所用。陈斌开、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3]。蔡、杨涛利用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在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4]。林光彬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5]。陈钊、陆铭认为与广为接受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来解释城乡分割的理论相比，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城市单方面制定的城乡分割政策在不断增加移民规模的同时，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的工资差距[6]。

已有研究主要将城乡差距归因于显性的制度因素，在近几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差距可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探究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胡鞍钢、魏星认为城乡差距是地区差距的内在动因之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及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是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7]。石磊、高帆认为造成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同步性的不同，即地区之间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不同[10]。王梦奎认为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不同地区乡村与乡村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快，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强[9]。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认为不同地区的城乡结构差异使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水平，从而带来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集中在城乡差距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上，从区域差距视角来解析城乡差距几乎没有，并且针对欠发达问题的分析时，往往在地区与人口的选取上过于宏观而导致在指导具体地区发展的政策选取上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基于此，本文创新性的从地区经济差距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全面阐述了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选取重庆市这一典型的城乡差距与内部地区差距都较大的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而且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因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差距而存在。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进而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缪尔达尔式的地区性二元经济结构[10]。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在于发达地区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的发挥，体现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相互作用。正是伴随着发达地区的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强度的不断变化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1.1 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和回波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聚集效应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效应[11]，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依托。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聚集效应通过本身的产业优势、规模效益与乡城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发达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较高，能够通过聚集效应引致大量生产活动集中，规模效益提高了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由于本身工业化滞后，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的发展要素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缓慢，这种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及“非经济因素”等要素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效应[12]，即缪尔达尔式的“回波效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突显，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同时，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源拥有量，或者将城市工作所得收入寄回家乡，都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扩散和涓滴效应体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该地区的生产成本将逐渐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将会通过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滴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在技术知识不断溢出、产业结构的空间演变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回流状态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断缩小。当然，反过来适当的扩散可以使得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保留并集中收益率较高的第三产业，从而保持相当活力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稳定上升，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又会扩大。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政府不应该消极等待发达地区的扩散和涓滴效应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而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烈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发展。

2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考察

重庆市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的相对滞后，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在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发展差距明显，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并存，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发达地区和“两翼”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重庆市城乡居民之间矛盾，这两大差距和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对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会受到另外一对矛盾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及制约。

2.1 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

为了考察地带内以及地带间（“一小时经济圈”（简称“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差异对重庆市内部区域之间人均GDP差异的影响程度，根据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从1998-2010年的泰尔指数及其构成。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Ni=1YilogYiPi（1）

式（1）中，Yi为i个区域GDP占整个区域GDP的份额，Pi为i个区域人口占整个区域的份额，N为地区数。

Theil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越大。Theil系数衡量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还可被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各子区域内和各子区域间的差异。分解方法是若将区域按照一定方法或目的分为G组，则可利用Theil系数分析区域组内和区域组间的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以重庆40个区县之间的总差距为例，利用泰尔指数可以将它分解成为“一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三大地带内各区县之间的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的差距，Theil系数T可做如下分解，如式（2）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泰尔指数值都扩大100倍，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观察出，“一圈”地带内部区县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差距构成了重庆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部分，基本上主导了全市区域经济差距，“两翼”地区近年来贡献率不到15%。

全市的泰尔指数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从1998-2000年，全市差距出现小幅下降，但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伴随着2003年重庆市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的提出，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形成，差距又一度缩小，虽然从1998-2005年全市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变化趋势，但这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后全市差距又逐年扩大，这主要由于在2006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重庆市内部地区经济聚集效应逐渐增大，“一圈”地区对周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不断扩大，重庆市总体经济创造能力不断向该地区集中。

地带间差距近年来呈现小幅缩小趋势，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带间差距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在5.5附近上下波动，直到2003年开始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1.38），2006年又上升（3.40），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与全市差距的变化过程相一致。但2007年以来的下降，则在于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使得“两翼”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地带间差距不断缩小。

地带内部差距逐步扩大。“一圈”和“渝东北翼”内部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显著。这主要由于“一圈”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主导产业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且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由传统的汽摩、装备制造扩展到电子信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运用以改造现有企业以及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得其中有些地区因抢占先机而获得更高收益，经济聚集效应不断凸显；对于渝东北地区而言，其地处三峡库区，在长江流域和国家重要资源战略配置中的作用突出，而且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中，技术创新必然会导致差距不断增大。而渝东南地区内部差距变化不大，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特色农林产品及农副产品、清洁能源以及生态旅游，工业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变迁不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致。

2.2 重庆市1998-2010年城乡差距的考察

重庆直辖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在城镇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背景下，农村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速却相对缓慢，以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时而强化、时而弱化的趋势。不管城乡经济总量如何变化，理论上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应趋于一致。考察重庆市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通常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状况[13]。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处于0-1之间，当为0时，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为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值也处于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图1给出了1998-2010年重庆市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者均不存在单调递减或递增的趋势。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以2005、2006年为拐点，经过了由减到增再到减的倒N型变动轨迹。此外，图2给出了不考虑物价的名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体现为以2006年为拐点的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体现以2003、2005和2009年为拐点的M型变动轨迹。显然，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开始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初衷相一致，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转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摆在更突出的地位，并逐步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增长方式等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作用。

3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是重庆发展条件最差、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是全国重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地区。2010年，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人均GDP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4.8%和42.9%。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缩小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两大群体间的差距，也要致力于缩小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通过统筹“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真正达到统筹城乡的目标。城乡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减轻贫困的最有效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才会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14]。伴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各种效应（聚集和回波、扩散和涓滴）综合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既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可能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1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收入、教育、医疗、保障等众多方面，但归根结底体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在考察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时，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带间经济差距的人均GDP泰尔指数设定为解释变量。考虑到随着地带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聚集（回波）效应与扩散（涓滴）效应可能交替变动，故引入区域经济差距的二次项，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型的变动轨迹。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出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故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模型设定形式，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对数模型。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增长及其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选择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lnDis=β0+β1lnTb+β2lnTb2+β3lnPgdp+β4lnPgdp2+ε（1）

lnDis=β0+β1lnTw+β2lnTw2+β3lnPgdp+β4lnPgdp2+ε（2）

其中，ε是残差项；Dis代表城乡收入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Pgdp为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Tb为地带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地带间的经济差距；Tw为全市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全市整体的经济差距。模型（1）描述了地带间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描述了全市整体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98-2010年，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见表2。

模型（1）和模型（3）显示，地带间和全市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说明重庆市在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地区间差距的同时，尽管引起了经济出现聚集和极化效应，但经济聚集和极化效应小于经济扩散和涓滴效应，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重庆市通过“一圈”对“两翼”的帮扶、财政向“两翼”的倾斜、在“两翼”地区建设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以及工商资本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扩散和涓滴到“两翼”广大的农村地区，推动了“两翼”地区的快速发展，缩

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伴随着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两翼”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和人均资源拥有量，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将城市务工所得寄回家乡，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两翼”地区不断发展过程中，“两翼”地区内部差距也逐步扩大，尤其是渝东北地区内部极化效应自2006年以来逐步凸显（见图3），这主要还是归因于各种促进“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两翼”大农村地区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应遵循比较优势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两翼”内部也会通过极化和回波效应拉动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经济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这样的差距对于“两翼”贫困地区而言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能在2006年出现了“倒

U型”拐点，也正在于“两翼”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模型（2）和模型（4）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结果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符号一正一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也随着整体的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也可由重庆市1998-2010年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散点图中所验证，虽然散点图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但依然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见图4）。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通过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现实中对应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孰大孰小难以完全确定，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须由实证分析给出。计量结果表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该结论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启示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扩大区域间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区际间优势互补。切实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使以城市经济为主的“一圈”去反哺“两翼”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促进“两翼”地区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动态变化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两翼”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市场机制具有一定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由于回波效应会大大超过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挥则取决于不发达地区的自身条件，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作出努力，扶持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

三是要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注重财政向农村地区居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倾斜，尤其是“两翼”落后地区，要努力提高这些地区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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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农村创造的大量财富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使得我国逐渐成为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城市经济发展快，收入相对较高；而农村创造的财富大多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因而农村居民收入整体较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存在着差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一文知：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序列PGDP、UI、RI趋势图

