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德育的特点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古代德育的特点，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古代高等教育　官学　私学　修身

高等教育系教育体制中的最高层次，它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一定的场所，通过一定的制度和措施传授高深文化知识，研究高深学术，为社会培养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实践活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经沧桑，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影响着现代高等教育的诸多方面。本文拟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其特点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其对于现代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启示。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概况

（一）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起源

高等教育位于学制结构金字塔的尖端，它的产生时间晚于一般学校教育，而且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据古籍记载，中国在公元前二千七百年前就有了“大学”之称。虞夏商时期的上庠、东序、右学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已经具备高等教育的一些属性，应该可以说是高等教育的雏形。高等教育的发展，在经济方面要求生产力必须显著发展，文化教育方面要求有可提供高等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教学设备等，以及有作为传授知识和培养官吏的专门教育人员。而处在奴隶社会初中期的虞商时期还难以完全具备这样的条件，只有到了西周时期，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出现了脱离生产劳动的文化官吏，加之文字的成熟，才为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周代金文中关于周天子带领群臣及学生在“学宫”习射和作乐舞，这里的“学宫”即大学，已基本具有高等教育的性质。所以，虞夏商时期至西周时期可视为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萌芽时期。

（二）官学中的高等教育

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事业起于朝廷，而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在奴隶主贵族的政治统治走向崩溃的时候，“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垄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失至民间，私人办学成为这个时期的一大景观。从此以后，整个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一直存在着官学和私学两种类型。在官学类型中，太学和国子监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汉代太学，即由“大学”一词衍生出来，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学府。此后历代都有设立，而名称不尽一致：晋武帝咸宁二年创办国子学；齐改国子学为国子寺；隋炀帝改为国子监；唐宋两代太学与国子学并存；元明清时期则不设太学，只设国子学或国子监；明清国子监兼具备国家教育管理机构和最高学府两重性质，后逐渐衰败，成了科举的附庸。除此之外，东汉末出现了我国古代最早的艺术大学──鸿都门学，它是“近代世界文学艺术大学的嚆矢”；三国时曹魏建立的五经课试法，其中由“门人”升入“弟子”的制度具有大学预科的性质；南朝刘宋政权设立的儒学、史学、文学、玄学四个学馆的分馆授业制度是分科教育的开端；唐宋明三代分别创办的书学、算学、律学、医学、画学、武学等专科学校与专业训练，是世界上最早的实科学校。

（三）私学中的高等教育

私学是中国历代私人办理的学校，是封建社会学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程度分，私学有蒙养教学和经师讲学，后者相当于大学。故私学中也有部分属于高等教育层次。很多思想家借助私学这种形式来宣传自己的学说，扩大本学派思想的影响。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是最早开办私学的人之一，他招收生徒，传授学问，以教学为主，并将自己的政治理想寄托在后学身上。汉代以后，私学分为蒙馆之学和专家之学两个层次，基础教育通常在十五六岁以前完成，之后就必须进入私家经师的学馆去深造，私家经师多为当世的著名学者。汉以后的私家经馆，培养了大批不求功名的学术人才，对弘扬民族文化、促进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唐宋时期，私家经馆发展为书院，书院是中国古代学者研究学问、聚徒讲学的教育场所。宋朝有了较大发展，并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书院，如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应天府书院、茅山书院、嵩阳书院等；明朝的东林书院也办得颇有特色；到清朝时期，出现了书馆官学化，绝大部分书院成为准备科举考试的场所。不管怎样，作为高等教育机构的书院为历朝学术的繁荣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

通过回顾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较之近现代高等教育，中国古代高等教育有其独特的特点，概括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注重德育，强调修身养性

儒家教育以经史为基本，以“明人伦”为中心，注重修已治人之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也以道德修养和道德教育为中心，汉代的五经、唐代的九经、十二经、宋代的十三经，再加上《史记》、《汉书》、《昭明文选》等等，形成古代高等教育的教育内容。这些内容讲究文、行、忠、信，以三纲五常为行为规范，严君臣、尊卑、上下之分；明父子、长幼、亲疏之别，其共同特点就是泛道德主义。孔子眼中的“士”，孟子心中的“大丈夫”，首先是道德的典范。教育内容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反映了社会进步的普遍要求。

尤其是宋明理学家把封建的伦理道德视为“天理”，强调修身养性，格物致知。书院就是一些学者为达到修身养性求得真学问的目的而产生的古代高等教育机构。他们在教育过程中强调“理”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强调伦理纲常名教，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采取“修身治国”、“改过迁善”、“致知践行”的原则和“自省自察”“存养”“陶治”的方法进行道德教育，主张静以养心，修心以德，修已安人，在读书治学中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培养真正的“君子”品格。因此，以德育为先，注重道德学问，注重修身养性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要教育原则。

（二）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

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也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优良传统。官学中太学的教学以相互问难、讨论经义为重要形式。博士既是太学的专职教师，又是朝廷的学术顾问，参加朝廷举办的所有重大学术活动。西汉的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的白虎观会议，都有博士参与讨论，这种学术争论，影响到太学的教学和学术风气。博士平素讲经，注重互相诘难，并以善辩而受人称誉。辩难精神是太学的优良传统，这是研究和繁荣学术所必需的。

私学中的书院，作为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不仅仅是教育场所，也是当时的学术中心。它们以培养人才为宗旨，以繁荣学术为已任，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相得益彰，是古代学者进行教学活动和学术研究活动的基地，并由此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派别。因此，学术研究和教育教学相结合是书院的一个突出特点。学术研究是书院教育教学的基础，而书院的教育教学又是学术研究成果得以传播和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书院教学实行门户开放的办法，打破了官学关门教学的做法，听讲者可以不受学派和地域的限制，有利于学术交流。顾宪成在东林书院讲学，“远近名贤，同声相应，天下学者，咸以东林为归”；王守仁除在濂溪书院讲学外，还和湛若水等人还历时数十载奔波于全国各地讲学，形成了我国书院史上著名的“讲会制度”，使书院成为学术争鸣和交流的舞台。

（三）官学与私学相结合

前面提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原来由贵族龚断、官府掌管的文化也散落到民间，从此，古代社会的高等教育就形成官学和私学平行发展的局面。由于官学招生名额太少且有入学资格限制，不能满足许多人的求学要求，加之私学的讲授课程与官学都是儒经，不妨碍读私学的人以后做官，致使私学得以迅速发展，弥补了官学在数量和其它方面的不足。因此，私学成为官学的必要补充，并促进了官学的发展。

书院与私学相比，不仅有相对固定的教育经费作后盾，而且有严格完整的管理体系做保障，这些是私学无法比拟的优势。同时，书院又不同于官学，其经费来源于民间的自发集资，而非官府拨款，办学不受官方的直接限制，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培养学生，形成独特的办学特色。教育对象主要是下层社会的贫寒子弟，带有浓厚的平民色彩，而非纨绔子弟。因此，书院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广泛吸取了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有益经验，并对其进行了积极改造和系统综合。正因为书院是对传统官学和私学的扬弃，它才能在批判继承中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教育制度，并贯穿在它存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和各个方面。

（四）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性特质，表现在古代高等教育的一个方面就是以人为本位，重视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自然科学倍受冷落。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家学说为根基，儒家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在高等教育中强调教人予“穷理、正心、修已、治人之道”，因此教学内容多为讲究修齐治平的儒家经典以及文史辞章等古典人文学科。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课程设置上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课程为主，并且道德教育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的始终。尚在奴隶社会时期，就已有了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大体上属于社会、伦理、文化、语言等方面的知识。进入封建社会，又有了充实和发展，出现了“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和“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增加了哲学、政治、伦理、文学、历史知识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经验性、积累性、直观性、强调人文、强调道德的教育内容，使得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这也是中国古代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人才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尽管古代高等教育中也涉及生产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但只是作为统治艺术的辅助知识进行研习的。而且，数学、医学、天文学在讲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古代还是由于与“人事”有一定的关系，才受到统治者一定程度的扶植。其它如物理、化学、生物、地质等纯自然科学则完全为社会所忽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这种重人文科学轻自然科学的特点，与欧洲古代、中世纪大学重视数学、天文、医学、物理等自然科学教育形成明显的对照。

（五）学在官府，政教合一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官学具有明显的“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特点， “学在官府”即学校皆由官府所设，教育机构与政府机构合而为一，并且“以吏为师”，官学中的教师都是朝廷命官，办学地点在官府之中，统治者的政治化人格被作为社会楷模； “政教合一”即以政治教、以教治国，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以“政”，即治国之道为内容。在“学在官府”“政教合一”的教育体系下，政既是教育的内容，又是教育的目的。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主要是为社会培养各级官吏，虽然学校也有教化百姓的任务，但这种教化任务更多是通过间接的方式来实现的，即由学校培养出来的官吏来完成的。因此，教学仅为中国古代的高等学府的职能之一，它与政府行政职能有机结合，不仅是封建官僚的培养场所，同时也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宣传工具和推行其统治政策的实施机关，起着统一思想和统一政治的作用，这种高教管理体制在世界上是独具特色的，在中国高教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正是由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与政治的这样一种密切关系，使高等教育机构中的学生在校学习时即很关心时政。中央高校学生和朝中士大夫本着学术上的承袭关系，政治上也经常持相同立场并互相倚助，因此，古代高校历来是开展政治活动的场所，学生关心国家大事，议论朝政成为中国古代高校的一个传统。而这一点不仅体现在官学中，私学中也不例外，如东林书院就有“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著名对联。

