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孔子关于道德教育的思想，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第一，关于学思结合的道德教育方法。

孔子在道德教育时强调要学思结合，他认为学习是一个人掌握道德知识、进行道德修养的条件和基础，在学习过程中要有积极的思维活动，提出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子罕》）。孔子教育学生:“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并以自己的亲身体验来告诉学生：虽然学和思都很重要，但两者比较起来，学是主要的，如果不努力学习有关的道德知识，就不可能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康德曾说：“感性无知性则盲，知性无感性则空”。学习，不思考，只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做到举一反三，更无法去开拓创新。思考，不学习，则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也不可能有所创新。学与思，是学习道德知识的两把钥匙。因此，在道德教育中，要求大学生做到学与思相结合，既要掌握道德知识和道德标准，又要具有判断道德是非的思考能力。

第二，关于言行一致的道德教育方法。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把自己的道德认识与信念和道德情感付诸于实践，这就是言行一致。在孔子看来，道德修养的目的不仅仅是“学”或通过“学”而获得“知”，更重要的是“行”，是具体的道德实践。实际上，如果不能把人的道德认识与信念转化为道德行为，则意味着道德教育的失败。他十分强调言行一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在孔子的眼里，“巧言令色，鲜矣仁”（《学而》），言而不行的人，不是道德高尚的人。他更反对“言过其行”，“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为了防止言行脱节，他主张“慎言”，他说：“古者言之出，耻躬之不逮也”（《里仁》），“仁者，其言也”（《颜渊》）。孔子认为衡量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何，不能只凭他说的，而要看他做。孔子特别欣赏在道德实践方面身体力行的人，提出了“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为政》）的要求，强调“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的观点。

德育工作者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停留在口头的空洞说教上，道德修养的水平主要通过受教育者的行为来体现和检验，应重视学生的道德实践，应重视学生道德行为的训练，应重视学生道德习惯的养成。

第三，关于因材施教的道德教育方法。

面对在教学实践中出现的学生在年龄、生理、心理、智力等方面多层次的差异性，孔子认为只能从道德教育主体──学生出发，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特点来进行，甚至根据某个人在不同场合，不同时间的不同表现进行恰如其分的教育，孔子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雍也》)。《论语》中有这样一个故事: 在《为政》篇中，同是问孔子孝，孟懿子问时，答曰：“无违”；孟武伯问时，答曰“父母唯其疾之忧”；子游问时，答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子夏问时，答曰：“色难”，同一问题，答案不同，程子解释说：“告懿子，告众人者也。告武伯者，以其人多可忧之事。子游能养而或失于敬，子夏能直义而或少温润之色。各因其材之高下与其所失而告之，故不同也。”（《四书集注・论语集注》）同一个问题，针对不同的人，孔子的说法不同，这个故事就是比较典型的因材施教的例子。中国现代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也提出，教育的原则是“展个性，尚自然”。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学生在年龄、心理、智力等方面，肯定要呈现出多样化趋势，这就要求德育工作者针对不同的情况，根据不同对象的不同性格特征来进行道德教育，以培养和提高受教育者的道德素质。

第四，关于启发式的道德教育方法。

所谓启发诱导，就是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要善于抓住道德教育的时机，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逐步地引导学生形成道德认识，发展道德情感，养成道德行为，培养学生接受教育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促使学生独立思考。孔子认为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时要循循善诱，以促进学生去主动思考和钻研道德的内容，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意即不到学生很想弄懂而又弄不懂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他很想讲出来而又无法恰当表达的时候，不去启发他。这一解释科学地揭示了启发式教学的本质。如，宰我曾对三年之丧发生怀疑，孔子也只是问其不行三年之丧于心安否，宰我告以安，孔子则说如果心安，那就算了。因为三年之丧本来就是出于心所不能已的哀伤之情，连这种哀情都没有， 勉强服三年之丧又有什么意义呢? 为此，孔子要求学生畅所欲言，可以对老师提出质疑，甚至于互相争论。子贡请教孔子说：“穷而无诌，富而无骄，何如？”孔子说：“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于是说：“《诗经》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孔子说：“赐也！始可与言《诗》己矣。”（《学而》）反过来，颜回在孔子面前从来不提相反意思，孔子就批评说：“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由此可见，孔子与他的弟子们在教学上是互相启发、取长补短的。孔子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是最好的教学方法。孔子提倡“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认为求学者要有强烈的主体精神和求学要求。孔子还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公冶长》）以强烈的求知进取精神启迪学生。孔子在强调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注意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己！”（《子罕》）这种使学生竭力钻研，“欲罢不能”的情状，正是对循循善诱启发教育的写照，在我国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德育工作者应实行启发诱导的教育，注意循序渐进，用“循循然诱人”的方法来教育、引导学生，不仅在教学内容上，而且在培养学生情志上，使学生通过道德教育养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

第五，关于以身作则的道德教育方法。

孔子注意在德育实践时以身作则，他认为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对被教育者道德品质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影响，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这些话，充分说明德育工作者以身作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孔子不仅是以身作则的提出者，而且也是这一教育方法的实践者。例如，孔子要求学生“不耻下问”，自己就“每事问”，虚心求教；他要求学生好学乐学，自己就“好古敏学”，“学而不厌”；他要求学生要有理想，自己就“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通过教育者的暗示或榜样去教育学生。正是因为孔子能以自己的人格感化学生，所以他在弟子中享有非常高的威信，使学生自然而然地、心悦诚服地接受教育。

无数事实证明，德育工作者做到了以身作则，具有人格的力量，受教育者才会真正敬仰教育者，以教育者为榜样，在实践中把自己塑造成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

第六，关于持之以恒的道德教育方法。

有了完善道德修养的途径和方法，还得有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来克服不正确的情感、欲望和纠正错误，所以孔子特别强调道德意志的培养，他认为一个人先要有为实现自己的志向、理想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才能为学、修德。孔子认为只有能经得住恶劣环境的考验，才能成为一个具有坚强道德意志、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子罕》）。孔子还强调恒心的重要性，他引用南人的话：“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先进》），指出缺乏恒心的人，连巫医都做不成。他发挥《尚书旅獒》“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的观点，用“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进也”（《宪问》）来比喻完善道德修养必须勇往直前，有恒心与毅力才能获得成功；同时也为那些不能坚持到底，半途而废的人惋惜，他批评意志薄弱缺乏恒心的人。要求学生要经得起艰苦的磨练与捶打，加强意志锻炼，做到“磨而不磷，涅而不缁” （磨不薄，染不黑）（《述而》）。后来孟子发挥了孔子这一思想，提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弗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上》）这就是说，任何一种道德行为的完成，都是克服各种障碍、挫折与困难的结果，一个意志薄弱的人，是绝不会做出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的。

篇2

[关键词] 孔子 道德 教育思想 现代 幼师生 教育 启示

近年来，幼师教育迅速发展，就业前景广阔。然而，在当前多元文化思想背景的冲击下，道德教育正日益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幼师生作为未来幼儿教育发展的中坚力量，其思想道德水准将对幼儿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如今，幼师生的道德教育已存在的多重困境，面对其道德现状，笔者试图从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寻求些许解决问题的启示。

一、当代幼师生道德现状

随着高校不断的扩招，幼师教育逐渐失去往日的竞争力，很多上幼师的学生文化基础薄弱，自我约束能力差，思想意识淡薄，他们不同程度上存在一定的传统道德缺失，主要表现在：

1.责任感缺失

市场经济的发展，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很多幼师生过分看重个人利益，对他人的要求十分苛刻。他们大多数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从小就生活在优裕的环境里，正是家长的过分疼爱，使他们养成了处处以自我为中心习惯，在学校与同学相处不融洽，甚至与老师作对，在家中漠视家长的关爱，缺乏感恩意识，集体主义意识淡薄。

2.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

由于幼师生的年龄偏小，他们的思想道德认识存在着一定的偏差，出现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的脱节现象。如虚荣心强、经不住诱惑、行为过于偏激等问题频频出现。

3.理想信念意识不强

很多幼师生在求学期间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部分学生行为散漫，有的甚至染上不良嗜好，出现了打架斗殴、贪图玩乐、追求时尚、厌学早恋、铺张浪费等严重现象。

二、孔子教育思想对现代幼师生道德教育的启示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成功而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思想既包括爱国情感、伦理观念、包容意识、道德标准，还包含仁爱、诚信、感恩等传统美德。借鉴孔子的思想，尤其是关于他“仁”、“义”、“信”的道德教育内容，对重构当前幼师生的思想教育模式起着特殊的作用。

1.借鉴孔子的“仁爱”的道德品质

孔子提出“仁”的思想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他把“仁”作为理想人格的最高准则。《论语•颜渊》中对“仁”的解释，曰：“爱人”。“爱人”二字可看作是孔子眼中“仁”的基本含义。“爱人”即是说人要有仁德之心，要懂得尊重他人、关爱他人。可见，“爱人”是仁德的情感基础。具体来说就是“推己及人”。他提倡的“爱人”不是指特定的群体，而是说爱一切人，而这种爱是由近及远、由亲至疏的。子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仁”应以孝悌为本，以“爱亲”为起点，即对父母兄弟的爱；并推而广之，“爱人”的终点便是爱众，即天下之民。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事实上，孔子所说的“仁”不仅包括了对人类的爱，还包括了对自然的爱。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讲，“仁”已经成为了一种博爱。孔子还认为仁者要尊重别人，更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要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要尊重他人，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

鉴于当前幼师生的种种道德表现，我们要用孔子的“仁爱”精神来塑造幼师生的博爱情怀，培养他们团结友爱的和谐精神，平等待人，尊重他人的健康人格。

2.借鉴孔子的“律己修身”的道德标准

孔子是最早提出修养理论的人，他根据“为仁由己”的思想设计一整套自我修养的理论和方法，他用“修德”、“克己”、“正身”、“慎独”等词语概括了他对个人修养的主张。子曰：“吾一日而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说要通过自省从思想意识、情感态度、言论行动等方面去认识自己、剖析自己。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意思说每个人需要克制自己不正当的欲望、情绪和不正确的言行，要自觉遵守道德行为规范。事实上，孔子“为仁由己”这种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道德水平的高低对事业成就有巨大的影响，而道德水平的高低又取决于主体的自我意识、情感、性格等因素，能否具有端正的心志、高尚的心灵对人德行的修养和事业的成败都有直接影响。

今天的幼师生正缺乏孔子的那种“吾一日而三省吾身”的做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经不住物质诱惑。而孔子的个人修养的主张能最大限度的将社会公德转化为人的内心信念，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3.借鉴孔子“义与利”的道德情操

儒家看待义与利，一直是重义轻利。孔子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其中所体现的是在贫乏的物质生活中寻求精神富足的心态，强调道德上的幸福感。儒家即便讲利也要落到义上。子曰：“见危授命，见利思义”《论语•宪问》。所谓见利思义，就是主张以义制利，对于迎面而来的物质利益，合乎义则取，不合乎义则不取。

孔子这一原则对幼师生在生活中正确处理道德与金钱的关系，自觉抵制拜金主义腐朽的思想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同时，正确处理义和利的关系，关系到做人、立身的大事也要引起极大的重视。

4.借鉴孔子“诚实守信”的处事之道

诚实守信是交往之道，它是沟通人际关系、促进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与理解的精神纽带。子曰：“民无信而不立。”（《论语•颜渊》）“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孔子看来，诚信是立人之道，是处事的基石，是“君子”的基本道德标准之一，是建立朋友关系的基础和维护朋友关系的准则，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子曰：“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季氏》）强调一个人只有具备了诚信的品质，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要求“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认为“信则任焉”。这些都表明孔子对人际交往中诚信的高度重视。孔子还认为君子对于事业应当是“义以为质，礼以成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在以道义为原则的基础上，靠诚信来完成。

在现实生活中，幼师生缺乏诚信的现象比比皆是，如考试作弊、作业抄袭、朋友相处缺乏诚信、人际关系淡漠等。因此，教育中要增强幼师生的诚信教育，强调诚实守信的重要性，使其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

三、结束语

总之，在幼师教育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的条件下，认真探究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发掘其合理价值，剔除其糟粕因素，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我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也利于促进幼师生思想教育实践活动深入发展。

参考文献：

[1]胡雪峰等.浅析孔子的德育思想及其对高校德育工作的启示[J].西华大学学报，2004，(2).