从图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增大，那么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关系。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若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就应在保证城镇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城乡协调发展；若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应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城乡收入差距基本合理，以带动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协整检验，从严格的单整检验开始，验证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确定经济增长是否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影响作用，再用EG检验进一步验证。如果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可以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修正机制，以验证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质的不同。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采取1978-2012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人均GDP（记为PGDP）、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记为URI）进行对数转换。转换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PGDP、LNURI。（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

经计算LNPGDP与LNURI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7，呈高度相关，故不能直接拟合回归模型。根据EG协整理论，同阶单整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因此，要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应当进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法对LNPGDP、LNURI 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方法为：

表1 各序列的ADF检验

由表1可知，LNURI和LNPGDP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关系。

2.协整检验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完全信息的Johansen检验。本文主要采用EG检验。

（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2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NP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URI”的原假设，即LNPGDP是引起LNURI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可知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单向因果关系。

表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URI）与经济增长（LNPGDP）间的协整检验

EG检验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以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的序列。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学建模的方法，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由Eviews7.0得出方程：

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为平稳性的序列，对残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 残差的ADF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URI）与经济增长（LNPGDP）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最终得到方程为：

由上述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收入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还取决于上一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

四、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1.实证研究的结论

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等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协整关系显著。可知：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线性均衡关系。

人均GDP的当期波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增长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应增长0.9808%；但上期误差et-1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期波动的单位调整比例为0.7747。

因此，经济增长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直接原因。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漂移而均衡波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2.政策性建议

（1）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一般情况下，新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如何快速有效的找到方法以弱化、消除原有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惯性，尽可能达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解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农民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一要创造条件，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二要为农村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为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服务。

（3）加快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

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流动及合理配置，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因此要促进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保障农民工进城；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

参考文献：

[1]赵丽.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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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经济二元结构 城乡收入差距 误差修正模型 城乡统筹发展

本文选择历年数据（1989-2011年），针对经济二元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作用的内在联系进行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根据检验结果制定更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实证分析

（一）变量数据说明

1.变量选取。在城乡收入差距（GAP）指标的选择上，有的学者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来测算，并做适当修正（李实、岳希明，2003），但目前大多数研究仍然直接采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Ut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IRt来测算城乡差距。其公式是：

叶裕民对中国二元结构问题的研究成果中，采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异系数、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的差异度、二元对比系数和城乡经济二元结构强度四个指标作为相关研究指标，但是考虑到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吸收了大量的农村人口，农村从业人口比重逐年在下降，这样二元对比系数 中，农村比较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就越来越小，而城镇比较劳动生产率计算公式中的分母越来越大，这将导致二元对比系数变小。但是实际上，农村经济的快速增长并没有带来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质量的同比提高，即农村居民并没有完全、足够、对等地分享到农村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相反，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相对城市居民而言提高得比较缓慢（王千六，2009），因此，本文采用二元结构强度f来衡量城乡经济二元结构。

可采用农业与非农业间的相对国民收入差距来衡量该指标。美国著名数理统计专家库茨涅兹从工业与农业角度统计，发现除中国外的世界发展中国家，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最大为4.09倍。

2.数据来源与处理。本文选取1989-2011年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原始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并经过适当计算得到本文所用指标。本文的所有实证过程均在Eviews7.2上完成。

3.变化趋势。1989-2011年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如图1所示，从中可以看出二元经济结构强度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趋势相似。

（二）实证分析

Engle and Granger（1987）指出，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非平稳时间序列（含有单位根的时间序列）的线性组合能构成平稳的时间序列，则称这些非平稳时间序列是协整的，所得到的平稳的线性组合为协整方程，可以认为协整方程的存在说明这些变量（即非平稳的时间序列）之间存在稳定的均衡关系。本文在实证分析中首先进行ADF单位检验，然后分析各变量之间的稳定均衡关系。得到协整检验结果后，如果变量间存在协整关系，将建立误差修正（Error Correction Model，ECM）模型。

1 .变量平稳性检验。由于绝大多数经济时间序列都是非平稳的，为了避免建模时的“伪回归”现象，要求所研究的变量必须具有同阶平稳性，因此首先对本文中的变量f和gap进行平稳性检验，由于图检验方法带有较强的主观色彩，为了客观起见，本文采用Dickey和Fuller（1974）提出的ADF检验法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ADF检验模型有三种设定模式，选择正确的设定模式尤为重要，三种模式分别为含有趋势项和常数项、只含常数项、都不含，用公式可分别表示如下：

其中，p=1，2，3，或者由实验来确定（孙敬水，2009）。

利用软件对各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确定变量的平稳性。表1中表示一阶差分；滞后期的选择依据SC准则，通过对变量的折线图进行观察，原序列检验方法为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一阶差分检验方法为不包含截距项和时间趋势项。检验形式（C，T，K）分别表示截距项、时间趋势项与滞后阶数，0表示不含截距项、时间趋势项。表1结果显示，原序列在5%的置信水平下皆为非平稳序列。因此继续对原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平稳性检验，在1%的置信水平下，序列均为一阶单整。

2.协整检验。如果序列{X1t，X2t，…，Xkt}都是d阶单整，存在向量 a=（a1，a2，…，ak），使得 ：

Zt= αXT ～ I（d-b）

其中，b>0，X=（X1t，X2t，…，Xkt）T，则认为序列{X1t，X2t，…，Xkt}是（d，b）阶协整，记为Xt～CI（d，b），α为协整向量（cointegrated vector）。如果两个变量都是单整变量，只有当其单整阶数相同时，才可能协整；如果其单整阶数不相同，就不可能协整。

为了检验两变量Yt、Xt是否为协整，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两步检验法，也称为E-G检验。

第一步，用OLS方法估计方程 ：

并计算非均衡误差，得到：

上述称为协整回归（cointegrating）或静态回归（static regression）。

第二步，检验et的单整性。如果et为稳定序列，则变量gapt，ft为（1，1）阶协整， et的单整性的检验方法仍然是DF检验或者ADF检验。由于协整回归中已含有截距项，则检验模型中无需再用截距项。如使用模型：

进行检验时，拒绝零假设H0：δ=0，意味着误差项et是平稳序列，从而说明gap与f间是协整的。

ADF检验结果见表2。由于检验统计量值-3.896小于0.01的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2.679，因此可以认为估计残差序列e为平稳序列，表明序列Δgap、Δf具有协整关系。长期协整方程为：

gap=1.93+0.16f

（20.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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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总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相关分析

经济总量一般用国内生产总值（即GDP）来衡量。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GDP一直在攀升，由1978年的11970.81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209407亿元，增长了16.5倍；城乡居民的人均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4元增加到2006年的11759元，增长了33.2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6年的3587元，增长了25.8倍；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也在拉大，1978年为2.57倍，1985年曾一度降低到1.86倍，后一直拉大，至2006年高达3.28倍。可见，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收入差距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经济总量与居民收入收入差距之间密切程度到底有多大，可以通过相关系数来进行测定。相关系数一般用r表示。r为正，表示正相关；r为负，表示负相关；r越接近-1或+1，说明相关系数越密切，反之，越接近于0，说明相关系数越弱。

假定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y，国内生产总值（GDP）为x，其相关系数计算表和计算结果如下：

从以上计算结果可知，相关系数为0.8688，说明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有高度的线性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总量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回归分析

通过对上表资料的观察和分析，建立一元线性回归方程。其表达形式为：

式中：表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估计值；表示GDP的估计值；a表示没有GDP的影响时，其他因素对的平均影响；b表示GDP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平均变动值。

表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为2.1957倍；当GDP增加一百万元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将平均扩大0.000005949倍。

三、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

从以上的相关分析和回归分析可见，经济总量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尽管定量分析的结果显示GDP的变化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微乎其微，在追究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历史根源时可以不予考虑，但从客观实际情况来看，经济的发展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拉大影响是存在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是肯定的，必须正确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

（一）经济的发展是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原因之一

一是经济结构不合理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过去形成的 “城市办工业，农村搞农业”和“市民住城镇、农民不进城” 的二元经济结构，使我国城市和农村分割、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合理，城乡人口比例不协调，农村剩余劳动力无法充分就业，农业经营规模小、比较利益低、投入少，广大农村在生产、投资、收入、交通、住房、医疗卫生、通讯、生活环境、消费、基础设施、文化设施等方面还比较落后，农民的收入普遍较低，致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长期存在。

