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伙企业法的案例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合伙企业法的案例，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制度变迁 民营企业 制度约束 合法性获取战略

起始于1978年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使中国进入转型经济时期，其实质是一种制度变迁。在巨大的制度变迁背景下，有一种民营企业家的创业行为很值得关注：打破制度性创业障碍，获得合法性的行为。

近二十多年来在西方组织管理学界蓬勃兴起的组织合法性理论（organizational legitimacy）能够为上述行为研究提供理论工具。所谓合法性，是指人们在社会结构体系内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框架下，对实体活动的适当性、恰当性和合意性的一般感知或设想（Suchman, 1995）。然而，尽管合法性理论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概念体系和理论基础，但在对上述行为的分析上仍有不足，而这也主要体现为合法性研究结论抽象与欠缺本土化应用两个方面。本文以三家中国民营企业为例，基于组织合法性理论的相关概念，采用探索性多案例研究方法，对上述企业行为进行分析，从而弥补合法性理论本土化研究的不足，促进“管理的中国理论”研究，并为民营企业开展优化制度的创业活动提供有效的管理策略。

理论基础

（一）合法性理论与制度约束

合法性理论诞生于20世纪60年代，是组织社会学的新制度学派的核心概念。在新制度学派中，合法性对组织活动存有强意义与弱意义两个层面的作用机制，但无论是哪种意义的合法性，均强调制度环境会通过合法性机制对组织行为产生形塑作用，并导致组织趋同现象的出现（Meyer and Rowan, 1977）。这种形塑作用由于限制了组织对利益的追求与能动性，因此实质上是一种制度约束性影响。根据Scott（1995）的观点，制度具有规制、规范及认知三个层面，相应的合法性也可分为规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及认知合法性三种类型，而这一分类也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认同。

（二）合法性获取战略

组织合法性理论是用于解释组织和环境的关系，因此逐渐形成制度视角和战略视角的研究。本文采用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理论。在获得组织合法性的认识上，战略视角认为组织的地位是主动的，组织可以通过管理者所设计的组织合法性获取战略主动地适应环境、选择环境和操纵环境。目前学者们关于合法性获取战略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较为典型的是Suchman（1995）的研究，他认为组织获取合法性有两种基础方式：改变自己、改变环境及环境中的其他组织，并进一步提出了三种具体的合法性获取战略：适应性战略、选择性战略及操纵性战略。

由于企业创业过程其实就是获取合法性的过程，因此战略视角的组织合法性理论在企业创业研究中的应用日益广泛。从中国现实来看，能否打破制度约束并获得组织合法性和企业创业成败息息相关。所以，研究组织的合法性获取战略为从制度层面研究企业家创业提供了目的指向。

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目前组织合法性理论研究在国内尚属起步阶段，因此适合采用探索性研究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质性研究方法体现研究者的归纳逻辑思维，更适合被用来开展探索性研究，最为常用的当属案例研究方法。本研究将依据Eisenhardt（1989）与罗伯特・K・殷（2004）的观点，采用多案例研究方法。

（二）案例选择

本文案例的选择基于如下三个标准：与研究主题一致；案例信息详实；案例具有典型性。按照这三个标准，我们选取了吉利集团、横店集团及绿源集团三家民营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原因如下：首先，这三家民营企业的成长情境是中国转型经济，符合本文研究主题；其次，三家企业分别突破了所在行业的制度约束，并推动了自身的发展；再次，三家企业的优化制度环境的过程比较完整，可以保证研究信息的详实性；最后，三家企业在业内受关注程度相对较高，因而关于它们的二手数据也较易获得。

（三）数据收集

尽管案例研究强调数据收集方法的多样性，但也有不少学者仅基于二手数据开展相关研究。另外，Cowton（1998）指出，二手数据有其使用上的优点，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因此，本文所收集的案例信息均为二手数据。二手数据的具体来源如下：首先是三家企业的企业网站，这些网站同时包含了该企业的新闻信息和企业概况及发展历程的介绍，因此可提供较为全面的信息；其次是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与三家企业相关的研究型文章及新闻报道，这些资料所载期刊包括《中国企业家》、《世界汽车》等企业或行业的专业期刊及《管理世界》、《经济研究》等权威学术性期刊，因此可信程度较高；第三是新浪、网易及搜狐这三大门户网站上的新闻资料，这三家网站作为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社会知名度与认可度均比较高，因此可以作为信息来源；第四是相关书籍，这以吉利集团居多，如《汽车“疯子”李书福》等；最后是中国管理传播网、栖息谷网等综合性管理类网站，这些网站得到了国内知名学者和机构的普遍认同，为本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案例信息。

研究结果

（一）吉利集团

吉利集团发展的制度约束来源于政府的产业管制政策，属于合法性约束中的管制性约束。为了避免低效率的重复建设与过度竞争，国家对汽车行业实行严格的进入管制，同时对几个大型汽车工业集团给予政策扶持。因此，民营企业造车这一行为与政府产业管制政策之间的冲突形成了本案例中管制合法性约束。

吉利集团为获取“民营企业造车”的制度认可的过程中开展了如下合法性活动：首先，私下实践，即通过“借牌”生产和以“先上车，后买票”的快速建设形式使得其造车行为成为“既成的事实”；其次，游说公关，吉利集团的游说对象包括了作为制度制定者的国家管理部门和地方政府官员；最后，利用舆论压力，将汽车产业制度中禁止民营企业进入的制度条文的不合理性公之于众。

（二）横店集团

本案例的合法性背景源于乡镇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横店集团追求的是一种独特的适应横店实际并且政企分开的公有制产权制度，但这种产权改革思路并无先例，更不用说有相应的制度支持。因此，本案例中的制度约束可以归纳为我国乡镇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由于改革途径单一，可选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企业实际需要而形成的制度约束。

横店集团从其前身实施政企分开到确立社团所有制的漫长历程，同时也是其打破制度约束，获得企业产权改革的合法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横店集团因时制宜地开展了不同的合法性获取活动。第一，游说沟通行为。通过对地方政府官员和上级官员的游说争取其对企业要求政企分开这一行为的支持。第二，产权制度创新。横店集团老总徐文荣认为唯有制度创新，创造适合横店的产权改革途径才是打破制度约束的可行方法。第三，通过专家视察、学术研讨等形式为产权制度创新行为获取合法性。

（三）绿源集团

中国电动车行业的迅速发展给城市交通带来了极大的压力，这种压力引出了限制电动车发展的两方面制度约束：一方面来自部分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对电动车生产、销售、行驶的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使很多城市的政府管理部门采取禁售、禁行的方式来严格控制电动车发展；另一方面来自于行业协会通过限制性标准对产业发展起到的制度性约束。这两种制度约束可以归结为行业的制度环境尚不完善和制度制定者采取的限制性政策导致对行业发展的阻碍作用，这也是合法性理论中的产业“新生缺陷”的主要来源。

为抵抗政府部门的限制性政策和行业协会即将出台的限制性行业标准，争取电动车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合法性，绿源集团开展了如下合法性活动：首先，行动，通过法律途径和书面报告的途径对限制性政策和行业标准进行直接的反抗；其次，通过学术研讨等形式对不合理制度提出质疑；最后，利用社会舆论，向制度制定者施加压力。

研究结论与局限性

制度变迁中民营企业的创业活动面临不同的制度环境约束，分别是政府管制过度和市场体制的不完善形成的行业准入制度限制；民营企业产权和治理机构的相关制度不完善导致乡镇企业在改革转型的过程中遇到制度选择的缺乏；对于民营企业服务体制的欠缺导致管理部门限制性制度和行业标准对民营企业创业的制度约束。通过更深入地分析，发现这些制度约束的本质均为规制性制度约束。针对制度约束，企业分别采用了突破型、创新型及防御型的合法性获取战略。

本文的理论价值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扩展了研究情境。以往关于合法性获取战略的研究多聚焦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情境，本文则以中国转型经济情境为分析背景，对组织合法性理论的应用与拓展具有一定意义。其次，深化了研究内容。以往对合法性获取战略的研究较少关注制度环境与企业行为的互动，本文则以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研究开展的基础。最后，本文研究强调民营企业对制度环境的改变影响了制度变迁的进程，因此也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提供了实证上的支持。

本文的实践价值在于为中国民营企业开展优化制度环境活动提供有效指导：第一，制度变迁背景下民营企业创业所面对的制度约束主要为规制性制度约束。因此，企业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对规制性制度约束加以重视。第二，制度变迁背景下民营企业创业所运用的合法性获取战略并不相同，所以，企业要根据规制性制度约束所表现出的不同特征，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策略。

尽管本研究有一定的理论创新并取得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结论，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案例样本均来自浙江地区，无法全面地反映我国民营企业制度环境的特点；案例信息均为二手信息；作为定性研究，未对如何测量企业的合法化程度作出分析，而这对于合法性理论的深入研究是必要的。这些不足之处也需在后续研究工作中加以改进。

参考文献：

1.Suchman,M,C.Managing Legitimacy: Strategic and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5, 20(3)

2.Meyer, J.Rowan,B.Institutionalized Organizations: Formal Structure as Myth and Ceremony[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7, 83(2)

3.Scott, W. R. Institutions and organizations [M].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 1995

4.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篇2

内容提要: 合伙人身份转变与合伙人数量变更是合伙人变动的两种情形。我国《合伙企业法》虽对合伙人身份转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缺陷。应当加强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过程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立法者可以通过付与有限合伙企业告知义务和赋予其债权人异议权，以充分保障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

一、有关合伙人身份转变的现行法律规定

合伙人身份转变即合伙人发生质的变动，是指合伙企业中的合伙人在不丧失其合伙人资格的前提下，具体身份发生了相应的转变。在合伙人身份转变过程中，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数量并未发生改变，企业的人合性质也基本未受影响，这对其存续发展是有利的。我国《合伙企业法》虽对合伙人身份转变作出了一些规定，但在内容上存在着较大缺陷，立法者应对相关规定尽快加以完善。

( 一) 关于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相互转变程序的规定

《合伙企业法》第82 条规定了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相互转变程序问题。该条规定: “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有限合伙企业存在着两类合伙人，究竟成为其中的普通合伙人还是有限合伙人，投资者可以自主作出选择。在有限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也可能视情况在其合伙人身份选择上作出相应反向决定。“根据本条( 第 82条) 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或者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由于会影响全体合伙人的利益，原则上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同时，合伙人身份的转变毕竟属于有限合伙企业内部的事情，应该允许合伙人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自主决定。”[1]有学者进一步解释: “对于多数有限合伙企业来说，普通合伙人一般都会由一名或数名专业人士或一家专业的管理公司担任。普通合伙人的变动或退伙不但影响到合伙企业的运营，甚至可能影响到合伙企业的存续; 同时，投资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投资很多情况下都是对普通合伙人的投资，因此投资人需要在合伙协议中明确约定普通合伙人变动或退伙情形下的权益保证条款。”[2]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从尊重私法主体意思自治的角度出发，法律确实应在合伙人身份转变上给予足够的空间，但又不能完全放任自流。由于有限合伙企业中两类合伙人的法律地位相差较大，合伙人身份转变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合伙人、合伙企业及其债权人的根本利益，故法律需要在合伙协议“空白”时对此作出必要限制，以防范风险发生。至于两类合伙人间的具体转变程序，法律赋权有限合伙企业可对此作出约定。根据《合伙企业法》第 63条第6 项的规定，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协议应载明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相互转变程序。

( 二) 关于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后责任承担的规定

《合伙企业法》第83 条规定了有限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后的责任承担问题。该条规定: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毋庸置疑，同一合伙人不能在有限合伙企业中兼具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的双重身份，但可以通过身份转变先拥有有限合伙人身份再拥有普通合伙人身份，或者相反。如由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合伙人如何对其转变合伙人身份前后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呢?对于“后生”债务，通论认为该合伙人应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否则其普通合伙人身份有名无实; 但对于“先生”债务该合伙人的责任承担，却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其只应对转变后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对于转变前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其只应承担有限责任，因为那时他还是有限合伙人; 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如若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则不分转变前后，该合伙人始终应对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企业法》采纳了后者意见，笔者也认为有其道理。“其理由是，普通合伙人之间具有人合性，普通合伙人之间的无限连带责任是建立在彼此高度信赖关系上，既然有限合伙人选择转变身份，成为普通合伙人，那么有限合伙人在身份转变后，就应当与其他普通合伙人共同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3]

( 三) 关于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后责任承担的规定

《合伙企业法》第84 条规定了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后的责任承担问题。该条规定: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同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一样，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也会面临合伙人对其身份转变前后有限合伙企业债务如何承担的问题，需要法律作出明确规定。实际上，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可在某种程度上视同其先以普通合伙人身份退伙再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伙。此时该合伙人自然应对合伙人身份转变前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因为普通合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进一步讲，本条之所以规定转变合伙人身份的有限合伙人要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根本原因在于: “如果允许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后，对身份转变前的合伙企业债务只承担有限责任，可能会产生一定的道德风险，诱使普通合伙人利用身份转变逃避合伙企业债务，减轻自己的责任负担，从而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4]

笔者认为，普通合伙人如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其对合伙人身份转变后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自然应当承担有限责任，否则这种身份转变将变得毫无意义。需要指出的是，本条中的“合伙企业”在其上一条中对应称作“有限合伙企业”，两条所用称谓并不完全一致。笔者认为这并非立法者遣词有误，而是出于其缜密设计。因为存在有限合伙人则一定存在有限合伙企业，而存在普通合伙人则未必存在有限合伙企业，毕竟个别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致使普通合伙企业转为有限合伙企业的情况是可能发生的，只不过它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合伙企业法》第48 条第 2 款规定: “合伙人被依法认定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可以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人，普通合伙企业依法转为有限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未能一致同意的，该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合伙人退伙。”

二、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的不足

( 一) 争议性观点介评

对于现行法律关于合伙人转变身份规定的不足，学者们多有撰文探讨。其中有些观点比较一致，但也不乏分歧意见。下面笔者对两个争议性观点进行介评:

第一，关于合伙人转变身份是否应先办理退伙手续。有学者认为: “有限合伙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与普通合伙人所享有的财产份额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不能够简单地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说，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与合伙企业成员以外的人加入合伙企业成为普通合伙人，其性质没有多少差别，应基本适用有关入伙的规则。故建议规定: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应当先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财产份额，然后根据有关入伙的规定成为普通合伙人。有必要先转让全部财产份额是因为，如前所述，同一个法律主体不应同时成为一个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同理，普通合伙人要转变为有限合伙人，也应当先根据本法( 即《合伙企业法》) 有关退伙的规定退出合伙企业，然后再根据入伙的规定成为有限合伙人。”[5]笔者不赞同这样的观点。毋庸讳言，合伙人退伙涉及财产结算、财产份额退还、合伙企业债务承担、亏损分担等事项，程序繁琐，耗时费力。法律未要求合伙人必须先行退伙再重新入伙，允许其不脱离合伙企业而直接转变合伙人身份，主旨在于提高商事效率，减少交易成本。因为合伙人并未实际脱离合伙企业，合伙企业的人合性依然维系着，合伙企业的债权人的利益也自然得到了充分维护。下面的言论支持了笔者的意见: “法律十分注重对合伙企业债权人的保护，合伙人身份无论怎样变化，对变更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发生身份变更者均须承担无限连带责任。”[6]

