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经济差距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城乡经济差距，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摘要:城乡要素流动和城乡政策对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要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就要从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城乡社会保障机制、城乡规划机制等方面入手进行统筹。

关键词:统筹城乡;机制;城乡差距;区域政策;要素流动

一、城乡经济运行原理

(一)假定前提

城乡社会是完全竞争的市场经济,城市居民从事非农产业,农村居民从事农业。居民都是理性经济人,影响其行为的仅仅只是收入的多少。居民的纯收入由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和福利保障补贴三部分构成,即纯收入=自身能力收入-生活成本+福利保障补贴,可见纯收入与自身能力大小正相关,与其生活成本负相关,与其所获得的福利保障补贴正相关。这里的生活成本主要指城乡居民获得同等生活条件所需花费的成本,福利保障补贴是指同等条件的城乡居民所获得的国家福利保障等收入。其实,如果把生活成本小看成政府的生活补贴大,那么总收入=自身能力收入+政府生活补贴+社会保障补贴,这样就可以把政府给居民的生活补贴和福利保障补贴统一为居民的政策性收入。由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自身能力收入都是在市场中实现的,因此可以把它称之为市场性收入。这样,居民的总收入就是由其市场性收入和政策性收入两部分构成。

(二)运行分析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乡作为两个不同的区域,所有的可流动的产品和要素都会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动流动从而得到有效配置。由二元结构和增长极等理论可知,城市在整个大区域中居于核心地位,具有发展优势。基于外部经济、聚集经济等原因,厂商、居民以及资本等可流动要素资源向城市集中,以谋取最大利润和效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实际上就是土地要素与其他社会资源的最佳配置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实现社会资源的时、空有效配置时,可流动的要素和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达到供求平衡,从而确定均衡的要素与产品价格;而土地要素则因空间聚集和其他要素与产品市场的均衡达到最佳利用,从而实现租金收入——土地价格的最大化[1]。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民成了生产经营的主体,各种机制的运行最终要表现为居民的经济行为(特别是生产经营行为),并要以居民的行为作为运动的基础。因为尽管土地、资本等要素资源也是城乡发展中的重要要素,但是它们都是由人来支配的,其价值都体现为其所有者的收入。因此,在城市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各种要素中,最核心的就是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这种劳动力要素。作为理性的经济人,居民追求生产经营中的利润最大化,按最优化原则在各种约束条件的作用下配置家庭资源,参与农外就业、科技进步,参与合作经济组织和农业产业化经营,因此,在城乡发展过程中,城乡居民会主动自觉地把自己所拥有的要素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

起初因城市聚集经济的存在,人口不断集中于城市,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城市土地供给严重缺乏弹性,导致城市土地价格不断攀升,再加上其他种种原因,致使城市聚集经济效益减少,甚至出现聚集不经济。而另一方面,随着技术的进步,尤其是交通和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为边远地区土地的利用提供了机会,降低了城市土地的使用成本。由此可以预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聚集经济的下降,城市的部分居民和其他经济活动主体可能会向城外(农村)迁移,以减少成本,增加利润。总之,出于经济人的本性,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民,都会作出选择,使其收入水平达到最大。可见,在城乡经济发展过程中,由于市场主体对收入最大化目标的追求,会使主体在城乡空间上位移,最终实现居民城乡收入均等化,各种资源要素得到有效配置,居民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只取决于主体的偏好,与其经济收入无关。

当然,实现这个目标是个漫长的过程。正如缪尔达尔和赫希曼所描述的,发展初期地区差距会日益扩大,从长远看地区间的发展将趋向均衡。这种设想也被稍后几年的威廉姆森的研究所证实,并被概括为区域发展的“威廉姆森倒U字曲线”或“威廉姆森法则”。但是,如果仅凭市场的力量,没有人能知道,包括威廉姆森本人,那种使地区差距状况发生转折的倒U形曲线的顶点何时才能到来。

由于居民的总收入由市场收入和政策收入两部分构成,市场收入主要由居民的个人素质、知识、技能等决定,政策收入则由国家对待居民所处区域(城市或农村)的公共产品投入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政策决定。可见,居民的总收入与他们自己的能力有关,也与他们所处的区域(是城市还是农村)紧密相关。相同条件的城乡居民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定相等。

由于农业的特殊性,一般而言从事农业的市场收入低于城市工商业的收入。通过劳动力的区域间自由流动,同一劳动者在不同区域将获得大致相同的收入,不然就会在城乡区域间迁移,也就是说这样就会最终导致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和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一致。当然,这种收入与城乡总的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而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却又与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正相关。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知:

1.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一致,那么,这时劳动者是居于城市还是农村,对其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影响,仅仅是生活方式的偏好不同罢了。

2.如果居民在城乡获得的政策性收入不一致,例如居民在城市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农村时,那么,只有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不小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城乡居民的收益差距才能缩小。如果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但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那么,从事农业的居民就会往城市转移,但是没转移到城市的农村居民与能力相同的城市居民相比则其收入可能要低,城乡差距将不会缩小,甚至有可能会拉大。

3.如果居民在农村的政策性收入大于城市,那么,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并且之差等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即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均等化。但是,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大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或者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小于其城乡政策收入之差时,则城市居民会往农村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而如果当相同能力的劳动者从事农业的收入小于从事非农业的收入而之差大于其城乡政策性收入之差时,则农村居民会往城市转移,直到其总收入均等为止。

(三)结论

劳动力自由流动是保证相同能力的城乡居民能获得相同收入的前提条件,政府的城乡规划水平决定了城乡经济发展水平,从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政府对待城乡区域的政策对于城乡统筹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扩大或缩小城乡差距,提前或延后实现城乡的统筹发展。

二、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及原因

(一)城乡经济差距的现状

在现实生活中,城市持续发展,人口持续向城市集中,而远离城市的土地并没有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土地价格也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我国城乡差距悬殊,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已经成为当前社会的一个热点和难点问题,并影响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可持续发展[2]。在人均收入方面,从1978-2005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的差距由2.57倍扩大到3.22倍,绝对差距由209.8元急剧扩大为7238元;如果用反映社会贫富程度的基尼系数来表示,1978年前我国基尼系数为0.20~0.24,1980年为0.33,1990年扩大到0.343,1994年突破警戒临界点0.4,2000年后达到0.417,2005年《世界发展报告》认为已经达到0.447;从反映人民生活水平的恩格尔系数来看,1980年城乡恩格尔系数分别为56.9%、61.8%,到2005年分别下降到36.7%、45.5%,两者差距由当初的4.9个百分点扩大到8.8个百分点;2005年中国农村地区年人均纯收入低于944元的仍有6432万人。当然,这还不能真实地反映城乡之间的实际收入的差别。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没有涵盖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如果把城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种各样的实物性补贴(医疗、教育、养老金保障、失业保险、最低生活费救济等等)考虑进去,城乡收入差距可能要达到4倍~5倍,甚至是6倍[3]。