二是经济体制的转轨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更加明显。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社会结构单一，在城市主要成员是工人、知识分子，在农村主要是农民，虽然各种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存在，但由于总体收入水平很低，城乡居民差距显得不是很大。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后，城乡居民所处的地域、行业不同，掌握现代知识、创新能力不同，经济形式、分配形式、就业方式等多元化，城市和农村社会成员急剧分化，财富不断向少数人集中，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与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差距更加明显。

三是经济制度不完善加深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长期以来，由于收入分配制度、户籍制度、就业政策等不完善，国家在收入分配、户口、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方面明显倾向于城市，提高了城市居民的整体收入水平。而与此同时，由于我国人多地少，农民家庭经营很难形成规模效益，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较低，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加深。

四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在过去的发展中过于注重经济上量的积累，强调GDP的单纯增长，对于社会发展兼顾不够，造成“一头重、一头轻”、“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不和谐现象。如城市就业问题依然严峻、城乡居民看病难看病贵、农民子女上学难、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城乡居民福利保障不平衡，部分农村居民生活仍然困难，还存在着大量的贫困人口。

（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势必制约经济的发展

可能进一步加大城乡经济差距。目前我国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由传统的城乡二元逐步走向多元化，城乡分割和城乡经济发展不平衡得到了一定的改善，这本是一个可喜的现象，然而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拉大，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城市少数富裕人手中，引人关注的农村和社会弱势群体由于人力资本、经济资本、信息资本乃至体制资本的局限，逐步失利。我们看到的是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繁荣，经济越来越发达，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广大农村人口老龄化，留守妇女、儿童增多，大量土地不能充分发挥作用，农业增收难，农村经济发展迟缓。

可能影响经济发展环境。个人收入分配是各社会成员经济利益分配的最终体现，具有很强的社会敏感性。收入分配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社会成员的社会心态的平和程度、社会关系的协调程度和社会形势的稳定程度。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加大，必然引导人们把精力、时间和智慧放在追逐个人财富和如何对自己有利的方面，忽视社会财富的创造，做出危害他人、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事情来，从而破坏社会成员之间的团结和合作，引发社会矛盾，继而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对经济和谐发展造成冲击。

可能不利于调动城乡居民的积极性。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城市是大多数农村居民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地，而农村居民又是城市颇受欢迎的廉价劳动力。由于长期实行的严格限制人口的户籍制度，造成农村居民无法通过迁移的办法长期居住城市或分享城市经济增长的成果。目前尽管户籍制度有所放开，但由于地理上的隔离、当地政治生活的基本权利和福利的短缺、城市生活的排斥，农村居民在经济上仍然处于劣势，在与城市居民的博弈中仍然处于不利地位。毫无疑问，这种差距对大部分农村居民，尤其是农村移民来说是不公平的，会使一些人产生“相对剥夺感”和“自卑”、“仇富”、“报复”心理，滋生城乡居民之间的矛盾，不利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影响和谐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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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字】城乡居民收入 经济增长 市场需求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四川省作为西南地区的经济中心，城乡经济的统筹发展也显著提高，以1978―2006年得收入水平为例，无论是农村居民的纯收入还是城镇居民的可收入都在稳步提高。但是，以四川省为代表延伸到全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却在一步步拉大1978年，四川省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8元，农村居民的纯收入为127.1元，绝对差额为210.9元，相对差额为2.66倍；到2009年，四川省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350元，而农村的纯收入为3002.38元，绝对差额为6347.62，相对差额为3.11倍。无论从绝对值还是相对值的比较，四川省的城乡收入差距都在进一步的扩大。日趋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成为急需解决的社会问题，它严重违背了“共同富裕的”的社会主义目标，统筹城乡发展、让城乡居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也因此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

二、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了四川省统计年鉴1978年-2009年的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以及全省居民消费水平的数据作为样本，分别以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农村人均纯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以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一下城乡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及总体消费变化。

左图为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与纯收入的散点图，右图为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纯收入的比重与纯收入的散点图。

左图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右图为城镇居民平均消费支出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

从上面的散点图可看出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人均消费支出与收入都呈现出高度的线性相关关系，且从长期趋势来看，城镇和农村的消费支出占收入的比重随着收入的增加呈现减少的走向。通过EVIEWS分析，得出以下公式：

NRC=181.8701+0.8556NRS

（41.627） (0.0072)

T= 4.369 115.26

R^2= 0.9977 F=13285.29

CRC=62.98+0.8282CRS

(18.86) (0.01)

T= 3.34 80.08

R^2=0.995 F=0

模型1 和模型2 分别为消除了序列相关性后修正的模型，两个式子中R2都超过了0.995，表明这两个模型对样本的拟合效果比较好，两个式子的F检验值为0.0000，t检验值都超过了80，表明两个回归方程高度显著。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每增加一单位收入会平均增加0.8282单位支出，即边际消费倾向为0.8282；同样的道理，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为0.8556，与城镇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相比更大，由此可以发现，这一结论同收入越高其边际消费倾向越低的经济学原理是相一致的。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启动农村居民的消费需求将经济增长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为了分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的影响，这里还需要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消费需求之间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首先在收入差距方面，通过用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比上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相对值用NS表示；在消费需求方面则选择四川省统计年鉴上公布的人居消费支出为样本，用RC表示。选择解释变量为城乡收入比NC，被解释变量为居民人均消费支出RC，样本数据仍然选用四川省统计年鉴公布的1978年-2009年的数据。通过EVIEWS软件得出回归方程为：

LN(RC)=2.1604-4.784LN(NS)

(0.7455) (0.7291)

T= 2.8978 -6.565

R^2=0.589 F=0

从统计分析的数据结果得知： 通过同城乡收入比来衡量收入差距，我们发现此差距是很显著的，并看到所有的参数的估计值都在合理的范围内，由此证明了一个结论：居民消费需求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很显著；同时，我们注意到，城乡收入比的回归系数小于零（-4.784），也就是说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会限制居民的消费需求，而如果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则能够有效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四、政策意见

通过对实证结果的研究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四川省近年来消费不振、内需不足的局面。四川省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省，农民收入普遍低下，虽然他们有着较高的购买欲望，却因经济条件所限，无法形成有效的购买力，导致只有很少一部分购买欲望转换成现实的市场需求；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虽然占有较大比重的社会财富，但是用在生活必需品上的花费占其总收入的比例很小。因此，只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加农民可支配收入，才能有效激发他们的消费需求。

（一）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本的投入

继续加大财政拨付力度，提供更多资金以保障农村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通过提供优惠的政策鼓励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参加九年义务指教工作，切实提高广大农村孩子的受教育水平，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商业银行提供助学贷款的积极性，加大高校绿色通道工作力度，保证贫困大学生能有读得起书，上的起大学，拥有平等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逐步减少因为城乡人力资本的差距导致的收入差距。

（二）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

增加税收对城乡居民收入的二次分配中的作用，通过税收合理保证公平正义，让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惠让全体人民共享。采取有效措施，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动形成城乡一体化新格局，在农村建立健全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最低生活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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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居民消费； 经济增长； 恩格尔系数； 误差修正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F127 文献编码：A DOI：10.3969/j.issn.1003-8256.2016.06.008

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2014年全年中国GDP增长7.4%，是24年以来最低增速，经济发展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发生变化，在这种大环境下，消费问题被当作了焦点问题，刺激消费被当作推动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作为经济总量多年来位居河北省第一位的唐山市，这几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快，消费需求不断增长，且保持了较快的增速，城乡居民的收入在不断提高，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但是长期受二元结构的影响，城乡二者之间存在的差距较大，城镇发达程度要高于农村。受农民收入增加放缓的影响，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增大，这又造成了二者消费差距的增大，同时也对经济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因而，采取措施减小二者的消费差距，统筹二者的发展，是唐山完成两个“率先”的目标、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本文采用定性和定量分析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山市城乡居民消费的现状进行分析和比较，通过收集唐山市翔实的经济数据，以定性论述为基础，采取计量经济学的手段，通过相关计量经济模型做定量分析。接着，以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实证研究为基础，发现影响因子，以探索缩减城乡消费的差距，推动城乡经济发展的新思路。

1 文献综述

从国外研究来看，凯恩斯认为消费不足会抑制经济增长，主张用扩大总需求来带动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学家H・钱纳里等人所做的一项研究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在不同水平下的消费变化呈动态分布。Gilboy（1956）指出了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Lee、Rabanaland Sandri（2010）则指出与金融危机相比，消费断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持续时间更长，经济增长受居民消费的影响更为深刻。

