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当前，信息网络技术加速创新，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层出不穷，成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的新引擎。各主要国家纷纷将发展数字经济作为推动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重塑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并进一步推动数字经济取得的创新成果融合于实体经济各个领域，围绕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制高点展开积极竞合。

基于此，中国数字经济百人会依托中国电子学会的专业研究团队，深入分析全球各国数字经济主要战略，调研走访在数字经济领域具备领先水平和突出能力的典型企业，系统梳理了国内外顶尖学者的最新观点，以及权威智库和知名战略咨询公司的公开成果，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做出十点研判，具体如下：

一、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成为新的关键生产要素

人类生产、生活及治理的数据基础和信息环境正在得到大幅加强和显著改善，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持续普及部署，智能终端和传感器加速应用渗透，人、机、物逐步交互融合，与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相关的各项活动已启动全面数字化进程，呈现出从被动到主动、从碎片到连续、从单一分离到综合协同的三大转变，源源不断地产生着呈现爆炸式增长态势的海量数据，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和潜力。数据已成为与资本和土地相并列的关键生产要素，被不断地分析、挖掘、加工和运用，价值持续得到提升、叠加和倍增，有效促进全要素生产率优化提升，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充足新动能。

图1 新摩尔定律主导下2015-2035年全球数据总量增长态势

数据来源：IDC，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二、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发展是首要战略任务

全球经济仍处于相对稳定的复苏阶段，以先进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将继续作为主要增长点，在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不断焕发新的动力。下一阶段，各主要国家和地区的数字经济相关战略会陆续深入实施，普遍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赋能先进制造业作为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从生产要素到创新体系，从业态结构到组织形态，从发展理念到商业模式的全方位变革突破，持续催生个性化定制、智能化生产、网络化协同、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形成数字与实体深度交融、物质与信息耦合驱动的新型发展模式，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有效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图2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三、平台化、共享化引领经济发展新特征、新趋势

企业之间的竞争重心正从技术竞争、产品竞争、供应链竞争逐步演进为平台化的生态体系竞争，一批用户基数庞大、技术积累丰富、资金实力雄厚的行业领军企业已率先启动，通过提供开源系统、营造开放环境、促进跨界融合、变革组织架构、重塑商业模式、孵化创新团队等多种方式，持续构建完善资源集聚、合作共赢的生态格局。同时，飞速发展的新一代信息科技，高频泛在的在线社交，以及渐趋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为大量未能得到完全有效配置的资源提供了成本趋近于零的共享平台和渠道，吸引了共享者数量的指数级集聚，弱化了生产生活资料的“所有权”而强调“使用权”，逐步创造出新的供给和需求，促使共享经济快速兴起。

图3 共享经济行业渗透趋势

数据来源：罗兰贝格，中国电子学会整理

四、全球创新体系以开放协同为导向加快重塑

创新仍是推动经济数字化发展的源动力，受技术开源化和组织方式去中心化的双重作用，知识传播壁垒开始显著消除，创新研发成本持续大幅降低，创造发明速度明显加快，群体性、链条化、跨领域创新成果屡见不鲜，颠覆性、革命性创新与迭代式、渐进式创新相并行。创新主体、机制、流程和模式发生重大变革，不再受到既定的组织边界束缚，资源运作方式和成果转化方式更多地依托互联网展开，跨地域、多元化、高效率的众筹、众包、众创、众智平台不断涌现，凸显出全球开放、高度协同的创新特质，支撑构造以数据增值为核心竞争力的数字经济生态系统。

图4 具有典型意义的开放式协同化创新平台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五、基础设施加速实现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

持续提升数据获取的量级和频率，不断丰富数据传输的渠道和方式，以及扩大数据存储空间，强化数据加工能力，创新数据使用能力，都是数字经济能够得以蓬勃发展的重要基础条件。万物互联和人机物共融将会成为网络架构的基本形态，各国信息基础设施的规划与部署都面临着扩域增量、共享协作、智能升级的迫切需求。同时，电网、水利、公路、铁路、港口等传统基础设施也正在逐步开展与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深度融合，向着智能电网、智能水务、智能交通、智能港口转型升级，显著提升能源利用效率和资源调度能力，支撑数字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

图5 基础设施加速转型升级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六、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延伸至信息空间

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竞争力构成要素呈现数字化发展趋势，传统产业纷纷面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融合日益广泛深入。人类社会、物理世界的二元结构正在转变为人类社会、物理世界、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国家和地区之间竞争和博弈的重心逐步从土地、人力、机器的数量质量转移至数字化发展水平，从物理空间延展到信息空间，并将很快呈现出以信息空间的竞争和博弈为主导与引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格局。掌握信息空间核心竞争优势的国家和地区，将在围绕新一轮国际分工态势展开的博弈中抢先占据价值链制高点。

图6 2016年主要国家数字经济规模

资料来源：《数字经济 迈向从量变到质变的新阶段》

七、数字技能和素养推动消费者能力升级

新兴的数字化产品、应用和服务大量涌现，已形成规模巨大的消费市场，不啻于是对消费者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需具备一定的数字化技能和素养，才能更好地发掘数据价值、使用数字化产品和享受数字化服务。消费者所具有的对数字化资源的获取、理解、处理和利用能力，将成为影响数字消费增长速率和水平的重要因素，直接关系到数字经济的整体发展质量与效益。全球各主要发达国家将会愈益重视对公民数字素养的挖潜和培养，并将持续提升公民数字素养上升到构建国家新兴战略竞争力的高度，作为推动数字消费、扩大内需市场、强化内生动能的重要举措。

图7 数字经济时代对公民素养提出新要求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八、社会福利水平依托数字化手段得到有效改善

满足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数字经济孕育、诞生、发展的重要动力及目标。大幅提升公共资源供给效率，显著增强公共服务效用，进一步推动教育、医疗、慈善等公共事业的便捷化、普惠化、均等化，是数字经济在创新变革生产方式、促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之外的关键着力点和突破口。多种类型、多个领域的网络化、智能化的教育资源公共服务平台将被搭建，面向公众持续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互联网远程诊疗将成为高频次、低门槛、易得可选的常规医疗方式，并引入人工智能助手有效提升诊疗精准度，缓解全球性的医疗资源紧张难题。区块链技术将在慈善资金募集和捐赠过程中得到大规模应用，强化互信关系，减少交易成本，溯源资金去向，保障慈善事业的公正、透明、有效。

图8 数字化手段提升社会福利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九、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同步启动规划、建设和管理

随着信息基础设施的规模扩张、功能升级和网络构建，以及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城市运行管理过程中广泛深入地推广应用，大量完整、连续、系统，具备一致性、关联性、价值性的城市数据将被持续获得，为构建与现实物理城市精准映射、智能交互、虚实融合的数字孪生城市提供了可行基础。全球一批形成技术、人才集聚发展，产业规模与创新能力较为突出，具备主动比特化条件的现代化城市将率先尝试数字城市与现实城市的同步规划，并逐渐上升为两者的同步建设和同步管理。为匹配真正海量数据的采取、传输、存储和计算，专门用于数字城市运行管理决策的系统级平台将得到持续的开发与完善，并逐渐形成可推广复制的标准体系。

图9 数字孪生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资料来源：中国电子学会

篇2

过去十年，我国网络服务经济借助庞大的消费市场和宽松的创新环境异军突起，成为全球网络服务经济发展的领头羊，实现了由传统实体经济向现代网络平台服务经济的跨越发展。然而，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由此衍生出的风险。一是畸形的定价机制。传统经济产业定价权始终掌握在产品和内容制造商手里，服务流通环节是在产品制造成本基础上增加服务附加值而形成的定价机制。而目前的网络平台服务经济发展模式则是服务平台商主导绑架消费者，制造商困于低价销售。这既造成了经济不能有效循环、良性发展，催生了“劣币驱逐良币”现象，也不利于营造制造业由中低端向高端发展的市场环境。二是网络付费消费的机制不健全。由此滋生了各种深不可测的不透明商业模式，造成价值分配扭曲和价值泡沫化，使得真正的产品制造商和专业内容服务提供商难以获取实际的制造和创作价值，对网络服务望而却步。三是网络可信监督机制不完善。知识泛化成了不确定的模糊信息，原本希望通过网络搜索得到的精准信息定位和专业知识解答入口成为虚假广告的策源地，大众不得不擦亮眼睛、自我明辨是非。对网上假冒伪劣产品缺乏有效监督和惩戒机制，建立社会化监督机制势在必行。四是竞争性垄断现象严重。网络平台服务经济造就了少数大平台任性撒钱、垄断市场的格局，中小服务商难以独立生存，要么被大平台收购吃掉，要么因烧不起钱而破产。因此，现阶段的网络平台型服务经济形态应该被视为一种过渡性的新兴行业自发行为，并非健康良性的数字产业发展生态环境的最终形态。当前，我国正逐步进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以创新驱动为第一发展要素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继传统实体经济向网络平台经济跨越发展之后的第三个经济发展阶段，是一次新的跨越。这一时期的关键任务是修正企业主导的竞争垄断型平台经济弊端，构建以产业生态环境为核心的透明服务网络数字经济运行新格局。这种新格局更强调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和社会化监督等方面的体系化和生态化布局，可以支撑价值分配更均衡、资源信息更透明、公共服务更公平、经济协作更高效、生产服务更专业、网络治理更精准、社会监督更穿透的经济发展模式。如今，国家已采取了一系列的网络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措施。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强化反垄断深入推进公平竞争政策实施的意见》，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战略高度出发，着力健全市场准入制度、公平竞争审查机制、数字经济公平竞争监管制度、预防和制止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制度。

把握数字文化经济价值高地，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

一是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推动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文化是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是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升产业竞争力的关键资源，文化、科技与经济的深度融合是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走向和核心价值。过去，我国文化产业主体市场竞争意识不足，缺乏依靠科技提升竞争力的主动意识，导致在企业主导的网络平台数字经济发展阶段，传统文化产业难以形成集聚化经营资源和竞争优势。在当前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节点期和机遇期，文化产业应积极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规律，调整发展方式，大力发展数字文化经济，加快推进文化数字化创新发展进程。二是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体系，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文化数字化不是简单的文化资源和内容数字化加工处理，而是涵盖文化发展全过程的“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首先，要将优秀文化资源转换为具有网络经济价值的资产。过去较为普遍的做法是把文化遗产资源全拿过来，不分优劣、不谈价值地全盘转化，这是缺乏意义和效益的。文化遗产资源是整个中华民族拥有的财富，是全社会的和公益的。这些资源只有在有限权责下经过加工整理处理，形成可复用、可转换的资产，才会具有经济循环的产业价值。其次，要积极构建数字文化经济生态体系，形成数字文化经济健康发展的市场秩序。按照新型数字经济运行格局在社会治理基础设施、公共基础服务、公平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以及社会化监督生态化体系构建的要求，建立包含文化市场监管、数字版权保护、舆情风控与文化传播安全、文化服务信用和服务质量保障等功能的数字文化市场治理基础设施体系，推动数字文化市场治理现代化；建立数据隐私保护、社会公共文化资源服务等公共基础服务体系，将公共资源和个人隐私信息数据采集从各类互联网应用中剥离，统一下移至公共基础服务体系中；建立公平透明的价值交换服务贸易体系，保障产业生态中各方利益，打击垄断性定价，杜绝价值迂现；建立基于区块链的社会化监督及辅助管理体系，强化从业自律及社会化监督管理功能。

加强文化和科技融合创新，切实融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体系

篇3

关键词：数字经济；服务业；服务业之谜；高质量发展

“服务业之谜”最早是由1967年美国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的提出，他在美国服务业发展的研究中发现多个城市存在服务业生产率低的问题。随后1968年维克多·富克斯通过研究美国服务业就业时发现劳动生产率滞后是影响服务业发展最主要的原因，由此将服务业劳动生产率滞后问题称为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国内学者也对我国服务业进行了大量研究。程大中（2004）基于我国服务业检验了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得出了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后等结论。王俊（2008）验证了服务业技术进步滞后是导致就业增长的重要原因。宋健和郑江淮（2017）利用1984-2014年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重构了鲍莫尔的非均衡增长模型，证实了我国工业生产率相对上升导致服务业相对价格提高和就业份额提升。韩朝亮和符建华（2019）测算了我国各省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结果证明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逐年超过工业。张晨和左冰（2021）检验了我国29个省的旅游发展情况，并没有发现“鲍莫尔成本病”，认为劳动异质性阻断了社会劳动生产率正向带动旅游相对价格上涨。

数字经济背景下“服务业之谜”现状

（一）第三产业增加值显著增加

我国的服务业自改革开放才逐步开始发展，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为182061.9亿元，2020年达到553976.8亿元，实现了快速增长。2010年以来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保持在8%以上，总体发展趋势与我国经济发展保持高度一致。从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2010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4.2%，2020年该占比增至54.5%，我国经济呈现一定的服务化趋势且增速较快。从服务业贡献率来看，2019年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为63.5%，是第二产业对GDP贡献率的近两倍，服务业逐渐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就业吸纳能力

从就业人口来看，服务业就业人数不断增加。2020年服务业就业人数达35806万人，占就业人口总数的48%，服务业是吸收就业人口最多的产业。从就业人数增长率来看，近年来增速在5%上下浮动，服务业增加值增长率持续大于就业人数增长率，说明服务业仍有较大的吸纳就业潜力。

（三）劳动生产率滞后

服务业对GDP的贡献率逐年增长，并且就业吸纳能力最强，但劳动生产率并未随之提高。2010年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69140.93元/人，到2020年增长至154716.19元/人，增长近124%。从劳动增长率增速来看，我国第三产业劳动增长率总体上增长缓慢，近年来增速在7%上下波动并出现下降趋势，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存在一定的滞后性。

数字经济与“服务业之谜”

（一）数字经济降低服务业生产成本

在数字经济出现之前，降低生产成本是通过最大程度的规模经济实现的，即生产大规模同质化、无差异的产品。规模经济生产过程中，企业对生产资料的使用、组织和人员的管理也是批量处理的，使得单位产品所消耗的资源降到最低。但规模经济并不是降低生产成本的唯一途径。信息技术以低成本的方式解决了生产中信息收集难、处理慢、范围小的问题，降低了多样化的生产成本，使得差异化生产效率提升形成范围经济。

（二）数字经济降低服务业交易成本

信息技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从而促进产品多样性。信息技术影响的交易成本主要包括搜寻成本、信息成本和决策成本。数字经济降低搜寻成本是指消费者在线上搜索符合自己个性化需求的成本降低，同时企业精准地找到目标客户；信息技术降低了消费者和企业之间交换信息的成本，企业通过信息技术对消费者进行人物画像，生产更符合消费者需求的产品；消费者在线上消费时可以通过各种平台了解产品信息，从而降低了决策成本。

（三）数字经济促进服务业范围经济

数字化技术运用到服务业中降低了服务产品的生产成本，更好的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差异化需求，形成了服务业的范围经济。同时，数字经济的到来降低了生产者的门槛，极大的拓宽了市场范围。生产者通过数字化平台在线上出售服务、产品，极大摆脱了固定资产投入的限制，例如直播带货的兴起大大丰富了服务业业态。

（四）产品多样性降低服务业生产率

数字经济降低服务业生产成本、交易成本从而促进范围经济，个性化的服务产品可以获得超高溢价。因此，数字经济带来的产品多样化提高服务业产品价格的同时也增加了直接或间接服务产品的价值贡献。同时，服务业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或间接的生产活动更加多样化而更为复杂，而以剔除价格计算的最终产出更难体现数字化对服务业赋能的价值。因此服务业出现劳动生产率滞后的现象。综上所述，数字化技术降低了服务业生产和交易过程中的信息、交易成本，从而提高了产品差异化生产效率，形成了范围经济。但是随着服务业生产过程复杂化，更多的资源直接或间接地投入到生产中，进一步提高了服务业的价格水平，但统计数据无法准确衡量服务业价格中包含的价值，因而服务业生产率被低估。

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分析

由于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内容丰富，涉及到了服务业企业转型、业态创新、产业结构优化等，因此为了保障机理分析的完整性和逻辑性，本文将从微观层面行为转型-中观层面协同推进-宏观层面要素配置三个层次解析国民经济体系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机理。本文微观经济主体为企业和消费者，主要聚焦于数字经济如何改变企业的生产方式以及消费者的消费方式，进而导致服务业增长动力发生革新性改变；中观层面以数字化服务业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协同各产业发展为主；数字经济将数据这一新要素纳入到宏观生产活动中，实现现代服务业协同实体经济创新并带来整体的效率提升。

