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的博弈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理性与感性的博弈，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微软在经过了近3个多月的努力后，终于决定放弃收购雅虎。从整个收购的过程看，微软始终在以理性的态度来对待收购，与微软理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雅虎总是以一种莫名的情感伴随着全部的收购过程。

首先雅虎为了拒绝微软的收购，采取了与竞争对手Google联合的方式。按照微软CEO鲍尔默给雅虎CEO杨致远的信中提及的欲将关键字搜索付费业务外包给Google是微软最终决定放弃收购雅虎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一直走下坡路的雅虎，为了与Google竞争在线广告市场，于去年推出了一再延期的巴拿马新版搜索广告系统（Panama），但其运行的效果并不理想。此番欲将自己的搜索广告外包给Google（雅虎已经进行为期一个星期的测试，试用Google的搜索广告系统。在测试期结束之后，有多家媒体报道说，测试效果良好，雅虎已经基本上决定将搜索广告外包给Google的AdWords系统）。

如果雅虎最终决定将自己的搜索广告外包给Google的话，其苦心准备的借以挑战Google的巴拿马新版搜索广告系统将有可能被淡化，甚至被完全放弃，从这个角度看，Google可谓是一箭双雕，面上帮助了雅虎，落个好人，同时又灭掉了雅虎的核心竞争力，将在线广告市场的主动权将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也许短期内，雅虎会借助这种与Google的合作获取一定的收益增长，但从长期的战略角度看，这将大大削弱雅虎的创新能力，要知道，雅虎之所以有今日日薄西山的窘况，与其创新的乏力有很大的关系。

此外，一山不容二虎的简单道理，想来杨致远应该深知肚名吧。其实明摆着，从微软发起收购雅虎的那天起，Google就一直是反对此交易的热衷者，暂时帮助一下雅虎，是为了阻止微软并购雅虎直接威胁到自己一手遮天的互联网业务，但一旦目的达到，Google为了自己的商业利益，肯定会在适当的时候（即雅虎已经完全失去了创新能力之时），抛弃雅虎。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雅虎淡出互联网的日子就真的不远了。到那时，恐怕就没有微软这样的企业以如此高的价格来为雅虎埋单了。

再来看看微软，从开始发起收购之日起，众多的分析师和媒体就一再鼓吹微软收购雅虎对于微软进军互联网业务的重要意义，甚至一再预测微软会提高报价来达到最终收购雅虎的目的。微软的确这么做了，但关键的时刻，微软还是保持了理性，就在雅虎最后提出提高收购价的时刻，微软断然终止了这项交易。将近500亿美元的价格，即使对于微软这样的企业也不是个小的数目，一旦投入进去，何时能够回本很难预测（因为从雅虎最新的财报看，其第一季度净利润仅为5.422亿美元）。经过这3个多月的时间，雅虎其实并未表现出对这起交易的诚意，甚至不惜采用把自己出卖给竞争对手Google的类似于自残的方式来拒绝微软的并购，所谓强扭的瓜不甜，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出了大价钱（新建议溢价达到了70%）并购雅虎，雅虎也不会采取合作的态度，这无疑会加大微软整合雅虎的难度。

篇2

关键词：四旋翼飞行器；升力波动；控制器；卡尔曼滤波器

中图分类号：TP3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3044（2015）34-0207-02

Abstract： A series of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and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the rotor speed can be obtained by the addition of a series of high frequency components and the frequency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ur rotor aircraft. In this paper， the dynamic model of four rotor aircraft is establishe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high frequency and the disturbance of the angular velocity of the aircraft is established. The Kaman filter of the colored noise is introduced into the angle velocity feedback loop to achieve the purpose of reducing the influence of the disturbance of the speed.

Key words： four rotor aircraft； lift fluctuation； controller； Calman filter

四旋翼飞行器是通过借助均匀布置在机体周边的四个旋翼代替常规直升机主旋翼的一类飞行器，四个旋翼不仅能为直升机提供升力，而且还能控制直升机的姿态变化，兼具机动灵活与结构简单的特点。然而，在飞行器运行过程中，时常会出现升力波动的干扰情况，从而影响其正常的运作。因此，本文将着重对四旋翼飞行器中升力波动的干扰情况和抑制方法展开研究。

1 四旋翼飞行器升力分析

四旋翼飞行器在保持较低飞行速度时，通常认为机体产生的升力和旋翼转速的平方成正比例关系，也就是在某一特定的转速下，旋翼将会产生恒定的升力。但在实际情况中，旋翼所产生的升力除了受这一基值影响外，还会受某些高频分量的影响，升力产生过程中的此类高频分量便为升力波动，此类分量将会扰动四旋翼飞行器的控制，从而降低飞行器的控制品质。虽然四旋翼飞行器独特的结构配置特性能够确保其在振动过程中不会失稳，但由于高频振荡信号的扰动，使得飞行器的姿态信息与输出信号发生剧烈变化[1]。此外，由于一般四旋翼飞行器执行器的频带有限，很难对高频控制信号进行跟踪，导致控制信号所携带的高频变化量失去了实际意义，加之此过程中，执行器的频繁加速增加了飞行器本身的能耗，使得机械与电气环节的损耗急剧上升。

2 四旋翼飞行器建模及扰动分析

2.1模型建立

建立四旋翼飞行器的动力学模型时，通常把其视为具有6个自由度的刚体，将地面坐标系与机体坐标系分别设置为E和B，并作为机体动力学模型建立的参考基准，其中[R]（[η]）[∈][R3×3]是对E与B之间转换关系的方向余弦矩阵，[η]=[[φ]，[θ]，[ψ]]T，表示四旋翼飞行器机体坐标系B向其地面坐标系E转化的3个独立角参量2.2升力波动对飞行器的影响

通常，机体升力Fi和转速fi的平方成正比，但由于旋翼在某一转速下，所产生的升力并不是常值，而是在基值基础上附加了频率特性与高频分量获得的，故高频肥量将会对飞行器产生扰动，具体分析如下：

将旋翼在恒定转速下所产生的升力等效于：

其中，Fi1=kifi2，[Aki]与[φki]则分别对应飞行器旋翼第k次谐波的幅值和相角，故结合公式2与公式9则可得四旋翼飞行器在运行过程中的总升力F，即公式10，由此可知，升力波动的对飞行器的影响随着飞行器总升力的增加而愈加明显[2]。

3 控制器的改进

为了抑制扰动力对控制器的影响，可在反馈环节当中加入滤波器，此滤波器不仅应具有良好的实时性，而且还应具有较小的计算量，因此，结合四旋翼飞行器自身的硬件特点，选取卡尔曼滤波器对升力的干扰进行抑制。卡尔曼滤波器的应用前提是系统能够等价转化为某一随机的离线系统，但由于受到有色噪声序列的影响，并不能对卡尔曼滤波器进行直接应用，通常需要借助测量信息扩增的办法实现有色噪声的白噪声化[3]。在对滤波器的有色噪声进行白噪声化后，建立起随机的线性离散系统，在系统当中，执行器主要由电子调速器以及三相直流无刷电机共同组成。调速器主要通过滤波器的CAN口与主控芯片之间进行数据交换，而在接受调速指令的同时，也将四旋翼飞行器的运行状态以及转速等相关信息进行反馈，从而实时获取电机转速，并以此为依据计算出当前所产生的升力，并获取卡尔曼滤波器的角速度，而后，对角速度的协方差矩阵进行描述。通过将状态转移矩阵F在单位矩阵I中进行简化，进而获得最优的卡尔曼增益以及四旋翼飞行器最终的状态与协方差估计值。此后，通过组建卡尔曼递推方程，便可得到消除扰动力矩对升力进行干扰的角速度，将此时所对应的欧拉角变化率带入到四旋翼飞行器的PID控制器当中，即可实现对升力扰动的抑制工作。

4 实验结果及分析

四旋翼飞行器原型机的硬件结构如图2所示。首先，对单一旋翼在某一工作转速条件下所产生的升力曲线以及悬停状态下的角速度进行测试，从而验证飞行器升力波动的特性及其对四旋翼飞行器角速度的影响。而后，启动原型机并对其原有的PID双闭环控制器当中的控制量以及改进后PID双闭环控制器的控制量进行对比分析，从而验证升力扰动的抑制效果[4]。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引入卡尔曼滤波器并对其中的有色噪声进行消除能够较好地实现对四旋翼飞行器中升力波动干扰的抑制。

参考文献：

[1]李秀英，刘彦博.基于PWM的四旋翼飞行器控制方法[J].吉林大学学报（信息科学版），2011，5（13）：464-472.

[2]张广昱，袁昌盛.基于自抗扰理论的小型四旋翼飞行器姿态控制[J].航空工程进展，2014，3（26）：338-342.

篇3

在任何国家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与完善总是与之如影伴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专家特别是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法典化国家地位引人瞩目，他们精于法理擅长逻辑，对于推进法治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素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的法律专家开始并不那么依顺于民意了。一方面，法律专家用法律的理性来搭建法律体系，用法言法语解构社会问题，与民众以朴素的道德及价值观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法律专家垄断了法律知识，进而掌握话语权威，产生知识权力统治，由此产生法律知识场域精英统治，并想籍此启蒙或改造民意。

然而，民众对法律发出的声音却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实土壤。因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应为民众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进程中，民众的参与也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专业化但又离不开民主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英美法系的陪审团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众的常识来纠正法律职业者的某些偏执。再次，民众的思维存在一定惯性，这种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运用法律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足够的信心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这种信心被专家话语权威过份的压制而不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或启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偏执。

应当说，在过去的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我们的法律及法律人过份迁就民意，以民众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场域的局面逐渐改变,专家话语在这一场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专家过份看轻民意的趋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对象。然而，民众声音并不甘于如此轻易退出，在法律场域与专家话语进行一场博弈便在所难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众与法律专家就刘涌案产生这么广泛持久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这场博弈的副产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篇4

“如何对制度进行思考”这个题目在这里的意思，是想试着评价和估计一下，在制度这个问题上，信息化有多大潜力可以有自己独立的基础理论立场。或者说，信息化对制度创新的影响，到底建立在“为体”还是“为用”的限度上。

将文献一路读下去，发现关于制度的各学科理论，其前沿―如演进经济学、演进制度经济学、行为经济学制度理论、演进博弈学习理论、认知逻辑理论―都正在指向同一个方向：生命演化。而我恰恰认为“信息化是生命化”。制度理论与信息化结论一旦在内核中相逢，将触发信息化理论的飞跃，引导人们在“信息化为体”的意义上谈制度；而不再像以往那样，把信息化仅仅当作制度的附庸。

如果这一判断成立，将意味着信息化不光促进传统制度的改进和完善，它还内在地要求产生新的制度，以及更重要的―产生新的制度逻辑。制度逻辑的改变，就是本文要探讨的问题。

由信息化理念引伸出

信息化的制度理念

用“生命化”来解释信息化，在于将信息化理解为与“机械化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相辅相成的“有机化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前者主要推动分工专业化，后者主要推动协调有机化。通过协调有机化，进一步带动分工专业化；通过分工专业化，进一步促进协调有机化。

