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和经济社会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经济和经济社会，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学科对话，冲突

引言

我们正处于一个非常需要学科对话的时代，然而人为因素导致学科之间彼此分隔甚至于冲突乃至歧视，这种学科间的互动关系往往造成两败俱伤而非双赢。立于经济学此岸，因而对与其关系极为密切的社会学彼岸充满好奇，期望到达彼岸而不是隔岸观花。本文主要探讨经济学与社会学三次重要对话。

第一次对话：从“学科一统、不分你我”到“我中有你、你中有我”

经济学与社会学尚未独立之前并不存在沟通问题，当时呈“学科一统、不分你我”之势，此后分别从统一体中分化出来并开始了长达近200多年的冲突—对话—冲突—新一轮对话。实际上，从两者的源头就开始了学科冲突。现代经济学开山祖师亚当•斯密，其著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国富论》，1776年）成为现代经济学源头，社会学开山祖师奥古斯特•孔德的代表著作《实证哲学教程》（第四卷，1839年）要晚63年，尽管这一段时间也曾有过一些沟通，但更多的是冲突。

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席卷西方世界时，人们看到的现代工业具有六个特点：

（1）工业建筑在科学的劳动组织上并以获得最大效益为目的，而不是按照习俗进行组织；（2）由于科学组织劳动人类得以大量开发资源；（3）工业生产要求在工厂和城镇集结大量工人；（4）职工与雇主、无产者与企业主或资本家之间潜在或公开的对立开始显现；（5）财富由于劳动的科学性而不断增加，生产过剩危机日益增多，物质丰富的同时伴随着贫困；（6）与劳动组织工业化和科学化相联系的经济制度表现为自由贸易和商人追逐利润。1

奥古斯特•孔德紧紧抓住第一、二、三个特点，认为工业是科学的劳动组织，然后才是财富不断增加和工人在工厂集结。他指责自由经济学派过高估计贸易或竞争机制在财富增加中的效力，同时还指责自由经济学家为形而上学者。自由经济学派则紧紧抓住第六个特点，认为自由贸易和经济调节的竞争手段是经济进步的决定性原因；斯密从经济人的假定出发导出放任的自由市场制度，指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自由地调节着，使得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神奇般达到了统一。马克思则以第四、五两个特点为基础创建资本主义理论并对其作出历史性阐释。这些分歧导致社会学家对经济学家持敌视态度，尤其在法国的大学里。

在熊彼特和韦伯时代出现了一次大转机，经济学与社会学有了一次对话，他们分别使用“经济社会学”和“社会经济学”之名，熊彼特使用“经济社会学”旨在说明经济分析的“基础学科”，他认为有四门：经济史、统计学与统计方法、经济理论和经济社会学，他所认为的“经济社会学”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类似；韦伯使用“社会经济学”，并非从经济学角度研究社会问题，而是与当时德国的历史背景有关。19世纪末，英美等国“政治经济学”被“经济学”取代，而德国更多的使用“社会经济学”一词，韦伯是大力推广者，因此才有这一门分支。同为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韦伯不仅在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方面取得成就，而且成为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典范。概而言之，熊彼特和韦伯完成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一次对话。在此阶段，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格局，用熊彼特的话说，“无论经济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走不多远就会互相踩着脚跟”。

第二次对话：从“你在里头、我在外头”到“你在这头、我在那头”

在帕森斯时代，社会学由于帕森斯的贡献而如日中天，他本人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实现了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第二次对话。然而此前经济学在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看来已然尽善尽美。在19世纪50年代，经济学者开始了其“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动，既有“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又有“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大大拓展了经济学疆土；社会学的研究空间却非常狭小，原因在于世纪之交两门学科对大学位置的竞争，结果社会学惨遭失败，并被迫与经济学家达成协议：社会学者必须满足于经济研究以外的剩余领域，如婚姻、家庭、犯罪等，故社会学有“剩余科学”之称2。帕森斯不满于当时社会学学科地位之现状，开始涉足所谓的，于1932年著有《经济学与社会学：马歇尔同时代思想的关系》，1956年与及其学生斯梅尔瑟合著了《经济与社会》一书，试图用其结构功能理论框架分析经济问题，后斯梅尔瑟又于1964年发表了《经济生活社会学》一书，详细分析了社会学对经济问题研究的各方面贡献。第二次对话并没有引起主流经济学的认可，其原因主要在于帕森斯等构建的社会大系统仅把经济作为一个子系统，令主流经济学家们大为光火，并认为帕森斯及其社会学是在进行“社会学帝国主义”扩张。相互之间的学科扩张行为导致都企图包容对方，形成“你在里头、我在外头”之格局，但结果却是渐行渐远，冲突日甚，形成“你在这头、我在那头”的态势。

第三次对话：经济学的“社会学化”和社会学的“经济学化”