（六）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

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上，为学不离从政，学与仕始终是不可分离的。古代高等教育预设了“学而以居”“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汉代开始分科目察举人才以后，尤其是隋唐设立进士科举以后，高等学校的办学目的就是“储才以应科目”。学校追求的是中举及第率，也就是追求更高的录官率，高等学校成为培养官员的预备机构，成为追逐功名利禄的阶梯。在实行科举制的一千多年里，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与科举考试这种世界上独特的选拔人才方式紧密结合，形成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一大特点。科举考试成为教育有力的指挥棒，考试的内容成为高等教育的内容，学校成为科举的附庸，科举实际上成为了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重心。

三、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若干启示

（一）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的“泛道德倾向”，对培养学生的道德情感与爱国精神有着重大的影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宝贵遗产，是国家和社会进步的实际要求，在当代高等教育中应当坚持和发扬，我国现阶段高等教育中的德育与这种泛道德的教育是一脉相承的。但在当代的高等教育中，仅实施这种泛道德的教育还是不够的，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面对多元文化的冲击和社会转型时期的复杂环境，学生因思想冲击、利益驱动和社会的压力等所产生的道德问题日益突出。因此，高等学校在进行这种“泛道德”教育的同时，应着重加强大学生的人格教育，教会大学生如何做人、如何面对人生及其挫折、如何去适应社会等等，使他们在学习中思考、探索并真正明了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意义。

对于高等学校如何进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教育，古代高等教育中提了一些可资借鉴的方法，强调人的自我觉醒、自我约束，如“改过迁善”、“致知践行”、“存养”、“自省自察”、“陶治”等，主张静以养心，以德修身，这些经验总结都值得我们借鉴。除此之外，高等学校还有结合当代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采取更多的途径“践行”，德育的最终目的要体现在日常的行为中，所以要在大学生的行上下工夫，“助省助察”、“动以养心”等也应该成为“修心”的有益方式。

高等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场所，同时它也是人的精神的训练场。因此，高等学校工作也应以德为先，做到教书育人，以德修身。

（二）教学相长、兼容并包的学术思想

教学相长是教学过程的一条重要原则，这条原则在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就显得更为重要和突出，如何实现师生间教与学的相互长进，我国古代高等教育中已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方法：辩难。在我国现阶段的高等教育的教学过程中，最不理想或说最欠缺的是师生间的面对面的直接交流与探讨，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辩难”。“教师满堂灌、学生埋头记”依然是当今大学教学的主要方式和方法，学生很少有与教师“辩难”的机会，这在一定程度上扼杀了学生的思想。它不利于教与学的相互促进，也不利于各种思想的相互交流与碰撞，说到底，它不利于学术的繁荣。因此，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教学相长，推行这种师生间的“辩难”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方法和途径，让师生在平等、和谐的气氛中相互诘难、推理和启发，从而共同进步和提高。

在高等教育日益国际化的今天，必须适应多元文化和各种思想潮流的交融与冲刷，高等教育在学术思想上更应该如此，因为多元化不仅意味着“百花齐放”、竞相争艳的繁荣景象，而且表面很多学术内部的潜在的东西将被激活，因此在高校应该提倡学术上“兼容并包”，大学应该给各学术流派提供展示的舞台，正如古代“讲会制度”那样，容许有各种学术的声音存在，这些对大学学术的真正繁荣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三）公办高等教育与民办高等教育相结合

我国古代私学教育的存在和发展对古代教育的发展应该说是相当有益的，书院等私学的存在对古代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更是不言自明的。以史为鉴，我国现阶段大力推进和加快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是完全正确的，也是必须的。

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民办高等教育是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积极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必由之路。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应该说是相当的迅猛，特别是公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其发展速度达是建国以来最快的，但是这种速度还满足不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要求。国家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不足，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图书资料等教育资源的短缺是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继续发展的唯一选择，民办高校可以充分利用社会资金和资源，减轻国家经费投入上的压力，同时满足了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的需求。因此，要实现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就必须在发展公办高等教育的同时，大力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并使二者很好的结合起来，相互促进，从而最终实现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全面繁荣。

（四）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

前文提到，我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是“重人文学科轻自然科学”。从历史来看，这种观念和做法也造成了惨痛的结果和教训，我国辉煌的古代文化到后期长期停滞不前，就是由于这种观念长期统治的结果。随着自然科学的崛起，自然科学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明显，使得现代高等教育中存在着“重自然科学轻人文科学”的现象。无论是古代的“重文轻理”还是现代的“重理轻文”，都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从人类的长远利益来看，这种“重此轻彼”的现象应该加以批判。

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相互渗透日益走向融合是现代社会的要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并重的原则，。现代大学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专门人才和一批知识英才，他们将成为社会进步与发展的中坚力量，社会发展的方向和发展过程中的重大决策将依靠这些人的聪明才智。这就要求他们既要有较高的文化素养，还要有扎实的专业知识。高等学校的人文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哲学、文学、艺术、历史、科学技术发展史等知识；自然科学的教育应该包括数理化、生物、天文、地理等知识。无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学生，在系统学习和掌握本学科的知识外，学校还要对其进行一定的其他学科的通识教育，这样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五）学以致用，注重素质教育

“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从而导致了科举考试的选拔人才方式，“八股文”成为了天下学子十年寒窗苦读的“经书”，古代高等教育培养的学生大都“千人一面”，无个性和创新精神，为“仕”成为教育的唯一目的。教育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对这一单纯的目标的追求，现代高等教育应该追求的是“学以致用”，有学必有用，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高等教育就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只有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

现代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多方位、多层次的，高等教育要适应社会之需要，根据学生的个性特点和兴趣爱好等，实施有针对性的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学生的社会适应性，真正做到学以致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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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江应中，《古代书院教育的特点和当代高等教育的改革摭探》，《黑龙江高教研究》，2000年第4期；

8、 刘海峰，《传统文化与中国古代高等教育的特点》，《机械工业高教研究》，1994年第4期；

篇2

1.修身养性型文化旅游。修学型文化旅游，其实就是游客修身养性的一种文化旅游，一种拥抱大自然、洗涤心灵、感受大自然魅力的文化之旅。古代乐山的文化旅游由此拉开它发展的序幕。从汉代到明清，古代乐山各种秀丽的风景，诱人的名山胜水得天独厚，自古就吸引着我国四方的文人骚客们到此一游，一饱眼福。到唐朝时期，由于唐朝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经济发展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许多文人骚客尤其是诗人们对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是兴致大增。此时正好验证了一种世人的口头禅：自古诗人必到蜀，到蜀必到嘉州游。唐朝时期，到过嘉州的诗人非常多，既有边塞派诗人岑参，现实主义派诗人杜甫，还有浪漫主义派诗人李白。这些才华横溢的诗人们，到此以后诗性大发，纷纷留下了诸多千古流传的名言美句。如其中关于峨眉山的美誉，诗人们赞不绝口，主要有李世民的《秋日》、骆宾王的《畴昔篇》、陈子昂的《感语录》、杜甫的《赠别郑炼赴襄阳》、薛涛《思乡》、白居易《赠薛涛》、郑谷的《峨眉山》、韦庄的《赠峨嵋山弹琴女士》等诗句中，均表达了游客们对峨眉美景的不胜喜爱和绝美赞誉，同时也反映了修学型文化旅游的主体一般都是有文化素养的文人们，说通俗点，就是古代乐山山水文化旅游的主体一般是有身份、有知识、有品位的文人骚客们。到了宋代，这个时代是古代知识分子自称最好的时代，一个文人不杀的政治宽松气氛下，这种修身养性型的山水文化旅游得以继续发展。到嘉州一游的诗人，有三苏、陆游等大诗人，他们对景点赞美一样都体现在他们美丽而感人的诗句中，其中关于峨眉山的诗句还是最多，如苏轼的《白水寺》和《寄眉峰》、陆游的《丁冬院汲泉煮茶录》、范成大的《过燕渡望大峨有白气如层楼拔起云从中》等等，无一不是对美丽峨眉山喜爱之情的真实流露和内心话语的充分表达。到了明清时期，文人修学型文化旅游之风继续发展，这种发展仍然可以把他们所写的各种诗句记载作为历史的见证。如明代人蒋超的《峨眉山志》、明代进士胡世安的《登峨山道里记》等均对峨眉山的美丽大加赞美。从以上各个时期的文人们到乐山旅游留下的各种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诗人们对古代乐山所有景区中，唯独对峨眉山青睐有加、情有独钟，可谓至爱。可见，当时文人们到乐山修身养性的主要去向是峨眉山，这为峨眉山成为以后乐山山水文化旅游发展的主要景区埋下了历史伏笔。

