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17:51:39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能源与经济,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70年代石油危机后,许多经济学家开始关注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Cleveland[1]实证分析了近100年来美国87个部门的经济增长,发现能源使用与GNP之间存在着一个非常强的相关关系,而且能源与GNP之比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能源结构变化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但是文献[1]以能源使用与经济产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作为基本假设,对其它生产要素的作用没有充分考虑。作者认为资本和劳动只是维持生产所需能源和物质的中间因素,没有对此进行更深入地解释。事实上,两大传统生产要素(劳动力与资本)的投入,对于产出的重要性是不可忽略的。与文献[1]的基本假设相反,大多数新古典经济学家持有如下优先假设[2~4]:能源在生产中占有相对较不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一个中间变量。这个假设被当作是计量经济分析的基本前提,并以Cobb-Douglas的资本和劳动力的双变量生产函数为其表现形式。过去人们分析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在这个框架内进行的。随着能源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逐渐扩大,新古典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是,在其先验理论的基础之上,检验世界能源的相对价格对潜在GNP、收入分配、资本形成和经济福利等的影响[5]。除了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内研究能源使用或能源价格对经济产出的影响外,另一些学者将能源投入作为生产要素矢量中的一个分量。
Rashe和Tatom[6]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他们力图寻求能源利用和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基本规律。与以前的研究相比,该方法具有约束条件少的优点。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地关注。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基本上以粗放型为主,单位GDP增长的成本过高。其典型的例证是,国民经济的“瓶颈”(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制约并未得到根本缓解。因而我国目前特别重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和可持续发展战略。能源需求和对先进能源技术需求,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依然至关重要。然而矿物能源(煤、石油、天然气)消耗引起的环境质量的退化,已成为可持续发展进程的羁绊。文献[7]认为,如果世界气候发生变化,中国是最易受害国之一。并以1994年春的洪水使中国损失60亿美元,同年8月台风造成经济损失为16亿美元作为例证。因此,面对经济增长与保护环境的二难选择,研究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而寻求最小环境代价的高速经济增长,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急待解决的现实问题。本研究的目的是对该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往关于能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的研究,大都是对GDP与能源需求量之间所表现出来的规律进行分析。本文将能源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探讨能源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本质关联。
2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模型
2.1模型首先扩展生产函数,应用4变量的向量自回归模型(VAR),根据1978—1996年期间中国的GDP、劳动力投入、资本投入和能源使用的数据(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78—1997),1997年不变价格),建立资本、劳动力、能源3变量的生产函数模型,并进行统计检验,进而证明能源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具有不可完全替代性。本文采用的VAR模型的一般形式如下:f(GDPt)=X′α1+U1t(1)f(Kt)=X′α2+U2t(2)f(Lt)=X′α3+U3t(3)f(Et)=X′α4+U4t(4)X′=[1,f(GDPt-1),…,f(GDPt-r),f(Kt-1),…,f(Kt-r),f(Lt-1),…,f(Lt-r),f(Et-1),…,f(Et-r)](5)其中GDP为国内生产总值,K为资本投入,L为劳动力投入,E为能源投入,f为函数,r为滞后步长,αi为(4r+1)×1向量自回归系数。
2.2模型识别使用VAR模型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函数f的形式和滞后步长。本文考虑4种函数形式:对数、对数的一阶差分、不具有差分的f(x)=x形式和一阶差分形式。首先估计滞后步长为4的各种VAR模型,再对不同滞后步长的VAR模型,使用Sims[8]的似然比检验统计量来确定最优滞后步长。即:如果记AR(m)和AR(n)分别是无约束和受约束的VAR(其中m和n分别是相应的滞后步长),则用于检验n对m(n<m)的LR统计量为:LR=(T-C)(lnΣn-lnΣm)(6)其中T为样本长度;C是校正因子,等于每个AR(m)方程中的回归量的个数;Σn和Σm分别为约束和非约束的残差协方差矩阵;统计量LR的渐近分布是自由度为k2(m-n)的χ2分布,其中k等于VAR模型的变量个数。本文的原假设H0是滞后步长较小为真的情况。若记W为拒绝域,此检验法要求选定一个数,使如下条件成立:Pθ{λ∈W}αθ∈H0(7)式(7)的H0为原假设的参数空间,α为显著水平。本研究选择α=0.05为显著水平值。如果某个H0对备择假设H1对应的LR统计量小于显著性水平值0.05,则接受H0拒绝H1(步长可由m缩至n)。其中原假设H0是指滞后步长为n,而备择假设H1则是指滞后步长为m。检验结果表明,数据拒绝大于4的滞后步长。而对于4以下的滞后步长,~给出4种函数形式的不同滞后长度的似然比检验结果。出的4种函数形式的不同滞后步长的似然比检验可以看出,在无差分模型中,明显地要拒绝一步滞后模型。在二步和三步检验中,二步滞后模型是可接受的。所以,二步滞后是最优滞后步长。在一阶差分模型中,一步滞后模型是可接受的。在无差分寻数模型中,对于3种备择假设,都拒绝一步滞后,二步滞后对备择假设三步、四步清点后是可接受的。在一阶差分对数模型中(),原假设的一步滞后相对于其余3种滞后步长的备择假设是可接受的。为了确定最合适的函数形式,我们使用AIC信息准则[4]。对于原始数据和一阶差分模型,AIC采用如下形式:AIC=1+ln(2π)+lnσ2+2k/T(8)其中k为回归阶数,T为样本长度,σ为通过某种适当方法得到的标准差,π为联立方程个数。对于对数和对数的一阶差分模型,AIC采用如下形式:AIC=1+ln(2π)+lnσ2+2Tk+T2ln(yt)其中y为未变换的解释变量。每种函数形式的Akaike信息的临界值[9]计算表明,4个方程AIC的均值以对数模型为最小。根据AIC准则,无差分对数模型优于其它模型。因此,最优模型为无差分对数模型,即f(y0)=lny。具有该函数形式的VAR模型的最优滞后步长V=2。回归结果表明,所有方程的DW检验均较好,判定系数R2的值都在0.99以上,这说明回归方程的拟合效果良好。
3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上述的向量自回归模型通过统计检验,效果良好。这个结果说明,将能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扩展后的生产函数形式符合中国实际经济过程,揭示了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相关性,表明能源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生产要素。该结果在理论和实际上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说明GDP变化对能源使用的影响,我们根据VAR模型的估计结果进行弹性分析。结果可见。由模型知,GDP是3个变量的函数,因此GDP变化对能源使用的影响可用如下微分方程表示:dEdGDP=EGDPΔGDP+ELLGDPΔGDP+EKKGDPΔGDP(10)(10)式表明GDP变化对能源使用产生的影响由3部分组成。将结果代入(10)式,得:dEdGDP=EGDPΔGDP+ELLGDPΔGDP+EKKGDPΔGDP=(0.032-0.086+0.042)ΔGDP=-0.012GDP<0(11)(11)式表明,中国经济在1978—1996年间单位GDP能耗变化呈下降趋势。以1978年不变价对GDP进行计算,万元GDP的能源消耗从1978年的15.9吨标准煤降至1996年的10.1吨标准煤,下降趋势明显。(11)式还表明,引起单位GDP能耗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均能耗变化与资本投入、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密切相关。虽然单位GDP的能源消耗随着经济增长而减小,但能源消耗总量却随着GDP规模的不断增加而上升。
关键词:能源经济;能源计量;计量工作
1 新疆能源经济的优势
1.1 新疆作为国家能源基地和西进战略桥头堡地理位置优越
新疆煤炭、石油等能量资源丰富,是国家的能源生产基地;同时,新疆地处西北,与中亚、南亚多国接壤,是国家对外能源合作和贸易交易的桥头堡。已建、在建和规划中的能源生产、加工基地有石油、天然气、煤炭、煤电、煤化工、风电、光伏发电等能源基地,能源通道有“西气东输”管道,石油输送管道,“西电东送”电力输送通道,规划中的“巴基斯坦―新疆”铁路运输通道等国家能源运输大动脉。目前,新疆已成为集能源“生产、中转、运输”于一体的国家能源基地。
1.2 新疆能源资源丰富,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据统计,新疆地区共有石油远景资源量234 亿吨 、天然气远景资源量13 万亿立方米、煤炭预测资源量2.19 万亿吨 ,分别占全国资源总量的21.5%、23.3% 和38%,均在全国位居第一位[1]。同时,“疆电外送”特高压能源通道的建成,“西气东输”管道、石油运输管道的开通,兰新铁路的改造和二线建设为新疆能源产品向外运输提供了保障[2]。
(1)石油天然气产业。新疆拥有内陆沉积盆地49个,总面积约为9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陆上沉积盆地面积的21%。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准噶尔、塔里木、吐鲁番-哈密盆地;此外,柴窝堡、伊宁、三塘湖、焉耆、库木车里等五个沉积盆地的油气资源也非常可观[1]。其中塔里木盆地的油气资源总量为229亿吨,准噶尔盆地的油气资源总量为106.9亿吨,吐哈盆地的油气资源总量为15.36亿吨。新疆石油天然气资源勘探开发潜力巨大[3]。
(2)煤炭开采及深加工产业。新疆煤炭资源具有煤质好、煤层多、厚度大、埋藏浅、大型及特大型煤田多的特点。全区可划分为三大含煤区,分别是准葛尔―北天山含煤区,西南天山含煤区和塔里木含煤区,含煤区内又分12个煤田和53个煤产地,其中资源量大,开发利用条件较好的主要煤田有准东、吐哈、伊犁和库拜煤田[4],这几大煤田煤炭资源占全疆总量95%以上。根据规划,2015年新疆煤炭产能将超过4亿吨,其中外运5000万吨[5]。
同时,以伊犁、准东煤炭基地为重点,大力发展现代煤化工产业,形成煤制合成氨、煤制二甲醚、煤制气、煤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煤焦化产业链。预计至2015年底,形成煤制尿素260万吨、煤制二甲醚80万吨、煤制天然气600亿立方米、煤制油360万吨、煤制烯烃100万吨、煤制乙二醇100万吨的现代煤化工产业集群[5]。
(3)电力产业。近年来,新疆电力工业发展迅速,是全国少有的集煤电、风电、光伏发电、电工制造、高压电网建设等优势于一体的区域。电力工业已成为新疆的重点发展领域,电力产业在新疆能源经济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显。电源基地建设方面,“十二五”期间疆内新增装机4900万千瓦,2015年总装机规模达到6500万千瓦。电网建设方面,建成覆盖110千伏、220千伏、750千伏电压等级的全疆电网,与西北主电网联网送电的750千伏第一通道和第二通道均已打通,成功实现了新疆电网与全国电网的畅通链接。哈密至郑州的±800千伏项目已于2014年建成运行;准东至重庆,准东至华东的特高压电能输送通道建设也已提上日程。
依靠煤炭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煤电,构建“煤从空中走,电送全中国”的愿景。同时兼顾新能源建设,带动风电、光伏发电产业的发展,形成煤电、风电、光电共同发展,打包输送的局面,从而快速推进“疆电外送”工程。
2 能源计量需求分析
能源计量工作是加强能耗监测管理、推进节能减排、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当地能源经济健康有序发展的技术保障。因此,在新疆能源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相应的能源计量工作也应满足发展的需要。
2.1 石油天然气方面
计量工作贯穿于油气勘探开发、油气集输储运、油气加工以及成品油气销售的全过程。提高计量工作的准确性、稳定性、可靠性对石油天然气产业非常重要。
(1)油气资源在开采过程中,相关的设备仪器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2)油气资源在集输储过程中,管道、容器及相关监测设备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3)油气资源的加工过程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4)油气资源及其加工产品的贸易交易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
2.2 煤炭开采及加工方面
(1)煤炭开采过程中相关的仪器设备需要计量技术支持;(2)燃煤发电过程中,大量的仪器设备、现场试验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3)煤化工产品的生产和交易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
2.3 电力工业方面
(1)电厂的建设及运行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2)电网的建设及运行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3)电工制造业的发展需要计量技术的支持。
2.4 高耗能行业
能源经济的发展带动了当地高耗能产业的发展,拉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相关配套产业的发展。如:高耗能行业里的矿产、冶金;基础设施里的公路、铁路、机场、通信等;配套产业里的新材料、新能源等。这些产业的发展也增加了相关专业的计量技术服务需求。
3 结语
能源经济的发展离不开能源计量工作的支持,能源计量工作的有效支持能促进能源经济的健康、有序发展。因此,在新疆能源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应该同步提高计量技术机构在技术服务方面的能力,加强平台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用一流的能源计量服务支持当地能源经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胡见义,彭苏萍,李建忠等.新疆能源产业发展战略与思考[J].中国能源,2012,34(01).