[2]张文惠.论孔子道德教育思想对现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科教导刊，2011，（6）.

[3]于丹.论语心得 [M].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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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和概括了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及特点，旨在对今天的思想政治教育提供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和方武方法。

中华民族是一个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民族。在中国封建社会，自汉朝以后．儒家学说。成为国家正统，道德教育不但成为提高个人道德修养的首要途径，而且是治理国家的重要方略。

一、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起源很早，德育的观念在尧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德育思想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制度下萌芽．并成长发展起来的，而封建社会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的社会形态．并且是以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和异常集中的专制统治为主要特色的。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不但中华传统文化具有独到的特色．而且与它相适应的传统德育思想也表现出别具一格的特色。中国古代传统德育思想具有以下特点：

(一)内圣外王．修身为本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来十分强调道德的修身功能，即通过个人的道德修养，启发个体的内在道德自觉，督导个体不断进行自我道德品行的修炼．从而成为一个真正有道德良知的人。孔子认为“修己以敬”是成为君子的第一步。所谓“修己以敬”是指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以诚敬之心来进行自身道德的修炼．只有以诚敬之心进行道德修养，才能忍人所不能忍．才能够做到不被物欲所惑．像颜回那样“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颜回身居陋巷，身无长物．日常赖以果腹者，惟箪食瓢饮而已，人皆忧戚难安无法忍受．而颜回却怡然不改其乐；有人问如此困境所示何事。他说非乐贫而乐道也。孔子曾再三赞叹他道：“贤哉回也，贤哉回也”。“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的根本特征。所谓“内圣”就是内以修养自身品格，以期成就圣贤人格；所谓“外王”就是外以平治天下．以期建立不朽功勋，从而造福黎民百姓。儒家经典著作《大学》详细阐述了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的德育纲领和步骤。如“格物”是道德教育的起点，“格物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意思是说道德修养必须从“格物、知致”，即认识道德规范开始，由认识道德规范逐步转化为形成道德信念．即“诚意、正心”．才能最终达到约束自身行为，即修身的目的。无论是从个体身心发展．还是从德育发展的规律来看，这种观点都是符合个体道德心理发展规律的；同样。《大学》中提到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通过“修身”来达到的。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十分强调道德信念的作用。可以说，强调道德教育的自律，既是我们民族优良的德育传统．又符合德育发展之规律。

(二)知行结合，以行为本

中国传统文化的德育观强调知与行的有机结合，即强调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的有机结合，提倡以行为本。子日：“纳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也就是说道德修养不能仅仅停留在言辞上．必须与实际行为相结合。朱熹指出：“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即是对知行关系形象而生动的表达。王守仁曾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更是强调了知行统一的重要性。王阳明也认为“满街都是圣人”，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途径只有一个——“躬行实践”。

(三)立足当前，胸怀大志

《大学》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说．要想把自己的品德昭示于天下的人，首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要想治理好国家的人，首先要整治好自己的家庭；要想整治好家庭的人．首先要提高自己的修养；要想提高道德修养，首先要端正自己的内心；要想端正自己的内心。首先要使自己的意念诚实；要想使自己的意念诚实，首先要获得丰富的知识；而要获得丰富的知识，在于穷究事物的原理。这里就提出了《大学》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有立志做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孔子的学生子夏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孔子明确提出官员要“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这在孟子的论述中得到了更深刻的体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诚然。要实现以上的道德理想，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如果一个人连“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小事都不愿干．又何以谈论治理国家呢?因此，我们的道德教育必须启发受教育者形成“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的道德之心，胸怀天下的道德理想．从而达到“内圣外王”的道德目的。

二、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有十分丰富和深刻的内容．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的道德教育方法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瑰宝，并对当代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大而深刻的启示作用。挖掘和概述中国传统德育的主要内容，目的是弘扬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之精华，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和宝贵的精神文化食粮。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关于道德结构的思想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虽然没有关于品德心理结构成分的系统阐述，但是其中却蕴含着极着丰富的品德心理结构的思想。例如．孔子提出的“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的思想．就是强调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其提出的“仁者不忧”的思想．即有道德的人是感到快乐的人，强调的就是道德情感的作用。道德认识是指人们对社会中的道德关系以及这种道德关系的原则、规范、理论的理解和掌握，在培养品德的过程中，首先就是要形成道德认识。道德情感是指人们心理上对某种道德义务在认识基础上所产生的爱憎、好恶态度。孔子又说“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意思是说只有仁德的人才知道爱什么人、憎什么人．可见仁德中含有“爱”和“恨”两种情艨道德信念是指人们对某种道德义务有发自内心所具有的定信念。孔子提出的“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以及“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等均强调道德信念对道德行为的导向作用。后来的儒家学者提出的“志存高远。自强不息”、“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已成为激励华夏儿女道德意志的格言警句。道德行为是指人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的对他人与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中国传统文化德育思想十分重视道德实践的作用和道德行为的激励。孔子说“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意思是说，一个人的道德意识．不能转变为道德行为。不能践履自己的道德诺言．这是一种可耻；言而不行．本身就是一种不道德。“君子欲纳于言而敏于行”，意思是说．品德高尚的人言语慎重迟钝．行动却敏捷干练．强调了道德行为的重要性。此外．孔子也十分重视道德行为的持续性。他说：“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意思是说．一个人时时刻刻都要坚守仁德规范，甚至连吃一顿饭的工夫也不违背仁德；一个人处处事事都要实行仁德，甚至在“流离痛苦“的时候也要按仁德行事。也就是说，即使遭遇不幸变动、困难等逆境，仍然不改初衷．坚持道德操守。

(二)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

古代教育家提出了许多道德教育方法。这些方法和技巧至今仍闪耀着生命的光彩。概括起来，这些道德教育方法包括以下几种：

1．启发诱导法

孔子说：“不愤不言，不悱不发，举～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意思就是善于抓住“愤”、“悱”的时机来进行启发。启发诱导的一个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循循善诱”。孔子的得意门生颜渊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这样说：“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要逐渐形成道德认识．培养道德情感。坚定道德信念，并付诸道德实践，从而养成道德习惯。

2．因材施教法

对不同的个体．先哲们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手段对其进行示同方式的道德教育。例如在《论语》中。孔子这样表扬颜渊道：“回也好学”，“回也不愚”“贤哉．回也”；而对于子路。由于其秉性亢直．又骄傲自大．很容易轻举妄动，所以孔子就采用批评的方式教导他。

3．以身作则法

孔子在德育中不仅重视“言教”。更重视“身教”。他在长期的德育实践中，以身垂范，时时处处以自己高尚的德性品行向学生们示范，以自己真诚坦荡的人格魅力熏染学生。深受其弟子及后人的崇敬和膜拜。子路问君子。子臼：“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人。”日：“如斯而已乎?”日：“修己以安百姓”。

4．修心德育法

根据儒家的道德观点．德育的最终目的是开启善的心灵和德性。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通过心灵的道德修养。“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谓德。得为心得．则修亦修之于心。”在具体方法上，古代学者先后提出了诸如寡欲法、唤醒良知的自我育德法、培育羞耻感法、慎独法、诚敬存心法和返璞归真法等，其目的是要求人们通过修心育德达到至善的境界。

(三)品德考评法

在中国古代具有丰富的心理考评方法。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主线．进行品德考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色。例如，孔子评价“孝道”的基本标准是：“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尽管这一标准在当代看来。显得有些片面、可是如果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道德标准来看。依然是一种具有实践价值的考评方法。概括的说．中国传统品德考评的方法主要有谈话法、观察法和自我评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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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论语；教育思想；中学语文

中图分类号：G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21-0211-02

两千多年来，《论语》一直在封建社会的治国安邦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素有“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说法。其中所涉及教育的主张、思想和理念等是孔子经过多年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总结。本文就《论语》一书中所所体现出的教育主张、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及其对语文教学的作用作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教育主张

孔子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提倡不分长幼，不论贵贱，不分种族，人人享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对受教育者不规定年龄，他认为学无止境，年长者也可以学习，教育可以是一种终身教育。

这一教育主张是以培养“德才兼备”的仁人君子为教育目标的，目的是通过他们去传播“仁爱”思想。作为最早的老师，孔子为之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同时他还对仁人君子的“德”与“才”提出了“智、仁、勇、艺、礼、乐”等六个方面的标准要求，这就把教育主张具体化了。时至今日，当我们再回望孔老夫子的这些教育主张时，仍然不得不感慨这些观点的先进性与科学性。

二、德才兼备、学行并重的教育内容

孔子的教育思想还体现在教育内容的完备性和科学性方面。概而言之就是德才兼备、学行并重，使道德修养、书本知识、社会实践紧密结合。

（一）道德教育

孔子把德育放在教育首位。其道德教育的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道德信念、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的培养。《论语》中有许多章节论述了人格修养和品德的重要性，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在他的教导下，弟子曾参提倡道德自省：“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弟子颜回、曾参、闵子骞等都成为道德的楷模。

（二）知识教育

孔子以“四教”作为教育内容的总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确定了“礼、乐、射、御、书、数”六门课程，简称“六艺”。六门课程各有明确的内容，完成不同的培养目的：分别完成道德的修养、知识的传承、体能的训练三大任务，是完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以仁人君子的德才标准为依据的，对学生做人提出明确的要求，如“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三）实践教育

孔子把教学过程分为4个阶段：学、思、习、行。“习”与“行”就是实践过程，提倡学以致用、学行统一。实践是最好的老师，它使所学的知识技能得以巩固，体现出知识的实用价值。他教导弟子学《诗》关键要会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在培养射、驭等技能方面，孔子更主张亲自动手去实践练习。后来儒家学派把孔子学行统一的主张引申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统观这三大类教学内容，和现今中学教育所要完成的教学内容大体也还是一致的。当然，不可否认的是，现今教育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不论是从师资条件还是学校硬件设备和信息传播等而言都是如此。可是，在道德教育中我们却不得不多加反思，关于道德教育，老师需要完成的到底有多少，又实现了多少，这应该是每位老师都值得深思的问题。

三、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

孔子善于在教学实践中总结经验，注重探索和研究教学方法，以提高教学效率。他认为教师要善于启发引导，教学要顾及学生的个性差异和心理差异，抓住时机有的放矢，教学要联系实际操作演练。这样，才能提高教学的有效性。