2.宗教型文化旅游。这是一种非常富有特色和个性的民间信仰祭司型文化旅游活动。这种文化旅游得益于佛教传入中国和道教的产生发展传播。由于人们对佛教的信仰，古代乐山在峨眉山这个主要景区很早就修建了很多寺庙，以后逐步增加。承载古代乐山宗教文化旅游资源和功能的寺庙，开始建立在东汉那个动荡的年代，兴起于文化繁荣思想相对开放自由的唐宋时期，鼎盛于封建社会的晚期明清时期，一共修建寺庙有200多座，占整个峨眉山寺庙的三分之二以上，比较有名的有普光寺、光相寺、中锋寺庙等景点，以及修建耗时九十多年的乐山大佛。这些著名的佛教文化旅游资源都深深地吸引了各地游客，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宗教型文化旅游在唐时期发展极快，其发达得益于对这种佛教文化旅游资源贡献最大的唐朝时期有名的惠通大师，在他的带领下，峨眉山的许多寺庙才得以建立，并赋予浓厚的佛教文化特色。古代乐山的道教文化旅游还早于佛教文化旅游，虽然没有佛教文化旅游发达，但一起构成了乐山古代宗教文化游，促进了古代乐山宗教文化旅游的繁荣。

3.民俗风情型文化旅游。和古代成都一样，古代乐山是一个民俗风情多姿多彩的好地方。这主要体现在一年四季的每一个节日里人们的风俗习惯和各地精彩纷呈的庙会活动。具体说来，这两种民俗文化游情况如下。在一年四季的各个节日活动中，古代乐山民俗风情展现得丰富多彩。这在乐山的地方志中有一些记载，如从正月初一开始到十五，民众的祭神活动和拜长辈活动。清明节扫墓踏青、四月初的开秧节、五月初一到初七的炎帝会、五月十五大端午节、六月初的晒虫节、七月十五的中元节、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十二月的除夕等节日活动。这些活动至今还保存和延续，充分展现了古代乐山的民俗风情文化，也反映了当时的风情文化旅游多是当地参与为主。另一种反映古代乐山民俗风情的是在各地庙会开放之时开展的各种活动和习俗，比如乐山城区里的春会、皇会和城隍会等等庙会，乡村里的庙会如春灯会、清明会、脚杆会、八月会、赛牛会等。不过这些庙会的活动一般在过节时最热闹，在这些庙会活动中，各种乐山的美食特产纷纷展现在游客面前，如茶类、酒类和其他地方美食品会让游客一饱口福和眼福。乐山古代民俗风情文化旅游非常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与其宗教文化旅游和修身养性型文化旅游相比较，它的旅游主体具有全民参与性和当地性，风俗性、民间性味道十足浓厚。

4.探奇型文化旅游。探奇型文化旅游，这种在当时的文化旅游中不占主体，只是冰山一角，刚刚萌芽。但也开启了古代乐山探究大自然神秘面纱的文化旅游，这一时期主要是探究峨眉山等景区的特有植物，如珍惜药材类。乐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有点类似于现代科学考察文化旅游，所以可以将之看为乐山科学考察旅游的萌芽和开端。峨眉山是中国天生植物园，有着诸多神奇的物种吸引着游客去探究，尤其是其中名贵的药材非常多，古代汉武帝时期就曾派人到此采集仙药，这可以视为古代乐山探奇型文化旅游的先兆。

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旅游，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热点和表现形式。对古代乐山来说，其文化旅游和回归自然的山水文化游始终是其旅游发展历史上两大永恒的主题，对现在的乐山、四川乃至全国的文化旅游业发展都有巨大的贡献和启示。

1.乐山古代山水型文化旅游的游客，大多都是饱受中国传统文化儒学的文人士大夫类的人物，这些都是一些有修养、有学识、有抱负的人士，他们才有闲情逸致游山玩水，这说明游客的素质对文化旅游发展非常重要，这启发我们要发展文化旅游业，务必要提高全民的素质。

2.乐山古代的宗教型文化旅游，尤其是佛教文化旅游表现得非常突出，以峨眉山和乐山大佛等佛教文化旅游资源为代表，反映了古代人们的和内心反省，也满足了人们心灵慰藉的需要和对未来的美好愿望。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必须紧跟人们的文化时尚和风气。

3.乐山古代的民俗型文化旅游丰富多彩，各大节日和各大庙会这些反映地方风俗的文化旅游资源得以充分地利用。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必须挖掘地方的风土人情，向游客提供别具一格的民俗风情，满足游客求奇、求怪、求异的心态和期望。

4.乐山古代的探奇型文化旅游发展，向游客提供了探索大自然神秘面纱的绝好机会。这启示我们发展文化旅游业，务必要充分挖掘大自然神秘的文化资源，方能吸引更多游客来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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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几个重要时期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主要是历代封建王朝通过不同的方式与亚洲、非洲、欧洲的国家进行交往和联系，加强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交流，也传播了中华文明。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在对外关系中得到发展，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秦汉时期：对外传播的萌发与尝试。西汉时期，汉武帝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成为中外关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于是，以张骞通西域为内容的传播活动，掀开了中国传播史上对外传播的第一页。”①张骞出使西域，与大宛、安息等国建立了正式的通使往来，也将汉王朝的丝织品和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入了西域各国。此后，中国与西亚、欧洲的通商关系逐步发展起来，中国的丝绸、漆器和冶铁、水利技术等相继传入西域国家，而西域的皮毛、瓜果等也传入中国，并形成了世界文明的“丝绸之路”。“张骞通西域无异于给形式上和精神上的万里长城都打开了一道缺口，使中国人得以了解更遥远的世界，也让世界在相互往来中了解了东方大国――中国。因此，张骞开通对外传播通道，堪称中国传播史上意义深远的一个壮举，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②

唐代时期：对外传播的进一步发展。唐朝时，中国国力强盛，经济、文化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陆路和海路的对外交通都比以往更加发达。唐都长安成为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这一时期是中外关系史对外传播上的一个重要阶段。

那时，日本、新罗等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学者、商贾等不断来唐朝访问和进行贸易，唐朝派使臣、僧侣前往国外进行交流。中国的丝绸和瓷器大量输入亚欧各国，其他国家的物产如新罗的人参、牛黄，中亚的音乐、舞蹈等也被引入中国。中国与罗马、阿拉伯等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这些地方从社会制度到生活习俗，都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玄奘西游和鉴真东渡也促进了唐朝与西亚、日本的宗教文化交流，为中外关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宋元时期：对外传播的不平衡发展。两宋时期，国内出现了区域性王朝，宋与辽、夏、金时战时和，丝绸之路出现断续，陆路交通受到影响。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主要依靠东南海路。由于造船技术的进步和指南针的应用，加上统治者的大力提倡，海外贸易大大繁荣，贸易范围东到日本、朝鲜，西至非洲，商业活动日益活跃，也出现了泉州、广州等几个重要的海港。

元朝时，在海外贸易也相当活跃的同时，又增加了欧亚大陆的陆路交通。当时比较突出的是马可・波罗在中国游记的见闻引起了西方人对中华文明的兴趣，西方各国的使节、商人纷纷来到中国。在频繁的对外交往中，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火药等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中外联系更加紧密。

明清时期：对外传播空前繁荣与接近尾声。明代时，政治安定，经济发展，为对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明初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不断派遣使臣互相访问。明成祖派遣郑和先后七次下西洋，进行贸易和访问，用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等换回了亚非各国的特产，如象牙、香料等。此后，亚非许多国家都先后派遣使臣前往中国。政府为了管理对外贸易，在宁波、泉州、广州设立市舶司。当时东南亚各国输华的商品也很多，大部分是奢侈品和药品，如犀角、象牙、玛瑙等。

郑和下西洋，加强了我国同亚、非许多国家的联系，显示了国力的强盛，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古代中国官方对外传播达到鼎盛。明中期以后，到前的三四百年时间，中国社会发展逐步落后，统治阶级的对外政策也由开放趋向于闭关自守，中国的对外传播遭到破坏，逐步衰落。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特点

纵观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发展的脉络，其基本是积极主动地对外传播，并形成大致如下的特点：

传播背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稳定发展。对外传播作为对外关系的重要内容，其物质和文化基础条件非常重要。一个国家内部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是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条件。只有具备良好的传播背景和条件，对外传播才能顺利进行。汉、唐、元等朝代的统一与强盛，为各自对外关系和对外传播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背景条件，使物质和文化的交流成为可能。而经济的繁荣和技术的进步为对外传播提供了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持，使各种交流和传播活动得以实现。中华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又吸引其他国家来中国学习，为对外传播提供了文化上的优势资本。这不仅是对外传播的重要先决条件，也影响着对外传播的进程和效果。

