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快速发展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1.威海市土地资源现状在威海市土地总面积56.98万公顷中，耕地面积为19.19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3.69%;园地面积为6.05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63%;林地面积为1 1.185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9.63%;其他农用地面积为9.19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6.14%;居民点及工矿用地面积为6.063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0.64%;交通运输用地面积为0.536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94%;水利设施用地面积为0.843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48%;未利用土地顽积为1.68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96%;其他土地面积为2.217万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3.89%。由于人多地少，全市人均土地面积只有3.4亩，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1/3;人均耕地面积只有1.16亩，比全国平均水平低0.25亩，因此全市耕地资源十分紧张。从图1可知，全市耕地面积在2007年之前呈现下降趋势，只有最近几年才得到遏制。虽然威海市未利用的土地只有60万亩，但除去裸露岩石、零星荒草地和25度以上的土地等，目前可开垦为耕地的后备资源仅有18万亩左右，通过开发可增加耕地9万亩，人均只有0.036亩，耕地占补平衡的难度很大。因此相对于全市的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发展需求，土地后备资源数量明显偏少。

2.威海市水资源现状威海市地处山东半岛最东端，内无大江大河，外无客水入境，水资源主要来源于境内的大气降水，是我国北方缺水最严重的地市之一。全市多年平均年降水量为770.6毫米，降水总量44.67亿立方米，全市多年平均年径流深256.0毫米，地表水资源量14.84亿立方米，地下水资源量5,14亿立方米，扣除两者重复计算量后，全市多年平均水资源总量16.86亿立方米，占降水总量的37.7%。按2010年的人口和耕地面积计算，人均占有水资源量573立方米，约占全国人均占有量的1，4，远远低于国际上公认的维持社会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人均1 000立方米的临界值;亩均占有水资源量只有571立方米，约占全国亩均占有量的1，3，属于水资源严重短缺地区。

3.威海市农村劳动力现状据统计，截止2006年末，全市总人口249.8299万人，农业人口132.2737万人，占全市总人口的52.95%。其中，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124.04万人，占全市人口的49.65%，占农村总人口的79.68%。在目前的农村劳动力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占从业人员总量的61.02%;从事第二产业的占17.98%;从事第三产业的占21%。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合计占从业人员总量的38.98%。可见，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仍占主体。

但是，与威海市第一次农业普查比较，第一产业从业人员减少19.14万人，降低21.9%，比重下降9.54个百分点，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增加7.13万人，增长19.55%，比重上升了9.54百分点。

二、城市化对农业生产资源的影响

1.城市化发展对威海市耕地资源的影响由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建成区和建设用地面积的扩张，耕地面积不断下降。城市建设用地占非农业用地的比例非常大。居住用地、公共设施用地、工业用地和道路广场用地，长期以来，占城市建设用地的75%以上。而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构成其中的大部分。粗放的城市化模式使本就短缺的农业用地更加紧张。从表1可知，2002年到2010年期间，居住用地与工业用地构成城市建设用地的大部分，而城市道路与广场用地增长速度在四大类用地中增长较快。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在占用大量耕地的同时，还使得耕地质量不断下降。工业化不但占用了城市周边优质高产良田这些旱涝保收或灌溉条件良好的耕地是补充的未利用地、农村废弃宅基地和闲置土地整理、废弃土地复垦等无可比拟的，而且工业企业通过对环境释放有害物质，如工业废水、有害气体等，影响耕地质量。

2.城市化对农业水资源的影响一是使城市用水增加，农业用水减少。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城镇人口的大量增加，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提高，使得城镇居民用水普及率上升，导致城镇用水量急剧增加，加剧城镇生产和生活供水压力。

而城市用水的增加又会挤压农业用水，使农业用水大幅度较少。在2007年，威海市农业用水量为1.47亿立方米，但是到2009年则降为1.33亿立方米，特别是农业灌溉用水大幅度减少。目前，全市较大型水库基本用于城市供水，农业灌溉用水比例非常低。

二是导致水环境污染严重。不但城镇人口大量增加必然导致城镇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而且城镇产业发展特别是工业的发展，又会产生大量的污水和废水。虽然有部分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经过处理，但大量不达标的污水和废水的排放直接导致水环境的污染。2000年全市废水排放量为5 104万吨，2010年这一数字高过11 403万吨，是2000年的2.23倍。其中生活污水的排放量，由2000年的3285万吨增长到2010年的8 532万吨，是2000年的2.60倍。这无疑是城镇人口大量增加的结果。

工业废水的排放增长相对较缓。2000年的工业废水排放量为1 819万吨，而2010年为2 872万吨，只是2000年的1.58倍，大大低于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增长速度。这说明，废水排放量增长主要动因在于城市生活污水排放量的大量增加(见图2)。

3.快速城市化对劳动力资源的影响随着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转移速度在不断加快。

这极大地影响了农业劳动力资源，导致农业生产与农业管理水平长期低下。首先，城市化促使农业劳动力数量急剧减少。在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中，大量农业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从而使农业劳动力数量不断下降。1983年以来，威海农业劳动力的数量和占比一直在减少，而非农业产业劳动力的数量则呈现逐年上升趋势。到目前为止，有接近三分之二的农村人已经不再从事农村基础劳动，而是转移到乡镇企事业单位、个体经营单位中或者转移到城市中。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对于农业劳动力数量有降低作用。

篇2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逐渐放开了对人口流动的控制，大量农民流向城市，加快了城市化进程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

（一）城市化发展给农村带来了许多有利的影响：（1）有助于提高工业生产的效率，工业化使城市化获得持续推进的动力。（2）提高乡村的对外开放程度，有利于城市与乡村的交流，缩小城乡发展差距。

（二）然而，快速的城市化发展也给农村带来许多问题：（1）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导致农村劳动力不足。（2）弃耕抛荒问题越来越严重，中国粮食进口率逐渐增高，使得我国粮食安全问题存在很大的隐患。

因此，了解高速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村的冲击和影响对国家的稳定快速发展很有必要。

长安区地处关中平原中部，城区距西安市中心8.7公里，总面积1583平方公里，耕地90.4万亩。现辖10个乡镇、15个街办，671个行政村。随着西安城市化进程加快，西安发展重心南移，越来越多的村子由农转城，又由于各大高校和部分企业外迁，在长安区建起了大学城、工厂等，对当地村民影响很大。长安区可谓是受城市化发展影响的典型地区。

二、调查数据

通过走访调查长安区部分行政村，并根据人口和耕地等数据特征将其进行了如下分类：

（一）“空心村”。斗门镇张旺渠村五年前人口为2600人，六十岁以上老人290人，占总人口的11.2%，十岁以下儿童：400人，占总人口的15.4%.耕地面积约2700亩，2014年常住人口3100，六十岁以上老人有490人，占总人口的15.8%，十岁以下儿童500人，占总人口的16.1%，耕地面积：2200亩。

鸣犊镇师一村五年前常住人口 1285人，60岁以上 151人，占总人口的11.7%，10岁以下儿童 86人，占总人口的6.7%，耕地面积876.4亩。2014年常住人口 1301人，60岁以上 140人，占总人口的10.8%，10岁以下 81人，占总人口的6.2%，耕地面积872亩。

炮里乡上塬村总人口834人，耕地面积1110亩，60岁上76人，占总人口的7.2%，留守儿童23人，占总人口的2.8%.

（二）城镇化。郭杜街道杜回村地处西安南郊，毗邻长安区政府，位于大学城中心地段，周围有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多个院校，2002年左右，因大学城的建设要求，大部分耕地被征用，北村村民基本无耕地，南村村民有少量耕地，2014年因新的建设要求，南村耕地亦被征用，现基本无耕地，该村现有2591人，儿童475人，约占总人口的18%，老年464人，约占总人口的19%.

郭杜街道南新村五年前常住人口1215人，老人179，约占总人口的14.7%，留守儿童8人，占总人口的0.6%，无耕地面积。2014年常住人口1396人，六十岁以上老人221人，约占总人口的15.8%，留守儿童25人，占总人口的1.8%，无耕地面积。

王曲镇中甘村2014年全村600多人口中六十岁以上的老人占全村人口的12.42%，留守儿童约占全村人口的5.4%，耕地面积约为2000亩左右。2014年的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比之2013增加50人，留守儿童减少10人左右，耕地面积极大地减少，分别用于宅基地的建设和工厂的建设。

三、分析总结

分析数据我们可以得出：

（一）对于“空心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大量农村青年进城务工，多数人无法携带子女，致使许多农村儿童远离父母，成为“留守儿童”。农村老人根本无力胜任“留守儿童”的教育任务，使得“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环节严重缺失，严重影响了他们的学习和身心健康。

（二）对于那些距离市区较近的村子，城镇化的趋势是必然的，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导致了城市人口大量增加，从而引起了城市规模的扩大，造成耕地的非农化，使耕地面积减少。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保护与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的矛盾将长期存在，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意味着城市面积的不断扩大，而且意味着城市发展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日益增大。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也对土地的需求特别是对耕地的占用急剧膨胀，造成耕地数量的减少。

（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进程，同时也伴随着出现了农村空巢老年化。随着农村青壮年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农村空巢老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将会持续上升。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将从隐性转为显性。因此，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问题之一。

四、建议

篇3

关键词 城市化；可持续发展；新思维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1）43-0088-01

城市规划作为城市发展的龙头，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基础。要想搞好城市规划，必须要有效发挥城市总体功能，协调好经济、社会、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关系，把科学发展观融合、渗透到城市规划之中。国内外在设计、建设、管理方面有很高声誉的城市都有一个合理的规划。因此，城市化进程中，城市规划要有新的思维，要做到充分协调城市与人的关系，使城市的发展与人的需求达到完美结合。中国的城市化已进入快速发展期， 而且这种快速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在这样的环境下，对城市规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城市规划作为引导城市发展的龙头，必须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城市规划与建设，实现城市的发展与人的需要和谐。其具体的新思维主要体现以下几方面。

1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

人与城市的和谐是城市发展的动力。要实现人与城市的和谐，就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规划理念，以人的需求为导向。以人为本的城市规划，应该着重注意以下几方面的工作：1）对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础性问题应给予充分重视2）强化对公共产品、公共资源和服务配置的实施性和引导性。；3）规划要体现出城镇空间布局的合理性。

2 从区域和全球的视角审视城市规划

在以往的城市规划中，针对某一个城市，在通常情况下是以行政区为边界划分城市发展的方向、规模、职能。随着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化的深入，城市愈来愈趋向于“无边界”的发展，因此在新的背景下，城市规划应从区域，甚至全球的视角来重新加以审视。这里所说的“无边界”，不是指规划范围的设定可以漫无边际，而是强调规划中要有区域观念和全球化视野。无边界”的城市规划所要求的是，在区域、全球经济体系中寻求城市的发展空间。理论上城市规模可以无限地增长，城市的职能和等级可以无限度地提高。“无边界”的城市规划，并不是要避免竞争，而是通过竞争，最终消除城市发展的同构现象。城市的发展会始终与竞争相伴随，通过竞争，城市发展需求的资源双向流动，会在达到一个特定的平衡点后会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城市在单纯的规模上处于相对静止状态，得到城市之间发展中的一种妥协。

3 确立资源环境约束条件下城市规划的新理念

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发展的开放性和社会的信息化使得城市发展具有了更大的自由和更多的可能，可以实现城市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实现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但是，有些资源是不可以流动的，比如土地、水资源等，这些不可流动的资源是我国进行快速城市化发展的最主要的约束条件。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的提高固然重要，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也同样重要。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期，资源环境对未来城市发展的约束日益加剧，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城市规划必须确立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核心的城市规划新理念。实现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互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在全球范围内达成共识，开始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之中。

对于新时期的城市规划，城市化模式、城市发展目标等各个方面的把握和安排，都要以特定的资源约束为条件，在建立一种节约型城市理念的前提下，切实从规划理论、方法本身去寻求建立一套与中国资源约束条件相协调的城市发展之路和城市规划指标。提高城市规划的科学性是重中之重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形势下，要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这就要求城市规划提高科学性。具体而言，城市规划的科学性应从以下4个方面进行把握：

1）战略性的规划与研究:应将战略研究作为城市进行整体功能规划编制先导，一个成功的战略研究首先来自于专门负责研究战略规划的人才群体；其次要要不断地对战略规划进行深化；最后需要对间断性地编制研究进行动态跟踪并随时纠正；2）合理性设置城市的发展目标:以往的城市规划大多数是靠主观意识、自我中心来制定目标的，往往体现出来的就是“三个结构、一个网络”，“三个结构”就是指所谓的空间地域组织结构、职能类型结构和等级规模结构；“一个网络”即是基础设施网络。当前这种目标导向应转统筹城市与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和城乡可持续发展；要以人为本进行城市规划，体现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的相关性；体现政府配置资源的相关政策的导向性，体现利益主体的多元性；体现资源的公共性；3）前瞻性的功能空间布局:前瞻性的城市布局，可以从根本上预防城市病及生态破坏，致力于环境保护、生态建设，促进生态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和城市空间结构的布局是相关的。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空间布局要求，因此在空间布局方面必须要有前瞻性；4）有效的政策策略性:经济全球化发展时期，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的公共政策研究是整个规划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城市发展战略实质上是对城市长期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要素的综合协调和安排。科学地、有针对性地分析和认识问题，是公共政策的研究的主要目标。围绕这些具有重大影响的问题梳理出的策略，才是能够管用的战略和策略，才能成为城市发展各有关方面的行动纲领和指导原则。

4 结论

目前，我国城市化已经进入全新的发展阶段。城市化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带来人口、资源、环境等方向的问题，在这样的形式下，城市规划必须以科学观为指导思想，实现经济发展与人需要的和谐，只有确立这样的新思维才能在实践中充分发挥规划建设管理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保障作用，才能充分发挥规划的龙头作用。

参考文献

[1]管洁.城市规划管理中的“以人为本”思想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0.

