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状况精选(十四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14篇社会经济状况，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关键词：社会经济状况(SES)；健康

中图分类号：F06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08)02-0108-08

健康既是每个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又是福利或幸福的首要内容。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志之一就是社会成员健康状况的普遍改善。然而在任何一个社会中，人们的健康状况总是存在着差距，这种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与社会经济状况(Socioeconomic Status，SES)的差异联系在一起的。

在国外，SES与健康的关系已经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积累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在我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和人民健康需求的不断提高，SES与健康的密切联系已被人们深切地感受到，学术界对此也有所涉及，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还不足。在此背景下，总结和借鉴国外成果，对于拓展我国的相关研究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的相关关系

关于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早在1950年代就已出现o。早期研究所采用的主要方法是将样本按收入水平或受教育程度分组，然后对各组的死亡率进行比较。1970年代以后，严格的经济计量方法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应用。大量的描述性研究表明，控制住影响健康的其他因素以后，SES与死亡率的相关关系仍然存在。

(一)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状况和健康行为

数以百计的经验研究显示，不同SES人群的健康状况呈“梯度”特征：与社会经济状况好的人(高SES者)相比，社会经济状况差的人(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对于各种各样的健康指标或患病状况，在不同的国家、地区或考察时段，这一规律都成立。总之，SES与健康的正向相关(或与“不健康”的反向相关)已经成为公认的事实。

SES不仅与健康状况相关，也与健康行为相关。良好的健康行为在高SES者中更为常见。相形之下，低SES者由于健康行为方面的欠缺，面临着更高的健康风险。

(二)不同层次的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

SES包含不同的层次：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以及地区的。其中，个人与家庭的SES与健康的关系最直接，其次就是社区层次的SES。许多研究表明，个人／家庭的SES和社区／地区的SES都与健康相关。需要指出的是，经验研究中的“社区”范围与生活中的社区范围并不一致。由于数据可得性的限制，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使用一些统计分区来代表社区，如人口普查中的统计区域、邮政编码所覆盖的区域等。即使如此，除了少数例外，社区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在多数情况下仍是显著的。

(三)社会经济状况，其他因素与健康

在现实中，SES与其他和健康密切相关的因素，包括人口统计学特征、医疗保险和公共政策等，是交织在一起的。探寻这种交叉关系，对于理解SES与健康关系的性质和制定政策十分重要，故而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1　SES，年龄与健康

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是即时的，而是持续性、累积性的。在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中，儿童时期非常关键。儿时的SES与健康状况是成年后SES与健康状况的基础。有研究表明，儿时家中发生过经济困难的人，成年后长期患病或自认为健康状况不佳的概率较高；儿童时期健康较差者，成年后的受教育程度和社会阶层显著较低，健康状况也较差。

许多经验证据显示，SES与健康的关系(即“健康梯度”)在生命周期中不是一成不变的，然而，对于其变化趋势尚未得出一致结论。

2　SES，性别与健康

两性的健康状况在许多方面都有差别，SES与健康的关系亦然。一些学者发现，男性的健康状况与收入或受教育程度的相关关系似乎比女性更强。

3　SES，种族与健康

种族虽然是一种人口统计学特征，但与SES紧密相联。一些经验研究表明，不同族裔之间的健康差距部分或主要来源于SES差距。那些既属于少数族裔、SES又差的人，健康方面的劣势尤其突出。

4　SES，居住地与健康

居住在城市还是乡村，对于SES与健康的关系也有影响。与居住在城市的老人相比，居住在乡村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SES相关的程度较低。

5　SES，医疗保险与健康

医疗保险在各国卫生政策中居于核心位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医疗保险对健康的影响如何，特别是它对不同SES群体的效果有无区别，是人们十分关心的问题。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的公共医疗保险最为薄弱，对其效果的争议也最大。一些学者发现，公共医疗保险与较差的健康自我评价和较高的慢性病发病率相关。不过，美国公共医疗保险的积极作用可能表现在健康的其他方面，比如与健康相关的生活质量(HRQOL)。拥有医疗保险的人，患病后HRQOL改善较快。

除美国外，其他OECD成员国大多已实现公共医疗保险的普遍覆盖，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医疗成本对就医行为的约束。既然低SES者健康状况较差，那么可以预期，低SES者对医疗服务的利用率更高。然而事实并非完全如此。低SES者的住院率和与全科医生联系的频率的确较高，但接受手术的比率和与专科医生联系的频率并不显著高于高SES者。这可能表明医疗体系中某些部分(主要是专科医生)未能按照实际需要向全体居民提供医疗服务。

简而言之，即使在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也有迹象表明不同SES患者所享受到的医疗服务有所不同。这种差异在非平等进入的医疗体系中更加突出。

6　SES，公共政策与健康

公共政策有可能显著改变SES与健康的关系。例如，为了改善印第安人的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美国联邦政府于1960年代向印第安人保留区投入了大量公共资金。据测算，60年代以来美国印第安人与白人的婴儿死亡率差距明显缩小，这种变化有40％可归因于联邦政府的上述公共政策。

二、社会经济状况的度两个

SES的涵义十分复杂，很难给它下一个精确的定义。对SES的定义进行深入讨论无疑是必要的，不过，经验研究所面临的更加关键的问题是怎样度量它，或者说选取哪些指标来代表它。

大量的经验研究使用收入、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来代表SES，这三个指标可以说是度量SES的三大支柱。但这三个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往往是不一致的，其系数估计值的大小和显著程度可以有很大差异。多数研究者认为SES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并使用了多种衡量指标；但也有研究者只使用了单一的衡量指标。一些研究者使用某一特定的数据集检验了不同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发现某种指标更“有效”，

但其结论并不具备普遍性。

除以上三个指标之外，财产(Wealth)也是比较常用的SES指标。不过由于数据收集方面的困难，财产常常只能用一些容易获得的指标来粗略的代表，如是否拥有汽车，是否自有住房，有几头牲畜等。

为了解决不同指标与健康之间关系不一致的问题，一些学者主张构造复合指标来度量SES。好的复合指标与健康指标的相关度非常高。然而，复合指标有两个缺陷：一是缺乏实际经济含义；二是当不同单项指标之间相关度比较低的时候，复合指标的准确度也比较低。因此，对SES的衡量至今还没有统一的解决方案。有学者主张，应根据被研究人群的具体情况，按照SES影响健康的途径和SES与所考察的健康结果的关系来选择合适的SES指标；或者，使用尽可能多的指标来衡量SES并分别讨论它们与健康的关系，此外还要充分考虑未被观察到的其他SES因素的影响。

三、社会经济状况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

纵观SES与健康关系领域的经验文献，不难看到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只有少量研究明确使用“SES对健康的影响”这样的表达方式，大部分研究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及因果关系，一律以“相关”指代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SES与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还在探索之中，因果关系的方向也还没有定论。

(一)SES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

1　因果关系的有无

过去，认为SES与健康之间的相关关系只是一种假象的观点曾颇为流行。其中最有影响的一种观点是，在同样的健康或疾病状况下，低SES者倾向于觉得自己健康状况更差或病得更厉害，于是被观察到更高的发病率或就医率。需要解答的问题仅仅是为什么低SES者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更加悲观。但后来的研究证明，包括上述观点在内的“假象”说的各种解释都是站不住脚的。

与“假象”说不同，“遗传因素”说不否认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但认为这种相关关系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第三方因素――遗传因素作用的结果。很可能有某种遗传因素对个人的SES和健康状况都有影响，于是造成两者相关。这可以用双胞胎数据来加以检验，因为同卵双胞胎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结果表明，遗传因素确实对SES和健康状况有一定的影响，但SES与健康的相关关系不能完全用遗传因素来解释。

2　因果关系的方向

在SES与健康之间的确存在着因果关系，但孰为因，孰为果，或者更确切地说，哪个方向的因果关系是主要的，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要对SES与健康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进行严格的检验，单凭计量技术是无法做到的，要靠满足一定要求的数据。其中一种是时间跨度很大的时序数据，据此可以分析个人早年的SES对很长时间以后的健康状况的影响，或者早年健康状况对以后SES的影响。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两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都存在。

另一种可用的数据是发达国家高龄老人的调查数据。由于高龄老人都已退休，又大多有公共医疗保险，所以他们的健康状况不会影响收入。这就使SES与健康之间的双向因果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单向。一项使用美国高龄老人调查数据的研究显示，SES对健康的影响十分微弱。

考察健康状况的变动，而不是健康状况本身与SES的关系，是另一种检验因果关系的办法。一些学者对加拿大劳动与收入动态调查数据的分析发现，在调查初始年份健康状况良好的50岁以上的人，在后续调查中健康状况的变化与其基期SES显著相关。这表明SES对健康具有显著影响。

看来，比较可靠的结论应当是SES与健康互为因果。虽然如此，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都更关心SES对健康的影响，因为健康影响SES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而SES影响健康则可能反映了社会不公。后者正是“社会肇因”说的内容。

(二)“社会肇因”说

许多研究者试图从个人致病因素(健康风险)方面寻找SES影响健康的途径，比如研究SES与健康行为的关系。但这却忽略了更根本的问题。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迁，健康风险是在不断变化的。现在罹患癌症的风险因素与以前染上肺结核的风险因素可以说完全不同，但这两种疾病与SES的相关关系却没有太大区别。可见，与个人健康行为相比，SES才是健康的基本原因。SES制约着重要资源的可及性和利用程度，由此通过多种途径影响着多种疾病的后果，从而与健康状况之间存在一种稳定的关系。这种观点又被称为“社会肇因”(Social Causality)说。

从“社会肇因”说可以得出推论：与容易防治的疾病相比，不容易防治的疾病所导致的死亡率与SES的相关关系比较弱。这一推论得到了经验证据的支持。

(三)SES影响健康的途径

健康是个人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政策的重要目标。探讨SES是如何影响健康的，有助于制定更好的政策，促进社会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这方面的研究增加得很快。

1　SES，社会心理因素与健康

大量文献表明，心理因素与健康有着直接联系，而心理因素在不同SES群体中的分布是不同的。低SES者应对压力的能力较差，容易沉溺于不良健康习惯，从而更易产生健康问题。

为什么对各种压力因素的心理反应模式与SES相关?换言之，社会结构与个人特征是怎样联在一起的?一种有影响的解释是，个人是通过与SES高于自己的人进行比较来对自身福利状况进行认知的。这种社会比较会给低SES者带来一种“相对匮乏”(Relative Deprivation)感，导致心理压力和负面情绪，长此以往就会致病，如心血管疾病和抑郁症等。

2　SES，物质因素与健康

与社会心理因素相比，物质因素对SES与健康关系的影响更直接，也更容易检验。在各种物质因素中，最令人关心的是与医疗系统有关的因素。不同SES患者的医疗可及性是否相同，在医疗系统中是否得到了同等对待，成为经验研究的重点。

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影响患者就医概率的最主要因素是疾病严重程度，但收入和教育状况也有一定影响。一些研究发现，患者的SES与被医疗机构收治时疾病的严重程度呈反向相关。即使在完全平等进入的军队医院中，患者的军阶也与决定做手术时的疾病严重程度相关。

患者的SES对医生的表现也有影响。在发达国家，不同SES的患者在就医后对医生的满意度没有区别，但就医后的身心健康状况、医生服务质量指标和住院费用有区别。

3　社会心理因素＋物质因素

SES影响健康的途径一定是非此即彼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即使在两种不同观点持有者的争论中，双方也都承认另一类因素的作用，只是更强调自己所支持的因素的重要性而已。综合考察已有的经验证据，一个稳妥的结论是，SES同时通过社会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影响着健康，只是两类因素的具体作用机制和彼此之间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探究。