“生命化”主要指通过信息的编码解码与传播（即DNA机理）导致系统自组织、自协调地自发演进的过程，DNA机制就是其生物表现。信息化的本质在于，将生命机制，从生物个体水平上的生命扩展到社会组织水平上的“生命”。从生命化的理念看，国民经济、社会与文化的信息化过程，是社会组织的有机化过程；它主要作用是克服工业化造成的社会机体不和谐问题。所有信息化工程，本质上都是社会仿生工程，都是给传统工业化形成的机械组织，注入DNA机制，使其活化的过程。比如说企业信息化，就是指“搞活”企业的意思。生命化，这是我们讨论制度问题的原点。

如果承认信息化就是生命化，相应的信息化制度理念，必然是认为制度也是可以生命化的。意思是说，制度也是可以活化的（既然可以搞活企业，也可以搞活制度，如：与时俱进，随需应变，自我完善，创新发展，诸如此类）。这是信息化制度问题上，基础理论级的第一个“大胆假设”。

这个大胆假设的本质是什么呢？本质在于它是一个扬弃制度完备理性的命题。因此它是对传统工业化的理论叛逆。我们现在看到的制度经济学，按照其内在倾向，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肯定完备理性的，论证制度通过体现完备理性的正式形式（如契约、组织、产权、法规等等），可以降低甚至消除交易费用（协调成本），试图用新古典主义“消化”制度经济学；另一类是扬弃完备理性的，在有限理性和认知模式基础上，研究制度与交易费用（协调成本）的关系。其中走得最远的，就是与新古典主义渐行渐远的演进的观点，特别是与理性化相对峙的生命化的观点。汪丁丁、韦森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人物。我希望搞信息化理论的人，多注意从他们的观点中获得启发。因为我认为他们的路子，从信息化的角度看，比较“正点”。

信息化的制度逻辑：信息是重要的

信息化在影响到这一或那一制度安排之前，首先改变了制度的逻辑。以往的逻辑，关心的是最佳制度安排，即最理性的制度，缺点是一旦形成，就难以改变；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因为从理念上就不认同绝对理性，所以它应当关心的是“与时俱进”本身，把制度理解为一个创新过程，而不是一个结果，这样才能逼近信息在其中起关键作用的真实世界。

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结构：“活的制度”如何可能？

一旦不再把完备理性当作制度逻辑的中心，制度问题在元逻辑层面就将变成一个知识论的问题。在信息化学者发现这一点之前，汪丁丁首先洞察到这一点。正是经由汪丁丁，我们才发现康德思想中有一种认知和演进的因素，可以在制度逻辑理论创新中，为我所用。

康德理论对制度逻辑的启发，在于他第一次将逻辑学与认识论相结合，对理性进行认知考察这一点上。而令我最感兴趣的，是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图式说。这一思路，正是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核心。它解决了两个关键问题：当完备理性并不“真实”存在时，制度的普遍性如何保障；当感性上升为理性后，如何保持制度在选择和创新方面的灵活性。对制度来说，这意味着，当制度从现代性的绝对理性僵化状态，向信息化的活化状态转型时，“活的制度”如何可能的问题。

按照元逻辑推论，信息化的制度逻辑在于：第一，制度是面向现象的；第二，制度是演进的；第三，制度是创新的。当然，把制度的范式基础只追溯到康德，悬置了理性本身，没有做到从启蒙运动的源头上反思现代性的局限。这方面施特劳斯和伯林的理念更深入一些。我以前提出“自由先于权利”的观点，也旨在超越现代主义的制度观，突显信息化制度元逻辑的价值取向所在。

信息是重要的

众所周知，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口号是“制度是重要的”。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另一具现代性图腾。如果这里的“制度”，最终要回归新古典主义的完备理性假设上来，在信息化语境中，我认为“重要”的，就将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制度，而是不断生成和演进的信息。对于制度来说，信息才是重要的。

1、制度是认知的结果，是信息的流动与积淀过程。行为经济学的认知模式不光反映微观行为结构，而且反映宏观制度结构。制度构造本身就是一个心智模式。在这一模式中，制度随时要从当下的情境中获得信息，同时要将这一信息同存储于系统框架（FRAME，相当于康德的图式）中的以往编码信息进行比对，以此方式进行评估，做出应对之策。信息化制度与工业化制度的不同在于，资源外部性越强（信息和知识程度越高）、环境越不确定，系统复杂程度越高，工业化的决策效能越低，而信息化的决策效能越高。以相对较低的决策成本，做出较多的正确决策，是信息化制度的主要优点。

2、制度是习得的结果，是惯习和文化选择的过程。从制度经济学的演进观点来看，制度是惯习和文化积累的结果，制度无法移植，就在于惯习和文化无法移植。信息化制度是学习型制度，在学习中与时俱进，不断演化。因此，信息化制度不光是对制度进行改革，而是把改革本身当作制度。

篇5

在任何国家的法治化建设进程中，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出现与完善总是与之如影伴随。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法律专家特别是在以演绎推理为基础的法典化国家地位引人瞩目，他们精于法理擅长逻辑，对于推进法治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曾几何时，我们发现素以民众的代言人身份的法律专家开始并不那么依顺于民意了。一方面，法律专家用法律的理性来搭建法律体系，用法言法语解构社会问题，与民众以朴素的道德及价值观出现隔膜；另一方面，法律专家垄断了法律知识，进而掌握话语权威，产生知识权力统治，由此产生法律知识场域精英统治，并想籍此启蒙或改造民意。

然而，民众对法律发出的声音却有其自身存在的厚实土壤。因为民众是社会的主体，法律应为民众而生存。其次，在法治的进程中，民众的参与也是推进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司法需要的精英化、专业化但又离不开民主化、大众化，在笔者看来，英美法系的陪审团重要功能之一就是用民众的常识来纠正法律职业者的某些偏执。再次，民众的思维存在一定惯性，这种惯性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最后，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民众对于运用法律来掌握自己的命运有足够的信心并渴望参与其中，如果这种信心被专家话语权威过份的压制而不是一种有益的疏导或启蒙的话，很容易形成一种偏执。

应当说，在过去的法制不健全的岁月里，我们的法律及法律人过份迁就民意，以民众的感性取代法律人的理性的事件居多，民意成了法律的睛雨表。但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民意控制法律场域的局面逐渐改变, 专家话语在这一场域取得了主导地位。但同时，也出现一些专家过份看轻民意的趋向，民意成了嘲笑的对象。然而，民众声音并不甘于如此轻易退出，在法律场域与专家话语进行一场博弈便在所难免。在这种特殊背景下，就不难理解民众与法律专家就刘涌案产生这么广泛持久的对话与争论。作为这场博弈的副产品，便是最高人民法院史无前例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

在笔者看来，这场博弈是非常有益于我们法治化进程。只要参与博弈的人以一种平心静气的态度参加，其结果必将是双赢的。一方面，民众将对实质正义和程序正义关系有所认识，将更加理性地看待死刑的问题。另一方面，民众的知情权得以更广泛的尊重，一度为法律专家热衷的专家论证意见书的公正性也得到理性的反思。

民众声音与专家话语在推进法治化进程中的都不可缺失，尽管从整体考虑两者是辨正统一关系，然而在相当多的问题上两者的又时常处于一种紧张的状态。因此，在可预见的将来两者之间的博弈不会减少，法律将在这种博弈中寻求发展，由此看来，法律不仅是不同阶层、利益集团之间博弈的产物，也是掌握知识不同的民众与法律人之间博弈的产物。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341000

篇6

对于人类理性的探究，自古希腊开始就是思想家们的哲学命题。在笛卡儿、斯宾诺莎的笔下，理性是人们认识事物的一种逻辑推演和哲学方法论。可以说，凡具有正常思维的人，都具有理性判断和推理的能力，都是依靠理性来决策。消费者行为学的研究成果也证明，尽管感性和理性都在消费者决策中起着交替作用，但越是具有理性知识的人，就越能够作出正确决策。对企业来讲，正确认识市场的理性本质，深刻理解顾客的消费心理与购买决策，才是赢得市场竞争的关键。

改革开放以来的较长时期，中国企业的发展依靠的是短缺经济所带来的大量市场机会，经济迅猛发展，需求快速膨胀，但顾客心理不成熟，消费决策多盲目，这些都给企业增添了众多商机。很多企业的成功，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市场环境与消费土壤。与此同时，中国市场还涌现了一支营销策划队伍，只是人们误把营销策划当成忽悠顾客的把戏，因此，“点子大王”、“策划大师”的称谓都多含贬义。实际上，无论出点子、搞策划，还是概念创意、挖掘卖点，他们都是在借助自己的理性战胜市场的盲目，利用自己的知识击破顾客的寡陋。成功的企划人在于潜心市场，敢为人先，既是实践主义、“机会”主义，也是理性主义的胜利者。“点子大王”之所以受到追捧，就在于他们是教育落后、知识匮乏、市场乱象、消费盲目的特殊环境下市场的先知先觉者。任何时代，物质的丰富、精神的充盈、人性的完善，都得益于社会的进步、理性的高扬，企业只有具备比市场更高的理性，比顾客更新的思维，比竞争对手更有效的方法，才可能把握竞争的主动权。不能洞彻市场本质、浸润理性精神，就很难从根本上超越对手、超越自我而赢得成功，无论个人还是企业，大抵如此。

市场的成功策划，营销的种种奇迹，实际上都来自于企业对宏观趋势的准确判断和微观环境的细心体察，也反映了企业对顾客的深刻理解，对竞争对手的认真研究。当你的所谓大创意开始失算，当顾客对你的精心策划无动于衷，这说明市场开始成熟了，顾客变得更理性，买家变得更聪明。很多人会把营销的失灵归咎于激烈的竞争，在产品与服务高度同质化的当今，竞争的确不可小觑。不过，同样是面对竞争，不同的企业却有不同的结果，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企业如何以自己的理性来应对市场的理性。当今，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在不断影响企业的战略决策，实际上，企业的竞争也是如何与顾客、与竞争对手进行博弈的动态过程。要想在博弈中取胜，企业的确需要掌握诸多知识与技能，从这一意义上说，营销决策的科学性只会随着市场的成熟而越来越高。另一方面，无论理论模型多么完美，营销思想如何闪光，创意策划如何洞彻幽微，都终究要靠与顾客的沟通来达成交易。因此，营销又的确是一门心灵的艺术、方法的艺术、语言的艺术，包括市场中那些奇思妙想，其高深其浅显，其大雅其大俗，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实际上，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区域市场的多元化，消费者心理的成熟度及其购买决策的差异化，都为企业创造了更多的营销机会。对企业来讲，识别不同顾客群，提供不同的产品和服务，只是企业常规的营销策略。真正考验企业的则是，不仅市场越来越成熟，而且通胀或将成为经济生活的长期主题，当消费者越来越捂紧自己的口袋，既要求商家降价又要强调品质，既苛求服务又不忘权益，这便是市场理性的复苏，顾客价值的革命，从而也要求企业必须回归营销的本质来思考问题。

