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时间:2023-09-20 17:50:46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关键词】城市边缘区;“退二进三”; 规划管理;改革管理体制
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指城市建成区的外围地带,或由城市向郊区过渡的地带。城市边缘区位于已建成的外城区的边缘,表现出明显的城乡结合部和城乡经济混合增长的特征。当前,我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已进入中心区与外围区同步发展的旺盛建设时期,小城市的外缘建设亦在迅速起步,城市边缘区是多数大中城市的主要增长地域。在我国城市边缘区开发利用的过程中,一些地方由于不合理的生产经营方式、企业布局和对于短期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加之未能展开科学有效的管理,逐渐引发了一系列社会、经济和环境生态问题。加强城市边缘区的可持续发展,对于加速CBD的改造,改善城市地域结构, 提高城市土地开发效益,优化城市功能区布局,以至于搞好整个城市和周围地区的开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1.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大城市郊区则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
表现为一些新的取向:城市改造中的“退二进三”使工业郊区化外延、大城市改造中的“原住民”郊区化迁移、新兴居住用地的郊区化扩散等等。主城区面临过度集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压力,出现包括环境、交通、地价等方方面面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使得居住和工业用地到主城区以外寻找空间,显现出城市分散化、郊区化发展的趋势。在这种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日益成为大中城市的主要增长地域,形成了城市化最敏感、变化最大、最迅速的地区。在我国特殊的城镇化进程中,大城市边缘区城镇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大城市与其边缘区城镇通过扩散与聚集的作用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紧密联系。在由大城市——边缘区城镇——农村腹地共同构成的大的经济区域中,这些城镇具有更强的发展优势,能够依托中心城市,协调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共同发展,提高城镇化水平,推动农村城市化进程,消除城乡差别,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
2. 随着信息化社会和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大城市将迅速发展,城镇化水平显著提高,城市社会的相互联系也大大增强了。
当前,世界城镇化的主流正在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将有可能形成新的有机统一的城市体系。美、英等发达国家城镇化水平相当高,己进入了后城市化阶段,出现了郊区城镇化和逆城市化现象。另外,这些国家的城镇化离不开城镇,特别是大城市周边地区城镇的贡献。以美国为例,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95%以上,但美国绝大多数城市人口工作选择在大城市里,居住选择在城镇。其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依赖并得益于城镇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有了大城市边缘区及其腹地城镇的发展,才有了美国大城市的兴旺与繁荣。我国正处在城镇化的快速发展阶段,大城市的发展也必然要经历欧美国家大城市的发展历程,大城市边缘区城镇的建设和发展成为促进大城市持续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证明,城镇化是随着工业化发展所带来的必然结果,是社会进步的象征。在我国的城镇中除目前仍从事着农业劳动的人口外,有相当部分的农民己经脱离了农业部门,在各类城镇及其周围从事着各种非农劳动。因此,中国的城镇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是城镇化进程中一个不可低估的力量。近年来在“控制大城市规模,积极发展中小大城市,促进生产力合理布局”方针的指导下,城镇取得了迅速的发展,城镇建设成为当前的热点。城镇作为“城之尾,乡之首”,有其独特的发展优势,但这同时也是其建设发展的难点所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使得城镇发展中的利益冲突、矛盾纠纷比大城市更为突出,人口、用地、产业和环境等方面的问题也日益尖锐。如何解决好这些问题,促进城镇合理有序的可持续发展,将是今后大城市边缘区城镇发展研究面临的重要课题。大城市边缘区是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要素扩散与乡村要素集聚而形成的,是位于大城市建成区与广大乡村地区之间的既不同于典型大城市、又有异于典型乡村的区域,已分担一定的城市功能且与主城之间拥有紧密的产业、居住、人流、物流、经济流、信息流联系的区域。它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构建“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前沿阵地,既是发展变化最迅速的地区,也是问题最多、最敏感的地带。
3. 1980年以来,我国大城市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大城市人口不断集聚,大城市空间在市域范围内快速拓展与蔓延,大部分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地域空间结构进入中心区与外围区同步快速建设时期。