笔者认为合伙人转变身份不必先办理退伙手续。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只可能有一种合伙人身份，不可能同时拥有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两种身份。实务中必然存在着一个具体时间点将两种合伙人身份界分开，因而合伙人转变身份不必先办理退伙手续。否则，法律只要设定入伙与退伙制度就可以了，根本没有必要“费尽心力”再去设定合伙人转变身份制度。笔者经推究发现《合伙企业法》并不苟同合伙人选择先退伙再入伙的“繁文缛节”，而是鼓励合伙人不离开合伙企业直接转变合伙人身份。按法律规定，一个新合伙人入伙成为普通合伙人，他要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可见这个责任的承担时间要回溯到有限合伙企业成立之时; 但如由有限合伙人身份转变为普通合伙人，他只须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个责任的承担时间对非企业创办者而言并不始于有限合: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规定的完善伙企业成立。虽然按规定他也要对作为有限合伙人直至有限合伙企业成立的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责任，但这种责任已经是有限责任了。可见法律似乎准许一个想成为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的投资者，在有限合伙企业设立一段时间后，先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加入企业，经过“考察”后再选择转变为普通合伙人，以化解其投资风险。

第二，关于当时责任原则是否严格适用。有学者主张: 有限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时的责任承担机制未考虑当时责任原则，转换后的责任承担形式对等实质欠公平。“在有限合伙人转换为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下，有限合伙人在转换之前对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但转换后却要对转换前的债务也一并承担无限责任，这在法理上是讲不通的，不符合当时责任原则。而在普通合伙人转换之前本来就承担无限责任，其转换为有限合伙人后，对其转换前的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是应有责任，并未加重其责任。”[7]还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指出: 违背当时责任原则的法律规定是强人所难。其认为: “在实践当中，很多有限合伙人只是将参加合伙作为额外获利的渠道，对于合伙企业的具体事宜并不熟知更不具有决策权，可以说有限合伙企业经营的好坏与有限合伙人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当某种原因使有限合伙人需要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时候，对于转变以前的债务应该承担有限责任。虽然从部分资合转为完全人合的性质其信赖与联系必将更加紧密，但这并不意味着前有限合伙人应该为他人的失误负责，以此作为法条强行规定未免有点强人所难，也不利于各类合伙人按照相互之间的意思自治自由转换。”[8]此外，对于《合伙企业法》第84 条的规定，有学者基于当时责任原则作出这样的解释声援上面的观点: “按照行为人对其行为负责的原则，普通合伙人应当继续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的行为结果负责，即继续对其作为普通合伙人期间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9]

笔者认为以上观点、意见有着正确的一面，因为当时责任原则还是有其合理性的。一个主体原则上只应对其加入一个法律关系后发生的事项按即时身份负有当时义务、责任，而不能溯及既往，偏离角色，对加入前发生的事项负责，对加入前发生的事项按变异身份承担异时义务、责任。然而现实境况纷繁复杂，面对具有强人合性的合伙企业，笔者认为学者们关于当时责任原则如何适用的以上观点、意见存在方向性的错误。笔者认为《合伙企业法》关于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后的责任承担规定自有其理，当时责任原则在此不宜机械适用。《合伙企业法》第 83 条的规定( 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的，对其作为有限合伙人期间有限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乍看起来“违背”了当时责任原则。但经仔细思虑，我们会发现这样的规定是有其道理的，否则就会与新普通合伙人入伙和普通合伙人退伙后责任承担的规定( 见该法第 44 条、第 53 条) 相冲突。概括起来，该条规定的立法理由有三: “第一，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实际上相当于新普通合伙人入伙，依照法律规定，新入伙的普通合伙人应该对入伙前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 第二，全体普通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是有限合伙企业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对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企业债务范围按时间标准进行区分很难操作，也没有必要; 第三，有限合伙人本来就是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是了解的，法律规定其对身份转变前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并不会增加其风险。”[10]笔者由此坚信《合伙企业法》第83 条的规定是当时责任原则的变通适用，并无不妥之处。

( 二) 债权人利益保护不充分

现行法律在合伙人转变身份过程中合伙企业债权人利益保障规定上存有缺陷。“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时，如何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十分重要。有的国家规定，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时应当进行公告，债权人在知悉此情况时，可以提出异议或者要求提供担保等。”[11]与之相比，我国现行立法在合伙人转变身份过程中对于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保障显得差强人意，应当适时补正。

第一，立法未对普通合伙人转化为有限合伙人的情形作出特别规制以保护债权人利益。毋庸置疑，债权人在商事交易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债权人如缺位，任何交易都将失去对象，使得法律关系无从形成，再好的法律也将无能为力而被空置一隅。因此在私法领域中，各国法律均想方设法地竭力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尽量增强其交易信心，以激活和维护市场秩序。债务人不同的责任承担形式对债权人的保护力度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无限连带责任对债权人的保护最为周全，无限责任次之，有限责任则居于末席。债务人的数量通常也会对债权人的利益保护造成影响。一般情况下，债务人的数量越多，债权人的利益就越能得到保障。因债务人数量增加或其责任承担形式发生强化将会使债权人的利益更有保障，故法律较少作出干预，对相关的程序要求自然十分宽松。但如债务人数量减少或其责任承担形式表现趋弱，法律则会相当审慎，对相关程序要求随即转向严格。“在有限合伙企业中，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的法律责任不同，两类合伙人转变的程序应该有所区别。有限合伙人转变为普通合伙人，由有限责任转变为无限责任，对第三人不会产生不利影响，只需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即可。但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则会使负无限责任的主体减少，导致企业资产信用降低，最终可能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所以，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时，如何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十分重要。”[12]有学者一语中的: “在满足经济实践需要，降低合伙人法律风险的同时，( 法律) 还应确立有效的债权人保护机制。”[13]笔者认为《合伙企业法》并未充分体现这一点。它只对合伙企业转变身份的合伙人就其转变前合伙企业发生的债务如何承担责任作出了简要规定，未对普通合伙人转化为有限合伙人的程序进行特别规制，不免显得有些粗略。

第二，立法“疏忽”的出现有其原因。《合伙企业法》之所以未对普通合伙人转化为有限合伙人的程序作出特别规制，笔者认为可能出于以下两点原因: 一是将合伙人身份转变程序简单等同于合伙人退伙后再重新入伙的过程。应该说这样的理解是片面的。新有限合伙人入伙，因其此前并非合伙企业成员，且只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有限责任，第三人会对其保持极高的交易谨慎，尽量避免市场风险。而对于转变身份的“新”有限合伙人“入伙”，第三人如不知晓其转变事实，则可能仍本着对“无限连带责任”的信赖与其交易，致使风险激增。同时，不论第三人是否知悉普通合伙人的身份转变情况，合伙企业的商业信用客观上一定会发生“下调”，因为该信用在实质上不过为合伙企业中每个合伙人商业信用的累加。由此看来，“新”有限合伙人“入伙”较之新有限合伙人入伙，合伙企业的债权人的交易风险会在无形中增大。二是将私法自由作了绝对化理解。“基于商法的本质特征，商法最基本的原则为意思自治原则。因为，当事人在意思自由的情况下，才能更好地发挥主观能动性，以明智的决策去谋求利润最大化。”[14]不过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并非方枘圆凿。市场自身存在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决定了市场经济要想有序发展就必须要有国家适度干预存在。可见在市场经济体制中，“自治”与“干预”都不是无限度的，它们彼此制衡，必要时公权力必须介入私法关系以维持市场秩序正常进展。因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权人利益影响巨大，各国立法均对其转变程序作出明确要求，而未任其自然，由其自治。《合伙企业法》将与债权人利益攸关的合伙人身份转变程序完:我国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规定的完善全交由合伙企业合伙协议约定，表现出对私人自治的“绝对尊重”，态度相对超脱。客观而言，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其他普通合伙人的责任负担会陡然加重，他们自然会对这种转变格外慎重从而严格要求。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是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并未充分顾及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利益，而合伙人尤其是普通合伙人的身份转变是有关全体合伙人、合伙企业及其债权人利益的重大事项，并不只是合伙企业内部的“私事”。故笔者认为，《合伙企业法》在合伙人身份转变过程中对合伙企业债权人利益保护的“不作为”，是为该法的一大不足。

三、应加强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过程中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在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过程中，立法应有所作为，加大对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利益的保护。对于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而言，该企业普通合伙人的个人信用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标示着该企业的商业信用程度。因此，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实为“大事要事”，该企业的债权人理应享有知情权，并在知悉相关信息、情况后作出相应的决断，以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利益。于此立法者可以借鉴《公司法》关于公司合并过程中对债权人保护措施的规定，对《合伙企业法》规定加以完善。《公司法》第174 条规定: “公司合并，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笔者由此认为，立法者可以通过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告知义务和赋予其债权人异议权，对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加强保障，使相关法律规定得以完善。

( 一) 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告知义务

规定有限合伙企业告知义务是为了满足其债权人的知情权。“知情权即了解权，即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一方主体从另一方主体依法了解与自身利益相关信息的权利和自由。它是权利的权利，属于基础性和前提性的权利，并具体体现为信息的主张权和信息的接受权。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知情权是同内部资料不透明相对而言的。”[15]有限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不是恒定的，时刻处于变化中。这些变化，对于其债权人而言有些属于正常的商业风险，有些则不然。对于非正常商业风险，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有权知情并预作防范。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就属于这种情况。因为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必然会造成其所在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数量的减少，这一方面会在主观上弱化合伙人间的人合性，另一方面会在客观上降低有限合伙企业的资产信用，使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的债权实现受到消极影响。因此，对于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情况，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理当享有知情权。与债权人的知情权对应，有限合伙企业应担负相应的告知义务。告知方式通常有两种，一是通知，二是公告。对于留有具体联络信息的债权人，有限合伙企业可以采用通知的方式将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情况进行告知; 对于没有具体联络信息或者联系不上的债权人，有限合伙企业可以采用公告方式借助公开媒体将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情况进行告知。同时为了保证告知信息的时效性，告知应在有限合伙企业全体合伙人作出同意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决议的较短时间内进行，因为告知对象的数量与告知难度不同，公告的时限要比通知的时限长一些。

( 二) 赋予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异议权

债权人有权对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身份转变表示异议。在知悉有限合伙企业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情况后，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可以不作表态，也可表示异议，在合理期间内作出积极之行为，或要求其提供担保，或要求其清偿债务，以充分维护其债权利益的顺利实现。

第一，要求有限合伙企业提供担保。“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效益经济，须有序安全地发展; 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须有可靠的信用基础。”[16]而债是一种信用关系，债务人须以自己的信用来保证债权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债务人的信用如出现缺失或不足，就需以“特别”方式来树立或补强，担保就是这样一种方式。“一般而言，债的担保是指督促债务人履行债务，保障债权人的债权得以实现的法律措施。”[17]由此可知，在普通合伙人向有限合伙人进行身份转变时，因其所在有限合伙企业的信用下降，债权人为保障债权实现，可以要求该有限合伙企业以保证、抵押、质押、定金等方式向其提供担保。

第二，要求有限合伙企业清偿债务。在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除了以要求该有限合伙企业提供担保行使其异议权外，还可要求该有限合伙企业直接清偿债务来行使其异议权。清偿债务与提供担保不同，对有限合伙企业而言，前者更为严厉。债权人要求有限合伙企业提供担保而没有要求立即实现其债权，说明他虽对有限合伙企业的信用心生疑窦，但还是保有一定的信任度; 而要求有限合伙企业清偿债务，不给其保留“缓冲”余地，说明债权人对该有限合伙企业的信任已不复存在，或许是因为极其重要的合伙人转变身份而致。因此，在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的债权人如对有限合伙企业难以继续信任，可以要求其清偿到期债务。对于未到期债务，如有确切证据证明有限合伙企业将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商业信誉，债权人也可以要求其提前清偿债务。

综上，通过借鉴《公司法》相关规定，《合伙企业法》第82 条可以增设一款作为该条的第 2 款，内容为: “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的，有限合伙企业应当自全体合伙人作出同意转变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三十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可以要求有限合伙企业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经过如此改变，笔者相信法律对普通合伙人转变为有限合伙人过程中有限合伙企业债权人的保护力度会得到显效增强，而这对企业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注释:

[1]李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释义［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132．

[2]郝玉强，俞佳稚，何锋年． 有限合伙人法律风险防范［J］． 首席财务官，2009，( 2) : 50．

[3]朱少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释义及实用指南［M］． 北京: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6． 274 －275．

[4]李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释义［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134．

[5]陈历幸． 我国有限合伙立法若干问题探析［J］． 政治与法律，2006，( 1) : 137 －138．

[6]郭富青． 中国非公司企业法研究［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9． 317．

[7]袁碧华． 新《合伙企业法》有限合伙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克服［J］． 国际经贸探索，2007，( 6) : 69．

[8]邢瑶． 有限合伙浅析［J］． 法制与社会，2008，( 12)( 下) : 47．

[9]刘璐． 新合伙企业法疑难释解与案例评析［M］．北京: 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22．

[10]李飞．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释义［M］． 北京: 法律出版社，2006． 133．

[11]田燕苗． 新合伙企业法讲读［M］． 北京: 中国工人出版社、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217 －218．

[12]刘璐． 新合伙企业法疑难释解与案例评析［M］．北京: 中国工商出版社，2007． 220 －221．

[13]范健． 引入有限责任合伙( LLP) 制度的立法思考［J］． 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7，( 6) : 115．

[14]赵中孚． 商法总论( 第三版)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33．

[15]王玉虎． 谈有限合伙人的权利保护———从《合伙企业法》出发［J］． 河北企业，2008，( 1) : 49．

篇3

合伙人之一要求确认其与合伙企业存在劳动关系，并支付工资报酬、购买社会保险是否可行，当前司法实践对此还没有统一的认定，因此该问题引发了笔者的深思：合伙事务执行人是否必须应该是我国法律规定的合伙人之一？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其他合伙人之间是怎样的一个法律关系？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法律关系该如何界定？等问题。我国《合伙企业法》第26条的规定可以看出，对于合伙事务执行人必须是合伙人之一，如实践中存在非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情况引发的相关问题并没有相关的处理依据，而合伙人在执行合伙事务中在劳动关系层面的界定，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也没有统一的法理意见。本文试图从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企业间法律关系的各种学说、合伙事务执行人产生、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企业权利义务主要适用的法律、劳动法与合伙企业法的立法思想等方面进行阐述，力求理清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的产生或合伙事务的执行涉及的法律关系，从而对学理和审判实践有所裨益。

