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社会经济状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社会经济状况(SES)；健康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内容。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

在国外，SES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SES与健康的密切联系已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界对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成果，对于拓展我国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的相关关系

关于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将样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组，然后对各组的死亡率进行比较。1970年代以后，严格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与死亡率的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

数以百计的经验研究显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对于各种各样的健康指标或患病状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考察时段，这一规律都成立。总之，SES与健康的正向相关(或与“不健康”的反向相关)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SES不仅与健康状况相关，也与健康行为相关。良好的健康行为在高SES者中更为常见。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为方面的欠缺，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

(二)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层次：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以及地区的。其中，个人与家庭的SES与健康的关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区层次的SES。许多研究表明，个人／家庭的SES和社区／地区的SES都与健康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中的“社区”范围与生活中的社区范围并不一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统计分区来代表社区，如人口普查中的统计区域、邮政编码所覆盖的区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数例外，社区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仍是显著的。

(三)社会经济状况，其他因素与健康

在现实中，SES与其他和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医疗保险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探寻这种交叉关系，对于理解SES与健康关系的性质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　SES，年龄与健康

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是即时的，而是持续性、累积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儿时的SES与健康状况是成年后SES与健康状况的基础。有研究表明，儿时家中发生过经济困难的人，成年后长期患病或自认为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较高；儿童时期健康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显著较低，健康状况也较差。

许多经验证据显示，SES与健康的关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对于其变化趋势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2　SES，性别与健康

两性的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SES与健康的关系亦然。一些学者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似乎比女性更强。

3　SES，种族与健康

种族虽然是一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但与SES紧密相联。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间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来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属于少数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势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与健康

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SES与健康的关系也有影响。与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乡村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SES相关的程度较低。

5　SES，医疗保险与健康

医疗保险在各国卫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医疗保险对健康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它对不同SES群体的效果有无区别，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为薄弱，对其效果的争议也最大。一些学者发现，公共医疗保险与较差的健康自我评价和较高的慢性病发病率相关。不过，美国公共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可能表现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较快。

除美国外，其他OECD成员国大多已实现公共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医疗成本对就医行为的约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那么可以预期，低SES者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与全科医生联系的频率的确较高，但接受手术的比率和与专科医生联系的频率并不显著高于高SES者。这可能表明医疗体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专科医生)未能按照实际需要向全体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简而言之，即使在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也有迹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非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与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显著改变SES与健康的关系。例如，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美国联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区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据测算，60年代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明显缩小，这种变化有40％可归因于联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会经济状况的度两个

SES的涵义十分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对SES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更加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度量它，或者说选取哪些指标来代表它。

大量的经验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代表SES，这三个指标可以说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这三个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异。多数研究者认为SES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种衡量指标；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单一的衡量指标。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数据集检验了不同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发现某种指标更“有效”，

但其结论并不具备普遍性。

除以上三个指标之外，财产(Wealth)也是比较常用的SES指标。不过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财产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获得的指标来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拥有汽车，是否自有住房，有几头牲畜等。

为了解决不同指标与健康之间关系不一致的问题，一些学者主张构造复合指标来度量SES。好的复合指标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度非常高。然而，复合指标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实际经济含义；二是当不同单项指标之间相关度比较低的时候，复合指标的准确度也比较低。因此，对SES的衡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有学者主张，应根据被研究人群的具体情况，按照SES影响健康的途径和SES与所考察的健康结果的关系来选择合适的SES指标；或者，使用尽可能多的指标来衡量SES并分别讨论它们与健康的关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未被观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

纵观SES与健康关系领域的经验文献，不难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确使用“SES对健康的影响”这样的表达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关系，一律以“相关”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ES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还在探索之中，因果关系的方向也还没有定论。

(一)SES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的有无

过去，认为SES与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是一种假象的观点曾颇为流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在同样的健康或疾病状况下，低SES者倾向于觉得自己健康状况更差或病得更厉害，于是被观察到更高的发病率或就医率。需要解答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低SES者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更加悲观。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假象”说的各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假象”说不同，“遗传因素”说不否认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但认为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遗传因素作用的结果。很可能有某种遗传因素对个人的SES和健康状况都有影响，于是造成两者相关。这可以用双胞胎数据来加以检验，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确实对SES和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能完全用遗传因素来解释。