从国内研究来看，经济学家厉以宁（1984）通过收集改革开放前后我国经济的相关数据，在比较投资需求、消费需求与总体经济三者关系的基础上，发现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在改革开放后，越来越突出的结论。王青（1998）指出要确保经济的稳定增长必须不断地调控消费，使消费处于一个适当的水平。梁、陈维娜（2009）指出我国居民消费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有联动关系。刘东皇（2010）则探讨了通过改革居民消费增长制度的方式，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2 唐山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的比较

2.1 消费支出水平比较

如表1所示：

资料来源：1、根据唐山统计年鉴有关数据整理计算；2、以下各表除特殊表注外，下同。

从人均消费支出额来分析，2003～2013年唐山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长量为10714元，平均增长量为1071.04元，年均增长率为10.19%；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增长量为7328元，平均增长量为732.80元，年增长率为16.23%。

从平均消费倾向来分析，唐山市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基本符合递减趋势，由2003年的0.81降到2013年的0.65。但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略有波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唐山城乡居民消费支出增速低于可支配收入增速。

从数据分析消费水平上看，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比由2003年的3.12：1下降到2013年的1.83：1。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长率都在10% 以上，且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小于农村的，不过二者的消费水平差距由2003年的4434元扩大到2013年的7820元。因而，在这段时期内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普遍低于城镇居民。

2.2 消费结构的差异化对比

消费结构决定于消费水平，城乡居民消费结构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必然受城乡居民消费水平差异的影响。城乡居民消费不仅存在量上差异，而且质上也有差异。从消费支出结构的角度，通常归纳为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和其他用品和服务八个方面。在研究消费结构的指标中，恩格尔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指标。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人们贫富程度的主要标准之一。由表2可知：唐山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在总体上呈现出逐年递减的趋势，即由2003年的城乡居民的0.359和0.412下降到2013年的0.261和0.295。我市城镇居民从2003年到2013年生活水平一直处于富裕水平，农村居民生活由2003年的小康水平奔向了富裕阶段。十一年来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动幅度相差不多，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唐山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渐从基本消费转向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显著。但是由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在起点阶段就高于城镇的，这表明农民的生活水平虽有改善，但与城镇居民相比，差距还是较大。

上面业已讨论过以恩格尔系数作为衡量消费结构差异重要指标的食品支出，下文将对其他方面的支出结构进行比较。通过表3和表4唐山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结构变化数据可知：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居住比例总体呈现逐年升高之势，这表明唐山市城乡居民基本消费需求已较好地得到了满足。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所占比例提高，表明人们对享受消费的需求渐渐上升。在总消费支出比例中的交通通信的增加表明人们对发展消费的追求与重视。以上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城乡居民由基本消费向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过度的趋势。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在居住和交通通信方面消费所占比例普遍高于城镇居民，在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和其他用品和服务支出比例差不大，在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方面均低于城镇居民支出比例，说明两者不同的消费侧重点，也就决定了对城乡居民要实行不同的消费激励策略。

随着唐山的全面发展，农村居民在衣、食、住、行等基本消费支出结构的优化程度方面与城镇居民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而且还应指出在属于较高层次的消费支出比例方面，二者的差距呈逐年增大之势，也就是说，还需要进一步优化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

3 实证分析

为进一步明了唐山城乡居民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文章将唐山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支出（记为CXF）和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记为NXF）作为模型的解释变量。经济总量则以唐山地区人均生产总值（GDP）表示，并将其视为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涉及的时间范围为2003年到2013年。为使分析数据具有可比性，并去除价格因素的影响，文章以2003年为基期，价格指数为100%，通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对数据进行平减，并对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变换后的变量分别用LGDP、LCXF和LNXF表示。

3.1 相关性分析

从2003年至2013年期间，LGDP、LCXF和LNXF都呈现不断增长趋势，这三者均为非平稳时间序列。三个变量之间的相关分析结果可以从表5中看出，LCXF和LGDP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78，两者之间存在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LNXF与LGDP二者相关系数为0.986，同时，它们之间也有较强的线性相关关系。

3.2 ADF检验

在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前，首先检验LGDP、LCXF、LNXF序列的单位根，判断序列的平稳性，表6依次给出了序列LGDP、LCXF、LNXF、?LGDP、?LCXF和?LNXF的ADF检验结果。表6显示，序列LGDP、LCXF和LNXF的ADF检验值分别为-2.378990、-2.015411、4.568132均大于5%的ADF检验临界值-3.259808、-4.246503和-1.988198，表明三者存在单位根，都是非平稳序列。对于一阶差分的序列，序列?LGDP、?LCXF和?LNXF的ADF检验值为-5.050088、-1.79633、-2.801384，均小于5%的ADF检验临界值-4.246503、-1.599088和-2.648446，表明不存在单位根，都是平稳序列。

利用Johansen检验法对非平稳序列LGDP、LCXF、LNXF三者协整关系的检验结果见表7。从检验结果可以看出， T的检验值分别为42.64593和17.00117，分别大于5%显著水平的临界值24.27596和12.32090且对应的P值小于0.05，说明LGDP、LCXF、LNXF三个序列存在协整关系。

3.3 误差修正模型的建立

根据Granger理论，为提高模型的精确度，将协整回归中的误差项et看作均衡误差，建立短期动态模型以弥补长期静态模型的缺陷。建立的误差修正模型，滞后期为2，表达形式为

?LGDP=0.122+0.929LGDP（-2）+0.565?LCXF（-1）-0.034?LCXF（-2）-0.293?LNXF（-1）+0.276?LNXF（-2）+0.099ECM（-1）

其中ECM=0.009+0.553LGDP（-1）-0.372LCXF（-1）-0.374LNXF（-1），该模型拟合优度R2为0.618，残差标准误差为0.0406，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

从修正误差模型表达式中，三个序列 LGDP、 LCZXF和 LNCXF 之间也存在稳定关系。模型中， LCXF 的系数是 LNXF 的系数的 1.93倍，这说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对 GDP 增长的拉动作用更强。

4 结论与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结果，唐山城乡居民在居住、交通通信消费比例不断提高。无论是居民的消费结构还是居民的消费水平，与唐山经济增长都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影响唐山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城乡消费需求。通过修正误差关系模型还可得知，唐山城乡居民消费支出与经济增长二者呈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城镇居民消费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比为1.93倍，说明影响程度存在较大差异。

如何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统筹城乡发展，促进唐山经济快速发展，提出以下建议：

4.1 完善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国务院总理在谈到“持续推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建设”时，强调改革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千方百计增加居民收入。收入是消费的前提和基础，唐山应积极建立持续长效的收入分配制度，充分调动初次分配中的市场效率和再分配中的财税调节作用，注重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尤其是加大对农村居民的收入补贴和政策支持力度，减少城镇居民的灰色收入，逐步缩小城乡间收入差距。

4.2 引导城乡居民理性消费，培育消费新热点

由分析结果可知，唐山市的城乡居民消费对医疗保健和教育文化娱乐业方面的支出增加最少，对生活用品及服务的重视程度也不够。因此，应通过大力加强城乡居民的理性消费教育来完善消费结构。要刺激消费，扩大居民消费基础，就需要培育新的消费热点，努力挖掘城乡居民的潜在的高层次消费需求，针对不同层次居民消费情况采取不同的消费鼓励政策。目前，唐山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逐渐从基本消费过渡到享受消费和发展消费，在逐渐满足人们的吃、穿、住、用、行等基本物质需求的同时，提高科技、文化、教育、娱乐、旅游等文化和精神消费水平，改进消费环境，提升消费档次和水平，增强居民消费能力，进而形成可持续增长的居民消费体制。

4.3 大力改善农村消费环境，鼓励适度消费

逐步改善农村消费软、硬件环境是刺激农村消费的根本，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是调动农村消费需求的有效措施。一要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促进生态平衡，治理环境污染；二是政府在加大投资力度的同时，积极调动民间资本的参与，并以有关农村消费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为民心工程，如农村的电网改造、电视广播、邮政通讯、信息网络、农村医疗卫生网点建设等，积极为提高农民生活消费的质量创设条件。

参考文献：

[1] 唐山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唐山调查队.唐山统计年鉴 [M]，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3-2013.

[2] 王浩.安徽城乡居民消费差异研究[D].安徽：安徽农业大学，2007：1-38.