由于经济、土地资源、规划管理等原因,许多大城市边缘区城镇建设期间并没有做较深的考虑,便匆匆招商引资开始建设。城镇在经历了一段盲目建设与缺乏规划的无序发展过程之后。城镇演变成了“千镇一面”的雷同发展状态,缺乏个性与地域性,产业结构也由此变得混乱不清。而且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加快,在人口与资源集中的背景下,大城市边缘区城镇的发展逐渐朝着产业功能复合化和空间特色化的方向发展。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是我国大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必然结果,由于我国大城市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刚刚开始,因此存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根据发达国家已有的经验,政府在城市边缘区的开发中起重要作用。如二战后美国政府住宅资金援助促进了郊区住宅建设,迎来了郊区化的大众化阶段,促进了城市边缘区的发展。我国大城市政府要认真研究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规律和动力机制,从城市总体格局、空间特点、城市性质、文化传统等方面出发,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进行调控,引导郊区化健康发展。城市总体规划要进行适当调整,要把郊区居住区发展规划、郊区工业区发展规划、建设用地规划、基础设施及服务设规划等纳入到城市总体规划之中,扩大城市总体规划的覆盖范围,使城市边缘区的发展建设有章可循。
4. 加强规划管理,以规划指导建设。
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规划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都明确规定城乡建设用地应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规划,同时强调应注意两个规划之间的协调。但从目前的规划编制情况来看,边缘区是城市规划和±地利用规划最薄弱的地带,二者的协调配合也存在许多矛盾。边缘区土地的可持续利用首先要求加强规划管理。城市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应遵循“一要吃饭、二要建设、三要保护生态”的原则,在切实保护优质农用地特别是耕地的基础上,统筹安排好边缘区用地。应根据集约用地的要求,因地制宜地确定合理的人均建设用地指标、城市用地规模及城市建设用地发展方向,防止城市盲目扩大;应在对边缘区农用地进行综合评价的基础上,划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应加强边缘区村镇建设和乡镇工业小区建设的统一规划与统一管理,大力推进农村居民点的公寓式住宅建设和乡镇工业小区建设,减少宅基地及乡镇工业占用土地;应科学划定土地利用分区,尽快建立和完善土地用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途管制制度。值得指出的是,我国城市边缘区非农用地扩展不同于国外的“居住导向型”,而是以“工业导向型”为主,即大致遵循“近郊农业用地一工业用地一居住用地充填一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配套”的扩展过程,故在边缘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与城市规划的衔接与协调时,应特别注意边缘区的工业开发区选址与规划,既要注意保护农田,又要有利于形成合理的土地利用结构,还要注意环保设施的配套建设,保护生态环境。完善边缘区土地估价制度,推进边缘区土地的有偿使用。
5. 改革管理体制
城市边缘区的行政管理涉及面广、综合性强,必须协调好条块关系,完善内在管理机制。首先,改革和健全行政运行机制.理顺职权关系。按照“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除少数不宣下放的实行双重领导外,一般都要放到乡镇管理。同时要理顺乡镇政府机关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明确分工;理顺行政与自治组织之间的关系。其次,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机制,理顺政企关系,实现职能转变,充分发挥政府的功能。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的调节、经济利益的诱导和经济方法的约束来管理,逐步建立起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管理体制。
6. 结束语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城市边缘区社会发展由于其自身的特性,有着多个影响因子。城市的城市化水平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基本条件;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人口和人口密度因素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政府行为对城市边缘区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生态产业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保证;区位条件是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催化剂。只有认识到这些因素的存在,对症下药,才能解决好我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边缘发展问题。在我国城市规划中尽管包括城市边缘区规划,但其重点是副食品基地的布局等内容,贫乏的内容使边缘区基本上成为缺乏规划管理的“灰色”地带。所以要在研究边缘区空间变化规律的基础上,制订全面的合理规划。
参考文献
[1] 陈有川.当前城市边缘区发展的对策.城市规划:7ETIJ,1999(5):62.63.
[2] 陈佑启.城乡交错带的概念及特征[J].经济地理,1996(3):27~31.
