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快速发展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威海市土地资源现状在威海市土地总面积56.98万公顷中，耕地面积为19.19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3.69%;园地面积为6.05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63%;林地面积为1 1.185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9.63%;其他农用地面积为9.19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6.14%;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为6.063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64%;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0.53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94%;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0.843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48%;未利用土地顽积为1.68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96%;其他土地面积为2.21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89%。由于人多地少，全市人均土地面积只有3.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16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5亩，因此全市耕地资源十分紧张。从图1可知，全市耕地面积在2007年之前呈现下降趋势，只有最近几年才得到遏制。虽然威海市未利用的土地只有60万亩，但除去裸露岩石、零星荒草地和25度以上的土地等，目前可开垦为耕地的后备资源仅有18万亩左右，通过开发可增加耕地9万亩，人均只有0.036亩，耕地占补平衡的难度很大。因此相对于全市的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发展需求，土地后备资源数量明显偏少。

2.威海市水资源现状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内无大江大河，外无客水入境，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境内的大气降水，是我国北方缺水最严重的地市之一。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770.6毫米，降水总量44.67亿立方米，全市多年平均年径流深256.0毫米，地表水资源量14.8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5,14亿立方米，扣除两者重复计算量后，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6.86亿立方米，占降水总量的37.7%。按2010年的人口和耕地面积计算，人均占有水资源量573立方米，约占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4，远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维持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人均1 000立方米的临界值;亩均占有水资源量只有571立方米，约占全国亩均占有量的1，3，属于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

3.威海市农村劳动力现状据统计，截止2006年末，全市总人口249.8299万人，农业人口132.27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2.95%。其中，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124.0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49.65%，占农村总人口的79.68%。在目前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从业人员总量的61.02%;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7.98%;从事第三产业的占21%。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合计占从业人员总量的38.98%。可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仍占主体。

但是，与威海市第一次农业普查比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19.14万人，降低21.9%，比重下降9.5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7.13万人，增长19.55%，比重上升了9.54百分点。

二、城市化对农业生产资源的影响

1.城市化发展对威海市耕地资源的影响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建设用地占非农业用地的比例非常大。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长期以来，占城市建设用地的75%以上。而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构成其中的大部分。粗放的城市化模式使本就短缺的农业用地更加紧张。从表1可知，2002年到2010年期间，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构成城市建设用地的大部分，而城市道路与广场用地增长速度在四大类用地中增长较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时，还使得耕地质量不断下降。工业化不但占用了城市周边优质高产良田这些旱涝保收或灌溉条件良好的耕地是补充的未利用地、农村废弃宅基地和闲置土地整理、废弃土地复垦等无可比拟的，而且工业企业通过对环境释放有害物质，如工业废水、有害气体等，影响耕地质量。

2.城市化对农业水资源的影响一是使城市用水增加，农业用水减少。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使得城镇居民用水普及率上升，导致城镇用水量急剧增加，加剧城镇生产和生活供水压力。

而城市用水的增加又会挤压农业用水，使农业用水大幅度较少。在2007年，威海市农业用水量为1.47亿立方米，但是到2009年则降为1.33亿立方米，特别是农业灌溉用水大幅度减少。目前，全市较大型水库基本用于城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比例非常低。

二是导致水环境污染严重。不但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导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而且城镇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又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和废水。虽然有部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处理，但大量不达标的污水和废水的排放直接导致水环境的污染。2000年全市废水排放量为5 104万吨，2010年这一数字高过11 403万吨，是2000年的2.23倍。其中生活污水的排放量，由2000年的3285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8 532万吨，是2000年的2.60倍。这无疑是城镇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

工业废水的排放增长相对较缓。2000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1 819万吨，而2010年为2 872万吨，只是2000年的1.58倍，大大低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废水排放量增长主要动因在于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大量增加(见图2)。