（一）微观层面驱动微观主体行为转型

1.数字经济降低生产者生产成本，促进范围经济。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方式更加丰富，如淘宝、京东等在线交易平台，极大降低了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成本。同时数字技术可以更精准的统计和预测消费者需求，厂商可以生产和销售更多种类的产品，实现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的转型。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服务业不可贸易的特性，利用互联网可以产生新型服务产品，例如在线知识服务就打破了传统教育行业的时空限制。2.数字经济降低消费者交易成本。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各类消费平台的涌现，可以获得更加透明的商品信息，降低了决策和交易成本，消费者可以通过互联网交易平台在任何时间购买到任何地方生产的商品，打破了传统贸易活动的时空限制。数字经济降低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壁垒，私人定制产品成为新的市场需求。数字经济与服务业融合进一步模糊了消费者和生产者的角色边界，生产者的长尾得到开拓，极大地丰富商品供给。

（二）中观层面推进实体经济升级、各产业协同发展

1.数字经济推动传统服务业升级。目前我国服务业中劳动力密集、效率低的餐饮、零售等低端服务业占比高，而技术密集、创新快的计算机服务、科研等高端服务业占比低。数字经济依赖的ICT行业本质上是服务业，ICT行业的发展将推动服务业在整体行业和细分领域的技术创新和结构优化。数字经济改变了传统服务业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极大提高了供需匹配的精准性，减少了生产、交易成本。2.数字经济推进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融合。服务业与其他产业有紧密的前向和后向关系，与实体经济形成上下游关系。根据国民经济产业分类，通信设备、计算机和电子元件等行业属于中间投入品制造业，而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属于最终需求型服务业。此外，现有产业通过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数字化技术作为中间投入品与实体经济进一步融合，数字产业进一步加强服务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性。3.数字经济促进产业创新升级。数字经济带来的创新生产模式、生产要素等给传统产业低效率、高成本的生产方式带来了巨大挑战，同时也为产业创新带来了发展机遇。数字产业技术创新最快、技术外溢作用最大，是未来带领产业创新的关键行业。数字技术运用到传统产业中，通过对数据的收集、运算和分析，改变了生产对于需求反应存在滞后性的问题，能更加精准的安排生产任务，实现低库存、高效率的生产方式。

（三）宏观层面改善要素配置效率

1.数字经济形成数据新要素增加投入。数据作为数字经济活动中的关键生产要素，随着数字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逐渐成为继资本、劳动、技术外的第四大生产要素并参与到经济活动中。数据这一新要素具有无限增长和虚拟性的特征，是人类生产活动打破资源桎梏取得进一步发展的关键要素。同时，数字化生产过程中又会产生新的数据，数据既是生产的投入品，也是生产的产成品，改变了传统的投入产出关系。2.数字经济促进要素配置和利用效率提高。数字化技术参与到生产活动的各个环节中，有效提高了市场信息透明度，数字技术将生产、消费过程中产生的数据进行收集和整合，形成有效信息，能更好的指导生产者的资源配置。由于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深度参与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其产生的网络效应、双边市场等使得经济活动更加复杂和多样，可能使得产出增长更加快速。

数字经济驱动服务业发展的方向及建议

（一）微观层面上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作用，促进生产、消费升级

从前文数字经济对服务业微观主体行为转型的影响的理论分析已经得出，数字经济时代生产者行为从追求规模经济转变为追求范围经济，而消费者则是突破了传统服务业的时空限制。一要继续研发和引入最新的数字化技术，对传统服务业的生产模式和产品内容进行升级，实现多样性、私人定制化的发展策略。二要通过数字化技术实现传统服务业线上转移，打破传统服务业的地理限制。三是数字化平台的出现增加了消费者的信息渠道，企业要从整个产品价值链优化整合的角度来构建高透明度的数字化平台。

（二）中观层面上加强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产业是中观经济的核心载体，实施数字化转型重塑国家产业的数字竞争力，是我国产业升级的关键一步。一是加快服务业中信息技术服务的升级，完善5G、数据中心等数字化基础设施。二是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升级，提升生产、运输、交易等环节的数字化水平，提高服务业生产效率。三是利用数字化技术加快科研教育、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数字化升级，进一步加深上下游产业链数字化渗透。

（三）宏观层面上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构建安全网络，优化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健全的法律法规、良好的政策环境为数字经济发展构建安全网络，为全产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保障。一是治理体系数字化转型，政府与企业形成优势互补、分工协同的先进治理结构，完善数字经济市场监管制度和政策。二是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法规，构建数字经济安全网络。三是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数字安全为前提，建立安全高效的数据保障制度，严格限制和监管企业获取和使用私人信息的权限和用途。

参考文献：

1.丁志帆.数字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研究：一个理论分析框架[J].现代经济探讨，2020（1）

2.陈临奇.数字经济时代对“服务业之谜”的再解释[D].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20

3.程大中.中国服务业增长的特点、原因及影响—鲍莫尔-富克斯假说及其经验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2）

4.王俊.服务业就业增长之谜：对鲍穆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J].人口与经济，2008（6）

5.宋建，郑江淮.产业结构、经济增长与服务业成本病—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J].产业经济研究，2017（2）

6.韩朝亮，符建华.中国服务业增长与鲍莫尔-富克斯假说的再检验—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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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5月30日，有着“互联网女皇”之称的玛丽·米克尔了《2018年互联网趋势报告》（以下简称《报告》），从12个方面对全球互联网趋势作出判断，特别是在互联网普及应用、大数据应用和监管、技术创新和就业、个人数据开发利用和隐私保护、全球互联网领导力、互联网领域研发和资本支出等方面，见解独到。深入分析该《报告》对我国的启示，大力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对我国意义重大。

《报告》的主要亮点

（一）全球互联网普及率日渐触及天花板

《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设备和用户数增长率均趋于停滞或放缓。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同比增长率，2010年超过70%，2017年为零增长。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率从2010年的13%左右减少到2017年的7%左右。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将达到36亿，超过了全球人口总数的50%。《报告》认为，当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之后，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的增长将越来越难。

（二）大数据促进互联网服务提档升级

《报告》显示，互联网企业正在通过对用户数据的分析和使用，让低价服务变得更好。Facebook、Pint er ests、Spotif ys、Netf l ixes等社交、新闻资讯、音乐、视频类网站或APP，拥有数以亿计的用户，他们通过对集体数据和个人数据的分析来优化产品，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服务，令用户感受到这些服务的价值，使用时间将随之增加。这些网站或APP的订阅用户增长率也出现了较快增长。

（三）技术创新未造成大规模失业潮

《报告》认为，近70年来，新技术促进了GDP的快速增长，而失业率一直保持稳定。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自由职业。2014年—2017年，美国自由职业者增速是总劳动力增速的3倍多。二是按需工作数量庞大，并保持高速增长。比如，Uber2017年增长率达到50%，其全球有300万名司机，其中美国有90万名，每周平均工作时间17小时，每小时平均收入为21美元。

（四）用户在个人利益和隐私保护间不断寻求动态平衡

《报告》认为，大部分消费者会为了利益而分享个人数据。咨询公司德勤对美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79%的线上消费者愿意为“明显的个人好处”而共享个人数据，超过66%的在线消费者愿意和朋友亲属共享个人数据。当利益不明显时，大部分消费者会选择通过卸载应用、改变隐私设置、关闭Cook? ies、停止访问某些网站等方式，来保护个人隐私数据。

（五）中国在全球互联网的领导力快速提升

《报告》从企业、用户、智能手机等方面对比了美中两国在互联网领导力方面的变化。中国在全球互联网领域的竞争力在快速提升。从全球互联网企业市值排名20强看，5年前，美国9家，中国2家；目前，美国11家，中国9家。从智能手机出货量的全球份额看，中国2007年为零增长，到2017年实现占比40%，美国2017年占15%。此外，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用户群，大型互联网企业具有丰富的产品服务生态，但与美国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从互联网企业用户规模看，美国Facebook的22亿和Googl e的20亿，明显领先于中国腾讯的10亿和阿里巴巴的7亿，且Facebook和Googl e的非北美用户占绝大部分，腾讯和阿里巴巴的用户主要集中在中国，我国互联网发展的国际化进程仍显滞后。

（六）美国科技公司高度重视研发和资本支出

《报告》显示，过去20年全球范围内的科技风险资本融资和美国上市科技公司IPO发行交易一直处于较高水平。美国科技公司在美国所有行业中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最大、增速最快，两者占营收的比重从2007年的13%增长到2017年的18%。2017年，美国上市公司中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排名前5的企业均是互联网企业，其中，亚马逊、谷歌、英特尔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较2016年分别增长高达45%、23%、11%。

几点启示

（一）互联网应用加大了全球数字鸿沟

《报告》显示，全球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0%之后很难再继续增长，但普及的用户应用还在继续深化，导致全球数字鸿沟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利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机遇，进一步加速了经济社会数字化进程，而不发达国家未能驶入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与发达国家数字化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在网络覆盖范围、互联网服务资费、教育水平和知识技能背景等方面的显著差异加剧了上述现象。缩小数字鸿沟，推进互联网普遍服务，需要从扩大网络覆盖范围、降低互联网服务资费、提升教育知识水平多方面协同发力。

（二）互联网等技术进步提升了产业供给侧服务质量

《报告》显示，得益于对用户数据的收集与利用以及高度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用户愿意为服务付费。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用户互联网服务的结合，大大优化了用户服务供给质量，促进了传统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服务提档升级。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能够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提升供给侧质量，能够为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是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重要路径选择。

（三）技术创新引发的产业结构变化释放了就业红利

《报告》显示，过去的技术快速发展并没有带来大规模失业，总体失业率始终保持在较低水平。技术发展促进了产业结构变化和产业分工细化，部分传统产业退出历史舞台，同时衍生出不少新兴产业，传统产业对就业人员需求持续减少，新兴产业的出现和分工细化对就业人员需求增加，相互之间此消彼长，使全社会失业率始终维持在一个较低水平。同时，产业结构的新变化，对人才需求也提出了新要求，要求产业工人不断掌握新的产业技术，提升自身适应能力。

（四）隐私保护和用户体验是产业创新发展矛盾体

《报告》显示，当个人数据开发有助于提高用户体验时，用户愿意让渡部分隐私来提高其服务体验；反之，当个人数据利用对个人没有显著意义时，用户对隐私的保护就比较关注。依据服务需求，用户在体验和隐私保护之间寻求一种动态平衡。无论政府加强数据治理还是推动产业发展，都须注意用户需求这一特点，过于严格或固定的个人隐私保护政策，都不利于产业创新和用户服务体验的提升。

（五）互联网产业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

《报告》显示，由于互联网企业的快速崛起，在网络领导力方面，中国正在快速追赶美国，全球前20大互联网企业中，中美两国几乎平分天下，与5年前相比，竞争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由于互联网产业具有很强的渗透和融合效应，对各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和提档升级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各国在互联网产业方面的比拼，最终将对国际竞争格局产生显著和深远影响。

（六）研发和资本投入是驱动产业创新的双轮

《报告》显示，科技公司的研发支出和资本支出，美国最高，其两者支出所占营收比例从2007年的13%增加到2017年的18%。在过去20年间，美国科技公司创新持续加快，主要得益于研发支出和资本投入双轮驱动。纵观全球网络科技企业，频繁投资和并购促进了包括人才等优质资源的聚集，而快速增长的研发支出使得企业争先恐后为未来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美国的网络科技公司紧紧抓住这两点，获得了巨大成功。

对策建议

（一）推进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包容性发展

一是持续推进宽带通信网络普遍服务，加快网络的升级改造，加快推动5G试商用和大规模部署，以多种方式扩大网络覆盖范围，不断满足农村、边远地区和贫困山区的网络接入需求。二是持续推进宽带普及提速降费，提高互联网资费的可负担性，为老百姓(603883，股吧)提供用得上、用得起和好用的互联网服务。三是加快推进互联网无障碍服务，加大互联网无障碍终端和服务供给力度，不断满足不同知识和技能背景的人士对互联网的使用需求。

（二）以互联网创新应用助推产业供给侧改革

一是以互联网应用促进企业服务模式创新，创新移动服务、个、在线服务、远程服务、O2O服务等多种模式，可以满足不同场景下客户服务新需求，释放场景应用红利。二是以互联网应用促进企业组织模式创新，大力发展众创、众包、众筹等网络平台服务，提高企业对产业资源整合能力，促进资源优化配置，提升服务供给能力。三是以互联网促进企业商业模式创新，发展精准营销、个性化定制、网络制造等新商业模式，以需求侧的深度挖掘来助推精准供给。

（三）加强互联网相关教育培训力度

一是提高全民信息素养，推进互联网应用教育从娃娃抓起，把互联网应用技能作为全民基础技能来培养，将其纳入义务教育体系。二是优化教育人才结构，加大互联网技术、应用、融合、管理、治理和安全等各方面创新人才的培养，满足互联网和经济社会各领域全面融合对产业人才结构变化的需求。三是加强产业工人互联网应用技能培训，完善定期培训机制，发展在线培训服务，强化新技术、新模式和新业态培训，提高产业工人适应互联网发展的能力。

（四）平衡个人隐私保护和数据开发促进产业创新

一是制定合理的隐私保护监管政策，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趋势，依据国内产业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完善个人数据采集、流通、开发和利用政策，加大隐私保护和监督检查的执法力度，提升数据保护水平。二是鼓励在尊重个人数据保护的前提下，鼓励企业加强对个人数据的开发利用，促进服务优化、体验提升和产业创新。

（五）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一是应用互联网推动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转型，发展以数据为创新驱动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朝着创新、协调、绿色、共享、开放方向发展。二是以互联网应用助推实体经济服务模式、组织模式和商业模式全方位变革创新，提升实体经济产业创新、资源整合和要素优化等能力。

篇5

中国创新增长新动能

作者：马化腾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的30.6%，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口，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可以肯定的是，目前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身处最偏远地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同样的优质内容，能以最低的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篇6

关键词：出版融合；竞争力；数字出版；集团化

20世纪80年代起，国内学者开始涉足出版竞争研究，逐步形成关于出版业核心竞争力内涵的资源观、能力观、经营观等分类思想，并引入管理学竞争模型等评价体系，丰富出版业竞争力的定量研究，但涉及出版融合业态竞争力的研究尚不多见，有必要从产业经济学、管理学等视角做些探究。

一、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融合的竞争力显性指标

产业竞争力实质上是比较的概念，相对表现出的产业竞争优势最终体现于企业、产品及产业的市场实现能力。出版融合业态的竞争力是出版企业、产品与品牌（市场实现能力）要素同集团化、数字化与文化特性相结合的产物，该竞争力是以新型集团、服务和品牌为显性指标反映的。

1.新型出版集团：以“五跨”、资本、垄断为显著标志

出版集团作为测度出版业管理体制机制融合成效的风向标，其产业融合的结果改变了原有产业、企业间的竞争合作关系，模糊甚至重划产业边界。新型出版集团践行着出版业“五跨”（跨媒体、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跨国界）发展思路，凭借雄厚实力充当新闻出版改革发展中的主导力量，是文化产业战略投资有效路径的缔造者。

当前的集团化浪潮培育了一批出版领军企业，无论战略重组还是项目合作，均已在“五跨”思路上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多元化经营方向。但当前程度的市场合并距离实质性的市场融合和竞争力仍存在一定差距：首先，新型出版集团的“五跨”发展趋于常态化，跨度中体现集团数字出版业务的比重提升，集团由内容优势向内容、技术并重发展；其次，新型出版集团的市场主导性明显，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资本规模膨胀并形成以资本为纽带的投资渠道多样化格局；再次，新型出版集团以专业化垄断划分市场格局，区别于以往的地域垄断，垄断性强，产业集中度高；最后，出版产业格局由少数大型集团主导并形成良性增长极，对小微型企业产生扩散和示范效应，实现航母级集团与梯级分布规模集团的分类指导发展模式和集团群现象。