[2]仇保兴.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 强化城镇体系规划的地位和作用[J].城市发展研究，2004(1).

篇4

关键词：快速城市化；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01-0155-05

中国城市化进程已经经历了近六十年的曲折发展历程，中国用了近四十七年的时间完成了城市化发展的起步阶段，从1996年开始进入城市化发展中期的快速成长阶段。在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的协调问题日益严重。传统城市化以资源的过度利用和环境污染破坏为代价而追求经济发展，“破坏治理”的恶性循环发展模式让区域发展付出了沉痛代价。通过已有研究文献探讨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整理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成果，为中国快速城市化地区的理性发展和相关研究的深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中国快速城市化问题

1.城市化速度水平高于质量水平。尽管目前中国城市人口占比已达51.3%，但调查研究显示，城市中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社会保障覆盖水平大约仅为城市户籍人口的1/10。教育资源、医疗设施、分红收益是按照户籍分层的，并未形成人口劳动力的城乡一体化，为此不少学者定量研究了城市化质量问题。王德利建立了包括城市基础实力、城市化发展协调度、城市化发展可持续水平三个维度的31个指标体系及城市化发展质量评价模型、城市化发展“质”、“量”协调性测度模型，进而评价中国城市化发展的质量指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从1978年的0.371到2008年的0.622，年均增长0.81%，比城市化率的年均增长速度0.88%低0.07%，总体呈现出不断上升趋势[1]。当前中国城市化处于质量、速度及二者协调性的转折发展时期，城市化发展质量指数处于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化发展速度与质量的协调性欠佳[2]。总体上来说中国城市化的质量水平还很低，不少地方的城市化之路还是城市面积的“摊大饼式”扩张，配套的交通、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和公用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完全满足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需要，“城中村”普遍存在。推进城市常住人口的福利均等化，在供水、交通、燃气、住房等方面打破城乡区别、地区转接障碍，是保障城市化快速高质发展的关键问题。

2.土地城市化效率较低。城市化的过程是部分农村土地变成城市用地的过程，是农民转变为市民的过程。中国城市化表现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跃进化”问题明显。根据国家发改委公布的数据显示，1999—2007年，每年新增建设用地1 760.5平方公里的同时，年均征用农民土地1 397.1平方公里，征地占新增建设用地面积的79.4%。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了7.2%，但吸纳的人口只增长了4%。许多学者对此问题进行了研究，李培祥从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的关系分析入手，阐述了广东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二者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3]。陈春提出中国新增建设用地的利用效率不高，并从建设用地扩张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出发，提出建设用地规模内生决定于整个地区的经济水平，进而构建了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CLI），并据此对中国各省建设用地扩张效率以及东中西部建设用地扩张效率进行了测算[4]。陈锡文（2011年）在“十二五”城镇化发展高层论坛指出，推进城市化建设过程决不能放松对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不能拉大城乡之间的差距。总结已有研究，中国土地城市化“”的趋向主要表现在：一是盲目地发展城市，大规模建设，导致建设用地增加速度虽快，却难以保证土地利用效率，地均GDP低下；二是城市扩展速度非常快，重发展轻污染治理，付出了严重的环境代价；三是由于非农建设占用耕地、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缺乏指导、灾害损毁等原因，中国耕地资源流失严重[5～6]。

3.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尖锐。资源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合理的资源开发利用可以造福人类，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不合理的开发利用则会造成环境破环，影响人类的可持续发展。然而，人类在实现财富高速积累的同时，人口规模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膨胀，人口增长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人类生存空间与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 [7]。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城市化发展速度逐渐超出城市的承载能力，一些大城市发展规模超过了自身资源环境承载力，导致城市过度拥挤、资源过度开发利用、地下水位下降、空气污染上升、自然环境恶化等严重的自然环境问题，并带来城市发展成本大幅度上升；（2）城市人口扩张超过了城市经济承载力，城市提供就业岗位增长速度慢于就业人口增长的速度，导致城市失业增长，进而加剧城市贫困与城市犯罪；（3）城市发展速度超过了城市社会承载力，导致城市的基础教育、公共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住宅、公共基础设施等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短缺，由此造成不同城市人群享受公共服务差距加大、社会发展矛盾与冲突加剧。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矛盾频出，不仅影响城市化进程，还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恶性发展模式。因此，研究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实现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长远的现实意义。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

（一）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性研究阶段

基于国内外城市化进程的阶段性特征，国内外关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1.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理论构建阶段。中国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代表性很强的人地关系观点。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和荀况“人定足以胜天，天定足以胜人”的思想是其典型代表。1891年，德国著名人文地理学家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和其他生物一样，是环境的产物，其生存、活动和发展严格受环境制约，具有“环境决定种族的发展”，“环境影响人们心理的变化”，“环境影响人们的组织和社会发展”等思想。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白兰士为首的法国人文地理学家认为“自然条件只提供可能性，而人类则按照自己的欲望及能力加以选择利用”。以上人地关系思想，是早期学者探讨人口与环境关系的重要思想成果，但仅停留在理论构建阶段。

2.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问题导向阶段。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世界人口的迅速增加、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恶化，许多人口学者、经济学者、社会学者开始重视人口对经济、社会和资源、环境的压力问题研究，探讨应对措施。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国F.A.皮尔逊和F.A.哈珀的《世界的饥饿》（1945）、W.福格特的《生存之路》（1949）等。对人口资源与环境关系的研究一般来说可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派别 [8]。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认为人口的增长会导致资源的耗竭和环境的恶化，在其报告《增长的极限》（1972）中认为世界面临“人炸”的危机，并认为“人口危机”会导致“资源危机”[9～11]。以博斯拉普（Boserup）、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及朱立安·西蒙等学者为代表的乐观派认为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可以缓解资源枯竭、环境恶化对人类发展的限制，人类能够解决由于人炸带来的资源枯竭和环境恶化问题[12～13]。在此阶段，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引导学者们研究，人居环境建设开始成为研究的重心。

3. 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目标导向阶段。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学者对人口与环境关系的认识逐渐趋于理性，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模式成为必然的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的研究是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方面，其中既有对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的综合研究，也有从自然地理、资源等各要素的单方面研究；既有战略、模式等宏观层面研究，也有人口调控、产业布局、资源利用与保护等微观层面研究；既有资源环境承载力、人口规模调控等理论研究，也有相应的定量测度研究[14～15]。David Turnock（2000）认为在控制环境污染和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活动中应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Rwabizambuga和Alexis（2007）在《环境安全与发展》一文中论述了人口安全和发展与资源环境安全的关系[16～17]。Mark Patrick Taylor在《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动力：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分布》一文中认为自然资源的分布不均与环境差异是导致当代社会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之一[11]。姚愉芳等对由人口、资源、经济与环境子系统组成的PREE系统，采用系统动力学与投入产出模型进行定量研究子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及系统的可持续发展[18]。吴文恒、牛叔文等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此阶段的研究更侧重于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目标、人居环境建设目标而进行问题的剖析和措施体系的构建。

全球人居环境论坛（GFHS）是世界人居环境领域高规格的对话平台，论坛树立以人为本的目标和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应对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所面临的日益严峻的挑战，认为只有人与环境的关系和谐，生态系统保持在良性循环水平上，人的发展才能获得永续的发展空间。

（二）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内容

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研究是关乎人类发展和资源环境可持续的重要内容，一直得到专家学者的重视和研究，多年来已经形成了如人地系统理论、人口承载力理论、人口转移理论、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理论。纵观已有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可归结为基于可持续发展、基于某要素或层面两个方面。

1.基于可持续发展系统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人口与资源环境问题，概括起来说就是可持续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有四个特性：综合性、系统性、不确定性和风险性。这些特性决定了系统科学研究方法在可持续发展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从系统科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合理的人口数量问题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最大人口问题；第二，人口承载能力问题；第三，经济最优人口问题；最后是最小人口数量问题。按照目前的科技水平，中国的最大人口数，大概在18亿～20亿之间，人口承载力的界线是16亿左右[20]。

2.基于某要素或层面探讨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一是从人口数量来探讨协调性问题。朱国宏关研究指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21]。袁建华等估算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那么，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22]。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23]；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24]。二是从人口和土地利用关系来探讨。对人口与土地利用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口与土地利用方式、人口与耕地面积变化、人口与土地退化之间关系的定性描述和定量关系的研究上。比尔鲍若与乔尔斯（Bilsborrow and Geores，1993）论证了人口密度与农用可耕地之间存在的正相关关系；伊万逊（Evanson，1993）分析了印度的情况，指出人口的增长导致人们耕种更多的土地，同时更集约化地使用现有土地；明克（Mink，1993）也发现了人口的年增长率与农业土地面积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25～26]。成升魁、沈镭研究了青藏高原的人口数量与环境问题，实地考察了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经济之间的互动匹配关系，用朱宝树提出的“P-E-R”模式估算得出：“人口过快增长是引起资源耗竭与退化、环境质量下降、经济发展缓慢的关键因素”[27]。三是从人口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来揭示其问题。在人口与环境污染研究中，主要集中在人口变化是否引起环境污染的加剧，影响的程度如何，以及居民对哪些污染物质比较敏感等方面。王祎俊认为，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增长导致了对资源需求的增加，加剧环境污染；而人口就业在经济中不同产业的分布使得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有所改变，不同产业之间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程度亦有所不同，所以人口通过直接和间接的作用影响了环境污染[28]。赵艳霞根据辽宁省统计局提供的资料列表比较全省14个城市的人口与环境污染情况，认为人口增长加剧了环境恶化与生态失衡，并通过作用于经济增长进而作用于环境恶化[29]。四是从人口与森林减少的相关性来解释资源量的问题。塞克森那（SaxenaandNautiyal）等发现人口数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对森林减少都有重要的影响，在考虑其他因素下，人口不得不被认为是森林减少的驱动因素之一。艾建林通过分析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的数据研究人口增长对林地稳定性的影响，以及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问题，发现人均占有森林资源的数量急剧下降，人均可合理利用的资源量日益减少，森林承担的负荷越来越重[30]。五是从人口与气候变化相关性来论证人口规模问题。地球上曾经经历过多次的气候变化，例如冰期和间冰期。但是，人们发现近年来气候变化的幅度和形式已经超出了正常状态。许多研究表明，大气中二氧化碳气体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是人口引起的。按照美国社会科学院专家意见，“世界上人口越多，对提供食物、能源、衣服、住房的资源的需求越大，所有这些活动都与CO2气体排放有关”。为了研究人口对气候变化上的驱动作用程度，保罗·艾利奇曾经提出了一个理论上的框架，得到广泛的应用。这个框架假定环境影响I是由人口规模P、人均消费水平A以及技术决定的人均污染产生量T三者相互作用决定的，即I=PAT。这个方程被一些研究者用来检验人口规模在气候变化上相对于其他要素的重要程度。

（三）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方法

1.土地人口承载力模型。土地人口承载力受人口、资源、环境及社会经济技术等诸多因子要素制约，它反映的是在上述因素综合作用下，一定发展阶段上的整体水平和协调程度。通过对多因子要素的评价分析，根据各因子对土地人口承载力所起作用的差异，重点探索其主要影响因子，并从动态角度，对各因子的作用机制进行分析，从而进一步揭示土地资源利用系统的内在规律和反馈机制，提高土地人口承载力。国内外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常采用单因子分析法、多目标决策分析法、土地资源分析法、系统动力学方法和非线性规划方法等几种方式。其中，前两种方法均把某一地区的土地资源所能承载的人口上限作为承载力计算的目标，基本属于静态的研究方法；后三种分析方法则属动态研究方法。郭艳红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进行评价，从北京市城市建设用地的最大供给量分析，人口规模应控制在3 000万人以下，人均占地200m2左右[31]。

2.协调度模型。吴文恒、牛叔文等人用主成分分析和协调发展度模型研究中国1985—2004年的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态势[19]。结果表明：中国与全面小康标准差距较大，资源环境容量空间有限，可持续发展面临巨大压力；人口系统与资源环境系统不协同发展贯穿了这一时段，应选择人口与资源环境良性互动的协调发展模式。天津社科院的阎耀军在探讨建立城市主要方面协调发展指标体系理论依据的同时，依据理论原则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系统的结构特点，提出了由人口（P）、资源（R）、环境（E）、经济（E）、社会（S）和域外六个子系统为基本框架的指标体系（简称PREES）[32]。在这个框架中，每个子系统内部所包含的具体指标，都按照对立统一关系划分为相互对应的两个指标群，从而可以大大增强该指标体系的分析比较功能。刘小林设计区域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四大子系统的协调发展进行定量评价，运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反映各子系统发展状况的指标体系进行评估，确定各子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并介绍二、三、四系统间的协调系数及计算方法，以此衡量某一系统与其他系统相适应的程度[33]。

