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利弊，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区域经济一体化；最优货币区；货币一体化；CC―LL 模型

中图分类号：F11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06)03―0053―04

在全球经济的区域化和一体化的背景下，全球 金融一体化进程中出现了货币区域化的趋势，欧盟 区内欧元的成功启动是这种趋势的具体表现。欧元 可以况是人类一个巨大的实验，而最优货币区理论 无疑是这一实验的理论起点。

一、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理论发展

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于2u世纪50年代，是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而出现的 新现象。所谓经济一体化，按照美国经济学家贝拉 ・巴拉萨(Bela Balassa)1961年所作的描述：“一体 化既作为一种过程，又是一种状态。就过程而言，它 包括旨在消除各国经济单位之间的差别待遇的种种 举措；就状态而言，则表现为各国间各种形式的差别 待遇的消失。”约翰・平德(JohnPinder)认为，“一体 化是达到一种联盟状态的过程”，不仅要取消差别， 而且要形成和运用协调的共同政策以实现除取消差 别以外的经济和福利目标。林德特(PeterLindert) 在其《国际经济学》一书中指出，一体化“可以是指宏 观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和生产要素的自由移动以及成 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从以上论述不难看出，经济 一体化不是一种静止的状态，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区域经济一体化则一般指一些地缘相连，社会经济 与政治制度相近，经济发展水平大体相当的国家或 地区，为了谋求本地区的共同利益，在让渡一部分国 家的条件下，按--定协议规章组建的国际调节 组织和实体，这类组织是经济生活国际化和各国之 间经济联系与依赖程度不断加深的产物，

在经济一体化过程中，随着一体化程度的加深， 一体化可以采取由低至高的不同形式和阶段。人们 普遍赞同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5种形式：(1) 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区指成员国之间相互取消关 税和数量限制，同时仍然保留各自对非成员国的贸 易壁垒；(2)关税同盟。关税同盟指除了取消抑制地 区内部的贸易壁垒之外，成员国还实行对非成员国 的共同关税壁垒；(3)共同市场。共同市场指成员国 之间实行商品自由贸易，同时允许资本，劳动力等生 产要素自由流动，对非成员国有关的生产要素流动 则实行统一的管制或限制；(4)经济联盟，经济联盟 指在实行商品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同时，对包括 货币、财政在内的各种经济政策通过共同的权力机 构进行统一、协调；(5)完全的经济一体化。完全的 经济一体化指各成员国经济统一为单一的经济实 体，实行共同的经济政策，建立拥有强大经济权力的 超国家权力机构。

在全球各区域经济一体化当中，欧洲的经济一 体化一直遥遥领先。欧洲经济与货币联盟所取得的 成就，可以说是20世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成 就，也为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比较完 整的经验。欧洲经济一体化所走过的道路虽然并非 以自由贸易区为起点，但它基本经历了巴拉萨所描 述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式，并且证实了它们确实 是由初级向高级发展的经济一体化的五个阶段。值 得注意的是，在巴拉萨提出的经济一体化的五种形 式中，只提及了“经济联盟”，而并未提及“经济与货 币联盟”。实际上货币一体化是伴随着经济一体化 的进程而演进的，虽然货币一体化没有列为相对独 立的、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诸种形式或阶段，但它是 通向完全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条件，是向政治一体化、 乃至完全经济一体化迈进的重要步骤。

二、最优货币区理论

最优货币区理论(OptimumCurrencyAreas即 OCA)是20世纪60年代，在经济学界进行的对固定 汇率和浮动汇率制度孰优的争论中，由美国经济学 家蒙代尔教授(Robert・A・Mundell)于1961年在 他的论文《最优货币区理论》中首先提出来的。蒙代 尔在该文中对最适度货币的概念、标准及特征作了 比较详细的论述。最优货币区理论研究了某一区域 内一组国家在具备一定条件的基础上，可以组成货 币区，在经济趋同的基础上实行单一货币，这一学说 为实行区域货币一体化奠定了理论基础。

蒙代尔认为，在价格，工资呈刚性的前提下，是 否能组成最优货币区主要取决于相关地区的要素流 动程度。如果要素在国内能够高度流动而国际问的 流动程度很低，基于国家货币的浮动汇率体系就会 有效地运转；如果要素流动的区域不与国界重叠，而 是跨边界在区域内自由流动时，会发生对真实经济 中阻碍因素的调整，无需区域内各成员国之间大幅 度的、破坏性的物价和收入的变动，从而有利于抵抗 外部冲击，维护宏观经济的稳定。而日：生产要素(资 本和劳动力)若能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资本和劳动 力从盈余国向赤字国的转移，促使区域内各地区经 济结构及时调整，经济周期趋于同步，这样可以促进 区域内经济协调发展，实现内部经济均衡，促使区域 内各成员国向一体化趋势发展。同时，蒙代尔教授 提醒我们注意，“从地理和产业两个方面来说。区域 内的要素流动性最好被看作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 概念，他很可能因为政治经济条件的变动而随时改 变”。如果区域内每个国家都设置贸易壁垒，就不能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要素完全流动。因此，发展区域 经济一体化反过来又是促成区域内形成最优货币区 的基础。

三、建立最优货币区的标准

麦金农在1963年提出将经济开放度(即一国生 产或消费中贸易商品对非贸易商品之比)作为建立 最优货币区的标准。他认为，对于一个开放的经济 区域而言，浮动汇率对校正国际收支失衡的效能不 高。由于开放经济非贸易品部门规模不大，缺少“货 币幻觉”，进口需求弹性不高等因素的影响，汇率的 变动几乎会被价格变动所抵消。所以，在一些相互 贸易关系密切的经济开放区，应纵成一个共同货币 区?在区内实行固定汇率，以达到价格稳定；运用支 出变动政策来实现外部平衡，从而有利于实现内外 部经济均衡价格的稳定。同时，他还指出相对于大 的开放经济区域而言，固定汇率制更适合于小国开 放型经济体，而在一些大帚进口消费品且需求弹性 较低的国家，汇率变动必须非常大才足以弥补失衡， 因此这种区域单独成为一个货币区是非理性的。