对企业来讲，面对趋低消费现象，营销传播精准到位，产品创新组合，渠道促销有方，价格经济实惠，这些都是企业应对通胀、赢得顾客的权宜之计，是短期有效的战术方略。而企业更应该郑重思考的是，面对越来越理性的市场，特别是随着80后、90后逐渐成为消费主力，传统的以受教育程度、城乡差别、薪酬高低、年龄结构等作为划分标准的营销思维将从根本上受到挑战，企业又当如何应对？回归哲学理性吧，正像苏格拉底那句箴言：“认识你自己！”对企业来讲，既要认识自己，又要认识市场，不能正确认识自己就会迷失发展方向，不能正确认识市场就会丧失竞争动力。所以，企业应该提高到长期战略的高度来应对理性市场，创新顾客价值。

篇7

在全球一体化的大局中，中西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参与者。西方国家凭借其发达的生产力、先进的科学技术、民主政治制度和强大的国际战略力量不遗余力地向全球推广自己文化，以文化博弈作为国家博弈的重要手段，妄图将其价值观、生活方式在全世界铺开，成为整个世界的文化代表和前进方向，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自身经济政治利益，进一步巩固和强化自身的世界文化霸主地位。与西方文化的征服性相比，我国文化有其自身的鲜明特色。在我国文化中，儒学一直居于主导地位，对我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我国文化以儒家的思想观、道德观和哲学观为基础，是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的、自然的、感性的文化观。我国文化的包容性、顺从性和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特点使得它不会对外形成文化侵略和扩张，不强加给别人自己的价值观、道德观。两种文化由于其迥然相异的特点，在国际接触中，为了维护各自的独立性，增强各自的实力，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竞争。

2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的不足

2.1盲目追求西方文化我国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开放的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它在不断地扬弃自身的同时，又以宽广的胸怀，吸收、接纳外来文化。改革开放后，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对西方价值的重新发现，赢得了当代青年的认可和追随，使其迅速占据了主流文化的地位。使得相当一部分青年盲目跟从，不考虑中西方的历史文化差异，对西方的各种带有政治色彩的文化宣传不加鉴别，全盘接受。

2.2文化价值观念流失文化的重要价值即在于能够形成高度的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一直以来，我国文化以其历史悠久和博大精深被世界所关注，但是在我国，文化博弈中，很多人抛弃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观，造成了民族文化萎缩，传统价值观念缺失，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下降，形成了文化价值的真空地带，不利于我国文化的发展。

2.3缺乏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文化的发展事实上能够给社会带来生产力和军事能力的大幅度增长，使国家的综合国力得到加强，有助于实现民富国强的目标，使社会各阶级不同程度地受益。而在全球主义的地球经济时代，我们的文化里面对技术、经济、创新都没有太重视。

3当代我国文化博弈策略

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我国文化是一种包容的，柔性的文化，有着天然的文化优势。为此，应从以下几点来发挥我们的博弈优势。

3.1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在全球化的历史大环境中，各国不断受到来自他国多元文化价值的冲击，要想在全球文化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我们国家必须充分认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首先，政府对文化发展应尽力减少政治的控制力，鼓励各种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观念的大众文化的发展，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同时，政府要支持外国文化在我国的发展，开展多渠道多形式多层次对外文化交流，并取其精华为中华文化所用，促进中外文化的交融，为我国文化进入国际市场打好基础。

3.2充分发挥道德优势西方道德是在基督教传统上发展起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最终目的是达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与西方文化利己虚伪性相比，我国儒家文化更具有道德上的优势。为此，我们应该充分发挥我国文华的自身道德优势，形成我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系，加快推动当代我国文化走向世界，增强中华文化影响力，全面占领文化发展的制高点，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共鸣。

3.3科学的传承和创新我国传统文化传统文化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并保留在现实生活中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文化。在西方文化逐渐入侵国人思想文化的趋势下，每个人都要认真学习并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保证优良传统的世代相传。对待传统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批判继承，古为今用。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传承，关键在创新。传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轮子。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应该在继承的基础上用科学的精神发展创新，在发展的过程中继承，不断推陈出新，革故鼎新，推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新文化，提高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

3.4理性对待外来文化在全球博弈的今天，使各方利益实现最大化的策略是相互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以补自身文化之短，从而实现共同利益的最大化。应该认识到外国虽然幅员广阔，人口众多，文化悠久，资源丰富，有的先进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指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保证等方面的优势，但与美国和欧盟相比，我们在许多方面仍处劣势。针对外来文化，首先应以包容开放理性的态度分析出各文化的优劣，充分吸收各文化的先进因素，补己之短，克服自身劣势。参与博弈的全球各大文明作为理性的选择者，被动地全盘吸收或主动地全盘反对其他文化是不符合自己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对于各民族文化而言，不论是对内部的传统文化的继承，还是对外部的外来文化的吸收，如果只被动接受，不寻求主动创新，无论这个文化曾经多么强大，最终都会走向消亡。为此，必须在合理吸收借鉴优秀外来文化的基础上，不断创新，尽快建立起符合自然道德根本规律、符合我国自身发展需要的文化结构，充分发挥我国文化的特色，为我们在全球博弈中起到积极作用。

3.5以高新科学技术推动文化快速发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中，科技对文化的快速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来文化创新的最重要的推力，最基本的阵地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发展的最有利的突破口则在科学技术的发展。只有加快推进文化和科技的融合，提高文化企业装备水平和文化产品的科技含量，增强文化产品的艺术感染力，培育新的文化业态。才能使中华文化更加繁荣。因此，我国文化必需深化科学信息技术普及和推广应用，充分发挥信息网络在文化建设和加速创新方面的巨大作用，促进传统文化产业改造提升，扩大我国文化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4结语

篇8

关键词：资产评估；议价；模拟；演化学习

中图分类号：F091.348.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8）16－0008－04

1 概述

资产评估是伴随着资产业务(资产购并、重组、租赁、抵押、投保等)而进行的中介性活动，在维护资产权益、促进交易、提供资产现时价值，以及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优化资源配置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欧美评估业发达国家，资产评估业是金融、财务咨询业的一个重要部门。

资产评估的一般性职能是以中介人的角色提供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依据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解释，资产的市场参与人只是被动地接受资产的价格，资产评估师的作用主要限于在市场上寻找这一被接受的价格，而无须研究这一价格的形成过程。随着经济学的演化发展，博弈论打破了传统新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基本假设，解决了互动决策、多市场均衡同步实现的问题，并在博弈理论框架下进一步说明非理人之间的策略互动如何导致了竞争性的价格接受行为。

资产评估一直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研究的理论基础，本文试应用博弈论相关知识对资产评估过程进行的模拟分析，旨在对资产评估过程有更深刻的认识，并为资产评估理论研究探寻一条新的研究路径。

2 资产评估的模拟性与模拟模型选择

按照Ratcliff提出的理论，资产评估师应复制买卖方的决策过程，进行相应的市场模拟，并在该框架下选择评估方法。Orion机构（2002）指出，评估资产价值的目的是形成一种对资产拥有方和使用方来说都公允的价值。资产评估的任务是模拟假想的资产买卖双方，在充分的信息下，达成欲交易资产或资产权利的一致价格。姜楠也指出，资产评估目的是评估人员利用假设条件把被评估资产限定在某种状态下和某种市场环境中得出的“模拟价格”。

综上，资产评估是以第三方中介的角色对资产价格形成过程进行模拟，因此寻求适当的模型来描述这一模拟特征，并且应用这一模型来进一步研究资产评估机理成为评估理论研究的关键。

实际资产双方进行交易时，买卖双方会经历如搜寻、相遇、匹配、谈判、实施等过程。作为中介方，评估师不仅揭示了可能相互匹配的参与人与匹配概率，也模拟了双方交易的关键环节――谈判。资产评估师正是借助其专业职业特性得以节约交易成本，消除双方信息不对称的搜索、匹配、谈判环节。从资源配置的效率来看，资源配置有三种方案：有效配置、双边讨价还价配置和市场均衡配置。三者之间有一个经典的结论：讨价还价均衡和市场均衡可以导出有效配置，并且市场配置是讨价还价配置的特例。可见讨价还价（或称谈判）模型是资产评估有效的模拟工具。由于博弈论中双向叫价拍卖模型可以视为同时出价的讨价还价过程，符合作为第三方中介的资产评估师模拟评估过程的模型特征，所以本文对有限理性资产评估主体模拟过程的描述将应用该模型予以说明。

右图示意了资产评估师模拟环节与交易成本节约渠道。

3 有限理性资产评估主体的演化博弈学习模拟过程

资产评估师的知识、智慧、经验直觉、推理、偏好和价值观直接影响着评估的原则标准和结果，资产评估师需要“再学习”或“次级学习”过程，即学习如何检查自己的学习并进行探索式学习的过程，有人分别称之为适应性学习、重构性学习和过程学习。由于资产竞价过程是在一个具有不确定性和有限理性的空间里进行的，资产交易者之间的策略又是相互影响的，因此，自发演化的竞价策略对应于演化博弈模型的一个演化稳定策略（ESS）。

3.1资产评估主体的有限理性

主流博弈论常把“理性经济人”放在不确定性和存在信息问题（信息不对称或不完备）的经济环境中，虽增强了对经济现实的解释能力和预测能力，但由于其仍然没有考虑到局中人的有限理性使之存在欠缺。

资产评估师由于处于特殊的情境，如信息处理过载、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客户与时间压力等环境约束，给资产评估师的估价决策带来了相当大的难度。另外，资产评估师受到知识、信息、计算等认识能力的限制，以及注意力广度、选择性感知、目标认同等心理因素所限，难于进行复杂的信息加工和概率计算，他们常依赖于一些判断规则或经验性判断策略来简化复杂的决策情景，削减认知努力，说明资产评估师只能是有限理性主体。

3.2 模型建立

在资产评估的谈判模拟中，博弈是随机配对的，可以应用鹰鸽模型进行模拟。下面分析资产评估师基于有限理易人谈判博弈复制动态过程的一般式:

由上，资产评估模拟买卖方形成的演化动态系统的相位图可表述如左图：

3.3 模型解释

从图中不难看出，（1，0）和（0，1）都是这个博弈的进化稳定策略，最终收敛到哪个策略要看系统的初始状态，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A中时，系统将会收敛到（0，1），即卖方群体将会采用不合作的策略，买方群体将会采用合作的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B中时，系统将会收敛到（1，0），即卖方群体将会采用合作的策略，买方群体将会采用不合作的策略；当初始状态落在区域C、D中时系统演化的方向是不确定的，有可能进入A区域而收敛到（0，1），也有可能进入B区域而收敛到（1，0），这反映了市场竞争策略多样性的现实。从上面的分析还可以看到，该系统具有复杂系统的演化特征。 是系统演化特性改变的阈值，当系统的初始状态在这两个值附近时，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将影响到系统演化的最终结果，这是系统对初始条件的敏感性，当系统的初始状态落在A、B中时，系统演化的最终状态是确定的，表现出系统演化的结果对初始条件的依赖性，如稳定状态与谈判的初始位置。若资产谈判一方有充分的信息、持久的耐心或运用冷酷战略，体现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进而形成威胁局势走向的恒心，从而使得谈判局势有利于自身支付的取得，这些条件当然与交易群体的适应性或竞争力有关。

4 结论

从演化过程的推导中，可以预见资产评估师能够发现，资产交易价格向不成交或均分剩余收益的稳定均衡结果发展，资产评估师可以在演化分析中，按照无偏仲裁与协调的原则对资产的剩余收益进行分配。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费希尔和尤里的论断，即客观而又公正的标准之上的论证在真正的谈判中最为有效，也验证了有限理性资产评估主体可以通过适应性学习形成与完全理性评估主体相一致的资产评估结果判断，也验证了资产评估师可以实现公允判定资产市场价值的仲裁性与协调性职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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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罗杰・迈尔森.博弈论矛盾冲突分析[M].于寅，费剑平译.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193-418.