[3] 戴卫，张婷.城乡居民消费差异实证分析--以扬州为例[J].科技信息，2008，（21）：593-595.

[4] 陈辰.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现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D].吉林：吉林大学，2009：1-49.

[5]朱信凯.消费函数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化[J].经济研究， 2011（1）：140-153.

[6] 刘德权，刘大成.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经验模型构建[J].商业研究，201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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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 经济增长 STR模型

一、引言

改革开放后，我国居民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提高，农业和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但也存在诸多问题。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低于国民经济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城乡居民收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并且这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成都市从2004年开始着力推进城乡一体化，并将其作为促进城乡统筹发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手段。以推进城乡一体化为主要特征的成都模式是坚持“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立新型城乡关系、构建和谐社会的有益探索。成都市城乡统筹在若干重点领域取得大突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趋势开始得到有效遏制。通过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积极培育现代农业经营主体，不断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和加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等多种手段，成都逐步建立健全了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差距逐年缩小。2011年全市城乡居民收入比由2008年的2.61∶1缩小到2.42∶1，成都在有效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这一关键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据2012年2月成都商报报道，2011年成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932元，增长14.9%，增速比上年加快3.2个百分点；农民人均纯收入9895元，增长20.6%，增速比上年加快5.5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比从上年的2.54∶1缩小到2.42∶1，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据悉，2011年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为3.13∶1。成都市统计局有关负责人称，城乡居民收入提高的后盾是“高位求进、加快发展”的成都经济，统计显示，2011年，成都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6854.6亿元，比上年增长15.2%，增速提高0.2个百分点。

蒲明利用成都居民住户调查数据和《成都市统计年鉴》数据分析了成都居民的收入差距状况。研究表明：与全国的情况不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并不是成都居民收入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成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大大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改善了总体的收入差异。提出要进一步缩小居民收入差距，需要继续加快城镇化进程。胡运禄研究和探讨了四川省成都市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现状、不断扩大的成因，并提出缩小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扩大的对策。饶晓辉在计算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基础上，运用平滑转换回归方法对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

二、非线性平滑转换回归模型

（一） STR模型

非线性时间序列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的机制转换模型—Markov转换模型、TAR模型以及STR模型。三者之区别主要在于如何处理机制转换结构中的信息。其中Markov转换模型在两种状态之间的转换是由马尔科夫链决定的，但不能对机制转换的原因进行解释。决定机制转换的变量在TAR模型中是可以观测的，而机制转换的门限值却不可直接观测。Markov转换模型和TAR模型描述的运动方式不是平滑转移的，而是要求从一种状态迅速转换到另一种状态。与前两个模型不同，STR模型的转换变量是可测的，它刻画的经济时间系列(被解释变量)的动态变化过程是从一种状态缓慢或者平滑的转换到另一种状态，即回归系数是缓慢变化的。STR模型是对平滑自回归(STAR)模型的改进和推广。具体的STR模型一般表达式如下：

（1）

其中为被解释变量，表示经济行为的成果，而解释变量包括了直到k阶的滞后变量及m个其他解释变量，也可以只包括直到滞后值，转换函数中的St也可以包含在之内，；转换函数是关于开关变量St的有界连续函数，，随着St的变化，在0到1之间平滑的转换；斜率被称为平滑参数，反映的是“0”状态过渡到“1”状态的平滑性和转换速度的大小，c是阀值参数。

1993年Granger等根据转换函数的不同形式，将STR模型大致分为两大类—LSTR模型和ESTR模型。将转换函数表达式为Logistic函数的称为LSTR模型，而ESTR模型的转换函数为Exponential函数。

Logistic函数：

Exponential函数：

在LSTR模型中，转换函数的开关变量St的单调上升函数。与LSTR模型相比，ESTR模型的不同体现在转换函数为偶函数形式，当开关变量在点c附近取值时，关于点对称，反映出了开关变量对目标变量的一种对称性。当时，模型的非线性部分逐渐消失，退化为线性模型。

（二） STR模型的建模步骤

STR模型的估计可以分为两个阶段：模型形式的确定、参数的估计。其中确定模型形式包括确定模型滞后阶数、线性检验和转换函数的选择。事实上STR模型的建模过程相当复杂，对于线性检验，Luukkonen、Saikkonen和(1988)提出了基于三阶泰勒展开式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求转换函数围绕的3阶泰勒级数近似式。

（4）

对式(4)中的，首先线性检验的原假设为：模型为线性模型，备择假设为STR模型，即，Luukkonen等人(1988)首先提出了构建服从卡方分布的LM统计检验，经过大量的随机模拟结果分析显示，在小样本情形下，该统计检验势明显比服从F分布的LM统计检验有所提高，具体步骤如下：

在原假设成立的情形下，做对的回归，得到残差平方和RSS0；

利用残差对模型进行回归，将残差平方和记为R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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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首先从中国农业部门的内部原因来看农村居民收入得不到提高的问题

第一, 改革开放以来,农产品供求格局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农产品产量有了很大提高;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有了很大改善,使得主要农产品收入需求弹性下降。因此出现了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第二, 由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上涨等因素,造成农业投入成本增加。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减少了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

第三, 乡镇企业增长幅度下滑影响县域经济发展,影响农民的非农业收入。

第四, 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人多地少的矛盾不利于农业进行集约化生产。以家庭为主体的农业生产经营方式难以适应全国乃至全球统一大市场需求,影响农业生产的发展,从而影响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这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加明显。

第五, 我国北方干旱,南方易发生洪涝灾难,加之耕地和草场的退化,甚至沙漠化,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必然制约我国农业的发展,影响农民收入的提高。

二、我们再从围绕我国农村生产生活的外部因素来看

(一)劳动报酬率过低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持续下降的趋势。根据有关统计,1985年到2006年,城乡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从56.18%下降到了44.72%。从1992年开始,居民收入在国贸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就不足一半,在此之后,这一比重虽然有小幅度的上下波动,但偏低的趋势却没有改变。其中农村居民收入问题更是严重,从1985年的35.61%下降到了2006年的12.54%,降幅达到了64.8%,这表明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更少地分享了经济增长成果。而居民收入在我国的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偏低主要是由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造成的。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就是劳动报酬的比重偏低,而且不断下降。而我国的农村居民绝大部分都是劳动者,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必然导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低,最终导致农民收入不高。

(二) 财政支农政策不尽完善,农民的财政性负担沉重

政府政策的取向对城乡收入差距的走向起着重要的作用,政府财政支出结构的变化是体现政府政策偏好的最直接反应。近几年尽管国家加大了“三农”的投入力度,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但城市偏向的总体格局并未根本改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职能主要是向公民提供公共产品,为私人产品的生产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三)城乡人力素质差异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个人能力决定收入差距,而个人能力主要是受教育程度决定的。而我国城乡居民在接受教育方面的机会在先天上就是不平等的,这就直接决定了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禀赋方面存在相当的差异。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高,在其它条件相同时,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强,个人受教育的程度越低,就业与谋取收入的能力越弱。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各种消费理论,无论是凯恩斯的绝对收入学说还是佛里德曼的永久收入学说,均说明消费者的现期消费与可支配收入和消费倾向呈正相关的函数关系。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两个方面来看我国农民的消费潜力。

1、从农民的可支配收入的增长情况来看其消费潜力

1990―2003年,我国农民的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0.86%,尽管比城镇居民低3.32个百分点,但这十几年间,农民的收入增长了3.8 倍。但调查显示,农村消费率却逐年降低,农民更倾向于把钱存起来,而并没有用于现期消费。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国家对三农问题越来越关注,农民的税费负担大幅度下降,随着政府转移性支付以及农产品价格上扬,农民的现金收入呈快速增长的趋势。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表明,2004年1―3季度,中国农民人均生活消费现金支出达1247.9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1.9%,远远超出去年全年同比增长7.4%的水平。从数据来看,我国农村的收入,估计在未来几年中,会增长到一个新的水平,从而缩短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这就意味着农村将具有消费品市场的巨大潜力。

2、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来看其消费潜力,我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呈逐年走低之势

我国农村的平均消费水平持续走低的趋势之所以非常明显,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受到一些外界因素的影响所致。这些因素一旦改变,我国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会有较大的上升空间。因此,我国农村还存在着有望挖掘的消费潜力。

以上看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消费能力,扩大农村居民消费市场是拉动内需的一个关键点。但是在背着几座大山不敢花钱的中国人里,数量又以农村人口为最。农村消费无法启动,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只有真正启动农村消费市场,中国经济才有望保持20年以上的持续高速增长”,诸如此类观点已在学界达成共识。而让我们失望的是,一项项数据指标却在无情地显现我国农村的“消费不良”:去年前八个月,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68000多亿元,其中县以下零售仅为14000多亿元。所以只有缩小城乡收入差才是以农村市场拉动内需的根本途径。而目前要缩小城乡收入差并不是要城镇人口的收入增长放缓,也绝不是拆东墙补西墙,而是应该着力于切实提高农村人口的收入。

如何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呢?