后帕森斯时代，现代西方经济学有两大发展趋势：其一为经济学的数量化趋势，其二为经济学的“社会学化”趋势。1969年首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经济计量学奠基人拉格纳•弗里希，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数量化趋势的标志；1974年瑞典人冈纳•缪尔达尔荣获第六届诺贝尔经济学奖,则是学术界肯定经济学“社会学化”趋势的重要标志，后者是“新制度学派”创始人，提出经济学者分析一国的经济发展过程时不宜将该国的历史源流、政治文化与意识形态、经济结构与活动水平、社会阶层与社会组织等各项非经济因素视为孤立变数，而应将彼此相互依存的关系列入考虑之后再行研究才有意义；他还提出“社会过程理论”，认为经济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是社会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的一部分，是科技进步及其诱发的文化、社会与经济等因素所共同孕育而成的。另一位199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则突破传统经济学的局限性，将经济分析从物质产品延伸到非物质产品，并发表了家庭经济与人类行为分析的研究成果。此后社会学者不再沉默，开始将触角伸入经济学领域，如1970年代中期，美国哈里森•怀特首先尝试用社会学观点解释市场，认为市场是社会网且首先是社会关系，“社会网是经济交易的基础”；他关于角色结构的市场分析是一种开拓性的社会学研究。3诸如此类的经济学与社会学的交叉融合不胜枚举，可见两门学科的新一轮对话已然开始并将深入持续。我们有理由相信，经济学与社会学可以也必须对话，因为“不同学科的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自由竞争，能够形成有效的矫正机制，完全有助于学科的进步。”4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塔•森曾指出，经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要“融合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甚至是文学和文化研究，更不用说哲学方面显现出来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为跨学科研究辩护，那是（注：指非跨学科研究）是一种机械的研究。我非常喜欢在每个学科内部进行的学科训练。”5如有可能，相关领域的研究者理应作这方面的努力。主要参考文献

[1][法]雷蒙•阿隆著，葛智强等译，社会学主要思潮，华夏出版社

[2]朱国宏，经济学与社会学的对话：意义及其可能性，复旦学报社科版1999/05

[3]宋林飞，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最新发展，社会学2000/05

篇2

1.1数据类型和来源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废污水排放量）来自海河流域涉及的张家口、廊坊、保定等25个地级市以及北京、天津两个直辖市1985-2009年统计年鉴，其中人口数据包括总人口、非农业人口，宏观经济数据包括GDP、三次产业产值，废污水排放量包括生活污水、工业废水排放量。土地利用类型数据由海河流域1985年、2005年遥感影像解译获得，土地利用分类参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21010-2007），并根据实际需要进行必要调整，将流域土地类型划分为林地、草地、农田等11类。水文、水质数据由海河水利委员会提供，包含88个站点2005年逐月监测的CODMn、NH3-N、TN、TP、Pb、Hg等水质指标。监测站点分布于海河流九大水系，覆盖了海河流域主要河流，具置见图1。

1.2数据处理方法

1.2.1经济和人口变化表征将流域范围内所有县级行政单位统计数据加和得到流域人口和经济，分析人口及经济变化趋势。将各区县工业产值及城市用地比例导入ARCGIS9.3，结合区县面积，计算工业产值密度和城市用地密度，分析流域范围工业生产强度及城市用地空间分布特征和演变过程。

1.2.2土地利用动态度计算在ARCGIS9.3支持下，对流域土地利用矢量文件进行分析。通过土地类型所占比例确定流域土地类型结构，采用单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模型（王秀兰等，1999）分析1980年至2005年土地类型数量变化。模型计算如式。式中，K为研究时段内某一土地利用类型动态度；Ua、Ub研究初期和研究末期某一种土地利用类型的数量。

1.2.3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水资源利用强度表征土地类型变化对流域水环境影响。水资源利用强度计算如式。式中，P为某一土地利用类型水资源利用强度，∑Qi为该土地类型所有水资源利用量之和，S为土地类型面积。

1.2.4统计分析方法对流域主要城市废污水排放量变化和经济人口增长进行相关分析，明确经济和人口增长流域水环境影响；基于主成分及多元回归统计方法，综合分析经济社会指标对河流水体污染物影响程度。由于河流监测断面水质状况是上游范围内社会经济活动累计作用结果（Shoemaker，1994），水质数据需要同累计社会经济指标对应。同时，上游不同区域对监测断面影响因监测点距离扩大而减弱，采用（Kingetal.，2005）距离权重求和方法计算监测断面对应的累计社会经济指标。

2结果与讨论(ResultsandDiscussion)

2.1人口和经济产值与废污水排放规模海河流域经济产值和人口数量都有明显增长，二、三产业增长速度明显高于第一产业，非农业人口增长明显快于农业人口增长（图2）。1985～2007年，第一产业产值由204亿元增长到2565亿元，第二产业产值由478亿元增长到1.55万亿元，第三产产值由246亿元增长到1.51万亿元。流域三次产业结构显著变化，二、三产业年均增长率明显高于第一产业，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比例逐渐缩小。1994年到2007年，第一产业所占比例由21%下降到9%，第二产业维持在46%左右，第三产业由32%增长到45%。流域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1890万增长到2007年的4620万，非农业人口由1985年的6270万增长到2007年的8400万。从变化趋势上看，农业人口在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大规模增长，但90年代中期农业人口进入平台期；非农业人口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农业人口。流域工业产值密度发生了很大变化，近二十年来工业生产强度大幅提高，工业生产聚集区明显增加（图3）。1988年流域工业生产活动主要集中在京津地区，其中北京工业产值密度最高，最高6万元km-2左右，其它地区处于相对较低水平。2005年流域主要工业区域已经由京津地区扩大到京津唐地区，该区域工业产值最高达到14万元km-2，且北京、天津及唐山形成大规模工业聚集区。另外，河北石家庄和山东聊城-德州区域出现小规模工业聚集区，其中石家庄地区工业产值密度最高超过10万元km-2，聊城-德州最高达到7万元km-2。总体上，流域工业生产强度呈现出明显增强趋势。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3.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3.9亿t，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由1985年的8.3亿t增加到2007年的25.9亿t。流域工业产值及人口数量与废污水排放规模具有明显关联性（图4C，D）。北京、天津、石家庄和唐山工业产值较高，其工业废水排放量也显著高于其它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量与工业产值之间相关性显著（p<0.01），复相关系数超过50%（R2=0.51）。生活污水排放量与非农业人口数量之间相关性更加显著（p<0.001），复相关系数高达97%。流域工业发展和人口扩张造成废污水排放量增加，已经成为河流水质恶化的直接驱动力。