一、谦虚的胸怀
中国自古就有“文人相轻”一说,现实生活中,不乏因“小有成绩”而看不起别人的教师。雨果说:“比陆地宽广的是海洋,比海洋宽广的是天空,比天空宽广的是人的胸怀。”看看讲课和讲座的老师,他们都是全国有名的语文教学研究的专家。在面对学生、面对台下的教师时,没有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姿态,而始终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交流,与老师探讨。真正让人感受到“胸藏文墨怀若谷,腹有诗书气自华。”我们要学习专家们谦虚的胸怀,认真搞好教育、教学和研究,让自己不断前进。
二、喷涌的激情
忆往昔,怀揣“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的神圣梦想,我们豪情万丈。看今朝,现实磨砺,发现我们的职业只是普通的一行,我们激情锐减。没有激情的课堂教学就不是成功的教学,没有激情的教学就是一具僵尸,没有任何乐趣。充满激情的教学可以最大程度的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充满激情不仅是对学生负责,也是对自己负责。著名特级教师王菘舟曾写道:“在流转不息的生命之轮中,我为语文而来!是语文滋润我粗糙的感觉,是语文放飞我稚嫩的幻想,是语文点燃我喷涌的激情,是语文唤醒我沉醉的智慧。我平庸的生命,因为语文而精彩。”
三、深厚的文化底蕴
欣赏名师的教学,慨叹他们的精彩课堂。精彩背后是深厚的文化底蕴。深厚的文化底蕴从何处来?读书。程少堂老师一年看的书要花一万元。李政涛教授提出语文教师的四种修能:读书、阅世、说文、弄笔。他说:“语文教师的知识管道中不贮满语文的水,精神体内不充盈语文的血,他的思想和语言就不免干涸,并迟早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困境。”
四、高效的教学理念
新课程改革十年反思,很多语文课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偏重人文熏陶,随意地游离文本、架空语言。学生学会了说空话、大话、套话、假话。语文课失去了语文的本原。专家们不仅为我们解了惑,也为我们指明了语文教学研究的本质和方向。李百艳老师呼唤语文魅力的回归;马老师强调立足于文本,品味语言,从而享受语言的魔力,美化学生的精神。青春之语文──王君老师提出了:文本解读――向青草更青处漫溯。丁卫军老师发出了“简约,让语文回家”的呼唤;郑桂华教授一针见血指出作文教学的问题:“‘教什么’太抽象, ‘怎样教’太模糊。”她明确指出“作文教学的出路是:落实过程指导”,从“虚假写作向真实写作追求” 。
五、自如驾驭课堂的能力
新课改下,语文课堂(特别是公开课)上,教师讲究教学设计,注意运用教学技巧,追求课堂气氛。比如:设计一段精彩的开场白、一段值得回味的结束语;到哪里抛出一个新巧的问题,学生会怎么回答,教师应该怎么应对;到哪里用小组讨论,在什么时间进入下一个环节。往往是按照教师自己对课文的理解,顺着教师预想的教学思路进行的,常常把学生的基础、理解力、表达的随意变化等可变因素排除在课堂之外。一旦学生的理解达不到设计要求,或者学生的问题超出了设计范围,教师不是生拉硬拖、强迫灌输,就是听而不闻、回避问题。这样的课结构完整却比较生硬,表面热闹却缺少生成性。看看每一个专家课堂,他们的课堂形成多种类型的互动生成,都是基于学生学习语文的课,而不是着眼于教师教的语文课,他们的课堂设计大体有序,具体细节灵活;教师实施课程方向调控。听课时我觉得自己在享受课堂,享受生成的精彩,享受教师和学生的智慧与成长。
[关键词]新课程 教育观念 中学教师 专业化发展
教师专业化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也是我国教师教育改革的需要和方向。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对教师的专业素质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期望教师不只是一个“能干的教书匠”,而是努力提升到“专业的教育家”的境界。在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之际,教师作为变革中的核心因素,注定着其要承担更多的历史使命。面对新时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深情召唤,教师走向专业发展成为必然。
一、新课程要求教师具有新理念
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对广大教师提出了诸多的期待与挑战。新课程从改变学校生活状况、改变学生生存状态的高度体现出对原有的课程与教学实践的超越。但在观念上明确教师发展的方向仅仅是个开端,真正实现它将面临着许多的困难和阻力。主要有来自社会、学校、以及教师自身的阻力,认识到这些问题并有意识地克服它将会有助于教师走向成功,自我更新的教师专业发展之路是这次新课程改革对教师的最终期望。