关键词

合伙事务执行人；个人合伙企业；劳动关系

一、引子：一个合伙事务执行人申请确认与合伙企业构成劳动关系的案例

2011年5月原告顾某与被告马某及郑某、卿某四人签订《合伙经营协议书》，约定：四人共出资200万元在北川经营中餐和茶楼，其中马某出资100万元，郑某出资60万元，卿某出资30万元，原告顾某出资10万元；出资比例分别为50%、30%、15%、5%，该比例既是合伙份额，也是利润分配和风险承担的依据；被告马某为合伙执行人，负责合伙事务的全面管理和日常运行。合伙协议同时对相关的权利、义务进行了约定。2011年7月28日被告马某以其名义在北川工商局办理了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某酒店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经营者姓名为马某。北川某酒店开业后，原告以执行经理的身份参与了酒店的日常管理，也为自己制定工资为8000元/月，由原告每月在出纳处领取。后因生意经营亏损，酒店无力再继续经营，暂停营业。原告请求：北川羌族自治县永昌镇北川某酒店支付原告未签订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社会保险、经济补偿金。对于合伙人之一的原告的请求，能否构成劳动关系，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构成劳动关系，原告作为合伙人之一要求工资是其在合伙过程中的付出的额外劳动所得，应该得到支持；另一种观点认为不构成劳动关系，合伙人之一执行合伙事务，系根据我国合伙企业法规定，由合伙协议约定或全体合伙人之间的合意决定一个或多个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系对合伙事务的协商委托管理，合伙事务执行人并非与合伙企业构成管理与被管理的具有人身依附性及隶属关系的劳动关系。本文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任职资权利义务、身份特点等方面区别于劳动关系构成要件上进行论述，阐明笔者观点：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并非与合伙企业构成劳动关系。

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产生、权利义务及地位

我国将合伙企业划分为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两种，虽然两种合伙企业的构成和出资、相竟业务等方面有不同的规定，但是两种合伙企业无一例外的做了由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的规定，当然，对于有限合伙而言，只有普通合伙人有权利进行合伙事务的执行。

（一）合伙事务执行人的产生方式《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合伙人对执行合伙事务享有同等的权利。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或者经全体合伙人决定，可以委托一个或者数个合伙人对外代表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作为合伙人的法人、其他组织执行合伙事务的，由其委派的代表执行。”第六十七条对有限合同企业的事务执行人是这样规定的，“有限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执行事务合伙人可以要求在合伙协议中确定执行事务的报酬及报酬提取方式。”两个法条，把合伙企业执行合伙事务的执行人的资格定格在了合伙人上，从法理上理解，这种设置可能与合伙企业法律设置及承担方式有关。当今经济发展，社会诚信度不高，合伙企业的性质及责任承担方式在维护合伙企业及第三人利益上，具有更强的法律规保障。在人合和资合问题上，合伙企业是典型的人合企业，这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因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着一种无限连带责任，虽有限合伙人例外于普通合伙人，但是他毕竟无法成为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作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合伙事务执行人而言，自己的行为出发点有自身利益的需要，这种利益不是劳务付出的报酬，最主要的是投资所需要的收益回报，加上对企业营业失败承担一种无限连带责任，激发了合伙事务执行人争取合伙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初衷。因此，法律对于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身份的特殊规定与一般公司经理、董事有所不同的理由就显而易见。

（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的权利义务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根据合伙协议或全体合伙人的约定执行合伙企业经营的相关事务，对外代表合伙企业进行业务经营，对合伙企业负责，可以自行决定除合伙协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需由全体合伙人表决的合伙事务，这种对外经营权与代表权，是合伙事务执行人根据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权利。合伙事务执行人对于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而言，负有报告事务执行情况以及企业经营和财务状况的义务，为其他合伙人查阅合伙企业会计账簿、经营资料等提供便利和条件。同时，对于根据协议约定或法律规定需要其他合伙人共同表决的事项，应承担提请义务。亚当•斯密经济学中将从事经济活动的所有人都假设为“理性人”，认为每一个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当人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也是“理性人”，对合伙企业的尽职尽责、忠诚义务而言，因与其他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企业负责人不同，基于对合伙利润分配及对合伙企业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对外债务承担方式，合伙事务执行人为合伙人之一的特殊身份，其自当会尽职遵守，这点勿需特殊强调。

（三）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公司法定代表人地位区别合伙事务执行人首先是合伙人之一，对合伙企业所负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对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而言，不管该法人代表所属职位为董事长、总经理或者董事也好，也无论对公司、企业出资多少与否，其资产与公司、企业相互分离与独立，不对公司对外所负债务承担个人责任。因此，在地位上，合伙人的权利与义务与合伙企业的权利义务紧密相连，公司法定代表人的权利在于领取工资或者收取红利，义务在于对代表公司义务经营，对内管理公司。这种地位上的区别表明合伙事务执行人与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其权利和义务比公司法定代表人责任更强，义务更多。

三、合伙事务执行人和合伙企业关系区别于劳动关系

（一）劳动关系的主要构成要件书面劳动合同作为构成劳动关系的最为明显的一个证据，一般情况下，书面劳动合同就能很直观的证明劳动关系的存在。对于实践中，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情况，如何构成劳动关系，劳社部发〔2005〕12号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对构成劳动关系有三个条件：（一）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的主体资格；（二）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各项劳动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三）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此规定较为原则性，在具体操作过程中，还需要将当事人间实际权利义务内容的事实特征与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进行比对，在客观事实特征的基础上就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深入进行剖析，才能得出相应的判断。劳动关系的本质特征可以概括为：一是双方都有建立劳动关系的主体资格，二是双方建立劳动关系的原因和目的只是为了实现交换（财产属性），三是劳动者一方向特定雇主提供劳动，雇主在规定的时间内可以排他性命令、使用劳动者（人身属性），四是雇主对雇员有保护义务，雇员对雇主有忠诚义务。

（二）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之间不具有人身依附性劳动关系本身的人身依附性表现的比较强烈，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的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用人单位对于劳动者从事的劳动时间、纪律、场所、劳动内容及劳动的成果等都具有较多的规定，因此，劳动者在人身上更多的依附于用人单位。对于合伙事务执行人而言，是自己为自己服务，对于自己的时间有随意支配的权利，即使是在合伙事务执行中与其他合伙人对合伙事务的执行有约定，但是其自身并非依附于该企业，其本身也就是整个合伙的代表，不需要对外出示任何的证明材料，与合伙企业本身是一种平等的关系。

（三）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间不具有财产交换性合伙事务执行人本身是合伙企业的“主人”之一，根据《合伙企业法》第16条第三款“合伙人以劳务出资的，其评估办法由全体合伙人协商确定，并在合伙协议中载明。”的规定，合伙人是可以依劳务出资的，这种劳务可以是一种技术，一种管理能力，也可以是某特定的人本身所具有的隐性价值等，对于执行合伙事务即便是额外付出的劳动，这种劳动也是为谋取自身利益，具有更多的自主性，这种劳动是可以在合伙企业盈余分配上进行体现的。而即便这种多付出的劳动可以在合伙企业盈余中拿出一部分予以回报，这种回报本质上也不同于劳动者的工资。在劳动关系中劳动者为用人单位服务，是劳力与智力与财产交换，劳动者得到回报的方式体现在工资上，这种交换实质上是不对等的，一定上体现了某种资本主义式的“剥削”，而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盈余分配中的这额外劳动回报更多体现的是一种对等交换，没有“剥削性”。

四、界定合伙企业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的关系

在民事法律领域，谈到关系，也就是民事法律关系。要探讨合伙事务执行人与合伙企业之间的关系，主要看双方之间权利义务关系上约定。合伙事务的执行主要是合伙协议或者全体合伙人的约定，合伙人之间地位平等，事务执行人依约定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对外进行经营。咋一看，这种代表行为看似一种委托行为，即合伙企业委托其中一个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名义行为，而行为结果看似也由合伙企业承担。实则，我们知道，这种行为的结果并非仅由合伙企业承担，同时，在对外合伙事务执行人也是合伙企业的拥有者之一，说其是合伙企业的人也是不妥的。实质上，合伙事务执行人也就是合伙企业的代表人，这种代表同民事诉讼中的“诉讼代表人”有一定的相似性，其所为行为的结果对合伙企业、其他合伙人及本人都有利害关系。因此，笔者认为，合伙事务执行人也就是合伙企业的“事务代表人”。因此，案例中顾某按合伙协议执行合伙事务，并非系合伙企业受雇人，仅为合伙事务执行人，其与合伙企业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中所具有的财产交换属性和人身依附性，因此，其不能与合伙企业构成劳动关系。

五、结语

篇4

关键词 私募股权基金 要约 非公开

一、私募股权基金的概述

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rivate Equity Fund），是指面向少数机构投资者或者个人投资者提出要约，通过“私下”即非公开的形式所募集的基金。它是一种私下募集的证券发行方式的一种，其不需要证券监管部门的审批或者备案，也不需要像公募基金那样采取媒体广告、宣传资料等方式进行宣传，相较于公募基金，程序相对简便，这就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一）私募股权基金的特点

第一、私募股权基金的募集方式主要是定向募集，其募集的对象是少数有实力和有经验的“富人”，而 广大“普通公众投资者”才是公墓的对象。

第二、私募股权的投资是一种循环投资，即“投资——管理——退出——再投资”的循环过程，其每一个环节都是由专业的基金管理人控制的，充分突出其专业性。

第三、私募股权投资极少涉及债权债务关系，投资人的投资相当于股权融资，不需要基金该企业提供担保，投资即取得在该企业的股权。

（二）私募股权基金的盈利模式

私募股权基金由基金的投资者、基金管理人、和投资标的企业或项目三部分组成。下面分为两个板块，分别论述“基金”本身的盈利和“基金管理人”盈利：

“基金”本身盈利模式：任何产业的投资都是由“项目、产品、企业”三者组成的五种组合，即：买项目、卖项目；买项目、卖产品；买企业、卖产品；买项目、卖企业；买企业、卖企业。买项目、卖企业是对项目或企业进行投资。

私募股权基金管理人的盈利模式：基金的“管理费”和基金运作的“收益奖励”是基金管理人的两大收入来源。管理费通常为基金数额的1%～2.5%，而收益奖励没有固定的标准，通常的是在私募投资基金约定一定数额后，按20%和80%g进行分配，这样更能鼓励基金管理人尽职尽责。

二、 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与公司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比较及存在的问题

（一）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

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的组织形式主要有三种，即：公司制、有限合伙制、信托制。2006年，新《合伙企业法》为有限合伙制在我国的存在提供了法律保障，它有很多优势，如：在治理结构上，在有限合伙企业里，基金的管理人可以完全摆脱投资方对基金管理的干扰，而公司制往往要受到资金方的限制，因此，在公司制上就不利于专业的基金管理人很好的管理基金；在分工上，有限合伙企业是按照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制度，而合伙企业中的“二八定律”又能很好的解决激励问题，促使基金管理人的尽职尽责。相反的，公司制是大股东说了算，管理和投资不分离，所以公司制的问题在于一个经济实力十分强大的投资者并不一定是一个优秀的管理者，这就很可能造成决策的盲目性或者决策权受到阻碍。虽然，有限合伙制体现了比公司制更强的优越性，但目前在我国，公司制仍然是我国私募股权基金组织形式的主流，这可能主要取决于我国《合伙企业法》关于有限合伙制规定的许多空白所致。

（二）私募股权基金不同组织形式的注册程序

公司制与有限合伙制的注册程序很大的不同在于是否需要验资，按照《公司法》规定：企业的投资者需按各自的出资比例，提供相关的注册资金证明，通过审计部门审计并出具“验资报告”。也就是说，公司制需要资金到位并经过验资才能注册公司。而对于有限合伙制的企业，合伙人的出资是承诺制及分期缴付制，其不要立即支付。这主要取决于主体的不同所致，公司制的公司是独立的法人，在名义、财产、责任上都需要独立，如果没有足够的资金，公司如同空壳，在将来公司破产时要其偿还债务更是无从谈起；而有限合伙制企业不同，除有限合伙人承担与公司股东相同的有限责任外，还有普通合伙人承担无限责任，这就导致了不同组织形式下注册程序的不同。

三、完善我国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基金的法律问题

（一）完善《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有限合伙制度的规定

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完整的《有限合伙企业法》，关于有限合伙制度的规定，也只是在《合伙企业法》中的部分章节描述，但描述的并没有涵盖有限合伙企业可能涉及的问题，有法律意味着有保护，因此，我国应该制定一系列与有限合伙企业相配套的法律法规。

（二）完善有限合伙企业的注册程序

有限合伙制企业相较于公司制而言，其注册程序较为简便。公司制企业需要验资，资金到位才予以注册，《公司法》中关于首次出资和货币出资比例都有明确的规定；而合伙制企业却刚好相反，其不需要验资也未规定首次出资和货币出资比例，再加上有限合伙人可以以除劳务以外的其他出资方式出资，还可以自由转让财产等。两者截然不同的注册程序，有限合伙制企业虽然简便，但也同时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因此，应完善有限合伙制企业的注册程序。

本文为贵州民族大学科研基金资助项目。

参考文献：

[1]投中集团.中国私募股权投资（PE年度报告.2012）[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9）.

[2]隋平，董梅.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操作细节与核心范本[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2（1）.