2　因果关系的方向

在SES与健康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孰为因，孰为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是主要的，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要对SES与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严格的检验，单凭计量技术是无法做到的，要靠满足一定要求的数据。其中一种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时序数据，据此可以分析个人早年的SES对很长时间以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或者早年健康状况对以后SES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都存在。

另一种可用的数据是发达国家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由于高龄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收入。这就使SES与健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一项使用美国高龄老人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SES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状况的变动，而不是健康状况本身与SES的关系，是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办法。一些学者对加拿大劳动与收入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调查初始年份健康状况良好的50岁以上的人，在后续调查中健康状况的变化与其基期SES显著相关。这表明SES对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看来，比较可靠的结论应当是SES与健康互为因果。虽然如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关心SES对健康的影响，因为健康影响SES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SES影响健康则可能反映了社会不公。后者正是“社会肇因”说的内容。

(二)“社会肇因”说

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个人致病因素(健康风险)方面寻找SES影响健康的途径，比如研究SES与健康行为的关系。但这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健康风险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与以前染上肺结核的风险因素可以说完全不同，但这两种疾病与SES的相关关系却没有太大区别。可见，与个人健康行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约着重要资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多种疾病的后果，从而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种观点又被称为“社会肇因”(Social Causality)说。

从“社会肇因”说可以得出推论：与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与SES的相关关系比较弱。这一推论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SES影响健康的途径

健康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探讨SES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进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

大量文献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有着直接联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习惯，从而更易产生健康问题。

为什么对各种压力因素的心理反应模式与SES相关?换言之，社会结构与个人特征是怎样联在一起的?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个人是通过与SES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来对自身福利状况进行认知的。这种社会比较会给低SES者带来一种“相对匮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就会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

2　SES，物质因素与健康

与社会心理因素相比，物质因素对SES与健康关系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容易检验。在各种物质因素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与医疗系统有关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医疗可及性是否相同，在医疗系统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对待，成为经验研究的重点。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影响患者就医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严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状况也有一定影响。一些研究发现，患者的SES与被医疗机构收治时疾病的严重程度呈反向相关。即使在完全平等进入的军队医院中，患者的军阶也与决定做手术时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患者的SES对医生的表现也有影响。在发达国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医后对医生的满意度没有区别，但就医后的身心健康状况、医生服务质量指标和住院费用有区别。

3　社会心理因素＋物质因素

SES影响健康的途径一定是非此即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在两种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争论中，双方也都承认另一类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强调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综合考察已有的经验证据，一个稳妥的结论是，SES同时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影响着健康，只是两类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四、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国的研究现状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经验研究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其中以SES与健康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与国外的丰富成果相比还比较少。

1　主要发现

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SES与健康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只与高SES儿童(家庭收入高或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低SES儿童的健康状况相关性不显著，说明SES对医疗可及性有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群之间，健康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存在差别，说明不同的SES指标之间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集中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类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结果，即收入与健康呈反向相关。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关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忽视了SES的其他方面。当然，我国研究者强调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是有原因的。我国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这就使收入成为医疗可及性的主要约束。此外，我国学者十分重视健康不平等问题，现有不少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计算健康不平等指标。但健康不平等指标只能显示人群的累积健康指标如何随着累积收入而变化，无法据以分析多维度的SES与健康的关系。

除收入外，考虑其他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标志，其他SES指标和健康的关系可能与收入和健康的关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国的收人数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测量误差比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现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长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标，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对而言易于准确测量，相应地，检测出来的其与健康的关系可靠性也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与健康(包括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只有在严格的数据条件下，使用缜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确保检测出来的相关关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相关关系常常被不加讨论地宣称为因果关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缩小健康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亟须从各个角度开展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以便为制定卫生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对SES与健康相关关系的检验

究竟哪些人群对健康风险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与健康的关系，需要使用更广泛的健康指标和SES指标以及不同人群的数据，重新、反复加以检验。此外，SES与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医疗保障与健康