人们常把教师看成是照亮别人、毁灭自己的蜡烛。也许它赞颂了教师职业“无私奉献”品格,但却是片面和消极的。一方面,教学就是知识授受的过程。把充满创造性的教学活动解释为被动的知识输出,似乎教师将自己身上横溢的才华无私地转移到学生身上就是职业内涵的全部,结果本应是创造性的教学变成了简单劳作,与其说是赞颂,不如说是贬低。另一方面,教师发展――单纯的自我奉献。她把学生成才与教师发展对立起来,甘当蜡烛,虽崇高却未免悲壮而凄凉,她不仅没有给教师带来振奋和激励,反倒常常使教师产生一种委屈和吃亏的体验。教师必须由牺牲性的付出向主动型的创造提升。“假如把牺牲性的行为看成是只对别人有意义而对自己毫无意义的行为,这恰恰意味着自己只不过是一件工具而不是具有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人。”如果一个人自身是无价值的,那么它所作的牺牲也就成为无道德价值的贡献。
怎样在新课程的实施中去转变教师角色,把握新的教学理念。那么,什么是教育理念呢?教育理念是指教师在对教育工作本质理解基础上形成的关于教育的观念和理性信念。实施新课程必须使教师具有与新课改精神相通的教育理念,并以此作为顺利推进课程改革的理性支点。新课程中的新理念与我们最为密切的集中在学生观和教学观两个方面,其外在的教学行为主要表现在: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从只关注学生学业方面发展到关注学生作为一个人的全面发展;从他主式、接受式学习方式到学生自主性、探究式、合作式学习;从课本和课堂到走向现实生活;从一支粉笔、一块黑板、一本教科书较为单一的媒体到运用多种媒体,特别是计算机和计算机网络;从师讲生听的单向信息传递到师生互动、生生互动、人机互动的多向信息交流等。
可见,新课程与旧课程相比,学生观和教学观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就要求每一位教师要树立新的学生观和教学观。
二、新课程要求教师成为研究者
21世纪,没有危机感是最大的危机。过去我们认为是非常稳定和有保障的职业,也会面临许多的变数。新课程改革提出了新的教育理念需要我们反省,提出了新的课程类型研究型课程、综合课、综合实践活动等,提倡用发现法等新的教学指导方式,新的评价方式等等,教师要研究新课程、新教材,参与开发校本课程,等等都需要我们投入地去学习。学习不是像过去的小学生式的学习。提倡接受,领会,更倡导研究性的学习。
不少教师认为,教师的任务只是教学,研究是不同于教学的另类任务,或是专家的“专利”。这种认识是不能适应新课程的要求的。如前所述,新课程中的新理念、新标准、新内容、新方法以及在其实施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都是过去的经验难以应付的。因此,增强研究意识与能力并使之变成每一名教师的自觉行动就显得十分必要。
三、新课程要求教师成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教师作为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是指教师在实施课程的过程中,创造性地进行课程建设和开发。在传统的教学中,教学与课程彼此分离,教师被排斥于课程之外,在这种境况中,教师的自主性、能动性、创造性被极大地制约,学科专业水平被弱化或异化,教师任务只是教学,是按照教学科目、教学参考资料、考试试卷和标准答案去教,教学内容和教学进度是由国家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规定的,教师成了教育行政部门各项规定的机械执行者,成为各种教学参考资料的简单照搬者。新课程倡导民主、开放、科学的课程理念,同时确立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三级课程管理政策,这就要求课程必须与教学相互整合,教师必须在课程改革中发挥主体作用。教师要引导学生在做中学、用中学,帮助学生建构知识的意义,形成知识的框架,掌握知识的结构,帮助他们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掌握课程内容。
四、新课程要求教师成为学生个性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知识内容丰富,发展速度极快,教师要在短短的几年学校教育时间里把所教学科的全部知识传授给学生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知识的更新速度是惊人的。因此,教师作为知识传授者的地位已经被动摇了。此外,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计算机网络通讯技术的日新月异,学生获取知识信息的渠道日益多样化,教师已经不再是学生唯一的知识来源。而且教师在传授知识方面的职能也变得更加复杂了,教师不再是只传授书本上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教会学生如何获取自己所需的知识和信息,如何使知识信息为自己服务。