经济的一体化趋势已成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特征，而金融一体化则是经济一体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英格拉姆提出与长期资本自由流动相 联系的金融一体化才应是衡量货币区是否最优的标 准，当金融市场高度一体化时，一国就可以借助资本 的自由流动来恢复由于国际收支失衡所导致的利率 的任何不利变化，从而降低了通过汇率波动来改变 区域内贸易条件的需要，因此就适宜实行固定汇率 制：如果地区间国际收支赤字是山暂时、可逆的扰 动引起的，资本流动就可以成为使实际调整较小或 不必要的缓冲器。若赤字是由长期、不可逆的扰动 造成的，资本流动虽不能无限期地支撑赤字，但它可 使实际调整分散到一个较长的时期。通过价格和工 资浮动及内部生产要素的流动，能减少调整引致的 失业代价，而且，金融交易也加强厂利用不同渠道， 即财富效应的长期调整过程。这样，在金融市场高 度一体化的情形下，国际收支失衡导致的利率微小 变动，就会引起足够的资本流动来恢复均衡．从而降 低了通过汇率的波动以改变地区间(即区域内)贸 易条件的需要，至少短期内如此。考虑到汇率流动 及由此带来的种种令人头痛的风险，在金融市场一 体化的区域内，实施固定汇率更好。

基于对宏观层面条件趋同必要性的理解和对现 实中宏观结构差异的认识，英格拉姆等人先后提出 了达成最佳通货区的政策一体化条件，为使货币区 能够正常运行，各成员国必须对其货币、财政以及其 它经济乃至社会政策进行协调，寻求一致。为此，各 成员国必须对其实行部分让渡，核心是货币政 策的协调和让渡。弗莱明还倡议建立一个超国家的 中央银行，认为只有中央银行才能刺激短期利率的 趋同。同时他们还提出了一些具他标准，诸如经济 结构的相似性，财政一体化以及政治因素等。

20世纪80年代中期，欧洲经济一体化经过近 20年的停滞后开始复兴；新增长理论、博弈论等诸多 理论的新发展为这方面研究提供了理论与方法上的 支撑，欧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既构成了其研究丛础， 又成为其研究动力、在传统的政治制度中，强调的 是权力辖区的相互排斥，反映在货币关系上就是“一 个国家、一种货币”的货币观。在”世纪以来 的相当长时期中，国家作为调节市场的核心主体地 位得以确认，相应地，国家在货币创造、货币供应、货 币信誉等货币制度方面享有高度统治权，以国家疆 界作为市场空间也就顺理成章。但当市场融合对国 家疆界的超越形成一种趋势时，以一个国家货币制 度或以各个国家简单总和而成的国际货币制度安 排，便难以满足市场对货币服务的要求，相反倒有可 能成为障碍因素。尤其在经济全球化、一体化涉及 到货币层面的时候，市场驱动的货币竞争极大地改 变了货币关系的空间组成；显著地侵蚀了国家的货 币垄断权力。世界需要根据货币运行的功能性分 析。按每个货币的有效使用和影响力辐射的完整范 围而不是政治疆界，来重新构筑货币层面市场一制 度关系的新框架，这便产生了“一个市场、一种货币” 的新思想、新理念。1992年；埃默生和格罗斯提出了 “一个市场、一种货币”的新思想。他们认为，货币选 择根本上应由市场状况?尤其是市场需求来决定，具 体的货币空间由实际的货币交易网络来划分，每个 货币的空间就是其功能性权威的影响范围，即完整 市场在货币层面的响应――“货币圈”。显然，这里 强调的是空间的功能性意义而不是空间的物理意 义。此时，货币作为一种交换工具和价值工具，开始 真正服务于市场，无论这个市场有多大，涉及多少个 国家，只要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那么单一货币就是 最佳选择。爱默生和格罗斯的贡献在于为国家问的 货币融合扫清了思想上的障碍。以往，货币总是被 贴上国家的标签，货币统一成为国家统一的关 键性标志，从而国家都不愿意放弃对本国货币 的控制权。在爱默生等人“一个市场、一种货币”思 想号召下，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货币从根本上是 服务于市场的，国际经济交往的深化需要某种形式 的货币融合。当一个国家无法更好地发挥货币职能 与作用的时候。如果货币权的让渡有利于经济的发 展和人民福利的提高，那么就应该将货币权上交给 更高层次的超国家机构。

四、GG―LL模型

传统的最优货币区理论对共同货币理论与实践 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随着经济全球化 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形势和格 局的巨大变化，其历史的局限性和不成熟性也逐渐 暴露出来。对货币一体化的重新评价从多角度、以 多重标准来考察最优货币区问题，必须采取比传统 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更加广泛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 着眼于对货币一体化可预见的成本和收益范围的把 握，然后根据所涉及的各个目标间轻重缓急的权衡， 并保证区域内各成员国及作为整体的集团听有目标 的达成，从而试图估算这些成本和收益的比例及其 重要性。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欧元和拉丁美洲美元化 进程的加快，国际货币体系眼看就要分成几个大的 货币区，每个国家都面临着是否参与区域经济和区 域货币一体化的现实选择，于是关于一个区域内各 经济体如何选择是否参加货币区的理论便应运而 生，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克鲁格曼以欧盟和芬兰为例， 分析了芬兰加人欧盟的成本一收益曲线，得出了著 名的GG―LL模型，如图1。克鲁格曼认为，―体化 体系内成员国加入货币区的收益大小取决于该国与 货币体系成员国贸易关系的一体化程度。

图l横轴表示加入国与货币区的经济紧密程 度，它可以用经济交往占GNP的百分比表示；纵轴 表示加人国收益(即货币效率收益)与成本(当一千 国家加入货币区后，由于放弃了运用汇率政策和货 币政策调节就业和产出以保持经济稳定的权力，而 引发的额外的经济不稳定性，即所谓的“经济稳定性 损失”)。图中GG曲线为收益曲线，其斜车为正，说 明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越 高，跨国贸易和要素流动越广泛，加入单一货币区的 收益就越大；LL曲线为成本曲线，其斜率为负，说明 一个国家的经济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联系程度越 密切，加入货币区的经济稳定性损失就越小，反之亦 然。总之，一个国家与其所在货币区的经济一体化 程度越高，加入货币区就越有利。图中GG曲线和 LL曲线的交点为E1，它决定了一同是否加入货币 区的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临界点用，当该国的货币区 的一体化程度大于C2时，加科货币区有净收益，否 则执意加入只会带来净损失。