3.快速城市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转移速度在不断加快。

这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资源，导致农业生产与农业管理水平长期低下。首先，城市化促使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从而使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1983年以来，威海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占比一直在减少，而非农业产业劳动力的数量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目前为止，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已经不再从事农村基础劳动，而是转移到乡镇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单位中或者转移到城市中。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于农业劳动力数量有降低作用。

篇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城市化发展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有利的影响：（1）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2）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二）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也给农村带来许多问题：（1）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2）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隐患。

因此，了解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冲击和影响对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很有必要。

长安区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耕地90.4万亩。现辖10个乡镇、15个街办，671个行政村。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加快，西安发展重心南移，越来越多的村子由农转城，又由于各大高校和部分企业外迁，在长安区建起了大学城、工厂等，对当地村民影响很大。长安区可谓是受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典型地区。

二、调查数据

通过走访调查长安区部分行政村，并根据人口和耕地等数据特征将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一）“空心村”。斗门镇张旺渠村五年前人口为2600人，六十岁以上老人290人，占总人口的11.2%，十岁以下儿童：400人，占总人口的15.4%.耕地面积约2700亩，2014年常住人口3100，六十岁以上老人有490人，占总人口的15.8%，十岁以下儿童500人，占总人口的16.1%，耕地面积：2200亩。

鸣犊镇师一村五年前常住人口 1285人，60岁以上 151人，占总人口的11.7%，10岁以下儿童 86人，占总人口的6.7%，耕地面积876.4亩。2014年常住人口 1301人，60岁以上 140人，占总人口的10.8%，10岁以下 81人，占总人口的6.2%，耕地面积872亩。

炮里乡上塬村总人口834人，耕地面积1110亩，60岁上76人，占总人口的7.2%，留守儿童23人，占总人口的2.8%.

（二）城镇化。郭杜街道杜回村地处西安南郊，毗邻长安区政府，位于大学城中心地段，周围有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个院校，2002年左右，因大学城的建设要求，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北村村民基本无耕地，南村村民有少量耕地，2014年因新的建设要求，南村耕地亦被征用，现基本无耕地，该村现有2591人，儿童475人，约占总人口的18%，老年464人，约占总人口的19%.

郭杜街道南新村五年前常住人口1215人，老人179，约占总人口的14.7%，留守儿童8人，占总人口的0.6%，无耕地面积。2014年常住人口1396人，六十岁以上老人221人，约占总人口的15.8%，留守儿童25人，占总人口的1.8%，无耕地面积。

王曲镇中甘村2014年全村600多人口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全村人口的12.42%，留守儿童约占全村人口的5.4%，耕地面积约为2000亩左右。2014年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比之2013增加50人，留守儿童减少10人左右，耕地面积极大地减少，分别用于宅基地的建设和工厂的建设。

三、分析总结

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一）对于“空心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多数人无法携带子女，致使许多农村儿童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农村老人根本无力胜任“留守儿童”的教育任务，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节严重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

（二）对于那些距离市区较近的村子，城镇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引起了城市规模的扩大，造成耕地的非农化，使耕地面积减少。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意味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而且意味着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对土地的需求特别是对耕地的占用急剧膨胀，造成耕地数量的减少。

（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农村空巢老年化。随着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将会持续上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将从隐性转为显性。因此，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之一。

四、建议

篇3

关键词 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43-0088-01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础。要想搞好城市规划，必须要有效发挥城市总体功能，协调好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把科学发展观融合、渗透到城市规划之中。国内外在设计、建设、管理方面有很高声誉的城市都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要有新的思维，要做到充分协调城市与人的关系，使城市的发展与人的需求达到完美结合。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而且这种快速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规划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的龙头，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市规划与建设，实现城市的发展与人的需要和谐。其具体的新思维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1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

人与城市的和谐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要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应给予充分重视2）强化对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和服务配置的实施性和引导性。；3）规划要体现出城镇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2 从区域和全球的视角审视城市规划