2.2土地利用变化与河流水资源利用随着人口快速扩张和经济的高速发展，流域城市用地明显扩张。流域土地利用动态度（表1）显示，1980年至2005年，林地、草地和农田变化不大，荒漠面积有一定比例减少；城市用地和农村聚落分别增长85%和19%；湿地面积变化不大，但不同类型湿地变化明显，其中沼泽和河湖滩地减少12%，近海湿地和内陆水体分别增加121%和12%。主要水系土地利用变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城市用地在北三河水系增长比例最高，其次为永定河水系及大清河水系；农村聚落增长主要分布在子牙河和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比例超过30%；近海湿地大清河水系增长7倍，黑龙港运东水系增长79%，而滦河及徒骇马颊河水系均呈现出减少态势；黑龙港运东、海河干流及大清河水系河湖滩地较大比例减少，其它水系变化幅度不大；盐田在大清河水系增加10倍以上，而其它水系变化相对较小。城市扩张是流域土地利用变化最显著特征，近几十年来流域城市用地规模扩大，城市群数量显著增加（图5）。1980年，城市用地主要集中在北京、天津和唐山地区，且城市核心相对孤立，其它地区城市用地仅零星分布，不成规模。2005年城市用地面积比例明显提高，以北京、天津和唐山为核心的城市群逐步形成，其中北京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50%以上，天津和唐山主城区城市用地比例在20%～50%；保定-石家庄、邯郸-安阳-焦作以及聊城-德州等地区都形成了小规模城市聚集区，城市用地扩张趋势明显。土地利用变化改变水资源利用方式，尤其是城市用地扩张造成流域水资源开发利强度加剧。2005年流域农村聚落总面积1.3万km2，用水量24.6亿m3，农田面积16万km2，城市用地面积7687km2。结合用水总量，流域农村聚落和农田水资源利用强度在17万m3km-2左右，城市用地水资源利用强度为116万m3km-2，是农田和农村聚落的6倍以上。农业用水代表第一产业用水情况，工业用水和城镇生活用水分别代表第二和第三产业用水情况。根据海河流域三次产业发展趋势，用水强度大的二、三产业规模不断扩张，流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尤其在城市用地高度集中的京津地区，城市用水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高强度水资源利用一方面造成河流径流量减少，同时形成大量废污水排放，造成河流污径比过高。流域平原河流平均污径比由1980年的0.25上升到2007年0.37，北京地区河流污径比甚至超过2。流域自然径流匮乏改变河流水文节律和水化学过程，降低河流自净缓冲能力，对河流水环境造成极大冲击。

2.3经济社会发展与河流水质统计关联流域影响河流水质因素分解为农村、城市和自然三个方面。表3为社会经济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提取有效因子3个，原始变量比例合计81.3%。根据因子荷载矩阵，因子1载荷主要分布在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产值、农业总产值、化肥施用量、农村聚落面积等指标，表征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因子变量2载荷组要分布在非农业人口、第二产业产值、第三产业产值、城市用地面积等指标上，表征流域城市化发展过程；因子变量3在林地面积、草地面积、河湖滩地面积等指标上载荷系数较高，表征自然属性强弱程度。城市化过程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对河流水体污染物有显著影响。以三个因子变量因子得分（SPSS计算）作为自变量，水质数据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复相关系数显示，水质指标回归结果均在p<0.01水平显著。从因子变量标准化回归系数看，CODMn与因子1显著正相关（p<0.01），氨氮、总氮与因子1和因子2均显著正相关（氨氮p<0.05，总氮p<0.01），总磷、汞和铅仅与因子2显著相关，铅显著水平（p<0.01）高于总磷和汞（p<0.01）。总体而言，因子1和因子2与污染物都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说明流域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城市化过程使得河流水体污染物浓度水平提高，是流域水环境质量恶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3结论(Conclusions)

篇3

关键词：经济活动；生态系统；民族文化；资源；发展

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人类只有在社会实践中实现人与自然的有机统一，通过社会实践这一中介，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具体的依存统一。因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①然而，这个关系纽带是基于人类社会实践的最基本形式就是通过生产劳动过程来实现的，从人、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三要素的结合过程来看，首先是自然界为劳动提供对象（资源），劳动把资源转变为财富②，实事上就是人与自然界的物质转换过程，就在这种物质变换的同时也实现了能量和信息的变换，从而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在人类社会经济活动实施运行的过程中，人类显然是生命有机体的最高形式，对生态的需要显然是要利用人类文化的最基本生存环境作为基础，这并非文化能给人以其所有的一切万能理想和需要，关键在于各民族利用所掌握的生计策略和特长，去操纵掌控好各民族的文化去作用和指示人类以创造和改观各种物质形态之后，发挥人类特有的智能水平，以新的产品和物质为目标去实现和提高人类所需的各种需求和生存的舒适度。正因为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因为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文化作用意识下的加工改造结果。在这一活动中，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民族文化作用的构建和选择除了依附人类社会先天赋予的自然资源以外，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利用方式以及与民族文化相并存的环境等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下的各种社会发展关系，对我们的社会存在和发展即充满了各种探索，同时也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开拓了崭新的研究领域。