此外，通过GG―LI模型的判断，一国经济环境 的变化是如何影响其加入货币区的选择的。例如， 当某国出口需求增加，正经济一体化程度的任何一 个水平上，汇率工贝的缺失使该国产㈩和就业的不 稳定性增大，于是LLl曲线上移到LL2，结果使加入 货币区的临界点由C1变动到了C2。因此，其他条 件不变时，产品市场的变动性增大，使一国加入货币 区的意愿降低。

克鲁格曼用GG―LL模型说明了最优货币区理 论，指出最优货币区就是通过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 以及要素的流动，促使多国经济紧密相联的地区。 如果各国之间的贸易和要素流动性较大，那么组建 货币区对各成员国均有益处，反之则不适宜。这对 货币一体化的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另一方 面，克鲁格曼的GG―LI。模型借用传统的成本一收 益分析方法，从单个国家是否加入货币区为切入点， 分析了加入货币区的成本、收益因素，有助于人们直 观地分析单个国家加入货币区的利弊得失，从而成 为确定一国是否加入货币区的一个重要分析了具。

五、结论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趋加快，货币跨越国 界发挥作用的要求初见端倪时，人们开始讨论满足 什么样条件的地理空间可以组建最优货币区。而欧 洲货币一体化的实践为最优货币区理论的研究提出 了发展方向。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发展，货 币一体化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停留于仅就有关成员国 的利弊得失来评估是否值得建立货币联盟，而应该 同时考虑这些国家成立的货币联盟对非成员国甚至 整个世界经济产生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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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

关键词：中国；自由贸易区；实践

1、引言

中国区域经济合作起步较晚，最初没有明确的战略目标和部署。但是在逐渐的推进过程中，中国自贸区战略逐步清晰。2008年多哈回合再一次无果而终之后，中国坚定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决心。截止2011年9月，中国已签协议的FTA有10个(内地与港澳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中国－东盟、中国－巴基斯坦、中国－智利、中国－新西兰、中国－新加坡、中国－秘鲁、亚太贸易协定、中国－哥斯达黎加、大陆－台湾全面合作框架协议)，涉及24个国家和地区。另外，正在谈判的FTA有5个(中国－海合会、中国－澳大利亚、中国－冰岛、中国－挪威、中国－南部非洲关税同盟)，正在研究的有4个(中国－印度、中国－韩国、中日韩、中国－瑞士)。

本文主要对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实践进行分析总结，梳理脉络，并探讨中国自由贸易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2、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实践

中国－东盟自贸区是我国同其他国家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目前建成的最大的自贸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东盟的经济联系日益紧密，双边贸易持续攀升。目前，东盟是我国在发展中国家中最大的贸易伙伴，我国是东盟的第四大贸易伙伴。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实施进程一览表

根据我国海关统计，2005年我国与东盟贸易总额为1303.7亿美元；2006年达到1608亿美元，同比增长23.4％；2007年贸易总额达到2025亿美元，同比增长25.9％。2008年，双边贸易额达2311亿美元，同比增长14.1％。双边贸易实现了稳健、持续的增长，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

近年来，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步伐的加快，中国与东盟相互投资不断扩大。截至2008年底，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520亿美元，占我吸引外资的6.08％。同时，中国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对东盟的投资也出现了快速增长态势。2008年我对东盟直接投资达21.8亿美元，同比增长125％，已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把东盟国家作为主要投资目的地。随着《投资协议》的签署和实施，中国与东盟之间的相互投资和经贸关系必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设进一步加强了双方业已密切的经贸合作关系，也对亚洲及世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必须看到，中国－东盟自贸区是中国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也是东盟作为整体对外商谈的第一个自贸区。中国与东盟之所以能形成如此紧密的合作，除了地缘政治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两地在资源、市场等方面高度互补。

但必须指出的是，东盟与中国的合作，仍有若干关键环节需要打通，例如基础设施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对接，以及商品流通网络的建设等。不然，这种互补仍然停留在潜能上，不能直接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此外，由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几乎全部由发展中国家构成，这既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走出去”的机遇，又带来一系列合作的隐忧，事实上，我国与东盟各国在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的过程中，严重依赖发达国家强势的国际贸易企业以及成熟的贸易规章体系，这就意味着，我国与东盟的贸易合作，需要通过组建具有公共品意味的大流通平台来加以促成。并且，在法律法规的接轨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大力度。

3、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面临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迄今为止我国建立的自由贸易区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有代表性的一个。通过分析其建设进程，我们可以对我国自由贸易区建设进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推断性分析与总结。

3.1　中国缺乏战略规划与管理

自由贸易区谈判具有谈判难度小、内容丰富以及合作方式灵活等特征，成为各国获得经济利益和非经济利益的贸易战略工具。虽然中国已经提出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但仍然处于实践的初始阶段，缺乏一套主旨明确、安排有序、措施具体的国家自由贸易区战略规划。这种战略规划上的劣势不利于中国适应复杂多变的世界经济形势，最大限度地获取战略利益。此外，中国自由贸易区谈判涉及外交、金融、商务、农业等众多部门，但却没有专门的机构具体负责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管理上存在劣势，会对我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产生不利的影响。在当前自由贸易区网络日益发展的背景下，各国大都纷纷设立专门的机构对自由贸易区谈判进行综合管理，协调自身在全球FTA网络中的利益。比如，美国不仅制定了目标明确的自由贸易区战略，创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商品和企业的竞争性自由化环境，为美国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政治以及安全利益服务，还成立了专门的双边谈判机构和多变谈判机构，进行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的谈判与规划。

3.2　中国缺乏谈判经验和谈判人才

虽然规划和管理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前提和基础，但是谈判才是一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的关键。一国对外开展自由贸易区谈判，需要明确的谈判授权和高效的谈判队伍。

中国商务部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缺乏相应的授权支持，在没有更高一级部门进行协调的情况下，谈判的效率和效果就会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很容易造成谈判成本和协调成本的增加。同时，中国在进行自由贸易区谈判时由于缺乏据有经验的专业人才而出现了能力不足的问题。当然，这与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实践时间较短有关。因此，我们缺乏一支精通国际规则、熟悉国内外现状、谈判能力强的队伍。在此种情况下，中国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加速培养有关自由贸易区谈判方面的人才，组建一支具有高水平谈判能力的队伍。

3.3　中国服务业发展缓慢，处于被动地位

现在的自由贸易区谈判不同于传统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只涉及有关货物贸易的内容，同时它更多的牵扯到服务贸易、投资、金融、农业、环境、安全等多各方面。尽管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形成一定的竞争优势，但是服务业发展方面的相对落后却会对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实施产生消极的影响。