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中，针对某一个城市，在通常情况下是以行政区为边界划分城市发展的方向、规模、职能。随着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化的深入，城市愈来愈趋向于“无边界”的发展，因此在新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应从区域，甚至全球的视角来重新加以审视。这里所说的“无边界”，不是指规划范围的设定可以漫无边际，而是强调规划中要有区域观念和全球化视野。无边界”的城市规划所要求的是，在区域、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求城市的发展空间。理论上城市规模可以无限地增长，城市的职能和等级可以无限度地提高。“无边界”的城市规划，并不是要避免竞争，而是通过竞争，最终消除城市发展的同构现象。城市的发展会始终与竞争相伴随，通过竞争，城市发展需求的资源双向流动，会在达到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后会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城市在单纯的规模上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得到城市之间发展中的一种妥协。

3 确立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城市规划的新理念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发展的开放性和社会的信息化使得城市发展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可能，可以实现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但是，有些资源是不可以流动的，比如土地、水资源等，这些不可流动的资源是我国进行快速城市化发展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固然重要，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同样重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期，资源环境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约束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城市规划必须确立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新理念。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开始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

对于新时期的城市规划，城市化模式、城市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的把握和安排，都要以特定的资源约束为条件，在建立一种节约型城市理念的前提下，切实从规划理论、方法本身去寻求建立一套与中国资源约束条件相协调的城市发展之路和城市规划指标。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是重中之重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要求城市规划提高科学性。具体而言，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把握：

1）战略性的规划与研究:应将战略研究作为城市进行整体功能规划编制先导，一个成功的战略研究首先来自于专门负责研究战略规划的人才群体；其次要要不断地对战略规划进行深化；最后需要对间断性地编制研究进行动态跟踪并随时纠正；2）合理性设置城市的发展目标:以往的城市规划大多数是靠主观意识、自我中心来制定目标的，往往体现出来的就是“三个结构、一个网络”，“三个结构”就是指所谓的空间地域组织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等级规模结构；“一个网络”即是基础设施网络。当前这种目标导向应转统筹城市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城乡可持续发展；要以人为本进行城市规划，体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相关性；体现政府配置资源的相关政策的导向性，体现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体现资源的公共性；3）前瞻性的功能空间布局:前瞻性的城市布局，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病及生态破坏，致力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促进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布局是相关的。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空间布局要求，因此在空间布局方面必须要有前瞻性；4）有效的政策策略性:经济全球化发展时期，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是整个规划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城市发展战略实质上是对城市长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要素的综合协调和安排。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认识问题，是公共政策的研究的主要目标。围绕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梳理出的策略，才是能够管用的战略和策略，才能成为城市发展各有关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指导原则。

4 结论

目前，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带来人口、资源、环境等方向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式下，城市规划必须以科学观为指导思想，实现经济发展与人需要的和谐，只有确立这样的新思维才能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规划建设管理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保障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

参考文献

[1]管洁.城市规划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0.

[2]仇保兴.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 强化城镇体系规划的地位和作用[J].城市发展研究，2004(1).

篇4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 [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 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王德利，方创琳，杨青山，李飞.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J].地理科学，2010，（5）：643-650.

[2] 郑亚平，聂锐.从城市化质量认识省域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大学学报，2007，（5）：1-5.

[3] 李培祥.广东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29）.

[4] 陈春，冯长春.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4）：133-136.

[5] 丁旭辰.中国耕地流失原因与耕地保护对策初探[J].法制与社会，2010，（12）：176-177.

[6] 魏振香.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流失问题及其成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7，（5）：140-143.

[7] 李秀敏，赵晓旭，朱艳艳.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2）：69-73.

[8] 皮尔逊，哈珀.世界的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1.

[9] United Nations.Government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M].New York.1997.

[10] Sargent.II，F.Human Ecology.[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n，1997.

[11] Mark Patrick Taylor.The Drivers of Im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J].

Human Ecology，2007：775-776.