2.城乡教育存在严重差距[4],具体表现为:一是原来的《教育法》对农村教育存在歧视。《教育法》规定,农民要负担教育附加费,而大多数城镇居民则没有这个责任;对义务教育学校的基建支出负担方面,城镇由政府负担,农村则要求由乡村负责,部分通过向农民集资解决。类似硬性规定对加大城乡间教育发展差距的影响不可低估。二是城乡平均受教育年限差距。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农村劳动力(15岁~64岁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33年,比城市的10.20年低了2.87年。这种差距主要在于人口中各种文化层次分布的差异,农村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中及高中以上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明显相对偏低,为8.46%,比城市低了35个百分点;而具有小学及小学以下受教育水平的人口比重又相对过高,为47.62%,比城市高出31个百分点。三是城乡教育投资差距。以小学生人均教育经费为例,2001年我国城镇小学生均教育经费平均为1484元,农村为798元,城镇是农村的1.86倍;初中生人均教育经费,城镇平均为1955元,农村为1014元,城镇是农村的1.93倍。在学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上,城乡差距更大:2001年我国小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为95元,农村为28元,城镇是农村的3.39倍;初中生人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城镇平均是146元,农村为45元,城镇是农村的3.24倍。四是城乡教育的层次结构不合理。城乡教育的办学层次是教育发展的主要指标之一。在我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入比初等教育多,初等教育的投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中央政府的责任主要是投资高等教育。然而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并且在大城市,因此,农村的高等教育资源十分稀少。在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由于国家的重视和社会的支持,普及九年制教育在广大农村都得到了实现,推动了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也使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城市的距离有一定的缩小。但是,其教育层次仅仅限制在9年义务教育上,在高中层次和大学层次上的差异还是十分明显的。农村的高中教育与城市差距巨大,在大城市,一般都基本普及高中教育,但是,农村的高中入学率还很低,有的地方还在28%以下;农村不仅没有大学,就是农村孩子上大学的机遇也比较少。

3.城乡消费差距有扩大趋势[5]。其主要表现为:(1)城乡消费水平差距拉大。1978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405元,农村为138元,以后逐年扩大,到2004年,城镇人均消费支出为7812元,农村为2185元,农民消费在城乡消费结构中的比重逐年下降。(2)城乡消费结构存在差距。恩格尔系数的差距大,1978-2003年,农村的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为45.6%,而城镇的恩格尔系数则由57.5%下降为37.1%。(3)城乡居民衣着消费差距大,城镇居民比农村居民更重视衣着服饰,从支出额来看,城镇衣着支出额从98.02元大幅度上升到567.05元(1996年),之后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500元以上的水平,而农村居民衣着支出增幅一直不大,从30.86元增加到最高113.77元(1996年),之后降到100元以下。(4)城乡住房、家庭用品及精神文化生活差距也很大。众所周知,一般城镇居民的个人收入主要用于消费和储蓄,而农民的纯收入除此以外,还要有一部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如果扣除农民扩大再生产的支出,城乡差距将会更大。

4.城乡差距还表现为[6]:(1)城乡医疗差距大。目前,全国农村合作医疗的覆盖率只有10%之多,80%以上的农民属于自费医疗群体。近几年,由于公共卫生供给短缺,医疗价格大幅度攀升,农村不少地方出现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现象。(2)就业差距大。城市劳动人口的登记失业率为5%,农村劳动人口的失业率没有人计算得出,抛开进城打工的1.3亿劳动力不算,留在农村4亿劳动力的利用率也只有50%左右。(3)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大。国家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在不断下降。

当然,在这些差距中,收入差距、消费差距是最直接的经济差距,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就业差距、政府公共投入差距则是间接的经济差距,因为医疗差距、教育差距和政府公共投入差距都会影响居民的就业和生活,从而影响其收入。

(二)城乡经济差距悬殊的原因

造成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城乡居民自身素质、能力的差距较大,这体现在城乡教育差距上。但是除了居民个体的能力差异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由于城乡政策性收入差距造成的,但主要是城镇居民享有较多的福利水平和拥有较多的财产积累,从而具有更强的消费支付能力。

在实际的城乡政策上,确实也证明了这种城乡差别。另外,地方政府在追求地方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各地支持农业生产的支出在财政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都呈现出下降的趋势,政府对农业支出的份额始终大大低于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投资政策系统不利于农业,这也是造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在我国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制度上,中央政府主要以纯公共产品的供给为主,由于农村社区的边缘性、生产的分散性及公共产品受益的区域性,各类物品和服务对农村经济的发展的直接效用并不大;地方政府作为准公共产品的供给主体,也没有相应地承担起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而是按照“公共产品的受益原则”将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层层下推,大部分的准公共产品,特别是“软”公共产品或者不能有效提供,或者最后由农民自己承担。这种农村个人产品和公共产品关系的模糊与颠倒是中国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这具体体现在最主要的地区性公共产品供给上,如义务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水利设施、道路交通等实质上实行的是农村地区“自给自足”的政策。相比之下,城市公共产品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提供[7]。还有土地征用制度也对农民存在着的明显不公平,农民合法权益被大量侵占。这些因素都是造成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

另外,城乡要素不是完全自由流动,这不但阻碍了城乡经济的更快发展,也阻碍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的程度和步伐。

许多发展理论认为,劳动力从边际劳动生产率近乎为0的农业转移到非农部门,可以通过缩小两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差别来缩小农村和城市之间的收入差距,劳动力流动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一种重要机制。但是,现实却出现了劳动力流动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同时扩大的情况。蔡昉(2005)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如果劳动力流动不足以形成足够大的力量,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或者农村劳动力市场的需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或者甚至发生相反方向的变化,在劳动力流动发生的情况下,城乡收入差距也仍然会保持甚至扩大。林毅夫等(2004)通过估计迁移者对收入差距的反应弹性,认为迁移的确是一种缩小差距的机制,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由于户籍制度的存在和沿海地区过快的发展速度,目前的迁移规模仍然不足以缩小现存的收入差距。