[3]吉门，马玉美.罪与非民间借贷、股权私募、知识盘点、热门案例、法律引导[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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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急迫掘金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外资和亟须资金补给的内地房地产开发商而言，延续2006年“171号文”和“10号文”，日前，商务部、国家外汇管理局又联合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规范外商直接投资房地产业审批和监管的通知》，再次表明，限外政策不仅未见任何松动，反倒呈愈勒愈紧之势。

境外IPO既然暂时指望不上，同属股权融资性质的海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PE)却可以施展拳脚。实际上，国内很多大型地产商早已与海外DE眉目传情，双方喜结连理的也不在少数。

比如，作为美国最大的PE之一，华平投资继和富力地产、绿城中国的开展战略合作之后，今年5月华平投资又以参股形式与中凯集团合作，并将为其投资的企业中凯开发提供了每年不少于3000万美元的资金支持。

目前可谓是国内房地产企业引进PE的绝佳时机。大多数PE最关注的是企业IPO后的股价，虽然境外IPO的难度在加大，但内地IPO的大门正在缓缓开启。今年4月，杭州民营房地产企业广宇集团在深圳中小板成功IPO，应该是一个明确的信号。

在人民币持续升值的利好刺激下，地产股的涨势趋于稳定，投资风险小。不管在内地还是香港，地产概念股都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对于很多有上市打算的房地产企业来说，这恰恰是引进私募基金的最好时机。

PE“集团化”抢滩

从政策导向上来看，限外措施矛头多指向短期进入炒作的热钱，对于与内地房企进行股权合作的PE，限制并不多，许多城市对于进行股权合作的PE更是持欢迎态度。今年6月初，在天津举行的“私募股权基金大会”上，天津市就明确了对PE模式的欢迎。天津市市长戴相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创立直接融资平台，开辟和扩大产业投资基金的融资渠道，是天津今后的一项重要工作，PE为中国房地产企业在融资渠道上，开辟了一条便捷的新途径。

学界对PE的呼声亦趋高涨。在“2007浙商大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在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的过程中，除了完善股市，更应发展未上市公司股权投资市场，也就是私募股权投资市场。目前，无论从法规角度，还是从政府规章制度角度来说，发展私募基金已经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也表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中存在两大“软肋”，一是公司债发展滞后，企业难以以自主的方式优化债务和股本结构；二是私募股权市场发展滞后，难以培育优质的上市公司资源。她强调，中国应该发展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培育更多优质的上市公司。

据了解，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早期涉水中国房地产市场时，由于对中国房地产市场特有的房地产政策、开发模式等方面极为不熟悉，其进入的方式主要是与国内大型房地产企业成立合资项目公司，搞联合开发。随着私募股权基金进入中国房地产业的日渐深入，资产收购逐渐取代联合开发和独立开发，成为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主要投资方式。

以参股内地房地产企业为主要特征的股权投资方式，成为外资私募股权基金的最爱。据统计，2006年，世贸地产、上海复地、绿城中国、首创置业、阳光100等国内多家房地产企业纷纷获得私募股权基金的投资。截至2006年12月，中国房地产行业共有31个私募股权投资的案例。

新《合伙企业法》带来新憧憬

私募股权基金在对中国政策的适应中逐渐走向成熟，但是对于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的发展，更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新《合伙企业法》的施行。

今年6月1日新的《合伙企业法》施行，赋予了有限合伙以正式的法律地位。1997年通过的合伙法，只是自然人的合伙，不允许法人和法人之间的合伙。新《合伙企业法》里，专门增加了有限合伙条款，同时允许法人合伙，这样为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创造了一种新的渠道。在有人承担无限责任的基础上，由更多人承担有限责任，来解决资金募集的问题。

星韵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律师邱剑新认为，有限合伙制度意在搭建一个“能人和富人共舞”的平台，由投资者，创投机构、“资本家”等富人作为有限合伙人，在出资范围内承担有限责任；由经营者、“知本家”等能人作为普通合伙人参与企业经营，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在这个制度框架下，由于普通合伙人需要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从而使企业治理实践中常见的经营者道德风险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避免或者降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合伙企业法》中关于有限合伙的制度创设，在一定程度上为私募股权基金在中国大陆的运作铺平了道路，确定了有限合伙这种国际通行的私募股权基金组织模式在中国大陆的合法地位。

PE提升房地产价值

有了明确的法律地位，PE在中国下一步发展所剩下的问题就只限于技术层面了，而其与生俱来的优点也使其大受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欢迎。

传统的贷款、抵押或者证券等融资方式程序比较复杂，而且受国家宏观调控的影响，房地产企业在出现资金缺口时，通过银行信贷、信托等方式来融资成功的概率越来越低。而PE没有一个固定模式，比如要企业什么样的报告、要求企业达到什么样的预期、前几年有几年是赢利的、有多少赢利等，这些问题DE一般都不做很明确的要求。

只要是私募基金经过考察，看到某房地产企业有很好的市场定位、有一个很好的团队，但资金存在问题，这样私募基金就可以进来投资。如果房地产企业需要，私募基金还可以进入管理层，帮助房地产企业进行企业管理。企业赢利之后，私募基金再逐步退出，拿走一部分利润。进来是为了退出，这是私募基金最大的特点，在一进一出之间实现价值。

通过PE融资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企业可以灵活地选择与PE的合作方式，可以是债权也可以是股权的合作。因此房地产公司更愿意选择与PE合作。而现在顺畅的退出机制也使得PE愿意进入房地产领域。

篇6

随着2007年《合伙企业法》的修改、2009年《证券登记管理办法》的修订，以设立有限合伙制为组织形式的私募基金、创投企业纷纷出现，合伙企业作为上市公司股东已不存在法律障碍。在此背景下，由于有限合伙企业操作的种种灵活性，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进行员工股权激励的案例越来越多。结合最新披露的案例核查及披露情况，我们对监管动态及重点关注事项进行了梳理，主要包括激励对象、入股价格、出资来源等，以便公司在拟定员工激励方案时参考。

一、

设立有限合伙企业进行股权激励的案例总览

作为第一支以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员工持股平台的拟上市公司，博雅生物于2011年7月顺利过会。此后，三诺生物、慈星股份、掌趣科技、宜安科技等多家采用有限合伙企业作为股权激励平台的公司也陆续过会并成功登陆A股市场。有限合伙企业因其具有机制灵活、易于管控、避免双重征税等优势，逐渐成为拟上市公司完成员工股权激励计划的重要实现方式之一。但同时，为避免发行人利用有限合伙企业变相进行利益输送、存在股份代持等现象，监管机构要求发行人对有限合伙企业持股平台进行充分披露，要求中介机构对其进行审慎核查并发表意见。

二、

案例披露及核查要点详析

1、三诺生物（300298）

过会日期：2011年11月11日

上市日期：2012年3月19日

（1）招股说明书

作为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详细披露了员工持股平台“益和投资”的入股价格、合伙人出资金额、占比、在公司所任职位以及入职时间。

（2）保荐工作报告

保荐人通过核查合伙协议、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员工花名册、合伙企业银行进账单、并与部分员工持股平台合伙人进行访谈，核实所有合伙人均为公司在职员工、出资额来源于合伙人工资收入及投资积累、出资额已全部缴足、不存在股权纠纷、发行人垫款或担保、代持、信托等情形，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亦不存在纠纷。并由全部合伙人书面承诺确认上述事实。

（3）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反馈被问及员工入职时间、合伙人性质、是否存在委托或信托持股情形，律师通过访谈部分合伙人及全体合伙人出具承诺进行核查后，发表核查意见。

（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在会期间发生合伙企业内部权益变动，详细披露变动情况。

注：详见“附件一、三诺生物员工持股平台核查及披露情况”

2、掌趣科技（300315）

过会日期：2012年1月12日

上市日期：2012年5月11日

（1）招股书说明书

作为持有公司5%以上的股东，详细披露了员工持股平台“金渊投资”的设立情况、合伙人所占权益比例、在公司所任职务、以及历次股权变动情况（包括2

次新增合伙人和1次退出合伙人）。

（2）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反馈被问及发行人设立后历次增资（包括员工持股平台“金渊投资”的增资）的价格、定价依据、发行人当时的财务状况、增资股东的资金来源，律师通过查验股东填写的调查表、历次《验资报告》、历次增资款出资凭证及出具的说明进行核查，并进行了详细说明。

注：详见“附件二、掌趣科技员工持股平台核查及披露情况”

三、

员工激励平台拟定的方案要点及后续涉及的披露事项

对于拟上市公司成立有限合伙企业作为持股平台实施员工股权激励，从现有案例的核查及披露情况来看，有如下事项提醒重点关注：

1、

员工及任职情况

建议公司综合考虑上市前后的员工激励计划，合理确定员工持股范围。建议以公司上市领导小组为核心，人力资源部配合，上市中介机构参与审查，统筹规划包括员工持股及薪酬激励在内的整体激励制度。

建议公司在激励对象选择时应注重以下两个要点：

1）

适格性：激励对象应为公司在职员工，在公司任职时间达到一定年限，尽量避免将新入职员工纳入股权激励范围；

2）

必要性：激励对象所任职位与公司业务发展紧密相关，符合公司的未来发展方向，能够对公司未来发展起到重要帮助作用。

2、

出资来源及相关核点

监管机构要求对员工持股有限合伙企业的每一位合伙人的出资情况进行详细核查，包括出资凭证、经济实力等方面，以确保其中不存在委托代持、利益输送等情况。

建议公司在设计激励方案时注意以下两点：

1）

激励对象认缴额度应与其在公司所任职级、对公司的贡献、及其对公司未来业务发展的重要性成正比，应尽量避免低职级员工大额认缴情况出现；

2）

对于认缴额度明显高于其他激励对象的员工，应能提供充分依据证明其有经济实力完成认缴，其出资来源正当合法，不存在委托代持情况。

3、

有限合伙企业设立及后续的历次变动情况

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员工持股平台，发行人须在申报材料中对其设立情况及后续历次增资或权益变动进行充分披露。建议公司重点关注有限合伙企业设立、增资或权益变动过程的合法合规性、增资价格或转让价格的合理性、增资额是否按时到位等问题。

4、

关于合伙企业内部权益变动的披露情况

有限合伙企业作为员工间接持股的平台，在发行审核过程中，其内部权益可以在满足合伙协议约定条件下产生变动，但中介机构须对该权益变动进行仔细核查并做补充披露。为避免该类权益变动对公司的上市审核增加不确定性，建议公司在申报前确定员工持股平台的权益结构，除激励对象因离职而形成自动退伙导致权益变动外，尽量不要在审核过程中调整员工持股平台的权益结构。



附件一、三诺生物员工持股平台核查及披露情况

1、招股说明书

（四）申报前一年新增股东情况

1、基本情况

2010年12月24日，公司召开2010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增资扩股的议案》。增资扩股后，公司注册资本由6,000万元增加为6,600万元。

本次增资中，公司向张帆、王世敏、王飞和由公司部分员工投资设立的益和投资定向发行人民币普通股600万股，张帆、王世敏、王飞、益和投资以现金方式分别认购480万股、10万股、10万股、100万股。

本次增资定价依据系参照公司2010年9月30日每股净资产值1.17元（以改制后的6,000万股计算），确定本次增资的价格为每股1.5元，相当于按照公司2009年净利润为基准的3.45倍市盈率（以改制后的6,000万股计算）。

2010年12月30日，三诺生物获得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为430193000005413，注册资本6,600万元。

（4）益和投资

企业名称：长沙益和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号：

430100000135393

成立时间：2010年12

月16

日

企业地址：长沙市麓谷高新区麓龙路

199

号麓谷商务中心

A

栋

901

房

出资额：150

万元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涉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经营期限：自企业成立之日起

10

年

益和投资的普通合伙人为杨彬，该合伙企业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注：限于篇幅，仅截取部分合伙人披露情况）

除杨彬为普通合伙人外，其他49名员工均为有限合伙人。以上50名员工不存在委托或信托持股的情形。

3、引入新投资者对公司业务发展的影响

引入的新投资者中，张帆与李少波相识多年，二人具有多年合作关系和友谊，在李少波和车宏莉创业之初，张帆在团队建设、市场策略和战略发展等方面为公司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帮助。同时张帆长期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并具有多年的投资经历，对企业的战略管理和公司治理具有丰富的经验，引入其成为股东能够为公司的长期发展提供持续的帮助。

除张帆外，引入的其他新投资者均为公司员工，引入其作为公司股东，在使员工能够分享公司快速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更好地激励员工为公司未来发展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

2、发行保荐工作报告

问题：

针对益和投资（员工持股企业）的员工入股数额的确定过程，员工的身份信息（含近年简历），资金来源、吸收入股原因等，是否存在股权纠纷、发行人垫款或担保、代持、信托等情形。

答：

②益和投资入股的原因及员工间接持股的真实性、合法性

益和投资成立于

2010

年

12

月

16

日，持有发行人

1.52%的股份，为发行人用于员工股权激励的平台。根据合伙协议，益和投资的全部合伙人均为发行人在职员工，其中，普通合伙人为杨彬。通过引入益和投资，发行人实现了员工的间接持股，在使员工能够分享公司快速发展的成果的同时，也更好的激励员工为公司发展贡献自己更大的力量。项目组查阅了发行人人力资源部的工资发放记录、社保缴纳记录及员工花名册，并与部分益和投资合伙人进行访谈。经核查，益和投资全部投资人均为公司在职员工，其具体任职参见招股说明书“第五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之“五

发行人公司股本情况”之“（四）

最近一年新增股东情况”。益和投资合伙人出资额在

7,500

元-90,000

元之间，均来源于合伙人工资收入及投资积累。经核查合伙企业银行进账单，全部合伙人已经全部缴足出资。益和投资合伙人不存在股权纠纷、发行人垫款或担保、代持、信托等情形，其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亦不存在纠纷。上述事实，已经全部合伙人书面承诺确认。

3、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注：限于篇幅，仅截取部分合伙人披露情况）

4、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注：限于篇幅，仅截取部分合伙人披露情况）



附件二、掌趣科技员工持股平台核查及披露情况

1、招股说明书

（三）持有发行人

5%以上股份的其他主要股东

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其他主要股东为法人股东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和天津金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及自然人股东邓攀。

2、天津金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金渊投资目前持有公司

10,975,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8.94%。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该公司基本情况如下：

成立时间：2010

年

7

月

23

日

认缴资本：5,495,605.00

元

实缴资本：5,495,605.00

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齐惠敏

住所：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二道

82

号丽港大厦裙房二层

202-B009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互联网行业、通信行业进行投资；以及相关的咨询服务。

金渊投资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未经审计）：

（2）历史沿革

1）设立

A、设立背景

游戏行业近几年发展速度较快，人才对于公司保持竞争优势、实现持续发展具有关键作用。通过设立有限合伙企业，并受让姚文彬、叶颖涛、杨闿等原主要股东分别转让的部分股权的方式，有利于稳定公司管理团队、核心技术人员和业务骨干，把团队利益与公司的长远利益有机结合起来，有利于公司稳定发展。

B、设立出资情况

2010年7月23日，天津金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注册成立，认缴出资额为166万元，实缴出资额为166万元。金渊投资成立时各合伙人享有的权益比例如下：

（注：限于篇幅，仅截取部分合伙人披露情况）

2）2010年8月增加出资额

2010年8月26日，经金渊投资全部合伙人一致同意，金渊投资增加范丽华、范骁磊二名合伙人，新增认缴出资额745,605元，新增实缴出资额745,605元。变更完成后，金渊投资合伙人享有的权益比例如下：

（注：限于篇幅，仅截取部分合伙人披露情况）

3）2010年12月增加出资额

2010年12月28日，经金渊投资全部合伙人一致同意，金渊投资增加温文显、蒋才峰等

17名合伙人，新增认缴出资额2,780,000元，新增实缴出资额2,780,000元。同时张沛、马迪、吕世峰、战舰4名原合伙人新增认缴出资额310,000元，新增实缴出资额310,000元。变更完成后，金渊投资合伙人享有的权益比例如下：

4）2011年12月合伙人变更

根据《天津金渊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约定：“

篇7

这是一起关于合伙企业，合伙关系认定的案例。本案中4人原本为朋友，李某邀请大家经营兔场，由此而设立的企业到底是什么性质？是合伙企业7还是私营企业呢?