[12] Gill Brewer Creating knowledge：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G].Training Journal.May 2000.

[13]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M].The 1998 Revision.New York，1999.

[14] 张维群.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特区经济，2006，（5）：265-266.

[15] 周祝平，柴志春.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指数的构建方法初探[J].当代财经，2008，（9）：25-29.

[16] David Turnock.The Human Resource of Eastern Europe：A Preliminary Discussion[J].Geojournal，2000：75-90.

[17] Tetsuo，YasuoMaeda.Is Aging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1：113-127.

[18] 姚愉芳.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与应用[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7-41.

[19] 吴文恒，牛叔文.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6，（11）.

[20] 张广裕.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生态经济，2008，（4）：50-54.

[21] 朱国宏.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1）：11-14.

[22] 袁建华，许屹，姜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控制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28-30.

[23] 陈志恺.人口、经济和水资源的关系[R].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0：5-11.

[24] 郑振源.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潜力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1996，（4）：33-38.

[25] BilsborrowRM.Geores Population，Land Us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ross-National

Data In The Causes of Deforestation，edited by D.Pearce and K.Brow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6] Mink S D.Poverty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M].Washington，D.C： The World Bank，1993.

[27] 成升魁，沈镭.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0，（10）：297-304.

[28] 王祎俊.北京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J].首都经贸大学，2011，（1）：1-54.

[29] 赵艳霞.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宏观分析[J].辽宁城乡环境科技，2002，（4）：1-4.

[30] 艾建林.云南省森林资源与人口变化的思考[J].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1997，（1）：39-42；郭艳红.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与

可持续利用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1-110.

[31] 阎耀军.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论丛，2003，（7）：21-26.

[32] 刘小林.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J].工作视点，2007，（1）：64-65.

[33] 王炜.环境监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83-284.

篇5

【关键词】乌鲁木齐市快速发展给水工程规划

前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建设也在日新月异。乌鲁木齐市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地处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地势起伏悬殊，山地面积广大，市区三面环山，北部平原开阔。辖区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降低，大致分为山地、山间盆地与丘陵和平原三个梯级，市区平均海拔800米。

乌鲁木齐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市区全年以西北风向为主。水资源总量不包括调水约为11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10亿立方米。乌鲁木齐市海拔680米－－920米，自然坡度12‰－－15‰。

“乌鲁木齐”为古准噶尔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乌鲁木齐正式置市，1953年11月20日政务院废止迪化名称，更名为乌鲁木齐。1959年升格为设区的地级市。

1、历版总体规划简述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乌鲁木齐编制过1941、1951、1959、1985、2000年共五版城市总体规划。

1.1、1941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1941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可以被视为乌鲁木齐市历史上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受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 内容不是很完善。只对城市用地做了安排。

1.2、1950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解放后，l950年请来上海联合顾问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的技术人员绘制了《迪化市城市计划―市区道路系统及区划总图》，规划范围和《迪化市区分区计划图》相同，图纸的主要内容如同标题所表明，主要包括道路网和功能分区两大部分。

1.3、1959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1958年开始了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l959年完成了第一张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图与规划说明书。

1959年版规划确定乌鲁木齐城市性质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文化、经济的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为80万人和87平方公里。

1.4、1985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结束后，再度提出修改《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l985年5月，《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上报国务院。1985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版规划。

1985年版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为：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城市规模：城市人口近期控制在108万，远期控制在130万。规划区面积1600平方公里。按集团式多中心的手法，把建设用地划分为10个集团。

1.5、2000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1999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为适应市域内大型能源交通设施和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乌鲁木齐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本版规划确定城市性质为“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10年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分别为200万人和176平方公里，2020年人口和用地规模为235万人和200平方公里。