传播环境：态度开放，政策开明。传播活动作为一种与社会密切相关的行为，其传播环境非常重要。中国古代封建统治者在对外传播上大都比较开明、开放，乐于与别国交往，并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从秦汉到明朝初年，中国对外部世界采取积极主动的开放态度，许多对外关系和对外传播的活动都是由政府发起或支持的。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建立起友好关系，与东西方各国发生了频繁的政治交往和经济联系。唐朝政府设立了鸿胪寺接待外国使者和宾客，在很多地方设置商馆以招待外商，还设立了互市监、市舶司管理海外贸易。宋朝政府除了采取措施招揽海商来华贸易外，还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元朝的统治者也采取了开放政策，促进了对外关系的发展，使中外交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明初推行朝贡贸易，对周边邻国采取友好政策，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达到了与这些国家和平友好的目的，明朝还设立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

传播方式：以官方传播为主，与民间传播相结合。“按照一般规律，中外关系的确立，总是先从民间的相互接触开始，然后才有官方的往来以及对这种民间往来的认可与规定。……同时，民间交往又往往是官方交往的继续。……这样，两国人民之间的交往――交通路线的开辟和经济、文化交流――官方外交关系的建立――更广泛的民间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就呈现为一种带规律性的趋向。”③所以，从先秦到明清，在民间交往的基础上，官方交往渗入并成为传播主流。而官方又凭借其强大的影响力在加强中国与其他各国交流的同时，也促使民间往来更加密切。汉时，张骞先后两次出使西域，在政治交往的同时，促进了民间的交往，开创了丝绸之路的繁荣和畅通局面。明朝时期，国家组织的大规模远洋航行取得了巨大成就，随之私人的海上活动也无比活跃，通过与亚、非地区的政治、经济交往，加强了与各国的联系。

因此，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既有官方传播的正规性和组织性，又具有民间传播的自由性和广泛性，这两个传播主体互为补充。

传播媒介：借助海、陆交通和人际传播。对外传播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媒介是其必不可少的要素。古代对外传播的媒介主要就是海路和陆路交通路线，以人际传播为主要形式。

张骞出使西域之后，陆上“丝绸之路”逐步兴盛起来，一时间，“使者相望于道”④，丝绸之路从此成为中国与世界互相了解、交流的文明传播之路。从隋代到唐代中期，虽然对外海上交通有所发展，但未能超过陆路交通，而到了唐代中期以后，海上交通则比陆路交通更为发达了。宋代时，中国海外贸易范围已经扩大到东起日本、朝鲜，西至地中海沿岸和北非、东非的广大地区。明初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的进步促进了海外贸易的发展，海上丝绸之路有了新的发展，是当时对外传播的重要通道，通过海上贸易，中国的文明被传送到大洋彼岸的国家。在传播过程中，中国派遣的使节、民间的商人、僧侣等是主要的传播者。他们通过人际传播，将中华文明带到其他国家，加强了中外文化交流。

传播内容：以物质交流和文化交流为主。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主要就是物质和文化的传播。中国是物产丰富、国力强盛的国家，所以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把丝绸、铁器、陶瓷等丰富的物产带入当时并不十分发达的中亚、非洲等地，为当地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汉代对外输出的主要是丝绸和漆器；宋代则将大批物产输送到东南亚地区；明代的朝贡贸易更是出口了大量物品，据明史诸籍所载，主要有瓷器、铁器、金、银等。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其技术与文化也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在伴随物质交流的同时，技术和文化的交流也更加频繁。唐朝时期，中国儒学在日本等国盛行，中国的四大发明也开始向外传播，并产生了更加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中国的使者和商人把先进的冶铁技术、养蚕技术以及四大发明等传播到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的思想文化、风俗、生活习惯等也对他国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先进文明的广泛传播加速了其他国家的发展进程。

传播效果：加强了中外联系和交流。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对外关系的一部分，对促进中外关系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汉代与东西方各国的交往，使得许多物品输入中国，尤其在武帝时，“殊方异物，四面而至”。唐代文明的巨大魅力则吸引了一大批国外使节前来学习，他们将古老的中国文明带回各自的国家，同时也将国外的宗教、艺术等传入中国。元朝统治者则采取开放政策，大力促进经济、文化交流，不断吸收各种精髓来武装自己。可以说，古代中国的对外传播基本上取得了较好的传播效果，在传播中发扬了中华文明，也在传播中吸

取了他国文化，取长补短，促进了双方的共同进步。

中国古代对外传播的意义

中国古代通过政治交往、商业往来、文化交流等各种形式的对外传播，把先进的文化传播到周围的国家和地区，让世界开始了解中国。同时，中国也积极地吸收和利用外来的文化，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以，中国古代对外传播在中外关系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1.对外传播打开了中国通往世界的窗口，让世界了解中国，也让中国了解了世界。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各种文明互相交流，互通有无，相互学习。中国使节、商人、僧侣遍布亚洲、北非以及欧洲的部分地区。中华文明的大量传播加速了所到之处的文明发展，为这些地区和民族的历史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

2.对外传播加强了中国与亚洲、非洲、欧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友好往来，为古代中国国家的发展、经济的繁荣、文明的传承提供了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环境，也促进了地区的融合，形成了区域性的和平环境。

3.对外传播进一步巩固了中华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领先地位，显示了中国的兴盛繁荣，展现了古代中国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强大影响力和感染力，有利于中华文明的发扬光大和继承流传。

结语

中国古代的对外传播是中国传播史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的一部分。通过对其进行回顾和分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日益频繁的今天，我们更应该结合目前的国家现状制定一系列对外传播政策，采取有效的传播方式，通过各种媒介，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中国的文化，同时也要注意吸收国外的先进事物，使对外传播取得更好的效果。

注 释：

①②李敬一：《中国传播史先秦两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3页、186页。

③张维华：《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④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

篇4

2、死读书、读死书。

3、重文轻武、重文轻理，甚至完全不教授自然科学。

4、学生自由发挥的余地很小。

5、老师相当严厉，不会背就用戒尺打。

篇5

关键词：中国古代雕塑；装饰性；绘画性；意象性

中国古代较少有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也使得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

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

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像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

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

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像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例如，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篇6

关键词：古汉语 现代英语 介词 对比

1.引言

古汉语和现代英语两种语言中都有介词。李载霖先生在他的《古汉语语法学术略》中称：“介词是半虚词，有一定的词汇意义。他的语法功能是把名词或代词介绍给动词或形容词，表示二者之间的种种关系，如时间、处所、原因、目的、凭借、对象等等。在一般情况下，介词不单独使用，经常和他所介引的词语组成介宾词组，然后再和动词或形容词发生组合关系，用作状语或补语，从而构成一个以动词或形容词为中心的词组，充当句子的谓语。”单从定义上来讲，这个定义也可以用来定义现代英语中的介词，此定义反映了古今介词的相同的语法功能。但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中的介词也有差异之处，下文会从语法角度对古汉语介词不同于现代汉语介词的地方举例说明，并进一步举例归纳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2.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介词语法特点对比

2.1介词的动词特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介词的动词特性，主要是指古汉语中的介词，英语中的介词占少数。

例：（侍中周毖，城门校尉伍琼，论郎何颙等，皆名士也，）卓信之，而阴为绍。（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董卓信任他们，（他们）暗中却要帮助袁绍。

上面例子中，“为”单独使用，句子中没有其他成分充当谓语，此时，介词就是动词了。

英语中也有一些词既可做介词，又可做动词。

例：They downed a fighter plane yesterday. 他们昨天击落了一架战斗机。

2.2介词结构的句法功能

古汉语介词短语在句中充当状语或补语。

（1） 作状语

例：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 （《孟子·梁惠王·上》）

（2） 作补语

例：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孟子·万章·上》）

英语此结构通常在句中充当状语、补语、表语等，有时也可用作另一介词的宾语或用作名词后置修饰语。

（1） 作状语

例：The audience remained very quiet during the performance.

（2） 作补语

例：It is wrong to think oneself above others.

（3） 作表语

例：The new samples are of interest to many clients.

（4） 做另一介词的宾语

例：I didn’t go to bed until after the work.

（5） 作名词后置修饰语

例：Abraham Wilson is a man of integrity.

3.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古汉语介词的数量不多，下面以“于”和“以”为例来讨论古汉语介词的英译。

于（於，乎）

（1） 表时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

例：子於是日哭，则不歌。（论语·述而）：on that day

（2） 表地点，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到”、“从”

例：子路宿于石门。（论语·宪问）：in Shimen

（3） 表范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在…中”、“在…方面”

例：荆国有余于地，而不足于民。（墨子·公输）：in terms of the people

（4） 表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由”、“因”

例：喜生于好，怒生于恶。（左传·昭二五）：from love

（5） 介绍涉及的对象，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给”、“与”、“向”、“对于”

例：齐景公问政于孔子。（论语·颜渊）：inquire politics of Confucius

（6） 表目的，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为了”、“为”

例：死于国事（辞源）：die from

（7） 表对比，相当于现代汉语的“比”

例：沛公曰：“孰与君少长？”良曰：“长于臣”。（史记·项羽本纪）：than

（8） 表被动

例：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荀子·荣辱）：by

以

（1） 表示动作行为以某物为工具或凭借，相当于现代汉语的“用”或“拿”。

例：寿毕，请以剑舞。 《史记·项羽本纪》：with a sword

（2） 表示原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因”、“因为”、“由于”

例：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for his words

（3） 表示时间，相当于现代汉语的“于”、“在”

例：赏以春夏，刑以秋冬。（左传·襄公二十六年）：in spring or summer

（4） 引出动作涉及的对象

例：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孟子·梁惠王上）：with

以上只列举了两个古汉语介词的英译情况，由此可以看出古汉语介词的灵活性和复杂性及翻译的艰难性。

4. 结束语

通过以上古汉语与现代英语介词的对比及翻译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的认识两种语言的介词结构。前人对古汉语和现代英语的对比研究并不多，对这两种语言中介词的对比研究更是少有。通过将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介词从多方面进行对比，有助于帮助大家更好地学习古汉语和现代英语。古汉语与现代英语的介词对比研究有待进一步探讨和完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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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范建国. 古汉语与英语后置定语的比较研究 [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11，（2）：11-15.

