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主义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贸易自由主义，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文化贸易 自由主义 保护主义

在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个国家为了确保自身健康、长久发展不断调整战略，应对国际市场的各种挑战和机遇。在国际文化贸易体系中，文化贸易额的比重分配并不均匀，其中发达国家的比重为3/4，发展中国家占不足1/4，转型经济国家所占份额甚微。发展中国家文化产品的进口额远低于发达国家。文化贸易不均衡的格局在1996-2006年间稍有变化。从2005年起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世界文化产品的出口方面的差距逐渐减小，表现在出口份额方面，发展中国家的比重开始稳步上升。以中国为例，在进口额度上中国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比重较小，这便加大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处于特殊的地位，不同于普通的发展中国家，又一时无法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它自身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决定了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具有特殊的影响力。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发达国家集中着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中主要的部分，美国一枝独秀地引领者国际文化贸易。之所以国际文化贸易中自由贸易与捍卫文化这两种理论具有很大的争执，是因为贸易格局严重失衡成为文化贸易领域最突出的难题，而全球文化产业结构的变动又直接地导致了贸易格局的失衡。总体上来说，在国际贸易体系的整个脉络中保护主义贸易理论和自由贸易理论是其中最主要的两个分支。下面从文化贸易学的理论、发展历史为基础对文化贸易保护和文化贸易自由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国际贸易理论简介

（一）古典的贸易保护主义

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生和发展最直接的原因在于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也称作“商业本位”）和重农主义（Physiocracy，也称作重农学派）的诞生。这两种理论导致了欧洲各国的资本开始大力扩张。斯密作为绝对优势理论的提出者，他之前的贸易保护主义形成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和特殊条件。首先，在内部需求上来看，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国内产业发展对资本积累具有很大需求。这为古典贸易保护主义的出现提供了历史的时代背景；其次，从外部市场需求来看，对海外的市场就当时的欧洲各国而言，并未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前瞻性。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产品可以自给自足；再次，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稳固，为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带来繁荣，为此制定的政治策略也是为发展现代工业积累财富；最后，从国际市场的角度来看各国贸易往来较少，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规范的国际贸易体系，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如：各国分工程度较低，替代性和互补性不强。由此各国把重点放在保护本国经济利益，用贸易保护的理论来保护本国的市场，将积累的资本用于国内的经济建设，最大限度发展国内经济产业。这就形成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贸易保护。

（二）古典到新古典的贸易自由主义

自由贸易思想的出现和发展经历了以下的过程：斯密（Smith，1776）是最早提出自由贸易思想的人。李嘉图（ Ricardo，1817）在绝对成本（优势）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比较成本（优势）理论。赫克歇尔（Heckscher，1919）和俄林（Ohlin，1933）最终提出了H-O理论。这些都是市场经济理论在国际贸易理论中的具体体现。各国应该遵循贸易政策，即重视市场在贸易中的作用这也承认保持了国际市场的自由。在自由资本主义盛行时期形成了自由贸易基本思想，由于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为资本主义工业带来更广阔的发展前景，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产量也不断扩张。贸易保护理论开始逐渐地阻碍了贸易发展，约束了经济自由。为了宣扬自由贸易的巨大贸易利得，李嘉图便以比较优势的理论来驳斥保护主义。在北欧的一些国家由于资源稀缺，赫克歇而和俄林以分工体系为基础创立了他们理论的基础框架。由此可见，自由主义是在国家立场上而形成的理论产物，这便是同正义主义或者博爱主义最大的差异。

通过对以上两种国际贸易理论历史演进和现实争论的回顾，可见“保护主义”与“自由主义”理论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进行分析的。各个国家都是根据自己国家的切实利益和具体政治经济现状来制定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的贸易战略。因此很难单纯地规范判断两者的“好”与“坏”，只有“保护”多少、“自由”多少之分。“保护”和“自由”如若抛开国家的基本利益，在理论上便是不切实际的和虚幻的。

二、国际文化贸易的现状

（一）国际文化贸易的大背景

当今文化渗透文化强权问题较为明显，持有强势文化的发达国家对文化贸易开展相对滞后的国家及地区带来的威胁更为学界所普遍公认。随着全球化在各个领域的广泛深入，强势文化裹携着异质化的、充斥着西方意识形态的、夹杂着作者的主观思考和理念涌入发展中国家。这让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产业创造者们不自觉地产生了文化被入侵的危机感并要改变被入侵国的价值观念。

在西方强势文化中，美国的负面影响最为明显，影响范围之大涉及明显身处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同时还包括一些在文化贸易领域发展较好的国家。鉴于这种趋势愈发明显，许多国家和地区逐渐认识到“文化例外原则”的重要性。

文化例外原则是一种为了保护本国的文化不被其他文化侵袭而制定的一种政策。“文化例外”这个词最早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在关于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中，法国人敏锐地意识到国家和民族文化独立的重要性，坚决而果断地提出反对把文化列入一般贸易。①

加拿大是较早在文化例外原则方面对美开展行动的国家，加拿大在此领域里危机感一直很强，担心本国文化被同化。因此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即提出，文化不能视为一般的国际贸易品，要将文化与其他传统贸易区别开，并制定相应的细则，对文化例外的坚持最终有了积极的结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前身——《美加自由贸易协定》，其中规定了涉及 “文化例外”的内容。如免除文化产业产品的关税，如照相机、磁带、乐器、摄影器材等等；如果在加拿大的美国公司因为资本的国别限制，不得不将资产出售给加拿大公司，加方要按合理的市场价格收购；加拿大还专门成立了一个版权委员会，制订了相应的缴费制度来解决当加拿大的有线电视台和广播公司转播美国的节目时，加方要支付版权税。②随即，墨西哥在1992年加入《美加自由贸易协定》，与美、加两国一同签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其间保留了文化例外的原则。之后以此为范本在与智利等拉美国家签署贸易合作协定时，也都加入类似条款。

文化例外原则的作用虽被广泛肯定，不过文化贸易的形式依旧在不断发展更新，因此相应的理论也需不断调整校正以适应形势的变化。就在这种挑战和变化中，我国于本世纪初也加入了世贸组织，当时我国业界人士对其普遍表现出担忧和恐惧，文化领域更是一片忧虑之声。但是经历了这么长时间的努力与改变，之前的担忧并未成为现实，我国的文化产业还是经历住了国际市场的考验，并在国际文化产业中赢得一席之地，中国文化产业蒸蒸日上，引领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国际浪潮中乘风破浪。

中国的文化贸易在世界贸易组织中的确经历着严峻的考验并受到一些负面的影响。但是中国文化贸易在全球的比例经历了一个由逐渐降低转为逐渐上升的V型的发展走势。尤其在电影产业方面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电影的进出口逆差也经历了由逐步扩大到逐步缩小的发展趋势。我国的文化贸易经过了一个波动的过程不仅在全局上还是从某个局部中我们都在努力向更好的方向发展前进。所幸波动幅度不大，这也使得我们更乐观，积极地去应对更多的挑战。在中国入世初始，我们维持了比较高的文化贸易壁垒，对那些最易冲击我国文化产业的贸易方式以及最缺乏竞争力的文化部门，我们做出的承诺很有限，且大多附带着一定的条件，这些保护的措施起到了缓冲作用，以备接下来更好地应对更多风险。

在中国，出版单位和影视摄制单位是行政性的文化贸易壁垒主要针对的对象。在自由贸易中，文化领域的壁垒通常来源于监管，对报刊杂志、图书、电影电视都是从源头上就开始监控，在体制上设立出版社对其监管，同时利用国有化的媒体、宣传机构、行业组织共同组成了一个纵横交错的立体网络对文化产业进行控制。

（二）中国文化贸易壁垒的实际效果研究

在我国现有的文化管控体制中，依然存在有待改进的方面，如不成体系、管控部门散乱等问题都没能找到有效的改进办法。如与文化有关的的部委多达4家（文化部、宣传部、新闻出版局、国家广电总局），加之省级以下的文化部门实为繁杂，不利于形成系统、统一部署。同时随着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传媒技术的发展，网络新媒体逐渐取代传统宣传方式，博客、微博等为我国监控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由于我国的文化管制主要针对传统媒体进行，对新媒体的监管并未及时作出可行性的方案和政策管制，新媒体庞大的受众群也逐渐吞噬取代了传统媒体，导致文化管制的“盲区”越来越大。新媒体最大的目标受众群是广大的青少年，很多不良文化产品对青少年的思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这也是我们文化管制的主要方向。由于传统媒体监管方式并不能完全应用到新媒体的管理中，这就难免造成管理上的错位。

我国文化贸易一度出现内忧外患的处境，这是由于我国的文化贸易壁垒在应对新媒体出现的时候并未及时作出应对措施，监管方式和保护壁垒尚未坚固，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受到外国传媒集团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侵入，大幅度地渗透到我们的核心阵地—广播影视、图书报刊、互联网、音像这些传统媒体中，他们切入中国文化市场采取了一系列的方式措施主要可归纳为前期铺垫和渗透。可见，中国建立的文化贸易壁垒仍然留下来某些缺口，在应对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我们不但要做好保护措施更要积极地应对一切可能存在的隐患，及时处理各种问题并作出相对的措施，出台政策，允许一定的条件下的中外合资与合作。

三、基本结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单纯地进行贸易保护或者贸易自由都无法给世界市场中的各国带来贸易共赢，各国都是以本国最基本的利益作为基本出发点。世界各个经济体都都是寻求各自利益并不断调整实现财富的手段，这就使得在一个阶段做出的保护措施到下一阶段未必能够同样适用，需要适时地格局国际环境和所处阶段作出调整。没有长久的保护主义也没有完全的自由主义，发展中国家为形成稳固的产业基础制定一些列贸易保护措施对产业中薄弱、落后的环节适当地进行保护，以此促进产业健康，迅速发展。这种保护措施的确保证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文化各领域稳定发展，同时也对发达国家造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发达国家也积极应对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贸易壁垒，并在缺口中突破，寻找一切可利用机会进行渗透入侵。所以，自由是暂时的，保护是永远的。贸易自由尽管一直被世界各国倡导，但贸易保护不可能彻底消除。任何国家都无法仅仅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去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的竞争与挑战。发达国家也只是其保护的范围、程度上较小地运用贸易保护的措施。各个国家如今想要在国际市场中健康、快速地发展，就要在机遇与挑战中及时地做好应对措施，贸易保护主义亦或贸易自由主义都是为应对国际贸易市场竞争所产生的理论基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兼顾国内、国际经济政治的具体条件实施调整战略，在国际贸易市场中乘风破浪。（作者单位：辽宁大学广播影视学院）