四、我国的研究现状和可能的研究方向

(一)我国的研究现状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差距的扩大和人们健康需求的提高，健康公平问题在我国日益受到重视，

相关经验研究呈加速增长趋势。但其中以SES与健康的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与国外的丰富成果相比还比较少。

1　主要发现

一些研究表明，我国居民的SES与健康存在正相关关系；农村医疗卫生资源只与高SES儿童(家庭收入高或母亲受教育程度高)的健康状况显著相关，与低SES儿童的健康状况相关性不显著，说明SES对医疗可及性有影响；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不同职业地位的人群之间，健康与收入和收入不均的关系存在差别，说明不同的SES指标之间存在交叉作用。

2　主要局限

到目前为止，我国绝大多数相关研究集中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上，其中部分研究的结果与国外同类研究类似。然而，也有一些研究得到了反常的结果，即收入与健康呈反向相关。出现这种反常结果的原因很可能在于只关注收入与健康的关系，忽视了SES的其他方面。当然，我国研究者强调收入与健康的关系是有原因的。我国多数居民收入水平还不高，社会医疗保障体系也还很不完善，这就使收入成为医疗可及性的主要约束。此外，我国学者十分重视健康不平等问题，现有不少相关研究的主要研究方法是计算健康不平等指标。但健康不平等指标只能显示人群的累积健康指标如何随着累积收入而变化，无法据以分析多维度的SES与健康的关系。

除收入外，考虑其他SES指标与健康的关系是非常必要的。首先，收入并不是SES的唯一标志，其他SES指标和健康的关系可能与收入和健康的关系有所不同。其次，我国的收人数据大多通过问卷调查收集，测量误差比较大，而且一般只能得到现期收入，缺乏用于推算长期收入的信息。而其他SES指标，如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相对而言易于准确测量，相应地，检测出来的其与健康的关系可靠性也较高。

值得一提的是，SES与健康(包括收入与健康)之间的因果关系是双向的，只有在严格的数据条件下，使用缜密的分析方法，才能确保检测出来的相关关系是某一方向的因果关系。然而在我国现有的研究中，相关关系常常被不加讨论地宣称为因果关系。

(二)可能的研究方向

改善人民健康、缩小健康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的转型期，亟须从各个角度开展SES与健康关系的研究，以便为制定卫生政策及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依据。可能的研究方向包括：

1　对SES与健康相关关系的检验

究竟哪些人群对健康风险的抵抗力最差，最需要政策援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国现有的研究尚未清楚地揭示出SES与健康的关系，需要使用更广泛的健康指标和SES指标以及不同人群的数据，重新、反复加以检验。此外，SES与年龄、性别、民族等因素的交叉作用也非常值得研究。

2　SES，医疗保障与健康

医疗保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它与SES和健康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研究课题。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效果的评价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而在评价中引入SES视角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及时发现改革中的不足，修正下一步改革方案，我们需要知道SES与医疗保障状况是否相关，以及医疗保障对SES与健康的关系有何影响。

3　SES，城乡差别与健康

巨大的城乡差别在我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根据我国的国情，城乡差别已不能单纯视为居住地或户口登记类别上的差异，而应看作SES的内容之一。城乡居民之间的健康差距有多大，SES的其他方面与健康的关系有无城乡差异，居住地重要还是户口登记类别重要，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政策含义。

4　社区／地区SES与健康

地区差异也是我国现阶段的突出问题，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分布状况很不均衡。在更小的范围内，社区之间差异也很明显。研究社区／地区SES与医疗资源和健康有何关系，对于我国建设基层医疗体系、改善医疗服务提供很有意义。我国已有一些研究涉及了这个问题，但它们使用的大多是加总数据，从中无法看出社区／地区SES与个人健康的关系。

5　SES，社会流动性与健康

篇2

关键词：农民工；就业；经济收入；城市融入

一、农民工的基本概况

（一）农民工的数量及地域分布

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6261万人，比上年增加983万人，增长3.9%。2012年初沈阳市共有约135万外来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0.51%。外地来沈阳打工的农民工数量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沈阳市农民工分布比较集中在和平区的长白、砂山等地区。沈阳市辖区内大约有85.9万农民工，占全部外来人口的94.7%。和平、沈河、皇姑和于洪区四个区的农民工都达到了10万人以上，其中沈河区的农民工达11.0万人，是全市外来农民工最多的一个区。

（二）农民工的来源地

在沈阳市工作的农民工有75万人来自于辽宁省内其他县市（占56%），有32万人来自邻近的黑龙江省（占12%）、吉林省（占8%）和（占4%）。山东（3%）、安徽（3%）、河南（2%）和河北（2%）等省份在沈阳市农民工人数均在2万人以上。四川（1%）、江苏（1%）、浙江（1%）和湖北（1%）在沈阳市的农民工均在1万人以上，来自其他省份的农民工占6%。

（三）农民工的行业分布

沈阳市的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占22.6%）、批发和零售业（占27.7%）、建筑业（占13.2%）、住宿和餐饮业（占8.5%）、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占4.5%）。此外，农林牧渔业占6.5%，房地产业占2.1%，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占1.2%，采矿业占0.8%，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占5.7%，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占0.8%，其它行业占6.4%。

（四）农民工的年龄及学历结构

沈阳市农民工以青壮年为主，年龄在14岁及以下人口10.6万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7.7%，15～45岁年龄段人口104.0万人，占77.1%，46～59岁年龄段人口15.0万人，占11.2%，60岁及以上人口5.4万人，占4.0%。沈阳市的农民工初中以下学历的人约20万人，占14.8%，初中学历的约60万人，占44.5%，高中学历的有18万人，占13.3%，大专及以上学历的有37万人，占27.4%。

二、农民工的经济状况

（一）工作时间

沈阳市的农民工大部分都有固定的工作。常年有固定工作的占46.05%，工作不固定但可持续的占25.26%，工作时有时无的占14.87%，有工作就做没工作就在家闲居的占13.82%。大部分农民工没有休息日，如餐饮、建筑业实行的是以天为单位计算工资，缺勤一天扣一天工资。调查问卷显示，大部分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都多于8个小时，每天工作少于8个小时的人仅占少数，每天工作8～10小时的农民工占34%，10～12小时的农民工占28%，12～14小时的占24%，甚至还有些行业的农民工每天工作超过14个小时。

（二）劳动合同签订

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远远没有达到政府规定的比率。建筑行业中普遍存在包工头方式这种非正规的用工方式，使得建筑行业农民工的劳动合同的签订率低于其他多数行业。在沈阳市的农民工没有签订书面劳动合同但有口头约定的占18%，签了书面合同的占66%，签了书面合同而且有附加条款的占12%，既没签书面合同也无口头约定的占4%。

（三）收入水平

沈阳市农民工从事不同行业之间收入水平差别较大，收入较低的行业是服务业、住宿餐饮业和制造业，月均收入分别为1583元、1558元和1534元。收入水平较高的是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和建筑业，人均月均收入分别为2124元和2002元。例如，从2005年至2012年，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上涨六倍到十几倍，平均上涨了十倍。沈阳市餐饮业人员工薪水平排后，在44个行业中排在第34位。餐饮业人员短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餐饮行业社会地位低、劳动强度大，城里年轻人不愿意在餐饮行业就业。

个案一：放线员小赵来自辽宁省铁岭市熊官屯乡，初中未毕业。2006年到沈阳建筑工地做放线员学徒，月工资600元。2012年小赵的月工资达到1万元。去掉冬闲5个月，工作7个月小赵能赚到7万多元。

个案二：力工老赵是辽宁省阜新市大巴镇的农民。在2004年力工的日工资30元（同期木工日工资60元，瓦工和架子工日工资50元），而在2012年力工的日工资120元（同期瓦工和木工都以计件算工钱，日工资500元，架子工日工资150元）。

三、农民工的社会状况

（一）农民工的住房情况

在沈阳市大部分农民工都是租房。大约65%的家庭自己租房居住，大约20%的家庭是与他人合租住房。大有约10%的农民工居住在由工作单位提供的简易住房、仓库、锅炉房、收发室等。已购房农民工约占5%，多为年轻人，购买的多是30多平方米的二手房。大部分农民工的租房面积在24平方米以下。平房每个月租金在150～200元左右，楼房每个月租金在400～500元（一般是两家合租）。多数农民工家庭租住的是郊区等待动迁的平房，房屋狭窄潮湿，周边环境较差。例如，一位来自葫芦岛建昌的木工来沈阳8年了，一家4口住在郊区2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冬天没有水，要到别人家去接水吃。

（二）农民工的社会文化生活

农民工大多居住在租金便宜的城郊接合部的农民出租房或者配套设施不全的社区，居住周边缺少公共文化配套，而所在单位有关精神文化生活设施、场所不足，缺少参与城市文化活动的渠道和机会。在闲暇时间农民工的主要娱乐是打牌、打麻将、喝酒、闲聊、看电视、闲逛，很少有人去公园或参加体育活动和读书看报。为了推进城市农民工的文化建设，新世界会展中心等10家工地成为了首批授牌的农民工文化建设试点工地。推进建筑工地农民工文化建设，不仅可以改变农民工文化交流封闭的问题，还有利于促进农民工快速融入城市社区生活。

（三）农民工的消费行为

流动性强、薪资低下限制了农民工的消费，教育制度导致农民工子女教育消费支出比例高，医疗保障制度导致农民工的医疗保健费用增加。农民工普遍形成了低消费理念，特别是有关非物质商品的消费很低。农民工每月的支出主要用于日常消费，消费在吃穿日常用品上的占25%，手机上网的占16%，交通占12%，房租占21%，给家寄钱的占11%，储蓄存款的占15%。一位农民工说，在城市生活花销太大，水煤电都得花钱，还要租房，要想攒点钱，就只能在吃穿上省了。

（四）农民工的社会交往

由于城市农民工处于整体较差的生活状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回避必要的社会交往，这种回避不只是简单的足不出户，而是多方面的，具体表现为：对正常交往需要的忽视、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时感到拘谨；对自身处境及身份的缺陷感受较为强烈、与他人交往时表现出不自信、害怕受到忽视与歧视以及对社会群体生活表现出消极心态等。

（五）农民工的权益保障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包括养老保障制度、医疗保险制度、工伤保险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但农民工参加社会保险缺少法律上的细则规定，很多农民工基本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农民工虽然融入了产业，但没有融入城市，其就业稳定性差，参加社会保险不积极，对参加养老保险在观念和认识上也有误区。截至2012 年5月末，沈阳全市农民工参保人数达到23998人，比1月份实现净增长8169 人。沈阳市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11%、32%、47%和7%。

四、农民工的心理状况

（一）农民工进入城市的动因

大部分进入沈阳的农民工目的性强且集中，因“务工经商”进入沈阳市的占67.5%，有11.6%的人属于“随迁家属”，另有8.4%的人属于投亲靠友。这三部分人占全部外来人口的87.5%。调查看到，与上一代农民工打工挣钱的单一性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务工的目的已发生巨大变化，求发展、开眼界成为主流，由以往进城挣钱回乡发展开始向精神层面拓展。由单纯谋生向追求归属感延伸，由承担家庭经济责任向实现人生价值延伸。

（二）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

沈阳市农民工对未来的期望各不相同，25.7%的农民工希望将来能掌握一门专业技术，13%的农民工希望能成为城市人，13.6%的农民工则希望能挣很多钱，13.6%的农民工希望自己能当老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民工则希望能得到社会和家人朋友的尊重，有的则希望在城里待几年后再回农村等。

（三）农民工的自我身份认同

农民工虽然为推动现代化的进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但却不为所在城市社区所接受和认同。由于不能享受到与市民平等的待遇，适应能力弱的农民工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平的现象体会较深，对社会不公平的评价比其他人更消极。调查发现，大部分196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认为自己仍然是农民工，只有很少一部分认为自己是城里人了。而大多数1980年以后出生的农民工则认为自己除了没有城市户口外，跟城里人没什么区别。

（四）农民工对工作和生活的满意度

在工作方面，12%的农民工很满意，56%的农民工满意，20%的农民工不满意，12%的农民工很不满意。在生活方面，18%的农民工很满意，61%的农民工满意，15%的农民工不满意，6%的农民工很不满意。调查过程中发现有一些农民工不愿意回答这类问题。

总之，农民工是中国当今社会特有的一个庞大群体，他们在城市工作和生活的质量参差不齐，想法也千奇百怪，而且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社会的稳定性。政府、企业和社会要尽力想出现实可行的具体办法改善沈阳市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国家统计局.201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EB/OL].国家统计局网， 2013-05-27.