3.遥感技术与仿真模拟。近年来在环境动态监测各评价方面被广泛应用的遥感信息和地理信息系统GIS的结合，能够通过对不同地理单元内各种地理信息的采集、转换和软件工具的集成处理，对资源环境演变的空间模式、要素间的统计关系以及时间变化进行系统模拟。目前怎样将表达长期时间序列和系统内部结构关系的系统动力学仿真模型，与擅长反映空间动态变化的地理信息系统模型结合起来，可能是人口与资源环境研究未来发展过程中的重要工作。

借助地理信息系统和遥感解译，可以获取准确的资源空间信息并实现数据的空间化，研究的科学性和精确程度将会逐步提高。比如系统动力学（SD）的应用，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系统进行动态的定量化计算，借助遥感技术（RS）能够得到快速、准确的数据，应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可以对土地人口承载力进行空间分析，随着研究方法的成熟，SD、RS、GIS这三项技术必将在土地人口承载力的研究领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王炜撰文指出应按照社会、经济、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遥感技术的研究范围和领域，结合地面常规监测，使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34]。周晨列举了遥感技术在生态环境监测、土地利用监测、区域生态调查、环境污染事故调查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35]。

三、快速城市化地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研究趋势

1.深化理论体系研究。在全球对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日益重视下，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和城市理性发展要求下，将在基础理论、实践案例、法律制度等方面不断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基础理论研究。（1）深化基础理论研究。以协调发展已成熟的理论为基础，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科学研究方法，中国将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理论体系，充分考虑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具体现实情况，以及基本制度等，构建适合中国人口发展特点、城市化模式、资源禀赋、环境格局的协调发展理论及其体系。（2）加强实践示范。由于不同区域具体情况存在很大差别，各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践也不相同。主要表现在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关键领域、重点问题以及优先项目的选择等存在较大差别。学者们关于各区域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将逐渐形成实践案例示范，供不同区域、不同模式的相近区域参考借鉴。（3）完善法律制度。全球正逐步完善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制度，加强可持续发展立法，完善有关法律制度。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制定和完善人口、资源环境、自然灾害防治以及信息资源共享和利用等方面的法规，并根据市场经济运行规律和世贸组织的规则，修订相应的法规。同时，政府致力于建立健全可持续发展的法律实施保障体系，严格依法行政，加强执法监督，切实保证可持续发展的各项法律制度得以实施。（4）强化经济支撑。对于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的投入，视不同地区的不同发展阶段而有明显区别。未来有望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个基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城镇体系规划，合理确定城市发展规模，并通过行政和经济的措施来达到控制城市规模增长的目的。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地区和城市的资源环境承载力，制定一套系统的限制或者鼓励政策，使之与该地区的资源环境相适应，鼓励资源环境承载力较好的区域多聚集产业和人口，减少城市化过程中城市发展的宏观成本。

2.逐步建立人口与资源环境互动调控体系。从未来的研究趋势来看，人口与资源环境系统相互协调应当在现有的理论框架上有所突破，应当在深刻认识人口、社会经济以及资源环境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及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各子系统相互作用关系的数理关系；确立人口、社会经济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达到协调时相互之间的精确的数理关系；应当建立可操作的使各子系统相互趋于协调的最优策略选择方法。通过市场机制强化环境管理是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方式，市场机制的主要手段包括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税费、排污权交易、押金退款制度、财政补贴、处罚制度等。在促进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经济手段选择上，中国应两手并举，双管齐下。首先，中国应该从税收、信贷政策、财政支持等方面，对于积极主动地推进实现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给予优惠政策，以鼓励和引导更多的社会组织、团体和企业主动地推进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其次，中国应加大对破坏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组织、团体、企业和个人以严厉的经济惩罚。

3.加强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评价指标体系的定量分析及动态监测。为了能够及时把握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状况的时间趋势特征、及时掌握相关信息、便于人口、资源环境系统预警分析，在协调性测度时间动态特征方面也应当设立依据不同区域自身状况、可以进行纵向比较的参照值，区域相关决策人员可以根据这一参照值随时了解本区域协调状态时间动态变动趋势、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体现人口、资源环境复合大系统的层次性、目的性和动态性特征。

循环经济和绿色经济考核办法是当前国际较为流行的实现协调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和社会发展考核方案。中国应结合自身的实际，加以研究和推广。循环经济是一种生态经济，它是运用生态学的规律而不是运用机械论的规律来指导经济活动的。它打破了传统经济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生产模式，倡导“资源产品再资源”的反馈式经济发展模式。在推广循环经济的同时，中国还应以绿色经济为考核全国和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绿色经济不仅能反映经济增长水平，而且能够体现经济增长与自然保护和谐统一的程度，可以很好地表达和反映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思想和要求。

四、结语

如何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中解决人口与资源环境不协调等诸多问题，很多专家也在这方面进行了研究，政府对于相关问题同样给予了高度关注。面对严峻的资源和环境问题和基于对未来的充分考虑，研究谋求二者协调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索人口与资源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道路，笔者认为应该加强二者关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中国是人多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过去快速发展带来了许多环境问题，历史欠账较多。因此，目前中国应更加高度重视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协调问题，尽快在全国范围内推动循环经济、绿色经济发展模式，进一步规范和推广绿色经济考核办法；建立以金融手段和市场机制为主体的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调控体系；通过立法等形势鼓励和支持社会公共组织、团体和个人参与人口、资源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监督工作；依靠协调发展技术创新，调整产业结构，建立和谐的国民经济体系；加强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

参考文献：

[1] 王德利，方创琳，杨青山，李飞.基于城市化质量的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判定分析[J].地理科学，2010，（5）：643-650.

[2] 郑亚平，聂锐.从城市化质量认识省域经济发展差距[J].重庆大学学报，2007，（5）：1-5.

[3] 李培祥.广东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关系研究[J].安徽农业科学，2008，（29）.

[4] 陈春，冯长春.建设用地扩张效率指数研究[J].地域研究与开发，2011，（4）：133-136.

[5] 丁旭辰.中国耕地流失原因与耕地保护对策初探[J].法制与社会，2010，（12）：176-177.

[6] 魏振香.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耕地流失问题及其成因分析[J].齐鲁学刊，2007，（5）：140-143.

[7] 李秀敏，赵晓旭，朱艳艳.中国东、中、西部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2007，（2）：69-73.

[8] 皮尔逊，哈珀.世界的饥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51.

[9] United Nations.Government Views o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Population and Environment.[M].New York.1997.

[10] Sargent.II，F.Human Ecology.[M].North-Holland Publishing Company Amsterdan，1997.

[11] Mark Patrick Taylor.The Drivers of Immigration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Unequal Distribution of Resources and Opportunities[J].

Human Ecology，2007：775-776.

[12] Gill Brewer Creating knowledge： knowledge productivity through experiential learning.[G].Training Journal.May 2000.

[13]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M].The 1998 Revision.New York，1999.

[14] 张维群.区域人口与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协调发展评价研究[J].特区经济，2006，（5）：265-266.

[15] 周祝平，柴志春.人口、资源、环境协调指数的构建方法初探[J].当代财经，2008，（9）：25-29.

[16] David Turnock.The Human Resource of Eastern Europe：A Preliminary Discussion[J].Geojournal，2000：75-90.

[17] Tetsuo，YasuoMaeda.Is Aging Harmful to the Environment？[J].Environmental and Resource Economics，2001：113-127.

[18] 姚愉芳.中国经济增长与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型与应用[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37-41.

[19] 吴文恒，牛叔文.中国人口与资源环境耦合的演进分析[J].自然资源学报，2006，（11）.

[20] 张广裕.人口与环境问题研究文献综述[J].生态经济，2008，（4）：50-54.

[21] 朱国宏.关于中国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问题的思考[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1996，（1）：11-14.

[22] 袁建华，许屹，姜涛.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控制对策研究[M].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8：28-30.

[23] 陈志恺.人口、经济和水资源的关系[R].中国水情分析研究报告，2000：5-11.

[24] 郑振源.中国土地的人口承载潜力研究[J].中国土地科学，1996，（4）：33-38.

[25] BilsborrowRM.Geores Population，Land Use and the Environ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hat Can We Learn from Cross-National

Data In The Causes of Deforestation，edited by D.Pearce and K.Brown[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3.

[26] Mink S D.Poverty Population and the Environment.World Bank Discussion Papers[M].Washington，D.C： The World Bank，1993.

[27] 成升魁，沈镭.青藏高原人口、资源、环境与发展互动关系探讨[J].自然资源学报，2000，（10）：297-304.

[28] 王祎俊.北京市人口增长、环境污染以及经济发展的相互影响研究[J].首都经贸大学，2011，（1）：1-54.

[29] 赵艳霞.人口因素对环境污染的宏观分析[J].辽宁城乡环境科技，2002，（4）：1-4.

[30] 艾建林.云南省森林资源与人口变化的思考[J].云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1997，（1）：39-42；郭艳红.北京市土地资源承载力与

可持续利用研究[D].北京：中国地质大学，2010：1-110.

[31] 阎耀军.城市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J].南方论丛，2003，（7）：21-26.

[32] 刘小林.区域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的定量评价[J].工作视点，2007，（1）：64-65.

[33] 王炜.环境监测中遥感技术的应用[J].现代农业科技，2011，（22）：283-284.

篇5

【关键词】乌鲁木齐市快速发展给水工程规划

前言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的建设也在日新月异。乌鲁木齐市位于亚欧大陆腹地，地处天山北坡，准噶尔盆地南缘，乌鲁木齐地势起伏悬殊，山地面积广大，市区三面环山，北部平原开阔。辖区地势由东南向西北降低，大致分为山地、山间盆地与丘陵和平原三个梯级，市区平均海拔800米。

乌鲁木齐属温带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市区全年以西北风向为主。水资源总量不包括调水约为11亿立方米，其中地表水资源量10亿立方米。乌鲁木齐市海拔680米－－920米，自然坡度12‰－－15‰。

“乌鲁木齐”为古准噶尔语，意为“优美的牧场”。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乌鲁木齐正式置市，1953年11月20日政务院废止迪化名称，更名为乌鲁木齐。1959年升格为设区的地级市。

1、历版总体规划简述

在城市发展过程中，乌鲁木齐编制过1941、1951、1959、1985、2000年共五版城市总体规划。

1.1、1941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1941年的城市总体规划可以被视为乌鲁木齐市历史上第一版城市总体规划，受当时技术手段的限制， 内容不是很完善。只对城市用地做了安排。

1.2、1950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解放后，l950年请来上海联合顾问建筑师、工程师事务所的技术人员绘制了《迪化市城市计划―市区道路系统及区划总图》，规划范围和《迪化市区分区计划图》相同，图纸的主要内容如同标题所表明，主要包括道路网和功能分区两大部分。

1.3、1959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1958年开始了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l959年完成了第一张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图与规划说明书。

1959年版规划确定乌鲁木齐城市性质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行政、文化、经济的中心。城市人口规模为80万人和87平方公里。

1.4、1985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结束后，再度提出修改《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l985年5月，《乌鲁木齐市城市总体规划》由自治区人民政府上报国务院。1985年10月16日国务院批准了这版规划。

1985年版总体规划确定的城市性质为：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全区政治、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城市规模：城市人口近期控制在108万，远期控制在130万。规划区面积1600平方公里。按集团式多中心的手法，把建设用地划分为10个集团。

1.5、2000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1999年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和经济体制转轨的背景下，为适应市域内大型能源交通设施和两个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乌鲁木齐启动了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本版规划确定城市性质为“乌鲁木齐市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是我国西北地区重要的中心城市”，2010年城市人口和用地规模分别为200万人和176平方公里，2020年人口和用地规模为235万人和200平方公里。

1.6、2009年版城市总体规划

虽然历版总规对城市规模的预测均不保守，但城市人口和用地的实际增长速度均快于预期，显示了乌鲁木齐在新疆的巨大吸引力。到2009年，乌鲁木齐中心城区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已经分别达到了257万人和339.平方公里，已经超过了上版总规中2020年的规划人口和用地规模。本次总体规划确定乌鲁木齐城市性质为：乌鲁木齐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首府，我国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我国面向中亚、西亚地区的国际商贸中心。2020年乌鲁木齐人口为40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为500万平方公里。

2、给水工程规模逐渐变大，反映出城市的快速发展。

乌鲁木齐市给水工程始建于1958年，在此之前乌鲁木齐市没有供水设施，居民饮水均为泉水、河水、土井水、沟渠水等。1966年扩建第一水厂，扩建后供水能力为7.2万m3/日。还不能满足1959年生活用水量9.6万m3/日的要求。1985年给水管道177公里，平均日供水量为8.4万m3/日，水厂两座。系统外供水及企业自备水源合计为45.4万m3/d。乌鲁木齐市现状城市供水规模共计约121.32万m3/d。给水管网总长度约1270km，用水普及率为90%。下表为1959年―2009年给水设施建设情况一览表，为节约篇幅，本表仅列出增速变化较明显的、间隔分别为7年、6年、4年的10组数据，根据表中数据每个时间段分别计算平均增速（%）并绘制成图。