在城乡要素流动方面,从理论上讲,二元结构理论,只谈到了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转移,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却没有讨论城市居民往农村转移的问题。实际上,目前我们的人员流动主要是农村剩余人口向城市转移,并且这种转移还不是充分的、自由的,还受到很多的制约,劳动力的流动不是理论上的自由流动。因此,导致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到城市,转移到城市的人口也不能完全享受到城市的同等待遇,致使转移人口拥有的农村资产没有退出来,没能得到充分有效地利用。另外,由于国家的土地政策等制度约束,城市的人口基本上不能往农村转移,导致那些在农业方面有专长和爱好的城市居民不能进入农村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样导致了城乡人力资源都没有得到有效合理的利用。由此可见,城乡差距悬殊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1.城乡市场资源配置机制不完善,城乡要素不能完全自由流动,尤其是城乡劳动力要素流动受阻,得不到有效配置。

2.城乡空间作用机制不能完全形成,市场主体不能根据市场收入在城乡自由选址,致使城市向周边农村在空间上的扩散步伐受阻。

3.城乡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不完善,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农村居民获得相同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又大于城市居民,从而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

4.城乡社会保障机制有欠缺,致使在农村居民收入本已低于城市居民的情况下,城市居民获得同等条件下的福利保障补贴大于农村居民,使本已在收入上与城市居民相比差距悬殊的农村居民雪上加霜。

三、统筹城乡经济发展机制的构思

区域政策决定区域居民的政策性收入,影响区域的经济环境,并且也对所在区域居民的市场性收入产生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城乡经济差距之所以一直这么大,甚至越来越大,原因就在于没有很好地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城乡的政策性收入不一样;同时,又不能使城乡要素真正的自由流动,尤其是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重的阻碍,致使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难以缩小。

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目的不仅仅是要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缩小城乡居民的差距,而且要充分利用城乡要素资源,促进城乡共同发展。因此,统筹城乡经济发展,不能寄希望于某个领导或某个领导班子,不能指望行政命令来强制执行,而应该从问题的根本入手,在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的前提下,构建城乡共同发展、缩小差距的机制。总的说来就是应该允许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同时,统筹城乡政策,对城乡建设进行统筹规划。鉴于此,笔者认为统筹城乡经济发展应该从以下几个“机制”入手。

1.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要素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让城乡要素资源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自发流动,实现收入最大化目标下的有效配置,使居民城乡市场收入均等化。

2.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公共产品投入机制,使城乡公共产品均等化。目前主要是增加农村公共产品投入,以使农村要素资源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利用,降低农村居民获得城市居民同等生活条件的生活成本,同时也为农村居民自身能力、素质的提高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从而使农村居民获取市场收入的潜力和能力得到改善和提高。

3.要建立统筹城乡发展的社会保障机制,使农村居民能够享有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公民权利,获得相应的福利保障补贴。目前急需要做的是缩小、甚至均等城乡福利保障补贴。

篇2

关键词：第三产业；城乡经济发展差距；贵州

1.引言

城乡经济差距问题是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大问题，不仅关系到社会稳定，也关系到新时期新阶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实现。

贵州的城镇人口为1176.25万人，农村人口为2302.75万人，农业人口达到了83.9%，第一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占到了70%，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口比重是20.1%，说明贵州的农业人口数量是庞大的。1978 —2010年贵州省城镇居民收入从 261.26 元提高到14147.74 元，农村居民收入从 109.30 元提高到3472 元，2010年时，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为14143元，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为3412，然而两者相差3.15倍，贵州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贵州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在此期间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大。贵州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 1978 年的2.39 倍，上升到 2010 年的 4.07 倍，上升了 70.29%，年均上升 2.20 个百分点。城乡收入比例是4.07，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23，城乡居民的消费水平比为4.18。

大量的理论研究表明，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最有效途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优化就业结构，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理想路径。

2.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发展现状

2.1贵州第三产业的总体发展现状

从贵州省的三次产业结构看，第三产业贡献率在50%左右。但是第三产业占贵州农村经济总收入比重低，发展速度明显滞后。贵州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新兴服务业比重较低。在贵州省的第三产业中，位居前三位的一直是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住宿和餐饮业在第三产业构成中的比值仍然较低，这说明贵州省的第三产业的增加值主要是通过传统行业的有力支撑实现的，一些与人们生产和生活密切相关的信息咨询、中介、法律、社区服务等现代服务业的发展仍处在低水平、低效益的状态，制约着第三产业的发展。

2.2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比

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大，对劳动力吸收能力强。贵州第三产业的城乡就业人数差距较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人数26451人，农村为5056人，两者是5.23 倍；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城镇的就业人数是3482人，农村的为760人，比例是4.58。

贵州对城乡第三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存在巨大差距，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差距最大的是住宿和餐饮业，城镇的固定投资为21.64亿元，农村的为0.56亿元，两者的比例是38.64 ，在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方面，城镇的589.65亿元是农村27.92亿元的21.12 倍。

私营经济是推动区域经济活跃，影响整体经济结构的重要因素。贵州城乡第三产业的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有租赁和商业服务业，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城镇的私营企业户数是5022户，农村是968户，相比为5.19 ，对于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城镇为242户，农村为70户，前者是后者的3.46倍。

消费是拉动一地区经济增长的动力。贵州城乡居民对第三产业各门类的的消费存在着差距。在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为12.6%，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12.50%；而在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中，用于交通、通信的消费占比是8.1%，用于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比重是6.5%。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反映的是全社会消费状况，对于零售商品的消费，城乡之间的消费也在逐年扩大。

3.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环境

3.1国家政策的支持

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的增加使农民的收入增加。近年来，免除学杂费、医保、低保、老保等一系列惠农政策。2012年的国发二号文件，说明中央高度重视贵州经济的发展，贵州城乡经济差距的扩大势必影响整个中国的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的扶持为贵州缩小城乡差距争取项目与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

3.2得天独厚的资源

以自然资源为依托的旅游资源也为贵州大力发展乡村经济提供了有利条件。贵州是中国旅游资源极为丰富的省份，经过20多年的持续发展，已经形成诸多著名旅游景点，包括“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1个，国家5A级旅游区2个，国家4A级旅游区3个，等13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8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等等。还有许多待开发的旅游景点都藏于深山之中，靠近农户居住地。这些都是贵州农村地区发展第三产业的比较优势。