篇3

关键词 农业灌区；社会经济；水利设施；陕西合阳

中图分类号 S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3）07-0212-01

合阳县是渭北旱塬农业大县，主产是小麦、玉米、棉花、油菜和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该县长年降雨量偏少，农业生产主要是靠东雷抽黄、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抗旱灌溉。该县部分农业生产地方缺乏水利工程供水设施，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

1 社会经济环境概况

合阳县农业灌区涉及路井、黑池、马家庄、新池、坊镇、伏六、金玉等乡镇，总人口39.8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1.26万人，农业劳动力29.87万人。尤其是东雷抽黄工程自1979年建成受益后，极大地改善了合阳县农业灌区的生产和生活条件，高效灌溉农业种植模式得以大面积推广，农业种植结构的多元化，使灌区社会经济状况得到极大提高。

灌区经济主要以农业生产为主主产小麦、玉米、棉花、苹果等粮经作物，是陕西省的主要粮、棉、果生产基地之一。据调查，灌区农民对农业的依赖程度较往年有所降低，大部分农民外出务工，家庭收入主要依靠打工和其他副业收入。种田只是依靠妇女和老人维持，青壮年人基本都常年外出务工挣钱，农民外出务工人数最少达到40%。农业灌溉对他们来说，浇的只是“救命水”而不是“增产水”，也常因灌溉不及时或不积极，导致作物产量低、家庭收入少。地方政府部门对水利事业重视不够，各级乡镇水管单位对灌区灌溉管理参与很少。例如，在工程建设中一些村民干涉了水利工程建设，如合阳县黑池镇东洼村村民干扰施工，阻拦拉料车进村，严重阻碍了施工顺利进行，影响了工程进度，后经多方数次协调，给予了一定数量经济补偿和其他条件后才得以解决。在其他项目建设中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此类现象。

2 灌区水利设施现状

合阳县农业灌溉工程主要是以黄河为水源的大型高扬程电力提灌抽黄工程，取水方式为无坝式引水，再加上红旗、定国、百良、东风水库、机井等来为农业抗旱灌溉服务。合阳县农田作业地貌类型分塬区和滩地两大类，大部分属渭北黄土台塬区。西北塬面海拔高程635 m，东南滩地349 m。农业土地面积9.81万hm2，农业种植面积5.84万hm2。全县采用大、中、小灌区结合，提、蓄、引、节、保措施并举，灌溉、水保、供水、水产并重的水利工程体系，全县共建成小型农田水利工程496处，设施灌溉面积3.692万hm2，有效灌溉面积3.559万hm2，为抗御水旱灾害、全面促进全县农业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保障社会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

布设总干、干支渠6条，长95.5 km，已衬砌93.4 km，衬砌率97.8%，衬砌完好率80.0%；支渠28条，长112.3 km，已衬砌108.9 km，干、支、退水渠共有各类建筑物732座，渠道与建筑物配套基本齐全。基本上没有完好渠道；斗、农渠建筑物932座，完好562座，建筑物完好率为60.3%，建筑物与渠道配套较差，老化失修严重。

合阳县整体农村水利设施仍比较脆弱，农田水利现代化程度低，农业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依然较差。但通过加大地方财政和国家财政支持，以及近几年来的项目建设，合阳县水务局以项目带动为龙头，大力发展并推广节水灌溉项目区。在农田水利项目区资金来源上，县上采取“上级拿一点，地方拿一点，群众筹一点”等多元化组合投资方案，使节水灌溉示范工程与当地水源条件相结合，与高效农业发展相结合，与工程建设管理相结合，从而使农田水利设施得到基本改善，当地的经济产出稳步提高，农民收入进一步增加，社会稳定和谐[1-4]。

从表1可以看出：小麦平均水费1 020元/hm2，占总投入4 695元/hm2的21.73%；玉米平均水费1 815元/hm2，占总投入6 375元/hm2的28.47%；苹果平均水费2 070元/hm2，占总投入12 060元/hm2的17.16%；棉花平均水费1 725元/hm2，占总投入9 120元/hm2的18.91%；西瓜平均水费1 920元/hm2，占总投入11 910元/hm2的16.12%。

综合分析，合阳县灌区作物农业生产总投入中，水费占总投入的比例为20%。灌区农民家庭收入主要由种植收入、养殖收入、务工收入和政府补贴等部分构成。此次对家庭收入调查显示：种植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只占30%～40%，出外务工者居多，农作物耕作生产成本大，水费占成本费用平均20%，农民反映水价过高，农副产品价格偏低，种植收入不能满足家庭支出，大部分农民都选择外出务工。

灌区群众普遍认为：水价没有提升的空间，农民能够承担的水费为450～750元/hm2。如果提高水价会对农民用水积极性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将影响到农业生产的发展，阻碍灌区经济持续发展。

3 参考文献

[1] 夏效宏.固原市原州区水利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发展对策[J].现代农业科技，2012（2）：259-260.

[2] 刘增进，王宁，张瑞.农村烟田水利设施中的水资源平衡计算[J].安徽农业科学，2012（35）：17384-17385.

篇4

关键词：农村；农业；经济发展；科学发展

中图分类号：F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ki.1672-3198.2016.11.013

杉树湾村地处重庆市涪陵区珍溪镇北大门，各类森林覆盖面积14700多亩，耕地2625亩。2014年人均月收入2500元。农业主产玉米、水稻，经济作物以早季榨菜和南瓜、西瓜盛名，素有瓜菜之乡的美称。第二产业以加工碎石为主，辖区内有年产百万吨的碎石加工厂3座。有年产1万吨的榨菜加工厂1家，6年制义务教育小学1所，有896家农户，共农业人口2979人，是一个南来北往的商贾之地。

1制约该村经济社会发展主要因素来源

1.1自然资源利用率不高、信息滞后

2011年，村政府引进一批核桃树苗和杜仲树，本村的土地资源较多，但只有少部分农民开展了植树造林，其他没有加入该项目的土地大部分是荒芜的，没有人去管理上千亩的土地，也没有人去承包这些土地。原因在于该村地形崎岖，种植物零散不成规模，又由于人们的教育水平低下，大家没有创新或者因地制宜的意识，导致很多农副产品没有形成标准化生产。

1.2乡村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农民收入来源单一

2012年，该村进行坡改梯等改造，但仍有许多地方不尽人意。比如用于浇灌农作物的水池修建问题一直困扰着该村的农民，直到现在依然没有较好的规划建设。该村没有专业的农业专家进行指导，并且大棚建设还没有达到规模化、科学化、标准化，没有把其效益达到最大化，农民没有预防水灾、旱灾、蝗虫病等各种灾害的知识和设备，农民的最主要收入依然还是来自传统农作物，没有向香菇、西红柿等其他新兴经济作物靠近，收入单一。

1.3农民整体素质不高，改革创新难度较大

调查结果表明，该村农民的素质偏低。这可以说明农民的保守性比较强，接收新兴经济作物比较困难，想要改变这一现状难度比较大，该村政府人员需要做的工作量比较大，需要对该村农民集中召开多次会议，加大力度宣传农业改革的相关知识。

1.4社会基础建设发展过于缓慢

该村从2011年就开始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但是还是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比如在最近三年时间里，基础设施还不够完善，农村交通不够健全，农业产业链依然没有成型，导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外来投资。同时，医疗设备欠缺，街道路灯和文化广场没有较好的规划建设等一系列问题依然存在。

2政府扶持与“三农”政策走进该村的巨大变化

2.1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发展现代农业，改善农村落后面貌

十报告专题阐述了“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提出了关于“三农”工作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该村委会认真贯彻党的会议精神，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完善和强化各项“三农”政策，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以下是该村政府在这两年的工作成效。

2.1.1促进交通发展新常态

2013年5月，村政府响应上级指示，该村开通农运客车，这项工程旨在让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使城镇数量增加，城镇规模扩大，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让部分农民有了就业机会。进一步拉近城镇与乡村的距离，方便当地百姓，刺激当地的消费，利用地处交通便利的优势，促进交通的长期发展。

2.1.2积极开展农村土地责任承包制

2013年，村政府开展了以家庭土地承包经营为主要形式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模式，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民群众务农种粮的积极性以及政府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适应农村生产力的发展，搞活农村经济。同时，村政府还召集承包者集中辅导有关农业知识。他们把外出打工的荒废土地租借来大面积的种植榨菜、玉米、西瓜、南瓜等。一则避免了土地的沙漠化，二来为外出打工的农民增加了经济收入。

2.1.3养殖业的快速发展，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该村建立6个养猪厂和两个蜜蜂厂，并且进行生猪品种改良，生产优质瘦肉型猪肉，适应市场需求，让农民真正做到养猪增收，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问题，建立良种猪场，繁育大量的优质品种仔猪进行生猪品种改良。为此，政府做了规模化、科学化的详细计划方案。利用地理优势突出和饲料来源广、劳力资源丰富的优势，为当地养殖户提供了较好的饲养方案。

2.2着力发展民营企业，强化经济发展增长点

2.2.1企业扩建，提供就业岗位

2014年，重庆市涪陵区鸿企采石场和六池塘采石场在政府的监管下做相应的改造，不仅使安全性大大提高，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建了一倍，提供大约100个就业岗位。带动餐饮业和服务业的经济发展。另外，坐落在该村重庆市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由于污水排放影响了当地的饮水资源，在当地政府的监管和企业改造之下，成功的解决了污水排放的问题，建立污水处理中心，使当地的环境得到了良好的改善。现在，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从原来的20人规模达到了近200人的规模，不仅解决了当地农民的就业难问题，还促进周边村民的部分就业。

2.2.2发挥地理优势，加大创新力度

该村利用地理优势，榨菜产业得到了长足发展，我们走访了重庆市涪陵区国色食品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他向我提供了该村7年的榨菜年产量和相应价格曲线图1。

从这个数据我们可以看出，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决定着价格的变化：一是，产量的差值如果变化较大，会直接影响价格的波动，通常是产量达到了某一值时，价格会下降，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二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家的宏观调控，市场经济逐步趋于平稳，在前几年的价格变化看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增长的。我们考虑市场供应量和产量之后，认为产量在10000吨左右较为合理，这个数据对于该村农民来说是一个极其关键的信息。

2.3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做好民生工程

2.3.1教育方面

该村的杉树湾小学，在校人数约500人，开设幼儿园和小学。在校的学生大部分家长在外打工，留守儿童较多，教育的重任在很大程度上交给学校。面对这个棘手的问题，当地政府和校领导，通过地方政策，学校招进一批优秀的青年教师，并且学校为幼儿园引进一批教学工具，改造校园的建筑，使学校的基础设施进一步的得到完善，缩小城镇的小学的硬件差距。

2.3.2医疗方面

该村在前几年没有定点的诊所，只有一个私营药房，导致在以前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这几年在村政府的规划下，建立了两个定点医院，农民不仅可以在这里看病，还可以凭借医疗卡享受一定的优惠。另外，该村的乡村医生会每年去涪陵区培训中心进行免费培训，学习更多的医学知识，提高了村医生的就医水平。