1959年―2009年给水设施建设情况一览表

年份 全市总人口

（万人） 管道长度

（公里） 生产能力

（万m3） 供水总量

（万m3/年） 用水人口

（万人）

1959 42.9 6.7 0.2 4 2

1966 50.9 38 2.28 451.4 30

1973 73.1 74.7 4.12 1268 50

1980 90.3 104 9 2578 63

1986 120.3 221 14 4312 87

1992 136.6 305 38 11337 106

1996 147.9 495 40.6 14336 111.2

2000 164.4 603 59.3 15306 164.1

2005 194.2 800 111 17098 194.1

2009 241.2 1270 120.4 29771 279

由以上两幅曲线图可以看出，在城市发展过程中，其给水生产能力的增速与管道建设的增速是交替增长的，反映出一普遍存在的规律，即在生产能力增长后，管道建设出现不匹配现象，管道输送能力不能满足水厂的生产能力，然后进行管道建设。在编制年度计划和近期建设规划时，可根据一些现状数据及设施运行情况，分析其规律，预测未来的需求，根据需求编制计划和规划。

给水生产能力增速与给水总量增速曲线，在1996年以前步调基本一致，1996年以后，出现了城市加大基础设施建设的力度，城市给水的规模迅速增大，而实际给水总量并没有出现较大的需求，建成的水厂规模太超前，造成建成后多年闲置浪费，经过多年才达到生产能力。针对这些现象，2009版给水规划中，对水源、水厂及管道编制了分期建设内容，对近期建设的工程进行列表。避免了盲目建设，造成浪费。

3、水量的预测方法及用水指标因城市的发展而不同

1959年规划中对水量和水压有一简单预测，生活用水量预测按照80万人口，用水定额80升/人・日，时变化系数为1.5计算，生活用水量为9.6万m3/日。工业用水量预测为3.5万m3/日。水压要求为能供三层――五层楼房即可（原规划为13.5m――20.5m，实际按照规范要求计算应为16-21米）。

1985年规划对水量进行了预测，生活用水量预测按照近期用水定额120升/人・日，远期用水定额180升/人・日计算，计算城市用水量近期为20万m3/日，远期为33.5万m3/日。

2000年规划供水人口及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为：

近期 规划人口141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230L/人・d

暂住人口 22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160 L/人・d

远期 规划人口194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320 L/人・d

暂住人口 30万综合生活用水量标准220 L/人・d

日变化系数为1.2。

城市用水量近期为93万m3/日，远期为148万m3/日。

2009年规划采用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法对水量预测:

历年用水量及用水指标

年份 人口（万人） 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 城市总用水量（万方） 平均日用水量（万方/日） 最高日用水量（万方/日） 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万方/万人・日） 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万方/ 平方公里・日）

2003 182 169 41501 114 137 0.62 0.67

2004 186 173 29516 81 97 0.43 0.47

2005 194 176 17098 47 56 0.24 0.27

2006 184 236 21160 58 70 0.32 0.25

2007 221 262 29074 80 96 0.34 0.31

2008 236 303 29771 82 98 0.35 0.27

2009 241 339 29771 82 98 0.34 0.24

根据表1的数据，对照国家标准《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GB 50282―98）乌鲁木齐属于用水三类地区，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在0.24―0.62万方/（万人・日）之间，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在0.24―0.67万方/(平方公里・日)之间，而乌鲁木齐市历年除2003年外用水指标均低于最低标准。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乌鲁木齐市现状用水标准很低，反映了干旱缺水地区大城市的用水特征，并且以用地综合用水量测算，实际用水指标大大低于国家标准。因此在规划期内宜采用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来预测城市用水量，并采用国家标准的低限。

规划用水量预测及用水指标

2020年乌鲁木齐人口为400万人，建设用地面积为500万平方公里。

1）人均综合用水量指标法

首先，进行不同规划年份的人口数量预测，而后采用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两者相乘，得出城市用水总量。此种方法作为用水量预测的主要方法。

2）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法

规划期内工业用水量增长幅度较大，增加的工业基本集中在甘泉堡地区，根据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面积，采用合适的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出城市用水总量。此种方法作为用水量预测的校核方法。

本次规划确定，乌鲁木齐市城市单位人口综合用水量指标为0.45万m3／万人・d；乌鲁木齐市城市单位建设用地综合用水量指标为0.35万m3／万人・d；预测乌鲁木齐市最高日用水量2020年为180万m3/d。

1959年及1985年规划中均采用生活用水量+工业用水量+其他用水量的分类用水量计算方法进行预测城市用水量，2000年及2009年规划则采用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法。而在规划编制阶段，很多具体的建设项目都不确定，所以现在的大城市采用分类用水量计算方法进行预测城市用水量工作量很大，也很难预测准确。而采用综合生活用水量指标法则是利用对近几年的综合用水指标分析，由分析推测出符合城市的综合用水量指标，预测的城市用水量会比较符合城市的发展。

4、水源选择因城市的建设发生变化

1959年规划提出条件较成熟的四个水源地分别为：三屯碑水源地、仓房沟南戈壁水源地、二宫水源地和乌拉泊水源地。1966年在二宫水源地建成第二水厂，运行了27年后于1993年因水质恶化而改做绿化用水，目前已彻底关闭，证实了当年的规划预见。规划中对乌鲁木齐市水资源结论为：乌鲁木齐市城市用水水源是丰富的。

1985年规划中明确提出市区范围内地下水已经超采，不宜再扩大开采量。二宫水源地已不适合饮用，可改作绿化用水。建议开发乌拉泊（石墩子山口）地表水和柴窝堡水源地。近期20万m3/日的用水总量，其中17万m3/日由城市自来水系统供给，3.6万m3/日由自备水源井供给。

2000年规划提出1）、开发柴窝堡湖西南水源地：以地下水为水源，规模5万m3/d，预计2000年6月建成投产。2）、石墩子山水厂扩建：取乌拉泊水库水，建地表水处理厂，规模20万m3/d，预计2001年建成投产。3）、柴窝堡湖西北水源地扩建：以地下水为水源，规模5万m3/d。4）、西山水源地开发：取用地下水，规模3万m3/d。5）、一道沟水源地开发：泉水汇集引用，规模2.5万m3/d。6）、芨芨槽子水源地开发：取用地下水，规模2.7万m3/d。

根据用水量预测，远期将以上水源开发后仍缺水31.8万m3/d。必须进行农业节水及跨流域引水。柴窝堡水源地开发后由于相应的补湖工程未及时建设，而导致湖区水位下降，生态恶化。为保证柴窝堡水源地的开发建设，现已建设三个山补湖工程，并在规划中提出将乌鲁木齐河水在洪水季节分流入柴窝堡湖，以补充湖水。

2009年规划根据规划人口和用地规模提出米东区水资源开采严重超载，规划采取措施①关闭现状米东区部分水源地，取“500水库”12万m³水扬到市区640等高线处，规划一新水厂，供水能力为12万m³/d，为米东区及城北新区用地供水；②在娄庄子村地区修建一水库，以此水库为水源在其下游处规划一新水厂，供水能力20万m³/d，为城市西南及西北部新区用地供水；③在西山水源地规划一新水厂，供水能力10万m³/d，为城市西部及南部物流园用地供水。

由于水资源的缺乏已日益严重，在规划中对节约用水规划及污水再生利用规划进行了较为具体的论述。

由1959年规划提到的“乌鲁木齐市城市用水水源是丰富的”；到1985年规划提出地下水超采，考虑开始使用地表水；再到2000年规划提出乌鲁木齐市自身水资源量已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要，必须进行农业节水及跨流域引水；2009年规划则明确提出调水工程方案，“500”水库及娄庄子水库均为跨流域调水的水库。在水资源方面，既要厉行节约，还要进行污水再生利用，提高污水再生利用率。国家于2008年8月29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其中明确提出在缺水地区，应当调整种植结构，优先发展节水型农业，推进雨水积蓄利用，建设和管护节水和灌溉设施，提高用水效率，减少水的蒸发和损失。国家鼓励和支持使用再生水。有条件使用再生水的地区，限制或者禁止将自来水做为城市道路清扫、城市绿化和景观用水使用。还鼓励各类产业园区水的分类利用和循环使用。

5、水处理方式难度逐渐加大

1958年建设的第一水厂，取用乌鲁木齐河床（乌拉泊～三屯碑段）地下潜流水，水质良好，水量稳定，经1966年、1978年和1997年三次挖潜改造，现有生产能力21 万m3/d。开发时水源丰富，含水层厚30-35m，均为砂砾石层，渗透性较强。1966年在燕尔窝河滩处埋设地下渗渠，降水汇集到集水井中，再通过管道送入一水厂，采用重力流方式供应城市。

1984年建设的第五水厂，取用乌拉泊水库地表水，设计供水量8万m3/d。水水处理工艺采用预沉―预加氯―机械搅拌加斜管澄清―反向过滤气水反冲洗滤池―液氯消毒―清水池―用户。

1991年及1998年建设的第六、七水厂，取用柴窝堡湖湖西北、西南水源地地下水，水质较好，设计供水量8万m3/d和7万m3/d，自水源地至水厂铺设一输水干管，工艺采用：深井泵―长距离输水管―沉砂池―清水池―液氯消毒后水自流入城市给水管网。

1998年建设的第八水厂，取用乌拉泊水库地表水，设计供水量为20万m3/d，水处理主要工艺采用预沉―预氯化―高密度沉淀―V型滤池―液氯消毒后水自流入城市给水管网。

第一水厂和第六、第七水厂均取用地下水，而处理工艺却有差别，1997年以前第一水厂的水是不需处理，直接供给用户。1998年经改造与第六、第七水厂的处理工艺一样，否则出水水质会不达标。

五水厂与八水厂均取用乌拉泊水库地表水，而处理工艺也是有差别，八水厂处理方式难度明显加大。在人口较少时，打井取水既可，需水量增大后，开始取用地表水，处理工艺也复杂了。

随着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渐渐提高，现代化水平也在日新月异，可是这一切都要依赖于城市的水资源和各种基础设施的建设。我们在享受生活的同时还应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和我们赖以生存的水资源。

6、结语

城市快速发展时期的给水工程规划应结合城市的实际情况，规划的城市职能，居民的生活习惯及生活水平，合理确定给水工程规模及用水量指标。在给水工程规划时，不能单一的只进行工程建设，还应对城市的水资源环境及水资源保护提出要求，当水资源量的量和质无法得到保证时，应采用补救措施或管理措施。只有合理而科学的给水工程规划才能正确的指导城市建设。

【参考文献】

1、城市给水工程规划规范（ GB 50282-98）

2、乌鲁木齐市水资源公报 乌鲁木齐市水资源公报编委会 2002-2009年

3、乌鲁木齐市统计年鉴乌鲁木齐市统计局 2002-2009年

4、《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1959），《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1985－2000），《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2000－2020），《乌鲁木齐市总体规划纲要》（2009－2020）

篇6

［关键词］ 市政管理 数字化网格化 市政管理满意度 市政管理效率

一、前言

数字化管理是建立在现代计算机、通讯、网络与人工智能等高端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针对管理工作的具体行为来开展管理的组织、协调、指挥与控制等活动，从而辅助传统管理手段来实施管理的现代方式。城市的数字化管理，就是将城市的管理活动放置在计算机网络平台上，将城市的信息数字化，将具体的管理行为转化为可传递的数字化手段，实现管理的可计算性，从而解决传统城市管理活动中的各种难以实现的问题，提升城市的现代化水平。

二、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构成

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首先要具备对城市网络覆盖范围内的数据采集系统，借助无线装置与网络信息传递功能来实现远程化的监控。 结合GPS定位系统将城市划分为管理辖区 ，城市管理的监督员只需要在自己的管理终端将管区内的巡查结果上传到城市管理系统中，，完成整个城市管理的数据统计，将图像、文本等资料汇总起来构成数字化城市管理系统的基本框架。而管理中心的终端通常采用大型的城市全景电子屏幕，能够直观的显示管理人员上报的各地区的情况与详细的信息，便于中心调度各部门进行协同工作。

三、城市数字化管理的运行效果

随着城市管理现代化水平的不断提高，数字化管理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效，在一些启用数字化管理较早的城市，管理系统日趋完善，有效地促进了城市各类市政设施管理水平的提高。首先，数字化管理有利于及时发现市政管理中的问题，并在第一时间反馈至管理中心，及时发现并反馈，大大提高了城市管理问题的解决响应时间。在北京等试点城市，通过数字化管理，可以使市政问题的主动发现率达到90%以上。其次，实施数字化管理后，对原有的市政管理工作效率有明显的提高。可以是城市管理问题限时解决，并细化责任到人，通过现场监督员的确认，使管理指挥中心的决策更加有效，同时对市政设施的养护和损坏上报也提供了更加直接化的工作途径。