然而，人类的需要又总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在人类的生存需求中，也存在永恒不变的需求，只是这种需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表现出来的需要程度有所不同罢了。诸如生存背景下的自然环境就客观的存在差异，相关民族对各种资源的利用程度、取用的方式、方法都会不尽相同，因而从认定的价值上也就各不相同。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然资源，对相关民族来说可以较为丰富，所遭受到的生态环境破坏程度可能较小甚至没有被破坏的情况下，人类则感觉不到自然环境存在的重要性，因而对环境的依存度往往会在无意间偏离所处环境甚至是酿成灾变，在这样的无意识干预下，人类对资源取用的便捷度和需要往往会偏离所处社会环境的使用初衷。因而，就会在不知不觉中忽视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对生态环境的无意识破坏也会由此相伴随出现。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注定了人类不仅是社会性动物，也是一种靠消耗生命物质和生物能而生存的动物。然而，人类的实则存在，不仅要把对自然资源的需要当成生存的基本需求，同时又是人类的享受需要，更是人类追求经济利益的保障。具体体现在：其一，自然资源所能提供给人类的生存空间，都将直接或间接的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生活资料，没有自然资源，人类就不可能存在。其二，自然资源都能提供给人类的享受需要，它包含了人类的物质享受和精神需求，归结到底就是对自然界的享受。其三，当今人类对自然资源的便捷开发和利用，几乎可以囊括在对自然资源的最大限度开发和综合利用当中，但同时也要受到相关民族文化左右的偏好和作用，对一些自然资源的价值认定和过度利用，会造成对生态环境的暂时损毁和破坏，甚至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了。

然而，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从终极意义上讲都仅体现为利用资源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制造任何形式的资源。自然资源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其中一部分是在人类没有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的自然条件。自然资源对人类经济生活的重要性在于它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加工和改造利用对象，没有人类的经济活动，自然资源就只是个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说不上任何意义的人类效用和价值。纵观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它都掌握着一定的自然资源，只要相关的民族文化能够妥善充分地利用它所拥有的自然资源，相关民族都会得以正常延续和发展。但历史和现实证明，人类会启用文化机制来进行妥善的调节，因为人类是以民族为分野的，具体体现为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其并存文化间会很自然地形成对资源价值认定上的信息隔膜，信息隔膜的存在又使得文化制衡机制的运作将比生物制衡更为复杂而多变。这样，文化制衡以生物制衡为蓝本，但却获得了比自然生物制衡复杂程度的超越，这种超越却恰好是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特殊寄生并存关系。既有生物性的寄生性一面，又有并存稳定的社会特性一面。因而，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包容体现为能动地谋求生存与种群的社会性适应以保持稳定延续。要改变这种发展困境，就要坚决的把人类对自然环境的需求置于人类发展需要的中心环节，并使其与经济利益的需求具有同等地位。只有这样，资源要能成为各民族的经济优势，就得经过劳动的改造和加工形成产品。因此，资源无一例外的都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用意后才赋有特定意义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物化表现形式。一些民族生存于地球表面，会感觉到自然资源的匮乏，并不是它没有自然资源，而是它们对某些资源的消耗已经超过了当地所能提供的资源量或是利用资源的方式未加转变。从特定意义上说，没有哪一个民族完全具备发展生产的一切资源，一切都在于相关民族从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等方式转变利用资源的产品方式。也就是资源是被相关民族的文化所赋予用意的，资源是具有特定民族的文化产品用意的。

由此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思考自然资源的开发与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到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重要的是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是否可以实现各民族利用经济资源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只有将达成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高效性和合理性，才是真正为了保证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因而笔者试图从反思民族文化作用下的资源配置和利用方式以及民族文化的并存关系研究入手，目是想偿试拓展研究的视觉和领域新思想。从经济人类学视野下的资源配置来关注民族文化产品用意的各种物化表现形式，目的则不仅提高了各民族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和舒适度，同时更是保证了民族经济活动的运行成功。

作为劳动对象的自然界，是由人的本质对象化了的或是人化的自然界，劳动资源则是人的知识力量的物化表现形式。尽管人类的生产过程是一个使其从对自然力的直接依赖，向能动的运用自然力而过渡的过程，但人在借以使自身获得独立的经济过程，始终得依托于自然界的基础资源。经济发展的这一自然基础，不仅为人的经济活动提供了对象和手段，而且就是人类整个经济活动的生存空间，如何利用资源来发展或制约经济，使同一劳动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得到多寡不一的劳动成果，或在不同的自然条件下投入等量的劳动所得到的经济效益仍然多寡不一。主要是是由劳动的自然条件决定劳动的自然生产率，不能由一定的投资创造出来，自然资源的优势或制约成为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重大因素。同时，技术变化也是增加各生态系统可能性作用发挥的因素，技术的并存拓宽使各种资源的开采率和变化幅度以及活动成本都将成为新的经济作用因素。然而，自然资源的优势只是一种潜在的优势，它仅表现为一种生产要素的存在。如不能把这种潜在的要素开发转换为现实的生产优势，就不能把潜在的要素转变为现实的经济优势。从而更不能直接把自然资源的丰歉度与经济水平的发展相等同。一方面是技术手段的发展将使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和非再生性突破限制和约束条件。由技术进步带来的物资资源的相互替代性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技术结构的高度发展，还会赋予自然资源一定程度的再生性。这就表明技术结构的状况不仅决定着人们对已开发资源的有效利用程度，而且扩展着人类对自然资源开发的新领域。它不仅表现为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双层利用，还表现为人们对物质资源的替代使用和创新改造。但从终极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科学技术发明都仅体现为对所处自然资源利用能力的提升，而决不能抛开自然环境这一依存的基础资源存在。

诚然，经济社会发展是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文化对经济社会发展反过来又会有推动作用，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文化又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它制约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可以说有什么样的经济社会发展状态，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文化随之相伴，文化是不能脱离经济社会的发展而独立存在，没有无文化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没有无社会经济的文化存在。③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文化充当决定性因素，文化成其为促进和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亦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力。从四方说明：