2.3.3住房问题

近年来，村政府按照新农村的建设要求，2013年，该村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国家给予了住房补贴，绝大多数农民住进新房，这项工程让农民真真切切感受到党和国家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质量，解决了农民住房难的问题。

3建议

3.1加大植树造林力度，推进环保工程建设

该村两个碎石厂在生产过程中，造成粉尘污染较严重。一方面，建议改进碎石场的机器设备，降低灰尘排放量。另一方面，建议在碎石厂周围种植树苗的同时，政府要坚持抓好环境监管和治理工作，建立健全有效保护机制，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加快建立生态恢复方案。

3.2保护水资源，修建水库

该村遇到旱灾的情况时，生活用水很紧张。如果修建一个较大的水库，利用地理条件，自然会蓄水。当然，现有的水资源要加强保护，坚决杜绝以污染水资源为代价的企业投产。

3.3加大引进投资力度，发展现代化农业

该村建立的大棚基地和畜牧场，可以利用网络平台，向外界宣传引资，使更多的投资商前来投资，并且建立健全现代化农村基础设施，以农业促工业，以工业带农业的经济模式，促进该村的经济长足发展。

3.4提高该村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农民也对“三农”政策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这就对政府对上级政策对接能力有了更高的要求。最重要的是政府要提高化解矛盾能力，把工作及时完成，遇到问题及时处理，要坚持依法行政，让权力运行更加规范透明，让农民更加放心满意。推进村民自治制度的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

4结论

针对现存的各种问题，我们通过实地访谈和问卷调查、数据处理分析，给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与建议。但是，由于各方面的因素的限制，导致调查不够全面，如在社会保障等方面没有涉及。通过此次社会调查可以看出，预计今后5年的发展该村村民基本达到小康标准。不可忽略的是，环境污染问题和老龄化问题依然是影响今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参考文献

[1]李克军.乡村视野：“三农”问题的调查与思考[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23-28.

[2]翟帅龙.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落实科学发展观――假期社会调查报告[J].农村.农业.农民（B版）（三农中国），2005，（11）：40.

篇5

（一）人口低速稳定增长，经济快速持续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口增长速度对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着重要的影响。进入新世纪，江苏经济快速持续发展，人口再生产始终保持“低出生、低死亡、低自然增长”的现代模式。2012年，全省常住人口达7549.5万人，自然增长率为2.28‰，人口总量占全国5.7%。与上年相比，总人口增长1%，自然增长率上升0.07个千分点，人口总量占全国比重保持不变。而同期江苏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1548.36亿元，比上年增长14.9%。经济总量占全国10.3%，比上年提升0.3个百分点。按常住人口计算，2012年全省人均GDP已达28685元，比上年增加4125元，增长16.80%。

2008-2012年，江苏人口增长2.65%，不足上一个10年增长速度（7.07%）的一半，低于同期全国平均增长速度（2.99%）。而这一时期，江苏经济增长则达到127.86%，翻了一倍多。2008-2012年度经济增幅分别达到10.2%、11.7%、13.6%、14.8%和14.5%，年均递增13.6%，高出全国同期平均水平3.4个百分点。2012年，又创出14.9%的新增速，经济增长步入一个新的快速稳定增长期。从人口经济密度来看，1997年为5.9人/万元，2007年下降到0.86人/万元，2012年继续减少到0.35人/万元，下降速度非常之快。人口的低速增长和经济的快速发展，使江苏省2005年突破了人均GDP三千美元大关，处于世界中下收入和中上收入国家水平之间水平，标志着江苏人口与经济发展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二）年龄结构趋于优化，劳动力资源丰富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决定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从而直接影响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据我国科学家研究表明：在我国改革开放头20年（1978年至1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人力资本积累（即素质的提高）的贡献份额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份额为21%；而同期，约有1/4的人均GDP增长是靠抚养比下降带来的。

江苏人口年龄结构不断调整优化，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和人口生育政策共同作用的结果。2000年以来，全省少儿人口比重不断下降，老年人口和劳动适龄人口比重逐年上升。2012年，全省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达5609.27万人，占常住人口74.3％，与上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103.56万人，比重上升0.64个百分点。与2000年相比，劳动适龄人口增加385.2万人，比重上升2.78个百分点。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不仅为江苏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也给江苏带来“劳动力人口增加，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的“人口红利”现象。2012年，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为34.48%，其中，少儿人口抚养比为19.74%，老年人口抚养比为14.74%。与2000年相比，全省人口总抚养比下降5.3个百分点。改革开放以来，江苏15-64岁劳动适龄人口由1982年人口普查时的3962.54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5609.2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上升8.8个百分点；全社会人口总抚养比则由1982年的52.73%下降到2012年的34.48%。与30年前相比，全省每百名劳动年龄人口的抚养负担减少了18人。

（三）教育发展优先，人口素质提高

优先发展教育，促进教育公平，提供更多优质教育资源，保障人民群众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内容和重要任务。近年来，江苏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成效显著。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断巩固，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接近100%，全省小学在校生人数从2000年718.55万人下降到2012年455.75万人；初中入学率和在校生巩固率均在98%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学率达93.5%。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结构比例趋于合理，高等教育面向大众化发展，步入了一个新的台阶，大学本专科生年招生人数从2000年的18.2万人增加到2012年的35.91万人，毕业生人数从2000年8.01万人增加到25.73万人。农村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部免除。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江苏人口受教育程度得到提高。2012年，全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7.89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9.25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0.45年，1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达到初中以上水平。全省每十万人拥有大学（含大专）及以上受教育程度人口，由2000年0.39万人增加到0.69万人，增加0.3万人，拥有初、高中受教育程度人口分别为3.79万人和1.46万人，分别增加0.15万人和0.15万人，小学受教育程度人口下降0.57万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为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高素质劳动力资源，也为社会全面进步，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打下了良好基础。

（四）劳动力转移加快，人口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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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基层民警；心理压力；调试途径

基层民警日常的工作内容就是处理人民日常生活中遇到与自身利益发生冲突的琐事，在处理这些琐事的同时又要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这足以证明基层民警工作的重要性、危险性、繁杂性等特点。这样的工作会使基层民警长期处在焦虑与压力的环境中，基层民警的24小时待命又使得他们生活无序，基层民警所承受的心理压力要远远大于其他职业。

笔者主持的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风险社会视阈下基层民警心理压力状况调查研究》这一课题，根据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对现阶段的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状况及调试途径略加阐述。

一、风险社会与基层民警间心理压力的关系

（一）风险社会的概念

风险社会这一理论是一个学者之间存在较多争论的学术问题，笔者总结了学者之间存在争议的几个风险社会的当代社会风险特征：一、从社会风险的来源及表现上来看，当代风险主要是人为性风险。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增加，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量的扩大，当代社会风险主要体现为人造风险或人为风险，这种风险在全球化背景下已经超越时空成为人类共同面对的风险。 二、从全球化的维度来看，当代风险主要是全球性风险。全球化已经成为当代世界发展不可抵挡的趋势和潮流。按照吉登斯的理解，全球化以为这世界范围内社会联系的增强，任何一种社会风险都将呈现出全球化效应。笔者认为无论这一理论学者们之间存在怎样的争议，风险社会终究是人类社会的一种形态所在。风险存在于世间的每个角落，应该辩证的看待这些风险，无论这些风险是灾难还是人们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琐事。人类时代不断在进步，不断在创新。如何能很好的管理好这些风险应该成为社会进步的关键。

（二）风险社会与基层民警心理压力的关系

风险社会，从字面上理解是带有风险的人类社会，社会中的风险又该是公安机关去处理，所以风险社会与公安机关是密不可分的。

正是因为有了这些风险，所以每个国家和地方都会有警察这一职业。我国人口众多，随之发生在身边所谓的这些繁琐性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升高。公安机关把处理这些繁琐的案件称之为治安案件。治安案件的发生率非常高，有数据显示2012年间我国公安机关共受理13889480起治安案件，查处治安案件13310741起。 这足以表明治安案件的数量巨大，治安案件都是人民内部矛盾，虽然在处理时会给予过错方轻微的处罚，但主要还是本着教育为主、惩戒为辅的原则进行。

二、我国基层民警在风险社会视阈下的心理压力状况

（一）研究现状

笔者选取的问卷样表是《成人心理压力量表》，这一量表是对被调查者的压力水平、身体状况、社会支持、各方面进行测试的量表。问卷共设置了17个用数值来回答的题目，最终每题的分值相加总分小于40的表示压力管理良好。笔者还在问卷的最后设置了一道多选题，题目内容是"您觉得您的压力主要来源于？"选项是"家庭方面、身心健康方面、工作方面、社会舆论"。

课题小组成员在2015年的5月份就开始陆续收到邮寄回校的问卷，截止到2015年的10月份共收到问卷386份，其中有效问卷332份。通过对332份有效问卷的数据分析得出其中42.42%来自西部省份，40.26%来自中部省份，17.32%来自东部省份。通过对回收的问卷中基本信息的分析我们发现科员占总被调查者的83.98%，科员是公务员队伍中最基层的职位，体现了"基层"二字。

（二）心理压力状况

此次研究，笔者将数据汇总成了电子表格，再由电子数据转换成了图表的形式，以下是将问卷中关键因子分析后形成的图表：

在图表1和图表2中可以看出，这次被调查的基层民警有37.23%很少能在一天中至少能有一顿均衡的饮食、有48.05%的基层民警偶尔或者很少能在一个星期中有四天能睡个好觉。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连一天中好好吃一顿饭、一个星期有四天的时间可以睡7小时以上这种正常身体机能所需都不能满足。调查问卷中的多选题中基层民警觉得压力主要来源工作方面的比重占83.12%，足以见得工作方面给基层民警带来的严重压力。

笔者2015年在派出所见习时发现，派出所民警上两天班休息一天。两天中包括值夜班，上班期间源源不断的会有治安案件，治安纠纷。很多时候，案子还没有开始处理，就又来了新案件。吃饭时间不定点、不定时。遇到很紧急的事情很多时候都顾不上吃饭，每天休息时间只有早上6点至早上8点。像这样的超负荷的工作量和工作时间在每个基层派出所都是常事，由于缺乏缓释过程和自我调节的时间，身心损耗得不到及时补充，身体素质明显下降，职业病丛生。

（三）基层民警心理压力源分析

从图3可以看出受调查的332位基层民警中有83.12%认为压力主要来源于工作方面，38.1%认为来自家庭方面，34.2%认为来自身、心健康方面，19.48%来自社会舆论。以下是笔者对这些压力来源的分析：

1.与工作有关的压力

基层民警的工作环境恶虐而且繁杂，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为了社会的长治久安、为了保一方平安基层民警随时可能面对危险，面对歹徒、面对纠纷。这些都是社会的阴暗面，而基层民警又需要同这些阴暗面天天打交道。每天接触的都是形形的人物，基层民警这一个职业是在和平年代流血最多的职业。虽然军人的职责是保家卫国，但基层民警这一职业在和平年代的牺牲数要远远高于军人。据公安部统计，建国至2005年有15000万人民警察为国捐躯，20多万民警光荣负伤。仅2003年一年就有470多名民警牺牲，6000多名民警受伤，平均每天伤亡近17人。

2. 来自家庭方面的压力

由于基层民警工作时间长，工作对象复杂。也会有不少家人反对基层民警的工作，既没时间照顾家人，又没精力关心家庭。这样长期以来，家庭矛盾越积越多。这样不和谐的家庭环境会对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带来很多负面影响。