[5]Paul Gallimore. Valuer-Client Relationships: A UK Case Study of Professional Self-Regulation. School of Property & Constru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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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张永鹏，邱沛光.市场操纵过程的进化博弈分析[J].系统工程理论方法应用，2005，（6）：214-216+221.

篇9

关键词：博弈 观念 市场营销 均衡点

博弈在企业生产经营中不仅是一种方法和技巧，而且更是一种思想，一种观念。在企业市场营销活动中引入博弈观念，这对企业市场营销活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它要求企业在经营中应努力寻找决策两极的中点，即平衡点，以更好地指导企业的营销活动。

博弈观念在企业产品整体概念发展中的应用

在市场营销学中，人们将产品看作是包涵核心产品、形体产品和附加利益产品的复合体。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它不仅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而且反映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更反映了企业市场营销观念的转变过程。

在市场产品供不应求时，生产观念是企业的主导营销观念；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决定了他们关注的是能买到产品的最大使用价值，即产品能够给人们带来利益的属性；消费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理性消费，因为他们必须用有限的收入购买到必需的商品，所以产品的物理化学性能是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上部分产品供过于求时，企业生产观念、产品观念以及推销观念共存；消费者收入的增加使他们开始关注产品的包装、品牌、款式等产品的有形部分，消费常有冲动性的特征，并且属于感性与理性消费的混合时期；产品的形体成了企业竞争的焦点。

在市场产品供过于求时，推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左右着企业的营销行为；消费者较高的收入决定了他们不仅要买到适用的产品，而且还要关注心理满足，比如，是否方便购买、方便使用，有无购物之忧，是否物超所值；企业市场竞争的焦点转移到为消费者提供服务项目的“数量”上，关注为顾客提供“更多的”附加利益。

在新世纪，个性消费将成为主流，企业将改变过去“产品是服务载体”的观念为“服务是产品载体”的观念，企业服务先行，产品跟进，因为市场竞争焦点将发展为“企业提供服务的质量”方面。企业关注焦点的变化体现了市场竞争焦点的转移和企业营销博弈点的演变。

博弈观念在企业逆向营销中的应用

逆向营销是指企业打破常规，不按战略到战术的顺序思维决策，而是由战术导出战略的逆序思维决策。这如同我们解几何题的倒推法，实现殊路同归的企业营销目的。在“顺”和“逆”之间，企业存在着营销博弈，“逆”并不违背“顺”的“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

十几年前，我曾经读过一本关于逆向思维的书。书中讲的是，如果在生活和企业经营中多一些逆向思维，那么我们常有一些意外收获。书中的一个例子是说，人们在吃药时，常苦于木瓶塞难以开启。但却很少有人想到“既然取不出，索性将它塞进去，药片同样可以倒出”！当然，今天的药品生产者早已解决了这样的产品包装问题，但这种解决问题的思路却让我至今难忘，茅塞顿开。

营销观念强调企业市场营销始于市场，营销战略指导企业的营销战术，但在实践中，企业决策往往恰恰相反，即先有战术技巧后有战略定位。曾经风靡世界的SONY微型收录机，起因于要生产一种“口袋里能够装得下”的收录机，之后企业组织技术攻关、实验、向市场推销。企业家汤姆・莫纳汉采用的战术仅仅是把比萨饼送货上门，通过建立遍布全国的连锁网络，实现“30分钟内比萨饼送货上门，保您满意”的服务宗旨，因为没有第二家这么做，所以成为饮食业巨子。维克斯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治疗伤风感冒的新药，使人昏昏欲睡，副作用明显。然而，当把它定位在“第一种夜间使用的感冒药”――“奈奎尔”（NyQuil）之后，该药成为维克斯有史以来最成功的新产品。

博弈观念在企业战略竞争中的应用

孙子曰：上兵伐谋。谋即谋略、战略。战略营销，棋高一筹；战略失误，全盘皆输。企业战略竞争是指企业在竞争中应始终追求“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而不仅是总利润和长期利润“有形价值的最大化”；企业在产品、价格、分销渠道和促销等营销战术的实施上，在知识、技术、人才、资本等资源配置上，应避免与竞争对手的恶性竞争，实现从“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向“共生共存”的市场竞争转移。

20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企业拼杀价格，争夺有限的市场占有率，争当中央电视台“标王”时，一些已经进入我国的跨国企业却在悄然收购品牌、收购企业或实现联合。他们利用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已经拥有的地域优势、文化优势、销售渠道优势、人才优势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市场，而中国的一些知名品牌却陆续自生自灭，比如沙市日化的“活力28”，杭州的“孔凤春”，上海的“美加净”等。尽管有的企业又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重新买回了自己的品牌，但是企业花的钱是不是太“冤”！

在国际市场，多家跨国公司间的兼并、联合、重组，避免了他们之间的相互残杀，一艘艘航空母舰打造成功，新的国际市场的垄断由此形成。正如著名的银行家勃纳德・巴舍奇说的一样：“你并不需要熄灭别人的灯光以使自己的明亮”。在市场竞争中，企业应冷静分析自身的优劣势，及时调整营销战略，谋取企业的长期生存和发展。企业不但要敢于竞争，更要善于竞争；不但要有参与竞争的意识，更要有善于竞争的谋略。与其临渴掘井，不如未雨绸缪，战略竞争观念是防止企业陷于战术竞争旋涡的救生圈。

博弈观念在企业大顾客观念中的应用

大顾客营销观念是近几年西方企业较为认同的一种市场营销观念，即将企业之外的组织、个人都视做企业的顾客。从“以企业为中心”，到以狭义的“顾客”为中心，再到以广义的“顾客”为中心，体现了企业营销观念的发展。企业在“各顾客”间努力寻找彼此的利益均衡点，存在着营销博弈。

此外，我们认为，企业还应将员工当作自己的大顾客“群体”。传统市场营销观念认为，企业营销活动应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但是在以人本管理为主的今天，“消费者利益”和“企业员工的利益”应同等重要，二者相当于企业这个天平的两头。“一个中心”的企业是不稳定的组织，因为仅重视顾客利益可能忽视企业员工的需求，难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没有企业员工的竭心尽力，就不会有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当然，仅重视企业员工利益又常难以把握消费者需求这一中心，可能忽视目标市场的需求，导致产品销售不畅。天平两头的两个中心点相互制衡，使管理者在博弈中推进企业的长足发展。为此，企业应重视顾客的研究，重视员工知识水平、工作技能和创新能力的提高。特别是新形势下的股权激励，它能够将科技人员的自身利益与企业利益紧密结合起来。知识和掌握知识的人是现代企业发展的直接动力，企业最重要的资本是人力资本而不再是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

博弈观念在企业市场营销观念中的应用

观念是企业营销人员的经营哲学，是企业开展营销活动的中心；观念是企业行为的规范和指导；传统的营销观念“以企业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生产、产品和推销而展开，消费者是被动消费和感性消费。市场营销观念强调“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表现为企业一切活动围绕消费者需求而展开，它使企业的市场营销活动始于市场，终于市场；企业在满足顾客需求的同时，也实现企业的经营目标，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消费者是主动消费和理性消费。企业营销观念演变反映的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企业要进行有效的营销工作，就必须确立符合企业实际的市场营销理念，并与企业的营销战略保持一致，相对稳定。据哈佛大学商学院的E.Raymond Corey教授分析，以GE为代表的美国优秀的企业都有一个经得住时间和实践考验的企业经营理念，都在投资、并购、工厂选址、技术发展方向等问题上强调与经营观念保持一致，它是企业提高竞争力的基础和前提。从宝洁的品牌营销，可口可乐的特许经营，斯沃琪的差异化影响，马狮的关系营销到戴尔大规模定制化营销，他们的共性在于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营销观念。但哲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稳定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由于企业的内外环境在变，所以企业也要随时微调自己的理念，矫正企业的营销行为，在保持经营理念相对稳定性的同时，企业又应有阶段性的目标调整。对于不适应市场发展和企业实际的经营理念，企业应果断做出调整。

21世纪，随着消费者需求的变化，行业利润率也在逐步下降，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此时，企业营销观念又被赋予了新内容，有了新发展。企业在新品开发、产品降价、销售网络设置、广告费投入、企业形象推广等营销活动中，存在着单纯“继承”与不断“更新”营销观念的博弈；存在着努力“满足”与“创造”顾客需要的博弈；存在着企业“长期利润和总利润的最大化”与企业“有形与无形价值最大化”的博弈；存在着“优胜劣汰”或“共生共存”市场竞争的博弈。这样，如果我们将市场营销观念和市场营销观念的新发展视做两极，那么表1“企业营销中的观念博弈”说明了企业应把握营销观念的两极，积极寻求两极的平衡点。所以，企业营销观念在稳定和调整的平衡中存在博弈。

企业单纯“以消费者需求为中心”可能导致企业向顾客提供优质产品和服务的同时，增加成本，削弱企业的竞争优势。所以，提高企业整体营销实力，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服务发生，“防患于未然”比单纯追求服务的数量更有价值。企业既要以消费者为中心开展企业的营销活动，又要努力获取理想的利润；满足消费者的需要是有条件的，即这部分顾客必须是企业目标市场的顾客；满足顾客需要固然重要，但是在许多市场也许创造需要更有价值；“长期利益和总利益的最大化”虽然已经是企业追求的长远目标，但企业有形的利润价值和无形的企业形象价值也许更应该成为企业追求的终极目标。

参考资料：

1.[美]詹姆斯・C・柯林斯、杰里・I・波拉斯，《基业长青》[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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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推崇的主体哲学中，理性与感性作为二元结构的对立面而存在，感性的价值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而在消费文化下的日常生活中广泛充斥的当代视觉艺术就成为视觉感性发生的合理性契合处，广告、影视等视觉图像成为感望的表达媒介。迈克•费瑟斯通在谈到这一点时说道：“他们有能力对普遍的消费观念予以推广和质疑，能够使与欲望，与、浪费、失序等多种消费影像流通起来，并将其推行开来。”[2]（P31）各种影像、图像大量闯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来满足人们以快乐为要求的，其所带来的视觉符号导致了一个仿真世界的出现，消解了现实与虚拟世界的距离，人们沉浸在这种“审美”的生活中，淡化了现实生活中工具理性模式化的思维，从而为感性的发展提供了广泛的存在空间。当代视觉艺术凭借表达上的优势为感性正名，重新树立感性的价值。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对感性体验的表达让大众不再束缚于抽象的理念世界，颠覆了工具理性的主导，开始追求对世界的感性的体验，让现实的日常生活转变为一个充斥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以此让感性力量在空间上得到释放与满足。