2.新型产品服务：以技术创新、内容创新、受众创新为立足的根本

产业融合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产业间存在共同的技术基础，能够首先发生技术融合。出版融合的技术、内容以及两者催生出的受众群体决定着出版业态的产品及服务形式的优势走向。产品服务作为出版业技术融合成熟度的衡量杠杆，也是检验融合业态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生存的基础指标。

出版融合业态突出大数据、云计算、可视化、协同编纂等新兴技术在出版产品及服务中的应用，企业拥有自主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内容资源由单一出版物载体呈现向多元化解决方案及服务转变，选题创意由过去的等待或发现选题变迁为创造选题和众筹选题，传统出版内容优势与技术无缝对接形成数字媒介消费语境下的新型内容资源，满足读者受众细分服务的个性化需求。出版产品及服务逐步摆脱对学校、书店的依赖，拓展并创新受众群体，另辟蹊径地构建出版业态全程参与的知识传播体系。

3.新型文化品牌：以互联网思维、主流声音、全民阅读为发展主题

出版融合以市场融合为导向，经历技术融合、产品与业务融合、市场融合三个阶段，最后才能完成产业融合全过程。文化品牌作为出版业市场融合效度的评价指标，其本质是出版企业与读者之间的无形契约：读者可感知的品牌优势及促成优势的知识、素质、能力和资源是出版业品牌竞争力的“源”，知名度、忠诚度、市场占有率和扩张潜力等构成品牌竞争力的“泉”。

新型文化品牌是出版融合业态将文化知识生产置身于互联网思维和产业经济环境的产物，推崇以互联网的机理和关系思考品牌环境，以关注读者导向揣度消费者心理，从冗余复杂的信息资源环境中整合提炼个性化内容及解决方案，将实体营销网络延伸至网络的互动关系营销。同时，出版融合业态的新型文化品牌需要让主流文化发出响亮声音，在坚守出版追求、传承文化正能量的前提下，适度开展出版主业的延伸业务以实现利润补充和品牌拓展，科学处理出版主业的专业品牌和衍生品牌的协作关系，形成以主流文化品牌为主体，多种品牌成分（如技术品牌、资源品牌等）并存的品牌群。此外，新型文化品牌拥有深入人心的全民阅读氛围，以“阅读月”“阅读季”“书香”系列等活动，重现往昔新华书店文化品牌式的辉煌。

二、当前阻碍出版融合竞争力培育的瓶颈

出版业融合与竞争力均需要时间维度的积累，出版融合业态的竞争力显性指标描绘的理想愿景在产业培育实际进程中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干扰，主要表现为：

1.行政部门统筹和指导职能泛化

受历史、现实和国情等因素影响，我国出版业融合不同于单纯经济学层面的产业融合，行政主管部门在“建立完善新闻出版企业准入、评估、考核、奖惩、退出等机制和资产、经营、收益分配等监管制度”等管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尽管一直强调加快职能转变，创新管理机制、提高行政效能，但成效不明显，如部分出版集团依靠行政力量促成联合，如何实现政企分开与自主经营，如何明晰产权等一系列问题掣肘行政部门权力效度的提升。政府统筹作用受市场开放的协调复杂性影响，对出版融合业务的选择、自有资源评估和产业整体走向与进度缺乏具象的研究，对待集团化建设等战略无法实现有效的从行政主导向行政指导的转型，引发集团配套设施与制度建设的不完善等连锁问题，政策扶持居多，实质性的约束和引导较少，形成行政权力与市场权力的单向缩水和职能泛化。不从根源上缓解这些问题，新型出版集团依旧是资本规模累加的松散经济体，加重了规范出版经济秩序的难度，出版业发展容易从盲目的集团热陷入新一轮的融合热中。

2.融合业态利益分配机制不合理

出版融合必然改变固有的出版企业刚性利益分配格局，产业融合的顶层制度设计需要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来护航，融合对象认为融合利益大于离散利益时才会加快融合进程，促进出版内容、技术、资本等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在内容与技术的融合中，传统出版企业转型数字业务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保障其作为内容提供商的利益分成比例，以及数字产品定价权归属方如何平衡技术提供商、内容提供商和作者的利益与定价间的关系。目前这种产业链间的利益分配机制并不完善，常有非公平合作现象或纠纷产生，影响生产优质内容资源和技术融合的积极性。同时，出版企业集团尤其是政府主导促成的出版集团内部，企业融合带来的集团核心层、紧密层企业的内部结算价格和利润分割等利益分配机制有待改进，避免集团化内部各成员企业间的关系由凝聚力变成离心力，集团化流于挂牌形式，阻碍集团的健康发展。

3.内容资源积累和创新潜力有限

内容资源是出版产品及服务创新的基石，传统出版企业拥有凭借资源垄断优势积累的来自作者的内容作品，藉此与数字出版企业的技术竞争周旋。出版融合让传统与数字出版间围绕优秀策划、作家团队和作品的竞争成为过去式，矛盾的焦点落在海量内容资源并未形成核心竞争力上。出版融合要对用户所需信息进行内容整合，为用户提供信息搜索、过滤和索引，实现完备的数字化信息解决方案。当前阅读的概念多偏向于文本浏览，出版企业建立的专业型数据库多是纸质内容的翻版和汇总，是整理家底式的浅层积累，专业数字内容资源增值创新的知识服务功能有限，离内容资源的立体开发尚远。国外出版集团内容资源积累的体量、质量和服务创新，以励德・爱思唯尔集团为例，其ScienceDirect数据库拥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同行评议的科学、技术和医学类文献，超过2500种期刊和33000册图书，集团还提供涵盖临床、教育、研发、研究情报和研究平台等领域包括在线诊所、分析服务等88种在线解决方案和产品（ScienceDirect数据库是其中之一），以高端内容资源开发的信息服务满足用户的多元化需求。

4.法律法规与行业标准滞后

从网络出版到数字出版再到出版融合，出版业法律法规一直较为滞后，“新瓶装旧酒”的法律法规无法适应互联网思维下的媒介消费心理，与数字内容传播、知识分享等现象格格不入，打击数字盗版顽疾时捉襟见肘。《互联网出版管理暂行规定》从2002年8月开始施行，《网络出版服务管理办法》自2012年12月征求修订意见至今尚未出台。加强相关法律法规修制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是规范融合背景下出版主体资格及条件、保护信息网络传播权等举措的同步保障。再者，行业标准统一的进程滞后影响产品服务竞争力的培育，多样化的格式规范、平台标准形成融合业态的各自为战和重复建设，分散了企业资本投入和产业宏观发展指引的向心力。

5.企业实体缺乏明确细化的竞争目标

不同的出版规模、融合路径，其竞争目标和品牌路线差异较大。产业离散状态时传统出版企业对数字化转型尚存观望情绪，或不知所措或摸索前行，融合背景下业务选择和确立竞争目标更是难上加难。出版业短期内由事业到产业，再到高端的产业融合，三级跳式的转型跃迁确实对出版从业人员形成前所未有的运营、管理压力，多数地区及企业缺乏明确的竞争细化目标，融合后主营何种业务并不清楚，依旧墨守成规经营融合前的擅长业务和品牌，由早期的盲目数字化升级为盲目的融合化。竞争细化目标绝不等同于唯产值论英雄，将国家相关利润增长目标缩水一圈作为地区目标，亏损目标也是科学和允许的。关键是如何制定产业竞争和品牌进程的三年规划、五年规划，如何实现规划，存在何种风险，等等，这些诉求都需要企业实体全盘统筹布局，避免竞争力沦为口号，离融合业态的品牌竞争力渐行渐远。

6.增长极快速扩散与品牌同质化现象严重

出版融合业态符合先导产业增长带动产业综合体增长的模式，但数字出版转型反映出的增长极快速扩散和极化负效应进程缩短等问题极有可能遗传到出版融合进程中，文化品牌的社会感召力和受众认同并未借助增长极的能力扩散到周边地区。如部分出版产业基地蜕变为利用政策软肋开展与出版主业偏离甚远的品牌业务，违背了以产业集群带动地区发展的初衷。且融合业务模式的复杂性必然诱导新的扩散区域和企业实体单纯地模仿运作，品牌经验借鉴同质化严重，形成竞争力战略整齐划一的形同虚设和“产业浮躁”。

三、培育出版融合业态竞争力的路径思考

出版融合前后产业竞争优势的诉求随之改变，无论我国出版产业融合采用替代型融合、互补型融合还是结合型融合，融合业态竞争力终究要实现集团、服务和品牌三项本质性创新，其培育路径需遵循如下思路：

1.职能分层路径

出版融合业态竞争力是政府、市场、企业等多股推力各司其职的合力，培育竞争力路径优先考虑职能分层，明晰权责，以分层决策型组织管理模式激发各层级力量参与融合决策与执行的能动性，促进出版产业深度融合。政府在出版融合中发挥地区、企业协同促进作用，宏观评估与监测融合进程，加强专项资金、注册登记、税收优惠、人才激励等政策扶持力度，加大侵权惩处和监督执法力度，优化集团成长环境，促成出版企业集团、院校、科研机构成立出版融合业态协同创新联盟，建设出版融合智库，优化实体与虚拟双重文化消费环境，调控以“阅读月”等品牌为代表的多元化文化供给活动，引导和扩大消费需求。市场在出版融合中引导开放型合作，规范融合业态的新产业链，形成独立和融合产业链混合发展的灵活架构，加速内容资源、技术、渠道优势的流通，为出版企业的产品与服务创新扫清障碍。企业在出版融合中拓展多元化版权合作，整合并优化内容与技术增值的分配形式，开展资本合作，以集团的形式脱颖而出，坚守文化理念，在产品服务创新的同时构建强大的推广渠道和品牌优势。

2.非均衡化路径

我国出版产业的非均衡状况较为严重，各地区出版企业规模、业务形态、受众需求等差距明显，出版融合产业竞争力培育的非均衡化路径既是尊重产业发展客观规律的体现，也是西方国家出版产业发展经验的启示。《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2010年）明确提出“鼓励教育、科技、卫生、财经、文化等领域的新闻出版资源先行整合，鼓励实力较强的地方新闻出版企业先行整合资源”，政策意见在产业发展目标上体现非均衡化的思路。集团化本身也是非均衡化发展的一个缩影。融合业态竞争力需要发挥不同企业主体的优势效益，非均衡化不是抛弃和选择的战略决策，而是“一部分地区或一部分企业通过优先竞争力培育先发展起来，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和企业，最终实现融合业态竞争力的共同提升”。非均衡化路径可以我国七个跨省市经济区域的中心城市为增长极，周边省份采取内容、技术和资本倾斜配置，孵化区域特色鲜明的出版融合经济带。实力较弱的出版企业，在追逐集团、服务和品牌指标的创新时宜量力而行，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以常规发展的时间积淀逐步融入竞争力阵营。

3.企业分类指导路径

篇7

在当天的仪式上，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规划发展司司长余昌祥代表总局向山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副局长杨树国、青岛市人民政府咨询亢清泉授牌。

自2008年第一个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落户上海后，截至今年3月份，共有10家主题相似但功能细分的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在中国的重要战略版图上竞相盛开。沿海一线包括天津、青岛、江苏、上海、杭州、广州，内陆地区包括重庆、湖北、湖南、陕西。

结合今年的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看，中国经济还处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业化、城镇化的任务尚未完成，从而客观上有继续工业化、城镇化的趋势，这种趋势将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潜力。正如国务院研究室主任宁吉所说：“虽然去年、今年，外资企业来华投资的数量是少了，但是投资额始终在增长，大企业反而来得多了。他们把工厂无论放到哪个国家，都不如放到中国沿海有这种综合优势。你放在东莞、苏州，都有综合的优势条件，打个电话配套就都来了，物流的、金融的、技术工人的，其他一些国家还是替代不了中国。”同时，这种优势为国家数字出版基地的落户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务保障。

窥斑见豹，移动互联数字产业的发展趋势，就今天的市场看是大鱼吃小鱼，快鱼吃慢鱼，“互联网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实体。传媒行业、零售行业、金融行业、制造行业，这四个行业是目前正在颠覆的，还有很多行业慢慢在颠覆”，PPTV的CEO陶闯认为移动互联就是要逼着多个行业做出最核心的极致体验，逼着互联网企业及相关实体企业挖空心思创新，这样才能利用移动互联平台整合资源，把上下游产业链发挥到极致。

国家把第十家数字出版基地放在青岛就是看好了青岛上下沟通的战略位置，青岛的加入使中国东部地区一条依托移动互联，重要实体经济参与的数字出版产业链更加完美。

地理：上下连接，内外沟通

青岛地理位置优越，海陆空交通便捷。青岛作为全省一体两翼经济发展布局中的龙头，可以带动全省数字出版产业发展。根据《青岛市蓝色经济区发展规划》，到2015年，将青岛基本建成我国海洋科学发展的优先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的核心区，海洋自主研发和高端产业的聚集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的示范区。到2020年，青岛将成为东北亚国际航运枢纽、区域性海洋新兴产业发展中心、国际海洋科技教育中心、国际海滨旅游度假胜地和国际海上体育运动基地。国家级数字出版基地向东，可对接日、韩，实现东北亚国际合作；向北，可对接京津冀一体化新区；向南，可连接长三角经济区；向西，可辐射豫晋等地。建设青岛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从各方面讲都为山东长远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产业基础。

文化：厚重与时尚兼得

青岛的文化资源立体性超强，其中既有建置一百多年的历史文化资源，又有以道教名山崂山、历史建筑为主的旅游文化资源，既有丰富的文艺演出资源，又有以青岛出版集团等为代表的出版文化资源。特别是青岛结合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建设，培育了大批具有城市鲜明特色的文化品牌，如“帆船之都”、“音乐之岛”、“影视之城”、“舞动青岛”、“美术之港”。

文化的兼容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到这个城市寻求发展以及创业，为这个城市带来源源不断的创新意识，互联网专业人才的集聚将为数字出版基地形成丰富的人才智库。

青岛市现在拥有3家出版社、50余家报刊社、百余家动漫游戏企业、1500家印刷企业，2012年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约200亿元。其中，青岛出版集团是全国数字出版转型示范单位，拥有书、报、刊、电子、音像、网络六大出版业态，年经营总收入超过16亿元。青岛出版集团于2012年成立了数字动漫出版中心，开展相关的数字出版工作。出版集团与移动、汉王、网龙、超星等多家科技公司合作，对传统出版物数字化进行二次开发，开发了手机书、电子书、手持阅读器、富媒体出版物等多种形式的数字出版产品，在手机、网站、APPStore等平台进行全平台及营销，实现了“全媒体覆盖”。

由青岛出版集团承建的数字出版内容园区，提出了“数字城市社区”的全新概念，通过数字技术实现了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的有机融合，围绕数字教育、数字阅读、数字生活、数字娱乐等，引入了增强现实技术、二维码技术等多种先进技术，开发了云课堂电子书包系统、爱考拉移动学习平台、青岛100度等新型数字出版产品。

青岛出版集团推出的“数字融合出版”是出版行业产品结构与商务模式的全新探索，是通过多种先进技术手段将静态的传统出版物与动态的数字出版物有机融合的最新出版形式，青岛出版集团移动新媒体中心总经理贾晓阳介绍：“这种形式可打破传统出版与数字出版之间的壁垒，使二者相互融合、彼此促进。”可以说，融合了数字信息的纸质出版物的内容可以不断更新，成为“永不过时的出版物”。内容与技术平台的完美结合让青岛出版集团成为数字出版基地的内容提供商是一种必然。

终端产品：海尔、海信共同打造

青岛的独特优势在于拥有海尔、海信等技术力量雄厚、消费者认可的大型数字出版终端产品研发企业。在数字出版内容原创、编辑加工、数字转换、平台投送、设备生产、市场销售组成的产业链中处于终端，直接面对和影响消费者。“青岛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基地将是我国数字出版终端产品最丰富、研发力量最雄厚、市场化水平最高的数字出版基地。”海尔电视部门的负责人显得很自信。

这种自信源于海尔的实力。海尔集团在全球建立了29个制造基地，8个综合研发中心，19个海外贸易公司，全球员工总数超过6万人，集团与全球一流供应商、研究机构、著名大学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形成了以互联网为媒介的120多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创新生态圈。其研发的三网融合电视、平板电脑、智能手机运用开放的技术平台，均可以支持数字出版的各种格式，是数字出版产品走进家庭的广阔终端平台。