3. 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自中央开展执法规范化的举措以后，警察执法更文明化、制度化。开展这项措施以后，刑讯逼供和职权滥用的问题得到了有效解决。但这项举措实施以后不可避免的让警察的执法环境和执法威严大大不如以前，有数据表明仅在2003年的9月至10月的一个月内，全球500家中文网站上的有关袭警新闻就有46条，涉及暴力袭警案件14起，平均约为两天一件。据杭州市调查，2002年间基层民警又1436人遭到过谩骂，136人遭到过围攻，64人受到过恐吓，104人受轻伤。

三、压力缓解及调试途径

（一）从民警个体角度出发

作为一位基层民警，整体素质会直接影响到公安工作的成败。既然我们发现了问题，就应该去解决问题。在上文中简要分析了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来源，面对形形的压力应如何缓解和调试我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基层民警要勇于挑战自我

步入工作后，因为警务工作量大的原因使很多基层民警丧失了对学习的热情，每天面对社会的阴暗面使基层民警同时丧失了对生活的乐趣，无论是对家庭还是对工作都提不起劲，使自己陷入一种消极的状态。这种时候应该给自己设立一个目标，如今天工作时我要在一个自己定的时间内完成一件治安调解案件。当完成自己给自己设立的目标时就会有一种成就感，这种成就感会推动自己潜意识去把下一件事完成的更好。在这积累的过程中，可能慢慢就从消极的状态转化到了积极的状态。这样的状态会使人处在一种乐观的心态中，从而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2.基层民警应建立良好的人际和家庭关系

基层民警这一职业很多时候不能照顾到家庭，家人在休息的时候基层民警在备勤，家人在团圆的时候基层民警在处理治安纠纷。没有太多的时候去陪伴家人，很多不能理解的家人就会不支持基层民警的工作。上班时间这么累，下了班回到家还要和家人争吵。这样的行为一定会增加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所以有着和谐的家庭关系对基层民警心理健康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安全的家庭生活，感到身心放松是减缓压力的最佳场所。 都说家是心灵的港湾，处理好和"港湾"的和谐关系才可以让基层民警更愿意和家人进行心灵上的交流。

（二）从公安机关的角度出发

1.应适当提高基层民警待遇

基层民警工资应高于普通公务员工资，高强度、高风险性的岗位待遇应高于普通岗位。这样才能充分的调动基层民警的工作积极性，使基层民警在干工作时心理平衡。

2.成立专门的心理服务机构

目前公安部已经在全国成立了8个民警心理服务站。但相对与基层民警的需求量，这8个站点是远远不够的，公安机关的领导机构应在这方面加强力度，将保护基层民警心理健康提升到长远发展的工作计划当中来。

3.加强对基层民警心理调控

心理调控的目的在于对自身心理压力的疏导，保持心理平衡。当发现有民警压力过大时，公安机关领导部门应通过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对民警加入心理干预等方式对民警的心理压力进行调控。坚持普及心理学知识，提高民警的个人修养和科学素质。

参考文献：

刘岩.《视野中的风险社会理论批判》.[J]与现实，2006年，第2期：第143页

《中国统计年鉴公安机关受理和查处治安案件数_百度文库》[互联网}. http：///link？url=Pg-4R

王淑合.《基层民警的心理压力及缓释对策》.[J]《社会心理科学》，2005年，第20 卷：总第749页.

王雪晴.《纾解基层民警心理压力方法探究》[N]. 武汉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作者简介：

牟新（1982.5-），女，汉族，江苏南京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心理学、教育学。

伍斌（1996.3-），男，汉族，林芝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治安系

学生。

翟飞（1989.7-），女，汉族，江苏扬中人，助教，硕士，主要研究方向：伦理学、心理学。

篇7

【关键词】南奔;女王国;泰北

一、历史背景概述

据泰国史书《庸人编年史》记载，公元657年，在现今泰国北部地区，有一座较大的城邦，叫做南奔，南奔城城池状似海螺，城邦大小范围规模在2250哇，缺少统治城邦的国王。

南奔南奔派遣使节团从滨河南下到达罗斛，请罗斛公主占玛苔微到南奔即位女王，占玛苔微公主在得到罗斛王的支持下同意担任女王统治南奔。

公元663年，占玛苔微开始准备南奔一行。她从罗斛带去了佛法僧三藏500尊、婆罗门占星师500位，医士500名，各类工匠每类500名，富翁500，以及大量的士兵等。

占玛苔微在南奔建立了哈利奔猜政权，即女王国。新的哈利奔猜在占玛苔微的领导下迅猛发展，成为人口繁盛、设施齐备、资源丰富的大城。此后，该政权日益强大，在该区域沿袭了600多年。

二、从南奔政权的归属看古代东南亚地区7世纪时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

（一）政治方面

1.旧南奔已建立起较完备的国家机器

7世纪时期，在今泰北地区，已存在大大小小的政权，这些政权通常以城邦为政治、经济中心。在城邦的基础上，开始建立起早期的封建国家。在哈利奔猜建立之前，旧南奔就已建立起代表阶级的封建国家机器，如象征王权的宫殿、拥有从事行政的官吏等;

2. 7世纪左右泰北地区各政权之间可能存在战争

据泰国史书记载，旧南奔城建立了完备的护城河。在古代建立护城河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灌溉;二是坚固城防。从这点上可猜测，那时候的旧南奔周边包括其所处的泰北地区，可能有来自其他政权的威胁。在中文史料中曾提到，“（南诏）蛮贼曾将二万人，伐其国，被女王药箭射之，十不存一，蛮贼乃回”，从各类文献资料中得知，哈利奔猜国曾与许多国家发生过战事。这说明，泰北地区7世纪前后，政权之间发生过战争，而哈利奔猜国在其中甚为强大。

3.选择占玛苔微是南奔发展的一条重要政治决策

目前没有确切的资料可以证实，为何旧南奔政权会缺乏统治者，在缺乏统治者的情况下为何将目光转向政权之外。政权颠覆的原因很复杂，在缺乏相关史料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做出确切回答。但可以确认的是，无论出于主动或是被动，旧南奔朝臣认为从政权外部选择一位适合的君主比在政权内部产生一名统治者更有利于南奔的发展。

本文认为，占玛苔微作为统治者有以下几个优势：

一是占玛苔微公主本人的政治魅力。泰国史书中明确提到，南奔朝臣在选择下任继承者时，考虑到罗斛国王与公主的贤明。二是占玛苔微公主的出身――罗斛。7世纪时，罗斛位于现今泰国中部，土地肥沃，国势强盛，因其靠近沿海，水路通畅，是古代东南亚地区重要的海上贸易点或中转点。

哈里奔猜虽属内陆，却是重要的山货集散地，商贸往来可以通过宾河作为交通要道，海外贸易的扩大，更促使哈里奔猜成为了山货交易的中心”，这充分显示了罗斛与哈利奔猜之间存在的利益联系。

公主统治南奔，南奔必然能与罗斛建立紧密的联系。在政治统治上，得到贤明的公主进行统治，在外部，罗斛就顺理成为南奔的重要支持者。

三是占玛苔微公主的联姻。据史书记载，占玛苔微公主在建立哈利奔猜之前，就已结婚并怀有身孕。史书中关于占玛苔微的丈夫，有不同的记载。一说为柬埔寨王子;另说为当时缅甸南部的一位孟族国王。占玛苔微加冕为王必定会受其夫系家族的影响。

4.女权至上。哈利奔猜的开国君主占玛苔微是一位女王，在中文史料中，更是将哈利奔猜称为女王国。可见，在女王统治的国度里，女权至上是必然的。

受到来自孟人地区政治制度的影响。南奔政权归属于来自泰国中部孟人地区的罗斛公

5.农主，其建立的新哈利奔猜政权，在政治统治中，必定传承了来自罗斛的孟族的统治制度。

（二）经济方面

1.业。从地理上看，南奔位于滨河流域，土壤肥沃，具有发展农业的良好基础。据史书记载，旧南奔城池已开凿护城河，而护城河的开凿对农业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在优越的自然情况与水利灌溉设施的帮助下，7世纪时的南奔的农业应该是极为发达的。2.贸易。借由罗斛的海上贸易优势，通过两个政权间相连的滨河，成为罗斛向内陆发展贸易的承接点。3.城市发展。据史书记载，南奔城的规模在当时算是比较大的。城池总围共4500米，大致估算，其城面积约为1 200 000平方米，即120公顷或1.2平方千米。如果这样的规模算是7世纪相对较大的城邦规模的话，那么可以大致了解当时泰北地区城邦的发展规模或水平。在这样大小的城邦里，人口数量集中，社会生产力大致代表了当时泰北地区的较高水平。4.其他。新哈利奔猜中有占玛苔微从罗斛国带来的大量工匠，这些工匠给哈利奔猜的社会带来很多影响。横向来看，当时泰国中部孟人生活的地区文化发展层次较高，泰北则较为落后，新哈利奔猜受到罗斛文化影响，社会生产力全面提高。

（三）文化方面

1.受到佛教影响。据泰国史书提到，旧南奔城池建成的形状状似海螺。海螺又称梵贝、法螺、螺贝，在东南亚文化中具有特殊的含义。它是佛教重要的法器或者梵乐。所以，本文猜测，在7世纪之前，泰北地区很有可能就已受到佛教影响。2.受到孟族文化的影响。在新哈利奔猜，占玛苔微出身孟人国家罗斛，孟人文化必定会深刻影响哈利奔猜。3.受到婆罗门――印度教的影响。据史书记载，占玛苔微从罗斛带来了500婆罗门占星师，虽然史料中记载的数量无从考证，但是哈利奔猜受到婆罗门――印度教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三、结语

7世纪下半叶，占玛苔微从罗斛到南奔建立了哈利奔猜政权，深刻影响了泰北地区的核心文化，给泰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由此事件，可以侧面看到7世纪泰北地区还处于早期国家发展阶段，小国林立，佛教已传入，受到孟族文化和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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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得知:面向社会开放的体育场馆只有极少数学校,大部分高校体育场馆设施除接受一些社会机关、厂矿包场获得很少的盈利之外,一般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开放。以河北省为例:河北省内88所普通高校共拥有1067个体育场馆,其中室内体育馆114所,室外体育场953块,有91.7%的学校能开放场馆,其中64.6%的学校采用有偿开放手段,而服务对象多以本校师生为主。通过调查得出,绝大多数被调查者均希望体育场馆对社会开放,但目前高校体育场馆的开放根本满足不了人民群众的需求。

二、高校体育场馆实行对社会有偿开放理论依据

(一)国家大力倡导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全民健身计划纲要》指出:各种国有体育场地设施都要向社会开放,加强管理,提高使用率。《体育法》第十二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为公民参加体育活动创造必要的条件,支持、扶持群众性体育活动的开展。”上面这些文件、法律都是从我国国情出发而颁布的,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缓解我国体育场馆少、社会需求大,并且很多学校场馆资源空闲的矛盾。

(二)市场需要促进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必须按市场需求进行生产经营。作为一种市场经济行为,高校体育场馆的有偿开放具有很大的市场:学校里面有很多师生员工,他们空闲时间也比较多,很多师生希望利用这段时间来锻炼身体,这样高校体育场馆就有了一个比较大的、 稳定的消费群体,为有偿开放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利保障。另外,社会也非常需要学校体育场馆能够对外开放。在全民健身的热潮中,许多企、事业单位及社区都希望能够进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健身活动;为了缓解和释放繁忙的工作及生活带来的情感失衡、精神紧张、压抑等不良情绪,体育健身运动成了他们最好的选择;“花钱买健康已经形成一种潮流,高校体育场馆面向社会有偿开放,能够很好的满足他们健身方面的需求。这同时又为有偿开放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大市场。”