（一）因材施教

孔子说：“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因材施教”，就体现在此中。在《论语》里，记录了弟子们问仁、问政、问学、问孝的内容，孔子都有针对性地做出不同回答。据《先进篇》记载，子路和冉有都问孔子“闻斯行诸”的问题，而孔子对冉有说“闻斯行之”，对子路却说“有父兄在，如之何闻斯行之?”为何一问两答呢?教法因人而异之故。孔子说：“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因材施教以对学生的深刻了解为基础，孔子熟悉教育对象，对弟子的品评都很中肯，故能对症下药，取得预期的良好效果。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对我国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也已经成为了教育方法的一个基本立足点。

（二）教学相长

孔子提出了“当仁，不让于师”的论调，认为只有师生之间互相启发，才能各有长进。《论语》里记载的多是孔子师生问答，再现了师生互动、教学相长的课堂授课情景，如《学而篇》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子贡认为“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已经很不错了，孔子进而提出“贫而乐，富而好礼”的标准，表示学问道德都要提高一步看。子贡受到启发，认为在德行学识上应该精益求精。孔子表扬子贡的“告诸往而知来者”。孔子不失时机地赞扬弟子的聪明才智或进步，鼓励学生大胆质疑。如何在实际教学中做到教学相长，无疑是语文教学中必须要着力解决的首要问题，孔子的这一教学方法对现今课堂教学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三）情感教育

孔子的教育方法几乎处处闪烁着情感教育的光芒：师生间的情感互动、教育内容的情感渗透、教育过程中的情感渲染。如《先进篇》“侍坐”章记载了孔子和弟子的一次谈话式教学。孔子教态谦和、民主、诚恳、友爱，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在优美的音乐中，在老师的启发下，学生畅所欲言各述其志，毫不拘束，教学气氛轻松和谐。无意于用世的曾皙很犹豫，孔子鼓励说：“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于是曾皙说想在太平治世潇洒为民，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孔子善于顺应学生的性情，沟通师生情感，极有利于激起学生的参与兴趣，师生关系融洽。情感教育的结果使得弟子们对孔子感情深厚，孔子逝世后，弟子“哭各尽哀”，“皆服孝三年”，而“子贡庐于冢上凡六年。”

当然，关于孔子的教育思想还可以有更多更深刻的探讨，以上只是罗列出其中几点进行相关的阐释。中学语文课堂要实现良性的发展，当务之急是要提高有效教学，探求出教与学的有效互动与平衡。孔子教育方法中的诸多观点，如因材施教、教学相长、不愤不启、以身作则等等，都可以被教师采纳进现行的教学模式中，实现真正良性的教学相长。

参考文献：

[1]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156.

篇5

《论语》 孝 感恩教育 道德教育

德育领域非常重视感恩教育活动及其研究。大多学者将感恩教育归入学校道德教育，从感恩教育的价值、内容、实施策略等方面进行了阐述。但笔者从几年的任教工作及多次的学校实习中感受到，目前学校感恩教育方式仍有不当之处。其实，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孔子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留下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与思想资源，值得我们今天学习继承。当然，在孔子时代，还没有“感恩”一词。那时与“感恩”近义的词是“孝”，但是“孝”的内涵其实比“感恩”更加丰富。据统计，《论语》中出现“孝”字近20次；虽未出现“孝”，但与“孝”有关的论述达10多处。可见，感恩教育是孔子教育思想中最为核心的部分之一。下面主要依据《论语》中孔子与其学生有关“孝”教育的论述，来探讨其感恩教育思想。

一、“孝”是孔子道德教育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

在孔子的德育思想中，“孝”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论语・学而篇》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孔子提出了五项道德行为规范，他把德行修养放在文化知识修养之前，教育弟子先“孝弟，谨信，爱众，亲仁”，以此为本，以余力学文。孔子视“孝弟”为“修德”之重要方面。

《论语》中关于“孝”主要是通过孔子对他人问“孝”的回答来表达的。孔子在不同地方、不同时间，针对不同的人问“孝”有着不同的回答。如孟懿子问孔子何者为“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二、孔子孝教育思想的主要内涵及外延

1.子女不能以自我为中心，要体谅、理解和关心父母即谓之“孝”

孟武伯问孝时，孔子说：“父母为其疾之忧。”这一句话有三种解释。第一种，认为孝子为父母的疾病而忧虑。第二种，认为孝子不应生病，孝子生病会引起父母的忧虑。第三种，认为孝子不为非作歹，唯有疾病使父母忧虑苦恼。笔者倾向于把这句话理解为，子女要做到让父母不为自己的疾病担忧，做自己该做的事，不要让父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整日担惊受怕，这样就做到了“孝”。古人有诗云：“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子女是父母身上掉下的肉，发生在子女身上的每一件事都牵动着父母的心，做子女的孝敬父母，要深深体会这种心思。一方面，要努力做到爱惜自身的身体，不因健康为父母添忧。正如《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健康快乐是给父母最好的礼物，也是孝道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要遵行为人之道，做合法、合礼、合情、合理的事。普天之下，唯有父母对子女全身心地关怀，而不图回报。唯恐其饥，唯恐其疾，唯恐其困，殷殷牵挂，不能释怀。反观子女，对父母的孝行，则难能如此。故“孝”就是体悟父母之心，以父母之心为心，以父母之忧为忧，萦系挂念。

2.孝的本质在于对父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爱

孔子认为，对父母亲不能只是在礼节或者一般社会规范或者风俗习惯的约束下的敬，而是出自内心的一种爱。子夏问孝时，孔子曰：“色难”。所谓“色难”，是指承欢膝下最难。孔子认为，孝不仅仅是让父母休息和吃喝就够了，孝的关键是子女要时时刻刻讨父母欢喜，在父母面前和谐可亲，笑脸相迎，喜悦相从，婉容相待，这是一种真实情感的流露，是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爱，有了这种情感，内心诚恳，才能对父母心平气和，和颜悦色，才能使父母得到满意的精神享受。“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礼记・祭义》从父母的角度：父母需要人格上的尊敬，感情上的慰藉。从自身的角度：孝敬父母，乃是出于一种自然的亲情，是我们自身的心理需要，是我们自身情感的自然表现，而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看看我们当今的社会，把年老力衰又无退休金的父母，看做自己小家庭生活的负担、累赘，除了每月只给父母最低基本生活费之外，谈的上爱的又有多少呢？有人拿条件不同来为自己的不孝表现――对父母粗暴无礼开脱，辩护，但是难道爱之情和表现这情也受客观条件的限制吗？也有人认为自己辛辛苦苦挣钱，寄给父母很多钱，他们就快乐了，自己就尽孝了。孝不是四海为家打拼积累财富，更不是向银行里为父母存上大把的钱，它需要的是用谦恭温和的态度对待父母，发自内心地去爱父母。对年迈唠叨的父母动辄呵斥反驳，甚至连饭都不愿给父母吃，他们的爱在哪呢？

3.孝不仅仅是奉养父母，更重要的是严肃的孝顺、尊敬父母

在子游问“孝”时孔子曾说：“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其意思是说，现在的人说孝敬，认为只要能供饮食之物，使父母能活命在人世，就算是尽了孝道，也正像家中养狗养猫养马，使成为你们的守门捕鼠代劳或观赏的宠物，你对它们都有养食有爱惜，但毫无尊敬的心理，那生身的父母与猫狗有何区别！这是孔子对一种错误的观念的批判，即“孝”为对父母的物质赡养。孔子认为，对父母的物质赡养最多只能算是“孝”的低层次内容和最起码的要求，供养父母而没有尊敬之心，算不得是真正的“孝”。孔子强调的是对父母的“敬”，即儿女对于父母在感情上的真情投入，真实的尊敬爱戴之心正是“孝”不同于“犬马之养”的地方。可见，孔子把“敬”看得比养更为重要。但重敬不是轻养，而是说光有养而没有敬，还达不到孝的最高境界。对此，曾子有正确的理解：“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孝敬父母是人类社会应该普遍怀有的一种感情。我国古代最早的孝亲诗歌亦有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蓄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入腹我，昊天罔极。”

4.尽孝最起码要做到不让父母孤独

孔子期望子女能够尽量膝下承欢，床前尽孝，把孝行落实在日常的听命侍奉上，关心父母的衣食冷暖，关注父母的健康状况。《论语・里仁》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然而当今社会，为了求学，为了生活，我们无法不远游，我们四处奔波，远离家乡，远离父母，也因为生活的种种压力而忽视了他们。而他们对我们的牵挂与关怀却从未丝毫减少。儿女不在的丰盛酒宴，比不上儿女相伴的粗茶淡饭；儿女不在的舒适别墅，比不上儿女相伴的简陋房舍。作为子女常回家看看，多抽点时间陪陪父母，多给点关怀，哪怕是一个电话，一个简单的问候，可以消除老年人心情抑郁、惆怅孤寞、心理失落、自悲自怜等情绪，使“空巢”不常空，这也是子女应尽的精神赡养义务。

三、《论语》中感恩教育对当代之道德教育的若干启示

由于受到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孔子的“孝”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它的历史局限性。例如，为了不违背“孝”，孔子倡导“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思想，等等。但是《论语》的孝思想，亦即现代意义下孔子的感恩教育思想也包含着许多光辉的地方，对当代道德教育具有多方面的启示。

第一，教育者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孔子家语》讲到：“上敬老则下益孝，上尊齿则下益悌，上乐施则下益宽，上亲贤则下择友，上好德则下不隐，上恶贪则下耻争，上廉让则下耻节……凡上者，民之表也。表正，则何物不正。是故人君先立仁于己，然后大夫忠而士信，民敦俗璞。”从基本的孝悌、礼义廉耻到政策法令的遵守，只要居上位的统治者或教育者做到了，必定对他人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

第二，因材施教。学生同样问孝，孔子的回答也不尽相同。如盂懿问孔子怎么才算孝？孔子答：“无违。”盂武伯问怎么才算孝。孔子答：“父母唯其疾之忧。”

第三，学校道德教育要与生活相结合。在现代制度化教育下，学校道德教育与生活基本分离。在孔子那里，情况却不一样。孔子言“《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第四，有教无类。即实施道德教育要公平公正。孔子主张人不论贵贱、贫富、长幼、华夷、智愚，均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在孝教育方面亦是如此。

第五，启发诱导，注重民主，尽快转变教育方式。即使德育过程从教育者单向灌输到与被教育者平等交流转变。当前，在德育方法上，普遍存在着重传递，轻思考，重灌输，轻交流，习惯于“我说你听……”缺乏平等对话和情感沟通。这一点伟大的教育家孔子给我们了很大启示。例如，孟鼓子问孝，孔子只答“无违”。对方就不问，孔子也不继续讲。后来，樊迟替孔子驾车，追间何谓“无违”时，孔子答：“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总之，孔子的孝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内涵，对当代道德教育尤其是感恩教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启示意义，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何芳.感恩教育：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J].中国教育学刊，2005，（07）：32-36.

[2]张正江.论德育学的范式[J].教育导刊，2010，（09）：10-13.

[3]张正江.论道德教育的多重内涵[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30(9)：25-29.