[2]刘建军.新疆煤炭外运通道规划思路[J].综合运输,2009(10).
[3]康玉柱.新疆油气资源的开发前景分析[J].石油学报,2007(04).
[4]黄磊,贾永勇.浅谈新疆煤炭矿区总体规划的必要性[J].中国高新技术企业,2009(16).
关键词:能源安全;能源-经济-环境;能源多样性;能源模型;文献综述
一、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能源资源约束日益加剧,调整结构、提高能效和保障能源安全的压力进一步加大,能源安全问题日益凸显(Vliet et al.,2012)。2014年底国务院的《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指出,能源发展战略坚持“节约、清洁、安全”的战略方针,加快构建清洁、高效、安全、可持续的现代能源体系。因此,着力优化能源结构,确保国家能源供应安全,成为中国制定能源政策时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文首先对能源安全的概念和能源多样性指标进行评述,然后回顾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的有关文献,总结3E系统建模的主要方法。最后对目前有关能源安全量化评估中的一些问题和3E系统建模方面的不足之处进行总结,并对未来研究进行展望。
二、能源安全的概念与指标构建
能源安全是个难以完整定义的概念,其定义随时间、地点与目的不同而有所差异(Sovacool & Brown,2010;Ang et al.,2015)。早期文献认为能源安全首先是能源供应的充足与稳定性。对能源进口国而言,能源安全意味着要降低对外部能源供给的依存度。近年来,能源安全已由最初的能源供给稳定的单一维度概念扩展成为涵盖能源、经济与环境等诸方面的多维度的概念。国际能源署(IEA,2007、2011)认为能源安全有长短期不同的内涵。短期能源安全是指能源系统可以对供需平衡的突然变化做出迅速反应;长期能源安全则是指兼顾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能源系统投资。亚太能源研究中心(APERC,2007)出了四个维度的能源安全概念,即4A(Availability、Accessibility、Affordability、Acceptability)的能源安全框架(Hughes,2012;Sharifuddi,2013)。美国21世纪能源研究所(USCC)认为能源安全应当同时考虑能源供给的可靠性、地缘政治、经济形势、可靠性与环境等诸多方面。
有关能源安全的量化评估近十余年来陆续展开。Cherp& Jewell(2014)整理近年来相关研究提出的能源安全指标,用简易型与复合型分类方式,结合4A能源安全框架,评估能源政策在国家、区域及全球等不同尺度上促进能源安全的政策成效。Yao & Chang(2014)使用4A安全框架,建构20个细类指标考察中国1980~2010年间各个五年计划期间的能源安全变动,发现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安全形势有恶化趋势。Zhang et al.(2013)从进口供应链的角度构建石油安全指标,评价中国石油进口的安全,整个指标体系包括四个方面:供应风险、经济风险、运输风险以及依存风险,发现自1993年以来中国石油进口风险一直处于上升趋势,石油对外严重依存已成为能源安全的最大挑战。Xia et al. (2011)运用能源多样性以及油品自主率指标,分析中国大陆工业部门有关能源安全、效率与碳排放问题。国内,林珏(2014)从政治、经济、技术、体制等多个维度,建构了12项指标,测度2000~2012年中国与加拿大的能源安全状况。苗韧等(2013)提出了“中国能源可持续发展综合评价体系”,量化分析中国2000~2020年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状态与合理水平。苏飞和张平宇(2008)由对外依存度、能源消耗弹性系数、能源储量比等指标构建脆弱性评估模型,对中国区域能源的安全供给脆弱性进行评价。
多样性为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因素。多样性有助于能源系统应对外在环境的改变与冲击(Molyneaux et al.,2014)并降低单一来源供应中断的脆弱性(Bhattacharyya,2010)。因此,一个高度依赖进口的能源系统若能有效分散能源来源和种类,未必处于高风险状态。目前各国多将促进能源来源的多样性作为能源安全战略的重要原则和措施,如何降低化石能源进口来源的集中度成为能源进口国降低能源风险安全的重要政策方向(Lef vre,2010),然而决策者常常将能源安全等同于能源独立性,因此多将政策重点放在如何促进资产能源的供给,而忽略增加进口能源来源的多样性的重要性,也未建立起适当的市场机制引导投资者以多样性的能源组合,来增强整体的能源安全。
多样性指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领域的研究中,指标建构方式也较多,参见表1。其中在能源领域以Hirschman-Herfindahl Index(HHI)和Shannon-Weiner Index(SWI)两种指标应用最为广泛。HHI是评价市场集中度的指标,亦可以用于多样性分析。在能源系统中,市场份额较大的能源种类或者能源供应个体,其对能源安全的影响较大。Blyth &Lefevre(2004)曾使用该指标结合能源供应国的政治风险排名指数,考察能源供应国对市场稳定性的影响;Gupta(2008)运用HHI进行油品供应风险的分析;Frondel et al.(2008)采用HHI和政治稳定度指标考察国内能源安全问题;Le &Paltseva(2009)则采用HHI研究欧盟进口能源供应的短期风险;Ge&Fan(2013)使用HHI指标的平方根评价中国能源进口来源的多样性。HHI的缺点也比较明显,例如,对数据要求较高,经济含义不直观等等。另一最常用的指标SWI由热力学的概念“熵”(entropy)拓展而来。SWI运用于能源安全领域以及能源多样性的文献较多。Costantini et al. (2007)使用SWI指标进行不同情境下能源依赖度与脆弱度分析。Vliet et al.(2012)运用SWI多样性指标及修正的SWI多样性指标评估欧洲与亚洲主要国家的能源安全。SWI指标存在一些缺点,如Stirling(2010)认为该指标能较好的反映系统的变异性(variety)以及平衡性(balance),但难以反映差异性(disparity)。虽然HHI和SWI两种指标在阐述多样性的意义上尚有不足之处,但由于二者在数据取得方面较为容易,计算上相对透明和客观,可以通过改进加以完善。
目前文献中建构的能源多样性指标缺点主要有二:一是将各类能源视作独立能源,而未考虑不同种类能源之间存在的复杂的互补和替代关系。二是现有多样性指标假设各类能源具有相同风险特性,无法解释各类能源的不同风险表现。如在化石能源价格剧烈变动期间,再生能源的价格却比较稳定。实际上,有文献指出,再生能源具有的价格稳定性通常可以用来作为应对传统能源市场价格变动的避险工具(林伯强和李江龙,2014)。只是目前有关能源安全的量化研究通常忽略再生能源对能源价格稳定所起的作用。
三、能源模型与政策模拟
20世纪70年代世界发生石油危机之前,冲击分析(impact analysis)模型在国家能源政策的分析与评估上并未占据重要角色。20世纪90年代以来,能源问题日益与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需要考虑能源与经济、环境等问题的互动,于是出现了各种能源-经济-环境(3E)规划模型。魏一鸣等(2005)对其进行了总结分类。Jebaraj&Iniyan(2006)将能源模型分为能源计划模型、能源供需模型、能源预测模型、再生能源模型、碳排放减量模型以及最优化模型等几类。Suganthi& Samuel(2012)则将能源需求预测模型分为:时间序列、计量回归、结构分解、灰色预测、投入产出、由上而下、模糊理论、整合性等12种类型。Hodge et al.(2011)则将能源模型依据应用领域分为:能源生产与消费模型、能源传输模型、能源经济模型以及能源使用环境冲击模型。
按照建模方法,能源模型可以分为Top-Down(自上而下)、Bottom-Up(自下而上)模型以及混合型等3种类型(魏一鸣等,2005)。Top-Down与Bottom-Up两类模型各具特色,功能也有差异,参见下表2。
就研究方法而言,3E模型大致可分为:经济计量模型、数理规划模型、投入产出模型、系统动力学模型以及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等5大类型。
(一)经济计量模型
该模型是1960~1980年代应用较为广泛的模型,从小规模的部门计算到大规模的宏观计量模型,在诸多领域均有着广泛的应用。早期有AR模型、MV模型、ARMA模型、ARIMA模型、联立方程模型等。近年来,随着时间序列方法的发展,倾向于运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Hamilton,1983;崔和瑞和王娣,2010;陆D,2011;李姝和田露露,2014等)、协整(CI)与误差修正(ECM)模型(林伯强,2006)、SVAR模型(林伯强等,2014)进行研究。就3E议题而言,目前一般作为其他模型(如CGE模型)的辅助模型,推估一些必要的参数,或者仅作为对照基础。不过,该模型也可以用来分析特定的技术性问题,如能源生产力、技术效率等。
(二)数理规划模型
该模型分为单目标规划法和多目标规划法。单目标规划化法用于3E系统,是以整个3E系统的成本最小化为规划目标,通过动态线性规划求解最优结果,如IEA于1976年开发的MARKAL模型;陈文颖等(2004a;2004b)在MARKAL模型的基础上,建构的能源-经济-环境耦合的MARKAL-MACRO模型,均属于单目标规划模型。多目标规划法是在决策过程中同时考虑多个决策目标的数理规划法。如Cai et al.(2009)、Oliveira &Antunes(2011)等。国内,魏一鸣等(2002)、宋杰鲲等(2013)分别以北京市和山东省统计数据为例,建构了3E多目标规划模型。台湾学者张四立(2010)建构了针对台湾能源-经济-环境(3E)系统的多目标规划模型。
(三)投入产出模型
该模型在3E议题方面应用较早,且用途广泛,特别是在国际贸易中隐含碳、隐含能的测度和污染排放方面应用尤其广泛。国外文献有Wiedmann(2009)、Liu et al. (2010)、Kitzes(2013)、Su & Ang(2014)等。国内,中国投入产出学会课题组(2007)使用200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研究了主要能源部门与国民经济的关联。陈迎等(2008)首次使用投入产出分析法测算了2002~2006年中国进出口产品的隐含能源。席酉民(2009)编制了中国 2004 年能源投入产出延长表,建立了能源投入产出分布式规划模型,用来测算单位GDP能耗的变动趋势。张友国(2009)、彭水军和刘安平(2010)等采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国际贸易对中国环境的影响。刘瑞翔和姜彩楼(2011)、谢建国和姜珊(2014)等采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了中国对外贸易隐含能和能源消耗。高建刚(2015)采用带有非期望产出且具有不可分割冗余变量模型(SBM)测算了中国能源效率和排放效率发现两种效率均存在东、中、西依次递减的格局。
(四)系统动力学模型
系统动力学模型源自于1961年MIT教授Forrester对企业政策与工业组织随时间变化的行为讨论。此后,该方法在工程、医学、管理等多种领域得到广泛应用。3E议题方面,Wei & Hong(2009)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模拟不同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不同能源结构的碳减量收益。Feng et al. (2012)使用系统动力学模型仿真北京市2005-2030年能源结构和人口增长变动对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影响。国内,杜慧滨和顾培亮(2005)使用系统动力学方法了建立了3E系统演化模型。李玮和杨钢(2010)利用系统动力学方法研究山西省能源消费的可持续性。宋辉和魏晓平(2013)结合中国GDP增长目标、化石能源消耗进程安排、二氧化碳减排目标等问题,使用该方法模拟再生能源2011-2045年的替代路径。李文超等(2014)在分析人口、能源、资本和污染四个子系统的基础上,建构了系统动力学模型用于中国3E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评价,发现同时改变技术创新和消费偏好有利于中国实现3E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肖仁俊等(2014)建立了新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学模型,研究2010-2020年新疆的3E发展目标。郭玲玲等(2015)运用系统动力学方法构建中国能源安全的系统动力学模型,预测能源生产和消耗等情形的动态变化。
(五)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
CGE模型的原理是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框架,其内涵着重分析经济个体的互动与市场绩效的相互关系。在CGE模型中,价格内生决定,这与投入产出模型不同;有较为严谨的理论框架,但缺乏统计检验使其与计量分析和时间序列分析不同。
该模型种类繁多,按照划分不同依据,可以分为:1.静态模型和动态模型;2.单区域模型和多区域模型;3.单国模型和多国模型。本文针对第三种分类进行介绍。就单国模型而言,国际上代表性的有:ORANI 、 World Bank-Type CGE 、GREEN、DICE、MERGER、WIAGEM、ENTICE、AIM、WITCH、MIT EPPA。国内,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发的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DRC-CGE)、国家信息中心开发的一般均衡模型(SICGE)、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院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合作开发的CAS-CGE模型、清华大学开发的能源-经济-环境混合评价模型(TH-3EM)、北京理工大学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开发的中国能源与环境政策分析模型(CEEPA)、王灿等(2005)开发的中国经济-环境-能源动态CGE模型(TED-CGE)、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和湖南大学联合开发的MCHUGE模型等。此外,多国模型有GTAP(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EM(Global Trade and Environment Model))。关于单国模型与多国模型的互动与连结,参见下图1。
CGE模型用途广泛,在经济政策分析中具有重要地位。在3E问题上的应用研究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探讨能源和环境政策的社会经济影响。这是数量最多的一类文献。如节能减排效果和福利效应研究: Wang等(2009)、Dai et al.(2011)、刘小敏和付加锋(2011);能源税、碳税的实施效果研究:Bruvoll& Larsen(2004)、Wissema&Dellink(2007)、Matsumoto & Masui(2011)、贺菊煌等(2002)、魏涛远等(2002)、王灿等(2005)、魏巍贤(2009)、何建武和李善同(2010)、朱永彬等(2010)、梁伟等(2014)、刘宇等(2015);碳关税的经济效果、碳泄漏的跨境效应:Bruvoll&Faehn(2006)、沈可挺和李钢(2009)、朱永彬和王铮(2010)、李继峰和张亚雄(2012)、温丹辉(2013)、丛晓男等(2014)等。第二类是:能源消费强度、能源价格与能源消费结构的研究。这类文献数量也较多。如Bergman(1988)、林伯强和牟敦国(2008)、胡宗义和刘亦文(2010)、姚云飞等(2012)、郭正权等(2014)等。第三类是能源效率、回弹效应研究。相关文献较少。典型的有Dimitropoulos(2007)、查冬兰和周德群(2010)、胡秋阳(2014)。
四、研究评述和展望
目前,国内外有关能源安全和能源模型的相关研究文献已不再局限于能源问题本身,而是将能源问题和经济发展、环境保护、科技创新、人口发展、国际贸易甚至国际政治问题进行链接,从多维度考察能源安全问题;同时,学者们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证相结合,越来越注重建构功能更具体、更强大的能源模型,并结合相关数据来研讨实际问题。3E模型的不断发展完善为整合多视角的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尽管如此,能源安全问题以及相关模型的研究仍然有待深化。
目前文献中有许多指标用于评估国家、区域或全球等不同尺度的能源安全,内容包括能源系统的独立性、依存度以及能源结构与供应来源的多样性等,然而仅有少量研究对能源安全进行量化评估,且多数多样性指标未能有效体现各类能源的风险特性以及不同种类能源风险的关联性,而使指标的计算结果与实际的能源安全状态偏差较大。因此,建构具有风险内涵的多维度能源安全指标,以便为政府完善能源安全决策提供建议将是未来能源安全亟需研究的重要问题。