海信集团是国家首批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国家创新体系企业研发中心试点单位，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数字多媒体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海信集团主要从事面向三网融合的交互式数字电视平台系统、IPTV系统、互联网电视系统的设计开发、多业务终端产品的设计开发。

园区：功能互补、以人为本

作为数字出版基地的企业承载园区――以市北中央商务区为依托的数字出版企业孵化园区、以国家广告产业园为依托的数字创意新媒体园区、以青岛光谷软件园为依托的软件研发园区，都已按照本园区的功能设置开始为多家企业服务，同时这三个园区按照功能的不同把落户青岛的数字开发出版企业全部串联起来，实现企业间的资源共享，互利互赢。

篇8

以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及物联网为核心技术的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已经到来，全球各同都在全面布局这一轮新的科技和产业。《中国制造2025》战略规划已于近期，以智能制造为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主攻方向。制造业涉及几十个国民经济核心领域，是实体经济的基石，也是现代服务的基础甲台。虚拟经济则是实体经济的催化剂、放大器和资源配置器。两种经济形态在国民经济和同家治理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而又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金融资本与信息数据、互联网与工业体系相结合是相加的关系，金融与信息数据、未米互联网与工业产业相融合，将会出现相乘态势，产生化学效应。

我们有理由相信，以现代科技为引领，以现代制造业为基础的新的产业革命，必将成为全球新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把互联网智能赋予到工业资产中去，在推进军民融合、深化两化融合的基础上，加快实体经济与互联网的全面融合，将会使当前这场产业革命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我们所工作和生活的世界也会更加色彩斑斓。

当前新军事革命以联合化、数字化、网络化为重要特征，在由现行机械化军事体系向未来信息化军事体系转型的过程中，军民融合也要适应新军事革命方向。

一是军民融合体系建设，特别是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要突破体系束缚，促进科研、管理、市场化等领域的军民融合发展，有针对性的进入战略新兴产业，我们选择了软件信息服务、信息安全、海洋信息、卫星导航等领域；二是转变能力模型，要按照市场核心功能管理军民业务，建立面向重点能力建设项目的军民融合试验点；三是机制生成和转化，要在国家战略部署指导下，探索建立符合实际的激励约束机制，研究“军促民、民参军”的激励政策和组织机制，探索股权多元化和混合所有制，优化资源配置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四是军民融合人才培养，要从军民融合产业管理、研发、营销等不同岗位的需求特色选拨、任用、发展人才，打通人才融合渠道，激发员工创业、创新的热情与激情。

军民深度融合，未米的重要趋势就是在做到保密安全的前提下，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合理流动、开展公平竞争，逐步取消制约发展、阻碍竞争的各项约束。军工企业、国防体系必须更加具有创新力和和活力，要坚决去除封闭思维模式，引领行业发展方向，构建军民融合安全发展格局。

篇9

推荐指数：

作者：马化腾等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作者简介：马化腾

腾讯主要创办人之一、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2017 年全国两会提交建议案《关于大力发展数字经济 推进网络强国战略的建议》。

随着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蓬勃发展，人与人、人与物、物与物的互联互通得以实现，数据量呈爆发式增长。庞大的数据量及其处理和应用需求催生了大数据概念，数据日益成为重要的战略资产。数据资源将是企业的核心实力，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具备了优势。对国家也是如此。美国政府认为，大数据是“未来的新石油”、数字经济中的“货币”，是“陆权、海权、空权之外的另一种国家核心资产”。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

数字经济已经占到中国GDP 30.6%的比重，带来280万新增就业人数，占中国年新增就业人数的21%。毋庸置疑，数字经济是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2017年，数字经济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为撬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动力。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初步成果向全球呈现了科技引领的跨越式成长的巨大潜能与魅力。中国通过短短几年的时间普及了移动支付，跨越了已构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信用卡时代。在一二线城市，已经可以做到无须依赖POS机（销售点情报管理系统），一部手机就可以解决日常交易的绝大部分需求。

数字经济在民生领域的应用以中国速度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取得了务实又璀璨的成果。人们用手机挂号看病、缴付水电费、处理交通事故，在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下，全民通过手机共同参与险情上报与预警。数字信息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形成了良性循环。

“互联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手段。过去两年，“互联网+”在中国落地生根。在金融、医疗、教育、交通、O2O（线上到线下）等领域中直接贴近消费者的环节，“互联网+”已经成为工具，或是改变着和用户的交互方式，或是催生出新的商业模式，或是用信息的交互带来效率的提升。可以肯定的是，目前“互联网+”带来的各行业的改变只是开始。就像“互联网+医疗”，绝不仅限于用手机挂号、打通医保支付这么简单。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会重塑各个行业的核心竞争力。

数字经济的发展改变着人们的生活观念和思维模式。数字经济推动了共享经济在更多领域的融入。物品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通过数字交互完成分离。共享单车、共享租车，甚至共享房屋，让拥有不再是必需。租用带来的便利使得整体的社会资源得到最佳利用和最大节约。

数字经济也在用科技构建凝聚社会的基础要素――信任。数字时代以前所未有的低成本、可记录、实时可查询等优势为参与其中的每一个人构建数字信用。得益于数字信用，我们可以采购远在千里之外的各种物品，放心地搭乘陌生人的顺风车，方便快捷地得到金融借贷服务。

数字经济造就了中国互联网企业发展的最好时代。中国互联网企业生于草莽、长于丛林，成就了和西方发达国家不尽相同的生态。去中心化的发展让数字连接下沉为基础设施，进而使得生态体系中的各个主体得以自发式高速成长。以内容产业为例，中国引领了全球数字内容变现的新趋势。从内容产业版权缺乏保护，到自创内容全球最高价格的变现，再到音频、直播、自媒体、文学等多种内容，问答、打赏等多样化变现途径，内容产业在野蛮生长的丛林中独辟蹊径，俨然已经步入内容创作与收益齐头并进的高增长时代。穿越丛林，将是一片更为广阔的发展天地。

数字经济接下来最值得期待的是与制造业的融合。制造业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也是经济增长的脊梁。数字经济在贴近用户侧采用轻量级、小步快跑、高速迭代的发展模式，但数字经济与制造业的融合，应当有更加系统的规划、从顶层设计开始改变，由需求引发供给，通过云、大数据、柔性制造，让生产资料得到效率最佳的配置，真正让数据提升效率、爆发力量。

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数字经济不仅仅能提高不发达地区的经济产出，更重要的是能为不发达地区的人们带来种种改变的可能。数字连接之下，即便是最偏远地区的人，也能够无差异、无区别地得到和一线城市人们同样的优质内容。不发达地区的人们能以最低的数字成本，获得教育、医疗、交易等最必需的信息，以更合理的价格卖出他们的农产品。数字经济为如何触达那些真正贫穷、急需帮助的人群提供了路径，有助于实现精准扶贫。这一点，对全球不发达国家很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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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美国电子商务交易在美国银行家协会以及美国运输数据协调委员会发表的第一个EDI标准下诞生，由于网络在那时仍没有得到充分发展，这使很多商务活动的电子化仅仅处于一种想法阶段。直到90年代，基于Internet技术的飞速发展，这些想法逐步成熟，Internet网络开始真正应用于商业交易，这时电子商务日益蓬勃发展起来，人们开始通过网络进行产品交换、订购等活动，并成为90年代初期美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一种崭新的企业经营模式。随着国际电子商务环境的规范和完善，中国电子商务企业开始走向世界，电子商务也就成为进一步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和适应经济全球化、提升中国企业国际竞争力的一把利器。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中，B2C市场发展迅猛。根据艾瑞市场咨询的报告，2011年中国网络购物市场交易规模接近8000亿，达7735.6亿元，占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4.3%；同时，网络购物用户规模将达到1.87亿人，在宽带网民中的渗透率为41.6%。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势必对虚拟电子商务环境中的虚拟商品提出新的要求，虚拟商品的包装设计也就应运而生。短短十几年的发展时间，虚拟数字化包装从初期的产品名称、货号及图片的展示，到现在全方位细节特写、材质说明、3D展示、视频音频展示甚至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无论在技术上还是艺术上都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

2、传统包装设计正面临着新的转型

传统的购物方式，往往是消费者与商品之间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消费者根据自身的需要去选择商品，商品通过实体包装去传达自身内在的功能和形式信息。传统的实体包装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对商品的保护、运输、形象展示等各个方面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超级市场模式下的架上购物时代，包装本身就成了产品的推销员，更进一步的拥有了宣传和导购的作用。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网民中的一员，数字媒体技术作为网络信息传递的载体，已渗透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需求与分配的组织化已不分国家、地区、投资、贸易额大小等，一律将通过网络来完成，按照网络秩序来活动，许多传统企业正面临挑战。在网络的虚拟购物环境中，坐在电脑前，简单的几个指令，可以实现绝大多数现实世界中想做的事，在这些事当中，包含了人类世界发展的最基础环节——生产与消费。随着网络购物热潮的到来，人们可以足不出户的购买到自己需要的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商品，无比的高效与便利使得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涌入这个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化服务之中，成为网上消费者中的一员。网络购物作为一种潮流化的趋势，在现实社会中得到用户的青睐并且成为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网络技术发展、网络购物的配套设施越来越完善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习惯在短短数年之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80后年轻人，超过八成人的习惯在网上购物。因此虚拟网络商城的快速发展，实体购物环境中的商品包装促销功能也将随之被淡化，实体商品包装的优势逐渐失去了它昔日耀眼的光环，原有的宣传、促销甚至是导购功能已经被新的包装形式所替代——虚拟数字化包装。

3、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是新时期消费市场的刚性需求

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是相对传统实体包装的概念而言的，是指在电子商务交易中利用数字化的图形、文本、超链接等相关信息，将交易的虚拟商品材质、功能、大小、外观、促销信息等通过互联网虚拟空间环境展示出来，辅助其完成对商品宣传、销售，诱导网民产生购买行为的一种应用型设计模式。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人类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开拓了一个依靠网络虚拟空间来生存、发展的时代。虚拟数字化包装依赖于互联网络的虚拟环境才得以快速发展。网络虽然是虚拟的，数字包装手段和形式也是虚拟的，但在这一环境中相关的买卖双方的商品本身却是真实存在的，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通过数字手段将商品的各个层面信息以虚拟现实的方式传递给消费者，使消费者最大限度地通过这些虚拟信息了解商品。不得不承认的是，就目前的技术手段而言，虚拟包装与现实商品之间确实存在着某些或大或小的差距，如色差、质感等，但随着虚拟现实技术的发展，这一差距正在被逐步的缩小，这也为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

如2001年网络传递花香的技术在日本总务省诞生，改变了以前网络传递仅限于传递图像和声音。综合运用视觉、听觉、触觉、味觉和嗅觉五大网络传递技术为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服务，扩大虚拟数字化包装的展示效果，产品信息用数字的形式把文字、声音、视频、图像、气味等信息通过机顶盒或传感器等传递技术传达给网民，满足网民对产品信息的全方位了解，大大增加网络虚拟市场的成交量，必将冲击着传统商品的销售。虚拟概念性包装的发展一旦突破了艺术与技术之间的结合瓶颈，一定会成为未来包装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虚拟数字化包装以最低廉的成本实现宣传与销售的最大化，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以交互式电子文件的形式把产品信息到虚拟网络市场中，没有固定的店铺、厂房、办公大楼等固定资产，只需要计算机、网址、数据库、软件系统和优良的信誉度来进行营运，减少了投资者成本，实现零库存和低成本运作；能节约有限的自然资源，简化了包装的设计流程、缩短了设计周期、降低了生产成本，通过无纸化的包装设计，真正实现了绿色包装，使人、自然与产品之间达到最大的和谐，对社会的发展、环境的保护将产生巨大影响并带来前所未有的经济效益，真正的符合了当前低碳环保的时代主题。这也是B2C电子商务市场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前提。可以说，B2C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功不可没。同时，电子商务的发展也使得虚拟数字化包装对设计师提出了新的要求。

4、虚拟数字化包装时代对设计师的要求

现代包装设计的目的有两大功能——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设计师要探究两者优化组合的规律和方法。其前提必须符合“科学、适用、美观、经济”的原则。要求体现科学、适用、美观和经济原则，产出无任是自然功能，还是社会功能，无论是科学原则，还是适用原则，均以经济原则为准绳，均受到经济原则的影响和制约，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虚拟数字化包装。全面了解其经济属性，不仅有助于对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本质意义的认识，而且对准确把握其发展过程及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虚拟销售环境中产生了一类网上成交网下运送的产品一一“虚拟产品”，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就是为这类产品进行设计策划、营销的一项专业技术；是辅助其完成对商品的展示、宣传、销售过程的一种设计模式。从技术方面可以定义为：电子商务的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是一种多技术的集合体，包括交换数据（如电子数据交换、电子邮件）、获得数据（共享数据库、电子公告牌）以及自动捕获数据（条形码）等科学技术与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是随着销售商品的展示环境的变化而延伸发展的。这就要求设计师在对传统包装概念理解的基础之上，还要对虚拟购物环境下的数字包装技术有更深一步的了解。

当前的虚拟数字化包装，虽然发展很快，但仍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通过实验性的问卷调查发现，大多数网民抱怨网络上的产品画面太小、太模糊，有些网站甚至不能提品的形象，要么将商品包装拍照上传到网页中，以静态模式展现在浏览者面前；要么是将产品实物拍照以后直接展现在网页上，人机不能互动，展示一面就是一面，满足不了网民对产品信息全方位的了解。顾客不能被虚拟视觉包装所说服，虚拟产品包装与网民之间的沟通遇到瓶颈，就必然会影响电子商务的发展。“包装是无声的推销员”，要发展电子商务，就必须先从虚拟产品的品牌包装设计上着手，强调其包装装潢的视觉效果的真实性与美观性，最大限度的缩小虚拟与现实之间的差异。遍览世界电子商务格局，对网络虚拟产品包装虽有不少规范，但却并不得要领，仅仅是对网络技术上的上传图片尺寸、分辨率、格式、文件大小做出了技术性的要求，但对虚拟产品包装的设计要求交代甚少。很少有企业或者研究者将虚拟数字化包装的设计提到日程上来，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待我们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而目前虚拟产品包装设计的现状基本上还是停留在传统包装设计思路和设计模式里徘徊。在虚拟的网络市场中流通，设计师如果没有针对其特殊的销售环境、特殊的消费人群和媒介进行个性化的设计，就不利于电子商务的发展，更不利于虚拟数字化包装设计行业的发展。因此，对数字虚拟包装设计的应用研究必须要开拓思路，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将网络推广营销手段植入数字包装设计规划之中，使得实现虚拟数字化包装更好地为消费者、厂家、商家服务。

5、虚拟数字化包装与传统包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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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把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Abstract:

Mediaconvergenceisanotherbuzzwordinthefuturistdiscourse.Whilecelebratedastheinevitablepathtowardseconomicgrowth,socialdevelopment,andhumanprosperity,mediaconvergenceisactuallyamarket-drivenrestructuringoftheglobalcapitalistsystemontheplatformof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echnology.ThroughcriticallyreviewingtheNorthAmericanscholarshiponmediaconvergencefromthevantagepointofpoliticaleconomyresearch,thisarticlepointsoutthatontheonehand,NorthAmericanscholars,especiallypoliticaleconomists,havedemystifiedmediaconvergencethroughsocial-historicalapproaches;ontheotherhand,theyhavecriticallyexploredthehistorical,political,economic,institutional,andtechnologicalforcesthatinformandstructuretheprocessesofmediaconvergence,fromtheperspectiveofvariousplayersinthetransnationalpoliticaleconomy.Recognizingthedeepenedintegrationofdevelopingcountries,suchasChina,Russia,India,andBrazil,intotheglobalcapitalisteconomy,mediaconvergence,asanongoinghistoricalprocess,willcontinuetobeanusefulvehiclethroughwhichscholarscanfurtherunderstandtheexpansionandevolutionofglobalcapitalism.