[3]李载霖. 古汉语语法学述略 [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

[4]朱先穆，朱胜超. 巧学英语语法 [M].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7.

篇7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篇8

关键词:学习

《全日制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提出了语文课程的四条基本理念,第二条是“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其中,明确指出:“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着重培养总是的语文实践能力,而培养这种能力的主要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不宜刻意追求语文知识的系统和完整。语文又是母语教育课程,学习资源和实践机会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因而,应该让学生更多地直接接触语文材料,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掌握运用语文的规律。” [1]这段表述在语文教学中产生强有力的冲击波,但在认识和实践上也有许多模糊和混乱的地方。

如何才能正确理解和贯彻这条理念呢?如何认识语文课程的实践性?如何处理学生语文实践与其它环节的关系呢?我国古代的“学习”理论中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

一、“学”和“习”的内涵

在先秦学者的治学言论中,把“学”和“习”看成是有一定意义联系的两种不同的获取知识的方式,又把二者看作是具有时间关系的两个学习阶段。中国最早把“学”和“习”连起来使用的是孔子,“学而时习之”, [2]按其本意理解,“学”的基本含义,就是从书本和讲授中获取知识、技能;“习”的基本含义,就是学习者个体的实践活动,对已学知识技能温习、练习以求熟练巩固。《礼记》中采用形象的比喻,把“学”和“习”结合起来解释说:“鹰乃学习。” [3]但仍然是包含两层意思的两个词的联用,雏鹰小时学飞,需要跟着老鹰模仿,初步掌握飞翔要领后,仍需反复演习,才能熟练掌握飞翔的技能,雏鹰学习飞翔的过程,与人的学习过程非常相似。

以后的学者发展了先秦学者的思想,朱熹说:“未知未能而求知求能之谓学;已知已能而行之不已之谓习。”④说明学习的过程是由“未知未能”到“已知已能”,再由“已知已能”到“行之不已”的过程,是一个由未知到已知,由知到行,由认识到实践的过程。

综上,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学”和“习”的内涵:

“学”是动物和人类通过人际之间互动而获得间接经验的过程,“习”是动物和人类通过与环境互动而获得直接经验的过程,是学习的两种方式。

在学校教育中,“学”的目的是理解书本和教师所授,解决“懂”的问题;“习”的目的是对所授知识巩固运用,解决“会”的问题,是学习的两个阶段。

在语文学习中,“学”是对知识的感知、理解和记忆,“习”包含了复习巩固的意思,但更指对知识的运用。

在语文学习中,“习”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作练习题,也不同于更进一步的社会实践。

语言学家克拉申曾区别这两个概念,他认为,习得(acquisition)是一种下意识地掌握语言的过程,语言习得者通常意识不到他们在习得一种语言,而只知道他们是为了交际、实用而运用这种语言;而学得(learning)是有意识地学习语言知识、掌握语言规则的过程。学得和习得是掌握语言的两条途径,不过,习得更重要,学得只起到辅助作用。语言学习的规律表明,语文的“习”决不能停留在以巩固教材为目的的习题册上,而是在交际中动手动脑动耳动口。

“习”也有别于进一步的社会实践。在传统教育理论中,“习”的范围很不确定。孔子更多地指练习,尤其是记忆方面,强调必须多次温习才能记忆,长久进行下去才能把所学逐渐领悟。清代时期的“习”,有复习、实习、练习等义,又兼有实践、实行等义,实际上涵盖了“行”的环节。我认为,“行”是用所学的知识去解决现实生活中各种实际问题,是学习过程的最高阶段,在时间和空间上比“习”更广泛。这和学校教育阶段与“学”紧密相联的“习”的阶段是有区别的。

二、“学”和“习”的关系

孔子“学而时习之”一句,说明学过的知识只有通过不断的温习,才能融会贯通,有所心得,从而获得精神上的愉悦,“习”是“学”的深化。

《朱子全书》有这样的话,“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生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他把“行”包含在“习”中,认为学习的过程就是“学”和“习”的统一。“知行常相。”“用功不可偏,偏过一边,则一边受病。”

对“学”和“习”的关系,可以形成如下的基本认识。

1.从总体看,“学”是主导,“习”是基础,“习”“学”结合,相辅相成,是人类学习异于并且优于动物之处

动物学习,严格地说,只是单纯地“习”,只能“习”得个体的直接经验,虽然也有信息传递,如蜜蜂借助某种“舞蹈”信号,传递蜜源地点的信息,但局限性很大,不能突破时空限制,积累形成种群经验时代传递下去。而人类通过语言文字等各种中介物传递信息,从而超越时空限制,弥补个体经验的不足,“学”使人类学习走了一条捷径。

然而,再精深的理论,再深刻的间接经验,如果不经过学习者的运用,是不会转化为学习者的经验的。正如清代学者颜元所说:“思过,读过,总不如学过。一学便住,不如习过。”

2.就语文学习规律和语文教学现状而言,要强调突出“习”

“学“和”“习”是语文学习的两条途径,但在语文教学中却只注重“学”这条途径,忽略了“习”这条途径,单条腿走路。具体表现为课堂多以对课文和语言知识的讲解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生的语言实践为中心;以习题检测为中心,而不是以与学生思想生活相关的真实信息的输入为中心。这就严重背离了语文学习的规律,势必导致语文教学的低效。

三、“学”中有“习”,“习”中有“学”

古人在“学”、“习”结合上做了有益的尝试。

先秦时期就把“学而时习”作为一条学习规律,把“传不习乎”作为一天的学习内容来对待,如果达到“日知其所亡,月不忘其所能”,[6]就算达到学习目的了。什么时候“习”比较好呢?《学记》指出“当其可之谓时”,[7]是说“过时非也,不及时亦非也”,必须注意“当其可”,把握准确时机,才能使“习”有效。还总结了许多“习”的方法:一是配合课内的课外练习,如《学记》所说“教必有正业,退息必有居学。”[8]二是及时复习,“朝益暮习,小心翼翼。以此不解,是为学则。”[9]三是经常性练习,“学而时习之。”四是由易到难,逐步练习。

明清时期,“学”的方面,强调博闻强记,并分为感知、理解思考、记忆巩固几个阶段。“习”的方面,在“习”的时序、次数、分量上,比前人更为具体,强调循环记忆、先密后疏,还总结了间隔练习、诵读、札记复习等方法,尤其强调“习动”实践,反对“习静”,指出“习动”不但实用价值高,而且学得快,记得牢。

“学”和“习”虽然是学习的两种方式、两个阶段,但是在实际运用中又是相互借鉴、相互渗透的。站在今天语文教学改革的角度,“学”和“习”更不能截然分开,而是“学”中有“习”,“习”中有“学”。

1.“学”中有“习”

如前所述,语言的学习中,“习”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即使在感知、理解教材的阶段也不例外,“学”中必须渗入“习”,才能切实有效地“学”。

以诵读为例。古人诵读要求“口诵心惟”,把声音技巧和抽象思维、形象思维融合,运用语感把握书面语言的深刻含义,学生对教材的体悟正是从他们自己的诵读开始的。如果一味地听教师讲授,单纯地“学”,只是记下未经消化的知识点,很难谈得上深入地理解教材。

2.“习”中有“学”

就“习”的目的而言,“习”是对“学”的巩固、运用,其结果必然是“学”的进一步深入和发展。尤其要提倡那种高层次的“习”,在温习旧知的基础上,悟出新道理,获得新知,所谓“温故知新,告诸往而知来者”。对此,朱熹有精辟的论述,“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须是温故方能知新,若不温故便要求知新,则新不可得而知,亦不可得而求矣。”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7.

[2]论语.程昌明译注.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1996.7.

[3]陈戌国.礼记校注.长沙:岳麓书社,2005.