首先,应该提高我国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率,以此来提高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其次,应该加大财政政策实施力度,扩大转移支付、强化税收调节。第三,通过继续发展乡镇企业和第三产业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增加就业。最后就是改变目前中国靠工业发展来刺激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形势,实现农村和城市的平衡经济规划。

目前,中国在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中,投资和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而消费始终不能上升到一个了那个人满意地位,这让我国经济的发展虽然快速,但是长期失衡。这种经济上的失衡使中国的实体经济在这个经济危机受到十分大的损失。特别是当今世界经济形势,出口减少、投资不如往年,而只有依靠本国的消费才是能使经济结构实现优化,使中国以强劲的经济增长速度挺过这次经济危机,重新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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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10-0011-07

早期经济学家Chenery和Kuznets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社会经济结构相应会出现一系列的转变，其中有两个基本的结构转变最为显著：一是从以农业为基础的经济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基础的经济转变，即产业结构的变化，体现为产业结构的升级；二是农村人口持续不断地向城市迁移，即城乡结构的变化，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1-2]。产业结构以及城乡结构的重大转变既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重要结果，又是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和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结构转变特征，即由一个传统的农业国演化为工业国。然而在结构转变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收入差距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却被不断拉大。自1978年以来，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整体上不断扩大，忽视日益严重的收入差距问题而去追求经济增长，这必将加剧社会矛盾，甚至引发政治和社会的动荡，反过来又会影响长期经济增长的数量和质量。

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仍然显著，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通过改进能释放出巨大的经济增长潜力。目前正处在工业化继续深化、城市化加速发展阶段，这种结构转变的趋势日益强烈，在促进经济增长上仍可期待，很可能导致收入差距的拉大，尤其是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关系时，有必要引入中国的结构转变。那么，经济增长是否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结构转变特征又给城乡收入差距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为此，本文在梳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大方面切入，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对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揭示。

一、文献回顾

关于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和收入差距的影响，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很多研究。早在15世纪，威廉·配第首次提出各国收入水平的差距在于产业结构的差异。国内的毕先萍和简新华（2002）指出，经济欠发达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变过程不同于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在经济欠发达国家的转变过程中，产业间的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会出现严重偏离，使得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从而进一步使得非农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农业部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3]。傅振邦和陈先勇（2012）以湖北省为例，也证实了这一观点。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必然是工业化水平提升的结果[4]。张红宇（2004）认为在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是普遍存在的基本事实，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是能够自动克服收入差距的，只是过程比较漫长[5]。马晓河等（2005）研究了各国工业化阶段与工业反哺农业的关系及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6]。他们基本一致认为城乡收入差距是由城乡（工农）生产力水平差异、要素收入差距等因素所致。

在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中，理论方面，陈锡文（2011）认为资源、财富大量、快速地向城市集中，以及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明显滞后的增长方式，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没能与改革以来农业增加值比重不断下降这一事实同步推进，导致了农民收入增长的明显滞后[7]。李文（2000）认为，城市化滞后使农业劳动力严重过剩，影响了农业经营的规模化、产业化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低下的比较收益制约了农民收入的增长和农村市场的开拓[8]。快速推进城市化，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是推动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缩小城乡差距的的根本途径。在实证方面，陆铭和陈钊（2004）采用省际面板数据证实了城市化具有显著的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9]。姚耀军（2005）利用协整分析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研究表明城市化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呈负相关，并且城市化是城乡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城市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10]。程开明和李金昌（2007）的研究表明城市偏向与城市化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从反面也提高了城市化水平[11]。周少甫等（2010）通过门槛面板模型对我国1993—2007年城市化进程中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门槛效应[12]。从上述研究结果来看，城市化与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关系不完全一致。

关于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中，刘耀森和李庆（2012）认为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是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13]。张嫘和方天堃（2007）利用协整及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研究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无论在长期还是在短期，经济增长都是城乡收入差距变化的Granger原因，与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对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关系的结论一致[14]。张建辉和靳涛（2011）通过实证研究转型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结果证实存在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转型因素如所有制结构调整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市场化进程、对外开放以及地方政府行为模式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15]。晏艳阳和宋美喆（2011）利用面板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也验证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符合库兹涅茨假说[16]。

综上所述，在结构转变、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研究上，大多基于其中两个方面进行研究，缺乏将三者放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的研究。因此，本文将首先分析结构转变、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然后通过构建结构转变指数，刻画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关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进趋势，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分析。

二、理论框架

（一）产业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产业结构是指各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构成比例，它通过改变要素的边际生产力来影响居民收入分配。产业结构的转变使得原有的资源在整个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而这些要素的边际生产力也随之发生变化，在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出清的条件下，要素价格等于其边际生产力，因此，要素的边际报酬在产业结构转换中会发生相应的变动。显然，在按要素分配的经济体制下，要素边际报酬变动会直接对要素所有者的收入水平造成冲击，从而使整个经济的收入分配状况发生变化[17]。非农产业往往比农业生产使用更多的资本品，同时非农产业的生产过程衔接紧密，分工更为具体和细致，斯密谈到分工所带来的种种好处便在紧凑和科学的生产过程中得以体现。此外，非农产业所产生的聚集效应可以使得身处其中的相关行业享受到程度不同的外部经济，这也有助于提高企业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在土地面积给定的情况下，劳动者的密度越大，劳动的边际效率就越低，人多地少的矛盾也将迫使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必须选择向外迁移。因此，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变，第一产业比重不断降低，第二、三产业比重不断升高，人们在现代产业部门的劳动报酬要高于农业部门，出于对更高收入的追求，农村中的劳动者就会自发地从第一产业涌向报酬高的二、三产业，寻求在现代产业部门中就业，所获得的收入也相应提高，有助于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二）城乡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城乡结构转变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城市化有可能扩大城乡收人差距。一是在我国户籍管理制度下，城乡劳动力自由流动性较差，农村居民主要通过户籍买卖、农地征用、子女考上大学及城乡联姻等几种渠道才能转为城市居民，而这部分人大多针对富裕的农民，其进入城市必然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进一步扩大。二是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城市的规模聚集效应更为明显，生产效率的提高有利于增加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而对于转移到城市的农民工，各种因素的限制则使他们只能在非正规部门就业，高昂的城市生活成本与背土离乡的情感成本使得原本工作强度大、收入低的农民工收入更低，进一步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三是随着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城市基础设施的承载压力不断增大，更多投资将投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缓解人口流动引起的城市基础设施供需矛盾，这样投向农村的资金就相应减少，也使得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另一方面，城市化也有可能缩小城乡收人的差距。一是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后，城市的劳动力数量增加，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使得城市均衡工资水平下降，而且人口的乡—城流动有利于合理配置资源，提高农村劳动生产效率和人均耕地面积，有利于增加农民收人。二是农民工倾向于在城市工作积累的资金带回农村，通过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投资，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提高农民收入。三是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的辐射效应更大，这样也有利于带动农村地区发展、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主要通过“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来体现，它说明了经济发展是一个农业部门人口向城市部门转移的过程，农业部门收入较低，内部收入差距较小，城市部门收入较高，且收入差距也较大。农业相对于非农产业而言，劳动生产率较低，随着经济增长，城乡两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然而，当一国经济发展达到中等收入水平，部门之间的收入差距才会相应得以收敛。另外，刘易斯模式也体现了这一变化过程。他认为经济增长主要源泉在于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由于其凭借较高的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相较于农村传统农业部门而言，收入差距在经济发展之初会迅速扩大。随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会随着劳动力的不断吸纳而逐步提高，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和农村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最终达到相等，城乡收入也开始缩小。然而，该模式只强调工业部门的扩张，而忽视农业的发展，假设较为简单[18]。后来，G.拉尼斯和J.C.H.费在刘易斯模型的基础上，假设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的条件下，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将出现劳动力剩余，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都流入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刘易斯拐点”则会出现，二元经济结构将逐渐消失，城乡收入差距也将缩小。