感性体验取代了理性逻各斯中心主义的位置，感性在社会主流文化层面获得推崇。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当代视觉艺术成为了推动欲望的“场域”，从而迎合了人们在消费文化下对感性快乐欲望的追求，它彰显了以欲望为旗号的消费商业文化出场的表征。当代视觉艺术在这种极致化的追求感性体验和感性的倡导下，使大众沉浸在了一个由影像符号所构建的虚拟的仿真世界，从而消解了现实与想象世界之间的界限，人们生存在了一种“超现实”的审美光环下，但这种抛弃了理性之本位的文化，成为了一种“毫无深度”的文化。“消费文化与电视产生了大量的影像与记号，从而产生了一个仿真的世界。在这个仿真的世界中，实在与意象之间的差异被消解，变成了极为表层的审美幻觉。

然而，对鲍德里亚来说，处于资本主义商品形式之逻辑核心的虚无主义———作为对马克思加以完善的尼采主义———的发现，就是这样打破了所有的‘指涉性错觉’。”[2]（P79）当代视觉艺术当下正是以这种“毫无深度”的享受性的视觉性美学现实，来软化理性主义的神经，注重感性感观的美学原则被激发，使人们充分体会到感性体验的回归存在。因此，当代视觉艺术实现了彻底抛弃理性对其的引导性意义，走向了极致化感性的表达，感望与当代视觉艺术紧密联系了起来。但是这种极致化的发展倾向造成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在批判工具理性的束缚性意义基础上走向了过分夸大工具理性的消极意义；另一方面彻底抛弃了理性之于其存在本身的地位和作用，走向了“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的路径方向。因此，人们在观视这些视觉影像时，沉浸在虚幻的情景中，体会视觉冲击的美感，而剥离了理性精神的净化引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说：“电视新闻强调灾难和人类悲剧时，引起的不是净化和理解，而是滥情和怜悯，即很快就被耗尽的感情和一种假冒身临其境的虚假仪式。”[1]（P157）理性精神的丧失造成的就是视觉美感的意义性缺失，呈现的是空间的平面化画面，从而导致主体精神意义引导的匮乏。可以说，当代视觉艺术的表达在一定程度上彻底抛弃了理性意义的引导，一味追求视觉感性的冲击，这种极致化的发展之路，造成了主体意义的消解，人在当代视觉的观视中无法得到价值论和生存论意义的引导，走向了感性主体的生存意义的虚无感。

在这种“毫无深度”的虚无文化下，单一化的视觉感知成为艺术的依赖性因素，视觉感性体验被独立出来，并无限放大到了极致化的程度，当下视觉艺术作品丧失了深层意蕴的表达，严重背离了视觉艺术的发展要旨。虽然相对传统视觉艺术所倚重的深层意蕴这些因素，视觉感性的冲击在当下商业消费社会也足以吸引到大众的眼球，通过大规模的机械复制的影像来满足人们的视觉消费需求。但是，当下视觉艺术作品的意蕴魅力逐渐丧失，缺少深厚意蕴对内容价值的支撑，完全依靠视觉感性的冲击。然而像这种走向了单薄化路径的视觉艺术是无法长期立足的。比如张艺谋导演的影视作品，前期作品《活着》、《大红灯笼高高挂》等在塑造手法上注重营造唯美画面，同时不忘内蕴深刻的人性的哲理揭示，这种深层的意蕴对主体人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积极的引导。然而随着商业氛围的渐浓，高科技拍摄技术的运用，其《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等电影过度追求视觉画面的冲击，而忽略了内在意蕴的阐释，虽然在商业票房上攫取了利润，但其作品的发展却走向了极致化之路，以致当下其调整了发展路径，《山楂树之恋》等新近作品恢复到了意蕴的表达方向。我们也由此观视到视觉艺术所蕴含的内在意蕴，对艺术空间的展现表达和人性价值论的引导具有重要作用。因此，我们要正视理性之于人本身的地位和作用，当代视觉艺术的价值和意义彻底抛弃了理性的引导，过度追求感性的表达，将最终走向主体精神意义的消解、灵魂的迷失而无家可归。

在对抗现代性的理性霸权地位运动中，除感性对理性的反抗之外，依靠审美的自律性也同样是当代视觉艺术对抗现代性的一条重要途径。当代视觉艺术走向“纯艺术”的唯美主义视觉审美泛化的倾向，主张以“为艺术而艺术”、“纯艺术”的观念来对抗现实的世俗生活，让人们在精神世界实现对现实的洗礼，在超验的精神主体中忘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实现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当代视觉艺术所展现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唯美主义美学思想就是想通过这种艺术的自律实现与商业消费文化的反抗和抵制，在主体思想中通过美学的净化挣脱现实世俗的侵染，帮助人从工业文明的桎梏中超脱出来，最终达到审美化的生存境界。因此，当代视觉艺术为大众提供了一处唯美主义艺术自律的场所，大众希冀通过唯美主义的审美自律性来弥补世俗社会下的精神危机，实现唯美主义的审美救赎，使其灵魂得到拯救而免受功利化和物化的侵蚀。由此，当代视觉艺术追求唯美主义的视觉审美展现，注重视觉审美的外在形式对大众的冲击，为弥合大众对瞬时的体味，其发展中不断追求强烈的形式主义的展现，呈现出强调其形式因素的审美特征倾向。传统的视觉艺术在呈现中注重内在审美意蕴的表达，突出视觉效果下内涵的揭示，而将形式放到了相对次要的位置，也就是重内容轻形式。然而，在当下消费社会的氛围中，当代视觉艺术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对方向性的把握，更加突出了形式的冲击这一因素。自唯美主义以来，形式开始摆脱其附属的层面，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艺术的核心范畴。比格尔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到：“艺术结构的形式———内容辩证法已越来越热衷于形式。较之于其形式层面，艺术作品的内容，其‘陈述’变得越加衰微，形式层面则被狭义的界定为审美的。”[3]由此可以看到形式已经在一定意义层面上与审美相契合，成为了审美的“代言人”，而艺术这一种作为升华了的情感表达和体验的独特表达形式，此时通过形式的表现性凸显了艺术的内在情感和意蕴。同时唯美主义的代表人王尔德也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性。他说：“艺术只有一条最高的法则，即形式的和谐的法则。”[4]其强调了艺术展现中美仅仅存在于艺术的形式的美，而不承认其内在指涉性的蕴含意义，这也就是詹明信在阐释后现代文化中所提出的“情感的消失”。詹明信认为，在后现代文化视野下，艺术作品的塑造趋向于肤浅，过去情感在艺术中的不断融合的现象不断褪去，情感因素逐渐趋于消失，艺术塑造中情感与形式的二元对立模式被消解。与此相对，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也步入这一倾向，一切被形式所取代，表象形式成为事物的本体性特征。当代视觉艺术在其影响下，过度强调形式的重要，并在一定程度上走向了一种平面化、无深度化的、极致化的形式主义的展现，而忽视甚至丢弃了价值和内涵意义的表达。因此，随着这种强调形式因素的艺术风气渐浓，其在艺术发展中的表达上也不断展现，而当代视觉艺术的发展就在这种强调形式的氛围下，不断强化这一发展模式，为迎合市场化及大众浅薄化的体验需求，对艺术的形式因素不断予以强化关注，试图通过唯美主义的视觉形式展现来让大众沉迷于其塑造的艺术世界。#p#分页标题#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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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荷的工作吞没了白领的很多生活，我们的时间分配和交际范围，决定了我们很难遇到意中人。更重要的是，工作练就我们思维严谨，谈话理性，即使遇到了意中人，也很难打开“恋爱频道”。这里所说的频道是指人际互动的方式，包括谈话的内容、氛围、感受等。人交流时都有很多频道，比如工作频道友情频道、恋爱频道。当我们长期处于工作频道，即使遇到心仪的人，交流气场依旧是工作频道，情感方面就很难有进展。

年龄越大爱越难

只要是享受独身的生活状态的，无意结婚的都不算“剩”：只有超过了某个年龄(一般是27、28岁)，有结婚或恋爱的意愿却尚未达成现实才能算“剩”。

年龄对应着感性与理性的偏重比例，年龄增加，生活经验把我们训练得理性成分越来越多，感性成分被压抑，很难像年少时轻易就爱上一个人。

以前人们到了年龄会顺应社会观念而结婚，现代人自我意识越来越强，更加尊重自己的感受，会觉得“嘛要凑合着适应别人?”自我意识的提高有利于增强幸福感，是好事，但不应过于偏执。很多人在择偶上的偏执跟连续考8年非要考上清华没什么区别，认为适合自己的只有某一个人，非他不可。这并不可取。

令人遗憾的是，我们的社会在不断鼓励这种偏执的思维，尤其是对成功人士的鼓吹宣扬，让很多人对金钱和名望有着偏执的追求，而他们又把这种偏执迁移到情感中来，想要爱上一个人就变得特别困难。

事业成功的气质　不是性吸引力

从对男性的吸引力角度，我把女人分成了四个等级，按照吸引力从低到高的顺序，端庄、清秀、艳丽，妖艳。这并不是对相貌身材的单纯划分，而是对一个女性整体气质的划分。对于男性来说，妖艳的女性应该是最有诱惑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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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会计信息产权　企业所有权分享　管制　交易费用　博弈

一、引言

长期以来，会计界将“会计信息”视为会计信息系统的最终输出“物”，因此过多地侧重于会计信息披露技术环节的讨论，过分关注会计的技术属性而忽略了会计的属性的现实，导致我们忽略了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后果，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会计信息而受益或受损的事实。实质上，“会计信息”之于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而言，其实意味着“权利”。换言之，一旦企业的利益相关者发生利益冲突时，会计信息“面纱”后蕴涵的各项权利就凸现出来。所以，不同利益相关者因为会计信息而受益或受损的事实要求界定会计信息产权。关于会计信息的各项权利，是公司治理中的一个关键环节，不同国家和组织颁布的一系列公告中也均有涉及(李维安，2001)。对于会计信息的产权问题，曾对会计信息产权的利益主体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界定(刘峰，1997);曾专门提供一个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基本框架，并以其为基础了国有企业会计信息产权的畸形性问题(杜兴强，1998)。本文的主要目的在于对会计信息产权这一崭新的边缘性论题的逻辑基础及其博弈过程进行论述，并内涵地提出一些可供经验检验的命题。

二、会计信息产权问题的基本逻辑

1 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实质上是一系列契约关系的契合(Jensen，Meckling，1976)和虚构(legalfiction)———更确切地，市场里的企业是一个由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缔结的契约(周其仁，1996)。委托关系中，由于个人禀赋的差异、社会分工等因素的，人力资本所有者往往居于方的角色，而财务资本所有者则居于委托方的角色，而且企业是由人力资本所有者(管理当局，下同)负责日常经营的。由于委托方和方之间效用函数的差异，并不能够排除方在某些情况下以牺牲委托方的利益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私利的道德风险行为。为了防止管理当局“虐待”非人力资本，必须对其进行监督。但由于知识结构和交易费用的制约，资源投入者将不可能选择对企业的“投入———产出”过程(一个连续函数)和管理当局进行实时监督(real-timemintoring)，否则资源投入者就毋宁选择自己直接经营企业。为此，恰当的激励有时必不可少。激励方案的存在虽不能够保证完全消除委托方和方效用函数的差异，但是至少可以部分弥合两者之间的差异程度。然而，要实现监督和激励的相容性(compatible)，必须有充分含量的信息，因为监督需要信息，而激励可以促使方提供信息。