关键词:城市群;制度变迁;制度需求;空间结构
中图分类号:F29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08)01-0021-04
一、城市群与区域制度变迁
从世界范围的城市化进程来看,城市之间的相互联系与往来日益密切,城市化发展呈现出城市群体化的趋势。城市群体化是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所普遍经历的一个高级阶段,早在20世纪50年代,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就用 “城市群”这个概念来概括当时发达国家所普遍存在的全新的城市化空间模式。在中国,城市群体化以及产业集群化现象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以及京津冀地区尤为明显。姚士谋等人在《中国的城市群》(1992年)中首次界定了城市群的概念。他认为城市群(urban agglomerations)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具有相当数量的不同性质、类型和等级规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环境条件,以一个或两个特大型大城市作为地区经济的核心,借助于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综合运输网的通达性以及高度发达的信息网络,以发展城市之间的内在联系,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城市“集合体”(中国的城市群,1992年)。城市群的兴起,理论界有不同的见解,多数学者从空间经济联系的角度对城市群的产生、发展、演变作出解释。笔者认为,城市群的出现是区域经济制度变迁的结果,是基于交易费用下降而引发的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共同作用的产物。
城市群是城市化过程中的一次制度变迁,在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变迁是一种行为模式对原有的行为模式替代、转换和交易过程,或者是一种更有效率的制度的产生过程。制度变迁的动因是交易费用的节约。从制度变迁的供给方来看,如果新制度安排所产生的收益与成本之差大于旧制度的收益与成本之差,那么制度变迁是可能发生的,制度变迁的供给主体基于对预期净收益的判断同意对现有制度进行改变。从制度变迁的需求方来看,当新制度能够带来在旧制度下所无法得到的某种利益时,就会产生对新制度的需求。一旦出现由于包括相对价格变化、新技术的发明等因素导致新制度的供给或需求出现,即制度供求的非均衡发生时,则原有制度将发生变迁,制度的变迁将会沿着原有制度的路径形成同方向的路径依赖。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相关原理,城市群的出现可理解为更加集聚、城市间联系更紧密的网络型城市化制度对分散的、单一的、联系松散的单核心城市化制度的替代,是城市化制度的制度变迁的产物。
二、城市群产生的制度需求分析
制度变迁首先源于人们对新制度的需求或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人们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可以理解为对效益更高的新制度的需求。由于新制度相比于旧制度而言具有更大的效益,具有旧制度无法实现的净收益,又或者人们对旧制度存在着不满,现有制度安排将产生制度的非均衡现象,即制度需求大于制度供给。制度变迁是一个从制度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制度均衡的循环往复的发展过程。只有制度的供求处在“均衡点”上时,制度效率才是最佳的。所谓制度均衡,是指“人们对既定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一种满足状态或满意状态,因而也无力改变现行制度。从供求关系来看,制度均衡是指在影响人们的制度需求和制度供给的因素一定时,制度的供给适应制度需求”。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主体,同时又是区域经济制度的需求者。城市群能否产生取决于城市群制度的出现是否能够带来之前的旧制度无法实现的潜在利益。如今企业的生产已不再是单厂制的组织形式与产供销三位一体的经营方式,取而代之的是跨城市、跨地区、跨国界的专业化经营与统一管理。