医疗保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与SES和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在评价中引入SES视角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及时发现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们需要知道SES与医疗保障状况是否相关，以及医疗保障对SES与健康的关系有何影响。

3　SES，城乡差别与健康

巨大的城乡差别在我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根据我国的国情，城乡差别已不能单纯视为居住地或户口登记类别上的差异，而应看作SES的内容之一。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与健康的关系有无城乡差异，居住地重要还是户口登记类别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4　社区／地区SES与健康

地区差异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分布状况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围内，社区之间差异也很明显。研究社区／地区SES与医疗资源和健康有何关系，对于我国建设基层医疗体系、改善医疗服务提供很有意义。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这个问题，但它们使用的大多是加总数据，从中无法看出社区／地区SES与个人健康的关系。

5　SES，社会流动性与健康

篇2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经济收入；城市融入

一、农民工的基本概况

（一）农民工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初沈阳市共有约135万外来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0.51%。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沈阳市农民工分布比较集中在和平区的长白、砂山等地区。沈阳市辖区内大约有85.9万农民工，占全部外来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区四个区的农民工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沈河区的农民工达11.0万人，是全市外来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区。

（二）农民工的来源地

在沈阳市工作的农民工有75万人来自于辽宁省内其他县市（占56%），有32万人来自邻近的黑龙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东（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阳市农民工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四川（1%）、江苏（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阳市的农民工均在1万人以上，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占6%。

（三）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沈阳市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2.6%）、批发和零售业（占27.7%）、建筑业（占13.2%）、住宿和餐饮业（占8.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5%）。此外，农林牧渔业占6.5%，房地产业占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采矿业占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0.8%，其它行业占6.4%。

（四）农民工的年龄及学历结构

沈阳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14岁及以下人口10.6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5～45岁年龄段人口104.0万人，占77.1%，46～59岁年龄段人口15.0万人，占11.2%，60岁及以上人口5.4万人，占4.0%。沈阳市的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约20万人，占14.8%，初中学历的约60万人，占44.5%，高中学历的有18万人，占1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37万人，占27.4%。

二、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一）工作时间

沈阳市的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续的占25.26%，工作时有时无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在家闲居的占13.82%。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休息日，如餐饮、建筑业实行的是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多于8个小时，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的人仅占少数，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农民工占34%，10～12小时的农民工占28%，12～14小时的占24%，甚至还有些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二）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比率。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包工头方式这种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于其他多数行业。在沈阳市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口头约定的占18%，签了书面合同的占66%，签了书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条款的占12%，既没签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阳市农民工从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较大，收入较低的行业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人均月均收入分别为2124元和2002元。例如，从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上涨六倍到十几倍，平均上涨了十倍。沈阳市餐饮业人员工薪水平排后，在44个行业中排在第34位。餐饮业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饮行业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在餐饮行业就业。

个案一：放线员小赵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熊官屯乡，初中未毕业。2006年到沈阳建筑工地做放线员学徒，月工资600元。2012年小赵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去掉冬闲5个月，工作7个月小赵能赚到7万多元。

个案二：力工老赵是辽宁省阜新市大巴镇的农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资30元（同期木工日工资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资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资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计件算工钱，日工资500元，架子工日工资150元）。

三、农民工的社会状况

（一）农民工的住房情况

在沈阳市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房。大约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约20%的家庭是与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约10%的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住房、仓库、锅炉房、收发室等。已购房农民工约占5%，多为年轻人，购买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农民工的租房面积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个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楼房每个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两家合租）。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等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周边环境较差。例如，一位来自葫芦岛建昌的木工来沈阳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区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水，要到别人家去接水吃。

（二）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

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在闲暇时间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喝酒、闲聊、看电视、闲逛，很少有人去公园或参加体育活动和读书看报。为了推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新世界会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为了首批授牌的农民工文化建设试点工地。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文化交流封闭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流动性强、薪资低下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教育制度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比例高，医疗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农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费理念，特别是有关非物质商品的消费很低。农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机上网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给家寄钱的占11%，储蓄存款的占15%。一位农民工说，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水煤电都得花钱，还要租房，要想攒点钱，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由于城市农民工处于整体较差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回避必要的社会交往，这种回避不只是简单的足不出户，而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对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时感到拘谨；对自身处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较为强烈、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视与歧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生活表现出消极心态等。