注解

①http：///view/6719927.htm

②国际文化贸易中文化保护所面临的局限性，？张斌，湖北社会科学，2011.3

参考文献

[1]张斌.当前的国际文化贸易格局之研究，学术论坛，2010（4）

篇2

关键词：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广东；东盟

20101年1月1日，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如期全面建成，这是中国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具有里程碑意义。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国家已经签订了三个主要协议，即《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协议》、《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根据协议，2010年1月1日，中国与东盟六个老成员(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文莱)间的93％贸易商品关税降为零，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中国与东盟四个新成员(柬埔寨、老挝、缅甸、越南)则将在2015年实行零关税。同时根据协议，中国与东盟之间不仅在要实现货物贸易自由化，而且还要实现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投资自由化，这将进一步深化了中国与东盟经济关系。随着自贸区内生产要素流动障碍的减少和消除，自贸区的市场会进一步扩大。这种市场范围的扩大会促进企业生产的发展，扩大生产规模，降低成本，享受规模经济的利益。此外，区域内资金、技术、商品的流动更加自由便利，有利于企业优化配置要素，提高生产效率，同时也可便利投资者根据不同国家的比较优势重新安排生产布局，寻找更有效率、更具竞争力的合作伙伴，从而更好地发挥比较优势，增强国际竞争力。

一、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货物贸易的影响

《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协议》于2004年11月签订、2005年7月20日起正式实施，共有23个条款和3个附件。《货物贸易协议》规定，除已有降税安排的早期收获产品外，其余的全部产品分为正常产品和敏感产品两大类。在正常产品中，产品又分为一轨产品和二轨产品两类，区别是二轨产品在取消关税的时间上可享有一定的灵活性。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在按降税模式降到5％以下时，可保持不超过5％的关税，在比一轨正常产品更晚的时间降为零。对中国和东盟六国，应在2012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对东盟四个新成员，应在2018年1月1日取消二轨正常产品的关税。但是，二轨产品的数目有一定限制，中国和东盟六国的二轨产品不得超过150个六位税目，东盟新成员二轨产品不得超过250个六位税目。

因此，2010年1月1日，只是一轨商品实现了零关税，加上2004年已实施降税的早期收获产品，至此，中国一东盟之间实现零关税的商品比重约为93％，基本实现贸易自由化。这对于广东来说，将产生以下几方面的影响：

(一)贸易壁垒的消除会带来贸易创造效应，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扩大自由贸易区除了要求削减关税外，而且还要求最大限度地消除非关税壁垒，这样，双方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比WTO更优惠的条件进入对方市场，部分原先不可能发生的贸易被创造了出来，产生贸易创造效应。广东与东盟不同国家在不同结构产品上具有互补性，双方都从贸易扩张中获益。

2005年，中国与东盟《货物贸易协议》开始实施，并启动降税进程，这对广东与东盟的贸易扩大带来了积极的效应。2005～2008年广东对东盟出口增速分别为24.9％、26.7％、39.8％和20.3％；同期，进口增速分别为10.0％、16.4％、20.3％和7％。尽管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但2009年前9个月广东对东盟的出口仍保持正增长，进口降幅也大大低于全省进口降幅水平。

但是，贸易规模的扩大可能只是限定在一定程度上，原因在于：一是由于这次实现零关税的商品在2009年都已达到5％或以下(见表2)，在自由贸易区建成后税率相对降幅也不是特别大，所以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货物贸易规模的提高。二是因为中国和东盟国家各自都规定了敏感商品，敏感商品的进口额不超过各自进口总额的10％。中国提出的敏感产品主要包括大米、天然橡胶、棕榈油、部分化工品、数字电视、板材和纸制品等；东盟国家则提出了橡胶制品、塑料制品、陶瓷制品、部分纺织品和服装、钢材、部分家电、汽车、摩托车等敏感产品。而广东的出口优势主要分布于纺织、服装、机电产品等，这些恰好是属于东盟划定的敏感商品，不利于广东刺激这些商品的出口。因此，短期看，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贸易规模的扩大，但长期看，随着零关税覆盖面越来越广，贸易创造效果也越来越大。

(二)优化出口结构，减少对发达国家的市场依赖广东与东盟贸易规模的扩大有利于广东优化出口结构。目前，广东出口产品中19.1％依赖美国市场，15.6％依赖欧盟，只有6.1％输往东盟。由于受到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的干扰，广东产品常常受到欧美不少国家反倾销、技术壁垒、绿色壁垒等贸易壁垒的限制，贸易风险很大。与东盟贸易自由化后，有助于广东产品拓展市场空间。虽然短期内东盟难以替代欧盟成为广东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但所占比重肯定会提高。同时，东盟国家承认中国是完全市场经济地位，有利于广东的产品规避反倾销风险。而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框架内可改变原材料进口地、加工地，减少贸易战。

(三)广东在资源类商品、农产品、机电产品方面的贸易逆差可能会进一步扩大从表1可以看出，2000～2007年，广东与东盟贸易逆差额持续扩大，2008年才略有降低。2000～2008年，广东与东盟的贸易逆差累计额达1007.13亿美元。从主要贸易国别看，马来西亚是广东与东盟贸易中的最大逆差国，累计逆差446.89亿美元，占广东对东盟贸易逆差总额的44.37％，其次是泰国，累计逆差305.88亿美元，占30.37％，第三是菲律宾，累计逆差254.26亿美元，占25.25％。广东与印尼贸易的多数年份是逆差，累计逆差57.09亿美元，占5.69％，但2008年与印尼的贸易实现了顺差3.36亿美元。

逆差的原因主要在于，第一，资源禀赋差异使得自然资源匮乏的广东从东盟国家进口大量的煤、天然橡胶、石油等资源密集型商品。第二，东盟国家的农产品贸易上具有竞争优势，使得广东的农产品逆差扩大。第三，广东的加工贸易方式所导致，广东处于国际产业转移链的下游，即发达国家将部分产业首先转移到东盟国家，然后再将低附加值的生产环节转移到广东。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欧美、日本以及亚洲“四小龙”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将在东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珠三角地区，使广东成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世界性生产基地，由此形成了广东从东盟逆差方式进口原材料及零配件，在国内进行加工组装，然后再以顺差方式出口到美国、欧盟等国家、地区的格局。

广东正在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打造先进制造业基地，对东盟资源型产品和电子元器件产品需求日益增长。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我国降低关税同样对东盟各国产生出口刺激作用。未来资源短缺的广东会进一步扩大对这些国家石油、石化、木材、纸浆等产品的进口。此外，东盟国家也会继续发挥农产品优势，如印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的咖啡、棕榈油、椰子油、榴莲等，广东是进口较多的省份。

二、中国一东盟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广东——东盟服务贸易的影响

2007年1月，中国和东盟签署自由贸易区《服务贸易协议》，2007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服务贸易协议》是规范我国与东盟服务贸易市场开放和处理与服务贸易相关问题的法律文件。根据《服务贸易协议》规定，中国在WTO承诺的基础上，在建筑、环保、运输、体育和商务服务等5个服务部门的26个分部门，向东盟国家做出了新的市场开放承诺，具体包括进一步开放上述服务领域，允许对方设立独资或合资企业，放宽设立公司的股比限制等内容。东盟各国也在其WTO承诺基础上做出了新的开放承诺。《服务贸易协议》的实施会对广东产生以下影响。

(一)有利于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增强竞争力，扩大服务贸易在《服务贸易协议》的制度框架下，中国与东盟各国的市场开放承诺都高于WTO，这有利于进一步拓展双方服务部门的互利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增强竞争力。目前，广东与东盟各国都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服务业、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成为必然选择。根据钱纳里等人的研究，当人均收入达到2000美元以上，经济进入工业化后的稳定增长阶段，进入“高额消费阶段”第三产业比重上升，甚至可能超过第二产业，而且第二产业内部，资本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逐步下降，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比重逐渐上升，技术先进的产业成为主导产业，经济增长出现平稳的趋势。广东与东盟老成员之间的人均GDP都超过2000美元，正是服务业大发展的时候，这无疑会给双方的服务提供者带来好处，促进服务提供商的合作。广东与东盟各国的服务贸易也将有望大幅增长。特别是双方在货物贸易和其他产业领域的投资不断增加，必然进一步增大对物流、金融、保险等服务的需求，会给双方的服务贸易带来新的机遇。

(二)广东可能在与东盟的服务贸易方面存在逆差目前，关于广东与东盟在服务贸易上的数据比较难以搜集，但在服务贸易的产业基础上，东盟大多成员好于广东，在相互开放市场准入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广东的服务贸易也存在逆差。根据广东统计年鉴的数据，2008年，广东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为42.9％(详见表2)，而根据东盟秘书处的数据，东盟成员中除文莱、老挝和缅甸数据不详，越南和柬埔寨的数据低于广东外，东盟其他5个成员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都高于广东，其中新加坡高达68.2％，居于领先地位；马来西亚为53.5％，菲律宾为49.2％，印尼44.3％，泰国43.2％。目前，在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尤其是服务外包方面，东盟各国具有较强的竞争力。虽然《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2012年珠三角地区的服务业比重达到53％，而且广东政府大力推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广东的服务业竞争力也将提升，但广东与东盟的服务业差距难以在短期内消除。

