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精选(五篇)

序言：作为思想的载体和知识的探索者，写作是一种独特的艺术，我们为您准备了不同风格的5篇新农村建设问题研究，期待它们能激发您的灵感。

篇1

建设新农村，人才是关键。农村发展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人才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当前最紧迫最重要的一项任务，就是抓好农村实用人才工作，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人才支持。通过平时基层调研，现对全市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人才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对策作一些浅显的探讨。

一、当前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

我市尽管在加快农村实用型人才队伍建设中，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初步培养了一批“土专家、田秀才”，为农村经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总体要求来看，我市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尽合理。截止目前，全市600多个行政村共有120多万农村人口，而实用人才总量不到20%，农村实用人才总量十分不足，远远不能满足我市农村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年龄结构上，趋于老年化，绝大多数的农村实用人才由于年龄偏大，思想偏于保守，难以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和新观念。行业结构上，由于受传统小农思想的影响，直接从事种植、养殖第一产业的人才占绝大多数，从事农副产品加工转化、升级开发的人才太少。农村实用人才集中在农业生产领域，能够带领农民群众获得农业以外收入的技能型、经营型人才的比重较小。文化结构上，呈现出“初级人才多，中级人才少，高级人才难找”的局面。性别结构上，女性人才太少。

二是管理服务不到位。我市农村实用型人才，分布面很广，普通农民多，多为分散型作业，给人才管理带来了较大困难。虽然我们采取一些措施，把全市农村实用型人才按技术种类分为种植、养殖、加工等几大类，建立市、镇、村三级管理相结合的制度，做到市有人才库，镇村有花名册。但这些做法只是停留在宏观上的引导，提要求多，提供服务少。对实用人才的服务往往是重视拔尖的个别人才，忽视一般的众多人才，如对创办基地的人才党委政府在土地、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在政治上给予一定待遇，但对其他一般人才的服务基本上是自由式、被动式。从调查情况看，目前，实用人才大多是自然成长起来的“土专家”、“田秀才”，靠的是时间的实践积累，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比例不高，绝大多数为高中或初中以下文化水平，且从事专业杂乱，技术种类繁多，培训专业的设置很难适应实用人才培训的需要，致使对实用人才的培训工作举步维艰，只能停留在对种植、养殖等带有共性专业的培训上。而对企业经营、农村经纪人、信息技术等方面培训力度仍不够大。在职称评定上，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大多采取评审方式，重学历、轻能力，存在着明显的论资排辈现象，优胜劣汰的机制没有建立，造成专业技术人员评职称难，有近90%的中高级人才与初级人才做着同样水平的工作。

三是开发经费严重不足。由于我市财力有限，一些专业技术革新和科技功关的项目无法进行。对农村实用人才开发培养也因为受资金短缺的原因，无法开展，所以人才队伍的的发展较为缓慢，特别是农村实用人才由于生活在农村，经济基础较差，许多有技术、有文化的实用人才往往因为缺乏资金，也不能发挥特长，不能利用自己优势做科技致富的带头人。这些年，为了开发新农村建设的实用人才，我们常常想尽一切办法东挪西凑点经费，这对于大规模开发农村实用人才也只是杯水车薪，不是长远之计。

四是人才示范作用发挥不充分。部分实用人才去参加办事处结对帮扶致富，带领致富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帮扶中仅局限在“亲戚”、“朋友”上，真正发挥作用的实用人才只是占少数，许多农村实用技术人才常年在外打工，示范作用也很难体现。农村实用人才发挥作用不(来源：文秘站 ）够普遍。

五是农村实用人才流失严重。在农村，由于农村产业比较效益低，导致农村实用人才的收入不高，外出谋生的比较普遍。不仅一大批优秀青年通过高考跳出农门离开了家乡，而连那些头脑灵活、身怀一技之长的农村实用人才绝大多数也是常年在外经商打工。农村实用人才的流失对农村经济发展产生了诸多负面影响，大量高素质农村人才的流失，进一步加剧了农村人力资源的结构失衡，拉大了农业与非农业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

三、人才工作服务新农村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农业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面向市场的新阶段，如何引导农民由传统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发展市场农业、现代农业，这是农业和农村面临的新挑战。因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农村人才队伍的力量,更好的服务于新农村建设。抓好人才队伍建设工作，必须坚持和实现党管人才，进一步完善党委统一领导，组织部门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的工作格局，努力健全和完善人才工作咨询决策机制、协调落实机制和监督约束机制，不断创新党管人才的方式和方法，牢牢抓住人才培养、吸引、使用三个环节，把人才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

1、更新观念，提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要牢固树立农村实用人才是农业和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第一资本、第一动力的理念；树立农村实用人才与党政管理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同等重要的理念；树立不唯学历、不唯资历、不唯身份、不唯职称，注重实绩选人用人的理念。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农村实用人才队伍建设的战略地位，从主要开发物质资源、自然资源转向开发人才资源，要把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科教兴农和人才强农战略的重点。

2、遵循规律，进一步壮大农村实用人才队伍。要着眼于扩大农村实用人才资源规模与总量，立足于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与供求关系变化，紧紧抓住使用、引进与培养三个关键环节，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发人才。一要稳固现有人才。要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固有人才的潜能，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对大学生要高看一眼，对专业技术人员要切实重用，对有一技之长的普通员工要破格使用。二要引进急需人才。临近武汉，主动对接武汉，接受武汉的辐射，依托武汉吸纳人才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是环汉人才集聚“次中心”。我们要立足实情，根据我市农村发展实际以及人才需求、存量状况，有重点、有步骤地实施人才引进计划，重点引进有高学历高水平的农村经营能人和技能人才 。三是培养新型农村实用人才。要把农村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高级实用技能人才的开发作为人才开发的重点。