首先，从历史形成的过程分析，一个民族或国家在长期的发展中，需要经过文化的积累、沉淀、改造、利用和创新文化机制牵联的多种因素考虑对自然生态资源作出合理的挖掘和资源整合，调适过程不是一蹴而就，得综合熟知各种资源的属性和外在复合因素的制约，必然会形成该民族特有的活文化，这种特有的活文化并存和存在，将成为支撑该民族壮大、发展的力量。其次，从民族凝聚力来讲，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活力文化，其引导力会增强和丰富该民族的社会内涵、提高民族素质、展示一个民族或国家的精神、能够团结和凝聚民族的力量，成为该民族的精神动力，同时会鼓舞民族人心，激励民族斗志；再次，从国际民族的竞争力剖析，它能够优化和吸引外来投资者的趋动动力，吸引人才引进，促进对外交流的窗口，扩大民族信仰和对外的影响力、凝聚力；最后，从生产力面探讨，文化资源开发可直接转化为经济资源，如区域民族特色促使旅游和经济特区开放，能够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推动新兴产业的发展与牵动多产业的复合兴盛，同时拉动经济产业增长的链条，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共同繁荣。

资源要能成为经济优势，首先就得形成产品和经过劳动的加工。可见，从民族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考察自然资源的开发转换问题时，不仅要看这些物质资源是否得到了充分的开发，更要看到资源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条件可以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由此可见，这种经由具体文化加工改造后形成的自然资源，是特定社会的产物，不但具有了特定的社会性，也打上了民族文化的烙印，而获得了特定的民族性与文化性。

物质资源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基础。无论哪个民族在对自身所处环境的改造时，其意图都是要进行有利于本民族物质、经济、文化、环境等为利进步的生产、生活方式去发展而进行的社会生产活动。

首先，人们要进行物质生产劳动的对象资源是自然界提供的。它作为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资源，通常是由人类及其相关的人类民族文化来界定利弊的，是人类的文化起着主宰社会的、经济的活动干预与制约。在任一时段内，关于资源基础没有单一的定义，在一种社会形态生活中，当时在相关民族认为具有很高资源价值的定义，其实只不过是相关的民族及其民族文化人为扣上的象征而已。即人为界定的这种价值高昂的东西在相关人类社会及其民族文化中适用。转而换成其他人类环境及其民族成员，就可能只是中性材料。④终极作用的活动目的受制于特定的民族和文化，以及与之匹配的生存环境等多重因素的制约和认可。由此引发的系列民族文化及文化事实体系会干预支配相关的民族文化实现他们认为可利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文化的等主持者的意图。然而，任何一个民族所处的生态环境并非纯客观的自然空间，而是经由该民族加工改造的结果。文化是指导人类生存发展延续的信息体系。⑤不同的民族（人群）所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所经历的历史过程不同，所处的社会环境也大有差异，在这样的过程中不同民族创造出了各自有别、丰富多彩的相关文化事实体系。这些相关的文化事实体系在各民族作用中体现优劣，被人为的扣上优劣的价值界定，即民族聚落仅是文化事实之一的表呈现象。这既是社会的需要，又是文化的产物，体现为民族文化与它建立的民族生境耦合关系。就这个意义而言，没有什么“原生态文化”可言，保持与创新并存，保持是文化事实体系的常态，而创新则是对环境变迁的文化适应。文化遗产是文化事实保持的样态，也是创新的基础与源泉。民族文化的保持与创新在民族文化与民族生境的耦合中延续。因为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是特定的，为了适应不同的生存环境，每个民族都具备其特有的传统生计方式和对资源的取用、加工和改造利用办法。一个民族的本土文化与生态知识能适应当地的生态环境，并具有规避民族生境中生态脆弱环节的禀赋。⑥因此，在生态资源的取用中应当充分借助与利用民族传统知识、资源和技能来认识和维护生态系统的循环运行，促使人们在高效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更好的维护人们生态区域内的资源，在模塑中促进人类与生态的和谐。

其次，鉴于特定的生态环境。生息于特定生态背景下的民族，其文化建构必然受制于该生态系统的调适和模塑，并突出的表现在直接调适和制约该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鉴于我国复员辽阔的生态系统复杂多样，因而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系统的生态建设必然要做出有针对性的研究思路和对策，切不可都整齐划一。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目的是与本土性的生计经验打交道，是希望发掘和利用各民族的传统知识和技术技能来维护人们的社区资源。因而从事生态人类学研究的学仁都一贯主张需要通过文化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资源利用方式。其主要内容就是把人们生活的社区资源合理的规范到舒适度较高的人与社会的和谐共荣，以实现对“资源配置”的有效性。⑦如风俗、宗教、组织、语言、生计方式等的差异性存在，加之地球资源的分配不均，那么人们就会很自然的根据所处环境的差异迥别去实现更为舒适的生活所求。因而各民族社会所动用的文化策略就会不同。在这样的人为建构起来的信息系统指导下，由于其具体社会与自然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出了呈差异性的文化事实体系。⑧显明例证，诸如武陵山区土家族对牲畜厩肥的加工处置和利用办法与其诸如高原寒漠带厩肥处置、利用和操纵办法显然不同，这就是生境存在的两个面，即自然和社会环境的差异性所导致的文化事实体系不同。例如粪便是由各类动物排泄的客观存在物，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效用价值评判就各不相同，在侗民族看来，可作为施用鱼田的饵料，在其他民族看来，取用方式和效用可能大不相同，无论是把粪便资源化还是垃圾化，其研究目的是更多的关注生活社区周围的一个个文化事实，要从这个文化事实的例案中去关注其后的本质问题，那就是各民族传统经验对所处环境资源经长期模塑和总结经验的特长，认为生态建设的关键不在于工程，也不在于投资，而是在于如何利用文化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