三、指标选择、模型设定与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择与模型设定

结构转变指数（sci）。我们从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两个主要方面进行考察。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dc），即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值，来反映劳动力配置的效率和合理程度，进而用以衡量产业结构转变的趋势和效率。产业结构强度越高，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小，农业现代化水平越高，城乡收入差距就小；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差距越大，农业现代化水平越低，城乡收入差距就大。其中某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由该产业总产值GDP比重同该产业就业的劳动力比重的比率来表示。城乡结构体现为城市化水平的变化，以城市化率（ur）来表示。城市化率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因此，本文以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和城市化率的平均值来表示结构转变指数（sci）。

经济增长（pgdp）。人均GDP能最直接地反映出人口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表示度量经济增长。

城乡收入差距（dis）。本文选择泰尔指数度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对高收入和低收入阶层收入的变动比较敏感，城乡收入差距主要体现高低收入两端的变化[19]，泰尔指数不仅可以考虑到城乡居民绝对收入的变化，并且对城乡人口结构的变化也能加以考虑。以dist表示t时期的泰尔指数，其定义和计算公式为：

其中，i=1，2分别表示城镇和农村地区，Pit表示t时期城镇（i=1）或农村（i=2）人口数量，Pt表示t时期的总人口，Yit表示城镇（i=1）或农村（i=2）的总收入（城镇用相应的人口与人均可支配收入之积表示，农村用相应人口与人均纯收入之积表示），Yt表示t时期的总收入。

为了描述结构转变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我们分别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lnpgdp、lnsci、lndc、lnur和lndis分别为pgdp、sci、dc、ur和dis的对数形式，一方面在于变量对数的差分近似地等于该变量的变化率，可以消除异方差和指数趋势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反映各模型变量之间的长期弹性关系，ε为随机误差项，t代表时间。模型（1）主要估计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主要估计将结构转变作为条件要素引入经济增长变量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3）主要估计三个典型的结构转变特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了捕捉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结构转变下经济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以及结构转变中的城市化水平对城乡收入差距是否有非线性关系，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分别引入了lnpgdp、lnpgdp·lnsci和lnur的平方项。在模型（2）中引入lnpgdp·lnsci这一交互项以揭示引入结构转变后的经济增长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效应。

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78—2011年。原始数据来源于中经网统计数据库。以1978年不变价格为基数，对人均国内生产总值pgdp作了调整，以此度量人均实际经济增长。表1给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图1和图2为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特征性变化趋势。

从整体上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总体上在波动中呈逐步扩大的趋势（如图1所示），从1978年的0.091上升到2011年的0.137，上升了50.5%。局部而言，城乡收入差距呈阶段性变化。第一阶段：下降阶段（1978—1983年），泰尔指数从0.091下降到1983年的0.037；第二阶段：上升阶段（1984—1994年），泰尔指数从1984年的0.039上升到1995年的0.135，第一、二阶段在“V”型波动上升；第三阶段：小幅回落阶段（1995—1997年），从1995年0.121回落到了1997年的0.1；第四阶段：持续扩大阶段（1998—2007年），2007年达到最高水平0.161；第五阶段：逐步下降阶段（2008—2011年），自2007年之后，泰尔指数开始从2008年的0.158下降到2011年的0.137，说明随着我国城乡统筹力度的加大，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开始显现，但绝对差距依然很大，实现城乡统筹发展仍然任重而道远。1993年之前，人均GDP增长率经历了“W”型的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波动。两最低点为1981年和1990年；两个最高点为1984年和1992年。1993年后，人均GDP增长率经历了“V”型先下降再上升的变化，1999年为最低点。泰尔指数的变化和人均GDP增长率的变化基本相似，尤其是1998年后，两者均呈逐步上升趋势，自2007年后，虽然在2010年有小幅上升，但整体处于下降趋势。

从图2中可以看到，我国城乡二元对比系数在1978—2003年经历了一个先增大后减小，再扩大再减小的“M”型波动，那么这说明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强度经历了一个先减小后增大，再减小再扩大的“W”型波动，从2004年之后，二元对比系数开始上升，城乡二元结构强度不断减小；城市化率则逐年上升，2011年城市化率超过50%；综合二元对比系数和城市化率后计算出结构转变指数，自1978年以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

图3～图6刻画了经济增长、结构转变以及结构转变式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关关系。由图3可见，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具有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但是下降趋势还很平缓。图4中，将结构转变因素引入到经济增长变量时（结构转变指数与经济增长的交互项），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图相似，也具有库兹涅茨的倒U关系。在图5中和图6中，城乡收入差距随城乡二元对比系数的上升而呈现线性下降，随城市化水平的变化而呈非线性变动。这些变量相关关系的描述也进一步说明模型设定形式的合理性。本文将在后面部分的模型估计过程中对这些关系作定量分析和揭示。

（二）实证研究与结果分析

首先采取OLS法对设定模型（1）、（2）、（3）逐步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发现，D-W统计值都较小。这说明残差序列存在自相关，需要进行自相关校正。一般来说，经济变量的滞后性容易导致自相关现象的出现。差分法和Cochrane-Orcutt迭代法是克服自相关的常用方法。本文用较简单的高阶自相关校正法，逐步加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AR（1））、滞后两期（AR（2））等作为解释变量，直至消除自相关为止。自相关校正后，各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

结合M11和M12可知，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增长逐步缩小，这说明经济增长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仍起着重要的作用。虽然最初经济增长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从长期来看，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符合库兹涅茨倒“U”型规律。从2007年以来，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开始从1.61逐年下降到2011年的1.37，虽然绝对值仍然很大，但总体上呈现出收敛性，城乡收入差距正在显示出改善的迹象，印证了中国城乡统筹大方向的正确性。这也表明了目前中国正在进行试点改革的城乡统筹发展具有积极的意义，终结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应该成为中国下一歩改革开放的重点内容。

从M13、M21、M22可知，中国的结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同时，结构转变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线性关系，其曲线关系为倒N型关系，实证结果显示城乡收入差距将随着结构转变指数的提高而逐步缩小。当结构转变纳入经济增长时（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变的交互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为负且显著，但当把交叉项的二次项纳入时，系数仍然为负数，效果仍然显著，说明了结构转变在长期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从结构转变的两个具体方面来看，首先，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从模型M31来看，系数为负且显著。这说明改革以来，虽然有些年份产业间的产业比重与就业比重会出现严重偏离，使得农业与非农产业之间劳动生产率差距不断扩大，从而进一步使得非农产业部门的收入水平越来越高于农业部门，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但整体而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趋于缓解，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次，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则出现阶段性特征，城乡收入差距随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呈现出先扩大后缩小的特征。起初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不仅在于城市化偏向的政策所致，而且也在于起初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具有人力资本优势的劳动力的净流出，这部分转化成了城市户口的农村劳动力，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随着我国户籍制度和城市政策相对宽松以后，大量的劳动者从农业转移到城市中的第二、三产业，最终劳动力的流动通过要素报酬的均等化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模型M33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城市化共同考察了城乡收入差距，实证研究表明两者在总体上都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也说明了面对当前城乡收入差距绝对值还很大的状况，缩小二元经济结构和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对经济增长、结构转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通过理论及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库兹涅茨的倒U型曲线关系。尽管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绝对值仍然较大，但是已经开始出现改善的迹象，在此改善过程中，经济增长仍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由于经济增长必然伴随着结构转变，因此，将结构转变因素纳入到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背后起重要作用的结构性因素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才能真正理解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实证研究进一步证明了结构转变下的经济增长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具体而言，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缩小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以及不断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以上分析，中国要在未来有效地解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问题，有赖于在我国结构转变中去解决。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注重经济增长，尤其要注重经济增长的质量，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逐渐消除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加大对农村与落后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缩小农村地区与城镇地区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差距，降低农村工业化的成本，为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加大对农村地区公共服务建设的倾斜，努力提高农村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特别要在保障义务教育制度实施的同时，加强农村居民的在职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提高其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能力，加大经济增长给其所带来的机会。