三、中国一东盟投资自由化对广东一东盟投资关系的影响

在2009年8月15日举行的第八次中国一东盟经贸部长会议上，中国与东盟签署了《中国一东盟投资协议》，为中国与东盟各国间相互投资提供了制度性保障，标志着双方成功完成了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谈判，为2010年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区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投资协议》是要在中国一东盟之间“建立一个自由、便利、透明及竞争的投资体制”，促进双方区域内的相互投资。因此《投资协议》提出了用“投资促进”的方式来实现“投资便利化”。所谓的“投资促进”就是鼓励中国与东盟组织投资促进活动，比如每年一度在广西举行的投资促进活动，以后可能还会在中国和东盟各地增加各类商贸配对活动。《投资协议》还比较明确地规定了“便利化”的具体措施，要求中国和东盟间在四个方面开展投资便利化合作：(1)为各类投资创造必要环境；(2)简化投资适用和批准的手续；(3)促进包括投资规则、法规、政策和程序的投资信息的；(4)在各个东道方建立一站式投资中心，为商界提供包括便利营业执照和许可发放的支持与咨询服务。据估计，《投资协议》生效后，中国与东盟的相互投资将有望增长60％。《投资协议》的实施将对广东与东盟的相互投资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有利于广东吸收更多的东盟国家投资及其他国家(地区)资本在改革开放初期，东盟就开始了对广东投资。根据2009年广东统计年鉴有关数据，1979～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累计4021宗，合同金额129.9亿美元，实际投资74.4亿美元，实际外资利用率57.4％，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520亿美元)的14.3％，占同期广东吸收实际外资总额3.48％。尽管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2008年东盟对广东的实际投资额仍增加到7.69亿美元，占同期对华实际投资额的13.9％，占当年广东吸收实际外资额的4.01％(详见表3)。2009年1～10月，东盟对广东的直接投资项目92宗，合同金额2.8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57.1％；实际投资5.8亿美元。目前，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已经成为广东吸收外资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目前东盟十国中，除了老挝之外的九个国家都对广东进行了投资，但投资额仍然主要来自东盟老成员。2002～2008年，新加坡对广东实际投资58.19亿美元，占东盟对广东投资总额的73.06％％，占首，位，其次是文莱，占6.32％，马来西亚占7.79％，泰国占6.91％，印尼占4.62％。

广东与东盟各国在自然资源和产业结构上各有所长，产业互补合作有较大的空间。东盟新兴工业化国家，如新加坡、马来西亚的电子电器、石化、汽车等产业，以及金融、航运等服务业水平较高，积累了比较先进的技术、人才和经验，具备较强的对外投资能力。广东正在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全力建设包括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高科技产业在内的现代产业体系。此外，广东还加大电力、能源、高速公路、城际快速交通等重大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今后几年上述领域投资将超过1500亿美元，涉及200多项重点项目。大量的投资机会将会吸引更多的东盟资本前来投资。而且，广东经济发展快、市场广阔，增加对广东的投资也为东盟国家的产业转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和契机。

(二)有利于加速广东企业投资东盟广东对东盟投资起步晚，但是发展速度快。截至2008年年底，广东累计在东盟设立企业162家，协议投资额达15.38亿美元。其中，112家企业是在2002年后设立的，占广东对东盟投资企业数的69.1％，涉及协议投资14.7亿美元，占广东省对东盟协议投资总额95.6％。

投资模式上，广东资本也在进行积极探索。从最初的单一企业对东盟投资开始向设立贸易合作区、集群投资方向发展。2006年，总书记访问越南时，确定在越南北部和南部建立中国与越南经贸合作区，广东省深圳市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参与中越经贸合作区建设资格的城市。2008年10月22日，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在北京签约，规划占地面积800公顷，总投资约40亿美元，是广东在越南投资的最大项目。深圳一海防经贸合作区，作为中越两国经贸合作的典范和重要载体，将会带动广东内企业集群式“走出去”，成为广东省开拓东盟市场，提高合作水平的重要平台。

《投资协议》的实施有利于广东企业到东盟投资。实际上，根据《投资协议》原则和宗旨，东盟国家已经纷纷行动起来，准备迎接广东的资本。如泰国政府于2009年11月23日启用为投资者提供便利的一站式投资服务联络中心，中心由20多个政府重要部门组成，将为外国投资者提供信息与指导，并方便快捷地与政府各部门联络。2009年11月，当书记访问泰国时，泰国工业部长参差明确希望广东投资者成为该中心首批服务的外国投资者。此外，新加坡、菲律宾也建有类似的投资便利机构。

四、推进广东与东盟经贸关系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也是东盟的第一个对外自由贸易区，它的建成将会给双方带来极大的期待，机遇与挑战并存。广东作为我国的开放前沿阵地，应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有所作为，积极推进与东盟的经贸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一)扶持优势产业，提升“广货”在东南亚市场形象中国一东盟货物贸易自由化后，为广东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出口提供了更好的机遇。一方面，广东要扶持和扩大既有优势产品的出口，如纺织服装、鞋类、陶瓷、灯具、鼓励机电产品等。另一方面，要培育具有发展潜力和较高的技术含量的产业和产品，在更高层次上推动出口结构升级和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扩大“广货”在东盟市场占有率的同时，广东省政府相关部门还应该引导企业树立“广货”在东南亚市场的形象。相对于欧美日、韩国等大型跨国公司的产品，中国产品在东南亚市场被认为是低质量的象征。中国摩托车被越南人形容为“过不了两坑水”而退缩山区农村市场。随着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资本进入东盟新四国市场，这些国家对产品的认同观也在发生着改变，广东企业在开辟这些新兴市场的时候不能轻视，无序竞争，不能继续以原有的低价低质的营销模式，要重视产品质量，要树立好“形象”。

篇3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大幅增长,但分配失衡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今年全国“两会”以来,收入分配不公的话题成为各方热议的一大焦点,专家献计献策,有关部门也陆续配合出台诸如上调最低收入工资标准等相关政策,并有消息说“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可能年底出台。

要改变扭曲的收入分配现状,无疑是好消息。

但就目前出台的相关政策而言,基本都围绕职工工资做文章,这是远远不够的。工资问题只是收入分配中的一个微小方面,学术一点说,它是初次分配的重要体现。

工资问题是市场层面的问题。首先,政府明令涨工资无疑有干预市场之嫌;再者,涨工资不是说涨就能涨的。

我们看看哪些人能在“涨工资”的一纸令下享受到实惠。公务员可以涨、事业单位员工可以涨、国企员工可以涨,概括说,就是处于垄断性质单位的员工可以涨。

但是,一般的民营企业则不然。正常市场环境下,员工收入与公司盈利成正比。不排除有部分经营效益不错的企业,有给员工加薪的可能。但总体而言,当下的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可谓是负重前行。税负本就很重,再强行让他们涨工资,就太强人所难了。如若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背负的重压得不到缓解,给员工涨工资就只能是一句空话。对这些中小企业的员工而言,收入“倍增”就只能是“被增”。

简单操作,容易引发恶劣后果。要求涨工资的结果只能是: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导致更大的不公。

涨工资固然重要,但它不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全部,甚至说,它只是很小的一块。说要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却将矛头指向“涨工资”,这种做法有偷换概念之嫌,其掩盖了真实的社会矛盾,也掩盖了政府不作为。拿涨工资说事,将社会矛盾转化为员工与雇主之间的劳资矛盾,规避了问题的实质。

我们不可被这样的言论遮住眼。我们希望通过理清纷纷扰扰的现象,探求到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并邀请专家支招,探讨解决之道,这是我们做本期选题的核心所在。

收入分配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涉及多个层面。因而,要解决这一问题也必须进行综合性改革。

要调整收入分配不公,当首先明辨收入分配不公的本质,抓主要矛盾、从根本入手,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否则,做表面文章,非但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很可能转移了矛盾,贻误了改革良机,致使问题越积越多,收入分配不公的现象越发突出。

篇4

[关键词] 中国――东盟 自由贸易区 统一货币篮子 盯住汇率制

1997年金融危机以前，东南亚国家，多采用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对稳定贸易关系起到过积极的作用，但是也使这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依附于美国，最终导致了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东盟国家是典型的小国开放经济，对外贸易依存度高，各国经济的运行呈现独特的区域产业循环和分工体系，各国的联合干预体制不健全，如采用单独浮动制，不利东盟国家的发展，可能引发竞争性贬值。

因此折中的建立盯住统一或相近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既有助于东盟各国摆脱对美元的依赖，又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本文从数据出发，从贸易结构方面探讨了在中国――东盟范围内建立盯住相近直至统一货币篮子的可能性。

在众多的汇率统计口径中，贸易加权的有效汇率是衡量汇率对贸易影响的重要指标。相似的贸易结构能够保证在遇到外部冲击时,各国调节汇率的要求相近。

从产品结构上看，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的贸易结构比较相似，主要集中在机械电器产品，矿产等产品上。进口与出口的相似程度高，主要是与东南亚国家从事劳动密集型的加工贸易有关。而老挝，越南则是出口初级农产品，进口工业产品。由此可见区域各国的贸易结构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但相似是主要的，建立盯住统一篮子货币对中国，新加坡等国的好处比较大，而老挝，越南则可能存在较大困难，应当延后加入。

从区域结构看，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以美国，日本，韩国为主要对象，区域间的往来贸易并不发达。一方面，区域贸易不发达，减少了建立盯住统一货币篮子的收益，降低了各国参与货币合作的愿望。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东南亚地区的区域贸易仍有很广阔的前景。加强区域贸易合作，通过建立稳定的金融环境，促进区域贸易的发展不但能够提高区域内资源的有效配置程度，提高成员国的福利，也能提高区域内各国在国际贸易谈判中的地位，避免恶性货币贬值和价格竞争，改善各国的贸易条件,还能提高区域各国联合抵御外来冲击的能力。