(三)构建和谐社会督促学校体育场馆向社会开放

当前我国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大力构建和谐社会,进一步营造和谐环境。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必要与时俱进的调整发展策略,将全民健身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手段,进一步开放学校场地,使学校和社区进一步和谐交融,形成一种以学校为中心的新型社区体育发展模式。在促进国民身体素质提高的同时,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三、高校体育场馆对社会有偿开放的可行性

(一)减轻高校体育费用的不足

由于我国高等院校体育经费的不足,造成很多高校场馆与学生人数比例达不到国家的规定标准。各高等院校(体育院校除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体育场地设施缺口、器材陈旧、资金不足,对浙江33所普通高校调查表明, “体育设施属中下水平,设备配备率低,场馆数量少,人均面积不足”,加上管理工作的缺陷,以至于体育教学和群众健身活动都不能得到正常开展。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高校体育场馆同样遇到了经费问题,在体育经费原本不足的情况下,在场馆现有条件下开发一些项目则能增加一部分收入,这样可以用这部分资金维修场馆、添置一些设备,吸引更多的人消费,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解决经费不足的问题。

(二)提高高校场馆利用率

我国高校体育场馆由于大量闲置,直接造成体育场馆设施人均占有量远低于发达国家。体育场馆在被使用过程中都有折旧和老化方面的问题,国家投资巨款建造的高校体育场馆,如果不充分利用,就会不断老化,甚至报废,这也是国家现有资源的一种浪费。

(三)满足大众健身需求

满足大众健身需求,全面向社会开放。体育事业是公益事业,高校体育场馆属于国有资产,理应必须为民服务;随着我国对体育设施政府性拨款的逐渐减少,为解决经费不足,高校体育场馆必须向社会全面开放,这是大势所趋。随着我国人民群众物质文化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体育健身的需求也不断提高,为满足大众需求,必须着重开发并引进先进的、现代的、新兴的体育娱乐项目,全面为群众提供更适合百姓娱乐的、健康的、高雅的体育健身场所。在经济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制订长期规划,逐步补充完善,使高校体育场馆成为贯彻落实全民健身计划的基石。

四、高校体育场馆向社会有偿开放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有偿开放需要适宜的定价原则

高校对社会开放体育场馆提供的不仅是场地服务,也包含着体育教师劳动的投入,比如对锻炼者的培训、指导;场馆的管理者和工人对场馆的维护也属于劳动的投入,这种劳动都具有价值,还有场馆器材的折旧费用都关系到价值的补偿问题。高校体育场馆的管理者在制定体育场馆开放使用价格时必须合理,高校体育场馆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一定的排他性与竞争性,需要采取区别对待、合理定价原则来调节体育场馆开放过程中的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确保体育场馆得能够到充分的利用。

(二)有偿开放有针对性,需要区别对待

可能导致有些体育场馆闲置的现象,可以依据场馆的使用情况制定不同的价格,这样既可以满足不同学生的健身需求,也可以使校内场馆得到充分利用。原则上应对校内、外人员使用场馆制订不同的价格标准。一定要遵守区别对待、科学合理的原则。

(三)有偿开放需要健全的法规、政策做保障

各级体育行政部门在协助推动高校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要在法规和政策建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加强高校体育产业政策、法规的研究,注重高校体育产业发展的基础工作,以完善高校体育产业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进一步推动体育产业市场,规范体育服务标准化工作。

(四)有偿开放需要社会共同参与,吸引多方融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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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犯罪率的一份法律经济学研究报告表明，中国转型期社会的犯罪率，随人均收入的增加而降低，并且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上升而上升（罗煜、冯玉军，“犯罪与现代化”，提交给2005年“中国法经济学论坛”的论文）。而近期公安部通报的2006年全国社会治安形势数据，似乎也在支持这一判断。

比法经济学思路更复杂也更有说服力的思路，典型地，由桑塔费学派的英国经济学家奥墨罗德提出（参阅他的著作《蝴蝶效应经济学》，李华夏译，中信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3章）。借助于生物学模型，他解释了各国犯罪率随犯罪高发人群缺乏社会经济保障的程度而变动的情形。假设法律惩罚的效率不变，被剥夺了社会经济保障的人群的犯罪率将逐渐上升。不过，在一个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仅当社会经济条件恶化至某一极端程度并继续恶化时，犯罪率才呈现迅速上升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一个不具有稳定的核心价值观的人群当中，犯罪率随社会经济条件的轻微恶化，甚至仅仅是相对恶化――即引发更多嫉妒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就可导致犯罪率迅速上升。一般而言，当社会经济状况有足够改善时，中产阶级及其核心价值观将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而，犯罪率将逐渐下降。奥墨罗德的模型同样适用于刻划对犯罪行为的法律惩罚力度与犯罪率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在社会经济状况与犯罪倾向构成的平面内，中国社会尚处于漫长的价值转型期（根据常识，核心价值的转型需要三代人以上的时间）。旧的核心价值观瓦解，新的核心价值观远未确立。价值观念的缺失，使犯罪率敏感依赖于人们想象中的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嫉妒）程度，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改善的。在“”后期和“后”时期，旧的核心价值观尚未被市场生活瓦解，故而，犯罪率多年在一个较低水平上徘徊。然而，这一徘徊大约在2000年以前结束，犯罪率以年均15%或更高的速度攀升，迅速趋同于这一指标在市场经济各国的平均水平。

关于“无嫉妒”的收入分配的经济学研究，在我看来是一条没有希望的思路，尽管这一思路的许多研究报告是富于启发的。因为，如舒尔克所论，嫉妒是人类社会最深层心理结构的一部分，无嫉妒的人类社会很可能不再是“人类”的社会（Helmut Schoeck，《Envy: A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Liberty Press，1966）。这一看法意味着，在犯罪行为的经济分析中，我们宁可假设“嫉妒”为一最重要的因素，从而对各人群之间的社会经济状况的“相对恶化”给予更多的注意。

就中国社会而言，首先，与各国犯罪人口社会学的分析一致，中国人口也存在按年龄与社会特征划分的风险类别：（1）犯罪风险最高的，是15岁至25岁的年龄组；（2）犯罪风险最低的，是55岁以上的年龄组；（3）与男性相比，女性犯罪率显著较低；（4）与主流社会相比，被排除在主流社会之外的所谓“边缘群体”，有较高的犯罪率；（5）在犯罪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与不在高风险群体内生活的未犯罪者相比，有较高的犯罪可能。

其次，与中国社会的转型期特征密切相关，对预期的社会经济状况越是不确定，当前行为的各种可能后果的折现因子就越高，从而犯罪的机会成本就越低（假设惩罚力度不变）。在这一视角下，已婚男性的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不一样，由于生活压力和社会经济保障的恶化而有较高的犯罪率。类似地，我们的公务员群体，可能与西方各国的情况一样，保持较低的犯罪率；也可能非常不一样，因核心价值观的缺失，更因政治人格的分裂而比普通人更严重地丧失了道德底线，把监狱与办公室看做完全无差异的栖居地――只要存在足够多的金钱补偿，从而有了比其他群体更高的犯罪率。近年来国内频发的各级官员腐败案件，可为注脚。

第三，我们的法律也处于价值转型期内，故而，关于“罪过”的所谓“立法初衷”（legislative intent）十分模糊甚至不可预期。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由于司法者的腐败，由于立法者的“策略性模糊”，也由于执法者的低效率，我们的法律倾向于最广泛地界定“罪过”。极端而言，一切行为都是罪过，于是，法律就最可能成为“权力游戏”。在这一视角下，现有的关于犯罪率的数据和调查变得十分可疑。因为我们不能辨识，由于法律概念的迅速变化，哪些人在哪些时期属于高风险人群。

有了上列三项基本看法，我们可以再回到犯罪的流行病学模型：在核心价值观缺失的社会里，合法行为与犯罪行为之间的界限变得十分模糊。此时，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成为一项关键因素。对现实社会的网络结构的考察表明，人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有强弱之分并可据此而形成“群体”。在每一群体内部，第一，当社会经济状况的恶化超过某一阈值S1时，犯罪率迅速上升；第二，当犯罪率已经很高时，社会经济状况的改善（即恶化程度的降低）并不立即导致犯罪率下降，除非这种改善达到某一阈值S2；第三，S2远小于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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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家庭教育指导；儿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9094（2017）06A-0016-06

家庭教育指导工作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中家长在家庭教育中遇到了新的问题，对指导服务提出了新的需求。[1]研究已经表明，父母对孩子进行的家庭教育与父母的自身特点有关。

由儿童父母的学历、职业和收入等构成的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家庭教育的家长因素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与儿童发展关系的专题研究已有不少；对家庭教育进行的许多全国性大型调查也往往将家长社会经济地位设置为前置变量之一；父母社会经济地位以家庭教育为中介影响儿童发展已经被许多研究者所重视[2][3]。然而，以家庭教育指导作为背景来研究家长社会经济地位的发展趋势和家长社会经济地位对接受家庭教育指导的影响，尚显薄弱。认识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新特c，是新阶段深化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

本研究利用中国儿童中心2012年在全国六省市对12000余名3～18岁儿童父母进行家庭教育指导现状调查时获取的数据，以儿童父母的学历、职业和家庭收支三项指标为核心变量，对儿童父母社会经济地位的现状、趋势及其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指导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由此获得对新时期家庭教育指导对象群体特点的认识。

一、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

1.儿童父母学历的现状与趋势

如表1所示，分年龄段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高中段、初中段、小学高段、小学低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随儿童年龄段的下降而逐级提升，幼儿段儿童父母的大专和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分别达到22.7%和24.1%，高中以上学历比例高达77.1%。

儿童父母学历随儿童年龄段下降而升高的现象，反映了我国未成年人父母群体学历水平不断提升的趋势。可以认为，儿童父母学历层次的提升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对象变化的特点。

2.学历与其他自身特点的关系

如表2所示，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与职业层次、收入层次和业余活动之间存在联系。其中，与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和专业技术工作、家庭收支状况以及业余忙于进修事业、亲子游戏和辅导孩子功课之间呈现具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与职业为工人农民和商业服务业人员、业余忙于家务和成人娱乐之间呈现具显著性意义的负相关。可以认为，儿童父母学历层次愈高，他们的职业层次、收入层次和业余教育投入程度也愈高。

3.学历与家庭教育状态和参与指导状况的关系

如表3示，儿童父母的学历层次与家庭教育水平和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水平存在联系。具体而言，儿童父母的学历水平与家庭教育中家长的观念态度、教育方法、教育要求、家庭环境氛围的创设以及家庭教育的总体水平之间存在具有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与参与家庭教育指导的参与性、积极性、主动性和主体作用的发挥也存在具有显著性意义的正相关。儿童父母学历层次愈高，家庭教育的状态愈好，家庭教育指导活动的参与程度愈高。

二、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

1.儿童父母职业的现状与趋势

如表4所示，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从高中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职业为工人农民的比例逐段下降，为干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逐段上升。幼儿段儿童父母中，工人农民、干部管理人员、商服人员与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4类主要职业的比例分别为24.1%、17.6%、22.5%和22.9%，其中工人农民的比例比全体儿童父母低12.3个百分点；干部管理人员、商服人员与个体户和专业技术人员的比率分别比全体儿童父母比例高出2.6%、3.2%和6.3%。从各年龄段儿童父母四类职业分布状况看，不同职业间的差距随年龄段的下降而缩小，到幼儿段，儿童父母四类职业的比率已经趋于接近。

可以看出，从高中段到幼儿段，儿童父母的职业层次存在逐级上升的现象。可以认为职业层次的提升是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群体变化的特点之一。

2.儿童父母职业与其他自身特点的关系

从表5―表7数据表明：儿童父母的职业类别与儿童家庭居住特点，儿童父母的年龄、是否独生子女、学历层次、业余主要活动以及家庭的结构类型和收支状况之间存在联系。具体表现为：