四、借鉴数字化城市管理应当注意的问题

1.明确实施数字化网格化城市成管理的意义

数字化城市管理，是一种提高市政管理服务的手段，是为了提高市政管理的实效性与公众的满意度而开发的信息化管理手段。尽管实施数字化城市管理，仅仅是为管理者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基础，而管理决策的产生仍然依赖与人为的决定，因此，要充分考虑到市民的需求，结合反馈信息来处理问题。数字化管理因需要投入大量的软、硬件设备，建立初期成本投入较大，应当纳入市政管理的总体支出，用于对原有市政管理系统的升级。此外，数字化城市管理的根本意义，是提高政府实施管理的工作效率，因此，本着高效、准确的原则来构建城市的数字化管理系统，也是提升服务性政府工作职能的重要手段之一。

2.正确处理好数字化管理与原有的市政管理体系之间的关系

原有的市政管理体系，注重法令法规的建立，以刚性约束来实施城市管理，力求实现管理的专业化，并使政府的管理建立在行政基础上，与“依法治国”的总体要求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城市管理的效果，降低了市政管理问题的发生率。但不可否认，传统的市政管理体系，也存在很多不足，在实施管理的过程中表现出力不从心的局面。数字化管理的出现，首先，缓解了市政管理的人员问题，以较少的人力投入实现了监控区域的扩大，减轻了原有管理体系中管理人员的工作压力。其次，数字化管理更好的诠释了管理“以人为本”的思想，将问题置于全局之中，使管理中心可以做出较为全局性的决策，避免了传统管理体系中就问题解决，忽视全局的工作疏漏。此外，数字化管理相对减轻了原有的管理体系在法令法规、政府职能等方面的压力，使数字化管理与传统的管理体系能够互为工作补充，提高了市政管理工作的完善性。随着数字化技术手段的不断进步，市政管理的工作效率将会持续提升，同时对问题的发生也能够形成很好的遏制。

五、结语

由此看来，数字化城市管理，不但是信息化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样也是城市管理需求的产物，是针对城市管理的实际问题而出现的一种高效的工作手段。数字化管理的实施，可以为市民提供更加便捷的生活环境，也可以实现城市的长效发展，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加强与市民的管理沟通，将城市管理更加立体化、真实化，有利于市政管理工作的不断完善。

参考文献：

[1] 周承娟：公共财政基本框架研究[J].江苏社会科学．2009:23-24

篇7

关键词：江南古镇；旅游业；优势区位；城市化

中图分类号：F8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2374（2013）35-0011-02

古镇旅游凭借着丰厚的人文景观和闲适的生活节奏，一直以来在现代旅游业中占据一席之地。伴随着快速城市化、工业化的发展，古镇在经济发展的潮流中也未落下脚步。大部分江南古镇凭借着良好的工商业基础和较好的区位优势，较快较好地完成了经济建设。同时，城市化带来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使得人们对古镇旅游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古镇作为传承性文化资源，显得格外珍贵，其发展优势亦愈加突出。下面就针对木渎古镇旅游业发展的市场区位、产业区位、交通区位的重点作出分析。

1 市场区位――游客的高需求

旅游作为一种消费行为，景点就是旅游消费的商品。随着旅游市场的逐步打开、扩大，现代旅游业的需求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趋于成熟。仅国庆节长假，全国旅游业的需求量就可见一斑。

1.1 结构丰富

古镇的基础资源决定着古镇旅游的开发平台低，对于不同年龄、学历、职业层次的对象不具备硬，可以理解为日常生活的延伸部分。所以古镇接待的游客具备年龄跨度大、地域差异大、社会阶层杂等特征。

1.2 形式多样

基于古镇游客结构的复杂多样，相对应的游客的参与形式和活动方式也有所不同。如以距离为例，短途的游客以自驾、自助的方式居多；而中远途的游客以选择旅行社等接待机构为主。如以规模和目的为例，有公司、组织、学校等单位进行开会、联谊等形式的集体活动；也有家庭、驴友、背包客等小规模的体验和度假。

1.3 需求广泛

古镇原有的基础设施和旅游资源可以满足原住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但是无法满足当前游客日益膨胀的量大质优的要求。由于游客的结构丰富、形式多样、差异性较大，所以“吃、住、行、游、购、娱”的各项的数量质量要求均有大幅增加，为满足游客的需求，景区甚至镇区都要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也促进了镇区整体的第三产业的大发展。

2 产业区位――资源的高价值

目前古镇旅游，早已不限于传统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游览，更多的是游客主观的活动参与和生活体验。这也使得原本靠单一门票收入的景区得以延长产业链，发展周边产品，进一步完善消费市场。

2.1 发展立体化景区

古镇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按历史文化名镇的保护评价指标体系要求，初步形成了“多点穿线、多线交面”的规模和格局。

木渎古镇的总体空间格局遵循了江南古镇“因水成街、因水成市、因水成镇”的空间组织原则。两条主要河流胥江与香溪构成人字形骨架，街道、建筑沿河流展开，构成丰富的空间层次。古镇区内河街平行，河路相间，自然巧妙地把水、路、桥、房连成一体。

木渎古镇不仅充分保护开发原有的私家园林、名人故居、历史街区、名山宗教等人文景点和物质文化遗产，还结合当代城市人群的生活，开发了以健康、生态为主的湿地公园、农家乐、乡村游等项目。同时，古镇依托太湖风景名胜区和苏州城区，积极开拓周边短途旅游线路，例如金庭、光福、直等。

木渎镇在近期规划中对自身功能定位是以特色旅游业为先导、创意科技产业与现代工业发展联动的都市化小城镇，同时打造成为苏州西南角湖山景观与历史人文旅游胜地、休闲购物宜居天堂。

2.2 发掘嵌入式文化

江南古镇文化即以水乡文化为先锋，结合历代儒道文化精髓，逐渐形成一种内隐精神的价值体系。“智者乐山，仁者乐水”的理念使得占据山光水色、地利人和的木渎古镇成为历代文人儒商的理想家园。

木渎源于春秋时期吴王筑造馆娃宫而得名，因山聚气，由水聚财，自古工商业就十分发达。明清时期更是苏州城西经济文化中心，众多文人墨客在此停留，或游玩，或长驻。由此，民间保留了大量的苏式园林建筑和诗词文章等资源，同时也营造并传承了尊学重教的良好民风。此外，水乡特色文化也得以依附发扬，大量的手工艺、民间习俗等非物质文化得以流传至今，也为古镇旅游提供了文化软件方面支持。

目前木渎古镇旅游不仅局限于传统园林的参观项目，更投入大量的资本，还原古镇街巷、建筑的原貌，如南街、西街、山塘街等。

鉴于当前各地古镇旅游的趋同性，市场竞争逐渐激烈，木渎旅游业考虑到大多数城市居民的要求，着力打造新型的体验式旅游道路，即摆脱原本单一纯粹的参观性活动，以游客主观参与、暂时性融入当地的形式体验古镇。目前主要以商业经营、教育交流、文化传承等内容为主，例如古镇写真、“我到木渎考状元”模拟修学、“我和乾隆过大年”节庆文化、“藏书羊肉节”美食展示等活动，形式新颖多样，内容极具地方特色。

3 交通区位――出行的高便捷

虽然木渎古镇较于其他江南古镇，工业发展较早、旅游业开发较晚，但是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基础，基础设施建设较为完备，产业结构也相对合理。交通要素是在城市化进程下发展最快、联系最紧密、构建作用最大的因素。

3.1 交通

苏州市木渎镇于长三角经济圈中心位置，依靠江浙沪皖四省道路，周边机场有上海虹桥机场、浦东机场、苏南硕放机场、南京禄口机场等国际机场。京沪高铁、沪宁城际铁路的建设投入大大提高了长三角对外、对内的客运承载量。距离G055沪蓉高速、G2京沪高速、S201沿海高速等高速国道、省道均在30分钟车程内。

此外，作为长江流域、太湖水系的重要运输主干，苏州是联系南北、输送东西的枢纽，也是古运河的重要驿站，因此水路交通网同样发达。

3.2 市域交通

木渎作为城西重要的交通枢纽，承担着中环线西段缓冲的重任。在缓解市区交通运输压力的同时，借助于中环快速路的便利性，木渎与苏州市区、的地面联系更加紧密，形成了地下、地面、地上全方位立体式的“无缝”连接，最终有望重现《盛世滋生图》的盛景。

基础现有路网密集，诸多城市主干道与古城区、高新区及太湖区域相连，未来随着中心城市的外扩，道路将大幅升级，高架道路、快速路等都将于2～3年内建成通车，进一步增强对外交通的便捷性。

值得一提的是，苏州市轨道交通1号线西起吴中区木渎镇木渎站，东至工业园区钟南街站，全长25.739公里，全程43分钟，横跨市区东西六个区。整个一号线途经苏州乐园、市政府、苏州大学、园区中心，连接了全市重要的行政中心、商业中心、文化中心和广大的居民区，途经木渎镇竹园路，并在金山路与竹园路的交界处设置了轻轨站点，且将轻轨一号线的车辆段设置在木渎镇。轻轨的建设改变了木渎镇的区域交通环境，为木渎镇融入苏州市区带来了新的机遇。木渎镇能够作为1号线西起的重要支点，足见其战略地位的显要，是城区拓展的重要战略点。

3.3 镇域交通

随着苏州中心城区的延伸，目前镇区正在打造“一横一纵”、“三横两纵”的新格局。“一横一纵”，即苏福路和金枫路，在金枫路和苏福路交叉口设置全互通立交；“三横两纵”的主干路骨架，三横即竹园路、枫江路、新宝带西路，三纵即金山路、长江路，同时进一步加强与藏书片区和胥口镇的交通联系。

公共交通方面，吴中区公交公司从2005年起，为木渎镇区建设镇内公交线路，至今已有六条线路，涵盖了镇区行政、经济、教育、文化、旅游、交通、娱乐等重要中心和地标建筑，将镇区各版块充分有序地连接起来。镇域内的市区便民自行车、人力三轮，同样大大方便了镇内居民的出行，也极大地帮助外来游客在短期内感受古镇、了解古镇、享受古镇，找到归属感。

总之，木渎古镇在长三角进行产业转移的大形势下，凭借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旅游资源，紧跟市场步伐，打造以访古、美食、名俗、艺术、生态为特色的自主旅游品牌，并且通过内部的规划发展与资源整合，逐渐形成木渎的“大旅游”格局。

参考文献

[1] 吴宜进.旅游地理学[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5.

[2] 张立生.旅游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2010.

[3] 赵勇.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理论与方法[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

[4] 何萍.浅析江南古镇旅游产品的深度开发―以苏州

市吴江区为例[J].改革与开放，2012，（12）：

78-79.

[5] 朱松节，刘龙娣.江南古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困境

与对策―以周庄古镇为例[J].鸡西大学学报，

2011，（2）.

[6] 冒宇晨.滨水城镇旅游发展问题初探―以江南六大

篇8

1.概述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地铁与轻轨）是大城市公共客运交通的骨干，是大众化、大运量、独立专用轨道的城市客运系统。同时又是城市的大型基础工程，所以它在城市建设总体规划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并且对城市建设和规划发展具有明显的导向作用。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以下简称“线网规划”）是一项城市总体规划的专项（专业）规划，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新鲜的课题。我国对线网规划的研究起步较早，但受理论体系的制约，进行现代意义上的线网规划却是九十年代后期才开始。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自1996年以来，有幸为广州、南京、青岛、天津、济南等城市主编“线网规划”，通过几年的探索和实践，提出了一套完整的内容体系和方法体系，并得到国内城市交通学界的热烈反响和广泛认可。为了进一步完善线网规划的方法，本文一方面向各位同仁介绍线网规划学术发展概况，另一方面对其中有争议的学术问题进行探讨，希望引起大家的深入思考，推动该领域规划工作的发展。

2.线网规划发展

2.1 线网规划的历史

自1863年伦敦建设世界上第一条地铁线以来，世界上城市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已有130多年的历史，已有43个国家的320座城市修建了轨道交通，其中115座城市修建了地铁，有一些大城市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快速轨道交通网络系统。据不完全统计，现在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总长达到100km以上的城市已经达到15个，最长的巴黎线网，整体规模已经超过550km。在这些城市线网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各个城市对线网规划的认识是不同的。

欧美国家受其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强调短期性、实效性和可实施性、因此忽视长远规划的意义。同时受建设投资体制的影响，基本上是“建设一条线、研究一条线”，强调本线的合理性、忽视线网整体的科学性。比如一些城市可以看到一条街道下敷设5、6条线路的不合理现象。这些城市目前已经普遍意识到没有科学的长远规划的“遗害”，近年来开始对线网整体合理性的研究，但限于线网已经形成规模，这种规划完善往往是“补丁”式的。而对于前苏联等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受其规划学术思想的影响，比较注重长远性的线网规划研究，在此领域的技术积累也比较丰富。因此，莫斯科地铁线网是世界上公认的规划得最合理、最有效率的线网。但是、受其学术思想的制约，线网规划也带有计划色彩强、静态色彩强、长远适应性查、灵活性欠缺的问题。