3、科学管理人才，有效激发人才活力。人才的管理与激活，是人才开发的重要内容。围绕充分发挥人才作用，激发人才活力，必须积极探索建立有利于人才资源开发的管理机制。一是建立农村实用人才柔性流动机制。以智力流动为特征的柔性流动是当前农村实用人才开发的主要方式之一。要采取市校联姻、市校合作形式借脑生才。要因势利导，鼓励用人单位进一步探索高层次农村实用人才柔性流动办法，加强与大专院校、科研院所联系，通过聘请顾问、短期讲学、提供咨询、科研项目攻关等多种方式开展技术、智力合作。二是建立农村实用人才评价激励机制。要把农村实用人才激励的标准放在重实绩、重贡献上，要切实转变思想观念，进一步突破文凭、职称的框框，坚持重实绩、重能力的原则，建立社会化的人才评价新机制。研究探讨农村实用人才激励的新办法，不断丰富激励的手段与方式，激发农村实用人才的创业潜能。三是建立农村实用人才市场配置机制。充分尊重人才市场的多样性和用人单位的主体性，加快对现有组织人事劳动管理体制的改革，改变地区分界、相互封闭的格局，克服人才流动的体制障碍，以开放度更高、层次更高的农村实用人才市场来满足企业人才需求。

篇2

关键词：新农村建设；精英流失缺位；双重利益模式；利益聚合表达；利益和谐

新农村的建设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进行的，和谐是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而利益和谐是和谐社会的最基本要求。当前，农村社会在制度、市场、文化等维度的利益非和谐现象凸现，严重制约着新农村建设的进行，这种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现行的制度安排扭曲了利益驱动作用的结果。因此，在制度的框架下运用利益驱动实现利益和谐无疑是治本之策。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律能够有效地规制公平竞争、缩小贫富差距、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利益的和谐分配，形成良性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农村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为此，在法学框架下导入利益与利益驱动原理，建构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对于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的利益和谐问题意义重大。

一、利益驱动机制原理的导入

利益是“人们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不同的需要”。[1]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人们的一切行动都根源于利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利益关系。从哲学上讲，利益是利益主体对客体价值的肯定，它反映客体所满足主体的某种需要。利益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首先必须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需用，满足人们的物质要求，即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要求。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前提和动力因素。利益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而需要和利益是社会生产不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因。任何社会变革归根到底都必须重新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以促进和推动社会生产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的利益需要。从本质上来讲，利益是社会主体的需要在一定条件下的具体转化形式，它表现了社会主体对客体的一种主动关系，构成人们行为的内在动力。[2]由此可见，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人们追求的一切都与利益相关，人类活动的根本目是追求利益。

利益是关系到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本问题，由此形成在追求利益这一基本动因驱动下的人类进行社会活动的利益驱动机制。因为社会发展是一个由无数的社会个体以及利益群体不断博弈的过程。高速发展总是要伴随着新的利益分化与组合，旧的博弈均衡会不断被打破，新的均衡会逐步建立。整个过程呈现出一个由均衡到非均衡再到均衡的动态的博弈进化过程。对一个社会而言，规则的改进就是制度的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因此制度创新和利益协调机制的建立是实现和谐社会的现实途径。[3]有学者指出，我国逐步形成的利益关系，特别是重大利益关系已经构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与此同时，也构成了社会矛盾、社会冲突、社会危机的基础。原有的利益关系均衡被打破，利益群体的形态由隐变显，利益冲突由暗变明，利益差距和矛盾更加明朗，利益群体的利益观逐渐变强，利益冲突亦日益突出。[4]笔者认为利益驱动是社会主体在一定制度条件下追求自我利益，并以利益为动力从事相关社会、经济活动，改造社会经济活动的对象，创造物质财富的驱动过程。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驱动的过程中，如何实现利益的和谐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点。

利益驱动作用需要借助于法律等规范性制度中介得以实现。因为制度作为社会的规范系统，对调整利益秩序、协调利益冲突、减少利益分配的不确定性等方面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正如美国法学家庞德指出的，法律制度的根本任务就在于“尽其可能保护所有社会利益，并维持这些利益之间的、与保护所有利益相一致的某种平衡或协调。”[5]由此可见，利益驱动作用的实现就是在有效制度的框架下，社会成员能最大限度的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人们在制度对逐利行为的鼓励——利益的驱动下，并在制度所建立的行为规制体系下，达到个人利益之间、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协调发展，减少社会各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最终促进社会的发展。而在现阶段的我国，正是在利益的驱动下，社会利益主体在利益关系上发生了重大调整，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机制被扭曲、极化了。导致社会利益主体之间的距离拉大，出现不平等非均衡发展的现象，再加上利益结构分化的弱质性、不平衡性以及利益整合机制的缺乏，利益表达机制的软弱，造成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呈现出矛盾和冲突的态势，这种利益矛盾不仅表现在不同的社会利益群体之间，即使在同一利益群体内部也存在着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进而导致大量的非和谐因素的出现。