“媒体融合”，作为一个学术概念，它的内涵与外延非常的丰富，人们对媒体融合的界定往往受潜在的经济逻辑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历史现象，媒体融合的发展也还未有终结。处在最活跃的经济和技术领域，媒体融合的走势受到宏观政治、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市场、技术、核心价值和社会大众的多方影响。介于“媒体融合”是一个动态的学术热点,本文试图粗略地归纳出几种比较突出的研究途径和角度。特别是站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本文旨在审视北美学者近几年内对“媒体融合”现象的预测、分析以及常用的理论分析框架。总体来说，北美学者对媒体融合的探讨大致分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考量媒体融合这一历史现象的性质，并试图解释趋势背后的主要推动力和阻力;第二个重点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对媒体融合的具体状况加以分析。对于新媒体政策与新融合经济的解析是这个方向的重中之重；第三个重点涉及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反映在大众政治、公共文化、社会关系上的种种深刻影响。可以说，一方面，通过对当今全球资本主义格局的分析，北美传播学，特别是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概念中另人眼花缭乱的技术未来主义成分做了“去神秘化”的剖析；另一方面，由于认识到在市场化和自由化的全球影响下，媒体融合已超越言论，成为了实实在在的、承载国际政治经济角逐、影响国内社会权力结构的重要历史趋势，北美学者也因此给于媒体融合足够的重视，对这个历史进程在当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机构和权力分配中起到的有机作用做了全方位的研究。

一、什么是媒体融合

媒体融合最早是由MIT政治学学者IthieldeSolaPool提出的。他在1983年的专著TechnologiesofFreedom中，把媒体融合描绘成一股未来趋势。这个概念泛指由数字技术所带来多种媒介载体相互融合的技术演变。根据这个概念，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信电、电话、电报、大众传媒之间原有的行业隔离与技术区别正在逐步消失。未来，某一物理媒介—无论它是无线还是有线，无论是电波还是电缆—将能承载所有的语音、图像、数据、以及视频的传递；同理，原本只能由传统媒体提供的信息，例如印刷品、广播和电话，也将不再限于它们原来特定的载体（Jenkins,2008:10）。3G手机、数字电视、网上广播、还有众多网络互动媒体的出现都是媒体融合的具体例子;这些技术的进一步推广也对网络带宽和终端功能提出了新的技术要求。

总的来说，“媒体融合”是西方未来主义思潮的又一流行词汇，是继“信息社会”、“第三次浪潮”、“后工业社会”之后的又一热点。在未来主义的词汇中，“媒体融合”以技术演化为核心标尺，对技术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又持有实在化的观点。作为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对新技术革命的主导思潮，未来主义反映了政治经济权力精英对人类社会发展未来前景的主观愿望。技术未来主义一大特点是把科学技术偶像化、自在化、绝对化，但同时又回避国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科学技术的深刻影响与限定。无独有偶，北美传播学主流思想为未来主义的流行贡献了一臂之力。比如，Murray（2003）就曾预测数字化的内容下载功能将进一步推动媒体融合的“第三次”浪潮。不可否认，技术演变是媒体融合现象的重要特点，“媒体融合”的口号也确是强有力的言辞。但是，作为一种学术理论框架，“媒体融合”有明显的盲点。脱掉“科学技术”客观性的伪装，“媒体融合”实质上是带有强烈价值倾向的规范性框架：一方面，它为“革命式”的技术创新而加油欢呼；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却领会不到融合潮流实质上是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我再造重组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对新技术寓言式的描述，“媒体融合”潜在地为维护并重建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核心优势做了铺垫，埋下了伏笔。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未来主义把“新科技”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放大到绝对主导的地位，但是伴随着国际资本和西方发达国家实实在在的推动，媒体融合已从主观预测转变为有自我实现能力的潮流，因而有了超越话语范畴的现实影响力。特别是美国1996年的电信改革，不仅取消了原来的行业隔离，不再禁止电信运营商进入有限电视和网络服务行业，更是抢先全面市场化、私有化、自由化包括电信、广电、计算机网络在内的美国传播行业，因而迫使英国和欧盟国家紧随其后以期提升本国媒体资本在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的实力。在自由化的市场机制的激励下，垄断集团通过融合强占先机，以期制定规则，主导转型（Zhang,2002:38)。可以说通过迎合跨国垄断集团资本扩张的本性，这一历史性改革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机制的兴起，其深远的影响力波及了整个国际传播体系。

就在市场化、自由化浪潮的推动下，自九十年代以来，融合潮流变得相当明朗。尽管技术演变本身是不可缺少的必要因素，但是在那些以技术革命为理论框架的学者眼里，新技术就成了凌驾于政治经济结构之上、自成体系的历史推动力。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有深度的研究作品。MiltonMueller(1999)就描绘了由电子技术带来了媒体经济和技术组织结构的重大变化。根据Mueller,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已流传了近25年。自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诞生以来，关于互联网是否会最终促成媒体融合的讨论就不绝于耳（Mueller:12）。在互联网时代，技术进步显然已将媒体融合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但是，如果这个趋势至今还没有充分实现，是什么样的非技术阻力导致的？哪些机构，哪些利益,出于什么原因，在推动或延缓这个趋势？哪些地区国家,哪些社会团体，哪些权力集团将从媒体融合的大潮中获利？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不断演化的历史进程，在世界各国的发展程度也大相径庭,这些结构性、实质性的问题将引导学术界的讨论。

当然，不同的学术流派对于这些问题的解答也不尽相同。首先是机构研究。机构研究以引导机构改革、促进融合为目的，着重分析和评估融合的具体政策和现状。这类研究默认并接受了主导媒体融合的商业逻辑，其研究的目的也是为了完善并促进资本主义技术改革，推进在“新自由主义”引导下的全球信息体系的重组与再造。比如说，Dong-HeeShin(2006)就韩国的发展状况，认为目前媒体所有制结构，监管部门结构，以及媒体管理政策从不同程度上限制了媒体融合。Baldwin,McVoy和Steinfield在他们的专著里(1996)也指出媒体融合的实现不仅仅包含技术问题，还涉及到产业运作、商业文化、融资方式、基础设施、产业政策等等方面。立足于各个国家的特定环境，站在经营策略的立场，这些论述着重讨论“如何做”这一实际的操作性问题，为帮助实现跨国抑或本土资本在这一重大媒体产业变革中的取得战略地位献计献策。

机构研究的“改良主义”的前提有意无意地提示我们：媒体融合决不是简单的、必然的技术潮流，因为政府政策、经济行为、意识形态、乃至资本主义的国际生产关系对媒体融合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理论架构下，“媒体融合”成为一个缩写，泛指在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由一系列技术演化、产业重整、市场改革和相关政策组成的现象(Blackman,1998)。因此，相对于未来主义科学技术绝对化和自在化的逻辑，传播政治经济学学者更加赞同这种社会化、机构化的理解。但是，不同于机构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默认或回避的态度，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意识地跳出“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思维模式，并直截了当地解析全球资本主义系统与传播信息体系之间日益复杂交错的关系。在他的专著HowtoThinkaboutInformation中,Schiller就主张把媒体融合的本质看作是国际资本扩张和重组的又一个历史表现，并指出“媒体融合”这个概念使公众错误的认为融合是不可逆转的技术进步的必然(Schiller2007:103)。在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信息”作为一种资源已被深深地卷入市场经济活动中去了，成为创造剩余价值的商品，同时也是资本积累的平台；在信息经济的旗号下，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关心的是资本通过传播信息平台在全球范围的积累，只要能增加利润，这个体系中的主导者有意摧毁任何国家或地方干扰利润实现的现有技术体系、制度、传统和机构。从这个意义上，媒体融合说明资本逻辑渗透全球传播体系的规模和深度的不断扩张。有别于机构视角，批判政治经济学往往突出国际资本活动所起到的隐形的,但实质上相当核心的主体导向作用，并且描述这个复杂历史过程中所上演的种种矛盾、斗争、控制，进而说明社会变革的根本性质和方向。

此外，由商业逻辑为主导的媒体融合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被推进的。那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媒体融合的看法与做法一致吗？新媒体的普及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机会吗？当发展中国家加速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国家政府与本土资本是否有能力有选择地介入媒体融合，并从中获得实质性的实力增长？当地的人民大众能否从中赢得更多的权益？当日本韩国成为媒体融合的先导国家，跨国资本在这些亚洲国家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新媒体的出现会促进本土文化的发展？抑或是遏制它？随着媒体信息产业变得越加重要，它与国际政治和区域经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紧密关联？在数字化和网络化的新媒体环境下，这一系列关于国际关系和跨文化传播的“永恒”问题仍然非常重要。比如说，Jussawalla(1999)就曾探讨过信息技术融合对亚洲区域经济的影响；Msimang(2001)则认为如果发展中国家想改变相对落后的被动状况，面向媒体融合的管理方式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自由经济的模式；Boyd-Barrett(2006)更进一步指出数字媒体在国际上的扩张帮助重整国际资本所操纵的媒体霸权。总的来说，从比较与跨国视角出发，如果媒体融合是信息技术革命的又一次浪潮，那么媒体产业在国际上的演变能帮助我们理解重大的国际权力的动态结构吗？

二、新媒体政策与融合经济

毋庸置疑，媒体融合给行业监管带来了巨大的挑战。电信、广电和信息产业原本是在相对独立的监管制度下发展的。具体的说，在欧美地区，电信监管政策强调对基础设施硬件的管理，但视内容为超出监管范畴的私人问题；出于保护文化多样性和维护弱势群体的话语权，广电的监管则侧重内容管理；同时，信息与网络产业则是在相对无监管的环境下发展起来的(Blackman,1998).但是面对媒体融合，原来各自分立的行业监管不得不重新调整，不同利益和理念之间的争论与冲突不可避免。对于这些争论的记载和分析有助于说明媒体融合的多重主体性与复杂的内在矛盾。

同时，从宏观政治经济的角度来看，资本主义全球体系自八十年代以来的发展更是把关于融合政策的争论设定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在新自由主义思潮的主导下，为了迎合国际垄断集团抢占国际市场的战略，欧美电信、广电、信息行业监管政策都纷纷鼓励自由化的机制，推动最大限度地开放市场（Schiller,2007)。同时，随着发展中各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欧盟这样的“超国家组织”，规范化的条约更加速了国家传播产业本身以及以传播产业为渠道而进行的与全球市场体系的融合。在这样的背景下，融合政策还能在“社会公正，公平竞争，和消费者利益”之间作出比较公允的平衡吗（Simpson,1999)？就全球媒体经济而言，剧烈的市场改革和产业重组将改变以往经济实体之间的动态平衡吗？

首先，在基础设施这一层面，就存在许多关于发展趋势的争论。比如说，当电信与广播电视产业日趋重叠，“融合式”的监管架构是否会削减原来受推崇的媒体多元文化的保护制度。(Simpson,1999)？当电信运营商也开始提供媒体服务，怎样才能保证其他服务供应商不受掌控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商的恶意排挤(Blackman,1998)？由于两种以上的技术都可以实现宽带传播，采用哪种技术来建设信息基础设施也将对经济社会产生深刻的影响（Benkler,1998;McKnight，2003).总而言之，在媒体变革的过程中，种种有关技术标准、市场准入条件、以及行业准则的监管政策都将影响未来媒体格局，因而至关重要。

其次，媒体融合还促使了许多新型终端和新型服务的出现；虽然传统媒体并不会彻底消亡，但却经历巨变。重要的是，这些剧烈的变革鼓励社会各界重新审视貌似永恒不变的媒体结构和媒体权力分配，因此孕育了大量的争论和动荡。以数字电视为例，承担着公共服务功能的非盈利性媒体应当怎样应对和适应数字化的挑战？在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网络为纽带的，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下的多媒体环境里，什么样的媒体监管政策可以有效的保护“公共利益”这一核心价值取向？在北美自由经济的大环境里，数字电视的推动是由目前的垄断企业领导？还是通过政策介入把市场准入条件降低(Castañeda,2007)？可见，即便在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环境下，传播信息体系不仅是资本利润最大化的载体，还承担着重要的社会公益责任。因此，有关媒体融合的政策制定是在商业逻辑、权力结构和社会公益等一系列彼此矛盾的多方诉求下被左右着前行的。到目前为止，在新自由主义体系下，商业逻辑凌驾于媒体社会公益的责任之上，因此大大削弱了主流媒体在社会效益中的贡献。当然，由于媒体融合还是一段尚未完结的历史进程，最终的收益者将由历史裁定。

就媒体经济而言，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正在经历剧烈的扩张，同时，其内部的市场格局也是动态的。在新自由主义和媒体融合的双重导向下，传播体系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经历了结构性的调整。这一结构性的调整不局限于技术层面，而是涉及到资本主义媒体经济内部的实力较量和重整。一方面，处于优势地位的跨国垄断集团试图巩固并进一步壮大其市场实力；另一方面，传播信息体系在全世界范围的调整也给新兴的市场经济主体带来了机会。

具体的说，由于媒体融合的前提是网络基础设施和服务产品的重建和升级，这促使目前仍处于优势地位的电信公司、传统媒体、和硬件制造产业通过种种方式改变生产结构，切入新兴市场，以适应变化，因而引发了产业结构、市场结构、部门结构的变化。目前，国际垄断媒体公司已利用他们在资金、技术、人才和政治影响力上的种种优势，通过扩张，兼并、重组等途径，抢先把媒体融合纳入公司发展策略中；换句话说，跨国媒体公司很大程度上主导媒体融合的走向，媒体融合也改变了它们的商业运作方式(Arsenault&Castells，2008；Chonetal.,2003)。与此同时，随着市场需求的增长，国际生产链也经历了重大的重组配制。电信、广电与信息产业的广泛融合甚至改变了这些细分产业内部的产业链结构，因此影响力波及世界各地（Witz,2001)。除了国际资本的带动和跨国产业的结构调整之外，国内的政治经济原因，特别是不同部门、不同经济实体乃至阶层利益之间的博弈，都可能影响以媒体融合为其点的产业格局的发展方向（Zhao,2005;Wu,2009)。可以说，在这场以媒体融合为形态的市场角逐中，鹿死谁手、谁是赢家是有关全球信息体系和全球市场经济的前瞻性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由资本主义商业逻辑主导的全球传播体系并不是坚不可摧的；恰恰相反的，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在新旧技术交替时期被放大，因此维护和巩固资本逻辑对传播体系的控制至关重要。首先，从纯技术角度来说，现代技术给人类的交流传播活动带来更多的可能性：数字技术不仅使“信息”从一种稀缺资源转变一种过剩资源，融合媒体更是具备了互动的特点，因而让普通使用者对信息流通过程有了更多的掌控权。但是，往往正是这些极有益的技术特点使得资本通过全球传播体系实现利润积累的过程受到冲击。

以知识产权为例：由于数字技术改变了媒体制作、内容存储、信息传递和信息流通种种阶段的操作方式，知识产权原有的生效范畴和执行方式都受到了负面影响。一方面，网络强大的共享与复制功能不仅激发了数以万计的免费内容下载和内容转载，甚至鼓励了非盈利性的创作共享运动的风起云涌(Murdock，2009)。作为反击，大公司不仅严格化了知识产权规则，他们还推出了一系列控制信息供应的技术手段以期顺利实现信息“商品化”的转化，其中包括加密，直接授权，收费网络信息，使用者密码输入系统等等（Spinello,2002:170-172)。除此之外，当多媒体和互动媒体成为主流传播方式时，现代技术已给予消费者避开商业广告狂轰滥炸的能力，数以万计的频道更使传统的广告失去原有的效应。新媒体与广告、新媒体与知识产权之间的关系将如何发展直接涉及到商业媒体的生存方式（Spurgeon,2008)。

总之，如何创造新的盈利方式，如何控制乃至扼杀不符合资本积累的技术应用，如何打开并开发利用新兴市场，如何创造新的需求不仅对于资本逻辑下的媒体行业本身有重要的意义，对于剖析现代资本经济组织演化也有关键性意义.