我国受前苏联的影响，从50年代开始就比较注重线网规划工作。整体性远期性规划的效益使我国近年的城市轨道交通建设受益非浅。但是，我国的线网规划由于缺乏完整的方法体系和内容体系的支持，也存在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内容过于简单、计划色彩较强和规划可实施性差等方面，距离城市对线网规划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我国真正意义上的线网规划开始自1996年《广州市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在此项规划中提出的一套方法体系和内容体系，对我国大城市线网规划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之后，许多城市均采用这套方法进行了新一轮线网规划。对比近年来国内一些城市聘请国外公司进行的线网规划，可以欣慰地发现我国的线网规划技术居世界先进水平。

2.2 线网规划的目的

人们的交通行为，实际上是交通需求和交通供给这一对矛盾因素平衡下的状态。快速轨道交通作为作为城市交通的一种方式，同样是需求和供给平衡下的出行选择。快速轨道交通的规划工作意义，就是要科学回答“快轨需求”和“快轨供给”这两个方面的问题，以及二者间动态影响关系和科学的平衡关系，从而阐明作为大城市客运骨干系统的发展方向，同时协调与城市其它要素之间的关系。

因此，线网规划的具体目标主要包括下述方面：

1） 保证快速轨道交通建设对城市土地发展的刺激和诱导按总体规划意图发展 转贴于

2） 保证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与城市交通发展的整体协调。

3） 为城市大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统一安排创造条件。

4） 科学合理安排城市财政支出

5） 保证快速轨道交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3.主体规划方法和技术路线

3.1 项目特点

线网规划是综合的专业交通规划，同时又是全市综合交通规划的延续和补充，由于快速轨道交通的特点，规划和建设均会对全市的规划格局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因此本规划即有相对的独立性，又要与城市总体规划有机地融为一体。线网规划的研究工作涉及城市规划、交通工程、轨道交通专业工程、建筑工程及社会经济等多项专业。各专业相互联系紧密又彼此独立，因此整体研究方法是一个包含多项子方法的集合体系。线网规划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除本身各子系统具有复杂的关系外，各种外界的影响因素和边界条件对本规划又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因此，不能把本规划作为一个孤立系统进行规划，既要重视其自身的建设运行机制，又要注重与外部环境及各种影响因素协调关系。

3.2 研究方法的特点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是一项涉及多个研究范畴的系统工程，研究理论涉及城市规划、交通工程、建筑工程及社会经济等多种学科理论，在各子系统中又包含各自的方法，线网规划将其统一为一个整体，其中，交通工程学的交通规划理论是本项目研究理论体系的主线。方法主要特点是：交通分析为主导；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静态和动态相结合；近期规划与远景方案相结合

3.3 总体规划方法、主要内容和技术路线

3.3.1 规划方法

传统的线网规划方法，可以简单地归纳为经验分析法、客流预测法、公交增长法等三种类型。这三种方法均各有所长但也都存在思路片面的缺陷。科学的线网规划方法是在总结先前方法基础上，采用一套相对复杂的方法体系，一般称之为“多模块网络层次分析方法”。这套方法实际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

整体的工序（模块）逻辑关系和工作流程。

各模块内部研究系统。

详细阐述研究方法应参见后文的《研究技术路线》和《研究内容》章节

3.3.2 主要规划内容和技术路线

线网规划工序全过程大致可分为四大部分，即背景研究、线网构架研究、规划可实施性研究和规划接口。

背景规划研究又称为基础研究，顾名思义就是对线网规划的前提条件、影响因素、背景环境进行研究。主要内容包括城市自然、人文、规划、政策等。通过归纳总结这些规律性的城市特征，提出指导线网规划的原则和要点，并对城市线网的模式划分、合理规模、线网评价体系进行专题研究。同时，对国内外有关线网规划的经验进行研究也是非常必要的。

线网构架研究是线网规划的核心部分，主要是方案构思、交通模型测试和方案评价三个工序的循环过程，其目的是推荐优化的线网方案。受多种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个过程中，过分依靠定性分析容易造成主观臆断，过分依赖模型又容易受模型成熟程度和可靠性的影响造成宏观失控。整个过程是一个模糊的决策过程，是规划师和模型师的密切合作的过程。

规划可实施性研究是保证线网可行性的保证。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专业性很强，线网是否可行受很多工程和经济条件的限制，往往一个条件不满足就影响整个系统建设的可行性，因此，必需以方案规划的形式提出具体的安排。这部分研究主要针对影响线网可行性的几个主要专项：车场设置、线路走向、线路敷设方式、主要车站分布、换乘站分布和形式、联络线分布、运营。由于规划可实施性研究是保证线网可行性的重要因素，因此这部分研究与前面方案构架研究也是一个循环过程。

规划接口主要承担线网规划与后续规划的衔接任务。线网规划在城市规划体系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在线网规划完成后，将马上进行以下规划项目：转贴于

快速轨道交通线网的土地详细控制规划

针对线网的相关分区规划调整

快轨与城市交通其它方式的衔接规划

因此，线网规划必须对这些规划提出明确的规划条件和规划要点。

总体技术路线图

4.线网规划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4.1 忽视城市总体规划

在我国城市规划体系中，《城市总体规划》是一切规划研究的指导性纲领规划，所有专性项规划都应在城市总体规划意图框架下完成。线网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下的专项规划，同时轨道今天规划对城市土地利用格局、交通特征和发展战略、经济发展等方面都会产生强大的引导作用。如果轨道交通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意图发生偏差，可能引起整个规划体系的混乱，或者是线网规划本身不可行。因此，线网规划必须依据和支持总体规划，尤其在土地利用、交通发展战略、经济发展战略三个方面应与城市总体规划一致。

4.2 忽视可实施规划研究

衡量线网规划优劣最关键的标准是这个规划能否实施。城市快速轨道交通是技术非常复杂和专业的系统，而期规划的可实施性受多方面技术因素的制约，比如修建计划、车辆基地配置、运营组织可行性、三维的线路设计、换乘站形式、联络线建设等许多因素均能直接决定规划能否实施，因此线网规划可实施性的研究是专业要求非常高的规划。目前一些线网规划由于种种原因，专业研究非常欠缺，甚至只进行所谓概念规划不进行起码的专业可行性研究，这样的规划是否具有价值是值得怀疑的。

4.3 研究对象界定不明确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的首要工作就是要明确研究对象，因为一个城市的快速轨道交通系统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统，如果研究对象含糊不清或面面俱到，很可能影响规划实际效果。在此，对一个城市的快速轨道交通进行模式分析是十分必要的。所谓模式分析就是要回答以下问题：

1） 从服务对象上讲，城市的轨道交通系统分为市际轨道交通系统和城市轨道交通系统；从旅行速度上讲，可分为快速和低速系统；从运行方式上讲，可分为封闭独立运行系统和开放混合运行系统。那么，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应包含什么范畴？

2） 城市快速轨道交通系统与其它轨道交通的功能和空间关系如何处理？

3） 快速轨道交通系统应如何划分层次？各层次适宜选用何种模式并达到何种服务水平？各种模式技术发展水平和发展动态等。

以上这些问题都是对线网规划方向产生重要影响的前提性课题，目前各城市线网规划均对这些问题研究较少。

4.4 客流预测工作中的问题

客流预测是线网规划中进行定量分析的主要手段，因此客流预测工作的好坏直接影响线网规划的效果。但从目前线网归划中的客流预测情况看，还存在诸多问题，其中主要表现在：

（1）城市交通模型还未完善建立：

线网客流预测是一种宏观层次的客流预测，因此要求模型在宏观方面性能要突出。但从目前掌握的情况看，除广州使用了START模型外，还未见到其它城市建立了自己的宏观层次交通模型。所使用的模型基本上是微观层次的详细交通分析模型。即便是这些模型，本身受基础数据丰富、真实程度以及对模型和城市规律熟悉程度的制约，在模型运用上也存在相当的问题。因此，在全国各大城市进行科学的线网规划，就应在这些城市中建立从微观到宏观的，完善的模型体系，而且这些模型应在本城市中有一个相当的积累完善过程，成为相对成熟的模型。

（2）难以建立土地发展和交通预测的动态联系

土地利用和交通之间有明显的互动联系，但是目前的客流预测工作对土地开发强度影响基本不能作出动态的反映。尽管土地发展和交通预测方面都有各自领域内的分析模型，但由于两类模型的原理和数学语言差异很大，而且从事土地发展和交通预测研究的人员对彼此领域研究甚少，因此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两个方面的研究能实现模型兼容，因此对彼此的考虑只能是定性分析或静态层次的计算。这实际上是整个规划领域存在的一个突出的技术瓶颈，但这个问题不解决，客流预测工作就很难保证可信性。

（3）缺乏交通影响分析研究

线网客流预测的工作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线网内部客流增长及特征进行预测，二是对线网对于城市综合交通影响进行分析。现在，线网规划中对线网自身的客流预测工作进行得比较深入，但对线网外部交通影响的工作进行得不够充分，难以回答“线网建设后，城市交通的变化是什么”这样的问题。

4.5 用道路规划的思路进行线网规划

道路上的交通载体是汽车，汽车运行的特点是方向灵活、彼此干扰、客货混杂；快轨系统上的交通载体是列车，运行的特点是方向一定、干扰较少，客运为主。正是由于其交通载体的不同，这两大交通系统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这些差异主要表现在网络形态、网络节点、中心区网络影响、环线功能、对沿线土地发展影响等多个方面。由于道路网络建设发展较早，规划理论和经验比较成熟，因此在快轨线网规划的起步阶段，比较多地借鉴了道路网络规划经验。随着快速轨道交通线网规划理论的逐步完善，业内人士应逐渐认识到与道路网络规划的区别。由于这些区别的存在，就必须注意在规划和建设阶段，协调二者的关系。

4.6 重视线网规划，忽视用地控制和管理

线网规划的成果必须落实到土地管理体系，对快速轨道交通设施用地进行有效控制。但是，一些城市出现了重线网规划，忽视土地控制规划的现象。实际上土地控制规划是一项同样复杂和专业的工作。其中不但要根据专业要求绘制合理的用地红线，还要对规划控制方法进行研究。线网建设往往是几十年上百年的长期工程，对如此漫长时间建设项目的土地控制管理肯定不能简单“严格控制”，而是应针对不同建设时间和不同设施性质进行分类管理，最大程度利用城市土地的价值。

4.7 一些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4.7.1 环线设置问题

各个城市的线网规划中一个存在的争议就是是否设置环线，不可否认这受道路系统规划思想影响较大。但根据研究，这两大系统中环线的作用存在本质区别。在道路网络中，环线的作用在于屏蔽中心区过境交通，虽然环线会造成车辆一定程度的绕行，但高速度却抵消了空间距离上的损失，所以环线对过境或跨区交通有较大的分流作用。快轨是方向固定的交通系统，受技术条件的限制，线路间的交通转换不能象汽车那样灵活，而是要通过旅客换乘的办法实现，而换乘的时间损耗比汽车改变行车方向的时间损耗大。同时，由于快轨是独立的、准点运行的运输系统，穿越中心区不会影响旅行速度，即便拥挤也不会对综合服务水平产生明显影响，使用环线反而增加换乘次数造成延误，因此快轨环线的交通分流作用受到限制，尤其是交通屏蔽作用不如道路环明显。

快轨环线的客流取决于沿线人口和就业数量，也就是环线自身串联的客流集散点的规模。比如著名的伦敦环线地铁，全线串联了13座铁路车站，每座车站又基本上是伦敦市区向伦敦大区辐射的放射形铁路的起点站，所以它始终具备较高的客流。又如在广州快轨线网规划时，曾经根据城市特点，提出过几个在不同位置设置不同规模的环线的比较方案，但这些环线方案在进行模型测试后，普遍存在客流不高，平均乘距明显低于其它线路的特征，换乘率增加，线网非直线系数比无环线线网增加将近10%，因此最终环线被否定。

根据城市特点，科学设置适宜的道路环线往往能取得很好的效果，但设置快轨环线必须十分谨慎地进行研究，更不能为了具备环线而设置环线。

4.7.2 机场专线问题

近年来，建设连接机场的专用快速轨道交通线似乎已成为各城市普遍追求的模式，但其中隐含着相当的风险。

机场客流一般由旅客、接送亲友和机场及周边就业职工构成。航空出行一般是800km以上的长距离出行。由于全程出行时间较长，其对到港时间长度要求比较宽松，因此对快速并不过分要求，但对到港方式的便捷程度（是否是门到门）、准点率和舒适度要求很高转贴于

在机场接运方式中，主要有个体机动车（出租车、公司自备车、私家车）、机场巴士和快速轨道交通。由于个体机动车在舒适性、门到门便捷性、快速等几个方面占据优势，因此一般个体机动车在机场接运方式中占主要地位。机场机场由于一般都在建设时配套有专用高速公路，这种优势则更明显。其次是机场巴士，该方式在门到门便捷性、快速等几个方面也有优势，一般也占有重要地位。快速轨道交通的优势是准点、快速，最大的缺点是门到门便捷性差，因此在客流竞争中优势并不明显。这就是世界各国单独服务于机场的客运轨道专线客运客流效益普遍不好的主要原因。