在3E模型的建模方面,仅强调能源-经济-环境的关联,其中能源部分多是单向配合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要求而进行能源需求预测与供应系统规划,而很少触及能源安全与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缺少能源安全问题的自主性探讨。因此,在能源规划模型中,探讨能源安全约束下能源-经济-环境(3E)之间的互动机制,建构考虑能源安全的3E模型即3E-S模型,将是未来能源模型研究应当聚焦的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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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能源开发 资源诅咒 可持续发展
能源是人类生产与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是地区和国家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正处在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国民经济的发展对各种能源的需求也不断增加。陕北地区是我国能源资源富集区,拥有丰富的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能源产业成为该地区的支柱产业,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但另一方面,由于区域自然条件的制约和历史因素,陕北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能源资源的开采所引起的水资源匮乏、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等问题相当严重,同时在陕北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产业结构不合理、管理体制不健全以及开发秩序混乱、安全隐患突出等问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分析经济增长中存在的“资源诅咒现象”和经济增长对资源开发的路径依赖、以及这种依赖所造成的排挤效应和环境恶化成为了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所必须解决的问题。
一、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对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分为两派相反的观点。以De Ferrantietal为代表的经济学家认为丰富的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有正向的促进作用。而相反的观点则想成了三个著名的命题:“荷兰病”、“委内瑞拉化”现象和“资源诅咒”命题。“荷兰病”是指上世纪70年代,荷兰天然气资源的大量开采及出口非但没有加速经济增长反而导致经济衰退的现象。“委内瑞拉化”则是指委内瑞拉在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的开采和出口所引起的资源浪费严重以及经济发展战略的短视,导致了该国一段时间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源诅咒”则是指20世纪80年代越来越多资源丰裕的国家陷入了增长陷阱,丰裕的自然资源非但没有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相反资源丰裕的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往往是缓慢的,甚至是停滞的。
国内学者对资源禀赋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也体现在两种观点上。以尹碧波、范方志等学者为代表的认为资源禀赋不能单独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而是要和技术因素、制度因素等一系列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第二种观点以徐康宁和峻峰等学者为代表,他们通过对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提出了资源优势并不等于经济优势,从而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资源诅咒假说”。
二、陕北能源资源概况与经济增长现状
陕北是我国的能源资源富集区,蕴藏着丰富的煤炭、石油、天然气、岩盐等资源。已探明储量巨大,分布集中,资源开发的远景相当可观。各种能源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国内生产总值和工业总产值有直接的拉动作用,极大地促进了陕北及整个陕西省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丰裕的能源资源禀赋使得陕北在选择经济发展的路径时,更偏好于发展能源产业,能源生产的投资比重在地区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据了重要地位,从而能源资源的投资及生产造成了对社会经济其他领域的排挤效应。同时,陕北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给地区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生态环境是最宝贵的资源,具有供给的有限性和破坏的不可逆性,陕北地处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水土流失严重。而煤炭等能源资源的开采往往伴随着大规模的挖掘作业以及对水资源的过量消耗,这都会给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地破坏,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受经济利益的驱使,陕北各产煤县各种非法开采资源的行为屡禁不止,小煤窑猖獗,能源矿产资源的开发秩序极为混乱,急功近利、缺乏科学技术手段、掠夺式的开发方式带来了严重的资源浪费,不利于科学发展。同时由于企业经营管理体制落后、产品结构单一、科技贡献率低、创新能力弱等问题,导致能源资源企业的经济效益并不可观,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较低,经济发展并未取得理想的成果。
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陕北地区的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资源诅咒的现象。丰裕的能源资源反而使经济陷入了增长的陷阱,它的传导机制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单一的资源型产业结构使资源部门不断扩张,地区经济对资源部门形成路径依赖,其他经济部门不断萎缩,使得产业链缩短,具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的最终产品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等部门发展受阻。第二,资源型产业的扩张导致地区严重缺乏人力资本积累的内在动力,从而缺乏高知识水平和技能素质的人力资源,难以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第三,在法律制度不完善、产权制度不清晰、市场规则不健全的情况下,丰裕的资源诱发了一些“机会主义”行为和寻租活动。资源的实际占有者往往是地方政府,政府对开发权及相关受益的重新分配导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这些都会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得社会环境恶化。第四,资源开发加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脆弱的生态环境又反过来制约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三、政策建议
基于陕北地区能源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现状,建议从以下三方面来解决经济发展存在的资源诅咒问题。
首先,要建立起优势产业政策引导和支持机制。应该通过适当的产业政策延长煤油气资源开发的产业链,促进区域经济的长期增长,提高资源开发利用的集约化程度。能源产业的发展与其他具有高技术含量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并重,促进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关键词】能源消耗;环境问题;经济增长
1研究背景
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后,我国经济飞速发展,GDP从1978年的3678.70亿元增长至2019年的990865.10亿元,30年间增长约269倍,但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环境问题也日益尖锐,究其根源就是我国经济增长是以能源的大量消耗为基础,致使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张玉林(2014)指出我国近年来严重的雾霾天气主要是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大量消耗不可再生能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杜晓丛(2018)认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对于能源的依赖也是环境问题的一个主要原因,应该提高国民对于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所以,应高度重视环境问题及其制定合理的解决措施。本文以雾霾为例引出因能源消耗而导致的严峻的环境问题,使公众认识到环境问题与我们息息相关,并提出相关解决措施。
2我国能源消耗的现状
当前,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准就是该国的工业发展水平,工业化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经之路,而一个国家发展工业不仅需要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能源也是不可或缺的投入品,其在工业化的初级阶段是决定经济是否增长的直接因素。当前我国的工业化仍然需要大量的能源投入,属于粗放式的能源消耗结构,我国高速的经济增长仍然依赖于能源的高投入,从而对环境造成巨大冲击,生态环境承载力日益下降,产生了一系列能源环境问题。目前,我国是第二大能源消耗国,表1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能源消耗情况。从1980-2019年的能源消耗表可以看出,能源消耗总量一直以来都是持续增长的,而且表中明显反映出我国的能源消耗以煤炭资源为主,到2019年煤炭消耗比重还占据62.80%的高位。我国是产煤大国,煤炭资源可以实现自给自足,不需要从别的国家进口,但大量燃烧导致空气污染十分严重。相反,我国的石油资源主要依赖进口,近几年的消费占能源消耗总量的18%左右,而天然气和其他清洁能源的消费总量不到10%。从数据分析可以看出,天然气、风能和水电等能源没有很好的利用。从图1可以看出,2008年以前我国的能源消耗增长速度虽然有增有减,但一直维持一个较高的增长速度,2008年以后增速有所放缓,2013年以来的能源消耗总量增速一直保持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为稳定经济增长,前期能源的大量投入以及后续各种的持续投入导致环境的承载能力下降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例如,近几年大部分地区出现的持续的雾霾天气。自2012年冬季以来,我国大部分地区出现了严重的雾霾天气,相关报道持续出现在新闻上面。2013年1月北京雾霾天气持续达25天,而一直到6月份雾霾天气持续达18天。其实不只是经济发展较好的一线城市雾霾较为严重,新一线城市西安多年来的雾霾一直较严重,2017年西安的雾霾全国第三。造成雾霾严重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发展经济大量投入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造成大量有害气体排放。
3我国能源消费中存在的问题
能源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基本条件是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把我国一直以来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能源的消费方式转变为对于各种清洁能源的依赖,这样既可以使不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又可以保护生态环境。面对严峻的环境问题,我国已经在新能源产品市场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对于新能源的探索并没有及时抑制各种环境问题的产生,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3.1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不可再生资源
我国目前能源的开发技术水平不是很高,而在GDP中占比较大的产业又严重依赖能源的大量投入,能源的开发产生严重浪费再加上排污严重而废弃物的处理利用率又比较低,一味地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石油、煤炭、天然气等不可再生能源的大量使用对环境生态平衡破坏严重。
3.2传统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依然占主体
我国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主要依靠能源的大量消耗,由于技术水平较低等原因造成能源利用率低,浪费严重,我国每年需要投入大量财政资金和技术人员处理这些废气物以及废水等问题,但是由于技术水平较低,处理结果也不是那么理想,所以我们应该深刻反思这种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应该怎样转变去适应当今的可持续发展这个时代主题,然后还可以缓解我国当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
3.3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技术水平不高
我国对新能源展开了全方位的探索,但是目前由于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没有大幅度地替代不可再生能源投入生产领域。就风力发电而言,虽然风力发电装置在世界上遥遥领先,但是由于没有达到规模化经营水平,行业普及率不是很高。另外,国家高度重视对清洁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例如,国家投入大量财政资金以及优惠政策来开展太阳能产业,但是由于技术水平还不是很成熟,依然处于起步阶段。
4对环境问题提出相关建议
4.1完善我国环境法律体系,从源头治理环境污染问题
完善环境法律体系,提高执法力度,是保护环境的最实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我国的环境法律体系依然存在严重的漏洞,如环境税,在美国等发达国家环境税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果,但我国的环境税一方面由于起步较晚,另一方面重费轻税,二者混合征收,造成环境税形同虚设。所以我们不仅要借鉴美国、澳大利亚等环境法律体系较为完善的国家来完善我国的法律体系,还应根据我国国情和环境问题的现状来制定可实际操作的、完善的法律体系。
4.2重视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改变传统的能源消费结构
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严重依赖不可再生能源,能源消费结构主要以煤炭为主,石油、天燃气等其他一次性能源为辅,这些能源大多都会对环境产生巨大危害。所以我们应该转换传统能源的消费方式,转而提高对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因此,我们要将清洁能源投入相关企业以减少排污量,还应该大力提倡全民使用此类清洁能源,减少生活废气、废物对环境的污染。另外,应该继续投入人力、物力及财力继续探索对新能源的开采和利用,既兼顾源头治理,又不放弃对目前环境问题的治理。