（1）职业为工人农民的儿童父母与其他父母相比较：未外出务工的比例较低，子女中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比例较高；平均年龄较大，其中80后出生的比例较低；自身为独生子女的较少；学历层次较低；业余主要活动中忙于进修或事业、亲子游戏和辅导孩子功课的较少，而忙于家务和成人娱乐的较多；家庭的结构类型中，主干家庭较少，而单亲家庭和隔代家庭较多；在家庭经济状况上，收支状况较差，其中困难的较多而有剩余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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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退耕还林；监测；社会经济效益

1999年，泾川县被列为全国退耕还林工程试点县，开始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截至2016年底，全县累计完成两轮退耕还林任务43563.5公顷，经过全县人民10多年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效。从2002年开始，泾川县在国家林业局经济研究中心指导下，开展国家林业重点工程——退耕还林社会经济效益监测。

1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的方法

1.1样本户的选取调查村选在退耕实施年度最早、退耕面积较大的飞云镇坡头村，为了确保具有代表性，样本户一共选取了10户，其中随机选择了经济状况较好的三户、经济状况一般的四户、经济状况较差的三户。经过14年连续跟踪调查，基本上能够准确代表和反映全县退耕村与农户的社会经济及生产生活状况。1.2数据的调查层次及方法泾川县退耕还林工程社会经济效益监测对象为三个层次、四个内容，一是全县社会经济状况和退耕还林工程实施后每年全县社会经济发展的变化情况；二是定点调查村——飞云镇坡头村退耕还林后每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变化情况；三是定点调查户——飞云镇坡头村袁德贵等10个退耕户年度生产、生活、经济收入支出变化情况及退耕还林政策执行情况的意见建议的调查问卷。总体涉及到资源、人口、经济、生态、营林、退耕成果巩固、政策兑现等149项指标，489个调查内容，并根据实际情况每年适当增减。监测调查数据的方法，主要采取重点入户调查直接获取原始数据。对定点户逐项目、逐指标进行统计调查。1.3调查数据的获取县、村调查数据采取统计报表搜集数据的方法获取，对县级数据通过公开的统计资料和向统计部门、政府单位搜集整理。村级调查数据通过向乡镇统计人员和坡头村村干部获取，同时从年度报表数据中搜集整理。为确保调查数据的完整性、全面性、科学性，我们经常与县统计、财政、人社、农牧、水保、气象等部门衔接，实行数据资源共享，并对所获取的各类数据进行甄别、验证，科学分析，确保数据的科学合理性。

2社会经济效益监测结果初报

经监测调查分析，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生态、经济、社会效益日见显现，对全县各项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2]。2.1粮食单产提高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不仅对粮食产量没有产生负面影响，而且有利于耕地集约化经营。通过14年的数据调查分析，泾川县的耕地虽然有了一定的减少，但粮食单产由1999年退耕前的每亩200公斤增加到现在的300公斤，分析其原因，主要是精细化耕作、集约化经营[3]和农村生产力的提高。2.2退耕补助在家庭总收入中占比大幅度减少泾川县累计得到退耕还林政策补助资金49463万元，农民户均退耕地面积3.7亩，累计户均享受国家钱粮及种苗补助8230元。但退耕还林补助在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占比逐年度减少，通过对比分析，退耕补助所占农户全年家庭总收入的百分比从1999年的26%，降低到2016年的不足1%，农民对土地资源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随着二轮补助逐年到期，将面临着部分退耕贫困户没有补助可领的局面。2.3产业结构得到优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解放了大量的劳动力，广大农户从传统第一种粮产业逐步转入到第二、第三产业。年轻劳动力外出务工，增加家庭收入，据统计全县2016年共有8.3万人外出务工。从监测的10个退耕农户看，8个家庭有外出务工人员，其中有2个外出务工人员的家庭就有5个。塬区乡镇90%的农户转向了经济收入较高的果品产业，产业结构得到了充分优化。2.4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稳步推进巩固退耕还林成果项目，主要包括后续产业、薪炭林、补植补造成果。从监测点的数据看，对农民受益比较显著的是后续产业农村新能源建设项目和技能培训项目。农村新能源方面：10个监测户全部有沼气池和节柴灶，8个户有太阳灶；技能培训方面：邀请科研院校的教授为农户讲解果树栽植技术和反季节温室蔬菜种植技术，监测户每年都能够定期参加培训。2.5退耕成果十分显著，生态改善、果品增收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全县新增有林地面积近4万公顷，森林覆盖率从1999年退耕前的34.9%上升至现在的38.13%，退耕还林为森林覆盖率贡献1/3的百分点。全县各个山卯沟壑都得到了绿化，同时水土流失面积得到了进一步治理，以前比较常见的扬沙、浮尘天气由退耕前的3次—8次到近几年不再出现，野生动物新增4种，据农户举报城关镇芋子沟林场罕见的出现了狼群。刺槐花源利用起步良好，每年有100多家养蜂者来我县林区放蜂，年产蜂蜜300多吨。全国水土保持田家沟风景区和官山林场休闲避暑山庄，年吸引各方游客15000人次，森林旅游门票收入32万元。果品产业是农民致富增收的支柱产业，全县现在果园面积3.8万公顷，2016年果品产量43万吨，产值18亿元，人均果品收入达到4300元。退耕还经济林苹果栽植面积0.7万公顷，占全县果园面积的18%，现都进入盛果期，为农户发挥着积极减贫致富作用。2016年成功举办第三届平凉金果（泾川）博览会，邀请国际、国内专家教授参加《第三届中国苹果产业发展（泾川）高端论坛》和《国际苹果发展学术报告会》，极大的推动了泾川果品的知名度。泾川苹果上海推介会成功签约1.6亿元，为广大果农销售打开了新的窗口。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在泾川县真正起到了生态良好，果品增收的双赢局面。

3存在的问题

3.1没有设立对照户退耕还林效益监测，只选取了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的10个农户每年进行跟踪调查，根据退耕前和退耕后每年的数据进行纵向比较分析。没有选取非退耕还林工程户进行横向对照监测分析。3.2没有做生态效益监测评估对前一轮退耕还林，仅仅只做了社会经济效益方面的监测，还应该加强生态效益方面综合监测。退耕还林工程的实施后对涵养水源、保育土壤、固碳释氧、林木积累营养物质、净化大气环境、生物多样性等的监测和价值估算，是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3.3各级政府重视程度不够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监测，不仅可以为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提供可靠详实的数据依据还可以准确反映退耕还林在生态保护，农民增收的功能效益，目前，效益监测只有国家林业局经研中心在做，各级政府部门重视程度不够，研究不够深入，现有监测人员不足，培训力度不够。

参考文献

[1]佚名.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加快生态林业建设[J].甘肃林业，2011（4）：14-16.

[2]史小锋.甘肃省泾川县退耕还林工程效益监测调查报告[J].绿色财会，2010（5）：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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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务管理体制；社会经济；经济环境

中图分类号：F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11-00-01

自从加入WTO以来，我国的社会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我国的经济发展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既面临着种种机遇，也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而财务管理体制作为管理经济的重要手段和工具，也应顺应经济时代的变化，与时俱进，不断更新完善管理体制，最终为推动经济的发展提供帮助。

一、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关系

（一）社会经济环境影响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

财务管理体制作为一种经济型管理体制，在企业和国家单位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的形成与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有着必然的联系。因此，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具体来看，我国在进行经济结构调整之后，逐渐由计划经济为主变成市场经济为主，而国家宏观调控的手段也丰富了起来，具体包括行政手段、法律手段以及经济手段等，而其中的经济手段就与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息息相关，它是国家在进行战略规划和经济计划之前的宏观调控，还有一种是利用金融或者财政的手段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而财务管理作为我国经济事业的重要构成部分，为了满足国家的宏观调控需要，就要更准确地为国家提供财务信息和财务数据。由此可见，由国家宏观调控影响的整个社会经济环境对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有着很深的影响。

（二）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反映着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

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影响着财务管理体制的设定，而财务管理体制也反过来反映了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情况，财务管理体制包含的内容很多，其中有成本管理制度、收益分配的制度以及财务投融资体制等，是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安排财务的总和，而从财务管理体制的各方面内容都可以看出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例如在财务投资体制方面，我国近年来注重发展外向型经济和出口型经济的政策与投资制度的价值取向有着很大的关系，从我国投资制度的政策定位上就可以看出我国经济的发展方向在朝着外向型、出口型方面发展。另一方面，从财务融资体制中也可以看出经济发展的方式和速度，由于国家对投资力度的增大，表明政府在推行科学、稳健的金融政策，这种经济环境就有利于融资制度的产生，而融资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经济市场的发展，使其更加完善、健康。由此可见，完善、健康的财务融资体制反映也影响着经济环境的状况。

二、如何在新的经济环境下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一）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自身素质

为了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顺利实施、把我国的财务管理工作与新时代的经济环境结合起来，就必须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工作能力，在实践工作中，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考核和培训，不断提高和改进其财务管理工作的方法和手段，使财务管理工作可以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发展。因此，在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理论素养和实际操作能力的基础上，也要提高财务管理工作人员的创新意识，只有不断对财务管理理论和财务管理方法进行设想和大胆改革，制定有前瞻性的计划和规划，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财务管理工作，完善财务管理体制。

（二）打造良好的财务管理市场

良好的经济环境可以保证财务管理工作健康、有秩序的进行，因此，在进行经济活动时，要加强对财务管理市场的规范，例如在实际的管理中要提高财务管理的服务质量，在保证服务质量的前提下进一步降低服务成本，以此来提高市场竞争力。另外，在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上要结合企业单位的实际运营状况进行合理制定，财务管理的战略目标要与企业单位的战略目标相符合，尤其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出口贸易的不断增加，更应结合国际的经济状况打造一个资金流动健康的财务管理市场。

（三）与时俱进，适时更新财务管理制度

新的《企业财务通则》中更加强调了财务管理体制的重点内容，同时也使财务管理体制的职能更加明晰，从根本上为财务管理功能和财务管理体制的内容有所创新。具体可以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方面是把财务管理的观念改变了，财务管理制度真正成为融协调、监督、组织、评价等为一体的制度规范，把企业单位在运营、资金运转、控制成本、收益分配等多方面的财务内容进行综合的组织与控制，最终进行评价和监督，为企业对财务进行科学的管理起到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更加注重财务管理的本质内容，长时间以来，企业财政直接管理财务监督、财务资金的周转等活动，导致财务工作和财政工作混淆不清的状况，因此，在新的经济环境和我国新的经济体制改革影响下，可以把政府给予财政部门的工作职能变为政策上的规章制度，把财政的直接参与变为间接引导和监督，为财务风险的规避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结语

我国的财务管理体制与我国经济的发展模式和管理体制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受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我国在从计划经济为主逐渐向以市场经济为主的过程中，财务管理体制也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调整和更新，尤其近几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想已经融入到我国各项经济发展工作中，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财务管理体制也有了新的要求，因此，在新的社会经济环境下，研究财务管理体制与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关系、探讨新的财务管理模式对完善财务管理体制、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经济意义和时代意义。

参考文献：

[1]李志刚.企业集团内部财务管理体制的建立——基于新企业财务通则的思考[J].中国管理信息化，2008，11（17）.

[2]饶晓秋.财务治理实质是一种财权划分与制衡的财务管理体制[J].当代财经，2003（05）.