1.6、2009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虽然历版总规对城市规模的预测均不保守，但城市人口和用地的实际增长速度均快于预期，显示了乌鲁木齐在新疆的巨大吸引力。到2009年，乌鲁木齐中心城区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已经分别达到了257万人和339.平方公里，已经超过了上版总规中2020年的规划人口和用地规模。本次总体规划确定乌鲁木齐城市性质为：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我国面向中亚、西亚地区的国际商贸中心。2020年乌鲁木齐人口为40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为500万平方公里。

2、给水工程规模逐渐变大，反映出城市的快速发展。

乌鲁木齐市给水工程始建于1958年，在此之前乌鲁木齐市没有供水设施，居民饮水均为泉水、河水、土井水、沟渠水等。1966年扩建第一水厂，扩建后供水能力为7.2万m3/日。还不能满足1959年生活用水量9.6万m3/日的要求。1985年给水管道177公里，平均日供水量为8.4万m3/日，水厂两座。系统外供水及企业自备水源合计为45.4万m3/d。乌鲁木齐市现状城市供水规模共计约121.32万m3/d。给水管网总长度约1270km，用水普及率为90%。下表为1959年―2009年给水设施建设情况一览表，为节约篇幅，本表仅列出增速变化较明显的、间隔分别为7年、6年、4年的10组数据，根据表中数据每个时间段分别计算平均增速（%）并绘制成图。

1959年―2009年给水设施建设情况一览表

年份 全市总人口

（万人） 管道长度

（公里） 生产能力

（万m3） 供水总量

（万m3/年） 用水人口

（万人）

1959 42.9 6.7 0.2 4 2

1966 50.9 38 2.28 451.4 30

1973 73.1 74.7 4.12 1268 50

1980 90.3 104 9 2578 63

1986 120.3 221 14 4312 87

1992 136.6 305 38 11337 106

1996 147.9 495 40.6 14336 111.2

2000 164.4 603 59.3 15306 164.1

2005 194.2 800 111 17098 194.1

2009 241.2 1270 120.4 29771 279

由以上两幅曲线图可以看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其给水生产能力的增速与管道建设的增速是交替增长的，反映出一普遍存在的规律，即在生产能力增长后，管道建设出现不匹配现象，管道输送能力不能满足水厂的生产能力，然后进行管道建设。在编制年度计划和近期建设规划时，可根据一些现状数据及设施运行情况，分析其规律，预测未来的需求，根据需求编制计划和规划。

给水生产能力增速与给水总量增速曲线，在1996年以前步调基本一致，1996年以后，出现了城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城市给水的规模迅速增大，而实际给水总量并没有出现较大的需求，建成的水厂规模太超前，造成建成后多年闲置浪费，经过多年才达到生产能力。针对这些现象，2009版给水规划中，对水源、水厂及管道编制了分期建设内容，对近期建设的工程进行列表。避免了盲目建设，造成浪费。

3、水量的预测方法及用水指标因城市的发展而不同

1959年规划中对水量和水压有一简单预测，生活用水量预测按照80万人口，用水定额80升/人・日，时变化系数为1.5计算，生活用水量为9.6万m3/日。工业用水量预测为3.5万m3/日。水压要求为能供三层――五层楼房即可（原规划为13.5m――20.5m，实际按照规范要求计算应为16-21米）。

1985年规划对水量进行了预测，生活用水量预测按照近期用水定额120升/人・日，远期用水定额180升/人・日计算，计算城市用水量近期为20万m3/日，远期为33.5万m3/日。

2000年规划供水人口及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为：

近期 规划人口141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230L/人・d

暂住人口 22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160 L/人・d

远期 规划人口194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320 L/人・d

暂住人口 30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220 L/人・d

日变化系数为1.2。

城市用水量近期为93万m3/日，远期为148万m3/日。

2009年规划采用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对水量预测:

历年用水量及用水指标

年份 人口（万人）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 城市总用水量（万方） 平均日用水量（万方/日） 最高日用水量（万方/日） 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万方/万人・日） 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万方/ 平方公里・日）