3.3人口红利的优势

贵州的农业人口达到了80%多，劳动力资源充裕且成本优势明显。2011年贵州农村人均GDP为4200元，而第一产业就业人口占全省就业人数的70%多，在劳务成本方面， 2010年贵州县域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元3412元，而同期贵州城镇居民的为14143元，农村人均收入相当于城镇的24.13%。贵州农村的劳动力成本低，为劳动力人口向第三产业转移提供了条件。

4.基于第三产业角度的贵州城乡缩小经济发展差异的对策

4.1加大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投资倾斜力度

改善贵州农村基础设施条件，保护生态环境。实施农村公路乡通畅、村通达工程。提高乡镇公路通畅率、行政村公路通达率，村通畅率。针对贵州城乡的第三产业私营企业户数对比相差大的卫生、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业，应构建城乡统一的最低生活保障，低收入农户帮扶制度继续加大农业补助强度.

4.2挖掘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特色优势资源

贵州农村地区有独特的民族传统、民族宗教、民族习俗和民族风貌，应大力开发具有地方资源优势和民族特色的旅游商品，加快建设旅游小商品生产基地，充分发挥山区的资源和生态优势，把山区建设成为绿色农产品出口基地和旅游观光胜地。加速发展非农产业，如休闲产业，城郊型生态农业和观光农业，将旅游和农业结合起来。

4.3开发农村地区第三产业的配套优质服务

贵州有独一无二的气候，生态优势，农村地区应发展餐饮、住宿、旅行社等与旅游业相配套的后勤设施与服务，形成以农业观光、休闲娱乐和特色餐饮为代表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积极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以及家政、养老等家庭服务业，为第一、二产业和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提供各种优质服务。

参考文献

[1]朱满德 王秀峰 贵州省逐步缩小城乡经济差距的思考[J]贵州农业科学2012（8）

篇3

关键词：城乡收入差距；产业结构；负效应

       目前，对于我国的经济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已基本达成共识。李实等（2004，2007）利用泰尔指数将全国的个人收入差距分解为城镇内部、农村内部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三部分，计算出三种差距对全国的差距贡献率，结果显示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对全国总体收入差距贡献率从36%提高到43%，这说明了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是全国收入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对于城乡收入差距对经济影响的已有分析主要集中在消费结构上，认为城市居民消费趋于饱和，而农村消费结构升级较慢，农村消费占总消费比相对较低，尚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我国经济增长动力主要靠出口和投资，因农村消费不足带来的内需不足将影响到经济的持续平稳增长。而关于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对我国的产业结构之间关系做出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并不多。城乡间的收入差距拉大将对产业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本文将视角集中于产业结构的市场需求与供给变动两方面，以分析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对产业结构变动的效应。

        1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需求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产业结构是指整个国民经济中全部经济资源在各产业的配置结构。本文中的产业结构不仅包括对第一、二、三产业的分类，还涉及到三大产业内部各行业和行业内部各层级及其之间的关系。正常的产业结构变动一般表现为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有两方面的含义：

        ①指一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所表现变动趋势：第一产业的份额显著下降，第二产业的比重显著上升，第三产业也略有上升，即三大产业比重次序的调整，其衡量指标一般是第二产业或第三产业的比重占gdp的比重；

        ②指发生在三大产业部门内部的产业由低级到高级、劳动生产率由低趋高、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以及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与技术密集型的发展变化过程。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因素有很多，主要包括市场的需求条件和供给条件的变动、国际市场供给条件以及经济政策引起的变动，收入分配结构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收入分配结构决定消费结构。当收入水平较低时，可支配收入较低，于是有限的收入将优先用于满足最基本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水平提高后用于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比例将逐渐下降，更多的收入将投向于更高层次的消费。消费结构将由购买食品衣服为主转向购买电视机、音响、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社交。在一个存在相对合理收入差距的社会里，会形成多层次的消费需求，低、中、高级消费品均有相应合理的需求结构。但若是收入差距过大，如murphy（1989）在分析收入分配与工农业发展的关系时所指出，富人有足够的收入购买进口奢侈品和手工品，穷人则局限于解决温饱问题，财富过于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而中产阶级比重较小，会导致国内工业产品的需求不足。城市与农村的消费断层将会导致相应的商品供给部门发展不均衡。

        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投资结构必然与需求结构相一致，而市场需求结构又取决于人们的收入分配结构。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城市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也拥有更为有利的生产条件。城市居民更大的消费能力必然引导投资和其他经济资源流入那些以满足城市居民消费需求为主的生产部门和相关服务部门。充裕的资源使得这些行业快速发展，而为农村消费者提品和提供服务的行业因投资不足，需求不足而不断萎缩。

        具体说来，收入差距通过投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投资在各个产业间的分布和比例不同，各产业的发展速度也就会不同，导致产业结构的变动；投资结构作为资产增量可使产业结构存量的变动，引起产业间规模比例的变化；不同的投资方向形成不同的生产资料需求，从而引起生产资料产业构成的变动。城市居民消费所占比重大，致使更多的投资服务于城市，家电行业，通讯电子类行业等等均倾向于城市居民，且这些行业发展建设都比较快，而合适于农村的消费品和服务则极少。收入消费结构直接影响影响消费资料产业部门的发展，也间接影响为消费资料产业提供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发展，从而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动。城乡收入差距过大间接导致产业结构的相对不合理发展，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也就难以为继。

        2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市场供给对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

        在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形式多元化，不同的生产要素要求同投入所创造的产出相对应的收入。已存在的收入差距会影响生产要素流动方向，从而影响各产业的要素供给数量与质量。要素供给的数量与质量不同又会对各个行业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

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其实也是一个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一个过程。这种要素流动减少了原来农业领域的闲置劳动力，提高人均耕地面积以及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调整了三大产业间劳动力占有比例关系。城市相对于农村的高工资是吸引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原因，而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则给相对理性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强烈的流动信号。于是拥有一技之长、高学历和较高文化素养的高质量劳动力聚集在城市，促使城市高精尖产业得以发展。城市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量的年轻力壮的普通劳动力，劳动力资源供给充裕，则对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于是资金流向该产业，该产业能够迅速发展。但须注意的是因普通劳动力供给充足导致劳动力市场一直为买方市场，企业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获得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劳动力资源的充裕供给使企业缺乏提高效率改进的动力，没有足够的动力改进机械装备生产以替代劳动力生产。