所谓合伙企业，是指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各各合伙人订立合伙协议，共同出资、合伙经营、共享收益、共担风险，并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营利性组织。设立合伙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有两个以上合伙人，并且都是依法承担无限责任者：(二)有书面合伙协议；(三)有各合伙人实际缴付的出资；(四)有合伙企业的名称；(五)有经营场所和从事合伙经营的必要条件。据此，申请合伙企业设立登记，应当向企业登记机关提交登记申请书、合伙协议书，合伙人身份证明等文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应当在申请设立登记时提交批准文件。而本案所涉企业不具备这些要件，法院认定为合伙企业显然不妥。

如果当初登记行为违法而导致企业设立无效，那么本案中四个人的关系仍然需要界定。他们的关系只可能有两种，要么是借贷关系，要么是合伙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50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没有书面合伙协议，又未经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核准登记，但具备合伙的其他条件，又有两个以上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认定为合伙关系。本案中工商登记违法，没有无利害关系人证明有口头合伙协议，不具备认定合伙的条件。张某、赵某，王某也提供了资金，但其性质为集资，在三人与李某产生矛盾的情况下，李某向三人返还了集资款，且结算了利息，因此这笔资金性质应为借贷而非投资。他们的关系应是借贷关系。 (作者单位：陕西省渭南市工商局)

犍为县工商所支部联动加强农村市场监管

篇8

【关键词】经济法 考核方式 改革

《经济法》是经济与法律两方面知识相交叉的学科，是理论与应用相结合，但更偏向于应用的学科；同时也是高职高专经济类学生必修的专业基础课，是必选课，是对当代大学生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必须具备的专业基础教育，是塑造学生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是培养大学生知法、懂法、守法、用法，树立良好法律意识的一门极其重要的工具性理论课程。

1课程教学内容

1.1理论知识

本课程阐述了经济法的基础知识，介绍了经济法的概念以及经济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介绍了相关经济法律规范以及有关程序法的一些常识性知识等。其任务是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掌握法学基础、学习与将来工作有关的具体法律规范。帮助学生树立牢固的法律意识、维权意识、遵纪守法、依法行为。

根据高职学生特点，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改革，突出学生将来到企业经营管理所“必需”，打破了学科体系，将《经济法》整合为七个单元，即经济法绪论、公司法、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破产法、合同法、担保法，重点讲授与企业相关的经济法律法规。

1.2实训项目

为突出学生能力培养，设置5个实践教学实训项目。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公司企业、破产应用、合同应用。每个项目包括四部分内容：实训目的、实训内容、能力训练、学习情景。根据不同的项目内容采取签订合同、录像观摩、案例分析、法律咨询、观摩开庭、模拟法庭等六种不同的实践教学形式。

2课程总体培养目标

2.1知识目标。了解和掌握经济法的基本概念、基础知识、基本理论；促进学生能够，加强对我国现行的经济法律、法规的认识和理解。

2.2能力目标。增强学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制观念做到知法、守法；初步具有运用自己掌握的法律知识观察、分析、处理有关社会问题的能力；使学生能够通过课堂教学基本具备企业管理工作的实际能力；培养学生能积极、创新地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良好的法律素养和较强的开拓创新能力。

2.3素质目标。知识融合能力以培养良好的政治素质、法律素质和文化素质；知识融入专业知识结构以培养良好的工作素质、团队素质和创新素质；通过上述素质的实现以培养学生优秀的爱国素质、奉献素质和生存素质。

2.4职业能力目标。基础知识+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结构知识+具有时代前瞻性的知识博学=正确的知识结构；正确的知识结构+思维的磨练+创新应用=能力；能力+文化+品德修养=素质。

3考核方式

3.1知识考核

3.1.1成绩配比：知识考核项成绩占总成绩配比为50%。

3.1.2考核内容：（1）经济法概述、调整对象；经济法律关系构成，产生、变更、消灭；诉讼时效期间、中止、中断；经济纠纷解决途径。（2）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内资企业设立程序，事务管理；合伙企业设立程序，种类，事务管理，入伙、退伙公司的种类，设立程序，组织结构。（3）外商投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资企业发制度；外商投资企业种类，设立程序，组织结构；破产申请，债权人会议，破产财产，破产债权。（4）合同法的特征，订立，效力和履行、合同的变更与转让及合同终止与违约担保的主要方式。（5）担保法、保证、抵押权、质押权、留置权及定金的相关法律制度。

3.1.3考核方式。参加学院统一组织的期末笔试。本课程期末笔试在课程结束后进行，题型主要有单选题、多选题、简答题和案例分析题等。

3.2能力考核

3.2.1成绩配比：能力考核项成绩占总成绩配比为20%。

3.2.2考核内容：个人企业、合伙企业、外商企业、公司企业、破产应用、合同应用、担保应用。每个实训项目包括四部分内容：实训目的、实训内容、能力训练、学习情景。根据不同的项目内容采取签订合同、录像观摩、案例分析、法律咨询、观摩开庭、模拟法庭等六种不同的实践教学形式。

3.2.3考核方式：（1）专业技能考核分别从提交的公司设立程序报告，合同拟订范本和制作规范的票据3项内容给10分。（2）应用能力考核根据四项能力考核点，在签定合同，案例分析报告，法律咨询，模拟开庭4项中给10分。

3.3过程考核

3.3.1.成绩配比：过程考核项成绩占总成绩配比为30%。

3.3.2.考核内容：（1）考勤。考勤应严格认真地进行记录，并具备原始记录的留存文件。（2）平时表现。思想态度与纪律意识：参与学习的活跃度，学习态度的积极性，学习的认真与勤奋程度，遵守学习纪律意识等。职业素质表现：敬业精神、团队意识、领导与组织能力、专业天赋与特长、劳动意识等各方面的表现。（3）平时学习成效评测。平时作业、平时测评等各种学习过程中的评测成绩及学习效果评价。

3.3.3考核方式：（1）考勤（10分）。每次课进行点名并记录，无故旷课一次扣2分，学期全勤奖励在总过程考核成绩中奖励5分。（2）平时表现（10分）。根据学生在课堂互动，敬业精神、团队意识、领导与组织能力、专业天赋与特长、劳动意识等方面的表现情况，给予奖励加分或处罚扣分，分值灵活掌握，课堂主动回答问题一次奖励2分。（3）平时学习成效评测（10分）。本学期本课程计划作业次数5次，根据每次作业完成质量，经批改分为A、B、C、D四个等次，A、B等每次加2分，C、D得1分，记录在平时成绩登记表。

4结论

通过对经济法课程考核的改革，使学生不再一味的背书写卷子，而是结合知识点，结合实训项目，多样化的对学生进行全方面的考核，考核形式要多样化知识点和实训项目的结合下，引导学生形成兴趣、主动思考，从而提高学生对相关知识点的掌握和语言的表达能力。使学生主动学习、主动思考、主动交流，多方面的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

参考文献：

[1]陈新玲.经济法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

篇9

股权投资市场暂时退烧

据统计，截至2010年10月末，在创业板的130家上市企业中，有VC/PE支持的企业为73家，占总数的56.2%。可见，股权投资基金已成为创业板上市企业投资者的主力军，而随着这种热情的不断升温，上市前（PRE-IPO）企业的股权交易价格与发行价格也持续保持居高不下的态势。从近期主要指标情况来看，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有如下特点。

融资规模。2010年以来，新募PE基金数量节节攀升。据清科的统计，第三季度共有18只基金完成募集，打破过往单季最多募集17只的纪录，但是募集资金额仅为22.59亿美元，环比大幅下降85.3%，同比下降25.6%，人民币基金占据绝对主导地位，17只人民币基金共计募集18.84亿美元。这种情况出现的主要原因是：（1）由于上半年有大规模并购基金的资金陆续到位，募资总额随之冲高回落明显；（2）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大型外币基金募集进度缓慢；（3）虽然人民币基金募集加速，但规模普遍偏小，且外资机构参与设立人民币基金刚刚起步，募集、运作工作仍处于探索阶段。

投资规模。据清科的统计，本季度共有71家国内企业获得私募股权投资机构注资，比历史最高水平的2006年四季度的53个投资案例高出34.0%。与此同时，三季度投资案例策略趋多元化，PIPE、并购及房地产投资占比较今年上半年有较大幅度提升。我们认为，投资活跃度与交易规模的上升固然可喜，但本季度单笔交易金额依旧普遍偏小，披露金额的61起案例平均投资额约为0.32亿美元，较上季水平回落23.7%，其中投资额低于1000万美元的共有29起，几乎占案例总数的一半。

投资类别。从2010年上半年国内私募股权投资市场情况来看，各机构投资策略较为单一，成长型企业投资案例数量占比高达82.7%。第三季度，各机构投资策略更为多元化，71个投资案例中包括成长资本投资59起，PIPE共6起，并购及房地产投资各3起。结合机构类型来看，外资机构凭借资金规模与投资经验方面的优势，在投资策略的选择上更为灵活。另外，9月国务院下发《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的意见》，预计将为投资机构参与并购类项目带来更多机会。

行业偏好。三季度的71个投资案例分布于18个一级行业，从获投企业数量来看，生物技术/医疗健康依旧是最热门行业，共有13家企业获得投资，但投资规模相对偏小，位居第二的是清洁技术行业，本季度共有9起投资案例，投资总额11.22亿美元，主要集中于其下的新能源行业，共有投资5起，新材料与环保行业各2起。值得注意的是，三季度私募股权投资机构进军金融行业可谓来势汹汹，交易规模达2.63亿美元。与去年大型商业银行获青睐的情形相比，目前获得投资的多为地区及城镇商业银行。可见，随着今年国家出台政策鼓励民资进入金融领域以及推进农村金融建设，PE投资机构已闻风而动。

私募法律环境仍不完善

股权投资基金在我国尚处于发展初期，有必要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尤其是当前世界各国尚处于金融危机后的复苏过程中，股权投资基金作为一种金融工具可以有效地整合市场现有的各种要素，推动产业整合和市场要素整合，且其价值创造的投资理念越来越受到公众的关注与认可。我们认为，股权投资基金主要具有满足企业融资需求、优化产业结构升级和促进行业并购整合的作用。但目前，我国股权投资基金发展面临的法律环境仍然不太乐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法律体系仍有缺失

设立有限合伙制。2007年修订的《合伙企业法》确立了有限合伙企业的形式，但是法律的具体实施需要国务院来制定，不具有可操作性。另外，根据《公司法》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公司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而我国又没有个人破产法，基金经理个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带来的压力又过大，给《合伙企业法》的实施带来障碍。

有限合伙人（LP）是有限合伙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主要投资者，成熟的有限合伙人不仅能够促进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正常运作，而且能够保证投资团队的投资理念得到很好的执行。现阶段，我国应当加大力度培育本土有限合伙人，允许并鼓励国内机构（尤其是保险公司与商业银行）投资于业绩优异的股权投资基金。目前社保基金已经先迈一步，先后于2006 年投资渤海产业投资基金，2008 年分别对鼎晖、弘毅两家基金公司投资了20 亿元。

设立公司制。主要问题除了公司资金注入、退出等均须召开股东大会并办理工商变更, 相应制度僵化、手续繁琐且存在双重征税外, 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使得基金管理者的权利与其作为股东或投资顾问的角色不相匹配。

国家税务总局于2009 年4 月明确规定创业投资企业获得税收优惠须登记为法人，使得采取有限合伙企业组织形式的创业投资企业无法享受到相应的税收优惠。然而，有限合伙已被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是更适合股权投资基金的设立形式，也必将是我国股权投资基金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两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政府陆续出台支持合伙型基金的政策文件，但仍应考虑在立法上进行一定的修订，从而有效促进我国创投企业的发展壮大。

设立产业投资基金。一方面，《产业投资基金试点管理办法》尚未出台，无法可依，且基金设立均需要国务院批准，制约其市场化发展；另一方面，个别基金虽然采用契约型基金的方式，如渤海产业基金，但在基金管理层面仍采用了公司制组织架构，依然存在公司制固有的委托矛盾。

设立非法人制外商投资企业。《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办法》允许设立非法人制外商投资基金，在中国的法律框架内塑造与有限合伙制最大限度类似的结构，以设立中外合资的人民币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但该法仅适用于中外合资的创业投资企业，且采用审批制度，设立程序复杂。

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为私募股权基金的存在提供了初步的法律依据和规范， 可以以现有的法律框架为基础，针对私募股权基金可能选择的各种法律形式， 通过对《证券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具体条款的解释和补充，完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设立的法律环境，引导私募股权基金规范发展。

监管体系不够成熟

监管责任不明确。私募股权基金触及面广, 涉及发改委、证监会、人民银行、财政部、商务部、外管局、税务总局、工商管理总局等各个部门, 各部门监管责任不明确, 采用联席会议制度制定相关政策时造成协调和统一的难度。

监管思路不开阔。目前针对创业投资基金的相关政策法规较多，但外资私募股权基金涌入中国后大多集中在大额并购和Pre-IPO等高利润领域，与我国促进高科技创新企业发展及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监管理念不符，且持续引发社会公众对于外资基金介入国家命脉行业的担心， 相应的监管方式考虑不足。

监管措施不系统。以外商投资的创业投资企业监管为例，由商务部负责备案管理，在实际运行中则由外汇管理局对外汇流动等具体操作细节进行控制， 监管措施不系统, 容易造成“政出多门”，对政策的制定产生局限性，而各方又都很难掌握全局。

根据上述问题，建立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的监管体系，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设立监管体系。私募基金的发起、设立、运转和退出都和证监会的职能密切相关, 可以采用以证监会为主要负责机关的监管模式，以财政部、发改委为辅的投资监管体系，涉及其他部委的，可以由证监会与其协商解决或征求意见。

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查制度。股权投资基金是高度依赖于基金管理人的经验、眼光、判断等个人素质的行业, 目前我国本土基金管理人在发现价值与创造价值的能力上尚显稚嫩，包括识别优秀企业管理者和商业概念、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重组企业价值链等方面的竞争力，可考虑建立基金管理人资格审查制度， 对其投资经验、相关专业资格学历进行审查, 并根据其背景确立可以承接的业务性质和允许管理的资产规模。

建立多层次主体资格监管制度。对于一般的私募股权基金，可采用在私募发行后向监管机构报备的方式，避免使其成为政府审批和主导下的投资机构；对社保基金、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或由财政部拨款的企事业单位参与投资的私募股权基金则设定必要的资格审批程序；对于VC类股权基金可以进行适当的监管，设定必要的备案管理与界定制度。

引导投资方向。在我国现有股权基金投资期限短、积聚于高利润领域的背景下，建议加快本土私募股权基金的发展速度，形成市场竞争格局；加强对投资方向的引导，除税收和奖励等优惠政策外，可采用设立引导基金等手段专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

退出机制不够健全

退出是股权投资基金实现收益的关键, 而发行上市则是股权基金退出的主要方式。我国尚未建立完善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没有柜台交易市场，因此前些年外资基金多通过红筹上市解决，而2006年8 月五部委联合出台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又称“10号文”）使得通行的红筹上市模式受到限制，只能考虑通过A股上市实现退出， 但A股上市存在股权设计方式不灵活、锁定期长且条件比境外上市更为苛刻等诸多实际问题，很多股权投资基金对此大为不满，在近两年的大型PE论坛上频频抨击，甚至直接向相关监管机构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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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普通合伙制,是普通合伙制的特殊形式,其“特殊性”在于: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合伙企业债务的,应当承担无限责任或者无限连带责任,其他合伙人以其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责任。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非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合伙企业债务以及合伙企业的其他债务,由全体合伙人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我国会计师事务所正在积极进行组织形式的改制,特殊普通合伙组织形式也正被大家所接受。根据财政会计行业管理信息系统的统计数据,截至2013年3月,我国共有会计师事务所7653家(不含分所),其殊普通合伙制会计师事务所45家,仅占0.59%。但是,在改革过程中难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去探讨。