利益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社会能够整合且能全面发展的关键。笔者认为，利益和谐是指在制度的安排下，利益的产生、分配、表达及保障等环节和谐有序，使各利益主体的需求得到有效供给。人类社会就是在利益和谐——利益非和谐——利益和谐中发展和进步的。因此，要在利益调整中找到新的利益平衡点，在利益驱动作用下，进行合作博弈，达到利益和谐。这就需要我们通过制度创新，构建良性利益驱动机制。具体到新农村建设中，就是必须协调好各个利益主体的关系，减少或避免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冲突，加快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利益驱动机制，让一切有利于新农村建设的资源都充分发挥作用。

二、我国农村非和谐因素考量

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农村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得到了高速的发展，农民社会地位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我国社会不断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农村社会的各种利益冲突日益凸现，农民社会地位边缘化，已经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最大的“社会弱势群体”（social-vulnerable groups），农村社会的利益不和谐现象越来越突出。

（一）农民利益的制度剥夺

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多向度的社会经济现象。在经济层面，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在所有制及其在交换、分配、就业、税赋等方面存在的政策差异；在社会层面，则表现为城镇与乡村居民在教育、医疗、劳动、社会保障、养老、福利等方面适用不同的政策。[6]具体来说，我国城乡二元分治的不合理利益倾向突出表现为我国农民相对于城市居民而言在社会、经济、法律等方面享有不对等的待遇和权益。这种城乡不平等的现状具体表现为：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迁徙和居住的自由；农民承受着不该由他们承担的重负；长期存在的“剪刀差”损害了农民的利益；社会保障制度只面向城市居民，而农民则被长期排斥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在城市建设用地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城市剥夺农村的现象。

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具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经济根源和具体制度的根源。在建国初期，这种二元治理模式是符合当时国家的利益取向——赶超型的现代化经济发展，是在当时工业优先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一种较为合理的制度安排。世界各国经验表明，工业化初期都要在一定程度上牺牲农业、剥夺农业，用农业剩余来支持实现工业化。根据当时的具体国情，我国选择了以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发展战略，这就需要在初期动员一切财力、物力作为重工业启动资金，农业自然首当其冲。然而，在我国持续发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制度变迁过程中，这种城乡二元体制依然得以沉淀、延续，乃至进一步滋生，必然使得资金、农产品等农业生产要素和农村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工业和城市。这种短期性的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只能维持工业化暂时的快速发展。从长远来看，它不但不能支持工业和城市，反而制约了工业、城市、农村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使得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自然资源遭到极大浪费和破坏，农业资金积累不足，农业技术进步缓慢，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农民的利益遭到严重损害，从而造成了农村社会种种利益不和谐的现象。[7]因此，新农村建设中要实现农村的利益和谐，必须要通过制度创新，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逐步建构有利于促进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制度体系。

（二）农业利润的市场流失

市场是资源配置最重要的手段之一，通过市场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能使资源流向效率较高的部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农村要发展，农村的市场化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就是一个农村市场化的过程。而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尚不成熟，农村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市场体制不完善的问题，如农村交通不发达，市场数量少，基础设施落后，层次低，农产品卖难的问题突出；市场制度不健全，垄断经营，强买强卖现象严重；政府对市场的不规则干预过多，使市场机制很难发挥应有的作用，工农产品的价格“剪刀差”依然存在，农民在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农村要素市场发育缓慢，生产要素市场的欠发达，土地市场、劳动力市场、金融市场、科技市场远未形成，以市场形成价格的机制尚未完全确立，还不能有效配置农村资源。[8]此外，我国农民一般采取独立、分散的小规模经营模式，农户之间缺乏横向联系，经济组织化程度较低，面对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时往往缺乏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再者，由于受传统农业思维和计划经济模式的影响，分散农户的商品交换、交易方式落后，商品竞争意识和市场风险意识总体上不强，在与组织化、专业化程度较高、竞争意识强的其他市场主体的利益博弈中往往处于劣势，利益受剥夺、利益流失的现象严重，农民增收困难，农业的发展缓慢。

另外，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以及农业的部门利润较之其他生产部门低，市场的介入将会使农村优质资源在利益的驱动下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的其他高利润部门，从而进一步制约着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社会的进步。

（三）农村发展的文化阻却

文化是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一个复合性、综合性的概念。文化是人之生活的样式，文化只有存在于适应的社会中，社会文化中的价值因素通过一定的方式传输给社会成员、促进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的演进和改变，从而激发人们身上所蕴含的潜能，以致在现实中焕发生机勃勃的生命力。新农村建设需要形成一种崇尚科学文化，以先进文化为正驱动力的动力体系。文化的一个突出的动力作用就是孕育社会精英，从而间接推动社会的进步。社会精英是指有一定的文化底蕴，掌握先进的科学技能，思想进步，能推动生产力水平大幅提升的社会主义劳动者。

新农村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内发的性质，而这种内发发展的原发性力量就是农民，农民的代表就是农村社会精英。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精英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他们在农村民主化进程中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分配的积极推动等方面。而我国长期以来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国家对于农村的教育、科技等文化领域的投入十分有限，造成了农村文化发展的制度性屏障。现有市场机制对农村的经济剥夺也间接地制约着农村文化的发展。可以说，在中国现行的制度框架下，由于制度和市场的双重剥夺导致了农村文化发展的严重滞后。文化土壤的缺失，不仅使农村精英的产生受到了本源性的障碍，也造成了农民思维意识的封闭，大大降低了农村社会本身塑造精英的可能性，进而导致农民的发展权不断丧失。另外，在市场的利益导向作用下，作为理性的社会人——农民对改变自己命运的个人价值取向发生了扭曲，他们对于现行体制的适应性行为变成了“民工潮”现象。由此导致大量的农村精英流入城市，加大了农村建设的难度。因此，从根本上说农村精英缺位是在现有制度安排下利益驱动作用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复兴，没有大多数人的积极主动参与是不可能成功的。而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全国7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农村，我们的新农村建设没有农民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要在要赋予农民应有的文化权益，实现其文化利益，改变现阶段的精英缺位问题。