据中国外汇管理局统计，2008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3060.36亿美元，其中进口额为1589.24亿美元，出口额为1471.12亿美元。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服务贸易的发展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中国总体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一直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是运输、咨询业等生产业。

3.4　中国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起步较晚，具有后发劣势

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变贸易进程受阻，自由贸易区建设开始成为各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

要形式。中国进入21世纪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自由贸易区建设的重要性，2007年提出开始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此时，以欧盟为中心的FTA网络已经形成，美国成为美洲FTA网络的核心，中国现在主要的贸易伙伴大都是FTA的组建者或参与者，中国已经失去了组建以中国为核心的自由贸易区战略的先机。中国构建FTA网络存在后发劣势。首先，如果贸易伙伴和竞争对手组建自由贸易区，竞争对手可以获得竞争优势，占领贸易伙伴国市场，对中国形成贸易转移和投资转移。即使中国与贸易伙伴国组建自由贸易区，在商品和投资方面失去的市场也难以恢复，我们的市场进入方面存在后发劣势。其次，如果中国的贸易伙伴与他国组建自由贸易区，他们就会现行根据自身需要制定相应的标准。不管中国加入该自由贸易区还是组建新的自由贸易区，都必须根据已有的标准进行一定幅度的调整，这就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制定标准的先机。最后，根据“轮轴一辐条”理论，中国某种程度上已经失去了成为轮轴国的先机，失去了在贸易和投资方面的特殊利益。同时如果盲目进行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很可能成为辐条国，分享不到区域经济一体化带来的成果。

4、中国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策略建议

中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起步较晚，既面临挑战，也存在机遇。在复杂多变的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中，中国需要谨慎思考、步步为营，最终走出一条适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由贸易区建设道路。中国需要构建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FTA网络，以此来落实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策略，营造良好的国际经贸环境，为中国经济发展创造稳定的外部条件。

4.1　积极参与、合理控制

中国进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具有开放优势、市场优势、竞争优势和大国综合优势，可以从区域经济一体化中获得贸易利益。因此中国只有通过积极参与自由贸易区建设，充分利用其自身优势，才可能获得相应的收益。但是中国在自贸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如果不适当控制，很可能造成严重的协调成本和调整成本。要保证每一个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执行效果，必须制定相应的监督机制。随着中国参加协定数量的增加，面对着为不同协定而设定的标准，协调成本势必会增加。所以，中国应在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合理控制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的数量。

4.2　循序渐进、先易后难

中国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行自由贸易区建设，虽然整体上可能提高我国福利水平，但是国内各个产业或产品的发展状况不同，其竞争力水平也层次不齐。对于每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协议，中国应该进行必要合理的可行性研究，权衡利弊，有步骤、有层次的逐步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开放我国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金融投资市场，切忌急功近利。首先，先选择地理位置相近、经贸关系紧密、政治关系和睦的经济体；其次，选择富有竞争力，但是规模较小的发达经济体；最后，选择富有自由贸易区建设经验的经济体，然后发展其周边区域。

4.3　差异化策略

与不同对象开展国际区域经济合作，谈判的内容和谈判的方式不可能完全一致。因此中国在进行自贸区谈判时必须根据对象的不同实施不同的策略。

对处于不同发展水平的经济体采取不同的开放政策。如果有的经济体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比较相似，可强化彼此之间的产业内分工，通过外部竞争内化的策略，化解外部竞争，以规模经济获得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动态利益。如果有的经济体与我国的贸易结构不相似，优于我国，可通过市场换市场的策略，消除贸易壁垒。获得市场准入，根据产业间分工发挥比较优势，获取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贸易创造利益；汤托有些经济体的贸易结构劣于我国，则中国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领先优势，通过FTA开放我国市场，输入经济体的廉价商品，鼓励我国企业走出去，积极参与国际竞争。

篇3

一、东亚区域合作的内部动力和外部影响因素

首先分析一下外部因素：(1)由于经济全球化进程飞速发展，导致国际市场的竞争与风险加剧，特别是在金融市场国际化进程中，由于巨额游资充斥其间，如果某个国家金融体系不够完善、金融机构的管理水平不够高，就有可能使投机者有机可乘，从而给该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造成动荡。而东亚地区大部分国家还处在发展中国家水平，其金融制度、法律法规不够完善，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会面临较大的风险，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诠释。在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面前，东亚任何一国都显得有些力不从心，迫切需要紧密合作来共同面对机遇与挑战。(2)作为上世纪末经济全球化浪潮过渡和补充的世界范围内的区域经济合作浪潮汹涌澎湃，加上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这大大激发了东亚国家加强区域合作的积极性，增强了它们对区域合作的信心。当初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建成使该地区形成了约3.6亿人口的大市场，内部贸易额达到2250亿美元，年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1-2万亿美元，约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0％。而东亚地区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自由贸易区，则会形成约19亿人口的更大市场，内部贸易额必定会大幅度上升，运行良好的话就有可能会取得超过NAFTA的成就，这极大地诱惑了东亚各国。

在外部因素驱动的同时，东亚各国自身对区域合作意识的加强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首先，“东亚整体意识”在区域内达成了共识，寻求区域竞争力已成为各国的共同目标。很长一段时间，东亚被“割裂”为东南亚和东北亚，两者之间来往很少，个体意识较强，东南亚国家更多的是寻求内部合作。从1967年成立东南亚国家联盟到1992年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到如今东盟自由贸易区进行得有声有色，其内部贸易确实做得不错，但其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与东北亚国家的合作却十分有限，危机爆发后，东盟国家发现东北亚国家也被波及，这让它们了解到东亚各国的经济依存度其实是较高的，加上中国在危机期间毫不犹豫地向东南亚受灾国伸出援手以及所表现出的一种负责任的大国姿态，让东盟国家转变了地域观念，将自身置于东亚整体区域之内，转而谋求区域合作机制以提高整体竞争力，这种主观意识的转变奠定了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

其次，由于美国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表现出一种漠不关心的姿态以及操纵IMF对援助方案提出苛刻条件的所作所为，让受灾国从惨痛的经历中意识到必须依靠东亚内部自身的合作才能生存发展，外部的力量并不一定靠得住。而在2001年美国经济的衰退导致以美国为主要市场的东亚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这更加深了东亚国家对上述观点的认识。正是由于这些主观因素的影响才造成了如今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热潮。

二、关于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具体形式问题的分析

现在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形式是“10+3”模式，即东盟10国与中日韩三国的交互合作方式，但这仅仅只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过渡阶段，并非真正地实现了区域经济一体化，假使这一阶段过渡得很成功，区域经济合作要朝着一体化层次发展，那么可能会表现为哪种一体化形式呢?