工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协作生产关系,企业的生产与销售必须依托大量的承包商与转包商、分销商的网络体系,大企业逐渐形成了以品牌营销与战略管理为核心的高附加值职能,而将低附加值的生产职能转包出去,逐步形成了由中心企业通过兼并、收购、相互持股、合作等紧密或半紧密关系连接而成的,以总厂或核心企业为主体,大、中、小型企业相结合的跨地区、跨省的企业网络。同时随着企业前后向联系的加深以及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要求企业与企业之间联系更加紧密,企业联系也不再是过去那样形成单一的价值链体系,而是通过更复杂的空间作用获得企业联系的空间效应。特别是在产业集群效应的不断诱导下,相同区域不同城市的企业之间更希望通过合作与交流以构建区域品牌,通过区域整体营销的营销市场优势,获得区域内纵向一体化利润,获得区域经济发展的“增长红利”。在这种大趋势的作用下,衍生出了企业对更加合理有序的网络体系与更密切的城市协作的需求。显然,城市群的出现能够使企业更大程度地应用网络资源,降低与承包商、转包商之间的交易费用,加快企业与企业间的交流与合作,有效地促进区域产业集群与区域品牌的建立。同时,来自消费者的制度需求也是城市群需求诱致的主要组成。消费者希望更大程度地获得消费者剩余,希望得到多样化的产品与服务以及更低廉的商品价格。在一个地区垄断的市场上,消费者无法获得应得的最大程度的消费剩余,市场是低效率的,从而产生了对打破地区分散与地区垄断,建立区域网络体系和城市群的制度需求。
图1为城市网络体系与空间联系视角下的企业组织形式,可以看出,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与空间经济中,企业不仅与地区内部企业之间形成分工协作关系,更要依赖外部地区的企业与市场网络。
三、城市群产生的制度供给分析
制度变迁供给使新制度的生产者基于制度变迁收益大于制度变迁成本的理性预期前提下设计、实施并维护新制度的行为。制度变迁生产者是否能供给制度,取决于制度变迁供给的成本与收益。具体而言包括制度变迁中产生的个人成本与收益、社会成本与收益以及政治成本与收益三个方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制度的供给主体包括地方政府、区域政府两个角色。
城市群建立与否首先取决于区域城市之间的联系紧密程度以及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与网络建设。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其所在城市的经济收益是其关心的惟一目标,根据地方政府的经济行为分析,城市之间存在着竞争、合作以及兼顾竞争与合作的竞合三种关系。城市之间是孤立、分散的单极发展,还是合作、集聚的整体发展取决于各城市自身的“目标函数”。是否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与网络建设加强区域城市之间的往来以及城市流流量与城市合作所带来的本城市经济净收益与规划成本直接相关。城市的净收益包括了城市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所产生的额外价值,它包括由于基础设施、产业网络、交通网络、企业网络、市场网络、信息网络的构建所带来地方企业利润的增长以及地方财政收入的增加。同时城市群网络体系的建立还将使地方企业面临外地竞争对手的竞争压力,人才、要素以及资金的分流等溢出效应。一个城市的溢出效应将为周边城市创造出额外价值。城市净收益是城市正效应与溢出效应之差。一个城市群的核心城市规模越大、首位度越高,则溢出效应越高(见图2)。
在区域城市的利益博弈中,核心城市总是处于领导者的地位,其博弈行为被视为区域内城市中的先发行为。作为城市群增长极的核心城市,若其选择合作的先发行动能产生的整体正收益大于合作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则核心城市将与周边城市之间建立以合作为主的联系方式,地方政府的城市规划将沿着与周边地区合作的路径发展,加快与周边地区的相互联系,提升城市之间的人流、物流、信息流、技术流、资金流等城市流的流量以及政府交流。随着城市流强度的不断增长,城市的净收益将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当城市的净收益趋向于零后,次核心城市的中心作用将显著表现。城市群将出现二次极化。随着区域内部城市间的联系逐渐加强,地方城市在很大程度内将获得净收益,在城市分散阶段,若区域内的核心大城市政府意识到紧密联系的网络型城市化路径能带来显著的城市净收益,则在报酬递增与自我强化机制的作用下,区域城市化的发展将沿以空间联系为主的城市群路径不断地延伸,使得城市群的空间形态不断变化。