三、建构良性的利益驱动机制

通过对上述农村利益非和谐因素的解读，笔者认为，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和谐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性、系统性工程，仅从某一个方面进行对策性研究，是不足以解决问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关系的调整，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建立和谐的利益关系，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利益主体，将会起到积极的引导、协调和保障作用。我们应发挥以普遍化和标准化为特征的制度优势，特别是法律在保护农民利益时所产生的利益驱动作用，从而最终实现和谐的利益关系。因此，必须着眼于农村社会的实际，多维度进行探讨，在法律的框架下从双重利益驱动、聚合利益驱动及个体利益驱动等层面进行多元利益驱动的架构，深入研究利益驱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影响和作用，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政府维度：双重利益模式

根据米格戴尔提出的“国家的社会嵌入与互动论”分析范式，国家嵌入于社会当中，并与社会发生互动，而且两者处于一种相互转换过程之中。根据这一理论，代表国家的各级政府其行为在社会公共利益的驱动下会采取某种选择，而这种选择以政府的相关政策或行为的形式表现出来时，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的能动作用是巨大的。这种双重驱动正是在利益驱动机制中应加以恰当利用的驱动形式。

首先，在社会公共利益驱动政府行为层面。社会公共利益反映的是社会与其环境中对其生存和发展具有一定意义的各种事物和现象之间的关系。一定社会的需要一旦具体化为社会公共利益，就会成为政府活动的基点与归宿，以实现其公共利益的安排。其中法律在这一层面的本质特征最为鲜明，这是法的独特价值之所在。政府在现代的经济活动中是一种主导型主体，是一种领导性，管理性力量。在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为了达到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政府被赋予了宏观调控权和其他的经济职权，而恰当的行使这些职权，是政府对于社会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追求，由此形成社会公共利益对于政府的驱动作用。第二，在政府的相关政策与行为驱动其他利益主体的层面，我们认为利益驱动机制作用的发挥，应以政府的保障为条件。政府在参与社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其决策施动对象等因素对于其他的利益主体具有巨大的驱动作用，甚至可以对社会的发展方向产生重要影响。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可以看到，因为“利己心必须会使人去选择优越的有利的事业。在农业受到保护时，就没有一种职业能和农业一样可以保证获得确实的利得。因此，农业可以由那些把必要的财富来投资的人而获得复兴。”[9]

在新农村建设中，我们的政策着力点应在充分考虑农村农民现状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利益引导，从利益的产生和分配方面建立政府宏观层面的利益驱动机制。政府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合理的利益引导：首先，坚持非均衡发展的原则，实现政策的差别，因为现在的城乡差别已经不是发展速度问题，在新农村建设中实现利益的实际均衡必须给予农村发展建设的加速度；第二，冲破制度坚冰，改革户籍制度，将户籍制度中所附加的不合理因素及价值倾向从该项制度中剥离，还农民以“国民待遇”，给予农民最基本的平等权与发展权；第三，完善农村投入制度，特别是加大对于教育与科技的投入力度，培育农村精英，实现对于农村的实质意义上的政策倾斜，并逐步形成制度化投入机制；第四，实现基层政府的综合性职能转变，明确对于新农村建设中的经济协调者、生产服务者、市场培育者等方面的定位。

（二）组织维度：利益聚合表达

马克思、恩格斯从唯物史观角度出发，精辟地阐述了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根本动因是对利益的追求；处于社会利益结构体系中的个人只有成为利益集团成员才能维持其社会、经济地位和保证其根本利益。David Truman认为，利益集团是指一种在其成员所持的共同态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上其他集团提出某种要求的集团。[10]当前我国城乡利益集团的力量对比十分悬殊，农民处于弱势地位已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由于农业生产在经济上具有弱质性，因而更加需要合作博弈，以联合起来的集体力量共同抵抗各种利益侵害。否则农民在中国社会利益博弈中，其所表达的利益始终不能形成对决策的有效参与和影响，不能通过组织化形式和集体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正当利益。正是在这种聚合利益的驱动下促生了农民的组织化利益表达的机构的诞生——农村中间层组织。有学者指出，组建中国的农业利益集团，通过在法律的框架内就“三农”问题进行利益表达与矛盾疏导，不仅可以逐步恢复农业的造血再生功能，而且可以避免基层矛盾的极端式触发，在政府、社会各利益集团和农民之间构筑起缓冲与调和的通道，有着巨大的政治与经济意义。[11]而法律对于社会中间层有着特别的关怀。社会中间层主体是指独立于国家经济管理主体与市场活动主题，为政府干预市场，市场影响政府及市场主体之间相互联系起中介作用的主体。[12]基于对于社会中间层促生，就需要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在利益的协调与表达层面建构中观的利益驱动机制——农村社会中间层。我们认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对农村社会中间层加以完善。