篇9

关键词： IP城域网；建设思路；技术方案

一、IP网络理论概述分析

在IP作为概念炒做的全盛期，我们曾听到过对于IP网络能力的最大胆的设想，将来的公众信息网络将是IP网络的天下，在这个网络上，除了支持所有的传统电信业务和新兴的信息服务外，将支持花样繁多的多媒体业务，包揽新闻、体育、娱乐、广播、电视为一体的大众传媒业务，甚至家庭的电表、气表、水表以至于每一个电门，大街上的每一个路灯都将由特定的IP地址控制。在这个世界里，传统的电话服务将是免费的，大量的收益会从其他业务的提供上滚滚而来。正是这样的信心使得以IP网络为核心的信息产业的股市一升再升。

二、IP城域网的分层结构

根据目前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根据网络组网和规模不同，一般将IP骨干互联网设备的汇聚承载，汇聚层完成省内各地市互联网核心设备的汇聚承载，接入层即各地市的城域网设备的汇聚。宽带城域网分为三层：核心层、汇聚层和接入层。核心节点可作为省内的汇聚层和城域网骨干节点，支持窄（PSTN/ISDN/DDN/FR PVC）和宽带（ADSL/以太网/ATM PVC等）的IP综合接入，互相之间采用市内光纤或高速传输线互联。IP城域网核心层网络主要负责进行数据的快速转发以及整个城域网路由表的维护，同事实现与IP广域骨干网的互联，提供城市的高速IP数据出口，其网络结构重点考虑可靠性和可扩展性。

三、宽带IP城域网建设方案

（一）ATM多业务平台系统

利用ATM交换机建设ATM城域网多业务平台系统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全部采用ATM交换机和复用设备，即所谓的纯ATM体制。另一种是仅在城域网的接入部分采用以太网交换机，其它部分采用ATM设备，即所谓ATM+IP体制。由于在城域网中要提供非常多的以太网端口，直接由ATM设备来提供，成本太高。而采用ATM+IP方式的话，则既可减低成本同时又可方便管理，提供多业务能力。但即使是ATM+IP方式，它仍然存在IP Over ATM网络方案的弊病，如对于大量的WWW浏览、FTP、E-mail等Internet业务，依然存在传输效率低、不能实现分布式路由等缺点。不过一旦MPLS技术在ATM网络上可以大规模使用的话，就可以较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二）纯IP网络系统

1.高速LAN交换机方案

这种方案主要是利用千兆以太网技术在城域构建纯IP的网络平台。它以高速LAN交换机（同时支持第2层和第3层）为核心，中继采用市内光纤或传输连接，完全采用GE方式组网。其主要优点是组网简单、低成本、可以和现有的以太网实现无缝连接。这种方案最大的问题在于单链路的最高传输带宽相当于POS和DPT的一半。而稀疏波分复用系统CWDM技术和已商品化的万兆以太网技术，将是在城域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提高千兆以太网带宽扩充能力的有效方法。

2.高速路由器方案

这种方案以高速路由器为核心在城域构建纯IP的网络平台。它以GE方式组网为主，POS连接为辅，中继采用市内光纤或传输连接。这种方式性能较佳，但投资较大。这主要是高速路由器价格相对较高，同时考虑到虚拟拨号（PPPOE）不能传透城域网的IP网络层，使得宽带接入服务器要采用分布式接入方案，这些都导致该方案在初期投资会较大。

3.DPT方案

目前许多大的硬件厂商都在积极推出城域网弹性分组环（RPR）的概念，RPR即指通过GE帧格式实现对保护环带宽的合理利用和高效的网络管理。Cisco的DPT是另一个RPR的提交方案，作为包优化的光传输解决方案，它的优势主要体现在网络建设与应用的经济核算中。

由于DPT技术方案还不是标准，主要是Cisco的路由器支持，存在价格高，带宽成本较高的缺点。目前在城域网中构建纯IP网络平台的应用范围没有前面两种方案普及。

（三）IP多业务平台系统

1.Metro-DWDM

Metro_DWDM是指城域范围的IP Over DWDM系统，它综合性能较好，但成本的因素会制约其大范围的应用。它有两种发展方式。一种是通过采用CWDM技术，解决DWDM设备在城域网内的成本问题；另一种是应用波长路由交换机（全光交换机），避免目前城域网存在着的大量电路交换设备浪费问题。Metro-DWDM核心技术是基于GE的分帧方法和自愈恢复办法。

2.MSPP

MSPP具有丰富的多业务提供能力，可以提供较好的TDM业务传输和QoS保证。此外MSPP还应具有提供快速灵活服务的能力的，这样不仅可提高服务提供商在加入、移动、删除新用户方面的灵活性，而且服务开通时间由于其平台的集成性而得到大大的缩减，极大地提高了SDH传输系统对多业务流的传输效率，并为运营商节省大量的投资成本。

四、内蒙古铁通宽带IP城域网建设技术方案

（一）IP over fiber 技术方案

1.GE（千兆以太网） 技术

千兆以太网方案的结构十分简单，骨干网各核心路由器之间、骨干层与汇聚层之间均可采用千兆以太网方式连接，而接入层和汇聚层之间则采用100Mbit/s快速以太网连接。其主要优势在于组网简单、低成本， 现有的企业和校园网以及目前正在建设中的社区接入网络主要以以太网为主， 但它最大的问题在于单链路的最高传输带宽相当于POS（ packetover SDH）和DPT（ 动态包传输） 的一半。而稀疏波分复用（CWDM）技术和已经商品化的万兆以太网技术， 将是在城域解决这个问题以及提高以太网的带宽扩充能力的有效办法。

2.POS技术

POS技术能通过SONET/SDH有效传输数据，是支持Internet爆炸式增长的一种主要技术。由于SDH技术已经非常普及，而且技术相当成熟，目前已有许多运营商广泛部署了这种系统。

路由器POS接口一般与ADM设备连接，是点到点SONET/SDH链路的终点。基于POS技术的城域网具有以下优势：POS接口已经在大量服务提供商和专用企业网咯中成功进行了部署；可用宽带比例高达97；可扩展性强，宽带能够从OC-3到OC-192/STM-64；组网方案灵活，经济有效，对于高速接口而言，其组网灵活性和经济有效性更为明显，网络管理性能强；具有快速恢复功能；是基于标准的多厂商解决方案。总的看， IP over SDH适用于经营IP业务的ISP， 以IP业务量为主的电信网或在电信骨干网上疏导高速率数据流。

3.RPR技术

RPR（弹性分组环）是一种为传输IP分组而优化的传输技术，用于直接在光纤上高效、高可靠地传输IP分组。RPR采用环形的光纤结构，RPR环由两个分别沿不同方向旋转的光纤环组成，沿顺时针方向旋转的光纤环称外环，沿逆时针方向旋转的光纤环称内环。RPR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光纤的宽带。此外，由于RPR本身的自愈能力，使RPR网络具有非常快速的保护切换时间，因此在故障情况下，丝毫不影响用户提供的业务，特别是不影响向关键部门所提供的业务。

（二）IP多业务平台解决方案

1.Metro―DWDM平台

在长途干线上，由于LH DWDM节省了难以铺设的长距离的光纤成本，节省了大量的电中继成本，运营商对其本身的价格可以接受。而在城域网内，因光缆资源相对较丰富，节省光纤的特点不明显，城域网内传送距离普遍较短，也不涉及节省电中继的问题，这都使得客户对Metro DWDM的成本十分敏感。客户都倾向于用LH DWDM的价格来评价Metro DWDM，担心它的价格太贵、成本太高而采取观望的态度，Metro DWDM一度成为网络建设中的“贵族”。

Metro―DWDM具有多业务的提供能力， 在组网能力方面具有较强的灵活性。有特色的地方是Metro―DWDM的自愈恢复保护功能在保护带宽的利用上是较为有效的。不足之处是由于对传输业务的完全透明， 一个波长只提供一种业务， 在速率不高的应用场合下， 带宽的利用率比较低。

2.SDH平台

SDH多业务平台不仅在端口密度和集成度上有大幅度提高，而且能够在SDH设施上支持多种数据业务的传送和终结，实施数据业务透传或二层交换和本地汇聚功能。其中点到点透传方式直接将数据映射封装到预先分配的SDH虚容器中传送，简单；减少了POS口，成本低；具有较好的用户带宽保证和安全隔离功能，适合有较高QoS要求的数据租线业务和核心层应用。但带宽利用率较低，网络硬件资源消耗较大，缺乏灵活性。而二层交换和汇聚方式用户在端口处以多点到单点汇聚方式进入网络，具有带宽共享、端口汇聚能力，通过虚拟局域网（VLAN）方式还可以实现用户隔离和速率限制，利用SDH环或快速生成树保护实现二层以太网业务保护和环上的带宽共享，节省网络资源和端口。

3.MSPP

MSPP产品在带宽管理方面、快速多业务提供和灵活多样的增值业务等方面具有较大优势。MSPP不仅提高了加入、移动、删除新用户方面的灵活性， 而且大大的缩减服务开通时间，最大限度提高SDH传输系统中多业务流的传输效率，同时节省了运营商的投资成本。基于SDH的MSPP产品比较适合主要进行话音、出租线路应用和传统SDH系统的电信级运营商， 有助于混合型多业务市场发展， 实现与PSTN、ISP无缝互联。

五、结语

从全球范围来看，信息产业已经度过了高速增长期，业务增长呈现出日益平缓的趋势，市场竞争激烈程度越来越强。3G牌照的下发，更使得各运营商将在全业务领域展开竞争。内蒙古铁通公司的宽带IP城域网建设应该从技术、业务提供、设备、运营管理和投资回收等方面综合考虑。特别是在目前用户有强烈需求的形势下， 应从全局角度建设宽带IP城域网，并有效配合以太网以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