综上，要在中国――东盟建立盯住相似货币篮子的汇率制度不能一蹴而就。各国在经济形势，贸易结构，汇率波动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但是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合作程度的不断提高，区域金融合作的要求将不断提高。构建一个稳定的金融环境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平稳稳定的发展，是符合各国发展要求的。事实上，可以让发展比较相似的国家，如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先建立货币合作组织，共同盯住相似篮子货币，建立货币合作关系，协调相互之间汇率的波动，限制相互之间汇率波动的幅度，并逐渐减小这一幅度，最终达到统一。中国作为亚洲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应当积极的加入到这一进程中来,并且应当起到与政治,经济地位相一致的作用。

参考文献:

[1]李炜: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贸易效应浅析[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07(04)

[2]吴超李素莲:最优货币区理论与东亚货币合作的现实分析[J].黑龙江金融，2007(04)

[3]洪林:东亚货币合作――基于最优货币区理论的分析[J]. 世界经济研究，2007(04)

篇5

    才年届不惑的新加坡著名现代女作家尤今，成了目前中国大陆最走红的海外华文作家之一，她以40多部等身著作而受世人称誉，而她教育子女的独特方式也同样被传为美谈。尤今有二男一女三个孩子，她都很疼爱，且爱得不寻常。为了孩子的未来，尤今不惜充当“严母”的角色。她的大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时。有一次说要10元钱去买课本，结果又把钱花在别的事上，尤今发现，异常生气，狠狠地教训了儿子一顿。好心的朋友为此对她说：不就是10元钱吗?”尤今语重心长地说： “这不仅仅是10元钱。今天教训年幼无知的他，是为了挽救明天茁壮成长的他！”

    对正在上中小学的三个孩子，在学习上尤今都是放手让他们自己去完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与众不同，她是一不请补习老师，二不搜书包检查作业，三不陪读．她给孩子以完全的自由，为的是让他们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说，只有这样才能让孩子认清自己的责任，学生必须对学校的课业负全责，使他们在自信和快乐中成长。她还说，也许这样，孩子可能会因用功不足而不能成为学校出类拔萃的学生，但更重要的是教给孩子手中握有一支应付生活的长矛，使孩子学会自立和做人。

    尤今是优秀教师，又是贤妻良母，她把深沉的爱献给了家庭和孩子。她在新加坡华文中学任教5个班级200多名学生的语文，每天6节课，下了成。她在家里的教育方式也是与众不同，她是一不请补习老师，二不搜书包检查作业，三不陪读．她给孩子以完全的自由，为的是让他们养成独立自主的性格。尤今说，只课还要批改作业。她当初从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在《南洋商报》从事她至今仍神往的新闻工作，因为要当贤妻良母而新闻工作又动荡不安，只好忍痛割爱执教．她每天照顾三个孩子吃完早餐，送他们上学，然后自己去上课。

    下午等孩子放学回来，丈夫下班归来，她又忙个不停了。 “我的三个孩子都非常可爱，我们在家都说英语(尤今的大胡子先生不懂华文)，可是最小的9岁女儿，跟我学会很多中国成语，每当我生她的气，她就会搬出‘人谁无过’之类的古语，知道这么一说我就不会打她了。”尤今聊起这类话题，总有母亲的自豪写在脸上。

篇6

关键词：贸易；自由化；自主；竞争力

一、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背景

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世界贸易、投资和金融自由化推动全球经济化将世界大部分的国家和民族都被卷入它的潮流。全球化的经济就在我们生活的周围，时刻存在着，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而贸易自由化使得我国各行业都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一些企业倒闭，新的企业又诞生，竞争非常大。中国加入WTO预示着中国经济已经真正融入世界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份子，必不可少。权利和义务是同时存在的，作为世界贸易组织中的一员，中国在享受其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其承诺和义务。在新经济环境下，我国汽车市场全面开放，中国汽车产业面临巨大的国际挑战。2008年由最开始美国引起的经济危机蔓延到全世界，世界经济受到强烈的打击。那时中国的对外贸易量迅速下降。在这样状况下，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汽车行业要与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国家的汽车行业进行竞争，由此给中国汽车行业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当2010年国际经济开始复苏，中国汽车行业也跟着升温了。

二、贸易自由化下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意义

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经济政策30年的“快跑” ，汽车行业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但与国际上那些发达国家汽车企业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分析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对眼前我国汽车行业具有重大意义，这对中国车市进入全球经济市场并迅速有效的夺得一席之地有很大的帮助。首先，国际竞争力对企业、公司进入不同的市场有帮助，它会成为企业、公司扩大经营的能力基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公司，它比其他同类企业、公司更有优势，更能快速有效的吸引消费者的眼球，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利润最大化，扩大企业规模，扩大企业经营能力。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的贡献是实现消费者最为在乎的、核心的、根本的利益，而不再只是一些普通的、短暂的好处。我们只有牢牢套住消费者的爱好以及实现价格才能挤进世界经济市场。外貌可以复制和模仿，公司的国际竞争力是难以被竞争对手复制和模仿的。竞争对手无法生产公司的产品，这才能使企业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立于不败之城。

三、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行业国际竞争力现状

1.国际竞争力含义及其衡量

世界贸易自由化的意义看，一个国家要对其他国家商品和服务的进口所采取的限制要逐步减少，并且为进口商品和服务提供优惠待遇。但是，纵观历史，在金融危机下，完全的贸易自由化并非存在，每一个国家都采取了各式各样的措施来限制贸易自由化。因此我们只能在现有贸易条件下分析研究汽车行业的国际竞争力。那么什么又是国际竞争力呢？目前美国官方所采用的是一个国家能够经得起国际市场考验的产品和服务，并同时保证国民的生活水准不断提高的能力。它是指一个国家长期的竞争能力，包括该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以及该国经济结构及出口结构能够随国际市场需求不断变革的能力。

2.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现状

2010年我国汽车销量继续稳居全世界第一，达到1900万辆，比去年增长34.37%；汽车产量为1856.47万辆，增长了33.44%。中国继续成为世界第一汽车销售大国。其中，乘用车产量为1420.71万辆，增长了35.83%；而销量为1377.78万辆，增长34.17%。商用车产量为439.76万辆，同比增长29.19%；销量435.41万辆，同比增长30.9%。中国汽车协会预测，2011年我国汽车产销增速将达10%-15%。中国汽车销售呈现持续增长趋势，事实却实如此。并且很多顾客要提前一个月到半年不等的时间预付款订货。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无论是汽车销售量绝对值还是增长速度，中国均遥遥领先。

四、贸易自由化下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存在的问题

我国近几年来在汽车行业取得了飞速的进步。但是相对于国外的汽车产业的竞争还是处于一定的劣势，在技术以及附加产业值等方面要明显落后于外资车，导致这种状况出现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主要的原因。

1.技术研发能力薄弱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国自主轿车不论是从技术还是从产量都相对于过去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其总体上还和国外的汽车在技术上存在较大的差距，出现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我国在汽车研发这方面的积累的经验较少，其次我国在这方面研发的人才以及力量都比较大的薄弱。相对于汽车制造我国在汽车研发上与国外汽车之间的差距要明显大于制造业之间的差距。这是目前我国汽车业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导导致这种难题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造成这种情况最为主要的原因是对汽车研发重视不足造成的，并且我国在该方面的研究起步也比较晚，基础相对较差，很多企业只顾及眼前的利益而采用引进国外汽车的战略而忽视了自主研发能力的培养。另外我国很多的汽车产业在该方面的投入也不足，这是导致我国自主品牌汽车水平不高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这体现在几个方面首先是国家层面在汽车研发这一方面投入的资金不足，使得我国汽车整个研发的水平始终处于较低的位置。一般来讲我国汽车企业的规模都比较下所以难以承担高额的研发的费用所以这也是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此外国家层面缺乏相应的对于汽车研发的鼓励的政策也使得我国的汽车研发技术迟迟没有取得较大的进步。

2.总体竞争力不强

我国自主汽车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较弱不仅体现在市场份额上的不稳定而且还体现在汽车整体的科技水平以及工业设计等水平和国外汽车明显的差距，既没有相对的价格的优势也没用品牌的影响力，这是我国汽车行业在国际市场竞争中的最为切实际的体现。

3.产品的附加值低

另外我国汽车产品的附加值处于较低的水平包括智力方面的附加值以及加工和设备制造等等多个方面的附加值，这些附加值的部分不仅包括制造环节而且包括汽车的流通环节等。我国的汽车制造业仅仅局限在对于国外的零件进行组装的水平上没有任何的技术含量与附加值。而对于汽车生产过程中各种具有较高附加值的各种零件以及模块却没有能力进行研发这也是导致我国汽车行业长期处于一个低附加值生产的过程。

4.汽车零部件工业发展滞后

我国生产汽车零部件的水平以及规模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上。在分工以及零件生产的技术上都处于较低的水平仅能够生产一些附加值较低没有多少智慧附加值的产品。造成这种情况具有我国汽车企业自身方面的原因，而我国在该方面的言语权也是影响我国汽车零部件水平较低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整个汽车行业的整体竞争力的弱势，使其直接制约了我国汽车零部件的发展，汽车零部件产业的相对滞后又进一步影响了我国汽车产业的发展。

5.售后服务相对比较弱

与国外汽车所提供的服务相比我国的汽车服务业和售后和国外也存在较大的差别。不仅体现在服务的网点较少，甚至很多的县市都没有相应的保修点，如果汽车出现了问题那么就要将车运输到较大的城市去维修。维修的周期有时候拖得很长甚至达到几个月。在很多时候维修的质量也得不到保障，很多时候抱着希望去修车换来的结果却是令车主失望的。并且及时出现问题在后续的维权过程也显得比较困难。

五、提高中国汽车国际竞争力的策略

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到我国汽车领域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本文根据上述的问题，提出了应对上述问题我国汽车行业发展的一些策略，以期为我国的汽车行业的发展提供一定的思路。

1.加强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石油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能源，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以及经济危机所导致的人们的消费理性的增加，使得人们的消费更加的理性希望买到更加经济省油的车，操控性较好的较小的紧凑车型成为了人们的首选。随着石油能源的进一步的减少，新能源汽车会成为未来汽车的发展的一大趋势，在这方面比亚迪汽车生产了电动的汽车，这种新型能源的汽车不仅降低了汽车污染而且对于日益短缺的能源也是一种代替。虽然该车还没有达到一个较好的销售业绩。但是可以遇见的是虽然石油资源的日益的枯竭，未来这种新能源的汽车一定会在汽车市场上占据一席之地。