首先，弥补社会中间层法律主体缺位问题，进一步明确农村社会中间层的法律地位，形成有效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目前我国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的法律地位模糊，没有完全独立的法律地位，在很多事务上受行政机关很大的制约。而在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社会中间层的主体作用将进一步发挥，将成为新农村建设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协调主体，所以要大力发展农村社会中间层主体，赋予其明确而独立的法律地位和法律人格，政府也要把具体的利益协调机能赋予社会中间层主体，使他们拥有相应权限，保障其在新农村建设中对于农民的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及文化利益组织化争取；其次，完善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体系，加强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农村社会中间层组织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之一，要实现其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协调作用，必须建立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建立各种农村专业性经济合作组织对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各种利益参与协调与分配，各种组织相互独立，相互配合，实现新农村建设过程中的利益和谐。最后，要建立农村社会中间层的利益联动，农村社会中间层本质是在农民的聚合利益驱动下建立的，是利用农民集体力量来对新农村建设中的利益进行协调，即以农村社会中间层具体运作为平台，实现对农民利益的表达与协调。

（三）农民维度：个体利益维护

农民是中国各利益群体中的现实主义者，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农民也是具有有限理性的经济人，农民与其他社会个体一样要追求自身利益。对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追求，形成了在新农村建设中的原发性力量——个体利益驱动。作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农民能够发挥出巨大的内发性力量，而内发性力量是新农村建设的根本动力，左右着新农村建设的成败。因此对于农民的利益的导向与保护至关重要。我们认为，没有农民利益的保护，就会影响社会的安定，影响国家的稳定、繁荣和发展。农民利益是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经济利益是农民最基础的利益。现阶段，以经济利益为中心的农民利益的矛盾与冲突问题日益突出。各社会主体作为“经济人”展开对社会利益的争夺，这就需要对利益争夺中处于弱势的农民及其利益进行特殊保护。利益驱动的最主要方式是通过制度来实现，因此在以制度实现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具有当然性。法律对农民利益的导向与保护体现在对农民市场交易过程中利益实现的关注，我们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利益的实现与保障层面架构微观意义上的利益驱动机制。

首先，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得到应有确认。我国至今仍在实行的户籍制度是城乡有别的。由于在我国当前的社会经济体制下，户籍制度实际上制造和巩固城乡居民之间的实质不平等的制度源头。而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农民作为原发性力量的社会角色及其待遇应得到法律的明确承认，这就要求在法律的特别是经济法的层面推动市场主体地位的平等，进而实现在文化利益上的平等，实现人才回流，精英归位。其次，切实保障农民在市场交易和分配中公平待遇。在经济法中，需要通过合同制度、价格制度和竞争制度等相关法律制度的有机组合，并在此组合中实现对农民利益的保障。再次，确保农民参与市场运作的权利实化。农民的合法权益的实现是客观上推动政府决策和农村社会中间层发展的终极力量。最后，农民行为得到恰当引导。正如前文所述，农民也要追求自身利益，在利益驱动下，要求我们用利益来引导农民的行为，政府利用税收、信贷、金融、投资等方面给予优惠，运用经济政策来引导它们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2．

[2]张文显．法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3]李士忠．公平博弈、利益协调与和谐社会[J]，经济论坛，2006（7）．

[4]李长健．论农民权益的经济法保护——以利益与利益机制为视角[J]，中国法学，2005（3）．

[5]庞 德．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义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李昌麒 孟庆瑜．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若干法律思考[EB/OL]．

[7][8]沈春玲．中国农民利益问题研究[D]，分类号：323.8，编号：10468．

[9]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10]David B. Truman ，The Governmental Process[M] . New York : Knopf ，1951．

篇3

关键词： 新农村；法制；对策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4）04-0310-02

0 引言

我国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决策，以建成“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为目标，从根本上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指明了方向。为早日实现这一重大决策，必须加快全面建设新农村的步伐，加强农村经济发展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涵盖了农村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中新农村法制建设就是其中重要任务之一。

1 新农村法制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1.1 政府有关农村、农民的立法滞后 由于国家对农业的历来重视，同时也制定了大量和农业相关的法律、法规，但直接针对农村而涉及的有效、使用的法律并不多。我国是农业大国，可直到1993年7月才出台《农业法》，1998年11月出台《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农业法》是农业根本大法，可该法在立法上、内容上都存在一定的不科学性，如执法主体不明确，规定太原则，而且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在处罚上和执法上缺少有效的监督等。各种原因都可能导致不能很好地为农民服务，为农民解决问题。其次，我国并没有形成以《农业法》为核心，并配有完善的相配套的法律法规为辅助的局面，如保障农民权益的相关法律法规及农村的社会救济和农民医疗保险等，这些配套法律法规没有跟上社会主新农村的进程。再次，农业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我国大多采取自上而下的形式，很大程度上取决相关部门的看法，主观性太强。农民作为弱势群体、知识层次低的群体很难把握农业法的走向，或者说很少能参与讨论、制定、修改相关农业法律法规，农民要争取的自身利益往往会被忽视掉。但作为农业人口占一半的国家，农民的声音如果被屏蔽，那么制定的法律很有可能会与农民的实际生活想脱离，不能真正反映农民的心声，所制定的法律法规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执行。

1.2 村民自治基础薄弱，农民的法律意识不强 通过笔者调研发现，随着新农村不断建设，国家对法制建设的宣传力度和执行力度越来越大，农民对法律（特别是和农业有关的法律）都了不同程度的掌握，这是值得欣喜和肯定的。但是，农民对法律掌握上也存在局限性、片面性、甚至有误解的地方。其次，农民缺乏运用权利意识，不热心参政议政。特别是农村换届选举，大部分人认为选谁都一样，持放任的态度。