区域经济一体化按层次高低分为：优惠贸易安排、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联盟和完全的经济一体化。不同的形式会给成员国带来不同收益，但也需要其让渡不同程度的国家，因此，各成员国会谨慎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相互协调以做出抉择。

由于在东亚区域内，既存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又有东盟的一些小国家，况且东亚各国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金融政策更是千差万别，也就是说上述X指标在东亚各国间差异很大，因而可以认为在东亚区域进行货币合作的成本是相当高的，这就大大降低了各国组成货币联盟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在东亚区域内采取经济联盟这种一体化形式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建立自由贸易区会给各国带来一些看得见的利益：如果自由贸易区能够建立，会形成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市场，由于取消了关税和一些同等效力的限制措施，内部贸易额肯定会大幅度上升，这样就能够通过促进各国外贸额的增长带动其经济的发展。最重要的是该形式并不妨碍各成员国针对非自由贸易区成员采取其它的贸易政策，即没有要求各国进行国家的转让，这使得东亚国家比较容易接受。

三、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实现的阻碍

根据上述分析，似乎在理论上建立自由贸易区给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于其付出的成本，比较容易实行，但来自经济理论之外的因素却给自由贸易区的形成造成了不小的障碍。

这些负面影响来自区域内和区域外两个方面。外部因素主要是来自美国方面的阻碍，由于之前欧盟的高速发展已经开始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美国不愿再看到一个潜力巨大的经济联合体的崛起对其造成影响，同时更担心被其认为是潜在对手的中国会借助区域合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因而其会阻止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加上日韩均是美国的盟国，美国的干扰无疑会产生较大的影响。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建立“东亚经济核心论坛”与1997年日本提出建立AMF均因美国的反对而未成功就是这方面的例证。

同时，区域内的不和谐因素也对区域经济合作构成了干扰。主要表现为：(1)作为“10+3”主要推动者的东盟由于担心其内部合作会被区域合作体制所吞噬，近年来对推进全区域范围内经济合作已热情不在，有回到原先那种仅在东南亚小范围内实行合作的趋势，此点由2000年第四届“10+3”会议上新加坡总理吴作栋的发言可见一斑。(2)欧盟的成功经验证明，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能够顺利实施，大国之间必须要相互协调配合。但是占东亚13国经济总量绝大部分的中日两国却由于特殊的历史矛盾以及一些领土的争执近年来政治关系跌至低谷，这种相互的不信任使得双方难以协调配合，从而影响到东亚区域合作的局势。(3)比之世界上其它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东亚各国之间无论在社会制度、还是在经济发展水平方面都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在这种巨大差异面前，即使是自由贸易区这种低层次的区域合作，也会由于一些国家担心本国市场受到外来的强大冲击等原因而变得举步维艰。(4)公认的东亚区域合作最重要的缺陷是内部缺少一个核心力量来推动一体化进程，成功的一体化组织无论是欧盟还是北美自由贸易区都拥有自身的主导力量，而东亚国家或者因为实力不济或者因为不愿出头而无人担当主导力量，这就导致目前的合作只停留在论坛层面而无法就更深层次的事项作出决策安排，使得一体化进程受挫。

篇4

关键词：美国TPP 贸易效应 GTAP模型 一般均衡分析

引言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的今天，主要国家和区域集团尤其关注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贸安排，对于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也一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作为其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美国从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度放松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其后续效应的不断影响，面对持续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内失业率，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就将经济复苏作为其任期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美国将区域一体化策略注意力转移至亚洲，为了强调其自身的存在性，美国主张要重建“亚太经济秩序”，并以TPP作为其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载体，最终实现其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6年5月28 日正式生效，也被称为P4协定，内容主要包括减免成员国90%商品的关税，尽管该协定设立了“开放条款”，明确表示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加入， 但其成立最初，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直到2008年9月美国高调表示加入TPP的意愿， 才使其影响力大增。至此，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部分东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纷纷表示愿意加入TPP谈判，尤其继2011年11月，日本野田政府决定加入TPP 谈判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变数就更大了。如果上述国家谈判均成功，TPP所涵盖的经济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40%，届时TPP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东亚一体化的原有进程将会因为TPP的发展而受到阻滞，前途变得更加渺茫。

所以美国的TPP战略意图以及未来会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众多猜想，美国当真要通过经济战略重点的东移来解决目前国内的经济困局？通过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加入TPP来重建亚太经济秩序还是仅仅为了遏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抵制中国的发展？今后的TPP前景如何？面对TPP，中国又何从抉择呢？所以如何能够运用经济模型对美国TPP的政策效应进行准确评估，对中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所扮演何种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文献都有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动态效应、静态效应以及中间层面的效应等，动态效应包括经济增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多方面；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贸易转移以及由于区域一体化协议的签订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方面总体的影响；中间层面的效应包括产业区位效应等方面。本文从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所带来的贸易层面的效应，研究方法上则采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关于美国TPP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TPP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国的TPP战略动机、TPP谈判内容、效应衡量等几个方面。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机主要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梳理美国青睐TPP的动因，如Solis，Mireya（2011）认为美国加入TPP主要出于传统理念、经济利益以及多边主义三方面原因， J.D.Kenneth Boutin（2012）从结构主义和地区主义视角研究了美国推行TPP战略的目的。Deborah K.Elms（2009）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美国 TPP 战略。对于TPP的谈判内容，学者们基本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即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部分国家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本质上属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建立自贸协定的一种现实途径，各国学者也进行了国别研究，如Thomas A Faunce（2009）、Susy Frankel（2010）、Joel P.Trachtman1等。对TPP经济效应的衡量属实证研究范畴，国外已经将以GTAP模型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作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的主流实证方法，国内对TPP的研究大都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也有学者试图运用GTAP分析工具分析TPP经济效应，如万璐（2011）、赵金龙（2012），得出TPP成员国较非成员国会得到较多的福利收益等结论。