考虑到财务资本投入者是追求货币收益满意化的经济人，且最为关注货币收益，而企业会计又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葛家澍，1983)，会计信息可以反映一个企业特定时日的财务状况、特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和现金净流量情况，因此可以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因此管理当局通过会计信息这种替代变量，供远离企业日常经营管理的投资者了解情况。同时考虑到投资者对管理当局进行监督和进行相应的决策需要信息，这就衍生出投资者的信息需求和管理当局的信息提供之间的供求关系。会计信息的作用正在于其能够降低投资者决策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达到改进决策效用、促进社会资源趋利性流动的功效。在市场经济中，经过独立、客观、公正的注册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维系并体现着委托契约关系的均衡(watts，1997)，而以财务报表作为媒介传递的会计信息是衡量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是否相匹配、监督和激励是否相容的关键变量，因此良好的会计信息披露机制也成为公司治理机制必不可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杜兴强，2001)。必须注意，上述对企业的契约性质的表述既蕴涵着拥有排他性的财产所有权是缔约的前提，也蕴涵着如下的思路:当财务资本所有者和人力资本所有者向企业投入了资源之后，其必然相应地要求分享对企业产出的产权。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资源投入者拥有对企业产出的产权相应地要求对会计信息拥有产权。

上述论述内涵的逻辑是:排他性的财产所有权企业所有权(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对企业产出的产权会计信息产权。可以说，会计信息产权根源上是从企业所有权分享中找到其依据的，更具体地，企业剩余索取权为利益相关者参与会计信息产权博弈提供动力，而剩余控制权则决定着会计信息产权博弈的动向。但同时，企业所有权分享并不是导致有效率的会计信息产权的充分必要条件，适当的情况下，国家作为一种管制者的角色出现，以保护公众利益为由，通过矫正企业所有权分享下形成的会计信息产权来确保其效率和贯彻、履行。

2 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性及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必要性。会计信息的供求蕴涵着外部性(externality)，而且外部性具有相互性:管理当局的盈余操纵(EarningManagement)行为可能给投资者的决策带来损害，而投资者的过分挑剔(overchoosing)行为同样可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居于不利的地位，甚至丧失竞争优势。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存在还在于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效用函数的不一致性:股东主要关注企业的持久性盈利能力和竞争优势，债权人主要关注企业的长短期偿债能力，而国家有关部门作为社会事物的宏观管理者，更多地侧重于对企业的社会贡献能力、社会积累能力信息的需求，企业的管理当局则主要关心自我效用的最大化。此外值得提及的是，股东和债权人主要是追逐货币收益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而企业的管理当局则既关心货币收益、也关注一些非货币性收益如更多的闲暇、舒适的办公环境、更是热衷于构筑自己的经理帝国(empire)。利益相关者之间效用函数的不一致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企业通过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具有一定的经济后果(economicconsequence)，企业通过一整套通用财务报告提供的会计信息(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不可能满足所有利益相关者的普遍需要。那么，必然就存在着部分利益相关者将因会计信息而受益，而另一些利益相关者则可能因会计信息而受损的情况。

既然会计信息供求过程存在着外部性，那么外部性就应该被内部化(internalization)。这是Demsetz(1967)观点的延伸(Demsetz，1967)。按照Alchian的观点(Alchian，1965)，可以通过产权规则对外部性进行部分的内部化。会计信息的外部性的存在，意味着利益相关者可能因会计信息供求而产生冲突。冲突的解决必然衍生出明确双方对于会计信息的产权(一组权利)。若没有明确界定的会计信息产权，那么会计信息供求过程中将充斥着强权逻辑(strongpowerlogic)。强权逻辑的存在将给会计信息的供求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利益相关者也将因此耗费巨大的交易费用，也容易引发与会计信息相关的不公平现象。会计信息产权与会计信息外部性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于:会计信息对于各个利益相关者(供求方)的影响之所以成为外部性，是因为让存在利益关系的利益相关者的某方单独承担该会计信息外部性影响的成本太过于高昂，以至于不值得或不可能。为此，若能通过对会计信息产权进行界定或对会计信息产权进行恰当安排，使得会计信息外部性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由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所共同承担，就可借以内部化(internalize)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当对会计信息外部性进行内部化的收益超过内部化的成本时，会计信息产权就得以界定和起来，不断地将会计信息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外部性的存在，要求会计信息的初始产权界定;外部性的存在导致的公共领域的边界，诠释着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效率，促使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优化发展。

3 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基本思路。

会计信息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就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即作为替代变量是否具有“充分性”的问题。考虑会计信息及其意欲反映的、关于企业产出的耦合度，那么出于成本———效益原则和效率角度的考虑，投资者并不追求完全的、100%的耦合，而只追求进行决策所需的、具有“充分”含量的会计信息即可。但是会计信息披露的“充分含量”，是一个动态的变迁概念，它大致取决于这么几项因素:投资者的决策模型、决策偏好，环境的不确定性程度和企业经济活动的复杂程度。若将满足投资者进行决策所需的会计信息的“充分量”作为契约性(contract)部分，那么与企业产出100%耦合的会计信息含量和“充分量”之间的部分就可以看作是剩余(residual)部分。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就可以表述为“在会计信息的契约性部分和剩余部分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的过程”。注意到由于交易费用的制约，会计信息产权并不旨在消除会计信息的剩余部分，尽管一些投资者对会计信息的需求具有“贪婪性”，并希冀获取越来越多的会计信息。界定会计信息产权其实是界定企业产出产权的一个关键环节。会计信息产权的内涵在于，其作为企业产出的替代变量，和分配规则共同发生作用，影响企业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产出的分享结果和比例(包括影响潜在投资者的期望)，从而影响利益相关者的决策，导致资源的不同配置结果。会计信息产权的逻辑可概括如下:

三、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一个博弈过程

遵从上述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基本逻辑，企业的所有权分享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影响是连续性的，而且在这个持续性博弈过程中，剩余索取权份额与企业投资者和管理当局进行博弈的动力相关，而剩余控制权则决定着会计信息产权博弈的动向。在对该博弈过程进行揭示之前，作者认为有必要对企业的所有权进行一番解释:

企业所有权是一种典型的状态依存(States-contigent)(Aghion＆Bolton，1992)。假设企业的总收入为R，W为工人应该得到的合同工资，L为对债权人的本金、利息支付额(假设工人的索取权先于债权人)。那么:(1)如果R≥W+L，则自有资本拥有者即股东是企业的所有者;(2)如果W≤R

1 股份有限公司的基本描述。

当企业规模扩大从而转向社会公众筹集资本来满足进一步扩张的需要时，股份有限公司这种组织形式就开始出现了。面向社会筹集资金带来了委托方数目的急剧膨胀，每个人的出资额在企业中占据的地位(百分比)逐渐下降，甚至微不足道。小投资者往往将追求定期的收益(股利或者利息)放在第一位，一旦他们不能够获得预期的收益，他们往往采取“用脚投票”的方式，即以“市场退出”的方式来对管理当局进行“惩罚”，而并不希冀去撤换、控制或监督管理当局。其实早在公司制度创立的早期，亚当·斯密就曾经在《国富论》中指出“小股东对于公司的经营业务往往一无所知，他们只是心满意足地接受每年或每半年公司分配给他们的股利，而并不找公司管理当局的麻烦”(斯密著，王亚南，郭大力译，1974)。此时，财务资本所有者作为股东拥有的是一定比例的企业剩余索取权，而剩余控制权实际掌握于管理当局手中。财务资本所有者实际上完成了委托方角色向投资者角色的转换。

在此种情况下，分散的委托方(投资者)理智地认识到，对公司的管理当局实施监督所引发的成本可能大于实施监督所带来的利益，因此他们往往会对积极地监督管理当局持有理智的冷漠态度(TheRationalApathy);随之，每个股东都希望其它的股东积极地行使监督权利而自己由于“搭便车”(Free-raider)而获得利益，结果由于众所周知的“囚徒困境”(Prisoner sDilemma)原理使得无人行使对管理当局的控制权而由管理当局“信马由疆”!因此著名的法学家Stock作出结论:“在股权十分分散的经济中，希冀股东监督管理当局是徒劳的。”

2 会计信息的初始产权。

了解股份有限公司中存在的上述状况，对我们其中会计信息的产权大有裨益。这带给我们的思索就是，由于股权的零散性和过于分散性，使得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并不匹配。股东拥有终极的剩余索取权，但是剩余控制权更多的只停留于法律规定的、形式上的层面上，实质上的剩余控制权掌握在职业经理(管理当局)手中。当投资者需要会计信息了解企业的基本情况进行相关决策，但原来的契约中又没有考虑到这些情况而未注明且缺乏外部强制力的情况下，围绕会计信息的博弈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就是管理当局，因为管理当局实质上掌握了契约中未曾注明情况下的决策权。除非众多的分散投资者能够形成一个强势集团将企业的剩余控制权从管理当局手中夺过来，从而在会计信息的产权博弈中占据优势。但这需要借助于集体行动，并往往因为交易费用的高昂几乎不可能。作者认为，上述情形的出现，可能是基于以下的原因:

①会计信息初始产权界定使然。股份有限公司出现的初期，由于投资过热、过渡期内资金供大于求，以及投资者对投资以后会计信息的重要性缺乏认识(由于未来不确定性所导致)，使得会计信息的初始产权被随意地忽略了。那么此时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支配权掌握于管理当局手中，投资者几乎没有具备会计信息的任何产权。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这种状况不足为奇，甚至可以说是当时环境的使然。因为投资者认为在初始状态下(企业规模扩大初期)于自己是有利的。但不幸的是，后来的“累积性效应”出乎了众人的最初想象或者愿望。

②当投资者意识到会计信息的重要性之后，会计信息产权初始界定的“累积效应”就开始呈现出其特有的顽固性。前期关于会计信息产权的界定极大地影响到会计信息产权的嗣后界定。即使投资者意识到会计信息公开是有益的，也根据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原则要求披露会计信息，而根据“相对福利要义”和“制度悖论”原理，此种会计信息的产权要求在这段时期内并不会实现。首先立法机关可能并不愿意立即采纳要求公开披露会计信息的诸多措施，尽管它可能是对投资者整体而言是明显有益的，原因在于立法机关认为一旦采取了会计信息公开的措施，管理当局可能是首先受损(至少一无所获)的一方，他们完全可能、也有能力对之进行抵制。事实上，在1900年到1933年间，600家股份有限公司拥有美国65%的制造性资产，2000多名职业经理实际上控制了美国的经济生活(Edwards，1961)。公司的管理当局决定着财务报告和会计信息，他们掌握的公司正成为一种社会势力，在争夺经济权利之外还争夺权利(chatfield，1977)。