    二、特殊普通合伙制下潜在的问题

    我国特殊普通合伙制的改革不仅是注册会计师行业在会计师事务所组织形式上的国际趋同,更是促使会计师事务所为自己的执业行为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但是改革过程中总伴随着问题和风险。

    (一)加大合伙人的执业风险

    从有限责任公司制转变为特殊普通合伙制最直观的变化是合伙人的执业风险大大增加。有限责任公司制下,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以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为限承担有限责任。而特殊普通合伙制虽然赋予无过错合伙人承担有限责任的权利,但是以一个合伙人或者数个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行为为前提的。而当合伙人在执业活动中基本保持了应有的执业谨慎,基本遵守了审计准则所规定的程序,却由于审计抽样、审计成本等方面的局限产生报告不实的情况导致合伙企业债务的,全体合伙人必须共同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

    然而在实务中,由于自身职业操守和法律意识的约束,注册会计师鲜有与被审计单位串通或违背审计准则最低要求的情况。就是说,特殊普通合伙制下,合伙人很有可能需要承担无限责任或无限连带责任,与普通合伙制无异。特殊普通合伙制的“特殊性”很难得到体现。

    (二)替代性赔偿资源不充裕

    特殊普通合伙制使得合伙人将承担更大的执业风险,事务所应该建立替代性的赔偿资源,既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也为合伙人的风险设置一道屏障。主要的方法包括办理职业保险,设立独立信托财产或基金,以及适当减少合伙利润的分派。

    我国法律明确规定需要办理保险,同时设立执业风险基金。《注册会计师法》规定,我国的会计师事务所要按照国务院财政部门的规定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合伙企业法》第59条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应当建立执业风险基金、办理职业保险。执业风险基金用于偿付合伙人执业活动造成的债务。执业风险基金应当单独立户管理。”但是实际执行情况并不理想。

    参与投保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的会计师事务所数量不多,金额也不高,而且我国现有的职业责任保险尚不成熟,保险品种单一,存在免赔额、最高赔偿限额等一系--列限制性内容,保险标的限于过失执业行为而意外产生的经济赔偿责任,承保范围只限于审计业务,保险追溯期不一,保险费的计算标准和依据也没有统一。多数事务所按业务收入的5-10%提取执业风险准备金,但金额远不能应对可能面临的风险。

    (三)合伙人监管责任的缺失导致联合执业体瓦解

    普通合伙制风险共担、同舟共济的特点有助于合伙人强化责任感和危机意识,而特殊普通合伙制赋予无过错合伙人对其他合伙人的违规行为不需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的权利,削弱了合伙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内在制衡机制。不同于国外对合伙个人责任的特别关注,我国《合伙企业法》并未提及任何关于负有监管责任的合伙人作用、职责的内容。合伙人监管责任的缺失使得联合执业体之间的共存状态岌岌可危。

    联合执业体是指会计师事务所与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形成的一个联合体,便于共享内部人才资源和外部客户资源。现阶段,会计师事务所被要求改制成特殊普通合伙制,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等机构并未被要求改制,同时又未明确合伙人个人责任时,会计师事务所与其他机构之间的平行共存状态可能被破坏,联合执业体可能瓦解。因此,如何在转制的大背景下打造一个资源配置平台,使得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等在执业体系内平等对话、共同发展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而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如何平衡在会计师事务所执业的同时又担任税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公司、管理咨询公司的管理职务,也是注册会计师需要关注的重点。

    (四)执业风险增加导致准入机制提高

    我国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准入的基本条件主要分为学历要求和工作经验。工作经验的要求往往流于形式,只要通过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就能找到事务所办理注册手续,因为注册会计师的人数是显示事务所实力的一个重要指标。因此,现阶段我国的注册会计师准入机制主要依赖于书面考试,刚毕业无任何工作经验的大学生往往能顺利通过考试,取得注册会计师资格。但他们缺乏工作经验,并不具有胜任能力,不满足高水平的执业要求。

    转职后执业风险大大提高,而较高的执业风险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较高的执业水平和风险分析能力,这需要靠丰富的工作经验不断累积,不是通过考试就能做到的。因此转制后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准入机制需要提高。

    三、特殊普通合伙制的完善建议

    (一)重视合伙文化的建设

    执业人员特别是合伙人应积极面对此次改革,从合伙文化的建设人手,建立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以规避风险。我国会计师事务所长期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制,这种以“资合”为特征的组织形式下形成的企业文化并不完全是合伙文化,不可能照搬西方的合伙文化及其制度,同时也制约了事务所合伙文化的发展。因此,这次事务所组织形式的改革是一次完善会计师事务所合伙文化建设的契机。

    国际“四大”的合伙文化,各有特点。普华永道强调合伙人的卓越领导能力,安永突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德勤包容文化差异,毕马威重视团队合作精神。但他们共同注重“质量至上”,执业质量是根本;他们各自的文化都能确保自己的竞争力,最大限度的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挖掘每个人的潜力。我国事务所的合伙文化也可以依据合伙人的价值观附有鲜明的特色,但最核心的“质量”应该是所有事务所应重点关注的。形成“质量至上”的合伙文化有助于事务所更加重视审计质量,满足客户、利益相关者的需求,赢得良好的信誉。无论是积极扩张还是稳步发展,高质量的审计服务是现阶段事务所发展的核心,也是避免损害事务所本身、合伙人利益、利益相关者最根本的方法。

    (二)完善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

    国外主要采取保险的形式建立替代性赔偿资源,国际“四大”每年购买的保险金额占其营业收入的8%。我国虽然规定办理保险与设立执业风险基金并行,但我国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还处在发展初期,执业风险基金金额不足以抵御风险。随着我国民事诉讼赔偿制度和相关机制的不断完善,注册会计师行业作为一个高风险行业,应该有足够的预警机制去应对。

    世界上一些主要的发达国家和地区会强制规定事务所必须购买职业责任保险,使得保险公司有稳定的保险对象群,继而能降低被保险人保险费,增强保险人赔偿损失的能力,形成良性循环。这样的保险机制值得我们借鉴。

    随着会计师事务所经营业务范围的扩大,承保的范围也应包含审计、验资、会计咨询和服务等;依据国际上采取的“赔偿发生制”原则,改变国内现有的“期限内赔偿”方式;实行个性化的浮动保险费率,保险费率的制定可以依据以下数据信息:事务所的性质、规模、执业领域、营运及盈利情况,雇员的执业技术水平、素质及职业道德,内部控制制度的健全程度和执行情况,事务所的投保范围、金额、过去发生的赔偿记录和未来发生赔偿的可能性大小等。综合以上信息,客观评估出事务所的风险概率,确定出合适的保险费率,并以此费率作为相对固定的基准比率,在一点时间内上下调动,形成浮动费率;事务所的保险费用可以借鉴上市公司为董事购买的责任保险,作为税前据实列支扣除。

    (三)完善合伙人监督责任

    在国外,合伙个人责任是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美国《示范注册有限责任合伙法》中指出,合伙人“监督责任”是指负有监管责任的合伙人对其下属或其他合伙人的执业过失应承担的个人责任,监督责任的界定结果将直接决定有限责任合伙能够在多大范围内解除其他合伙人的个人无限责任。德克萨斯州的《有限责任合伙法》规定,如果合伙人知道或了解到另一个合伙人或其他合伙代表人(合伙的人、雇员和仆役)可能造成损害的行为而未采取恰当行为防止其发生时,该合伙人应当承担个人责任。而特拉华州则限制了控制或监管的合伙人的责任范围,规定只有拥有直接监管与控制权的人才对有过错的合伙人行为的后果负责。

    我国的《合伙企业法》可以借鉴美国的相关法律,适当增加对负有控制或监管责任的合伙人的个人责任的内容,促使事务所完善合伙人之间相互监督的内在制衡机制,建立完整的风险控制体系,从而提高事务所整体规避风险的能力。同时,对合伙个人责任的确定有利于明确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在联合执业体的职责和执业风险。

    (四)优化注册会计师行业准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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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外商投资企业/企业法律制度/法律冲突 

 

 

      一、内、外资企业法律规则的冲突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1]，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的规定有违法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如果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经批准可以在合作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要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方法可以有三种：（1）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2）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执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其他方式是指允许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而使该企业资产减少的，外国合作者必须提供由中国境内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出具的相应金额的担保函，保证合作企业的偿债能力。上述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如果中外合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能要求合营方承担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责任。有限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中方合作者也要因此和外国合作者一样承担债务责任，不尽合理；（2）以提取折旧的方

法提前收回投资违反《企业财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形式，它首先转移到产品成本或经营成本中，然后通过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而获得补偿，以保证企业的资本维持，提走固定资产折旧会违反资本维持原则；（3）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用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出具保函不可行，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具保函需要有反担保，如果由中外合作企业出具反担保，上述担保就没有意义，而且出具保函时，保函的受益人还没有产生；（4）境外合作方提前收回投资以中方合作方取得合作企业清算时的剩余资产为前提貌似公平，实则对中方合作者不利。虽然合作合同约定剩余资产归中方合作者，但如果届时合作企业清算债务后没有剩余资产，这个约定就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即使清算时合作企业有剩余资产，但这些资产通常都是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使用多年后的残值很低，甚至是应当淘汰的机器设备，同样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

      二、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协调的路径

      统一的法律体系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体系是慎密的逻辑体系，法律冲突只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法域之间，在同一法域内产生法律冲突，就意味着法律调整的必要。上述冲突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冲突，实际上是我国企业法律体系的冲突。我国已经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是半壁江山，在根本上解决这类冲突已经成为必要。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并和主体存在相关性的有意识演化过程。[2]

      首先是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将外商投资法律统一于由公司法律制度、合伙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构成的企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构成的趋向已经明朗：企业将分为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三种法律形态，并分别由《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法》分别调整。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法律分类的一般标准。由于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企业分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涵盖性，它被许多学者视为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定企业形态，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3]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宗教信仰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共同价值。[4]尽管在我国企业法领域还存在不合理的二元立法体系，即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体系，还存在以往按照所有制标准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体系，我们还面临着将以往的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的企业立法体系融入现代企业立法体系的繁重任务，但是，这种融入只是时间问题。所有制只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应该是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应当是企业产权组合的方式。就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协调而言，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次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责任、资本制度、组织结构、分配制度必须适用《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的补充，是外资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是准入领域、批准程序、股权比例、保护措施、优惠待遇等。另外，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分割为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也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先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则许多是相同的，分别立法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人为的切割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

   其次是企业法律形态的统一，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融入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这三种企业法律形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是说明企业的资本来源，不能用来表述企业的法律形态。但我国长期来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视为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在工商登记中也是独立的企业类型。笔者认为，现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公司法》管辖。中外合作企业则应当区别对待：股权型合营和契约型合营的标准在于合营企业有无注册资本，合作经营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公司；没有注册资本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合伙企业。我国原《合伙法》只承认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不承认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根据修改后的《合伙法》第2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以，将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中外合作企业纳入合伙法的管辖，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我国的《合伙法》只能管辖境内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不能管辖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合伙，还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的外商独资企业，就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并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但又规定不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主体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国籍的限制。而现在却存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情况：我国的自然人单独成立的企业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业主须承担连带责任；境外和外国的自然人在我国的单独成立的企业可以是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上将其纳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数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就是合伙企业。根据2006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企业类型，这是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表明我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实现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但是，该《规定》又规定，公司登记机构在“有限责任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合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外国自然人独资”、“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台港澳合资”、“台港澳法人独资”、“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等字样，在“股份有限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未上市”、“中外合资，上市”、“外商合资，未上市”、“外商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台港澳合资，未上市”、“台港澳合资，上市”等字样。另外还可以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a股并购”、“a股并购25%或以上”等字样。这一规定的不足是其仍然排除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可能性，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

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和统一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构成的企业法律体系和立法宗旨相悖的。据路透社报道，我国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允许外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⑤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是完全可能的。自1994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如《票据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担保法》、《保险法》、《合同法》、《仲裁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等。

      三、统一企业法制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则

      企业法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中外合资企业的某些特殊规定。

      首先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份的可转让性是公司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以公司的资本为信用基础，股东的人身关系比较松散，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股份的转让通常会有一些限制，通常表现为需要拥有半数股份以上股东的同意和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当股东向原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原股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受让股份，要么同意这样的转让。所以，即便在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份依然具有可转让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则有严格限制，除了其他合营方的优先购买权外，合营一方转让股份，必须取得其他合营方的同意。笔者认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的一般规定，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更加明显的人合性，其关于股权转让的特别限制是合理的。人合公司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凡公司之经济活动，着重在股东个人条件者，为人合公司。此种公司，其信用基础在人——股东，公司是否能获得债权人之信用，不在公司财产之多少，需视股东个人信用如何而定。人合公司有以下特点：（1）合伙性明显，无限公司本质上很像合伙；（2）股东地位转移困难，因为人合公司注重股东的个人条件；（3）企业经营和企业所有合一，在人合公司中，企业的所有人就是企业经营人，即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6]笔者同时认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上的特别限制并没有否定股权的可转让性，因为合营各方之间的相互转让还是自由的，合营一方经其他合营方同意向第三人转让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其次是中外合资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特殊性。狭义的公司治理就是公司机关为了公司的利益而进行的管理活动和管理过程。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国家治理的缩影。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现代公司的法人机关是依法行使公司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机构的总称。它们分别是行使决策权的股东会、行使经营权的董事会和行使监督权的监事会。[7]法人具有自身的组织体，这个组织的意志是不同于团体中个人的意志，而且法人意旨是由法人机关来实现的。根据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的相关法律，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适用不同的法人治理结构，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中只有董事会，没有股东会和监事会。笔者认为，这种特殊的法人治理结构有其合理性。这种治理结构并没有妨碍决策权、经营权和监督权的正当行使。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中，董事会成为决策机构，而经营权主要由其聘任的总经理行使。董事会实际上也行使监督权，这种监督权表现为对经理的监督和在董事会中合营各方的权利制衡。确实，在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的决策中，合营各方是通过其委派的董事表达其意志的；和一般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行使决策权有所不同，董事会的决策取决于董事人数比例，而不是股份比例，董事人数只能大至反映股权比例，不能精确反映股权比例。笔者认为，这两种决策程序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其仍然体现资本多数决的基本原则。三十多年的实践证明，这种简约的法人治理结构是有效率的。而且，我国《公司法》也为建立灵活的法人治理结构预留了足够灵活的空间。如有限责任公司可以用执行董事取代董事会，可以用监事取代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中可以不设股东会，其职能由董事会行使，其监督机构也不是内设的，而是外派机构。