从区域政府的角度来看,区域的整体利益是其关心的惟一目标,城市群能否形成取决于形成前后区域整体利益的比较。显然,城市群形成的合作机制将对区域带来正的收益,但对内部各城市可能带来间接利益损失,若城市群的正收益大于各城市间接损失的总和,那么区域政府有理由采取相关的方针与规划,推动制度变迁。当地方政府意识到城市联合是有利可图时,有必要在区域内已经成型的城市体系中建设一个由地方政府选举产生的城市群政府或都市圈政府,对整个城市群进行统一的规划与管理,协调地方与城市群发展的目标函数,对地方政府运行过程中的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以及短期投机行为进行有效的监督与治理从而取代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管理职能。
四、路径依赖视角下的城市群空间形态演化
路径依赖是制度变迁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它描述了过去对现在和将来所产生的强大影响。诺思认为,“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经济活动中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一旦一种独特的发展轨迹建立以后,报酬不断增加,制度变迁不仅得到了支持和巩固,而且在此基础上,各种因素相互促进组织实现整体利益的最大化目标。城市群制度是以逐渐聚集、相互联系为制度变迁的初始路径,随着制度的演进,地方城市、区域经济、地方企业以及消费者等多个主体获得利益,这使得城市群这种制度不断自我强化,企业、消费者的制度需求不断增加,在新的制度需求的诱致以及报酬递增效应激励“制度生产者”增加制度供给。新的制度会不断代替旧的制度,原有的制度均衡将被打破,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将依赖制度的非均衡――制度均衡――制度非均衡的循环演变机制以及城市群自身的聚集与扩散效应不断发生形态上的改变。新的城市群形态不断出现并代替原有的城市群形态。
聚集和扩散是城市的两个基本功能,也可理解为城市化制度结构中的两种主要制度安排。城市的聚集功能主要体现在经济要素由非城市地区或周边城市地区向城市地域流动以及城市经济规模不断增加。在聚集的过程中,城市生产将表现出显著规模经济效应。然而,由于城市经济资源存在稀缺性,随着城市的聚集以及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的聚集将超过城市生产可能性边界所规定的极限,而产生聚集的规模不经济现象,从而使得经济主体产生了对新制度的需求。聚集制度将被扩散制度代替,城市将通过辐射功能将聚集能量向周边地区释放,强化了周边城市,扩大了城市群的经济空间。当扩散效应达到一定程度时,城市的功能又将扩散转为聚集。当聚集效应到了下一个极限时又将转为扩散,如此反复循环,促进了城市群空间形态的演化以及城市群的良性发展。
因此,城市的聚集与扩散具有因果累积循环并自我强化的路径依赖机制。从空间上主要表现为城市聚集――城市辐射――城市再聚集――城市再辐射的无穷循环。从城市化制度变迁的过程上看主要表现为制度的非均衡――制度均衡――制度再次非均衡――制度再次均衡的无穷循环。据城市群的集聚与扩散以及制度变迁的特征,城市群大致经历城市区域阶段、城市组团阶段、城市群组阶段、城市群阶段四个阶段。每个阶段的发展方式都与初始阶段的路径选择有关。
1. 市区域阶段。区域内仅有一个孤立中心,集聚作用尤为明显。大多数城市沿区域交通干线分布,只有少数城市远离交通沿线分布,城市间的功能联系比较微弱。
2. 城市组团阶段。受区域核心城市的扩散作用,在区域交通干线上的重要中心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随着其功能的完善,城市间开始建立较密切的联系。
3. 城市群组阶段。随着中心城市聚集与扩散作用的循环发展,区域内城市间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伴随着与交通干线有着密切联系的支线网络的发展,那些位于干线上的城市作为次级中心地区的功能逐渐被强化,对次级城市产生辐射,然后次级城市再通过支线影响到更低级的城市。这样强化了城市间的关联性,逐渐形成不同地域结构功能的以都市区为中心的城市群组,至此,城市群形态基本形成。
4. 成熟的城市群阶段。随着城市群组交通网络日益发展以及城市联系更加紧密,城市间的职能分工日趋明显,城市等级体系逐渐成形。同一等级城市间的横向联系以及不同等级间的纵向联系均有所增强,逐渐形成具有完善空间结构、等级――规模结构、职能结构的成熟城市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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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谢永琴.城市外部空间结构理论与实践[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6.