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亚太地区各国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本文以GTAP作为分析工具，研究TPP 不同情境下的合作模式对各国贸易方面的影响，以此为依托分析美国TPP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重点讨论中国对此采取的策略建议。

（一）GTAP模拟方案设计

基于TPP发展现状，TPP未来扩容的可能路径是东亚若干小国（部分东盟国家）——东亚大国（日本、韩国）——亚太所有国家——亚太自贸区，加之美国TPP扩张过程中的可能顾虑即遏制中国，壮大自身，所以设计如下模拟方案：方案1：美国成功吸引全部东盟10国加入TPP；方案2：在方案1基础上美国又吸引日本、韩国加入TPP（即美国吸收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加入TPP）；方案3：美国吸引所有亚太国家加入TPP（包括中国）。

本次模拟中把“关税”作为唯一冲击变量，即TPP成员国内部的关税将削减为0，对外则各国保持各自现行关税不变，分别考察在各种不同模拟方案下，当TPP成员各国关税削减为0时，对TPP内部成员以及外部世界各国的影响，主要包括贸易流、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等政策效应，进行比较后得出逻辑上最可能的方案，为后文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二）数据库描述性说明

本文采用GTAP7.0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因本文涉及到亚太地区各国、东亚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所以国家、地区加总后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第一，通过方案1模拟后发现（见表2），在当下的TPP谈判基础上如果美国把东盟所有国家都吸收进TPP的话，将对美国和TPP创始成员国带来正效应，与此同时，未加入TPP的国家如中、日、韩等国则会遭到福利等方面的损失。但同时，虽然东盟国家已经成为TPP的成员国，但也呈现了GDP方面的负增长，以及福利和贸易条件的损失，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中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东盟国家的模拟结果可能源于区域外的贸易转移大于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案2进一步说明随着TPP成员国的逐渐扩大，TPP成员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会得到更大程度效应的改善，如美国GDP会得到0.29%的增加。但与预计相反的是像日、韩两国的加入并未给本国GDP带来相应的增长，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此时，与方案1的结果相反的是，东盟各国取得到了正的福利效应等方面的增加，这很有可能是源于日、韩的加入，使其更有动力推动TPP的进行，而这对原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日、韩来说却是某种程度贸易方面的削弱。

第三，方案3说明当所有亚太国家（包括中国）都加入TPP后，成员的大部分指标都得到正增长，尤其是美国在GDP、进出口变化以及福利、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变化较前面两项方案更为突出；中国也在进、出口等方面得到了增加，与上述两方案中被TPP边缘化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的东盟国家、其余亚太国家、TPP准成员和创始成员国也都得到了贸易效应的多方面改善。与预期相同，未加入TPP的世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负的贸易效应。

对策建议

经过上述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至今面临着尚未被邀请加入TPP的尴尬局面，我们要冷静对待不断扩张的TPP，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策略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不断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由于目前部分东亚国家已经表示出对TPP的兴趣以及受到了邀请，这对于同样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东亚一体化难免形成冲击。而作为中国来说，就应该进一步扩大东亚经济一体化影响，以此弱化被TPP边缘的现状，同时也可以积极获取作为东亚地区轴心国的既得利益。

第二，仔细研究TPP条款，适当时机选择加入TPP，但要考虑章程内容，避免用高额代价换取TPP成员国的身份。由于TPP在美国的不断推动下有助于美国开创并主导21世纪贸易协议的新标准，推动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如果选择加入，就要满足目前TPP的标准，但这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如果不加入，就会承受一定的被边缘化的损失。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准确评估利益得失，力求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

第三，尽量减少在亚太地区与美国进行正面经济对抗的可能性，逐渐弱化美国“遏制中国”的观念。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和体制分歧，使得中美之间总是处于微妙的竞争关系之中，所以此次美国的TPP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张牌，我们应摈弃这种与美国的“对抗”思维，尽量弱化与美国的正面经济冲突，利用积极的手段化解中美贸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去。 引言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主导世界经济的今天，主要国家和区域集团尤其关注发展区域和次区域经贸安排，对于处于世界霸主地位的美国来说，也一直把区域经济一体化策略作为其全球战略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随着美国从全球反恐战争的关注度放松以及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其后续效应的不断影响，面对持续低迷的美国经济以及一直居高不下的国内失业率，奥巴马总统上任后，就将经济复苏作为其任期的主要任务。这一时期美国将区域一体化策略注意力转移至亚洲，为了强调其自身的存在性，美国主张要重建“亚太经济秩序”，并以TPP作为其主导地区事务的主要载体，最终实现其建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的构想。TPP的前身是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由新西兰、新加坡、智利和文莱四国发起，从2002年开始酝酿旨在促进亚太地区贸易自由化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并于2006年5月28 日正式生效，也被称为P4协定，内容主要包括减免成员国90%商品的关税，尽管该协定设立了“开放条款”，明确表示欢迎亚太地区其他经济体加入， 但其成立最初，并没有引起过多关注， 直到2008年9月美国高调表示加入TPP的意愿， 才使其影响力大增。至此，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部分东亚国家（如马来西亚、文莱、越南等）纷纷表示愿意加入TPP谈判，尤其继2011年11月，日本野田政府决定加入TPP 谈判后，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变数就更大了。如果上述国家谈判均成功，TPP所涵盖的经济规模将达到23万亿美元，接近世界经济总量的40%，届时TPP将成为亚太地区最大的经济体，东亚一体化的原有进程将会因为TPP的发展而受到阻滞，前途变得更加渺茫。

所以美国的TPP战略意图以及未来会带来的影响已引起人们的众多猜想，美国当真要通过经济战略重点的东移来解决目前国内的经济困局？通过拉拢更多亚太国家加入TPP来重建亚太经济秩序还是仅仅为了遏制东亚经济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抵制中国的发展？今后的TPP前景如何？面对TPP，中国又何从抉择呢？所以如何能够运用经济模型对美国TPP的政策效应进行准确评估，对中国在未来的区域经济一体化中所扮演何种角色就显得尤为重要。

很多文献都有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的研究，主要包括动态效应、静态效应以及中间层面的效应等，动态效应包括经济增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以及竞争效应等多方面；静态效应包括贸易创造、贸易转移以及由于区域一体化协议的签订对成员国和非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方面总体的影响；中间层面的效应包括产业区位效应等方面。本文从研究内容上主要关注区域贸易协定的签署所带来的贸易层面的效应，研究方法上则采用全球贸易分析项目（GTAP）进行实证研究，所以无论从研究内容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都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关于美国TPP研究的文献综述