再次，鉴于人类社会的生物性与社会性并存。人类是地球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员，既具有生物性也具有社会性。人类除了拥有生命遗传信息系统外，还有专属于自己的社会信息系统，但这种系统的建构前提是人类必须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为其提供物质、能量和信息。但与此同时，人类又能将专属于他自己的物质形式渗透到生态系统的生态空间之中，与地球表面各种各样的自然生态系统相并存，因而人类社会的生物性在发挥着终极作用。所以，人类在建构社会与文化时始终得以人类的生物性为蓝本，以便人类能以遵循生物原则的角色去参与自然生态系统的运作。加之人类的特殊性在于它具备了能动认识外部世界的禀赋，并可以将认知的结果加以整合，建构专属于自己的信息体系――即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它不是先天获得的，而是后天习得的。区别在于文化信息不像生命遗传信息那样可以代代相传，只要人类世代沿袭生命遗传就可以世代沿袭，但文化的世代沿袭却不同，趋于人类的建构蓝本为意图，有可能丧失旧内容而获得新的内容，还可能通过文化重构的方式能动地修改和新生更为复杂的新内容，且有其可能文化信息系统与自然生态信息并行但不重合，更有可能是用不同的文化信息系统架构、诱导出了差异的文化类型和文化样式来。正因为这些具有差异文化信息的类型和样式的体现，根据不同的文化类型规约出不同的民族来。这样，由人类文化建构塑造的人类社会也就会像自然生态系统那样凭借人类特有的文化信息建构起一个多种因果关系交互制衡的复杂稳态延续系统。只不过也有多层次的结构，如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到并行的族系，再到族属，直至到一个个单一类型的民族和不同民族类型下数目不等的民族成员，以及含下属支系、宗族、社区和家庭等。⑨可以说，人类社会结构层次的复杂性与自然生态系统相仿，同样具有自组织能力，能生长、发育和壮大。但这些子系统具体到对适应外界的环境和自我修复、能动调适的能力时都迥然有别。

总之，人类社会是自然生态系统派生的产物，没有自然生态系统就不可能有人类社会。人类也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特定物种，它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仅仅占据一个结构功能点。区别仅在于人类具有他自身独特的创造物――文化。但同时要兼顾到人类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这种双重性自然会使得文化自身的结构、文化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表现得更其复杂化。为此，显然有必要从文化的视角去反思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最终表现就是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在自然条件下展开，自然条件的优劣与持续稳定，必然直接影响经济活动的实施成效。（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生态研究”（课题编号：11AZD071）阶段性研究成果。

注解：

① 杨庭硕等《生态人类学导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109.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01.

③ 孙叔平，《论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构成和发展的规律》[J].学术月刊，1957.08：4～12.

④ [英]丽斯著，蔡运龙等译：《自然资源DD分配、经济学一政策》[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1～22.

⑤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31～32.

⑥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59～60.

⑦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28～32.

⑧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33～35.

⑨ 罗康隆著：《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46.

参考文献：

[1] 罗康隆：《文化适应与文化制衡――基于人类文化生态的思考》[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

[2] 杨庭硕、罗康隆、潘盛之：《民族.文化与生境》[M].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

[3] 罗康隆、黄贻修：《发展与代价――中国少数民族发展问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116.

[4] 陈庆德：《资源配置与制度变迁DD人学学视野中的多民族经济共生形态》[M]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93.

[5] 田红：《喀斯特石漠化灾变求治的文化思路探析――苗族复合种养生计对环境的适应为例》[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6）：40～46.

[6] 谢贻发：《我国竹类资源综合利用现状与前景》[J].热带农业科学，2004（6）：46～52.

[7] 罗康隆、田广：.《论经济人类学中国本土化实践及理论贡献》[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57～66.

[8] 李正荣：民族经济利益的相对独立性[J]甘肃政法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03，（3）：123～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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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可持续发展 环境会计 和谐社会

1 环境会计理论基础

1.1 绿色会计是在环境资源恶化和批判传统会计的基础上产生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全世界范围的科学技术革命迅速发展，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进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这一切促使西方国家把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力建立在大量消耗自然资源的基础上，自然资源长期处于被极度开采的状态。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人口的剧增，需求的增加，更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从而使能源紧张，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不仅动摇了有关国家发展经济的自然物质基础，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且使人类与自然、生态与经济出现了紧张局面，迫使人类反思：如此下去，人类将自食恶果，社会经济将不能持续发展。人类开始改变过去单一追求经济利益的方式转变为追求三个目标的平衡发展，即经济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的平衡发展。于是，环境会计应运而生，从20世纪90年代起，在西方的会计理论界，有越来越多的会计专家把环境问题与会计理论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各种各样的环境会计理论。其核心是用会计来计量、反映和控制社会环境资源，目的在于改善整个社会的环境与资源问题。因此，从通过经济控制达到参与环境控制的目的来考察，会计肩负着重要使命。世界银行在1998～1999年度世界发展报告中，建议21世纪建立“信息框架”，实现环境指标控制的主要任务落在会计界肩上，其中尤其是在环境管理“对策框架”的确定上，会计工作又是采取治理性对策与防治性对策的重要方面。

1.2 环境会计定位

关于环境会计的定位，目前有三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环境会计是一门与现行财务会计并立的独立学科；另一观点则认为绿色会计是现行财务会计的一个分支学科；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是现行财务会计与环境科学等交叉的一门边缘学科。笔者认为，环境会计是“大会计学”向边缘化方向发展的结果。“大会计学”之大，是表明会计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会计领域在扩大，会计深度在加强，会计学的内容和性质在发生变化。会计是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为经济管理和决策服务的，其发展的历史规律告诉我们，每当人类历史发生一场社会政治经济大革命的时候，必然引发会计领域的深刻变革。人类进入21世纪，这种变革更多体现在会计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融合发展，即会计学的边缘化。

