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古代德育的特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1、 鲍风，《儒家智谋》，武汉：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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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8、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篇2

1.修身养性型文化旅游。修学型文化旅游，其实就是游客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旅游，一种拥抱大自然、洗涤心灵、感受大自然魅力的文化之旅。古代乐山的文化旅游由此拉开它发展的序幕。从汉代到明清，古代乐山各种秀丽的风景，诱人的名山胜水得天独厚，自古就吸引着我国四方的文人骚客们到此一游，一饱眼福。到唐朝时期，由于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许多文人骚客尤其是诗人们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兴致大增。此时正好验证了一种世人的口头禅：自古诗人必到蜀，到蜀必到嘉州游。唐朝时期，到过嘉州的诗人非常多，既有边塞派诗人岑参，现实主义派诗人杜甫，还有浪漫主义派诗人李白。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到此以后诗性大发，纷纷留下了诸多千古流传的名言美句。如其中关于峨眉山的美誉，诗人们赞不绝口，主要有李世民的《秋日》、骆宾王的《畴昔篇》、陈子昂的《感语录》、杜甫的《赠别郑炼赴襄阳》、薛涛《思乡》、白居易《赠薛涛》、郑谷的《峨眉山》、韦庄的《赠峨嵋山弹琴女士》等诗句中，均表达了游客们对峨眉美景的不胜喜爱和绝美赞誉，同时也反映了修学型文化旅游的主体一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文人们，说通俗点，就是古代乐山山水文化旅游的主体一般是有身份、有知识、有品位的文人骚客们。到了宋代，这个时代是古代知识分子自称最好的时代，一个文人不杀的政治宽松气氛下，这种修身养性型的山水文化旅游得以继续发展。到嘉州一游的诗人，有三苏、陆游等大诗人，他们对景点赞美一样都体现在他们美丽而感人的诗句中，其中关于峨眉山的诗句还是最多，如苏轼的《白水寺》和《寄眉峰》、陆游的《丁冬院汲泉煮茶录》、范成大的《过燕渡望大峨有白气如层楼拔起云从中》等等，无一不是对美丽峨眉山喜爱之情的真实流露和内心话语的充分表达。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修学型文化旅游之风继续发展，这种发展仍然可以把他们所写的各种诗句记载作为历史的见证。如明代人蒋超的《峨眉山志》、明代进士胡世安的《登峨山道里记》等均对峨眉山的美丽大加赞美。从以上各个时期的文人们到乐山旅游留下的各种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们对古代乐山所有景区中，唯独对峨眉山青睐有加、情有独钟，可谓至爱。可见，当时文人们到乐山修身养性的主要去向是峨眉山，这为峨眉山成为以后乐山山水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景区埋下了历史伏笔。

2.宗教型文化旅游。这是一种非常富有特色和个性的民间信仰祭司型文化旅游活动。这种文化旅游得益于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产生发展传播。由于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古代乐山在峨眉山这个主要景区很早就修建了很多寺庙，以后逐步增加。承载古代乐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和功能的寺庙，开始建立在东汉那个动荡的年代，兴起于文化繁荣思想相对开放自由的唐宋时期，鼎盛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清时期，一共修建寺庙有200多座，占整个峨眉山寺庙的三分之二以上，比较有名的有普光寺、光相寺、中锋寺庙等景点，以及修建耗时九十多年的乐山大佛。这些著名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都深深地吸引了各地游客，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宗教型文化旅游在唐时期发展极快，其发达得益于对这种佛教文化旅游资源贡献最大的唐朝时期有名的惠通大师，在他的带领下，峨眉山的许多寺庙才得以建立，并赋予浓厚的佛教文化特色。古代乐山的道教文化旅游还早于佛教文化旅游，虽然没有佛教文化旅游发达，但一起构成了乐山古代宗教文化游，促进了古代乐山宗教文化旅游的繁荣。

3.民俗风情型文化旅游。和古代成都一样，古代乐山是一个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好地方。这主要体现在一年四季的每一个节日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各地精彩纷呈的庙会活动。具体说来，这两种民俗文化游情况如下。在一年四季的各个节日活动中，古代乐山民俗风情展现得丰富多彩。这在乐山的地方志中有一些记载，如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十五，民众的祭神活动和拜长辈活动。清明节扫墓踏青、四月初的开秧节、五月初一到初七的炎帝会、五月十五大端午节、六月初的晒虫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十二月的除夕等节日活动。这些活动至今还保存和延续，充分展现了古代乐山的民俗风情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的风情文化旅游多是当地参与为主。另一种反映古代乐山民俗风情的是在各地庙会开放之时开展的各种活动和习俗，比如乐山城区里的春会、皇会和城隍会等等庙会，乡村里的庙会如春灯会、清明会、脚杆会、八月会、赛牛会等。不过这些庙会的活动一般在过节时最热闹，在这些庙会活动中，各种乐山的美食特产纷纷展现在游客面前，如茶类、酒类和其他地方美食品会让游客一饱口福和眼福。乐山古代民俗风情文化旅游非常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其宗教文化旅游和修身养性型文化旅游相比较，它的旅游主体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当地性，风俗性、民间性味道十足浓厚。