2.政府应积极出台各种政策和加大购车补贴

（1）加快新能源汽车战略的顶层设计，抢占国际竞争力的制高点

制定国家层面的能源发展的新战略，确定发展的技术路线，将以新能源和清洁发动机为核心的技术作为发展的目标以及阶段性的任务，然后通过国家层面的组织使得政府层面提供支持、企业方面自主的研发，高校方面介入研究等方式。

（2）通过减税以及银行贷款等各种手段来促进汽车相关技术的研发以及应用的产业化

政府不仅要在引进国外的汽车方面努力最为重要的是在引进国外的汽车技术方面努力，同时通过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手段来鼓励企业的研发。推进汽车的技术创新，可以从国外引进相关的技术，将这种技术国产化然后国家可以给与一定的政策支持与资金的补贴。

（3）大力推进汽车产业战略重组，提升产业集群水平

目前我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多以横向的粗放式的形式发展，主要是通过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并购来实现资源的重新整合。在国家层面来讲应该采取一定的政策来对兼并以及企业的重组等方式进行鼓励；同时鼓励社会各个行业的资本进入到汽车行业来对汽车行业进行注资以及重组等；在制度上甚至允许民营产业参与汽车产业的股份并允许其控股；对目前常见的国有企业通过不断的减持自身的股份来实现股权的优化配置；然而对于知名企业或者是国企之间的并购合作国家层面要严格对其进行审核避免垄断情况的出现。在进行产业组合的时候还要考虑到汽车产业如何退出的机制。不仅要对汽车产业进行重组还要大力发展汽车产业的集群式发展。

3.提升中国汽车的外观设计

由于目前我国相对缺乏汽车产业相对的核心技术，所以国内的汽车行业如果要想有所建树，外部的工业设计以及内部的实在的技术上的提升都是至关重要的。根据目前的一项某个知名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可以看出，车的外观也就是车的整体的工业设计是影响汽车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调查的时间在2009年调查的对象是具有购车意向的购车者参与调查的人数有5000人。通过调查分析与统计大约有25%的汽车消费者在选购汽车的时候会将外观作为第一考虑的因素。

4.加大自主研发力度，塑造自主品牌

我国汽车行业的民族自主品牌正在不断的发展，其中发展较为优秀的包括奇瑞以及长城的哈佛系列等等，但是这些自主品牌相对于一些知名品牌如奔驰、奥迪、宝马、甚至是日本的丰田等系系列车型都存在很大的差距。我国汽车知名的品牌首先较少其次相对也缺乏竞争力。由于研发的相对滞后使得无法做出一款较好的产品。所以如果要塑造自主的品牌在很大程度上要加强自主研发的能力，如果要实现自主汽车品牌的崛起就需要在研发上投入大量的人力以及物力，国家层面还要制定相关的政策对这种自主研发进行鼓励，以促进我国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

5.加快零部件等配套产业的发展，优化汽车产业供应链

我国汽车对于国外汽车零部件的依赖性非常强，一般国内的生产某合资或者知名品牌的汽车都是从国外来进口零配件然后在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进行组装，而国内的汽车制造企业就获得不了任何的零部件加工后的附加值。更为突出的是很多购买进口车的车主苦于汽车某个零部件坏掉之后需要将汽车返回到国外进行返厂维修或者是要从国外来进口汽车零部件等待维修，这种情在目前我国的汽车行业来看是非常普遍的。所以针对目前我国汽车零部件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可以采取以下的措施来增强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的实力：大力提高我国在汽车零部件行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国家层面要鼓励汽车自主生产研发汽车的零部件而不是过分的依赖于进口，只有将进口转化为自主研发才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的成本这种运输以及关税层面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主研发的成本。而且国家要对这种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零部件的生产企业给予资金以及政策上的扶持，通过企业自身的努力以及国家层面的支持来提高汽车零部件企业自主创新与自主研发的能力。

六、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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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

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

尽管自由主义理论从提出到付诸实践需要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不能否认，自斯密创立自由主义体系以后，尽管也出现过李斯特和凯里为代表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但一直到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产生，在170年的历史中贸易自由主义始终占据了理论上风。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人物马歇尔时期，虽然现实中各种贸易保护的政策不断被实施，垄断也不断出现，但马歇尔在他的《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仍然是宣扬自由主义，在稍后出版的《工业和贸易》一书中虽然涉及到垄断问题，但他认为垄断和竞争只是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本质区别。只有到凯恩斯经济理论的提出，才从根本上动摇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

然而，现实却非如此，真正贸易自由的历史却非常短暂。自由主义在实践中获胜的同时就开始遇到挑战，因为从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各种垄断组织不断出现，并在各国逐渐取得主导地位，进而为国家垄断奠定了基础。同时，李斯特和凯里的贸易保护理论对德国、美国的政策产生了影响。德国率先实行贸易保护，法国和美国分别于1881和1890年重新设立了关税法，意大利、奥地利和瑞士等国也相继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进入20世纪以来，国际市场的竞争更加激烈，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存在生产过剩的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各国互相用高关税封闭本国市场，互相用货币贬值及降低工资等方法提高本国经济竞争力，使各国内部和各国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最终导致了世界大战的全面爆发。

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

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

(1)非关税壁垒

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

(2)集团化和区域化

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0%，1985年为57.0%，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

(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

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0%，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美国举双手赞成贸易自由化和积极参与GATT和WTO的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带头实施各种贸易保护。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与关税法案》，而1988年经里根总统签署，正式成为美国法律的《1988年综合贸易与竞争力法案》也有着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而且近年来保护主义议案不断增加。美国的所谓''''301''''、超级''''301''''等条款，都是贸易保护的典型代表。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

(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5)理论上自由主义占据霸主的地位时间较长，在现实中真正的贸易自由发生却很短暂。自由主义更多时候是宣传的口号，可用一句形象的话来表达：自由贸易只是高高举起的旗帜，但在这面旗帜下没有更多的国家跟从。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

(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篇8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市场化;非管制化

[作者简介]李艳鸽,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纺织大学人文社科学院讲师,湖北武汉430073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10-0040-03

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但一度沉寂被边缘化,20世纪80年代在美、欧等国大行其道,并以所谓的“华盛顿共识”的形式不断向发展

秩序。新自由主义把市场原教旨主义推广到世界范围,从理论和政策上推行私人跨国公司支配下的全球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颂扬实行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美国通过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来主导世界经济运行,不赞成许多国家要求重新建立或健全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合理意见。

在新自由主义看来,各国取消任何经济保护,让各种生产要素和资源(除了劳动力要素),在国家之间自由流动,实现贸易和金融的完全自由化与国际化,最有利于资源的高效配置和比较优势的充分发挥。他们重点向不发达国家推销其经济理论和政策,要求这些国家不顾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等国内外条件是否成熟,尽快实行完全的利率自由浮动、外汇自由交易等金融自由化,尽快取消关税和对外资的产业限制政策等贸易自由化。

四、关于福利个人化

新自由主义认为西方各国政府实行的福利政策是政府干预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是不可取的。在新自由主义中货币主义学派代表人物弗里德曼指出,为了使自由市场有效运行,不应实现“福利国家”论者主张的“平等”,而应当保持“不平等”。20世纪80年代以后,奉行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各国政府对社会保障制度(包括退休保险、失业保险、疾病医疗保险)、社会救济制度以及社会住房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主旨在于紧缩银根,削减政府社会福利开支。

这一类的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政府财政的压力,但却人为地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贫困与社会不安定有增无减。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国家中,社会不平等的扩大成了英国保守党政府下台的重要原因;阿根廷则出现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为“新穷人”的群体。从长远的观点看,用效率牺牲平等,使社会出现一个无法用自己的力量维持自身社会生存的社会集团,这样的改革是一个社会的健康发展所不能容忍的。这也是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后来改弦更张,抛弃新自由主义的主要原因。

当然,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观有其优点即充分肯定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但是其局限性和谬误也非常明显。我们在学习和借鉴新自由主义发展观时,必须与当代编辑

[参考文献]

[1]李其庆,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诺姆·乔姆斯基,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

[3]何秉孟,新自由主义评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篇9

关键词：贸易保护；历史；规律；趋势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2-0189-02

一、西方工业国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的历史演进

1.亚当·斯密之前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在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体系创立之前就存在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之争。重商主义最早提出贸易保护的观点，尽管不够系统，但其理论的基本点：“鼓励输出、限制输入，发展经济，实现国家财富积累”已经被当时各国政府所采纳。一些贸易保护的手段诸如行政管制、高额关税、退还税款、发放奖金和补助金、特许证等被政府广泛使用。

16世纪后期的英国，重商主义的发展达到。从17世纪开始，一些商人、政府官员、学者先后提出自由贸易的观点，并且在18世纪上半叶的英国发生了两场著名论战：一是关于放宽与法国贸易的限制是否对英国有利。主张自由贸易的和主张贸易保护的两大派别分别创办了各自的杂志来宣扬自己的观点。尽管两派在理论上各不相让，但政府还是执行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而主张放宽英法贸易的条款未能得到批准。二是英、法、德等国的学者围绕国际经济是否存在内在平衡机制所进行的论战。以休谟为代表的学者从货币数量论出发，认为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和调节机制，不需要政府的干预国际经济会自然的保持平衡，因此，他们主张贸易自由；以斯图亚特为代表的学者则反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否定国际经济中存在自动平衡机制，主张政府干预和贸易保护。这场争论在理论上也是难分胜负，但在现实中各国政府（包括当时比较先进的英国）仍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措施。

2.亚当·斯密之后的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理论界一直把1776年斯密的《国富论》的出版视为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创立的标志。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对重商主义的国家干预观点进行了批判，并鼎力主张对内实现自由放任、对外实行自由贸易，主张降低关税和取消出口补贴和奖励金，并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即“绝对成本说”。大卫·李嘉图对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作了进一步补充和发展，提出了更为现实的“比较成本说”。绝对成本说和比较成本说构成了古典贸易理论的核心。