学术界对TPP的研究主要包括美国的TPP战略动机、TPP谈判内容、效应衡量等几个方面。美国推动TPP的战略动机主要从政治、经济等角度出发梳理美国青睐TPP的动因，如Solis，Mireya（2011）认为美国加入TPP主要出于传统理念、经济利益以及多边主义三方面原因， J.D.Kenneth Boutin（2012）从结构主义和地区主义视角研究了美国推行TPP战略的目的。Deborah K.Elms（2009）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解读了美国 TPP 战略。对于TPP的谈判内容，学者们基本已经取得一定的共识，即TPP 是 APEC 框架下的部分国家签订的具有约束力的制度性安排，本质上属于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逐渐演变为亚太地区建立自贸协定的一种现实途径，各国学者也进行了国别研究，如Thomas A Faunce（2009）、Susy Frankel（2010）、Joel P.Trachtman1等。对TPP经济效应的衡量属实证研究范畴，国外已经将以GTAP模型为代表的一般均衡分析作为对区域经济一体化效应分析的主流实证方法，国内对TPP的研究大都采用政治经济学分析方法，但也有学者试图运用GTAP分析工具分析TPP经济效应，如万璐（2011）、赵金龙（2012），得出TPP成员国较非成员国会得到较多的福利收益等结论。

实证研究

为了分析亚太地区各国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本文以GTAP作为分析工具，研究TPP 不同情境下的合作模式对各国贸易方面的影响，以此为依托分析美国TPP未来的发展趋势，尤其重点讨论中国对此采取的策略建议。

（一）GTAP模拟方案设计

基于TPP发展现状，TPP未来扩容的可能路径是东亚若干小国（部分东盟国家）——东亚大国（日本、韩国）——亚太所有国家——亚太自贸区，加之美国TPP扩张过程中的可能顾虑即遏制中国，壮大自身，所以设计如下模拟方案：方案1：美国成功吸引全部东盟10国加入TPP；方案2：在方案1基础上美国又吸引日本、韩国加入TPP（即美国吸收除中国之外的所有东亚国家加入TPP）；方案3：美国吸引所有亚太国家加入TPP（包括中国）。

本次模拟中把“关税”作为唯一冲击变量，即TPP成员国内部的关税将削减为0，对外则各国保持各自现行关税不变，分别考察在各种不同模拟方案下，当TPP成员各国关税削减为0时，对TPP内部成员以及外部世界各国的影响，主要包括贸易流、贸易条件、福利水平等政策效应，进行比较后得出逻辑上最可能的方案，为后文的政策建议提供依据。

（二）数据库描述性说明

本文采用GTAP7.0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113个国家和地区以及57个产品部门的数据，因本文涉及到亚太地区各国、东亚各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对于美国 TPP 战略的反应，所以国家、地区加总后如表1所示。

（三）结果分析

第一，通过方案1模拟后发现（见表2），在当下的TPP谈判基础上如果美国把东盟所有国家都吸收进TPP的话，将对美国和TPP创始成员国带来正效应，与此同时，未加入TPP的国家如中、日、韩等国则会遭到福利等方面的损失。但同时，虽然东盟国家已经成为TPP的成员国，但也呈现了GDP方面的负增长，以及福利和贸易条件的损失，考虑到区域经济一体化贸易效应中的贸易转移与贸易创造，东盟国家的模拟结果可能源于区域外的贸易转移大于区域内的贸易创造以及其他多方面的因素。

第二，方案2进一步说明随着TPP成员国的逐渐扩大，TPP成员国的福利会越来越大，尤其是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国家会得到更大程度效应的改善，如美国GDP会得到0.29%的增加。但与预计相反的是像日、韩两国的加入并未给本国GDP带来相应的增长，而是有着不同程度的下降。而此时，与方案1的结果相反的是，东盟各国取得到了正的福利效应等方面的增加，这很有可能是源于日、韩的加入，使其更有动力推动TPP的进行，而这对原本在东亚一体化进程中处于主导地位的日、韩来说却是某种程度贸易方面的削弱。

第三，方案3说明当所有亚太国家（包括中国）都加入TPP后，成员的大部分指标都得到正增长，尤其是美国在GDP、进出口变化以及福利、贸易条件等方面的变化较前面两项方案更为突出；中国也在进、出口等方面得到了增加，与上述两方案中被TPP边缘化的结果形成了鲜明对比，其他的东盟国家、其余亚太国家、TPP准成员和创始成员国也都得到了贸易效应的多方面改善。与预期相同，未加入TPP的世界其他国家则得到了负的贸易效应。

对策建议

经过上述实证结果显示，中国至今面临着尚未被邀请加入TPP的尴尬局面，我们要冷静对待不断扩张的TPP，在适当时机采取适当策略以备不时之需。

第一，不断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强化在东亚地区的经济主导地位。由于目前部分东亚国家已经表示出对TPP的兴趣以及受到了邀请，这对于同样处于发展过程中的东亚一体化难免形成冲击。而作为中国来说，就应该进一步扩大东亚经济一体化影响，以此弱化被TPP边缘的现状，同时也可以积极获取作为东亚地区轴心国的既得利益。

第二，仔细研究TPP条款，适当时机选择加入TPP，但要考虑章程内容，避免用高额代价换取TPP成员国的身份。由于TPP在美国的不断推动下有助于美国开创并主导21世纪贸易协议的新标准，推动美国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中国如果选择加入，就要满足目前TPP的标准，但这就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如果不加入，就会承受一定的被边缘化的损失。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准确评估利益得失，力求以最小成本获取最大收益。

第三，尽量减少在亚太地区与美国进行正面经济对抗的可能性，逐渐弱化美国“遏制中国”的观念。由于根深蒂固的文化差异和体制分歧，使得中美之间总是处于微妙的竞争关系之中，所以此次美国的TPP也有很多人认为是美国“遏制”中国的又一张牌，我们应摈弃这种与美国的“对抗”思维，尽量弱化与美国的正面经济冲突，利用积极的手段化解中美贸易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并积极融入到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建设中去。

参考文献：

1.Solis，Mireya.Last train for Asia - Pacific Integration[N].U.S.Objectives in the TPP Negotiations`，Waseda University Organization for Japan - US Studies，Working Paper No.2011，2