③在1900年到1933年期间，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化和投资者的分散化，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有者”(股东)事实上已经被和平“剥夺”了企业所有权，尤其是剩余控制权。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决定是否持有一个企业的股票。如果他们根据各种正式或者非正式途径得到的消息(更多的是非正式途径所得到，但都未必是会计信息)判断不应再持有该公司的股票，那么他们将利用股票市场特有的“退出机制”来对管理当局进行惩罚。此时，寄希望于股东采取集体行动来限制管理当局是不现实的。曾经有一些人力图如此做，但是一则他们自身对经营者的直接影响十分地微弱，由于众所周知的“理智的冷漠”态度和“搭便车”的心理使他们根本得不到公众的强有力的支持，因此就不可能将其主张转换为法规;二则他们本身并不能够约束管理当局改变既定的会计信息产权状态，更不能迫使管理当局提供会计信息。最终，会计信息产权的初始界定状态处于绝对僵持状态，并未被打破。

④概而言之，缔结契约时，由于会计信息使用者的个人有限理性和对未来不确定性认识的局限性，使得会计信息的初始产权未曾等到良好地界定，这种累积效应直接影响了管理当局和会计信息使用者再次就契约中关于会计信息各项权利的协商和讨价还价。而资本市场追求公平和效率、保护投资者的目标又赋予了投资者对会计信息应有的产权，此种矛盾日益激化，陷于一种绝对僵持的状态，最终影响到社会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良性运转。在这个过渡期间内，欲打破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绝对僵持状态，用于保护投资者对会计信息产权的外部强制力量的介入势不可免。这就是对会计信息的管制。

3 企业所有权分享下蕴涵的会计信息产权界定的无效性。

在管制出现前，会计信息产权主要取决于利益相关者对企业所有权的既定分享状态，这导致由此确定的会计信息产权仍然不能够将相当部分的外部性进行内部化。因此，当缺乏外部力量介入时，单纯由企业所有权分享因素界定的会计信息产权无法有效地将会计信息披露导致的外部性进行内化。原因在于:

①借助于企业所有权分享界定会计信息的产权，对外部性的内部化是存在着限度的，很大程度上受到交易费用的制约。交易费用的存在使会计信息产权作为内部化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性的一种机制不可能非常完善。作为缔约方的使用者(利益相关者，下同)出于理性的考虑，只愿意在“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的约束范围内与管理当局就会计信息的产权进行讨价还价和博弈，一旦使用者的“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这个讨价还价过程将会终止，留下相当一部分有价值的资源置于“公共领域”(PublicDomain)之中。“公共领域”的存在意味着关于会计信息产权博弈暂时、动态的均衡，公共领域内的外部性就无法得到内部化。注意均衡存在时并非说外部性已经消失，而是使用者个人在“成本———效益”约束条件下不愿意就公共领域内的外部性与管理当局进一步展开博弈，结果公共领域内因为会计信息提供导致的外部性就由使用者默默(而极不情愿)地予以承担。一言以蔽之，当会计信息产权是使用者和管理当局之间依托企业所有权分享进行博弈的均衡结果时，任何内部化处于公共领域内的外部性都因过高的交易费用而意味着不经济。

同时应该注意，借助于企业所有权分享、通过缔结私人契约进行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因为交易费用的高昂性，留下了一定的公共领域，这意味着在该方式下没有投资者继续愿意对公共领域中的会计信息的产权进行攫租(rent-capturing)。但是，企业所有权分享方式下的公共领域边界不应该是它实际呈现出的那样大，归根结底在于股份有限公司内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不匹配。企业所有权分享方式下，最初体现为财务资本所有者的个人理性抑制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人理性，换取会计信息产权的效率;后是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人理性超越财务资本所有者的个人理性。财务资本所有者个人理性需要宣扬，因此财务资本所有者之间个人理性超越集体理性，导致会计信息产权界定长远来看的低效率。

②在上述分析中，作者进行的一个隐含的假设是将会计信息使用者看作是一个整体(假设使用者的同质性)，但事实并非如此。会计信息使用者可以分割为若干利益集团，譬如国家宏观管理部门、债权人、股东等，这些利益集团的利益并非一致，甚至存在着冲突。此外，单个的会计信息使用者拥有的企业所有权份额、禀赋(可以用知识结构来简化表示)和由此决定的谈判能力 是存在差别的，那么将导致不同会计信息使用者在会计信息的获取上面临差异，甚至对于反映企业基本情况的会计信息，管理当局在提供时也可能存在着歧视(discrimination)。这样，大的投资者可能因其财富显示信号导致的博弈能力而获得更多的会计信息，从而内部化大部分会计信息带来的外部性;而小投资者和潜在的投资者将获得较少的会计信息，或者甚至被愚弄，外部性对于他们而言，要么默默地承受，要么以用脚投票的方式拒绝承担外部性。由此可能产生大股东和管理当局共谋(collusion)损害小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情况。而衡量一个资本市场健康和成熟与否的一个重要标志恰恰是看其能否保护小投资者和潜在投资者的利益。

③在上述分析中作者的另一个隐含假设是投资者愿意，并能够与管理当局就提供的会计信息展开博弈。但事实并非如此。首先，使用者未必愿意直接与管理当局就会计信息产权展开博弈。一则由于信息不对称，使用者并不能够立即辨别管理当局是否提供了充分的会计信息，或者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是否真实、公允地反映了企业的基本经营情况———对管理当局的上述行为进行判断，在时间上具有严重的“滞后性”，需要根据管理当局提供的会计信息进行决策的结果呈现以后才可以进行相应的判断，而此时木已成舟，为时晚矣;二则对于股份上市的企业而言，投资者面临着诸多投资选择，当投资比例不大时完全可能以市场退出的方式将其投资进行转让(“用脚投票”)，而不愿意耗费人力物力(交易费用的体现，还包括时间的机会损失)与管理当局就会计信息讨价还价。其次，使用者也许并不能够与管理当局就会计信息展开博弈。原因为:投资者可能只持有企业很小比例的股份，所以他们往往保持一种如前所述的、“理智的冷漠”态度，希望“搭便车”的心理使得无人愿意主动与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的博弈。因此，管理当局在与投资者针对会计信息进行的博弈中，一般来讲处于一种强势集团的地位，单个投资者无法与其处于平等的地位进行讨价还价。这是一种“公共知识”(CommonKnowledge)，理性投资者当然会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往往并不希冀与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的博弈。那么投资者是否可以缔结一个联盟(coalition)与管理当局进行会计信息的产权博弈?答案是否定的。原因在于该联盟同样是松散的，由于联盟内部每个投资者持股比例有区别，所以仍然存在寄希望于“搭便车”的人，况且交易费用终将阻碍该联盟的自发形成。

由于股东之间联合通过公共选择(publicchoice)来制定共同政策的不可能性(在股权高度分散的情况下尤其如此)，也由于会计信息的使用者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广泛的群体，所以财务资本提供者逐一与管理当局缔结私人契约要求，会计信息的交易成本十分高昂，而且考虑到不同企业间会计信息的不可比性，这决定了需要标准契约(standardcontract)，即管制来约束会计信息提供的迫切性。

4 会计信息管制对会计信息产权的矫正。

企业所有权分享作为界定会计信息产权的一种方式，在交易费用为0(假设)或交易费用较低时(譬如在业主型企业、合伙制企业或投资者数目较少的有限责任公司中)，可以借助企业所有权分享、通过私人契约的方式对会计信息产权进行比较有效的界定，其结果是一方的个人理性(财务资本所有者)抑制了另外一方的理性(人力资本所有者)，以此为代价确保会计信息产权的局部效率。但是，当企业组织形态比较复杂时，人力资本所有者的个人理性借助于财务资本所有者集团内部成员之间的个人理性冲突、获得了个人理性的优势。出现这个结果的原因在于每个财务资本所有者的个人理性使得集体理性受到削弱、甚至荡然无存。理性的冲突带来了这样的结果:借助企业所有权分享界定会计信息产权的低效率或不可能。这样，大量外部性未能够得以有效的消除，相当有价值的会计信息的产权被留置于公共领域之中。

因为交易费用的高昂，财务资本所有者之间个人理性冲突，导致集体理性的削弱和采取非合作的方式，人力资本所有者(管理当局)从而取得了会计信息产权博弈的优势。但是，这是不正常的，尽管我们并不否认人力资本所有者应该拥有一定的会计信息产权。然而从本质上讲，企业会计信息的产权是奠定于企业所有权分享的基础之上的，利益相关者对会计信息产权的拥有程度，体现为一种剩余控制权，应该与其分享的企业剩余索取权相对应。否则，财务资本所有者/投资者在企业中的剩余索取权和其他将无法得到保障，其投资也将置之于巨大的风险之下，如管理当局可能“虐待”其投入资本。如此，风险将威慑投资，资本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将不会发展，经济增长也因此出现障碍。

企业财务资本所有者应该拥有与其分享的企业所有权相应的会计信息产权，但个人理性使得如此界定的会计信息产权缺乏效率。对于这个现实与逻辑、现实的会计信息产权低效率和会计信息产权理应具有的效率之间的背离，最终需要通过一种补充措施，来试图克服通过企业所有权分享界定会计信息产权导致的无效的状态。由于会计信息产权界定关系到，至少间接关系到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风险和投资关系、乃至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强制力将势必介入，进行干预或管制，对会计信息产权进行界定。管制界定会计信息产权，是通过克服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相悖的方式，以不同于企业所有权界定会计信息产权的方式来施行的。管制的目的、至少初衷是“矫正会计信息产权”(gettingpropertyrightsofaccountinginforma tionright)，力图以一种中立的身份在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找到契合点。

通过管制矫正(本身也是一种界定)会计信息产权从本质上讲是离散的，当且仅当会计信息的外部性和企业所有权分享界定的会计信息产权时的不确定性无法实现对会计信息外部性的有效内部化时，管制才可能“反应性”地产生。这个论断可以从整个发展的纵向和历史发展的横截面中得到解释，美国对企业会计信息进行管制就是典型的例子。通过管制界定通用会计信息产权总是从通过企业所有权分享界定会计信息产权留下的“公共领域”的边界开始的，目的在于为会计信息产权的嗣后界定和博弈提供一个依据，使利益相关者对于会计信息形成一种理性地预期，因为会计信息产权博弈对初始产权界定是具有很高的敏感性的。会计信息管制的功效就是进可能地将会计信息的各项权利分配给最能有效运用他们的利益相关者，以促使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一种激励，维持一种有利于经济高效运转的分配格局。但是，由于执行成本方面的原因，管制也留下了一定的、与其联系的“公共领域”，在该公共领域中，企业所有权分享对会计信息产权界定起着补充的作用。

四、信息产权:小结及进一步的可能性

会计信息产权起源于会计信息的外部性，所有权是会计信息产权博弈的基础，剩余索取权为会计信息产权博弈提供动力，而剩余控制权决定会计信息产权博弈的动向，会计信息管制是矫正会计信息产权的一种机制。应该指出的是，本文主要是以股东导向的企业治理为背景进行的研究，正如作者注意到的，会计信息是企业治理的一个关键环节，那么不同的企业治理框架下会计信息产权博弈是否会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会计信息产权的应怎样借助其理解稳健性原则、会计准则和会计制度的关系等都是有待研究的课题。此外，本文的一些结论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经验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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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