然而，斯密《国富论》的出版并没有对英国和其他西方各国的政策产生立竿见影的影响。在斯密和李嘉图完善自由贸易体系的同时，和其观点相对立的一些经济学家仍然始终倡导贸易保护，为此双方不断展开理论较量。1860年英法两国签定了《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随后，英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降低关税的商贸条约，从而使西欧各国走上自由贸易道路。《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的签定，标志自由主义政策在英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这距离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问世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由此可见，开辟贸易自由主义政策的道路是多么艰难。

3.现代贸易保护主义理论与政策。二战结束后，除美国以外的各垄断资本主义集团均遭重创，美国对欧洲、日本具备了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美国此时开始倡导自由贸易，但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德国的经济逐渐恢复并日益强大，大量美元外流，致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动摇，1969年尼克松政府以保卫美元为由提出，为了保持对外军事支出，维护冷战盟主地位，美国的贸易收支经常保持盈余是必要的，为此，必须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上述历史表明，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自由主义政策实施不久，保护主义的政策则开始陆续在各国出现，到20世纪开始逐渐加强，在二战以后，尽管日益强大起来的美国开始宣扬贸易保护，但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日、德等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各国又重新举起了贸易保护的旗帜。

4.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两次石油危机使世界经济增长缓慢，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都在不断增强，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浪潮。新的保护主义和传统的贸易保护相比，更具有隐蔽性的特点：（1）非关税壁垒。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主要是通过限制进口来保护国内工业，其手段是构筑高关税壁垒，跟传统的贸易保护主义相比，新的贸易保护更侧重非关税壁垒。具体包括进口限制、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自动出口限制、报关手续干扰、技术和卫生标准等。一些非关税壁垒目前已经成为各国政府干预外贸、限制进出口的主要政策措施。据统计，现在各国实行的非关税壁垒手段上千种。有些非关税壁垒如“技术标准法规繁多，让出口国防不胜防，有些技术标准要求严格，使其他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很难达到。”一些发达国家顺应国际经济发展的潮流，开始使用绿色贸易壁垒进行保护。（2）集团化和区域化。随着国际经济竞争越来越激烈，一些国家纷纷结成各种各样的经济贸易同盟，集团化和区域化趋势加强。集团和区域内部相互取消关税，实现商品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同时，对外推行贸易限制政策。很多集团和区域组织建立的初衷就是为了对付外来竞争，保护成员国的经济利益。因此，集团和区域化组织具有天然的排外性和贸易保护性。以欧盟为例，从1958年来欧盟不断排斥成员外的贸易，导致内部相互进口的比重不断上升：1958年为33.8%，1971年为51%，1985年为57%，1992年为58.9%，1998年为63.2%，2000年为79.2%。（3）在自由化掩盖下的贸易保护。为了实现本国的贸易利益最大化，各国政府纷纷借助于各种非关税壁垒和其他名义来实现贸易保护，更有甚者高举自由化的旗帜来达到贸易保护的目的。例如，近几年欧盟各国借环保为名而频繁使用的绿色壁垒，一些国家借各种经济一体化组织实现的各种保护措施等等。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世界经济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开放，各种贸易组织如GATT和WTO一轮一轮谈判不断地降低关税，东京回合后，欧共体平均关税为6%，日本为5.4%，美国为4.9%，乌拉圭回合后，发达国家的平均关税又进一步降到4%，但非关税壁垒不断加强，到乌拉圭回合后，非关税壁垒已达2 700多种，并且借助于GATT的免除条款、利用公平贸易的借口，逐步走向双边和歧视性贸易，形成了一整套系统的保护制度和机制，限制的范围已扩展到劳务和高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经济集团搞集体贸易保护政策的情况。在自由化的旗帜掩盖下的各种贸易保护具有很强的隐蔽性、矛盾性和欺骗性，因此也被称谓“超级保护主义”。

二、贸易保护的规律性和发展趋势

1.贸易保护的规律性。（1）它经常出现在这些时候：当一国经济比较落后或面临经济危机的时候；当一国原有的优势面临威胁或即将失去的时候；爆发战争期间。（2）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基本是交替进行的，而且自由主义的历史非常短暂。19世纪40年代之前西方工业国都在实行贸易保护措施，1846年英国废除谷物法以后到19世纪70年代各国主要实行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70年代各国又开始实行贸易保护政策，二战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实施自由贸易；70年代以后新的贸易主义政策又被各国逐渐采用。（3）谁变成强国谁就率先打破贸易保护而提出自由贸易。19世纪40年代的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的强国英国率先提出和实施；20世纪40年代自由贸易政策由当时强大的美国率先提出和实施。（4）世界经济处于增长和繁荣阶段易实施自由贸易政策，而世界经济面临或处于萧条阶段易实施贸易保护措施。

2.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1）在未来很长的时间里贸易保护仍然是各国贸易政策的支撑点。不仅包括发展中国家，一些发达国家之间由于竞争的激烈会不断实施贸易保护。（2）保护的手段时而透明、极端化（关税、政治、军事等手段），时而隐蔽化（各种非关税壁垒）。（3）新的保护手段不断应势而生（各种技术和绿色壁垒）。（4）整体保护增强（更多贸易组织会不断出现）。

三、贸易保护给中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历史证明，自由主义理论上发展和实践中的推行是大相径庭的。从规律看，只有强大的国家才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自由主义，而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利益的自由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斯密自由主义的提出是为了实现英国利益的最大化，李斯特、凯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理论的提出也是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出发。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利益放之首位。（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如前文所述，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的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绿色贸易壁垒。我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有利于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是非常必要的，只有把政府和企业放置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遭到迫害或遇到不公平的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政府应尽快掌握驾驭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的整体协调能力。

参考文献：

[1] 李丹丹.贸易保护形式的演变及发展趋势[J].现代商业，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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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今的经济政策看来，重商主义通常被视为陈旧及完全错误的一套思想。当然，在其鼎盛时期，重商主义确实维护了某些非常奇怪的观念，其中最主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国家政策应该致力于贵金属—黄金和白银—的积累。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76年的著作《国富论》高明地了许多这类思想。斯密特别指出，不应该把钱和财富混淆起来。正如他所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仅存在于其金与银两种金属中，也存在于它的土地、房屋以及各种可消费商品中。”

然而把重商主义视为另一种协调国家与经济关系的方式才更为准确—这一视角和当年18世纪时具有同等的现实意义。重商主义理论家，比如托马斯·曼（Thomas Mun） ，实际上是资本主义的强烈支持者；他们只是提出了一个不同于自由主义的模型。

自由主义的模型把国家视作必然的掠夺者，且把私人企业看作是天生的寻租者。因而它提倡要将政府企业与私人企业严格隔离开来。相反，重商主义则提供了一个合作主义的视角—政府与私人企业是盟友，并为追求共同的目标—例如国内经济增长或国家实力—而合作。

重商主义的模型可能会被嘲笑为国家资本主义或裙带主义的思想。但当它起作用的时候—它在亚洲确实常常行之有效，该模型的“政府-企业合作”或者说“重商国家”概念就会迅速得到许多赞美。落后的国家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重商主义可以成为其助手。即使在英国，古典自由主义也只是在19世纪中期才出现的—也就是在英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工业强国之后。

两种模型之间的第二个不同之处在于究竟是消费者还是生产者的利益优先。对自由主义模型来说，消费者就是国王。经济政策的最终目标就是为了提高家庭消费潜力，这要求让消费者不受限制地获得尽可能便宜的商品和服务。

相反地，重商主义强调经济的生产方面。对他们来说，一个稳健的经济需要一个良好的生产结构。而消费需要拥有体面薪酬的高就业来支持。

这些不同的经济模型对国际经济政策有着可预测的影响。自由模式的逻辑是贸易的经济效益来自进口：进口越便宜越好，即使会导致贸易逆差。而重商主义者则把贸易视为一种支持国内生产和就业的手段，因而更愿意刺激出口而不是进口。

尽管作为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中国逐步淘汰了许多直接的出口补贴，但支撑重商主义的体制基本没有改变。此外，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仍然受益于一系列的税收激励政策。

从自由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出口补贴伤害了中国消费者的利益却使世界上其他地方的消费者受益。由诺丁汉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斯·迪弗尔（Fabrice Defever）和亚力杭德罗·雷阿诺（Alejandro Ria駉）近期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中国的“损失”约为其国民收入的3%，而世界其他地区则获得了约为全球总收入1%的收益。然而，从重商主义的角度来看，这些只不过是建立现代经济及为长期繁荣打好基础的代价而已。

正如出口补贴的例子所示，这两种模型可以在世界经济和谐共存。自由主义派应该为其消费有来自重商主义者的补贴而高兴。

现在我们已经走到了快乐共存的尽头。由于西方国家不平等的加剧及中产阶级陷入困境，还有由放松管制引发的金融危机，自由主义模型已经严重受损。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中期增长前景都在温和到暗淡的区间徘徊。对决策者来说，失业率仍然是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同时也是当务之急。所以实施重商主义的压力在发达国家很有可能会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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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因飞速发展的经济与庞大的消费人群及消费能力，成为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国外市场之一，美国政府秉承新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通过强烈推进国际化和贸易自由化为本国电影产业开拓国外市场保驾护航。自引入国外分账大片和加入WTO后，在好莱坞电影的冲击下，中国电影业发生了巨大变化，为使中国电影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为了保护文化主权和文化多样性，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关键性的保护措施，这也使得中美双方就电影贸易产生诸多争议，而中国电影市场的变迁、发展和成熟也必然以中美之间的博弈为背景。

 

[关键词] 新自由主义；美国文化政策；电影市场

一、美国文化政策的新自由主义基调

20世纪70年代早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开始衰退，1970～1990年间，七大工业国的制造业利润急剧下滑，一些重要指标也表明经济进入了严重衰退期，而这些国家的商业结构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投资从传统工业转向服务业，最典型的是以美国的信息与通讯产业为核心的文化产业表现出极为强劲的发展势头。为了推进其文化产业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美国积极地将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哲学导入其政治与外交策略中。①