4.3提高我国国民对环境问题的深刻认识
【关键词】能源经济 形势 机遇 挑战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能源在其开发利用过程中,存在着诸如市场、价格、供求关系等各种各样的经济现象。能源经济形势的变化会对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只有对当前我国能源经济形势的现状及其面临的机遇、挑战有一个具体、深入的了解,并据此制定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才能有效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长远发展。
一、当前我国能源经济形势
新时期以来,基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量大增,这使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面临巨大压力,其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也日益突出。
(一)能源消耗量增长速度快,基数大
目前我国的能源消耗量已经占到全球总量的20%,且仍在持续增长。笔者调查发现,2013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费为2852.4百万吨油当量,比2012年增加4.7%,占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的22.4%,年均消费增加量甚至比一些国家的年消费总量还多。
(二)以传统能源为主,对环境破坏大
目前我国的能源经济发展主要以传统能源为主,尤其是对石油、煤炭等资源的依赖性较强。一方面,传统能源的大量使用给我国的自然环境带来了巨大压力,酸雨、雾霾等恶劣环境的出现便是传统能源大量不合理使用的后果。另一方面,环境的破坏则会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阻碍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
(三)能源利用率低,对外依赖程度高
受我国科技发展水平的限制,目前我国的能源利用率普遍低下。能源利用率低下势必造成大量资源的消耗。而目前我国经济赖以发展的传统能源大多为不可再生资源,国内的储藏量有限。伴随着国内资源消耗量的剧增,势必需要引进国外能源,转向对外贸易。目前我国能源对外依赖度正呈现出迅速攀升的趋势。
二、当前我国能源经济面临的发展机遇
(一)稳定的发展环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的主题,在这一国际大背景下,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获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也是我国能源经济得以发展的必要前提。此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为促进经济的发展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经济发展政策、法规,同时,我国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科技发展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一系列因素都为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环境,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二)能源需求量大
有需求才有市场,有市场才能促进发展。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各行各业对能源的需求量与日俱增。与此同时,经济的发展带动城市化水平的提高,调查发现,城乡居民的能源消耗量差距很大,同一时期,农村居民的年人均能源消耗量仅为城市居民年人均能源消耗量的50%。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居民的能源消耗量也会不断增加。需求量的激增,势必会促进我国能源开采、技术提高等各方面的发展,这对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而言是一个很大的机遇。
(三)能源经济发展潜力大
就目前情况来看,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还面临诸多问题,这些问题集中表现为能源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在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稳定,能源消耗量巨大的前提下,能源经济的发展拥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与发展潜力,只要有效解决目前我国能源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我国的能源经济发展将会突破发展的瓶颈,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四)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与普及
20世纪90年代末期起,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开始在我国拉开帷幕。截止到目前,我国城镇居民使用天然气的概率已超过90%,加之近年来汽车油改气的推行,都为我国能源经济的发展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使用有利于节省成本,节约资源,减少环境污染,对我国经济的发展而言,利大于弊,是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一个新方向。当前我国已把开发、利用天然气作为调整能源结构、改善大气环境的一项重大举措。
三、当前我国能源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能源勘测技术有限,能源开采量不足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前两次工业革命时期未能跟上时展的潮流,导致我国的科技水平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虽然在第三次科技革命中,我国的科技水平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在一些领域甚至达到世界领先水平。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我国总体科技发展水平依然落后于发达国家,表现在能源经济方面,即是能源勘测技术水平低,导致能源开采量严重不足,严重阻碍了能源经济的发展。如何提升能源勘测技术,提高能源开采量,适应当前能源需求量与日俱增的社会发展形势,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我国能源经济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
(二)能源管理体制滞后
目前我国能源经济发展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在于能源管理体制落后。管理的问题事关能源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管理体制的落后直接导致能源利用效率的低下,这就要求相关部门改革、完善管理机制,对管理体系、能源价格等各方面进行适当调整,积极有效促进能源经济的发展。但是,截止到目前,对于我国能源管理体制的研究,仅停留在对我国能源体制改革的回顾和定性评价方面,并未上升到对能源管理体制对能源使用效率的影响的高度。理论上的分析不彻底,能源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中便得不到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容易造成管理体制落后,能源经济无法突破发展的瓶颈。
(三)能源结构单一
新时期依赖科技的发展带动了太阳能、核能等新能源的发展,但就我国目前能源经济的形势来看,能源结构单一仍是其最突出的特征,其中,煤炭占据了重要比例,上世纪末期“煤老板”的出现便是最好的例证。煤炭的大量使用,使我国大部分城市的大气环境严重污染,影响人民的正常生活。此外,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能源需求量的不断增长,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也给环境带了巨大压力。能源结构单一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建立多元化的能源结构迫在眉睫。但就目前我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水平而言,能源结构的调整将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
四、结束语
能源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者极为重要的角色。一方面,能源的发展能推动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当能源发展到一定程度而未得到有效提高或转型时,能源也会限制经济发展的速度与规模。虽然目前我国能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面临诸多的挑战,但是,毕竟发展是第一位的,只要逐一解决能源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突破发展瓶颈,我国的能源经济定会实现迅速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词:能源足迹;Tapio弹性;协整;误差修正
一、引言
能源足迹(EnergyEcologicalFootprint,EEF)是在生态足迹(EcologicalFootprint,EF)概念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用来描述和分析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环境的压力。能源足迹采用与生态足迹类似的方法,将区域内各种能源的消耗转化为对生物生产性土地面积的占用来进行测算。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2015年我国GDP是1978年的186.3倍,年均增长15.2%,能源消费总量(标准煤)是1978年的7.5倍。能源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一直是研究的焦点,且已取得不少成果。于凤玲等(2013)利用因果检验和解耦分析研究了人均GDP与能源消费量的关系,结果表明能源消费量与经济发展间存在协整关系和相对解耦关系,而且二者是互为因果的;肖涛等(2011)利用协整检验和VEC模型分析了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表现出从能源消费到经济增长的单向因果关系;赵芳等(2016)构建了能源、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通过主成分法和模糊数学隶属度函数测算出能源-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程度属于中度协调水平;谢晓冰等(2016)运用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比分析了中美两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研究表明能源消费是两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且我国经济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更高;朱润芝等(2012)对我国30个地区人均化石能源足迹的测算数据进行聚类分析,发现地区人均化石能源足迹呈现出东部高于中西部、经济发达地区高于欠发达地区的地域特征;贾首杰等(2015)利用生态足迹方法和脱钩分析,研究了河南省能源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总体呈现出“扩张链接-弱脱钩-弱强脱钩”的可持续变化趋势。以上研究有助于正确理解我国能源与经济的关系,但是大多基于能源消费总量这一总量指标,较少从足迹角度来全面分析能源足迹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基于此,本文借助生态足迹法,利用能源足迹来衡量发展过程中对能源的消耗,并通过Tapio弹性模型与协整理论深入研究了能源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对国家经济的长远发展、能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相关政策的制定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处理
本文采用GDP来代表经济发展。研究指标主要涉及两类数据:一是人均能源足迹,二是人均GDP。对于人均能源足迹,借鉴有关文献,主要以煤炭、石油、天然气和一次电力等能源消费量数据为基础,采用碳汇法来测算我国的能源足迹。式中:PEEF为人均能源足迹(ghm2);i=1,2,3,4分别表示4种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一次电力);Ei为当年第i项能源消费量(104tce);mi为第i项能源消费全球平均足迹转换系数,且煤炭、石油、天然气和一次电力的能源/生态足迹转换系数值分别为55GJ/(hm2/a)、73GJ/(hm2/a)、93GJ/(hm2/a)和1000GJ/(hm2/a);P为当年人口数。所有数据均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三、动态变化分析
根据1978~2015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数据和GDP数据,核算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GDP,绘制变动趋势图(见图1)。从图1可以看出,二者的变化趋势具有趋同性。另外,二者的相关系数为0.9855,进一步说明能源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高度密切的依存关系。为了深入了解经济发展与能源足迹间的变动关系,利用Tapio的脱钩概念模型,引入弹性来分析1978~2015年间我国经济增长与能源足迹间的脱钩关系。根据弹性值的取值范围界定不同的脱钩状态,具体评价标准及相关结果见表1所示。从表1可以看出,1979~2015年间,除个别年份外,弹性值大都处于弱脱钩状态,这表明人均能源足迹扩大的同时,人均GDP也在增加,二者同步增长,但人均能源足迹的增长速度要滞后于人均GDP的增长速度,反映出我国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对能源的依赖程度有所下降。
四、协整关系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为了消除回归方程可能存在的异方差问题,对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GDP取自然对数,分别记为lnPEEF、lnPGDP,其对应的一阶差分序列和二阶差分序列分别记为ΔlnPEEF、ΔlnPGDP和Δ2lnPEEF、Δ2lnPGDP。利用Eviews软件对lnPEEF和lnPGDP进行ADF检验,检验结果如下表2所示。从表2可以看出,能源足迹和经济发展变量在经过二阶差分后趋于平稳,即lnPEEF和lnPGDP都是二阶单整序列,记为:lnPEEF~I(2),lnPGDP~I(2)。
(二)协整检验
根据单位根检验的结果,lnPEEF和lnPGDP都是非平稳的,但是二者的线性组合可能是平稳的。因此要检验lnPEEF和lnPGDP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即进行协整检验,这里采用E-G两步法来进行分析。用OLS法做协整回归,得到回归方程为:lnPGDP=9.3624+2.5461lnPEEF,R2=0.9202,D.W.=0.0515。对残差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为t=-2.2872,P值=0.0236,表明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即残差序列是平稳的,也说明lnPEEF和lnPGDP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GDP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另外,回归系数为2.546,说明人均能源足迹每增加1%,人均GDP将增加2.546%,能源消费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三)Granger检验