参考文献：

[1]王建民.宽带IP城域网骨干网络建设方案研究探讨[J].通信世界， 2002，（24）

[2]陈金华.张琳. IP over SDH 技术研究[J].江西科学.2002，20（4） ：232-236

篇10

论文关键词：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类型；特点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在其两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一套名词术语、范畴系统，一些传统批评的概念和术语，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至今仍然为汉语文学批评所沿用。现代中国文学批评的话语系统，除了借鉴西方的批评理论和概念工具，还需要认真清理中国古代的批评术语。

一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类型

阅读古代诗话词话，扑面而来的大都是对作家作品艺术精神和风貌神韵的整体直观术语，诸如“气”、“味”、“趣”、“神”、“韵”、“沉郁”、“飘逸”、“阳刚”、“阴柔”等等。它们对传统写意性的文学作品往往具有独特的把握功能，能够给有共同阅读背景和艺术经验的读者以极大启发。这些术语，不仅是传统批评中沟通批评家和读者的中介，同时因其反复使用被不断注入深刻的美学内涵又成为了传统美学思想体系的概念范畴。

除了诗歌批评的简约性用语，我们在大量的评点派批评文字中，还随处可见从社会人生体验中借用而来的分析小说戏曲形式技巧的术语，诸如“寒冰破热”、“草蛇灰线”、“急脉缓炙”、‘笙箫夹鼓”、“一击两鸣”等等。运用这些不同于诗文评论的术语，往往能够使批评家的文学理解与读者的阅读经验和社会经验协调起来，增加批评的可读性。

此外，清代以来，文学批评中开始出现一些先释后用的术语，如金圣叹提出的“以文运事”、“因文生事”、“因缘生法”，陈廷焯提出的“沉郁”，王国维提出的“悲剧”等。这些批评用语已经不同于那些虽有诗意却内涵模糊的弹性语言，具有确定的内涵，带有现代文学批评话语方式的特点。

二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特点

以西方文学批评的术语为参照，我国传统批评术语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模糊性、多义性和具象性。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提出者往往是用以表达自己审美理解中的感受印象，故不作明确界说；运用者则主要也是依据自己的体会，并不注重根据上下文来推断提出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故一个概念术语统统难以求得一致。每一批评术语都有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多种含义。例如古代批语中常用的术语“味”，就具有这一特点。陆机首先将“味”用之于文学批评，《文赋》云：“阙大羹之遗昧，同朱弦之清泛。”用白煮的肉汁比喻文章缺乏必要的修饰而乏味。《文心雕龙》中多处用“味”，“味”已转变成专门的文学批评术语：“深文隐蔚，余味曲包”(《隐秀》)；“儒雅彬彬，信有遗味”(《史传》)；“子云沉寂，故志隐而味深”(《体性》)；“张衡怨篇，清典可味”(《明诗》)。到了钟嵘《诗品》，“味”特指诗歌的艺术性：“五言居文词之要，是众作之有滋昧者也”；晋代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昧”。到了唐代诗评中，“味”的涵义又有新的发展。《文镜秘府论》云：“诗不可一向把理，皆须入景语始清味”；“景与理不相惬，理通无味”；“诗一向言意，则不清及无味；一向言景，亦无味。事须景与意相兼始好”。

这里的“味”显然是指情意交融产生的抒情诗特有的艺术韵味。晚唐司空图进一步提出“味外之旨”、“韵外之致”，南宋杨万里倡言“去词去意”而诗“昧”犹存，“味”又成为了超乎言间之表的文学韵致，一种综合了诗歌全部艺术要素的美感效应。至此，“味”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其基本含义才得以明确。

由于批语术语的提出者是用以表达自己的审美感受，因此往往使术语带上具象比喻的色彩。批语术语的具象性使批评文本具有隐喻的特点，如果这种具象比喻贴切中肯，便能超出批评家一己之感受，为后批评家所采用。《石林诗话》卷下曾说：

古今论诗者多矣，吾独爱汤惠休称谢灵运为“初日芙渠”，沈约称王筠为“弹丸脱手”，两语最当人意。“初日芙渠”，非人力所能为，而精彩华妙之意，自然见于造化之妙，灵运诸诗，可以当此者亦无几。“弹丸脱手”，虽是输写便利，动无留碍，然其精圆快速，发之在手，筠亦未能尽也。“初日芙渠”等，出语精当，比喻贴切，作为风格批评的术语，被后人经常采用。

第二，批评术语的人化倾向。以人喻文学，是占代批评术语体系的突出特点，秦汉以来，以气、以性论人的传统，导致六朝批评家以人为喻的术语成批出现。古人批评中普遍采用的诸如“气”、“才”、“性”、“情”、“志”、“骨”、“神”、“脉”、“文心”、“句眼”、“肌理”、“神韵”等术语都是“近取诸身”以人为喻的产物。六朝文学批评大多带有品评特点，而最早设品所论的对象，便是人。品藻人物的风气影响到品画、品书、品诗，自然就带上了由品人带来的特点。

第三，传统批评术语具有长期延续性，在不断运用中注入新的内涵，使其具有活力的同时，也容易老化，几成套语。

例如古代批评的“气”，由单词而推衍为许多复合词，内容越来越丰富，含义各有侧重。有的侧重于人身之气，如“志气”、“意气”、“气力”、“风气”、“生气”、“神气”、“才气”等；有的侧重于艺术方面，如“辞气”、“气象”、“气格”、“气势”、“气体”、“气韵”、“气脉”、“骨气”、“气味”、“气调”、“气候”、“声气”、“气魄”等。古人谓“文以气为主”，居于主体地位之“气”便成为判断作家作品艺术品位的重要尺度，由此衍生出如此之多的“气”，其原因就不难理解了。玩味之余，很难辨别各种近似而又含义模糊之“气”的含义，不觉反生疑惑：是否有必要提出这样多烦琐之“气”?“掷笔三叹之余，好心肠的行家应该告诉普通读者一个诀窍：与其永远纠缠不清，不若大刀阔斧”，将这些眩人眼目的“文字迷宫”予以合并归类，抓住它们所要传达的真正含义。

随着小说戏曲批评的兴起，批评家“别作奇警之新熟字以为命名”，如评《西厢》有烘云托月法，月度回廊法，羯鼓解秽法，那辗法，浅深恰好法，起倒变动法；评《水浒》有倒插法，夹叙法，草蛇灰线法，大落墨法，绵针泥刺法，背面铺叙法，弄引法，獭尾法，正犯法，略犯法，极省法，欲合故纵法，鸾胶续弦法，等等。这些术语来自日常生活用语，易流于批评者个人一时之趣味，不易被他人理解。故这一类的批评术语只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在一部分小说戏曲作品的评点中运用，频率较低。

三古代文学批评术语的文化成因

传统批评术语产生于汉民族的文化背景之中，打上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烙印。先秦时期，哲人对于抽象意义的表达普遍是从具体的感性对象人手的，并借助于感性对象本身的某些特点使人领悟其所要表达的抽象内涵。孔子强调高尚独立的人格，但也从未作过关于人格的抽象论述，而只是说“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老子认为“有生于无”，“无”即“道”，是难以用语言来界定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老子·一章》)，因此也需借助于具体物象的“空虚”来使人体会“无”(道)的特点：“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诞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老子·十一章》)远古的八卦也是现象直观的产物，《周易·系辞下》说：“《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夫乾确然，示人易矣；夫坤陨然，示人简矣；爻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可见，八卦是在对象中对“象”之“像”的抽象，而抽象的结果不是导致概念的产生，而是对“象”的模拟，《系辞上》说：“对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先秦哲人这种在现象中直观本质的直观思维方式，成为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逻辑起点，奠定了古代思维的基本形式，制约着古代学术文化的发展方向，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批评术语的具象性、模糊性与多义性，作为直观思维(主要表现为把握事物现象的表象特征及其本质属性的主体性活动)的产物，既为历代批评家长期遵奉，也为广大读者所认可。

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特点对传统批评术语的形成也具有不容忽视的影响。汉字没有走上与大多数民族语言共同的拼音化道路，而成为对现象进行概括、模拟的象形一表意符号系统，与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叙》认为八卦的起源同时也是文字的起源，文字因而也具有类似“象”的特点：内涵不确定，包容性极大。这就客观上限制了语言文字在数量上的膨胀，“古者字极简，……字简则取义自广。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熟绎上下文，涵咏以求其立言之指，则差别毕见矣”。尚简不仅是文字的固有特点，而且是使用汉字的文人的习惯，刘大槐《论文偶记》云：“文贵简”，“简为文章尽境”。字简和尚简的语言表达习惯制约着术语概念的精确。西方哲人，力图弄清术语内涵不同层次的逻辑关系，力图区分不同术语之间的界限，其结果是术语增生，而中国古代哲人则不作此种区分，“统此一字，随所用而别’。