 

新自由主义倡导完全自由的市场竞争和贸易流通，崇拜“看不见的手”的力量，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美国国内对包含电影业在内的文化产业采取与钢铁、汽车等其他产业几乎相同的管理办法，认为文化产业并不具有特殊地位，也不需要特别的规制和保护。这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位居全球霸主地位，并已经走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有关。②以好莱坞电影为代表的美国文化产业在全球市场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由此美国一直以新自由主义作为基本信条，在全球其他国家也极力推行自由主义，通过利用强大的国家实力和话语权，迫使其他国家对文化市场采取自由开放政策，以支撑好莱坞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美国政府及好莱坞坚决反对在国际贸易中他国通过贸易壁垒、政府补贴、配额制等形式对国外电影业进行限制。

 

进入21世纪，美国加强了其在全球文化市场自由化双边及区域贸易谈判中的主体角色和作用，与多国间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FTAs），这些国家包括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澳大利亚、以色列、新加坡、韩国等。FTAs的目的是消除贸易壁垒、实现公平竞争，协约国政府必须制定公平的、非歧视性的政策和法律法规，实现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同时美国政府在协议中强调劳工标准和政策环境等内容，提高了协定伙伴国进入美国市场的门槛，从而变相提高了美国厂商进入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研究表明，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等与美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其本国电影的投入产出及市场份额明显减少。③

 

二、电影自由贸易与市场管制的博弈

因中国尚未启动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一直以来美国电影开辟中国市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签署的双边协议。依据协议，入世后第一年，允许外商在华设立合资录像公司，但外资持股份需在49%以下，三年后允许外资占股份50%以上的公司从事电影院的建设和经营，中国每年以分账形式进口外国电影20部，三年后，进口电影配额增加至50部。

 

因不同于其他一般普通商品，电影是极为特殊的媒介和文化产品，依附在其上的意识形态宣传属性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中国不像美国已度过了文化安全的防御阶段，可凭借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拥有的“不分地区的权力”在全球范围力推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中国一直支持法国和加拿大等国在国际文化贸易领域高举的“文化例外”旗帜，对电影产业实施保护措施，如限制外资电影院线的建设，限制进口影片配额，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给予国外电影较低的分账比例等。如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出台规定：每年20部分账影片中，必须保证6部非美国影片，美国影片不能超过14部；2010年广电总局颁布的《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影院年放映国产电影时间不低于年放映时间总和的三分之二；规定中影独家拥有进口影片的权利，且此权利“是国家赋予的、体现国家利益的，不会有松动的余地”，因此，中影可以通过决定进口片的档期，来避开或影响一部国产电影的票房。2010年1月22日，2D版《阿凡达》在内地全面下线，而原定2D版下线日期为2月11日，虽然全国800块屏幕会继续播放3D和IMAX版，但在大多数影院都被下线，因为这些影院将假日档期留给了国产片《孔子》。

 

基于上述保护性措施，美国电影在中国市场的获利并未达到先前的预期，而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也一直未曾停歇。2007年4月，美国贸易代表与美国电影协会等机构就中国限制美国电影和音像娱乐产品的市场准入以及只允许国企引进外国影片并垄断下游院线放映等问题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申诉，指责中国违背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服务贸易总协定》等相关协定的条款。自此中美双方开始了长达4年的电影贸易争端，虽然中方援引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0条（A）款所规定的“保护公共道德”之特殊原因进行上诉，但世界贸易组织（WTO）认为中方并未能提供事实证明中国的相关措施与保护公共道德有关，因此驳回了中方的上诉，并于2010年通过裁定报告，呼吁中国遵守入世协定及WTO的相关规则，对美国的指控内容做出调整。④

 

2012年2月，新华社援引美国媒体消息称，中美双方就解决WTO电影相关问题的谅解备忘录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同意就原本每年引进20部电影分账大片的基础上增加14部IMAX和3D电影，票房分账也会从原来的13%提高到15%。除了发行放映，双方在制片上也有更紧密的合作，会有更多合资公司成立。虽然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协议有各种不同态度，但美国电影界却欢呼雀跃，认为这是中国对指控内容的调整以及中美双方就电影配额等问题达成和解的意向。

 

然而，无论是基于政治保护目标，还是产业保护目标，正如广电总局相关人士所表示的那样，中国目前不会取消国产电影的配额制，也会继续支持中影集团对影片进口和档期安排的权利，同时我们也该清晰地认识到全球市场化将是无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因此，中美双方针对电影贸易的争端将不会停止，中国本土电影业该面对的，是如何在这种常态化的博弈中发展和成熟。

三、近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变迁相关数据

十多年间，中国电影业所呈现的变化和获得的发展同国外影片的引进是分不开的，且尤以好莱坞电影为主导，特别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中国电影业的市场化与产业化格局慢慢形成，营销与品牌化运作手段日渐成熟，电影人的视野更开阔，电影制作理念和制作水平不断提高，票房总量和本土电影产量都有大幅的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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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在各种媒体的理论文章和深度报道中，经常提到一个词，叫“新自由主义”。到底什么是新自由主义？它是一种学术理论，还是一种社会思潮，或者是别的什么？

所谓新自由主义，最初是一种非常专业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理解新自由主义，首先要认识古典自由主义，它是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在18世纪创立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古典自由主义最大的学术主张就是经济自由，强调市场机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看不见的手”，反对封建制度和重商主义的国家干涉政策。新自由主义是依据新的历史条件对古典自由主义加以改造而来，更加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新自由主义主张，要“使经济尽可能最大程度地自由化”、“尽可能最快地私有化”，要求在财政和金融方面采取强硬措施保证自由化和私有化的实施。新自由主义包括众多学派，但影响较大的是以英国的哈耶克为代表的伦敦学派和以美国的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学派、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

新自由主义真正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占据主流经济学地位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其直接原因有两条：一是当时的主流经济学理论――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无法解决西方经济长期陷入“滞胀”状态的难题，这为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提供了契机；二是随着撒切尔出任英国首相、里根出任美国总统，新自由主义成为英美政府的施政理念，并在国内外得到大力推行。当然，新自由主义兴起的根本原因，还是它迎合了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向发展中国家扩张的需要。按照新自由主义理论，任何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必须放松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解除外汇管制，消除贸易壁垒，使国有企业私有化，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实现经济自由发展，实现市场主体的平等竞争。事实上，面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国际垄断集团，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企业怎么可能和它们“平等”竞争呢？这种“平等竞争”无异于小鸡与老虎的竞争。但作为“老虎”的国际垄断集团非常欢迎这种理论，大肆吹捧它是实现经济发展的“灵丹妙药”，并鼓动西方发达国家政府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正是由于这样的背景，新自由主义在兴起的同时，也由学术理论而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成为资本主义向外输出的意识形态和制度价值，其显著标志就是“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放大了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公有制会使经济变得更糟，社会主义必然导致集权，国家干预只能造成经济效率的损失；主张推行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实践新自由主义特别是“华盛顿共识”的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拉美国家，这些国家为此而出现多次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俄罗斯“休克疗法”式的经济转轨，也是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进行的，引发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目前，实践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在反思新自由主义所造成的危害，并努力寻找新的替论。

我国对新自由主义的认识和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主要限于学术界。从总体上看，专家们普遍认为：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和研究方法，它对市场经济运作具有一定的说明作用，可以批判地借鉴吸收；但作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核心理论体系和价值观念，特别是已经意识形态化的“华盛顿共识”，则必须坚决反对和抵制。（陈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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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哈耶克；自由主义；阿根廷；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D0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5158（2012）10-0403-02

自18、19世纪古典自由主义形成以来，自由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成为经济学中争论不休的永恒主题。当人们对1974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弗·冯·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唏嘘不已时，孰不知凯恩斯“国家干预”的时代已经悄然远去。伴随着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的“滞胀”，经济自由主义最忠实的捍卫者一哈耶克终于带着他对自由主义的坚定信条，扛着经济自由主义的大旗，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这在众人眼里看似“滑稽”的一生，在他一段获奖感言中似乎有所回应：“我在三十多岁就成就了最有名的经济学家之一，可是接着却发生了两件事：凯恩斯完全相反地观点获得了成功，而我因为写了《同乡奴役的道路》一书而使自己名誉扫地。他成功，我的名声不断下降，只是近十年才开始恢复……（奖金）是是我声望得到恢复的一个象征”。那么，这种让哈耶克矢志不渝的“自由主义”究竟拥有多么强大的能量呢？

一、哈耶克视野中的自由

在长达60余年的学术研究生涯里，哈耶克构建了属于自己的一套自由主义理论体系，众所周知，所有的思想者无不受到其所属时代的影响，哈耶克也无例外。

二三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自由主义受到严峻的挑战，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和民主社会主义受到人们的重视。然而伴随着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滞胀”型经济危机，欧洲各国陷入全面的困境之中，此时的哈耶克正处于这个世界格局与经济结构大变动的时代，而世界格局与经济结构的变动在深层上必然存在着文化与思想的萌发与颠覆。于是，哈耶克作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就是这样的背景下，把对自由理论的阐述定义为其“终身问题”，通过其对自由实质的论述，唤起人们对自由的重新认识，让人们认识到自由社会应该是怎样的社会。不难发现，不论是早期哈耶克所著的《通向奴役的道路》，还是1988年，89岁高龄的哈耶克为人类贡献的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都充斥着一种精神——一旦认定了一个目标，就会永远坚持下去，不抛弃，不放弃。正是这种力量的鞭策下，哈耶克对自由理论进行系统的研究和论述后，他把“自生自发秩序”理论作为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的核心概念，而这种“自生自发秩序”社会中的自由主义正是哈耶克世界中的自由。