[4]周凯.儒家感恩思想对大学生感恩教育的借鉴价值[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9，10(中)：4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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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先秦儒家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 启示

先秦儒家思想为我国传统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体系奠定重要基础。儒家思想中提出的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及实现这个目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对当前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中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研究和发展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 先秦儒家学派主张培养的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君子”与“圣人”

思想政治教育目标是指教育主体根据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的要求，结合现实条件，使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在一定时期内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①它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动力和方向保证，决定着某一个阶级在教育目标上培养什么人的重大问题，反映着该阶级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阶级性和政治性。先秦儒家学派的思想家们始终把培养和塑造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理想人格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所谓理想人格，是指能表现一定学说、团体以至社会系统的社会政治伦理观念的理想的、具有一致性和连续性的典范的行为倾向和模式。从理论上讲，它可以为每个社会成员所有。②在先秦儒家思想中，这个理想人格是一个分层目标的体系，如圣人、贤人、善人、士人、君子等等。由于人的发展不仅受自然和社会的客观条件影响，还深受思想品德、行为习惯等主观条件的制约，使思想道德教育的效果不同。因此，不可能期望全体社会成员达到同一目标。先秦儒家思想家们提出将人先培养成“君子”再到“圣人”的不同层次的目标。

“君子”人格是理想人格中让普通人在受教育后最易达到的人格。“圣人” 是知行完备、至善之人，能将“仁”的精神弘扬极致的理想人格，是先秦儒家学派追求的最终思想道德教育目标。孔子认为，圣人是极为崇高的，是至高至大至神的理想人格，这种境界的人格连尧舜也难以做到。而“君子”在品德表现为“仁”，行为表现为“孝”，方法上表现为“忠恕”；孟子认为圣人是“出乎其类”、“拔乎其萃”，③又是百师代表，民众的学习榜样，更善于最完美的发挥人伦价值。而君子首先表现为重气节，其次是“明人伦”，还应该具备“舍生取义”的献身精神。荀子认为“圣人”是全知全能的超人，诚是“君子”必须恪守的德行，是处理政事的根本。

2 先秦儒家学派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实践方式

为统治阶级培养出本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君子”、“圣人”的重要实践方式就是科学的教育理念与有效的教学方法，将“仁、义、礼、智、信、忠、孝、节”等思想道德教育内容进行传授。

2.1 培养“君子”的教育理念

孔子率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这种理念不仅打破了奴隶主和贵族对教育的垄断，把学校由“官府”移到“民间”，更重要的是将教育对象从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扩大了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为培养“君子”提供了广泛的人才资源。

“修身为本、德育至上”是儒家治国和治学的核心精神并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中，成为是儒家思想教育的灵魂。孔子认为，智、仁、勇，是君子应具备的三种贤德，只有那些在德性修养方面抵达仁、智、勇三重境界， 真正做到德行高尚、恪守道义、坚守操行的人才堪称君子。《大学》开宗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④提出君子要注重自身德行与素养的修为，以发扬光明美好的道德感化众民。

2.2 培养“君子”的教育方法

先秦儒家学派在长期的思想道德教育实践中， 形成了以人为本、主体自觉、道德实践为特点的思想道德教育方法，为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发展提供重要借鉴。

（1）因材施教方法。因材施教是由孔子最先提出的教育方法，即根据教育对象的性格、能力、兴趣、志向等特性以及不同教育对象的个性差异和特征的异同，采取不同的施教方法。在思想道德教育实践过程中，不可能采用同一施教方法将所有的教育对象，都培养成为“君子”和“圣人”。这就意味着施教者需要针对不同教育对象的不同思想特点，采用不同的施教方法，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2）启发诱导方法。孔子是我国首创启发式教育的伟大教育家。“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⑤即要在教育实践活动中诱导教育对象主动思考，只有当教育对象在经过深入思考和努力探求却未达到目的时，再进行启发和引导。施教过程中，务必达到教育对象能够举一反三，触类旁通。这种启发式的教育方法，强调教育要以教育对象为主体，发挥他们的能动性、创造性，主动追求自身“君子”道德品行的修养。

（3）自身内省方法。“内省”指人在形成良好品德的过程中，通过自身内省的方式，对自己的道德认识、道德动机和道德行为进行反省，不断纠正错误的道德观念，时刻以社会道德规范严格约束自身言行，实现自我教育的目标。教育者的道德说教是外因，受教育者的内省是内因，外因通过内因发挥作用，没有受教育者的内省，思想政治教育就难以实现良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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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孔子 德育 教育心理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为我国教育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孔子及其弟子、后人总结的文献资料中，不难发现孔子在育人过程中形成了早期的教育心理学思想，在此，笔者着重探讨孔子在德育中的心理学思想和对后世教育的影响。

1 德育的心理过程

1.1 道德认知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首先要形成他们的道德认知，形成道德认知的过程，就是对学生晓之以理的过程。从孔子的言论来看，形成道德认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掌握道德概念，二是自我评价能力。

掌握道德概念是形成道德认知最根本的过程，不仅要明确地提出概念，还必须了解道德概念的涵义。孔子把“仁”作为核心概念，他所理解的“仁”内涵极为广泛，包容了道德品质一切主要方面，其中以“爱人”和“克己复礼”这两点最为重要。

孔子善于评价学生，这对促进学生道德认知形成有很重要的意义。孔子评价学生注重方法，他或者面对面地评价，或者在别人面前评价自己的学生，或者引导学生自我评价。学生在自我评价的时候，他会即时的给予肯定或者否定，这样就促进了学生道德认知的发展。

1.2 道德情感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需要发展他们的道德情感，发展道德情感的过程，就是对学生动之以情的过程。孔子教育学生一方面要懂得“爱人”和“克己复礼”的道理，另一方面要拥有“爱人”和“克己复礼”的情怀，富有爱心和同情心的同时，还能克制自己不理智的情感。孔子曾指出具有何种感情的人，才是仁德之人，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恶人。”(《论语·里仁》)

孔子主张通过《诗》和“乐”来激发学生的道德情感。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一书思想纯正，情感充沛，能激发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子罕》)道德情感的培养从浅显易懂且振奋人心的《诗》开始，而后以音乐来荡除邪念，陶冶情操。孔子认为“乐”完善人的道德修养，他对《韶》《武》这两首乐曲的评价颇高，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因而，他认为音乐对塑造人的道德情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甚至认为没有仁德的人也不懂欣赏音乐，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1.3 道德意志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除了道德认知的形成和道德情感的激发，还需要在积极道德情感的驱动下，以顽强的道德意志使道德认知持之以恒。孔子论述了锻炼坚强意志在道德品质形成中的作用。

孔子很重视立志，他多次强调志在形成仁德和学习中的作用。子曰:“苟志于仁矣，无恶也。”(《论语·里仁》)是说一个人立志实行仁德，就不会做坏事了。孔子还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其次，孔子重视道德信念对人的激励。他认为一个人有了坚强的道德信念，就能坚持不懈地追求，完善自身德行。正如孔子所言:“当仁不让于师。”(《论语·卫灵公》)最后，孔子认为要完成德行，必须持之以恒。因此勉励学生凡事必须坚持到底，不可半途而废，还告诫学生完成德行更是需要坚不可摧的毅力，以此克服重重困难，坚持到底。子曰:“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

1.4 道德实践

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道德认知和道德情感付诸道德实践。孔子重视道德行为的训练和道德习惯的培养，他主张言行一致，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他教导子贡，君子应该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孔子在德育过程中教育学生正确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孔子认为人不可能不犯错，但是不改正才是真正的过错，因此，要求学生勇于改过，学生谨遵其教诲，并深有体会。如，子贡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论语·子张》)再有，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文。” (《论语·子张》)孔子要求他的学生在道德实践中要以好人好事为榜样，效法他们的道德行为，同时以坏人坏事为镜子，对照自己的行为。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此言正是孔子为人处事的写照。

在孔子的仁政教育中，有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即道德发展的知、情、意、行，虽然他没有作系统论述，但是孔子的言论已经体现出一个基本的系统结构，与现代教育心理学道德形成的过程基本一致，对后世道德教育影响深远。

2 德育的心理学方法

孔子对其弟子的教育，以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等闻名于世，在此探讨孔子道德教育过程中心理学方法。

2.1 因材施教，尊重个体差异

孔子长期与学生朝夕相处，运用观察与谈话的方法探析学生心理活动，发现每个学生的特点，根据实际基础进行教育，在我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主张并实行“因材施教”。他的学生子夏对因材施教就深有体会，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有可诬?有始

2.2 以身作则，示范作用

孔子认为只有以身作则，为人表率，才能教好学生，而以身作则无须过多言语，重要的是以教师的自身行为，给学生提供榜样，也即示范作用。孔子与子贡关于示范作用有这样一段对话，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孔子以自然界生息作比，启示子贡从行为中学习。

2.3 表扬批评，及时强化

孔子很善于运用表扬和批评的方法去教育学生，正如他运用因材施教一样，他以学生不同的心理特点为依据，给予及时、适当的强化，以促进学生发扬优点改正缺点。孔子对学生以表扬为主，他对颜渊的表扬可以说是不绝于口:“有颜渊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孔子对学生的批评也是恰如其分，既阻止学生的骄傲，又不伤及学生的积极性和自尊心，孔子曾对子路说:“道不行，乘桴浮于大海。从我者，其由也!”子路因此而高兴骄傲，孔子发现后又说:“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 (《论语·公冶长》)

参考文献

[1] 李杰主编.论语·孟子[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3.

[2] 燕国材.先秦心理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8-58.

[3] 罗佐才.孔子教育思想体系研究[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100-153.

[4] 燕国材.论孔子的心理学思想[J].南通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19(2):117-123.

篇8

【关键词】孔子仁智；统一思想；道德教育

一、引言

想要吸取孔子仁智统一思想的精华，还的从他的仁学思想说起。“仁”是孔子思想中最核心的问题，也是其全部哲学的基础。《论语》是研究孔子哲学思想的主要材料，其中有50余章谈到了仁，并且好多语义和思想都同“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近人在研究孔子思想过程中，对“仁”的内涵与外延有着不同的理解，许多学者见仁见智地提出或感性或理性或深刻或系统的阐述。归纳之，不外乎有以下两种内容，一是关于社会伦理关系的实践方面，一是关于道德品质的修养方面。

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是孔子指导思想的核心，仁中有智，智中有仁，仁为本，智为知，回答了什么是仁和怎样为仁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体现了人道原则和理性原则的统一，体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求。自古以来，它激励着多少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死存亡而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诗篇；召唤着亿万中华儿女为精心打造和铸就民族之魂而前仆后继，奏响了一曲又一曲寓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于一体的道德乐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崇尚科学知识，不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增添新力量而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

二、结合孔子的仁智统一思想，针对当前未成年人思想道德的现状，笔者提出如下看法

1.加强道德品质教育，积极引导未成年人不断的成长为21世纪的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

孔子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从政治国的人才，而从政治国需要各种本领。他认为学习的次序、本末都要顾及到“道”。“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述而》他认为一个人的目标在于实现“天下有道”的“道”。本质在于“德”，即德治是治国的基础，而要作到德治，具体要体现到“仁政”上，因为“仁”包括一切修身的内容，但“仁”又不是一句空话，最终还是要落到“六艺”之中。