（五）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少法律上的细则规定，很多农民工基本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虽然融入了产业，但没有融入城市，其就业稳定性差，参加社会保险不积极，对参加养老保险在观念和认识上也有误区。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阳全市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23998人，比1月份实现净增长8169 人。沈阳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1%、32%、47%和7%。

四、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一）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动因

大部分进入沈阳的农民工目的性强且集中，因“务工经商”进入沈阳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属于“随迁家属”，另有8.4%的人属于投亲靠友。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7.5%。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二）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

沈阳市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农民工希望将来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13%的农民工希望能成为城市人，13.6%的农民工则希望能挣很多钱，13.6%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当老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希望能得到社会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则希望在城里待几年后再回农村等。

（三）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农民工虽然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不为所在城市社区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会较深，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其他人更消极。调查发现，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则认为自己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四）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农民工很满意，56%的农民工满意，20%的农民工不满意，12%的农民工很不满意。在生活方面，18%的农民工很满意，61%的农民工满意，15%的农民工不满意，6%的农民工很不满意。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

总之，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尽力想出现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善沈阳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网， 2013-05-27.

篇3

关键词 农业灌区；社会经济；水利设施；陕西合阳

中图分类号 S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7-0212-01

合阳县是渭北旱塬农业大县，主产是小麦、玉米、棉花、油菜和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该县长年降雨量偏少，农业生产主要是靠东雷抽黄、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抗旱灌溉。该县部分农业生产地方缺乏水利工程供水设施，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

1 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合阳县农业灌区涉及路井、黑池、马家庄、新池、坊镇、伏六、金玉等乡镇，总人口3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26万人，农业劳动力29.87万人。尤其是东雷抽黄工程自1979年建成受益后，极大地改善了合阳县农业灌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高效灌溉农业种植模式得以大面积推广，农业种植结构的多元化，使灌区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提高。

灌区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棉花、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据调查，灌区农民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往年有所降低，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其他副业收入。种田只是依靠妇女和老人维持，青壮年人基本都常年外出务工挣钱，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少达到40%。农业灌溉对他们来说，浇的只是“救命水”而不是“增产水”，也常因灌溉不及时或不积极，导致作物产量低、家庭收入少。地方政府部门对水利事业重视不够，各级乡镇水管单位对灌区灌溉管理参与很少。例如，在工程建设中一些村民干涉了水利工程建设，如合阳县黑池镇东洼村村民干扰施工，阻拦拉料车进村，严重阻碍了施工顺利进行，影响了工程进度，后经多方数次协调，给予了一定数量经济补偿和其他条件后才得以解决。在其他项目建设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现象。

2 灌区水利设施现状

合阳县农业灌溉工程主要是以黄河为水源的大型高扬程电力提灌抽黄工程，取水方式为无坝式引水，再加上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为农业抗旱灌溉服务。合阳县农田作业地貌类型分塬区和滩地两大类，大部分属渭北黄土台塬区。西北塬面海拔高程635 m，东南滩地349 m。农业土地面积9.81万hm2，农业种植面积5.84万hm2。全县采用大、中、小灌区结合，提、蓄、引、节、保措施并举，灌溉、水保、供水、水产并重的水利工程体系，全县共建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496处，设施灌溉面积3.692万hm2，有效灌溉面积3.559万hm2，为抗御水旱灾害、全面促进全县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设总干、干支渠6条，长95.5 km，已衬砌93.4 km，衬砌率97.8%，衬砌完好率80.0%；支渠28条，长112.3 km，已衬砌108.9 km，干、支、退水渠共有各类建筑物732座，渠道与建筑物配套基本齐全。基本上没有完好渠道；斗、农渠建筑物932座，完好562座，建筑物完好率为60.3%，建筑物与渠道配套较差，老化失修严重。