4.探奇型文化旅游。探奇型文化旅游，这种在当时的文化旅游中不占主体，只是冰山一角，刚刚萌芽。但也开启了古代乐山探究大自然神秘面纱的文化旅游，这一时期主要是探究峨眉山等景区的特有植物，如珍惜药材类。乐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有点类似于现代科学考察文化旅游，所以可以将之看为乐山科学考察旅游的萌芽和开端。峨眉山是中国天生植物园，有着诸多神奇的物种吸引着游客去探究，尤其是其中名贵的药材非常多，古代汉武帝时期就曾派人到此采集仙药，这可以视为古代乐山探奇型文化旅游的先兆。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旅游，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热点和表现形式。对古代乐山来说，其文化旅游和回归自然的山水文化游始终是其旅游发展历史上两大永恒的主题，对现在的乐山、四川乃至全国的文化旅游业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和启示。

1.乐山古代山水型文化旅游的游客，大多都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文人士大夫类的人物，这些都是一些有修养、有学识、有抱负的人士，他们才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这说明游客的素质对文化旅游发展非常重要，这启发我们要发展文化旅游业，务必要提高全民的素质。

2.乐山古代的宗教型文化旅游，尤其是佛教文化旅游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等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为代表，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和内心反省，也满足了人们心灵慰藉的需要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必须紧跟人们的文化时尚和风气。

3.乐山古代的民俗型文化旅游丰富多彩，各大节日和各大庙会这些反映地方风俗的文化旅游资源得以充分地利用。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必须挖掘地方的风土人情，向游客提供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满足游客求奇、求怪、求异的心态和期望。

4.乐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发展，向游客提供了探索大自然神秘面纱的绝好机会。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务必要充分挖掘大自然神秘的文化资源，方能吸引更多游客来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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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几个重要时期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进行交往和联系，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也传播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在对外关系中得到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秦汉时期：对外传播的萌发与尝试。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成为中外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于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第一页。”①张骞出使西域，与大宛、安息等国建立了正式的通使往来，也将汉王朝的丝织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了西域各国。此后，中国与西亚、欧洲的通商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漆器和冶铁、水利技术等相继传入西域国家，而西域的皮毛、瓜果等也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无异于给形式上和精神上的万里长城都打开了一道缺口，使中国人得以了解更遥远的世界，也让世界在相互往来中了解了东方大国――中国。因此，张骞开通对外传播通道，堪称中国传播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壮举，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②

唐代时期：对外传播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时，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陆路和海路的对外交通都比以往更加发达。唐都长安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这一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对外传播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那时，日本、新罗等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学者、商贾等不断来唐朝访问和进行贸易，唐朝派使臣、僧侣前往国外进行交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大量输入亚欧各国，其他国家的物产如新罗的人参、牛黄，中亚的音乐、舞蹈等也被引入中国。中国与罗马、阿拉伯等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地方从社会制度到生活习俗，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也促进了唐朝与西亚、日本的宗教文化交流，为中外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元时期：对外传播的不平衡发展。两宋时期，国内出现了区域性王朝，宋与辽、夏、金时战时和，丝绸之路出现断续，陆路交通受到影响。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靠东南海路。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应用，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海外贸易大大繁荣，贸易范围东到日本、朝鲜，西至非洲，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也出现了泉州、广州等几个重要的海港。

元朝时，在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的同时，又增加了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当时比较突出的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的见闻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兴趣，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纷纷来到中国。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外联系更加紧密。

明清时期：对外传播空前繁荣与接近尾声。明代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为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互相访问。明成祖派遣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贸易和访问，用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等换回了亚非各国的特产，如象牙、香料等。此后，亚非许多国家都先后派遣使臣前往中国。政府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的商品也很多，大部分是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玛瑙等。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联系，显示了国力的强盛，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古代中国官方对外传播达到鼎盛。明中期以后，到前的三四百年时间，中国社会发展逐步落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也由开放趋向于闭关自守，中国的对外传播遭到破坏，逐步衰落。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发展的脉络，其基本是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并形成大致如下的特点：

传播背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发展。对外传播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其物质和文化基础条件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条件。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背景和条件，对外传播才能顺利进行。汉、唐、元等朝代的统一与强盛，为各自对外关系和对外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条件，使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而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为对外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持，使各种交流和传播活动得以实现。中华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又吸引其他国家来中国学习，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文化上的优势资本。这不仅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先决条件，也影响着对外传播的进程和效果。