1.3 法制宣传方式单一，不被农民接受 由于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低，法制教育组织难，法制宣传很难快速、统一宣传到位，这就需要采取多样式、长时间进行法制宣传工作。另外，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在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只重视经济发展，而忽视农村法制建设。即使在普法活动中，相关职能部门在对农村进行法制宣传教育时，活动方法单调、无聊，很难吸引老百姓参与其中。再次，政府对法制宣传投入太少，专门的宣传场所少。最后，法制宣传的人员法律专业素质不高，甚至有的宣传人员根本就不懂法。宣传人员大多不是固定的，抽到谁，谁就上，俨然把法律宣传当成儿戏了。领导的不重视，宣传人员法律专业素养低，宣传方法单调，农民是无法在这个渠道获得更多的法律知识和法律意识，对新农村法制建设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1.4 法制环境有待进一步改善 法律应该是调整利益关系，规范公民行为的根本手段，但法律的实施需要环境，没有环境支撑，法律就要受到挑战。法制环境的要素，包括公民尊法、护法意识、执法者执法水平、法律地位的确定、法律与其他社会权力的制约等。目前我国的农村法制环境问题突出。首先，基层调解部门建立不完善，甚至有基层根本就没有设置调解部门，或者调解人员没有经过专门培训，调解方法不科学，很难达到理想效果。其次，基层人民法院审判职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法律工作人员很难真正深入农村基层，了解农民的心声，而且执法水平不高，加上农民法制意识淡薄，还往往存在抗法，不尊重法律的情形。政府行政部门、法院、司法局等单位之间并没有很好的相互配合，共同解决农村法制环境存在的种种问题，这都为农村法制环境存在各种问题留下隐患。

2 完善和谐新农村法制建设的对策

2.1 科学立法，尊重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律 首先，结合我国“三农”最根本问题，切实制定和修改相关法律法规。我国可借鉴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先进经验，采用现代开放式的农村立法思路，以《农业法》为核心法律，再制定和完善与《农业法》相配套的各种法律法规。完善修改《农业法》，如执法主体不明确，规定太原则，而且带有很强的计划色彩，在处罚上和执法上缺少有效的监督等。同时尽早制定保障农民切实利益的法律法规，例如农民权益保障法和农民社会救济、医疗保险等。其次，要以保障农民权益为立法目的，以民为本，通过切实调查农村，了解农村真实状况，懂得农民心声，制定的相关法律法规能够为农民所用，为农民所尊重，使农民切实感觉到法律存在的意义。所以，在选举人民代表时和制定有关农业法时，能够有更多的农民参与进来，真正发出农民最心底的呼声。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法律法规来保障和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些都是在新农村建设中法制建设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国家也尽早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制定相应法律，从而满足农民的需求。农民通过运用法律武器得到实惠就会增加对法律的信任和使用法律的范围，从而在农村的各个方面普及法律的实施，逐渐实现法制农村的新农村建设目标。

2.2 保障村民自治基础，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 随着新农村不断发展建设，为了更大发挥农村自治作用，保障村民实现高度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村内事情，发展农村民主，最大程度维护村民权益，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我国于2010年10出台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法规定了村民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和选举程序等。我国农村也纷纷按照该法各项规定进行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选举等工作，使村民管理农村有了更大的自治权。但在我国很多农村并没有因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出台，村民参政议政的意识有所提高，解决农村事务很大程度还主要依赖基层的党支部，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并没有真正的发挥出来，明显缺乏村民自治的基础。因此，基层（乡）政府要做好宣传《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指导村民委员会开展工作的方法，鼓励村民自治、自理村中事务，从而增强村民主人翁的意识。重要的是要让农民知道村委会的行为直接和自身利益紧密相关，从而能提高农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法治意识，促进农民法律意识逐步由外在走向内生，从抽象走向具体，让农民能够真正感觉到法律的存在。因此，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首先，村民委员会成员带头学法、用法，形成一个全民学法懂法的良好环境；其次，做好法律宣传，可以利用村头黑板或者横幅宣传关键法条，或者村委员农闲时组织学法活动，在寓教于乐中使老百姓掌握基础法律知识；再次，要让村民信法，使老百姓在思想的最深处接受法律，相信法律，这就要求政府、基层司法等部门要依法办事，呈现出来公平正义的大环境。从而使人民群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法律意识懂得法律在现实生活中的重要性，知道“守法”不仅自己的义务，而且是必备的素质。

2.3 改变宣传方法，加强宣传人员教育，提高法制宣传力度 农村法制宣传教育要靠外力推动，更要注重农村自身建设，建立长效机制。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队伍建设，着力推进队伍的规范化、制度化；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农村法制宣传教育阵地建设，着力推进农村普法的经常化、多样化。

2.3.1 加强农村法制宣传力度 首先，利用村中现有设备宣传法律基础知识。有条件的农村可以建立农民法制学校，这个学校可以建在村委会中，方便组织召集村民，也可以减少浪费资源，做到有计划、有组织、有课本、有老师、有考核，利用村民法制学校对村干部、党员、村民代表和村民小组长定期进行法律知识培训，有计划地对村民进行法制知识面授教育。

2.3.2 利用学校资源，通过高校法律专业的老师和法学院的学生组成法律宣传小队，定期和不定期举行法律宣传。如有农村靠近大学，政府或司法局等可以该学校为资源，和学校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让学校推举优秀法律专业学生，到村实习锻炼，为村民培训日常法律和农业方面的法律。一方面学生得到了实践锻炼，另一方面村民获得了法律知识，形成“校村合作”双赢模式。