        而对于农村的发展则是另一番情形，虽然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缓解了农村紧张的人多地少的矛盾，但是流动的都是年轻力壮的劳动力，于是出现农村发展所必须的劳动力也可能出现短缺，农村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管理等人才也严重缺乏，这严重影响到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产品生产和服务业发展严重滞后，农村居民收入也无法持续提升，城市收入差距扩大，人力资源与普通劳动力资源往城市流动的速度随之加快。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拉大，从劳动力的层面上看，是劳动力在三大产业中的比例趋于协调，但三大产业内部的生产率、产业附加值率和实际发展速度却是不平衡的。

        资金供给状况也将影响到产业结构。可供农村投资的资金一般取决于农村的储蓄，而储蓄受限于收入水平。农村居民收入水平无法得到较大幅度的持续增长使得储蓄偏低，又由于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差价使得农村自我积累能力低下。加上邮政储蓄的只存不贷模式、国有银行多存少贷惜贷致使原本不多的资金流向城市，农村发展所需资金相对稀缺，且获取成本相对较高，于是农村经济发展遇到资金障碍。与农村相比，城市资金供给充裕，资金的使用成本下降，有利于资金流向技术、资金密集型产业，推动产业的演化与发展。资金供给的差异使得城乡各行业各产业发展不均衡。

        3 城乡收入差距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影响

        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市场经济中城乡收入差距将促使资源流向为城市居民提品或服务的部门。部分产业在充裕的人力、资金等资源供给和较大的需求刺激下，能够得到较快的升级，采用新技术，实现产品的多样化。但仅仅在一个城市经济圈里，对某一产品的消费将会趋于饱和，而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其消费结构难以转移和升级，于是为城市居民提供的消费品与服务无法在农村大范围扩散。

        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理论，在产品的成长期，城市居民是其主要的消费对象，一般的产品研发设计也是主要是针对城市消费居民。从成长期过渡到成熟期的过程中，企业扩大生产，可获得规模报酬递增的效应，前期投入费用下降，产品价格下降，消费群体逐渐由城市居民转移到农村居民。在有效需求的推动下，企业可以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批量生产，降低生产成本，从而进一步扩大农村市场，实现规模经济的良性发展。同时农村居民的消费结构也逐步上升。在收入差距比较合理的社会里，消费需求的结构也比较合理，产业的升级表现得较为平稳顺畅。产品的扩散过程需要大量的有效需求拉动，而在像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比较大，城市居民升级换代下来的消费品，农村居民仍无力购买，需求链发生断裂，产业的转换升级就不顺畅。

        产品顺利进入农村市场，亦使得企业能及时回笼资金，从而有足够的动力和资金开始下一轮的技术创新，产品的升级换代速度加快，相对于服务业也是如此。产品消费市场平稳转移可促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但若为城市居民提供消费品和服务难以难于在农村较大范围内得到消费，这些新技术的普及和升级便会受阻。

        多年来工业经济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的生产能力，一方面，大量消费品及生产资料是农村居民所需要的却无能力购买，另一方面，城市市场却已相对饱和，使得工业生产能力与市场消化能力相比，形成严重相对过剩。工业经济产能的相对过剩使整体经济面临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不利于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成长。

        4结语

        有以上的分析可知，城乡收入差距过大对我国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都不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影响资源的合理优化配置。因此，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非常有必要的。虽然目前为刺激内需而采取鼓励家电下乡等措施，这些只是治标不治本，根本还在于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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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乡统筹；城乡收入差距；区域经济差距；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3）09-0114-07

关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西方学术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工业化偏好理论。早期发展经济学认为小农经济是增长力已耗尽的落后部门，工业作为新型产业具有较高的增长率；在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国家推进工业化，不仅可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而且是实现经济赶超的战略选择[1]。二是政治结构的特殊性理论。政治结构的特殊性使得城市阶层的政治影响力巨大，从而形成了城市偏向的政策；而且农民居住分散从而采取集体行动的交易成本高，容易形成免费搭车心态，导致农民数量与其对政策制定的影响力陷入一种悖论当中[2]。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但经济增长的成果未能在城乡居民之间公平地分享。在解释这一现象时，上述两种理论被国内一些学者所用。陈斌开、林毅夫认为落后国家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将导致更低的城市化水平和更高的城乡工资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是政府采取的发展战略背离了本地比较优势的结果[3]。蔡、杨涛利用制度分析的工具和方法分析了户籍制度、福利制度等城乡二元分割的体制和制度因素在形成的劳动力市场扭曲和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中的作用机制[4]。林光彬认为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发生机制与根本原因是社会等级秩序格局、失衡的财富与收入分配格局、资源的流动格局与市场等级化格局等一系列社会安排的相互作用，在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双重的游戏规则下，形成了一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自我强化机制”[5]。陈钊、陆铭认为与广为接受的通过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和户籍制度来解释城乡分割的理论相比，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直接的制度背景是城市单方面地拥有城乡政策的决定权，城市单方面制定的城乡分割政策在不断增加移民规模的同时，扩大了城市居民和农村移民间的工资差距[6]。

已有研究主要将城乡差距归因于显性的制度因素，在近几年我国地区经济差距不断拉大的情况下，地区经济差距可能是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有必要探究地区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近年来，国内一些文献已经注意到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的关系。胡鞍钢、魏星认为城乡差距是地区差距的内在动因之一，城乡产业结构的差异、城乡社会治理模式和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差距以及劳动力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流动是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的主要因素[7]。石磊、高帆认为造成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关键原因在于地区之间二元经济结构转化程度的同步性的不同，即地区之间工业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服务业的兴起和城市化水平提高的同步性不同[10]。王梦奎认为地区差距的实质是工业化进程快慢和城乡差距的问题，不同地区乡村与乡村之间差距的扩大，是地区差距扩大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发达地区的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快，受城市经济的辐射力强[9]。

然而这些研究主要认为不同地区的城乡结构差异使其总体经济社会发展呈现不同的水平，从而带来地区间的发展差异，集中在城乡差距对区域差距的影响上，从区域差距视角来解析城乡差距几乎没有，并且针对欠发达问题的分析时，往往在地区与人口的选取上过于宏观而导致在指导具体地区发展的政策选取上缺乏明确的操作性。基于此，本文创新性的从地区经济差距视角研究城乡收入差距问题，全面阐述了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并选取重庆市这一典型的城乡差距与内部地区差距都较大的地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这不仅是对已有研究的一个边际改进，而且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重要意义。