2 环境会计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必然选择

可持续发展是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和谐统一，保持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是人类始终追求的目标之一。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提高，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社会经济所依赖的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已进入“向未来借债而生活”的时代。面对如此困境，我国政府已颁布各项保护自然，改善环境的法令法规。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污染，扭转生态恶化趋势，必须走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改变过去传统国民经济核算体系，采用“绿色GDP”指标，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消耗以及环境成本的计量。为了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状况进行反映，客观上要求企业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体系。

在这种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和转变中，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应该首当其冲。因为，企业作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是传统发展模式的主要体现者和执行者。从一定程度上讲，企业行为是“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的直接原因。不难理解，就企业与环境的关系看，企业作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不仅是一个产品产出系统，而且还是一个环境产出系统。也就是说，企业首先以一定的方式从其周围的环境获取某些资源，包括经济资源(劳动力、资本、技术、信息等)、社会资源(政治、法律、社会文化等)和自然资源，经过生产经营活动对投入的资源进行加工转换后再输出到周围的环境中去。在投入方面，企业对自然资源的获取规模和速率不应该超过环境的承受能力，即要低于资源再生的速度，否则，就会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降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在输出方面，它会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有积极和消极两种。积极的影响如提供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吸纳劳动力就业等，它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消极地影响如“三废”的排放、生产假冒伪劣产品等，它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资源的破坏、景观的破坏、生态的破坏)，影响人体健康以及人们生活水平和质量的提高。由上分析可以看出，企业既是社会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也是自然资源的主要利用者和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的经营行为对环境质量的好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企业应该正视生态环境问题，实施面向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会计核算，不仅承担促进经济发展的责任，而且担负起推动社会发展和环境发展的责任和义务。

3 环境会计建立的措施及原则

3.1 要充分认识建立我国环境会计的必要性

一是我国环境现状提出的要求。科技的发展，人口的增加，社会需求膨胀，造成了自然资源被极度开采而日趋耗竭，环境污染日渐严重，这从根本上制约了经济的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境会计能够引导和监督企业通过一定的社会经济活动保护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二是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传统的企业发展模式是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造成过度开发消耗资源；高污染低效益必然造成生态环境补偿能力严重滞后，这些都阻碍了企业自身的发展。从企业长远利益看，只有增大环保投入，重视环境会计，才能始终保持竞争的优势。三是正确衡量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的需要。环境会计通过核算企业的社会资源成本，能较准确地反映国民生产总值和企业生产成本，促进企业挖掘内部潜力，维护社会资源环境。四是企业责任向社会扩展的必然结果。经济的发展，人们需求的多元化，需要企业将过去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转变为追求经济、社会、自然环境协调发展，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对企业有关的资源环境、废弃物以及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等进行反映和控制，计算和记录企业的环境成本和环境效益，向外界提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的信息。五是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准确地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业绩的需要。在损益表中计算经营成果时，只有将企业对环境影响的耗费作为收入的减项反映，才能正确核算企业的经营成果；只有在负债总额中加上企业因对环境造成危害而形成的环保负债额，才能得出真实可靠的资产负债率，准确分析企业的财务风险。绿色会计揭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信息，可从社会的角度而不是仅仅从企业的角度来全面考核经营管理者的业绩。

3.2 创建环境会计，应遵循以下原则

一是政策性原则，即在进行环境会计核算时要体现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和法规的要求。二是社会性原则，环境会计要揭示企业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必须要求企业站在社会的角度，考虑企业的业绩。对企业的评价，应以能在企业内部使社会收益与社会费用相配比的社会利润为标准。其提供的会计信息，不仅要为企业内部服务，而且要有助于宏观管理和调控。三是借鉴与创新相结合的原则，即我国环境会计的构建不能全盘沿袭，应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不断创新，不断发展和完善。四是强制与自愿相结合的原则，即政府会计管理部门、环境保护部门必须对企业最低限度的披露做出明确的和强制性的规定。当然，如果企业主动地披露尽可能多的环境信息，政府及社会公众应给予支持和鼓励。

3.3 我国政府应采取相应的措施

一是修改会计法，将环境会计核算和监督列入会计法，无疑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也是将它付诸实践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二是完善会计准则，就是将涉及环境的内容列入会计要素，成为必须披露的内容，防止有关部门和单位的短期行为。三是建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依据会计准则所规定的有关环境原则进行设计，使环境会计具有可操作性，便于会计人员掌握。四是给出明确的价格信号，从某种程度上说，政府对于资源的使用尽量不采用或少采用免费的措施。免费只适用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对有限的资源免费消费无疑将导致其耗尽和恶化，同时也不利于环境会计的计量。五是要有适应的会计理论导向，就是要求政府恰当地引导会计理论在环境会计方面做些研究，以提高我国的环境会计理论水平，促使环境会计理论早日与会计实务相结合，服务与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 于玉林.面向21世纪“大会计学”的发展[J]．财务与会计导刊，20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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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综合运输；经济社会；相关性

中图分类号：F25文献标识码：A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30.015

2010年中国综合运输系统初步形成，在全面快速发展的同时，伴随着运输资源严重短缺和技术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国外学者主要针对已完善的综合运输体系的运输组织展开研究，国内学者的研究多在于运输方式协同、综合运输体系的布局规划和日常管理等，均未将重点放在系统评判综合运输发展的社会经济需求，较少涉及社会经济发展与综合运输的相互关系，忽视了中国综合运输发展过程中的经济规律以及经济发展周期对交通运输的影响。本文从经济角度考量综合运输体系并探究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關系，为推动中国综合运输体系进一步完善提供理论基础与方法。