孔子培养人的目标是君子、成人。朱熹说，成人者完人也。孔子认为做一个“成人”，智、仁、勇这三德缺一不可。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认为，智、仁、勇是人才幼苗必须具备的教养。智是文化知识和学以致用的能力；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仁是伦理道德，解决人生问题。勇是强健的体魄和勇敢的思想行为。由此可知，孔子注重三育并举。他所倡导的“勇”，不仅在体格上进行锻炼，而且还在人格意志上激励学生做捍卫道义的勇士。“勇者不惧。”《宪问》“见义不为，无勇也。”《为政》揭示了“勇”是一种卫道的优良品德，包含着见义勇为的思想和勉励行道的精神；刚强坚毅的意志力；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勇挑重担、见危授命的品行；为正义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品质等。这些优良的道德品行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一直在追求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合格人才的目标，也正是孔子重视独立人格培养的具体体现，开了我国教育培养埋头苦干，拼命硬干，为民请命，见义勇为的“中国脊梁”使我国成为一个富有独立人格教养的国家，人民成为胸怀国家和民族利益之人的信念，道德品质，文化知识关系着祖国的前途命\，因而切实加强他们的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有用人才是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当务之急。

2.陶冶高雅情趣，努力培养未成年人不断完善和健全心理品德结构

孔子不主张把学生聚纠囿苑之中读死书，死读书，而在讲学之余亲自带领学生郊游、登山，在登山和郊游中领略大自然的乐趣和征服者的快乐，从而陶冶学生的高雅情趣。至于比赛，他说：“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八佾》说的是，品德高尚的人，对其它事情是没有必要去争的，但对于射箭必须要争，而且还要争出个高低你我来。参加比赛要注意道德修养，上场比赛前应相互揖让，比赛终了之后还应相互敬酒，胜者揖让，不胜者升之，出言恭逊友好。这样的竞赛才算得上正当竞争，“君子”之争。这种对待比赛和竞争的思想出现在两千多年之前的教育中，其积极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这种“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德育思想在对抗性竞争中个人与个人之间，集体与集体之间，个人和集体发生着情绪和行动上的激烈交锋，不时会出现对参加者和观看者思想品德的严峻考验，无疑对那些在竞争中骄傲自大、斤斤计较、弄虚作假违反规则，动辄恶语伤人，寻衅闹事者起到了教化作用。

人都是有情绪的，情绪既可以改变人的行为的活动方式，又可以改变人的脏腑机能状态，从而导致心理或生理方面的变化。孔子很早的注意到了养生之道必须重视道德教养，贵在情志调摄。他在《中庸》中指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大德必得其寿。”一般说来，情操高尚的人心胸豁达开朗，富于开拓创造性，具有积极的责任性和高涨的热情。这些人的情绪可以强化思维能力，提高工作效率，保持肌体健康从而以良好的道德情操对峙人生和社会。在教育教学中，孔子力求培养学生具有“乐而不，衰而不伤”《八佾》的情感，引导学生掌握“礼之用，和为贵”《学而》的原则，以“中和”的态度为人处事，以达到息养身心的目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日臻完善，在德育实践过程中我们更应该注重对未成年的心理和生理教育，注重培养他们的公平竞争意识，效率优先意识，身心健康意识，不断健全他们的心理品质和高尚的个性品质。

3.充分发挥示范引导作用，使未成年人不断地养成社会所需要的品德行为习惯

孔子坚持学行结合，说到做到，不发空论，不许空愿，力求言行一致，表里如一。他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里仁》“听其言观其行。”《公治长》可见，孔子在对弟子教育时，他自己能够做到身体力行，同时也说明了实践是检验认识的标准。孔子很早地发现了教师的人品、智慧、个性品质、世界观等都会给学生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学生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其现实意义不言而喻。他还说：“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则强调教师的榜样示范是学生最直接的表率，是引导和规范学生成才不可缺少的手段。真可谓，德高为师，身正称范。古人尚能如此，作为新世纪的教育工作者，我们十分有理由在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中充分发挥榜样示范作用，积极引导他们在学习实践，生产劳动，社会公益事业，文化科技体育等活动和交往中，深化认识，经历情感体验，磨练意志，增强毅力，养成社会所需的品德行为习惯。

参考文献：

[1]李明会.浅谈初中思想品德教学中创新能力的培养[J].学周刊，2012（20）：42.

[2]陈延坤.浅谈初中思想品德课对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J].人间，2015，194（35）：239.

[3]练毅.浅谈初中思想品德的创新教学[J].新课程・中学，2014（1）：22.

篇9

【关键词】立志与持志；主动修养；以身作则

儒家的驾驭思想，总是要求从“学”开始，道德教育也不例外，道德教育过程也是“学-思-行”。首先，在学习过程中，通过教学就可以培养许多优良的品质，例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求实态度等，都带有道德教育的性质。其次，儒家的学习内容主要是人伦道德，所以关于教学的原则与方法，大部分都可以运用到道德教育上来。

一、立志与持志

立志与持志是儒家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原则，也就是说，要立志去信仰某种理想和保持这种理想。孔子说：“夫不可夺志也。”；孟轲说：“持其志，毋暴其气。”孔子主张“士志于道”，这个“道”指的是“仁”，所以又主张“苟志于仁矣，无恶也。”他认为一个君子要“谋道”“忧道”不在乎“谋食”和“忧贫”，学的目的就在于“致其道”，并且时常不忘“道”，要像颜回那样，居陋巷也不改其道的精神，甚至要“蹈仁而死”“杀身成仁”。孟轲把“义”和“仁”并列，留名“仁义”。他把“志”与“气”结合起来，他说：“志，气之帅也；持其志，毋暴其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配以与道。”这种浩然之气，可以做到“舍生取义”。孟轲这种“养气”的学说，似乎很难理解，人们问他什么是“气”，他也难以回答清楚，我们从前也总是视其为一种主观唯心论而抛弃它。现在看来，对于“养气”，还应该做科学的研究。孟轲还提出了意志锻炼的学说。他认为，对于青少年，应该让他们“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二、培养道德情感

儒家很重视道德情感的培养，他们培养学生“好德”“乐道”“疾恶如仇”的感情。儒家之所以重视音乐教育，其理由正在于此。《乐记》认为“乐者德之华也”，音乐是人们真情的流露，如“唯乐不可以为伪。”他们又认为，礼乐可以起到节制情感的作用。儒家认为，乐教能让人们的感情达到温和、潜移默化、移风易俗的效果。古代所说的音乐，包括音乐、诗歌、舞蹈等，实际上是美育教育。先生就曾提出，要以美育来辅助道德教育，可见美育在道德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实质上是符合道德教育必须培养道德情感的规律。

三、主动修养

儒家很重视道德修养，其中包括自得、自省、自克、知耻、求放心、反求诸己、改过迁善等，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修养要长期坚持，孔子认为“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孟子承认自己到了40岁才“不动心”。

四、“预”和“积”

《学记》说：“禁于未发之谓豫。”这就是说，教师对学生事先要有所了解，要求教师有预见性，防止可能发生的事情。“豫”的工作还包括“防微杜渐”。儒家认为，“履霜坚冰至”“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所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德小而不为”，大德是从小德积累起来的，大恶是从小恶积累起来的，这些道理是儒家反复提醒。如《易经》要求“日新其德”“多识前言经行，以蓄其德。”

五、中庸之道

“中庸”在儒家看来是一种难以达到的“至善”。对“中庸”的解释，以“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为普遍。《易经》说过“尚于中行”，并屡次讲到“刚中”“中直”。《尚书》也有“允执厥本”。这里所谓“中行”或“执中”不一定就是“折衷”之言,而有“不偏”“准则”之意。儒家有“折衷于夫子”之言。就是说，以夫子的话为真理，有“恰当”之义。后来儒家也屡讲“中道”，王通著《中说》就主张行“中道”，认为“游仲尼之门，未有不治中者也。”又说“千变万化，吾常守中焉。”具体来说，他的中道就是“不违礼”。可见“中”有“标准”之意。所以“持中”就是王通的教育原则。理学家把“理”“欲”对立起来，要求“灭天理，灭人欲”，而早期启蒙思想家则主张“理欲结合”解决了“理欲问题”的“中”。动与静是对立的，儒家却主张“动静循环”“动静无端”“动静环动”“专言静，未有能静者也”，如刚柔相济、宽猛相济，以及祸福的转化、强弱的转换等，都是他们经常谈到的。所以中庸之道，确实是存有对立说的辩证法因素，在道德教育方面可以当作一个原则来看待。

作者:杨华杰 单位: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镇江分院

参考文献：

[1]祖嘉合.儒家道德教育方法对现代道德教育的启示[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12).

篇10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公民道德建设；综述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释等文化精华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国”以及释家的“大慈大悲”对人性的关怀，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至诚的精神与信念。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头活水。

近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待进一步深入。

很多学者都认同以下观点，即“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著书立说，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内容丰富，东南大学的樊和平教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认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归纳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人际和谐、追求崇高、以德治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主张大力继承和发扬。[2]

很多学者都主张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3]

传统道德教育以人性论为逻辑出发点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对道德教育规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一脉相承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4]的思想，在于强调道德教育对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讲人性本恶，但强调“善者伪也”，认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实质上在对待人性与人的善良品德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关于如何对个体人进行人格培养问题，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份。有学者认为：对“善”的追求是中国传统道德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归宿的最终确认，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不断寻求道德理性成熟的过程。现代公民人格的培养同样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要结合个体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这就要关注公民的多种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性特征。提出应该从教育规律、认识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道德需求，促进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道德需要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层次。[5]

学者们还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及个人自我修养对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丝有染，人亦有染。说明道德教育的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本性，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国家的命运。[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环境是构成公民道德建设过程的要素之一。

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法家思想，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着指导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不会主动弃恶从善，所以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7]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的《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卫建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都提出，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行为自律意识还不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交往范围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现状，提出在进行慎独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对公民的道德进行养成和训练，以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8] [9]

道德教育是对人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培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视为快乐之事时，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应当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过情感体验来形成相应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产生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自觉主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统一”，认为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起着理性指导的作用，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体现和实践，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实施养成教育。这对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发挥自主性、独立性，人格素质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实现现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对学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学校里进行的公民教育，主张用普世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因为学校有着社会上所缺乏的教学资源优势、时间优势，学校里不但可以开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还可以依靠多种学科和活动，发挥其间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学生正处于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时候如果能把优秀的为人处事规范和原则传授给他们，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学者对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是中国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选择上出现困惑、社会道德心理失衡。[10]

关于把传统德育运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学者提出了德育目标问题，认为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 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太高，缺乏对不同层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1]王颖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历史性复兴的现实反思》中强调培育公民应该以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避免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观念对公民民主自由的影响。[12]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台中师院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是学者针对传统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让孩子从小养成温良恭让，品行端正的习惯。

总的说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教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至今为止，对公民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从实践上讲，公民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也很不够。特别是有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多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发扬与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两者相结合，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缺少有力的研究。这种情况既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3] 吴潜涛.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思想道德传统[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3）.

[4] 论语·为政

[5][6] 李莹.“德教为先修身为本”思想对公民道德人格培养的启示[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7] 邹顺康.道德：是在压抑人性，还是在提升人性[J]. 道德与文明， 2005，（6）.

[8] 王淑芹.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J].道德与文明，2008，（1）.

[9] 卫建国.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J].道德与文明，2002，（6）.

[10] 王东.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1）.