协整分析反映出lnPEEF和lnP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关系,但不能识别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为此,需要对变量进行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如下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lnPGDP与lnPEEF间存在单向因果关系:人均GDP是人均能源足迹的Granger原因,即我国人均GDP的增加直接导致能源足迹的增加,但人均能源足迹并不是人均GDP的Granger原因,人均能源足迹的增长并不一定带来人均GDP的增长。
(四)误差修正模型
为了研究短期波动的影响,采用误差修正模型来分析经济发展和能源足迹之间的短期波动情况。考虑到lnPEEF和lnPGDP都是二阶平稳过程,采用二阶误差修正模型来进行估计,结果如下:ΔlnPGDPt=0.727ΔlnPGDPt-1+0.911ΔlnPEEFt-0.429ΔlnPEEFt-1-0.024ecmt-1+et式中:ecmt-1=lnPGDPt-1-9.792-1.792lnPEEFt-1是误差修正项。反映短期波动ΔlnPGDPt的影响因素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变量的短期波动(ΔlnPGDPt-1、ΔlnPEEFt和ΔlnPEEFt-1),另一部分是反映lnPEEFt和lnPGDPt间均衡关系的均衡误差。当ecmt-1>0时,有-0.024ecmt-1<0,表明误差修正项对ΔlnPGDPt起负向作用,即当lnPGDPt变动偏离均衡关系且有正向偏离时,误差修正项会通过负向作用使其回到均衡;而当ecmt-1<0时,有-0.024ecmt-1>0,表明误差修正项对ΔlnPGDPt起正向作用,即当lnPGDPt变动偏离均衡关系且有负向偏离时,误差修正项会通过正向作用使其回到均衡,这符合反向修正机制。另外从系数估计值-0.024可以看到,当短期波动偏离长期均衡时,将以0.024的调整力度将非均衡状态拉回到均衡状态,调整作用较弱。
五、结论与分析
通过我国1978~2015年的能源消费数据测算了人均能源足迹,利用Tapio弹性法、协整分析、Granger检验和误差修正模型分析了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GDP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能源足迹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高度的相关关系;协整检验结果说明人均能源足迹与人均GDP间存在协整关系,反映出二者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关系。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之间密切相关,能源作为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种投入要素,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作用不可或缺;而经济增长又会促进能源的生产和消费,表现出对能源总量、结构、质量等的需求不断扩大,也为能源的发展创造了条件。2.Tapio弹性揭示出近些年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GDP之间主要呈现出弱脱钩的发展状态,二者在同步增长的同时,人均GDP的增速要明显更快些。这也说明能源的利用效率在提高,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依赖程度在降低,使得较少的能源消费能够带来较好的经济发展。3.人均能源足迹和人均GDP的Granger检验,表明二者间存在着从人均GDP到人均能源足迹的单向因果关系。这反映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可以直接导致能源消费的增加,而要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就必须有充足的能源供应,否则能源供应的不足必定会制约经济的增长,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注重科技创新能力的增强,改进能源利用技术,从而有利于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达到节约能源和保障能源供应的目的。4.误差修正模型表明,误差修正项符合反向修正机制,且均衡误差较于短期波动而言,对偏离长期均衡的调整力度较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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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关注市场机制到关注“公共物品”性质的气候变化
尽管中国一直致力于能源多元化、新能源开发利用和不断研发及推广能源节约技术等,但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程度却是越来越高,原油对外依存度在2011年更是达到55%的新高。因此,在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增长的过程中,将未来能源安全面临的不确定性主要归于能源价格———即市场机制,是可以理解的。不容置疑,我国目前优先目标仍然是经济发展,这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碳排放空间和相关政策。同时,发展低碳经济亦是中国乃至世界大势所趋。作为世界人口唯一超过13亿的大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增长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大国和世界第一能源相关的CO2排放大国,中国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的压力会与日俱增,关注“公共物品”性质的气候变化将是中国能源安全领域持续关注的焦点。
2从强调能源数量到强调能源结构
中国的能源安全一直都是强调数量多于结构,煤炭储量丰富就充分利用;石油、天然气、铀矿等储量相对不足,与之相对应的是石油、天然气和核能比例一直都是远低于煤炭;水能、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在我国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受限于环保、资金、技术、市场等制约,尚未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现实的表现就是一次能源结构以煤为主,单位GDP的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远高于发达国家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强调能源结构意味着增加石油、天然气、核能等的比重,尤其是提高生物能、风能、太阳能、水能、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的比重,风险成本是可控的,减少的煤炭开采量也可作为留给子孙后代的一种储备。通过开发新能源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能源,增加清洁能源供应,降低化石能源所占比例,逐渐形成能源供应和消费的低碳化是能源结构优化的终极目标。
3提高能效和推广节能技术
提高能效和推广节能技术可以在既定的能源消耗甚至是更少的能源消耗的基础上保持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由粗放向集约转型的表现,也是产业高级化、合理化升级换代的一种表现,更是中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一个根本体现。只要能源消耗降低增长,温室气体排放也将相应减少,我国的经济发展受到未来类似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约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安全战略选择
低碳经济背景下能源安全战略是兼顾经济发展和降低碳排放的一种经济发展战略选择,它将集约型经济发展与提高能源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作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将能源利用低碳化和高效化作为能源安全的既低碳又经济的最佳选择。
1提高能效
将提高能效置于发展低碳经济和确保能源安全的重要位置。能源高效利用不但对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更是应对能源储备不足和能源利用高碳排放的根本性举措之一。低碳经济要求低碳技术的研发和推广,低碳产业的茁壮成长,能源效率不断提高,减少经济运行中化石能源消耗。
2优化能源结构
我国经济在2012年处于低位运行,但也高于7%,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仍属发展速度最快之列;2011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1%,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城市化保持了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快速发展和城市化率的快车道,产生了旺盛的能源需求,低碳经济发展模式意味着给低碳排放和无碳排放能源提供了良机。
(1)加大可再生能源开发力度,在广大农村为秸秆、牲畜粪便等能源化利用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每年农户大量焚烧秸秆不但造成严重的大气污染危害人体健康和影响交通出行,而且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部分农户购买煤炭作为燃料,却将牲畜粪便等有机物随意排入河流沟渠等;许多偏僻的山区经济落后与太阳能、水能、生物能、风能等能源中的一种与数种较为丰富并存。因此,大力发展太阳能、光伏发电、水能、风能、生物质发电、沼气等,可以为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2)充分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石油、天然气在化石能源中的比重。石油和天然气相对于煤炭,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较低,用石油、天然气一定程度上替代煤炭是一种较为现实的选择。
关键词:能源消费 经济增长 关系
一、引言
2014年11月12日,中美两能源消费巨头再次发出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美国计划于2025年实现在2005年基础上减排26%-28%的全经济范围减排目标,并将努力减排28%;中国计划2030年左右C02排放达到峰值且将努力早日达峰,并计划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提高到20%左右。
该联合声明充分体现了两国要向能源合理利用、低碳经济转型、全球2℃温升目标作出长期努力的决心。能源不仅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且是衡量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以及国家文明发达程度的指标。尤其是化石能源的供给不足、能源结构偏差、能源效率低下、破坏生态修复系统、环境压力增加等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瓶颈。能源消费促进了经济的增长,经济增长也推动着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利用,同时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必然面临不断增长的能源需求和能源稀缺的矛盾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合理利用能源,保证经济的稳步发展,促进绿色GDP增长是当务之急。无论是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都成为各国制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依据,正确认识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缓解或是解决能源瓶颈和生态压力问题,保持经济的持续稳步增长具有显著的重要意义。
一、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相关理论研究
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国内外学者主要基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理论从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外商投资、家庭消费等方面进行分析,讨论如何改变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现状,以实现经济平稳持续增长。
比如,在技术进步方面,李廉水等(2006)将技术进步分解为科技进步、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三个部分,发现技术效率是能源效率提高的主要原因,科技进步的贡献相对低些,但随着时间推移,科技进步的作用逐渐增强,技术效率的作用慢慢减弱。何小钢等(2012)延续了李廉水等(2006)的研究,发现到2012年为止,科技进步对能效提高的贡献超过了技术效率。
在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王强等(2011)针对产业结构对能源效率的影响进行了研究,发现中国第三产业较第二产业发展对能源效率提高具有更大推动作用,根据发达国家发展经验,中国第二产业发展对能源效率提高的抑制效应尚未显现,经济发展仍需粗放、耗能工业拉动,且中国能源消费过度集中于煤炭能源的结构特征会抑制能源效率的提高。McDermott,Rocha (2010)强调政府应充当科研机构与技术人才的沟通桥梁,企业在产业升级中拥有足够的知识实现产业升级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发展中能源的合理利用。Kohpaiboon, Jongwanich(2013)强调了产业升级对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认为产业集群是产业升级发展的结果,而非技术升级的前提条件,政府应该为前沿产业发展创造机会。
从外商投资角度,Pavlinek,Domanski等(2009)认为外商在资本和技术上的双方面投入为中欧汽车制造产业升级发挥了重要作用,FDI的引入要确保不以牺牲当地资源环境为代价,要确保实现资本和技术的双效吸收。
从家庭消费理论出发,Schubert Johannes等(2013)研究发现德国近50%的碳排放是由于私人交通造成的,这与城市和农村的不同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职能分工有关,因此政府在制定降低碳排放政策时要考虑家庭结构的因素。
总体来说,国内外学者对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主要是基于循环经济理论,从促进两者和谐发展的因素入手分析的,这些理论分析从不同侧面对能源经济问题进行了分析,对日后的研究起到了携领启发的作用。
二、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不同方法选择
纵观国内外学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计量模型分析、灰色关联度分析、脱钩系数法以及投入产出模型分析等方法,阅读相关文献发现,对于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关系这一课题基于不同理论、方法的论述对应着该课题研究的不同角度,从研究效果上来说各有千秋。具体来看有以下评述。