2.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合理调整产业结构，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现代化。采取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和经济发展战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广阔的空间；把工业化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实施工业反哺农业的政策，以工业推动农业的发展，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收入。

3. 以科学发展观推进城市化发展。尽管高速城市化可以在短期内促进经济增长，但在高速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失衡的资源配置、不公的分配将导致城乡收人差距不断拉大，从而增加了长期全面改革开放的成本。城市化是大势所趋，但要理性发展城市化，而不是盲目推进，不能把资源过度偏向大城市，应该以小城镇的建设为重点，充分发挥城镇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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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关键词：经济增长；收入分配；倒U型假设

收入分配问题是经济学中一个古老而又永恒的课题，同时又是一个现实的经济学研究课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在研究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理论中，最有名的就是Kuznets的“倒U型假设”理论。早在1955年，Kuznets根据收入分配的回归和人均GNP，在经济发展早期，发现收入差距会扩大，在经济发展后期，收入差距将会缩小，也就是收入不平等将随人均GNP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Kuznets的“倒U型假设”理论认为，在经济增长的早期阶段，居民的长期收入不平等会扩大，随后会转入一个稳定状态，达到工业文明时期这种不平等趋势会缩小。Barro（1990）认为政府采用适度的再分配的方法来缩小收入差距，这样就会促进经济增长，而过度的再分配对经济增长是不利的。Galor和Zeira（1993）利用假设的方法，就是在信贷市场不完善假设下，论证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方法就是恰当地设计再分配政策。基于Barro的分析框架，Alesina和Rodrik（1994）对经济增长产生不利影响的因素是过度的收入差距，这是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论证的。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的角度中，经济是一个复杂适应系统，正是由于经济系统的复杂性导致了经济主体行为的有限理性，所以经济主体的适应性导致了经济系统的进化性。Tesfatsion（2001）认为复杂适应系统的经济学体现是基于主体计算经济学，不但可以有效地分析宏观经济动态对不同微观个体行为的分配效应，也可以有效地分析微观个体行为对宏观经济动态的增长效应。Bruun（2001）认为有效地分析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联性的方法是应用基于主体的经济模型，这是因为这类模型不仅可以处理不平等而且可以产生不平等。Epstein和Axtell（1996）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影响，采用了主体的经济模拟方法，发现经济的增长会逐渐扩大收入差距。Brunn和Luna（2000）采用基于主体的经济模拟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和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因果关系，发现收入不平等是由于短期内经济增长导致了。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宏观视角研究

林毅夫（1998）认为，某个国家、地区其所采用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社会政策会影响收入分配的变化。库兹涅茨倒U假设在发展中国家是可以避免的，它不是一种规律。赵人伟、李实和A.L.卡恩（1999）根据中国各省数据对实际收入关系和收入分配差距进行检验实证分析，发现这些数据并不支持“倒U型假设”，并得出影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的三个因素：经济增长、经济体制变迁以及政府政策。喻平（2003）研究分析了经济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的关系，得出经济发展与扩大内需因农民收入增长的推动明显强于城镇居民收入的结论。胡兵（2005）仅研究了经济增长与农村居民内部收入差距的关系，得出经济增长的减贫成效会因农村居民收入差距拉大而抵消。

汪同三，蔡跃洲（2006）研究了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对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导致投资结构中重工业比重增大，经济增长速度提高。司志宾（2007），李楠等（2008）认为在确保农村居民整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前提下，适当的拉开农村居民收入差距会对经济增长有促进的作用。陈安平（2009）对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人均国民收入的协整关系进行OLS估计的结论支持“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判断，而这与研究预期是不符的。他转而使用估计效果更好的动态最小二乘法DOLS后的结果支持了“收入差距扩大不利经济增长”的判断。储德银（2011），吕炜认为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会随着发展阶段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王铁军，官爱兰（2012）通过对1978-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且都存在长期协整关系。韩建雨（2013）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关系进行考察发现：从总体上看，我国居民收入差距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但自2001年起，居民收入差距已经开始有碍于经济增长，并且这种负向影响呈逐年上升态势。

（二）分省视角研究

李金昌等（2005）对浙江省的实证研究分析表明浙江省的收入分配差异与经济增长（基尼系数）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稳定关系，且为正相关。张效莉等（2006）研究了新疆经济增长与当地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关系，认为初始阶段时经济增长受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强于城镇居民，后期则是经济增长受城镇居民收入的影响更大。王伟化等（2009）对内蒙古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格兰杰检验实证，发现收入差距扩大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城乡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原因。

而宋丽婷（2010）对河北省经济增长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结果发现它们之间存在稳定的长期均衡关系，短期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人均GDP变化方向相同；长期来看，协整关系式能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乐小兵（2011）选取广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环比经济增长率3项指标进行分析发现，库兹涅茨的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关系的理论不适于解释广西出现的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冯利英，石海燕（2012）通过内蒙古1978-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内蒙古经济增长是引起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格兰杰原因，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卢冠中，易文德（2013）基于重庆全市和“一圈两翼”的空间划分，探究了重庆市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是影响重庆市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且两者呈正相关。

三、文献评述

上述文献中，Kuznets的“倒U型假设”理论可以说是在这方面最著名也是影响力最大的理论，对后来众多学者的研究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基于这个假设，国内外学者开展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证。早期，国外学者主要研究政府的再分配对收入差距、经济增长的影响。近年来，基于主体的经济模型逐渐开始流行，众多国外学者通过对无数个微观个体状态的积累自然得出宏观经济总量的研究来论证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国内的学者则主要研究Kuznets的“倒U型假设”理论是否符合我国国情，他们多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为切入点，研究全国、地区、省市的相关数据，论证方法各异，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作者单位：湖南科技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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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吕炜，储德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研究[J].经济学动态.2011（12）

篇14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增长；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

引言：改革开放三十五年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城乡面貌焕然一新。但是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日益扩大，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农”等问题成为阻碍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绊脚石。具体到中国西部尤其是民族地区发展经济的问题上来，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少数民族偏远地区农村本身经济基础薄弱、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城乡收入差距问题显得更为明显。由此所提出的的问题就是，怎样测度少数民族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少数民族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它们二者间的因果关系是怎样的？回答以上问题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一、宁夏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协整模型估计与检验

1989-1995年，全区城乡收入差距以每年50%的增速逐步扩大，该阶段正处于中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改革与转轨时期，发展重心为工业和城市。1992年7月国务院开放了包括银川在内的11个内陆地区省会城市，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因而在“八五”结束时，城乡泰尔指数为0.1727，较初期增长了189.28%，城乡收入差距形式严峻。第二阶段：1996-1998年，该阶段为短暂的差距缩小时期，泰尔指数降低至0.0896。政府连续提高农产品价格，同时高产、综合性状好的宁粳16号水稻品种的研制成功使得水稻产量大幅度增加3，进而提升农民收入，在一定程度上缩减城乡收入差距。第三阶段：1999年至今，观察图1可知，该阶段泰尔指数在幅度很小的增减情况下较为平缓上升，保持在0.10-0.20之间，说明宁夏在二十一世纪初至今，城乡收入差距状况令人堪忧。

（二）平稳性检验。验证宁夏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稳数据变量的基础之上。本文使用ADF检验方法对泰尔指数、人均GDP的自然对数进行单位根检验。对于ADF检验中滞后阶数，根据AIC和SC信息准则，选取最大滞后阶数为5。检验结果如下表1。

观察表3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可以看出，Tt在1.06%的显著性水平下是GDPP的Granger原因。而GDPP不是Tt的Granger原因，检验结果P值过大，因而说明假设成立，宁夏经济增长不是城乡收入差距的原因。

三、结论

本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理论，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选取1989-2012年期间的人均GDP、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人均纯收入等年度数据，得出的结论是：对代表经济发展的人均

GDP与代表城乡收入差距的泰尔指数的自然对数进行平稳性检验，在分别进行二阶差分后，均通过检验，证明了其平稳性，推出二者具有协整关系的假设。接着，将二者建立线性回归方程，测算出残差项，并对残差项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是在（2，2）的情况下，二者具有协整关系。第三，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相关检验表明在满足一定显著性水平的情况下，GDPP与Tt间为单项Granger原因。换句话说，作为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宁夏，在经济发展初始阶段，城乡收入差距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促进物质积累，从而刺激经济的发展；然而随着经济前进步伐逐渐加快，城乡收入差距越拉越大，且有进一步扩张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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