因此，建设机场专用快速轨道交通线必须慎重，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充分论证：

是否有客运功能以外的非常明显的社会、政治价值；

机场客流是否足够大到需要快速轨道交通衔接；

机场接运方式中，轨道交通的综合竞争力如何，竞争关系如何处理；

机场专线市内起点位置是否合适，能否在中心区建立行李办理设施，如何降低运营成本；

4.7.3 半径线设置问题

在世界许多城市建设或规划有连接边缘组团到中心区的半径线，从表面上看，这符合客流方向，客运效果较好，因此受到一部分规划者的推崇。实际上，半经线存在很大的弊端，集中反映在运营和交通影响两方面。

首先，半径线客流分布往往呈现一个明显的楔形，就是约靠近中心区客流约大，而在客流最大处，车上所有旅客上下列车势必在终点站列车停站时间增加，这时，车站列车折反返能力能否满足最小列车间隔就很成问题，这给列车正常运营造成相当的风险。

其次，线路截止在中心区某处，车上旅客不一定是全部到这个地方，但必须在这个地方下车，由此势必给这个区域引入相当大的无关客流。这些无关客流需要换乘地面其它交通方式，而轨道交通客运量往往很大，因此会给这些交通平衡很脆弱的地区增加很大大交通压力，形成新的交通瓶颈。

因此，从理论上讲笔者一般不赞成半经线的设置，当然这也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4.7.4 换乘节点和合理分布

快轨线路如果想获得较好的客流效益，一般都希望通过城市中心区。因此整个线网的换乘节点都集中在中心区。一种意见认为换乘节点这样分布可以符合一般城市客流中心区为O点或D点集散的规律，因此也符合主客流方向。而且换乘发生在地下或相对封闭的轨道交通换乘车站，不会增加地面交通压力。而且会给城市中心区提供强大的交通供给和方向周到的交通可达性。另一种观点认为换乘节点分布在中心区，势必吸引部分出行OD点均在外围区的客流在中心区换乘，也势必加大中心区今天交通压力。而且换乘站工程复杂，集中在中心区进一步增加了工程难度和代价，因此换乘节点应外移。

以上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因此如何分布换乘节点应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充分的论证，尤其是交通影响分析和工程费效比论证。

篇9

【关键词】金融发展 城市化进程 关系

一、金融发展的概况及其特点

经济全球化的出现，使得资本、贸易和金融都有了全球化发展的趋势，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的金融更是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的目光。金融化的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被提出之后，金融的发展开始成为众多国家瞩目的焦点问题，很多学者专家对金融发展做出了深入研究。金融的发展理论对于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和经济发展理念产生很大的影响，对我国经济理论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指导和指示作用，有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经济发展理念的健全和创新。我国金融发展到今天，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当然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金融发展质量不高、金融机构缺乏业务创新能力等。这些都是今后发展中必须要正视和解决的问题。

二、城市化进程的概况和特点

国外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甚至有的发达国家出现逆城市化现象。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正在处于发展的青春期时代，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城市化进程成为了其重要标志。城市化是一个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城市在国民经济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80年代有所发展，而在90年代得到快速的发展，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于促进城市化进程起到了非常大的推动作用。当前我国的城市化发展特点主要表现在城镇的数量不断增长，规模不断扩大；城市的人口不断增加；城市空间利用格局不断发生变化，城市体系逐渐完善，出现了连续的城市区域等等。

三、金融发展与城市化进程的关系

（一）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化进程

金融发展有效地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表现在金融产业的更加繁荣，同时也促进了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城市化进程又进一步带动了经济的快速提升，这样的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之中，那么金融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究竟有没有关系，他们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呢？

国内外很多的学者，经济学家对于金融发展和城市化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和探讨，经济学家们运用OLS回归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得出了金融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双向因果关系，金融发展是城市化进程的一个主要的动力，而城市化的发展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金融的发展。这一结论在中国的社会发展过程中得到了实证。

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的金融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从国有控制高度集中的金融产业，金融效率较低，体制较为僵化，到现在经过金融改革，金融体系逐渐健全，金融业有了很好的发展环境和更多的发展空间，金融效率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发到国家相比，我国的金融总体水平还是较低，金融资产的发展表现出很大的地域差异，主要集中在较为发达的大城市，而发展较慢的地区金融业发展也很滞缓。但是尽管还有这样的缺陷，仍然可以看出我国金融业发展的成果，那就是城市的金融发展促进了城市的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进而促进了城市的人口分配，带动了城市的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二）城市化进程促进金融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将城市化进程提上日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成为我国发展的目标。经济快速发展，城镇数量和规模不断地增加和扩大，城市产业结构不断完善，尤其是非农业人口比重越来越大，第三产业不断的占越来越重要的位置，基础设施完善，更加进一步的证实了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当然，在快速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东西差距，贫富差距，地域差距，出现的环境问题，排污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这就更需要去深入探讨城市化的发展问题。

城市化发展中对于产业链和产业结构的优化是我们都有目共睹的，人们不再将自己的根固定在土地上，而是敢于走出去，去探究更好的发展模式和发展方向，金融业就是在这样的探究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资本不再被单独的存放，而是进一步进行资本再生，所以说金融发展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而金融发展成为一种产业，加入了产业发展的大链条之中，更成为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核心一环，金融产业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所以各国都非常重视金融产业的发展，尤其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我国，对于金融业的发展更是给予了很大的关注，它又对城市化进程起到促进和调节的作用。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发展又会更加促进金融发展的前景和金融发展的模式与产业结构。

城市化进程促进了人们的科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对于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改变也有了很大的影响，人们在城市化发展中，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不断提高，消费观念不再仅仅局限于温饱，而是向着更高层面如精神层面方向发展，拿出大量的资金投入到教育，娱乐等精神满足方面的消费之中，这些在一定的方面上可以促进精神消费，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的文化水平得到更大的提高。整体的国民素质的提高，有助于经济观念的转变，从而促进了金融发展方面观念的转变，对金融发展方面的模式和金融发展业的创新会产生重大的影响，从而促进金融发展的进一步深化。

四、结语

综上可以看出，在我国经济发展中，金融发展和城市化是其不可缺少的重要的两个方面，经济的发展是由金融发展来带动的，同时经济发展又促进了城市化进程，经济发展又可以促进金融发展的更深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又促进了经济的更加迅速发展，而金融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又是一种互为因果的稳定的关系，它们能够互融互促，为彼此的发展都注入新的活力和创造出新的创新机制。

参考文献

篇10

关键词：城市化；房地产业；发展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0-000-01

城市化推动着人类的发展，它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在全球化的经济形势下，我国城市化正快速运行着。我国房地产业伴随着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现如今已成为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十分具有研究价值的领域。城市化与房地产业关系十分密切，研究我国城市化与房地产业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城市化与房地产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城市化发展概况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现如今已取得显著效果。我国城市化进程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1949-1957年为城市化初期起步阶段，1958-1965年为不稳定阶段，1966-1977为停滞发展阶段，1978至今为快速发展阶段。

二、房地产业对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一）增加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有效需求

当前，我国城市化率跟不上工业化的发展。如果促使两者水平处于一个比较平衡的状态，那么在未来的20年内，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少说要提高一倍。所以，就理论而言，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具有的发展空间非常大。

（二）促进我国房地产价格的提高

目前，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速度也比较快，在未来的20年内，城市面积和城市人口要成倍的增加，住房的需求很大，这样我国各大城市房价明显上升。

（三）我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需求结构多元化的态势

在我国城市化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在当前还是在未来的一段时期内，不同城市和地域的发展都不平衡，这样我国城市房地产市场呈现出需求结构多元化的态势。

三、我国城市化发展中房地产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我国房地产业面临的机遇

1.城市数量增加，城市规模扩大，城市建设质量提高。城市化发展要求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进行，因而房地产的商机是很大的。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房地产业的发展机遇十分难得。

2.不断进行城市空间形态的优化，这样城市产业功能逐渐明朗。进行旧城改造和新城开发，配套基础设施不断发展起来，这样房地产的需求得到城市化进程的城市空间形态优化的有效激发。

3.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房地产具有较强的改善型需求。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对房地产消费以及改善型的需求也慢慢提高，而这两个因素把住房需求的规模反映了出来，所以房地产业发展受到了强大的支撑。

（二）我国房地产业面临的挑战

1.房地产市场供需结构不平衡。一是供给结构是不合理的。当前住宅市场的产品类型与消费者的需求状况偏差显著，市场上所供应的经济适用房过少；二是房价上涨过快，涨幅过大。面对如此强大的房地产需求空间，居民对房地产的现实购买力和消费倾向是大大不足的。这就使得具有购买力的有效需求无法得到满足。

2.房地产市场金融风险凸显。在房地产开发投资过程中，银行贷款和经营性欠款具有过高的占用比例，这样房地产企业具有了过高的负债率，因而使得强大的金融风险藏在其中。在当前的房地产市场资金链中，商业银行全程参与了房地产开发。事实上，在房地产市场运行中的每一个环节的市场风险和信用风险，商业银行都有所参与。因此，一旦国家把银根缩紧，把银行利率调高，房地产业受到的影响将会很大。

3.有待加强房地产的企业实力。当前房地产企业面临着开发技术水平低的风险，技术创新率低、对新技术的引进和吸收慢，专业的人才队伍有所欠缺。激烈的竞争将会把那些规模小、技术落后、管理水平低、效益低下的企业淘汰掉。

四、城市化带动下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状况

（一）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过快，具有不合理的投资结构

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在住房需求量大量增加和国家鼓励个人住房消费的引导下，房地产业开发和投资的速度加快，投机现象十分普遍。虽然整体经济的增长具有的动力十分强大，但是在投资过程中，房地产业的投资结构出现不合理状况，在我国东、中、西部的差异显著。同时，房地产业投资的资金来源结构的缺陷是十分严重的，当前我国大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股本是不够的，融资渠道也比较窄。房地产开发商为了得到较高的资本回报，也不愿让利于股本融资，如果过分依赖了银行贷款，金融体系的安全运行可能会受到威胁。

（二）房地产价格过高，居民的购买力受到一定的影响

随着我国住房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城市化进程的发展，我国的房地产市场发展对国计民生的影响很大。尽管近年来政府出台了诸如“新国十条”、国八条、限购令等政策来压低房价，但是开发商却把房价稳定在较高水平，一年比一年高，使收入水平较低的人不可企及，无力购买。除此之外，面对政府调控手段的颁布，很多开发商处于退市观望的状态，使得房屋空置下来。

（三）土地和住房的供给问题

目前，我国土地资源稀缺，然而却有大量的房地产开发土地空闲了下来。土地闲置会导致土地交易市场混乱，使商品房的供应量降低，这样一来，供求关系便不平衡了，房价的上涨也处于非正常状态，从而导致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使得宏观经济运行稳定不下来。同时，户型结构处于不合理状态导致大户型住房供给过多，而中小户型的住房供给相应少了一些；价格结构的不合理使得中高端住房供给过多，而低端住房供给相应少了一些；政府经济适用房和微利房的比例也处于较低状态。

篇11

1、“十一五”期间中国城市化仍将处在高速发展阶段。中国的城市化经历了：恢复发展―动荡―稳定发展―高速发展四个阶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进入了稳定发展的城市化阶段，这也是我国真正意义的城市化进程的开始。“十一五”期间，我国实施了“积极稳妥地推进城市化”的城市化战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十一五”前四年城市化年增长率为1.03％。

“十一五”时期我国仍处在经济增长周期之中；城市化水平远远落后于工业化水平；我们进入了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发展关键阶段；以及长期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众多的因素决定了“十一五”时期中国城市化仍会高速发展，那么速度为多快才最为合理呢？虽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化速度很难事前预料，但我们仍然可以在对今后我国经济、资源、环境等各种因素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十一五”期间以平均每年增加1％左右作为引导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依据。以此推算，我国在2010年城市化率将至少达到48％。

2、“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第一，工业化快速发展是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根本原因。城市化是与工业化相伴而存在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和地区城市化水平应该与工业化水平相一致。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带动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动力。城市经济具有聚集效益，聚集效益是通过第三产业的发展来实现的，第三产业为工业和城市提供服务和基础设施，增强了城市吸引力，为城市化发展提供了动力和产业依赖 ，使城市化继续快速发展成为可能。“十一五”时期我国第三产业比重将大大提高，必然为城市化发展提供强大驱动力。

3、“十一五”时期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意义。第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有的学者已经对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水平做了格兰杰检验，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着相当显著的双向因果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增长有力地促进和推动了城市化进程，同时我国的城市化也带动了经济的繁荣。通过实证研究可以看到城市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是巨大的。王小鲁和夏小林的预测表明，在2000－2010年城市化加速的条件下，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为5.0个百分点，其中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为2.0个百分点，规模优化的贡献为2.4 个百分点。朱铁臻估计，城市人口每增长1个百分点，直接消费可以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陈淮研究员认为，20世纪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一些城市的发展来支撑的。2000年全国290多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290多个地级及以上的城市的平均增长速度是在12％以上。如果不是这些城市经济保持了两位数的增长，那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期我们应对通货紧缩的过程中，宏观经济总量增长速度就不可能保持稳定，就没有余地来调整、来发展。第二，对社会发展的贡献。“城市化”是一个经济概念，但同时它也是一个社会概念。城市化过程中，除了引导农民进城以外，更重要的是促进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提高了农民和众多低收入者的生活水平。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显著，长期分割的二元经济结构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城市化将使中国从一个农民为主体的社会变为一个市民为主体的社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加速发展城市化与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是相一致的，同时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二、“十一五”时期，城市化新对策