2003 182 169 41501 114 137 0.62 0.67

2004 186 173 29516 81 97 0.43 0.47

2005 194 176 17098 47 56 0.24 0.27

2006 184 236 21160 58 70 0.32 0.25

2007 221 262 29074 80 96 0.34 0.31

2008 236 303 29771 82 98 0.35 0.27

2009 241 339 29771 82 98 0.34 0.24

根据表1的数据，对照国家标准《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98）乌鲁木齐属于用水三类地区，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在0.24―0.62万方/（万人・日）之间，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在0.24―0.67万方/(平方公里・日)之间，而乌鲁木齐市历年除2003年外用水指标均低于最低标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乌鲁木齐市现状用水标准很低，反映了干旱缺水地区大城市的用水特征，并且以用地综合用水量测算，实际用水指标大大低于国家标准。因此在规划期内宜采用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来预测城市用水量，并采用国家标准的低限。

规划用水量预测及用水指标

2020年乌鲁木齐人口为40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为500万平方公里。

1）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法

首先，进行不同规划年份的人口数量预测，而后采用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两者相乘，得出城市用水总量。此种方法作为用水量预测的主要方法。

2）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法

规划期内工业用水量增长幅度较大，增加的工业基本集中在甘泉堡地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面积，采用合适的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出城市用水总量。此种方法作为用水量预测的校核方法。

本次规划确定，乌鲁木齐市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为0.45万m3／万人・d；乌鲁木齐市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为0.35万m3／万人・d；预测乌鲁木齐市最高日用水量2020年为180万m3/d。

1959年及1985年规划中均采用生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其他用水量的分类用水量计算方法进行预测城市用水量，2000年及2009年规划则采用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法。而在规划编制阶段，很多具体的建设项目都不确定，所以现在的大城市采用分类用水量计算方法进行预测城市用水量工作量很大，也很难预测准确。而采用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法则是利用对近几年的综合用水指标分析，由分析推测出符合城市的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的城市用水量会比较符合城市的发展。

4、水源选择因城市的建设发生变化

1959年规划提出条件较成熟的四个水源地分别为：三屯碑水源地、仓房沟南戈壁水源地、二宫水源地和乌拉泊水源地。1966年在二宫水源地建成第二水厂，运行了27年后于1993年因水质恶化而改做绿化用水，目前已彻底关闭，证实了当年的规划预见。规划中对乌鲁木齐市水资源结论为：乌鲁木齐市城市用水水源是丰富的。

198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市区范围内地下水已经超采，不宜再扩大开采量。二宫水源地已不适合饮用，可改作绿化用水。建议开发乌拉泊（石墩子山口）地表水和柴窝堡水源地。近期20万m3/日的用水总量，其中17万m3/日由城市自来水系统供给，3.6万m3/日由自备水源井供给。

2000年规划提出1）、开发柴窝堡湖西南水源地：以地下水为水源，规模5万m3/d，预计2000年6月建成投产。2）、石墩子山水厂扩建：取乌拉泊水库水，建地表水处理厂，规模20万m3/d，预计2001年建成投产。3）、柴窝堡湖西北水源地扩建：以地下水为水源，规模5万m3/d。4）、西山水源地开发：取用地下水，规模3万m3/d。5）、一道沟水源地开发：泉水汇集引用，规模2.5万m3/d。6）、芨芨槽子水源地开发：取用地下水，规模2.7万m3/d。

根据用水量预测，远期将以上水源开发后仍缺水31.8万m3/d。必须进行农业节水及跨流域引水。柴窝堡水源地开发后由于相应的补湖工程未及时建设，而导致湖区水位下降，生态恶化。为保证柴窝堡水源地的开发建设，现已建设三个山补湖工程，并在规划中提出将乌鲁木齐河水在洪水季节分流入柴窝堡湖，以补充湖水。