传播环境：态度开放，政策开明。传播活动作为一种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行为，其传播环境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传播上大都比较开明、开放，乐于与别国交往，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从秦汉到明朝初年，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许多对外关系和对外传播的活动都是由政府发起或支持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起友好关系，与东西方各国发生了频繁的政治交往和经济联系。唐朝政府设立了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者和宾客，在很多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还设立了互市监、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朝政府除了采取措施招揽海商来华贸易外，还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朝的统治者也采取了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使中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明初推行朝贡贸易，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达到了与这些国家和平友好的目的，明朝还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传播方式：以官方传播为主，与民间传播相结合。“按照一般规律，中外关系的确立，总是先从民间的相互接触开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来以及对这种民间往来的认可与规定。……同时，民间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继续。……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经济、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的民间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就呈现为一种带规律性的趋向。”③所以，从先秦到明清，在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官方交往渗入并成为传播主流。而官方又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在加强中国与其他各国交流的同时，也促使民间往来更加密切。汉时，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在政治交往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的交往，开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局面。明朝时期，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远洋航行取得了巨大成就，随之私人的海上活动也无比活跃，通过与亚、非地区的政治、经济交往，加强了与各国的联系。

因此，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既有官方传播的正规性和组织性，又具有民间传播的自由性和广泛性，这两个传播主体互为补充。

传播媒介：借助海、陆交通和人际传播。对外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媒介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古代对外传播的媒介主要就是海路和陆路交通路线，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步兴盛起来，一时间，“使者相望于道”④，丝绸之路从此成为中国与世界互相了解、交流的文明传播之路。从隋代到唐代中期，虽然对外海上交通有所发展，但未能超过陆路交通，而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交通则比陆路交通更为发达了。宋代时，中国海外贸易范围已经扩大到东起日本、朝鲜，西至地中海沿岸和北非、东非的广大地区。明初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发展，是当时对外传播的重要通道，通过海上贸易，中国的文明被传送到大洋彼岸的国家。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派遣的使节、民间的商人、僧侣等是主要的传播者。他们通过人际传播，将中华文明带到其他国家，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

传播内容：以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为主。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主要就是物质和文化的传播。中国是物产丰富、国力强盛的国家，所以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把丝绸、铁器、陶瓷等丰富的物产带入当时并不十分发达的中亚、非洲等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汉代对外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漆器；宋代则将大批物产输送到东南亚地区；明代的朝贡贸易更是出口了大量物品，据明史诸籍所载，主要有瓷器、铁器、金、银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技术与文化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伴随物质交流的同时，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唐朝时期，中国儒学在日本等国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开始向外传播，并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使者和商人把先进的冶铁技术、养蚕技术以及四大发明等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思想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也对他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先进文明的广泛传播加速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

传播效果：加强了中外联系和交流。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对促进中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代与东西方各国的交往，使得许多物品输入中国，尤其在武帝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唐代文明的巨大魅力则吸引了一大批国外使节前来学习，他们将古老的中国文明带回各自的国家，同时也将国外的宗教、艺术等传入中国。元朝统治者则采取开放政策，大力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各种精髓来武装自己。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对外传播基本上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传播中发扬了中华文明，也在传播中吸

取了他国文化，取长补短，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国古代通过政治交往、商业往来、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的对外传播，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外来的文化，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在中外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1.对外传播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各种文明互相交流，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中国使节、商人、僧侣遍布亚洲、北非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中华文明的大量传播加速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发展，为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2.对外传播加强了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为古代中国国家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明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促进了地区的融合，形成了区域性的和平环境。

3.对外传播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显示了中国的兴盛繁荣，展现了古代中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影响力和感染力，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和继承流传。

结语

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中国传播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一部分。通过对其进行回顾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结合目前的国家现状制定一系列对外传播政策，采取有效的传播方式，通过各种媒介，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中国的文化，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事物，使对外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注 释：

①②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186页。

③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④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篇4

关于古代农业。早期农业生产方式经历了从刀耕火种、石器锄耕(耜耕)到铁犁牛耕的三个发展阶段。与之相适应，耕作方式经历了从集体劳作到个体生产的变化。土地制度则经历原始氏族公社土地所有制、国有土地所有制和土地私有制三个发展阶段。小农经济是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模式，而精耕细作则是中国传统农业的主要特点。

关于古代手工业。商周时期，手工业由官府垄断。到了春秋战国，随着土地私有化和小农经济的形成，官府垄断的局面被打破，形成实力雄厚、产品精美的官营手工业和满足广大人民需要的民间手工业并存的局面。民间手工业包括民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中国古代手工业历史悠久、技术高超、工艺精湛，长期居于世界前列。

（来源：文章屋网 ）

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雕塑；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

中国古代较少有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也使得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例如，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