合阳县整体农村水利设施仍比较脆弱，农田水利现代化程度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较差。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合阳县水务局以项目带动为龙头，大力发展并推广节水灌溉项目区。在农田水利项目区资金来源上，县上采取“上级拿一点，地方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等多元化组合投资方案，使节水灌溉示范工程与当地水源条件相结合，与高效农业发展相结合，与工程建设管理相结合，从而使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1-4]。

从表1可以看出：小麦平均水费1 020元/hm2，占总投入4 695元/hm2的21.73%；玉米平均水费1 815元/hm2，占总投入6 375元/hm2的28.47%；苹果平均水费2 070元/hm2，占总投入12 060元/hm2的17.16%；棉花平均水费1 725元/hm2，占总投入9 120元/hm2的18.91%；西瓜平均水费1 920元/hm2，占总投入11 910元/hm2的16.12%。

综合分析，合阳县灌区作物农业生产总投入中，水费占总投入的比例为20%。灌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务工收入和政府补贴等部分构成。此次对家庭收入调查显示：种植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只占30%～40%，出外务工者居多，农作物耕作生产成本大，水费占成本费用平均20%，农民反映水价过高，农副产品价格偏低，种植收入不能满足家庭支出，大部分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

灌区群众普遍认为：水价没有提升的空间，农民能够承担的水费为450～750元/hm2。如果提高水价会对农民用水积极性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将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阻碍灌区经济持续发展。

3 参考文献

[1] 夏效宏.固原市原州区水利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2）：259-260.

[2] 刘增进，王宁，张瑞.农村烟田水利设施中的水资源平衡计算[J].安徽农业科学，2012（35）：17384-173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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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1.013

杉树湾村地处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北大门，各类森林覆盖面积14700多亩，耕地2625亩。2014年人均月收入2500元。农业主产玉米、水稻，经济作物以早季榨菜和南瓜、西瓜盛名，素有瓜菜之乡的美称。第二产业以加工碎石为主，辖区内有年产百万吨的碎石加工厂3座。有年产1万吨的榨菜加工厂1家，6年制义务教育小学1所，有896家农户，共农业人口2979人，是一个南来北往的商贾之地。

1制约该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因素来源

1.1自然资源利用率不高、信息滞后

2011年，村政府引进一批核桃树苗和杜仲树，本村的土地资源较多，但只有少部分农民开展了植树造林，其他没有加入该项目的土地大部分是荒芜的，没有人去管理上千亩的土地，也没有人去承包这些土地。原因在于该村地形崎岖，种植物零散不成规模，又由于人们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家没有创新或者因地制宜的意识，导致很多农副产品没有形成标准化生产。

1.2乡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民收入来源单一

2012年，该村进行坡改梯等改造，但仍有许多地方不尽人意。比如用于浇灌农作物的水池修建问题一直困扰着该村的农民，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较好的规划建设。该村没有专业的农业专家进行指导，并且大棚建设还没有达到规模化、科学化、标准化，没有把其效益达到最大化，农民没有预防水灾、旱灾、蝗虫病等各种灾害的知识和设备，农民的最主要收入依然还是来自传统农作物，没有向香菇、西红柿等其他新兴经济作物靠近，收入单一。

1.3农民整体素质不高，改革创新难度较大

调查结果表明，该村农民的素质偏低。这可以说明农民的保守性比较强，接收新兴经济作物比较困难，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难度比较大，该村政府人员需要做的工作量比较大，需要对该村农民集中召开多次会议，加大力度宣传农业改革的相关知识。

1.4社会基础建设发展过于缓慢

该村从2011年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最近三年时间里，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农村交通不够健全，农业产业链依然没有成型，导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来投资。同时，医疗设备欠缺，街道路灯和文化广场没有较好的规划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

2政府扶持与“三农”政策走进该村的巨大变化

2.1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落后面貌

十报告专题阐述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了关于“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该村委会认真贯彻党的会议精神，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完善和强化各项“三农”政策，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下是该村政府在这两年的工作成效。

2.1.1促进交通发展新常态

2013年5月，村政府响应上级指示，该村开通农运客车，这项工程旨在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让部分农民有了就业机会。进一步拉近城镇与乡村的距离，方便当地百姓，刺激当地的消费，利用地处交通便利的优势，促进交通的长期发展。