篇11

论文摘要：在全球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提倡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增强我国公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提高他们对传统文化的鉴赏能力和文化素质，是当前的一项迫切任务。学界对其进行了广泛探讨，取得了一定成果。本文拟对我国的传统文化资源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提高公民的道德水平的方式方法、传承文化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可能的应对策略等作一简要梳理，以促进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

中国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集儒、道、墨、法、释等文化精华为一体，蕴含着丰富的宝藏。从儒家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治国之道到道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之道，从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人与人的相处之道到法家“以法治国”以及释家的“大慈大悲”对人性的关怀，无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体现着中华民族的至诚的精神与信念。这种文化在历史上曾推动中国社会的繁荣发展，对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也有过重大的影响。这些优秀的文化历经几千年的风风雨雨，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文化传统，至今仍影响着我们的生产和生活，是我们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有源头活水。

近年来，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成果也蔚为壮观，然而关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资源与公民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传统文化对公民道德教育的作用、公民道德教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的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分析研究都不多，而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研究，也只是泛泛而谈，有待进一步深入。

很多学者都认同以下观点，即“伦理道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伦理道德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命秩序的深层设计，是公民道德教育中不可或缺的文化元素。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都著书立说，呼吁重新审视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传统伦理道德文化内容丰富，东南大学的樊和平教授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归纳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和勇毅力行等十大美德，认为它是形成崇高的民族精神，建立具有丰富内涵的民族道德人格的重要保证。中国人民大学的吴潜涛教授把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归纳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爱好和平、自强不息、人际和谐、追求崇高、以德治国、艰苦奋斗等传统，主张大力继承和发扬。[2]

很多学者都主张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民族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同时存在的新形势下，坚持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入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传统，对于我们加强社会主义公民道德建设、增强民族凝聚力和竞争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3]

传统道德教育以人性论为逻辑出发点和教育前提，是古代先哲对道德教育规律的探索，富有深刻的道德理性内涵，从发展的角度看，这正是传统道德教育与公民道德教育一脉相承的原因与关键所在。

比如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恪”[4]的思想，在于强调道德教育对理想人格形成的重要作用。另外孔子讲性相近，习相远；孟子讲人性本善、人皆可以为尧舜；荀子虽讲人性本恶，但强调“善者伪也”，认为人的善行和善良品德是可以后天习得的。从表面上看，孔子、孟子、荀子对人性的看法存在着差异，但实质上在对待人性与人的善良品德关系问题上殊途同归，都十分强调道德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人性是可以教化、可以塑造的。

关于如何对个体人进行人格培养问题，也能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养份。有学者认为：对“善”的追求是中国传统道德对个体生命价值和归宿的最终确认，也是作为个体的人不断寻求道德理性成熟的过程。现代公民人格的培养同样不能脱离人性的基础，要结合个体的道德需要，使人格教育出于自然而又归于自然。这就要关注公民的多种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尊重他们的个人利益和个性特征。提出应该从教育规律、认识规律、身心发展规律出发，通过交流沟通，了解他们的道德需求，促进知、情、意、行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体道德需要的有机结合，并在此基础上逐步提高教育要求的层次。[5]

学者们还从良好的社会环境对公民道德建设的作用以及个人自我修养对造就公民高尚人格的作用进行了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见染丝者而叹：“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非独丝有染，人亦有染。说明道德教育的环境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公民的道德素质和本性，也关系到整个社会的风貌和国家的命运。[6]公民道德建设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它同其它社会活动一样，都是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价值和功能的实现程度受到环境的制约。因此公民道德建设环境是构成公民道德建设过程的要素之一。

传统文化中“以法治国”法家思想，对我国的公民道德教育也有着指导作用。人性的二重性告诉我们，人是动物，又不是动物。人的自然属性反映的就是所有动物所具有的生物本能，而人的社会属性体现出来的人的“本质”取决于后天的教化，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通过自我认知和环境教化而赋予自己的作为“人”的存在的内在规定性。然而人的动物性决定了人不会主动弃恶从善，所以需要用法律来约束其行为。[7]

首都师范大学的王淑芹教授的《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卫建国在《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都提出，基于我国处于市场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实情以及当下公民道德素质参差不齐、行为自律意识还不强、特别是现代社会人员流动频繁，交往范围广，公共生活领域不断扩大，相互之间的监督变得越来越困难的现状，提出在进行慎独教育的同时，特别需要加强外部管理，要把道德教育和社会管理结合起来，对公民的道德进行养成和训练，以提高道德建设的实效。[8] [9] 　道德教育是对人美好情感的激发和培养。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论语·雍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只有把追求道德完善的视为快乐之事时，才能自觉自愿地去追求自我完善。我们今天的公民道德教育也应当把情感教育作为重要的方式方法，使人通过情感体验来形成相应的道德理想、价值观念，产生对人生终极价值的关怀，自觉主动地把道德认识转化为道德行为。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知行统一”，认为道德认知对道德行为起着理性指导的作用，而道德行为则是道德认知的最终体现和实践，主张通过道德实践活动，实施养成教育。这对我们的公民道德教育同样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应该鼓励受教育者积极参与道德实践活动，随着实践的过程中受教育者发挥自主性、独立性，人格素质就会得到相应的提高，从而实现现代公民人格培育的真正目的。

不少国内专家学者对学校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进行了研究。大多数国家都非常重视在学校里进行的公民教育，主张用普世的、合乎现代社会要求的行为规范教育学生，让学生走出校门之前普遍接受公民道德的培养，成为合格的国家公民。因为学校有着社会上所缺乏的教学资源优势、时间优势，学校里不但可以开展直接的公民教育课程，而且还可以依靠多种学科和活动，发挥其间接教育的作用。另外学生正处于学习成长过程中，最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时候如果能把优秀的为人处事规范和原则传授给他们，一定能取得事半功倍的育人效果。

有学者对我国公民道德水平低下的现状和原因作了简要的分析，认为是中国30年以来的改革开放，对外交往的日益增多，在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对人们产生着深刻的影响，使人们的道德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道德选择上出现困惑、社会道德心理失衡。[10]

关于把传统德育运用到公民教育之中，有学者提出了德育目标问题，认为公民教育必然是主体性教育，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为其基本的教育取向， 而且是区别于“圣人教育”的“平民教育”。对我国公民道德教育目标定位太高，缺乏对不同层次公民的水平、能力分析等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11]王颖在《当代中国公民教育历史性复兴的现实反思》中强调培育公民应该以公民拥有独立的人格为前提，避免传统文化、尤其是其中的封建臣民观念对公民民主自由的影响。[12]

相对大陆而言，台湾对教育与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问题研究比较系统、集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属田培林先生。台中师院王财贵教授发起的“儿童读经运动”也是学者针对传统文化教育所做的贡献，让孩子从小养成温良恭让，品行端正的习惯。

总的说来，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公民教育成为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但至今为止，对公民教育的许多基本问题，理论界并没有达成统一的认识，从实践上讲，公民教育在我国开展得也很不够。特别是有关如何把中国传统文化资源运用到公民道德教育方面的研究不多，相关研究多限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继承，发扬与光大以及公民道德教育的方式方法上，如何把两者相结合，结合过程中可能出现些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等缺少有力的研究。这种情况既同我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同时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所以，从理论和实践方面深化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很有必要。以上研究为进一步研究探索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张岱年. 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3] 吴潜涛.发掘和弘扬中华民族古代优秀思想道德传统[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6，（3）.

[4] 论语·为政

[5][6] 李莹.“德教为先修身为本”思想对公民道德人格培养的启示[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

[7] 邹顺康.道德：是在压抑人性，还是在提升人性[J]. 道德与文明， 2005，（6）.

[8] 王淑芹.论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机制[J].道德与文明，2008，（1）.

[9] 卫建国.公民道德建设要注重实效[J].道德与文明，2002，（6）.

[10] 王东.传统文化与公民道德建设[J]. 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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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在追溯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发展的历程中，我们既可以看到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因素，也可以看到统治者和政策的因素，更可以看到儒家思想自身的包容性、内化性和开放性。尤其是其所涉及的关于职业道德的一些内容和要求，比如要求领导者要带头率先示范、刚正廉洁、诚实守信等，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有很多相似之处，研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中关于职业道德的要求对推进现代职业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一、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主要要求

客观地说，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延续、民族凝聚力的形成、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人与人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等起到了重要作用，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思想道德在教育体系中，有很多内容仍然闪烁着现代光芒，尤其是关于职业道德相关要求。

（一）遵纪守法

儒家历来都强调统治者或管理者应当严格遵纪守法，做好带头示范作用。对此，孔子曾指出“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1\]邓禹是汉武帝建立大汉王朝的重要功臣之一，后被封为高密侯，位高权重。尽管如此，他还是遵循儒家思想道德要求，强调子孙的法纪教育。 “教训子孙，皆遵法度，深戒窦氏，检敕宗族，阖门静居 。”\[2\]616历史对此评价是“修整闺门，教养子孙，皆可以为后世法。” 而其后代也严格遵守其教导，并延续了数代，结果造就了“累世宠贵，凡侯者二十九人，大将军以下十三人，中二千石十四人——东京莫与为比。” \[2\]619

(二)廉洁刚正

东汉儒家代表人物杨震，自幼勤奋好学，成年后又博览群书，被誉为“关西孔子”，先后担任荆州刺史、东莱太守等官职。他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严格遵守儒家道德规范，为官时清正廉明，刚正不阿，大公无私。生活上艰苦朴素，出门从不坐轿子，坚持步行，子孙经常食野菜。他的子孙们深受这种廉洁刚正的作风的影响，都以他的作风为榜样，传习数代。他的很多做法在当时并未被理解，一些同僚曾劝他应该多为子孙购置产业，他却认为：“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2\]619后来，虽然他因上疏批评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诬陷罢官后自杀。但是，他廉洁刚正的作风给子孙们树立了榜样，也给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三)以身作则

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汉代儒家十分强调以身作则、以身示范。如陆贾就十分强调当权者要以身作则，他认为统治者在品德方面的一言一行，对老百姓的德行会产生上行下效、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指出：“夫王者之都，南面之君，百姓之所取法，故其举措动作，不可失法则也。昔者周襄王不能事母后，出居于郑，而下多叛其亲；秦始王骄奢靡丽，好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着，莫不仿之。” \[3\]陆贾认为，当权者坏的作为、不良的行为都会严重影响社会风气。当权者应当严以律己，以身作则，坚持为政以德，以促进社会风气的优化。纪武昌，喻长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塑造的启发十堰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2年第3期 第25卷第3期

(四)言行一致

思想道德教育不能仅停留在单纯的说教层面上，要通过各种具体实践将其展现出来，用道德行为来检验教育的效果。儒家传统道德教育主张“知行合一”，特别强调要躬行实践。他们认为躬行是内在道德品质在具体行为中的体现。通过实践，最终达到“道术兼修、内圣外王”的境界。因此汉代儒家士人非常重视自我修身和自我道德实践，主张在道德实践方面展现个人道德品质的优劣，通过实践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水平。这些对我们如何提供思想道德教育实效性很有启发意义，当前思想道德教育工作面对诸多困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如何让受教育者做到知行统一，言行一致。首先，我们在制定思想道德教育内容时，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实际情况和特殊的要求，因人而异，要使教育具有可行性，尽量避免那些抽象的假、大、空的内容。其次，还要采用科学的思想道德教育考察方式，不能单纯根据其言语或文字描述衡量一个人的思想道德品德高低，而要将言行结合起来，综合考察。

二、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对现代职业道德教育的启示

在《教育必须以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一文中指出：“各级各类教育都要把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受教育者的全面素质，作为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既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文化知识教育，又要重视和不断加强、改进思想道德教育。通过思想道德教育，增强受教育者的思想政治素质和社会责任感，培养敬业爱岗和服务质量意识，养成既讲竞争进取、又讲团结合作的风气。” \[4\]