三、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

由媒体融合引发的全球传播体系的重整对资本主义市场体系本身有深刻的影响。除此之外，北美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新媒体与新闻事业、新媒体与大众政治、新媒体与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这类讨论往往跳出了产业机构视角，关注非经济问题。如果传统媒体的特点之一是由精英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垄断式的信息制造和传播，媒体融合是否可以减少了消费者对垄断媒体的依赖，鼓励更为民主的、更具参与性的信息传播方式？这一议题是关注媒体政治的学者们关心的核心问题。一方面，互联网、数字手机、网络播客不仅让大众接触到数以万计的信息来源，更赋予普通人曝光突发事件、引发大众讨论、制造新闻效果的主体性能力（Murley,2009;Wilkinson,2009)；另一方面，垄断媒体集团为了迎合大众需求也相继推出网络讨论空间以期制造互动新闻的气氛（Thurman,2008)。

早期学者对新媒体的民主化效果抱以浪漫主义的期望，IthielSolaPool（1983）就认为在媒体产权日益集中的国际环境中，媒体融合能鼓励民众的媒体参与，进而推进言论自由、民主政治乃至社会公正。不可否认，Pool的观点有科学技术绝对性的倾向；潜在地，他把技术进步与民主化相提并论，把个人消费自由等同于社会群体之间的民主平等。但是这一极富价值取向的期望已成为了主流媒体研究的理论框架，同时也为西方科技未来主义思潮提供了很好的合理化宣传。相对来说，近期的新媒体研究则运用了内涵更为严格的“民主”概念，通过实证研究方法以期丈量互动媒体、草根新闻的实在效果。从纯技术的角度，新媒体跨越了传统媒体中被动消费与主体性内容制造的鸿沟，但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社会各界、各个阶层、各个民族享有新媒体的程度极度不平衡，保守的媒体权力结构也并没有土崩瓦解(Zeitlynetal.,1998)。可以说，相对于技术绝对化和个体化的研究框架，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权力在资本逻辑下实现的分配关系提出了结构性的、批判性、本质性的认识，因而为了解媒体融合的社会影响提供了现实版的背景认知。

新媒体与大众文化的互动也是一个重要领域。随着垄断媒体集团对大众娱乐市场的不断开发利用，消费者通过互动媒体为资本主义娱乐产业提供了大量新鲜的内容。HenryJenkins在他2006年的经典之作ConvergenceCulture中强调了消费者在新形成的媒体文化中起到的“不可忽略”的推动作用(p.8)。通过文化视角，关注互动式的多媒体，Jenkins提出媒体融合不仅是被资本宏观推动，而且带动了自下而上的消费者的媒体参与。简而言之，新型的媒体文化和消费者群落是这类研究的重点。比如，Lankshear和Knobel（2003）研究过社会交际网站；Tarantino（2003）写过消费者对数字电影的反哺；Mizuko(2005)写过手机短讯在日本青少年文化中有机作用。可以说，全世界的媒体管理者、软件设计者、系统工程师和计算机网络公司都迫切地想要了解新媒体文化的传播和影响，更想了解大众流行对新技术的接受方式和导向趋势。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评价，这类研究有效的突出了媒体消费者主体性的地位，并且强调了“文化”独立于政治经济的自在性和影响力，因而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有益补充。但同时，不可否认，优先消费者视角，突出市场经济范畴内个体或群体的“消费自由”的逻辑回避了资本最大化的商业逻辑以及阶级这最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这些盲点削弱了对市场经济框架下的大众文化的认识，也代表着向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某种妥协。

当新媒体社会学和新媒体文化学的研究从大众“消费者”的视角出发，媒体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则又回归到媒体与资本主义体系的另一个重要交点，那就是媒体融合对劳动者、劳动关系和劳动状况的影响。一方面，数字技术在各种机构中的渗透加深了资本主义体系对劳动者的监视、控制和操纵，在后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下，当全球数字化与经济全球化相融合，媒体融合更促使国际产业链的扩张和调整，因而对世界各国的就业结构和劳动状况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另一方面，新技术也带来了鼓励劳动者主体性和承载集体维权活动的空间。这一对相互制衡的矛盾趋势将怎样影响数字劳动、创造性劳动和知识型劳动？面对媒体融合所带来的媒体产业结构和管理方式的变化，广义的媒体工人是怎样应对的？在信息产业全球化，媒体行业的工会做出什么样的战略性的组织调整？可以说，关于广义的“知识劳动”与“创造性劳动者”的研究是一个的新兴领域。这个视角再次把媒体融合的现象设置在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全球扩张和自我更新的时代背景之下。

四、总结与未来趋势

在近些年的社会舆论中，媒体融合这个概念往往披着一层神秘的面纱。特别是在未来主义和自由经济舆论的鼓吹下，媒体融合不仅代表让人眼花缭乱的新技术，仿佛还预示着天赋人权和民主自由的人类理想，因而成为了象征实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人类平等的金钥匙。但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概念，媒体融合不仅存在明显的盲点，而且是带有强烈规范倾向的框架。可以说，对媒体融合的分析，只有结合对当今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的深刻理解时，才能有效摆脱“媒体融合”自我神秘化、自我放大化的倾向。从传媒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媒体融合的潮流，从本质上说，是资本主义全球体系通过传媒信息技术手段进行自我更新、自我扩张的有机表现。就影响而言，媒体融合对全球格局、社会经济和政治民生带来的并非是理所当然的、线性的、纯粹的、正面的影响。实质上，媒体融合技术虽然蕴涵了促进积极的历史进步的可能性，但是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强大的主导下，这一历史进程更多的是优先了那些目前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占有领导地位的政治经济实体的利益，因而重塑和更新了现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媒体权力等层层的保守格局。

通过本文的叙述和梳理，笔者认为北美关于媒体融合的研究以媒体融合现象作为起点，着重剖析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政经、机构、政策、发展、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的本质、动因以及影响。其中，以下一系列的假设引导了北美学术研究对媒体融合的审视和反思：在资本主义商业逻辑的主导下，媒体融合将削弱跨国资本对传播体系的霸权控制？给于发展中国家“跨越”的时机和空间？延续甚至加强传统“公众利益”的监管核心取向？推动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摧毁社会歧视，实现全社会化的平等信息服务？推动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繁荣吗？总的来说，在全球传播体系市场化、自由化和数字化的大背景下，媒体融合不仅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通过传播信息产业自我更新和自我重组的具体手段，同时也给发展策略、行业监管、资本积累、劳动关系、社会民主和大众文化带来了种种互相制衡的矛盾的影响，历史的延续性和革新性是媒体融合的双重特点。

显而易见，目前媒体融合的研究主要是以北美、欧洲以及日本韩国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对象的。这个研究范畴一方面直接反映了媒体融合不平衡的发展轨迹，另一方面，随着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他们在媒体融合潮流中的发展进程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可能的未来趋势。中国政府就已将三网融合作为实现内需带动，促进应用，重点突破，在未来的技术发展中占一席之地的经济战略。笔者认为，对于未来的研究，媒体融合将继续成为一个载体，帮助学者认识资本逻辑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和变形。具体的说，在发展中国家里，媒体融合在国际资本与本地政治和国家发展需求的多重影响下会产生怎样的特有的可能性？作为市场国际化的重要载体，媒体融合的趋势会为本地资本的壮大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会给国家信息化格局带来什么样影响？是否有助于形成电信运营商与上下游产业互动共赢的产业链？政府与市场主体在媒体融合中将分别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陷入困境的境况下，作为最为活跃的经济区域，这些国家会在媒体融合上会有什么具体的举动和作为？媒体融合又会在当地的政治改革和社会转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一系列的问题对于关心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新型工业化和市场化国家的走势、转型中的媒体以及广义的发展问题的学者都是很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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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

传统的管理会计决策主要是针对经营活动的制造环节展开的，重点放在生产何种新产品、亏损产品是否停产或转产、自制还是外购、是否接受特殊价格追加订货的决策，以及产品最优组合、产品组织决策等方面，决策在经营活动中的重要性被广泛认知。近年来，以移动互联网技术为代表的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不断拓展，对管理会计决策及其价值管理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机遇。企业将ERP、电子商务等与互联网相衔接，使管理会计决策的重心从以往内部资金的价值管理转向企业外部价值的协同与创新，即事后向事前转变，从静态向动态过渡；同时，充分发挥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和管理控制系统的功能作用，为企业的价值增值扩展新的路径。如今，企业的竞争在两个世界里进行着：一个是称之为市场的现实物质世界，如单位购买办公用品即使用物理商品世界出售的物理商品；另一个是称之为市场的虚拟世界，如企业与咨询公司在虚拟的世界中购买信息服务，或组成虚拟企业（傅元略，2004）。管理会计的决策内容需要更新与发展。譬如，将互联网新经济下的信息资源管理与管理会计决策相结合，充分利用现代信息通讯技术使传统的行业和互联网结合起来，扩展管理会计的功能结构，创造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管理会计决策新常态。为了丰富管理会计经营决策的内容，本文以网购为代表，探讨实体店经营及实体与虚拟店（网店）结合下的决策选择问题。当前，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销售正在成为企业销售的一种重要途径，围绕互联网营销的竞争战略与决策选择等问题也正在或已经成为管理会计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本文在分析管理会计决策的互联网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在当前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优化管理会计的决策行为，谋求互联网营销与成本竞争战略等的博弈与均衡。

二、管理会计决策的互联网环境

经济新常态下企业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以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实践深入，需要管理会计加强变迁管理，积极构建或开发与互联网环境相适应的管理会计决策的新工具与方法体系。

（一）管理会计决策的权变性增强决策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标在各种行动方案中进行选择的过程。早期管理会计决策所需的互联网基础需要自我创造，譬如沃尔玛租用卫星进行货物资源的配置（20世纪80年代初，沃尔玛花费4亿美元从休斯公司购买了商用卫星，实现了全球联网，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实现实时信息反馈）。这种方式不仅成本高，效率与效果也有一定的局限性。现在，移动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应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之中，促进了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的健康发展。一方面，管理会计决策的成本效率比以前有了明显改善；另一方面，管理会计的决策功能与作用也有了极大的提升。譬如，管理会计的决策范围不再局限于国内，它通过互联网手段引导企业拓展国际市场，使决策的准确性、及时性与全局性得到迅速的提高。互联网新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管理会计发展进入了权变管理的新阶段。随着管理会计工作效率的大幅度提升，许多传统方法将面临挑战，必须转变观念，适应这种新环境与新常态。换言之，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管理会计决策的权变性就是要在具体的决策过程中充分利用大数据和互联网等新技术，并且具备大数据战略、大数据管理和大数据生态等运作能力。在2014年财政部出台的《全面推进管理会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加快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与管理控制系统的建设，实现财务与业务活动的有机融合，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充分发挥管理会计在企业管理中的功能与作用等，就是要引导管理会计从传统的执行性阶段，向决策性与权变性的管理会计阶段转变。增强管理会计决策的权变性，构建与互联网新经济相适应的强大的基于决策选择与价值创造的管理会计系统，体现了中国特色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建设的内在要求。

（二）管理会计决策的“顾客价值观”需要重构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管理会计在为顾客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必须围绕互联网经济的三个新特征，即“零距离”“分布式“”去中心”实施管理会计的变迁。譬如，通过管理方式创新，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科学性；通过控制机制的创新，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效率性与效果性；通过组织结构的创新，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有效性与合理性等。在积极利用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顾客价值创造经营（CustomerValueAddedManagement，CVAM）服务，即在互联网环境下，管理会计的顾客价值观要实现“通过数据找规律，通过规律提效率”。大数据和信息平台只是手段，是为管理会计决策服务的，必须倡导信息的共享共用，优化企业的决策行为。数据不在于你拥有多少，而是利用数据的效率高低。以我国的海尔集团为例，海尔通过构建面向顾客价值的管理会计信息支持系统，实现了从会计核算信息化向管理会计信息化的拓展，提升了财务对业务的决策支持作用。海尔的管理会计信息系统以战略为框架、以价值创造为导向、以市场为驱动、以自主经营团队为单元，在提升企业价值、降低企业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彭家钧，2015）。互联网新经济给管理会计决策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垂直式沟通渠道向基于互联网的网络式信息交互平台转变；从指挥控制员工转变为鼓励员工自主创造，员工能实时获取用户和市场的信息，快速响应和满足顾客需求，主动为企业创造价值。管理会计的经营决策适应顾客价值创造经营的新特征进行权变性管理，譬如在经营方式上，从过去的推式经营向推、拉结合，进而向交互体验的方向转变，认识和把握不同经营方式下的顾客特征是管理会计决策科学性与有效性的保证。基于互联网新经济环境的顾客价值观及其特征如表1所示。

三、成本竞争战略与互联网营销

成本竞争战略作为管理会计决策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其目的是实现顾客价值的最大化，其通常采用的管理手段主要有低成本战略、差异化战略与集中化战略等。互联网营销拓展了人们的价值观，使以顾客价值为导向的管理会计理念得以盛行（GrossmanS.J．andHartO.D.，1986）。

（一）互联网营销的特点互联网营销与传统的商品营销相比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它是基于互联网的一种全新商业经营模式。数字化与非数字化是商品具有的两种内在特征，企业在进行商品营销时，必须了解顾客购买和选择商品时对这两种特征的感观需求。在互联网经济环境下，商品的数字化特征可以借助于网络交流和传递来表达其商品特征。换言之，数字化特征就是那些仅凭肉眼观察就可以决定是否购买的商品所表现出来的特征（ChesbroughHW.andSocolofSJ.，2000）。譬如，顾客对服装的款式与颜色需求，可以通过互联网快速地加以捕捉，并了解商品最新的变化情况，据此作出是否购买的决策选择。同时，互联网不仅可以让顾客凭借肉眼观察并决定是否购买，还可以凭借声音等引导顾客作出决定。譬如，当顾客购买苹果手机之类电子产品时，外观的好坏是一方面，通过顾客体验，让顾客试听或实际感受则又是一个方面，只有两者都满足顾客的价值需求，才会产生购买的实际需求。作为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它是指只有通过实实在在计量的方式才能使顾客决定是否购买的商品属性。以服装为例，顾客只有亲身考察才能了解服装的材料，以及大小等最为关键的商品特征。此外，对于商品的质量以及色、香、味等方面，数字化特征相较顾客决定是否购买的影响并不大，而非数字化特征显得特别重要。“顾客价值”是“顾客化生产”的进一步扩展，它要求企业能够为顾客创造价值，并从性价比、使用功能等多个方面满足顾客的需求。企业经营的重点正在由“从销售额向利润，再进一步向价值”的方向转变。对于价值（Value），人们更加重视企业价值以及股东价值之外的顾客价值。基于成本竞争战略的互联网营销，要求企业营销从传统的为顾客提品转向为顾客创造价值（冯巧根，2015）。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提高了顾客购物的便利程度，使顾客能随时随地挑选和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从管理会计决策来看，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将给企业的成本管理带来新的挑战。从商品的两种内在特征分析，数字化特征明显的商品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企业必须对自己的成本竞争战略作出合理的选择，如采用差异化战略，还是采用低成本战略等。而非数字化特征显著的商品，在互联网环境下顾客的寻找成本有了明显的改善。譬如，它们可以通过网上的商品评价，以及就近的实体店观察来体会商品的好坏。换言之，在寻找成本过高的情况下，顾客可能会放弃对非数字化特征商品的追求，转而选择已往熟悉或者同事朋友推荐的商品的倾向（IndrajitSinha，2000）。为便于模型设计，本文中模型构建的相关符号说明如下：（1）C1为商家仅通过商店进行销售时的成本；（2）C2为商家仅通过网店进行销售时的成本；（3）f为顾客对于商品感到满意的非数字化特征的效用；（4）k1为顾客在企业1的购买成本；（5）k2为顾客从企业1到企业2的转换成本；（6）r为顾客愿意支付的价格；（7）p1为顾客在企业1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格；（8）p2为顾客在企业2购买时实际支付的价格；（9）U为消费者的效用。