1 地区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地区经济差距主要因地区之间人均收入和工资水平差距而存在。某些地区由于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出现了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使地区间经济发展、人均收入、工资水平和利润率等产生差距，这种差距进而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形成缪尔达尔式的地区性二元经济结构[10]。地区经济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本质在于发达地区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的发挥，体现为落后地区与发达地区的相互作用。正是伴随着发达地区的聚集和回波效应、扩散和涓滴效应强度的不断变化而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

1.1 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和回波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聚集效应是指因社会经济活动及相关要素的空间集中而产生的效应[11]，是地区经济发展的动力与依托。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聚集效应通过本身的产业优势、规模效益与乡城之间的要素流动与迁移，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影响。一方面，发达地区以二、三产业为主，工业化水平较高，能够通过聚集效应引致大量生产活动集中，规模效益提高了发达地区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落后地区由于本身工业化滞后，以第一产业为主，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大，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快速推进，落后地区的资本、劳动力向发达地区流动，从而导致落后地区尤其是落后地区的农村的发展要素的不足，造成经济发展变得更加缓慢，这种劳动力、资本、技术、资源以及“非经济因素”等要素产生有利于发达地区而不利于落后地区的连续的累积性的扩张效应[12]，即缪尔达尔式的“回波效应”，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不断突显，会导致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但同时，落后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有利于提高农村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源拥有量，或者将城市工作所得收入寄回家乡，都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1.2 地区经济发展的扩散和涓滴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

扩散和涓滴效应体现为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的影响，当发达地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由于人口稠密、交通拥挤、污染严重、资本过剩、资源相对不足等原因，该地区的生产成本将逐渐上升，外部经济效益逐渐变小，经济增长势头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发达地区再扩大生产规模就会变得相对不经济，因而资本、技术、劳动力等要素将会通过横向的“扩散效应”和纵向的“涓滴效应”自动地、逐步地向其他地区扩散。在技术知识不断溢出、产业结构的空间演变及其所伴随的劳动力回流状态下，农村劳动生产率不断提升，农村地区不断发展，城乡收入差距也就不断缩小。当然，反过来适当的扩散可以使得发达地区能够更好地保留并集中收益率较高的第三产业，从而保持相当活力和城镇居民收入的稳定上升，从而城乡收入差距又会扩大。在发达地区发展起来以后，为了防止累积性因果循环造成的区域差距、城乡差距的扩大，政府不应该消极等待发达地区的扩散和涓滴效应来消除城乡收入差距，而应该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激烈落后的农村地区的发展。

2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的现实考察

重庆市是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库区、大山区和民族地区于一体，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突出，城市的迅速发展和乡村的相对滞后，使城乡之间形成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在工业化进程、产业结构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方面发展差距明显，内部发展极不平衡。内部区域差距与城乡差距并存，形成了“一小时经济圈”发达地区和“两翼”落后地区之间的矛盾以及重庆市城乡居民之间矛盾，这两大差距和矛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某一对矛盾的发展和变化会受到另外一对矛盾发展和变化的影响及制约。

2.1 重庆市1998-2010年区域经济差距的演变趋势

为了考察地带内以及地带间（“一小时经济圈”（简称“一圈”）、“渝东北翼”、“渝东南翼”）发展差异对重庆市内部区域之间人均GDP差异的影响程度，根据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分别计算了从1998-2010年的泰尔指数及其构成。用泰尔指数来衡量不平等的一个最大优点是，它可以衡量组内差距和组间差距对总差距的贡献，有利于分析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对重庆市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影响，其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T=∑Ni=1YilogYiPi（1）

式（1）中，Yi为i个区域GDP占整个区域GDP的份额，Pi为i个区域人口占整个区域的份额，N为地区数。

Theil系数T越大，表示各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差异越大。Theil系数衡量区域经济总体差异变化，还可被进一步分解为区域内各子区域内和各子区域间的差异。分解方法是若将区域按照一定方法或目的分为G组，则可利用Theil系数分析区域组内和区域组间的经济差异变化对区域总体差异的影响。在本研究中，以重庆40个区县之间的总差距为例，利用泰尔指数可以将它分解成为“一圈”、“渝东北翼”和“渝东南翼”三大地带内各区县之间的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的差距，Theil系数T可做如下分解，如式（2）所示。

为了便于分析，泰尔指数值都扩大100倍，结果如表1所示。从表1可以观察出，“一圈”地带内部区县差距以及三大地带间差距构成了重庆区域经济差距的主要部分，基本上主导了全市区域经济差距，“两翼”地区近年来贡献率不到15%。

全市的泰尔指数总体上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过程。从1998-2000年，全市差距出现小幅下降，但随着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差距又进一步拉大，伴随着2003年重庆市大都市经济圈的概念的提出，点-圈-线型生产力布局的形成，差距又一度缩小，虽然从1998-2005年全市经济发展差距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倒N型变化趋势，但这几年间，总体呈下降趋势。2006年后全市差距又逐年扩大，这主要由于在2006年重庆市“一圈两翼”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区域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重庆市内部地区经济聚集效应逐渐增大，“一圈”地区对周边经济要素的吸引力不断扩大，重庆市总体经济创造能力不断向该地区集中。

地带间差距近年来呈现小幅缩小趋势，绝对值仍然较大。地带间差距从1998年以来，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泰尔指数在5.5附近上下波动，直到2003年开始下降，2005年达到最低（1.38），2006年又上升（3.40），这一动态变化过程与全市差距的变化过程相一致。但2007年以来的下降，则在于2007年重庆市成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不断创新区域协调发展机制使得“两翼”地区经济不断发展，地带间差距不断缩小。