2.4 发挥法律保障职能，优化法制环境

2.4.1 抓好人民调解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起施行，其中第八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设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在建设新农村如火如荼的时期，正好以该法为契机，建立健全农村人民调解网络。乡政府、司法局指导各村根据实际情况建立人民调解委员会，各村民小组选举人民调解员，调解员可由村委会成员、有威信的村民或有这方面专业的人员担任。从而加大调解的成功率，使村民相信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权力和能力，争取使村内矛盾解决在村内。

2.4.2 发挥人民法院审判职能作用，为新农村建设保好驾 一是确保便民服务措施到位。积极打造便民法庭，在确保案件质量的基础上，努力提高办案质效，简化案件审批手续，最大程度的缩短办案周期。二是确保法律服务到位。大力开展法律进农村活动，设立法律咨询点，帮助农民化解矛盾纠纷，提高农村群众的法律意识。三是确保司法救助到位。为了使农民真正实现“打得起官司”，该院拓宽了司法救助渠道，对在经济上确有困难的农民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的减、免、缓；同时对农民进行一定的诉讼指导、举证指导，切实帮助困难群众解决问题。

2.4.3 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相互配合，共同抓好“三位一体”大解调工作 由法院、司法、行政执法机关、村基层组织等部门联合组建大调解网络，各部门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法院对大多数的案件都要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方针，尽可能使案件在调解中进行，达到息案宁人。其次，行政部门在执法的过程中要依法办事，争取把矛盾解决在执法的调解过程中。司法和基层民调组织针对农村矛盾纠纷具有季节性、群发性和突发性的特点，完善以户为点、以组为线、以村为面、以镇为片的矛盾纠纷排查组织网络，把各种矛盾消灭在萌芽阶段和初始状态。

参考文献：

[1]王红举.对新农村社会主义法制建设问题的思考[J].农业纵横，2011（8）.

[2]于文文.和谐新农村法制建设问题研究[D].山东理工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04.

篇4

一、存在问题

1、农村会计的管理主体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实行城乡分割二元结构经济社会体制，农村会计工作和财务工作被排除在体制之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一章第七条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主管全国的会计工作，县以上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会计工作”。实际上，县财政部门只管理到本行政区域内行政单位、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县办企业的会计工作。许多地方乡镇农村会计工作被划归农业经济管理部门管理，有的乡镇即使农村经营管理站与乡镇财政所进行了合并，农村会计的管理还是由原农经部门的一班人马来进行，甚至管理力量还有些削弱。 　2、民主理财小组形同虚设。村民主理财小组享有对本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活动的民主监督权利，有权参与制定本组织的财务计划和各项财务管理制度，有权参与重大财务事项的决策，有权检查审核财务帐目，有权否决不合理开支。而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种种原因，民主理财小组基本上没有行使职权，有的小组成员根本不在村上住，一般找不到人，有的民主理财小组成员还不知道自己是该小组成员。 　3、村会计人员业务素质呈下降趋势。农村会计队伍年龄结构老化，专业技术、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又加上长期以来疏于管理，不少会计人员从未接受正规会计专业培训，无证上岗现象也比较严重。有些“会计”名为会计，实际上什么都不懂，不仅不会记帐，甚至连一张简单的借据或收条都不会写。有的乡镇只有一两个村的会计持有会计证。实行村帐站管，集中核算后，会计人员的职权上划，日常的经济核算由乡镇经管人员，村会计的职责范围发生了变化；实行村级财务资金“双代管”后，村级财务资金划归镇农村会计服务中心负责，服务中心为各村设立帐户核算收支，分村设户存储管理资金。这样特别是“双代管”后，村会计人员业务索质呈下降趋势。村会计人员一不做财务收支帐，二不做银行日记帐，名副其实是一个报帐员；有的报帐员都不稳定，村委会三年一换届，旧领导落选，“一朝君王一朝臣”，新领导上台，报帐员也跟着换人；农村财务工作人员越来越得不到重视，培训学习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少。

二、对策建议

13亿人口，9亿在农村，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大力发展新农村建设也是十七大的重要战略部署。农村形势决定全国形势。农村会计管理主体不合理，监督机制不健全，业务素质低下，队伍不稳定，不仅挫伤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造成农村集体资财大量流失，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同时也影响到新农村建设的进行。针对农村会计工作和财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改革和完善。

篇5

关键词：农村社区；新农村；农村社区建设

农村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农村居民在农业生产方式基础上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通过这一概念可以分析出农村社区主要由地域、人口、社区意识、社区设施四部分组成。现如今农村社区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都可以从这四个方面进行研究。农村社区是一个较为完整的社会结构体系，从新型农村社区开始建设到建设成功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这些问题也可以在新型农村社区中得到反映。