2.1.2积极开展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

2013年，村政府开展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群众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以及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活农村经济。同时，村政府还召集承包者集中辅导有关农业知识。他们把外出打工的荒废土地租借来大面积的种植榨菜、玉米、西瓜、南瓜等。一则避免了土地的沙漠化，二来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加了经济收入。

2.1.3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该村建立6个养猪厂和两个蜜蜂厂，并且进行生猪品种改良，生产优质瘦肉型猪肉，适应市场需求，让农民真正做到养猪增收，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建立良种猪场，繁育大量的优质品种仔猪进行生猪品种改良。为此，政府做了规模化、科学化的详细计划方案。利用地理优势突出和饲料来源广、劳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当地养殖户提供了较好的饲养方案。

2.2着力发展民营企业，强化经济发展增长点

2.2.1企业扩建，提供就业岗位

2014年，重庆市涪陵区鸿企采石场和六池塘采石场在政府的监管下做相应的改造，不仅使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一倍，提供大约100个就业岗位。带动餐饮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另外，坐落在该村重庆市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由于污水排放影响了当地的饮水资源，在当地政府的监管和企业改造之下，成功的解决了污水排放的问题，建立污水处理中心，使当地的环境得到了良好的改善。现在，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从原来的20人规模达到了近200人的规模，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还促进周边村民的部分就业。

2.2.2发挥地理优势，加大创新力度

该村利用地理优势，榨菜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我们走访了重庆市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向我提供了该村7年的榨菜年产量和相应价格曲线图1。

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着价格的变化：一是，产量的差值如果变化较大，会直接影响价格的波动，通常是产量达到了某一值时，价格会下降，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逐步趋于平稳，在前几年的价格变化看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长的。我们考虑市场供应量和产量之后，认为产量在10000吨左右较为合理，这个数据对于该村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信息。

2.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民生工程

2.3.1教育方面

该村的杉树湾小学，在校人数约500人，开设幼儿园和小学。在校的学生大部分家长在外打工，留守儿童较多，教育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交给学校。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当地政府和校领导，通过地方政策，学校招进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并且学校为幼儿园引进一批教学工具，改造校园的建筑，使学校的基础设施进一步的得到完善，缩小城镇的小学的硬件差距。

2.3.2医疗方面

该村在前几年没有定点的诊所，只有一个私营药房，导致在以前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几年在村政府的规划下，建立了两个定点医院，农民不仅可以在这里看病，还可以凭借医疗卡享受一定的优惠。另外，该村的乡村医生会每年去涪陵区培训中心进行免费培训，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提高了村医生的就医水平。

2.3.3住房问题

近年来，村政府按照新农村的建设要求，2013年，该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给予了住房补贴，绝大多数农民住进新房，这项工程让农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党和国家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解决了农民住房难的问题。

3建议

3.1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推进环保工程建设

该村两个碎石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粉尘污染较严重。一方面，建议改进碎石场的机器设备，降低灰尘排放量。另一方面，建议在碎石厂周围种植树苗的同时，政府要坚持抓好环境监管和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有效保护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恢复方案。

3.2保护水资源，修建水库

该村遇到旱灾的情况时，生活用水很紧张。如果修建一个较大的水库，利用地理条件，自然会蓄水。当然，现有的水资源要加强保护，坚决杜绝以污染水资源为代价的企业投产。

3.3加大引进投资力度，发展现代化农业

该村建立的大棚基地和畜牧场，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向外界宣传引资，使更多的投资商前来投资，并且建立健全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以农业促工业，以工业带农业的经济模式，促进该村的经济长足发展。

3.4提高该村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农民也对“三农”政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这就对政府对上级政策对接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把工作及时完成，遇到问题及时处理，要坚持依法行政，让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让农民更加放心满意。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4结论

针对现存的各种问题，我们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处理分析，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建议。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导致调查不够全面，如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涉及。通过此次社会调查可以看出，预计今后5年的发展该村村民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不可忽略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依然是影响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克军.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3-28.

[2]翟帅龙.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假期社会调查报告[J].农村.农业.农民（B版）（三农中国），2005，（1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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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