篇5

关键词：双边FTA；区域经济合作；自由贸易区

一、 引言

加入WTO后，我国在参加自由贸易协定方面迈出新的步伐。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启动，内地与香港、内地与澳门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顺利进展，以及我国与一些国家商签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双边FTA）的节奏加快，从此我国步入区域经济合作的新阶段。回顾世界双边FTA的历程，疏理其内在的原因和特点，通过已有双边FTA文本的比较，无疑有助于中国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形势而推动与有关国家地区进行双边FTA谈判的决策。

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中，以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合作势头迅猛。然而，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信息通讯技术为支撑的新经济，为生产销售的国际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商务、无纸贸易等新手段的运用使传统的国际贸易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大大提高了经济效率。在这种条件下，WTO成员的关注焦点转向了双边FTA，其特点是两个经济体商签双边FTA，它不仅仅是局限于贸易和投资等经济层面自由化的区域贸易协定。

签署双边FTA是我国多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加入WTO后，在双边FTA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最近几年，有关双边FTA的也较多。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实证部门，都对双边FTA进行了探讨，但它们中的多数没有认识到把国内与国际、与经济分开的带来的。

在学术界，在方法论上对双边FTA强调关税效应的静态分析。从经济效应看，双边FTA通过相互间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特殊优惠安排，促进成员方有利自身的贸易转移，使成员方货物进入彼此市场的机会大为增加，从而促进成员方的贸易和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双边FTA推行的贸易和投资便利优惠措施，减少了相互间的投资障碍，降低投资成本，鼓励公平竞争，提高彼此的化程度与水平，发挥一体化市场的规模效益；双边FTA促进成员方技术和人才流动，弥补各自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不足，提高彼此的技术水平，增强成员方的经济和综合发展能力等。

在实证部门，围绕双边FTA利弊的争论此起彼伏。支持者认为，双边FTA将消除各国间贸易和投资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加强WTO功能、完善其多边规则，从而有利于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在消除壁垒、实施投资管理及市场监管等政策创新方面，双边FTA要比繁琐的WTO谈判快得多。反对者认为，在多边谈判中提出双边安排是偏离主题的危险行为，会损害多边贸易体制。WTO现任总干事素帕猜在2002年的悉尼部长级峰会上，曾警告区域主义正在抬头，提醒各成员“通过歧视第三方来创建复杂的贸易体系，将会增加全球贸易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美国紧急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卡尔曼·科恩认为，“自由贸易协定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提供了贸易和投资不断扩大的前景，另一方面各协定间的差异有可能使贸易环境恶化。”

二、世界双边FTA活动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基本情况

自由贸易协定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包括特惠贸易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共同市场、经济同盟等。它们依次构成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不同阶段。在特惠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实行部分特惠关税减让。在自由贸易区中，成员之间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但每个成员有权对非成员设定各自的关税税率。关税同盟也是自由贸易区，但成员对所有非成员采取共同的对外关税。共同市场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级形式，除拆除成员之间所有贸易和投资障碍外，还允许生产要素（资本、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经济同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最高阶段，它包括各成员国家经济政策的一体化，如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一体化。最后甚至可能导致政治一体化，出现经济政治同盟。包括双边FTA在内的区域经济合作并非新事物，早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成为世界贸易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半个多世纪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在全球产生过三次浪潮。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浪潮发生在20世纪50—60年代，它以1956年成立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为标志。构成欧洲区域经济合作浪潮的另一个主角是由英　国提议并于1960年成立的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其成员除英国外，还包括一些西欧小国。这是一个纯贸易集团，不具备欧洲共同体那样的超国家特性。今天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虽然还存在，但成员只限冰岛等4个国家。除此之外，在拉丁美洲也出现了一些由发展中国家参加的自由贸易协定，但是大部分最终都失败了，其原因与美国的强烈反对有关。作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国，美国最初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区域经济合作，它主张通过多边贸易谈判来实现自由贸易。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二个浪潮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其标志是欧洲统一市场的形式，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的诞生。值得一提的是，1989年美加自由贸易协定的生效标志着美国对区域经济合作的态度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它放弃了反对区域经济合作的立场，转向参与和主导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获取更多经济和政治利益。这一时期，欧共体迅速扩大，并向欧盟过渡。接着北美自由贸易区宣告成立。这直接带动了拉美和非洲区域经济合作的兴起。一些旧的自由贸易协定重新生效，并形成新的区域贸易协定，如南锥体共同市场、安第斯共同体、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等。亚太地区晚于世界其他地区，直到1989年才出现亚太经合组织（当时仅12个成员），1992年成立了东盟自由贸易区。

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三个浪潮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直延续至今。这次浪潮的特点是区域贸易协定特别是双边FTA在全球各地涌现。据WTO统计，到2003年5月，通知WTO/GATT的区域贸易协议已经超过265个。在这些协议中，有超过190个已生效，有138个是1995年1月1日后通知的，其中大部分是双边FTA性质的；另外有60个虽然还未做出通知，但也是可操作的。根据已报告的数字来判断，到2005年生效的区域贸易协议可能达到300个。这次浪潮包括欧盟与非洲、拉丁美洲、欧洲、中亚等地区的新兴经济体之间的数十个双边FTA的实施，以及亚太地区正在商签的大批双边FTA。

1、亚太地区。亚太地区最早的双边FTA是1983年签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紧密经济关系协定，在1989年以前，它一直是亚太地区唯一的双边FTA。至于东亚地区， 尚没有一个双边FTA出现。1997年，全球GDP排名前30位的国家和地区中，唯有日本、韩国、中国、中国及香港特区没有加入任何双边FTA，它们都在东亚。但是，1997年以后，东亚各类双边FTA大量涌现，构成区域经济合作第三次浪潮在亚太舞台上的主角。据不完全统计，亚太地区处于不同阶级的双边FTA已超过50个。

2、美洲地区。近年来，加拿大与智利达成了双边FTA，与欧洲自由贸易联盟的双边FTA谈判也已经接近尾声，与南锥体共同市场的谈判正在进行中；2000年7月墨西哥与欧盟达成了双边FTA；美国在2000年与约旦达成了双边FTA，与智利、韩国、新加坡和土耳其的双边FTA也以“快车道授权”正在谈判。在加勒比地区，有13个成员的加勒比共同体与多米尼加和古巴达成了双边F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