［关键词］认识新阶段；后理性；认识

［中图分类号］B02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09）01－0010－02

辩证法认为，发展是绝对的。就认识领域来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二是认识过程。人对事物的认识是发展的，人对事物的认识过程也应当是发展的。前者是不争的事实，无须赘述。而后者历来限于从感性――理性的公式。问题是难道“理性”就是认识过程的终点了吗？人的认识能力就不能再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了吗？本文认为，人的认识过程不会囿于感性――理性，而会在一定条件下，从理性认识进一步延伸，到达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姑且称之为“后理性”认识。

一

当人们对复杂事物进行系统认识之后，形成一系列的理性认识。在这个理性认识群中，不是所有的理性认识取向都是一致的，其中或许有偏离的，甚至有相反的。三峡工程论证最终形成14项专题报告，再加上若干反对意见，就是这样一个理性认识群。它只能是决策的基础而不是决策，更不能付诸实践。因此，即使形成理性认识群也不是认识的终点，人们还要在理性认识群的基础上进一步升华，到达一个新的认识阶段，即“后理性”阶段。后理性认识不同于以往的理性认识，它来源于或依赖于理性认识，但高于理性认识。它不是一系列理性认识的简单相加，而是认识的又一次飞跃。有如在一系列感性认识基础上飞跃到理性认识，后理性认识也是在一系列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再一次飞跃的结果。

过去，我们有一个思维定势：即承认世界是普遍联系的，而联系又分为事物的外部联系和内部联系，认识事物重点是认识事物的内部联系即矛盾，这样就认识了事物的本质，也就获得了理性认识。而对事物之间的联系则仅限于承认是事物发展的外因。现在看，这种观点是有局限性的。其实，事物之间不仅有外部联系还有着更深刻的联系。黑格尔说“规律就是本质的关系”。列宁十分重视这个观点并更明确更深刻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他说，“规律就是关系”，就是“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1］这里讲的是规律。而要把握规律就不仅要认识某事物的本质，更要认识与该事物相联系的诸多事物的本质，还要认识这些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这是事物之间更深刻的关系。只有认识到这种关系，才能达到对复杂事物真理性的认识。正如列宁所说：“单个的存在（对象、现象等等）（仅仅）是观念（真理）的一个方面。真理还需要现实的其他方面，这些方面也只是好像独立的和单个的（独立存在着的）。真理只是在它们的总和中以及在它们的关系中才会实现。”［2］因此认识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比认识事物的本质更重要更深刻。后理性认识就是对相互关联的诸多事物“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它是在认识诸多事物的本质之后，进一步加工升华的结果。因此，后理性认识比理性认识更高级。

正如从感性――理性需要一定的条件，从理性――后理性也需要一定的条件。从现实看，人类社会的巨大进步，无论认识的主体还是客体，其发展都为这一认识新阶段即后理性认识的出现提供了可能性和现实性。

二

从认识的对象方面看。过去受时代条件所限，人们认识的对象单一或较少事物间的关系。如今，时代进步了，人的认识对象日益复杂化、系统化、全球化。例如，一个三峡工程就涉及到水文、地质、生态、气候、水利、电力、航运、文物、移民，以及国防安全等等诸多领域。是一项极其复杂、极其庞大的系统工程。三峡工程研究论证工作量之浩大、时间之久，在世界工程史上堪称罕见。又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度日益紧密。据估计，人类现在已占有地球40％的生产力。人类原本是自然界的宠儿，现在则发生了异化。他们的行为导致大气污染、植被破坏、土地沙化、洪水泛滥、气候变暖。2006年10月，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公布了《2006年地球生命力报告》。报告指出，地球正在快速和持续丧失生物多样性。在过去33年时间里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已经减少了30％。报告还指出，人类的生态足迹，即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在1961年到2003年之间就翻了三番。面对如此庞杂深奥的认识对象，要求人的认识能力必须大大增强，也就是说，人们必须同时认识一个互相关联的复杂的事物体系并形成一个互相关联的理性认识群。但是这个理性认识群不能同时支配人的行为，人的认识过程必须在这个理性认识群的基础上向更高阶段发展，形成一个更高级的认识即后理性认识，方能驾驭复杂事物，解决复杂问题。

再从认识的主体方面看。众所周知，思维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精神活动。恩格斯称之为是世界上“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3］它的物质基础便是人类大脑所特有的高级神经系统――思维中枢。其所以为人类所特有，是因为人类具有“劳动”和“语言”两个强项。恩格斯说：“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变成了人的脑髓”。［4］随着“劳动”和“语言”的发展，人的思维能力也会不断提高。特别是当代，人类社会飞速进步。用西方学者的话说，现在人类社会已进入“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知识增长日新月异。以公元1世纪知识基数为1，那么，到1750年才增长1倍。1750－1900年，150年增长1倍。1900－1950年，50年增长1倍。20世纪50－60年代，增长1倍仅需10年。1993－2003年，人类知识的总量较过去翻了一番。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知识爆炸”。而这一切，无疑对提高人的思维能力起着巨大的作用阶段。

除了人本身素质大幅度提高之外，当今世界一个突出进步就是计算机的出现和应用。自1946年第一台计算机在世界上出现以后，经历几展，如今计算速度已突破每秒千万亿次（IBM公司“走鹃”超级计算机）。它作为人的外脑无疑对提升人的认识能力又产生巨大的作用。随着计算机的出现，一系列智力技术成果――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概率论、博弈论、决策论等等涌现出来。智力技术的特点在于，它不但能够确定什么是理性行动，而且能够识别实现这种行动的手段是什么。这样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便空前提高了。

对于高层决策者来说，除了其本身素质提高和使用智力技术之外，还有一个智力条件即智囊机构帮助其研究认识复杂问题。现代全球有兰德公司、麦肯锡公司、波士顿公司等十大超级智囊团。其中兰德公司（RAND）是当今美国深孚盛名的决策咨询机构，一直高踞全球十大超级智囊团排行榜首。它拥有数百名各方面的专家，影响和左右着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决策。目前，在我国，为适应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也成立了若干具有相当规模和权威性的决策咨询机构，它们为国家制定重大决策都起过重要作用。

总之，现今客体和主体都为人的认识过程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所以，在人类认识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更高级的认识阶段即后理性认识则是合乎逻辑的、必然的。

三

从感性到理性再到后理性，这一认识论的发展，其意义不仅仅在理论层面上，更重要的是体现在决策中，具有重大的方法论意义。再拿三峡工程来说，国家正是基于对该项工程进行14项专题论证并形成专题报告之后，又经过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才最终得出兴建三峡工程是必要的，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是合理的，国力也是允许的结论。另外从反面经验教训也可以验证这一点。现在有许多重大课题或项目，虽然经过一番论证并通过实践达到某种目的，但实施以后却造成不好的后果。例如有些大项目经过论证对发展经济有作用，实施以后GDP也确实得到大大提高，地方政府也因此业绩辉煌，但生态环境却遭到严重破坏。别的原因这里抛开不谈，仅就思维方法而言，就是决策者没有把他们处理的问题放到一个复杂系统之中，没有把所关联的一切方面都顾及到，然后形成一系列理性认识，在此基础上再经过思想加工，再一次产生认识上的飞跃，达到后理性认识阶段。其结果往往是顾此失彼，甚至得不偿失。这都充分说明，当我们处理复杂事物时，决不可轻信某个或某些理性认识。所谓可行性研究，必须尽可能地考虑事物相关联的一切方面。正如黑格尔所说：“某一事物是可能的还是不可能的，要取决于内容，也就是说，取决于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而现实在自己的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列宁非常赞同黑格尔这个观点，他重复并强调黑格尔的话“现实的各个环节的整体、总和，现实在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然后又用自己的话说；“现实的各个环节的全部总和的展开（注意）＝辩证认识的本质。”［5］后来，他把这个观点纳入了辩证法要素之中，即“这个事物对其他事物的多种多样的关系的全部总和”。［6］这是保证认识的客观性防止主观性，保证认识的全面性防止片面性的科学真理。也只有遵照这一思想，才能找到复杂事物的“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才能达到后理性认识，才能真正发现并把握复杂事物的发展规律。

最后需要强调的是，认识从理性上升到后理性与从感性上升到理性虽然都需要经过思想加工，但二者的思想加工既有相同处又有区别。相同处是二者都属于抽象思维，区别是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加工是从具体到抽象，而从理性到后理性的思想加工则是从抽象到进一步抽象，即对一系列个别抽象的抽象；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加工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而从理性到后理性的思想加工则是统筹兼顾、综合平衡、优化组合、反复比较，从本质之间的联系中寻求出一个方向，寻求出一个肯定或否定的接近真理的答案；从感性到理性的思想加工主要依靠人脑，而从理性到后理性的思想加工除了人脑之外，因信息量庞大必须依靠电脑和智力技术。形象一点说，理性对感性如同将统兵，而后理性对理性则如帅统将，是两个不同等级不同层次的思想加工。因此，要想得到后理性认识，就必须具有更高超的思维能力和科技手段。

总之，时展了，人的认识过程也要与时俱进，向更高级阶段发展。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把握复杂事物，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

参考文献：

篇14

荷兰艺术家英格丽・巴尔斯创造了一系列数码摄影拼贴作品，作品的灵感来自非洲经典艺术。受非洲立体木雕的巨大魅力感染，英格丽・巴尔斯认为将古董和木制品组合成人的血肉非常具有挑战性。她以女性的形体为主题，将她们与其他有生命的物体一起摄入镜头。这些二维图片经后期处理后散发出三维木雕的气场，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创造了强烈的视觉感。

英格丽・巴尔斯认为摄影是有限的，她希望让平面的二维图像具有逼真的三维感染力，这个有趣的过程似乎更加令她着迷。她选择探索非洲艺术的初衷在于非洲艺术十分具有创造力，充满着自由和渴望，反过来还能影响西方现代艺术。强烈的表达和存在感以及附带柔软的感性是英格丽・巴尔斯最感兴趣且一直追求的东西，选择女性为作品的主题是因为女性浪漫、柔软、甜美与性感，她认为如果没有柔弱，那么力量也不复存在。英格丽・巴尔斯试图捕捉人性的光辉，呈现的作品拥有令人感动的真实：美丽女人纤细的脖子、胎记、轻柔的皱纹、带有颗粒质感的皮肤、细小的发丝……这些可在后期用Photoshop修掉的不完美恰恰是作者所珍惜的，更是她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英格丽・巴尔斯说：“经典的非洲艺术非常特别，尤其是对人的形体塑造是无穷无尽的。这激励着我去探索、激发自身未知的创造力。我不喜欢做一个安全的人，而是更喜欢全身心地投入于自由和我将探索的地方。除此之外，将西方现代艺术与非洲艺术相结合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不会单纯地创作一种物体，它必须是有活力的，同时也必须是一件独立的、有力量的、不可亵玩的作品。在创作这些作品时，我用没有生命的物品和脆弱感之间的对比来实现这种感觉。有时我也会和男人在一起工作，特别是一些舞者，我可以在他们的身体和脸上找到硬朗的线条和漂亮的弧度。但我更喜欢同女性在一起工作，因为我需要将浪漫、柔美、甜美、唯美同粗糙的力量形成对比。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博弈是我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而女性的感性更能给予我灵感。我塑造的作品都发自我的内心，是对我自身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