一定的时代和社会都拥有只属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对于既定文化传统，批评家没有选择的余地，也无法抗拒它的渗透力，只能被刻上历史文化的印记。中国古代直观取象的思维方式，形成的概念术语笼统含糊，缺乏明确定义，这明显的不利于科学的发展，因为术语概念是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符号工具和理论思维成果的物化形式。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建构，都要以内涵和外延明确的术语概念为前提。

但是，文学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文学批评既带有科学活动的特点，又是一种审美的艺术活动。因此，它方面要求批评术语有基本确定的含义，用来分析批评对象的内涵意义；另一方面，由于批评对象某些层面的性质具有不确定性(如诗意、诗味)，批评对这些因素的理解只能是一种弹性把握，“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同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一切以理概之，非板则腐”(叶燮《原诗·内篇》卷五)。文学批评的对象性特点，决定了批评术语的使用不必同理论研究一样精确严密，批评家从调整自己的审美感受的需求中，才产生出动用某种理论术语的欲求。这样，一个内涵精确的概念一旦进人具体的批评实践，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只有经过模糊化弹性处理的理论概念，才能在批评中获得实际的充实的意义。哲学家理论思维中过于泛化和抽象的结论尽管内涵和外涎都很精确，却是很难和具体作品的存在形式相对应。

篇11

关键词：德育形态；现实价值；演进

在分析德育形态时，可将历史、现实两个角度作为切入点。德育历史形态包括现代学校德育、古代学校德育、习俗性德育［1］。德育现实形态包括隐性课程、间接德育、直接德育。通过进一步分析德育形态，有利于更好把握德育概念，明确德育发展方向，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1德育历史形态演进

德育历史形态可分为习俗性德育、古代学校德育、现代学校德育三种形态。

1．1习俗性德育：

存在于学校教育之前的德育形态，具备两个特征，第一，德育教育有利于对社会各个成员的关系进行协调，对社会具有维护作用，教育的核心就是道德教育，人人都要参与；第二，原始社会人们的教育、生活、劳动均为一体，通过给予道德教育，可使年轻人对年长者更加尊重，进一步理解部落、氏族的责任，掌握宗教礼仪。习俗性德育具备生活化的特征，其优势在于有趣、有效，缺点在于系统性、自觉性差［2］。

1．2古代学校德育：

古代学校德育主要指封建社会时期的学校德育，德育主要以师徒授受的形式进行，教育内容为圣贤经典思想或宗教思想，因教育缺乏系统性，缺乏教育学、心理学理论，导致德育教育中存在猜想成分。古代学校德育的专制色彩非常明显，教育特征表现为强调记诵、注重理解。

1．3现代学校德育：

现代学校德育具备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的主要特征，世俗化表现为学校德育、宗教教育两者分离，在古代教育中，宗教势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学校德育，道德教育在方法、内容、目标上均体现了宗教特点。除此之外，现代学校德育还具有民主化的特征，德育民主化与政治民主化存在很大关联，不仅包括教育过程中的民主化，还包括德育目标、德育途径、德育方法、德育内容的民主化［3］。随着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多个学科的发展，德育已经演变成科学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德育效率明显提升。但在德育过程中，也存在学生的个性被忽视，过度理性化的现象。

2分析德育历史形态的作用

2．1为深入分析德育形态提供条件：

与学校德育相比较，生活德育、民间德育的范围更加广泛，且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通过对德育历史形态进行研究、分析，有利于人们增强对德育形态的了解，追溯德育发展的现实与理论源头，全面解释德育的内涵，为进一步分析德育形态提供理论依据。如习俗性德育既有有趣、有效等特征，也有美感、生活化特征，通过深入研究德育形态，获取更多教学灵感，提升德育实际效能［4］。

2．2为比较现代德育与古代德育形态提供帮助：

古代德育形态的经验性、等级性、神秘性特征表现非常明显，而现代德育处于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的发展过程中。现代社会主要呈现为社会主义形态和资本主义形态；不同形态社会中的德育形态虽有差异，但都朝着科学化、民主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5］。我国在德育上深受儒家伦理的影响，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德育已经从以往的神秘性、等级性、经验性走向世俗化、民主化、科学化。

3德育现实形态

3．1间接德育：

间接德育指的是教育人员并无明显、直接的德育意图，受教育者从间接途径接受德育。常见间接德育有校园生活、校园活动、非德育教学课程等，实际上，很多科目中都含有德育因素。就间接德育意图标准而言，隐性课程的德育也属于一种间接德育的形式。

3．2直接德育：

直接德育是指教育者具备德育意图，受教育者也了解自己接受德育形态的一种以直接方式呈现的德育教育，包括师生间德育性对话、主题德育活动、直接德育课程、校园文化、各科科学等内容。我国尤为重视直接德育，这种德育形式有利于更清楚的向受教者解释行为规范、道德价值，使受教者直接受益。直接德育是学生最主要的教育形式。

3．3隐性课程德育：

隐性课程是学校德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德育形式一般以潜移默化、非计划、隐含性、非学术等形式展现出来，隐性课程有三个因素；第一为群体，一个班级就是一个群体，班级中有各项规定、规则约束学生的行为；第二为表扬，是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及学生间的相互评价；第三为权利，可将班级视为一个小社会，班级中权利的差距、权利的结构都是该小社会中的一部分，学生要想更好的适应社会，就必须先适应班级这个小社会［6］。虽然隐性课程的德育范围比较广泛，但因其隐蔽性而被人们忽略。

4分析德育现实形态的价值

4．1增强教师的使命感：

通过对德育现实形态进行分析，有利于增强教师的使命感。在学校教育中，教师要具备高度责任感，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举止会直接影响到学生；教师还需对德育形态进行全面把控，增强德育使命感与德育认同感。

4．2拓展教师的教育思路：

全面深入地对德育现实形态进行分析，使教师全面了解德育内涵与德育概念，拓宽教学思路。教师明确了德育的重要性，会为学生安排更多德育活动、德育课程，拓展教学思路，创新教育形式与教学方法。

4．3提高德育成效：

通过对德育现实形态进行有效分析，有利于教师对德育教育加深了解。直接德育、间接德育、隐性课程德育都有着各自的优势。例如直接德育可以向学生明确解释德育的概念，便于学生及时吸收所学内容，不过直接德育需花费一定时间，如果说教过度，还会引起学生的反感。在德育过程中，教师必须合理选择德育形式，预防和疏导学生的逆反心理，使德育工作收到成效。德育是规范学生行为、培养学生正确道德观念的一种教育形式。探讨德育的形态演进与现实价值，有利于教师对德育工作的进一步了解，意识到德育的重要性，切实做好德育工作。

参考文献

［1］孙峰．当代中国德育价值观的变革［D］．陕西师范大学，2010．

［2］张洪春．生态德育：一种生态伦理学的实践形态［J］．社会科学家，2012，（10）：28－31．

［3］顾洁．知性德育物本主义范式的批判———浅谈当代德育模式的合理形态［J］．经营管理者，2012，（24）：6－7．

［4］刘巍．德育形态比较研究［D］．复旦大学，2014．

［5］王启明．人本德育实践路向及其形态———基于通识教育视角［J］．中国教育学刊，2013，（12）：9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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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方武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篇13

有人认为进行德育教育是语文、历史、政治等学科的事。数学是自然科学，没必要进行德育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数学研究的是空间形式及数量间的关系。它相对抽象而枯燥。虽然不像文科知识活泼，生动而富有情趣。但数学教学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渗透德育教育。关于这一点，数学教学大纲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可见德育教育在数学教学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数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和知识体系渗透了德育因素，数学教师应抓住学科特点实施德育教育。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万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数学是有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要弄清各种概念及定理的关系，要有一定辩证思想方法和辩证思维能力作基础，实际上数学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用辩证法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教给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方法，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

数学教学本身也要求教师在教学

篇14

数学研究的是空间形式及数量间的关系。它相对抽象而枯燥。虽然不像文科知识活泼，生动而富有情趣。但数学教学作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必须渗透德育教育。关于这一点，数学教学大纲中也有明确的规定，可见德育教育在数学教学中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须的。数学本身的知识内容和知识体系渗透了德育因素，数学教师应抓住学科特点实施德育教育。

数学科学的各种概念、定理间的联系、发展变化是无穷的。在教学中根据这些特点，利用中学生可塑性强、思维活跃的发展规律，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培养他们爱科学、学科学的兴趣。例如，在平面几何教学中，完成了基础知识传授、学法指导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一些特殊图形，如：平行四边形、萎形、矩形、正方形等几个概念的内含与外延进行比较。使学生认识到这些概念间的联系其妙无穷。同时对这些图形的性质定理、判定定理进行比较，认识这些定理的发展变化规律。从而激发他们学习的热情，使其感受到学习的乐趣。

数学是有高度抽象的概念体系。要弄清各种概念及定理的关系，要有一定辩证思想方法和辩证思维能力作基础，实际上数学同其它学科一样，也有一个运动、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教学中，教师有意识地用辩证法的观点阐述教学内容。教给学生严密的逻辑思维，论证方法，使学生受到辩证唯物主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