在此，我想特别说明的是哈耶克口中的自由并不是亚当斯密提出的“放任自由”，二者有些许不同。哈耶克认为自由绝不意味着人可以为所欲为，没有任何的限制与束缚，他提倡的自由“指的是乃是一种生活与社会中的人可能希望尽力趋近但却很难期望完全实现的状态”。一个人在实现自身的自由的同时很可能会侵犯到他人的自由，因此，人与人之间应该界定私域来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实现自身的自由。这个私域就需要依靠强制来维护，但是这种强制又不能够由私人来推行。只有把这一权利授予国家才能保证人们不会因为试图扩大自身的自由来滥用强制权利。当然，该强制必须是以增进自由为前提的，是有限制的。哈耶克认为有必要对国家的权利加以约束和限制，明确政府职能的限界和有效运转的条件，避免国家权力过度扩张。也就是说，自由是法律之下的自由，但自由在价值位阶上不并次位于国家控制的法律，因为保护自由是赋予国家强制力量的主要意义和手段，法律是为自由服务的。由此我们也可以推及到经济学、政治哲学、伦理学、法学和心智史学等诸领域，我们可以发现哈耶克的思想庞杂但却始终坚持一个简单的思想——宣扬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就像在其政治哲学的思想中，最高概念亦就是“自由”，在自由、平等、正义等诸多政治价值中，自由是核心思想，其他价值仅仅作为自由的不要补充而存在。正如他所言：“自由不只是诸多其他价值中的一个价值，而且还是所有其他个人价值的渊源和必要的条件”。

二、拉美国家对新自由主义的实践探索

20世纪7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思想便逐渐在全世界弥漫开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在前苏联和东欧的“过渡国家”、“转轨国家”，先后采用了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中新自由主义的重灾区——拉丁美洲成为新自由主义的实验场，正因如此，像阿根廷、巴西这样的拉美大国也受其思想的波动，引发了经济危机和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于是，在拉丁美洲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我们会看到这样一种令人不解的状况：改革进行的如火如荼，经济体制与政治结构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在社会的稳定与经济的健康发展方面却泛善可陈。这种现象值得让人深思，但是若想对其做出十分合理而恰当的解释也并非是件易事。

80年代新自由主义开始主导拉美经济，如果将视角集中于阿根廷，那么整个90年代卡洛斯梅内姆政府实施的以对外开放为引导、以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为核心的经济政策集中体现了新自由主义的思想。

1　解除进口限制，推行贸易自由化

对外贸易在阿根廷国民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出口总额占据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五。20世纪八十年代末，阿根廷政府对其进行改革，取消了大部分以前限制进口的政策，到20世纪九十年代初，平均关税率降低了百分之十。这种贸易自由化政策确实扩大了阿根廷的进口却对出口造成了损害，使得部分已经现代化的产业受到了进口货的排斥。

2　大规模的实行私有化政策

阿根廷是世界上实行私有化规模最大的一个国家，其目的是想通过私有化使得阿根廷成为吸引外国资本的一个焦点。阿根廷队公共部门的私有化最为迅速：三年内多数国有企业纷纷卖掉。同时，社会保障体系也部分进行私有化、解除管制，到1993年末，阿根廷政府通过私有化政策赢得了150亿美元。但是，这些流入资本很大部分是以投机资本为基础的，随时可能流出。大规模私有化也导致了另一个问题：国内实际工资普遍下降，进一步弱化了阿根廷的经济。事实上，阿根廷经济的效率在私有化之后总体上下降率，与科斯产权理论预言的相反，从而引发了恶性通货膨胀。

3　开放金融和资本市场，实行金融自由化和资本自由化政策

在阿根廷，大批外资银行都在其境内设有分行，梅内姆政府放开对外资的限制，货币自由兑换，资本利益出入自由，因此这些外资银行的盈利也十分可观，并在金融市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金融和投资的开放很大程度上刺激了阿根廷经济的复苏，但是也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使得国民经济更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甚至冲击，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影响尤为明显。

4　实行比索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

回顾80年代的阿根廷，经济问题十分严重，如债务问题、通货膨胀，这都是与梅内姆政府实施的政策息息相关，严重的债务问题是国际经贸往来中大量经济剩余转移的后果。但是阿根廷没有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反而进一步听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主张，对内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对外实行联系汇率制。试图运用进一步的自由化和全球化方式来解决自由化、全球化带来的问题。1991年多明戈·卡瓦洛担此重任，开始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比索兑美元1：1的联系汇率制度，即实施“美元化”的货币兑换政策，来强行控制通货膨胀。虽然改革取得了显著效果，1994年通货膨胀率下至百分之六。但是这种联系汇率制，抬高了生产和劳工成本，以及出口成本，使得阿根廷产品在于采取浮动汇率制的巴西等拉美国家竞争时处于被动状态。1999年巴西雷亚尔贬值后，阿根廷经济受到严重的打击，为了尽快摆脱困境，阿根廷政府有实行双轨制汇率，比索在于美元挂钩外，还与欧元挂钩，即1比索兑欧元与美元的平均值，这导致全国企业和居民抛售比索兑换美元，这也印证了阿根廷经济终将面临崩溃。

“市场改革确实可以促进增长、帮助穷人，但是同样也可以造成混乱。”改革确实是一个充满风险的过程，对于新自由主义在阿根廷大行其道之后，使得阿根廷的社会状况每况愈下的原因，值得深思。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改革模式本身就存在的根本性的错误和问题，从改革的特征来看，新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性、片面性和激进性是导致改革失败的直接原因。这预示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新自由主义强调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对经济发展的刺激作用，却不重视适当的国家干预和政府管制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积极作用。但是历史证明，由于信息的不充分、不对称、外部性以及人类行为的非理性特征必然会导致市场失灵，因此，国家干预是不可或缺的。不管是要提高资源配置效率，还是想要保持经济运行的稳定。问题的核心在于如何干预，干预到什么程度，而并非是完全的自由主义。

其次，新自由主义核心思想是主张建立一种在个人主义基础上的自由至上主义价值观，强调自由在整个价值体系中的核心位置，反对集体主义价值观和方法论。苏联的解体和美国单极霸权格局的建立，使主要拉美国家坚持民族主义发展道路的最后一点信心丧失殆尽，当然拉美国家必须首先从自己开始检讨。拉美国家政治基础不稳定，政党政治不稳定，政治形势更加不稳定，意识形态原本就在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摇摆不定。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基于反民族主义的政治哲学和经济思想，并由与拉美国家利益取向截然对立的外国设计并操控，是无论如何不会促进拉美的国家利益和民族经济的，拉美经济改革从其接受新自由主义模式的那一刻起就必然要走向灭忙。

无可厚非，从整体着眼阿根廷的改革是失败的，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好转，既然悲剧已成事实，懊悔是没有用的，重要的是能够吸取什么教训，得到什么启示，不再重蹈覆辙。

三、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的政治哲学层面的局限及评价

哈耶克的一生都在鼓吹自由主义，指责“建构论的社会主义”，但是当人们沉浸在完全自由主义的“迷人乐曲”之中时，旁观者却清楚的看到对完全自由主义的执着追求的结果是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尖锐、贫富的两极分化，这说明自由主义并不是灵丹妙药，也存在着片面之处。

首先，哈耶克宣扬的“有限知识论”并没有在在政治哲学领域贯彻到底。分析哈耶克的思想体系，我们可以发现休漠影响下的哈耶克在反对信奉康德的哈耶克。哈耶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揉和了“知识有限性”和“自由市场秩序普世性”的悖论式的观点。但不得不承认，哈耶克的理论没有打通“经验”的休漠和“普世”的康德之间的隔绝，而是从休漠的理论原点出发，但却将论证的结果滑向了康德。哲学解释学大师加达默尔认为：普世性理解的错误就是败坏了西方文化“先见”的名声，并试图推出一种理想的理解方式，把自身从历史与传统的“嵌入”状态中拯救出来，然而企图脱离“先见”的理解的预谋是不现实的。任何一种理解都是以一定的先见为基础的理解。东方文化传统所提供的认识是与西方文化传统的认识不同的，因此，东方文化的当前视域与西方文化的当前视域存在着巨大的价值差异，而且，即使在西方世界体系内部，不同民族共同体、宗教团体之间的视域也是不同的。休漠信奉的却是—种“权宜之计”式的自由主义，这种自由主义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可以以许多种生活形式茁壮成长。在这些生活形式当中，有一些价值是无法比较的，当这样的生活方式相互对立时，它们中没有一个是最好的，人类之善是如此千差万别，它不可能在任何—种生活中得到实现。“权宜之计”的目标不可能是平息价值观之间的冲突，而是调和那些崇尚彼此冲突的价值观念的个人和生活方式，使之共同生活。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休漠将其不可知论彻底的贯彻于其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从而捍卫了其思想体系的完整性。然而，从休漠怀疑论理论原点出发的哈耶克最终却得出了一个普世性的康德式自由主义的结论，这种论证的不彻底性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篇14

今日新兴国家很大程度上都是大型的非西方发展中国家，而旧有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却是在西方设计和打造起来的。巴西、中国、印度和其他快速涌现的国家拥有一系列截然不同的文化、政治和经济经历，他们透过反帝、反殖民的历史来看待世界。这些国家仍然在尽力解决发展的基本问题，所关切的问题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不相同。近期全球经济下滑也已带动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衰落的叙事。以美国为始发地的这场经济危机已经损害了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美国模式，并产生了对美国扮演全球经济领导者的能力的质疑之声。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许多观察人士认定，世界政治不仅正经历守卫者换班，还在经历构成全球秩序基础的理念和原则的转变。但这种惊慌失措的说法忽略了一个更深层的现实：虽然美国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正在改变，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仍然存在并运作良好。今日的国际秩序之争并非关于既有秩序的根本原则，而是现有秩序中的权威和领导权。

事实上，今日的权力转换并不表明自由主义秩序被打败，而恰恰表明其最终在全球取得了支配地位。巴西、中国和印度都受益于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和新成立的20国集团在内的现行国际秩序的规则、惯例和机构。它们的经济成就和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与世界政治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息息相关，它们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维护这个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