（二）模型假设根据上述分析，作如下假设，以便为后述的模型构建提供基础。1.市场上存在两家相同类型的企业（以下简称“企业1”或“企业2”），它们生产的产品同时具有数字化与非数字化两种内在特征。譬如，服装、日用百货等。顾客购买这类商品时，往往需要及时了解商品的数字化特征，这是因为商品本身是在不断变化的。面对这些变化，顾客皆可借助于互联网或者通过走访实体商店来进行了解。顾客所取得的效用不仅仅依赖于商品的数字化特征，还依赖于它的非数字化特征，即指商品是否能达到顾客的要求。假设两企业商品的数字化特征没有区别，这样顾客效用就由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来决定。2.两种不同类型的顾客存在于这个市场中，一种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查找的顾客，另一种是不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查找的顾客（ReeveJM.etal.，2011）。假定这两类顾客只对上述两家企业（即“企业1”和“企业2”）中的某一家商品的非数字化信息有所了解，而对另一家企业的非数字化信息不知晓。“企业1”认为了解自己商品的顾客愿意以预定的价格r购买自己的商品，并获得r+（ff>0）的效用（假设顾客满意的非数字化信息的效用为f，满意时f>0）；而“企业2”同时也提供此类型且可能更好的商品。通过某种方式，顾客可以了解到“企业2”的商品的非数字化信息。若顾客对“企业2”的商品进行比较后，觉得买了“企业1”的商品有些后悔，即购买的期望效用低于未购买商品的效用。换言之，假设顾客满意（f>0）的概率为q，则不满意（f<0）的概率为1-q（相反，则为“企业2”的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即顾客只有有限的忠诚，他们随时有可能改变自己的购买意向（只要当顾客发现有更好的商品时，购买意向就会随之转变）。表明顾客对于非数字化特征显著的商品，其购买行为并不受互联网查找因素的促使。即顾客具有商品使用的“路径依赖”，只要尚未使用其他企业的商品，往往倾向于购买自己正在使用或者熟知的商品。相反，他们对于不了解的商品不会轻易购买，一旦经过对比并发现新接触的商品好于现有的商品时，就会增加对新商品的预期效用，并决定购买该商品。这种情况说明，寻找成本与考察实体商店的成本具有相关性。3.企业的销售决策各不相同。在管理会计决策过程中，企业可以选择只在实体店进行销售，也可同时在实体店与网店出售自己的商品。然而，不同销售决策会影响企业的成本竞争战略（如利润目标、销售定价等），从而使企业在互联网环境下的博弈出现不均衡的现象。在互联网的新经济环境下，一方面企业通过不同的竞争手段来获取利润；另一方面顾客获取信息的渠道增加，进一步刺激了消费的欲望（凯恩•拜罗，2003）。以互联网销售为代表的管理会计决策创新，使财务与业务一体化，营销管理与竞争战略相互融合。互联网营销强调营销行为的最优化，寻求诸如网购活动中交易成本的最小化等，以实现企业收益的最佳化，这一活动本身就是成本竞争战略在营销活动中的延伸。互联网营销能够在最大程度上消除交易成本，以网购为代表的互联网营销使信息的获取更加容易和及时，并减少了交易的中间环节，从而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进而为顾客带来更大的价值。互联网营销是一种在动态中优化成本结构的策略，而不是片面强调营销成本的高低（裴沙沙，2008）。举例来说，企业（商店）可以通过将自己的某种产品直接传至互联网，而避免了昂贵的人工费用的开支和零售渠道的成本开支，进而大幅地降低销售的成本。

四、顾客\企业行为与成本竞争战略的融合

管理会计决策只有在充分考虑顾客与企业双方供需关系，并结合行为各方情境特征的基础上，才能为互联网营销提供成本竞争战略的有益方案。换言之，将成本竞争战略嵌入于顾客\企业行为之中是管理会计决策的一种重要路径选择。

（一）顾客行为与成本竞争战略从商品营销视角考察，顾客选购商品一般有两种路径：一是继续购买并使用已往熟知的商品；二是更换新的商品，并对相关的商品进行搜索（查找）。在比较新旧商品之后，结合商品的数字化特征与非数字化特征加以综合考虑（“企业1”和“企业2”的数字化特征前文已作了假设，顾客行为选择的重点是对非数字化特征进行分析与判断），最后对新厂家的商品作出购买决定。上述情况实际上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

（二）企业行为与成本竞争战略企业只有全面考虑了顾客的各种需求之后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在每家企业的产品品质、售后服务以及样式（款式）等方面差异性不大时，产品的价格竞争将不可避免，即会产生同质性竞争。管理会计决策将会选择成本管理的竞争战略，主要是低成本战略，具体的决策选择是：（1）通过降价促销来吸引顾客的购买动机；（2）安排一定幅度的降价空间，以满足吸引顾客购买欲望的实现。企业必须围绕顾客需求，在是否采用降低促销策略与成本效益行为之间进行权衡，这一过程表现出的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从企业行为看，若生产成本无法改变，则销售成本等期间费用的降低将成为低成本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销售成本为例，它与企业采用的销售策略以及销售渠道的配置具有相关性。假设企业存在三种销售方式：（1）只在实体店进行销售，设其成本为C1。（2）只在网店销售（利用互联网方式进行销售），将成本设为C2。其中，宣传成本对顾客行为也很重要，这里将宣传成本界定为向顾客传递商品的成本（通常情况下，C1>C2）。（3）实体店与网店同时销售。诚然，若f=0或非数字化特征不存在，且商品的数字化特征无差异时，这两种销售方式均会发生边际成本。假如网店销售的成本更高，则应当放弃互联网营销方案。一般而言，能够从互联网营销中直接获益的往往是顾客而不是企业。然而，当互联网营销的成本比实体店销售的成本低时，减少或放弃实体店销售成为成本竞争战略的一种重要选择。事实上，互联网营销面临的环境十分复杂，通过互联网进行商品销售容易诱发商品价格的竞争，导致企业仅凭借互联网销售难以获得利润，理论上往往放弃这种选择，从社会上频繁曝光的网店关闭现象也可以佐证。因此，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互联网+”环境下，加强顾客\企业行为研究，提高管理会计决策的科学性与有效性值得各界关注与重视。综上所述，企业的销售策略可以归集为两个方面：（1）直接通过实体店进行销售；（2）既通过实体店又通过网店进行销售（RajivLal，MiklosSar-vary，1999）。通过对顾客\企业行为的考察，下面集中对这两种销售方式展开分析。即分析的焦点是：围绕f>0，C1>C2时的情况，判断企业可以从互联网营销中取得收益均衡的可能性与条件。

五、成本管理决策与企业行为选择

对于实体店，或者实体店与网店结合的企业行为，体现了成本管理决策强调的企业线上与线下相融合的内在要求，是管理会计博弈均衡的一种战略选择。

（一）企业仅靠实体店销售的行为策略及其收益分析就“企业1”而言，顾客有三种基本策略：（1）选择不搜寻；（2）购买熟知的品牌；（3）寻找新商品，即尽可能地搜寻到更好的商品。上述第一种策略，顾客得不到任何效用（选择不买，以静制动）；第二种策略，获得相应的效用，量化形式为r-k，考虑到顾客实际购入的价格，设为p1，则顾客的效用为r-k1-p1（假定p1≤r-k1）；第三种策略，由搜索产生的经济后果来判断效用。在可能的概率q下，顾客通过更换品牌得到满意的新商品（即f>0），便会购入这种新商品，获得的效用为r+f-k1-p1；若顾客觉得不满意（f<0），则会有三种选择：（1）继续购买原来的商品，但顾客已有不满情绪（由于不满意，预期效用为r-f，其他的一样），取得的效用为r-f-k1-p1；（2）购买熟知的品牌，取得的效用r不变（预期效用），扣除查找成本和实际买价，其实际效用成本为r-k1-k2-p1；（3）不购买商品，则其获得的效用为-k1，表现为企业行为过程中的采购成本。针对上述顾客的行为选择，成本管理的策略（即收益均衡）只能存在于三种情况：（1）顾客不去查找；（2）顾客去搜索，但是在发现新品牌差于原来的商品以后，继续使用原来所使用的品牌；（3）顾客会查找但是没买任何东西。以下分为两种情况讨论。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个条件中的f代表着商品的非数字化特征，体现着企业商品的重要指标（如产品质量等），这些指标在博弈均衡的条件下需要大小适度。假如f小于采购过程中的代价（k1或k2），就难以吸引顾客产生购买的冲动。换言之，只有当f>k1且f>k2时，才会使顾客产生查找的行为动机，或者去实体店考察的动力。此外，f应比销售渠道的成本（如C1）小，以减少企业成本管理的决策失误，避免出现盲目降价招揽顾客的行为发生。从管理会计决策视角考虑，企业的着眼点应放在核心竞争力的培养上，譬如通过差异化的成本战略提升f的数值。其结果：一方面，有助于约束其他企业采用价格竞争战略；另一方面，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名声及其商誉价值，即产品的性价比高，质量稳定，顾客往往愿意多花点钱购买到质量好的商品。

（二）企业同时利用实体店与网店营销的行为策略及其收益分析通过实体店与网店两种渠道进行销售，若企业有定价自，在互联网新经济的环境下，顾客的决策行为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区别于单纯的实体店销售，同时开展实体店和网店销售的管理会计决策选择仍然主要是低成本战略（WalterT.Harrisonetal.，2010）。但它具有明显的情境特征：一是顾客不用搜寻，可以直接应用互联网订购商品，由该方式产生出的成本节约，即查找成本k1；二是降价促销的确可以吸引到其他企业的部分忠实顾客（即促使顾客从不了解本企业的商品转变为了解商品的内在特性）。一方面，有效地阻止了顾客对其他企业的搜寻行为；另一方面，在互联网上以足够低的价格来吸引这部分顾客的注意力。结合上述两种情境特征，如果顾客没有发现自己心仪的商品，则他们会利用互联网订购老品牌（原来使用的品牌）的商品，此时的成本会更低。就“企业1”而言，顾客有三种基本决策选择：一是不搜寻，也不购买。此时，收益为0。二是不搜寻，但纳入到互联网营销系统，顾客可以在网上购买。相较第一种决策选择，这种策略节省了采购成本k1，其获得的收益为r-p1。三是搜寻，其收益状况随顾客策略的转变而变动。一方面，对于概率为q的顾客来说，因找到了满意的商品（f>0），其获得的收益为r+f-k1-p2（尽管顾客可以利用互联网订购节省相关成本，但是互联网能够了解的仅为商品的数字化特征，欲掌握非数字化特征仍然需要到实体店去观察，这样就会发生采购成本k1，需要加以扣除）；另一方面，在搜寻之后觉得不满意时f<0，还可分成三种情况：（1）选择购买搜寻到的新商品，其收益为r-f-k1-p2；（2）购买老商品（原来使用的商品），它能够节约查找等成本，所以其收益增加为r-k1-p1；（3）如果不买任何东西，收益为-k2。以下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

六、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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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谈数字化技术对音乐传播的影响 论数字技术对影视技术的影响 论数字技术对电影创作的影响 高新技术产业化对湖南经济发展的影响 税收政策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FDI对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政府投入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 风险投资对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创新对区域优势形成的影响分析 谈论高新技术产业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 金融资源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机制研究 数字时代对摄影的影响解析 新技术对现代设计的影响 新技术对新闻传播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下虚拟现实技术对影视艺术的影响 数字化时代下粉丝经济对中国动漫衍生品产业影响的研究 新企业所得税法对西安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 国外隐蔽性贸易保护对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 区域创新环境对高新技术产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 高新技术产业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l，《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创新与共赢”论坛》。]数字时代新技术革命对音乐产业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在可以展望的未来我国的音乐产业应当怎样发展？这些都是我国音乐界、产业界、政府决策部门面临的现实命题。本文拟就这一命题展开讨论，并提出简要结论和若干建议。

本文所指数字时代的新技术，主要是指以数字技术平台发展的与音乐产业直接相关的数字音视频、计算机与多媒体、广播电视、Internet网络、移动通讯等技术。因文章版面所限，本文中所论及的“音乐产业”并不包括音乐演出和乐器制造产业，有关上述两个产业的问题另文再述。

二、数字时代新技术对音乐产业链的影响

迈克尔・波特的价值链理论是用来分析企业的价值创造和传递活动，企业与供应商和顾客可能的连接，以及企业通过对价值链上活动的组合与创新而获得竞争优势的可能性。[注：参见迈克尔.波特著，夏忠华主译《竞争优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6版。]每一个产业都有自己的价值链。以下我们试图对数字时代新技术对音乐产业链影响的分析作一简要的分析：

1、实物-数据，音乐商品形态的变革

“如果说信息是物质过程的思想内容（意义），符号是表达信息的外显形式，那么媒介就是负载符号的物质实体。”[注：参见邵培仁著《传播学导论》，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传统的音乐产业中，音乐载体媒介主要是唱片（包括CD唱片），唱片工业是音乐产业的支柱。音乐商品的形态是实物（磁带或CD）。在数字时代，音乐载体媒介物质已从唱片实物变成计算机数字音频文件。计算机数字音频的格式有很多种，音频格式的不同所带来的音质也不同，其中大多数音频格式是为普通计算机用户构建多媒体计算机而制定的。全球众多的计算机设备及视听设备生产厂商都制定了各自不同的格式，目前，市面上比较流行的音频格式主要是WAV、MP3、WMA、RAM、AIFF等。作为音乐格式的数据文件一般存储在计算机数据库中，占用的实物空间可以忽略不计。音乐商品形态的这一革命性变化，可以实现实体产品的零库存，消除了过去因为滞销而销毁磁带或CD从而造成的损失。使商品的制造成本和存储成本降至为零，直接降低了音乐商品的售价。

2、门店-网络，音乐商品销售方式的变革

传统的音乐的销售方式是唱片公司将音乐的实体产品如磁带、CD等卖给发行商、发行商再卖给批发商、批发商再卖给零售商，最后由零售商卖给消费者。卖不掉的音乐产品再退回到唱片公司。在数字化时代这一销售方式发生了转变：音乐的网上销售成为音乐销售的主流模式。音乐的网上销售模式主要是网上音乐商店通过购买或者以利润分成等方式获得音乐版权，然后将音乐产品进行数字化，再在网上把音乐销售给消费者。在这种模式下，传统发行商、批发商和零售商的作用在逐渐消失。

3、专辑-单曲，音乐消费方式的变革

传统的音乐消费方式是消费者到一家音像店去购买自己需要的磁带或CD，然后用录音机或CD机来欣赏音乐，消费者购买的一盘磁带或一张CD专辑一般含有10-12首歌曲，而消费者可能只喜欢其中的1-2首歌曲，其余的歌曲并不喜欢但必须一起购买，消费者为不想买的歌曲也支付了费用。但是，在数字时代，这一消费方式发生了改变。当我们需要购买音乐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去外面的音像店，而是打开电脑，用搜索引挚搜索自己想要的音乐，然后从网上进行支付后再把音乐下载到自己的电脑、手机、MP3等上面欣赏。或者刻录成CD在CD机上播放。而在网上音乐销售模式下，消费者一般只进行单曲下载，只购买自己喜欢的歌曲，这样下去音乐专辑的销售将会更加困难，直至最终消失。

4、工业化-信息化，音乐产业链的重新整合

音乐产业一般可以分为创作、生产、宣传推广和销售等四个环节，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音乐产业价值链具体为：音乐内容创造（创作与录制）――工业制造（制造实物形态的商品）――商业宣传推广――销售（分销、批发、零售）――消费者。在数字时代，音乐产业价值链演变成：音乐内容创造（创作与录制）――商业宣传推广――销售（网上零售）――消费者。从以上两条价值链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在数字时代，音乐商品形态发生了变化，产业价值链中工业制造环节消失了，销售环节变成了网上直销，新进入了网上音乐商店的经营商，音乐实物产品的分销商、批发商和零售商将逐渐被淘汰。同时，模拟技术的音响设备制造商被计算机设备、网络设备和数字音乐播放设备的制造商代替，音乐产业链被重新整合。

三、数字时代新技术对音乐产业融合的影响

产业融合在今天来讲其实质就是信息技术及其产业作用于其它产业，使两种或两种以上的产业融合在一起，产生出新的产业属性。产业融合表现为产业边界的消失，融合成为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型产业，它不是两个或两个以上产业的简单累加，而是一种在原有产业有机整合基础上的重新分工。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信息技术在音乐产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音乐产业逐渐与信息技术、电信、互联网和传媒等产业相互融合，形成一种新的产业，在传统音乐产业中出现了产业革命。例如电信、计算机和音乐产业相融合出现的数字音乐，创造出新的业务和市场（如手机铃声、彩铃、MP3、无线音乐等）给企业的经营和活动带来新的商机。根据互联网实验室的分析，到2005年底，国内数字音乐的销售额达到37.83亿元，预计到2008年国内数字音乐的销售额将达到112亿多元。[注：参见，《“数字音乐产业发展、创新与共赢”论坛》。]