地带内部差距逐步扩大。“一圈”和“渝东北翼”内部差距扩大趋势尤为显著。这主要由于“一圈”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主导产业以二三产业为主，而且随着新一轮的产业转移，由传统的汽摩、装备制造扩展到电子信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新技术、新工艺不断运用以改造现有企业以及诸如新能源汽车等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熊彼特式的“创造性破坏”过程，使得其中有些地区因抢占先机而获得更高收益，经济聚集效应不断凸显；对于渝东北地区而言，其地处三峡库区，在长江流域和国家重要资源战略配置中的作用突出，而且正处在工业化中期，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与升级中，技术创新必然会导致差距不断增大。而渝东南地区内部差距变化不大，这主要由于该地区的主导产业主要集中在特色农林产品及农副产品、清洁能源以及生态旅游，工业化水平滞后，产业结构变迁不力，长期处于低水平均衡陷阱所致。

2.2 重庆市1998-2010年城乡差距的考察

重庆直辖以来，整体经济保持了持续高速增长的态势，但经济增长引致的财富分配效应并不是相对均质的，在城镇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高速增长背景下，农村经济及其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的增速却相对缓慢，以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并不是沿着一条平滑轨道在持续转化，而是表现出时而强化、时而弱化的趋势。不管城乡经济总量如何变化，理论上二者的劳动生产率应趋于一致。考察重庆市经济发展是否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通常用比较劳动生产率、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来测度二元经济结构状况[13]。二元对比系数为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的比率，其值处于0-1之间，当为0时，表明第一产业比较劳动生产率为0，经济二元性最显著；而为1时，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比较劳动生产率相同，二元经济完全转变成了一元经济，经济的二元性消失。二元对比系数越大，两部门的差别越小：反之则两部门的差别越大。比较劳动生产率为一个部门的产值同在此部门劳动力人数比重的比率。二元反差指数为第二、三产业产值比重与劳动力比重之差的绝对值。二元反差指数值也处于0-1之间，与二元对比系数相反，反差指数越大，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的差距越大，经济二元性越明显；当二元反差指数为0时，二元经济转变为一元经济，二元性消失。计算公式分别如下所示。

图1给出了1998-2010年重庆市二元对比系数和二元反差指数，两者均不存在单调递减或递增的趋势。总体上看，二元经济结构反差以2005、2006年为拐点，经过了由减到增再到减的倒N型变动轨迹。此外，图2给出了不考虑物价的名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以及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居民人均收入差距体现为以2006年为拐点的倒U型变动轨迹，城乡居民人均消费差距体现以2003、2005和2009年为拐点的M型变动轨迹。显然，重庆市整体经济的高速增长已经开始伴随着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与重庆统筹城乡改革的初衷相一致，将统筹城乡经济发展、转化二元经济结构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摆在更突出的地位，并逐步通过资源配置、收入分配、地区发展、增长方式等机制对经济的持续发展产生作用。

3 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渝东北、渝东南“两翼”地区，是重庆发展条件最差、发展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是全国重点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难点地区。2010年，渝东北、渝东南地区的人均GDP仅为全市平均水平的44.8%和42.9%。因此，统筹城乡发展，不仅要缩小城市居民、农村居民两大群体间的差距，也要致力于缩小以主城为代表的“大城市”与渝东北、渝东南为代表的“大农村”这两大区域间的发展差距。只有通过统筹“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才能真正达到统筹城乡的目标。城乡均衡的经济增长才是减轻贫困的最有效的动力，缩小城乡差距才会提高整体经济增长的减贫效果[14]。伴随着重庆经济的发展，各种效应（聚集和回波、扩散和涓滴）综合影响着城乡收入差距，既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也可能使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3.1 分析方法与模型设定

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具体表现在经济发展、收入、教育、医疗、保障等众多方面，但归根结底体现为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上的差距，因此，在考察重庆市区域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时，本文以城乡收入比作为被解释变量，以地带间经济差距的人均GDP泰尔指数设定为解释变量。考虑到随着地带间经济差距的变化，聚集（回波）效应与扩散（涓滴）效应可能交替变动，故引入区域经济差距的二次项，考察城乡收入差距是否呈现倒U型的变动轨迹。众多研究已经证实，城乡收入差距还表现出随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故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代表经济发展水平。

对于模型设定形式，出于分析的目的和稳妥性，我们选取对数模型。对数模型的优点在于它反映了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变动的关系，所要估计的结构系数恰好是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反映了被解释变量增长与解释变量的增长间的关系。本部分的目的就是分析重庆市直辖以来经济增长及其重庆市“一圈两翼”地带间经济发展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此选择对数模型是合适的。计量模型结构如下：

lnDis=β0+β1lnTb+β2lnTb2+β3lnPgdp+β4lnPgdp2+ε（1）

lnDis=β0+β1lnTw+β2lnTw2+β3lnPgdp+β4lnPgdp2+ε（2）

其中，ε是残差项；Dis代表城乡收入比，描述城乡收入差距；Pgdp为人均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Tb为地带间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地带间的经济差距；Tw为全市的人均GDP的泰尔指数，表示全市整体的经济差距。模型（1）描述了地带间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模型（2）描述了全市整体经济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样本期间选择1998-2010年，原始数据来源于1999-2011年《重庆统计年鉴》。

3.2 实证结果与分析

采取最小二乘法进行模型估计，得到模型（1）、模型（2）、模型（3）和模型4，见表2。

模型（1）和模型（3）显示，地带间和全市人均GDP的泰尔指数的二次项系数为负且通过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一次项系数为正且显著，反映出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说明重庆市在经济高速增长拉动地区间差距的同时，尽管引起了经济出现聚集和极化效应，但经济聚集和极化效应小于经济扩散和涓滴效应，一方面由于近年来重庆市通过“一圈”对“两翼”的帮扶、财政向“两翼”的倾斜、在“两翼”地区建设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以及工商资本的大量进入，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扩散和涓滴到“两翼”广大的农村地区，推动了“两翼”地区的快速发展，缩

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另一方面，伴随着重庆市的经济发展，“两翼”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不断转移，从而提高了农村劳动生产力和人均资源拥有量，而且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将城市务工所得寄回家乡，都促进了农民增收，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

在“两翼”地区不断发展过程中，“两翼”地区内部差距也逐步扩大，尤其是渝东北地区内部极化效应自2006年以来逐步凸显（见图3），这主要还是归因于各种促进“两翼”地区的经济发展的政策开始发挥作用，“两翼”大农村地区在经济上获得发展的同时，必然会应遵循比较优势和非均衡发展战略，“两翼”内部也会通过极化和回波效应拉动经济差距，但这样的经济差距是经济发展的必经过程，这样的差距对于“两翼”贫困地区而言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能在2006年出现了“倒