[3]唐君.影响企业集团财务管理体制的因素分析[J].商场现代化，20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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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制度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制度；信息社会经济学

一、新制度经济学概述

新制度经济学是一个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影响巨大的经济学分支。新制度经济学派是在20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丧失解释力之后兴起的。一般认为，新制度经济学是由科斯的《企业的性质》这篇文章所开创的。科斯被认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新制度经济学一经问世，便获得西方经济理论界非一般的好感。这似乎跟它所核心强调的思想是分不开的，新制度经济学强调研究真实的世界，并利用正统经济理论去分析制度的构成和运行，并发现这些制度在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它也强调制度决定着经济绩效。另一位对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有着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诺斯，在他的《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中就提到过，“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一个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在他看来，是制度而不是技术，将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在90年代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的推广，使得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了解到新制度经济学，而这一新兴发展起来的经济学分支也似乎给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的经济增长及经济发展带来了福音。

在新制度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已越来越成为经济增长中不可忽视的因素，新古典经济学将制度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经济变量，其实是忽视了制度的重要性，因此有必要将制度作为一个内生变量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人们通常认为，新制度经济学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修正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缺陷，拓展了经济学研究的视野，突破了过时的、僵化的经济学研究的界限，向人们提供了一种更加接近现实经济状况，具备更强的现实经济问题解释力的理论框架，虽然新制度经济学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创新，但不可忽视的极重要的一点是，其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新古典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分析问题仍是沿着新古典经济学的框架进行的，那笔者有几点疑问，新古典经济学可以作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吗？在将制度因素纳入经济分析模型中真的就能弥补新古典经济学所谓的理论缺陷吗？而这一分析思路是否又真的能准确地描述现实中的经济社会运行状况吗？这些问题在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文献中似乎无法得到令人感到满意的答案。

二、从信息社会的角度看待制度

其实要认识这些问题，还要归结到经济学的一个根本目的上来，那就是，经济学是人们所用来描述、分析、解释、甚至预测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一种理论工具。看似简单，而要真正地做到描摹现实经济状况，又远非如此简单。要知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都是不同的，有些甚至有着根本性的差异与区别，从而导致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经济理论来描摹现实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因为只有符合、适应相应历史条件，抓住当时历史条件本质情况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相应的现实解释能力，才不会将人们引导到错误的认识领域中去。换句话说，在评述一种经济理论时，我们要带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待，只有适应一定历史条件的经济理论才可能具有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逻辑上的严密性。

而新制度经济学经过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看似提供了一种更加贴近现实经济状况的理论框架，实际上其理论本身就具有不可克服的逻辑上的矛盾。诚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经济学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关系所告诉我们的，真正有价值的经济学应该是“与时俱进”的，而不应是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思维框架中，通过对其进行某些完全没有必要的修补或改正，从而试图达到一种期望中的或者说是存在于幻想之中的理论目的。因此说，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是与其是否与历史背景相一致联系在一起的，但凡脱离了这种一致性，那经济学理论的合理性就值得推敲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恰好背离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缺乏这种历史方法，没有把握住当下社会与以往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与规律的本质上的不同，以致陷入了“张冠李戴”的困境之中。我们应该换一种角度，从一种叫做信息社会经济学的新理论的角度出发来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

在信息社会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迄今的经济社会被划分为物质社会与信息社会这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物质社会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基本特征的社会，在这一社会中，难以有新知识出现，在身缠只是基本固定的情况下，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均稳定不变，工业革命以前的社会具有较多的这一社会的特征。而信息社会则是以知识涌现速度迅速为基本特征的社会，此时新知识的涌现已经是常态，已被纳入人们的预期，社会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采用的生产方式以及能够生产的产品等也会不断地变化，各种经济事务及其间联系一次处于持续的变化过程中，当代社会正具备了这一社会的特点。在社会发展的这两个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经济具有不同的活动模式与规律，不仅制度等经济事物有不同的性质，作为反映这些经济事物性质与规律的经济学，也应该具有不同的模式。这就为我们重新认识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更加令人信服的模式，为我们更加深入地了解新制度经济学的性质开启了一扇神奇的大门。

三、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的性质

之前我们提到过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制度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制度的好坏直接决定着经济绩效的优劣。因此，它将制度作为一个极重要的经济变量引入经济分析模型之中。但根据信息经济学的历史分析方法，制度也是具有历史性的事物，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背景下，比如在信息社会和在物质社会中，制度会有不同的性质和作用。因此，在说明制度的性质和作用时，正确的做法首先应该区分制度的历史属性，根据其所在的相应的历史条件的情况，去分析制度可能具有的性质与作用。如果混淆了制度所在的历史背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然会得到扭曲的认识。而我们所了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就恰好犯了这样的错误。它恰恰忽略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分析中没有认清其所口口声声研究的制度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才凸显出重要性的制度，而其所沿用的分析方法仍是新古典经济学那一套，然而，新古典经济学本身作为描述、解释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的经济学理论已经趋于完美，无懈可击，正是经济学家在分析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状况后所得到的经济学产物。这本身并没有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们致力于研究的是信息社会下逐渐凸显出来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采用的却是适用于物质社会背景下的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这无疑犯了致命的逻辑错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其分析方法蕴含着深刻的逻辑矛盾。新古典经济学是以知识涌现速度缓慢为前提，而这一前提也正是信息社会经济学所定义的物质社会的本质属性，对于新制度经济学所要研究的特属于信息社会条件下的制度的性质与作用，新古典经济学已成为一种具有深刻历史局限性、已经过时的、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学。这种分析方法顶多适用于工业革命之前那种周而复始的、以固定资源、按固定方式、生产固定产品的社会，只能用于认识专属于物质社会的经济运行模式的性质。而现代的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根本没有能力用于分析制度在现代信息社会的性质特征。

但是为什么直到处于信息社会人们才逐渐认识到制度的重要性，或者说其重要性在社会经济运行中逐渐凸显，使得人们不得不将更多的关注投诸其上？这是因为，在物质社会由于甚少有新知识出现，经济活动的环境与内容也很少发生变化，经过充分的试错调整之后，制度有充分的时间来通过相应的调整达到均衡状态，基本具有完善的、不可改进的稳定形式。即使不完善也只是暂时现象，不是经常性现象。制度一旦处于最佳状态，便不再需要变化，也无从变化，无法成为可以影响经济状况的自变量，也就不具有经济学上需要考虑的重要性。因此，在物质社会中，我们认为制度呈现出一种基本稳定的状态，可将其视为一种既定的外生变量，在这种情况下，对制度的忽略也就显得具有其合理性。新古典经济学对制度在物质社会的特征有着较为正确的认识，它对制度的忽略不是什么缺陷，而恰恰体现了这一经济学针对物质社会经济运行特征所设定的前提假设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不应被修正，也无从修正，不修正还好，一旦修正，反而会导致整个理论体系逻辑上的不可克服的矛盾。

然而，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宣称其描摹的是十分接近现实经济情况的世界，既然从此点出发，它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存在瑕疵，不应忽视制度的重要性，我们也就可以从中窥探到这其中的问题症结所在了。从信息社会经济学的角度容易看到，发生这样扭曲的认识的根本原因是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重要性的认识实际上是从现实的信息社会角度提出的。而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有体现出怎样的特征呢？使得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共同致力于对制度的研究。这是因为，只有在信息社会，持续涌现的新知识使得经济活动具有持续的变化性，也使制度来不及经过充分试错来达到均衡状态，由此，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经常性的了，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制度本身并非一定是不完善的，而是相对于快速涌现的新知识、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经济事物来说，制度总是来不及调整，制度的不完善性便成为常态了，但这中不完善性并非决定性的，而是由信息社会的特征所决定的相对的不完善，而这种不完善又总是存在，就这样，在信息社会中，制度总是处于一种不断变化、不断调整的状态之中，以期适应经济活动的变化，这是这种可变性的存在，使得制度成为经济状况主要的决定性力量之一，才引发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关注。

新制度经济学对于制度的重要性的强调，是建立在信息社会的基础之上的，它所针对的制度是信息社会特有的制度，依据的现实也是信息社会特有的现实，而不是从新古典经济学中所得出的逻辑推理。由于新制度经济学过于强调把制度作为经济变量引入经济运行分析框架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修正，而且制度的重要性又是现代信息社会中大家所有目共睹、皆能感受到的，人们一听到这样的福音，立马沉浸在这种所谓的理论创新的蜜潭中还来不及，却很少去关注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研究信息社会的制度时采用适用于物质社会的新古典分析方法是否具有理论上以及逻辑上的合理性。

四、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方法中的内在矛盾

既然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具有这种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那么由理论推理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也站不住脚，具体体现便是它无法有效说明制度是重要的，并且难以如人们所殷殷期盼的那样，真正解决有关经济学的发展及制度问题。首先，新制度经济学无法做到真正解释制度的重要性。既然新制度经济学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无法有效说明制度的重要性，而它又没有其他的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那么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在现实中感受到了制度的重要性，分析现代经济学必须研究制度时，其研究便缺乏相应的合理的理论依据，要么以不甚可靠的经验或本能感觉为基础，要么便建立在扭曲的认识的基础之上。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在进行种种分析时缺乏相应的分析工具的创新，而只是在原先的无可挑剔的新古典分析方法上进行所谓的“修正”，在有如此严重逻辑矛盾存在的分析框架下，制度的重要性实际上得不到可靠说明，在理论上目前我们也无法相信新制度经济学者们有能力解决有关制度的问题，它在理论上是不成熟的，目前所得到的的对制度重要性的说明主要还是依靠经验上得出的，缺乏逻辑性十分严密的理论支撑，便显得有些势单力孤。其次，新制度经济学也未真正弥补新古典经济学的的理论缺陷。人们普遍认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在于弥补了新古典经济学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然而事实上，忽略制度重要性的缺陷对于新古典经济学来说并不能算作是真正的缺陷，就算是缺陷，那也只是处于信息社会才会出现的缺陷，而且这种所谓的“缺陷”也并非指其理论设置不完善，而是由于其理论本身的历史局限性，所导致的此类问题只能从信息社会的角度加以说明。

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逻辑矛盾，归根结底在于它没有严格区分信息社会下的制度与物质社会下的制度的不同，混淆了制度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的性质，从而导致了逻辑上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信息社会中，各种社会经济事物及其联系都在不断变化，面对这些纷繁复杂的经济状态，制度总是来不及做出合理的调整，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着的经济联系，制度也相应地需要不断发生变化，从而在这种情况下制度的重要性就得以凸显，并逐渐受到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关注，发现它是对经济状况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不可忽视的经济变量，并且发现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似乎忽略了它，因此便试图通过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相关修正，从而弥补其缺位在信息社会的不足，但是由于其并不了解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受新古典经济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没能及时更新其分析工具，并且也并未注意到制度的重要性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会有不同表现，更不知道这种重要性是由信息社会的特点引起的。因此，当它将制度因素的忽略简单地理解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不完善，试图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进行弥补，就注定了它无法也不可能真正解决现代社会中的经济以及制度问题。（作者单位：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参考文献：

[1] 袁葵荪：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经济学的现代基础[M].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 袁葵荪：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重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3] 道格拉斯・C・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M].上海三联书店.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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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大非农公布时间为10月份第一个周五北京时间20:30。

大非农指的就是美国的非农数据，非农数据指非农业就业人数、就业率与失业率这三个数值。是反映美国非农业人口的就业状况的数据指标。这个数据是由美国劳工部劳动部门统计局统计的。

大非农公布时间为每个月第一个周五北京时间21:30（冬令时：11月--3月）或20:30（夏令时：4月--10月）。

非农就业人数，它能反映出制造行业和服务行业的发展及其增长，数字减少便代表企业降低生产，经济步入萧条。当社会经济较快时，消费自然随之而增加，消费性以及服务性行业的职位也就增多。当非农业就业人数数字大幅增加时，表明了一个健康的经济状况，反之亦然。因此，该数据是观察社会经济和金融发展程度和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非农业就业人数为就业报告中的一个项目，该项目主要统计从事农业生产以外的职位变化情形。

（来源：文章屋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