1综合运输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综合运输发展是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1）促进社会化大生产。运力的不断突破，带动社会分工、企业规模、生产社会化程度随之进步，国内国际贸易及要素流动日益顺畅，资源配置效率不断提高。（2）为生产效益最大化创造条件。综合运输体系凭借多元化的运输方式和现代化的运输管理，降低运输成本，提高运输效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生产效率最大化。（3）对产业布局产生影响。经济产业发展主要依托综合交通运输网，运输通道轴线成为产业集聚与扩散的基础。同时，综合运输体系建设所产生的作用存在前向、后向的产业联系，通过加强企业间生产合作，促进产业集聚和产业融合，从而形成特定区域的优势产业。（4）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综合运输体系对运输通道内各种运输方式进行系统的规划与整合，减少运输资源浪费，减少运输过程对环境污染；并通过运输技术改革与创新、可再生能源及材料的使用，减少交通运输对资源的消耗，推动运输可持续发展，进而带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2经济社会发展对综合运输体系的影响

经济社会发展从运输目的、运输方式、运输结构及运输理念四个方面影响着综合运输体系的发展：（1）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物流需求的产生。不同的物流需求决定了不同的运输目的，进而影响运输方式、运输服务、运输速度等多方面属性。（2）经济发展阶段、生产方式、能源利用等与运输方式的演变过程是基本一致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产业技术水平，进而影响运输技术水平以及各种运输方式的产生与发展。（3）效益最大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人们往往会选择效益最佳的运输通道与运输方式的集合，无形中促进了运输结构的优化。（4）传统运输理念是完成安全、快速的运输过程，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可持续发展观提出后，“可持续运输”应运而生。运输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3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互影响机制

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是相互影响的，综合运输网络密度、综合运输体系建设进程、经济发展程度、工业化水平、城市化水平等指标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扩大了运输需求，推动了运输技术进步，促使运输领域发生一系列变革，带来综合运输体系的形成与完善，促使综合运输体系朝可持续发展方向迈进。综合运输体系形成之后，基于需求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综合运输体系的结构日益优化，有利于资源节约及合理配置，为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条件。与此同时，为了走出经济发展不可持续的困境，经济社会领域掀起新的技术革命，也必然在交通运输领域诱发技术变革，促进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综合运输体系的可持续发展也会有助于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现。

4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关性分析

本文选取2010-2019年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量化性指标，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和货物周转量作为代表中国综合运输发展成果的量化性指标，对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间关系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采用全回归法将所有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进行回归计算，一般具有较高的回归系数；在回归检验时，采用相关系数检验法。

模型综述表，见表1，显示相关系数R的值等于0.996，说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有较大的相关性。决定系数R方等于0.992，表示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货运量4个自变量，可以解释因变量99.2%的变异性。

系数分析表，见表3，用全回归法得出的多元回归方程为：国内生产总值=-0.080客运量+0.090货运量+13.310旅客周转量+1.028货物周转量-134893.268。

通过回归分析得出中国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系数为0.996，且除客运量外，其余指标与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均为显著的正相关。对比相关性等级划分参照表，大于0.8，中国综合运输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相关性，支持了前面的理论分析。

5对策建议

从综合运输体系完善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角度出发，提出对策建议。

5.1发展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综合运输服务

中国综合运输网络规模已基本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在贫困地区、西部地区、城市群之间、城市群内部等方面仍存在发展短板。此外，各种运输方式自成体系发展，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缓慢，现代综合运输枢纽站场建设力度仍显不足。

（1）运输方式的合理规划和有效衔接。紧贴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合理规划运输资源分配，推进信息共享和供需对接。以旅客联程运输和集装箱多式联运为重点发展对象，加快综合交通运输枢纽站场以及交通运输网络的建设，并对枢纽站场进行合理布局，使综合运输体系运作过程更加高效化。

（2）加强综合运输信息化建设。推进与完善“综合运输+互联网”重点项目，包括进一步完善客货运输联网售票系统、推动城市公交智能化建设、推动出租车与网约车协调发展、推进国际道路运输管理与服务系统建设、建设京津冀一体化综合运输信息服务平台、完善长江干线数字航道规划与建设等。

（3）加快攻克综合运输发展薄弱环节。一是加强城乡综合运输服务水平。扶持农村客货运发展，创新城乡运输一体化发展的体制机制。二是完善交通运输网络规划与建设。加强铁路区际干线、管道运输建设，加快高速铁路及高速公路网瓶颈路段建设，强化重载运输网；推进内河高等級航道建设，提升沿海地区港口群现代化水平；推动航空运输发展，提高航空运输资源配置效率；发展轨道交通，建成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三大城市群内部运输网络。

（4）提高综合运输服务水平与管理水平。加快综合运输枢纽建设，并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优化综合运输枢纽布局及基础设施；推广信息化技术应用，推动大数据技术广泛应用于综合运输服务；优化综合运输组织过程，加强综合运输全程安全防范与管理。

5.2推动经济社会的空间战略性建设与发展

国家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的战略，要求重点推进“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三大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进行空间格局的优化会在很大程度上拉动综合运输服务需求，推动综合运输体系不断发展与完善。

（1）加强国际经贸交流。推进“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加快产业“走出去”步伐，形成区域网络化的经济发展新格局。优化进出口贸易结构，提供有力政策支撑；引导企业优化自身产品与服务，扩大出口、拉动物流需求，为综合运输体系进一步发展注入经济、政策等方面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