一、农村社区的历史沿革和特征

自从人类开始出现，人类就过着群居的生活。随着人类开始运用工具，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便逐渐形成了氏族、部落、联盟等组织化的单位。最后国家的出现，使得氏族、部落、联盟等组织化的群体成为国家组成体系中的一部分。相对较早出现的氏族，便演变为村庄。随着历史的发展农村社区的概念逐渐形成。城乡一体化之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可以说是自成一体。在全球化进程不断加速的今天，我国作为“地球村”的重要成员之一，应该学会接受新的事物和学会尝试改变。新型农村社区便是改变过程中的一部分。（一）农村社区中的基本单元是农民。农村居民不仅是农村社会进步的有力推动者，也是农村社区的缔造者和维护者。正是因为这样，农村社区的建设不是以环境或者经济为主要参考因素，而是把人作为最根本的出发点，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新型农村社区作为一个新的活动场所，它能不能将农民吸收进来，并使农民定居，就要看农民们能不能接受并希望改变原有的生活状态。（二）农业生产是最基础的经济活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其经济组成都离不开农业生产，因为农业生产是保证一个国家运行的最基本条件之一。在我国城市及其周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普遍存在，而在我国农村，农民绝大多数还是以从事农业为主。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比如一些地区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农民开始增多，但是农村居民内心还是希望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基础农业为主要活动。（三）农村社区的人口密度低，规模小。农业活动的性质决定了它需要大面积的土地。这使得农村地区的居民不能像城市、县城的居民那样聚居在小范围区域内，这就造成了农村居民大多数是小规模的、分散的定居。这是因为这样，新型农村社区可以将农村居民聚集在一起，实现人力资源的整合，同时可以增加农村社区的人口，对土地实现整体规划。所以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时代的需要。

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分析

（一）缩短城乡贫富差距。基尼系数是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基尼系数越小收入分配越平均，越大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平均。从2008－2015年之间的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基尼系数徘徊在0．47到0．49之间，说明我国收入差距很大，尤其是城镇居民内部和城乡居民之间。然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其目的就是整合农村人力资源，使农村人口不再分散便于管理。这样就可以缩小城乡贫富差距，使我国未来的基尼系数继续保持下降的趋势。（二）促进经济发展。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整个社会的物质极大丰富。不管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的居民，对来国家、社会的要求越来越高。但是公共服务在农村地区普及率还是很低。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完成之后，人口集中在一个地域范围内，日常生活消费其实是拉动内需的一种方式。（三）促进社会和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种美好的追求，其特征就包括安定有序。而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就包含着社会稳定，发展有序的理念。安安稳稳的过日子是老百姓永恒的追求，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们应该以建设新型农村社区为契机，将“和谐”融入到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推动和谐社区的构建。

三、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外部拉力不足，内部推力有限。所谓拉力就是来自农村地区以外的助力，这些助力可以帮助农村地区的经济增长，也可以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有所帮助。主要形式是招商引资到乡镇，但是很多企业都因为农村的交通落后或者是环境等原因搬离了该地区。招商引资的困难和企业的离开，使得农村的产业结构难以得到调整，最后出现了外部拉力不足的局面。传统农村社区以一种稳定的文化作为凝聚力，在于其一成不变的生产、生活和交往方式。传统的生产方式不能推动农村的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新农村社区的建设的内部推力不足。（二）资金来源单一，缺乏财政动力。资金是保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社区建设的主要资金是国家拨款。虽然市县各级财政积极筹措、大力投入，但与新型农村社区发展规模、实际所需相比却相去甚远。比如一些偏远地区，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没有充足的资金来源，导致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缓慢。由此可以看出，建立起多种资金来源渠道是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重要保证。（三）农村居民过于分散，积极性不高。我国九亿多农民分布在五百多万个自然村，如此大的数字告诉我们想要将村民集中在新型农村社区存在一定难度。如此庞大的数字背后就是农村公共服务和基层设施建设的缺乏。仅仅从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就可以看出“集中难”的困661周刊境，新型农村社区首要的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新型农村建设中也存在一些现象打击了村民的积极性，比如房屋建设没有考虑到农民生产工具的存放、没有针对养殖业专门规划土地等事项，对农民的实际需求考虑不够周到，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

四、解决农村社区建设中存在问题的对策

（一）坚持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不足，而产业结构调整可以实现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理念非常适合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需要一种内部支撑，这种内部支撑可以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实现。因为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调整，不仅可以改变农村居民固有的思想观念，还可以合理利用有限资源，实现农村地区产业结构从较低级形式向较高级形式的转变，促进内部经济的发展。如此一来，即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又引导了农民主要生产活动向高级生产活动的转变，增加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内部推力。（二）扩展资金来源渠道。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投入。资金问题一直困扰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解决这一问题应该从以下两点出发。一是政府加大财政投入。政府投入的资金是社区建设资金的主要来源，政府投入的多少直接影响到社区的建设。在加大财政投入的同时，政府必须做好“领头人”的作用，积极引导、规范使用资金。二是吸收社会流动资金。从新农村建设的现状来看，规范的合作制是当前农村经济体制的现实要求。政府虽然主导着社区的建设，但是太过于依赖政府反而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虽然政府不能主动吸收社会流动资金。但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政府可以引导农村金融平台的创建，通过融资的手段来吸收社会资金。（三）坚持以人文本，提高农民的积极性。新型农村社区是为人服务的，人口数量是新型农村社区必不可少的基本单位之一，农村居民的积极性之间影响新型农村社区的形成。积极性的调动离不开正确的措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决。一是增加宣传力度，提高村民认识。首先通过广播、电视等媒体让农民知道新型农村社区的存在。其次定期组织农民参观社区，增加大家对社区的认知。最后把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与新农村建设相结合，培养农民的大局意识。二是结合实际，科学规划。科学的规划能够促进新型农村社区的建设。社区是为人服务的，建设新型农村社区要考虑到居民的日常生活，要体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提高绿化水平。整体规划严谨，使社区建设更加科学合理，那么农村居民就会产生心理上的认同。

作者:周广涵 单位:湖北民族学院

参考文献：

［1］厉有国．新型农村社区建设的必要性、困境与对策分析［J］．西部学刊，2013，（08）：35－37．