U型”拐点，也正在于“两翼”地区在随后的时期内获得了较好的发展。

模型（2）和模型（4）将人均GDP及其二次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回归结果一次项与二次项系数符号一正一负且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城乡收入差距也随着整体的经济的发展而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这也可由重庆市1998-2010年人均GDP与城乡收入差距散点图中所验证，虽然散点图的变化趋势比较平缓，但依然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见图4）。

4 结论与政策含义

理论上区域经济发展差距通过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的变化，进而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现实中对应某一地区经济发展的聚集回波与扩散涓滴效应孰大孰小难以完全确定，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具体效应须由实证分析给出。计量结果表明，重庆市城乡收入差距随地带间和全市经济差距的扩大以及整体经济的发展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曲线特征，该结论对于推动重庆市持续、健康发展，不断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实现城乡一体化，具有启示意义。据此，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在注重经济增长的前提下，继续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扩大区域间经济技术合作，实现区际间优势互补。切实建立起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农村的长效机制，使以城市经济为主的“一圈”去反哺“两翼”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通过促进“两翼”地区知识、技术、资本等要素的积累以及生产规模和市场规模的动态变化来不断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升“两翼”经济发展水平，缩小地区经济发展差距。

二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并正确认识政府的作用。市场机制具有一定促进地区间协调发展、缩小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但市场机制不会自动缩小地区差距，市场竞争会加剧两极分化，使得发达地区的发展更加迅速，而落后地区则更加落后。由于回波效应会大大超过扩散效应，扩散效应的发挥则取决于不发达地区的自身条件，因此政府必须在缩小地区经济差距方面作出努力，扶持落后地区的产业发展，并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避免地区间经济差距过大。

三是要继续实施城乡统筹战略，打破城乡制度性壁垒，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发展。注重财政向农村地区居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方面的倾斜，尤其是“两翼”落后地区，要努力提高这些地区居民享受的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步实现城乡就业、教育、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使更多的农民享受到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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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关键词：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经济增长；城乡收入差距

一、引言

改革开放前，农村创造的大量财富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的长期存在限制了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造成我国农村居民收入长期处于低水平，使得我国逐渐成为显著的城乡二元结构。国家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因而城市经济发展快，收入相对较高；而农村创造的财富大多用来支持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因而农村居民收入整体较低，城乡居民收入水平存在着差距。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一文知：目前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为3.23：1，是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序列PGDP、UI、RI趋势图

从图可以看出，随着人均GDP的增长，城乡收入差距也在不断增大，那么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具有一定的关系。而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若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就应在保证城镇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保持城乡协调发展；若城乡收入差距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就应重点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使城乡收入差距基本合理，以带动城乡经济的共同发展。

因此研究经济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因果关系具有很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采用协整检验，从严格的单整检验开始，验证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依据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方法，确定经济增长是否对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存在影响作用，再用EG检验进一步验证。如果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则可以利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研究两者之间的短期修正机制，以验证经济增长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是否存在质的不同。

二、样本与数据

本文采取1978-2012年的年度数据作为样本。为了消除数据的异方差性，人均GDP（记为PGDP）、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记为URI）进行对数转换。转换后的变量分别记为LNPGDP、LNURI。（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三、实证研究

1.数据的平稳性检验（ADF）

经计算LNPGDP与LNURI的Pearson相关系数为0.997，呈高度相关，故不能直接拟合回归模型。根据EG协整理论，同阶单整变量之间才可能存在长期的动态均衡关系。因此，要检验变量之间的协整关系，首先应当进行单位根检验。

本文采用ADF法对LNPGDP、LNURI 这两个时间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具体方法为：

表1 各序列的ADF检验

由表1可知，LNURI和LNPGDP都是一阶单整的，它们之间应该存在一个平稳的线性组合，即两者之间应该存在一个长期的稳定关系。

2.协整检验

在计量经济研究中，协整检验方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基于回归残差的EG检验；另一种是基于回归系数完全信息的Johansen检验。本文主要采用EG检验。

（1）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由表2知：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LNPGDP does not Granger Cause LNURI”的原假设，即LNPGDP是引起LNURI的Granger原因，反之不成立。可知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是一个单向因果关系。

表2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置信水平下显著。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URI）与经济增长（LNPGDP）间的协整检验

EG检验是对回归方程的残差进行单位根检验。所以检验一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等价于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是一个平稳的序列。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学建模的方法，采用最小二乘估计（OLS），由Eviews7.0得出方程：

协整检验就是检验回归方程的残差序列是否为平稳性的序列，对残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如下：

表3 残差的ADF检验结果

由表3可知，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说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LNURI）与经济增长（LNPGDP）具有长期均衡关系。但从短期来看，可能会出现失衡，为了增强模型的精度，进一步建立误差修正模型，把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短期行为与长期变化联系起来。最终得到方程为：

由上述结果可知，城镇居民收入不仅取决于经济增长的变化，还取决于上一期人均可支配收入对均衡水平的偏离。

四、 结论与政策性建议

1.实证研究的结论

本文采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协整理论等分析方法，研究了经济增长对城镇及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表明：人均GDP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协整关系显著。可知：经济增长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之间存在长期线性均衡关系。

人均GDP的当期波动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期波动调整幅度很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人均GDP每增长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相应增长0.9808%；但上期误差et-1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当期波动的单位调整比例为0.7747。

因此，经济增长是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变动的直接原因。从长期来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水平随经济发展水平的漂移而均衡波动.具有较强的关联性。

2.政策性建议

（1）调整国家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

一般情况下，新的发展战略及相关政策的推行需要一定的时间，在此之前，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继续扩大的趋势。如何快速有效的找到方法以弱化、消除原有发展战略及其相关政策的惯性，尽可能达到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是解决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问题的主要途径。

（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

农民是我国农村改革发展和农业生产的主力军，也是我国低收入阶层的主体。因此，提高农民收入有助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一要创造条件，给农民提供增加市场收入的机会。二要为农村劳动者创造平等的就业和创业机会，为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服务。

（3）加快户籍、土地制度改革，构建城乡一体化

户籍制度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我国人力资源的流动及合理配置，阻碍了城市化进程。因此要促进农村人口在城镇落户，推进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剥离附着在户籍上的福利待遇，保障农民工进城；在自愿互利的前提下实行土地经营权流转，并按市场规则对征地农民进行合理补偿。

参考文献：

[1]赵丽.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J].山东行政学院学报，20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