中央正在酝酿“十一五”规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权威专家新近推出的研究报告提出，“十一五”期间人民生活要由初步小康过渡到水平较高、比较宽裕的小康，人均GDP明显高于目前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快速城市化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以上的阶段，“十一五”期间以城市化为重点的国民财富快速积累将是这一新的发展阶段的显著特征。这一时期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应该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十六大提出的战略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我们要努力使中国城市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成为激发新一轮财富增长的载体。那么，“十一五”时期我国的城市化应该施行什么样的新对策呢？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对策之一：市场主导的城市化。首先，城市化需要市场和产业推动；需要市场资源的高度密集和快速流动；需要平等的竞争环境，这些都要求我们积极发展市场主导的城市化，让市场给城市更多更广的空间。其次，随着“十一五”时期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增强，国家和城市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产业和企业间的竞争，国际化、有强大竞争力的城市无疑是一个要素进入壁垒较低，拥有平等竞争环境的城市，这必然要求我们转变政府管理和经营城市的职能，向着市场化方向发展。

篇12

【关键词】城市化；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

一、理论综述

城市化是一个经济、社会、生态、文化诸方面全面转变的动态过程，是人类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居住方式全面转变的过程，它包括了社会的、经济的、人口的和空间等诸多方面的含义。城市化过程至少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城市化是人口和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即城市化率是度量城市化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

第二，城市化是第二、三产业在城市集聚发展的过程。二、三产业在一定的区域不断聚集，这是城市化的本质和根本动力。

第三，城市化是地域性质和景观转化的过程，这些地域景观的变化主要包括原有城市建成区的扩大，新的城市地域、城市景观的涌现和城市基础设施的改善等等。

第四，城市化是包括城市文明、城市意识在内的城市生活方式的形成、扩散和传播过程。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是既满足当代人对房地产及其附属产品的占有和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对其占有和需求的能力，是房地产业与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结果。这就要求房地产业的发展既要与整个国民经济的整体发展协调，也要与地方区域经济的发展相协调，也要实现整个房地产业自身经济生产过程的良性循环。

二、房地产业与城市化的关系

（一）城市化对房地产业的带动作用

城市人口增长会扩大城市住宅的需求，从而直接带动房地产业迅速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市化率呈现出一路加速增长的态势，2000 年至2010 年城市化率年均增长近1.36 个百分点。根据国际经验估计，我国要到2010 年前后才会出现城市化的速度拐点，而拐点之后城市化增长速度将略有下降，如果按年均增长1 个百分点计算，2020 年中国城市化率将可能达到60％。城市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居住，城市化将引起城市潜在住宅需求的增加。城市潜在住宅需求是指考虑到城市化发展和提高居住水平的影响，在扣除自然折旧的情况下，全国城市需要增加的住宅数量。影响住宅潜在需求的因素有三个：新增城市人口、原有城市人口居住水平提高的幅度、住宅年自然折旧率。我国高速城市化将给房地产业带来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二）房地产业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动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城市能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二是城市有较之农村更为优越的生产和生活环境。房地产业正是直接或间接地对这两个动因发生作用，从而使大量的农村人口城市化。

第一，房地产业自身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具有强大的吸纳力。房地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型产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进人房地产业，加快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第二，房地产业的发展不断提供着城市化所需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房地产业每年开发的房屋中，住宅建筑占一半以上。人们用以休息和娱乐的公共场所、城市绿化等均系房地产业开发的范围。房地产业不断改善城市的居住和生活、生产条件，吸引着更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三、影响与制约盐城市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因素

（一）政府对房地产业期望过高

盐城市房地产业从2000年开始进入发展期，从2005年进入快速发展期，这主要得益于政府的行政推动。政府通过加快新城南迁及旧城改造增加刚性需求，通过放开公积金贷款政策激励住房消费，通过拍卖土地提高土地的出让价格。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城市建设注入了较为雄厚的资金，这进一步增强了政府要加快房地产业发展的信心。甚至有些府官员认为“房价的高低决定城市的地位，房价越高，城市地位就越高，盐城的房价低于周边城市，房价还应不断上涨。”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盐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迅速升温，各种潜在需求迅速成为有效需求，甚至一些未来需求提前得到释放，投资需求增长快于消费需求，各种闲资都转向房地产投资领域。

（二）土地资源配置不合理、土地利用效率水平低下

土地利用效率水平低下不仅表现在用地功能配置不尽合理，还表现在土地使用不当和土地使用不足。为了赢得地区经济的竞争优势，政府在土地经营中征用农业土地数量大于全社会最佳量。为引进更多的投资，将大片土地以低廉的价格出让给企业，出现了企业占而不用、长期储备的闲置状态。

（三）房价上涨过快、房地产泡沫明显

从2005年起，盐城市商品房单价均以23％以上的年增长率向上攀升，其增幅超过了GDP的增长率（2005年同比上涨14.3％）和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2005年同比上涨13.3％）。房价的上涨吸引了一批投资需求者，投资需求的增多进一步抬高了房价。房地产商品已经成为一批人投机赚钱的工具。这种情况如果不加以调整和适当的控制，势必将加剧普通消费者的住房代价，利润流入投资者和投机者之手，最终产生穷者越穷，富者越富，更严重的还可能引起社会问题。

（四）缺乏统一的市场信息平台

盐城市尚未建立起全市统一的信息收集平台，部分行政区还各自为政，不能顾全大局，造成数据残缺不全，无法形成完整的数据库，无法做深入细致的分析。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与落后的信息建设产生了不协调，没有翔实准确的数据作参考，政府部门对市场的判断出现偏差，宏观决策往往无法达到预期效果。

四、促进盐城房地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

篇13

西部地区 城市化 熵值法

一、西部城市化水平实证分析（一）指标选取

〗数量测度上，采用城市人口占比这一指标。质量测度上，考虑到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的质量测度应包括三个方面，即推进城市化系统发展的“动力因子”、认识城市化系统差异的“公平因子”、度量城市化系统水平的“质量因子”。三个因子的综合评价结果，将成为城市化的最终质量表征。具体指标如下：

城市化动力因素主要反映一个城市的“发展能力”、“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等，所以我们从城市发展潜力（人均耕地面积指标来反映），经济实力（人均GDP及第三产业产值占比），研发水平（专利授权数占比）等 3个角度来考察分析。城市化公平因子主要反映一个城市的“共同富裕”程度及其对于贫富差异和城乡差异的克服程度，所以我们选用基尼系数来分析。城市化质量因子主要反映一个城市的“文明程度”和“生活质量水平”。本文采用六个不同方面的指标来综合估测城市化的质量水平。（二）数据整理为统一各指标量纲与缩小指标间的数量级差异，需要对各项指标进行标准化。本文采用极差法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1、数量测度城市化

2、质量测度城市化水平关于质量测度的指标有11个，为了测定城市化的质量水平，必须找出各指标权重，进而加权形成一个综合指标，本文采用熵值法赋权。各指标测算权重结果如下：根据上述各项指标权数，我们得出西部12省份通过质量测度得出的城市化水平，并进行了标准化处理和升序排列。如下表：

（三）综合指标通过上面质量分述法的统计分析，我们得出了西部地区12个省份的数量测度城市化水平以及质量测度城市化水平，为了更全面的反应各省的城市化水平，我们对两种测度水平分别主观赋权50%，加权平均求出城市化的综合测度水平。城市化综合指标用T表示，按综合指标排序结果如下图：

二、结论

注：1999年城市化水平数据来源于《中国建设年鉴2000》，其测算依据是“城镇人口占比”，为了统一口径，我们选取上文数量测度结果为2008年城市化水平，进行年度比较分析。根据上表我们发现，西部12省在“西部大开发”时期，城市化发展很快，成果显著。从城市化发展速度来看，西部地区城市化年均增长速度为10.87%，超过全国平均增长速度将近1个百分点。其中重庆、云南、广西、的城市化发展速度最快，超过全国平均水平4―7个百分点，但也有部分地区发展速度迟缓，例如新疆，年均增长速度只有3.29%。从城市化水平来看，2008年除了、贵州两省的城市化水平没有超过30%外，其他省份均达到30%以上。根据诺瑟姆（Ray M. Norhan）的“S”型曲线理论，世界城市化发展路径可大体分为3个阶段：初级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生产力水平较低，工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有限，农村剩余劳动力释放缓慢。中级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工业基础已经比较雄厚，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工业吸收大批农业人口。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后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以上）为了保持社会必须的农业规模，农村人口的转化趋于停滞。城市化进入稳定阶段。根据以上理论，也就是说，当人口城市化率达到30%以后，城市化发展将产生飞跃。可见，经过10年的“西部大开发”，我国西部地区绝大部分省份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其发展速度是很快的。综上所述，“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西部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各省纷纷迈入城市化中级阶段，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过10年的西部开发，这一战略给西部地区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已经凸显出来，在未来，西部地区应继续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展，逐步缩小与中部、东部地区的经济水平差距和城市化水平差距。

参考文献：

[1]任国炜.中国大陆各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统计分析

[J].经济与管理，2010.

篇14

［关键词］城市化；二氧化碳排放；协整分析；Kaya恒等式

［中图分类号］F2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2）04-0012-04

一、引言

城市化作为一种全球性的经济社会现象，主要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后。伴随着世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城市规模快速扩张，能源消费迅猛增加，工业污染迅速蔓延，生态环境问题日益严重。在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中，气候变暖居首位，而全球气候变化主要是由于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不断增加，尤其以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为主。近200年来，世界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保持同步上升，目前二者均有加速的趋势。产业革命以来，世界城市化水平在5%左右，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在280ppm左右（ppm是气体浓度单位，表示百万分之一），到了2007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0%，二氧化碳浓度值上升到了383ppm，而其危险临界值为385　ppm，全球平均地表温度也比工业革命时期升高了0.74℃［1］。

我国城市化进程快速发展的同时带动了以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消耗迅猛增长，使得二氧化碳等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逐年增加。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7年我国化石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已经超过美国，成为目前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总量最大的国家［2］。然而伴随着我国城市化、工业化发展的不断快速推进，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量还将不断增加，由此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会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我国碳减排面临的国际压力将会日益增加。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缓解温室气体排放问题。徐国泉等运用LMDI分解法对中国碳排放进行了因素分解研究，定量分析了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指出经济发展拉动我国碳排放呈指数增长，而能源强度的贡献率则表现为倒“U”形［3］。王锋对1995-2007年中国碳排放量增长的驱动因素进行了研究，认为人均GDP增长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最大驱动因素［5］。何吉多关于1978-2008年中国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协整分析表明，我国碳排放量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且这种长期均衡关系对当前碳排放偏离均衡水平的调整力度较大［5］。日本学者Yoichi　Kaya于IPCC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Kaya恒等式，指出人类活动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发展、人口等因素存在联系［6］。Duro和Padilla认为Kaya因素中引起不同国家碳排放差异的重要因素为人均收入、能源消费碳强度和能源强度［7］。林伯强等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分解，认为1978-2008年对中国碳排放影响较为显著的因素包括经济发展、能源强度、能源消费碳强度和城市化水平［8］。

人类活动与温室气体排放之间的关系已经成为国际热点之一，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山东省作为我国的人口、经济大省，一直是高能耗、高碳排放区，魏一鸣指出，2005年山东省终端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居全国首位［9］。同时，山东省城市化进程快速推进，2010年山东省城市化水平为40.04%，正处于诺瑟姆曲线划分的城市化发展阶段中的中期加速发展阶段［10］。虽然山东省城市化发展已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与我国49.95%的城市化水平相比还是相差较远。研究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不仅对于把握山东省碳减排政策、城市化发展战略、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对于更好地理解我国的整体状况也有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对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分解分析，最后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二、山东省城市化与碳排放关系的协整分析

2．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四、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运用协整分析方法借助VECM模型对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利用Kaya恒等式对山东省城市化进程中的碳排放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从而得出以下结论：

（1）山东省城市化水平和二氧化碳排放量之间的协整方程说明，二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弹性系数为1.7120，即城市化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量将同步增长1.7120%，这说明城市化是导致山东省碳排放量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

（2）由VECM模型可知，在短期内，山东省碳排放量的波动受到城市化水平和自身滞后量的影响，其中，滞后1期和2期的城市化水平对当期碳排放量变动的影响比较明显，城市化水平提高将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滞后1期的碳排放量对当期碳排放也有比较显著的影响，然而滞后2期的碳排放量对当期的碳排放有抑制作用，这是因为碳排放持续快速增长会促使政府采取碳减排措施。另外，短期误差项的修正作用并不很强，模型的修正系数仅为-0.0576，表明在短期内山东省碳排放量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对当前碳排放量偏离均衡水平的调整力度不大，说明山东省碳排放量的变动除了受城市化水平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