关键词:动画 南京 城市 文化
《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是由南京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师生共同创作的一部建筑动画影片,整部片长约为45分钟,以时间为线索,将南京的造城史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三大板块,选取具有显著特征的历史标点,展现2000多年间南京城市面貌的变迁历史。除外在的时间线索以外,“文化”是支撑全片的内在张力与主题核心。
城市是人类的居住地,也是人类文化的聚集所,人类文明的进步始终与城市的发展紧密连接在一起。任何时代的文化都会通过人类行为的碰撞在城市中留下痕迹和沉淀,因此一个城市的外在样貌是城市文化和城市内涵的集中体现,一个城市面貌的变迁史所体现的绝不仅仅是外部形态的变化,它还体现了城市运营者思想历程的演变。影片《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旨在通过现代高科技的三维动画虚拟漫游手段,再现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造城史,充分体现了文化价值、文献价值和传播价值。在反映中国传统造城文化,宣扬中国文化内核的优秀建筑以及展示南京历史名城变迁的同时,具有一定的教育和研究意义。
一、以历史为经,以文化为纬,交织出一幅城市变迁的宏伟画卷
建筑是构成城市面貌的细胞,是城市储存文化的主要载体。不同历史时期的建筑表现出各自的文化样貌。在《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中,导演利用三维虚拟技术对不同时期的城市建筑进行还原,将不同时期建筑文化的精髓逼真直观地展现出来。在梳理南京造城史的过程中,视野不仅仅局限在建筑本身,还要着力挖掘建筑背后的故事,体现出南京深厚的城市文化氛围与人文底蕴。
在南京这座城市里,上演了太多波澜起伏的历史悲喜剧,城市也随之更换着不同的舞台背景。南京城市面貌的变迁正是朝代更迭、王权兴衰的直接体现,这种历史的况味与思辨是本部影片的重要文化视角。
二、从宏观到微观,讲述城市的文化记忆
影片以空间为切入点,从宏观到微观全面地剖析了城市的变迁。从城市的格局到城市的肌理,从城市的空间到城市的建筑,每一环节都是城市演变的重要体现,并且环环相扣,具有强烈的连带关系(见图1),大到城市形态结构,小到城市内部的组织形式,再到建筑的细部构件。而影响和制约它们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社会与文化,因此通过空间形态的再现,表述了城市的演变,也体现了城市内在的社会文化的演变。
三、古都六朝为中心,其他节点为贯穿
大约30万年前南京就存在古人类的活动,6000年前南京就出现了原始村落。在这无数世代的生息繁衍中,影片选取了最有代表性的若干时段,将这段城市变迁史首次整体联系起来,真实地进行三维再现,其中包括建都的繁荣昌盛与战乱的衰败萧条。
其间,定都南京的所有历史时段都是城市演变中的重要节点,是表述的中心,而其他历史朝代时段作为过渡演变贯穿其中。
四、宏伟生动的画面,故事化的讲述,打造面向大众的视听盛宴
本片虽具有专业学术研究的内在价值,但在表现形式上的定位则是面向大众,具有良好的市场推广潜力,在形式上充分考虑大众的审美趣味,制造符合大众口味的视听兴奋点。气势宏伟的城市鸟瞰、栩栩如生的建筑细节、行云流水的画面运动、多视角的切换转接,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解说采用故事化的讲述方式,细节切入、生动形象,将建筑背后的历史与掌故娓娓道来。
五、经济与社会效益分析
1.文化价值:传承城市文化,张扬古城魅力
南京,是我国古都之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南京的城市文化在数千年的历史沉淀后呈现出独特的面貌,散发着迷人的魅力,是长江三角洲地区一颗耀眼的文化明珠。本片选取“南京城市规划变迁”这一独特而又直观的视角,从城市的外形入手,透视城市文化的内质,挖掘人文精神的积淀,将2000多年的城市文化通过现代媒体的手段进行梳理和传承,充分彰显这座古城外形和内在的文化魅力。
2.文献价值:高科技再现消散的历史影像
从最早有记载的春秋时期的吴国的城邑开始,南京建城历史已达2470年。南京建都史自东吴定都建业开始,共450年。目前对于南京造城史的研究还停留在零散的文字和图片资料阶段,而本片采用高科技的建筑动画再现这段消散的历史影像,对于历史研究、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影视创作等领域都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3.传播价值:传统媒介和新媒介兼容
无论是传承历史文化,还是进行城市形象宣传,都离不开广泛而有效的传播。因此,《南京――一座城市的变迁》充分考虑到数字时代媒介传播和受众面的需要,在忠于历史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建筑动画手段,增强画面的视觉冲击力,运用讲故事的方法,将历史典故、名人轶事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内容融入片中。此外,影片全部采用数字技术进行制作,传播媒介的适应性强,除了传统的电视媒介,还可在网络、移动电视、手机等新媒介中进行传播。
4.经济价值: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