数字时代新技术在音乐产业的渗入和融合，使我国的音乐产业出现了以下的一些融合趋势。

1、音乐产业与信息技术的融合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是音乐产业融合的基础，现代信息技术在音乐产业领域中的广泛应用是音产业融合的根本原因。传统的音乐活动主要包括作词、作曲、歌手演唱、乐队演奏、唱片录制、唱片发行和举办演唱会等等。由于计算机的普及以及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在音乐领域被广泛应用。例如，由于乐谱打印软件的开发，乐谱由原本的手工书写和印刷转变为通过电脑输入和自动排版印刷；随着计算机作曲软件的推广，计算机作曲被广泛应用；MIDI技术在音乐领域中的出现，使计算机根据程序模仿各种乐器的自动演奏；由于数字音频软件的快速发展，唱片制作中的传统录音技术正在被数字录音技术所替代，音乐录制后以数字的形式保存；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使通过数字技术录制的音乐很方便地利用网络来进行传输；在举办的现场音乐演唱会中，灯光、音响、摄像和录音等工作都利用了计算机和数字技术等等。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与音乐产业的融合是一种必然的趋势。产业融合给原有的产业的生存将造成威胁，同时也会带来新的发展机会。

2、音乐产业与电信产业的融合

我国今天的电信业发展非常迅速，截止2005年底，我国的手机用户数突破4亿部，电信营业收入达到6373.7亿元人民币。[注：参见信息产业部的《2005年通信业发展统计公报》。]音乐产业与电信业的融合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是技术融合。传统的电信业和音乐产业使用的技术是相互独立的，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音乐可以转化为数字形式利用电信网络和终端进行传输，这就为音乐与电信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其次是业务融合，音乐产业瞄准了市场开始把数字音乐作为自己发展的方向，电信业为了更好地为顾客服务，为用户提供了许多增值服务。在技术融合和业务融合的基础上，使双方原来独立的产业实现了交叉，出现了电信与音乐融合的增值服务，如定制音乐手机、提供手机铃声和彩铃下载、提供无线上网业务和在线音乐欣赏等等，统称无线音乐、在线音乐，形成了音乐产业和电信业产业融合。

电信业过去主要通过服务提供商（SP）提供服务，但今天，中国移动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无线音乐门户网站（），并与四大唱片公司开展内容合作，拓展无线音乐业务，延伸产业链，

3、音乐产业与互联网的融合

近年来，互联网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来。目前，中国大陆地区互联网的使用人口超过1.2亿。

拥有网络终端机（个人电脑）的人通过公共线路或专业线路来连接互联网供应商，互联网供应商会提供如下与音乐有关的服务：①音乐资讯；②音乐（如歌曲、铃声、彩铃等）的下载；③在线音乐欣赏；④音乐的P2P服务；⑤新歌试听；⑥唱片、音乐会、演唱会门票的网上订购；⑦音乐排行榜；⑧定制个性化音乐等等。随着时间的推移，互联网上提供的与音乐有关的服务内容和形式还将不断增加。互联网的最大特点就是快速地提供多种信息服务。通过提供信息服务带来大量商机，取代了部分传统的业务，给互联网和音乐产业自身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例如，由于互联网和音乐产业的融合，音乐产业的销售渠道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由传统的物理分销渠道，转向了网络渠道，使传统的物理渠道的分销商被逐步淘汰。

4、音乐产业与传媒业的融合

目前我国开通的数字有线电视能看到一百多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和数字广播。数字有线电视节目包括新闻、经济、娱乐、电影、教育、体育、少儿、音乐、信息、时装等传统的频道和一些新的专业频道。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音乐频道目前就有四个：中央电视台的音乐台、东方音乐、魅力音乐、风云音乐，音乐节目的内容极为丰富。音乐节目的内容主要从国内外的音乐节目制作公司、唱片公司、版权公司等单位购买版权然后使用，还有一部分节目是自己录制的如现场音乐会录像、歌手比赛等等。

音乐的比赛和选秀活动都有媒体的参与。“超级女生”的音乐选秀活动由湖南卫视一手策划，也可认为音乐和媒体相结合的典范，在国内产生巨大影响，2005年“超级女生”产生的直接经济效益超过7.5亿元。[注：参见人民网，2006年1月15日《“超女”产业链营收获利大盘点》一文。]“梦想中国”是音乐与媒体融合的另一个典范，通过音乐与媒体的融合，成就了许多年轻人的音乐梦想，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我国两年一次的青年歌手大奖赛由中央电视台主办。如果音乐的比赛和选秀活动没有媒体的参与，那么这种比赛和选秀的影响面有限，参与的人数不会太多，也就不会带来较多的经济效益和较好的社会效益。

随着在我国数字电视的普及，电视频道还会增加。电视图像的清晰度还会提高，电视的双向互动也会出现，音乐和媒体必将出现进一步的融合。

四、简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音乐产业与信息产业融合对我国传统的音乐产业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首先、它将有力地推动传统音乐产业的高新技术化，促进传统音乐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将信息技术融合到传统的音乐产业中，可以改变传统音乐产业产品的生产流程、工艺技术和销售渠道，使传统的音乐产业焕发新的生机，2004年，由于数字音乐销量的增加，传统唱片业的收入增加，唱片公司从手机铃声下载中获得了20多亿元的版权收入，加上20亿元的正版唱片收入，唱片业的收入较前一年翻了将近一番。[注：参见2006年6月28日，《IT经理世界》。]其次、音乐产业的融合有利于资源融合，减少重复投资，实现资源共享提高经济效益。例如时代华纳与美国在线合并的动因就在于资源共享，时代华纳拥有唱片公司，电影制片厂，出版公司和各种杂志，近年来也在发展自己的互联网业务，想通过互联网来提升传统业务，但收效甚微。美国在线是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提供商，它争取受众的手段就是增加网络提供的内容，近年来努力自己开发新内容，两者合并，共享内容和利用网络资源，达到共赢的目的，这值得我国音乐产业借鉴。

我国的音乐产业与发达国家的音乐产业相比，无论在规模，还是在产业集中度上都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政府应考虑到我国音乐产业的实际情况，给予必要的政策引导。下面针对我国音乐产业的融合趋势，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1、音乐产业与其他产业的融合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全球性趋势。我们应该转变观念，重视音乐产业的产业融合，抓住产业融合带来的新机遇。政府部门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资源，进行宣传和促进，使我国的音乐产业融合跟上世界的潮流。

2、积极扶植音乐产业融合中出现的新业态。音乐产业融合中出现的新业态上如无线音乐、在线音乐等，往往是发展最快、经济效益较好的部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积极扶植这些新业态，对优化产业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具有重要作用。

3、加快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在音乐产业上融合后出现的新的产业体系中，还缺乏的相应的法律、法规，影响新的产业体系健康发展。例如在数字音乐中的无线音乐和在线音乐市场上，缺乏明确的音乐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影响音乐著作权纠纷的解决。因此，政府在音乐产业融合的立法工作要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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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印机制造业正在以两位数速度下滑

机械行业有16个小行业，包括机床、印刷机械、阀门、发电站设备等，印刷机械排名处于倒数第二。分析原因是由于印刷机械行业正处于技术革命时期，也有人称之为第三次工业革命。

2013年，国内印机制造业的整体情况不容乐观，从运营角度来说是低运行，从指标上来说是负增长，这个态势在今年恐怕已成定局。我们分析统计的63家重点企业与去年同期相比，均为负增长，下滑速度达到两位数。今年上半年下滑速度已经是两位数了，第三季度统计数据也差不多。究其原因是市场没有大的新的增长点，由于企业现今的经济状况不好，再投入少了，再发展的能力差了。展望今年，印刷机械行业处于一个负增长、低运行的态势。

近日笔者参加全国机械行业分析会，了解到整个机械行业是下滑趋势，但是还没到负增长的态势。相较其他机械制造行业，我们的印刷装备制造业发展形势非常不好。笔者分析原因有以下4点：

1.在我们的行业中，低档产品仍然处于过剩的程度，这个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所谓低档产品就是价值低、技术含量低、市场需求少的产品。目前，32%的企业依然处于低档产品同质化的生产当中。这32%的企业销售额仅占全国销售总额的1.5%，主要集中在浙江温州、唐山玉田、陕西渭南等地区，其中大多为小微企业。

2.我们还抵挡不住高档印刷机的进口，高档印刷机抢占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高端市场。根据海关统计数字，2010年高档设备进口额为22.9亿美元；2011年为25亿美元；2012年为24亿美元。从“十二五”计划第一年即2010年开始，进口量开始增加，突破了20亿美元。一个是反映了国产的高档设备进入市场太慢；第二反映了现在印刷市场对高档设备的需求增大。2010～2012年的进口统计数据表明，进口设备仍然以传统的胶印机、柔印机、凹印机、网印机为主，占70%。我们国产的高档设备占有率基本波动于5%～7%。2012年，平张纸多色胶印机仅占4.5%，可见，高档设备完全被德国、日本的设备垄断了市场。

3.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国内出口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从出口额来看，2010年出口额为10.9亿美元；2011年出口额12.2亿美元；2012年出口额13.8亿美元。从数据来看，还是递增的。出口额中有60%～70%是出口到欧美市场，而金融危机受影响最大的就是欧美市场。我们的市场不是多元化的，而是过度地集中在欧美，所以他们的经济波动对我们影响很大。很多行业都担心由于欧美市场不景气，我们慢慢退出市场，再往里进就很难了，所以大家呼吁中央重视这个问题，要坚守住这个市场，保持住来之不易的现有市场。另外，人民币升值的影响也很大。从2005年到现在人民币升值了30%多，我们出口企业的利用空间越来越少了。温州很多企业反映不愁订单，但是不愿意接单，因为做了就赔钱。我们的数字喷墨印刷机、计算机直接制版机、切纸机这三大类设备的出口形势还是很好的，这恐怕是我们中国印刷设备的优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喷墨数字印刷机的核心技术我们是不掌握的，国内目前还没有突破。

4.前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13年达沃斯论坛上表示：“政府不管的企业会成长得更快”。南有上海印包、北有北人，这是以前印机行业的两大龙头企业，而现在南北两大家在行业中失去了优势，国有企业的改革没有深化造成了目前的状况。这两大家对于行业统计数据的影响非常大。

正是由于这样的形势反映在印机行业，总的来讲，转型慢、收效差。笔者对当前统计在内的63家印机制造企业作了分析，转型的速度快慢、水平高低各不相同。但是，正是由于转型快慢的不同，水平高低不一，所以在企业之间拉开了差距，形成了两极分化。转型快、收效比较显著的有7家，分别是天津长荣、大族冠华、深圳精密达、浙江蓝宝、陕西北人、潍坊东航、中山松德。运行比较差的有16家，占25%；运行一般的有40家，占到64%，这40家企业目前还没有更大精力投入到转型当中，正处于一个求生的边缘。

传统与数字：互融互补，各自扬长

当前传统胶印机与数字印刷机，仍是“互融互补，各自扬长”的时期。因为大幅面数字印刷机也就是920mm规格以上的还没问世，所以传统印刷机仍保持着质量优、效率高、幅面大、批量大的优势。特别在包装装潢、商业印刷上表现尤为突出。而数字印刷机的幅面小，但对满足个性化的市场显示着巨大的优势。

平张纸胶印机里 920mm规格以下的胶印机受数字印刷机的冲击最严重。2010年，进口高档平张纸多色胶印机1290台，进口额9.6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42%；2011年进口1217台，进口额10亿美元，占进口39.6%；2012年进口996台，进口额8.2亿美元，占总进口额的34.2%。其中，四色以上进口的逐年增加，2009年进口223台，进口额2.6亿美元；2010年进口407台，进口额4.8亿美元；2011年进口416台，进口额5.6亿美元；2012年进口376台，进口额4.7亿美元。从这组数据能看到，我国对传统多色机的需求正逐渐向高端化发展。从2010年起，多功能、多色高档平张纸胶印机3年内平均每年进口399.7台，进口额5.1亿美元。传统胶印机仍是印刷业主流印刷设备，传统的高档多色胶印机仍然是印刷企业的主打设备。可见，胶印不是走下坡路，也不是“夕阳”。胶印机的发展有两个趋势：一是产品结构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快速度发展；二是与数字技术相融合，提升胶印机的水平。当然，如果兰达的大幅面纳米喷墨印刷机成功问世并形成产品化规模，会给传统胶印机带来毁灭式的冲击，但是我认为至少还需要10年左右。

我国传统厂商须走“两化融合”的道路

在国际工业革命的推动下，国际几大知名传统厂商都已经结合数字印刷技术开始了转型，最具标志性的发展就是互联网的革命。海德堡、高宝、曼罗兰做了两大工作：一个是积极地将传统胶印机进行数字技术的升级和融合，同时在智能化的技术上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所以他们将传统胶印机的技术、效率、质量做得更完美，更与市场结合。不放弃传统，而是将传统胶印机进行数字升级。第二个是与国际数字印刷制造企业联合进行技术创新，比如曼罗兰、海德堡、小森与兰达的合作。

国内的印刷设备厂商也纷纷进行数字印刷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的研究，推动了我们传统印机企业也必须往“两化融合”的道路上走，两化融合就是“工业化必须和智能化融合”。

从海关统计数据来看，2010年引进数字喷墨印刷机23万台，其中小型的设备较多，进口额为 2.08亿美元。比2009年台份增长了91%，额度增长了43%；2011年引进了20.6万台，额度为2.4亿美元，较2010年从台份减少了10.4%，额度增加了15.4%；2012年引进了19万台，但是额度是2.44亿美元，较2011年台份减少了7.7%，额度增长了1.6%。从这组数据可看出，从最初一般性地引进数字喷墨印刷机，后来朝着大型化、先进化、高附加值的趋势发展。正是这种大量引进，对我们传统的胶印机冲击比较大，尤其是四开以下的小型胶印机。以前大族冠华、华光精工、威海印机做的六开、八开胶印机非常火，但是近年被进口的数字印刷机冲击很大。所以首先反映我们国内市场对数字印刷机的需求量大；其次反映出数字印刷机从最初的店面转向了生产企业；第三个是小型设备的转向大型数字设备。

服务经济时代 为客户提供“增值”服务

传统印刷与数字印刷的商业模式应该是一致的，都必须尊重用户的需求。针对的都是印刷市场，只不过是不同的服务对象，我认为共同点是都应该为供应商提供“增值”服务。也就是说当前我们国家倡导的服务经济的特点，我们过去的观念是认为售后服务是服务，实际上不是，售后服务仍然是产品成本的延续，制造过程、销售过程、用户使用时零部件坏了、保修等都是生产成本的延续，这不是服务，而是在弥补质量上的缺陷和设计上的不足，弥补不能满足用户的要求，这是本应该做的。

服务经济在美国发展很快，机器制造业相关的服务业占58%，日本达到15%，中国仅仅2%。产品经济讲规模效益，而服务经济既讲规模更讲范围。胶印机生产量大，服务的范围也要广。产品经济是靠产品的规模赚钱，而服务经济靠满足用户“缝隙”需求，不是大面上的要求。在美国，销售出印刷机以后，厂家会跟踪这台印刷机，看其是否能满足客户的需求，如果满足不了，再定制升级客户需要的内容。在国内，天津长荣已经提出定制生产的概念，并且已经提上日程进行研究。定制生产虽然对供应商来说难度很大，但是能够更大程度地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样既给用户创造了价值，也给自身增加了价值和收益，达到了双赢的局面。这就是服务经济的特点。

对于涉足数字印刷领域的传统印机制造厂商，笔者有一些忠告和建议：

1.当前一定要树立新的服务经济的观点，从市场的缝隙中满足客户的需求，做到双赢。

2.传统印刷机械制造商一定要与科研所、高等院校、高科技的企业结合，做好“协同创新”。协同创新的提出是由于当前国际上技术创新的速度加快了，互联网高速发展，所以企业组织的边界被打破了。由于技术创新突破了传统的线性链条和封闭的模式，应该呈现出非线性的、多角色的、网络化的、开放性的特征。中关村的科研公司如雨后春笋，就是因为很多企业研发外包。这样一来成本才更低、速度更快，这是很多跨国公司发展技术的经验。我们现在开始进入了新的数字印刷机的研究，而数字印刷机绝不是传统印机厂的优势，没有这方面的专业人才，没有更雄厚的资金，所以应该更新原有的科研开发的观念，改革技术体制，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合作的市场机制。天津长荣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9个方面的技术引进，很多都是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以及台湾的企业合作研究的。

3.在产品质量的稳定可靠上，传统印刷设备供应商要不断地下功夫，尽快地规模化生产高档印刷机，注重工艺制造水平的提高、关键技术的攻关突破以及生产过程的信息化技术，确保产品进入市场以后的稳定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