职业道德，就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它既是对本职人员在职业活动中行为的要求，同时又是职业对社会所负的道德责任与义务。现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职业道德建设，比如诚实守信、爱岗敬业等。

(一)坚持依法治国，主动学法守法

社会主义社会是民主法治的社会，绝不允许有任何违法乱纪践踏民意的行为，一经发现必将严惩。当前有些人认为违法乱纪能够捞到好处，不惜铤而走险，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玩火行为。那些最终受到法律严惩的人，最初都毫无例外地怀有侥幸心理，总以为自己可以逃脱法律的惩处，甚至将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当正义的宣判来临之际，才开始悔恨、自责，但悔之晚矣，只能警示后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不同意识形态的思想潮流涌进，一些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的学习，忘记了党的宗旨，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等置之脑后。放任不良思想侵蚀自我，享乐主义、弄权思想尘嚣甚上。他们将党和人民交给自己的权力当作为自己牟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阿谀奉承，放弃原则，为所欲为，严重败坏党的形象，维护国家和社会的发展。

(二)自觉遵守职业道德要求

当前是知识经济爆炸的时代，世界各国都在建构终生学习型社会，我们也应顺应时展的要求，学习中国特色社会理论知识，夯实自我本职工作所需的经济、法律等理论知识。尤其要结合纪律教育学习，切实加强自身修养和自我约束，牢牢守住思想道德防线和党纪国法防线，讲操守、重品行，管住自己的嘴，不该吃的东西不吃；管住自己的手，不该拿的东西不拿；管住自己的脚，不该去的地方坚决不涉足，能够抵制各个方面的诱惑，真正做人民的公仆。正确对待和行使手中的权力，做到权为民作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确保权力在服务人民、服务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最大的效能和作用。

(三)领导者率先垂范，清正廉明

2012年3月16日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讲话中指出：“有些领导干部之所以走向违纪违法、腐化堕落的深渊，从根本上讲是世界观、人生观这个‘总开关’出了问题，丧失了拒腐防变的能力。他强调，领导干部务必时时、处处用党的纯洁性要求对照自己、检点自己、修正自己、提高自己，要求别人做的自己带头做到，要求别人不做的自己带头不做，以自己率先垂范的实际行动充分体现党的纯洁性。” ①反观当前有些领导者对下属、对别人，严格要求，强调要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制定出若干规章制度约束他人,要求他人严格遵守,而把自己游离于这些制度之外，有时甚至带头破坏相关管理制度。长此以往，各种管理制度形同虚设，领导者无威信，没有号召力，不良社会风气滋生，严重影响国家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因此，作为领导或管理者在严格要求别人前，先要检查一下自己是否做到了。只有自己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方可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四）根据现实需要，进行现代化转换

现阶段我们正在建设的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与汉代儒家所提倡的思想道德教育相比，本质不同。但是作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在很多方面是可以借鉴并加以吸收的，我们应积极使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体现现代化和时代性要求，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现代化转换，使其与当代思想道德教育实现良好的融合，走出一条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儒家思想道德教育现代化之路。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职业规范的要求，吸收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关于职业道德要求的合理部分，比如关于刚正廉洁、淡泊名利等要求，将其与社会主义职业道德规范建设的相关内容结合起来，将其合理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职业道德体系，丰富社会主义职业道德建设内容。而且，我们还可以有效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方法，优化社会主义职业规范道德教育方法。

其次，随着市场经济在我国建立，市场经济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综合国力得以增强等，其优势是很明显的，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市场经济本身也有缺陷是难以克服的。比如在市场经济中，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市场主体片面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诚信，片面追求个人利益，而忽视了国家、集体的利益，诸如此类的弊端正日益凸显，严重影响着我国市场积极的健康发展。对此，我们也可以借鉴汉代儒家关于职业道德教育的相关内容，通过社会主义道德教育的引导作用，积极促进良好社会职业道德的形成，构建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良好职业道德体系。

总之，汉代儒家思想道德教育作为我国传统思想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要用科学的态度，坚持用的观点和方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合理的、适应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需要的东西，我们要积极吸收并加以转化，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所用。对反映封建专制需求、糟粕的、与社会主义进步和发展不相适应的内容，我们要坚决的予以抵制，深入地批判。在批判中借鉴，将历史和现实结合起来，古为今用。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琉\[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07.

[2\] 范 晔.邓禹传附孙骘传\[M\]//范 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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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哲学伦理学根基的共通性

1．以情感作为道德发衍的起始

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皆以情感作为人之道德产生的根基。无论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还是孟子的“不忍之心”，都将情感作为道德发衍的源头。关怀教育的首倡者内尔•诺丁斯也认为，道德发源于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之一———关怀，即一种不想伤害他（她）人并想要促进他（她）人福利的愿望与意念［1］。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皆以情感作为人之德行启动的源头。“仁”作为儒家的核心概念，本身即可从偶发的情感表达与持久的美德品性这两个层面来理解。其道德教育的合理性也建立在这样的逻辑认同上：“仁”是可以通过道德的滋养使得其自一种自然的情感本能成长为一种成熟的伦理美德。关怀伦理也认为，道德需要自然关怀与伦理关怀的共同养育，后者是对前者的深化延伸继而由此产生“我应该关怀”的伦理美德。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的价值关怀皆以情感作为主线。“仁”与“关怀”不仅是二者的道德起点，也是铸成二者伦理理想的终极目标。孔子指出，人之所以为“仁”，在于“仁”本身所具有的崇高价值，它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指引着人们的道德行为。关怀伦理赋予“关怀关系”本身以最高价值，这种价值伴随着关怀活动的实现以及被关怀者的善意回应而产生。

2．主张爱有差等的道德建构模型

西方传统中的主流道德理论，无论是提倡一视同仁的基督教，还是推崇普遍道德律令的康德式伦理学，都是遵循道德原则普遍主义的模式。相较而言，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另辟蹊径，将关注点置于道德情感与行为所付诸的对象身上。儒家提倡“差等之爱”，即根据被爱者的特殊性合理调整主体的道德行为。孟子区分了“亲亲、仁民与爱物”的差别，“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十三》）。对于父母，爱的承载方式是亲；对于朋友，爱的承载方式是仁；对于别的生物，爱的承载方式是怜惜。进而言之，“以物待物，不以己待物，则无我也”（《二程遗书•明道先生语一》）。关怀伦理也建构了关怀的圈层结构以区别不同的关怀行为。诺丁斯认为，以关怀者为圆心，以不同的相遇关系为环形构成关怀的圈层结构，他（她）者与关怀者的相遇频率与强烈程度决定着关怀的可能性及其实现深度。频率越多、程度越强烈，享有的关怀行为可能也越多越深，就其现实性而言，处于外圈的陌生人则不易引发关怀者的关怀。由此可见，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仁与关怀所建构的道德关系焦点应该放在被爱者（被关怀者），因而形成了其独特的道德教育实践方式。诺丁斯提醒关怀者要时刻关注被关怀者的需求与变化，以便及时调整自己的关怀行为。在孔子看来，理想的教育就是根据被教育者的理解程度与自身特点选择适当的教育方法，即因材施教。

3．主张情境关怀的道德处理方式

在西方伦理传统中处于至高地位的普遍原则，在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中被当作实现“仁”之理念或展现“关怀”的策略。儒家并不推崇道德律令的绝对性，反而主张原则需要跟随情境的变迁而改变，正所谓君子变则通，通则达。关怀伦理并不否认道德原则的指导效用，只是对试图将道德原则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独断性予以谨慎的怀疑。因为具体情境的发生不能拷贝，强硬复制原则无法指导人们解决所遭遇的所有道德困境。诺丁斯强调，关怀伦理并不试图通过“你应该”或“你不应该”这类绝对命令紧缩人们的道德需求，相反，应该把这些判断扩展到事实与情感的领域，并且考虑具体情境与特殊需要的因素，必要时可以为了信仰和责任而暂时将绝对判断搁置一旁［1］（102）。普遍的道德原则必须扎根于特定的道德情境，并切实反省是否有违更高层面的“仁”或“关怀”精神，这是二者的共通之处。当一种道德原则在特定情境中的适用与“仁”之理念有所偏离时，儒家主张灵活地使用这种原则。孟子虽然主张“男女授受不亲”的人伦原则，但是出于对“仁”的敬重，小叔子也应该营救溺水的嫂子。诺丁斯对于道德原则亦是十分敏感，她在松散地阐明、暂时地使用原则的同时，却牢牢抓住具体情境之中的关怀（道德）关系。由此可见，这两种伦理都主张在特定的道德情境中采取道德关怀的方式，打破普遍原则的绝对性来维系道德关系的和睦。

（二）道德教育方法的一致性

1．重视家庭对于道德教育的价值

中国传统社会主张“家、国、天下”并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关系是家庭关系的延伸。儒家对人的基本要求从处理家庭关系开始，道德教育的第一场所即为家庭。人们在父子关系中培养父慈子孝的品性；在兄弟关系中学会兄友弟恭的美德；在夫妇关系中学会夫义妇顺的德性……儒家宣扬“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四书章句集注•中庸章句》）；“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孝顺是人最基本的道德行为；爱人，首先是爱自己的亲人，从爱家庭成员开始进而扩展至爱他人。正如孟子所言，“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一》）。依诺丁斯所言，“家”是人类被投掷到世界中的第一站［2］，无人能够逃离。“家”超越了“住所”的概念，其本身即具有存在论的意义，无论是在人们的真实记忆还是想象中的记忆都是如此。“家”的存在不仅是身体的延伸，是身份稳定的保障，更是尊严、自尊等其他基本需要满足的前提［2］（165）。当人降生在这个世界上，正式成为家庭的一个成员开始，就建立了与父母的亲密关系，受到父母和家庭成员的关怀与爱护，当他露出婴儿纯真的微笑时，就是对父母的关怀作出了最好的回应。家庭能够为自我的成长提供信任与积极的环境，家人之间相互付出较之其他人更多的尊重、耐心与宽容，小心谨慎地呵护着道德自我的成长。

2．倡导因材施教的道德教育方法

朱熹评价孔子的教育方式是各因其材。《论语》中所表现出的因材施教理念随处可见。因材施教需要从教育对象的实际情况出发，有针对性地选择教育内容。一方面，对受教育者进行全面的熟悉与了解。孔子把学生按年龄、智力、性格、才能、志向等进行分类，“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客言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另一方面，对学生的疑问作出针对性的回答。孟懿子、孟武伯、子游和子夏等人提出了关于“孝”的问题，孔子的回答各不相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孔子认为他们关于“孝”的理解各有误区：懿子的有违孝道表现为“违礼”；武伯的有违孝道表现为让父母担忧；子游的有违孝道表现为不能敬重父母；子夏的有违孝道表现为不能对父母和颜悦色。孔子的回答正是对症下药，因材施教。此类的例子还发生在诸如《先进》篇请教“闻斯行诸”的问题与《颜渊》篇中请教“何为仁”的问题中。关怀伦理认为应当给予学生人格上的自由，尊重学生感受与兴趣的多样性。在课程设置上，除了提供多元的课程形式供学生自主学习外，也应该根据学生的兴趣探索灵活多变的方式，以供学生创建属于自己的关怀关系并进行讨论与思考。此外，老师还应安排适当的社会实践机会，以便学生亲身体验关怀的各种可能性，在实践中体会学习、诠释、批判其与自身的联系。总的来说，二者都认为道德教育应立足于受教育者的独特性与可接受性，采取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由于时代与现实条件的局限，要想实现如儒家伦理中淋漓尽致的因材施教确实不易，但将其作为核心宗旨，建构关怀伦理所倡导的家庭、学校、社会于一体的道德教育氛围，正是我们扭转当下将道德教育的责任全部归于学校的新思路。