2009年规划根据规划人口和用地规模提出米东区水资源开采严重超载，规划采取措施①关闭现状米东区部分水源地，取“500水库”12万m³水扬到市区640等高线处，规划一新水厂，供水能力为12万m³/d，为米东区及城北新区用地供水；②在娄庄子村地区修建一水库，以此水库为水源在其下游处规划一新水厂，供水能力20万m³/d，为城市西南及西北部新区用地供水；③在西山水源地规划一新水厂，供水能力10万m³/d，为城市西部及南部物流园用地供水。

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已日益严重，在规划中对节约用水规划及污水再生利用规划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

由1959年规划提到的“乌鲁木齐市城市用水水源是丰富的”；到1985年规划提出地下水超采，考虑开始使用地表水；再到2000年规划提出乌鲁木齐市自身水资源量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必须进行农业节水及跨流域引水；2009年规划则明确提出调水工程方案，“500”水库及娄庄子水库均为跨流域调水的水库。在水资源方面，既要厉行节约，还要进行污水再生利用，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国家于200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明确提出在缺水地区，应当调整种植结构，优先发展节水型农业，推进雨水积蓄利用，建设和管护节水和灌溉设施，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水的蒸发和损失。国家鼓励和支持使用再生水。有条件使用再生水的地区，限制或者禁止将自来水做为城市道路清扫、城市绿化和景观用水使用。还鼓励各类产业园区水的分类利用和循环使用。

5、水处理方式难度逐渐加大

1958年建设的第一水厂，取用乌鲁木齐河床（乌拉泊～三屯碑段）地下潜流水，水质良好，水量稳定，经1966年、1978年和1997年三次挖潜改造，现有生产能力21 万m3/d。开发时水源丰富，含水层厚30-35m，均为砂砾石层，渗透性较强。1966年在燕尔窝河滩处埋设地下渗渠，降水汇集到集水井中，再通过管道送入一水厂，采用重力流方式供应城市。

1984年建设的第五水厂，取用乌拉泊水库地表水，设计供水量8万m3/d。水水处理工艺采用预沉―预加氯―机械搅拌加斜管澄清―反向过滤气水反冲洗滤池―液氯消毒―清水池―用户。

1991年及1998年建设的第六、七水厂，取用柴窝堡湖湖西北、西南水源地地下水，水质较好，设计供水量8万m3/d和7万m3/d，自水源地至水厂铺设一输水干管，工艺采用：深井泵―长距离输水管―沉砂池―清水池―液氯消毒后水自流入城市给水管网。

1998年建设的第八水厂，取用乌拉泊水库地表水，设计供水量为20万m3/d，水处理主要工艺采用预沉―预氯化―高密度沉淀―V型滤池―液氯消毒后水自流入城市给水管网。

第一水厂和第六、第七水厂均取用地下水，而处理工艺却有差别，1997年以前第一水厂的水是不需处理，直接供给用户。1998年经改造与第六、第七水厂的处理工艺一样，否则出水水质会不达标。

五水厂与八水厂均取用乌拉泊水库地表水，而处理工艺也是有差别，八水厂处理方式难度明显加大。在人口较少时，打井取水既可，需水量增大后，开始取用地表水，处理工艺也复杂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渐渐提高，现代化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可是这一切都要依赖于城市的水资源和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还应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6、结语

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的给水工程规划应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规划的城市职能，居民的生活习惯及生活水平，合理确定给水工程规模及用水量指标。在给水工程规划时，不能单一的只进行工程建设，还应对城市的水资源环境及水资源保护提出要求，当水资源量的量和质无法得到保证时，应采用补救措施或管理措施。只有合理而科学的给水工程规划才能正确的指导城市建设。

【参考文献】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82-98）

2、乌鲁木齐市水资源公报 乌鲁木齐市水资源公报编委会 2002-2009年

3、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乌鲁木齐市统计局 2002-2009年

4、《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1959），《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1985－2000），《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2000－2020），《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纲要》（2009－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