(一)基于计量模型的研究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目的是要确定一个变量的滞后项是否包含在另一个变量的方程中,是检验经济变量间因果关系常用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方法,其本质是用条件概率来定义因果关系。该检验方法为200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夫格兰杰(Clive W.J.Granger)所开创,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时间序列必须具有平稳性,否则可能会出现虚假回归问题,因此在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之前首先应对各指标时间序列的平稳性进行单位根检验。
有许多学者建立计量模型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但是对于我国整体能源消费与GDP两对时间序列的因果关系研究上有不同的结论产生,杨宜勇等(2009).王鉴雪等(2011)、戴新颖(2014)利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ECM分析了我国能源消费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发现中国的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在长期内保持均衡状态且两者互为因果关系。然而,汪旭晖等(2007)、鄢琼伟等(2011)、张宝山等(2012)、王秀丽(2014)的Granger因果检验结果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马宏伟等(2012)以1978年-2008年样本区间数据为基础,利用Johansen协整检验法和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短期、长期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我国经济增长、能源消费之间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经济增长是能源消费的Granger原因。在短期内,以上学者普遍认为我国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不具有Granger因果关系。对于这种研究同一地区却得到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果的现象,很可能与学者选择不同时间跨度、不同时间间隔的数据有关,当然模型变量的不同选择同样也会造成对实证分析结果造成影响,但是由于Granger因果检验务必要求所检验的序列平稳,对于协整序列不可直接进行该检验,因此也不排除模型中存在错误的可能。
(三)脱钩系数法分析
脱钩理论简单来说就是原本具有依赖关系的两种事物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再具有相依关系而实现独立发展,即实现了脱钩。基于这一理论对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如何选择和计算脱钩系数,何时或者说发展到何种程度即视为真正实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化等问题,就此,国内外也有不少学者基于不同时间范围、针对不同地域进行了相关研究。
针对如何选择和计算脱钩系数,判断脱钩状态或测度脱钩程度,当前所采取的方法主要有OECD开发的脱钩指数法以及Ta pio提出的弹性分析法,其中王远等(2010).郭岩等(2013)、何剑等(2014)运用脱钩指数法计算了脱钩系数,但是由于脱钩指数法只能分辨出脱钩与非脱钩,无法准确判定脱钩的程度和类别而使其应用受到一定的局限,因此多数学者对Ta pio模型更为青睐,比如武红等(2011)、吴振信等(2013)、张小平等(2013)、盖美等(2014)均使用Ta pio弹性分析法来计算脱钩系数。
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分析成果上来看,脱钩指数越大,也就意味着经济增长相对于能源消费的效率越高,也就是实现了脱钩,反之,则定义为复钩,也就是说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依然存在依赖关系。王远等(2010)发现1990-2005年间江苏省能源消费与地区生产总值处于弱“脱钩”状态,进入2000年后,二者呈现出扩张性“复钩”趋势。武红等( 2011)利用河北省1980年-2009年数据分析得出,1980年-2009年,河北省能源消费总量与碳排放总量的变动趋势近似,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近似,1980年-2009年期间,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弹性指数类型在同年份表现完全一致,且在大部分年份指向弱脱钩状态。吴振信等(2013)、张小平等(2013)、郭岩(2013)、盖美等(2014)分别对北京市、甘肃省、青海省、辽宁省做了类似分析。
在国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中,De Freitas, Luciano Charlita等(2011)探讨巴西从2004年到2009年经济增长率和C02排放之间的脱钩关系,2009年以后两者间脱钩显著。Baranzini, Andrea等(2013)研究了瑞士从1950-2010年期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以1970年为界,能源消耗对经济增长贡献逐渐减弱,这意味着GDP增长与能源消耗之间可能趋向脱钩,节能减排的政策不一定对瑞士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
(四)投入产出分析
投入产出分析的理论基础是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是通过编制投入产出表来实现的分析方法,投入表反映各种产品的生产投入情况,包括中间投入、最初投入等,支出表反映各种产品的使用去向情况,包括中间使用去向和最终使用去向。就能源消费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来说,不少学者选取了经济发展中的某种环境、某个行业、某一因素来研究其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此建立数学模型,进行经济分析、政策模拟、经济预测等。
比如郎春雷( 2012)就基于技术创新这一因素作为经济发展投入对能源消费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技术创新对于能源消费弹性的确具有反弹效应,但由于目前中国整体的技术创新水平还未达到限值的阶段,因此加快技术创新水平是降低能源消费强度的重要手段。乌力吉图( 2012)则从能源消费部门人手,编制各年间能源投入产出表,分析了我国各产业部门能源消费的结构、变化、效率、完全能源强度等,量化分析了能源消费型部门的生产用能源转变。陈琳(2013)从产业关联的角度出发,采用结构分解分析法(SDA)给出了中国1997年、2002年、2005年、2007年能源消费碳排放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吴开尧等( 2014)使用价值型能源强度作为中国经济产业能源制约程度指标,按照SEEA核算方法编制1997-2002-2007-2010年混合型能源投入产出可比价序列表。由以上文献可以看出,使用投入产出模型分析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好处在于可以针对某一要素进行该要素对两者影响的特定分析,但是投入表产出表的编制方法很多,在选择上具有一定的自主性,这一点对研究结果的客观真实性会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
同时,正由于投入产出方法的自主因素,利用这种模型进行针对某一变量变化途径的情景分析是不错的选择,比如曹俊文等(2012)就基于该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碳排放进行了情景分析,模拟了在不同经济增长方式情景下中国2020年能源消耗及碳排放情况,并由此对我国减排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四、研究评述与未来研究趋势
为减缓全球温室效应的加剧,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和谐发展的问题备受各国政界人士以及业界学者的关注,从可持续发展理论出发深入研究能源经济问题,解决经济快速增长下能源的供给不足、能源结构偏差、能源效率低下、破坏生态修复系统、环境压力增加等问题,均是各界学者关注的重点。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灰色关联分析
一、引言
能源是推动经济增长很重要一个因素,同时能源紧缺等问题对经济增长起着制约作用。中国粗放式经济增长方式使得经济增长依靠大量的能源消耗,导致能源供求问题突出、能源安全问题日渐被人们所重视,截止到2012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了57%。新疆目前处在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新疆2010年GDP是5437.47亿元,比上年增长了10.6%,而新疆能源消费量也逐年上升,2010年能源消费总量达到8290.2万吨标准煤,比2009年增长10.16%。新疆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能源消费需求大幅上升、能源供应日趋紧张。因此,研究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于新疆乃至全国都有其现实的经济意义。
近年来国内对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的较多,李晓燕(2010)以中国1997~2007年的GDP及能源消费数据为基础,对中国能源消费总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分产业研究了各产业与能源消费间的关系,就相关问题提出相应对策。[1]汪东等(2010)以2001~2008年天津市GDP、能源消费数据为基础,分析了天津市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2]刘朝明、曾胜、刘博(2006)利用C-D生产函数建立经济模型分析了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能源消费增长要与经济增长保持合理的比例。[3]刘爱芹(2008)以山东1998~2006年的能源消费、工业GDP序列数据为基础,分析了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4]目前,国内全面研究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较少,本文利用灰色关联度分析方法,从能源消费总量、能源利用效率、三次产业能源消费量、能源消费种类几个方面全面分析了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新疆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一)能源消费总量、能源利用率与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三、对策建议
(1)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新疆自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增长迅速,但长期以来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必将制约新疆经济健康发展,同时也会给环境带来巨大污染。因此,新疆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化发展道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强化能源利用效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
(2)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提高天然气、风能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天然气污染小,发热值高,新疆作为西气东输的天然气输出地,应大力发展天然气能源,以气代煤,降低煤炭占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而且新疆风能和水能储量丰富,要大力发展风电和水电,提高水电和风电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3)增加科技投入,积极发展清洁煤技术。目前来看,新疆煤炭消费短期内仍将占能源消费的很大比例,而煤炭对环境的污染严重,清洁煤技术可以减少污染排放、提高燃烧效率。应加大在净化燃烧技术、燃烧后净化处理技术、煤炭液化技术等方面的科技投入,降低煤炭消耗对环境的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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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稳定、健康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快速发展的直观表现,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或地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世界政治、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因而追求经济的快速、稳定增长是当前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但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纷繁复杂,要保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处理好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许多经济学家致力于影响经济增长因素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必定安装在相同的四个轮子上,无论是穷国还是富国。这四个轮子或者说增长的要素就是:人力资源(劳动力的供给、教育、激励)、自然资源(土地、矿产、燃料、环境质量)、资本(机器、工厂、道路)、技术(科学、工程、管理、企业家才能)”。经济学家通常使用总生产函数来表明这些因素之间及其与国民总产出的关系。
总生产函数的数学表达式为:Q=AF(K,L,R)式中:Q表示总产出;K表示投入的资本;L表示投入的劳动;R表示投入的自然资源;A表示经济中的技术水平;F表示生产函数关系。但在以往的经济增长核算理论中,通常将R要么视为常量忽略不计,要么将R合并在资本K中,没有将能源单独作为一个变量来研究其与增长的关系。早期的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强调的是土地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当时由于能源的稀缺性因为生产力低下还没有表现出来,因而其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也没有被经济学家们所关注。大多数的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能源在生产中占有相对较不重要的地位,它是由资本、劳动和土地这些主要的生产要素所产生的一个中间变量。直到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后,能源的紧缺才因机械工业的迅速发展而日益表现出来,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才被经济学家们充分关注。能源问题在理论上的研究可以追索到上世界70年代早期“罗马俱乐部”的一系列研究。
在其最具代表的《增长的极限》中,他们着重强调了能源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后,是Rashe和Tatom首次将能源使用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他们力图寻求能源利用与经济增长之间更符合实际过程的基本规律,定量地描述能源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长期以来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精确的作用一直是有争议的问题,对发达国家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能源与其他生产要素具有互补关系;另一些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能被其他生产要素所替代。