二、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对道德教育的差别理解

（一）等级人伦与自由平等

儒家伦理与关怀伦理学对道德教育的理论慎思与实践探索都存在异曲同工之妙，但毕竟此两种理论所处的历史时空截然不同，导致二者所依存的根本立场与秉承的终极目标也南辕北辙。根植于传统社会的儒家伦理无法逃离等级制的人伦关系，其宣扬的道德教育也以维护封建等级秩序为己任。生长于现代社会的关怀伦理则以不平等的人伦关系为目标，其倡导的道德教育旨在培养自由、平等的现代人格。儒家以人伦关系规定人的本质，并将人置于无所不在的人伦秩序之中。人伦帮助人类摆脱禽兽的野蛮状态，“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五》），后来逐渐发展为维护等级秩序的社会规范，即人伦纲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树立了君权、父权与夫权的绝对权威，确立了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忠君、孝顺与服从。以人际关系的上下尊卑作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反映了社会生活中人际关系的极度不平等，造成了平等、自由等公民意识的缺乏，也成为有些学者对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合理性持谨慎乃至怀疑态度的缘由所在。这些学者指出，在儒家建构的人伦关系中，女性缺乏独立的自我意识与完整的个人权利，其生存需要紧紧依附于他者———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这种无视女性存在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使得儒家经常成为当代女权主义者批评的对象。关怀伦理对人际关系的界定与儒家有着根本差异。全新的女性主义视角决定着其目标之一就是追求人性的自由与平等，尤其主张权力关系中的弱势———孩子与女性的独立意志与自利。关怀伦理常常强调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尊重，认为二者处于一种平等的对话关系而非从属关系，尤其警惕教育可能会走向的歧途———打着“关怀”的旗号将教育者（尤其是父母）的权力与意图凌驾于受教育者之上。另外，女性的地位与价值在关怀伦理中也得到重新反思，如诺丁斯认为，虽然女性承担着多重社会角色———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女……但是，“对于女性来说很重要的是，她们不仅仅是某人的女儿、妻子，对自我的认同超越了分配给女性的角色”［1］（78）。儒家伦理以维护等级差别的社会秩序为己任，关怀伦理则追求自由平等的人格权利，二者之差异如此巨大的根源还需要从其产生与存在的历史时空与文化积淀中进行考察。儒家伦理生存于等级分明、父权主导的传统中国，被长期掩埋在历史洪流中的女性，从出生、角色转变到死亡，始终作为男性的附庸而存在。只要中国的社会等级与父权制度没有瓦解，女性的平等根本不具有成长的空间与土壤。反观西方的历史进程，虽然其源头依然有着等级与父权的烙印，但是进入近代社会以来，在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下，女性的自主意识逐渐被唤醒，打破等级制与父权制的压迫与束缚，寻求女性的独立自主与自由平等，成为整个女性主义运动从诞生至今孜孜不倦地努力的目标。基于这两种伦理基础的道德教育方式，不可避免会被烙上各自的印记，比如儒家实施的仁爱教育依然隐藏着等级社会的父权烙印，即使是在号称自由、平等的今天，教育的决定权和控制权依然掌握在父母手中，很多家长对孩子的意愿与需求置之不理，却又将自己的想法与意图强加到对孩子的培养与教育中。这种权力的误置是我们在反思当下的道德教育，尤其是建构理想的道德教育关系时必须改变的，换言之，儒家古老的人伦纲常必须面对当下的“真实关系”，真正注入自由、平等的理念，建构一种尊重独立人格意志，实现人性关怀的新人伦，才有其现实意义。

（二）政治教化与生命教育

儒家伦理带有强烈的政治教化色彩，其目标是将全社会引向德治的轨道。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儒家认为应该从上（统治阶层）、中（管理阶层）、下（普通百姓）三个层面对社会实施全方位的道德教化。首先，对于统治阶层，儒家要求做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孟子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卷七》）。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是根本，治国之道就是以内圣的工夫成就外在的事业。统治者实行“德政”，以身作则，发挥表率作用，才能对百姓言传身教。孔子曰：“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七》）。可见，儒家深刻认识到，道德教化关键要靠上位者的榜样示范与道德感召，为了实行德政，当政者必须严以律己，做到以德感人，以德教人，以德正人。其次，对于社会管理阶层，主张任人唯贤、以德服人。儒家伦理一直宣扬“学而优则仕”，提倡选贤任能，以期达至社会之长治久安与百姓之幸福安康。孔子在回答哀公“何为则民服”的问题时指出，“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由此可见，儒家一直把推举贤才、使贤任能视为德治的保证。再者，对于普通民众，孔子主张采取“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教化方式，强调德教优于刑治。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一》）。在孔子看来，刑治虽可规训百姓免于犯罪，却泯灭了为人起码的道德自觉，相较而言，通过德性教化则能培养百姓的道德自觉，主动遵守社会规范。相比较而言，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并没有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进行整合的意图，更不用说将道德教育作为政治教育的附庸对待。关怀伦理立足于人的基本生存，关怀人生的完整与人格的完善。在其看来，道德最重要的范畴是对生命的尊重，尊重自我的生命和他人的生命。在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中，如果一个人没有得到被尊重的感受，他就无从产生自尊，也不可能去尊重他人，包括自爱。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尊重体现在“让他者成为他者”的理念中，帮助他人成长为一个富有思想情感的独立主体，而不是按照某种既定的模式与社会规约对其进行改造。关怀伦理学中包含的生命教育理念，其目标在于培养以关怀生命为核心的特质，它超越了一般的专业化思维，体现了一种更高的理想。在此指导下，关怀教育要求积极地开放与接纳，在学习中寻求理想自我的自由建构，在各种各样的欲望、理想、倾向等的发展中加入人性的关怀。传统儒家通过道德教育实施政治教化的路径，本质上是将自然人变为社会人的过程。儒家主张明人禽之辨，把教育看作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重要方面，认为伦理教育是学习做人和培养人的德性的教育，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需要。“不学礼，无以立”，只有强化道德教育，才能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人和健全人［3］。但是女性主义关怀伦理学却认为，道德不仅关乎着人的社会化发展，而且关乎着个体的生命成长。道德教育不仅要把自然的、个体的人培养成社会的、文化的人，而且要把人培养成基于他自身条件的、精神发育良好的、有个性的独特生命体［4］。因此，道德教育不能离开个体生命的成长，它必须以丰富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人的生命质量、完善人的生命构作为根本目的。儒家的道德教育理念与方式对当下的道德教育具有深远的影响，我国现有的道德教育侧重于强调政治意识形态与思想觉悟的教育，忽视了人之为人的基本道德品性培养。当然，我们并不否认道德教育的政治功能与社会化功能，但是也不应忽视其在展现个体生命与精神中的重要作用。尊重个体差异、关怀个体生命的成长，是关怀伦理学对我国当下的道德教育困境给出的启示。

三、反思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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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德育；中小学教育；人格完善

道德是一定社会阶级形成的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和规范。我国的传统教育认为，人的道德感是抵御邪恶的第一道防线。新课标下的中小学教学尤其要重视德育的重要性。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现代化教育认为，思想道德素质不仅决定着人的发展方向，而且对人的科学知识与技能发展起着重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培养中小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学生家长及教师的首要任务。教师应站在培养高素质的合格公民的高度，大力加强和改进学生道德教育工作，具有更加突出的现实意义。

孔子曾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孔子素以道德教育著称于世，他的成功之道正是发现并加强了德育的“基础教育”，而德育的“基础”，就是他所谓的务本。这里的“本”就是做人的根本，“务本”就是要学会做人，学会作一个有仁爱之心，能“泛爱众”，和“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能为人民大众谋福利的人。孔子的德育思想是其修身养性和实现发展的核心理念，这些理念不仅在思想方面引领着人们正确的实现为人处世之道，同时在实践中也体现了道德的重要性。

从长远来看，一个人在幼年时形成的良好的习惯作风和道德品质，对其生存质量和未来的事业都有着至关重要的积极影响。一个学生有很好的学习习惯和学习品质远比一时考高分重要得多。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孔子关于德育的根本是要“教会学生做人”的思想。指出，要作一个真正合乎道德规范的人必须具备完美的人格。实施德育的过程就是塑造和完善人格的过程，造就人格是德育的根本任务。

在当前的学校教育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有关德育缺失的现象：缺乏正确的价值观，中学生在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指导下，较为重视和关心自身的合法利益；缺乏一定的社会责任感；鲜见助人为乐的现象；缺少艰苦朴素的作风，很多学生丧志，走上社会后，有的不能自食其力，甚至走上犯罪道路。没有更好的继承尊老爱幼传统美德；缺失爱国主义教育等等。

在学校教育中，不少学校由于受“应试教育”的消极影响把分数、升学率作为办好学校的唯一评比标准和价值尺度，以此来确定学生的优劣和教师业绩的大小。在课程安排上，只重视中考、高考科目，作为“硬”任务，而把法制教育、思想品行教育、爱国教育、集体主义教育等作为“软”任务。所以，使素质教育的目标和应试教育的现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学校德育的缺陷，使学生思想品行下降，道德观念模糊，法制观念淡薄。

针对此类问题，我们应当深刻反省，关于德育为首的论断，已有千年之久，然视今日之学堂，不得不令人涕泪交加，惆怅不已。在学校教育当中，若是真正能做到德育为首，那孔子的德育思想，当首推之，加强学生的身心道德修养，培养他们良好的道德品质，切实地贯彻到当前新课标的改革过程中来，从而真正落实德育为首。若是如此，则又何惧还有什么诸如学生的不良事件呢？

由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特点决定了高中学校学生道德教育的内容，应以因材施教、有的放矢为出发点。学校应转变教育思想，把传统的“应试教育”转到“素质教育”上来。要让学生都热爱祖国，学会做人，学会求知，学会劳动，学会生活，学会健体，使学生得到全面的协调发展。

其次，要注重家庭德育教育。只有父母才是孩子一生真正的教育者，因此家庭教育是当今每一个家庭面临的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家庭，学校，社会三大德育教育体系中，家庭德育教育作为德育最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许多父母不能以身作则。给孩子造成恶劣影响。身教重于言教，家长要起表率作用。家长的身教，尤为重要。 再者，还要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净化中学生德育环境。政府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文化出版市场的管理。要净化学校的育人环境，抓好学校周边环境整治。此外，要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三结合的教育网络，形成合力，深入细致地做好学生的德育工作。

总之，德育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及学生本人的密切配合，涉及到学校、家庭及社会教育的各个环节，在教育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结合的原则，做到有的放矢。

在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时期，其德育思想中的许多方面仍然熠熠夺目，光彩照人，值得我们去汲取，去借鉴。道德教育有利于促进人们内心的和善，友爱，促进彼此之间的交流，信任，理解与宽容，最终促进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和谐发展。其德育思想可以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与和谐教育，和谐校园的贯彻，另一方面，可以同依法治国联系起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做到以德治国，将有利于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

参考文献：

[1]《中国传统道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