      最后是中外合资企业的存续期限的特殊性。永久存续是公司的又一基本特征。相对于合伙企业来说，公司强调的是资本的联合，因此，股东转让股份、死亡或破产都不影响公司的存续。公司可以存续到股东决定解散公司。[8]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则通常有经营期限。我国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经营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1990年《合资法》修改时已经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可以根据不同行业作不同的规定。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必须有经营期限，有些行业的合资企业可以不规定经营期限。所以，原《中外合资企业法》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关于合营期限的规定是不一致的。根据1990年《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服务性行业、土地开发或经营房地产行业、资源勘探开发行业、国家限制投资行业等，必须规定经营期限，其他行业可以不约定经营期限。现行《中外合资企业法实施条例》规定，合资企业的经营期限，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限暂行规定》办理，改变了原来法律规定不统一的现象。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通常是为了特定的项目和特定的目的成立的，其有一定的经营期限是合理的。

 

 

 

注释:

  [1]参见虞政平《股东有限责任-现代公司法律之基石》，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2]顾自安：《制度发生学探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见《法学时评网》2005年12月15日。

  [3]漆多俊：《市场经济企业立法观》，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09页。

  [4]贺航洲：《论法律移植与经济法制建设》，载《中国法学》1992年第5期。

  [5]李佩瑜编译：《中国拟出台新规允许外国公司在华设立合伙企业》，参见路透社中文网2009年9月3日。

  [6]柯芳枝：《公司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篇12

(一)作为部门法的经济法体系

经济法与民商法调整的经济关系的区别就在于，后者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双方或者多方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关系，尽管同样受到法律的调整，但并非受到国家的主动干预，在发生纠纷时，由当事人启动民事诉讼程序或者当事人之间协商解决，如房屋买卖、租赁等均属于此类。而经济法调整的经济关系是国家认为对于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部分，因此受到国家的主动干预，例如，产品质量的监管，广告发行、竞争行为的规制等。不可否认的是，房屋买卖中不乏国家干预的成分，而广告发行、市场竞争行为等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民事法律关系的因素，也就是说，经济法与民商法之间总是存在着某些交叉，即“灰色地带”。但是，“灰色地带”的存在并不能动摇经济法作为独立法律部门的地位，因为国家干预经济的法律规范群是客观存在的。

(二)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体系

出于教学考虑，经济法教材的体系与经济法体系并非完全一致。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以狭义经济法为主，教材一般选用杨紫烜主编的《经济法》(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或者杨紫烜、徐杰主编的《经济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其体系为:第一编经济法总论(经济法的概念、地位、体系、渊源等)，第二编经济组织法(公司法、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第三编市场管理法(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律制度、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票据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编宏观调控法(计划法和统计法、产业法律制度、投资法律制度、国有资产管理法律制度、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节约能源法、煤炭法、电力法、石油法、预算法、国债法、政府采购法与转移支付法、税法、银行法、信托法、融资租赁法、涉外金融法律制度、价格法、会计法、审计法、注册会计师法、对外贸易法)，第五编社会保障法。对几所高校的调查显示，学时的经济法课程实际讲授以下内容:经济法总论(经济法的概念、体系、经济法律关系等)以及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证券市场监管法律制度、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森林法、草原法、矿产资源法、水法、渔业法、税法、银行法、信托法、价格法、会计法、审计法和社会保险法律制度等。

二、非法学专业经济法的范畴

非法学专业经济法，简称非法学经济法，是为非法学专业开设的，名为“经济法”的公共专业基础课，一般为经济、营销、国际贸易、金融、会计、会计电算化、税务、财务管理、企业管理、投资理财、证券、保险等专业所必修，其教学目的是使这些非法学专业的学生掌握经济法基本原理及基本的市场规则并能解决实务中的问题。因此，该课程也常被冠以“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的称谓。由于法学专业的学生具有一定法学理论的基础，加之“票据法”、“证券法”、“合同法”、“物权法”等专门开设课程，因此，法学专业的“经济法”课程以狭义经济法为主。而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缺乏法学理论基础，不可能在一个学期内消化如此大量的专业术语，他们更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市场规则。狭义经济法所涵盖的内容并非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常见的，在某种程度上广义经济法更贴近生活，对于经济实践颇有价值，在教学上突破部门经济法限制的这种安排易于非法学专业的学生理解和掌握，且实践证明教学效果良好。目前，大多普通高校非法学经济法课均如此设计，即采取广义的经济法，并以民商法为主。也就是说，作为公共课的非法学经济法的范畴应是民商法中反映最基本、最常见的市场规则的部分。实际上，非法学专业学生学习广义经济法的基础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自身缺乏法学理论基础之不足。相对来说，公司、合伙、破产、合同、担保、票据、证券等法律规范的技术性、稳定性较强，涵盖了市场的基本规则，适用的工作岗位较广，同时也是学习其他部门法的基础。广义经济法过于宽泛，任何课程也不可能涉及其全部。2011年度注册会计师全国统一考试辅导教材包括以下内容:法律基础知识，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物权法，合同法，外汇管理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票据法，工业产权法律制度，竞争法律制度。2011年中级会计师考试辅导教材包括以下内容:总论(经济法概述，经济法主体，经济法律行为，经济法权利和义务，法律责任)，公司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合伙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制度，证券法，合同法，增值税和消费税法律制度，企业所得税法律制度，相关法律制度(企业国有资产法律制度，外汇管理法律制度，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价格法律制度，财政监督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法律制度)。2011年初级会计资格考试辅导教材包括以下内容:总论(法律基础，经济纠纷的解决途径，法律责任)，劳动合同法，营业税法律制度，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其他相关税收法律制度，税收征收管理法律制度，支付结算法律制度。这三种较有影响的会计类(非法学专业)职业资格考试的经济法教材均已不同程度脱离了狭义经济法的范畴，实际上属于广义的经济法。在教学实践中，以民商法为主体的“经济法”课程并未造成经济法概念的混乱，但教材称为《经济法基础教程》更为合理，以区别于法学专业的经济法教材。

三、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的现状及其优化

经济法课程的普及，使经济法教材成为用量最大的公共专业基础课教材之一。由于目前对经济法概念及其体系的认识不同，以及各专业培养目标存在差异，因而各教学单位经济法课的教学大纲差距较大，未形成全国统编教材，教材体例千差万别。目前出版的非法学经济法教材多达上百种，厚的达七八十万字，这些教材大多因过于追求自身知识体系的完整性，而无法顾及某些特殊的需要，导致缺乏针对性和实用性。有的教材章节全面而实际内容简略，则可能面面俱到，哪一部分都阐释不透。如果教材过于全面而详尽，则学生往往选了一本很厚的大而全的教材，但是由于课时所限，许多内容得不到讲授，造成资源的浪费。如果教材偏重于理论研究，讲授过于深入，则可能使所学知识不仅与执业实践相脱节，而且与职业资格考试相去甚远，学生还要通过额外的自学来满足各种需求。广义经济法内容庞杂，非法学经济法教学应选其精华，注重知识性、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培养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该体系并不是严格部门法意义上的经济法体系，而是基于现实经济生活的需要，按照知识的实用程度取舍、编排，并力求摆脱抽象的理论阐释，而加强直观形象的实例教学。因此，非法学专业经济法的教材，应贴近生活，不追求理论深度，而是注重解决实务中最常出现的问题，这需要章节集中而详细且突出岗位针对性，适于将来的执业需要，并与注册会计师、中级会计师等职业资格考试接轨。

四、编写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需注意的问题

(一)教材体例如何构建

根据上述原则，在保持各个专业共性的同时，非法学(经管类)专业经济法课程可针对各专业对部门经济法律知识的不同需求实施“模块式教育”，也就是探索建构经济法“公共模块”和“专业模块”体系，这将解决经济法课程内容繁杂和课时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并体现专业特色。除了工商管理类专业，非法学经济法教材一般设经济法基础理论、公司法、破产法、合同法、担保法、票据法、证券法等章作为“公共模块”。例如，金融类院校，需侧重银行法和保险法等金融法规，可采取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及其产生、变更、终止的规范(公司法、破产法)，经营活动规范(合同法、担保法)，以及金融法规等的体例，具体为经济法基础理论、公司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企业破产法、合同法、担保法、银行法、票据法、证券法及保险法等十章。对于贸易类专业，可增加知识产权法，等等。这种教材的缺点是普适性差，适用面及出版规模小，增加了成本。但如果教材的普适性过强，则闲置的章节多，同样造成浪费。因此，需要各教学单位加强交流，在满足自身需求的前提下采通用的方案，既保证出版规模，又将闲置章节的数量降至最低，这不仅减轻学生的负担，也降低社会成本。工商管理类专业开设的经济法包括内部关系及外部关系两部分，前者涉及工商管理组织、人力资源管理与劳动、社会保障、财务管理与会计、生产与产品质量、价格、纳税与税收、知识产权等法律制度;后者涉及合同法、担保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竞争法律制度、支付结算与票据法律制度、融资与金融证券法律制度等。

(二)章节如何编排

为介绍广义经济法中的基本市场规则，教材应以现实经济生活中最为常见的法律现象为线索编排各章节，一般遵循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主体—经营行为—金融法规的进路。其中，第一部分可按6～8学时设计，首先介绍经济法的概念、调整对象等，使学生对于经济法及这门课程建立一个整体概念;其后增加法学基础知识的比重，包括民事法律关系与经济法律关系的关系、民事法律行为和、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等。这样编排是因为，2006年“两课”改革，缩减了法律基础的课时，非法学专业学生缺乏相应的法学理论基础，而这又是学习以后章节的必备入门知识，只有在第一章进行充分铺垫，后续教学才能顺利进行。例如，尽管“除斥期间”是一个较为专业的概念，但是近年来已逐渐被吸纳入各类非法学专业经济法教材中，因为诸如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保证期间等实务中常见的问题均涉及“除斥期间”的知识。合理编排具有承继关系的各章节有助于教学。例如，关于公司法与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的编排次序，各教材并不一致。按常理都会认为应当按照由简到繁，由低级向高级，即先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合伙企业法，后公司法的次序编排，但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公司法在前效果更优。这是因为在公司法一章中全面介绍了公司的分类及其比较之后，已为下一章介绍后者打下了基础，学生更容易理解和掌握。而且，在随后讲解个人独资企业与一人公司的区别及联系也更加顺理成章。新颁布的法律逻辑性极强，教材章节的编排一般按照法律条文的次序。但为方便教学，有时需要另行设计。例如，尽管《担保法》将主债转让与保证责任的相关条文(第二十二至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前，但是教材将保证期间(第二十五至第二十六条)编排在前更利于学生理解，因为主债转让与保证责任涉及保证期间的概念及相关规则。再如，《物权法》第一百八十条规定了可以抵押的财产，但是该范围极大，且无须学生掌握，需要掌握的是禁止抵押的范围，因为禁止以外的就都是允许的，因此，禁止抵押的财产(第一百八十四条)宜先于企业财产集合抵押(第一百八十一条)及房地产抵押(第一百八十二条)等内容，而安排在可以抵押的财产之后，进行重点阐释。教材作为知识体系，既要避免前后矛盾，又要前后照应。例如，公司法的某些内容，如证券发行、股份公司股份转让的限制等，与证券法重合，如果由同一作者执笔更便于解决如何侧重的问题。再如，定金既是合同法中违约责任的方式，也是担保法中的担保方式之一，在编写中应注意统筹。

(三)理论深度与详略如何得当

研究型本科要求一定的理论深度，其目标是培养研究型人才，毕业生继续读硕士、博士的比率较大。相对来说，应用型本科侧重探讨表面的东西，以实用为主，主要是掌握法律如何规定，如何适用法律，如何处理个案，而不要求理论深度。非法学经济法作为非专业课程，同样侧重实践操作，不适于深入的理论探究。理论深度与详略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一般来说，挖掘深度需要详，初步掌握则为略。但是，不要求理论深度未必不要求详细。教材应详细到分析具体案例的实用程度，否则，学生虽然熟练掌握课本知识，而大量实务上的问题却不能解决。

篇13

我国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包括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以及实施细则和其他相关行政法规、部门规章，1979年开始陆续颁布。当时，我国的企业法律是按照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分类的，主要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等。

在此背景下，外商投资企业显然无法融入原有的企业类型，颁布单独的外商投资企业法律有其合理性。以1994年《公司法》和随后的《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为标志，我国的企业法制开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来构建。随后，两种企业法律制度之间的法律冲突不断。虽然《公司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要适用《公司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外商投资企业法，但这一规定并没有弥合冲突。

首先，在注册资本的相关规定中存在法律冲突。《公司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管辖下的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但两者注册资本的内涵却完全不同。在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方面，按照1994年《公司法》，不论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也不论股份有限公司是发起设立还是募集设立，注册资本必须是实缴资本。而按照《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各方出资的若干规定》，首期出资不能少于注册资本的15%，并在营业执照签发后3个月内缴付，其余可以按照合同约定出资。其注册资本显然是认缴资本。2006年《公司法》修改了注册资本的交付时间，允许有限责任公司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分期缴纳注册资本，其中20%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其余的在公司设立后2年或5年内缴纳；募集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应当在公司设立前缴纳全部注册资本。但这和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的缴付时间仍然不同。根据2006年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含一人有限公司）一次性缴付全部出资的，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六个月内缴足；分期缴付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其认缴出资额的百分之十五，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并应当在公司成立之日起三个月内缴足，其余部分的出资时间应符合《公司法》、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在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方面，2006年《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3万元人民币，一人有限公司的最低注册资本要求是10万元人民币；而外商投资企业中的有限责任公司没有最低资本的要求，即使是外商独资企业，尽管其可能类似于法人或自然人设立的一人公司，也没有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具有明显的超国民待遇。对于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公司法》规定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500万元，但《关于设立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为3000万元，存在明显的次国民待遇。如果因此产生国际讼争，我国政府将处于十分被动的地位。

其次，中外合作企业中经营各方权利和义务失衡。我国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大多采用有限责任公司形式。根据《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任何形式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在这类有限责任公司中，按照《中外合作企业经营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可以约定向合作企业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而合作条件可以是货币、实物、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土地使用权等。根据《实施细则》的规定，合作各方缴纳投资或者提供合作条件后，应当由中国注册会计师验证并出具验资报告，由合作企业据以发给合作各方出资证明书。这就产生一个疑问，经过验资程序的投资和合作条件是否都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如果合作条件也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那么其和投资又有什么区别呢？创设这样一个法律概念的必要性何在呢？而根据《实施细则》规定，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是指合作各方认缴的出资额之和，合作条件显然不是注册资本的组成部分。中外合作经营的大量案例表明，在实践中，外方的现金出资通常作为合作企业的注册资本，而作为中方合作条件的实物、工业产权、土地使用权和专有技术则不作为注册资本。这样就可能导致中外合作企业合营各方权利义务的严重失衡。这些不作注册资本的合作条件能否成为合作企业的财产呢？对作为合作条件的财产，是否可以成为合作企业债权人实现债权的标的呢？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实际上只有提供现金出资的外方投资者对公司债务承担了有限责任，提供实物等作为合作条件的投资者却没有对公司的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存在对公司债务不负有限责任的股东，这和作为公司法律制度基石的有限责任制度相悖，也有违起码的公平和正义。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确实引起了境外和国外投资者的强烈不满。