但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资源供给约束及价格刚性等问题,使得研究要素之间的相互替代没有现实意义。不同的研究都说明虽然每个国家的经济增长都必须依赖于四种基本的生产要素,但各国的发展途径是不同的,即各种要素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ObasJohnEbohondui对坦桑尼亚和两个发展中国家的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证实了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能源在经济增长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我国学者赵丽霞、魏巍贤将能源作为新的变量引入Cobb-Douglas生产函数,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并得出能源是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完全替代的限制性要素的结论。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方面是经济增长对能源存在依赖性,即大量的能源投入促进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能源的可持续发展也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首先,经济增长促成了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经济的快速增长,对能源的开采、加工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由于经济的快速增长,也为发展能源提供了资金保证。其次,不可再生能源的逐渐耗竭及能源生产、利用过程中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却也严重阻碍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这些问题的解决又要以经济增长为前提。经济增长有双层含义,一方面,经济增长意味着大量生产,而越大量的生产需要越大量的资源和能源的投入,因而也就有更大量的废弃物排出。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还意味着高附加值技术的引入,通过技术的引入可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促成产业的升级转换,使产业向污染较少,技术集约程度高的产业转变,这一切将减少单位产值的投入量和废弃物的排出量,从而缓解以至解决有限的不可再生能源与无限的人类需求之间的矛盾,缓解以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本文将从实证的角度对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研究,首先,运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分析能源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得出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然后,进行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基础上的计量分析,测度能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探求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深层关系,提出发展我国能源经济的战略性措施建议。
二、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定量分析
1.能源与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当前,能源短缺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理清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对于制定有效的能源管理战略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来分析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其基本思想是:如果变量X的变化引起Y的变化,则X的变化应发生在Y的变化之前。在格兰杰模型中,检验的程序是决定因变量的加入是否显著地增强回归的解释能力,它仅采用因变量和自变量的滞后值。为检验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运用下面的两组回归方程:ΔYt=∑mi=1α1iΔYt-i+∑mi=1α2iΔEt-i+Ut(1)ΔEt=∑mi=1β1iΔYt-i+∑mi=1β2iΔEt-i+Vt(2)其中Yt=Yt-Yt-1;Et=Et-Et-1;Yt为国民生产总值;Et为能源消耗。则方程(1)和(2)提供了以下四种可能的因果关系:a.如果∑mi=1α2i≠0且∑mi=1β1i=0,Et对Yt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b.如果∑mi=1β1i≠0且∑mi=1α2i=0,Yt对Et存在单一的因果关系;c.如果∑mi=1α2i≠0且∑mi=1β1i≠0,Et与Yt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d.如果∑mi=1α2i=0且∑mi=1β1i=0,Et与Yt间没有因果关系;我们运用1961———2001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费数据(数据来源于1994年和2002年中国统计年鉴)进行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表明:国民生产总值和国内生产总值在滞后3、4、5期内均以格兰杰方式引致能源消耗E,这与我国长期以来能源经济建设的步伐落后于国民经济建设的步伐的实际国情相一致。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1992世界能源资源调查》提供的资料可以发现,我国的能源经济建设长期以来都在受能源供应的制约。尤其是80年代中期,由于改革开放后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对能源的需求急增,能源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瓶颈。这在我国的主要能源部门煤炭行业中表现的更为严重明显。以至于国家作出了大力发展乡镇煤矿,尽快解决我国煤炭能源短缺问题的决策。大力发展乡镇煤矿一定的时期内确实是解决了煤炭短缺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更严重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乡镇煤矿、个体煤矿的乱采、乱掘,煤炭回采率非常低,一般仅能达到10%左右,有的更低,甚至越界、越层开采,严重地破坏了有限的煤炭资源。虽然从市场上来看,煤炭存量不少,但煤炭资源的有限性和开采的有效性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乡镇煤矿的开采技术往往比较落后,而且机械化程度低,安全设施简陋,再加上不考虑煤炭的回收率,因而成本较低。这对国有大中型矿井的冲击很大,不合理的竞争使国有煤矿企业在90年代后期举步维艰。再加上煤炭行业本身的一些特点,一时间,煤炭企业的发展成了经济建设中的一件重要大事。我国的经济在持续、快速发展,长期来看,对能源的需求是必然的。但如果解决不好能源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迟早会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必须从根本上协调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2.能源与经济增长的计量经济分析在此,我们依据已被广泛应用于实证研究的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基本解释变量来对能源与经济增长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我们从下面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开始:Y=AKαLβRγ(3)两边取自然对数,我们得到:lnY=lnA+αlnK+βlnL+γlnR(4)方程(4)对时间进行求导,得dYdt1Y=αdKdt1K+βdLdt1L+γdRdt1R(5)增加满足标准假设的常数项和误差项,方程(5)可以写成如下形式:YT=c+αKT+βLT+γRT+Ut(6)其中,dYdt1Y=YT,dKdt1K=KT,dLdt1L=LT,dRdt1R=RT方程(6)中的四项表达式分别代表经济增长率,资本、劳动、及能源。因为方程为对数形式,所以系数“α”、“β”、“γ”分别为资本、劳动及能源对产出的弹性,常数“c”用来反应Hicks中性技术进步可能的生产率。
由于资本存量的数据不能获得,因此我们运用可获得的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下面就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员及能源消费总量的关系进行检验分析如表2。表中:Y:基于1990年价格的实际GNPK: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L:就业人数R:能源消费总量根据方程(6)运行SPSS得结果如下:YTt=0•068-0•068LTt+0•232KTt+1•437RTt(2•894)(-0•199)(2•544)(3•515)R2=0•785F=12•552从R2值判断建立的回归方程拟合程度较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系数为正,并且统计显著。但是,劳动力系数为负值且其统计显著性较低,这可能暗示,我国实际劳动力的统计数据可能有较大偏差。但对我们研究更为重要的是,能源的回归系数具有预期效果且统计显著。能源的弹性系数为1•437,即能源供给增加1%将导致经济增长1•43%。说明在我国现阶段,发展能源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是非常明显的,能源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三、结论与政策建议
从上述的分析中不难看出,能源与经济的增长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但并不是严格的双向因果关系。能源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发展毫无疑问是有影响的,但并不是说发展能源就一定可以促进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反过来,经济的健康发展对发展能源也存在着一定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认真处理好经济增长与发展能源的关系,使二者能够协调发展。
1.努力改变观念,防止顾此失彼发展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因而在宏观上要处理好影响经济发展的相关因素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能源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应全面考虑好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发展经济不可忽视能源的影响。对经济增长速度的追求,应实事求是,制定经济增长政策要充分考虑相关影响因素的发展水平。注意对关键影响因素的积极扶持,防止薄弱环节对整体的影响。从目前来看,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大体协调,略有不足但还不至影响大局。
不过,若从长期来看,能源问题就应当引起我们的重视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应通过宏观经济政策,首先要处理好能源的结构问题,在大力改造传统能源产业的同时,要积极发展各种新能源,提高能源产业的科技含量;其次要处理好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坚决制止各种短期行为。其二,发展能源不可脱离经济增长实际。能源的开发和利用要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一方面,经济增长可以为能源的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保障;另一方面,经济增长还是能源的最终消费源。因此,发展能源既不能滞后于经济增长,也不能过分超前于经济增长。这些在我国都已经有丰富的经验教训。只有保证能源既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要而又不相对过剩,才能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增长。
2.根据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确定合理的能源发展计划各国经济增长的现实已经证明,只有正确处理好影响经济增长的相关因素,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我国也不例外。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能源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必然日益严重。我们也已经日益认识了这一问题。因此,我国已经制定了《能源“十五”发展规划》。但是,我国的实际情况是,当前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发展差距仍在扩大,而能源的赋存又很不均衡。如果不注意各地的实际情况,那《规划》可能就起不到应有的作用。因此,国家在根据国民经济增长速度的基础上制定总的发展规划的同时,还应充分考虑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地发展能源,以做到既保证经济快速发展,又充分利用能源,并减少能源浪费。
关键词:新能源 可持续 经济发展
1.前言
长期以来,人类在生产和生活中一直使用石油煤炭化石资源,随着能源需求的不断增加,能源危机不时出现。在这背景下,节能减排,绿色发展是必然选择,寻求新能源代替化石能源的要求也日渐迫切。比如太阳能、地热能、风能、海洋能、生物能和核能等。
2.能源概述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是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最基本动力。自十八世纪因果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能源的需求日渐增长。在全球经济高速发展的当前,能源的开发与利用已经引起了国家高度重视,各国也制定了相应的以能源供应安全为核心的能源政策。
3.能源的含义
能源是自然界中能为人类提供某种形式的物质能源。能源也称为能量资源或能源资源,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了条件,是国家重要的物质基础。
4.能源的分类
能源可以分为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一次能源是一只自然界中以天然形式存在并没有经过加工或者转换的能量资源,包括水资源、石油资源、天然气资源等,他们成为全球能源的基础。二次能源则指由
次能源直接或间接转换成其他种类或形式的能量资源,包括电力、煤油、汽油。
5.清洁能源定义
清洁能源指的是对环境没有坏的影响的能源,意思为环保,排放少,污染程度小。但是这个概念还是不够准确,容易让人产生对能源不同的看法,以为能源可以分为清洁与不清洁的能源,从而错误的理解清洁能源本身真正的意义。
清洁能源的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对能源清洁、高效、系统化应用的技术。其中包含了三个意思:第清洁能源不是对能源的简单分类,而是指能源所利用的技术;第二清洁能源不仅仅是要清洁性同时也要经济性;第三清洁能源的清洁性指的是符合定的排放要求。
6.我国当前能源的特点