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中外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的规定有违法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如果合作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合作企业的全部固定资产归中国合作者所有的，经批准可以在合作合同中约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办法。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的，中外合作者要对合作企业的债务承担责任。而根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外国合作者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方法可以有三种：（1）扩大外国合作者的收益分配比例；（2）外国合作者在合作企业缴纳所得税前回收投资；（3）经财政税务机关和审查批准机关批准的其他回收投资方式。根据原外经贸部《关于执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若干条款的说明》，其他方式是指允许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外国合作者提取合作企业固定资产折旧费而使该企业资产减少的，外国合作者必须提供由中国境内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含中国境外的银行或金融机构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行或分支机构）出具的相应金额的担保函，保证合作企业的偿债能力。上述规定存在以下缺陷：（1）如果中外合作企业是有限责任公司，就不能要求合营方承担认缴的出资额以外的责任。有限责任的基本内涵就是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尤其是《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国合作者提前收回投资，中方合作者也要因此和外国合作者一样承担债务责任，不尽合理；（2）以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违反《企业财务准则》和《企业财务制度》，固定资产折旧是固定资产的价值转移形式，它首先转移到产品成本或经营成本中，然后通过销售收入或营业收入而获得补偿，以保证企业的资本维持，提走固定资产折旧会违反资本维持原则；（3）银行和金融机构为用提取折旧的方法提前收回投资出具保函不可行，因为银行和金融机构出具保函需要有反担保，如果由中外合作企业出具反担保，上述担保就没有意义，而且出具保函时，保函的受益人还没有产生；（4）境外合作方提前收回投资以中方合作方取得合作企业清算时的剩余资产为前提貌似公平，实则对中方合作者不利。虽然合作合同约定剩余资产归中方合作者，但如果届时合作企业清算债务后没有剩余资产，这个约定就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即使清算时合作企业有剩余资产，但这些资产通常都是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使用多年后的残值很低，甚至是应当淘汰的机器设备，同样不能给中方合作者带来利益。

二、外资企业和我国企业法制协调的路径

统一的法律体系是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统一性的内在要求。法律体系是慎密的逻辑体系，法律冲突只应该发生在不同的法域之间，在同一法域内产生法律冲突，就意味着法律调整的必要。上述冲突表面上是法律条文的冲突，实际上是我国企业法律体系的冲突。我国已经成为引进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中已经是半壁江山，在根本上解决这类冲突已经成为必要。从制度演化分析的视角来看，制度生成和型构的过程本质上是演化的，这一过程并不是传统达尔文进化论意义上的无意识演化过程，相反，它是一种基于认知进化并和主体存在相关性的有意识演化过程。

首先是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将外商投资法律统一于由公司法律制度、合伙法律制度、个人独资企业法律制度构成的企业法律制度。随着我国《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的颁布和不断完善，我国企业的法律形态构成的趋向已经明朗：企业将分为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三种法律形态，并分别由《公司法》、《合伙法》和《个人独资法》分别调整。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法律分类的一般标准。由于公司、合伙和个人独资企业的企业分类所具有的科学性和涵盖性，它被许多学者视为至善的甚至是唯一的法定企业形态，为世界各国广泛适用。法律在反映一定的统治阶级意志的同时，还具有一些超越时间和空间，超越种族、和文化背景差异的共同价值。[4]尽管在我国企业法领域还存在不合理的二元立法体系，即存在现代企业制度构建中产生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体系，还存在以往按照所有制标准建立起来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城镇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乡村集体所有制企业条例》、《私营企业条例》、《个体工商户条例》体系，我们还面临着将以往的以所有制为标准的的企业立法体系融入现代企业立法体系的繁重任务，但是，这种融入只是时间问题。所有制只能反映企业的经济属性，不应该是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划分企业法律形态的标准应当是企业产权组合的方式。就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协调而言，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需要明确《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和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次关系，外商投资企业的法律责任、资本制度、组织结构、分配制度必须适用《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外商投资企业法是我国统一的企业法律制度的补充，是外资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主要内容是准入领域、批准程序、股权比例、保护措施、优惠待遇等。另外，我国将外商投资企业立法分割为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也缺乏逻辑上的合理性，在国际上也很少有先例。中外合资企业法、中外合作企业法、外商独资企业法的法律规则许多是相同的，分别立法会造成大量的重复，人为的切割会造成法理上的冲突。

其次是企业法律形态的统一，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分别融入公司、合伙、个人独资企业这三种企业法律形态。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只是说明企业的资本来源，不能用来表述企业的法律形态。但我国长期来将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外商独资企业视为一种企业的法律形态，在工商登记中也是独立的企业类型。笔者认为，现有中外合资企业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应由《公司法》管辖。中外合作企业则应当区别对待：股权型合营和契约型合营的标准在于合营企业有无注册资本，合作经营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公司；没有注册资本的中外合作企业就是合伙企业。我国原《合伙法》只承认自然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不承认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企业。根据修改后的《合伙法》第2条规定，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可以是自然人，也可以是法人。所以，将无论是自然人还是法人作为合伙人的中外合作企业纳入合伙法的管辖，已经没有任何法律障碍。否则，就会得出一个荒唐的结论：我国的《合伙法》只能管辖境内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不能管辖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和法人成立的合伙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合伙，还可以是个人独资企业。一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作为投资主体的外商独资企业，就是个人独资企业。根据我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的规定，个人独资企业是一个自然人投资设立并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企业，但又规定不适用于外商独资企业。作为个人独资企业投资主体的自然人，在法律上并没有国籍的限制。而现在却存在这样一种不公平的情况：我国的自然人单独成立的企业只能是个人独资企业，业主须承担连带责任；境外和外国的自然人在我国的单独成立的企业可以是外商独资企业，法律上将其纳入有限责任公司，投资者只承担有限责任。数个境外或国外的自然人或法人成立的外商独资企业如有注册资本，就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如果没有注册资本，就是合伙企业。根据2006年以后开始实施的《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外商投资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将分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两种企业类型，这是我国企业法律制度的重大进步，表明我国管理部门正在努力实现内、外资企业法律制度的统一。但是，该《规定》又规定，公司登记机构在“有限责任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中外合作”、“外商合资”、“外国法人独资”、“外国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外国自然人独资”、“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台港澳与境内合作”、“台港澳合资”、“台港澳法人独资”、“台港澳非法人经济组织独资”、“台港澳自然人独资”等字样，在“股份有限公司”后相应加注“中外合资，未上市”、“中外合资，上市”、“外商合资，未上市”、“外商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未上市”、“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台港澳合资，未上市”、“台港澳合资，上市”等字样。另外还可以加注“外资比例低于25%”、“A股并购”、“A股并购25%或以上”等字样。这一规定的不足是其仍然排除了外商投资企业作为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的可能性，所有的外商投资企业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是和统一的《公司法》、《合伙法》《个人独资企业法》构成的企业法律体系和立法宗旨相悖的。据路透社报道，我国政府计划推出新法规，允许外国公司或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⑤我国的立法实践已经表明，统一内、外资企业立法是完全可能的。自1994年来，我国已经颁布了许多统一适用于内、外资企业的法律，如《票据法》、《对外贸易法》、《劳动法》、《担保法》、《保险法》、《合同法》、《仲裁法》、《企业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等。

三、统一企业法制下中外合资企业的特殊规则

企业法制的统一并不意味着抹去所有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之间的差异。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证法制统一的前提下，保留中外合资企业的某些特殊规定。

首先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股权转让的特殊性。股份的可转让性是公司制度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公司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股份有限公司是典型的资合公司，其以公司的资本为信用基础，股东的人身关系比较松散，所以，在股份有限公司中股份转让几乎没有任何限制。在有限责任公司中，虽然股份的转让通常会有一些限制，通常表现为需要拥有半数股份以上股东的同意和原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但是，公司内部股东之间转让股份是没有限制的，而且，当股东向原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份时，原股东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自己受让股份，要么同意这样的转让。所以，即便在有限责任公司里，股份依然具有可转让性。我国现行法律对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没有特殊的规定，对中外合资经营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则有严格限制，除了其他合营方的优先购买权外，合营一方转让股份，必须取得其他合营方的同意。笔者认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应当适用《公司法》、《证券法》的一般规定，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具有更加明显的人合性，其关于股权转让的特别限制是合理的。人合公司是指以个人信用为基础的公司。凡公司之经济活动，着重在股东个人条件者，为人合公司。此种公司，其信用基础在人——股东，公司是否能获得债权人之信用，不在公司财产之多少，需视股东个人信用如何而定。人合公司有以下特点：（1）合伙性明显，无限公司本质上很像合伙；（2）股东地位转移困难，因为人合公司注重股东的个人条件；（3）企业经营和企业所有合一，在人合公司中，企业的所有人就是企业经营人，即股东都可以参与公司的经营。笔者同时认为，外商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在股权转让上的特别限制并没有否定股权的可转让性，因为合营各方之间的相互转让还是自由的，合营一方经其他合营方同意向第三人转让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

篇14

2014年年报显示，楚天高速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证券代码：600035）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入伙武汉天风睿信资本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并作为投资人，将认购并购基金1.5亿元作为“持有至到期投资”进行会计处理，由此引来争议。那么楚天高速会计处理是否妥当，本一探析。

法律底线

据楚天高速《关于全资子公司参与设立并购基金（有限合伙）的公告》，合伙期限为 3 年，占基金认缴出资总额的 30%。通过收购目标企业股份或其他投资方式，获得目标企业的股权，然后对目标企业进行整合、重组及运营，待企业经营改善之后，通过上市、转售等方式出售其所持股份而退出，并购基金存续期为3年，收益分配按单个项目出资额年化单利9%计算。

所以，楚天高速公司管理层认为，并购基金的到期日是固定的，回收金额9%的收益率是可确定的，将其划归为“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

但是，合伙企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合伙人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每一个合伙人无论出资多少、以何种方式出资，都有参加利润分配的权利，也有亏损分担的义务。为防止显失公平，《合伙企业法》约定合伙企业的利润分配、亏损分担设定了一个基本界限，即合伙协议不得约定将全部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殊不知，投资基金是一种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集合投资。虽然楚天高速《合伙协议》只规定了利益共享的分配方式，但市场风云变幻，月有阴晴圆缺，无论其合伙协议如何约定，即使楚天高速《合伙协议》没有说明亏损的承担方式，但必须遵守法律的底线，不得将利润分配给部分合伙人或者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

如何核算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资产》，企业可以根据管理者的意图将金融资产划归为交易性金融资产（企业以挣取差价为目的从二级市场购入的股票、债券、基金）、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企业从二级市场上购入的债券投资、股票投资、基金投资）、持有至到期投资（企业持有的、在活跃市场上有公开报价的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

楚天高速认购的并购基金，一般是专注于对目标企业进行并购的基金，其投资手法是通过收购目标企业股权，获得对目标企业的控制权，然后对其进行一定的重组改造，持有一定时期后再出售。

而持有至到期投资，是指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且企业有明确意图和能力持有至到期的非衍生金融资产。通常情况下，包括企业持有的、在活跃市场上有公开报价的国债、企业债券、金融债券等。主要特征是：到期日固定、回收金额固定或可确定。

并购基金不属于债券性质，并存在亏损风险，虽然有固定的到期日，但固定回收金额具有不可预见性，并且根据《合伙企业法》，若一旦投资失败，不得由部分合伙人承担全部亏损，所以无论从法律的角度还是从会计的角度，将并购基金划归于持有至到期投资核算有点片面或者不谨慎，而且根据金融资产的特征以及并购基金风险的不可预见性，也不宜将其归属于交易性金融资产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进行会计核算。

参照修改后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和《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长期股权投资与金融资产的区别主要在于：①持有的期限不同，长期股权投资着眼于长期；②目的不同，长期股权投资着眼于控制或重大影响，金融资产着眼于出售获利。

结合以上分析，并购基金划归为长期股权投资较合理，并且行业中已有先例，例如爱尔眼科（证券代码：300015）参与设立北京华泰瑞联并购基金，以及三泰控股（证券代码：002312 ）参与设立联合股权并购投资基金，均将并购基金作为长期股权投资核算。

案例解析

为加快公司战略转型进度，充分发挥投资平台作用，2012年1月1日甲公司决定使用自有资金 540万元人民币参与设立乙联合股权并购投资基金公司，占出资总额的 40%，重点投资互联网金融、社区金融；科技、媒体和通信；医疗服务及医药、能源、燃气、环保等行业，并将优先与本基金的出资人等相关产业龙头合作，通过并购重组方式推动出资人产业整合与升级，分享企业成长价值。甲公司作为投资人，可以从中分享投资回报，增强公司盈利能力，为全体股东创造更大利益。

甲公司2012年至2014年发生下列与基金投资有关的经济业务：

（1）2012年1月1日甲公司使用自有资金540万元人民币，参与设立乙联合股权并购投资基金公司，占出资总额的 40%，投资时乙公司可辨认净资产的公允价值为1500万元。

（2）2012年12月31日乙公司实现净利润600万元。

（3）2013年1月1日乙公司宣告分红400万元。

（4）2013年1月5日甲公司收到现金红利。

（5）2013年12月31日乙公司实现净利润1200万元。

（6）2014年12月31日乙公司亏损2500万元。

解析：

（1）2012年1月1日

借：长期股权投资600

贷：银行存款540

营业外收入60

（2）2012年12月31日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240

贷：投资收益240

（3）2013年1月5日

借：应收股利160

贷：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160

（4）2013年1月5日

借：银行存款160

贷：应收股利160

（5）2013年12月31日

借：长期股权投资―损益调整480

贷：投资收益480

（6）2014年12月31日

借：投资收益 1000

贷：长期股权投资D损益调整1000（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冲抵上限）

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600+240-160+480=1160（万元）

注意：尤其需关注被投资方亏损时投资方冲抵科目的顺序及将来被投资方盈余时科目的反调顺序。

被投资方亏损时一般会计分录

借：投资收益

贷：长期股权投资D 损益调整（以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为冲抵上限）

长期应收款（如果投资方拥有被投资方的长期债权超 文/刘刚 曹志鹏 额亏损应视为此债权的减值，冲抵长期应收款）

预计负债（如果投资方对被投资方的亏损承担连带责 任的，需将超额亏损列入预计负债，如果投资方无连带责 任，则应将超额亏损列入备查簿）

将来被投资方实现盈余时，先冲备查簿中的亏损额，再作如下反调分录：

借：预计负债（先冲当初列入的预计负债）

长期应收款（再恢复当初冲减的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DD损益调整（最后再恢复长期股权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