我国的能源有着诸多的特点,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能源资源总量比较丰富,人均能源资源拥有量较低。中国拥有较为丰富的化石能源资源。其中,煤炭占主导地位。(2)能源资源赋存分布不均衡。中国能源资源分布广泛但不均衡。煤炭资源主要赋存在华北、西北地区,水力资源主要分布在西南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主要赋存在东、中、西部地区和海域。中国主要的能源消费地区集中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资源赋存与能源消费地域存在明显差别。大规模、长距离的北煤南运、北油南运、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是中国能源流向的显著特征和能源运输的基本格局。(3)能源资源开发难度较大。与世界相比,中国煤炭资源地质开采条件较差,大部分储量需要井工开采,极少量可供露天开采。石油天然气资源地质条件复杂,埋藏深,勘探开发技术要求较高。未开发的水力资源多集中在西南部的高山深谷,远离负荷中心,开发难度和成本较大。非常规能源资源勘探程度低,经济性较差,缺乏竞争力。
7.我国能源产业现状:
(1)我国的能源产量大幅上升,但供需缺口仍然很大。我国能源产量已跃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对应的能源消费总量也已跃居世界第一,供需依旧紧张。(2)以煤为主的能源产业结构。煤炭是中国的主要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内难以改变。(3)能源产业体系基本形成,并呈现出基础能源多元化发展趋势。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煤炭为主体、电力为中心、石油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全面发展的能源供应格局,基本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供应体系。能源综合运输体系发展较快,运输能力显著增强,建设了西煤东运铁路专线及港口码头,形成了北油南运管网,建成了西气东输大干线,实现了西电东送和区域电网互联。通过促进天然气、煤层气等清洁气体能源的跨越式发展,促进能源体系由“以煤为基础”的结构特征向“煤油气并重”转化。(4)能源产业既集中布局,又相对分散。我国能源产业布局基本有原料型和市场型两大类,能源企业相对集中原料地和主要市场地,如能源城市大庆等极具代表性。形成我国能源产业相对分散的格局。(5)资源约束突出,能源效率偏低。中国优质能源资源相对不足,制约了供应能力的提高;能源资源分布不均,也增加了持续稳定供应的难度;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结构不合理、能源技术装备水平低和管理水平相对落后,导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主要耗能产品能耗高于主要能源消费国家平均水平,进步加剧了能源供需矛盾。单纯依靠增加能源供应,难以满足持续增长的消费需求。(6)随着中国经济的较快发展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能源需求不断增长,构建稳定、经济、清洁、安全的能源供应体系面临着重大挑战,存在的问题不容乐观。
8.如何利用好低碳新能源走经济可持续发展之路
转变发展理念,把发展新能源和构建和谐社会作为长远的发展目标,自觉接受低碳经济的观念,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收获GDP的增长。新能源的发展既是环境问题,也是发展问题。既是各个省市的问题,也是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问题。
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新能源市场规模很小,发展空间受限,长期受财政补贴。其次基础研发领域投入明显不足,关键技术瓶颈始终未能有大的突破。第三,同质化严重,优质产能紧缺。第四,产业潜在的安全风险巨大,市场扩张超前于技术成熟。
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做出承诺,到2020年实现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45%。要实现这样的减排目标需要对新能源消费市场做出调控。因此,我们要走“低消耗、低排放、低污染”的经济发展之路。抓住机遇,促进新能源经济的消费,带动新能源市场的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
[关键词] 能源利用 经济发展 关系
一、能源对经济发展的作用
能源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来源,它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并对经济发展的规模和速度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能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任何社会生产都需要投入一定的能源生产要素,没有能源就不可能形成现实的生产力。在现代化生产中,各个行业的发展都是与能源密不可分的。工业中各种产品的制造都需要以能源为基础,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利化、化学化和电气化也是和能源消费联系在一起的,交通运输、商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更是与能源分不开的。此外,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活动都离不开能源。
2.能源是推动技术进步主要因素。翻开各国的经济发展史,任何一次重大的技术进步都是与能源的推动作用息息相关的。早期的人类社会主要靠人力生产,即使加上一些畜力、水力等辅助生产力,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速度也是相当缓慢的。产业革命以后,煤炭的使用和蒸汽动力的发明开拓了人类工业化的里程碑,同样,农业、交通和国防技术的进步都是依赖于能源的。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新能源、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不但促进了能源行业的技术进步,而且极力推动了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技术革新。第二工业革命使人们清楚的认识到,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归功于电力的使用,从而降低了劳动成本,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能源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能源促进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
3.能源是促进新产业发展的原动力。能源不仅是经济发展不可缺少的燃料和动力,而且能源本身的生产也促进了新产业的诞生和发展。例如,化肥、纤维、橡胶、塑料的制造以及煤炭工业和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发展不只是促进了能源工业的崛起、创造了一批新兴产业,同时也为其他产业的改造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4.能源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
生产离不开能源,生活同样离不开能源,而且生活水平越高,对能源的依赖性就越大。火的利用首先也是从生活利用开始的。从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就与能源联系在一起了,这不仅在于能源促进生产发展为生活提高创造了日益增多的物质产品,而且依赖于民用能源的数量增加和质量提高。民用能源既包括炊事、取暖、卫生等家庭用能,也包括交通、商业、饮食服务业等公共事业用能。所以,民用能源的数量和质量是制约生活水平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
二、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求
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目前正在从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可以说,人类的每一次进步都与能源息息相关。在新的发展形势下,我国经济发展对能源系统提出了新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能源需求总量、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三个方面。
多数情况下,经济的增长和能源的需求量之间存在一定的同步关系,经济增长而能源需求量减少的情况尚不多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快速的增长态势,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根据十七大报告精神,未来到2020年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要保持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这一切发展都是以能源为基础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能源需求量的上升。
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能耗、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我国的经济发展对能源结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主要表现在能源品种的需求方面。虽然在短期内无法改变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但是煤炭消费比重将会有降低的趋势,而石油、天然气则会相应提高,同时风能、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使用力度也会不断加大,整个社会正在迈进清洁型、环境友好型的能源发展之路,
新时期能源效率的提高最终是由能源产品的质量所决定的。受自然因素的影响,各种能源的质量存在显著的差异,优质高效的能源是提高能源效率的根本保证。比如,燃煤灰份每增加1%,电厂的利用效率就降低1%,高炉喷吹煤粉灰份每降低1%,置换比可提高1.5%~2%。特别是在当前节能减排的严峻形式下,能源产品质量的不断提高已经成为能源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综上所述,经济和能源发展之间相互依赖、相互依存。一方面,经济发展是以能源为基础的,能源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能源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前提的,能源特别是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开发和利用要依靠经济的有力支持。
参考文献:
[1]韩智勇魏一鸣焦建玲等: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性与因果关系分析[J].系统工程, 2004,22(12)
[2]韩可琦王玉浚:中国能源消费的发展趋势与前景展望[J]. 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4, 33(1)
[3]陈书通耿志成董路影:九十年代以来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关系分析[J].中国能源1996, (12)
[4]高振宇:我国能源生产率的地区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6, (9)
关键词:能源消费;经济增长;协整关系
中图分类号:F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6)28-0046-01
引言
近年来,随着各地雾霾危害的加剧,国家对相关环境污染现象的严防厉惩,给能源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可以说,能源既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也是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指标。如今,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能源消费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样的问题显得十分重要。所以,本文以广西2000―2014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研究对象,来分析广西能源消费与其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一、文献综述
目前,有很多关于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但这方面的研究主要是全国和省域范围上的区别。例如,陈书通(1996)认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增长必然会引起能源消费的变化[1]。陈榕(1998)以福建省为例,指出20世纪80年代福建省经济增长对其能源消费有很强的依赖性,能源消费支持着经济增长[2]。崔明欣、刘超(2016)通过选取中国东北三省1990―2013年的数据,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因果关系[3]。
二、实证分析
1.数据的来源及处理。本文选取的样本区间是2000―2013年,频率为年度,数据来源于《广西统计年鉴》。采用广西壮族自治区生产总值和能源消费总量作为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衡量指标。本文分别用lnGDP和lnE代表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
2.序列平稳性检验。其实,平稳性检验方法有很多种,而单位根检验是检验序列是否平稳的一种最为常用的方法。在单位根检验中如果有单位根的存在,则认为序列是不平稳的。本文所有的检验都是在Eviews7.2条件下进行的。ADF检验结果显示,原变量都是不平稳的,对它们进行一阶差分后所得的变量同样也是不平稳的,而对它们进行二阶差分后所得的变量都是平稳的。
3.协整检验。从上面的检验结果可知,两个变量是二阶单整的,它满足进行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所以,本文运用EG两步法来检验两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协整关系。根据EG两步法的思想可知,如果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则认为它是平稳的,也就是它们存在协整关系。检验结果显示,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即lnGDP和lnE的二阶差分存在协整关系。
4.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由协整检验的结果可知,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但是,它们两者之间到底是谁先变化谁后变化并不知道,所以为了弄清楚这种先后关系,需要对变量进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显示,能源消费是广西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三、政策建议
如果想要让广西经济持续迅速地发展,就需要充足的供应能源。因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会产生影响,但是也要注意利用先进技术开发新能源,提高能源的利用效率,以减少对能源的过度浪费,促使能源的合理消费。在短时间里,加大能源投入会刺激广西经济的增长。但从长期来看的话,反而会对其经济带来负面影响。所以,能源消费要适度,超过一定的水平可能会不利于广西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参考文献:
[1] 陈书通.我国未来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关系分析[J].中国工业经济,199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